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经营

理性经营（共5篇）

理性经营 篇1

一、企业经营哲学与管理哲学研究综述

1.欧美企业管理哲学研究综述。谢尔登1923年出版的《管理哲学》是最早研究管理哲学的专著, 然而谢尔登在全书中并未给出“管理哲学是什么”的定义, 但从全书的意旨来看, 谢尔登对管理哲学的定位是:在管理领域中反思哲学问题:基于管理是什么的追问来重新反思管理的本质, 对当时管理现象进行宏观性、根本性的追问、质疑, 进而冲淡管理活动中过度精细化、机械化的研究倾向。

但戴维斯1951年提出了对于企业管理哲学完全不同的定义, 将管理哲学大部分等同于经营哲学, 戴维斯认为, 管理哲学是对于如何认识企业经营问题与如何解决经营问题的系统性的理念。斯里克曼1959年出版《管理的道德哲学》一书, 着重从管理中的道德伦理视角来定义管理哲学, 包括如何对待管理层的自利、怠责与被管理者的协商等问题。李津格尔将管理哲学的研究划分为五个分支:美学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的分支。在本文看来, 上述五个分支较为含混, 例如认识论在哲学史上与形而上学有太多瓜葛, 不好区分;美学亦与认识论、形而上学有诸多重叠之处。

2.日本企业经营哲学研究综述。日本企业界和企业家倡导较早的是经营理念, 松下幸之助在1973年出版的《经营沉思录》提出了一整套经营理念, 指出经商、销售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态度, 在商业经营中, 反省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经营者自己还是每天一起工作的销售人员, 应该养成早晨计划、昼间实行、晚上总结反思的习惯。松下幸之助表示, 自己的经营理念正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形成的。

住原则也在总结研究松下幸之助等企业家经营理念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个经营理念的定义:作为企业内部的经营指导原则, 经营理念对内能够使组织统一为一个整体, 所起作用不可低估, 对外它又传达了企业存在的意义, 是企业“信念”的表达, 经营理念是关乎企业和经营本质的大课题。住原则也指出经营理念的表达方式很多, 诸如社训、社意、社魂、信条、经营方针、行动指针、某某精神、某某誓言、企业宪章、哲理、格言、口号、标语、使命、纲领等, 甚至包括未成文的。

上述所谓“经营理念”与“经营哲学”实际上很接近, 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最早将“经营”和“哲学”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 稻盛和夫2009年在北京大学曾做“经营为什么需要哲学”的演讲, 在演讲中, 稻盛和夫指出, 既然当了经营者, 既然开展了事业, 就必须对接踵而来的各种问题作出判断, 而“哲学”就是进行这些判断的基准。以上大致相当于哲学中“世界观”的部分。

日本企业经营中有关“方法论”的部分被描述为企业经营的“套路 (KATA) ”, 西方学者鲁斯在对丰田汽车的研究中看到, 作为全球汽车业中最为成功的企业之一, 多数学者研究和描述了丰田汽车的一系列组织实践和工作方式, 也许单个要点都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只列出了要点明细, 并没有解释丰田公司的管理方式, 而且二十年的努力都无法复制丰田公司的成功, 这表明此类明细都是无效的。鲁斯指出, 试图效仿或复制另一家企业的工具、技巧或工作方式根本无法使本企业变得和成功企业一样, 这个底层的根本的东西, 即思维和行为的习惯或范式就是日本企业家所谓“套路”。很显然, 用较为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达, 套路就是一整套、成系统的方法、原则、模式即方法论。

二、作为企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经营管理哲学

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 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 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 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哲学包含世界观和方法论两个方面, 也就是用一种特有的方法来把握世界的学问。没有和世界观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

1.经营管理哲学包含企业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环境、目标、管理过程等的根本看法。尼根西和埃斯塔芬1965年明确提出企业管理哲学主要是指企业中管理人员对雇员、消费者、供应商、股东、政府、社会的态度, 即一种世界观, 并指出这种世界观是有着民族文化差异的, 基于此, 美国企业管理哲学中某些元素可能很难迁移到其他文化中去。实际上在此之前, 乔亨利和鲍尔在1960年就指出, 西方企业基于短期利润与东方企业基于长期利润的世界观在企业计划、组织、领导等诸方面导致的巨大差异。其他方面的例子, 如松下幸之助在谈到对竞争的理解的时候说, 为了成长和发展, 必须认清竞争的真实含义, 竞争不是战争, 不一定非要把对方打倒不可, 只有为了共存共荣而竞争, 才能使企业共同成长和发展起来。显然, 松下幸之助这一看法与当时的西方主流经济管理学对于竞争的理解也是有出入的。

经营管理哲学首先体现为一种企业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不光是日本, 在西方, 企业家们的经营管理哲学也一再改变与创新, 例如苹果的消费者哲学就将市场营销的视角从消费者转移到企业自身:在苹果看来, 一个在数字世界求生存的公司如果请求大众为它创造理念、编辑文本或是编纂电影脚本, 那么它是不会成功的, 成功只来源于商业模式下对自主产品的清晰定位。

2.经营管理哲学是指如何达到企业目标的思路、思维和行为的习惯或范式, 具体体现为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般性指导原则。稻盛和夫认为, 所谓经营哲学, 首先是经营公司的规范、规则或者说必须遵守的事项, 经营公司无论如何都必须有全体员工共同遵守的规范规则或事项, 这些作为“哲学”, 必须在企业内部清晰地确定下来。

鲁斯更深入地研究了作为方法论的“一般性指导原则”和具体的规则之间的区别, 鲁斯认为, 经营管理哲学中的方法论包括思维和行为的习惯或范式, 这些习惯或范式从表面来看体现为一套具体的规范, 但真正的精神是建立在“不可视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基础之上的”。鲁斯在日本丰田公司的研究表明, 即使丰田公司的员工也很难解释清楚他们独特的思维与行为模式, 这些模式在该公司已经成为习惯, 早就渗入整个运营过程。

企业思维和行动的方法论并不只出现在日本, 早期重要的管理家和管理学家法约尔就曾提出过企业管理工作的14项原则, 包括:分工、权力、纪律、集权、等级链等, 从组织管理哲学的视角来看, 法约尔的上述原则绝不是全人类普适的管理原则, 在其背后深深地渗入了西方工具理性的思想, 它与传统的东方管理方式存在很大差别。

3.经营管理哲学是对企业实际采用经营管理的视角、方法等的高度概括, 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稻盛和夫认为, 所谓“哲学”, 它用来表明企业的目的、目标, 即要将这个企业办成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同时这种“哲学”还表明, 为了实现自己希望的、理想的企业的目的, 需要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稻盛和夫这段话典型地表明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间的密切关系。

例如, 以当前流行于企业界的术语“执行力”来看, 鲁斯认为, “执行”一词在使用时通常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在丰田公司, 具有执行导向性实际上会阻碍组织的进步和员工能力的提高, 只有了解丰田管理的精神, 包括企业对自己以及消费者、市场的完整认知, 才算是真正了解到该公司管理的精髓。这表明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 一定的世界观在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 没有和世界观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

三、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图式理性

图式 (schemas) 是指人们用来组织他们关于某个主题的知识、关于周围的社会世界的心理结构, 这种心理结构会影响人们所注意思考和识记的信息。在社会心理学中, 图式这一术语广泛用于我们对于许多事情, 例如我们自己、其他人、社会角色和特定事件的解释。心理学的研究揭示, 人类的基础心理功能如记忆具有重构性, 人们常常用和他们的图示相一致的信息来填充空白, 在很多情况下, 我们并不能准确记得在一个综合的情形中发生了什么, 除非我们的大脑就像一部摄像机一样精确记录下了影像和声音, 相反, 我们记住了一些真实的信息, 尤其是那些受我们的图式所导引注意的内容, 同时记住了一些根本就不存在、实际上是我们后来不知不觉加入的信息。

借鉴以上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很明显地知道, 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一种图式, 心理学中关于图式的自证预言可以更充分地说明这一点。所谓自证预言指的是, 当人们发现新的证据或旧的证据是虚假的时候, 他们可能并不如我们所意料的那样改变他们的图式, 人们并不总是被动地接受信息, 而是常常不同程度地支持已有的图式, 据此采取行动。而且心理学的研究证实, 民族文化背景是图式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

尤为重要的, 图式并非是一种感性认识, 而是一种理性认识。在心理学中, 感性认识与感觉密切相关, 感性认识与如下的问题相关:工厂的火灾警报器要多响工人才能在喧闹的机器声中听到它?飞机控制板上的警示灯要多亮才能看起来比其他的灯亮两倍?咖啡中加多少糖才能感觉到甜?而理性包含认知、推理或问题的解决过程, 理性这一概念只表示推理与思路的心理过程, 并不必然意味着结果的客观性。

西蒙曾指出人类认识上的“有限理性”, 曾对古典经济学中的完全理性做出重大修正。古典经济学一直以完全理性为前提, 在古典经济学中由于行为人可以得到所有资讯, 因此可以在多种方案中, 选择能使效用最大化的一种方案, 但是于现实状况中, 人们所获得的资讯、知识与能力都是有限的, 所能够考虑的方案也是有限的, 未必能作出使得效用最大化的决策。因此, 西蒙认为, 必须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的限制。然而, 企业家或企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能用“有限理性”来描述, 有限理性强调的是人们在运用理性中的限制因素, 而图式强调的是人们在应用理性中的导向因素, 因此, 我们可以称企业经营管理哲学是一种“图式理性 (schemas rationality) ”, 即在一定图式导向下的理性决策过程。

四、图式理性视角下传统管理学的改造与实证管理哲学

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方, 抑或中国, 企业家们都在谈论经营管理哲学。德国人拜克曼在《失去乔布斯, 苹果会怎么做》一书中明确指出, 苹果的核心经营哲学来自于乔布斯, 苹果的经营哲学推崇的是一种理念, 一种值得我们学习的哲学, 这一哲学带动整个公司形成了一个核心品牌, 支撑着公司在创新路上渡过了无数困难———苹果是一个有着疯狂的世界观并坚定地将其付诸实践的公司。

正是在东西方、古典现代等各种不同的企业经营管理哲学的支配下, 人类的商业世界才会不断地进步创新, 才显现出持久的生机与活力, 而传统管理学置经营管理哲学于不顾, 将人类丰富多彩的商业活动的差异归结为“情境”的差异, 逐渐形成一种僵死的、故步自封的经院式知识。传统管理学必须改造, 对传统管理学进行改造的方法就是将视角从企业外部重新拉回到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 当然这种重新回归的过程不再简单地假定管理者的完全理性, 甚至也不是西蒙的有限理性, 而是包含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图式理性。从另一个方面来看, 管理哲学的研究可划分为如下三个方向:管理的本质与反思或元管理研究的方向;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企业伦理的方向。其中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不是一种形而上的追问与思辨, 作为一种企业家或者企业的图式理性, 它实存于现实商业世界中, 因此完全可以通过实证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这样一种研究取向可以称之为实证管理哲学。

摘要：经营管理哲学是对企业实际经营管理的视角、方法等的高度概括, 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可以将企业经营管理哲学视为一种图式理性, 即在一定图式导向下的理性决策过程。

关键词：经营哲学,管理哲学,有限理性,图式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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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ronson E.社会心理学[M].侯玉波, 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

理性经营是保险行业生存的生命线 篇2

但是，保险是风险管理的科学工具，保险产品的设计和开发需要通过科学的精算手段才能完成。在相关数据匮乏的状态下，通过“拍脑袋”方式完成的产品开发和设计则属于一种赌博行为，不仅对于相关保险公司可能会造成严重的财务风险，也是对于投保人转嫁风险行为的一种亵渎。从2003年春季的SARS到2005年10月发生在东亚、东南亚和欧洲等地的H5N1禽流感感染，再到目前的H7N9禽流感感染事件，人们并没有真正掌握禽流感的发病规律和死亡概率，导致相关保险产品的定价缺乏纯费率的精算数据。

事实上，面对禽流感感染这种涉及公共安全的特殊事件，保险业应当实事求是地告诉民众，在任何国家和地区，涉及公共安全的传染病都是由政府无偿安排救治，民众不会面临因感染禽流感而无钱治病的情况，因此禽流感患者的治疗是有保证的。同样，一旦出现因感染禽流感而不幸死亡的患者，只要拥有承保死亡责任的人寿保险单，也是可以获得保险合同约定的经济赔偿。所以，不考虑现有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和开发新产品的数据支持状况，盲目开发所谓的禽流感保险产品，不仅有违商业道德，更是对于政府维护公共安全利益的基本职责的视而不见。同样，科学的风险管理措施和保险保障制度要求相关行业和民众应当具有未雨绸缪的防范风险的意识和行动，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做出科学的规划和安排。

我国保险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实事求是地遵循保险业务运行的基本规律，那种SARS来了匆忙推出SARS保险，禽流感出现大卖禽流感保险的做法，虽然有可能让保险公司短期赚的钵满盆丰，也有可能出现低估灾害影响而导致面临财务危机甚至破产无法履行对于被保险人的经济赔偿，并且由此导致严重损伤行业社会形象的问题。因此，政府和相关行业应当引导民众减少临时抱佛脚的风险管理意识，保险公司自身更应当向社会宣传和普及科学的风险管理常识和长期保障意识，切不可通过非理性的短期行为做法博得暂时的市场效应，从而影响社会对于保险与风险管理的科学判断和客观认识。

理性经营 篇3

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历史沿革

自1978年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度至今, 我国农村基本上一直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民基于承包合同获得土地承包权, 承包合同一般由农户与该农户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签订, 并由县级政府发放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这一制度到目前为止在不同时期主要经历了四次程度不同的变革, 并且每一次变革都与我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适应。

1.1978年的最初改革

我国的农地承包经营制度始于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秘密签下的分田到户、自主生产的“生死契约”。此后, 小岗村村民的自发创造逐步得到认可, 并开始推广。最初阶段, 一些地方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只有一年或者数年。1984年1月1日, 为了使农民吃上“定心丸”, 稳定其预期, 中共中央正式下发了《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中发[1984]1号文件) , 明确“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 这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第一轮承包。这一改革是对我国原有农村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 适应了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2.1993年的再次改革

1993年11月, 我国最早承包到户的农村土地15年承包期满, 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研究》 (中发[1993]11号) 规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 再延长30年不变”, 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 减人不减地”的办法, 这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第二轮延包, 也是继续稳定和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重要举措。

3.2003年的法律明确

继再次改革10年后的2003年3月1日, 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其中明确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30年”。从农村改革开始至此, 我国农民才第一次从法律意义上拥有“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权, 农地承包经营的政策首次以法律形式得以确定。2007年10月1日我国颁布的《物权法》重申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内容, 包括农村土地承包到期后原承包人可以继续承包等规定, 这是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政策在法律上的集中体现, 并赋予了农民依法保护自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利。

4.2008年提出“长久不变”的农地承包经营权

30年后, 改革再次聚焦农村。2008年10月,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下称《央定》) 明确提出, 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承包经营权, 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实践中, 农民对稳定土地产权关系的愿望非常强烈, 这也有利于进一步依法保障农户享有的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完善土地承包权能, 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也有利于减少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中内含的不确定性, 使农民形成长期的预期。

二、现阶段我国农村承包地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近几年的发展实践来看, 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多是以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遭受侵犯为代价的。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农地不断减少的过程。虽然中央一再重申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但耕地保护的成效并不显著, 其迅速损失的态势并没能得到有效遏制。当然, 2008年以来有所好转。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实际绩效总是与政策的预期形成巨大的反差, 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 侵占农民土地权益的问题还相当严重, 这也对农业生产产生了长远的影响。[5]

1.农村新增人口没有承包地的问题

农村新增人口没有承包地这一问题在全国农村各地都较为普遍。第二轮土地承包以后, 大部分乡村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由于第二轮土地承包是第一轮土地承包的顺延, 造成1983年以后出生或迁入的人口没有承包地。随着无地农民的不断增加, 要求分配土地的呼声特别强烈, 只要是涉及土地问题就非常敏感, 乡村干部压力很大。有些乡村没有预留机动地, 无法解决新增人口的土地承包问题;有些乡村虽然预留了机动地, 但数量极其有限, 也不能彻底解决所有新增人口的承包地分配问题。[6]

2.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完善的问题

近几年来,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而人口城市化速率却没有与之同步提高, 农村土地大量被征用而补偿不到位已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诱因。一是补偿标准不统一。铁路征地、高速公路征地、水利建设征地各有各的补偿标准, 不同地方的补偿标准也不同, 农民意见较大, 当地政府又无法解决。二是拖欠征地补偿费问题严重。有的建设单位征地后, 以各种理由拖欠农民的征地补偿费, 矛盾出现后再来兑现解决, 引发了当地农民对国家重大建设工程的抵触情绪。三是一些建设单位征地采取一次性货币安置, 但由于被征地农民的就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 医疗和养老保障尚没有得到普及, 而绝大多数被征地农民的文化程度和专业技能又不能满足新谋职业的需求,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经济危机还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的态势下, 造成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水平有所下降, 甚至有部分被征地农民在安置数年后又陷入了生活窘境, 要求政府解决其生活困难问题。

3.土地权属关系不明或勘界不清引发的问题

目前, 在我国大多数地区, 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的权属关系不明确、耕地和草场的勘界不清问题已不普遍, 但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部分省区这一问题仍然存在, 引发的土地纠纷在一定程度上还相当严重。另外, 由于管理体制和部门利益关系, 耕地、林地和牧草地的确认困难在农村土地管理中越来越突出, 引发的矛盾和纠纷屡屡发生。

4.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的问题

目前, 在部分农村地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规范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比较突出, 主要表现在:①农村土地流转和租赁市场尚未形成, 流转信息不畅, 缺乏中介, 多数乡镇和村还没有将土地流转信息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登记备案制度。②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基本上只有口头约定, 没有书面协议;通过乡村组织的土地流转, 即使签有书面合同, 但具体条款也不规范, 内容过于简单, 对双方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有关赔偿措施等缺乏明确的规定, 留下了不少纠纷隐患。③合同不规范引发的问题较为突出, 一些乡村为鼓励农业综合开发, 吸引外来人员承包开发宜农荒地时, 签定的承包合同表现出主体不符、内容不全、权利和义务不平等等问题;甚至个别乡村领导以办户口、分土地等口头承诺为诱惑吸引开发承包, 承包合同到期后, 承包方以种种理由要求分地或延长承包合同而引起的土地纠纷也屡见不鲜。一些地区还出现了外来开发人员承包地多而乡村农民大量新增人口无承包地的巨大反差, 群众对此意见很大。④机动地发包不规范引发的土地问题也相当突出。由于没有统一的机动地管理办法, 机动地管理由各乡村自行操作, 因而不够规范、不够透明、不够公开的情况时有发生。另外, 机动地发包时间长, 相对于地价的逐年攀升而当时的发包价格又很低, 致使少数人长期受益, 群众意见很大, 合同又难以解除, 引发群众上访事件屡屡发生。[7]

三、健全和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1.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经济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就赋予了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并要求各级政府都要严格执行《农村土地承包法》, 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立平等保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

2.稳步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农村土地实行承包经营后, 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权,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 这种产权制度安排是不完整的, 随后的配套改革制度依然表现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明显滞后。有关法律规定, 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归所属集体的农民共同所有, 即农民是所有者的主体。但在实践中, 农民的共同所有权被虚化了, 现实中是乡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共享土地所有权, 这是造成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受到严重损害的根本原因。所以, 迫切需要稳步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充分明晰土地所有权行使主体, 解决农民主体地位虚化问题, 构建完善的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 建立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 从法律层面有效地杜绝各级政府组织以各种理由随意调整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 稳定现有的土地承包经营关系。[8]

3.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合法有序流转, 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 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 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实践中, 土地流转不仅仅是一个理论政策问题, 更为重要、更为现实的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问题, 农村劳动力能否进行有效转移, 农民是否自愿流转, 农民是否熟悉法律政策, 能否分享土地增值收益, 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土地流转的程度和进程。[9]因此, 各级政府在推行农村土地政策的过程中不仅要把土地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 还要给农民一个长期而稳定的政策预期, 要规范土地流转, 同时要在坚持土地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 使农民除了劳动所得外, 还要获得土地的增值收益。

4.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减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

实践中,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不规范的问题较为突出, 因此, 应从实际出发, 采取有效措施,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 尽可能地减少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一是主管部门应给参与土地流转的当事人提供通俗易懂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规范文本, 并指导农户使用规范合同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二是通过多种方式培训农户, 使农户清楚所签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的违约责任制度;三是进一步重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调处机制, 加大投入力度, 把省、地、县仲裁机构的建设纳入国家计划, 提供强有力的土地承包纠纷解决平台, 保证农户维护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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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经营 篇4

1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一般认识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我国土地权利体系中基本的组成部分, 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一次作为法定概念出现在法律条文中, 是1986年的《民法通则》, 这是对承包到户、联产承包这种现实做法在法律上的肯定。2003年施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进一步规定了“国家实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 并且规定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保护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等制度, 在法律上澄清了以往的一些争论, 并提供了一些法律依据。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与内涵更加具体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和内涵可界定为: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或个人对集体所有的土地或国家所有由农村集体使用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等, 依据承包合同所享有的占有并进行耕作及其他生产活动的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可归纳为两大类:家庭承包的承包户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 是法定的主体, 有权和集体签订合同取得承包经营权;本集体经济组织及其以外的单位、农户和个人, 可对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土地上所设立的承包经营权。其客体是农村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农村集体使用的土地及“四荒”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容是受法律保护的承包经营权主体承包经营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确立, 抛弃了过去“所有权本位”的观念,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的归属与使用的问题, 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经制度仍存在诸多弊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作出了新的部署, 制度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明确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权。《决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的表述为“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有利于丰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权能, 有利于解决农户的“融资难”的困境, 有利于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 (2) 允许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以“入股”这一市场化、开放式的流转方式取代以往的“股份合作”, 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进农村稀缺的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 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 (3) 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向农业企业流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 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这预示着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农业公司的“股田制”改革有望重新启动。

2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的现实困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 要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主要是指依法维护农民的三大基本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宅基地用益物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改革, 涉及到经营权身份属性、产权登记、经营权流转等诸多问题。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变革的核心追求是让静态的土地“流”起来, 使沉睡的资源“活”起来, 是当下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需要不断努力的重要领域。本文就目前形势下,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入股和抵押现实困境作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望能对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2.1 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现实困境

十八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对破解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三农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这项创新制度, 在现实操作中必然会遇到的问题, 即入股风险。

2.1.1 承包经营权人入股产生失地风险。

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土地使用权, 具有资本的属性。依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 土地使用权可以用货币估价作价出资, 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法律上取得了相应的股东资格。当公司实际运营时, 不可避免面临破产的风险。根据《破产法》之规定, 作价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将作为破产财产予以清算, 那么农民入股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就将永远的消失, 势必会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这与我国当初设计农地的功能完全不相符合, 我国农村土地从来就是具有社会保障功能, 承包土地也从来就不是一种单纯的财产权利。

2.1.2 农民失地的风险与债权人对公司债务的实现相悖。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承包方以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抵偿债务的, 应当认定为无效。该司法解释是有上位法依据的, 那就是《宪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提出的“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这就是现实、政策与法律的矛盾之处。

2.1.3 警惕资本趋利性而改变土地农业用途属性。

我国对土地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制度, 对基本的农田保护力度非常大, 农村土地承载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保障农民基本生活的两重功能, 这是我国国情决定的。资本的趋利性很容易造成入股的农村土地改变用途, 这与我国对农村土地用途的基本论调格格不入。

2.2 农村土地承包使用权抵押的现实困难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在不转移土地占有的情况下, 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债权的一种担保。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提出了新的政策依据, 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困境。

2.2.1 抵押效力存在法律风险。

我国《担保法》规定耕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物权法》也作了同样的规定。至于“土地使用权”应该涵括哪些土地权利, 在法律上没有明确。不过, 随着《物权法》的颁布, 学术界已形成统一的认识, “土地使用权”涵括了建设用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他具有债权性质的土地使用权, 可见, 我国现行法律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法律与政策互不配套。

2.2.2 土地流转交易平台体系尚不健全。

目前, 我国的土地流转交易市场尚不完整, 土地流转的信息传播渠道不畅通, 一旦借款人违约, 抵押权人难以有效实现抵押价值。

2.2.3 缺乏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

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备的、自上而下的土地融资风险补偿机制, 一旦出现损失, 在没有风险分担的情况下, 抵押权资产难以得到必要的保全, 制约了业务的发展。

2.2.4 市场化土地价值评估机制未建立。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是金融机构授信贷款额度的基础。而当前, 我国尚无专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价值评估机制及评估规则, 也没有专业资质的评估人员, 如何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 成为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难题。同时, 由于农村土地经营权价值的评估受土地承包经营的时间、自然条件、生产经营项目等因素的影响, 实际价值评估有一定的难度。

3 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理性思考

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收益权及不完整处分权相分离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独立财产权形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城镇一体化步伐的加快, 我国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面临着新的挑战, 需要在法理上和实践上予以完善和规范。

3.1 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稳定的根源就是土地产权问题。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 通过法律手段强化农民现有土地的长期使用权, 保证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 使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赋予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得到充分实现。土地承包权权能充分, 承包权稳定, 农户才能成为实际的而不是名义上的土地主人, 农民就越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 农业才可持续发展。

确立土地财产权, 当然要实行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 稳定农民的直接经营和交易预期。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会使农民在利用土地方面获得更大的自由权, 有利于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对推动城市化进程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实现这一改革的前提, 必须真正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保证农民现有的土地权利不被侵犯。

3.2 深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 确保承包经营权的合法流转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 “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 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 ”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针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存在的种种缺陷而言的, 但这一规定似乎给人留下了扩张解释的空间。所以,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赋予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 担保权能。

通过深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一来可以扩大经营主体经营规模, 获取规模效益, 二来可以充分利用土地, 提高土地生产率。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对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还没有具体操作性的规定, 现实中造成流转期限不明确、交易双方权利义务不清晰。因此, 必须完善法律制度, 使土地经营权流转真正实现市场化、规范化、正规化。

3.3 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完善土地补偿机制

我国新一轮土地改革是将城乡统筹起来进行总体安排, 范围涉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制度、征地制度、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土地市场体系建设、耕地保护制度等各个方面。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来说, 改革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最关键的是完善征地补偿机制问题。

按照现行有关法律规定, 对农户的宅基地和农村非农建设用地是按农地产值进行补偿, 这是显失公平的, 农地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执行的补偿标准更低。根据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提出的要求, 即“依法征收农村集体土地, 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 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必须完善征地法规, 规范政府和企业征地行为, 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 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 促进城市化有序发展。

3.4 完善承包经营权法律制度

我国现有的立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规定有些滞后、不配套, 急需修改。比如,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农地转让作出了必须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 这实际上违背了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行使。还有, 《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方案以及土地发包给本集体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应当经本集体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二分之一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这在实践上阻碍了农地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参考文献

理性经营 篇5

一、统一法人后取得的主要成绩

(一) 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经营效益显著提高

2008年末, 全市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余额359937万元, 与2005年末相比增加193348万元, 同比增幅116.06%。各项贷款余额238142万元, 与2005年末相比增加93171万元, 同比增幅64.27%, 各项存贷款增幅远远高于全省水平。2008年, 全市农村信用社实现财务收入23831万元, 实现账面利润2774万元, 全辖实现了社社盈利, 整体盈利水平有较大提高。自2005年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社成立以来, 全市4家县级农村信用社共兑付央行票据3589万元, 累计消化历年亏损挂账6952万元。

(二) 资产质量明显改善, 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2008年末, 全市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按四级分类划分余额为19338万元, 占比8.12%, 与2005年末相比下降了3.28个百分点。四年来, 不良贷款绝对额净下降22094万元, 资产质量明显改善。2008年末, 全市农村信用社资本充足率3.11%, 与2007年末相比, 提高了7.84个百分点, 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44.75%, 与2007年末相比提高了29.27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41.08%, 与2007年末相比提高25.11个百分点。

(三) 支农力度进一步加大, 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凸显

2005年以来, 全市农村信用社各项存款实现了快速增长, 流动性较为充裕, 四年来存款增幅分别为24.64%、23.25%、32.04%、32.76%, 贷款增幅分别为16.23%、16.68%、15.61%、21.77%, 其中农业贷款增幅分别为10.09%、16.38%、15.41%、21.41%, 扶持“三农”的力度不断增强, 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得到充分显现。

(四) 法人治理结构确立, 运作模式基本形成

按照统一法人体制和“三会”制度的要求, 制定了新的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经营班子的议事规则和内部经营管理制度, 建立了以社员 (股东) 代表大会、理事会、高级管理层等为主体的组织框架。针对统一法人后“三会”运作特点, 对理事、监事、高级管理层全面推行了目标管理责任制, 签订了目标管理责任书, 加强了考核与奖惩, 使“三会”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模式基本形成。

二、面临的主要经营风险

(一) 风险管理体系不健全带来的风险

根据巴塞尔协议, 操作风险由人员、系统、流程和外部事件等因素引起, 它涵盖了操作风险、结算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方方面面, 几乎涉及到各职能部门、各机构网点。但从农村信用社现实的情况看, 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职责分散, 不同类型的风险由相关的部门负责, 这种分散管理的做法致使高层管理者也无法全面掌握单位面临的操作风险整体状况, 甚至有些操作风险因无人管理而陷入真空状态。目前, 县级联社内部虽然成立了风险管理部门, 但仅仅是针对信贷风险控制而言, 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的风险管理部门。

(二) 内控制度不完善带来的风险

一是部分规章制度不切合基层社实际。省级联社成立后, 为强化内部控制, 统一制定了很多规章制度, 为农村信用社健康有序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据基层社反应部分内控管理制度过分细化, 与基层社的情况不吻合, 难于执行, 有些制度未加以应有的整合, 相互不衔接, 基层社感到无所适从。二是内部稽核检查不到位。内部稽核检查部门只对已经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事后监督和检查, 缺乏事前防范和事中控制措施, 以及事后监督检查又存在检查不彻底等问题, 内部稽核的广度、深度、频度不足, 存在不少风险隐患。三是民主管理难以落实。尽管农村信用社按照合作制原则建立了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 但法人治理结构中制衡机制形同虚设, 民主管理难以落实, “三会”制度流于形式。

(三) 员工素质不能适应业务发展带来的风险

一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农村信用社用工制度方面的因素, 农村信用社整体人员素质相对较低, 缺乏对金融风险的认识, 缺乏专业的风险管理人才。二是管理人员风险意识淡薄, 存在重经营、轻管理的思想, 面对内部可能产生的风险和不安全隐患往往缺乏防范应对能力和有效措施, 违规经营现象时有发生。三是不适应新系统新业务需要而存在的风险。农村信用社近几年开通了小额支付系统和银行卡等系统, 由于农村信用社内部缺乏专门的科技人才, 存在对网络系统的维护不到位与日益复杂的治安形势之间的矛盾, 给农村信用社带来不少的风险隐患。四是职工思想教育工作不到位容易滋生道德风险。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干部职工思想异常活跃, 由于平时很少组织学习, 不切实加强对员工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教育, 对职工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少数员工拜金主义思想严重, 容易滋生道德风险。

(四) 行业管理层面不顺带来的风险

一是省级联社办事处的作用发挥不够。各州市办事处对所辖信用社的情况十分熟悉, 但由于各办事处人员少, 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 只能是疲于应付, 监督管理职能弱化, 州市办事处的作用发挥不够。二是行业管理中权责不够对等。省级联社在行业管理中, 对各联社要求的多, 往往出现权责不对等的情况。如, 省级联社规定了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和单一客户授信总额审批权限, 如某县联社的固定资产贷款400万元以上、单笔流动资金贷款600万元以上、单一客户授信总额1200万元以上必须上报省联社审批, 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 省联社又规定不改变法人企业的直接责任, 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 县级联社普遍认为有失公平, 甚至出现疏于管理的情况, 势必会增加信贷操作风险。三是管理的高度集权, 弱化了县联社的自主管理能力。从控制结构来看, 省级联社从各县级联社干部任免、各项经营指标、目标管理考核等都纳入管理范围, 不仅不能有效地兼顾地区和管理的差异性, 搞一刀切, 容易出现决策上的失误。这种过宽过细的管理方式影响了县级联社的经营自主权, 不仅与县联社独立法人地位相违背, 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基层农村信用社业务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 对决策层缺乏约束力带来的经营风险

目前, 农村信用社内控制度对会计、信贷等基层工作人员监督的多, 而对联社管理层监督制约的少, 对具体业务经办人员违规处理的多, 而对决策层的道德风险和能力风险考虑相对较少, 偏颇地认为管理者是可靠的、尽责的, 从而使内控成为“控下不控上”, 决策层的控制往往成为盲区。这样一来, 使一些决策层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凌驾于内部控制制度之上, 更有个别领导借理事长、主任之名, 无视农村信用社为“三农”服务的经营理念, 无视民主管理的制衡机制, 使已建立起来的集体领导等决策程序形同虚设, 很容易出现一些违规违法问题, 势必增加信用社的经营风险。

三、对策建议

对于统一法人后农村信用社存在的经营风险, 我们必须把它置于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 在发展中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切实加强经营风险的防范, 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一) 构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 提高风险防范水平

农村信用社不能只注重单一的风险管理, 而应将经营风险的各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并纳入统一的管理体系, 依据统一的标准对各类风险进行测算, 依据全部业务的相关性进行控制和管理。一是县级统一法人要构建以风险管理委员会为核心、风险管理部门组织协调、各业务部门贯彻实施的“三位”一体风险管理组织体系。二是根据市场、业务、技术变化的特点和农村信用社现实情况, 以及客户对产品需求的变化, 对客户管理流程、产品管理流程、操作运营流程、财务管理流程、资金管理流程等进行全面梳理、调整和优化重组, 把风险管理流程同步设计到业务流程中, 实现风险管理与流程再造的全面融合与匹配, 有效防范操作风险。三是遵照新的会计准则, 逐步推行全面风险管理, 建立风险管理战略, 不断完善风险管理组织体系, 完善风险管理制度, 加强内部控制, 形成和新会计制度准则协调发展、良性互动的机制, 切实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四是完善内部稽核监督体制, 提高稽核工作的地位。建立内部稽核部门向理事会直接负责和报告工作的制度, 实行垂直领导和向下派驻的稽核体系;确保内部稽核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实现内部控制系统的三权制衡;不断充实稽核人员队伍, 努力提高稽核人员素质。

(二) 充分认识省级联社管理的重要性, 提高县级联社自我管理的能力

省级联社作为自上而下参股的法人联合体, 它是政府实现公共目标的抓手和平台, 在农村信用社自身管理和外部市场都存在缺陷的情况下, 行业管理是必要的纠错机制。近几年来, 省级联社大力实施标本兼治的案件专项治理, 全面加大案件处置力度, 遏制了案件高发势头, 使风险得到充分暴露和有效化解, 农村信用社步入了规范化建设和发展轨道。作为县级联社要自觉维护和尊重省级联社的领导。目前, 大家认为省级联社越位、错位、不到位的问题, 实际是操作平面的问题, 并不是管理体制本身的问题, 当然, 省级联社在对县级联社的管理中要发挥好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以宏观管理为指导, 增强微观服务功能。要从制度规范、网络建设、行为标准、指导意见、干部监督等方面为县级联社提供良好的服务平台, 要充分尊重县级农村信用社独立法人的地位, 努力提升县级联社自我管理的能力。

(三) 重视人才和队伍建设, 增强员工风险意识

随着农村信用社各项业务的发展壮大, 人才队伍建设显得尤为迫切。一是要吸纳更多的高学历人才和专业人才, 不断优化队伍结构。二是要加大对在职职工业务技能的培训, 不断提高现有员工队伍的综合素质, 进一步弱化道德风险。三是要求农村信用社广大干部职工从观念上树立起科学的发展观和风险观, 正确处理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发展与管理的关系;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股东利益、存款人利益与员工利益的关系, 坚持以质量为前提, 以规模为手段的安全运营、持续发展的内涵式发展模式上来, 把风险管理作为经营管理的重心, 提高整体抗风险能力。

(四) 确立“三农”服务方向, 不断创新金融产品

农村信用社要牢固树立为“三农”服务的思想, 不断创新金融产品, 积极满足新农村建设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一是拓宽农村金融服务领域。农村信用社要扎根农村紧紧围绕支农主线, 大力支持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支持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在支农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 有效防范和分散涉农风险。二是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产品。农村信用社要因地制宜, 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 积极开发适合“三农”经济发展的特色金融产品, 不断创新贷款品种与服务方式, 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客户需求。三是积极拓展中间业务。充分发挥信用社在农村和社区点多面广的优势, 结合农村信用社网络建设所针对的客户群体, 积极稳妥地开展和推广中间业务, 努力提高农村信用社的综合竞争力。

(五) 创造农村信用和谐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

由于农村信用社主要服务弱势群体, 当前仍属于弱势金融企业, 必须为其创造有利于经营发展的外部环境, 一是重视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的化解。国家在化解乡村两级债务中, 应把乡村两级拖欠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纳入财政预算, 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负担、逐年偿还。二是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要消除少数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的歧视性规定, 允许财政、社保、住房、教育及各级政府其他;涉农资金在农村信用社开户存款, 使农村信用社与其他;商业银行享有同等市场机会, 实现公平竞争, 同时促进农村资金良性回流, 增强农村信用社支农资金实力。三是建立有效的监管环境。银监部门应从过去履行金融监管与行业管理双重职责的角色中, 将行业管理职能逐步剥离, 以依法监管真正支持和促进省级政府有效的行业管理, 形成有效的监管和行业管理协调机制。四是坚持正向的舆论环境。坚持正面宣传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思路和成效, 坚定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 增强社会各界支持农村信用社发展的信心。

摘要：本文通过调查, 多视角地分析了农村信用社统一法人改革后存在的经营风险, 并提出对策建议。对于农村信用社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经营风险,分析

参考文献

【1】李永真《新形势下农村信用社谋求发展的思考》, 《西南金融》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