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理性

制度理性（通用12篇）

制度理性 篇1

2015年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今年年底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大病保险,并于2017年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

大病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有四方面 :一是大病保险的保障范围是参保人员发生的超过社会基本医保报销标准以上的部分高额医疗费用 ;二是大病保险报销资金来源为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合基金中划出的一定比例或额度的基金 ;三是实施主体为通过招投标方式入选的商业保险公司 ;四是实施原则为“收支平衡、保本微利”。政府建立大病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在社会基本医保制度的基础上发挥大病保障的托底功能,以减轻大病患者就医的负担,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发生。

大病保险制度实施目的明确而美好是毋庸置疑的,但其内容是有待完善的,即简单地从医保基金中划拨资金、简单地承担第二次报销、简单地提取运行成本甚至一定比例的利润,却是对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损害,同时也必然要影响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因此,该制度的推进应理性决策,谨慎而科学实施。

可以说,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是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基本医保是国民依法应享有的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权利 ;医疗救助是政府为贫困人口提供的补救式医疗保障制度 ;大病保险则是从我国基本医保制度分离出来的一种商业化运作的医疗保险制度,作为中国自创的一种新的保险形态,还有待实践检验。当前特别需要认真总结各地试点大病保险、重特大疾病救助等方案的实践经验与教训,以解决问题的程度(是否解除了重特大疾病后顾之忧)、节约医保资源的程度(运行成本高低)、方便患者的程度(患者满意度)等内容为评估指标,不搞先入为主,而是择优而定,择善而行。

制度理性 篇2

编者按：“村务公开”作为一种村民自治的形式，在50年代就已经有了雏形，到了80年代在我国逐步建立市场经济、全面推进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村务公开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公开的范围更大，内容更广，并获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村务公开在实践中也暴露了很多的问题，亟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同时村务公开作为我国基层民主自治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高的层次上会对我国整体的政府信息公开起到怎样的促进和借鉴作用也是新形势下提出的一个新问题。2001年3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中心信息社会与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究课题组召开了“村务公开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研讨会”。会上，数十位来自实践工作部门的同志和法学及政治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一、村务公开作为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迅速地、大面积地推开，与社会各方面的整体需求分不开，同时也与这个制度本身在农村工作中的重要意义密不可分。但正是这种大力度地推行也很快暴露出了村务公开中的许多问题，无论是成绩与问题都是我们在研究村务公开时所不能忽视的。

黄红星（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法制局局长）：

2010:制度理性的转折关口 篇3

无论是从对当下突出矛盾、问题的全面审视,还是从对未来十年、三十年乃至更长时期成功发展、长治久安的战略构想来看,2010年都是中国改革的关键一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方面体制改革的任务相对较轻,改革的重点将从“体制性安排”转向经济调控等方面的“技术性安排”。

在未来30年,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紧迫性,特别是在形成有效率的公共政策体制、德才兼备的公务员体制、民主的公共财政与预算体制等基本体制改革方面,将是决定中国发展成功的关键,也是维护社会主义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

2010:转折关口

2010年是中国改革处于重要转折点上的关键一年,改革的指向应有“问题意识”,着力于厘清社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体制机制根源。

通过对现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即: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三农问题、腐败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信任缺失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产生,都与“政府良治”或政府自身改革相关联,不可能仅仅通过技术性的或纯经济手段就能解决,必须通过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或“制度理性”的安排才能完成。

因此,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实现从经济体制改革向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决定性扩展,推进“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体制建设,加快政府自身改革的步伐,为社会的稳定和谐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2010年到2020年是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性十年,改革的战略选择不仅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而且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未来走向具有全局性影响。

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正处于“现代化”向“现代性”转变的“结点”上,如果说现代化预示着社会的“不稳定性”,现代性预示着“稳定性”,那么,未来十年改革的重要走向就具有“稳定性”的特征,要从战略上抓住影响稳定全局的关键性制度进行改革。

改革必须具有前瞻性,必须深入到价值层面和制度层面。

换句话说,改革必须摆脱“纯经济学思维”,要用“政治经济学思维”思考改革大局,把改革切实推进到“政治行政体制”这一关键性制度改革阶段,为社会稳定提供价值和制度上的保证。

制度理性:以“创造公共价值”为旨归

在关于改革的话语体系中,“公共价值”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必须放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高度加以认识和把握。改革与发展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共识”,就是因为它具有“创造公共价值”的基本特性,其结果能够改变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

公共价值与公共政策和公共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公共政策体现的是制度理性,公共政策只有在公共精神的指导下,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才能有效地实现公共价值。

因此,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就是能否实现公共价值的“关键词”。公共价值由于其具有长远性、全局性和重要性的特征,在一个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目标的实现中就具有重大战略性的意义,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凝聚力的基本载体。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短期目标,都必须服从国家“创造公共价值”这一长远目标,否则就可能造成动摇国体的严重后果,给整个民族造成伤害。这就是说,公共政策对形成和引导社会公共价值、凝聚民心和社会共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得民心者得天下”。通过公共政策维护和创造公共价值,消解社会矛盾和问题,发挥和创新“制度优越性”,最终实现“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社会发展目标,是我们民族彻底复兴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证。

有鉴于此,公共政策制定体制领域的改革有待更深层次推进。

首先,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共政策、特别是社会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透明和程序民主,使社会公众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从根本上落实人民的民主权利。

其次,要从制度上确保新闻舆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使媒体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要切实发挥各级人大和政协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下决心逐步实现地方各级人大代表选举改革和专业化,使地方各级人大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和执行过程中,能切实发挥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作用,减少公共政策的失误和政策浪费。

“才”与“财”:改革之两翼

干部人事体制改革、公共财政与预算制度改革,则是改革之两翼。

干部是国家首要的软实力,国内外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向心力与官僚体制的廉洁、责任和效率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一个负责任、高效廉洁的政府要靠合理的政治行政体制机制来维系,而不是靠个人美德来维系。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务员只有在刚性的制度框架内才能正确行使公共权力。

从各种调查结果来看,干部腐败、公权私用问题已经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最大障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具有极大的紧迫性。

归纳起来,腐败产生的根子还是在于“一把手”权力过大又事实上没有监督造成的,“一把手”的用人权和财权事实上处于监控不力状态。

如果长此以往,必然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造成伤害。

因此,关键性和紧迫性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主要有三点:首先,必须下决心改变目前各级各类地方和基层组织“一把手”事实上的“任命制”,逐步推行群众参与的“选任制”,从源头上规范“一把手”的权力运行;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试行的“公推直选”,是个好经验。

其次,要加快“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立法进程,文明社会的运行经验证明,财产申报制度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手段之一。

同时,为了遏制权力腐败、买官卖官、跑官要官等现象发生,在考入公务员队伍以后的晋升渠道设计上,要参照世界各国公务员晋升的经验,按照资历和绩效晋升的原则,使公务员晋升和“职业预期”规范化,减少人为因素和政策变动因素的影响。

财政是政府工作的发动机,目前中国预算内财政收入从10年前的1万亿元左右,增加到2009年的6.8万亿元,增长了近7倍。如何花好纳税人的钱、防止特权腐败确实是个大问题。

根据世界各国的做法,有两条经验值得借鉴:首先,要走民主预算的路子,把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分开,充分发挥人大在预算编制和监督执行过程中的作用;其次,要加快预算公开透明、分类细化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实现“阳光预算”,便于公众和媒体的监督。

理性对待家电产品召回制度 篇4

1 家电召回制度的实施细则

1.1 标准:产品存在普遍危害性

对于召回标准, 规定中明确意见稿, 家用电器中因设计、生产、指示等方面的原因使某一批次、型号或类别的家用电器产品中普遍存在具有同一性的、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 则施行召回制度。

1.2 范围:一般性质量问题不在召回范围

参考召回制度的标准发现, 未涉及危害安全的产品将不属于召回范围。另外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是, 意见稿理清了召回与退货的关系。意见稿规定, 召回是指按照规定的程序和要求, 对存在缺陷的家用电器产品, 由生产商或由其组织其他经营者通过补充或修正消费说明、退货、换货、修理等方式, 有效预防和消除缺陷可能导致损害的活动。也就是说, 退货并非召回的全部, 厂商可以通过换货和修理等其他方式为消费者消除产品缺陷。

1.3 时效:召回产品追溯期长于“三包”

目前消费者对于IT、数码、家电产品出现的质量缺陷, 只能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或“三包”条款来解决。但这些条款对产品的退换货时限规定较短, 而许多电器的缺陷往往要使用数月甚至数年才能显现, 到那时显然早已过了“三包”规定的追溯期, 但召回制却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失。只要是在产品使用寿命期限内出现缺陷, 生产者都必须将问题产品进行召回。以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三包”规定不能解决的大量问题, 以及一些制度缺陷和法规空白都将得以填补。

1.4 方式:应与境外召回相当

意见稿中规定, 家电类产品召回有主动召回和责令召回两种方式。确认家电存在缺陷后, 生产者应及时主动召回缺陷产品。如果生产者应当召回而没有主动召回的, 由质检总局发出责令召回通知。为避免中外召回有“歧视性对待”, 意见稿也指出将对境内外厂商一视同仁。

1.5 处罚:违规最高拟罚3万

意见稿中规定, 家电生产厂商如果存在未按规定实施产品召回、不停止生产和销售存在缺陷的家用电器产品、不进行缺陷调查或不及时向地方质检部门报告调查结果以及拒不配合缺陷产品调查等行为, 将被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同时, 征求意见草案规定, 缺陷家用电器产品对消费者造成实际损害的, 生产者实施召回不免除其应当依法承担的赔偿责任。

2 家电召回制度的争议

2.1 3万元罚款被指力度不够

大部分的消费者认为3万元的罚款对于家电企业来说处罚力度不够, 起不到应有的惩戒作用。更有不少消费者担心, 企业很有可能宁愿罚3万元也不愿召回, 毕竟召回成本是3万元罚款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 使得召回制度沦为一纸空文, 无法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真正保障。

2.2 罚款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在资讯发达的当代, 一旦家电产品出现大批次的质量问题, 想遮盖事实、隐瞒不报是不可能的, 如果有企业因为违法召回条例而被罚款, 将损失企业信誉度, 这对一个企业的影响远远高于3万元, 甚至会遭到消费者的集体抵制。因此, 对于家电召回制度来说, 罚款只是一个辅助手段, 而并非目的。所以, 作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违规罚款, 其数额并不值得计较, 特别是对于家电行业召回制度还是第一次制定, 完全可以等施行之后看成效。

3 结束语

制度理性 篇5

建构我国基层文化制度体系的理性分析

基层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体制性障碍以及由此产生的问题,迫切要求文化建设的理论突破.架构基层文化制度体系必须打破旧的文化理论和体制的.路径依赖,把文化生产力理论作为建构党管意识形态和国家文化制度体系的逻辑起点,彻底变革文化制度体系,对文化利益关系作重大结构性调整.

作 者：丁言 DING Yan  作者单位：河南省委讲师团,河南,郑州,450047 刊 名：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年，卷(期)： 18(3) 分类号：G0 关键词：基层文化建设   存在问题   基层文化制度体系构建  

退市制度出台 逼PE回归理性 篇6

而在优势资本创始人吴克忠的眼里，退市制度对于PE机构而言则是早该应对的事情。吴克忠认为，“早在创业板推出的同时就应该推出退市制度，PE机构本来是以帮助企业做大做强为目的，而不能仅以上市为目的”。

利于长期发展

因为在没有退市制度的时候，该行业催生了很多套利机会，结果导致了很多PE都会进行套利。

吴克忠对记者表示，“创业板退市制度没有出台前，PE基本上都是奔着上市目标去的，因为可以进行无风险套利，在上市前突击入股，比如15倍买，然后30、40倍退出，一有机会就会选择套利。”

例如九鼎投资在吉峰农机上市前曾以4元/股左右的成本入股，由于创业板估值高，等到吉峰农机上市后，九鼎投资能够很容易以3倍以上的价格套现。

但这样做会扰乱了整个投资市场。由于大家都在争着做上市前的项目，造成这些项目估值偏高，同时也传导到早期的PE投资，又会使得整个PE投资价格偏高。由于竞争激烈，套利冲动大，PE很难会有真正踏实去做投资的动力。

而且，如果以套利为目的的话，还会造成PE、投行等机构过度包装企业，但上市后公司的实际业绩表现并没有上市前承诺的那么美好。

根据今年一季度业绩预告的结果，306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有89家公司出现业绩下滑，占比近30.0%，预计亏损的企业则有15家。

现在这种局面有望改变，因为创业板退市制度出台后会让大家回归价值投资，同时也会更有利于PE的长期发展，东方富海的创始人陈玮对此持乐观态度。

呼吁配套出台

即便如此，在一些投资人看来，创业板退市制度需要有更多的配套措施出台，否则创业板上市公司退市依然很难实现。

实际上，对照创业板暂停上市的11个引发条件，如包含三年连续亏损；最近一年净资产为负值(之前规定为两年)；对以前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进行追溯调整，导致最近一年年末净资产为负等等，对创业板来说，这些触发条件显得很遥远。

“目前而言，即使开始实行，还存在很大的不完善，退市制度出来后，如果没有配套细则依然很难。”吴克忠如此表示。

吴克忠举例说，比如对于一些业绩是已经亏损的企业要退市，这些企业应该退到哪里去呢？而一旦这些企业业绩有好转，这些企业又该如何上市？

另外，根据目前企业上市的相关规定，企业股东不得超过200人，但是有些退市的企业股东有好几百人甚至上千人，这种现象该如何解决？

对于退市制度的未来发展，吴克忠表示将长期关注，同时呼吁其他配套制度尽快出台，“如果企业退市，那么成千上万的公众小股东应该如何管理？他们的投资如何得到保证？企业的信息披露该如何处理等等，如果处理不好，可能还会引发一定的社会问题，所以需要尽快出台配套制度。”

社区参与环境保护制度理性探讨 篇7

1社区参与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

根基不稳, 就容易摇摇晃晃, 招惹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探讨社区参加环境保护如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 社区参与环境保护就会因有了根基而“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有了根基, 腰杆直底气足了, 也有益于社区在参与环境保护中名正言顺的行使相应的权利。传统的理论基础包括:环境公共财产论及环境公共委托论、可持续发展论, 最流行的应该是环境权理论。随着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 协商民主论尤其值得关注。

1.1环境公共财产论与环境公共委托论

“环境公共财产论”和“环境公共委托论”是由萨克斯教授——美国法学家提出来的。在他看来, 作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空气、水、阳光等环境要素, 并不是传统做法所认为的自由财产, 这些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如何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公共财产, 古人尚知“一兔在野, 百人逐之;十兔在市, 无人问津”, 那么就得靠国民与国家两股绳形成合力, 全体国民作为委托人, 将这些公共财产的保护权进行委托, 国家就作为被委托人, 对这些公共财产进行管理。双方形成了委托与被受托的关系。国家行使国民集体赋予的权力, 就得为民谋福利。因此, 为了全体国民的利益, 就必须对全体国民负责, 而不得滥用委托权, 就应当对环境资源予以保护和维持。这个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视觉对环境要素进行界定, 打破了曾经的“环境无主”的局面。环境既然有“主”了, “主”就不会无视环境污染现象, 生态被破坏“主”就不会无动于衷。公共财产有主了, 国民作为委托人, 参与环境管理无形中就具有了正当性和合理性, 环境要素不再是无人管理, 曾经的一段历史也在时代变迁中走向终结。所以, 社区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单位, 在社区自治机构的管理下, 只要是事关社区发展的事宜, 最小的事情也是大事, 积极参与讨论, 为国家行使公共财产的管理权而行使科学决策权提供借鉴和参考。足见, 社区参与环境保护应是环境保护路径选择上的应有之义。

1.2公民环境权论

以1.1中的理论为基础, 有学者提出了环境权的观点, 认为每一个公民都有在良好环境下生活的权利, 公民的环境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 应该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和保护。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也早已在自己的法律上对此理论做出了规定, 国际社会对该理论也慢慢达成共识。如早在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就有这样的原则:“人类有权在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生活的环境中, 享有自由、平等和良好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 “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 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当代和未来世世代代环境的责任。”许多国家, 均争先恐后地在自己的宪法和环境法中规定了环境法, 只不过程度层次上有差异, 如美国、日本, 就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较早的进行了立法实践, 这些国家的国民不但享有宪法意义上的基本环境权, 还享有由这项基本权利引申出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各种权利。非常遗憾的是, 我国全国性的立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 只是部分有先知卓见的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说法, 如“就环境权的性质而言, 就存在着四种主要学说, 即人权说、人格权说、财产权说和人类权说”。但在各省市的《环境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 却大都对公民环境权做出了规定。纵观国内外, 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情, 即环境问题不单纯是一个社会公益性问题, 而且是一个私益问题, 与每个公民的安全和健康均密切相关。作为一项崭新的权利, 它与人的生存权关系亦非常密切, 称它为人的生存权派生的一项权利不为过。环境问题导致生存危机, 生存之窘迫又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进一步加剧。为了在环境引发的生存危机中力挽狂澜, 为了向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路见不平一声吼”, 社区居民均应携手联营, 誓死捍卫公民环境权。这为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环境保护中提供了理论依据。

1.3可持续发展论

环境实践让我们认清楚了一个问题, 不能把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看成是一对矛盾体, 而应二者兼顾, 相辅相成, 协调发展。为了保护公民环境权而牺牲发展经济是因噎废食;为了发展经济而牺牲公民环境权是胡搅蛮缠。天下人共存于一个地球,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人类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随心所欲, 摆在人类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与大自然和谐共存。面对环境压力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我们再不能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了, 也不能再假设环境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 就是确保地球和人类社会能拥有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未来!”比较妥善的处理方式就是在保障公民环境权的前提下兼顾好经济发展。1987年, 挪威前首相布兰特朗夫人领导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该报告中高瞻远瞩, 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该报告分析指出, 经济增长是一把双刃剑, 一面带来环境破坏的危险性, 另一面造成对环境资源压力的增加。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 必然要求决策者们在制定政策时, 必须坚持经济增长建立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的理念。由此可见, 可持续发展作为关于经济发展模式的理论, 环境保护应是该理论的应有之义。就社区参与环境保护而言, 那就得在保证经济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公民环境权的保护就只是工具层面上的不言而喻的手段而已。

1.4协商民主理论

协商民主理论是西方参与式民主理论在新阶段的发展。近年来, 我国学术界越来越热衷于研究协商民主理论, 实践界和学术界也都非常看好协商民主在中国运用的前景。为了适合中国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 协商民主理论也顺势成为环境保护领域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协商民主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民主理论, 该理论不再单纯地把国家看成是经济社会的守护者, 是因为看清了现代社会的多元性。该理论不把国家看作是制度的伦理共同体, 是因为认识到以对话、协商为核心的公民自愿主动参与的重要性。在环境保护过程中, 国家一方面行使国民赋予的委托代理权, 权威地分配着国家资源, 一方面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 充当着“社会游戏的裁判者”, 是保护生态和治理环境的领导力量。但是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的做法, 是很不利于环境保护的。我们知道, 权利是具有扩张本性, 如果仅仅只有由政府来保护环境, 则权利容易被滥用。所以, 在环境的保护中, 应提倡国家带着诚意与公民进行理性的对话和讨论, 进行民主协商。

协商民主理论认为, 民主化的对象既包括狭隘的全国性的政治, 还泛化到社会的其它层面, 首当其冲包括环境层面。协商民主原则秉承“辅助性”原则, 某事物如能为简单和低层面的主体 (个人、社会或地方) 妥善应对, 就不应让复杂和高层面的主体 (集体、政府和中央) 来干预。复杂和高层面的主体, 只能出现在一种场合, 即在正义的要求超出简单和低层面能力的地方, 出现后即采取辅助行动, 但不应替代和摧毁后者, 究其本质, 政府的干预不能越俎代庖而替代公众的参与。最贴近问题的人, 社区的居民们手上掌握着解决问题所需要的第一手的最丰富最准确的信息。所以, 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 理应充分保障公众对与自身有切身利益关系的环境利益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我国政府正在大力提倡坚持科学民主决策, 应势而需, 公众参与是实现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砝码。

2社区参与环境保护的现实基础

2.1从回答“环境问题为什么会存在”来寻找现实基础

这个问题是个严肃的问题, 本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决的问题。但是, 笔者想缩小视觉, 顺藤摸瓜, 我们就会像剥洋葱那样, 发现环境之所以被污染, 生态之所以被肆无忌惮的破坏, 都是人类在使坏。人类很伟大, 人类能创造极大的物质文明财富, 但是人类有私欲和贪念, 更有很多得了近视的民众, 在创造这些极大物质文明财富的过程中, 不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自然, 作为各种商品的最终消费者, 又极其不节制的制造垃圾和污染。所谓的人类, 将其称为的公众可能更合适, 从其具体存在来说, 社区是其最基本的生存之处。如果每一个社区居民都能从自身做起, 从点滴做起, 环境保护工作就能迈出跨越性的步伐。

2.2从回答“如何解决环境问题”来寻找现实基础

环境的范畴极为广泛, 包括水、大气、土地、海洋、森林、草原、矿藏、野生生物等, 这是何其庞大的一个系统, 而且环境具有自身的相互关联性, 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是, 我国幅员辽阔, 地理环境各异, 我们都扪心自问下, 大家是不是只了解自己“朝夕相处”的那部分环境, 虽然网络拉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你可以足不出户就知晓天下, 但对知晓的天下你又有多少敢于确信的部分呢。笔者始终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实际上, 很多地区只有长期居住的居民才会掌握真实情况。要解决环境问题, 依赖于国家的科学决策。根据前文的论述, 我们知道, 国民把管理诸如环境的公共财产的管理权委托给国家, 环境问题就国家来解决。国家不得肆意妄为, 就得科学决策。要科学决策, 就得全方位的了解。脚踏实地, 亲历亲为去获取环境信息, 成本该是多么的高昂。单靠政府的力量去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难度如此之大, 那我们换种思维方式, 实行环境民主, 让公众充分参与环境保护, 大家各自就自己最熟知的环境因素提供信息, 向国家建言献策, 科学决策解决环境问题不就可以细化为:公众深切感知环境=>公众提供环境信息+公众建言献策=>国家收集信息=>广泛吸纳公众的意见=>科学决策=>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协调。足见, 社区参与到环境保护中去是多么的举足轻重。

2.3从回答“是谁影响了环境决策”来寻找现实基础

设想一个非常理想的情境:国家基于前述2.2中的程序进行了决策, 那么紧接着是该决策的细化与落实。毕竟, 决策者对于保护环境是有双重身份的, 他其中的一种身份是作为个体的单个的人, 环境问题对单个个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人往往容易忽视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情,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我们担心决策者的环境决策有偏差。我们如何处理有偏差的环境决策?政府进行环境保护和管理, 也必须依靠广泛的社会支持, 这种有偏差的决策很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和落实。他其二的身份是公众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政府的决策者, 顺理成章, 他们本身就应该代表公众的意愿。但是理想与现实总会有偏差, 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和高度, 导致的结果是, 虽然目前许多发达国家也在竭尽全力保护环境, 其实并非出自决策者自身的意愿, 迫于公众的压力占了很大的成分。

结论似乎很明显, 生存于社区的公众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环境保护方面的环境决策。

2.4从环境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看

环境保护是利千秋的事业, 是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以人为本的体现, 务必谋求是长足发展。其长足发展离不开社区参与。放眼全世界, 各国政府日益认识到环境保护事业的公益性和群众性, 日益理解公众的环境权益、作用和力量, 世界性的环保潮流使得环境保护工作越来越向社区倾斜和渗透。实践证明, 只有充分挖掘社区参与的优势和经验, 让公众全过程参与环境保护, 对环境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才能全面推动整个环保事业的发展, 广泛、普遍的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也就是情理之中事情。

3社区参与环境保护的价值分析

3.1社会正义呼唤社区参与环境保护

这几乎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想判断一个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和政府组织是否正当, 是否合法, 人们会习惯性去看这个体制或制度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正义, 会习惯性地去关注在该体制或制度中的个人能否得到公正的对待。公正, 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 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身份的公平和分配的公平。只有社区成员有机会志愿性地参与到环境保护中, 才能避免一种分配上的不公开。有些人, 因为经济优势或者政治地位的特殊性, 利用自己在此领域内的优势不合理的攫取环境领域的优势, 压制和阻碍相应领域的弱势群体, 不给他们表达环境意见的机会, 就会导致他们的环境利益无法最终实现。很显然, 社区参与环境保护是社会正义实现的有效保障。

3.2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区参与环境保护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明确提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并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内容。社区是社会的细胞, 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构成要素, 搭建好社区这个平台, 才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如何去界定和谐的社区 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社区建设、落实社区工作人员、场所和经费, 增强服务功能, 发展‘绿色社区’, 扩大文明社区创建面。”创建和谐社区, 即“努力把社区建成环境优美……社区。”很显然, 环境保护是和谐社区的应有之义。

3.3环境行政效率的提高依赖于社区参与环境保护

随着人们对行政效率的认识逐渐深入, 时至今日, 已基本上对其含义达成共识: “行政效率是指在保证政府活动目标方向正确, 并给社会带来有益成果的前提下, 行政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间的比率”。基于此, 环境行政效率不单纯是个数量的概念, 而是要综合反映环境行政管理各种因素和手段, 要做定量分析和对比, 凡用最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取得最大的环境保护效果, 效率就高, 反之则低。社区参与环境保护因其群众力量雄厚, 无论是决策, 还是具体实施环境措施, 都能弥补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责过程中的不足, 这可以大大提高环境行政效率。

3.4公民自主治理精神的培育依靠社区参与环境保护

透过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和经验来看, 想要维持社会平稳有序发展, 一条可行的途径是培育和发展自主治理制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分析下。大千社会,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 归根结蒂是由社区公民组成。但是, 当他们权利的缺失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领域, 或者自主治理个人事务和参与相关公共事务的领域, 就会形成一种能力障碍, 即个人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及相关公共利益。狗急还会跳墙, 如果在这样的困境中困得太久, 就会选择投机策略, 更有些极端分子会制造出一些反社会的行为。如果这样的公众越来越多, 多到了社会难以承受的程度, 社会就失控了。为了避免这场劫难, 尤为关键一点就是培育起一种公众自主治理精神。笔者这样设想, 在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基本法中明确赋予社区公众对于环境事务的参与权和决策权, 抛弃往些年主要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 在环境保护领域自发的形成一种“人人爱我家, 环境保护靠大家”的自我治理氛围。国家正确发号施令, 社区公众积极合作, 鼎力践行, 主动监督, 环境保护就会渐入佳境, “柳暗花明又一村”。

摘要：社区参与成为环境保护的一种流行手段, 但是由于在相应的制度层面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难免会有些名不正言不顺。如何从理论基础、现实基础及价值分析等多个层面为社区参与环境保护寻求理性支撑是论述的着力点。

关键词：社区参与,环境保护,制度理性

参考文献

[1]陶传进著.环境治理:以社区为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4) .

[2]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0:240.

产品质量免检制度的理性反思 篇8

国家免检制度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假设之上, 过高估计了人性的善良程度, 因此不具有合理性。在当今中国, 放弃对所谓“免检产品”的监管是认识上的偏差。实行产品质量免检制度的动机大概是好的, 但纯正的动机未必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在日益活跃的市场竞争过程中, 道德规范永远无法代替法规的刚性约束。这种“人性定律”的理论假设是所有现代权利关系制度设计的重要理论基础, 国家免检制度无视这一人性预设, 显然是在人性预设上回归人性本善的传统。

西方制度伦理是“以恶抑恶”为规则体系, 利用恶去抑制恶, 其目的是“以恶增善”。中国制度伦理是“以善抑恶”为规则体系, 把道德教化放在首位, 用道德规范来代替刚性制度约束, 认为知识技术和制度上的事情都是“小道”, 只有修身养性才是“大道”。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差异导致中西方制定制度和规则的伦理出发点不同。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国人的道德水准在不断下滑, 甚至在高呼道德的旗帜下出现了许多“两面人格”。社会学家孙立平曾提出“底线失守”的概念, 即一个社会赖以良好运转的基础秩序遭到破坏, 我们自认的那些不言自明的东西丧失了集体的信仰, 任何植入其中的制度哪怕再美好, 也难免被别有用心者所滥用和扭曲。美国哲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指出, 单纯依靠宗教和道德说教不可能消除社会不公正。为了消除社会不公正, 还必须采用“合理的强制手段”。每人身上都存在着人性的弱点, 如果离开了制度规范, 任何人的道德品质都是不可靠的。为了提高人类生活的质量, 我们只能假设那些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也是正常人或普通人, 为了避免权力被那些与我们同样存在着人性弱点的人所滥用, 唯一有效的途径就是完善制度规范和加强法制建设。

2 产品免检制度设立的价值取向失之公正

制度选择和制定公共政策是政府的基本职能, 它的首要价值追求应该是公正。因此公共行政的根本目标应立足于公共原则, 以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唯一目标, 以实现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希尔曼认为:“如果政治决策者为社会中的特殊利益集团提供有区别的对待, 而该利益集团没有道德或伦理上的理由通过这些公共政策受益, 同时 (常常是) 这些使利益集团受益的政策给社会大众带来损失, 则这种政策决定是不符合公共利益的。”[1]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2]社会的不公来自于制度的不公, 对于基本制度的公正性而言, 最大的威胁当属强势群体对于制度制定的垄断。“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或者集中在社会精英层时, 社会将出现并保持不公平的制度。”“这时, 在个别的精英面前法律是平等的, 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法律是不公平的。政府政策也会偏向这些精英, 为他们提供了寻租和垄断的机会, 但是大多数人将被排除在种种有利可图的行业之外。”[3]精英群体对于制度垄断局面的形成大致经历“职能倾斜”、“政策倾斜”、“制度倾斜”这样三个阶段, 一旦到了“制度倾斜”阶段, “社会不公平是难以治愈的, 因为它是系统性的, 而且根源于体制本身。这种状况更容易导致社会矛盾的恶化趋势。”[4]为了防止精英群体对制度制定垄断现象的出现, 一个十分有效的方式就是确立并严格遵循公正的制度制定程序。免检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因为一些大企业反映重复检查的问题, 因而保护大企业发展的价值诉求被凸显出来, 而相对忽视了市场上还有数量更为庞大的中小企业的存在。在免检制度制定的过程中, 只有实力雄厚的大企业能够对其施加有效的利益表达。这样最终制定出来的免检制度必然是以保护大企业的利益为核心的, 而中小企业还得像以往那样接受常规质量检验。基于以上理由, 可以推断出免检制度设立的基本理念不公正, 程序也有失公正, 至于结果不公正则是自然而然的。

诚然, 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实际状况差异较大, 它们之间不可能存在绝对的公平, 但最起码要保证中小企业等能够享有发展机会平等的待遇。对于企业而言, 机会平等就是指凡是具有相似能力和相似意愿的企业, 其发展前景应当是大致相似的, 公共政策应该为所有企业提供一种平等竞争的公正环境, 消除歧视性规定等影响企业发展的不正当因素。符合机会平等要求的基本制度无疑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一个可以预期的前景目标, 并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3 产品免检制度的设立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 并涉嫌行政不作为

产品免检制度的设立从法理的角度而论缺少必备的法律基础, 违背了法律效力的位阶性。在我国按照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立法体制, 法律位阶共分六级, 它们从高到低依次是:根本法律、基本法律、普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法律的位阶划分要求在立法过程中, 低位阶法根据或服从高位阶法, 遵循'根据'原则或不抵触原则。这有助于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一致, 使法出多门的情况下, 法制统一有了可能。”[5]在整个法律体系中, 宪法的法律效力是居于最高层次的, 法律 (狭义上) 作为仅次于宪法的高位阶法律, 是依法行政的主要根据, 行政法规、规章等都不能与法律所规定的内容相抵触。

我国产品质量检验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该法明确了产品纳入国家检验的基本范围, 即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 属于这一范围的由国家检验, 实行抽检制度;不属于这一范围的由企业、市场和消费者检验。而1999年12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 以及2001年11月21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在颁布的《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 规定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可以对某些产品实行免检。由于上述规定仅仅是政府部门的规章, 而免检制度是行政机关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实行的选择性执法, 抽查并不是免于检查。因而, 《决定》和《办法》中有关“产品免检”的规定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 缺乏法律效力。

对产品进行监督检查是法律赋予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一项行政职权, 也是行政义务, 无法律根据,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不能自行决定放弃其职权, 免除或部分免除自己的行政义务, 即对产品或者部分产品不进行质量监督检查, 就是行政不作为。国务院发布的《决定》以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办法》规定了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可以对某些产品实行免检, 实际上是通过自己制定的行政规章, 进行选择性地履行行政管理职能, 从而免除了自己的部分义务。由此可见, 免检制度客观上存在行政不作为的倾向。

4 产品免检制度对同类市场竞争主体有失公平, 更是“媚商”行为

西方法律制度的基本出发点之一是保护弱者, 只有保护弱者才能实现公平, 而我国的免检制度首先考虑的却是大型企业等强势群体的利益, 忽视了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的利益。在这种制度设计下, 消费者基于对权威的服从及对政府的信任, 一般会选择以国家信誉为担保的免检品牌。而其它未通过国家免检认证的企业而言, 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还要不断接受相关部门的产品质量检查。对于行政机关而言, 一方面要对一些企业进行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另一方面要对一些企业的产品给予三年质量免检的优待。同样是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却受到不同的待遇, 不同的企业在市场活动中地位不平等, 而地位的不平等, 就难以公平地参与市场活动。除此而外, 是否通过国家免检认证的企业在地方享受的政策待遇差异也很大。这种不同状况的出现必然导致企业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最终将会造成极少数企业垄断市场。

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论, 生物物种多样化是大自然的造化使然, 没有任何物种有免受制约的特权。在自然条件下各个物种之间互相利用、互为依靠、互相制约, 彼此都是生物链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即任何一种物种都不会成为大自然的免检产品而不受任何制约。人类正是在这样向自然的学习与模仿过程中, 知道我们要保证人的利益需求与价值的多元化, 要保证公平正义的存在, 必须建立任何人--不管其多么有权还是多么有钱--都不应享有理应受到相应制约的豁免权, 不应该自外于制度约束。如果出现这样的事实, 那么这个社会将是不幸的社会。

无论什么企业, 同是市场的参与主体。对有的企业实施产品质量检查, 对有的企业免予产品质量检查, 这种差别对待将造成同等主体异化及市场竞争不公平情况的出现。免检制度的设立在大型企业与小企业之间建立了一种不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 新的不公出现, 人为因素左右竞争价值, 大小企业两极分化的未来趋势是可以预见的。由此可见, 产品免检制度是对市场公平原则的破坏。

免检制度在客观上会导致对消费者切身利益的漠视。对部分企业实施免检, 只能意味着质监部门放弃或减弱了对消费者利益的维护。而将消费者利益作为奖励企业的筹码, 已经背离了质检部门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显然是十分不妥的。另外, 因部分食品企业违规而取消所有食品企业的免检资格, 实际上伤害了那些守法经营的企业, 犹如经济学中的“劣币驱逐良币”一样。

对知名企业的产品实施免检其实是质检部门放弃了对产品质量的监管职责。作为行政管理主体, 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以一个无偏私的仲裁人出现, 而不应对商品进行所谓的“信誉担保”, 国家质检部门应该是清楚这一点的。企业的产品质量保证只能证明过去和现在, 不可能确保今后的产品质量一定没有问题。免检产品及其企业的确定是从企业的资质、产品的各项质量指标、企业产品过去的信誉等等方面严格考核而确定的, 这一点一般不会存在问题, 问题在于以企业的过去和现在的表现及信誉为其今后的产品质量作担保, 在现阶段非但不科学, 更是“媚商”行为。

5 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上报制度对消费者明显不公, 责任追究制度亦有失公允

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调查认为, 毒奶粉事件归咎于三鹿公司和石家庄市政府没有即时上报, 违反了上报制度。

一个企业的产品质量出了严重问题, 首选向政府上报而不向消费者公告, 这是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按理说消费者是企业的上帝, 企业应先向消费者公告并即时召回缺陷产品, 再同时向政府上报, 而从最基层的企业到最高权力中枢则要穿越漫长的官僚机构。这种政府管理体制的病症可以叫做决策的重心太高, 所有的下级机构必须向上级报告才能够形成一个决策。大型国企只对上级负责, 而不对消费者负责, 这是大型国企的惯性思维, 也是中国市场机制发育不健全的表现之一。在这样的上报制度中, 企业对政府负责, 而不是对消费者负责。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只对上级负责, 而不是对公民负责。这样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都行政化了。上报制度表明, 如果公民在国家的食品安全中没有位置, 食品安全就没有保障。鉴于上报制度内在的严重缺陷, 把食品安全交付给上报制度无疑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上报制度最致命的问题, 是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中没有公民的位置, 取公民而代之的是层层上级。因此, 中国食品安全的希望寄托于实现从只对上级负责变为对消费者负责的制度转变上。

从信息公平的角度看, 消费者与企业及行政机关在获取和占有信息方面严重不对称。信息占有的对称性对于制度制定程序十分重要, 是制度制定程序具有公平性的必要条件。同某项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相关的信息如果出现了不对称性的情形, 那么, 社会成员就难以做到有效的参与, 无法得到公平对待, 进而公平的制度制定程序也就无从谈起。况且, 一方通过垄断信息可以在制定和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进行种种舞弊活动, 比如, 可以通过信息的不对称对其他社会群体进行各种类型的欺骗和误导。因此, 为了防止信息的不对称, 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将相关的信息向全社会全面及时公开。

曾经有学者在三鹿奶粉事件爆发之初指出, 不能简单地把事件的责任推给奶农, 如果把责任强加给不法奶农, 将使事情本末倒置。[7]法院的最终判决验证了这位学者的担忧。免检制度的制定者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免检的对象也是由其确定的。免检产品出现质量事故,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理所当然的追责对象, 理应被列为被告席上的首席被告。在当今中国的政治生活中, 对公共决策的责任追究还几乎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 公共决策失误几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任何个人不用为此承担失检责任, 这是国家免检产品屡屡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三鹿集团没有把好进厂原料的检验关, 致使发生严重的公共安全事故, 应该列为被告席上的第二被告。如果说, 相关企业能够严把进厂原料和出厂产品的质量检验关, 也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事故。不法奶农为了谋取私利, 不择手段, 应该成为第三被告。然而, 事实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不法奶农被判处极刑, 三鹿集团破产, 主要责任人领受无期徒刑。根据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来看, 这样的判决结果很难说是公允的, 也说明我国产品质量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制度亟待完善。

6 结论

和谐社会所以成为现实中国社会的共同话题, 其原因不外乎是, 经过长达三十年的改革,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由此而引起的急剧的社会分化导致现实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很和谐的社会。“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8]

“公平正义, 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 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 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9]这说明, 社会公平的精义是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 使每个人各得其所。所以, 我们需要实现一种社会制度安排, 以合理地规范和调节所有市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从而保证市场竞争的公正。如果我们的社会制度不能有效地增进弱势群体的发展机会和生活期望, 建设和谐社会就将成为一句空话。

参考文献

[1]王国华译. (以色列) 希尔曼: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380.[1]王国华译. (以色列) 希尔曼: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380.

[2]何怀宏. (美)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1-2.[2]何怀宏. (美) 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1-2.

[3]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107-108.[3]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107-108.

[4]郑杭生.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7[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 2007:20.[4]郑杭生.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7[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 2007:20.

[5]文正邦等:法治政府建构论: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274.[5]文正邦等:法治政府建构论:依法行政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2:274.

[6]参见新华网2009年03月30日, 08:39:35, 来源:经济参考报.[6]参见新华网2009年03月30日, 08:39:35, 来源:经济参考报.

[7]《科学时报》2008-9-19要闻, 原题《考问“国家免检制度”--专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知名律师周泽》.[7]《科学时报》2008-9-19要闻, 原题《考问“国家免检制度”--专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知名律师周泽》.

[8]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8]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

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制度的理性构建 篇9

一、三种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比较

(一)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

终身雇佣制指从刚刚毕业的学生, 一经企业正式录用直到退休始终在同一企业供职, 除非出于劳动者自身的责任, 企业主避免解雇员工的雇佣习惯;终身雇佣制并不是法律或成文规定意义上的制度, 是日本企业战后的基本用人制度。终身雇佣把凝聚力极强的家文化融入到了企业的管理当中, 强调公司就是家, 员工视企业为自己的家, 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

终身雇佣制度的优势在于:员工对企业有较强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减少了因员工流失带来的企业对新员工的培训成本;有利于企业间知识的共享。其劣势在于:终身雇佣将使企业组织过于庞大;企业员工容易产生惰性。

(二) 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

新加坡公积金制度是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强制个人账户积累制度, 经过不断的调整和改善, 逐渐发展成为集养老、保健、住房、家庭保障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要求所有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都必须按其月薪的一定比例缴交强制性的公积金并按月存入户下, 等退休之后, 可以选择提出或者留作养老之用。

公积金制度的优势在于其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将公积金存款与每个成员的工薪收入联系在一起, 成员的薪金越高, 公积金存款就越高, 相应的生活水平越高, 老年的保障就越好, 能够较好的调动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三) 竞聘上岗制度

竞聘上岗制度是指所有的人都可以去竞争同一岗位, 获得这个岗位的机率与个人的能力成正比, 但初始占有不代表永久占有, 竞争永远存在。目前在国内用得比较多的, 尤其在公务员队伍中更是如火如荼。

竞聘上岗制度的优势在于根据员工的能力来确定岗位, 既可以使最适合该岗位的员工能在岗位上, 又可以增加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但是, 它的缺点是员工没有安全感, 员工可能由于害怕竞争失败, 而不愿意知识共享。

二、新制度的设计构想

新型制度以终身雇佣制度为基本的框架, 以公积金制度和竞聘上岗制度为辅。

(一) 终生雇佣是基石

新型终身雇佣制与日本的终身雇佣制相似, 即只要员工不违反公司制度, 企业对员工原则上实行终身雇佣。但是它也具有自己的新型特征: (1) 企业对所有的员工都实行终身雇佣, 而日本只对应届毕业生; (2) 企业员工的工资只跟他们的能力有关与工龄无必然的关系; (3) 在配置升迁上, 并不采用内部晋升制度, 而是在整个社会择优录取。

(二) 公积金制度是后盾

新型公积金制度与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基本一致, 但公积金的多少不仅与员工的岗位级别成正比, 还与公司的业绩成正比。同时对于从公司辞职或辞退的员工, 取消其公积金。另外考虑企业可能倒闭, 失业工人造成社会不稳定, 要求建立一种以生活保障为基础的退休制度和保障体系。

(三) 竞聘上岗制度是发动机

公司所有的岗位都采用竞聘上岗制度, 竞聘上岗对整个社会开放, 有利于吸收外部的优秀人才;同时竞聘上岗使企业的所有员工永远保持一种向上的精神。

三、新型终身雇佣制度的优越性

(一) 新型的终身雇佣制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相融性

终身雇佣制度是在日本的家文化发展起来的, 而日本的家文化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建立起来的。因此新型终身雇佣制度能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

新型终身雇佣制度强调忠诚企业、同舟共济的企业文化;强调和睦敬爱、团队协作的团队合作氛围;重视义理人情;强调效率的危机意识;强调克己敬业自尊自觉的勤勉态度和一丝不苟坚持原则的认真精神等等。这些精神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忠”、“孝”、“信”、“义”的发展和延伸。

(二) 新型终身雇佣制度取三种制度之长、补三种制度的短

新型终身雇佣制度吸收前三种制度的精髓, 使其尽量完美。新型的终身雇佣制度继承了终身雇佣制度的优点, 同时引入其它两种制度对其进行完善。

1. 公积金制度使企业可以用明天的钱做今天的事, 同时对员工行为有较强的约束和激励作用。公积金制度使本来应该发给员工的工资和奖金以公积金形式留在了企业, 使企业能够用这笔明天支付的钱来发展企业。同时员工退休以后要得到这笔钱今天就必须努力的工作, 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这笔钱保值增值, 另一方面员工由于企业绩效好而得到更多的公积金。

2. 公积金制度激励员工知识共享和知识创造。公积金由于与员工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员工在退休之前, 必须将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任, 否则下一任的不胜任就极有可能造成企业的亏损, 给自己造成利益损失。这样可以促进知识的共享和知识的创造。

3. 公积金制度有利于企业形成全员监督、终身监督的氛围。公积金制度与员工的后半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一旦企业亏损或倒闭, 公积金就可能减少或消失。因此, 全体员工必然会相互的监督, 并且终身监督。员工退休后, 退休金的很大一部分都由公司支付, 这样克服了员工的机会主义倾向, 更注重企业长期的发展。

4. 竞聘上岗制度克服了传统终身雇佣制度以工龄为基础的缺点, 有利于形成重视能力的氛围, 提高员工学习的积极性。新型终身雇佣制度引入竞聘上岗克服了工龄至上的法则, 极大地提高年轻员工的积极性, 减少了在企业熬日子的想法, 使员工在企业内的流动性增加了。年轻员工一般比较容易接受新的知识, 对社会的变化具有敏锐的嗅觉, 这样可以使企业在竞争中能够更适应社会的发展。而老员工则拥有较丰富的经验。通过竞聘上岗制度, 可以促进新老员工的相互学习。

5. 终身雇佣制度减少了优秀员工的流失, 有利于建立知识共享的氛围。在终身雇佣前提下, 只要不违反公司制度, 员工就解除了后顾之忧, 不需要担心被企业辞退的风险, 有利于员工对本企业和本行业的学习和钻研, 而不是研究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这样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而由于员工知识的专用性, 优秀的人才一般不愿意随便跳槽, 因为一旦跳槽, 一切就得从零开始。另一方面, 由于员工一直都在企业中间, 员工之间不担心泄密, 有利于员工之间交流知识, 实现知识的共享。

四、新型的终身雇佣制度的现实可操作性

(一) 与我国的《公司法》相匹配

我国《公司法》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必须有职工董事, 其他公司董事会可以有公司的职工董事, 监事会中职工监事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等。这些规定都是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具体体现。新型终身雇佣制度正式为推动员工参与公司治理, 让员工更好的履行监督职能而设计的。

(二) 新的劳动合同法, 为终身雇佣提供了现实可操作性

新的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对聘用超过十年以上的员工实行终身聘用。这样实际上为终身雇佣铺平了道路。由于现代企业知识工作者的越来越重要, 而培养一个优秀的知识工作者差不多就需要十年的时间, 因此, 劳动合同法实际上为终身雇佣制度提供了条件。

(三) 熟练工人的流失成本要求企业实行终身雇佣

随着社会的变化节奏的不断加快, 企业为了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就必须不断地对员工进行培训。而一旦员工离开企业, 整个培训成本都将消失。因此, 企业为了节省培训成本的考虑, 必然会要求实现终身雇佣。这样企业为能培养出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并且忠于企业的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队伍, 在员工培训方面就可以不间断和无重复的顺畅实行。

制度理性 篇10

一、当前行政监督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 监督机构的工作缺乏有效性

在我国, 人大作为最高的权力机关, 政府的工作需要接受人大的监督, 但是在实际中二者的地位却不仅如此, 有的时候政府的地位远远超过了人大。同时由于司法机关在运行过程中始终对于政府有一定的依赖性, 这样就会导致司法监督的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在当前行政监督体系下, 具有监督权的机关都在行政机关内部工作, 人员也属于行政部门的人员。这样就会使监督部门难以行使有效的监督权。同时加强媒体和公民的监督力量也得不到有效的发挥, 所以最终只能影响到监督权的顺利实施。

(二) 行政监督立法不够健全

想要有效提高行政监督工作的效率, 首先就应该重视行政监督立法, 在法律层面上给与监督工作更多的保障。在我国, 有专门的行政监督法来监督行政机关行使权力。但是由于我国相关方面立法起步比较晚, 在某一些方面还处于空白阶段, 这样就严重影响到了行政监督的时效性。例如, 存在着对于个别行为没有明确的规定, 对于一些模棱两可的问题规定的不够明确, 这样就会使在进行行政监督的过程中出现一定的混乱情况。

(三) 缺少对于行政执法行为的有效监督

首先, 监督程度不够完善大大影响了监督的时效性。当前, 我国的法律对于行使监督权的程序以及法律责任都没有过于明确的规定。例如, 在进行行政诉讼的时候, 有的行政机关会不行法院的判决, 并且人民法院有没有有效的程序进行保障。同时在公民进行监督的过程中, 只有基本的行政救济, 缺少法律程序层面的保障, 更加缺少相应的措施来进一步对行政监督济宁有效的保护。

二、完善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制度的方法

(一) 优化改革行政体制

完善行政法治监督制度, 首先就需要优化改革我国当前的行政体制, 从而使监督机构能够更加有效地开展监督工作。所以, 应该从行政机关中, 把监督检查部门独立出来, 取消其对于行政部门的领导, 并且能够保证其与行政部门在职级上与地为上都能够保持平等。同时还要保证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制, 保证每一层工作人员能够有效接受上一级领导的监督, 从而有效减少政府部门对于监督工作的约束性。同时, 还需要在经济上使监察部门独立出来, 从而有效避免受制于当地政府在财务上的影响。这样, 在减少人为因素的干预下, 能够使检察人员更加有信心地行使监督工作, 从而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同时, 司法机关也应该独立于行政机关, 优化现行的工作机制和财物管理体系, 从而有效使审判与检查分开, 使其都能够自主开展工作, 在实现司法独立的基础上, 有效保证行政法治受到有效监督。

(二) 提高行政监督立法的效率

想要不断完善我国行政法治监督制度, 还需要在立法层面进行有效的监督。首先, 关于行政监督的立法工作, 需要制定基本的法律法规, 同时还需要制定一些关于各个级别行政监督机关组织的法律。要通过法律, 对于监督的程序有一个更加明确的规定。当前, 应该针对我国行政监督的实际情况, 制定一系列完善的法律制度, 在其中要明确监督的主体和行使监督权利的机关, 同时要显示出人们的监督权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权。还需要把监督的具体内容和重要的监督方式明确标示出来, 为监督的具体实施提供必要的法律基础, 还需要包含关于具体的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从而有效保证行政法治监督的有效性。

(三) 加强监督模式创新

有效的监督模式是指在事故发生之前能够进行有效的预防和控制, 尽最大努力来避免出现问题, 这就需要全面监控行政权力使用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在进行监督模式创新的时候, 可以充分采纳我国在具体的监督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的经验, 同时还可以参考一下国外成功的监督模式, 从而采用丰富多样的监督模式来进行有效的监督。既保证在事前能力开展有效监督, 预防和控制问题的出现。同时在事发时, 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事态的发展态势, 从而使问题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小。最后就是需要在事后做好监督处理, 针对事情发展的实际态势, 通过有效解决方式, 来使影响达到最小化, 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同时, 提高监督人员的素质对于提高监督实效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对于加强我国行政执法科学性来说, 完善行政法治监督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开展综合决策的基础上, 有效丰富一系列措施, 在创新原有监督模式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完善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使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可以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关于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理性思考 篇11

建立和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再加之经济全球化，国际贸易要遵守统一规则，我国的企业管理已进入了一个全面法制化的时代；同时，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社会法律制度健全和完善的产物。所以，建立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既是形势的需要，又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领导人在法律方面的参谋和助手”，第8条规定：“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对企业领导人负责。未设置企业法律事务机构的，企业法律顾问直接对企业领导人负责。”现在有不少企业的法律顾问不能直接为领导服务，而是通过企业其他部门间接为领导提出意见。很显然，这种做法很难发挥企业法律顾问的作用，对企业的法制管理是不利的。企业法律顾问机构是企业的职能部门，它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完成企业赋予它的工作，做好企业的法制管理。因此，企业法律顾问或者企业法律顾问机构在一定意义上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必须设置的。尤其是现代企业，缺少法律就无法进行经营活动。因此，法律事务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企业管理最终要通过企业制度体现出来，而企业的制度建设本身就是一个法律问题。因而，重视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把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放到应有的位置上来，是企业管理上水平、上台阶的重要表现。只有法制化的管理才是最有效、最具潜力、最有前途的管理。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性质

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内部从事企业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这是企业法律顾问区别于其他职业及人员的最重要的法律特征。第一，企业法律顾问从事的是与企业有关的法律工作，与法律无关的工作不是其职责；第二，企业法律顾问从事的法律工作是与企业有关的工作。另外，根据“企业法律顾问只能在一个企业内正式执业”的有关规定，企业法律顾问的服务对象只能是本企业，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为其他企业提供服务。

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内部的专职、专业人员，受聘担任企业法律顾问的前提条件，是他必须首先是或同时成为企业的雇员，而且企业法律顾问必须是企业内部的专职人员，即专职从事企业法律事务的人员。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和律师的根本区别在于：

1、从业机构不同。企业法律顾问从事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在企业一般称之为法律事务部（处）或者管理处，也有些企业将法律事务机构设在企业管理处室或办公室。《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规定企业法律事务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参与起草、审核企业重要的规章制度；管理企业合同，参与重大合同的谈判和起草工作；参与企业的合并、分立、破产、投资、租赁、资产转让、招投标及进行公司改制等涉及企业权益的重要活动，处理有关法律事务；办理企业工商登记、专利、商业秘密保护等有关法律事务；接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企业的诉讼和非诉讼活动；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向董事会推荐企业法律顾问担任董事会秘书；配合企业有关部门对职工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开展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法律咨询；负责企业外聘律师的选择、联络和相关工作；办理企业领导人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由此可见，企业法律事务机构的工作内容中没有一项是向社会提供法律事务的，完全是进行企业的内部管理或为加强内部管理服务。因此，企业法律事务机构是企业内部的职能管理部门，不是社会法律服务组织，与律师的从业机构不同。

2、服务对象与范围不同。企业法律顾问仅服务于本企业的法律事务，而不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中介服务。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管理人员，企业法律事务机构是企业内部职能部门，他们的工作内容严格限制在企业范围内，根本不进入社会法律服务市场，不是社会法律服务的主体。原因有：一是根据有关法律和企业法律顾问管理的办法规定，企业法律顾问除对本企业的法律事务进行管理外，不能代理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法律事务，更不能提供有偿服务，工商管理部门不发执照，税务机关不核发税务登记，物价部门不发收费许可；二是企业法律顾问不能出具有任何经济鉴定性质的法律文件，不具有公证、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经济鉴证的合法性；三是企业法律顾问工作与律师受聘担任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并不矛盾，企业既利用自己的企业法律顾问从事日常的法律事务管理，同时又聘请律师作为常年法律顾问或者诉讼非诉讼业务，这在大企业中已经相当普遍。律师是以诉讼和法律专长赢得客户，而法律顾问是懂经营、善管理，同时也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并且在国外很多国家都规定只有律师才能出庭诉讼，但这并不表明律师能包打诉讼。在实践中，由于企业自身的管理特点、管用的规则乃至交易术语、技术术语等，律师一般不能向企业法律顾问一样熟悉自己的企业、熟悉企业生产经营的运作，因此，常常是企业法律顾问为律师准备好的大量的基础材料，甚至一起作为代理人出庭诉讼。

3、执业资格的内涵不同。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是原国家经贸委、人事部、司法部考虑到企业法律顾问岗位是保障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安全有效的重要岗位，为了保障上岗人员的水平，提高企业法律顾问的整体素质，同时解决企业法律顾问既不能评工程师、参加经济师考试，专业又不对口的状况，为企业法律顾问设计的一种兼具上岗证书和职称证书的考试制度，这种执业资格从设计之初就考虑了与律师、注册会计师等从事社会中介服务的执业资格的不同。按照《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制度属于职业证书制度。企业法律顾问只能在一个企业内正式执业，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企业法律顾问资格的人员，企业根据需要可以聘任经济师专业技术职务。取得企业法律顾问资格是在企业法律顾问岗位上评聘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职务的必备条件。这些规定从根本上将企业法律顾问资格和向社会提供服务的律师资格做了区分。因此，企业法律顾问资格是对企业专业人员的一种管理制度，如同企业的某些工种需要持上岗证一样，不能将企业内部的会计师、工程师、审计师、设计师和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注册会计师、注册工程师、注册审计师、注册设计师等同。

4、规范制度不同。规范企业法律顾问职业的是企业管理制度，规范律师执业的是律师制度。社会上容易将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和律师混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社会律师可以受聘担任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社会律师担任企业的常年法律顾问和企业法律顾问不是一个概念。他们之间的区别就是：从身份上，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内部职工，在企业的职能部门工作、受企业管理制度的约束；律师是自由职业者，受律师法的约束，在作为中介组织的律师事务所工作，因此无论其担任多少企业法律顾问，其身份还是律师；从工作性质上讲，企业法律顾问既要懂法律又要懂管理，并要熟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企业管理人员，而社会上的律师从事的是法律服务工作，即当企业需要时，从社会服务者的角度向企业提供有偿的法律服务；从知识层次上讲，企业法律顾问考试包含企业管理知识，在法律知识方面只侧重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内容，如公司法、企业法、税法等，要求的是专而精，律师资格考试是对基本法律知识的全面考察，要求的是广而博；从工作原则上讲，企业法律顾问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方位和全过程，以事前防范为主，而律师则只有受到企业的委托才能提供法律服务，以事后处理为主，具有临时性和阶段性。在美国，企业与律师事务所签定长期合同是违法的，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因而在法律上得不到承认。因此，企业法律顾问和律师受聘担任企业常年法律顾问是完全不同的。

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特点

1、机构设置的自主性

企业法律顾问机构是由企业根据自己的法律事务需要而设立的专门处理法律事务的机构。是企业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在企业管理中有明确的职责和定位。

2、从业人员的内部化

企业法律顾问是企业内部的专职工作人员，接受企业的管理与领导， 遵守企业规章制度，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

3、知识结构的复合型

从事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人员，是精通法律事务、熟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复合型人才。

4、职责权利的制度化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保证企业法律顾问参与企业经营活动，保证企业法律事务由企业法律顾问处理或者参与处理。这是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区别于一般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

5、同社会律师的互补性

企业法律顾问的职责主要是企业内部法律事务，涉及到企业外部法律事务时，有相当一部分应当由社会律师来担任。社会律师为企业提供法律服务，是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有益补充。因此，正确处理社会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完善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内容。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特点决定了企业法律顾问作为企业内部成员，必须以企业法律事务为自己的工作重点，紧紧围绕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为企业各个层面提供法律咨询。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局限的理性探讨 篇12

一、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现状

当前企业内部财务舞弊案、违法违规事件频发, 如“三九事件”;2005年下半年, 奶业巨头伊利集团掌门人郑俊怀挪用公款案;上市企业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宏生等。最典型的“中航油事件”等都是现代企业高速发展过程中企业内控失调的典型案例。

本文借鉴朱荣恩等的调查 (2005年) 的数据, 从企业规模角度对内部控制的总体应用效果进行考察。

总体上看, 较大规模的企业, 其内部控制总体效果要好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调查的样本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总体应用效果“很好”和“较好”的有88家, 只占57.9%。总体水平较低, 情景堪忧。

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局限分析

1. 内部控制环境不理想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 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 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 经理层与一般员工之间都存在着代理关系。通俗地说, 公司治理就是指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形成的权责分配、激励与约束、权力制衡关系, 其中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终控制主体, 董事会接受股东大会的委托, 决定公司的政策方针, 对经理层进行监督, 监事会则对董事会的行为进行监督, 他们各负其责, 协调运转。而内部控制是企业董事会及管理层为确保企业财产安全完整、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实现经营管理目标而建立和实施的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措施和程序。

当前我国很多公司虽在形式上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 聘任了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 但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并未真正落实。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董事会人员构成不合理, 下属机构设置不完备, 实际监控不到位、监控作用弱化, 并且在具体运作上也存在不少误区:董事会中高管人员等内部董事比例过大, 常有实施决策及监控的董事会与从事公司日常经营事务的总经理班子在企业管理中职责重复、“一套人马两块牌子”, “内部人控制”现象相当普遍, 使内部控制制度形式化, 从而大大降低了内部控制的效果。

Treaday委员会于2004年颁布全新的COSO报告《企业风险管理——总体框架》 (E nterpriseRisk Manag ement, 简称E RM) 中指出:董事会既是内部控制的重要因素, 也是企业风险管理重要手段, 董事会要在企业风险管理方面负总体责任。但目前我国企业内部控制仅仅限于公司总经理对中层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以及公司内部各项具体事务的控制, 而把董事会排除在内部控制的主体之外。虽然从内部控制日常运行的过程看, 企业管理层是内部控制的主体, 但现实中企业所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环境, 管理者的工作就是对这些不确定性做出反映, 由于这种用头脑进行非程序化工作的特点, 管理者的行为变得比普通员工更加难以监督, 为了抑制高级管理人员在获取短期利益中的机会主义倾向, 及时辨认、防止经理们可能的逾越控制等弄虚作假的行为, 董事会应该对内部控制的建立、完善和有效运行负责, 通过“不丧失控制的授权”来保证企业有效运行, 实现企业的目标。

2. 内部控制意识薄弱

在企业中, 管理人员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或现实条件的制约, 往往容易对内部控制产生误解, 忽略企业管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对于企业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都是有效的, 必须遵守, 没有特例, 包括制定内部控制的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管理者是内部控制的设计者和执行者, 对内部控制负最终责任, 他们也必须遵守相关规定, 不能绕过有关控制制度。内部控制有效与否, 与企业领导有直接关系。一些企业之所以内部管理混乱, 很大原因是一些领导破坏现行制度, 导致职责分离、控制制度失控, 宽以待己, 严以律人, 认为内部控制只针对一般员工, 和自己没有关系。事实上, 建立内部控制制度, 保证内部控制系统有效运行是管理当局良好地履行对资产委托者的受托经济责任的有效方法。

3. 具体环节的设计实施不合理

完善的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应具有:

(1) 全面性, 即控制触角涉及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 没有控制死角。

(2) 可操作性, 即事权划分明确, 有很强的操作性。

(3) 规范性, 内部控制要形成科学规范的机制, 通过控制, 防患于未然。

(4) 有效性, 内部控制制度的功能可得到有效发挥, 有良好的实际效果, 而不仅是“贴在墙上, 挂在嘴上”。

为了确保制度被贯彻执行, 管理当局要制定相应措施和程序, 包括授权和批准、职责划分、设计和运用恰当的凭证、恰当的安全措施、独立的检查和评价等。为了保证控制目标的实现, 企业必须制定控制政策及程序, 并予以执行, 管理阶层必须确保其辨认并用以处理风险的行动已经有效落实。

4. 组织内部信息沟通不畅

要有效实施内部控制, 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不可缺少。一个良好的信息系统能确保组织中每个人均清楚地知道其所承担的职责。每位员工都必须了解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方面, 以及如何生效, 在控制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所担负的责任以及所负责的活动, 怎样与他人的工作发生关联等;员工必须知道企业期望他们做出哪些行为, 在执行职责时, 一旦有非预期的事项发生, 除了要注意该事项本身之外, 查询、解决导致该事项发生的原因及处理流程。总之, 现有的内控制度是否合理, 实施的情况如何、存在哪些问题, 都要透过这个渠道向实施内控的上层管理机构如实畅通传递, 可以有效降低风险的发生。

5. 内部审计监督机构不健全

内部审计是内部控制的一种特殊形式, 它是一个企业内部经济活动和管理制度是否合规、合理和有效的独立评价机构, 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其他内部控制的再控制。多年来, 我国内部审计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多数企业及上市公司成立了内部审计机构, 但仍存在很多问题:不具有进行监控所必需的权力, 内部审计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个别企业的内部审计监督人员甚至根本不具备最基本的财务会计常识, 企业的内部审计流于形式, 此外由于企业内审部门都是在总经理或分管财务副总经理的领导之下, 独立性不强, 其监督力度也大大受到限制, 尤其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舞弊行为常常是无能为力。从“三九事件”等一系列例子可以看出, 内部审计监督的职责缺位, 导致未能有效防止违规和错弊的发生, 从而造成无端的损失。

参考文献

[1]杨有红主编:企业内部控制框架——构建与运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2]吴敬琏: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3]潘秀丽:企业内部控制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5

[4]马崇明贾成:论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的发展与完善.当代财经, 2000

[5]赵锋: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博弈论分析.财会研究, 2004,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