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分析收入分配差距

理性分析收入分配差距（共12篇）

理性分析收入分配差距 篇1

改革开放后, 我国经济开始腾飞, 虽然在建国时期我们没有注意到社会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们把注意力开始转向了社会事业, 但是投入的还是不够, 与当时经济发展的速度相比, 社会事业发展依然相对滞后。近年来, 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 以民生事业为主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了。我们必须清楚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同等重要, 甚至是以民生为主的社会事业的发展更为重要。

一、市居民收入的现状

收入分配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稳定与发展。一个国家的稳定与否, 不光要看这个国家的蛋糕做得够不够大, 还要看这个蛋糕切得均不均, 分得匀不匀。其操作过程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健康稳定发展, 而且也直接关系到百姓的安居乐业。既要重视效率, 又要公平。收入差距应该有的, 但是不应该存在严重的同工不同酬, 民众付出艰辛的体力和脑力劳动, 但却得不到公平的回报, 这让其心寒,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和谐。只有公平合理的回报才会激发民众全心全意的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中, 才会归入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队列中, 响应党的号召。

1.居民收入总体状况

“十一五”期间, 全市大力实施“工业主导、产业立市”战略, 在整个朝阳地区其县域经济综合发展位居前列, 这一时期市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十二五”期间, 全市实行“突破辽西北”战略, 在此期间推行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集群高速发展政策, 使得全市的经济稳步发展。这一时期是城乡建设最快、社会建设成效最好、人民满意度最高的时期。

2.收入中大部分支出去向

虽说是解决了温饱问题, 但是居民的基本支出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上, 医疗和教育所占比也是不少。我们现在虽然不必为吃喝犯愁, 但现行的物价高增长却让很多低收入的家庭吃不消。一般家庭虽然收入高了, 但也都投入到享受上了, 买了更大的房和车子。在下一代的教育上, 国家免收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 包括今年五中全会公报提出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的确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还规定不准校内校外补课, 以减轻学生负担。但是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总是想方设法的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 补习班。你不补习就撵不上其他的同学, 这样也就逼着不愿意参加补习的家长也跟着补习了。这样一来明显的增加了教育的投入费用。有资料显示我国居民基本生活支出占收入的比例集中在40-60%之间, 而我市有部分家庭还要超过这个区间, 这说明我市居民收入有很大比重是用于衣食住行, 其中教育就占了这些支出的较大比重。

3.高收入群体构成状况

在高收入群体中大多是私企老板, 个体经商户以及一些垄断行业。像电力、通信、石油等行业的工资在众多行业中排在前几位。这些行业的年金就已经大大的超过了机关事业单位普通员工的一年工资。有些垄断行业得到了行政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保护, 显然在市场竞争方面就已经占据着诸多优势。

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原因分析

1.体制的不完善

体制的不完善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旧体制的废除, 新体制尚未完善, 导致事业、机关单位与企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进一步拉大。

2.生产要素分配不均

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的不平等。某些垄断行业比如说像电信, 他们可以凭借着垄断地位获得更多超额的利润, 为职工谋取高收入。而这些超额的利润都不是靠正常劳动所获得。在同等条件下, 同等职业, 在垄断行业工作的收入远远高于社会劳动力的市场价格。

3.个人投资理念的差距

我市的大多的低收入的家庭对于收入的再利用比较保守, 不敢冒风险, 也就不敢用于投资创造更多的财富, 而高收入者却在投资、理财等方面是更胜一筹, 这样增加了高收入群体的财富收入途径, 从而使得收入进一步的拉大。

三、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基本思路分析

1.正确看待居民收入差距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具体内容中提到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其中涉及到怎样进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如何减小差距, 最终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目前就收入分配差距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说, 我们现在已经存在了严重的两极分化, 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 这个线。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现在的收入差距大致相当, 不必死抱着0.4 这个底线。不同的观点的存在是因为他们考察的范围和口径不同。说我们现在已经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 是考虑到了非法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但无论哪种观点, 都认为我们现在存在两极不可避免。问题关键在于怎样让中等收入人群扩大, 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2.积极改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措施

(1) 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 扩大收入的可分配总量。想要提升收入的总量, 就必须把“蛋糕”做大。

(2) 取缔非法收入

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 依法取缔非法收入, 保护正常所得。让辛勤劳动所得与真正的付出成比例。让老实诚恳的人的付出得到应得的收入。

(3) 享受教育机会均等化

主要是扩大教育面, 让更多的人受教育。因为工资性的收入是城镇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目前事业机关单位工资标准起决定性因素就是人力资源成本。谁受教育程度高, 谁的基本工资就高。而教育则是提高人力资源的基础。让有困难的群众和上不起学的人都能享受高等教育, 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技术水平, 最终提高工资收入。

(4)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主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 尤其是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和监管。引入绩效考核办法, 来规避非市场因素收入。营造合理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环境。

理性分析收入分配差距 篇2

1、起点差距。人是三六九等的，从出生，就打上户口的烙印。

2、教育差距。不同的受教育程序直接影响人的收入。

3、制度差距。政府的政策、投资倾向影响收入差异。

4、政府、官员腐败。肯定影响收入。

5、按劳分配、按知分配、按资分配、按权分配的多样分配影响收入。

6、按劳分配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

7、其它原因。

这个问题他们已经有了答案了,我的回答还有什么意义.无非就是现在的差距并不代表以后的差距,现在的不公平并不代表以后的不公平,这些都是在高道德标准下的必要牺牲.（1）这是与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2）这是由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3）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4）实践证明:我国的分配制度对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起

如何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篇3

近年来，随着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再分配职能越来越受到人们关注。与此同时，对其诟病和指责也屡屡见诸报端。那么，2012年，我们该如何揭开人们对社会保障的困惑？

现行的社会保障是否扩大了收入差距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到底有着怎样的收入分配效应？

合乎社会价值取向的社会保障应该更有利于穷人，具备收入转移向低收入人群倾斜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可支配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从社会保障得到的好处越大,并且富裕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要远快于贫困家庭。

中国社科院城镇居民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显示，社保使城镇居民初次分配收入基尼系数改善率在20%以上，不管工作还是退休人群其收入分配都变得更加均等。

并且，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应更多体现在退休人口上。即使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宏观数据，2002年到2008年间，社保也降低了城镇居民家庭初次分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当然改善程度不高，平均改善率为0. 07%。然而，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作用还不足以抵消逐年加剧的初次收入不平等程度，这也致使有人误认为社会保障加剧了贫富分化。

哪些人群从社保中获益最多

从我国社会保障的再分配效应看，有明显的内部结构特征，这是较为重要而又常被忽略的方面。

比如，社保的受益具有一定年龄偏向性。根据中国社科院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中老年人都获得了纯受益，即从社保体系中得到的收入大于其所支付的社保费用；16～39岁的年轻人从社保得到的转移性收入要小于所支付的社保费用。

由于社会保险中主要部分的养老保险具有年轻时缴费，老年时受益的特点，出现上述年龄偏向性无可厚非。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收入较低的年轻人并没有得到较多的收入转移，他们支付的社保费用大于从社保体系中得到的转移支付，也就是说同样是低收入者，中老年人得到了正向的收入转移，而年轻人没有得到。

除年龄偏向性特征外，部门差异也存在于社会保障中。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和企业实行不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而养老保险在社会保障中起着主要的收入调节作用。根据中国社科院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如果没有养老保险，社会保障对收入差距的改善程度大致在1. 1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虽然1999～2008年以来行政企事业单位的养老金领取额都有所提高，但行政事业单位还是高于企业，是企业的1. 45～1. 83倍。不过，近年来，部门差异已呈缩小趋势。

另外，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有着一定结构差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9～2008年财政用于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8. 6%～12. 2%之间，其中，财政用于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养老金的支出比重最大，基本维持在3%以上；用于就业补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及自然灾害救助等方面的支出一直没有超过1%，而近年来该比重正明显增加并以较大速度增长。

从这种支出结构可以看出，社会保险覆盖对象、退休人员是财政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主要受益者，而低收入者、就业困难人群等其他社会成员的受益则有待提高。

如果考虑农村地区的话，则社保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又会打折扣。尤其在城市化和老龄化的大背景之下，社会保障的改革之路显得任重而道远。

国民年金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

从制度建设角度看，政府在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缩小收入差距的再分配作用方面还是有作为的空间：如近期可调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结构，加强财政对就业困难者以及低收入者的补助力度，建立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领取金额与物价指数联动的自动调节机制是一项有效的措施。中长期则可通过对养老、医疗等主要保障制度的完善发挥积极作用。

要改变中国社会保障逆向分配收入的现状，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就是推动城市企业职工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的制度衔接，建立覆盖城镇各类劳动者的统一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不过，考虑到城乡收入差距，要想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入调节作用，建立促进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或许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途径。其中，建立可以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普惠制养老保险制度，即国民年金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

具体制度设计可采用非缴费型的，也可采用缴费型的。非缴费型国民年金是指养老金的领取不以是否缴纳保险费为条件，而是以公民资格为领取条件，无论居住在城乡，无论退休前从事什么职业，只要是中国公民，达到规定的年龄后就可领取养老金。通过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使养老保险能覆盖全体社会成员，包括农民、个体户等，使社会所有的人在年老后都能够享有相同的基本的保障待遇。

如果建立城乡统一的财政融资的国民年金制度，将改观农村地区社会保障水平，有助于降低城乡的老年贫困人口，缩小城乡内部以及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而且，这也会弥补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上长期以来的缺位。

从国际经验来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许多国家都建立非缴费型或缴费型的普惠制养老和医疗保健制度，这些制度的引入使社会福利政策覆盖到正规部门之外的经济活动人口，在预防和消除贫困，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上发挥了作用。

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引入了普惠制的养老保险制度，称为国民年金，覆盖到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所有居民，资金来源在制度创建的第一年即1960年全部由财政负担，从1961年开始实施参保者缴费的制度，但其中1/ 3规定由国家财政负担，列入国家预算，这一比例从2009年开始提升到1/ 2。

在国内，曾经备受关注的“神木模式”就是具备普惠性质的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对该模式尚存在争议，但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建立普惠制社会保障制度的启示性意义仍然有价值。

更进一步，考虑到城市化、老龄化、全球化等宏观背景，虽然加大政府财政投入尤为必要，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承受能力。

也就是说，在设计好再分配相关制度安排时，也应该注重在初次分配上寻求缩小收入差距。在具体政策上可考虑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出台支持性政策等措施，发展能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以产业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让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提高成为缩小城乡差距的第一途径。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分析 篇4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我国的基尼系数也在不断提高, 依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我国的基尼数据已经超过了0.4的警戒线, 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3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 (图1)

下面从几个主要方面阐述我国收入分配现状:

1. 居民间收入差距。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中, 20%高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20%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约为5.0∶1;2013年农村居民高、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1272.7元和2583.2元, 二者之比约为8.2:1, 从这些统计数据中, 我们可以看出高、低收入组之间的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另外通过近年城镇不同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图2) 的比较, 可以看出不同收入等级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局历年数据整理。

2.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26955.1元和8895.9元, 二者之比约为3:1。根据各种生产要素进行计算可以得出, 城镇居民的收入最高可以达到农村居民到5倍, 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数据, 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这个数字都是1.5以下。可见我国城乡间收入分配不平衡, 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差距很大。

3. 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经济发展呈现不均匀的趋势。

东部沿海地区城市经济较为发达, 而中部西部的经济发展较为缓慢, 因而不同地区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很大。随着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 西部地区的生产总值增幅很大, 我国区域收入差距基本不再继续扩大, 但差距仍然很大。另外, 从不同省份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角度能更为直观的反应我国地区间居民收入的差距:据统计资料显示2012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省份 (上海40188元) 最低省份 (17157元) 的比例为2.3倍。

4. 行业收入差距逐步扩大。

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不同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据2013年统计局数据显示:国家统计局按“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两个组别发布了2012年的职工平均工资, 在不同组别、不同行业从业人员之间仍存在较大的工资差距, 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收入差距明显。就私营单位职工的平均工资来看, 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薪最高达3.85万元, 最低的农林牧渔业2.2万元。最高与最低行业平均工资之比3.96∶1。而对与非私营单位职工平均工资而言, 金融业年薪最高达8.97万元, 仍为最低的农林牧渔业为2.27万元。从以上数据中可以得出结论:不同行业之间收入分配与相同行业间收入均有差异。

二、我国收入差距水平逐渐扩大的原因

1.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

人类对于经济发展的规律研究已久, 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95年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最先提了收入分配的倒U曲线。通过对于多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资料的收集和分析, 他提出了经济发展遵循“先恶化, 后改进”的长期变动轨迹, 库兹涅茨认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敏捷扩展, 之后是短期的不变, 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步缩小。”通过对于不同国家经济发展资料的对比他总结得出, 收入不平等这一现象是普遍发生的, 而且相较于发达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更为普遍的结论。

倒U曲线几乎适用于所有的国别横断面资料。中国自经济发展步入快速轨道以来, 国民收入之间的差距就从未停止长大。到目前为止, 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相关性来看, 与倒U曲线基本相同。从目前国家颁布的相关经济数据来看, 我国的收入差距还处在上升期, 预估在2020年前后会达到最大值, 随后收入差距将会逐渐减少, 这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是相吻合的。 (图3)

2.“马太效应”与收入差距

“马太效应”在社会各个领域中, 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马太效应”在经济学上表现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由于竞争的作用, 富者愈来愈富, 而穷者愈来愈贫的现象。为了冲破中国经济发展的枷锁束缚, 让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我国在改革开放早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 然后利用先富带动后富,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计划。这一计划的初衷是好的, 但是至少在现在看来并不符合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 实施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带动其他人实现共同富裕。这是由于少数高收入人群在教育, 资本, 就业等方面的优势使其获得大量利润, 长久以来使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低收入家庭及其后代由于在教育, 就业, 投资等方面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 从而日趋贫穷。富者愈来愈富, 而穷者愈来愈贫的结果也成为了必然。

马太效应强调的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强调的是效率而不是公平。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国在经济方面的发展没有可供借鉴的例子, 只能够摸着石头过河, 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 为了解决生产力不发达的问题, 我国过于强调对于效率的追求, 而忽视了对于社会公平的重视, 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国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3.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城乡经济二元结构是致使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出现差距的主要原因。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我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探索了很久, 也因此走了不少的弯路。例如将城市和乡村割裂开来, 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这种人为的割裂使得城市的生产效率高于乡村, 最终直接体现为城乡居民收入上的差别。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达50%左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 2012]。由于城乡居民差距的扩大致使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等方面的机会不平等, 这些不平等又进一步致使了农村居民在以后获取收入能力和机会方面与城镇居民的差距不断加大。

4. 社会保障体系存在缺陷

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可以通过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来弥补的。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下岗职工基本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固然这些保障制度对减缓收入分派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总体上还不够健全, 在调节收入分配中仍旧存在不公平的现象。养老金、退休金收入的差距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之一, 占城乡家庭收入差距的25.3%。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 2010年约有45%的家庭成员退休后没有任何社会养老保险和离退休工资。另外无论是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还是低保制度, 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盲区。这些盲区的存在对于以实现收入公平分配为基本目标的社会保障制度而言是极其不利的。

5. 垄断经营以及灰色收入的存在

身处于市场经济之中, 无论在哪个行业都避免不了竞争, 但是合理的竞争是能够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的, 不合理的紧张却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在我国很多行业都属于垄断型行业, 一家独大的现象使得居民的消费成本剧增, 同时相关个人或者企业却能够通过垄断经营来获得暴利, 最终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加大。可见垄断是不平等竞争表现最突出的方面。垄断的存在必然不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另外, 改革开放以来, 由于体制上和监管等方面的不完善, 导致我国收入分配中, 除了合法收入之外, 还存在大量腐败非法收入。这些非法收入一般是靠权力寻租, 商业贿赂和了掠夺公共资源获得。大量的非法收入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分配差距。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尽快解决这一问题,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我们必须从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及原因出发, 通过各种方式来消除现有的分配制度中的各种不合理因素, 利用政府机构来对收入的分配进行宏观的调控, 以此来提高低收入阶层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将城市与农村的发展与建设有机结合在一起;改革产业结构, 推动第三产业发展, 同时支持劳动密集型和能源低耗型第二产业的发展;积极推进统筹发展战略, 通过推进西部大开发,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加快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消除社会保障的盲区;加强法制建设与监管力度, 严厉打击违法乱纪, 权钱交易等现象, 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等有效措施缩小这一差距, 即在蛋糕做大的同时调节好蛋糕的分配问题。

摘要：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协调稳定的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 如何去实现收入上的平等, 减小社会上贫富之间的差距, 从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我国政府一直在思索的方向。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即收入倍增计划。可见党和政府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在确保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小社会贫富差距上, 要落实这一计划, 最终达到战略目标, 就要对我国的收入分配现状及原因进行分析。

关键词：收入分配,收入水平,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郑鹏.我国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简析——对Kuznets倒U型曲线理论的再思考[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 2007 (02) .

[2]肖玉贵.关于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与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研究[D].山东大学, 2006.

[3]尤泽东.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研究[D].山东轻工业学院, 2011.

[4]张影强.我国机会不平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 2010.

[5]韩海燕, 何炼成.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结构、不稳定性与消费问题实证研究[J].消费经济, 2010 (03) .

[6]徐婷利.共同富裕视角下的贫富差距问题研究[D].河南农业大学, 2011.

理性分析收入分配差距 篇5

资源价格及其合理性--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一个社会学分析

社会公平问题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社会公平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却是一切政府和社会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1].在关于社会公平的.争论中,人们关注与争论的核心是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收入分配公平决不只是经济学的话题,它已引起了经济学之外的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注.那么,何为公平、何为不公平呢?

作 者：方长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210093 刊 名：唯实 英文刊名：TRUTHS AND FACTS 年，卷(期)：2002 “”(8) 分类号：F014.4 关键词： 

理性分析收入分配差距 篇6

关键词：国际贸易；要素收入分配；贫富差距

一、 引言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1978年发起中国采取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通过37年的实践，中国的贸易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仅2013年，我国的进出口额已为4.16万亿美元，占同年GDP的7.3%。尤其是以广东为代表的东部省份，进出口额达到1.09万亿美元，通过计算，贸易依存度高达108.7%。国际贸易已经是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开展对外开放政策后的三十几年，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大幅度提升，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同期的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从一个贫富差距较小的国家快速地成为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的国家，并且贫富分化现象不断加深。根据2012年9月公布的胡润富豪排行榜，中国1 000位顶级富豪的平均财富达8.6亿美元。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的富豪数量为全球第二，稍少于美国，美国为409人，中国为349人，但10亿美元以上富豪，中国为212人，美国为211人，居于世界之首；另一方面，世界银行把每天的人均消费低于1.25美元的人口归于贫困人口，按照这个标志中国已经成为超级贫困国家，贫困人口已经高达2.5亿。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测算的2010年基尼系数为0.61，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2012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490、0.481、0.477、0.474，虽然比0.61低很多，但是仍然超过了国际标准的0.4的警戒线。

我国形成的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出现贫富分化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要素收入分配与贫富分化的关系不可忽视。在全球范围内，初次收入分配中资本所份额呈现增长趋势已经受到广泛关注，大多数文献对此结论达成共识（白重恩、钱震杰，2009；黄宪海、徐圣，2009；李稻葵等，2009，吕冰洋、郭兴旺，2012）。

从理论上说，国际贸易对贫富差距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国际贸易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劳动工资，可以减轻贫富分化，另一方面，贸易自由化可能会产生较高的调整成本，面临更多的国际不确定性的冲击，资本由于比劳动拥有更灵活的流动性，往往会获得优与劳动的收入分配，资本所有者将获得更高的收入，这些因素往往会加剧贫富分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是增加还是减轻了我国的贫富差距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基于要素收入分配是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试图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国际贸易对我国贫富差距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综合考虑，国际贸易多大程度上造成了目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其影响途径是什么？要素收入分配如何在他们之间发挥作用机制？

二、 文献综述

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通过开展贸易自由化实现了经济腾飞，但是在现实经济问题中，对外开放的潜在不良后果也备受争议，而国际贸易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是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Anderson，2005）。国际贸易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机制是多方面的，首先应该明确收入主要从其提供的要素获得的，要素收入分配必然成为是联系国际贸易与贫富差距的重要中介。本文试图关于贸易开放对国内个体贫富差距的影响作出理论和经验分析。

在HO理论分析框架下，著名的SS定理得出：关税的存在，使得国际贸易可以增加受保护商品中密集使用的要素的报酬。所以由于关税的存在，稀缺要素的报酬比正常要素的报酬要高出很多，随着贸易自由化不断加深，关税逐步降低，受保护商品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报酬也下降。因此，贸易开放将会缩小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

但是后续的理论和实证对该结论提出了双重的挑战。Ravallion和Chen（2004）通过比较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家庭收入的变化，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高了家庭收入，总体不平等却没有变化。Shangjin Wei（2003）的研究与Chen和Ravallion（2004）不同，他发现贸易与不平等的下降联系密切。Gourdon等（2006）对收入分配的研究中发现国际贸易是通过生产要素的相对需求的变化，进而引起要素的预期报酬率影响收入分配的。

收入不平等问题在国内学术界一直是研究热点，但是大多数文献从经济发展战略，制度转型，社会保障、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等为出发点。徐水安（2003）利用动态两要素模型，考察了中国加入WTO后个人收入差距的变化，该文发现入世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有所改善。赵莹（2003）在计量模型中引入了教育、失业率、转型战略等变量，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开放有扩大中国的个人收入差距的趋势。万广华（2006）和刘力（2005）从全球化视角分析了地区层面收入差距问题。

张莉等（2012）利用跨国经济数据，证实了在国际贸易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收入向资本倾斜，特别是2000年后，资本收入份额增长的趋势在发展中国家愈加明显，。

陈景华和刘庆林（2013）从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传导机制上梳理了国内外文献，主要传导机制有：要素禀赋差异，要素专有性和流动性的不同，不完全竞争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等等。

郭兴旺和吕冰洋（2012）指出，部分因素在统计上明显与收入差距相关的变量，也许并不是直接产生影响，而是通过要素收入分配的机制发挥作用的。比如章奇等（2004）研究认为，金融进步之所以能够影响收入差距，实际上 是金融受限首先影响到要素收入相对报酬，进而才影响到收入差距。

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低估国际贸易对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单独用国际贸易和要素收入分配解释收入差距。国际贸易是影响要素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要素收入分配是导致贫富差距的主要途径。

综上所述，由于使用的数据，研究角度以及方法的不同，关于贸易与贫富差距的关系的结论也并不一致，研究机理也纷繁多样。本文对1997年～2012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了国际贸易、要素收入分配与贫富差距三者之间关系。此外，本文在一下三个方面做了新的尝试：（1）本文专注于分析国际贸易通过生产要素报酬的分配影响贫富分化的机制；（2）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大大增加了样本数量，提高了模型估计的有效性；（3）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前人的研究有机结合，对控制变量进一步谨慎筛选，避免控制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 影响机理

假设地区内存在一个2*2的经济，即使用资本（K）和劳动（L）两种要素，生产a和b两种商品，生产函数分别为规模报酬不变严格拟凹且递增的生产函数：Fa（KaLa）、Fb（KbLb）。

在长期中，由于国际贸易的存在，资本和劳动是完全自由流动且可以相互替代的。

达到均衡的时：

在此模型里，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关税越来越低，资本密集型商品b的相对价格p随之下降。p的下降导致a部门中劳动收入上升，资本要素的实际收入小幅下降；在部门b的劳动要素报酬更大幅度的下降。

综上所述，当劳动不能完全流动时，地区内进出口部门的劳动要素报酬趋于下降，该模型表明国际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劳动要素收入下降导致的。

四、 计量模型与数据

根据影响机理分析，我们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rpgit=？琢1trit+？琢2fsit+？琢3tritfsit+？茁Xit+？着it（7）

公式（7）中，下标i代表地区，t代表时间，？着it为随机误差项。rpg表示贫富差距，tr代表贸易开放度，fs代表劳动要素收入分配比重，X代表其他影响贫富差距的控制变量。不过（7）式并没有考虑贫富差距的惯性导致的自相关问题，并且，宏观经济指标往往存在内生性，所以，我们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上式进行调整，计量模型如下：

rpgit=？酌rpgi，t-1？琢1trit+？琢2fsit+？琢3tritfsit+？茁Xit+？着it（8）

公式（8）增加了贫富差距的一阶滞后项，为典型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所以不能使用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等面板数据估计方法。本文采取系统广义距估计方法（system-GMM或Blundell-Bond GMM）对（8）式回归。System-GMM估计方法的优点有：可以控制被解释变量的前期值和其他解释变量与残差项之间的内生性。

各个变量的含义及测算方法：

1. 贫富差距的度量（rpg）。收入不平等的度量方法有很多，万广华（2006）把其归于绝对与相对之分。基尼系数就是使用较多的相对指标，虽然针对基尼系数的算法有许多种类，但是省际基尼系数的算法却很少，并且这些方法具有不可重复性。参照郭兴旺等的通常做法，按照世界银行指出的城乡收入差距大致可以反映居民收入差距75%的标准，用省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省际居民贫富差距的替代变量，即：rpg=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

2. 贸易依存度（tr）。本文用贸易依存度来衡量贸易自由化过程，即各省每年的贸易进出口额与各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一些文献认为应该采用各国的平均关税水平来度量，但是本文研究的是省际数据，各省之间的关税水平并不存在差别，所以以关税水平作为度量指标是不合适的。由于贸易依存度tr是相对指标，所以不受价格因素的影响。

3. 劳动要素分配比重（fs）。关于劳动要素收入分配的测算方法也有很多，本文参考吕冰洋和郭庆旺（2012）的测算方法，对劳动要素收入分配做以下调整：

2003年前各省税前劳动要素收入=各省劳动者报酬-各省个体业户创造的营业盈余

2004年后各省税前劳动要素收入=各省劳动者报酬+各省个体业户劳动者报酬——各省国有农场的营业盈余。

税前劳动要素分配份额（fs）=劳动要素收入/GNI

4. 其他控制变量。

（1）教育水平（edu）：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教育水平=（小学文化程度人口*6+初中文化程度人口*9+高中文化程度人口*12+大专以上文化人口*16）/6岁以上人口。

（2）垄断程度（mon）：用工业部门增加值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占比重代表。

（3）经济结构（estr）：第三产业产值/GDP。

（4）金融危机（shock）：设定时间虚拟变量。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表1为变量统计描述，表2为相关性关系。

五、 回归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文构建的计量模型，本部分选取1997年～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对国际贸易、要素收入分配与贫富分化的关系进行了是实证检验，计量结果如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模型下，国际贸易和劳动要素收入份额显著影响了中国的收入差距拉大，是造成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加入贸易与要素分配的交互项后，交互项显著减轻了贫富分化，对贫富分化有相当的解释力。国际贸易加速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对劳动要素收入的倾斜可以减轻贫富分化。国际贸易对贫富差距的作用受到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国际贸易增加了劳动要素收入份额，从而导致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而得到的贸易对收入差距影响的结果不同，这也充分说明了，诸多实证研究跟理论研究结果差异的原因。国有化程度越高即垄断程度越高，贫富分化越严重，这与现实情况非常文汇，垄断的超额利润大大加剧了贫富分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也能提高贫富分化，这也许是因为教育水平的提高往往是已经掌握极大资本的人群，所以应该注重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受教育程度。经济结构的变动对贫富分化也有显著的加剧作用。金融危机减轻了贫富分化。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的扩大与要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造成了贫富分化的逐步扩大。由于劳动要素的短期不完全流动性，致使劳动要素的收入份额小于资本要素，国际贸易的逐步扩大，使得劳动要素收入份额进一步减少，劳动要素收入减少，资本要素收入增加，从而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现象。在宏观层面对外开放的总方针不变的情况下，调整要素收入分配，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率，保证贫富分化不会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与要素收入分配具有替代关系，不同省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在国际贸易和要素收入分配之间进行政府干预，加强对劳动要素收入分配的倾斜，从而减轻贫富分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地方政府和企业要切实保证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权益，加大税收向劳动工作者的减免力度，财政上对劳动人民的进行补贴。在贸易自由化的大势所趋下，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随着各种措施的实施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对待日益增加的对外开放度，鼓励要素国际化流动，尤其是加大劳动要素的流动力度，减少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暂时性失业，积极促进国际劳务输出，提高劳动收入所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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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陈景华，刘庆林.贸易自由化影响收入分配的传导机呀制：一个文献综述[J].产业经济评，2013，（3）：86-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影响因素及战略”（项目号：11AZD036）。

作者简介：马霞（1987-），女，汉族，山东省聊城市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投资。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对策分析 篇7

1.1 基尼系数不断上升

在经济学家看来,衡量居民收入差距有多个指标,而基尼系数是国际上公认的判断收入平均程度的最基本标准。基尼系数是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根据美国统计学家洛伦兹发明的洛伦兹曲线而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指标。根据基尼的测算,基尼系数的取值范围为0～1间,其数值越小,表明收入分配状态越趋于平均。按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处于0.2以下为收入高度均等;0.2～0.3之间为收入相对均等;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基尼系数超过0.4时,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比例超过40%时,收入差距偏大;基尼系数超过0.5时,表明收入分配出现两极分化,它会引起众多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基尼系数反映出来的收入差距,总的来说呈现一种上升的趋势。据国家统计局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16,这说明当时我国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1990年基尼系数已达0.343,2000年为0.417,2002年为0.458,2004年达0.465,2005年逼近0.47,可见从2000年起,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警戒线。不但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而且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表明虽然经济有了发展,但社会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1.2 城乡差距是中国贫富差距的重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由迅速缩小到逐渐扩大,然后逐渐缩小,再到加速扩大的过程。二元的经济结构是我国特有的国情。中国有13亿人口,其中80%以上是农民。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封闭制约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别是流向城镇就业无疑会有助于缩小城乡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的行政管理制度对于农村劳动力的歧视性和排斥性,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面临着艰难和风险。这也是中国城乡差距没有出现一种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所在。除显性的收入差距外,城乡居民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隐性收入差距,城镇居民享有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比如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而农民除少量救济优抚外,基本不享受国家补贴,却还要承受各种额外负担。

1.3 我国的开放策略

开放策略是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开放的发展模式。由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历史原因、政策差异等诸多因素导致我国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进入90年代后,差距迅速拉大,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职工收入比达1.4:1,东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扩大更为明显,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

1.4 行业间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上升

有些垄断性行业收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使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总体上呈扩大趋势。1987年我国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工资比是1.38:1,到2002年,这一差距扩大到2.99倍,2005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最高行业约为最低行业的6.27倍,而且近两年来,这种行业收入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2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

2.1 历史原因

国家长期的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使得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发展上的“马太效应”现象凸现。五十多年的发展不但没缩小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距,相反,由于良好的经济资源、配套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原因,使得东部地区和落后地区在新一轮发展中的经济状况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大。

2.2 经济原因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结构、质量的不平衡和差异化,是造成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直接原因。我国二、三产业发展速度一直高于第一产业,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快于农村居民。在农民收入中,劳务经济所得已占农民纯收入一半以上,各地劳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扩大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分配差距。

2.3 自然原因

地处沿海的发达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自然条件、基础设施较好,在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其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甚至停滞,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不断加大。

2.4 政策原因

我国长期实行的是城乡分治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城乡之间,现行政策很多方面是不平等的,城市偏向明显。城乡户籍政策、就业政策使城乡居民就业机会不均等;城市福利补贴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变相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收入;农村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影响和限制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3 解决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对策

3.1 加强再分配过程中的政策调节

过去的收入分配差距须由再分配过程来调节,要充分发挥再分配过程的政策调节功能。包括以下的两方面:

(1)改革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

加强政府在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转移支付调控力度,中央的财政支出要规范化,要有严格的审批程序。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规模,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差距,地区之间调节,以市场为基础,依靠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来实现。国家和各地区转移支付的资金,应当主要用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同时要坚决防止挪用挤占。

(2)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的调节功能,缩小贫富差距。

3.2 运用法律手段,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应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打击力度,从重从严惩治非法收入,对侵吞公有财产、走私贩私、偷税漏税、收受贿赂、权钱交易等非法行为,必须依法严惩,以法律的震慑力制止非法收入,维护经济秩序,为公平分配创造条件。

3.3 完善税收制度以增强政府的收入调节能力

应尽快实施个人实际收入申报制度和实际财产申报制度,以扩大所得税的征收来源;在税率方面,应实行相对高额得的累进税率;在税种方面,应加快遗产税、赠与税的实施。这样,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放入方式,增强政府的收入调节能力。

3.4 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

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要能否被满足,是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底线,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镇困难企业,另外,无收入或收入较低的老年人、残疾人、下岗人员、离退休人员等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对这些人员,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帮助和救济,例如:开展再就业工程和相关的职业培训、落实养老金保险制度和失业救济制度等使特困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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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邓超红.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现状、原因和对策分析[J].经济师, 2006,(1).

理性分析收入分配差距 篇8

改革开放以前分配领域的绝对平均主义，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导致生产的低效率，改革打破了原来的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市场经济的不断确立，不可避免地会有收入差距。三十多年的改革经验证实，收入分配比原来改革之初设想的要复杂得多，在效率问题逐渐解决的同时，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78，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中排到了85位，接近某些经济停滞、社会分化的拉美、非洲国家水平，我国从一个较平等的国家正在变为一个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

（一）城乡收入差距

总体上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从缩小到迅速扩大的过程，1978年，改革之初，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7，这一数据在1985年为1.84，这期间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广，农产品管制的放松以及价格政策的支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增加了农民的收入途径，城乡收入缩小。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国有经济的改革，民营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家城市偏向政策的推动，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拉大。2008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在上年3.33的基础上扩大为3.36，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数首次突破一万元，据估算，如果将城市职工的隐形收入算在内，城乡收入比重为5至6倍。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城乡收入比突破2，我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城乡收入最大的国家之一。

（二）地区收入差距

资源禀赋、历史条件、经济基础的不同造成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但国家地区偏向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这种不平衡，改革的优惠政策首先在东部地区实施，体制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生产力，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人力、金融等其他经济资源流向东部，随着东部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1978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分别为214元、184元、165元，地区间收入差距基本均衡，随着改革的推进，到1994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达到5019元，中部地区为3161元，西部地区为2617元，东部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中部地区的1.587倍，西部地区的1.91倍。到2000年这一比重分别为2.26倍、2.05倍，2010年这一比重扩大为2.382倍、2.12倍。虽然2000年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地区差距并没有因此缩小，反而呈现了不断扩大的态势。

（三）行业收入差距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各行业收入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最高行业收入有1990年的1.74上升为2008年5.02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高收入行业主要是一些垄断行业 (如电力、金融、交通、邮电) 以及一些高科技行业 (如生物、电子、制药) ，低收入行业主要是农业及一些充分竞争行业(如餐饮、服装、住宿)。关艳丽在《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一文中指出，2008年我国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比1990年高出1.5倍，泰尔指数则增长了5.56倍。

二、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关系探讨

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是经济学家永恒的研究话题，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经济增长为收入分配提供物质基础，是分配之源，同时合理的收入分配可以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增长。

（一）经济增长影响收入分配差距的机制

经济增长通常是指一个国家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加。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是和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伴发生的。经济中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由于部门性质不同，生产力水平也不相同。由于工业部门和农村部门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差异，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在部门内部收入差距小于部门间收入差距的条件下，引起生产要素在部门间流动。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及农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两部门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直到消失。经济增长伴随着就业的增加与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劳动力的不断转移，部门间差距也随之缩小，直至部门间差距消失。经济增长引起就业增加，进而促进劳动力转移，进而对收入分配产生影响。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经历一个倒U型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增长首先拉大收入分配差距，随着经济不断增长，收入差距会不断缩小。

（二）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供给和需求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差距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总供给，通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对总需求产生影响。

1. 收入分配差距对供给的影响

不同的经济增长理论都分别从不同角度证实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技术进步和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密切相连，总体现在一定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储蓄作为收入的函数，富人比穷人有更强的储蓄倾向，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财富越向富人阶层集中，越有利于储蓄增加，进而增加物质本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越来越成为影响总供给的决定因素，收入分配差距，通过人力资本的积累对总供给产生影响。投资作为投资回报率的函数，人力资本投资是高回报率的投资，但是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关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取决于家庭的初始禀赋及家庭收入，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财富越向富人集中，富人可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但多数的穷人却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收入分配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这样就会形成收入分配差距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最终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会越来越少，接受教育的人也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人接受人力资本投资越不利于总供给的增加。

收入分配差距通过物质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本的投资影响总供给，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对物质资本的积累有个正的促进作用，而对人力资本投资则存在一个负的效应，所以收入分配差距对总供给的影响取决于二者净效应之和。

2. 收入分配差距对总需求的影响

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及净出口，收入分配差距主要通过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影响总需求，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影响较小。本文主要选取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进行分析。

根据消费函数y=α+βy (y代表收入变量，α代表自主消费变量，β代表边际消费倾向)，有消费函数可知，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差距使财富在富人阶层积聚，与收入分配公平相比，低收入阶层消费能力降低，高收入阶层奢侈品需求增加，收入分配差距对消费的影响等于二者的净效应。在收入分配不平等严重的社会中，社会财富聚集在少部分群体中，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特别是奢侈品的需求将远远小于社会大部分人群因未获得相应财富而减少的消费需求，这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平等越严重，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也就越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小(权衡，2002)。

收入分配差距同样可以通过边际消费倾向影响消费需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随着富人阶层收入水平的提高，储蓄倾向增加，而穷人由于收入水平较低，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不平等，在总体上降低了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减少了消费需求。我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现状，和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很大关系。

投资需求，被凯恩斯认为需求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投资需求除受投资回报的影响外，社会和市场的稳定则是投资的前提和基础。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社会和市场越稳定，越有利于投资的增加。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失业和贫困这些因素在低收入阶层不断积聚，极易引起他们对社会的不满，这样社会越不稳定。在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穷人的犯罪率越来越高。社会的不稳定，将严重影响投资需求的增加。

三、促进收入分配更加公平的思考

通过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互动关系分析可知，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通过劳动力的转移，经济增长最终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收入分配差距通过总供给、总需求两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由于二者的互动关系，我们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应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差距互动的框架下去解决，不应该就收入分配差距而论收入分配差距。

(一)政府可以通过直接干预或金融调节两种渠道促进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不但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同时有较强的外部性，教育有准公共物品特性。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穷人由于收入约束，又不能通过金融借贷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教育这两方面的特性使作为公共服务导向的政府应该增加教育经费投入。另外，应该促进教育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加融资渠道，政府可以通过助学贷款、提供担保等多种形式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金融支持，促进人力资本投资。

(二)我国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引起的，相反恰恰是因为市场经济改革的不充分，垄断是引起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因素，我国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平均工资收入相差5倍多，而发达国家这一差别不到两倍。行政性垄断给行业带来巨大的超额利润，而不是平均利润率，超额利润大都没有回馈给国家和社会，大部分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福利等。这是导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扭曲。因此打破行政垄断，成为了规范收入差距的重要举措。

(三)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可以为广大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同时农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偏向发展战略造成城市化严重滞后，针对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实，我国应该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城市化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就业效应，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条重要途径。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国家，最大限度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意义深远。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最低为78%，有的甚至达到90%以上，我国的城市化率为50%左右，我国城市化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非常大。因此，要加快城市化进程，走大中小城市协同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就地进行剩余劳动力安置，城市化和城镇化协同发展。另外，要继续加大对农村的扶持力度，为农业生产、农村发展提供资金、人才支持，促进农业部门自身的发展，缩小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收入差距。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GDP年均以9.6%的速度高速增长, 人均GDP也保持了8.28%的速度, 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本文首先从多视角对我国收入差距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了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后, 在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互动的框架下, 为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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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波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策略选择[J].前沿, 2012 (5) .

理性分析收入分配差距 篇9

如果以基尼系数来衡量总体收入差距, 2007年世界银行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的估计是0.47,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测算则是0.45, 我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相当悬殊的程度。如果历史的比较, 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只有0.16, 1998年上升为0.386, 2001年为0.395,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 中国的基尼系数发生了如此剧烈的变化, 在较短时期内中国收入差距程度从接近绝对平均发展到了悬殊程度, 令人不得不感慨发生了像“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般的奇迹。

如果进行地区间的比较的话, 东、中、西部的差距也是相当明显的,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 东、中、西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1978年为1.20:1.09:1, 而到了1998年则提高到了1.94:1.35:1, 2009年东部地区年人居收入为38587元, 而西部地区只有18090元, 前者是后者的2.13倍。在二元经济结构下, 城乡进行比较, 197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2.36:1, 2009年扩大到3.33:1。如果考虑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 反映在城乡居民间的可用于消费支出的收入之比会更高。

行业比较的话, 收入差距更加明显。1978年, 我国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间工资比为1.38:1, 1998年升至2.35:1, 而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09年的统计, 目前, 电力、金融、保险、烟草的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至3倍, 如果再加上工资收入以外和职工福利待遇的差异, 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到10倍之间。

由上可见, 我国的收入差距无论是总体水平上, 还是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进行比较, 都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劳动力的城乡流动, 由于体制原因并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反而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城乡就业不断扩大, 而劳动报酬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趋势大幅下降的。这些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逆的不正常现象势必会影响经济效率,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二、我国收入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

虽然“公平”与“效率”之间是一对矛盾体, 但如果过于注重经济效率, 收入差距衡量的公平损失也会极大地损害效率。

1、收入差距扩大影响人力资本投资, 进而制约经济的长期增长动力

在长期中, 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 但是按照目前世界发展现状看, 经济增长越来越受到自然资源要素的供给约束, 中国经济更是如此。根据我国的情况, 未来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供给相对充裕, 不会成为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因, 而科技进步将成为促进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收入差距过大, 低收入人群将对教育投资长期不足, 进而影响技术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不利于中国长期中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人力资本。

2. 收入差距扩大影响需求结构,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居民收入水平决定其消费水平, 财富和收入占有的极度不平衡使得大多数居民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及财富占有量极低, 消费的收入基础不具备, 致使消费处于较低水平上, 造成“饿的吃不饱, 饱的吃不了”。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使得国内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点贡献率下降, 2000年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只有65.1%, 拉动经济增长5.5个百分点, 而到2007年相应数据下降到39.4%和4.7个百分点, 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消费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率和对经济的拉动呈现下降的趋势, 这进一步制约了经济的增长, 在外部需求受到冲击的条件下, 经济增长必定受到很大影响, 2008年经济危机就是个很好的例证。

3、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储蓄率偏高, 使得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在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下, 高储蓄率并没有带来高质量的投资, 相反却是高储蓄所造成的投资压力导致了投资过热, 产业结构失衡, 产能过剩严重浪费了经济资源;流动性过剩, 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信贷增长和投资过快, 在长期内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治理收入差距扩大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知,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程度已达到了相当高水平, 在未来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治理收入差距过大应该成为未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侧重点。

1、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建立起企业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同时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尤其是加大对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

2、再分配领域, 充分发挥政府的只能, 更加注重公平, 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充分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调控收入差距过大, 使所得税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开征遗产税, 使得财富较为合理的在代际之间转移, 避免过大的起点差距。扩大对贫困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农村地区经济自我发展能力。

3、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中等收入者收入稳定, 其消费水平较为稳定, 因此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对保持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 推动经济健康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从其他国家经验看, 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越高消费需求越稳定。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相对较低,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既是增加国内需求的手段提高, 更是减小收入差距的必然结果。

4、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改变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过大, 并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流动, 使得同在一个城市由于身份的不同而所受到的待遇差距过大。从政策和财政两方面逐渐改革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 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 从长期中促进社社会公平及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5、加强对农村教育支持, 保障教育公平。政府应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 加大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 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缩小由收入差距所导致的巨大差异, 增强弱势群体创造收入的能力。

6、逐步建立起符合国情、覆盖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七大提出, 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扩大社会保障范围, 首先要向农村地区倾斜, 建立新型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覆盖城乡的居民医疗保障体系;完善失业保险制度, 使进城务工人员和失地农民尽快加入到受保障群体里。最终实现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到全社会, 即包括养老、就业、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主要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要覆盖全体社会成员, 尤其是广大农村居民和流动人口, 尽快将没有保障体系覆盖的群体纳入保障体系。

四、结论

由于收入差距过大是导致经济效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如何有效的治理收入差距扩大不仅是保证经济效率的重要手段, 也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方式。本文认为应从教育、社会保障、国家制度, 就业政策等方面作出努力, 在促进公平和提升效率之间进行权衡。

摘要：三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 也造成了中国社会收入差距扩大, 这种扩大表现在城乡之间, 东中西部之间还有行业之间等。事实表明, 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投入、消费等方面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本文对如何通过抑制收入差距过大以促进经济增长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收入差距,经济效率,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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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课题组, 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J].宏观经济研究, 2009年第五期

理性分析收入分配差距 篇10

1 新形势下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表述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的存在, 而且这种差距呈现出显著扩大的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我国的基尼系数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成上升趋势 (见表1) 。

数据来源:姜玮、毛智勇.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特点及原因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 2010 (10) .

从上表可以看出, 在用以统计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指标方面, 我国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越过了国际警戒线, 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总体形式十分严峻。而从具体表现来看,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东西地区差距明显、国有垄断行业与其他行业差距不断扩大。缩小收入差距已经成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当务之急。

2 收入分配问题产生的影响

收入分配问题不仅对我国经济的良性运行会产生严重影响, 而且其继续扩大的趋势也会对社会稳定形成隐患。主要的影响表现在:一是严重阻滞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程。目前我国的内需规模较小, 内需不足, 发展内需已经成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却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内需增长的乏力, 因此十八大报告重点强调了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规模的战略。二是干扰了我国消费服务业的正常发展, 影响了经济转型。服务业是吸纳就业人员的最佳途径, 也是促进收入增长、拉动内需的有效途径, 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却迫使居民储蓄率不断提升, 相应使得消费服务业的发展受到干扰, 影响了我国经济结构转型战略的实施。

3 十八大报告指导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解决对策

3.1 坚持发展, 提高社会生产力

十八大报告在分析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国情的同时, 也深刻地指出了缩小收入差距的办法。那就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建设, 通过科学发展来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在科学发展过程中, 坚持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想, 不断扩大收入分配的物质基础, 是解决目前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 这与十八大报告所强调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相适应的。收入分配的情况始终是与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发展情况相适应的, 因此只有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发展, 才有可能改善收入分配状况, 这也是十八大提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科学论断的依据。

3.2 科学认识收入分配过程

在收入分配体制方面, 存在着初次分配、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不同体系, 而我国对三次分配的认识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初次分配中, 由于劳动者收入分配与国家、企业的初次分配相比长期处于不合理地位, 造成劳动者的收入增长难以反映经济增长规律, 形成收入差距;在二次分配中, 通过社会保障体系分配的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在城乡之间、体制内外都造成了明显的分配不公平与不合理, 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在三次分配中, 相关的慈善捐助事业在我国还没有形成相应的规范体系, 因而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甚微。除此之外, 对于劳动报酬之外其他形式的收入缺乏有效监管、收入分配秩序混乱等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

因此, 缩小收入差距, 还要树立对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基本理论的科学认识, 纠正以往对三次分配的错误认识的积累效应。要充分认识到现有收入分配制度是与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因此只有充分的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 才能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的同时, 我们还要科学地认识收入分配过程中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的重要作用, 同时积极发挥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正如十八大报告所说“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3.3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收入分配制度要通过深化改革加以完善, 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着力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真正实现发展成果人民共享, 从而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实现相对公平的收入分配。造成我国收入差距较大的原因之一, 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的增长长期与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 因此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就是要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目标。在这一目标之下, 针对不同收入水平与收入增长速度的居民, 要充分采取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以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加强反贫困措施的实施。

3.4 理顺各类市场关系

缩小收入差距, 还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 推动市场主体内部的分配关系改革。一是要厘清政府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所应承担的“服务型政府”的管理职能, 推动政府职能向着“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二是要强化政府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监管作用, 使市场内各类经济主体的分配关系都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三是要进一步推进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 对领导干部的财产申报制度加以完善, 从而做到信息透明公开、主动接受监督, 实现收入分配的统一化。

3.5 努力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措施。首先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规范市场发展环境, 严格区分政府管理职能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 做到“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因此政府要在公共服务领域为市场投资环境建设出力, 如规范市场秩序、打破非法垄断等, 从而使居民能够有信心进行财产性投资;其次进一步拓宽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渠道, 推动金融创新产品的开发、完善金融创新体系, 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基础上实现居民投资的稳定收益。

3.6 重点促进农民增收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推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将农民增收作为缩小收入差距的重点工作来抓。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是解决我国一向所重点关注的三农问题的核心。目前我国仍然有1亿人处于贫困线之下, 而这其中大部分是占据我国人口总量绝对多数的农民。而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民的收入普遍低于城市, 且社会保障水平也落后于城市。因此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就成为了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具体的措施, 一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以促进充分就业、并有助于提升农产品价格, 从而增加农民收入;二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 实现在三农发展方面的全方位倾斜制度。

3.7 推动区域平衡发展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推动区域稳步平衡发展, 也是解决我国区域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区域, 关键是要培育其自身增长能力。一方面要加大对落后区域基础设施与公共政策方面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将这些区域的自身发展能力激发出来, 逐步培育其创新能力与增长能力, 形成具有特色的地区发展优势, 不断提高经济收入、缩小同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

结语

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下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不仅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而且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潜在因素。针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成因, 本文提出了在十八大报告指导下, 从七个方面逐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的具体建议。相信在十八大所确立的收入分配改革精神的引领下, 我国必将逐步解决收入差距问题, 实现新世纪中国梦的启航。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已经成为我国收入分配的主要现实问题, 如何针对这一现实问题, 结合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总体原则和目标来寻找解决收入分配差距的现实措施, 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认为只要在十八大报告指导下, 坚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一定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问题。

关键词：十八大,收入分配,现状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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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收入差距不能单靠再分配 篇11

据世界银行的报告，目前中国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而劳动者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65%下降到了2007年的39.7%，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分配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继续攀升，目前已经达到接近0.5的畸高程度。

在目前条件下，资本主要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由于产权并未落实到户，农用土地转为城市国有土地时的差价收益也由各级政府和相关企业获得，由此形成了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中，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愈来愈高，而劳动者报酬的占比却每况愈下的格局。

针对这种情况，为了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必须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投入支撑的增长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支撑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到2020年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目标。

此外，对初次分配造成扭曲的原因还有以不受约束的权力为背景的地方行政垄断、寻租腐败。而恰恰为民众痛恨的，正是这种权力干扰造成机会不平等，进而造成贫富分化。

地方政府过大的支配资源和干预微观经济的权力为寻租活动创造了巨大空间。贪腐官员非法设定行政许可和不合理的市场准入条件，使中国的租金总额达到天文数字，设租的贪腐官员和寻租的“红顶商人”大发横财，同时又使没有权力倚靠的弱势企业和弱势群体失去获取合法收入的机会，乃至丧失生存空间。

另外，在许多重要经济领域存在的行政垄断也是败坏中国经济环境的毒瘤。近十多年来，政府一再重申大部分产业和市场领域要对私有企业开放，并给予平等保护，但实际进展并不大。这就使得那些拥有行政垄断地位的企业能够利用自己对市场或公共资源的垄断权力取得高额收入。在这些部门中，腐败大案频发。有数据表明，2008年，垄断行业员工只占全国就业人群的8%，工资却占全国工资总额的50%。最高行业平均收入与最低行业平均收入的差距高达15倍，创了世界纪录。因此，我们要理顺分配关系，就必须全面推进市场化改革，取消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铲除寻租的体制基础。否则，单靠政府的再分配措施矫正扭曲的基本分配关系，虽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抚慰缓解由贫富悬殊、贪腐横行引起的大众愤懑，但其消极后果也不可小觑。

首先，政府大量提供补贴必然造成大幅度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由此引致的税负增加和货币超发会妨碍经济发展和导致“蛋糕做小”。而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会对工薪阶层的工作积极性造成很大的损害。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会不利于收入差距的缩小和共同富裕的实现。其次，过度使用财政税收手段来“拉平”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会由于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得的地区分离，损害各地增收节支以及为社会努力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一些国家的经验也表明，与采用完善劳动市场、消除就业障碍和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好经营环境的办法来促进就业和提高工资的手段相比，用对工资实施行政干预的办法提高低收入职工收入水平弊多利少。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汲取。

从以上的分析可见，只有在形成较为合理的初次分配结构的基础上，辅之以合适的再分配措施，才有可能实现收入分配改革的预期目标。因此，分配改革不能止于政府抑富扶贫的零散措施，而应是一整套完善经济和社会体制的系统而努力。

这个系统化努力的方向之一是首先要改变粗放经济发展模式，转而依靠知识、技术创新和劳动效率。这样，劳动者的收入水涨船高，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形成良性循环，并保证政府能够依法行政，取缔非法设立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

政府一定要下决心破除特权既得利益阶层和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把被少数人和少数企业占用的社会资源从垄断部门的行政垄断下解放出来，通过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实现有效配置，为社会大众创造财富。

此外，完善财税体制，为社会低成本提供公共物品和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建立能够持续运转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全民提供基本的医疗、养老等保障；改善教育体系，使每一个要求上进的公民都有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和能力的机会等，都是这个系统应包含的内容。

吴敬琏

理性分析收入分配差距 篇12

对在收入分配差距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城乡收入差距需要做一个系统的分析和思考, 其次会涉及地区和行业差距的相关解析, 最后会对现状和出路问题做一个概述。引起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及造成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主要包括, 发展过程中本身产生收入差距;国家长期以来失衡的城乡发展政策和因此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城乡劳动力市场存在着高度的市场分割状态等等。

经济结构调整、群体结构划分及出于整个国家经济战略的角度, 发展过程中, 自然形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城乡政策不平衡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城乡二元化, 农村的发达程度远远落后于城市, 如果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是导致城乡收入存在差距的基本原因, 那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则可能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潜在根源。劳动力市场分割缺失效率且影响收入分配公平, 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消极的。

长期以来, 国家政策对工业和城市建设有明显的偏性, 不均衡的政策使得农村、农业和农民不断地为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作出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及不断的让步。在大力度的国家财政支持下, 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及收入消费等体系都得到有效的改善和建设。同时, 不容忽视的是长时间的政策倾斜不断在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就收入和消费而言, 城乡差距是再明显不过的。此外, 长期的政策倾斜还使得使得农业、农村和农民在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环节及诸如医疗社保、就业教育、劳动保护、福利等社会层面, 享受不到应有的“国民待遇”。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薄弱的, 国家政策如果不能下决心加大力度支持改善现状, 农业人口单纯依靠耕种而实现财富和收入的增长是不可能的。

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效应在近十年来仍呈现增强趋势。市场分割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制造了障碍, 导致劳动力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无论是制度还是政策层面, 优化劳动力的配置, 推动用人制度改革, 致力缩小城乡劳动力的工作和收入差距, 类似的改革都是必须的。不公平政策和制度的实施给了农业人口不应有的待遇, 尤其在户籍制度、公共投资和服务等方面农村地区几乎可以忽略。

这里笔者做一个假设, 如果转移小部分对城市的财政支出进而转嫁到广大农村地区的乡镇建设和社会保障、教育等的设施体制建设上, 无疑, 即便是很小的一部分, 如果利用得当, 取得的效果也会是显著的。拿广州、上海大城市作比, 每年政府的财政支出预算如若稍稍削减一些非必要性的支出, 通过与省市范围内的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市县或乡镇签订政府合约或者类似的互助协议。支持落后地区和乡镇的经济发展, 改善当地收入状况, 为个人或者地区的经济改善创建良好的大背景环境。同时, 把这项工作作为官员的绩效考核部分, 这样的激励或许会更有效。因为单纯就道德层面而言, 共同富裕非政府绝对的义务, 也绝不会足够吸引政府和涉事人员全力以赴的作为。但如果把事业与自身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激励机制带来的效果是可预见的。

过去十年, 在农民收入来源的主要组成中, 农业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并没有带来实质的财富增加, 增长最快的是转移性收入, 也就是外出打工的收入。城市化进程继续在政策的推动下大步前行, 但就整个国家而言, 我们并不需要至少50%的人口都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这样的城市化是滑稽的。城市的就业条件和环境吸引农业人口的流入, 但现状是, 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形成两个阶层, 收入差距的存在使得存在于民工群体和城市居民之间差异的改变很难成为现实。一方面, 将广大农村劳动力剩余人口转移出来是国家发展所必须的, 但如果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想要实现与城市居民相差无几的收入状况, 另一方面, 政府政策必须加大对农村地区教育设施的投入。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是明显的, 而农村地区普遍的低受教育程度和欠缺的师资、办学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农业劳动人口的收入增长空间。农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也给依靠先进技术的引进和自主创业及剩余劳动人口向城镇转移形成了很大的阻碍。特别是第二代的农民群体, 受限制的教育程度使得他们在城市的工作机会和环境, 特别是收入状况受到明显的局限。

存在于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和拉大, 最明显的成因应该是政府政策和财政支持倾斜的作用结果。中国的经济体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府作用过大的经济体, 政府的政策干预和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行业的准入限制等等, 对市场的自发调解不利且某种程度上为地区经济发展设置无形障碍。近二十年来, 相关统计数据单就中国城镇地区不同省份的收入增长指标而言, 就出现了明显分化。地区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 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尤为突出。一方面归因于沿海地区优势的政策扶持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和便捷的区域对外经济联系吸引的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和投资, 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引起的不充分的劳动力流动推助了沿海地区人口的收入的走高。

但在现有的相关研究中, 对于地区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度量的统计口径和因素选择存在争议。对不同地区收入统计进行调整的影响是多重的, 其一便是可能会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 影响总结结论。行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特别体现在垄断部门和竞争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 其次还主要体现在高技术和知识要求的部门与进入门槛低的部门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行业收入阶层的稳定性越来越强, 与改革开放前二十年相比, 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要高于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趋势不再。同时, 相关研究表明, 行业部门中学历及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差距有正比例趋向, 学历及受教育程度的家长对下一代的养成及收入差距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穷富二代就是这样的例子。这样的情况下, 缩减收入差距不仅仅需要解决短期问题, 而且还需解决长期的收入差距问题。可行的方案之一是政府加大对全国范围内尤其是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 随着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差异及城乡和地区间教育差异的缩小, 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也会随之减弱。

从整个社会层面看, 社会分配不公及非正常的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因素还包括非法或非正常收入, 这其中包括一些私营企业的偷漏税、违法的走私交易的进行和政党官员的腐败收入及灰色收入。尤其是腐败和灰色收入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很大程度上引起公众的反感心理, 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潜在威胁。但无论从何种层面上, 种种收入差距不公的现状是没有任何正面效应的。

收入分配需要一个理想的、成体系的改革方案来解决不公和差距扩大问题。然而, 收入分配的变革又是需要深层次变动体制的, 在现有的分配格局下进行改革, 必然触犯某些获利集团的利益而遭受阻碍。短期内能有效的是相关收入分配制度政策的适应性调整, 但同时, 也应有心理准备, 收入差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仍面临扩大的趋势。某些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作为是消极的, 但如经济体制改革、税收体制改革以及工资体制改革等是可以做的。目前来说, 缓解收入分配不均比较重要的是对财政资金的分配格局作调整。适当的财政支出政策为农村地区稍做倾斜, 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建立覆盖全民的收入保障制度, 是在国家财力和能力支付范围内的, 政府完全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前瞻性的某些认识是必须的。一个问题如果真正等到它完全显露, 到时再采取政策来制止是失效的且滞后的。

摘要：收入差距悬殊, 收入分配缺失公平机制, 极其容易聚焦社会矛盾和社会失衡, 无疑对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是有阻碍作用的。收入分配需要一个理想的、成体系的改革方案来解决不公和差距扩大问题。然而, 收入分配又是一个涉及社会范围内方方面面的问题, 是需要深层次变动体制的。在现有的分配格局下进行改革, 必然触犯某些获利集团的利益而遭受阻碍。短期内能有效的便是某些相关收入分配制度的政策的适应性调整。但同时, 也应该有心理准备, 收入差距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仍面临扩大的趋势。

关键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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