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视角（共11篇）
理性视角 篇1
20世纪以来,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已成为一种极具包容性和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以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为研究视角来探析我国当前思想政治教育, 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价值理性是人类对价值和价值追求的一种自觉意识, 它主要解决主体活动内容“应是什么”等实质性问题;工具理性是一种以能够选择有效的或合目的的手段使某一确定目标得以实现的能力, 它解决既定理想和目的“怎样实现”的问题。而思想政治教育是统治阶级为夺取和巩固政权,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 培养合格的阶级接班人和社会成员而进行的一项教育实践活动。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视角来看, 思想政治教育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 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其二, 这种实践承载着特定主体的意志、理想或价值目标。作为实践活动,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自身的手段和操作问题, 注重选择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和目的的方式、方法和途径, 设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环节、程序和过程等;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关注自身的价值诉求, 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原则、目的、理想等价值判断。思想政治教育的两层不同追求表征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不同的内容、特点和功能。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和基本内容,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遵循“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人民”的原则, 其根本目的是对人们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疏导, 使之成为符合我国基本制度、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的社会主义公民, 这是现阶段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理性;它从根本上确立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原则、性质、目的等。以此为前提, 具体探索如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怎样把“三贴近”原则转化为具体现实的教育路径和方式、如何采取可操作性的方法、通过何种环节和程序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等问题, 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 它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途径问题。
一、搞好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一旦发生分裂或矛盾, 便会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低效或无效
1.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矛盾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形式与实质内容严重背离。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诸内容, 并已形成了以思想教育为先导、政治教育为核心、道德教育为重点、心理教育为基础的科学结构和完整体系。这种从本质上来说科学严谨、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内容体系, 在实施过程中需要有成熟完善、灵活多样的形式和载体与之相适应。然而, 长期以来, 我们却没有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实质与实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在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同时, 却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形式和传导载体的发展, 未能及时探索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途径、方法、手段和载体, 由此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形式与实质内容严重背离, 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难以充分发挥。
2.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裂导致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和目的严重脱节。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 动员广大干部和群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必须通过形式多样的、反复多次的实践参与活动, 才能把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转化为人们的愿望、动机和内在品性, 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然而, 长期以来,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却过分偏重于理论知识的系统灌输和传授, 偏重于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开、正面、大张旗鼓的显性宣传和倡导, 忽视人们对理论的实践、参与、体验、内化和理解。由此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和目的、实际与理论严重脱节, 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
3.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裂使思想政治教育现实与理想存在巨大落差。
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把思想政治教育当做国家的重大政治战略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并加以反复强调和宣传。这对于人们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和价值, 把握其目标和方向, 掌握其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 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和急迫性, 激发人们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等很有必要;然而遗憾的是,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恰恰是停留在意义价值、方向地位、理想目标等价值理性的规定和追求上, 而相对忽视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所必需的途径方法、手段条件、程序机制等工具理性的发展, 由此造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发展极不平衡。重理想而轻现实、重目的而轻手段、重目标而轻条件的结果是, 使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灵活多样、切实有效的途径、措施、方法、机制的支撑, 从而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与理想之间出现巨大的落差, 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想和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流于空谈, 严重影响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
二、由上可知,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处于分裂状态。
而导致分裂的根本原因是工具理性发展严重滞后。所以, 推进工具理性发展, 探索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方式切实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理想的实现, 应是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当务之急
1.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以有效承载和传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内容。
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是联结教育主体之间、主客体之间和客体之间的纽带, 正确选择运用并开发创新教育载体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重要途径和基本形式。为此, 首先要根据教育对象和教育情境的不同, 选择运用改进如会议、谈话、课程、讲座、研讨等传统载体。其次, 开发创新新载体。如构建网络载体, 充分发挥网络平台的作用。
2. 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手段, 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一是改变单一的理论灌输方式,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二是改变单纯“显性教育”方法, 使“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结合。在充分发挥显性教育优势的同时, 应加强隐性教育, 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 潜移默化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3.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和机制, 以保障思想政治教育理想目标的实现。
制度和机制是维系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稳定存在和健康运行的基础, 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成熟化、完备化、规范化和有序化发展的保障。因此, 首先要制定并完善良好的制度。依靠完善的规章制度和刚性管理来规范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其次, 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机制。一是建立完善协调机制;二是建立完善沟通机制;三是建立完善激励机制;四是建立完善评价机制。
摘要：价值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内容, 工具理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形式;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形式与内容的背离、手段和目的的脱节、现实和理想的落差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现实表现;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和合统一、功能互补;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载体, 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和机制, 是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思想政治教育
理性视角 篇2
选择
潘权骁
2013-3-26 9:36:18来源：《北方经济》2012年第5期下摘要：本文针对当前中国民营企业的组织文化建设中核心价值观缺位的问题，从内外部展开分析组织文化在民营企业中缺位的原因，并点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家“草根性”特质，运用博弈论科学地论证以诚信为核心价值观的组织文化是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组织文化，民营企业，文化断层，博弈论
我国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的繁华背后。却有着一串惊人的数字。据调查，全国每年新生15万家民营企业，但同时又有10万多家死亡，60%的民营企业在5年内破产，85%的在10年内破产，平均寿命只有2.9年，导致民营企业“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组织文化的缺位。
一 组织文化的缺位已成为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一直是制约企业长期发展的瓶颈。民营企业在诚信方面的缺失诸如合同欺诈、欠账赖账、假冒伪劣、违背合同、账目造假、偷税漏税等问题日趋严重。此外，近年来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我国民营企业的一些行为，我们也能管中窥豹我国民营企业组织文化的道德价值观缺失到了何等地步。安徽阜阳“毒奶粉”事件、“三聚氰胺、“瘦肉精”、“毒胶囊”、“老酸奶”等事件，国人近年来上了几堂深刻而惨痛的化学课，对一些民营企业的“开源节流”敛财法都“深感钦佩”。
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企业成功最重要的因素。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谈到企业价值观的重要性时说：“企业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的企业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我们企业将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我们的企业应该是什么？”
可以说，对三个问题实践与否，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的成败。诸多案例可以证明，企业可以在短期内攫取较多的利润，但是其要持续成长和良性发展所要依靠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财务指标，更为重要的是企业是否确立了正确的价值观并为之奋斗。
从种种迹象看来，中国民营企业许多做人成绩是建立在一种“求量不求质”的陋习上的，这是十分可怕的。组织文化的缺位，特别是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缺位是民营经济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一大“瓶颈”。在当前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下，这样的民营企业队伍只能算作是一支不正规的“游击队，是不可能和其他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相抗衡的。即使不得不上战场，大概也只能用上“打不过就跑”的原则，如果不积极寻求壮大之道，迟早是要被国外的竞争对手鲸吞蚕食的。
二 民营企业组织文化缺位的原因分析
如何弥补企业组织文化缺位已成为当前我国众多民企积极探寻的命题。其实，这个道理许多民营企业都了解，因为已经有太多名家讲座与著作强调这个问题，但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民企深陷这个泥沼难以自拔，甘心做个杀鸡取卵的短视者？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无知也有无奈，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制约。
1.内部因素
第一，组织文化断层——历史遗传基因未能较好延续，新文化尚未形成。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大商帮。作为中国第一商帮，晋商资格最老、历史最久、经营范围与地域最广，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而晋商之所以辉煌，是因为他们创造了独特的商业伦理和道德，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传统儒家思想里的诚信理念与群体意识。中国历史上如徽商、晋商等都是比较推崇儒家文化、注重“道义”经商的，这也算是一种“民营经济”，而现在所说的民营企业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现代意义上的企业组织。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家成长真正是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春风。民营企业家们正是在此基础上摆脱了“社”“资”的枷锁，成为“敢吃螃蟹”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群。在这些民营企业家中，农民占了绝大多数，从工人、销售员逐渐走上管理者、总裁的职务。这样的起步方式不可避免的带上了中国民企发展的历史独特陛——草根性。再加上
近代以来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民营企业身上流淌的基因中原先的商业伦理和道德，那些组织文化已经几乎找不到踪迹。而且在引入市场经济的同时，西方的契约精神又没有很好地树立和融人，导致价值观的模糊。来自田间，受教育程度低，对国际国内大环境的变化缺少敏锐的洞察力，对现代科技、文化和管理知识难以熟练把握和运用，这是对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草根性”的最好描述。“埋头做产品，积极把钱赚”的民企老板们大多所保有的观念，他们更在乎眼前的效益而缺少长远的战略目标，走一步算一步，哪里有利就往哪里钻。很少有人会去注意一个企业的组织文化建设这样看似务虚无用的东西，缺乏企业长期经营的战略眼光。
第二，民营企业内部缺乏行之有效的组织文化创建与维系体系。长期以来我国民企主要采用粗放式的经营模式，靠廉价劳力、低价竞争抢占低端市场，但这种缺乏核心竞争力的经营方式必将在竞争日益加剧的市场洪流中被淘汰。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这其中包括了企业文化、产业结构、增长方式等等的脱胎换骨。而组织文化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在组织文化创建与维系中均存在较大缺陷。
马云的阿里巴巴算是在民企中的佼佼者，在组织文化的愿景规划中，提出了十年规划等，做好“过冬”的准备，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做好做强不做大”的策略等都是建立组织文化的良好开端。但正如先前讲到的民营企业的“草根性”，很多企业缺乏这些战略目标。
2.外部因素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型过程中，似乎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与蓝图，农民企业家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摸索着前进，如同温州龙港农民城镇长陈定模所说“改革总从违法开始的”。没有清晰的法律界定，加上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论断，极大的鼓舞了农民企业家的冒险精神，只要不动摇社会的稳定，一切发展皆是硬道理；只要能够赚取更大的利润，驰骋于“灰色地带”又有何妨？这种整个社会浮躁冒进、一切以“利”为先的心态成就了当前中国独特的商业环境。过分地夸大“发展”“利益”导致社会物质和精神追求上的极不平衡，反映在商业上即众多企业的“商术发达而商道缺失”。民
营企业的组织文化当然也难逃大环境思想的影响熏陶。
三 博弈论视角下以诚信为核心的组织文化是强企之路的必然选择
企业诚信文化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以规范和调节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之间信用关系的一种道德理念，它要求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尊重他人利益，诚实守信，遵纪守法，不损害对方和公众利益。企业诚信文化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一种稀有资源，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诚信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领域，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埃德加·沙凶(Edgar H.Schein)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一书中指出：“大量案例证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原动力，但是诚信作为核心价值观是万古长存的，它是企业文化的一个永恒主题——诚信作为企业生存发展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是不能动摇的。诚信孕育于企业文化、扎根企业文化、渗透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石。”
下面是笔者简单地分析两个企业之间的诚信博弈模型列表：
从上述分析框架中我们可以可以发现只有在两方都诚信的前提下才能够达成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可能存在看“囚徒困境”，但应当了解到企业之间的博弈是重复的，不是一次性的，存在着合作的可能与必要，是重复博弈的过程。企业要学会在重复博弈中觉醒，学会保护自己，明白在现今不断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建立以“诚信”为核心价值观的组织文化是一个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样才能在重复博弈中获得长久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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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视角下爱的教育 篇3
【关键词】儿童教育;《教育漫话》;理性;科学
【作者单位】李瑞丽，长春中医药大学。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儿童教育是人类教育事业的基础，其质量关系着整个教育的发展和成败。世界各国历来将幼儿教育当作一项伟大的国家事业来做。各国专家学者对于儿童教育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将思想智慧凝练成著作，流传于后世，为后人带来了深刻的启迪与影响。
一、《教育漫话》的成书背景
17世纪英国伟大的教育思想家约翰·洛克，就是众多儿童教育专家中杰出的一位。他创立的教育体系，映衬出了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意志和愿望，被人们视为儿童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教育理论家，尤其是他的著作《教育漫话》，虽然写于300年前，但书中以理性视角阐述的对儿童的教育方式仍被人们广泛应用。尤其近年来，这本书对于我们中国的家长及学校老师的影响也日益明显。
《教育漫话》一书的素材原是作者与友人爱德华·葛拉克对教育问题进行讨论的通信。洛克担任过家庭教师，对儿童教育有着丰富的经验，为洛克绅士教育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688年，洛克将这些通信进行了整理，1963年，该书出版。整本书从理性视角出发，以绅士教育为主题，从体育、德育和智育出发，通过一些事例和生活细节详细阐述了如何培养出一个符合时代需求的理性、德行和才干兼具的绅士或者勇于开拓的事业者。
二、《教育漫话》的现实意义
在第一篇章的健康教育中，洛克认为，“健康的心智寓于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有健全的精神，幸福人生，身体健康是首要前提。而健康教育不是让孩子娇生惯养变成温室里的鲜花，只有让孩子吃苦耐劳，练就强健的体魄，孩子才能茁壮成长。作者主张，家长在孩子幼儿时期，要让孩子加强身体锻炼，多做户外运动，多走进大自然，感受外面的世界，这些有益、具体的见解是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
作者的这一见解对我们当今国内的教育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从我们现在的国情来看，很多孩子是独生子女，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孩子失去了很多锻炼体魄的机会，而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的智育技能发展。长远来看，这很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将孩子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当作教育最基础的环节，才能使孩子健全发展。”这应当是本书对中国家长的最大忠告。
本书的第二章节，作者主要论述“德行教育”。洛克认为，德行是构成绅士思想品质的核心。德行不仅仅是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也是对一个孩子人格的塑造，它包括儿童的德育、教养和坚韧等美德的培养。这一章给了广大教育者很多启示，即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不但要注重对儿童知识的培养，还更应注重美德教育，增强学生的善恶美丑观。
我们国内的教育本来就有“德、智、体、美、劳”的标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教育者往往把智育放在首要位置，而忽略对儿童品德的培养。更大的问题是，智力方面的培训往往有章可循，而德行方面却没有实际的操作方法。在这方面，本书的作者列举一些儿童常犯的错误和家长常用的教育方式，指出指责、强迫等一些错误教育的弊端，引导人们用正确的方式去教导儿童和培养他们的良好德行。
在第三个章节，也就是“知识与技能教育”一章，洛克提出“智育的目的在于发展学生的能力，使之掌握正确的方法，主动地获取知识”。洛克将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放在最后一章，表明了洛克的主张是身体健康和德行端正是前提，应当在健康教育、德行教育的基础上来进行智育。洛克还认为孩子应该提高对学习的兴趣，自觉去进行知识的获取，而不是将学习当成一种任务或者负担。在具体方法上，洛克指出，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鼓励孩子主动动脑筋去思考问题。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兴趣去选择学习的对象，如果孩子喜欢画画，就不应当强迫孩子去唱歌，因为有兴趣的学习将大大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并且使孩子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
作者在几百年前提到的这些问题，对我们中国今天的教育，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智育的培训到底是给孩子以生硬的“知识”呢，还是引导他们的兴趣，让他们掌握正确的方法，主动获取知识呢？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给对方鱼，不如教给他捕鱼的方法。《教育漫话》这本书就是强调在孩子的学习中，要引导孩子学习实用的技能，而不是生硬地灌输给他们许多知识。而我们现实中的好多学校、家长的教育还是以知识的传授为主，所以应当及时反思。
再者，从整本书还可以看出，洛克提倡理性教育，反对溺爱放纵孩子。他认为，一味地放纵孩子，只会导致更大的错误，甚至一发不可收拾。而家长过分地溺爱孩子，会使孩子变得任性妄为，以自我为中心，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家长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应不溺爱，不放纵，以理性的视角对幼儿进行教育，方可培养出有教养的绅士。
三、《教育漫话》的独特性
1.思想前瞻性强，见解影响深远
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资产阶级教育家。他第一次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健康教育、德行教育和技能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翻新了教育史的篇章，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洛克的思想具有前瞻性，他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角度，曾在《人类理解论》中概述了一种崭新的哲学精神，即认为儿童不具有先天性观念，他们就像一张白板。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他创作了《教育漫话》，强调了对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虽然该书成书于300年前，但是此书几经改版，仍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几个世纪过去了，此书一直是英国最为重要的一本教育哲学著作。早在18世纪，此书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影响着洛克之后的教育家，使这些教育家无不承认这本书的重要价值。洛克的书和教育思想具有广泛的借鉴性，适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阶级。洛克的《教育漫话》产生了比他最初的写作意图更加深远的影响。
2.理论深入浅出，道理通俗易懂
《教育漫话》这本书里没有艰涩难懂的学术理论，也没有空洞深奥的学术道理。作者站在读者接受的角度上，用平实的语言解读了教育的方方面面，在“绅士教育”的主题下，展开了健康教育、道德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全面叙述，内容丰富全面。正如读者评价此书：真理总是朴素的，平淡的文字总会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洛克用“拉家常”的口吻，告诉读者一些实用的教育道理，使理论更加通俗易懂。当然，这也得益于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版本准确的翻译，该书的译文更加准确流畅，道理更加深入浅出。书中的道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对家长和教师都有一定的引导性。例如，洛克认为儿童的错误有时不能不加以斥责，但是这种斥责应当背着别人私下里去执行;至于表扬儿童，则应当着别人的面去表扬。这对于维护孩子的“脸面”，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很多家长或者老师恰恰违背此原则，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孩子，甚至施以体罚，在公众场合羞辱孩子，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这都是极不可取的行为。所以，洛克的《教育漫话》中通俗的道理也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应当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教育工作者应该领会洛克思想的精髓，在其理论的指导下，改进教育方式，提高教育质量，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使孩子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和获取知识技能的学习能力。
3.漫画插图生动，叙述图文并茂
《教育漫话》不仅是“漫话”，更不缺少“漫画”，书中有很多有趣的插图，包括洛克本人的画像。《教育漫话》1693年第一版（伦敦）的封面，还有结合书中内容体现贵族绅士乡居生活、体现绅士勇敢无畏精神的插图，以及表现英国贵族绅士乡村住宅、贵族绅士家庭布置、英国的年轻绅士形象和绅士子弟到国外旅行的图片。这些漫画插图紧紧围绕“绅士生活”，与内容相结合，表达洛克的绅士主题，同时增加全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图文并茂的风格增加了读者的直观感受，使读者了解了英国绅士阶层的生活。洛克认为绅士一定要具备绅士风度，要具备事业进取心，能够活跃于上流社会和政治舞台，努力成为发展资产阶级经济的人才。可见，洛克的教育针对的是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子弟，目的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全书的插图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插图的设计让本书更加生动有趣，也更加突出了全书的思想和主题。
理性视角下的农民人情消费研究 篇4
马克斯·韦伯认为农民具有一种“传统主义”的心态, 其特点是:并不追求得到的最多, 只追求为满足生存而付出的最少, 用经济学的话说, 就是不追求利益最大化, 只追求代价最小化。他发现农忙时农场主为加快收获速度而提高计件工资以刺激农民工, 其结果是这些农民不但没有提高收获速度以获取更多利润, 反而减小了速度, 似乎对更多的盈利没有兴趣。韦伯认为这是“前资本主义劳动”的主要特征, 并指出这是阻碍产生资本主义的最大心理障碍。波耶克对印度尼西亚 (时为爪哇) 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结论。他把当时的爪哇看成殖民城市中西方式的市民社会与乡村中村社农民的传统社会构成的“二元社会”。他认为在爪哇的市民社会中存在着“正常的”供应曲线:价格刺激生产增长, 工资刺激劳动供给, 而“农民社会”则相反, 农民缺乏盈利欲望, 只以“够用”为满足, 因而在农民生活达到某一水平后, 就会出现反常的供应曲线, 即农产品价格上涨反而导致生产萎缩。类似的观点在农民研究中一度十分盛行, 农民被看成“由宁愿贫困的人组成的亚文化群”, 因此就有了农民行为“非理性”的学说。
在中国, 理论界最早研究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 而且一般是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分析和认识农民, 这些研究认为农民是缺乏经济理性的, 反对用理性行为假设来分析农民行为的主要理由有: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周期长, 生产的中间环节和最终产量之间的联系受气候、土壤、温度等复杂的自然因素影响较大, 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人类在农业中统治自然的程度低;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源———土地具有静止性, 决定了农村社区的非流动性, 其成员世代相袭, 相互熟知, 一般处在具有封闭性和自律性文化社会统合单位, 他们的行为受制度和文化的制约更多, 当地的习俗影响经济活动更多更重, 不可能所有经济行为都去斤斤计较, 唯利是图;由于贫穷, 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弱, 因而他们都倾向于规避风险, 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短期损失而愿意牺牲某些长期利润。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研究, 学者们认为农民愚昧落后, 经济行为缺乏理性。
从上面的简要追溯可以看出, 在大量的文献研究中, 认为农民不符合“标准”的行为的原因被归结为农民的“小农意识”、“素质低”、“观念落后”, 众多学者在对农民行为的研究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均是农民行为不具有理性。
二、当前农民人情消费的现状
农民的人情消费可以分为仪式性人情消费 (大事) 和非仪式性人情消费 (小事) 。前者以主人设宴, 对客人的正式邀请为特征, 后者并不涉及任何正式的典礼但已成为日常生活常规的人情交换活动。当前农民的人情消费负担日显沉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人情消费的名目越来越多。20世纪90年代以前, 人情都是亲情礼、友情礼, 送人情多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 例如婚礼、生育等, 名目比较传统单一。90年代以来, 特别是近年来, 农民的人情消费名目逐年增多, 可谓五花八门。时下, 除传统的满月礼、周岁礼、十岁礼、老年人的寿礼, 一些人20岁、30岁、36岁、49岁都要大摆宴席, 广收礼金。此外, 子女升学、入伍、盖房、开业、迁居等都涉及仪式性人情消费。在非仪式性情景下, 求人办事、上学升迁、亲戚互访, 都要送礼。
其次, 人情消费数额越来越大, 占农民收入比重越来越高。20世纪80年代, 亲戚朋友婚嫁之喜, 送上5-10元钱, 或是一些鸡、蛋之类的农产品, 聊表心意。到了90年代后, 不说婚嫁之喜, 就连做生祝寿、乔迁新居, 都会送50-100元。今天, 无论大小喜事, 100元不算少, 500元不算多。同时, 人情消费的多少也成为衡量感情厚薄、关系深浅的砝码。尤其是用于“慰问”和“求情”的人情, 更是越来越高。
再次, 人情消费的周期缩短, 频率加快。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的人情消费名目多了, 另一方面在于农民的人情圈子逐渐扩大。十几年前, 只有亲近的宗亲、姻亲和乡亲之间才互通人情。目前农民的人情圈逐渐扩大到朋友、同事、一般亲属和更大范围的乡亲, 特别是那些从事非农产业成员的农户, 往往要与许多同事、朋友互通人情。另外, 由于许多农民与本村之外临近地区的农民一同外出打工, 他们在他乡互相扶助, 结下了良好的友谊, 回到家乡之后他们之间仍然互通人情, 这也扩大了许多农民的人情圈。
三、农民人情消费的原因
马赛尔·莫斯在其名著《论馈赠》中指出, 赠礼习俗不仅有回礼的义务, 还假定有另外两项义务:送的义务和收的义务, 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则迫使人们一定要回礼?”莫斯认为是“礼物之灵”, 一种存在于森林或一个人送与另一人物品中的神秘力量迫使受礼者要做出回报。
莫斯的“礼物之灵”之说遭到了诸多学者的批评。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斯基不同意莫斯的解释, 他用互惠原则来解释美拉尼西亚的地方经济交易体系。他认为, 经济义务的约束力在于任何一方都有可能诉诸制裁来中断交换联系。一个人给予是因为他期待报偿, 而一个人回报是由于其伙伴可能中止给予的危险。一切权利和义务都被置入互惠性服务的均衡链中。互惠的原则充当着礼物交换的基本原则, 这种互惠以长期的赠礼、受礼和回礼的义务为特征。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 因为中国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 不是所有的“稀缺”都能从市场中购买到, 经济行为自然不得不根植于社会关系, 如亲属和邻居的互惠 (即人情) , 而非完全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人情是一个伦理体系, 它包括3个结构性维度:理性计算、道德义务和情感联系。
首先, 农民的人情往来表现为道德义务。阎云翔认为农民中的礼物交换存在两方面的原因:第一, 在行为层面上, 送礼受礼的义务支配了个人的选择及其对礼物交换特定情景的态度。先前的礼物交换构成了一个道义经济的体系, 在该体系中道德原则使农民非自愿地陷入一个交换循环。第二, 在功能层面上, 礼物交换为农民们提供了一种培养、维持和扩展其关系网的基本方式, 而关系网是一种可靠的社会资源。农民每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形成私人网络, 其中包含一套社会规范和道德义务。
其次, 农民人情消费增多是社会网络普遍扩大的直接结果。社会网络扩大, 人情交换对象增多, 人情支出自然就上升。随着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从事非农产业, 例如共同参与合办工厂、从事经商活动等, 这加强了他们之间在经济活动中的合作。个体农民在与他人更多的合作中, 逐渐将更多的社区关系与亲属关系纳入到私人关系网络之中, 从而扩大了自己和家庭的社会网络范围。此外,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 传统的相对封闭的农村也逐步卷入到外部社会的宏观经济体系中, 越来越趋向开放化, 村落社会与外界的联系逐步增强。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极大地加强了农村与外部社会的联系, 村落社会的开放化有力地推动了农民村外网络的扩张。
再次, 工具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农民人情消费的扩张。早期农村社会尚未受到市场因素的深入影响, 道德义务主导着礼物交换。然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日益卷入市场化进程, 中国农民的工具理性意识逐渐增强, 他们的行为选择越来越体现出工具理性导向。在人情活动中, 农民利用人情馈赠以达到工具目的, 凡事以人情开道, 把人情作为一种利益投资, 这无疑会增加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消费。另外, 通过举办家庭典礼等仪式能够以相对较少的花费换取大笔的礼金, 因而, 工具主义在家庭典礼仪式性功能的基础上得以推行, 这使得农民的人情消费频率加快, 负担加重。人情交换是一个互惠的均衡链, 人们送出许多人情之后总是希望通过自家典礼再收回来, 因而工具主义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情之风。
四、理性视角下的农民人情消费
人情往来给农民带来的负担日益沉重, 但农民为什么不停止无止境的人情交换呢?一些媒体认为这是由于农民的“虚荣炫耀心理作祟”, “应该对农民进行移风易俗的教育”。不可否认,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 农民的礼物交换行为受到一套习俗道德的制约, 但当前农民人情消费已经超越了传统的道德约束, 而是越来越倾向于理性选择。
第一, 人情消费能够表达人们对他人的良好感情, 表达性的人情交换能满足人们的情感沟通需求, 丰富人们的情感生活。有来有往的人情交往造就了乡村社会中浓郁的人情味以及融洽的人际氛围。
第二, 义务性的人情往来能够维持、强化并创造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形成重要的社会资本。人们在人情往来之间互相信任、互惠帮助并共同遵守有序而“非制度化”的规则, 能有效地维持和谐的社会秩序。对于个体农民而言, 强大的私人网络能起到重要的社会支持保障作用, 能提供各种信息、机会等特殊资源。
第三, 人情交换造成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仪式化的人情交换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 因为目前随礼并不仅局限于礼金, 有些礼物由人家送过来的并不适合自己家用, 这时候谁家有事就可以再把礼物转送到别家, 避免了浪费。
第四, 人情交换有利于乡村社会的结构平衡和有机整合。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是一种以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为联系纽带的网络结构, 即每个个人、家庭都是网络结构中的一个结点, 它们通过亲缘、地缘纽带相互联系。整个乡村社会的结构稳定与有机整合, 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以亲缘、地缘关系为渠道的资源交换相对平衡的基础之上的。人情交换实质上是乡村社会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互惠性资源交换。人们之间持续不断的人情交往能够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形成互惠平衡, 并保持人们之间的联结, 从而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平衡与整合。
第五, 人情交换有利于社会网络的扩大, 从而给农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随着人情交换, 农民的社会网络不断扩大, 也给农民提供了更多的了解外界信息的机会。通过对这些外界信息的了解利用, 农民可以从事其他方面的行业。例如外出打工、合作办厂等。
对农民行为的分析必须放在其特定的、具体的生存逻辑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中进行, 而不能用某种客位的观点来妄加评论。农民进行人情消费, 短期内要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而且部分人情在宴请中被间接地消耗掉了, 这的确不符合经济理性。但同时, 农民参与人情交换不仅能完成地方道德义务, 从而维护自身的“面子”, 而且能维持、强化或扩大关系网络, 形成他们巨大的社会资本, 有利于他们在变革的年代获得更多的资源。即使从经济上考虑, 人情支出与人情预期收入也是成正比的, 较大的人情支出能带来较大的人情收入, 以及伴随而来的较大社会声望。对于那些在人情交换中存在“逆差”的农民来说, 他们的“逆差”实际上是被投入到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社会声望的争取中去了, 这是一种涉及长远利益的低风险投资。所以农民的行为并非没有理性, 只是不符合单纯的经济理性罢了。
参考文献
[1]、韩喜平.关于中国农民经济理性的纷争[J].吉林大学学报, 2001 (5) .
[2]、马赛尔·莫斯.论馈赠——传统社会的交换形式及其功能[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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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信凯.中国农户消费问题研究方法论分析[J].工作视点, 2005 (2) .
理性视角 篇5
关键词：社会保障；社会法；给付义务
社会法是20世纪出现的新兴部门法，在福利国家推动下变成国家治理的重要法律工具。长期以来我国社会法“缺席”，社会保障被纳入行政法和劳动法的保障范围。2011年10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社会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将社会保障纳入社会法调整范畴，改变了法律调整模式。但是，社会保障法学理论支撑尚有不足，构建法律制度仍受到一定的制约。因而，考察和探讨社会保障的价值、性质和构建等问题尤为重要。
一、社会保障之社会法价值
（1）社会保障实现社会法的社会公正。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公平为其价值追求。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明确提出社会正义是人类追求的目标，而平等和公平是达到该目标的工具。在追求正义与公平的目标中，社会保障就是一项重要的制度。社会保障旨在通过立法，保障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时基本生活不受影响，同时根据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增进公共福利水平。社会保障同时也是对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即负担转移理论的践行。因此，社会保障在保障基本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保障共享社会文明发展成果，使人类迈向文明与进步。
（2）社会保障维护社会法的整体利益。社会保障法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公众在文明社会生活中并基于这种生活地位而提出各种要求、需要或愿望。而这种公共利益代表了大众普遍的需求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共同价值取向。“社会法要发挥其对经济与社会断裂的修复作用，关键在于处理好其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关系，其社会功能即实现社会公平、社会安全等社会政策的目标的功能。其经济功能即追求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社会保障以谋求社会利益为目的，以社会大众为获利对象，充分体现其社会利益的共性。
（3）社会保障承载社会法的权利本位。社会是个人和国家的构建背景，没有任何个人是与国家是脱离社会的。社会法是以帮扶与被帮扶主体为目标，以实现脱困权利和解困义务实现最佳分配为自己的价值取向，“从某种程度上讲，社会法的价值在于维护公民的社会性权利”，“以权利义务范畴作为主要调整机制的法治是必然的。”社会法既考虑公私法法律调整的漏洞，也超越两者的思维。由于社会保障是满足生存需求的构建，社会保障法的目的在于弥补行政法对自然人个性化的保护，从而构建社会保障体系。超越行政控制的权利本位理念。突出社会法权利本位的法律价值。
二、社会保障之社会法属性
（1）民生性。社会保障立足公民的生存与发展权利，具有社会法的民生性属性。民生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一个典型的权利问题，民生问题的凸显，恰好是权利配置、权利实现机制、权利保障机制等方面的不足使然。维护弱者的权利和民生幸福是社会法的核心内容，由于社会法提供了一种保护弱者的机制和利益分配的正义立场。它在一定程度上被称为“民生之法”。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会不断出现新的社会问题需要国家去解决，首当其冲的便是人们的生活问题，运用法律调整社会，平衡社会和个体利益，弥补权利体系和法律体系的漏洞，增强法律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权的内容和实现路径，与社会法的民生利益的构建和保护具有内在一致性。
（2）社会性。社会保障具有社会性，体现社会整体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价值目标。社会性主要是从社会持续发展出发。以社会正义为价值取向，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目标。而人类早期的社会保障是通过社会政策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以保障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缓解社会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福利国家、法治国家和国家治理的法治理念逐渐为社会法取代。社会法将民生和社会保障确定为民众的法定权利，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和层面进行保护，对弱者实行倾斜保护。形成互助的权利义务机制，突出国家与社会的社会性法律义务，从而维护社会公正和和谐。
（3）互助性。最初产生社会保障行为是人们基于伦理而实施的帮扶行为。西方国家则是宗教为主要给付者，如德国17世纪初的行业兄弟会，互助会等组织。在东方，互助组织包括族田、义庄等，形成同业互助，同乡互助。近代的合作社等也属于互助组织。“社会保障在本質上是集体主义的，只有在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社会保障才能得到实现和发展”。因此，通过立法规定社会保障义务，实际上就是构建社会法的互助义务。
（4）强制性。“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会和教会国家负责社会扶贫极弱，提供食物、治疗帮助、教育扶助等，其济世救人教义具有较强约束力。”社会保障制度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完全建立在立法强制性的基础之上，不允许当事人之间自由设立权利义务。也就是说社会法在创造权利的同时，积极设置义务保障社会权利的实现。社会保障本质上是一种义务性行为。是必须作为或不作为，其强制性尤为明显。“法律义务是为了维护和实现社会共同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他人的非损他性利益，有由社会普遍公认为“应当时”，并因此为国家所要求的、法律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所必须作为或不座位的某种行为”，也说明其强制性。
三、社会保障之社会法基础
社会保障制度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的生活问题有其经济基础。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也担负缩小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和实现社会平等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又有其政治基础。正是这些原因，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有一定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存在密切联系，兹分述如下：
（1）经济基础阐释社会保障。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的时代背景下，意思自治在经济社会中得以充分应用。意思自治是由杜摩兰提出，主张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时，以自己的真实意思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不稳定因素起因于在于努力加强自由贸易的过程中，我们远离了平衡机制，导致了社会排斥和两极分化，这实际上摧毁了成功的有规则的市场机制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但是当出现资产过剩、垄断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时候，大量弱势群体，可能面失业和疾病等危机和困难。因此，当经济增长引发膨胀，传统社会信任结构的肢解，贫富差距和隔膜加深，而个体想要的自信与尊严却没有到来，社会保障也就应运而生了。
（2）政治基础解读社会保障。人们意识到对劳动者的无限制的压榨非但不能提高生产效率，反而会破坏整个生产力，为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化解矛盾，社会契约开始普遍被国家接纳并实施。多数情况下，制度变迁是在一个历史确定的制度结构中发生，并以这个制度体系为条件，因此，不可避免的就产生了时序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因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配套设施的缺乏而没能达到预期结果甚至产生负面影响。这是因为“人不仅有强烈的生存和发展的意志愿望，而且有天赋的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权利，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有你无我，而只能是你我共同生存和发展。当然这种共同生存和发展不是平均主义的生存和发展，而是相得益彰，相互保障。”因此说，实现社会保障的基础，是社会法调整下社会财富程度相当，有了物质基础，社会保障才能实现。
四、结论
社会法是公私法兼容的新型法律部门，也是回应民生诉求的法律。在当前社会转型中，针对社会分化、贫富差距、福利失衡等社会问题，我国应借鉴他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经验，加强社会立法，确认公民的社会权，强化权利本位的理念，立足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时代主题，从民生立法的价值取向，考量社会保障需求的适度满足，通过社会法确立社会保障权，构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可以说，构建维护和实现好社会保障权的法律机制应是社会法的重点，也是破解社会制约经济发展难题的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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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汤黎虹.社会法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二版），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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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视角下完善大学排行榜的路径 篇6
一、推出大学排行榜的现实需要
所谓大学排行榜，是指政府机构或社会中介组织依据一定的衡量指标体系而对特定范围内各大学实力的一种比较与排序，也是对大学办学水平进行评价的一种重要形式。就世界范围而言，对大学进行排名评价始于美国。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率先推出全美大学排名评价，起初每两年一次，1987年之后是每年一次。当今在全球影响较大的大学排行榜，还有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加拿大《麦克林杂志》的加拿大大学排行榜和日本《钻石杂志》的日本大学排行榜等。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在借鉴和汲取欧美大学排行榜操作技术与理念的基础上，从1987年开始发表我国第一个大学排行榜，至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目前，国内有《中国大学评价》、网大版的大学排行榜、中国校友会的大学排行榜、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排行榜等多个榜单，其社会影响力不容抹杀。
我国大学排行榜是在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时产生的，是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是在公众、考生、高校管理者和政府部门对大学的信息需求量越来越大时应运而生的。
（一）大学排行榜反映公众对大学评价的需要
目前，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从高校层面来说，向社会公众发布的各高校信息都很不全面、充分。而排行榜作为对高校评价的一种外在形式，促动高校信息向公众敞开，它以直观形象的形式，向公众展示各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内部管理以及国内外声誉等方面的基本情况，适应和满足公众关注高等教育的需要，其积极作用值得肯定。即使各排行榜存在一定的问题，即使有些高校管理者不认可排名，但社会公众还是普遍认同的。所以各排行榜一经公布，总能吸引无数关注和评论。
（二）大学排行榜为“择校”和“择生”提供便利
在每年高校招生和大学生择业的关键时期，考生和用人单位都需要有一个参考系统，因而大学排行榜一经推出就广为流传，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各高校的招生和就业工作。从积极方面来说，大学排行榜拉近了大学和考生、用人单位的距离，是考生和用人单位了解各高校的窗口，对他们选择学校和挑选毕业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它一方面能够为考生报考大学展示一些可比性的参考数据，另一方面也能够为用人单位选择大学毕业生提供直观的参考依据。
（三）大学排行榜有助于促进高校的改革发展
如果大学排行榜客观公正，则可以帮助各高校“诊断”出自身的发展状态和实力水平，从中看到优势和特色，找出差距和不足，有针对性地发挥优势，这对推动各高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引入大学排名进而强化竞争机制，在无形中给各高校造成压力，让高校有危机感，这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内部的良性竞争。事实上，一所高校在排行榜中的位次高低，对其生源质量、毕业生就业、各种经费、生活待遇等需要民间和政府支持的资源都会有所影响，所以尽管大学排行榜备受非议，但各高校管理者不得不面对。排名提高意味着学校声誉的提升，提升排名已成为高校管理者的共同目标，甚至有些高校还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搜集数据、监控本校名次变化以及与同类高校进行对比分析。可见，大学排名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校管理、决策与政策制定以及改革举措等，对促进大学的改革发展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武书连排序的初衷是什么，或者他排得正确与否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高校排名形式确实刺激了教育工作的发展”[1]。
（四）大学排行榜可供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时参考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互联网和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大学排名成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评估的一项基本内容和重要形式，演化为政府掌握、规划、引导和管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基本政策工具。这是因为科学的大学排行榜所揭示出来的各大学实际情况，一方面可以使教育主管部门发现各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并据此指导、督促各大学加以改进和提高;另一方面还可以动态反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供各级政府决策参考，以引导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从而快速有效地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实力。
总之，大学排行榜不仅对公众了解高校、考生填报志愿和用人单位挑选毕业生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大学管理者制订建设规划、教育主管部门摸清和提升教育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有大学排行榜的主要问题
现有大学排行榜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它展示各高校的实力，反映各高校的声望，因而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排名机构的市场行为与依附地位，损害大学评价的公信力
目前社会上个别排名机构被媒体曝光收受大学的好处，谁给的钱多，谁的排名就靠前，把“座次”当成敛财工具待价而沽，致使排行榜涉嫌“钱名交易”。有的大学校长公开表示曾有排行榜制作机构找上门索要“赞助费”;有的大学“附属的研究机构也在进行大学排名，而且毫不避嫌地将自家大学排在靠前的位置。大学排行已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生意。大学排名不是根据大学水平，而是受利益操控”[2]。排名机构的这种趋利性与依附性，是社会对排行榜诟病的集中之处，这不能不严重损害排行榜的客观性和公信力。
（二）排名指标体系的不完善与不合理，妨碍排行榜的科学性
现有大学排行榜在指标体系方面也存在问题：第一，有的排行榜被披露出数据不准确，有的评价数据如何获得、数据来源渠道是否可靠值得怀疑。第二，全面反映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指标应是学生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和学校声誉等多个方面，但目前的排名指标大多注重科研，尤其是量化标准，比如，论文数量等。这种过于重视科研量化评价的指标体系，可能导致各高校科学研究的粗放型发展，即在规模上做文章。事实上，在国际比较方面，“中国内地高校普遍得分在发表论文数量较多，尤其是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较多。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在该指标中得分都超过50分，甚至超过排名前十的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不过，在更强调原创性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折合数指标中，中国内地高校的分数并不高，得分最高的清华大学也只有14.3分”[3]。第三，现有大学排行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大学物质层面的水平，比如，校园面积、学生规模、高职称师资人数和“两院”院士数量等显性因素，而对大学精神层面如大学理念、大学文化、大学历史传统等隐性因素的评价则无能为力。第四，有的排行榜将所有高校置于同一个模子中比较，而“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大学由于其所承担的任务与培养目标的不同，在办学特色、方向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用同样的指标体系衡量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大学显然是不科学”、不合适的[4]。这不利于高校的特色化发展和展现高校活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三）一些高校对排名位次的不当追求，导致评价效应的异化
尽管很多大学校长不认可排名，但作为管理者，他们在制订学校发展规划时不得不去考虑排名。因为排名靠前，不仅可以吸引公众、考生等的关注，还可以作为办学政绩而受到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嘉奖;而排名靠后，则会在招生、毕业生就业、社会资助以及学校声誉等方面受到不良影响。这可能造成各高校管理者过于看重排行榜的评价作用，进而导致排名效应的异化：一是有的大学为了提升学校声誉，单纯追求排名先后，以致在提供的数据上弄虚作假。二是一些大学管理者为了得到体面的排名，一味追逐排行榜的各项指标，紧跟着大学排行榜走，榜上有的指标高度重视，榜上没有的置之不顾，而不是按照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划和建设。这种“应榜办学”的做法，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既会导致很多大学失去独特性而变得“千人一面”，也将导致过分注重外延发展而忽视内涵质量的浮躁现象。三是有的高校管理者为了提高榜单标准上的几个数据，进而提高学校在排行榜上的名次，把主要精力放在外部公关上，忽略高校自身的发展，严重偏离正常轨道。
概言之，现有的大学排行榜，或是有“钱名交易”的嫌疑，或是存在指标体系不合理、不完善，或是可能导致高校管理者行为的异化，因而它们的价值是有局限性的。但这些排名评价中出现的弊端和不足，随着今后评价实践的日益完善也是可以得到纠正的。
三、完善大学排行榜的路径选择
如何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大学排行榜，这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就当前而言，解决大学排名评价中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
（一）区分大学类型层次，鼓励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
目前的大学排行榜大多是“名校榜”，一般是按综合大学的标准“量身定做”的，因而，综合性大学名列前茅，一些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学校则往往在榜外，即使勉强进入，名次也不靠前。这不利于各高校之间的公平竞争，也挫伤了一些高校管理者的办学积极性。事实上，大学是分类别和层次的，有研究型的、综合型的、专科型的，还有大专层次和职业院校层次的。对于各类高校的评价，如果统一在一个标准下，则未免过于单一。有论者指出：“将以文理学科见长的综合型高校，与近年来通过合并组建成的‘巨无霸’式高校一较高下，是否合理?把综合型大学和单科类、专业类大学归到一起简单排名，让有‘一技之长’的高校和‘全能型高校’比拼，是否公允?把没有充分可比性和可排名性的东西生硬地进行比较，非要排出一个名次来，其公正性就要大打折扣。”[5]
综上可见，大学排名首先要考虑大学排名对象之间的可比性。为了确保排名对象之间的可比性，有必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学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样化排名，如综合类院校的排名、理工类院校的排名、工程类院校的排名、农林类院校的排名、医学类院校的排名、师范类院校的排名、民族类院校的排名、职业技术类院校的排名等，以便于对同类型高校进行比较和评价。这样做，可以突出各类高校的办学特色，多角度展示各高校的竞争力，从而鼓励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特色化发展。
（二）完善排行榜指标体系，力求大学评价更具科学性
衡量一个大学排行榜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参考价值，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指标设置是否合理;二是指标权重是否恰当;三是数据及其来源是否真实。归根到底，这些都涉及评价标准是否科学有效的问题。这就要求排名机构在设置指标体系时，要选择能够真正反映一所高校实力与水平的标准。在欧美，“各国在评估大学时采取的标准各异，但几个关键因素是不可少的，包括学校声誉、学生素质、学校在教育中的投入及学生毕业后的去向等”[6]。
排名机构在选择评估参数时，既要看学校规模(总量)，更要看办学精度(人均)，不能为一些表面数字所迷惑，要将定量指标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结合起来，显性因素与隐性因素结合起来，尤其是一些不易通过显性数据表达出来的内容，在排名指标与权重中应得到必要的体现。当然，一所大学的历史传承、文化氛围、办学特色、师资素质、学校声誉与品牌形象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包括办学理念、发展战略以及日常管理，还有校风、教风、学风和全体师生的精神状态等在内的大学软实力，评价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在有些评价系统中对这些内容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然而，它们也是构成大学竞争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大学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在评价中忽视这些因素，那将对大学的发展导向产生不良影响。
（三）组建“第三方”评价机构，确保排名评价的公信力和可信度
目前在我国，对于大学评价的必要性和功能的认知，可以说基本达成共识，但该由谁来操作则认识尚未统一。首先，由教育部来主导排名评价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是因为前几年教育部负责牵头的本科教学评估，存在着较多的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现象而饱受质疑;其次，由各高校的附属机构来进行排名评价，由于它兼有“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所以易引起非议;最后，非官方非大学的社会评价机构由于带有明显的营利倾向，所以其排行榜的客观性、公正性无法令人信服，且出现问题后对它问责又十分不易。
为了确保排名评价的严肃性和公信力，排名机构必须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进行评价。为此，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组建若干独立专业机构来专门从事大学评估工作。当然，这类机构必须有一定的准入门槛即资质保证，在专业上必须是具有权威性的社会组织或学术机构;在评价过程中必须规范化操作，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进行评价，以体现客观、公正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排名机构的公信力和排名榜的可信度。
（四）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规范排名机构的行为与发展
当前大学排名评价被批评较多之处：一是评估泛滥，二是评估造假。这些都涉及如何规范和治理排名机构的评价行为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排名机构应有道德自觉。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排名机构，都应有社会责任意识，坚持行业操守，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使排名方法和数据透明化，自觉接受媒体和公众监督，从而杜绝评价中的不良行为和丑陋现象。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必须强化制度建设。现有大学排行榜之所以乱象横生，关键在于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缺乏必要的排行准入制度、排行指标体系规范、排行信息公开制度、大学评价的再评价制度、排行过程监管制度。制度供给不足必然导致管制和规范缺席，使得排行领域成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独立王国’，从而导致排行榜的盲目和无序发展”[7]。对此，政府部门必须履行监管职责，首先，应由教育部指定单位或机构对排名机构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制定和颁布排名机构的从业资格规定、评价操作的规范章程以及失实评价的事后惩罚条例等;其次，必须建立问责机制，加大对排名机构不良行为的处罚力度，尤其要对排名机构的寻租行为予以坚决打击，以规范排名机构的评价行为和发展态势。
（五）理性看待各类大学排行榜，适当参考和正确使用排名评价
我国大学排名评价至今只有20多年的时间，科学的大学排行榜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对现有大学排行榜要理性思考和看待。具体而言：第一，大学排行榜作为对高校评价的一种外在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适应和满足社会各界关注高等教育的需要，“所以各种大学排行榜每一公之于众，总能吸引无数关注，根本原因是公众对大学评价的需要”[8]。第二，每个排行榜都只能说明它本身衡量体系下的一个可供参考的结果，都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以及发展态势，却又很难完全客观地反映一所大学的全貌。我们经常发现，由于评价角度不同，各自设定标准、选取指标不同，一些大学的排名经常忽上忽下。“除了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基本稳坐前两把交椅之外，各排行榜上的大学名次不尽一致，有的甚至差别还相当大。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例，在有些排行榜上排到国内三四位，而在有些排行榜上却‘沦落’到二十位上下”[9]。第三，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现实中绝对完美无缺的排行榜是不存在的，任何排行榜都有其不足之处，因而彻底否定是不可取的，修正与完善是带有建设性的思路。
综上所述，现有大学排行榜的价值是有局限性的，建立科学合理的大学排行榜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需要假以时日;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需要逐步改进的。有鉴于此，对大学排行榜，我们除要冷静看待之外，更应正确使用。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可以适当参考排行榜中的指标数据，但不能过分依赖于它，更不宜被它牵着“鼻子”走。其次，高校管理者要重视外部评价，但又要保持清醒认识，不能因为某个排行榜把学校名次排低而情绪冲动，也不能因为某个排行榜把学校名次排得高而沾沾自喜，“更不能为了能在所谓的排名榜上得到理想的位置而做出有背社会公德的事情”[10]。最后，考生在选择大学的问题上，可以适当参考大学排名，但应认识到没有绝对好与不好的大学，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自己的大学，从根本上说，考生要结合自身的学业基础、兴趣特长、个人发展以及就业状况等综合考虑。
综上所述，无论是政府、高校、公众还是考生都应正确看待和合理使用大学排行榜，将排行榜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重视其评价效应而不夸大其作用，相信它而不是迷信它。
现有大学排行榜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自诞生以来，它在对高校的系统评价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和亟待改进之处。笔者认为，对待现有大学排行榜既不应简单地肯定，也不应简单地否定，而应理性地看待、努力地改进和正确使用，从而促进我国大学评价体系的完善、大学竞争力的提升和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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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视角 篇7
一、康德对“我思故我在”命题的理解
康德究竟是如何理解“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这里首先应当对此命题做两个层次的区分, 第一个层次就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 其次要单独将命题中的各个概念进行单独考察。事实上, 康德对“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的批评正是由这两个层次分别展开的。
首先,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指出:“但我不能够说:一切思维着的东西都是实存着的;因为这样一来思维这一属性就会使得一切具有这一属性的存在者都成为必然的存在者了。因为我的实存不可能像笛卡尔所认为的那样, 被看作是从‘我思’这个命题中推论出来的 (因为否则就必须预设这个大前提:一切思维着的东西都是实存的) , 而是与‘我思’命题同一的。”不难看出, 康德认为“我思故我在”命题是通过三段论的推理得到的, 其中预设了大前提“一切思维的东西都是实存的”, 由于“我”是一个思维着的东西, 所以“我”存在。其次, 康德所谓理性心理学就是仅仅从“我思”的概念中, 不借助于任何经验进行推理。笛卡尔的这一命题中显然加入了经验性的东西, 从“我思”中推出了我的实存, 所以它甚至不能算作理性心理学而只能是经验心理学。
第二个层次, 关于“我在”, 其实就是在进一步说明“我”是什么。康德认为笛卡尔的“我在”就是在说“我”作为一个思维的东西是实体。也就是传统理性心理学所说的“灵魂是实体”, 而康德是将此作为理性心理学的谬误推理来进行批判的, 他认为这个命题中也隐含着一个三段论的推理, 即:
“大前提:所谓‘实体’, 就是指只能当做主语而不能当做任何其他事物的谓语的东西;
小前提:‘我’作为能思的存在者就是我的一切思维的主语, 而不是任何思维及思维对象的谓语;
结论:所以能思的‘我’是实体。”
康德认为这个三段论推理犯了四名词的错误, 大前提中的“主语”表示实际主语, 而小前提中的“主语”指的是逻辑主语。因此这个推理是一个无效的谬误推理。
二、康德对“我思故我在”命题中概念的改造
前文揭示了康德对于笛卡尔“我自故我在”命题的理解和批评, 那么这种理解和批评是符合笛卡尔的原意?这也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第一, 从形式上看, 康德理解的“我思故我在”是一个预设了大前提的推理, 那么笛卡尔本人是这么认为吗?这一问题涉及到对“直观”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第二, 康德理解的“我思”与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是否同一?康德与笛卡尔对“实体”概念的理解是否同一?究竟能否说“我”是“实体”?
(一) 命题的形式和“直观”概念
笛卡尔曾明确提到:“可是当我们发觉我们是在思维着的东西时, 这是一个第一概念, 这个概念并不是从任何三段论式推论出来的。当有人说:我思维, 所以我存在时, 他从他的思维得出他的存在这个结论并不是从什么三段论式得出来的, 而是作为一个自明的事情;他是用精神的一种单纯的灵感看出它来的。”由此, 我们可以知道笛卡尔并不认为“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隐含了一个推论的大前提, 因为我们发觉我们是思维着的东西是一个第一概念, 是没有前提预设的。此外, 一个三段论推理是需要中项的, 而笛卡尔认为不存在就不能思维。换句话说, 思维和存在这里是直接同一的, 这个命题不是一个推理的过程。那么, 究竟这个命题是如何获得的呢?这就要涉及到“直观”的问题。
在《指导心灵的规则》中, 笛卡尔明确地谈道:“我用直观一词, 指的不是感觉的易变表象, 也不是进行虚假组合的想象所产生的错误判断, 而是纯净而专注的心灵的构想, 这种构想容易而且独特, 使我们不致对我们所领悟的事物产生任何怀疑。”笛卡尔认为这种不可置疑的直观正是来自于人类“唯一的理性之光”。也就是说, “我思”的本质是理智, 而直观是理智的一种统一行动, 即以一种绝对的方式并在其总体性中去掌握一定的客观内容, 并且由它把握的事物具有明见性和确定性以至于不可被怀疑。实际上, 笛卡尔的直观就是理智的活动, 直观的过程也不需要借助经验, 因此可以被称为“理智直观”。“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 就是通过这种“理智直观”而直接把握到“我思维”与“我存在”的真理性, 同时直接把握到命题之间的必然联系, 没有任何推理的过程, 也不需要别的东西给它提供证明。
显然, 对于笛卡尔的这种“理智直观”康德是加以拒斥的。他在先验感性论中写到:“一种知识不论以何种方式和通过什么手段与对象发生关系, 它借以和对象发生直接关系、并且一切思维作为手段以之为目的的, 还是直观。”也就是说, 直观是指实现主体与对象直接联系的主体活动, 是起到联通认识和对象作用的。一切认识都是由经验开始, 受到对象的刺激而发生, 所以直观对于人类来说只能是一种感性的接受能力。只是在时间和空间两种直观纯形式下才能够接受一切感性杂多, 直观只可能是感性的。因此康德所说的直观是一种“经验性直观”。而笛卡尔的“理智直观”不依据任何经验而获得某种认识, 康德将其看作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想, 是不具合法性的。
笛卡尔的“理智直观”是指对概念、命题以及存在的直观。而康德认为概念要有意义, 必须有经验性的运用。对于缺乏经验依据的“存在”的认识只能是虚假的规定。因此康德贯彻了经验论原则, 在人类的认识能力中排除了“理智直观”。所以即使“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在笛卡尔看来是直观到的, 但在康德这里也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二) “我思”与“实体”概念
笛卡尔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什么是在思想的东西呢?就是在怀疑、理解、理会、肯定、否定、原意、不愿意、想象和感觉的东西。”可见, 他是以思想这个属性来规定“我”的, 因为我们可以完全假设没有万物, 没有身体, 但思想这个属性是和“我”不能分开的。“我”是一个“思维着的东西”, 一个没有广延, 不能诉诸于感觉的东西, 在此意义上可以将“我”理解为“我思”。这个“思维着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笛卡尔认为, 任何性质或者属性都是要依存于一个东西的, 这个东西就是“实体”。“实体”包括“上帝”、“物质”和“我”。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笛卡尔理解的“我”虽然只是作为一个“思维的实体”, 但它却是实在的。从认识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只能认识到“实体”的一系列属性或者活动, 至于其本身则是不能直接认识到的。这样, 毋宁说笛卡尔所说的“实体”类似于“物自身”而不是应用于现象中的范畴。
而康德认为一切知识所以成立有两个依据, 一是“物自身”, 刺激我们的感官提供所必须的经验材料;另一个则是“我思”, 不过康德将其称之为“自我意识”或者“先验统觉”。它包含着两重含义:一方面它指先于经验的“先验自我意识”, 具有自身确定, 在一切意识活动中保持自身原始同一性的功能, 以此来保证自己并不是转瞬即逝的经验自我意识而随意识的经验内容改变而改变, 而从另一个方面讲, 这个“自我意识”又必须寓于经验之中, 是贯穿于经验意识中的自我意识。
实际上, 康德是将“我思”这一概念划分为了“先验我思”和“经验我思”, 二者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前者是最本源的自发性, 它本身不能作为经验对象来考察, 但却是在认识过程中伴随着一切表象, 并成为它们的统一性根源, “先验自我意识一方面只能存在于一切经验意识中, 只能作为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先天形式而起作用, 因而不能脱离经验和经验自我意识, 但另一方面, 先验自我意识不是认识的一种主观心理结构或要素, 而是逻辑地先于任何确定的思维, 它作为经验 (包括心里经验, 如经验性自我意识) 发生的全过程的基础, 在所有的直观、想象和概念的综合活动中始终保持同一。”这样, 按照这种区分, 笛卡尔的“我思”不过是心理学上的“经验性的我思”, 而康德所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我思”应当是“先验的我思”而笛卡尔混淆了二者。
对于康德来说, “我思”是不能被实体化的。“实体”概念的规定有二, 一是作为逻辑上的绝对主语, 二是必须被理解为持存的。笛卡尔将“我思”看作“实体”是混淆了这两种规定, 认为只要证明了“实体”是逻辑上的绝对主语就能证明它的持存。其次, 康德所谓的“实体”是一个知性范畴, 只能运用于现象, 它必须结合直观才有意义。而“先验我思”是不能被直观的, 因此“实体”范畴并不能运用于其上。此外, “实体”范畴的运用是以“先验我思”为前提的。从康德对范畴的先验演绎来看, 一切概念在对经验对象的运用中都要体现出一种先验统一性, 即“先验统觉”, 它是一切概念综合之本源的先天条件。
三、康德对笛卡尔理论困难的回应
康德对笛卡尔“我思”命题中一系列概念的改造, 是由于笛卡尔乃至整个近代哲学理论中存在一些困难。康德试图通过自己的先验哲学, 尝试对这些问题予以回应。
首先是“自我”的连续性问题。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谈道:“现在我觉得思维是属于我的一个属性, 只有它不能跟我分开。有我, 我存在这是靠得住的;可是, 多长时间?我思维多长时间, 就存在多长时间;因为假如我停止思维, 也许很肯能我就同时停止了存在。”既然“我”在时间上并不是连续的而只是某个瞬间存在又瞬间消失的, 那么我们如何能保证“我”的连续性呢?笛卡尔借助上帝来保证“我”是一个同一的精神实体。但如果说“我”是以“上帝”为基础, 而认识“上帝”又要以“我思”为前提, 这就陷入了循环论的困难。休谟则根本上否定这个“我”的同一性, 认为“我”只是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的一束或一组知觉。而在康德看来, 笛卡尔想通过“上帝”保证的“我思”的同一性是一种人格同一性。它指的是在时间中的同一性, 这是需要直观参与其中的, 即所谓“经验自我”。而对于康德来说, “我”只是作为“先验自我”, 而它是作为一个逻辑前提。“我思”在一切杂多中表象为同一个“我思”, 这是一切思维所必要的一个逻辑前提。这样, “先验自我”是不在时间中的, 因此只有它才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恒常不变的“我”。
笛卡尔的另一个困境是身心关系问题。笛卡尔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不同的两种实体。前者是精神实体, 其属性是思维, 后者是物质实体, 其属性是广延, 二者是互不影响的。但常识又总告诉我们“灵魂”和“身体”总是具有某种一致性。因此笛卡尔必须对“身心关系”做出合理的解释, 最著名的即“身心交感”论, “认为灵魂居住在大脑的松果腺之中, 在那里借助于动物元气和精神系统与身体相互作用”, 但这依然不能突破身心二元论的局限。康德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是在“物自身”的意义上肯定了“灵魂”和“身体”的同质性。也就是说, “灵魂”和“身体”作为现象来说的话只是作为内感官和外感官的不同对象而有所区分, 但如果作为“物自身”, 那么二者也许就是同质的, 也就不存在二者对立的问题。其次, 鉴于对“经验自我”和“先验自我”的划分, 前者和作为“身体”的经验对象发生关系, 但是后者则是不能被带进这种关系的, 它不在时间和空间之中, 虽然其表象可以进入时间成为内感官的表象。因此, 身心关系的二元对立也只是在经验层次对立。
总之,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既开启了近代哲学的大门, 将哲学的目光转向了主体, 但是同时也带来了近代哲学一系列的理论硬伤。康德对命题中一系列概念的改造, 正是尝试对近代哲学的一些理论困境进行突破和消解。
摘要：康德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进行了批判, 但这种批判并非是在笛卡尔哲学内直接进行的, 而是建立在对其“我思”和“直观”等重要概念改造的基础之上的。而康德通过对这一命题的批判, 为笛卡尔遭遇的自我连续性问题和身心二元论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式。
关键词：笛卡尔,康德,我思,直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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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视角 篇8
1 教师权威的合理性存在的意义
1.1 教师权威的确立,是维系和保障教育活动正常有序运行的重要因素
学校教育作为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系统的培养人的社会性活动,必然需要权威的存在。从教学层面和班级管理角度可以发现,教育这样一个复杂的活动系统要高效率地运行,必须在一定可控范围内保障其有序进行。具有一定权威的教师,作为班级的主心骨,能很好地维持教学秩序,保证高效的教学,完成各项教学任务。就目前的社会生活和教育状况来看,我们无法想象缺少教师权威活动的课堂会是怎样?当自由蜕化为放纵的时候,那就要恰当地利用权威的作用来恢复平衡。所以,教学活动正常有序的开展特别需要发挥教师权威的作用。
1.2 教师权威的确立,是师生之间沟通的桥梁
教育中出现一种新伦理,即将每个个体作为中心,竭力追求自我的权利和自由,排斥任何道德上的责任和义务,将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最高的价值。而在实际教学中,现代教育仅仅被当作是一种服务、一种消费,教育应有的价值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力和权威都被消解。这直接威胁到了教育本身的合法性和教师权威的合理性。因此,只有确立教师权威,才能不断增强教师的亲和力,达到“敬而受教”的教学效果,形成一种和谐的师生关系。
1.3 教师权威的确立,能够促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高效运行
高校教师要成为学生政治上的向导,思想上的益友,就必须树立适“度”的权威,才能用先进的科研成果和有关理论指导实践,指导学生;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精”、“专”、“细”;才能促进学校工作的时效性和创新性。
2 社会转型期教师权威合理性面临的挑战
2.1 高校教师角色的本质发生演变,对教师权威提出挑战
高校教师作为一个高素质群体,本应是某些特定领域的专家、学者、权威性代表。他们的权威支撑着整个教学过程中知识的有序、可控、高效传递。但是,随着现代社会对知识变革的需求,教师群体逐步被要求从“传递者”向“促进者”转变,从“教育者”向“学习者”转化,将终身学习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的普遍行为。
从“教学相长”到“教研相长”,高校教师在向学者型、专家型转变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损害教师权威的事件。由于教师的提拔与选聘依赖于发表论文的篇数和层次,以致出现抄袭他人论文的事件。一些教师投机倒把,钻学术空子,钻教育空子,这样特殊的教育环境使高校教师角色的本质发生畸形演变。在强大的压力下,部分教师能积极坦然面对,不断增长才识,以“才”树威;部分教师为快速发展而走捷径,最后被曝光后威信丧尽,甚至有些教师出现个人权威的膨胀,将教师权威演变成一种权力主义和独裁主义,即纯粹出于对对方的好感或人品的赞赏而形成的权威。(1)
2.2 高校学生特点与需求的变化,对教师权威提出挑战
社会转型视角下教育发展存在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构建教育关系中的民主与平等,培养大学生群体的独立性和自由的个性。如今,高校青年学生群体不甘于只受到教师的支配和控制,而勇于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和主张,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与教师进行平等的对话和知识的交流;在课外热衷于网络的便捷,通过互联网学习更多新的、前沿性的知识,以满足自身对“新知识”的探索。另一个特点就是,随着高学历化的需求,就业压力的困扰,以及高校创业热的兴起,激起一批批青年大学生的创业激情。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大学里所传授的课程持消极、倦怠的心态,认为它纯属“知识无用论”,对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更是不屑一顾,而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实际的创业活动中,在社会大舞台里增长见识,磨练意志,锻炼才能。相比之下,高校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只是书本的“绝对真理”,而无法满足学生对“实践真知”的探索需求。
2.3 家长对学校教育期望值的转变,对教师权威提出挑战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伴随着物质经济的丰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有效落实,独生子女的大批出现,家长对教师的教学态度也随之发生相应的转变。由原来对教师职业保持一种肯定、信任的态度到怀疑和焦虑的意识形成;由与教师站在统一战线管理学生到过分溺爱自己的孩子,把教学期望全盘寄托于学校教师的教育,将严峻的社会就业问题归结为教师培养责任。在这样的教育认识指导下,家长更关注、更挑剔教师的教,而淡化甚至忽略学生的学,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师权威的确立与作用的发挥。
3 重建教师权威的合理性
3.1 教师队伍的素质建设
(1)先进教学观念的确立。首先,建立新型的、民主的师生关系。保持师生之间人格上的平等独立,精神上的自由并不断转变教育理念,为实现学生自由、自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其次,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结合自身的优势和学生的特点,探究新型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在学校情景中无意识地获得经验、价值观、理想等意识形态内容和文化影响,在无形中提升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同时树立了教师权威。
(2)高尚师德的培养。教师要不断地自我鞭策,不断探究人生存在的意义以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密切关系,引导学生明辨是非、分清善恶美丑,具备超越社会层面的人生追求,用“爱”来实践教育,从而散射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些都不能单单依靠知识性的阐述,而需要教师们通过自己的师德修养,以自己对人生的领悟所形成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学生,因为,“真正的权威来自于内在的精神力量,一旦这种精神力量消失,外在的权威也随之逝去。”(2)
(3)心理调适能力的加强。教师应该具备良好的个性心理素质和自尊、自爱、自律、自强的优良品质才能形成较强的心理调适能力。在教学工作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端正自己的教学态度,做到严于律己、宽己待人、作风正派、愉悦身心。
3.2 正确处理好教师权威与学生自由发展的辩证关系
梅里尔.唐尼和A.V.凯利曾说过,“关于教师的权威就有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即权威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3)这是种对权威与自由矛盾的平衡,在教育过程中,教师权威与学生自由只有在某个点上才能找到暂时性的平衡。由于互联网具有快速发展、极具诱惑力的特性,大学生极易沉迷于网恋、网游、网上聊天等,对网络信息缺乏“过滤”处理,网络中的一些负面信息导致部分学生对学业缺乏信心,对现存世界不满,对教师权威不屑一顾。在这样的境遇下,教师要有效地将网络的优点与学校主流信息相结合,相补充。比如通过专题讲座,搭建平台与载体让师生共同探讨网络的利弊,以及如何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学习与创新创业等,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对互联网有更加理性认识,还能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巩固师生之间的深厚友谊。另外,针对学生的创业热情问题,教师应该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通过全过程、多方位和多种形式的学习、实践、指导,适时开展创业教育,把广大青年学生培养成为高素质、强能力、会创新、能创业的高级应用型人才。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高校教师需要结合地方性的特点与优势,有效地将课内和课外相结合、学校和企业相结合、创业与专业相结合,搭建各种创业平台,增强创业教育的实效性;营造浓厚氛围,提升创业教育的拓展性;不断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建设企业接班人培养班,创业先锋班以及加强与社会对策接轨,以创新、创意带动创业,形成“创新、创意、创业”的良好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扩大学生对人类所创造的文化财富的占有,才能使学生最大可能地在自由空间中发展,从而增强获得自由的力量。(4)
3.3 正确协调好教师、家长、学生之间的关系
在教师权威形成过程中,家长的教育观念转变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如果把教师、家长、学生、社会看成是促进学生健康发展的四驾马车,那么教师与家长的关系不协调就好像四马分驰、各自用力,不仅不能使学生顺利前进,反而会从不同程度上阻碍或摧残学生的正常发展。在重重压力下,教师们要充分认识到“交流”的重要性,与家长保持双向的、有效的沟通,了解学生的基本家庭情况,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例如:对于高校内部分弱势学生群体,教师要积极贯彻“奖、贷、助、补、减、勤”为一体的多元资助体系,在服务的过程中提供充足的信息资源,并坚持“惠及所需,助困励志”的宗旨,激发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在情感上给予更多的关注,并适时进行心理辅导。对于出身城市,家庭殷实的学生,教师要用自己广博的学识感染学生,通过不断的沟通和协调时刻掌握学生的心理变化情况,从而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由此可知,教师要协调好各方面关系一定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雅斯贝尔斯曾说过,权威就像人们所呼吸的空气一样,不可缺少。教师只有运用好合理的权威才能更好地“教书育人”,更好地促进学生民主性、自主性的发展。所以,在社会转型期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审视教师权威的合理性,发挥好教师权威的作用。
摘要：当前我国的教育在追求学生民主与自由的同时,教师权威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建设受到诸多因素的困扰,严重影响教师的个人发展与作用发挥。新形势下,应理性思考教师权威面临的挑战,剖析问题存在的根源,并通过“教师、学生、家长、社会”等综合资源的有效契合,为重塑教师权威的合理性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社会转型,教师权威,合理性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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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视角 篇9
一、建立“以人本位, 健身育人”的健美操教育核心价值体系
(一) 健美操教育价值理性的缺失。
当前, 我国高等体育院校健美操教育现状是“重技能轻人文”, 忽视对人的精神层面的教育, 漠视学生的文化教育与个性价值, 限制了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导致高等体育教育出现种种异化现象。因此, 健美操教育提出要变革过去“重物轻人”的思想, 建立“人物双修、更重人”的新理念。
(二) “健美操教育”研究符合国际高等体育教育发展态势。
针对国际体育运动“重物轻人”的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 提出让未来的体育运动“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在此背景下, 国际体育运动的研究提出了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教改思想, 这是高等体育院校发展方向, 也是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的最佳途径。健美操教育依据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理念和“项目教育”的实践, 首次提出以“健身育人”为教育宗旨, 使教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整合, 提升健美操教育软实力。
(三) 建立“以人为本, 健身育人”的健美操核心价值体系。
“以人为本, 健身育人”是健美操教育最本质和持久的特征。健身是健美操教育的载体, 是健美操教育娱乐的需要;育人是健美操教育的主体, 是健美操运动的灵魂, 也是其核心所在。因此, 建立“以人为本、健身育人”的核心价值体系, 有助于健美操教育发展不偏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是健美操教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二、高等体育院校健美操教育人才培养方式的变革
(一) 对健美操教育的追问。
健美操教育通过健美操的文化传承和熏陶, 使学生既掌握健美操的技能, 又具备生存的能力。实施健美操教育的关键环节在于传承健美操文化, 即“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思想层、教育方法和手段的方式层、作为载体的健美操项目的器物层。
(二) 对健美操教育原理的阐释。
过去研究健美操教育原理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偏重于研究健美操教育的规律, 忽略人的发展规律, 因此产生了“重物轻人”现象;二是弘扬了健美操教育的科学精神, 忽略了健美操教育的人文精神, 因而又产生了“重体轻育”的问题。这是不符合健美操教育促进人、健美操、社会三者协调发展的宗旨的。可见, 研究“人”的健美操教育, 就是研究了富有人性的“育人的健美操”的思想。
(三) 变革健美操教育人才培养方式。
“健美操教育”培养方式是健美操人才的操作形式, 是通过研究健美操与教育的结合, 实现培养健美操人才总目标的途径。健美操教育把育人与教学结合起来, 是符合中央关于体育改革《意见》的核心精神, 这是高等体育院校健美操人才培养方式的重大变革。因此, 延伸和综合健美操教育过程是健美操教育人才培养方式变革的新态势。
三、重构价值理性回归的健美操教育内容新体系
(一) “人文与科学相融合”健美操教育课程新体系的构建。
1995年8月, 吉林体育学院率先成立了“面向21世纪全面素质教育课程体系改革”课题组, 以突出育人, 重视能力, 发展个性为指导思想。健美操教育依据吉林体育学院的改革思想, 构建了“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健美操教育课程新体系。“人文与科学相融合”的健美操教育思想既是一种和谐发展的教育理念, 也是现代健美操教育的价值取向, 更是现代高等体育院校健美操教育走向世界,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必然选择。
(二) 变革价值理性缺失的健美操教育实践内容体系。
当前, 国内高校研究健美操实践内容偏重于探索健美操项目的工具理性, 而忽视其价值理性的同步研究, 这是导致国内高校健美操教育实践教学存在舍本逐末、重物轻人、人文价值理性缺失的根本原因。研究健美操教育的价值理性, 要在“以人为本, 健身育人”的文化思想引领下, 激发学生参与健美操运动的兴趣和乐趣, 以及提升人灵魂境界的终极关怀。
(三) 重构价值理性回归的健美操教育实践内容体系。
实践证明, 研究健美操教育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可行的、必要的。构建以健身育人为指导的健美操教育实践内容新体系, 是实现育人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是培育具有“超我”—神圣的民族性和普世性相统一的世界公民的要求, 对提高健美操教育文化的魅力和张力颇有价值。
四、结论
(一) 建立了“以人本位, 健身育人”的高等体育院校健美操教育思想基础。
它是高等体育院校健美操教育文化的“合理内核”。
(二) 变革了高等体育院校健美操教育人才培养方式, 这已是国内高等体育院校健美操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三) 重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融合的健美操教育内容新体系, 这与当前素质教育思想相吻合。
摘要：当今, 针对高等体育院校健美操教育只重视工具理性的传习, 而忽视其育人的价值理性的传承等问题, 提出将健美操教育的工具理性与育人的价值理性相统一, 以求将健美操教育的重心由“物”转向“人”, 这是高等体育教育文化自觉, 抵制教育异化, 提升教育质量, 建设体育强国的神圣职责。
理性视角 篇10
关键词：路网结构；里坊城市；街坊城市；慢型交通；单向交通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小汽车保有量随着大量增加，中国交通问题愈加严重。其中，特大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南京等交通拥堵日益严重，而且此种情况随之快速向中小城市蔓延，情况愈演愈烈。城市交通拥堵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正常出行，损害了身体、心理健康，[1]降低了社会经济活动效率，也带来了城市气体、粉尘等颗粒物污染和能源流失，加剧了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可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正严重损害了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随着交通拥堵渐成为城市生活中的“新常态”，科学家从各个方面对交通拥堵进行研究，如交通物理学家从统计物理方面对交通现象进行研究，并构建相应的数学模型；交通研究者从交通设计、交通规划等角度出发，对交通需求、供给等进行研究，以平衡相互关系，减少交通污染。如何处理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从源头处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一直是交通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为交通规划师所重视。而路网形态演变作为城市交通规划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但专业的划分与现代主义的影响却使得作为城市中重要的一部分的街道，受重视程度几乎不见。[2]里坊城市与街坊城市作为我国城市现在与未来城市演变中最主要的两种形态，其基本城市规划思想、形态演变对于城市路网的分级、路网建设及交通效率的发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本文拟先简单介绍里坊、街坊概念以及其基本思想，然后从路网结构密度、慢行交通及单向交通三个方面论证从里坊城市到街坊城市演变的合理性。
1 里坊、街坊简介
“里”为中国古代建筑中名词，其主要意思为住宅区，大约成熟于战国时期。街道则来源于西方文明，最早思想出现于古希腊时期“米利都学派”，哲学家希波达莫斯在街坊形成中起着开山鼻祖作用，其最早在城市发展中设计了60～80米街块。为满足以商人为主的居民需求，建筑的四面均外部临街为开店区域、内部建设为庭院，即前店后宅式结构，经典的街坊模式。从其来源中可看出，里坊、街坊分别代表了中外城市发展中的基本形式，里坊更趋于封闭式，街坊则为开放式的发展形势，分表体现了中外不同的思想观念。
较里坊封闭式的住区而言，街坊开放式的住宅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规模上而言，开放式的街区规模较小；第二，在功能上而言，较里坊单一的功能，开放式的街区功能更为齐全；第三，在交通方面，开放式街区的交通更为开放，融入了城市道路系统中。总之，开放式街区形成了小街区、高密度 、窄断面的路网形态。
2 中外路网密度比较
在城市道路网中，合理的道路等级配置和功能定位可以大规模的提高车辆的运输能力与疏散效率，缓解高峰小时中的交通拥堵。在各国道路等级配置功能定位中，中、美、日三国分类较为相似。如表1所示，中国主干路、次干路和美国次干路要求大致一致，两者车速要求基本吻合，而中国支路则与美国集散道路（支路）要求相对应。中国的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分别与日本机动车专用道、主要干线道路、干线道路类似。其小区级道路功能大致相当于日本居住区内辅助干线道路、区画道路（支路）。[4]
我国《规划设计规范》中建议，特大城市合理道路网密度以2.3～3.1km/km2为宜，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之间的道路网密度比约为1∶2∶3∶6。但与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比较而言，我国更多的重视快速路、干路等高等级道路的建设，忽视了道路网中各等级道路的功能定位，如主干路运输，支路疏散，交叉口运能低等，造成道路网的整体功能与运行效率较低。而街道城市恰恰可大规模的增加城市中支路等级道路长度，加大道路疏散功能，完成道路网络的整体功能。
3 从交通视角论里坊城市到街坊城市结构演变的合理性
慢行交通（自行车、步行）、单行交通作为疏导交通拥堵的手段已逐渐成熟，合理的路网结构可大力发展两种交通模式，大幅提升道路运输效率。
3.1 有利于慢行交通的发展
随着智慧城市的提出，慢行交通（自行车、步行）作为清洁交通方式，越发引起交通规划者关注。充分利用道路有限资源，实行慢性交通、公交、停车系统一体化的建设，引导大城市发展自行车等慢性交通，是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步。[5]
里坊道路间距较大、道路断面宽，市政道路占地面积基本在20%以上，而街坊道路占地面积在35%左右，但计入里坊内部道路，总的道路占地面积则达到45%左右，从而实际上街坊城市道路面积相对更小、而其被使用次数更多。[6]若充分利用胡同、小巷等设置慢性交通道路，则可减少干路交通压力，提高干路道路利用率，充分利用了道路资源，缓解交通拥堵。
3.2 有利于单向交通的发展
单向交通即道路上的车辆按一个方向行驶的交通形式。故车辆行驶过程中，无对向车辆的干扰，在交叉口中，减少了车辆行驶方向，大量减少了交通冲突点，故单向交通能大幅度的提高交通安全，在改善交通方面在国外广为应用。其具有主要有以下优点：第一，简化交叉口交通组织，提高通行能力；第二，提高路段通行能力；第三，降低交通事故（如下表2[7]）；第四，提高行车速度；第五，有利于实施各交叉口间交通信号的协调联动控制。
设置单向交通系统的首要考虑条件即较高的路网密度，而路网形态、道路横断面、交通种类等对单向交通的适应性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8]城市中，若能充分利用狭窄的街巷设置单向交通，可大幅的减少交通拥堵，提高交通安全，带来大量的经济效益。而路网密度高度发达的街道城市无疑更适合单行交通的发展。
4 城市发展演变中的建议
街坊式城市等开放式发展形势，有着利于消费、促进交流、便于交通、行驶安全等诸多优势，里坊城市则在安全、隐私、宁静性等方面也非开放式街区可比。如何衡量这些问题，采取合理的措施，是能否推进街坊城市的关键所在。为应对这些挑战，提供如下建议：
第一，改变开发模式，变大街区开发模式为小街区的开发模式，以小街区为单位，布局、形态受整体调控，开放空间面向城市；第二，调整规范标准，积极修订新的居民规划设计标准，行程利于形成良好街道空间的小街区、高密路、窄断面模式。加快修订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大幅度的提高道路网密度，控制道路红线宽度；第三，控制规模，细心布局，规划中考虑城市设计，从居民用地中剥离公共空间、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归政府规划，停车考虑沿街、地上下相结合等；第四，街道设计中，需提出相应的城市道路设计规范，设计出道路功能合理、功能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的街道标准；第五，与社区管理相结合，目前社区作为基层管理单位，在开放街区设计中与社区管理相结合可大幅提高社会管理效率、安全。
5 结语
现阶段国内城市中居住区里坊形式较为明显，但从城市商业发展、交通效率等方面来看，街坊式城市更有潜力。在城市交通建设规划中，设计者应根据城市结构特点，因地制宜的对路网形态进行规划，结合城市各等级道路功能规划定位，以国外街坊式为模板，结合中国特点，发展规划具有中国特色的开放式街坊城市。
参考文献：
[1]调查称超八成有车族患“堵车烦躁症”[N].京华时报，2011-04-23.
[2]斯蒂芬·马歇尔.街道与形态[M].苑思楠，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3]王学勇，周岩，邵勇，刘志明.当前城市路网形态规划的思考：从里坊城市向街坊城市迈进[A]. 2016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C]. 2016.
[4]蔡军.美国、日本与中国城市道路分级及路网密度比较[J].城市交通，2016（08）.
[5]诸琴，高永，张鑫.大城市自行车交通合理化浅析[J].交通论坛，2004.
[6]张斌，闵世刚，杨彤，杨北帆.里坊城市·街坊城市·绿色城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
[7]吴兵.交通管理与控制[M].人民交通出版社，2009.
理性视角 篇11
(一)政策相关概念界定
中小学生“减负”,是指在基础教育领域中,减轻学生过重的不合理的负担,使学生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以达到全面发展的目的。[1]“负担”,是指物质和精神上所承受的压力、担当的责任和相关费用,如课业负担、书包负担、思想负担、精神负担和家长过重的经济负担。但“减负”并非减掉学生所有负担,作为在校学习的中小学生,无论如何减负都必须要承担一定的合理的必要的负担。
(二)“减负”政策规范的主要内容
针对中小学生负担过重问题,我国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的“减负”政策,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减负进行规范的:1.政策实施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从1955年后早期的相关教育政策来看,一是为解决由学校课业负担过重、卫生条件差、饮食缺乏营养所导致的学生出现较为严重的健康问题;二是在国家提出“素质教育”之后,为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与各项综合素质的提升,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2.政策的实施对象,规定了减负政策的实施对象。从政策初期的针对学校教育的改革,到现在更强调了政府、学校、家庭的作用,共同减轻学生课业负担。3.政策的实施方式与保障机制。在完善政策的实施细则基础上,还强调了课程改革、与就近入学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实施,从制度设计上解决中小学生减负问题。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上政策虽然对于学生课业负担的进一步加重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但因为我国各个时期的教育情况不同,存在的问题也不同,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现象依旧存在。
(三)政策实施效果
依照政策规定,六年级和九年学生课外作业时间要不得超过30分钟和60分钟、睡眠时间要保证9个小时以上和9个小时。事实上,政策规定和实施效果始终存在着差距。根据2009年浙江省绍兴县教育局对小学六年级和九年级学生所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小学毕业生的作业时间都在30分钟以上,甚至有38.2%的中学毕业生作业时间会长达3小时以上;只有29.5%的六年级生可以保证9小时以上的睡眠,而49.2%的初三学子只有7-8小时的睡觉时间。[2]中小学生作业时间过长,睡眠时间不足,自主支配时间不足,总体上课业负担偏重。调查结果与“减负”政策的初衷相背离,可见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并未得到真正的执行,收效甚微。
二、理论基础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路径,源自于美国国会制度对立法者行为的影响,是新制度主义理论的流派之一。首先,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起点是“理性经纪人”假设,认为采取行动的个体是理性的,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身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其次,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认为所有的政治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只有制度才能对现象进行充分的解释和说明。最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坚持以个体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重点,把制度作为解释个体行为的主要变量来增进个体的效用。[3]因此,行动者可以通过对政策的重新设计来完成政策的演化,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减负”政策的运用
(一)“减负”政策中行动者的行为分析
在“减负”政策中,参与政策的主要行动者有三方:教育部、各中小学校、中小学生学生和学生家长。
首先,教育部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和直接的决策者,把握着“减负”政策制定的整体方向和实施细节。教育部希望通过政策的实施,引导和规范各中小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保障学生的睡眠和休息时间,增加学生参与体育锻炼或其他课外活动的时间与机会,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为国家社会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其次,各中小学校作为“减负”政策的执行者,却对政策的决策参与有限,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建议权。随着学历社会的出现,各中小学校基于功利主义,希望通过提高学生成绩为学校获得良好的声誉和稳定的生源。
再次,在校中小学生和家长是“减负”政策实施的直接对象,对政策的决策控制层次最低,只有信息反馈权和极为有限的建议权。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家长受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重文轻商”思想、从众心理等效应的影响,会对学生的施加学习压力。学生与学生之间争夺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都反映了中小学生和家长不顾一切追求优异学习成绩的需求。
教育部和学校、家长三方的行为对今后政策的方向选择和演化具有潜在的激励或者阻碍作用。参与政策的三方都是理性经济人,想要最大程度地寻求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教育部和学校、家长之间存在相反的利益诉求,二者的利益诉求产生了分歧,导致整个政策难以真正执行和落实到位。
(二)行动者的成本收益分析
首先,对教育部来说,自1986年我国实施义务教育以来,义务教育并没有完全得到普及,发展任然不均衡。而1978年恢复高考后出现的应试教育,以及单一的以分数为标准的中考等考评体制的制约,使得教育部所颁发的政策的主体和政策目标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存在不一致性。政策执行之后并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政策发布后往往难以得到真正的实施,教育部循环往复地出台相关政策,成本大,但收效甚微。
其次,以单一分数为标准的中考考评制度和高考制度的双重影响下,更加重了各中小学校升学率攀比现象。考试成绩的优劣成为评价一个学校是否优秀的唯一标准。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给学校带来更多压力。此外,基于学校之间的竞争,“择校热”现象的出现,都对各中小学校的基础教育产生了不良引导。这就导致了中小学校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对执行政策时往往浮于表面,无法做到深入和贯彻实施。
再次,学生家长受望子成龙的传统价值观念、精英主义价值和名校情结的影响,加深了家长为培养孩子而对优质教育资源和高学历的渴求心理。对中小学生来说,部分中小学生基于升学的压力和学校、家长的压力、被迫接受课外作业,参与课外补习,被动的增加自己的学习负担;另一部分学生受到学历社会、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和“高学历门槛式”用人制度的影响,主动增加自己的学习时间与任务。对于中小学生和家长来说,“减负”政策的贯彻执行会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成绩的落后,使得个体利益受损,导致“减负”政策实行愈显困难。
在“减负”政策的执行中,始终存在着政策的理性制约、中小学校、中小学生和家长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之间的矛盾。家长和学生的个体理性的出发点是获得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除了在学校接受教师的教学外,还通过补习等其他行为实现在学习中的最大收益。这样的超额学习虽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与政策相违背,但获得了更大的收益。教育部构建该政策的理性出发点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集体利益,通过政策的实施对所有中小学校的教学进行规范,对中小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进行保障。不能处理好政策与中小学校、中小学生和家长之间利益诉求的矛盾,使得“减负”政策难以行之有效。
四、启示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学派将政策看作是一系列的规则和激励,认为政策是能引导和限制个体行为的机制。只有当政策规定为守法行为提供了一种制度性的保障和激励,对违反政策的行为能够得到严厉的惩罚,才能让中小学校、中小学生和家长在作出行为选择时,充分考虑行为的后果。因此,要使“减负”政策真正行之有效,必须实现政策与各行动者利益之间的平衡。更确切地说,用政策的理性规定和执法行为压制个体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不良行为。因此,“减负”政策的理性制约应该成为个体理性计算行为成本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政策的制定方向必须是针对教育现状的变化对政策目标和问责监管机制进行制定和完善,政策规制的措施必须是能够抑制因个体盲目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违背政策规定的行为。具体地说,也就是如何通过“减负”政策来引导与改进中小学校、中小学生和家长的行为,即如何能够实现政策与各行动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是实现政策规制与个体利益追求二者平衡的关键。所以,在“减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不仅要以政策为引导,更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社会、学校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使政策真正的行之有效。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的关注与需求水平也越来越高,中小学生的“减负”问题依然是当下教育界关注的热点。本文运用理性制度主义的理论为理论视角,对基础教育中“减负”政策进行研究。以“理性经纪人”的基本假设为前提,分析了具有不同偏好的行为者的需要和动机,探究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对不同的行为者的影响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基础教育,“减负”政策,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公共政策分析
参考文献
[1]许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学减负政策研究[J].学术瞭望,2014(12).29-34.
[2]徐志伟.绍兴县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调查研究[J].上海教育科研,2009(10).29-34.
[3]盖伊.彼得斯(B.Guy Peters).理性选择理论与制度理论[G]//何俊志,任军峰,朱德米.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译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7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