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

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精选9篇）

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 篇1

不同学派对高管薪酬的研究方法并不相同。管理学派认为公司规模是高管薪酬的重要决定因素;公平理论则从社会学的角度解释了薪酬水平的制定。人力资本理论认为, 为了企业绩效的提高, 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代理理论和激励理论也认为, 公司应该让高管薪酬与企业的业绩相关, 其行为追求使企业价值最大化。本文拟从市场经济道德和经济效率的角度来分析企业高管的薪酬。

一、市场经济与道德

从功能上看道德是调整社会活动中人与人关系规范的社会意识形态, 从本源上看道德来自人的本性中对他人利益的关心, 即利他。现代经济学以理性的经济人为研究对象, 经济人的理性表现在对利益的追求, 即利己。所以斯密被认为是伦理上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实际上市场经济的利益追求和道德情感中的同情行为有相通之处。

福利经济学中关于交易过程的帕累托效率说明了市场经济中的交换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同时增加自己的利益。在市场交易中, 如果市场交易双方的经济权力足以保证交易是自愿的, 或者说市场竞争是充分的, 则交易是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物品的交换。交易的结果是任何一方的收益都不会减少, 但是交易中总的收益增加了, 这就是帕累托效率标准。具体的交易价格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和供求关系。当然, 在一般的情况下双方的收益都得到增加。可见, 市场交易不仅是有效率的, 而且也是有道德的。因为每个经济主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 也为他人创造了利益。

只有在交易双方的经济权力结构的不对称程度足够大, 从而交易的某一方的交易行为虽然出于自愿, 但却是被不规范的市场本身所强迫, 则交易可能是不道德的。因为追求利益是经济人的本质, 从经济上来说交易是道德的。从正义的角度看, 交易是不道德的, 因为获利的一方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如果获利一方增加的收益是高于受损一方减少的利益, 即交易是希克斯有效的, 则需要第三方或者可以自实施的契约保证事后的利益补贴。总的来说, 如果在市场经济中交易双方具有平等自由的经济权力, 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和帕累托效率是统一的。如果交易双方的经济权力结构不对称, 则市场经济中的交易可能是不道德的, 希克斯效率的市场交易需要事后的利益补偿机制。

二、企业的定价机制

尽管企业理论研究中不同的学者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并不相同,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 即企业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同时也是定价的机制。Alchian的团队生产理论认为, 企业中的监督者就是监督团队成员的行为并衡量其贡献。Steven认为企业是对生产要素市场的替代。Grossman以及Hart认为控制权的配置有助于解决事前专用型投资获得事后应得的投资收益。Yang则明确提出企业是对人力资本的间接定价机制。不过可惜的是, 企业的定价功能常常被忽略, 这表现为对企业收益分配结果的怀疑。在古典的资本主义企业中,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资本剥夺了劳动的剩余价值, 在现代股份公司中,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是经理层侵占了股东的利益。根据交易的帕累托效率和道德相统一的原则, 如果认为企业对市场的替代是效率演进的, 则企业收益分配也是道德的。可是高管相对于股东的巨额薪酬以及资本家相对于贫穷工人的奢侈生活都说明, 企业定价机制所产生的企业收益的分配结果是不道德的。问题的关键在于, 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可能不是帕累托效率的。

主流的企业理论都是在效率观点的框架下来分析企业内部索取权和控制权的配置, 即企业组织的出现源于交易费用的降低。考虑到不同经济主体在交易的讨价还价过程中看重的并不是效率而是收益的分配, 所以效率观点并不适合解释制度安排的存在 (Palermo) 。如果用博弈论的框架来模拟企业内部的结构则更接近实际情况:企业内部的博弈方包括企业的管理者、股东、雇员和供应商等。策略集是博弈方可以进行选择的行为, 这是博弈方经济权力的体现, 包括选择其他的交易对手、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和自主权等。根据博弈的不同阶段策略集可以分为事前策略集、事中策略集和事后策略集。经济权力在事前表现为制定交易的规则, 或者说是缔约的自由交易权, 交易方可以随时选择进入或者退出合约, 这依赖于交易对手的范围。经济权力在事中表现为交易规则的模糊性, 即交易方的在交易规则之内的自主控制权, 这依赖于企业成员在企业中贡献的生产要素本身的特征。经济权利在事后表现为修改交易规则的权力, 这和事前的经济权力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成员的资源禀赋和生产能力会发生变化, 从而选择集合发生了改变。在暂不讨论事后再谈判的情况下, 博弈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博弈方在各自的策略集合中选择交易对手并制定交易规则, 这就是签约方缔结的公司治理结构。在第二阶段, 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决定了在企业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由谁来控制企业、怎样控制企业, 博弈方从事中策略集合选择生产行为和自主行为决定了企业的总收益。博弈的结果是根据治理结构的安排进行企业收益在不同博弈方之间的分配。表面上看, 是公司治理结构决定了不同成员的行为和收益分配, 但是实际博弈的过程是, 在第二阶段给定公司治理结构博弈方最大化收益决定了事中的行为选择, 在第一阶段预知第二阶段行为的情况下, 选择事前行为最大化收益, 可以得到事前行为, 即博弈方的策略选择集合和生产函数共同决定了总收益和收益的分配。

三、企业高管薪酬的规范

如果承认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和企业收益的分配都是企业内部不同经济主体讨价还价的结果, 则关于企业高管的薪酬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第一, 在生产要素之间的贡献在技术上是不可分的情况下, 企业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和定价机制, 并不存在一个经济标准来界定企业收益在成员之间的分配是否合理。强调经理层对出资者的利益侵占和认定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本质上都是道德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第二, 企业契约的签订不一定是一个帕累托优化的过程, 效率只是起到了加速或者阻碍企业契约调整的作用。如果企业契约在改变利益边界的同时具有帕累托效率改进的性质, 则契约的调整过程就会顺利的得到推进。如果企业契约只是把原有的利益边界从一方向另一方移动, 则契约的调整过程就会遭到受损失一方的抵抗。第三, 从收入分配的道德层面来看, 如果企业机制替代市场是帕累托效率演进的, 则企业收益的分配就是合理的。反之, 则收益分配可能是不道德的, 这依赖于是否存在事后的利益转移补贴。第四, 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交易是否是帕累托有效依赖于交易双方的经济权力结构。如果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权力结构足够对称, 从而保证市场交易完全出于自愿并不受到不规范市场的约束, 则交易就是帕累托有效并且交易也是道德的。否则, 市场交易的收入分配就是不道德的。

具体就企业高管薪酬来说, 单纯的从收入分配的结果指责经理层侵占股东利益是没有经济依据的, 如果承认企业的资源配置机制比市场有效, 企业能够替代要素市场的定价, 则指责企业收益分配结果不公也缺乏道德上的依据。当然, 在不规范的市场交易和不规范的企业制度下, 企业高管的巨额薪酬应该受到经济上的约束和道德上的谴责。国有企业产权在国企改革之后得到明晰, 但是股东对经理层的约束和监督由于国企本身的管理体制原因难以实施, 这类企业的高管的巨额薪酬是对国家和全民利益的侵占。这是我国政府限薪令主要的规范对象。垄断企业因为市场产业结构和国家产业政策的原因获得巨额利润, 企业高管薪酬中和企业绩效相关联的收益是对消费者和上下游企业的利益侵占。对于亏损或者业绩下滑的企业, 高管们凭借其他手段仍然获得高额收益。美国的限薪令正是对金融危机下接受政府经济援助企业的高管薪酬进行限制。简单地对高管薪酬做出一刀切的规范, 可能扭曲了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 也是对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经济道德的怀疑。

参考文献

[1]Grossman, S.and Hart, O.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691-719.

[2]Hart, O.and Moore, J.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1119-1158.

[3]Yang, X.and Ng, Y.K.Theory of the Firm and Structure of Residual Rights[J].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Organization, 1995, 26:107-128.

[4]Palemo, G.Economic Power and the Firm i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Two Conflicting Problems[J].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000, 34:573-601.

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 篇2

日前，笔者从多家域名注册服务商探知，今年以来我国的网址资源应用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其中CN域名预计到年底有望突破45万，将比去年同期新增10万多个。同时，根据有关机构对域名应用现状的调查，今年新增的CN域名，超过一半以上是用于新建网站，新注册的通用网址则继续反映了广大企业进行网络营销和网上品牌保护的需要。有关专家认为，网络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网络地址资源的繁荣，而透过新增网址的应用可以发现，我国的网络经济也呈现出了更加务实和理性的发展趋势。

上网，我们都需要

随着我国互联网应用的发展普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进入互联网、参与网络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他们在信息化社会拓展新的业务渠道、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必要选择，同时也日益成为他们的自觉选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主任助理吴养怡表示，网络的应用为企业在新时期实现加速度成长提供了可能，而要实现企业上网，互联网地址资源的应用则是第一步.企业上网需求的扩大，也使得对网络地址资源的应用产生出巨大的需求。调查数据显示，截止到11月份，今年新增长的CN域名就已经超到10万个，相对于过去几年中的增长总量。而这些新增域名中，占总数58．7％的域名指向的是今年新建立的网站，其余部分则是为已经建网的企业所注册，这表明了先期上网的广大企业对CN域名应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吴养怡表示，域名资源应用的增长，从＿个层面可以反映出互联网的应用水平，而域名注册数量的多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韪龉家的经济发展程度。与两年前企业建网进行形象展示的应用目的相比，近年来企业发展网络经济的意识已经有了质的提高。数据同时还显示，我国1000多万家企业，如今有近50％在业务发展中不同程度的应用互联网，其中有10％的企业已经开始了实质性的商务电子化交易。江苏无锡有一家生产销售软门帘的十几人小企业，自从今年建立了企业的产品销售网站，并选用了通用网址等网络推广方式以后，公司销售额开始大幅度上升，从之前的每月不足1万元快速增长到每月40多万，其中完全从网上实现的直接销售就已经超过总营业额的.1／4。

中国万网透露的相关数据也显示在万网托管的网站，30％以上的企业在网站上开展客户服务以及直接进行产品销售工作，接近45％的企业在网站上进行企业宣传和产品展示、与客户交流，另外也有10％的网站应用层次偏低，甚至没有定期的更新。专家们表示，如果说三年前企业上网，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国家有关机构推动下进行的，那么今年以来的众多企业触网，更多的则是企业的自觉经营行为，企业自身已经发现，如果仍然游离在网络经济之外，这给企业发展带来的不仅是直接的经济损失，更严重的是丧失未来发展的机遇。

网络营销，智者见智

企业在要求上网的同时，对上网的第一需求从资源域名和网址的应用，也普遍地上升到了网络营销的层面，对于这些互联网地址的应用，企业在提高了网络营销意识的同时，在网络营销的需求上也反映出了各种企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北京乐杰士餐饮有限集团公司从自身的服务行业出发，将“餐饮”一词注册为通用网址，当网民们想在网上获取相关的服务信息，在IE地址栏中输入“餐饮”就将直接进入北京乐杰士连锁餐厅网站，不仅可以浏览乐杰士公司的相关简介，更可便捷查询其连锁店址、定座电话、新品上市及促销活动等各项信息，从而让“乐杰士”成为了网上“餐饮”的第一站。另外一家旅游服务公司云南神州旅游，则将云南境内几十个著名旅游景点的名称，通过注册为通用网址而全部收到麾下，半年内该公司的网站，IP日访问量达到了76万人次，页面日访问量突破了500万，6个月公司实现盈利150多万，创造了通用网址成功营销案例的典范。

随着企业在参与网络经济发展上的不断深入，广大企业对如何进行网络营销及其方式的选择也越来越成熟，日前我国的两大电信巨头中国铁通和中国移动，尽管他们在具体业务方面差异很大，但是在进行网络营销中，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通用网址。中国铁通除了注册“铁通集团”、“铁通通信”、“铁通网络”外，其余30多个则都是带有了地域名称的通用网址，如“北京铁通”、“上海铁通”等。而中国移动则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种类丰富的电信产品，所以将这些产品的品牌无一例外地搬到了网上，例如“全球通”、“神州行”、“移动梦网”等。另外与其正在开展的体育营销相结合，中国移动将与体育相关的热门词汇也尽入囊中，包括“中国移动亚运会”、“中国移动奥运会”、“移动2008奥运会”等。同一个行业，不同的企业，中国铁通和中国移动的网络营销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通用网址服务，真可谓是殊途同归。

品牌保护，不可或缺

企业发展网络经济，同时也需要注意到对相关网络资产的保护，这在对新增域名的应用调查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CN域名注册机构向媒体透露，目前只注册和应用一个CN域名的企业相当鲜见，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在注册了一个主域名后，同时还将与该域名相近或相似的名称也都进行了保护性注册，许多企业都是同时注册了CN的二级域名和三级域名（如．com．cn、．net．cn或者行政区划．cn等）。

．cn是我国的国家顶级域名，也是由我国管理的国际顶级域名，注册以后全球通用，是世界网络的中国标识，在互联网上将突出地表明企业的中国身份。如日前正式上网的一家江苏企业的经理王先生告诉笔者，今年以来公司就开始了企业上网的准备，包括选择合适的互联网服务公司进行网站设计，在参加了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江苏举办的互联网地址资源研讨会以后，他们自己决定选用属于我国自己管理的．cn国家域名，并将域名的名称进行了重新设计。

这位企业经理表示，注册．cn域名过程中全部是中文服务，各项条款都看得非常明白，而最主要的是，．cn域名下可选择的名称资源十分丰富，从而使他们注册到了与公司业务有联系、而且简短易记的企业域名，这恰恰是他们在起初准备选择注册国外域名时非常苦恼的事，却在了解和认知了cn域名的价值以后就迎刃而解了。同时，他们还在实际注册时一并注册了．com．cn和．cn，将网络品牌保护做到尽可能的全面和完善。

这种完善的网络品牌延伸，以前我们更多的是从跨国企业身上看到，而如今在国内企业中，这种做法也已经相当普遍，表明国内企业在发展网络经济过程中，网络品牌保护的意识

也已经逐渐成熟。例如在新网的客户中，今年新建网站的企业中，同时注册二级域名（．cn）和一个以上类别域名的企业超过50％，而已经建立了企业网站，在今年又增加注册．cn域名的也高达40％以上。这部分企业的注册选择，一方面显示出了他们对．cn商业价值的日益重视，同时也体现了企业对网络品牌标识的保护意识在不断提高。

企业对自身网上品牌的保护，不仅体现在CN域名上，而且也全面反映在对通用网址的注册应用上。例如国内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国美电器，出于完善品牌保护之目的，将“国美”、“GOME”等与其品牌及企业名称相近的15个中文及拼音词汇注册为通用网址。通用网址实现的是自然语言注册，可以很方便地把企业的品牌搬到网上，将企业在网下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很轻易地扩展到了网上，树立起企业的网络品牌形象。另一方面，品牌是每个企业与其他组织相区别的差异性标识，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网络上，它都应该是惟一性的，通用网址作为国家互联网地址资源，它与企业的网站相对应，在国美完成注册以后，这每一个通用网址也自然成为了国美在网络世界的门牌号码，将顾客准确带到国美的网站。在确保品牌顺延到网上的同时，也使企业的品牌在互联网上得到最有力的保护。

品牌的成长需要企业的细心呵护，对自身网上品牌的保护，世界著名咨询服务机构德勤的做法和经验也很值得广大企业借鉴。德勤为防止其品牌的中文名称被其他机构和个人注册和使用，保护多年来所形成的品牌声誉，对其在中国的每一个事务所，都进行了形式如“城市名＋德勤”和“德勤＋城市名”的通用网址注册，如“德勤北京”、“北京德勤”、“德勤上海”、“上海德勤”等。另外由于“德勤”是一个音译名称，为避免“同音不同字”现象的发生，他们还注册了诸如“得勤”、“德秦”、“德琴”等几个同音不同字的名称，前后26个通用网址，对德勤的网络品牌保护可以说得上是滴水不漏。

在企业的网络经济发展中，实施网络营销和进行网络品牌的保护已经成为各自普遍的要求。有关专家表示，这两种要求对于网络经济的发展也是相辅相成的，网络品牌的保护将有利于网络营销的开展，而推广网络品牌的传播也应是网络营销的目的之一。在前不久星巴克不惜近30万元的代价取回两个CN域名，自然是其在中国市场开展网络营销发展网络经济的需要，但30万元代价的付出对于广大国内企业来说，则不啻为一个生动的网络品牌保护的教训。

社会道德的理性呼唤 篇3

《地球之眼》这部作品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复杂的问题，表现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复杂因素，进一步探讨当今时代道德缺失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石一枫擅长讲述对立人物的故事，本文将运用结构主义中二元对立的方法对社会复杂矛盾的各种现象进行分析。

一、社会标准与学校标准的对立

在生活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标准来衡量成功与失败，在学校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好坏是衡量一个学生的不二准则，而大学毕业走向社会之后，一切就发生了变化。在《地球之眼》中男主人公安小男和李牧光正是学校标准和社会标准对立的典型代表。

在《地球之眼》这部小说中，安小男在大学本科期间就是一个“天才”，他本身学的是电子信息与自动化专业，“据林琳介绍，安小男的确是个‘神人’，这里的‘神’是神奇的‘神’，而非神神道道的‘神’。他简直可以被称为近几届理科生中的传奇：高中曾经获得过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金牌；从来没上过高等数学、理论物理的专业课，但考试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写就是满分；可以背诵小数点后一千多位的圆周率……他还是个电脑高手，不管多复杂的计算机编程语言，只要看一遍就无师自通。”就连电子系的系主任也笃定地说安小男的脑子里装着半个硅谷。这从侧面反映出安小男在学校的确很不一般，他拥有天才般的敏锐思维。而安小男并不满足于现在所学的知识，还向“我”请教历史方面的知识，他注重知识的实用性，他在不断地寻找方法解答内心的疑惑，理工课程的学习不能给他想要的答案，他就转向历史。这样聪明好学上进的学生，在我们看来他的未来一定是充满希望的，一定会拥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在学校期間，与安小男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李牧光。他睡在上铺，大学四年里，除了睡觉很少做其他事，每天都在悄无声息地睡觉，宿舍的人每天早上出门之前都要去试一下他的鼻息，他从来没去上过一堂课，以至于多年后历史系的商教授都不知道李牧光是本学院的学生，而且出国必须要有的毕业论文都是花两万块钱买来的。将二者进行比较，就学校标准而言，一定是安小男比李牧光优秀。

可是，当大学毕业后，校园生活结束了，他们都面临新一轮的选择，安小男拒绝了学校提供给他的免试研究生机会，按照妈妈的意愿进入银行工作，一开始凭借自己过硬的知识还生活得不错，可是后来由于不会协调人际关系，一度失业，没有工作的他只能替别人考试从而拿到微薄的报酬，住在破烂不堪的屋子里，勉强维持生活。李牧光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在美国的几年里，拿到美国绿卡，还开了销售芭比娃娃的公司，事业蒸蒸日上。按照通常的社会标准来评价，李牧光无疑是成功的代表，安小男成了失败者的典型。

从两个人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是固定不变的，还是那两个人，但是由于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也是不同的，这就表现出了学校标准和社会标准二者存在的二元对立，它们之间既是相互矛盾的，又是存在着某种关联的。

二、不同价值观的对立

《地球之眼》中的不同人物有不同的成长背景，并形成各自独特的价值观念。安小男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社会道德”这一命题上，这个名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作品中多次借安小男之口提及道德问题，第一次是安小男向“我”请教历史方面知识的时候，他让“我”谈谈中国人的道德问题，问“我”是否觉得当前的形势很严峻，这个社会的道德体系是不是失效了？这个问题在“我”这里他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又问了商教授：“研究历史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当下问题？比如说中国人的道德缺失问题。”在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之后，他更是一贯坚守自己所谓的“社会道德”，银行老板让他去搞一种软件，把一部分人上班期间收发的所有邮件、用通信软件和别人说的话都保存下来，每周拷给行长过目，安小男以“您这么做很不道德”这简短的几个字一口回绝，最后导致失业。后来，在“我”的帮助下，他在李牧光的身边谋得了一个不错的职位，收入也十分可观，但当他发现李牧光公司背后“洗钱”的秘密后，他宁可舍去优越的工作也不能忍受道德的谴责，最后揭发了李牧光的秘密。

如果说安小男属于维护道德的极端代表，那么李牧光则是利益至上的代表人物。对于李牧光来说，永恒不变的只有利益，他与林琳假结婚属于各取所需，他可以利用林琳清白的身份达到自己“洗钱”的目的，他回到中国进行投资，并不是为了回报祖国，仅仅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让自己的投资成本更低，他甚至完全不顾及被拆迁居民的感受。在李牧光的眼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是最终目的，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并不重要，他对生养他的祖国丝毫没有归属感，反而对自己是“美国人”而倍感自豪。

从社会道德这一标准上来说，安小男是一个十分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人，他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但是从侧面来看，像李牧光这样的人也并不少见，他们的眼中只有利益没有任何道德可言，由此也可以看出当今社会道德的缺失。可是当道德与生活本身发生了冲突时，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这的确值得我们思考。

三、互联网自身的矛盾对立

小说的题目《地球之眼》实际上是“道德之眼”，所有人都必须接受道德的审判，就像作品开头写的那样：“‘地球之眼’开启，罪恶无处遁形。陈金芳之后，石一枫再次为我们带来一位奇人——安小男，一个行走在罪与罚、黑暗与光明中间地带的‘监控侠’。”安小男受雇于李牧光，开始的时候只是在中国的显示屏前帮助看管美国的仓库，安小男对这份工作十分用心，每天几乎寸步不离显示器，观察着仓库里的一举一动，所以很快就立下了功劳，他帮助李牧光抓住了企图点燃货仓的老头，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这对李牧光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有互联网的存在，他可以放心地把美国的仓库交给身在中国的安小男看管，这样不仅节约了雇佣成本，还保障了仓库的安全，他更可以让这种高科技国际化，利用这一技术再发一笔财。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安小男在监控中发现了李牧光公司的单据，了解了公司不盈利的经营状况，也发现了他利用公司帮家里“洗钱”的行为，李牧光的这些行为触及了安小男坚守的社会道德底线，他决定把这些证据公布于众，让他受到该有的惩罚。

同样是互联网，对于安小男和李牧光来说却具有不同的作用，对安小男来说，互联网是一种谋生手段，利用高科技可以使自己获得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报酬，但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利用互联网来收集李牧光的犯罪证据，再利用网络传播出去；对于李牧光来说，互联网作为一种高端的电子科技，把握好这个契机，就可以从中获取更大的利润，就小说的结局来讲，网络对于李牧光来说也是一种灾难。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中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更多时候，我们总是被复杂的利益关系左右，不能遵从自己的本心，我们在社会上扮演不同的角色，从事不同的社会分工，这就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让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如何平衡道德原则与自身利益之间的复杂关系，《地球之眼》这部作品正是揭露了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值得我们反思。

（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 篇4

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稳步和谐持续发展周期后, 用“发展方式转变”取代“增长方式转变”是科学发展观的经济表现, 这种历史性变化意味着, 今后我国民生、资源、环境等一系列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 都将涵盖进经济发展过程中, 这标志着那种“经济发展=GDP增长”的片面思维定势将被彻底舍弃。

1、认真实施与积极落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到每个产业的发展问题, 资源怎么配置, 发展路线怎么选择, 这实质上是产业结构如何优化升级的问题。中国经济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所谓不稳定, 就是投资增长率过高, 信贷投放过多, 货币流动性过大, 外贸和国际收支顺差过高;所谓不平衡, 就是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不平衡;所谓不协调, 就是一二三产业不协调, 投资与消费之间不协调, 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所谓不可持续, 就是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 而且是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会从局部问题转化为全局性问题, 影响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1]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实现这一目标, 必须探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路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 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 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 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 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2、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升产业整体实力

产业集群化、融合化和生态化是当今全球产业发展的大势, 它彰显了产业组织、产业关联和产业结构变迁的趋势, 其内在力量则是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国际产业发展趋势的背景是经济全球化和数字技术的出现, 进而导致产业边界的模糊、淡化以至消失。欧洲委员会之所以将产业融合视为促进就业与增长的一个强有力的动力源, 便出于它对产业融合定义的准确理解, 即“产业联盟与合作、技术网络平台和市场三角度的融合”。根据上海资源储备结构的特殊性和城市发展目标的高位性, 其产业发展方向舍此别无他途。最近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九届三次全会就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朝着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方向努力;要全力促进三二一产业融合发展、共同发展;要努力占据产业发展高端, 加快推动产业升级。融合发展, 是壮大上海产业整体实力的迫切需要。

创新是产业走向融合的前提。一是理念创新。只有当企业从传统的“单赢”竞争理念走向协同的“双赢”竞争理念、从传统的“坐商”经营模式走向现代的“行商”经营模式, 从传统的企业单体运作走向现代的企业生态体系, 企业界方能突破产业传统分立的制约, 去寻求产品交叉、平台交叉和收益共享的机会, 进而使技术进步的发生地从产业边界内部走向产业边界的结合部, 以促进资源配置在更为广阔的背景里展开;二是技术创新。20世纪90年代新技术革命浪潮催生之下的数字技术, 掀起了全球新一轮替代性和关联性, 即通用性技术的降生, 进而推动一大批诸如光学电子、航空电子、生物能源、基因工程等边缘性、融合型产业的萌生。又如, 生态农业技术的创新, 最终导致许多国家通过生物链将种植业、养殖业与畜牧业融合了起来;再如, 信息传媒业之所以呈现行业独立和纵向市场结构特征的根本原因, 是其输入与输出终端机的单一性, 导致电信、广播电视、出版行业之间的信息难以互相转换。但是, 数字技术的融合彻底打破了这种产业壁垒;三是制度创新。企业进退市场的成本, 是市场有效性程度的重要标志。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作用性分工主要应当体现在市场失灵的领域, 政府可以通过严格的规章去约束市场已无力约束的行为。

3、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强化劳动创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昭示:人不能满足于分配、交换和消费自然本身存在的东西, 而必须用劳动改造它们来适应市场的需要。与这种需要相联系的劳动产品物质财富生产, 也由此成为极大多数人最经常的活动。它克服了人对劳动固有的厌恶, 它使人用积极活动替代了怠惰, 用热情武装起了勤劳的双手, 用忍耐克服了最令人厌倦和不适意的工作。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两位学者, 二十世纪末曾对美国和英国技术创新的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显示, 来自科技推动而进行的创新, 在美国所占比例是22%, 在英国是27%;来自生产需要的创新, 在美国所占比例是31%, 在英国是25%;而来自市场需求推动的创新, 在美国所占比例是47%, 在英国是48%。由此可以看出, 市场需求已日益成为保证创新活动获得成功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需求是技术创新之母”。[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能只靠原有自然物质资源, 而要更多地依靠劳动者在劳动中形成的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如,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促进工业由大变强, 振兴装备制造业, 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 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 鼓励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还有赖于一定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建设,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起着保障性作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制度是一种稀缺型的资源。其他资源在人用制度创新创造了较好的制度资源以后, 才能因调动出人们的其他创新而被较好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证明, 制度环境建设, 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巨大。建立在交换基础上的市场制度, 与没有分工的自给自足经济, 以及有分工而缺少交换的计划经济制度相比较, 是一种能较好地调动人们科学利用各种资源的制度。我们用制度创新建立了这种制度, 劳动资源、物质财富资源等才因其他创新的发挥被开发利用起来, 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创新国有产权的有序流动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改革开放30年来,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多年的磨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建立起一套比较科学和相对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加快股份制作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步伐, 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 基本完成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结构的调整, 是新时期我国国企改革和发展的明确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 各级政府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其中, 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要途径, 通过不断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 促进国有产权有序流动, 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既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必经途径, 也是国资监管方式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 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1、国有产权有序转让的法律体系和交易场所基本完善

为了强化国有产权的有序流动, 国务院在大力精减机构的同时, 专门新设成立了国资委。国务院国资委从成立起, 就将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和推动国有产权有序流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建立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 不断完善进场交易制度, 积极推进依靠市场发现买主、发现价格的交易方式, 解决了国有产权转让过程中的定价难问题, 并不断加大对产权交易市场的监管力度, 取得了明显成效。经过多年的努力, 统一的国有产权交易监管制度初步形成, 国有产权流动的方式已经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型”向“政府引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市场化机制转变。2003年12月, 国务院国资委与财政部联合印发了《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 之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国有产权流动的配套文件, 使国有产权流动有了一套严格的以“进场交易”为核心的制度规范。

实践中通过采取多种措施规范产权交易市场, 已经逐步形成比较严格的监管机制。国务院国资委按照“打破区域限制、立足规范运作、促进资源共享、利于长远发展”的原则建立了对产权交易机构的动态选择机制。目前, 经国务院国资委和各省级国资委认可的从事国有产权交易的产权交易机构已有65家。截至2008年, 经国务院国资委认可可以从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机构中已有北京市产权交易所、上海市联合产权交易所、天津市产权交易所、重庆市产权交易所可以从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的交易。同时, 国务院国资委会同有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多形式的产权交易市场日常监管制度。[3]

2、产权交易系统的规范运作促进了国有产权的有序流动

经过科学规划、队伍建设和技术创新, 使我国的产权交易结构和产权交易系统实现了现代化和规范化运作。通过技术手段规范产权交易行为, 实现了对国有产权交易全过程的动态监管。2006年, 国务院国资委通过建立“企业国有产权交易信息监测系统”, 已将从事中央企业国有产权交易的京、津、沪3家产权交易机构的国有产权交易信息全部纳入实时动态监测范围, 为将来形成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信息平台奠定了基础。加快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 不但为国有经济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创造了条件, 也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 不但为国有产权有序流动建立了合理流动的机制, 也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

进场交易制度执行以来, 经过各级国资委和产权交易机构的共同努力, 产权交易市场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企业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已逐渐成为国有资本进退的主要通道、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平台、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和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国有产权通过进场交易实现了大幅增值, 企业对进场交易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 2007年全国产权交易机构共完成各类产权交易2万多宗, 交易金额约3500亿元, 其中国有产权交易达1万多宗, 交易金额约2700亿元。在国有产权交易中,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受让金额占30%, 外资企业或其他国际资本受让金额占约10%, 社会其他各类资本受让金额约占60%。受让方跨行业、跨区域收购的占全部交易项目的约三成。

3、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国有产权流动和市场资源配置体系

尽管我国在推进进场交易制度、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还只能说是初步建立, 我们的管理理念、管理水平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建设一个相对成熟的、为非上市公司资本运作服务、满足国有产权流动和国有资本调整要求的资本市场, 是我们的既定目标。

其一是要进一步提高国有产权的进场交易率和竞价交易水平。一方面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使应该进入产权交易市场流动的国有产权全部进场公开交易;另一方面促进产权交易机构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创新交易方式, 提高竞价交易水平, 更好地实现国有产权在流动中的保值增值。

其二是要推进产权交易市场法律体系建设。在进一步总结产权交易市场发展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产权交易市场法律体系建设的总体规划。国资办应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起草推进产权交易市场规范发展的相关法规文件。加快行业自律组织与自我监督机制的建立。按照市场化的原则, 加快建立产权交易行业自律组织, 发挥自我监督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作用, 通过行业自律组织推进产权交易市场业务操作的标准化、规范化。

其三是要进一步促进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还是一个新兴的市场, 市场化进程还比较短。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督促各产权交易机构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 树立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在廉洁从业、职业操守、依法办事、公开透明上下功夫, 共同建设一个诚信的和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

进一步探索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的国际化。流动是资本的天性。资本流动的范围越广, 市场机制发挥得就越充分, 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目前, 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以纽约、伦敦等为中心的证券市场体系, 而为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服务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正因为如此, 我国产权交易市场可以通过引入私募基金、风险资本、行业投资人等使中国众多的非上市公司与国际资本相结合, 也可将境外企业的产权转让引入我国的产权交易市场, 使我国的国内资本能够通过产权交易市场这个平台与国际上的产权资源相结合。[4]

三、通过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实现自主创新

“十一五”期间, 我国政府多次强调通过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来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重申必须坚持需求导向, 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等。这一提法对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 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强化自主创新扩大改革开放

自主创新就是指从增强国家创新能力的角度出发, 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世界科技发展的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 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 真正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 必须依靠自主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对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具有重要意义。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必须要坚持需求导向的原则。

正确处理好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是我国坚持和扩大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环节。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在利用外资、扩大外贸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对外开放在创造就业、扩大出口和建立现代产业等方面中发挥了广泛而积极的作用。但是, 从国家发展新阶段、新要求来看, 我国在经济快速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比如, 引进外资注重数量增长, 外资对国民经济结构进步的作用有限。多年来, 实现外资数量的增长是主要的发展指标, 而对外资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特别是技术进步的贡献缺乏关注, 或者只是以外资企业创造的出口、产值、就业等传统指标来衡量。在外资与宏观经济统计中, 简单地把外资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含量看作为产业结构的进步。又如, 引进外资与自主创新相脱节, 外资企业向国内的技术溢出有限。外商独资企业成为外资的主力, 截至2008年上半年, 我国外商独资占比达到75%左右, 对国内技术进步影响力减弱。外资企业采用独资模式是为了知识产权保护。我国企业可能通过竞争与配套服务促进技术进步, 个人可能通过在外资企业工作取得经验, 但这些对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都相对有限, 更远非外资企业技术含量高所能体现。[5]

与此同时, 外资成为出口贸易的主力, 我国企业自身国际竞争力不足。2007年外资企业出口总值为国有企业的近4倍。表面上看出口结构中高新技术比重持续提高, 但实际上主要是来自外资企业的增长。在我国的总出口中, 本质上仍是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加工贸易占到一半。

2、提高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

扩大开放领域, 优化开放结构, 提高开放质量是中国发展新阶段上的重大主题。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这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对外开放新目标。“开放型经济”是一个特殊的经济系统, 其中开放是这一系统的本质内容和基础机制。因此, 开放型经济不同于“转型经济”在局部或一定程度上实施开放政策, 而是把经济运行放在与外部联系的基础之上。开放政策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而开放型经济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因此, 从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到建立开放型经济, 是发展的一个阶段性跨越。在完成了入世的过渡期任务后, 今天国家又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新目标, 这就意味着开放型体制建设新阶段的开始。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不只意味着开放程度的提高和开放领域的扩大, 而且更意味着开放在体制上更加规范, 政策上更加成熟, 宏观调控上更加有效, 效益上更加增大。自主创新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开放型经济中实现的。

提高开放型经济的水平特别表现在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迄今为止, 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主要优势, 一是廉价劳动力, 二是巨大的国内市场。从长期看, 世界经济按产业链分工, 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只能处于国际分工的末端, 获得相对较小的收益。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条件下, 真正的优势来自于科学技术。创造新优势的根本在于科技创新, 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从国际分工的末端走向高端。当代国际竞争也是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 具有更强制度优势的国家就可能获得更多更高级要素的集聚, 形成更多更高级的主导性要素, 创造更高的全要素生产力, 赢得更高的国际地位。简而言之, 我国应当以体制创新为平台, 以科技创新为内容, 从科学技术的微观层面和制度效率的宏观层面这两个方面争取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6]

3、坚持要求导向, 优化资源配置

传统观点认为, 技术创新主要是由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要求所引起和推动的。然而现在许多研究表明, 市场导向问题, 是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创新活动的本质是市场和技术的有效结合。只有有了市场需求, 技术发明适应了市场需求, 创新活动才会出现, 才会实现。另一方面, 随着创新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企业对市场在创新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市场是创新的起点和终点, 市场是创新活动价值实现的载体, 它也推动着创新思想、创新活动的产生与发展。

进一步完善开放中实现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近年来我国制定了一批科技创新促进政策并受到普遍欢迎, 但政策全面落地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跨部门的政策衔接也存在问题。科技创新促进政策要有行业差别和企业发展阶段差别;政策支持要切实有利于帮助企业克服发展中的瓶颈;政策实施要加强配套;引进国外高级人才要解决个人所得税过高问题。作为政府来说, 扶持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产业和基础培养而不是应由企业做的具体项目。要积极培育核心领域的核心技术, 以重大产业技术的战略突破来带动我国整体科技实力的增长。要注重公共服务平台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要构建金融担保机制支持企业创新, 特别是要推进风险投资和金融资信平台的建设。此外还要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以保护创新者的利益。要充分发挥我国中央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国家队”作用, 全面提升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水平。

要坚持需求为导向,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重点是需求。这里的“需求”有两层含义:一是现实需求, 即从现实的紧迫需求出发, 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第二层含义是未来需求, 就是着眼长远, 超前部署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 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当然,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在坚持需求导向的同时, 还要通过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从而为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有力和持久的技术支撑, 加快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张道根主编.现代企业制度丛书[M].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2]肖元真主编.全球科技与经济发展大趋势丛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3]翁华建著.新时期的产业经济[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4]刘丛生著.产业发展的动力与源泉[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5]李玉明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论丛书[M].西安人民出版社, 2008.

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 篇5

高兹认为, 在前工业社会中, 人们的劳动和生产等行为都是遵循着一种“够了就好”的基本原则, 人们能够用自己所生产出来的适量的东西满足自己的需要, 而不需要更多的东西。“在前资本主义的传统社会中, 当人们可自由地决定其各种需求和工作程度时, 经济理性并不适用。那时人们为了使其工作控制在一定限度内, 就自发地限制其需求, 工作到自认为满意时为止, 而这种满意就是自认为生产的东西已足够了, ‘足够’调节着满意度与劳动量之间的平衡, ‘足够’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 而是一个文化范畴。”[1]但是, 资本主义社会的出现让情况变得大不相同, 人们的生产行为从满足自己的消费转为迎合市场, 人们开始学会计算与核算, 经济理性就发端于此。

在高兹看来, 资本主义的生产追求利润、经济效率以及资本增值的最大化, 而这种增值往往需要消费和需求也达到最大化, 想要达到这种最大化又需要增大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 这样的发展最终会导致人的异化、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资本主义的管理者注重怎样使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最大的交换价值, 而不是重视如何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其与自然的相互平衡、生产活动与人的生活的相互协调、力争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产品以及努力使劳动成为一种快乐的事情。”[2]高兹还提醒我们, 尽管一些资本主义企业也在重视环境保护工作,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们进行环保工作的不得已和有限度以及有利可图, 他们只是转换方式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理性扩大化, 使其资本变相增值, 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综上, 在高兹看来, 经济理性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 经济理性属于工具理性;其基础是计算和核算;其特征是计算;其原则是效率至上、越多越好;其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危害是造成人的社会关系的畸形化和物化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

二、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高兹要求限制经济理性的作用范围, 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高兹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二者的统一。所以, 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一书中就提到:保护生态环境的最好选择就是建立先进的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 社会主义运动就限定其目标为限制经济合理性, 并且使经济合理性从属于更高合理性。”[3]这里的更高合理性在高兹看来就是生态合理性。

高兹认为, “生态理性是以尽可能少的劳动、资本和资源投入, 来取得尽可能好的生产方式和手段, 尽可能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1]其动机是保护生态环境, 追求生态效益的最大化;其主张劳动是人与自然得以实现和谐的桥梁;其反对非理性而没有限度地追求高消费和消费的越多得到的幸福感越大的传统观念;其要求人们注重物质生活的同时更要重视精神生活, 在自主性、创造性的劳动中获得更大的幸福感。生态理性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人们在其中可以生活得更好而劳动和消费得更少的社会。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是相互矛盾的。高兹认为要实现以生态合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就要使经济理性服从于生态理性, 就要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所说的生态重建是要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整体变革, “具体包括从产品的设计 (产品必须是耐用的和易于修复的) 到消费再到物质循环, 包括生产和能源改造的一切形式, 并要在化学工业、运输和农业方面进行生态重建。”[3]

高兹认为生态重建有两种方向:一种是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 另一种是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在高兹看来, 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一方面要满足其利润最大化的需要, 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合理地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 使生态效益最大化, 这两者是根本不相容的, 不可能在一种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中进行生态理性为主的生态重建, 故资本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态重建, 这种方向的生态重建必然会走向失败。而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是以生态必要性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方向的生态重建中人们的技术、社会关系、生产消费方式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都与资本主义存在很大不同, 牵涉到了范式的转换, 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合理性真正从属于了追求非定量的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发展的生态合理性。因此, 高兹主张人们应该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生态重建。

高兹在阐述生态重建的同时也说明了其与环境主义和“非工业”乌托邦的区别。

高兹认为, 他所说的生态重建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环境主义。在他看来, 环境主义只是一种局限于体制内的环境保护的要求, “它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合理性施加束缚和压制。但这些束缚和压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不起任何作用, 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是使其经济理性的作用领域进一步扩张。”[4]环境主义与生态重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后者要改变前者的对经济理性适用范围的扩大, 它要实现环境主义所不能达到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造。

高兹还阐述了他所说的生态重建也不同于绿党的“非工业”的乌托邦。在他看来, 这是一种彻底否定工业文明的乌托邦, 它认为社会体制应该单一化、简单化, 它设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全盘抛弃工业技术、功能专业化、劳动再分化和商品交换的, 只需要少数人组成小团体掌握一定的生产技术来维持自己生存的稳定秩序。而生态重建相对于“非工业”的乌托邦的反对工业文明则是在其基础上进行一种范式转换, 而且生态重建不否定技术, 而是希望技术的改革和创新应该为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重建服务。显然, “非工业”的乌托邦与生态重建存在本质的区别。

三、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造成人的异化

高兹看到了资本主义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弊端———使劳动和人发生异化。在他看来,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生产水平的提高, 最大多数的手工劳动正在被消除, 劳动在不断被技术化和自动化的同时逐渐走向消亡。高兹认为,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下, 不仅劳动发生异化, 更值得重视的是劳动者也处于异化状态。他认为, “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所有异化的根源所在”, 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就是对人进行控制的一种手段。相对于传统社会工人工作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其一, 工人被分为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 脑力劳动者即所谓的科技工作者“在设定生产程序时, 其实就是变相帮助统治者维持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科技工作者对体力工人进行领导和控制……事实上科技工作者和体力工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已经形成”[5]。其二, 由于某些工作任务被机器所取代, 劳动生产原本作为劳动者的自主性行为, 却由于科技发展变成了一种受外界支配的行为。工人发现自己的劳动失去意义, 劳动热情退去, 劳动受到压抑。并且, “在一些发达工业中, 技术工人别无选择地被那些枯燥无味的工作所束缚, 他们只能遵从于那些机器的指令, 进行着没有自主性的劳作, 即使机器是在他们的监视或者指导之下进行运转的。脑力劳动者在失业、挫败以及工作技能的弱化中体会到他们自己相对于体力劳动者的更加严重的异化”[2]。其三, 劳动分工使得一个工厂往往只生产一个或几个部件, 原来的一个独立的生产单位变成由几个相距甚远的多个生产单位组成, 造成生产专业化和决策的集权化, 使工人进一步分化, 使工人自治自决成为泡影。

因此, 高兹重视马克思的把劳动分工视为由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所决定的观点, 赞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把劳动者变成了畸形物”, 把工人“变为一个局部的工人”, 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 并迫使它为资本服务”的观点[6]。而且, 高兹认为, “‘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重要前提已经妥协于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其一, 工人的劳动再也没有任何力量可言。正因为他们是对社会行动没有力量的阶级, 没有掌握权力的手段, 所以更加意识不到需要这样做。其二, 劳动再也不是工人自己的主观上的行为。不管是在工厂还是在办公室等等场合地点, 劳动已经成为一种早已被设置的行动, 它要从属于机械的运作而进行, 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无处发挥。”[7]可见, 资本主义的劳动是遵循着资本主义生产逻辑和经济理性而强行压迫给劳动者的, 人的劳动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 即科学技术的掌控和奴役。人的能动性丧失了, 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 劳动的真正意义被抹去, 人们在这种压制性的劳动分工中变得异化。

四、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一方面使得工人失去劳动自主性, 造成其本身及劳动发生异化;另一方面又摧毁了工人的阶级意识, 使其失去革命战斗力。技术的发展和劳动分工的专门化使得一些工人被驱赶出生产部门, 成为潜在的或现实的失业者, 他们的生活处于雇佣状态, 没有稳定的工作场所, 劳动变得随机和间断, 长此以往, 这些雇佣者的劳动延伸到社会各个阶层, 使其原有的阶级意识淡化, 但又没有被现实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同化, 他们长期没有主导性的阶级意识, 这样, 他们逐渐成为“后工业的新无产阶级” (the post-industrial neo-proletariat)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 他们又衍变为“非工人的非阶级” (non-class of non-workers) 。同时, 高兹指出:“社会分工下产生的非阶级不应被理解为没有任何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 而是应该指被用来排除经济理性和外部强制的实现个人自主活动的阶级。”[8]在高兹看来, “非工人的非阶级”的出现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劳动分工的否定, 并认为它将成为工人进行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历史主体。

高兹认为, 工人应该采取自下而上的劳工战略来实现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他认为劳动场所应该成为革命的发源地, 因为只有在生产的地方工人才是最直接地经受资产阶级专政、被其统治和分化, 只有在那里, 工人才会作为一个具有向心力的自决的集体而存在。不仅如此, 高兹强调要重视工会作用, 工会应该掌控劳动场所和生产过程, 维护工人的工资要求、劳动条件要求等等, 使工人可以对企业甚至社会做出决定, 使得企业的劳动生产、分工、收入等方面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发展。通过这样, 工人通过合法的斗争, 逐步地参与到了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 工人的自由自决也顺应得到实现, 自治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建成。

高兹希望未来自由自决的社会主义能够靠劳工战略来实现, 而且他指出这一愿望的实现还应该以如下工作为前提:公平地分配劳动岗位。面对劳动岗位紧缺的现状, 高兹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将减少掉的岗位交给一部分职业精英, 而让他们去雇佣被驱赶出去的工人, 职业精英以廉价即可获得较好的劳动力, 被驱赶的工人也可以获得被雇佣和重新获得劳动的机会;二是将现有的劳动时间缩短, 减少到每天两个小时, 这样, 尽管劳动岗位少了, 但也能够保证每个人都有从事劳动的机会。不仅如此, 高兹还对未来的生产方式做了这样的描述:“工人将自由地以下述方式安排自己:在某个时期, 任何人可以在同样的企业多多少少地劳动标准的二十四小时, 他们也可以自由地具有二至三个非全时工作, 例如, 春天从事建筑业, 而到夏末从事农业, 也就是说, 可以学习不同的技能和从事不同职业。”[9]

综上, 高兹设想“非工人的非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 主张以劳动场所为争取社会主义劳工战略的开始, 强调公平分配劳动岗位和人们自由安排劳动时间的重要性, 最终达到克服人及劳动异化的目的, 建立工人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五、简评

高兹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劳动分工的批判既有合理之处也有值得商讨的地方。

高兹的生态理性的论述体相对于一些单纯从生态危机表面进行分析的研究, 是从生态危机的深处寻求根源。并且他详细阐述了生态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建立以生态和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的必要性, 阐明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就是建立具有生态理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见地深刻, 具有说服力。他的生态理性的论述提醒人们跳出经济理性这个不公正的理性旋涡, 进入和正义、自由和人性相联系的生态理性, 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运用理性, 充分体现了启蒙理性的深刻含义。

高兹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批判具有明显的人本主义特点。他在面对资本主义劳动分工问题时过度强调人的异化, 只看到了人们的劳动开始依赖于机器, 看到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是其用来控制人们对生产过程和生产内容的手段, 过多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和劳动分工及社会分层日益细致之间的矛盾, 夸大劳动分工带来的社会等级制关系, 而没有较好地处理好劳动分工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 没有正视劳动分工带来的生产专业化和生产效率提高等好处。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太多单纯以人为出发点, 偏重从人本主义和伦理价值的角度出发批判问题, 而没有把人放入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因此, 他得出的种种结论也不免会有偏颇之处。

摘要：高兹认为, 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源于利润动机, 而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归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 所以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展开了猛烈的批判, 试图说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是其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 高兹又认为,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是其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 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是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紧密相连的, 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造成一切异化, 尤其是人的异化, 故他也对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进行批判。高兹在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和劳动分工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对于这两者进行改造的设想, 即建设以生态理性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和进行自由自决的生产方式。

关键词：高兹,经济理性,生态理性,劳动分工,自由自决

参考文献

[1]吴宁.高兹的资本主义观[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6, (7) :77-79.

[2]Andre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South End Press, 1980:5-140.

[3]刘凤玲.人类面对生态危机的出路[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001, (3) :86.

[4]Andre Gorz,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London, 1994:94-95.

[5]Andre Gorz.Critique of the Labor Division.London.1978:176.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399-400.

[7]Andre Gorz.Farewell to the Working Class:an essay on post-in-dustrial socialism, London:Pluto Press, 1982:67.

[8]Andre Gorz, Farewall to Working Class.Boston:South End Press, 1982:75.

道德感悟, 引领学生理性成长 篇6

一、解读道德教育内涵, 确立道德教育主题

1. 分析学情, 研究道德教育方向。

学校德育是让教育者的行为符合道德规范, 而道德行为规范离不开理性思维的指引, 更离不开道德情感的推动。如何帮助“爱逆反, 易冲动, 缺自信, 无意志”的中职生梳理道德情感, 感悟做人的道理, 理性地抉择价值冲突, 避免走入人格缺陷的泥滩, 成为我校德育的研究方向。

2. 总结经验, 明确道德教育思路。

心理学家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情商并无明显的先天差别, 更多与后天的培养息息相关。也就是说, 学生的道德情感是可以培养的。于是, 我校通过“道德讲堂、主题班会、早升旗、社会实践、志愿者活动”五条渠道, 让学生在沐浴亲情、友情和博爱之情中感悟人间的真爱;在社会实践中, 感悟知难而进, 不畏艰辛获取成功的快乐;在探究活动中, 感悟求真务实、勤奋进取才是人生发展的必由之路。

3. 凝炼学生价值观, 确定道德教育主题。

学校的共同价值观是“责任·奉献”。学生价值观是“感恩, 文明, 博爱;诚信, 自律, 爱校;自信, 乐观, 宽容;崇尚劳动, 乐于助人;学有所长, 回报社会”, 涵盖了家庭、职业、社会和个人四个方面的道德规范。学校根据上述价值取向, 将道德教育主题确定为“归属与爱、和谐、成就、超越”四个主题。归属与爱, 培养人文素质, 包括“孝心无价、感恩的心、爱与责任、爱心奉献”四个课题;和谐, 提升公民道德水平, 包括“宽容待人、团结友善、诚实守信、文明修身、保护环境”五个课题;成就, 提高职业素养, 包括“勤奋进取、敬业爱岗、廉洁自律、勤俭节约”四个课题;超越, 升华学生品质, 包括“相信自己、自强不息、乐于求知、追求卓越”四个课题, 共计十五个课题的教育。

二、确立情感教育主线, 实施感悟式道德教育

感悟式道德教育是让学生在道德的力量下感悟和反思自我, 提高道德素养, 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德育方法。教育过程由德育教师组织实施, 以道德讲堂为基本形式, 采用看、写、讲、评四步教学法, 分两节课完成, 教师的任务是激发学生将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思维尽情释放, 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情感和思维尽情交融, 转变道德观念。

1. 从感受到感想, 激发学生情感

“看”即观看典型道德素材, 体验道德。这是师生共同体味情感的触动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发挥榜样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和深远的, 榜样人物就像一根根擎天大柱, 支撑着人们的思维空间, 展现出一个民族厚重的内在品质和孜孜不倦的奋发追求。

“写”即写出个人感想, 倾诉心灵感悟。教师应根据视频中的道德动情点和价值导向, 精心设计“思考导航”, 引导学生写出感受, 表明自己的情感和态度。这种典型榜样引领、教师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的做法, 达到了让学生释放思维的目的。

2. 从感动到感悟, 改变道德观念

“讲”即讨论交流, 进行心灵启迪和道德认知的碰撞。“讲”是为了让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 发表自己的观点, 阐述自己对未来的态度。人的情感总是在一定的情境中, 才能触景生情, 因此, 在讲的过程中, 需要教师运用感官的图片、恰当的音乐、精致的课件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感染情景, 让学生被浓浓的情感包围着, 心灵受到震颤。在这种氛围下, 学生激烈讨论、踊跃发言, 将自己的内心情感付诸于语言, 感动自己的同时也感染了其他学生, 思维和态度在生生、师生互动共议后, 产生道德新体验和新感受。

“评”即评说人生感悟, 提升道德素养。通过课堂气氛渲染和情感宣泄, 学生互评和教师点评, 引导学生悟出做人的道理。

感悟式道德教育达到了教师引导、典型事例佐证、洗礼和震颤学生心灵的目的, 学生能深入思考和感悟, 有较强的情感体验。

三、完善德育保障体系, 彰显道德感悟效果

1. 研发校本教材, 提供“触景生情”的素材。

学校把百家讲坛、中国骄傲、感动中国人物、中国道德模范、永远的丰碑、身边的感动等中的人物事迹纳入校本教材, 自编了教育读本和教育参考书, 为进一步加强学生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保证。

2. 组织体验活动, 保证“以德导行”的实效。

道德感悟的巩固与升华, 需要经受生活实践的长期磨练。为此, 每一个道德教育主题, 学校都会设计相对应的社会实践活动, “爱心奉献”实践活动, 让学生走出校园, 去发现、去感受人间真情。当学生在为他人服务时, 所获得的赞扬和精神的快慰, 净化了学生的灵魂。“高一观摩, 高二见习, 高三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 让学生走入企业体验“赚钱不容易”, 知道工作的辛苦, 从而珍惜父母的血汗钱, 懂得孝老爱亲。“校园十星”评选, 让学生体会到受人尊重、彰显个人风采的成就感;采访优秀毕业生, 调研企业用工需求, 让学生明确了热爱、责任、诚信、奉献对职业发展的意义。

3. 实施目标管理, 搭建“理性成长”的平台。

道德品质是人在道德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定的、一贯的特点和倾向, 其形成离不开道德教育, 更离不开个人的努力。学校开展《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创新模式“五步训练法”养成好习惯的研究》, 提出“修身一天, 坚持一周, 巩固一百天”的行为要求, 以“修身日志”“行为习惯跟踪表”为载体, 实施行为养成目标管理, 达到“自我剖析、自定目标、自寻策略、自我管理、自我评价与激励”的目的, 这既是道德感悟的延伸与深化, 也是学生理性成长的归宿。

论个体理性与道德责任平衡 篇7

在作者看来, 种族主义并非是群体之间的各种憎恨与偏见倾向的总称, 而是指当人们遭遇到他们境遇中“人的因素”, 就会正常体验到的强烈不舒适、不自在或焦虑。它通过一个既包含了种族主义又使其得以合理化的实践活动而与其他类型的焦虑、反感或憎恨情绪区别开来, 这种实践活动将建筑、园艺策略与医学策略有机结合, 通过切除既不适合想象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适合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社会因素, 来改造人为的社会秩序。 (《现代性与大屠杀》86、87页) 作者认为, 那些把大屠杀与历史上的种族主义与宗教仇视导致的冲突看成仅仅是程度上不同但具有相同本质的历史事件的看法, 从根本上抹杀了大屠杀的独特性, 是不科学的:首先, 历史研究表明在纳粹掌权之前以及他们的统治得以巩固很久以后, 德国民众的反犹主义比起相当多的欧洲其他国家对犹太人的敌视来说要逊色得多。其次, 反犹主义2000年来在西方一直是个普遍现象, 但是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 也就是说反犹主义的普遍存在性无法解释大屠杀的独特性。因而, 要使大屠杀的观念成为可能, 反犹主义必须与一些不同的因素相融合。 (《现代性、大屠杀与道德。——读 (〈现代性与大屠杀〉) 有感》) 。陈献光, 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可惜的是, 半个多世纪以来, 人们并没有对大屠杀那种残酷的“集体根绝”进行更深刻的剖析, 而往往倾向于将其简单的视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次偶然性灾难、社会的痼疾和病态。这种推断其实很容易便被事实推翻, 首先大屠杀中的刽子手在当时是受过教育的正常人, 同时, 如此宏大的社会工程并非是无数个由愤怒与狂暴导致的“碎玻璃之夜”所能造就的, 其执行范围之广、效率之高、高度严格的组织化与全社会营造的“道德无视”效果远非依靠小规模群众暴力所能达成。那种彻底的、全面的、无遗漏的屠杀必须依赖高度现代化的官僚机构以及全社会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可以说, “现代性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 但绝对是必要条件”。 (《“人的自我中心”与“理性”——兼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若没有现代文明为其计划的实施提供高度先进的技术资源与现代社会规范与制度, 即倘若没有现代官僚制度体系, 大屠杀也就不可能顺利产生并完成。现代官僚体系实施严密的劳动等级分工, 这些分工往往注重形成实践和精神与最终产品的尽量大的距离, 以达到避免任务执行时直接而亲身的体验, 进而最大限度的形成“道德盲视”。同时, 在任务执行中, 技术责任对道德责任的取代更加剧了道德的漠视, 它使行动的外部联系从执行者视线里被有效消除, 之前为社会伦理道德所不容的行为也被顺理成章的“合理化”而得以有效执行。在执行者看来, 行动是否依照当时最好的技术知识以及行动是否高效才是最重要的。

2诱使受害者合作

大屠杀这个程序复杂的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犹太精英及时便捷且较广范围内的合作, 这才使它免于遭受严重的管理、技术与资金方面的问题。纳粹的目的并非奴役犹太人, 而是对其进行一种彻底清洗, 在达到“最终解决”的途径上, 纳粹可谓“用心良苦”——他们通过选举、任命等多种方式将犹太精英仍置于权威地位, 并冠之以“犹太委员”之名, 对待这些委员, 纳粹既给予他们安排和管理本区宗教团体事务等诸多内部事务的权力, 又强制其必须无条件听命于一个脱离正式权力结构的德国机构, 通过这样一种安排, 一方面使犹太领导精英获得了更加明显而强大的慑服力, 让他们在心理上和行为上都更加愿意服从上级机构, 另一方面, 这又从实质上造就了犹太人“无行为能力”的局面。由此可见, 纳粹恰恰是通过强化犹太社区结构及犹太精英扮演的凝聚性角色, 达到了使受害者向其征服者意志的彻底屈服。

另外, 在诱使犹太精英与纳粹合作计划达成后, 纳粹又精心设计出了“拯救你所能拯救者”的游戏。这个游戏的参与者被不可避免地给予生与死的选择, 在此情况下, 理性主义考虑理所当然的催促犹太人争取逃生机会的增加或死亡范围的减小。在屠杀的每一阶段, 受害者在不能从好与坏的境况中做出选择时, 必然考虑两害相权取其轻。而这种游戏的主导者从一开始便误导被迫加入游戏的犹太人, 他们宣称犹太人是享有获得特殊待遇或赦免权的人, 即他们拥有用以实现拯救的东西存在。在这种假设前提下, 犹太人们纷纷寻求着使自己获得特殊权利的各种条件和机会, 用以抵制歧视和迫害。于是出现了一些犹太成员消极充当残害同胞之刽子手的情形, 例如供职于特别指挥部的毒气室和火葬场的犹太人, 并不告诉新来者那从月台上看到的建筑其实是其死亡之地, 因为告知他们前方的危险并不能拯救他们的性命, 相反, 还得赔上自己的命。与此同时, 犹太领袖更是自欺欺人的以为, 犹太成员们只有为了更高的价值保持镇定与克制, 不去反抗, 才能拯救更多的同胞。

可以说, 大屠杀凭借其高超的技术与蛊惑手段, 极度残忍的屠杀方式以及相应的严重社会后果而成为极权主义的典型代表。它时时不忘制造全社会的紧张、受威胁的气氛;为所谓的救世主——纳粹的产生创造社会条件;它不遗余力的制造个人崇拜, 使人在希特勒的蛊惑下逐渐丧失自我判断、评价意识与能力;它扼杀人们的思想, 摧残文化, 迫害知识分子, 使全社会受其舆论愚弄, 对纳粹俯首帖耳;它更是想尽一切办法划出社会上严密的等级。致使其互相残杀;另外, 对现代性背景下的高科技与军事武器和设备的应用也为屠杀的实施提供外在条件;最后, 纳粹还不忘给自己的暴行贴金, 他们炫耀武力并且美化战争, 制造出了历史上残绝人寰的大屠杀。

大屠杀既是独特的, 又具有普遍因素。说它是独特的, 是指造成大屠杀的那些因素能够遭遇在一起, 这是罕见的;说它是普遍的, 是指这些因素在现代社会相当普遍存在, 而且表现得相当“正常”。于是鲍曼得出结论:大屠杀是现代性的。 (《评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 黄忠晶) 当然, 这并不是说现代性就是大屠杀, 但在现代性中确实包含着发生大屠杀的可能。现代社会趋向于一个设计完美、可以完全控制的世界, 一旦它失去控制, 像野马脱缰一样, 就会产生大屠杀这样的副产品。如果现代性的理性化和工程化趋势不被控制, 社会力量的多元化被这种趋势所销蚀, 政治民主的社会基础被削弱, 那么随着现代性继续下去, 我们离类似大屠杀的社会灾难就会越来越近。作者认为, 拯救的办法是使在任何情况下, 个人都无条件的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当然, 在社会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 当理性趋势成为不可阻挡之潮流时, 如何寻求个体理性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平衡也许是我们应该努力探讨的问题。另外, 如何实现个体主观意志上的理性与实际行动理性之结合, 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综述之, 大屠杀敲响了现代性现实意义的警钟, 催促人们在享受由现代性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率、技术进步与生活便利的同时, 也看到其带来的理性之后的非理性、道德自抑功能的衰退、医疗教育事业的消极动因等巨大社会问题。只有以更客观的视角来看待现代性的现实意义, 才可能避免人类历史上已有惨剧的重新上演。

摘要：《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是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齐格蒙.鲍曼的一部不朽之作, 是人类透析大屠杀背后最鲜为人知的驱力与动因的极富挑战性创举意识的精品, 书中将大屠杀与现代文明各要素之间最深刻却往往被掩盖、遮蔽的微妙联系展露得淋漓尽致, 为学术界解读大屠杀提供了更加客观而深刻的全新研究视角。

关键词：种族主义,现代性,大屠杀

参考文献

[1]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哈耶克.王明毅等译.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中国当代网络道德建设的理性思考 篇8

道德是调节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种准则, 当前互联网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 迫切需要有一个规范来调节网络行为。网络世界其实是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的一种反映, 谈网络道德不可能完全脱离现实的道德框架。

(一) 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关系

网络的诞生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提供给人类一个超越现实生活世界的虚拟世界, 毫无疑问, 虚拟空间已成为当前和现实世界并存的人们的生活空间。然而, 人们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中的表现却有很大差异, 这主要是由于人们在这两个世界中的不同身份导致的评判标准的矛盾。虚拟世界中, 人们抛弃了现实世界中的种种固定的身份标识, 也就抛弃了一切的约束和限制, 在虚拟世界中甚至可以选择完全相反的角色来扮演, 因此规范在这里完全弱化, 并且网络的非真实接触式的交往导致人际关系淡薄, 对网络的沉溺也导致部分网民生活世界异化和堕落, 加之网络大量不健康思想的传播和网络道德教育的缺失, 导致现实世界中的道德规范在网络世界中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此, 在当前这两种空间已共同构成人们基本生存环境的条件下, 这两种空间之间的关系是网络道德建设中要处理好的重要关系之一。

(二) 网络道德建设与传统道德建设的关系

很多人认为网络是虚拟的、不现实的, 在网络中传播信息可以为所欲为而又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 正是这种认识滋生了层出不穷的网络道德问题, 仿佛网络道德成为完全不同于传统道德之外的另一种概念。其实,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也是危险的。虽然表面上看来网络上是一个又一个虚拟角色的信息交换, 但是每一个虚拟角色背后都是一个真实的主体, 网络只是一种工具, 网民首先是公民, 因此, 网络其实是现实社会的延伸, 两者紧密联系, 不可分割。现实中的一些不道德问题会反映到网络上去并会被放大, 网络空间的不道德现象反过来会对现实社会产生严重影响。

二、当代网络道德建设途径思考

(一) 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占领网络阵地

这是我们的根本原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由我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对于网络道德建设同样重要。当前互联网上, 80%的信息都是由美国提供的, 70%以上的数据库也都在美国, 我国自主提供的信息微乎其微, 点击量也甚少, 因此, 这更需要我们坚定自身信仰, 才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提高分辨信息和抵御侵蚀的能力。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要积极生产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大型数据库和网络, 建设有吸引力、说服力和大面积覆盖率的主流网站, 将正确的、科学的、文明的、健康的内容移植到网络文明建设上来, 通过网络传播主流价值文化, 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建立起弘扬网络主旋律的阵地, 把人们的网络行为引向文明的方向和轨道。

(二) 开展网络道德宣传, 加强网络责任意识教育, 形成有利的舆论环境

宣传部门、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权威人士和专家学者要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对网络公共道德进行大力的宣传和倡导。要充分宣传“构建网络道德, 树立网络新风”的重要意义, 揭露网上不文明行为的危害性, 要注重用事实说话、用案例说话、用典型说话, 努力增强宣传报道的针对性、实效性和感染力, 形成倡导网络文明, 谴责网上不道德、不文明行为的舆论强势。重点引导广大网民走出网络纯粹虚拟化的误区, 建立网络是真实的公共空间的意识, 从而建立网民的责任感, 防止网上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的倾向。

(三) 强化行业自律, 规范网站行为;加强网德教育, 倡导网民自律

目前一些网站为了经济利益, 迎合一些网民低级趣味, 热衷炒作性、暴力、怪异等内容, 放纵论坛和聊天室不良言行, 客观上为网上不道德行为提供了平台。目前亟需网络业界提高企业道德水准, 加强行业自律, 多提供格调高雅的内容和服务。网民是网络活动的主体, 网络道德的提高归根到底需要网民素质的提高。目前应该重视公民的“网德”培养, 将“网德”纳入公民道德建设的范畴, 在公民道德教育中, 特别是在青少年和大学生道德教育中, 增加“网德”教育的内容。要特别注意“慎独”教育, 使网民在没有周围监督的网络空间里, 也能自持而“不逾矩”。

(四) 大力开发“绿色”软件, 用科技手段减小不良信息危害

我们开发的网络游戏防沉迷软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目前更重要的是要开发不良信息过滤系统, 使得有害信息无法广泛传播。加强“绿网”建设, 占领网络舆论阵地, 大力进行网上优秀内容建设, 要发挥国家重点网站、专业网站和政府网站的作用, 多提供生动活泼、积极向上的内容信息, 用“绿色”内容占领网上阵地。

(五) 进一步完善法规环境

建立完善法律体系来规范互联网服务业, 是目前发达国家互联网管理的通用做法, 也能体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方略。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我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互联网管理的法规、规章。但是, 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还存在许多操作性的问题, 加上互联网迅猛发展, 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 有些法规已经滞后, 亟需完善。

摘要：当前我国网民已突破5.38亿, 网络几乎已覆盖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随着网络的开放和便捷, 虚假信息泛滥, 黄色信息侵蚀, 黑客横行等网络道德问题也暴露出来, 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又一新课题。

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 篇9

一、理性与价值期待的完美塑造

现实社会中, 人们习惯以“理性化”的伦理基调和思维范式来“理性”自己和他人。舆论价值宣传的传统基调即是以“价值理性”示人, 形成“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目的理性”等。正如康德所说:“一切理性存在者都必须服从这样的规则:每个人都不应该把自己和别人仅仅看作工具, 而应该永远同时看作是目的自身。”黑格尔则认为康德对常人所认为的主观与客观的颠倒, 恰到好处地解释了实践理性的“主体间性”。社会舆论传播价值“场域”中, 正是巧妙通过这种颠倒的主客体价值关系, 迎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大众心理的“相对剥夺感”。

综观影响全国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 普遍引起网民高度关注, 舆论包括教育、卫生、生活等方面, 从负面的舆论影响中, 难觅高校学生党员群体的身影。是高校学生党员的“理性”使然还是媒体舆论价值期待的完美塑造?从笛卡尔的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观点来分析, 学生党员的“理性”是党员所特有的, 媒体舆论对学生党员的价值期待也是“先天”的, 二者带有双重的“理性”期待, 因此不谋而合地产生“理性”标签。根据康德“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理性”观点, 将媒体眼中学生党员的“理性”解读为“信念”、“信任”、“信赖”、“信仰”等高尚的精神追求和价值情操。另外, 对学生党员群体的“理性”期待, 与媒体的自身舆论导向有关。诺埃尔·纽曼等在研究1968年伦敦反越战示威时发现, 在某些主流媒体最先报道相关新闻之后, 其他媒体也会相继跟进报道, 形成一股连锁反应。可以认为, 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 某些最先传播信息的媒体对其他媒体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这种从“领袖”媒体流向其他媒体从而引起一系列报道的反应, 被称为“共鸣效果”[1]。因此, 在高校舆论宣传的主导思想里, 受主流媒体的影响, 在媒体舆论导向的意识里, 不由自主地用“理性”的思想和“理性”的眼光为高校学生党员披上“理性”的防护服。高校学生党员的“理性”是符合大众心理期望值的, 不理性和非理性才是反常的。

二、被理性与实践理性回应

美国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认为, 人性本质是主动而非被动的, 不仅能消极选择反应, 更能主动创造有利环境。例如, 随着网络语言的不断发展, “被”字成为网络热词, “被增长”、“被就业”、“被自杀”、“被提高”、“被开心”等时常见诸媒体报端引来网友的极力吐槽。“被式”词汇的流行是时下网民对社会现状的评述和宣泄, 体现一种无奈式的抨击, 迎合了当下网民的普遍心理。媒体舆论的这一导向出发点已树立了“主动迎合”和“被动美化”的双重标准。置身网络的大学生党员群体, 所遵从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标准是比较高的, 但大学生也有自身不受约束的内在需求的特性, 参与网络行为也不尽是“道德模范”的宠儿。根据笛卡尔的“理性”说, 大学生党员积极参与网络行为是主动的, 网络行为的理性化也是其本质使然。而康德的“理性”观点, 则反映大学生党员参与网络理性化形象则是媒体舆论渲染的被动结果。大学生党员网络行为被理性化的过程, 充分反应社会舆论将个体行为与所推崇的价值舆论导向进行非理性捆绑的过程。

社会舆论将个体在社会存在中所呈现的价值形象提高, 一旦形成舆论价值效应后, 公众评价对象的价值依据也会随之提升, 而这种提升并不是建立在公众对现实世界中个体价值行为实实在在的感知基础之上[2]。正如网络作为一种现代技术, 它解决的是“是”的问题, 即事实, 并不能解决“应当”的问题, 即价值问题。网络技术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拓展了新的领域, 提供了新的舞台, 但是它并不能解决网络主体的道德完善与精神追求。同时, 由于信息与网络技术开辟的网络空间的特殊性存在着诱发网络主体道德问题的理论可能性, 从而使网络道德主体面临着更加复杂的道德困境[3]。所以, 原本持有价值理性期待的社会公众在接受媒体舆论持续“理性化”的信息宣传之后, 所了解、接触的是“被理性”和美化的公众舆论形象, 与真实现存世界却相差甚远。

媒体舆论用“理性化”神话包裹的公众舆论形象具有极度危险性。人的价值选择是在不断的冲突矛盾中调整的, 当公众的期望与媒体舆论包装的“神话”形象不相符时, 可能一夜间就会有被公众从内心价值将其赶下“神坛”的危险, 更会陷入价值崩溃、价值混沌、价值重建的矛盾循环。时常见诸报端的“倒地老人无人敢扶”、“就业诚信”、“环境保护”、“大学生权益维护”等信息中已难觅大学生党员群体挺身而出的身影,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民的价值目标与价值准则要求及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的党员标准不符。大学生党员的这一“缺位”行为本身强有力地回应了媒体舆论长久以来对大学生党员群体的“理性”包裹, 无论媒体舆论处于政治色彩的渲染还是为社会公众架起价值“神坛”或另有目的, 实践中的价值理性回应是任何舆论吹嘘难以逾越的“道德鸿沟”。

三、行而不思的哲学意念

根据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 的“进化哲学”观点, 宇宙万物“始终是通过不断变异, 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行应该建立在思的基础之上, 行反馈并为思提供有益价值判断, 循环往复, 向更高境界不断进化的过程。由此可见, 行而不思的价值遵从不仅违背了“进化哲学”观点, 更与当前社会舆论价值导向显得格格不入。行而不思从哲学意念上表现为“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行为”三个哲学逻辑。

1. 行而不思的价值判断

意识形态是一定规模的社会集团持有的系统性的价值判断[4]。意识形态在政治上的最大功能即是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提供合法性论证, 形成社会成员对该制度的认同和支持。高校学生党员从价值判断角度选择行而不思是建立在对当下社会制度系统判断的基础之上。参与网络舆论行为源于对网络舆论观点的认同, 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亦或无法判断其根源, 只是普通的“转发”参与者, 无法对参与的舆论观点说出所以然。对网络舆论观点置若罔闻也是一种价值判断, 尤其是对有违社会主流思想的网络舆论, 更加体现出高校学生党员不作为和无为的网络心态。

马克思唯物史观致力于把意识形态作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确证并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实现的“意识形态性”与“文化形态”及其实践理性的对立统一[5]。行而不思是大学生党员对网络行为有无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的判断。也是对各种社会现象、问题, 往往会作出好与坏或应该与否的价值判断。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 体现行而不思的“意识形态性”, 以观念形态与实践形态的区分强调精神生产的“文化实践”意义, 凸显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其二, 体现行而不思的“文化形态”及其实践理性。大学生党员的网络行为的价值判断关乎“道德正当性”的哲学争论。由于文化与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 人们往往割裂经济政治实践与文化实践的联系, 这正是当前文化建设的主要缺陷。

2. 行而不思的价值选择

价值选择的重要属性是道德价值观。道德价值观是否积极与正确, 直接影响主体在现实中所采取的行为是否具有德性, 即是否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道德标准[6]。高校学生党员在网络舆论行为过程中的价值选择源于个体价值判断, 建立在主观道德标准基础之上。但价值选择与价值判断构成一对先后顺序的事实逻辑关系, 价值判断是高校学生党员对网络舆论行为能否满足自身需要以及满足程度所作出的指向判断, 在此基础上形成内在的价值选择。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的命题不仅可以被解读为“道德的客观基础是一定的利益关系”, 而且就人的需要无不是与利益需求相通而言, 它还可以被解读为“道德的客观基础是一定的社会需要、人的需要及由此构成的‘需要关系’”[7]。网络的虚拟性特点决定了网络行为的价值选择关乎道德抉择。当高校学生党员置身“全球化”、“开放性”、“隐蔽性”的陌生网络环境时, 自身“无他性”的表现容易受到诱发, 表现的与普通同学并无差异。在不涉及法律制裁领地的时候, 道德修养和道德抉择是占内心世界的主导地位的。

道德、正义乃至合法道义原本只有在现实社会结构中才彰显的特性, 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同样有效。尽管未来社会依然可能存在如贝尔所分析的个体物质利益欲求与社会公共价值或社会道义之间的特定张力, 高校学生党员思考之后的“网络沉默”行为和未经思考的“网络跟随”行为都反映个体物质利益诉求和社会公共价值之间徘徊的结果。然而, 文明的前景“在于个体物质利益向公共利益的转化”是无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只是需要高校学生党员理性网络价值选择的推动与坚守。

3. 行而不思的价值行为

对于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说,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不可或缺的[8]。行而不思体现当下工具理性张扬, 价值理性逐渐边缘化的价值现状, 也是社会发展、市场运动的发展产物。大学生常将在浏览互联网信息、发表个人网络言论、参与论坛交流、网络游戏、加入兴趣爱好分享小组等网络行为中获取的快乐体验或成就感进行分享, 日常的群体性交流、语言体系也常常离不开网络话题[9]。大学生的网络心理也是错综复杂的, 常伴有享乐愿望强烈、好奇探秘心理、抱不平心理、利益心理、嫉妒、报复心理、心理障碍和心理变态[10]。大学生党员的网络行为更多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价值行为, 本身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尤其是政治价值取向, 而是为了炫耀的无聊的打发式的工具理性。首先, 这种行为的出发点没有意识也无意于去与意识形态挂钩, 对更深层次的政治动机更是缺乏了解和无从谈起。其次, 这种网络行为原创性少, 跟随性多;实践性少, 消费式多;他们不经意间的跟帖却充当了传播的角色, 正是这种“不经意间”实现了网络传播的目的, 体现了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 从而成为一种不负责任和缺乏理性思考的网络行为。

行而不思的价值行为体现大学生网络行为的三个方面:有勇无谋, 他们充满正能量, 敢说敢为, 但缺乏鉴别能力, 容易成为被利用的对象;莽撞, 他们的响应速度和年轻气盛成正比, 但容易轻举妄动酿下难以收拾的结局;恶劣影响, 会因为自身的特殊身份, 以及网络传播的反应速度, 迅速产生难以控制的恶劣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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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本修.网络道德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40-41.

[4]党国英.价值判断差异与意识形态塑造[J].人民论坛, 2011,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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