收入差距

收入差距（精选12篇）

收入差距 篇1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 也引起了利益分配机制的改变, 造成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目前,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逐渐扩大已经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制约了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因此, 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 从而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 消除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影响。由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 经济增长在地区间表现出非一致性, 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为了解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演变以及现状, 从而判断出我国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 并依据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本文选择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角度来研究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状况

(一)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整体状况

1.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年间, 国民经济持续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GDP) 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快速, 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伴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 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由相关统计数据可知,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长至2006年的3587.0元, 增长近26倍;而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增长至11759.5元, 增长超过33倍 (如图1) 。

2. 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 由于经济形式比较单一, 工资性收入是我国城镇居民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城镇中多种经济形式的发展, 个体经营收入、兼职收入、资产性收入等也成为城镇居民收入的组成部分, 工资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 在1990年为75.8%, 到2006年下降为68.9%。而且, 城镇居民金融财产的快速积累和财产收入的增加, 以及职工工资外收入和灰色收入的迅速增加等, 使城镇居民的收入来源呈现多样化格局。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 也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居民流动性的加强表现出以下特点:家庭经营收入比重稳中趋降、农村居民工资性报酬收入成为农村居民增长的重要来源, 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构成中二、三产业收入增长较快等, 形成了多元化增长的格局。

3.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表1数据表明, 虽然我国经济发展迅速, 居民收入也有很大幅度的增长, 但与此并存的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然而, 收入分配状况对于经济增长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 收入分配的改善影响到总需求增加, 总需求增加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即经济增长。历史经验说明, 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可以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社会稳定;反之, 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会影响社会稳定, 进而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二) 地区间收入分配差距状况

在地区差距的研究中, 地域单元的不同划分与时间序列的不同都会直接影响分析结论。本文根据国家发展研究中心报告指出的在“十一五”期间将内地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区四大块, 并可将四大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具体构想, 将条件近似的省份归类, 把全国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进行研究。

通过运用基尼系数的方法, 计算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内部及相互间收入分配差距的变化情况,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总体而言, 从动态的角度看, 以省际人均GDP衡量的中国地区差距呈逐渐扩大趋势;各地区内部差距有升有降, 变化趋势各异;各区域之间的差距近年来迅速增长。

(三)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趋势

1. 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

西蒙·库兹涅茨于1954年首次提出了一条理论假说, 试图阐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长期存在的演变规律。库兹涅茨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二战”后收入分配状况的实证分析, 得出经济发展与收入结构不均等的长期变动特征是: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 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 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 不均等的扩大会更迅速, 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 在后一阶段不均等缩小。即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 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等的变化趋势, 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 这就是著名的“倒U假说”。

2.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趋势分析。

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并未随着经济增长体现出“倒U假说”的趋势。但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比较局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能够发现在中国存在着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而逐渐缩小的“倒U假说”趋势。下面列举典型地区GDP与基尼系数变化图进行说明。 (如图2、图3、图4)

通过以上我国各经济区GDP与基尼系数变化图, 我们发现: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 如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地区, GDP增长到较高的数值, 地区内部差距呈缩小趋势;在东北部和长江中游等经济中等发达的地区, 地区内部差距变化趋势较平稳, 并且也出现下降的趋势;西南和大西北等经济较落后的地区, 地区内部差距则呈逐渐扩大的趋势。伴随着经济水平的不同发展, 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从逐渐上升 (西南、大西北地区) , 到比较平稳的波动 (东北等地区) , 最后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沿海地区) 。其结果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发展特点。因此, 我们可得出, 虽然我国目前整体的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还没有体现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 但比较局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GDP与基尼系数变化的数据, 可以推测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随经济增长呈现出逐渐缩小的“倒U假说”趋势。但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可以部分归因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但原因中也存在不合理的因素。根据各项统计数据显示, 我国的收入分配已经到了警戒线的边缘, 如果对差距过大的现象重视不足, 会导致这种现象的恶化。在当前的形势下, 应该唤起对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重视, 对于这个问题做出理性的思考, 认真研究造成问题的原因并且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

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分析

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差距扩大, 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具有的普遍现象。中国作为世界上地域辽阔, 并且实行过多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 其改革开放以来地区差距迅速扩大的原因也就更加复杂。其中主要有: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地区经济的发展差距一直是在业已存在的东、中、西阶梯差距基础上进行的。我国地区间差距的不断扩大, 是地区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差异的历史长期积累和惯性作用的结果。

在不同地区之间, 在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以及各种资源占有方面的差异都极为突出, 这些差异的起点对竞争结果的影响显而易见,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发展以及居民收入的差距。在“马太效应”作用下, 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层次较低、产业结构转换滞后是导致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的人力资源地位, 对其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的约束和障碍, 进而导致地区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初期, 我国总体上实施了“非均衡布局战略”, 宏观政策不断向东倾斜, 从而加快了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虽然近年来, 我国逐步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以及中部崛起战略, 试图平衡区域经济发展, 但是东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依然比较大。

三、解决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和建议

1.加快经济发展。

上文中对于库兹涅茨“倒U假说”的论述充分说明了加快经济发展对于减少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意义。只有当生产力得到解放并充分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得以提高, 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充裕, 才能为较好调节收入再分配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方面, 政府应特别加强不同地区之间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 缓解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2.制定更加完善的初次收入分配政策。

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初次收入分配中的问题, 应重点关注我国工资收入差距扩大和要素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主要指施是:打破地区和行业垄断, 避免过大的收入差距;制定和实施反就业歧视和反工资歧视的法律, 以形成劳动力市场上公平竞争、同工同酬和提高经济效率;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 以确保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 保障居民收入差距不会过分扩大等。

3.进一步搞好社会再分配。

搞好社会再分配是调节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方面:维护我国市场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及提高市场的效率;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尽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统一我国的税收政策, 增强我国税收在社会再分配中的功能等。

4.加大对不发达地区教育的投入。

我国目前存在的居民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劳动力素质的差别引起的。低素质和低技能不仅使劳动者的收入无法增加,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被完全边缘化的可能, 到那时解决高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将变得更加困难。国家应使每个人享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尽可能实现劳动者自身素质初始条件均等化。加大对基础教育特别是不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是改善和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一条重要途径。

四、结论

分析地区间居民收入的差距, 使我们认识到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 收入差距从扩大到缩小, 有一个过程。当市场经济比较成熟, 市场秩序比较规范, 社会法制比较健全, 社会保障比较普遍的时候, 收入差距就会逐步缩小, 达到基本合理的水平。从发展的角度看待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 使我们相信, 继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 平衡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 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就会出现缩小的趋势。

收入差距 篇2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第一，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一般来说，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而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1，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2，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如法制不够健全、市场竞争机制不够完善等弊端，另外，又由于国家政策的相关保护，从而导致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

3，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区域间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

第二，从当前我国贫富差距问题的现状来看，虽说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尚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但如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应采取相关措施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出对策：

1，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从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消除城乡之间在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财政和金融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管理，引导农村富足劳动力有序转移。为此，应大力实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同时，在小城镇的建设过程中，我们还要优先发展金融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2，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政府应采取措施降低非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从而消除或减轻行业之间的不公平交易，缩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因此，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立法来限制、减少市场垄断，坚决反对垄断价格行为，打击不正当竞争。另外，考虑对某些个人收入明显高于其他行业的垄断性行业应征收垄断税。在税收上要做到扶持低收入行业、困难行业的发展，保障其职工的基本收入和生活。

3，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控制收入差距于适当的范围之内必须兼顾效率和公平。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上报告中承诺缩小中国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改善人民生活。他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另外，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要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累进税率，还应征收遗产税、高消费税等。还要通过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措施，支持和扶助农村的发展。

4，完善社会主义保障体系。要坚持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和医疗制度，进一步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健全农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制度，以促进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市场机制追求效率，社会保障则应更加注重公平。通过社会保障有效地实施再分配，使人民群众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构建共同的社会利益基础，才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和谐，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5，鼓励发展慈善事业，形成三次分配格局。有学者把“慈善事业机制”称为“三次分配”机制。要缩小财富差距，就应当有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讲效率，就是要让那些有知识、善于创新并努力工作的人得到更多的劳务报酬，首先富裕起来；二次分配要讲公平，政府应当利用税收等手段来帮助弱势群体，建立全面、系统、适度、公平和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次分配要讲社会责任，富人们应当在自愿的基础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财富，帮助穷人改善生活、教育和医疗的条件。另外，对于热心于慈善事业的企业，政府应该在税收和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等方面给予优惠和照顾，从而鼓励更多的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回报社会。

缩小收入差距的建议

收入差距 篇3

发件人 : 陈功 安邦集团首席研究员

收件人 :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陈教授好：

我想和您谈谈有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不景气，PMI指数低于50了，立即就有不少人站出来讲要发展内需。当然，经济好的时候，热度高的时候，大家呼吁利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之声，言犹在耳。

一个国家，偌大一份家业，难道可以像变戏法似的，说是“内需”就“内需”，“内需”不了也“内需”；说是“投资”就“投资”，“投资”过热也“投资”。这不是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吗？

最近，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7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做了最新统计。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月收入是1480美元、约合人民币9327元。其中，中国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656美元、约合人民币4134元，位列所调查72个国家和地区的第57位。这不是一个准确的数字，但就是这么个数字也够惊人的，老百姓就这点小钱，世界排名在末几位，靠什么发展“内需”？据悉，虽然2011年全国职工工资统计数据尚未出炉，但是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月均3095元，假如按照增速10%，2011年月均工资仅为3400元，明显低于4134元的联合国“估计数”。所以，联合国的数字是“失实”的，如果真是如此，排名还得进一步靠后，几近垫底。

现在的时代，经济学教育这么普及，官员获得博士学位的数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大家按说都已经完全知道应按经济规律去办事，应遵守实事求是的精神，让市场自主地决定“投资”还是“内需”。可忽而“投资”，忽而“内需”地招呼和强调，说明现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不少人还是迷信行政的力量，以为“市场经济”能够听凭自己的指挥，想高就高，想低就低。

说白了，依旧是“政企不分”在作祟。

陈功

ANBOUND GROUP

发件人 :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

收件人 : 陈功 安邦集团首席研究员

陈总好：

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也谈谈我的看法。

如今，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从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转变到消费驱动，尤其是让经济增长更多靠居民消费带动。早在1995年，这些政策意愿就出现在决策层和专家评论中。遗憾的是，即便这种愿望在过去17年中长期存在，但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依然每年上升，而消费占GDP比重不仅没上升，反而从1995年的45%下降到近年来的35%。

为什么中国要降低对投资的依赖程度，且实现刺激消费就那么困难？是否真如某些评论认为，因为中国人天然地更有储蓄倾向，抑或还有其他原因？

我认为，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设计，也就是不受制约的征税权、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控制太多。这些制度安排造成太多国民收入流入政府，加上国家拥有大部分生产性资产使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益也留在政府手里，整个体系就偏向投资和抑制私人消费。

另一方面，政府收入又在持续增长。

在中国，民间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的问题已经饱受争议。但是，更严重而长期被忽略的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收入差距。

我们看一组数据：如果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在1995~2010年15年间，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不包括预算外的土地收入和国有企业利润等）翻了9.2倍。同期，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3倍，而农村人口的人均纯收入增长仅1.8倍。

因此，即便不把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财产性收入计算到国家收入之中，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额依然在快速增长，其代价是广大社会的所得占GDP比重越来越低。

从金额看，预算内财政税收在2011年达到10.3万亿元，相当于全国4.71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或15亿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和。相比之下，1995年的政府财政税收只相当于1.5亿城市居民或3.8亿农村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之和。因此，从1995年～2011年，政府财政税收相对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倍多，比农村人口的收入多增长约3倍。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国有经济部门的产出仅占GDP约35%，但是我认为这被严重地低估了，因为大量的国有企业实际控股、参股的企业没有被算进去。

如果把所有企业股份、资产和土地包括在内，政府拥有社会财富的60%~70%。这表示，过去32年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创造出来的绝大部分财富效益，都被政府享有。

国有制是中国私人消费增长的主要“抑制剂”，它阻止了土地价值增值、企业产权升值所可能带来的对居民消费的推动作用。这也解释了当中国的总储蓄从1992年占GDP 的41%增长到近期的51%，其中这10%的总增长中，有7%来自企业储蓄增长，其余源自政府储蓄增长，而私人储蓄占GPD比重的22%却没有任何改变。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收入差距 篇4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水平,工资性收入差距,转移性收入差距

引言

伴随着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农村释放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资源,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状况,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另一方面为城镇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大量劳动力,加快城镇化水平的步伐,中国经济一度呈现出高达两位数的增长速度,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大国。同时,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由1979年的17.91%提高到2014年的54.7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然而,在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表现出明显变化,按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测度的不平等程度,由1997年的2.47∶1上升到2014年的2.75∶1,收入不平等程度却呈现出加剧的趋势。2014年基尼系数为0.469,已超过国际警戒线,收入不平等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因此,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当前政界和学术界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深入的分析城乡收入差距的逻辑机理,为制定和实施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以在城镇化过程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避免因收入差距过大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城镇化过程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学术界对中国城镇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依据不同的前提假设和不同的视角,得出不同的结论。林毅夫、刘明兴(2003)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1],陈迅和童华健(2007)从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角度[2],肖卫(2010)从分工演进和交易效率的视角[3],均认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陆铭、陈钊(2004)从地方政府实施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的角度,指出城市化对缩小统计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性作用[4]。姚耀军(2005)[5]、曹裕、陈晓红和马跃如(2010)[6]、廖信林(2012)[7]也均持有上述观点。程莉和周宗社(2014)认为,滞后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互为格兰杰原因,滞后城市化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短期内具有正效应,长期内具有负效应,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具有正效应,但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滞后城市化的减小则会产生负效应[8]。郭军华(2009)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并非简单的促进或抑制,其效应还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本身的水平[9]。陈斌开和林毅夫(2013)认为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特征[10],而周云波(2009)却认为呈现出“倒U”型[11]。遗憾的是,已有研究在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时,并未对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进行细分,也并未对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不仅分析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还深入的分析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财产性收入差距、以及转移性收入差距对其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以及城镇化水平与各类收入差距的不同特征关系。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各类收入水平普遍提高,但其增长速度不同,且各类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也不同,其对整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也不同。从表1和图1可知,一方面,当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率超过城镇居民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反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大小呈现出较大变动,并且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本文认为,城镇化水平与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之间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在城镇化进程中,中国应针对不同类型的收入差距采取有针对性的缩小收入差距策略;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同,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应针对不同收入差距类型,采取相应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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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分析

鉴于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本文构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研究中国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假定城乡二元经济中只存在两类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本文借鉴巴罗(Barro,1990)的内生增长模型[13],城镇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u为城镇经济的产出量,Au为城镇经济的技术进步,K为城镇经济的资本量,由于城镇经济以现代经济为主,其资本投入包括城镇居民的资本投入和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投资方式形成的资本投入,Lu为城镇经济的劳动量。假定城镇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α为城镇经济的资本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经济结构仍以农业为主,主要依赖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而对资本的依赖程度较低。因此,农村经济的生产函数为:

其中,Yr为农村经济的产出量,Ar为农村经济的技术进步,T为农村拥有的土地量,Lr为农村经济的劳动力。假定农村经济是规模报酬不变的,β为农村经济的土地边际产出弹性。

由于生产函数具有不变的规模报酬,经济是竞争性的,因此城镇经济和农村经济各自的工资和资本的边际收益为:

进而我们得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其中,Iue和Ire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Iuc和Irc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Iut和Irt分别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收入。

依据徐宽(2003)[14]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鉴于本文的研究主体只有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两类,本文构建的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

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收入占人口总收入的比重令城乡收入差距为则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写成:

求城乡居民基尼系数对城镇化率的导数,即

其中,分母大于零,即

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下,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倒U型”;当χ<1时,城镇居民收入小于农村居民收入,即,开口向上,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现出“U型”。

2 实证分析

2.1 模型构建和数据分析

为了深入的研究城乡收入差距的来源,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gapit为城乡收入差距,wit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ecit为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asit为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trit为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wit·idd为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μit为均值零、方差为常数的误差项。

本文利用中国2005~2013年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来源进行实证分析。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高质量性,各变量数据均是选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城乡居民各类收入差距均采用城镇居民各类收入与农村居民各类收入之比进行衡量,均是经过城镇消费价格指数和农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缩小之后的实际量。该指标越接近于1,城乡收入差距越小;该指标大于1,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大于农村居民收入;该指标小于1,则说明农村居民收入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化水平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衡量。本文计量实证均采用stata13.1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指标见表2。

从表2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的均值较大,可能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可能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具体因果关系应依据实证分析结果而定。从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关系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说明各自变量间并不存在严重的相关关系,故不必担心多重共线性问题(见表3)。

2.2 实证结果

本文首先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和随机效应模型回归,从其估计结果看,回归系数及其显著性相差不大。Hausman检验给出的统计指标为6.14,其P值为29.32%,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不显著地,无法拒绝原假设,认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无差异,本文同时给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对模型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检验可知,组间异方差沃尔德检验和组间同期自相关检验的P值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本文选用全面的FGLS方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回归结果为FGLS-Ⅰ所示。FGLS-Ⅱ在FGLS-Ⅰ的基础上,加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同时进行变系数模型估计,以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具体估计结果见表4。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FGLS-Ⅰ和FGLS-Ⅱ的回归结果中,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明显不同,说明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严重的地区差异,因考虑地区因素,而其他变量不存在明显差异。鉴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将对FGLS-Ⅱ的结果进行具体的阐述。从计量回归结果可知,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提高一个单位,城乡收入差距将提高0.0866个单位,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和财产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不显著。由于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大部分小于1,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也基本上处于1附近,以及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很低,从而造成其提高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并不显著。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将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也不显著。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城乡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导致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差距很大,从而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由于转移性收入占比较低,可能造成其不显著。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与地区的交互项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说明工资性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的不同。从模型的地区个体效应的回归显著性可知,基本上所有省份的个体回归系数均是显著地,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存在地区效应。综上所述,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但不容忽视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而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

从图2可知,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出不同形状的非线性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本文运用中国1997~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表5给出了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关系的回归结果,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结果均存在异方差问题,运用FGLS方法进行估计;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运用OLS方法进行估计;而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存在自相关问题,运用Newey-West估计方法,选用滞后阶数为6阶,进行计量回归。具体估计结果见表5。

注:***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表示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10%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5可知,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所有回归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统计上显著地,计量回归结果与变量间相关关系分析结果相同。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类型的不同,则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也将有所不同。因此,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时,应进行具体的分析,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不仅从理论层面对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还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进行实证分析,以及运用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就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1)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仍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城乡转移性收入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2)城乡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显著;(3)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应针对不同的地区进行具体分析;(4)城乡可支配收入差距、城乡工资性收入差距、以及城乡转移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倒U型”关系;而城乡经营性收入差距、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呈现“U型”关系。因此,城乡各类收入差距与城镇化水平的关系并非相同,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时应具体的分析。

收入差距英语作文 篇5

Income Gap

There has been a heated discussion over the growing income gap now. Some people hold that the gap is natural because it reflects different contributions that different people make in their work.. In their view, those people with high income work hard and long.

Besides, these people bring high efficiency, and create more wealth. Accordingly, they deserve high pay.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always some people who view this gap negatively. They believe that a lot of CRImes happen as a result of this income gap. Some people make so little from their work that they risk taking CRIminal acts to get rich. In fact, experts have long found out that most cases of CRIme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low income. There is another point to back up a negative view against income gap. For most people, income gap may destroy the satisfaction that they obtain from work.

日本收入差距正在拉开 篇6

日本人对“贫富悬殊”的关心越来越多。收入差距问题在国会上多次被提及，各政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人关心的是正式职员与临时工的差距，按厚生劳动省给出的数据是，非正式职员的收入仅为正式职员的60%。

其实，收入上的差距不单单局限在这些地方。

我们杂志对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作了一项调查。按平均年收入、平均年龄，使用行业平均工资曲线，对各家企业职员的“终生收入”做出了推算。公司职员从22岁进入企业，到60岁退休，他总共能收入多少钱？我们对此做了估算。这里没有考虑退休时能从企业一次性拿到的退休金，但把每年企业支付的奖金算在了里面。这里我们使用“终生收入”这个词，原因在此。

终生收入的统计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综合系数排在第一位的奇恩思公司，其职员的终生收入为6亿日元，而排在最后一名的大成公司却只有7800万日元。两者的差竟然有5亿日元之遥。

行业之间的悬殊也特别的大。在奇恩思公司之后，是一些电视台、商社、广告代理商等，他们的收入要高一些，在排名上也站到了前面。

广播电视业的工资在行业上算是最高的，平均为4亿3956万日元，而排在最后的是零售业，平均工资只有1亿7571万日元。“男怕入错行”，所进的行业大致决定了一生能挣的工资总数。行业之间的差距有2亿6400万日元。当然，所进的企业不同，收入并不一样，他们之间的差别也大不相同。

在日本，四口之家过最普通的生活，到60岁为止需要花大约2亿日元。当然这也是一种推算，生活方式的不同，各个家庭使用的费用并不一样。

我们在推算时是把孩子的学校全部算成了学费比较便宜的公立学校，大学也使用的是国立大学的学费。也就是说，孩子从小就上公立幼儿园，到高中毕业为止都是上的公立学校，这一共花费了531万日元。但如果让孩子上的是收费较高的幼稚园，长大以后又考过几所私立或公立学校，中学、高中都是上的私立学校，大学也进的私立大学，那么费用会升到982万日元(按文部科学省的调查数据推算)，家长能筹集到这么一大笔资金吗？能否按自己想像的那样去生活，与自己一辈子能挣到的工资有着很大的关联。

每个月的收入差距也许不会很大，但积少成多，“未来收入上的差距”决定了人生的苦乐。

钱重要，还是生活重要?

在我们的排名中，奇恩思公司名列第一。该公司职员的平均年龄为31.9岁，平均年收入为1333万日元，是电机企业内超世绝俗的高收入企业。该公司主要生产工厂自动化传感器，营业利润一直保持在50%以上，收益能力非同小可。

该公司对记者说：“我们认为在人力资源上的花销应不计成本，因为这才是附加价值的源泉。”工资高的话，产出的效益也高，反而能压低成本。

在工资体系上，该公司分为∶(1)基本工资及加班费、各种津贴；(2)每年发给相当于5个月工资的奖金；(3)按营业利润的一定比例支付的业绩联动奖金。

其中最有特点的是业绩联动奖金。目前他们是将业绩金额的10%支付给职员。2005年，该公司的营业利润为830亿日元，其中的10%，也就是83亿日元用来支付给了公司职员，按人头算的话，每人360万日元左右。这几年都是营业利润非常的好，这方面的奖金也就特别多了起来。

但同时该公司实行彻底的按劳取酬原则，不采用按年头给职员一定升迁机会的做法。他们最大的评价标准是，按一个人为公司创造了多少附加价值(毛利润)，来决定他的基本工资、奖金、业绩联动奖金。每个职员之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

奇恩思公司没有退休制度，在公司里能挣多少就挣多少。20岁、30岁的职员拼命工作，拿高薪的人很多。他们那里的职员每个人都有很高的劳动积极性，刚刚30岁，年收入在2000万日元以上的大有人在，而40岁的人收入较少的也很正常。

在对个人能力的判定上，该公司每年夏冬两次对所有职员均进行一次考核。每次考核的时间长达3个月，让接受考核的职员最后能理解公司的做法。

该公司还有一个特点是没有生产工厂，对设备、机械的投资分文没有，所有投资都集中到了“人才”那里。公司职员的60%是业务人员，不到40%的人是技术开发方面的设计人员。

采用直接销售方式，让公司能迅速了解到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产品而不卷入到价格竞争中去，当然他们有开发新产品的能力。从目前的模式上看，是业绩扩大→高报酬→业绩再次扩大，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营销与研发部门的工资体系基本一样，如果开发出了畅销产品，同样能拿到高额奖金，受到表扬。

1972年，奇恩思公司成立，到了最近几年公司才开始定期招收职员，职员的平均工作时间为8年，主要是青年人在这里工作。随着业绩的扩大，公司也开始有了名气，一些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希望到这里来工作。

为了能让年轻人发挥才干，公司的组织机构非常简洁，除了总经理以外，只设了部门长、组长，年轻人也很容易参加到公司的策划中来。对总经理以及4名董事、部门长、组长，一概直呼其名，不人为地造出一些隔阂来。年轻人与上司的关系非常融洽。

过去该公司留不住人才，近些年才有了改善，但公司内的官职非常少，竞争激烈。法定工作时间为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半，但大多数职员都在晚上9点、10点才下班。如果没有猛烈工作的精神与体力的话，是很难在这里长久干下去的。

大成公司是大分县津久见市的明星企业

与奇恩思公司有着5亿日元差别的企业在大分县。那家企业员工的平均年龄为40岁，年收入只有206万日元。这就是综合评价列在最后一名的大成公司。

该公司在大分市东南约30公里的地方。从大分火车站坐40分钟特快，就能到达充满了田园风光的津久见市，在市郊的一个小山坡上，我们看到了大成公司的总公司办公楼。该公司成立于1998年12月，在2005年2月实现了股票上市，是一家非常年轻的企业。

公司主要生产干燥剂及保冷剂，也生产一次性饭盒等容器，是家综合食品材料方面的销售企业，计划在2006年9月将营业利润做到8000万日元，是家规模还非常小的企业，好在业绩不错，一直在顺利地扩大着。2004年，该公司只有100多家新客户，但到了2005年底，已经增加到了600家左右，现在也在飞速地增长着。为了赶订单，公司人员这两年增加了一倍，到今年4月已经有50人。

记者一开口便问到了平均年收入问题。

“我们的确很低很低，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不过，津久见的物价也很低，在我们市内的企业中，我们的年收入不算是多么低的。”江藤众儿常务董事回答说。

平均年收入低的一个理由是，工作人员主要是家庭主妇，她们在孩子不需要大人事无巨细地照顾以后，来这里工作。50名职员中，只有男性部长1人，另外就是总经理及董事、财务总监等6人了。因为员工主要是主妇，所以工资比较便宜。

公司不去招收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主要是不定期地招收岁数比较大的主妇，又都是新来工作的，工资就更显得低了一些。江藤常务董事说∶“2006年，我们的有价证券报告书有可能再次调低职员收入。”

的确，这里物价便宜。在东京租一套房子要十几万日元，“这里只有2万到3万日元，就是租刚刚盖好的房子，也不过5万日元左右。”该市的居民说。

“你好!”“去哪儿了?”在工厂内采访时，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问话，大家都彼此认识，见面也都打个招呼。“有些人是带饭来，差不多所有人都是回家吃午饭。”江藤常务说。

大成公司除了有带薪休假制度外，还有“孝顺父母休假”、“开家长会休假”等等一般日本人听不明白的休假制度，而且这里80%—90%的休假是真的休了，不像东京的那些企业，明明有休假制度，但职员并不敢歇气。

津久见工商会议所业务科高木善行科长说：“这里40-50岁的主妇很难找到工作，大成为她们提供了工作场所。”评价非常高。

原文刊载于2006年5月13日日本《东洋经济周刊》，陈言翻译。

收入差距 篇7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飞速发展, 据海关统计, 2012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38667.6亿美元, 占全国GDP的42.46%。对外开放使得我国得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推进传统产业革命,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但与此同时, 我国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大幅上涨, 主要表现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拉大, 其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又是重中之重。据世界银行测算, 1980年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288, 而到1999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05, 突破了0.4的国际警戒线, 且自此便一直居于国际警戒线之上。2012年, 我国基尼系数更是达到了0.474的高位 (然而根据专家测算实际结果应达0.61) , 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按收入差距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我国排在第7位。因而本文将对造成城乡收入差距如此悬殊的原因进行研究。

——兼论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

查阅相关文献发现, 对外开放程度的大幅提高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如此悬殊的收入差距, 而现有的研究又没有达成统一的结论且研究方法较不完善。故期望能够根据经济理论确定模型并通过计量方法进行实证研究, 定性且定量地分析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同时引入教育水平、经济水平、第一产业水平和财政支出水平等变量进行全面分析, 确定影响因素, 进而提出一些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 作为有关人员制定政策的依据, 使得社会达到收入分配的更公平、更合理阶段。

二、文献回顾

国内外已有多名学者研究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 研究方法也较为多样, 采用了截面数据模型、时间序列、面板数据模型等计量模型, 研究结论也由简单的正向或反向关系拓展为二次关系, 并且逐步加入其它合理的控制变量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如教育水平、第一产业水平、经济水平、财政支出水平、就业率、城市化水平等。本文将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进行改进与创新。

21世纪前, 国外学者Litwin (1998) 选用发展中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发现对外开放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禀赋对一国收入分配产生影响。同年, Savvides (1998) 研究发现, 贸易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会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 而对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几乎没有影响。受我国国情影响, 此时期国内关于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很少考虑对外开放这一因素。

进入21世纪后,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关系的研究大量增多。魏尚进 (2002) 选用我国100多个城市的数据得到在城市化水平上对外开放可以缩小收入差距的结论。赵莹 (2003) 在此结论上, 又提出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会加大一国收入差距。可是采用我国1978-199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却发现对外贸易的增加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均会扩大我国的收入差距。同年, 徐水安 (2003) 采用两要素模型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 发现从贸易比较优势角度来看, 加入WTO将改善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何璋和覃东海 (2003) 采用我国1999-2001年的省际截面数据发现:收入差距与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开放程度之间存在着正“U”型关系, 而以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所表示的开放程度与收入差距间则存在负向关系。之后, 戴枫 (2005) 用我国1980-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对以基尼系数测算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和以外贸依存度表示的对外开放程度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和协整检验, 发现二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即贸易自由化是收入不平等的格兰杰原因。此阶段的研究较好地完成了初期探索, 对后续的研究具有一定指导性意义。

2007年以后, 对于此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成熟。由于我国2001年底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取得巨大发展, 与之前形成了较大对比, 因此学者们多选取一段较长的时期进行研究, 这一处理使得研究更具现实意义。且随着计量方法的发展与完善, 计量模型的确定也有了较大进步。本文正是从此阶段的研究得到了启示并进行拓展。王少瑾 (2007) 采用我国1991-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检验了收入不平等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 此研究创造性地分析了进口和出口分别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发现进口能够加剧各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而出口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收入不平等。胡超 (2008) 采用我国1985-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发现对外贸易程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2004年前对外贸易的扩大加剧了我国的收入不平等, 之后又减小了收入不平等。周娟 (2008) 采用我国1988-2005年各省份面板数据, 发现对外贸易与全国及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均等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余官胜 (2010) 采用我国1978-2007年各省份面板数据, 发现对外开放和收入不平等间存在长期的面板协整关系, 并且动态最小二乘法的回归表明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间呈现正“U”型关系。贺建风和刘建平 (2010) 采用广东省1978-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建立VAR模型发现:城市化和对外开放造成了广东省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者对城乡收入差距均有正向的拉动效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相应的拉动效应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基于前人的研究, 本文对以下内容展开分析。首先, 由于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涉及时间与空间的双重作用,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具合理性及普适性, 参考王少瑾 (2007) 、周娟 (2008) 和余官胜 (2010) 的工作, 建立了关于城乡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程度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其次, 受库兹涅茨收入分配曲线的启发, 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这一经济理论依据, 考虑收入差距与开放程度二者间的倒“U”型关系, 这对之前二者之间呈线性关系的研究结论进行了改进, 且为以前“U”型曲线的研究提供理论性解释。最后, 为了使城乡收入差距能够更合理的被选取的变量所解释, 选取与因变量有关且变量之间相关性不明显的控制变量, 这一方面较以前研究工作做的更加全面与完善。

三、变量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开放程度 (open) 以地方进出口总额与地方GDP之商衡量。按照赫克歇尔-俄林理论, 我国是资本和技术都相对比较稀缺的国家, 因而贸易开放将使得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大量进口, 同时新技术也将会进入我国。然而由于我国国内技术进步的速度较慢, 因而很可能会发生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 这种技术进步要求更多的技能劳动和更少的非技能劳动, 因而我国的收入差距将被扩大。而随着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深, 对外开放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我国将逐步符合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中所提出的最终收入趋于平等的假设前提, 如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完全贸易自由化。因而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将逐渐降低。因而认为城乡收入差距 (incgap:以城市居民年人均消费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之商衡量) 与开放程度间呈现二次负向关系, 即在达到临界值之前收入差距随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超过临界值后随开放程度的提高而减少。

教育水平 (edu) 以地方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衡量。库兹涅茨 (1955) 提出“随着劳动者受到的教育越来越多, 国家的收入分配将会越来越平等”, 故加入此变量, 预计系数为负。

经济水平 (pgdp) 以地方GDP与地方总人口之商衡量。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收入差距, 预计系数为负。

第一产业水平 (first) 以地方第一产业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衡量。考虑到各年份及各地区间对于第一产业的发展情况不同, 因而仅以第一产业产值衡量各地区第一产业水平不甚科学, 故选用此结果进行衡量。一地区对于第一产业的财政支出占比越大, 表明该地区第一产业发展越匮乏, 收入差距越大, 预计系数为正。

财政支出水平 (fiscal) 以地方财政总支出与地方GDP之商衡量。一地区财政支出倾向于集中于发展最快的行业, 即倾向于用来发展城市建设, 故将增大收入差距, 预计系数为正。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研究, 选取的时间跨度为2005-2012年, 选取的空间跨度为除重庆、四川、西藏及港澳台地区外的其他28个省份。原因是这几个省份或地区的某些指标上的数据统计不全, 为了保持数据的完整性以及避免缺失数据对后续研究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 对这几个省份及地区进行了剔除。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预计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如下:

其中:incgapit表示第i省在t年, 城市居民年人均消费与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之商;open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进出口总额与地方GDP之商衡量;edu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pgdp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GDP与地方总人口之商, 即人均GDP;first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第一产业支出与

地方财政总支出之商;fiscalit表示第i省在t年, 地方财政总支出与地方GDP之商。

四、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计量统计工具Eviews进行统计分析, 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 拒绝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的零假设, 因而选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如下表1。

在方程一中, 考虑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经济水平、第一产业水平的对数和财政支出水平。结果显示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分别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第一产业水平和财政支出水平分别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 然而财政支出水平这一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相反, 分析认为可能存在这样的原因:平均每年各省将20%的财政支出用于第一产业, 故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将有利于农村居民, 则收入差距将减小。另外经济水平这一变量虽然显著, 但是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甚微, 因而在方程二中舍弃该变量, 加入教育水平变量, 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系数都较为显著且模型拟合的效果更加良好。

城市化水平也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而在方程二的基础上加入该变量, 回归结果如方程三所示。但该变量并不显著, 而其他变量仍较为显著。目前存在的很多研究在它们的模型中只包括了对外开放程度和城市化水平两个变量中的一个, 毛其淋 (2011) 在其论文中同时包括了这两个变量, 并且发现二者之间存在交互效应。故为避免模型的复杂化, 在此省略这一变量。

方程四中同时考虑教育水平和经济水平, 且舍弃城市化水平这一变量, 发现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教育水平的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而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且较高, 说明拟合效果较好, 选取的变量也较为合理。值得注意的是开放程度这一变量的稳健性, 从方程一至方程四, 开放程度及其平方项的系数都较为显著且符号与预期相符。因而本模型验证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外开放程度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 临界值大约为1.22, 即小于这个值收入差距将随开放度增加而加大, 然而超过临界值后将缩小。这一结果较具现实意义, 查阅数据后发现只有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开放程度最高且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超过了临界值, 同时这些地方的收入差距确实在近年内有所减小, 即达到双曲线向下倾斜的一支。然而其他省份仍未突破临界值, 同时也未呈现收入差距明显减小的现象, 因而这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本文结论的正确性和现实性, 可一定程度上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研究, 发现收入差距与对外开放间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 且临界值为1.22, 第一产业水平与收入差距呈正向变动关系, 另外三个解释变量 (教育水平、经济水平、财政支出水平) 与收入差距呈反向变动关系, 与预期模型较为相符。

目前已有研究多采用时间序列或截面数据模型, 这样很容易导致对问题的考虑不完全。且综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多表明对发展中国家来说, 对外贸易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程度;而对发达国家则是降低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就我国而言, 绝大多数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对外贸易加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然而他们的研究仅局限于线性关系, 本文通过经济理论做出存在二次关系的假设并证实了这一点。且在现有的研究中, 虽然周娟与胡超对二次关系进行了论述, 然而他们的论文中选取的控制变量过少, 且其得到的转折临界值分别为5.12和0.58, 然后根据已有数据进行检验发现误差较大, 因而对此方面进行了改善, 通过定量分析证明确实存在倒“U”型关系且获得较为准确的临界值。

针对本文得到的结论, 可以做出一些政策推荐。对外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却也在改革的前期对收入不平等起到了扩大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在对外开放的同时, 我国仍然处于一个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 对外贸易发展所需的经济、法律、社会体系等相关环境仍未完全完善起来。然而改革仍需坚定地进行, 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 我国将能够更加充分的利用广大劳动力资源, 从而使得对外贸易能够逐步缩小收入不平等。因此现在需要做的是在继续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争取使得经济进一步增长至突破临界值, 到达二次曲线向下倾斜的一支, 则可实现对外开放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另外, 通过其他解释变量也可以看到一些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方法, 如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注重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增长, 进一步提高我国GDP;合理安排财政支出等等, 使得最终达到收入的更公平、更合理阶段。

参考文献

[1]Carol Litwin, Trade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1998 working paper in Economics No.9.

[2]Savvides, Andreas, Trade Policy and Income Inequality:New Evidence, 1998 Economics Letters 61.

[3]戴枫, 贸易自由化与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05 (10) .

[4]毛其淋, 经济开放、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 2011 (01)

[5]王少瑾, 对外开放与我国的收入不平等—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 2007 (04) .

[6]徐水安,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收入分配的演变[J].世界经济文汇, 2003 (04) .

[7]余官胜, 贸易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U型影响—理论和基于面板协整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 2010 (01) .

[8]胡超, 对外贸易与收入不平等--基于我国的经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 2008 (03)

[9]赵莹, 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收入差距[J].世界经济文汇, 2003 (04) .

[10]周娟, 张广胜, 国际贸易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J].商业研究, 2008 (02) .

[11]何璋, 覃东海, 开放程度与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以中国为例[J].世界经济研究, 2003 (02) .

贫富收入差距与“中等收入陷阱” 篇8

拉美国家是贫富收入差距最典型的地区, 20世纪初期, 拉美经济快速发展, 普遍经历了二三十年的经济腾飞时期。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 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的不健全导致了经济社会问题逐渐恶化, 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贫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导致了长期的政治不稳定和社会动荡, 而且还使拉美贫困化问题加重。因此, 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徘徊不前。

拉美国家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首要原因在于税收制度不健全。很多国家通过税收制度来调节收入分配,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但是拉美国家税收制度在缩小贫富收入差距方面一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主要原因归结为其制度缺少公平性。

其次, 拉美在城市化的过程中, 一些国家农民的土地高度集中, 造成农民问题严重, 在殖民地时期拉美的土地问题就一直存在, 很多国家在经历独立革命以后, 统治阶级继承了土地的所有权, 导致农民虽然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 但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土地占用不公平的状况。由于经济上的不平等, 导致大量农民运动, 与政府的冲突不断。此外农民无地可种, 把发展的目标放在了城市, 大量的农民涌向城市谋求发展, 为城市的就业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许多人无法在城市找到工作。在拉美地区每10个贫困人口有6个就居住在城市。加速了贫困收入的扩大, 引起了社会经济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从拉美的历史经验看, 贫富收入差距是影响一个国家是否陷入或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变量。从理论逻辑上, 贫富收入差距过大, 不仅会产生社会鸿沟、两极分化, 引发社会动荡乃至政治危机, 而且也会影响到一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这既体现在消费能力不足、经济结构多层次化, 也体现在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偏低而且持续下降。由此, 我们有理由说, 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下层民众的利益, 使相当一部分下层社会群体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这个社会就将孕育着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和政局不稳, 严重影响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见, 贫富差距问题是影响一国能否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环节, 切不可小视。如果处理不好或者无视贫富差距拉大, 必然会遭遇“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如同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难以自拔。

基于贫富差距视角看中国“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4 393美元,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存在三点不足。

首先, 我国目前社会保障自身的缺陷导致贫富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其缺陷表现在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到位。一般而言, 一个国家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可以有效地解决因为失业、自然灾害、疾病等带来的贫富不均的问题。近年来虽然我国在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减免农业税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但是诸如“看病难”此类的问题仍然存在。

其次, 我国的税收制度在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缺陷。一般来说像个人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与间接税相比有更好的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但是目前我国直接税的比重较小, 仅占全部税收的6.6%。

最后, 政府的财政支出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通常来说, 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时财政上常用的手段是转移性支付, 但是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依然存在着城乡二元体制, 政府目前的转移支付一般多侧重于城市, 对农村则较小。因此, 政府的财政支出方面没有真正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事实上, 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 已经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巨大风险。政治上, 社会矛盾增多, 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凸显, 为暴力和革命提供温床。经济上, 国际经济危机、欧美国家债务危机后, 全球经济大调整, 中国既往的经济发展方式亟待转变, 由出口拉动GDP向内需为基点转变, 从GDP优先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协调发展转变, 成为不可避免之势。如果不解决中国现实存在的贫富差距拉大的状况, 不仅不能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 更会直接阻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制约经济发展的后劲和推动力。据专家推算, 贫富差距降低一个点或者最低收入者提高收入一个点, 会带来经济增长。因此, 要解决中国的持续发展问题, 核心是致力于收入分配公平的改革。不仅要把改革成果的“蛋糕”做大做好, 也要做到把“蛋糕”分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缩小贫富收入差距, 关键在于收入分配改革。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不容忽视中产阶级的利益, 中产阶层能够很好地调节社会贫富分化, 也能缓冲社会利益冲突。因此要形成一个橄榄型社会结构, 在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中下阶层的利益。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时期, 经济有望保持稳速增长, 对推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因此, 分配改革应从下几个方面着手, 缩小贫富收入差距, 使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 完善税收制度, 调节过高收入

一个国家税收制度是否合理健全, 对调节贫富收入差距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目前我国税收政策有很多不足和弊端, 对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作用有限。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税种, 其对象主要是针对高收入人群征税, 但是, 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对象大多数是工薪阶层, 导致分配的逆向调节作用。因此我国税收制度改革重点在于个人所得税方面, 应实行分级纳税, 扩大个人所得税的阶层, 同时应提高高收入人群以及下调工薪阶层的税率。此外, 增值税是我国的主要税种之一, 占总财政收入的60%。国际上增值税一般包括生产型增值税、消费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我国从1994年开始由收入型增值税转为生产型增值税, 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种, 目前我国增值税现状体现在小规模纳税负担过重, 从而造成了低收入群体负担大于高收入人群, 违背了增值税公平和中性的原则。因此从长远来看, 降低个体工商业户和中小型企业税费, 有利于促进就业和加快经济的增长, 这对缩小和调整贫富收入差距有更深远的影响。

2. 积极促进农村发展,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从拉美失败的经验看, 农民问题是关键。我国都是农业大国, 其中农民大约有9亿, 占总人口的70%。近年来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 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 加快了我国城市化的步伐。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 农村劳动力“候鸟式迁徙”成为城市化过程中一种显著的特点。长期以来, 农民工来城市就业, 没有从根本上实现身份的转变, 没有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城镇人口, 在社会福利以及公共服务方面没有相应的保障。所以, 很多农民工由于在城市居无定所, 他们就会最大限度地降低消费水平, 增加储蓄, 以获得自身的保障。这对我国扩大内需以及经济增长带来了很大的限制。因此, 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和社会保障, 有利于做到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对于农民工居无定所的问题, 政府应该加快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建设。与此同时, 还要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 使农民工也享受到工人阶级应该享有的福利政策。从根本上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 加快城市化进程不仅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而且有利于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快速、长期、平稳的发展。

3. 加强政府职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收入差距 篇9

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导致了我国城乡经济结构的分化, 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差距和矛盾。如图1所示, 2000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均呈现上升趋势, 但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大于农村居民, 因此其差距绝对值不断扩大。城乡教育公平问题也一直受到社会舆论和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农村学生高中入学率远低于城市, 在全国整体高等教育入学率逐渐提高的背景下, 农村高考生大学录取比例却逐年下降, 城乡教育差距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差距中最重要、最显著的差距。

注:数据整理自《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内对于城乡教育公平和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多数关注于证明和测算城乡教育差距对收入差距的影响, 落脚点在收入分配。教育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本积累, 是促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原因, 城乡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具有相关性。但教育公平与收入公平不完全相同, 教育公平体现出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 因此城乡教育差距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赖德胜使用跨国数据研究了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其结果表明教育扩展和收入分配之间存在“倒U”关系[1]。孙百才验证了赖德胜的观点, 并进一步提出经济增长、教育扩展与收入分配三者存在两个“倒U”的关系[2]。而陈虹全的研究显示城乡教育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双向长期因果关系[3], 即存在“马太效应”。

造成城乡教育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首先, 城乡收入差距是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原因, 虽然在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和城市青少年入学率都能够达到较高水平, 但是由于从高中开始教育成本提高, 农村家庭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其比城市家庭面临更大压力[4], 直接限制了农村青少年接受更高水平教育的选择, 从而使其失去了得到更高教育回报的机会, 这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财富和人力资本积累形成了代际传递, 宏观上又不利于经济发展。其次, 城乡中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存在差异, 城市中等、高等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均高于农村, 这也导致了农村学生在初、高中阶段辍学率远高于城市[5,6]。第三, 随着城乡资源和人口等流动规模不断扩大和城乡矛盾的逐渐显现, 城乡关系逐渐成为造成农村学生较高辍学率的重要因素[7], “城乡分治”使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教育体现出了“城市优先”的价值取向[8], 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提高了中国农村许多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 也容易造成农村青少年在完成义务教育后放弃升学, 从而使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受教育程度差距不断增大[9]。由此可见, 我国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不仅由于农村本身教育投入水平较低, 更受到城市对农村青少年劳动力和社会教育资源吸引力不断增强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初中、高中阶段较高的辍学率。但是, 已有研究中对城乡教育差距的衡量通常选用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和文盲率衡量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 城乡家庭教育支出不能直接衡量城乡在教育水平和效果上的差异;而由于我国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和义务教育的普及, 小学入学率已经接近100%, 使用文盲率不足以体现目前的城乡教育差距, 这一差距主要表现为中等教育阶段农村的辍学率远高于城市。

因此, 本文将分别建立与中等教育阶段和基础教育阶段有关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量化我国各地区城乡教育差距, 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和其他经济指标对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 比较不同阶段城乡教育差距受到各变量影响方式的异同, 最后结合我国城乡关系现状, 试图从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外流、城乡教育资源分配方面提出城乡教育差距存在的成因。

二、城乡教育差距衡量方法

已有研究对城乡教育差距采用不同的衡量方式, 多数采用的是城乡家庭教育支出比或文盲率 (1) 衡量的城乡教育差距指数[10]。但是, 城乡家庭在教育方面的支出与教育效果虽然具有相关性, 但并不能完全等同, 应该直接将城乡青少年入学率作比较, 体现城乡之间教育机会和教育效果的差距。此外, 目前九年义务教育的推行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大幅提高, 2009年义务教育阶段儿童入学率达99%, 文盲的人口比例已经降到5%以下, 城乡教育差距已不适合用文盲率来衡量。从统计数据上看 (见表1) , 城市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均小于农村, 而城市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远高于农村, 而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城乡居民在中高层次教育程度上的明显差异。

单位:%

注:数据整理自《2012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由此可以看出, 目前城乡教育差距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从初中进入高中的教育机会的差异, 农村学生的辍学率, 特别是初中升入高中阶段的辍学率, 远高于城市。所以, 本文建立两个衡量城乡教育差距的指标, 即城乡中等教育阶段差距UCR和基础教育阶段差距UCRF, 分别为城市与农村学生初中升入高中的入学率之比和小学升入初中的入学率之比。

由于相关统计年鉴数据中没有分城乡的辍学率、入学率, 所以本文使用每年城市和非城市中学当年的普通高中招生数和普通初中毕业生数的比值作为城市和农村的高中入学率, UCR计算方法如下:

Us、Uj分别表示该年城市高中招生数和初中毕业生数, Rs、Rj分别表示非城市 (县镇) 高中招生数和初中毕业生数, UCR的值越大, 表示城乡教育差距越大。这一指标可以近似反映城乡初中到高中的升学机会或辍学可能性的差异, 但是并不能精确衡量, 因为县、镇高中主要是农村学生, 但是部分城市高中会有少量来自农村的学生。UCRF的计算方法与UCR类似。

三、模型设定与结果分析

(一) 模型设定

许多研究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并不呈现线性相关关系, 即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变化, 教育差距的变化方向与变化率也发生变化。从实际情况看, 一般来说, 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时教育差距也比较大, 而且随着收入差距扩大教育差距也加速扩大, 这一方面是因为收入差异带来教育水平的差距, 另一方面是由于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农村青少年更倾向于辍学进入城市务工。但是, 在整体经济发展对农村教育的积极作用下, 也可能出现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的反向变化。因此, 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和考虑我国现实情况, 选取以下形式实证模型验证城乡收入差距对教育差距的影响:

模型1:UCR=C+β1INCD+β2INCD2+β3ln GDP+β4ln GDP2+β5ln FUNDG+β6ln FUNDC+ε

模型2:UCRF=C+β1INCD+β2INCD2+β3ln GDP+β4ln GDP2+β5ln FUNDG+β6ln FUNDC+ε

其中, 被解释变量UCR为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 即城乡间在初中升入高中的升学率之比, 而UCRF为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 即城乡间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升入初中的升学率之比。建立这两个模型主要是为了验证城乡不同阶段的教育差距受到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教育投入的影响。

解释变量INCD为城乡收入差距, 即历年各省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 同时包括INCD一次项和二次项, 用于验证城乡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是否呈现非线性关系。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程度指标ln GDP (人均GDP取自然对数) 、各地区政府教育经费支出和非政府教育经费指标ln FUNDG和ln FUNDC。ln GDP表示经济增长速率, 这样可以保证数据平稳性, 通常认为经济增长与教育差距也不是线性关系, 所以设定一次项和二次项。

教育经费对城乡教育理应具有重要影响, 一般认为教育经费投入越多, 教育的不平等程度越低, 即城乡教育差距越小, 但以往的研究中使用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占政府公共支出比重作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通常不显著, 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政府教育投入没有向教育水平低的区域和比较弱质的教育机构倾斜, 也可能是由于政府教育经费投入比例这一变量并不能解释城乡教育差距问题。所以, 本文将教育经费按不同来源区分, 选择各地区年度政府来源教育经费与非政府来源教育经费取自然对数作为教育经费方面的控制变量, 即ln FUNDG和ln FUNDC。

由于1996年以前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的统计指标与本文需要不完全符合, 所以本文采用的实证分析数据为我国1996—2010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 共450个观测值, 符合大样本的统计要求。其中30个省份历年城乡教育情况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全国各省份历年城市和非城市的学生入学数据, 各省份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GDP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教育经费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其中缺失的部分1996年重庆市的数据由四川省的相关数据乘以相应权重获得。

(二) 回归结果

随机变化的个体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不相关才可以使用随机效应模型, 但由于我国各省份在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文化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 如果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很可能忽略了重要变量, 而使假设不成立, 因此本研究选用更符合现实情况的固定效应模型。对两个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 (见表2) 也显示应该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R值分别为0.787 5和0.606 8, 说明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教育差距的解释力较强, 回归方程拟合度较好, 且模型1优于模型2。F值分别为48.55和20.80, 能够在1%置信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变量整体对被解释变量的强有力的解释力度。模型1的回归系数均能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模型2中经济增长的二次项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两个模型中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经费投入变量系数的方向相反, 且均能够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城乡收入差距和教育经费投入对城乡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差距的影响方式不同。所以, 由于我国不同教育阶段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面临不同的教育环境和家庭决策方式, 城乡收入差距对不同阶段的教育差距影响不同, 使用单一的教育差距指标可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注:*、**、***分别表示10%、5%、1%水平上统计显著, 括号内为t检验值。

对两个模型回归系数的具体分析如下:

两个模型的城乡收入差距变量INCD、INCD2的回归系数都能够通过1%显著水平上的t检验, 这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影响城乡教育差距, 且其影响程度的变化并不是线性的, 即城乡收入差距处于不同区间, 则城乡教育差距的变化率也不同。模型1的一次项系数为负值, 而二次项系数为正值, 说明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在中等程度教育上的差距呈现先减小, 后增大的趋势;而模型2的一次项系数为正值, 二次项系数为负值, 与模型2相反。从系数的绝对值看, 模型2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程度比模型1缓和。

两个模型的经济增长变量ln GDP、ln GDP2的回归结果方向相同, 一次项系数为负值, 而二次项系数为正值, 但模型2的二次项没有通过t检验。说明地方经济发展速率与中等教育阶段的差距呈现非线性关系, 与基础教育阶段差距的这种关系不显著。

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ln FUNDG对缩小城乡中等阶段教育差距有显著影响, 但对基础教育的城乡差距具有显著扩大作用, 这可能是由于政府投入的教育经费主要用于正规教育机构和科研单位等, 没有向农村基础教育倾斜, 使农村的高中入学率与城市的差距有一定缩小, 而初中入学率城乡差异却扩大了。与之相反, 非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ln FUNDC能够显著缩小基础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 但会扩大中等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非政府来源的教育经费主要包括民办教育投资和学生学杂费等, 说明民办教育机构对提高农村初等教育水平具有积极作用。

四、城乡教育差距成因分析

(一) 基础教育阶段城乡差距

由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成本相对较低, 而且学生年龄较小, 辍学务工的收益不高, 该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不如中等教育阶段程度大, 但依然存在。有研究显示, 家长外出务工会对留守儿童学习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而父母寄回的打工收入能够显著降低这种负面影响对初中及以上学习阶段的留守儿童的作用[11], 这是由于基础教育阶段教育的家庭投入比较低, 父母非农收入使家庭收入提高不能抵消关爱缺失对农村低龄青少年教育的负面影响, 因而, 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而增加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使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呈现小幅的扩大趋势。

(二) 中等教育阶段城乡差距

对于上文中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中等教育差距非线性影响的成因, 可以从人口流动和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等方面分析。在小于一定范围时,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带来教育差距的缩小, 这可能是由于这时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大, 城乡的共同发展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共同发展, 而城市较高的工资率水平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 外出务工的农民使家庭收入增加, 具有更高的教育支付能力, 并且受到城市文化氛围的影响, 更加注重教育对改善生活质量的长期影响, 间接促进了农村教育发展。

而超过一定范围后,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使城乡教育差距加速扩大, 这是由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资源和教育资源的吸引造成的。

首先, 在人口流动方面, 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 流动就业的成本降低, 而收益大大提高, 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城市务工, 其中也包括外出务工放弃学业的青少年。艾伦·德·布劳等的调查显示出, 1995—2010年, 17~20岁的农村孩子从事流动性工作的比率快速增长[6]。其次,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使城市对农村形成教育资源的“掠夺”。我国的教育资源供给有限, 其中优质的教育资源, 例如教师、设备、公共文化场所, 会流向有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城市, 这会导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 进而会带来农村学生的整体素质低于城市学生, 致使农村学生在中等和高等教育入学竞争上处于劣势, 预期教育投资回报降低。这种城乡收入差距带来的“吸引”和教育资源“掠夺”会随着收入差距扩大而显现出越来越强的作用效果。

在我国, 教育选择往往是家庭决策, 这种决策受到家庭对教育开支的负担能力、入学的机会成本以及预期的教育投资回报等因素的影响。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 农村家庭子女入学的机会成本是比较高的, 年龄较小的孩子需要分担由于父母外出务工而无法完成的家务, 17岁左右的孩子便可以外出务工以赚取远高于农业生产的收入。并且在人口流动初期, 外出务工的农民多承担非技术性的工作, 工作技能不需要通过专门培训或理论指导。这样从短期来看, 青少年接受高中教育的投资回报率远低于辍学务工。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1996—201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 分别用城乡初中升入高中的入学率之比和城乡小学升入初中的入学率之比衡量城乡教育差距, 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回归结果表明:用城乡中等教育阶段差距建立模型有更好的回归效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对中等阶段教育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小于一定范围时,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城乡教育差距缩小有一定积极作用, 但超过一定范围后,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带来城乡教育差距加速扩大, 这种趋势与基础阶段教育差距受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相反;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化率与城乡教育差距之间也存在非线性的相关关系, 与城乡收入差距相似;与以往研究中政府拨款的教育经费对城乡教育差距影响不显著的结果不同, 按来源分的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和非政府教育经费投入对不同教育阶段的城乡差距有显著影响。

因此,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将城乡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是解决城乡教育差距过大的前提。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大背景下, 应关注农村青少年辍学率提高和农村中等教育普及率低的问题, 并利用人口流动带来的农村教育观念改善和经济水平提高发展农村教育。此外, 整个社会应该更有侧重地分配教育经费, 向农村和农民学生倾斜, 使其能在缩小城乡差距上达到更好效果, 进而推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摘要：利用相关年份省级面板数据, 研究我国城乡教育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与城乡基础教育阶段差距相反, 中等教育阶段的差距随收入差距和经济水平增长率变化呈现先减小、后增大的非线性变化趋势;政府来源和非政府来源教育经费对不同阶段的城乡教育差距有显著而不同的影响。其成因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教育机会不均等。

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篇10

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课题组负责人李实认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有7个方面的原因。

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造成的财产性收入差距急剧扩大，行业垄断造成行业收入差距扩大，被认为是造成城镇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两大主要原因。报告显示，金融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在2003年高出49%，在2009年高出87%;金融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与制造业相比，在2003年高出64%，在2009年高出125%。垄断行业工资的过快增长，虽然反映了这些部门员工人力资本的提高，而更多地反映了这些部门垄断利润的快速增加和利润向工资的转移过程。

城市化进程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也在推高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这是因为城镇经济规模扩大会提高资本收益，也会大幅度增加对高技术和高学历员工的需求，从而带动这些人群的工资水平快速上升;城镇经济中新兴行业的高速发展，对特殊人才需求的急剧增加，也会提升他们的工资水平。由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发布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指出，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国有和私营部门员工的收入也差距巨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仅相当于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的近58%。

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造成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方面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不同花样的退休金制度带来了老年人退休收入的巨大差异。在城镇中退休保障制度可谓是“百花齐放，花香不一”，公务员退休保障制度是最“香”的一种，其次是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保障，还有是企业单位退休制度，最差的是无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障制度。李实领导的课题组则更多关注城乡收入差距，他们估算，在考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等社会福利项目后，2002年城乡居民的人均“暗收入”大约为4200元，而农村居民为250元。如果将这部分收入计入城乡居民的平均收入中，那么城乡居民的收入比率会上升到4.35∶1。

研究还显示，最近3～4年全国收入分配差距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是灰色收入、腐败收入等因素给总体收入差距变化带来不确定性。由于受到统计数据的限制，我们还很难对腐败收入的规模及其导致的收入差距做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对腐败规模和程度有一个大致的估计。过去几年中对贪腐官员的“捕获量”有增无减，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腐败的范围在扩大;被“捕获”贪官的人均腐败收入额也在直线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腐败的程度在增加。

还应该看到，在过去十年中，收入分配不公恶化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无序和再分配手段的缺失。比如，个人所得税没有有效调节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虽然高收入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要高于低收入人群，但是个人所得税占其收入的比例并不是很高，许多高收入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避税。又如，城乡的低保政策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相当有限。相关研究表明，根据2007年数据推算，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获得低保金后下降了不足1%，可见低保政策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作用非常有限。还有，农村中一亿多贫困人口(新扶贫标准下)的大部分并没有获得有效的救助，他们中能够转移性收入的比例不高，而且获得的数额相当有限。

另外，较高的通货膨胀，特别是食品价格拉动的物价上涨，往往对穷人和低收入居民更加不利，他们收入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幅度超过高收入居民，因为穷人和低收入群体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更高，从而具有更高的恩格尔系数。

不难看出，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未来变化趋势并不令人乐观。对于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来说，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都是不利的因素。在过去，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主要有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低失业水平。然而，如果经济增长出现下滑或出现长期衰退，过大的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不公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就会凸显出来。这样的局面并非杞人忧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并没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相反，很多人仍感到自己很贫困，自己是穷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剥夺”。社会上曾一度流传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说明了民众的这种心态。

应该承认，收入差距的存在并不一定引起人们的不满，相反，如果收入差距来自于被人们认可的原因，如劳动贡献、知识能力、个人天赋、个人机遇等，它不仅不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反而会成为提高效率的激励因素。民众的相对剥夺感很大程度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现在许多民众一提起致富，就想到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等非正常手段。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曾在北京和石家庄两地完成一项调查，问：“您认为在目前社会上的一些富人中，有多少人是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结果，回答“很多”的仅占5.3%，回答“较多”的14.5%，回答“不太多”的占48.5%，回答“几乎没有”的占11.7%。由此可见，正是不正当手段致富才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并使他们在心理上将现实中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放大。此外，一些暴富者有着强烈的暴富心理和暴富之后的露富心态，由此在社会上引发一股奢侈糜费之风，使得一些人即使“碗里有了肉”，但在富豪们的映照下，他们的自我感觉也不会太好。这些人尚且不能满足，更何况那些处于温饱或贫困状态的人们，他们的被“剥夺”感必然被强化。随着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民众的心理失衡程度也会随之加剧。如果没有适当的方法予以疏导，就会危及社会稳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认为：“拉大收入分配差距的因素在一段时期内仍将持续存在，收入差距将在较高水平持续一段时期，然后才走向下降。这个时期的长短，取决于未来的政策选择。”

收入差距 篇11

国家收入分配的调整政策是收入差距缩小的主要原因。1999年以前我国经济增长较快，但是重投资轻消费的指导思想依然存在，国民收入分配过多向财政、向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增长缓慢。与此同时，1998—1999年我国大范围快速推进国企改革，下岗职工骤增，普通工人工资性收入大幅降低。因此，1999年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时期，基尼系数高达0.45。1999年以后政府在收入分配上更多向居民个人、向中低收入阶层倾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中低阶层收入增加的政策措施，积极的收入分配政策成为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最重要的原因。这些政策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公务员连续五次上调工资，工资标准大幅提高

国外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是比较高的，而我国公务员工资长期偏低。政府改变低收入阶层率先从提高公务员工资水平入手。1999—2006年政府先后5次为公务员涨工资，粗略计算，8年间公务员的基础工资增长了2倍以上，职务工资增长了1.5倍左右。经过5次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大幅提高，由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迈进。

二、最低生活保障的补贴标准小步提高

最低生活保障金一般以家庭为单位每月发放一次，对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赡养人的孤老人员按照低保标准全额发放低保金。随着地方财力的增强和保障制度的完善，各省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不断提高。北京从1996年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来，10年内9次上调低保标准。从1996年的170元到2006年的310元，增幅达140元，覆盖的人群也从8000人扩大到了17万人左右，社会救济体系已初步形成。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呈现小幅上涨的格局。一些省份还出台了扩大低保范围的政策，更多的低收入阶层成为受益者。

三、各省市陆续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标准，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应是当地月平均工资的40—60%，但是，在2005年，我国从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市（690元）到最低的甘肃省（340元），没有一个省份达到这个标准，也就是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普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改善用工环境已经成为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之一，2004年、2005年在广东、浙江、福建爆发的“民工荒”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后，全国大部分省市均上调了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两次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达到21.7%。目前，各省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四、提高个税起征点、严格高收入纳税机制，有利于收入差距缩小

我国实行了12年的800元个税征收标准，800元的个人所得税法的起征标准是1993年制定的。自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将纳税人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

将个人所得税工薪费用扣除标准从800元提高到1600元后，使工薪阶层纳税面由800元时的60%降低为26%左右，纳税人数减少一半以上，政府财政每年将因此减收28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低收入阶层的纳税人增加收入280亿元。此次扣除标准调整后，符合“所得多者多缴税，所得少者少缴税”的原则。从纳税额的角度看，中低收入人群获益较多，而高收入人群获益相对较小。

除了提高个税征收标准外，财政、税务部门还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过去我国实行的分类税制，将个人收入分成了工薪、劳务所得等11个税目，这对拥有多种收入的高收入者调节力度相对较弱。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中，类似工薪、劳务、经营所得这类的经常性收入将被并在一起征税，这对拥有多种收入的高收入者调节力度明显加强，让高收入者无法再通过分散收入逃避缴税。日趋完善和合理的税收制度较好地起到保低限高的作用，对于缩小收入差距作用显著。

五、住房公积金制度使居民收入额外增加一块

随着我国住房福利制度的取消，中低收入阶层购买商品房压力很大，为缓解居民买房的困难，1999年4月，国务院在总结全国各地住房公积金制度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国家行政法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2002年3月24日，国务院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做出重大修改，进一步确定了将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国家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住房公积金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解决城镇职工住房问题而在全国推行的一项重大政策。这一制度的实施，既为住房分配货币化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又为职工积累了一笔可支配的购建住房的资金。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居民个人有利的一种强制性储蓄，由于单位的资助，相当于居民得到了工资之外的一块额外收入来源。当职工离退休时，其积累的公积金本息余额一次结清，退还给职工本人。根据国家对“三险一金”免征个人所得税的规定，住房公积金免征个人所得税。因此，住房公积金是一种有利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长期储蓄。最近几年，住房公积金制度日趋完善和规范化，越来越多的新职工可以缴存公积金，而且缴存比例不断提高，目前约为12%左右，普通百姓的获益率也相应增大。

六、加息以及证券市场持续火爆有助于中低阶层收入增加

我国从1996—2002年连续8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降至1.98%的历史最低点，并在1999年开征利息税，中国居民实际利息收入连续多年为负值，由于中低收入阶层对利息收入减少的敏感程度要高于高收入阶层，因而连续降低存款利率直接造成他们收入的减少。2004年10月至2007年8月央行连续8次提高存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利率升至3.87%，而且年内有望继续升息，提高存款利率对于居民增收的实际和预期引导是积极的。

此外，随着国有股减持顺利完成和上市公司盈利增强，2005年下半年至今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的持续火爆，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通过证券市场成为股民和基民，充裕的资金供给使资本市场的上涨行情不断延续，众多中小散户近两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收益。

收入差距 篇12

关键词：收入差距,收入结构,基尼系数,贡献率

0 引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经济高速发展, 居民收入水平也相应提高。1992—2011年,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2031元增加到23979元, 增长了11.8倍, 但在同时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官方数据显示, 2003-2012年以来我国全体居民基尼系数一直高于0.47, 2008年达到最高的0.49;有报告则称2010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61。无论怎样,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在中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与农村相比,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状况更接近国际水平, 研究城镇居民收入差距, 提出减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1 重要概念的界定和指标的选取

收入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异程度。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最常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来的定量测定收入差距的指标, 其值在0和1之间, 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平均, 反之, 越不平均。按照国际一般标准, 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当基尼系数达到0.6以上时, 则表示收入差距很大。

按照收入结构, 居民收入可分为四部分: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指居民靠出卖劳动而获得的收入;经营性收入指居民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转移性收入是国家补贴给个人的各项福利等收入;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家庭依靠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

2 收入差距分析

收入结构各要素构成了城镇居民总收入, 也是收入差距的来源, 但每个要素对总收入差距的影响大小不同。因此有必要进行各要素自身差距的时间序列分析和各要素对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分析, 从中找出分配差距最大的要素和对收入差距贡献最大的要素。关于基尼系数的计算, 按照臧日宏《经济学》 (2002) 中的算法。2002-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总收入及结构要素基尼系数见表1。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统计年鉴的计算.

从表1中可以看出, 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从2002年到2011年经历了一个先增大后减小, 再增大再减小的过程, 总体来讲一直在0.308—0.331之间, 收入差距相对合理。工资性收入基尼系数与总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具有高度一致性, 且其数值小于总基尼系数;经营性收入基尼系数趋于增大, 说明经营性收入在城镇居民间的差距在逐步扩大;转移性收入基尼系数在逐步减小, 说明其分配差距在减小;财产性收入差距大多在0.5以上, 数值也呈增大趋势, 说明其收入差距愈加悬殊。

收入差距贡献率方法:每项要素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等于该项要素基尼系数与其比重的乘积除以居民总收入差距。2002-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结构要素贡献率见表2。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统计年鉴的计算.

如表2所示, 工资性收入贡献率最大, 一直在60%以上, 但近年来数值减小趋势明显;经营性收入贡献率趋于增加, 贡献率在2011年达到了10.7%;转移性收入占比重较大, 其贡献率也相应比较大;财产性收入虽然差距很大, 但其占总收入比重很小, 其贡献率虽然有增大趋势, 贡献率却仍然较小。

3 结论及建议

2002-2011年十年来, 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一直在0.32左右, 这说明我国城镇居民间收入差距还处在相对合理水平。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0.3之间, 与其相比, 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还不够合理。各个要素中, 财产性收入的基尼系数最大, 达0.5以上, 差距较大;差距贡献率方面, 工资性收入贡献率最大, 经营性和财产性收入贡献率增长较快。

首先要完善劳动就业、保障制度, 提高就业率。工资性收入是居民收入的主体,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城镇失业率相当大, 提高就业率是我国需要积极努力的方向。其次, 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鼓励居民积极创业。经营性收入是城镇居民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政府应当鼓励居民创业, 增加收入、减小差距。再次,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进一步加大国家低收入群体的投资力度。最后, 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由于财产性收入需要财产的时间积累, 因此其收入差距一直是各要素中最大的, 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 进一步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2011.

[2]臧日宏.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