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控制（共11篇）
理性控制 篇1
现阶段, 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逐步加深, 高校规模的扩张速度也越来越快, 其功能也出现多样化形式, 高校要在进行教学科研的基础上, 积极展开一些对外投资以及创办企业等各种活动, 经费的来源开始由以往的国家拨款转变到多渠道对资金进行筹集的轨道中来, 资金的使用也涉及到多个方面。在高校的财务管理当中, 财务控制是核心内容, 怎样对高校财务控制体系进行合理优化, 推动财务管理向规范化以及科学化的目标迈进, 以此实现高校的可持续发展, 是现如今各个高校所得不得面对以及予以解决的问题。
一、以创建有效的预算管理制度为基础
(一) 加强预算管理。
高校的预算单位要在思想上树立起“三大”观念, 即大收入、大支出以及大结余。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 高校领导者要积极发挥自身的带头作用, 对预算管理的权威性进行维护;高校要在组织机构和人员的配置上创设预算管理委员会, 并主动设立一些常设工作机构。在任主任的时候, 预算管理委员会要由单位全权负责并配备有着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同时, 要做好数据的收集以及预算整个过程的考核工作。
(二) 实施零基预算, 对编制水平进行提高。
零基预算主要是以“零”为起点对高校的所有业务活动进行观察与分析, 不对高校以往的支出水平进行考虑, 因此, 在实施零基预算法的时候, 要让学校的全体员工共同参与进来, 这就有效去除了一些不合理因素, 对资金的浪费进行了减少, 通过分析成本和效益, 对产出水平进行了提高, 可以让高校中的有限资金向富有成效的项目中靠拢, 对预算编制的主动与创造性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建立有效的预算监督和评价制。
在学校每年的预算年度完成之后, 学校的审计处要依照预算目标审查各个预算单位的财务收支状况, 并向学校预算管理委员会反馈审计结果, 然后再由预算管理委员会依照实际情况做一些奖罚措施, 积极对存在的各种意见提出建议。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把学校各方面的预算管理积极性给充分调动起来。
二、以健全科学的财务风险控制为目的
(一) 勇于树立风险意识。
高校的管理工作者要对学校的建设规模进行科学规划, 认真评审举债项目, 对负责规模进行严格控制;在使用贷款资金的过程当中, 要确保专款专用, 随时跟踪检查并监督资金的使用情况, 正确评价资金的使用效果;高校要注重创设合理的偿债制度, 对还贷资金的来源进行妥善安排, 同时, 要广开财源, 重视资金的积累作用。
(二) 加强收费管理工作。
高校要对国家助学金的贷款制度进行进一步完善, 积极创建大学生信用评价体系, 对贷款学生的诚信教育工作进行加强, 创建助学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 对贷款风险做到最大化地防范以及化解。除此之外, 高校要积极与各个部门进行配合, 对那些长时间拖欠学费的大学生, 可以对其采取延缓毕业的措施, 以形成合理的欠费制约制, 并与财务部门进行配合有效落实清缴工作。
(三) 完善机制控制。
高校要对各级的审批权限进行严格控制, 最大程度的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要把握好特定授权, 注重一些非常规经济事项的批准程序, 这些非常规经济事项包括学校的投资决策以及基建工程项目等。与此同时, 高校要创建有效的检查制度, 对特定经济事项的处理情况进行及时反馈。要对财务控制的内容、程序以及高校内部的财务报告制度进行完善。高校管理者要对财务报告制度予以重视, 从整体上对学校的经济情况进行把握, 对财务信息进行及时掌握, 从而增强学校财务管理的针对性。
(四) 创建适当的预警机制。
高校的财务部门要对财务分析和财务评价工作予以重视, 要对学校中的各种财务指标设置警戒线, 如果超过了警戒线, 学校相关部门特别注意, 并对风险发生的具体原因进行分析, 积极采取科学的措施进行解决。同时, 高校的财务管理人员要做好分析财务风险的预警报告, 以便为高校的科学建设提供良好的依据。
(五) 通过各种渠道增加收入。
高校要从自身的资源出发, 对融资渠道进行畅通, 通过各种方式使收入进行增加, 对高校后勤的社会功能进行提升, 切实增加产业收入, 同时, 要积极对自身的科研实力进行增强, 尽量把科研转变成一定的生产力。
三、以完善高校内部的审计工作为效能
(一) 发挥审计的各项职能。
高校要在审计领域中进行拓宽, 在审计工作上要重点对学校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查, 注重运用管理和经济效益的审计。在技术上要侧重系统导向以及风险导向两种审计。在方式上要把握好事中审查以及事前控制两种方式。
(二) 提高审计队伍的建设水平。
要对设计队伍的知识、能力以及年龄等结构进行优化, 要对审计人员的选拔任用机制进行健全, 实施公开公正、择优进取以及公平竞争的方式。要对设计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加强, 以多元化手段对其进行专业培训。同时, 要构建科学的财务评价体系, 积极促进高校自身对财务管理进行加强, 优化资源配置, 实现高校的良性自我发展。
四、结语
高校财务控制体系的优化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它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工作, 对各校各个方面的财务行为都有涉及。因此, 高校必须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 依照国家的法律规定, 科学合理的对财务控制体系进行优化, 注重实施绩效考评工作, 大力提高学校全体工作人员的财务控制意识, 积极对高校的科研和经营活动进行规范, 尽可能地把经济行为融入到科学管理的轨道中来, 只有这样, 高校的财务控制体系才能与社会的发展以及高校全面提升的需求相适应。
摘要：在当前的高校财务管理当中, 财务控制是核心内容。对高校财务控制体系进行优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它可以对财务管理水平进行提高, 以此促进高校的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就对高校财务控制体系优化做一些理性分析, 以期能够对高校财务管理的提升有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高校,财务控制体系,优化,理性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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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兆岭.浅析财务控制视角下集团财务人员委派制[J].中国商界 (上半月) , 2013 (01)
[3]戴新明.全面预算管理下高校财务控制有效策略分析[J].当代经济, 2013 (03)
理性控制 篇2
教育价值观：追求科技理性或以之作为罗盘来引导教育思想,作为标杆来衡量教育理论的价值,强调“控制”、“效率”的中心地位,强化一种现代科学十分青睐的确定性、普适性、控制性的教育模式。
价值取向评价：在“科技理性”下,人们追求控制,追求效率，学生的存在价值被严重忽视。“科技理性”这种价值取向忽略了人的行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忽略了活动过程本身的价值
实践理性，是建立在对意义的‘一致性解释’的基础上、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理解环境的人类的基本理性，其核心是“理解”，它注重人与世界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教育价值观：与“科技理性”相比,在“实践理性”下,人们对学生阶段的定位有所变化。学生不再只是受控制的对象,其主体性得到了较大的尊重和提升,实践理性比较注重发挥学生的主动性。
价值取向评价：学生在理解具体情境过程中参与课程创设,在实践中丰富自身经验,获得对自身价值的理解，这就极大地提高了学生阶段的存在价值。但是, “实践理性”阶段学生只是被部分地理解而不是全部内容,本真内涵与意义只是被或真或假、或是或非地不清晰地理解,没有如其本来面目地理解而达到其“应然”状态。
解放理性，是人类对“解放”和“权力赋予”的基本理性。是通过对社会构建的批判性分析与研究而形成自主的行为，兼具自主与责任双重属性，其核心是对主体给予“权利”。教育价值观：在“解放理性”下, 课程失去了普适性、确定性、控制性、线性和序列性等现代主义课程的特征,而更加突出其非确定性,非线性和多元概览等特性,教师与儿童真正成为课程的主体。学生通过人类社会的社会结构的可靠性,批判性的洞察而从事自主行动。
价值取向评价：学生不再是被动地充当媒介和桥梁,不再是“教师工人们”工具,原料,被加工品和容器。在此理性下,学生的主体性 , 创生性在教育情境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 他们通过对课程的自我创生与理解, 是自主、生长与独立 , 是自身的释放与解放。
当前，我国中小学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应在教育目的上坚持以人的发展为本，在教育目标上追求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在课程设计上彰显人本化、个性化，在课程文化上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在课程内容上实现现代化、综合化、生活化，在课程实施上以科学探究为核心，在课程评价上体现多元化。为了满足学生发展的不同需要以及社会和科学技术发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借鉴发达国家的科学课程设计经验，根据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和区域性发展的特点，中小学科学教育课程应是多形式的结构，强调灵活性、多样性和选择性。
当前正在实施的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确立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价值目标，强调学生对知识的探索和体验，提倡研究性学习和探究能力的培养，设立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管理机制，还特设了研究性学习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注重学校和教师自主开发课程和组织课程实施。对学生的评价不再仅仅看学习成绩和分数，而是强调终结性评价和形成性评价有机结合。这体现了课程实施取向的深刻变化，由过去单一的忠实取向向相互调适取向和创生取向转变。
行为目标价值取向：本质上是受“科技理性”的支配，体现了“唯科学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它以对行为的有效控制为核心。
行为目标所体现的唯科学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有很大的缺陷
使得把课程开发、教学设计、人的学习过程之间的有机联系割裂开，使得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的创造性、人的学习的主体性则被泯灭了
生成性目标价值取向：对实践理性的追求。
强调学生、教师与教育情境的交互作用中不断产生出课程与教学的目标。
表现性目标价值取向：是对解放理性的追求
价值：强调学生个性发展与创造，自主性和主体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指向人的自由和解放
三种取向的比较及启示
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相互适应取向，课程创生取向的关系：(281-282页)
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相互适应取向，课程创生取向共成一“连续体”，连续体的一端是计划的课程，对应着课程实施的忠实取向、另一端是创生的课程，对应着课程创生取向、中间是修改的课程，对应着课程实施的相互适应取向、三种取向是包容与超越的关系：相互适应取向是对忠实取向的超越，课程创生取向是对相互适应取向以及忠实取向的超越、课程实施研究从忠实取向经相互适应取向发展到课程创生取向，反映了人们对课程变革的本质的认识不断深化。
如何评价课程实施的三种取向(282-283页)
(1)三种取向各有其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们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课程实施的本质。忠实取向强化了课程政策制定者和课程专家在课程变革中的作用；课程创生取向把处于具体教育情境中的教师和学生在课程开发，课程创造中的主体性解放出来；相互适应取向把外部专家所开发的课程与对这种课程产生影响的学校情境，社区情境的因素均予以考虑。所以，三种取向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2)三种取向各有其局限性。忠实取向把课程变革视为线性地实施预定的课程计划的过程，使课程变革成为一个机械的、技术化的程序，抹杀了课程变革的直接参与者——教师和学生的主体价值、相互适应取向带有折衷主义色彩，它在兼具其它两种取向的优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具有它们的局限性、课程创生取向具有浓厚了理想色彩，它要求教师要根据具体情境的特殊需要创造自己的课程，要求学生也应成为课程的主体，由于对实践界的要求太高，它的推行范围也就很有限。
(3)从忠实取向到相互适应取向，再到课程创生取向，意味着课程变革中从追求“技术理性”到追求“实践理性”，再到追求“解放理性”，这体现了课程变革的发展方向。
从课程实施三种取向之关系看我国课程改革(283-284页)
课程实施的三种取向为我国的课程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1)应把课程实施研究纳入课程变革之中，使之成为课程变革这个系统的有机构成(2)课程变革应将具体教育情境和社区情境的因素纳入自身之中，相应地，课程变革政策应具有变通性(3)课程变革必须最大限度地弘扬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参与精神，这是课程变革成败的关键。
从影响课程实施的基本因素看我国当前课程变革中存在的问题(293页)
(1)一项课程变革计划能否得到成功实施，取决于该课程变革计划本身的特征，学校的特征，学区的特征，外部环境的特征四类因素间交互作用的状态与水平。
(2)课程实施取得成功的基本条件是：①四类因素缺一不可；②四类因素间交互作用的状态和水平是理想的，即是说四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其动态作用能够产生合力。
理性控制 篇3
关键词:有限理性;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管理
中图分类号:C9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136(2009)30-0030-04
经济学作为一门关于“选择”的科学,认为在“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的“经济人”理性之上可以就稀缺的资源做出最优的配置,这种“经济人”理性后被运用到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领域,形成了在完全理性之下最佳决策的目标。然而,决策时客观存在的种种限制使得人们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达到“最优”,只能实现相对“满意”。因此,“有限理性”理论在松动完全理性的假设前提之下产生出来了。而且,与理性决策相比,有限理性决策更具现实性和动态性,对实际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有限理性决策过程模型一经西蒙创立就迅速在各实际管理工作领域中得到推广。本文针对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管理领域的有限理性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1有限理性理论
有限理性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西蒙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状态,即人是有限理性的。决策者无法寻找到全部备选方案,也无法完全预测全部备选方案的后果,还不具有一套明确的、完全一致的偏好体系,以使它能在多种多样的决策环境中选择最优的决策方案。因此,由于知识的不完备性、预见的困难、选择范围有限、时效局限造成了决策都是在有限理性的(非理想状态)的基础上进行的,并且决策是一个动态过程。而进一步就决策方案的执行活动来说,其具体实施过程中,实际上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决策。因此,决策贯穿于管理活动的始终,也贯穿于管理对象的日常行为中。
有限理性理论强调,有关决策的合理性理论必须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及其相互影响的限制。从而所探讨的应当是有限的理性,而不是全知全能的理性;应当是过程合理性,而不是本质合理性;所考虑的人类选择机制应当是有限理性的适应机制,而不是完全理性的最优机制。
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的不完备性使决策者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理性决策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备有关决策项目约束条件的完备知识和周密计算的能力。然而,实际情况是,决策者往往不可能获得一项决策的价值、知识及有关行为的所有必要信息,从而在约束条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决策者亦根本无力进行必须的计算。
(2)信息搜寻行为的有效性有限。一方面,决策者进行方案或战略搜寻的时候,受到行为目的,所得到信息的实质和先后秩序的影响。导致其搜寻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穷尽的。而另一方面,决策者的信息搜寻行为还将受到主体选择性注意的影响。事实上,决策者都带着一种对问题先入为主的印象行动,过去的知识经验、习惯等往往会影响到主体的选择性感知。在他们试图构架一个问题的客观模式时,主观的考虑常常渗入分析之中。当他们取得信息时,他们是有选择的,有的加以重视,有的遭到忽略。再者,条条框框的制度性因素也对决策者搜寻信息的有效性产生影响。
(3)众多决策结果往往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决策者在决策之前往往仅仅具备有关备选方案的不完全信息,并不能进行全部备选方案的搜索。所以说,决策者根据有限信息在各种备选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预期结果并不具有确定性,确切地说,决策者所知道的只能是采取某一行动后各种可能结果出现的概率,而不能对备选方案及影响目标达成的情况甚为明了。那么行动的结果就不可能与期望相一致。决策后的惊讶可能是喜悦的,也可能是沮丧的,这是决策自身的特点。
(4)决策者的注意广度和知识范围限制了价值偏好和目标认同,导致一些决策可能是凭直觉做出的。情感、人格等因素可能强烈地影响决策者的注意力以及决策的过程和选择的结果,从而导致主体做出非理性的决定。如,决策者常偏爱那些表明向题能处于控制之中的信息,而不喜欢那些表明他控制不了的信息。而且,事实证明,行为主体很难始终保持完全一致的价值偏好。所以说,决策的不确定性不仅是外生给定的自然界的不确定性,而且亦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内生地的社会不确定性。
(5)满意决策。决策者没有一个能度量的效用函数,从而也不是对效用函数求极大化,而只有一个可调节的欲望水平,这个欲望水平受决策者的理论和经验知识、搜索方案的难易、决策者的个性特征(如固执性)等因素调节,以此来决定方案的选定和搜索过程的结束,从而获得问题的满意解决。因此“管理人”之所以接受足够好的解,并不是因为他宁劣勿优,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根本不可能获得最优解。通常的情况是,决策者不得不以近似来代替精确。换言之,决策者往往倾向于将问题情境尽量加以简化,用一个小得多的问题空间去替代真实的问题空间,使前者在某种意义上近似于实际。这是一个寻求满意式的程序,决策者以有关环境的信息为依据,按照现实情况调整欲望水平。这样的调节机制与理性过程并不相符。
由此可见,有限理性假说认为,人在进行任何有目的的行为决策时,因其表现出的主观、客观的依赖性,从而并不一定能搜寻到所有可能的方案,以及详尽的有关方案及后果的信息。人的这种生理与心理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从而表现出个体行为的流动性,或者说是动态调整性。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管理工作处于摸索和开拓并存时期,从这个角度来看,和有限理性决策过程模型所强调的“动态”和“过程”十分合拍,其具有运用此模型的基础和前提。
2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管理的特点及限制因素分析
2.1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管理的特点
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管理的对象,是整体公共应急预警机制的控制环节和控制过程,说到底还是人。正如西蒙所指出的那样,人的行为和决策总是时时处处会受到外部因素(如时间、信息、技术等)的限制,同时,也会受到作为信息收集者及问题解决者的人本身条件的限制。理想化的管理决策条件是不存在的,理想化的评估管理指标体系更是难以做到。
我们从实际工作中觉察到公共危机控制工作的特点决定了对其行动方案效果评价的困难性,因为:
(1)公共危机控制的产出多为无形产品,即检查、督促、落实、反馈等服务性质较强的活动,具有无形性,不可储存性且只能通过提供者和接受者互动过程来实现等特点。因此,对危机控制部门实行评估需要有前提条件,包括职能的科学定位和理顺管理体制。
(2)公共危机控制的输出形式具有非商品性特点,不能用货币价格来反映其生產机会成本。这就带来了对其产出在数量上进行正确测量的技术难度。从而评估指标中非量化综合因素占重要地位;评估的目标是多元、多重的;控制绩效标准确定困难。
(3)公共危机控制的成效要通过一定的环节和过程才能体现,在这些环节和过程中,通常要受到公共机构内方方面面的影响。如,公共卫生危机控制中,同样的监控方案在不同科室、不同病人中会产生不同效果。这些间接的管理产出对医疗终末质量的贡献程度很难度量。
因此,公共危机控制方案的效果评价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或者说,在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应用中,必须充分考虑到人的种种局限性和环境因素的局限性,用有限理性规律来指导评估管理工作。
2.2评估管理工作中的限制因素
2.2.1评估管理受整个公共危机控制环境的影响
能否建立全面实用的评估指标体系受到整个公共管理水平的限制。而目前评估管理的宏观环境并不健全,主要原因在于评估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关于公共危机评估虽然在其他法律、法规中有所涉及,目前尚无一部独立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各利益主体的评估行为,所以应加快立法步伐,才能从根本上规范评估行为。
此外,现有公共危机控制需求趋势也是制约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健全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世界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管理同样面临全球化的挑战。评估急需的指标可能正是反映控制能力的紧缺项目,而已有的花大气力设计的指标可能又是为控制能力环境所淘汰的。如对控制技术操作现场工作的评估,就需要不断地结合新技术新方法来选择与时俱进的评估指标。
2.2.2评估管理受组织环境因素的制约
公共危机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应用工作不单只是具体评估管理活动组织部门的职责,同时也是一级行政机关或公共部门领导者和管理者的职责。因此,领导是否投入精力组织和指导,以及投入的程度都势必成为影响评估管理工作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直接影响各相关部门是否能分别履行各自职能,相互协调,密切配合,充分发挥各方面优势。
此外,相关管理者的综合素养,管理意识和管理水平等因素对于当地危机控制能力评估管理工作也有着直接影响。管理者是评估管理活动实施的主体,是关键的执行者,只有管理者准确理解和执行了公共危机评估规定,真正承担起了公共危机评估者的责任,公共危机评估才能朝预想的方向前进。
同时,地方的综合实力与行政组织文化及其制度建设等都对于完善和发展评估管理指标体系以及调动评估人员积极性的发挥有着重要作用。从精神层、制度层、物质层影响具体评估管理活动的途径和策略。
2.2.3评估管理受评估主体的局限
依据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管理是由人来进行的,难免受到评估主体知识、能力、价值观和感情因素的影响。同时,面对不断变化和创新的市场,评估指标体系需要创建新的模式和流程来培养评估者敏锐的观察能力、高效的工作能力和全面的竞争能力,这就向评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且,当前职业后续教育对评估管理行业显得尤为重要。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评估机构与评估人员之间没有非常稳定的雇佣关系,往往评估人员都是相关部门临时抽调出来的,从而就评估机构而言很难大量投资,引进新技术,培训评估工作人员。评估人员主要是在工作实践中学习,而这样的学习实质上对于评估人员有帮助的很少。因此,评估机构对评估者的培训缺乏一定规模和制度,更是严重限制了评估机构整体素质的提高。
2.2.4评估管理受评估对象自身素质的限制
地方政府现有的公共危机控制能力的水平和应用状况是实际评估管理工作的重要限制因素。尽管我们需要评估的理想模式作为我们行为的参照,但毕竟我们不可能脱离现实情况在所谓“理想状态”中去追求所谓“最佳”的评估指标体系,去落实评估管理工作实践。所以,在对公共危机控制能力建立指标体系从而进行评估管理的过程中,当时当地被评估机构或人员所具备的素质条件是评估管理设计指标体系的出发点,它将影响着一个具体的评估管理指标体系的适用性。根据不同的需求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评估体系和指标。
2.2.5评估管理受信息因素的限制
评估体系外部和内部的信息沟通,也是影响评估管理的重要因素。当今的社会是信息的社会,产生所谓的“快鱼吃慢鱼”效应。对于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反馈以及处理速度往往能决定一场战役或者战争的胜负,同时也决定了一个行业和一个企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公共危机的评估管理也不例外。一旦相关公共危机控制管理信息不灵,或者不及时,评估管理必然受到很大的掣肘,而网络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更使信息在评估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应用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何提炼有价值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整理,和对于信息的反馈和处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都将直接影响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管理的实效。
3有限理性决策对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管理工作的启示
鉴于以上对公共危机评估管理限制因素的分析,根据有限理性理论,在地方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管理工作中,就需要我们注意制定和贯彻实施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各种工作标准、基准,让评估更好地克服主观因素的干扰,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充分考虑到人和环境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真正把管理的刚性与弹性相结合,切实提高管理的有用性和有效性。
3.1充分认识评估管理中的局限因素
评估管理工作是一项业务性较强的综合性工作,要求评估机关对公共危机控制机构的涉控信息全方位、大容量、多角度地搜索和掌握,要求评估人员依据国家的政策及自身综合知识和素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从多层面对公共危机控制状况、控制行为进行细致的案头分析,逐步审定数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这就要求评估人员应具备较高的政治业务素质。
按照有限理性理论,评估管理过程中往往存在着众多限制因素。为此,管理者必须对此有清醒地认识并给予充分的重视。例如,在控制队伍建设和控制效果评估过程中,往往容易掺杂管理者和评估者这样那样的情感因素和个人动机、个人认知偏好。一方面,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尽量防止和减少个人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也要正视其中的限制因素,容许一定限度内的偏差并有针对性地采取一定辅助方案来弥补,决不能将单方面的考评神圣化。否则就可能出现要么主观随意性太强,要么标准过死、机械僵化等弊病。
同样,也要注意用有限理性的观点来看待被评估部门,正视人的局限性,帮助其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按照有限理性观点,人的决策总是受到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的限制。因此,人的行为不可能十全十美。我们不可能要求公共危机控制单位的管理者是圣人、全人,也不可能要求控制成员不出任何差错。在评估管理政策制定和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兼顾公共需求和人的现实能力。另外,要转变评估管理工作中单纯强调“应急”忽视“训练”的偏向,将控制培训纳入常规性计划项目。通过有计划、持续性的培训项目,改善员工和整个组织的素质,切实提高其控制水平。
3.2落实评估指标的适当性,防止应急预案“纸上谈兵”现象
现行的控制能力评估指标体系是参照危机控制行业内平均值来确定的,实际上是控制机构真实行为标准的一种假设。一般这种评估指标的测算结果,即测评值与危机控制正常值进行比较,也就是说该机构被测算的指标只要处于正常值的合理变动幅度内,就被认为其控制能力真实有效。实际上,评估对象的规模大小,公共危机事件的大小等因素都对“行业峰值”产生较大影响。另外,单凭评估指标测算和评价很难正确判断控制行为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控制机构还经常受到所处的环境、面临的风险、资金的流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局限性,制约着评估工作的效果和开展方向。
按照理性决策标准,评估指标的设计应该遵循优化的原则。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受公共危机事件的数量和性质的限制、危机控制单位现有人才储备和现有资源的限制,以及控制潛能发挥的不确定因素的限制,等等,地方政府在设计评估指标体系时不能单纯追求“优中选优”,而是要注意确定适当的评估标准。一些地方政府缺乏脚踏实地的行政作风,盲目追求评估指标体系“高标准,高级别”,假如在对控制人员评估指标设计中,片面地认为成果越多越好、学历越高越好、职称越高越好,这实际上是在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化状态下追求“理性”的“最佳”决策,从而也就使危机评估管理工作停留在文件或领导的口头上,成为“纸上谈兵”。
3.3辯证统一评估管理中的规范性与灵活性
对于公共危机控制部门而言,其绩效表现在积极履行公共责任的过程中,讲求内部管理与外部效应、数量与质量、经济因素与伦理政治因素、刚性规范与柔性机制相统一,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的公共产出最大化。
因此,在评估管理过程中,往往需要与危机控制单位一起制定年度工作规划。按照理性原则,通常的做法是制定一个最佳的规划方案。这种最佳方案往往做起来难度大,实际结果并不一定“最佳”。按照有限理性原则,决策就从最佳点变为满意区域(见图1)。
图1决策从最佳点变为满意区域图
很明显,工作规划或目标就从一个点变成了一个范围,即需要危机控制单位制定本年度或本考察期间的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由此,不损失评估指标规范性的情况下,在危机评估管理中就加强了弹性。
评估管理的弹性一方面表现为目标任务内部指标之间的可置换性。例如,公共危机控制人员的职称和成绩成就之间的可形成某种换算、控制物资如物品与经费之间的也可形成一定比例的置换等。另一方面,评估管理的弹性还应该体现为评估管理时间上的灵活性和差异性。例如,对于需要持续性控制的控制成效巩固工作来说,需要对控制成效进行跟踪调查,从而可以将年度考核改为两年或三年一考核,给危机控制单位一定的时间冗余度。
3.4注意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相结合
从有限理性理论来看,接受评估的各公共危机控制部门或单位为了达到满意的业绩评价结果,即在“结果理性”的驱使下,可能会采取各种措施来粉饰其工作业绩,以取悦于评价者。也就是说,正是由于评价者只注重其“结果”状态的外在表象,即只注重于“结果理性”,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控制成效、控制硬件达标等数据性评价指标上,而较少运用和分析一些相关的非数据性指标,忽视了整个程序或过程的规范;只强调控制机构“最后做的结果如何”,“是否达到了既定目标”等,而不问其是通过什么程序或采取哪些过程来达到这种结果的,才使得公共危机控制部门在进行危机控制管理过程中,不得不牺牲“程序理性”的要求,去追求“结果理性”以符合有关评估部门的要求。即公共危机控制部门在与有关管理部门的相互博弈过程中,控制机构逐渐地偏向于满足业绩评价者(有关管理部门)的要求,注重一定期间终结状态的结果指标,忽视了对公共危机控制机构成长整个过程的“程序理性”控制,导致了控制机构利益的短期化,而不去追求公共利益的长远发展。
由此,在合理的评估管理工作中,应改变以往只重视考察其“结果”状况而不考察形成结果的程序或过程的做法,消除影响公共危机控制机构不健康成长的诱因。为了引导人们更多地关注“程序理性”,而不仅仅只注重“结果理性”,在建立企业业绩评价体系时,就应该将程序理性与结果理性结合起来,而且更要注重过程的合法、合理性以及科学性。在业绩评价体系的设立中,不能仅依靠数据性指标,还应增加反映控制机构内部管理过程、外部的公众满意度和公共危机控制能力未来发展前景的非数据性指标,建立一种全方位、立体化的,以成长性为核心的评价体系。
3.5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
激励与惩罚对于提高公共危机控制部门的工作绩效具有积极作用。但这首先要取决于评估指标体系是否给公共危机控制部门及人员形成了正确的激励,事实证明,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不仅不会提高控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反而会给他们带来过重的心理负担,降低工作绩效。
另一方面是对评估结果的运用也应有效地形成激励和处罚,强制性考核是常用的方式之一。经验也表明,没有对考核结果实行强制性的比例限制,会削弱绩效管理的作用,形成“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对目标的达成以及结果的应用方面都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在公共危机评估管理体系中,许多地方政府都选择了对考核结果进行强制性的比例分配的考核办法。例如,一些地方政府对危机事件中具体实施控制工作的部门和人员采取“末位淘汰”,对排序较后的部门或人员进行惩罚。不可否认,这种强制性考核的初衷或出发点是好的,它迫使地方政府相关部门主管对公共危机控制部门和人员排出先后顺序,实现所谓的优中更优,从而实现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但是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平衡机制,容易造成心理压力。而此压力一旦超过压力限度,容易激起集体反抗政府评估,要么迫使评估要求降低,要么完全无视评估管理要求,我行我素。而无论哪一种无疑都将严重影响政府威信,得不偿失。
可见,应注意防止评估方式中所包含的激励制度,事实上对危机控制机构和人员可能起到的误导作用。如果评估机制没有将公共危机控制机构和人员的利益与公共需求的长期发展有效的结合起来。就容易导致危机控制部门可能选择易于表现自己成绩的短期行为,而舍弃效益较好,但收效时间长的行为指标,从而不利于公共利益的长远发展。所以说,在有效的公共危机控制能力评估管理体系中应致力于外部的诱导因素以及合理的激励制度的建设。尤其要建立一个长期激励制度,防止控制机构在履行公共危机控制能力中的目标行为短期化,将公共利益与公共危机控制机构或人员的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使公共利益可持续发展和价值最大化成为控制机构和人员的共同目标。
评估管理过程实质上亦是一种控制过程,即在管理系统中通过信息的传递、交换和处理发出指令,调节管理活动,使其稳定地达到既定目标,评估过程要借助于控制体系中的动态反馈来实现。传统的评估信息反馈是在检查工作之后的终末反馈,在对控制突发事件的工作指导方面存在滞后性问题。有限理性评估模型强调信息的过程反馈,通过信息动态和滚动反馈,随时调整评估指标体系,使危机事件的发生曲线分布更趋精确、变化趋势更加清晰、危险因素更切合实际。
可以说,有限理性评估模型的引入,将使公共危机控制工作从单纯的有关规章制度贯彻执行,发展到控制能力多因素分析;从单一的平面式评估管理过渡到立体交叉式评估管理。从根本上对公共危机控制方案的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和完善做到切实根据实际情况作微调处理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进而全面提高公共危机控制能力。
参考文献
1 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11
2 丁 艳.有限理性决策过程模型在医院感染监控体系中的应用及意义.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3(2)
3 张茉楠.从有限理性到适应性理性.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6)
Bounded Rationality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ssesses System of Public Crisis Control
Wang Yanling
Abstract: Bounded Rationality Theory points out that human rationality requested by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model does not exist in reality. Human’s decision-making has double restrictions of external factors and its own conditions. So, it advocates the use of “satisfactory” in place of “the best”. The assessment of public crisis control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various constraints. Practically, we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bounded rational decision-making, and organically combine the rigidity and flexibility in the work of assesses management.
论内部控制规范本原的理性回归 篇4
自企业机制取代市场机制解决了交易成本问题后, 代理 (具体表现为股东大会与董事会之间的信托代理和董事会以下管理层级之间的委托代理) 问题成为困扰企业的一个关键问题。
试图在管理控制上解决这个问题, 内部控制应运而生, 在审计界正式提出内部控制概念之前的漫长的人类历史中, 内部控制思想已经被应用到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中, 管理控制、行为控制手段在内部控制的发展演变中都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张砚、杨雄胜, 2007) 。在内部控制的不同阶段, 管理控制方法表现不同:在内部控制牵制阶段, 方法表现为职务分离、账项核对等;在内部控制制度阶段, 方法表现为会计控制、行政控制;在内部控制结构阶段, 方法表现为内部控制制度评价、组织结构评价等;在整体框架阶段, 方法表现为设立内部审计、内部控制外部化等;在风险管理阶段, 方法表现为风险评估、风险应对等。实际上, 其目的都是试图解决代理成本问题。而这种代理成本的减少又是以一种形式更高级的内部控制成本的增加为代价的。实际上, 在内部控制牵制阶段, 内部控制成本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马克思较早地提出了这一问题。他指出:“在簿记这种职能上, 一方面耗费劳动力, 另一方面耗费劳动资料。”在内部控制制度阶段, 制度成本随之增加。制度成本是指会计制度的设计成本和运行成本之和, 包括制度设计机构在设计会计制度时发生的成本, 企业会计机构在实施制度时发生的成本, 企业其他部门和员工为保证会计制度设计、修订、正常运行等发生的成本 (李殿富, 2002) 。在内部控制结构阶段, 由于内部控制的控制范围向股东大会与董事会拓展, 内部控制成本也随之增加。在整体框架阶段, 人们指出SOX法案404条款执行成本高昂, 间接成本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 (黄京菁, 2005) 。
公司为了解决内部控制成本问题, 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套用现成的内部控制规范, 内部控制规范可以融入公司这一契约联结体当中, 将制度变成管理方法, 同时达到节约内部控制成本的目的。笔者认为, 内部控制规范被大多数公司套用的过程也就是个体节约内部控制成本的过程, 通过这种管理控制方法的社会化、公有化, 内部控制规范得以执行, 这也是内部控制规范的本原, 降低公司内部控制成本应当成为内部控制规范存在的微观基础。然而, 现实的情况是这种管理控制方法的公有化并不能使所有公司都受益, 在内部控制规范作为一项法规强制推行后尤其如此。其原因可能是内部控制规范对组织多样化的协调机制视而不见。
可见, 如果从组织管理的视角看内部控制与内部控制规范, 其演进过程实际上代表着几次机制的替代:在企业机制替代市场机制后, 伴随而来的是代理问题, 企业结合自身的组织形态试图用内部控制制度解决代理问题, 但伴随而来的是内部控制成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由自由主义或权威主义构建一个控制标准供所有企业使用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 这个控制标准就是内部控制规范, 这相当于内部控制规范又替代了微观世界中形态各异的内部控制制度。单从内部控制的组织管理功用上看, 内部控制规范实际上是企业长期无意识演化选择生成的, 是组织机制不断替代的结果, 并且每完成一次替代都意味着一次成本的节约:套用内部控制规范节约了内部控制成本, 施行内部控制制度节约了代理成本, 采用委托代理又节约了交易成本。
二、现行内部控制规范偏离本原的具体表现
1. 某些内部控制目标定位使内部控制规范偏离本职。
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中内部控制的目标包括经营合法合规性、资产安全性和财务报告真实性等。同时, 内部控制规范作为嵌入法律体系的规章具有强制性。笔者认为, 作为管理手段, 内部控制固然有纠错防弊、防止侵吞财产等功用, 但将财务报告真实性、资产安全性、经营合法合规性目标上升到法规层次则偏离了内部控制规范的本职。
从微观层面讲, 履行受托责任、保证财务信息真实可靠是会计人员的天职, 而不是委托人的天职, 更加不是内部控制规范的制定者的天职。同样地, 不贪污、不侵吞国家财产也是作为人民公仆的国企高管的本分, 而不是内部控制者的本分。委托代理之所以存在, 是以假定代理人善恶这一对矛盾中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为前提的。要保证财务报告真实和资产安全应主要从代理人着手, 而不是从委托人着手。也就是说, 内部控制的作用是辅助性的, 是次要的, 是不能做强制性要求的。从宏观层面讲, 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不只是企业自身的事情, 它有着广泛的社会性, 采取宏观监控措施迫使企业合规经营是政府宏观管理的主要职能 (阎达五, 2001) , 内部控制外部化也是发展趋势 (王湛, 2001) 。但是, 若想依靠内部控制规范去打击上市公司作假, 去强制国企高管不贪污, 这又偏离了内部控制规范的本职。
2. 内部控制规范的制度刚性与内部控制规范被广泛运用的初衷相冲突。
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分为共性内部控制制度和特性内部控制制度。共性内部控制制度是指所有企业都适用的一般性内部控制原则、措施、程序等。特性内部控制制度是指适合个别企业的特有内部控制制度 (罗绍德等, 2003) 。共性内部控制制度可以作为公共产品供广大个体使用, 这也是本文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内部控制规范。但中国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上是在借鉴西方惯例并吸取中国理论界意见的基础上形成, 并由政府机构直接颁布的, 而不是从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实践中推导而来的。它是一种通过“逆向生成”的演绎法完成的纯政府模式 (夏云峰等, 2006) 。在执行上, 内部控制规范具有强制性, 而不是供企业自由选用。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 这种制度刚性不利于企业进行“管理权变”, 对某些企业来说, 因为内部控制规范不是作为一般的管理标准供单位自行采用, 而是要上升为法规, 依靠法律的强势地位强制实施。那么, 在这种僵硬的标准下, 大家都去学“标准”和“规范”, 从而培养了大批循规蹈矩但缺乏应有创造能力和工作热情的员工 (杨雄胜, 2006) 。而事实上, 现代社会需要学习型组织, 要求每个员工实行“双环学习”, 即让大家知道组织与自己应该怎么做才合理, 是一种创造性学习, 这就不一定拘泥于现有的规章制度和流程标准 (杨雄胜, 2006) 。这种更高层次的“自控”, 不但超越了传统的“自控”, 更超越了内部控制规范标准这一“他控”。这种内部控制规范在供给上的“强行摊派”而不是市场导向的“各取所需”对内部控制规范的价值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社会来说, 也使得内部控制这种公共产品的外部性由正转负。于是, 内部控制规范得以生存的土壤也将消失殆尽。
3. 内部控制规范对内部控制证据的过度强调造成内部控制的实质被削弱。
内部控制作为一种运行中的管理手段, 更多地依赖一系列的隐形制度, 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基础是非正式的内部控制制度, 即企业文化、企业历史传统、管理理念、员工价值观等隐形的内部控制契约。原本的内部控制目的在于为组织创造效益, 而不在于向外界证明或炫耀本企业的内部控制做得有多好。但由于内部控制规范过高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要求, 事实上强加给内部控制一个对外公关的功能, 并且这种功能日益强化。例如SOX法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法案要求企业必须建立并维护COSO报告所描绘的内部控制。为了保证这一规定的贯彻实行, 公司管理层必须出具内部控制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且须得到注册会计师的鉴证。这样, 对内部控制书面证据的注重超过了对内部控制本身实施效果的注重, 审计和外部监管者的意志居于主导地位。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 保护投资者压力的日益增大, 我国也有朝这方向发展的趋势 (孙芳城, 2008) 。显然, 内部控制规范对内部控制证据的过度注重迫使企业对内部控制“形式重于实质”, 这是与内部控制规范的原意相悖的。
三、对内部控制规范回归本原的思考
1. 集中目标, 让内部控制回归管理控制主业。
对于任何企业来说, 必要的控制手段和控制措施是不可或缺的, 以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 保证企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张宜霞, 2007) 。正是如此, 内部控制规范中内部控制的目标也要集中到管理政策的贯彻执行上来, 并且是建议如何做, 而不是要求如何做。一般而言, 作为强制性的法规主要在“弃恶”上提要求, 而不是去引导“从善”。所以, 那些财务报告真实性、资产安全性、经营合法合规性等目标都可以交给其他财经法纪。内部控制规范则应该在内部控制管理控制方法上为企业提供向导。在这方面, 我们可以借鉴COSO报告的两个观念:一是事先风险控制的观念, 风险控制强调事先防范而不是把风险的后果归咎于内部控制, 这是一种切实的管理控制方法;二是要求评价内部控制的观念, 评价控制与控制应相互结合, 评价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管理的过程。
2. 区分情况, 软化内部控制规范。
所谓区分情况, 是指对内部控制规范自身要分层设计, 而对内部控制规范的施行要分步骤。所谓分层次, 是指对那些有着广泛的社会性、关系公众利益的、需要政府采取宏观监控措施加以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要强制推行, 而对那些公共性不强的内部控制制度, 则以指南的形式发布, 供企业自行采用。所谓分步骤, 是指对一些基本内部控制规范如定岗定员、明确岗位职责、健全财产管理等要先做要求, 而对一些要求较高的内部控制制度如班组核算、责任中心管理、预算管理等要后做要求或先不对基础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的企业要求。这样, 内部控制规范的制度刚性就自然软化, 而其社会效益则会增加。
3. 回归本质, 修订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标准。
彼得·德鲁克说:“管理是一门实践, 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 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内部控制作为管理实践的一部分, 内部控制报告和内部控制评价报告都只是过程, 而管理绩效才是内部控制成就的体现。因此, 笔者认为, 内部控制规范也应该把对内部控制书面证据的关注转移到管理绩效的关注上来,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也应该弱化, 当然, 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也不应该完全取消, 具体该如何确定这个度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罗绍德, 唐群力.企业内部控制的新制度经济学解析.审计与经济研究, 2003;6
[2].阎达五, 杨有红.内部控制框架的构建.会计研究, 2001;2
[3].夏云峰, 金治中.企业内部控制模式的选择.财经科学, 2006;10
[4].张砚, 杨雄胜.内部控制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审计研究, 2007;1
理性的冷静与冷静的理性 篇5
出典独特，曾是古典主义时期建筑师的一时风尚，这种卖弄学问的方式，在现代主义运动中似乎不再时兴。现代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喜爱地中海沿岸的白色塑形建筑，这既是他早期“鸡腿建筑”的始祖，也是其后期怪诞建筑造型的渊源。但这种风格并不是以生僻和独特而引世人瞩目的。他的人体比例图也并非别出心裁之作，古罗马维特鲁威的比例图是他的直接范本。许多在年轻时接受过正规建筑教育的人，学会了一套模仿与再创的本领，由此而打上了古典的或阿拉伯的(哥特式)范式的烙印。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人，也难逃模仿之途，如十七世纪大名鼎鼎的英国建筑大师克里斯多夫·雷恩，就一直保持着根据文字描写来复原古代建筑构图的兴趣。
既然现世的人们，使用的依然是多少年前就成形的语言，既然人们总是熟悉并沉湎于各种各样的修辞、典故与神话，在建筑界的折衷主义似乎就不应被人们深恶而痛绝。《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一书的引言中，理直气壮地引用了狄德罗的一段话：“一个折衷主义者是哲学家，他蔑视偏见、传统、资历、举世公认、权威、以及压制群众意见的任何东西；他敢于独立思考，返回到最清晰的一般原理，检验之，研讨之，并且除了那些通过自己的经验和理性证实的东西以外，一概不予接受。他于是从排除对人的考虑和无偏见地分析过的全部哲学之中，形成了他自己的，他本人特有的一种哲学。”这启蒙祖师爷的话似乎应对建筑中的折衷主义有莫大之善。而同样起源于启蒙运动，并极力推崇理性的现代主义运动，却对学院派折衷主义进行了无情嘲讽。
与十九世纪的折衷主义相比，二十世纪后半期的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似乎堕落到了可以滥用拼贴和杂凑古典片断的地步。《演变》一书的副题标明“一七五○——一九五○年”，显然还未触及后现代主义者们重新装饰、标榜的折衷主义，更遑论令人震惊的解构主义的兴起。也许正因如此，本书给我们这些通过书窗看西洋建筑的人，提供了一个充满理性、道德与进步的图景，给中国的人文主义建筑师们，在知识和道德上，一付启蒙主义的清醒剂。
在建筑界，有许多理论家特别谴责直接模仿，他们很喜欢路易十六时代的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J·F·布隆代尔阐明的经典理论：“古人能教给我们思考，但我们决不要象他们那样思考。”布隆代尔的这一宗旨成为许多人，甚至开业建筑师的符咒：刻板地抄袭古代建筑形式的那些人，仅仅表现他们未能充分地研究这些建筑物创作中的精神。
这种刻意将“抄袭行为”与“创新精神”分开的想法在美学和哲学上表述得很清楚。但建筑师们常常在此限于是非不明的困惑之中，以至于常常彼此指摘对方的作品只是抄袭而没有真正理会经典作品或古典遗产的创造精神。复古主义时期的建筑理论中比较激进的想法几乎都是基于对“那样将会表现出匠人的索然无味的迂腐”的指責。尽管如此，希腊式复古在美国却由于成为民主政体的象征，受到的嘲弄比罗马式复古却少得多。评论家们发自良知的启迪，却受到自己的揶揄。
恰恰在中国，自古即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中九经九轨……”，老老实实承认建筑是“匠人”之事。宋代《营造法式》，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即是召集将作大匠，制订具体的建筑营造案例，小匠们依样造作就是。自从效仿西方，将建筑划归艺术门类，中国建筑界师法历代艺术理论的精华，“从传统中创新”、“神似传统”、“形神兼备”，成为人皆不解其妙的“无法之妙法”。梁思成先生倒是专心致志于中国传统建筑的发掘与整理。五十年代，北京旧城城墙和城楼迫于发展的需要而濒于毁绝，他挥泪痛惜。他的情绪也传染给其学生辈，成为他们的创作和理论中难以取舍的两难。许多展志高远的凤凰，终又栖落于旧日的梧桐。真不若历代的匠人，直接模仿，照葫芦画瓢，来得爽快而真诚。
《演变》一书的作者，英国的彼得·柯林斯采取了比较客观或者说冷静的态度，将现代主义建筑思想追溯到浪漫主义这一源头，这种探讨思想史的方法，比只抓住工业革命的新生鳞爪而论现代设计的巨龙要全面、丰富而合理得多。这样，也给现代运动提供了演进场景，而不只是描画主角。
现代建筑设计思想中的功能主义，有许多不同来源的比拟。将建筑比拟于生物，应该追溯到一七五○年前后的植物学研究成果，到后来“有机的”不再只被看作是“动的生命”的性质，而被主要当作根植于特定地点的生命的性质，所以植物和内脏的不对称，被认为是有机构造的特征了。这种“有机的”概念，基本上被美国现代建筑大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吸收作为他们的建筑原则。
但是，与“生物学”同时产生的“形态学”提出了一个实际上贯穿现代功能主义发展始终的问题：是“形式追随功能”，还是“功能追随形式”？十八世纪中叶的哲学家们将美学与心理学挂上钩之后，“灵感”或“天才”就成为人们争相谈论的重要话题。在建筑界和其他艺术领域都在呼唤天才；呼唤天才创造天才的“形式”，天才地解决“功能”；呼唤天才“创造性地解决传统的问题”。这就不仅回避了“形式与功能”谁先谁后的疑问，而且将一种存在天才的理想灌输到教育体制中。与此相伴的还有一个概念是“进化”。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比拉马克的“环境决定论”，更为强调形式的变化的偶然性和任意性。所以给“形式追随功能”提供了生物学进化论的支持。但是赫伯特·斯宾塞主张“功能追随形式”论，而美国早期现代大师路易斯·沙利文尽管以“形式追随功能”这一名言名扬现代建筑学界，却实际上受斯宾塞影响甚钜，在他的作品中极尽装饰与形式之能事。正因为沙利文“名不符实”，世界上案追其老底者甚众。比拟于生物的建筑学在二十世纪中期遭到了彻底的怀疑，这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怀疑是一致的。而建筑学的美学评价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比拟于机械，在勒·柯布西埃的《走向新建筑》中是最狂热不过了。这也许正如P·W·布里奇曼在《现代物理的逻辑》一书中说到的：“许多人将发觉自己有一种对机械解释的渴望，这种渴望象‘原罪’一样持续存在。”尽管现代主义在今日似乎已经过时，尽管流行于发达国家的高技派建筑可以有多种标榜，却无法否认布里奇曼所称的“原罪”的诱惑。
比拟于烹调，是基于一种非常超然的态度来对待理性原则的。这种比拟将建筑与朴素的、平常的、简单的房子分开来，显然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对于品味的奢华追求。反过来，柯林斯实际上冷峻而客观地指出了建筑界或艺术界的困惑：“不论抱负如何，大多数艺术家命中注定要成为执行者，他们以或多或少的敏感和适应性，改编和重现他人创造的基本想法。然而，所有的青年建筑师却把自己当作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因为我们建筑教育的整个体系都是特意创办成赋予他们这个想法的。”作者作为英国人，不无自嘲地谈到盎格鲁—撒克逊的烹调也是众所周知的恶劣。因为坏吃食和坏建筑都是从同一哲学弊病而来的。我们应该公正一点说，这个坏哲学恐怕还是来自法国。
比拟于语言的理论，有其久远的渊源，而真正能看到语言学应用于建筑学时，是那些活泼的、乡土的建筑的价值得到肯定的时候。在《演变》一书未触及的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的多元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更是将乡土的、商业的和技术的方言，奉为建筑创作的圭臬。在比较学院气的学者眼中，艺术的风格是与语言的风格一致的。“写作”的概念，包括文法、词汇、句法、隐喻、换喻，等等，经过现代设计思想的二百年演变，时而显，时而隐，到《演变》一书完成的时候，正赶上一场语言学泛滥并进而爆炸——解构的前奏。
理性主义被认为是现代主义建筑无容怀疑的特征。《演变》以明晰的史料，证实了理性主义与土木和军事工程师的亲缘关系。十九世纪的理性主义的定义，包括哥特理性主义和古典理性主义，或者认为建筑是装饰或被装饰的结构物。二十世纪的理性主义仍然称赞工程师美学，称赞结构清晰合理。但鉴于其始祖的理性主义有来自对哥特式的无以复加的赞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像后期理性主义的“只要显得是合乎理性，而实际上并不关心结构和功能的需要”。现代钢筋混凝土的“细腿”支柱，悬挑的梁板，粗野的交接，甚至立面的虚假装饰，也比比皆是，“只要看起来合乎理性”。
公道地说，现代主义建筑在本意上并非能容忍虚假的欺骗，尽管在大师们的手法上也不是没有矫揉做作。现代主义建筑受益于现代文学的最突出的一点是渴望表现真诚。“真诚的方案”、“道德义务”、“无情的坦率”，在在都是对建筑的真诚的竭诚赞语。在拉斯金的《建筑七灯》中的《真实之灯》却将客观的真实与主观的真诚作了区分。只有在贝内戴托·克罗齐的直觉说美学流行以来，真诚才在艺术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真诚具有卢梭的气质。所以理性主义的真诚的建筑师对学院派建筑师怀有深刻的反感。这种真诚甚至诱发了现代建筑教育的改革，德国的包豪斯学校，就是以激进的目标取代了学院派的传统教育方式。真诚孕育了野性和坦率，纵容激情，而贬斥“风格”和古典教养。
然而文學上的真诚，毕竟不同于建筑上的真诚。从拉斯金的《威尼斯之石》对圣马可教堂的诗一般礼赞和文森特·斯卡利对安东尼奥·戈地的怪诞奇诡的巴塞罗拉“卡萨米拉”公寓的称颂，到许许多多其他形式的游记、杂感对建筑的抒情，这些文字游戏对建筑师并无益处。何况，在倾圯的废墟中的叹惋，往往成为催人泪下的绝唱，而建筑的设立，以现代主义的建筑观来看，必须要给建筑的结构、材料、细部构造等等留下地盘。
现代主义的或自古就有的建筑基本元素，在解构主义的建筑观中，都可以舍弃自己无可争辩的地位了。如今名重一时的法国文学评论家雅克·德里达甚至与建筑师屈米一起完成了解构主义的巴黎拉·维莱特公园的设计。建筑与文学作品一样，仅仅成为可以解构的“文本”。此为题外之话，不在《演变》一书关涉之中。
《演变》一书纵越一七五O至一九五O的两百年现代建筑发生发展，由微而盛，正当一九五O年代极盛之时，作者突然搁笔。柯林斯比较明智，没有等到现代建筑走向衰落。我们在本书中，尽管看到了现代运动在极盛之时的一些细微的变化，却没能看到柯林斯先生对七十年代后期有，人居然能宣告现代建筑已经“死亡”的戏剧性变化作出更多的预见和交待，不免有世事恍惚、不可捉摸的唏嘘。不过，让我回到开篇的话题：我们从这两百年的史迹中，依旧看得清哥特理性、古典理性，或甚至更远的古希腊、古罗马的理性脉络，细察之下，也理得清二十世纪中期以后建筑思想演变和发展的隐微。
在思想深处，彼得·柯林斯对巴士底狱革命以来的启蒙理性所张扬的艺术和社会的乌托邦，有着无可奈何的悲哀和严肃的批评，读他的书，时时感受到一种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冷峻。
一九九一年五月于清华园
企业成本控制标准设置的理性思考 篇6
关键词：成本管理,“基准”成本控制标准,“样板”成本控制标准
引言
控制不仅是成本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而且对企业成本管理目标的实现起根本性的保障作用。“控”与“被控”,是需要协调的一组矛盾体。一方面,企业希望员工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实现成本控制的最优化;另一方面,员工则希望能够在企业最低成本限度的要求下轻松完成工作。
市场竞争的现实已经表明,成本优势是企业持续竞争力的构成要素之一,低成本是企业竞争获胜最有力的优势。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通过理性设置成本控制标准,对成本实施有效的控制,有利于企业实现低成本战略,全面提高经济效益与管理水平。理性设置成本控制标准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调动企业员工控制成本的自觉性与积极性,使生产成本能够在和谐的环境下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建立一种基于成本控制效果的激励机制,并通过激励机制与成本控制标准的耦合作用,使员工自愿为降低企业成本而积极采取措施控制成本。
1 基于激励机制的成本控制标准设置
管理控制理论认为,控制标准、评价绩效和纠正偏差是管理控制的三个基本要素。在这三个要素中,控制标准起着关键性作用。因为标准是衡量的尺度,有了标准才能有效地控制,才能对执行结果进行评价,进而纠正偏差。
1.1 激励机制对成本控制标准设置的作用分析
1924-1932年,原籍澳大利亚的美国行为科学家梅澳主持了著名的霍桑实验。他在进行的实验中,希望通过形成“快手”和“慢手”的压力来提高效率。结果发现工人既不会为超额而当“快手”,也不会因完不成定额成为“慢手”。当他们达到他们认为过得去的产量时,就会松懈下来。其原因是生产小组中形成了无形的默契行为规范:即工作不要做的太多,否则就是害人精;工作不要做的太少,否则就是懒惰鬼;不应当告诉监工任何损害同伴的事,否则就是告密者等。工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一是怕标准再度提高;二是怕失业;三是为了保护速度慢的同行。尽管梅澳是从工人生产量角度进行的实验,但是我们不难得到这样的推断:如果对成本控制缺失有效的激励机制,那么员工控制成本的潜力将是难以充分展示的。
现代管理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积极性。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认为员工的积极性既受到绝对报酬的影响,也受到相对报酬的影响。报酬对人们行为的影响,首先取决于人们对报酬公平与否的评价。每个员工不仅会自觉地把自己现在的报酬与过去的报酬进行比较,而且会把自己付出的劳动和所得的报酬与其他人进行比较。如果相当,则认为公平,心理上就会感到满足,否则就认为不公平,心理上就会感觉不平衡,从而降低控制成本的积极性。企业要找到最佳的成本控制标准,则必须采取有效的激励手段,而有效的激励手段必须是符合人类的心理和行为活动的客观规律的。
需要和动机是推动人们行为的原因,也是激励的起点和基础。激励的出发点是满足员工的需求,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员工对精神方面的需求会不断提高。因此,有效的激励机制不是单纯的对员工给予物质奖励,而是注重物质与精神奖励的有机结合。
1.2 双重成本控制标准的设置及其作用机理
上述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企业管理需要成本控制,但是过高或过低成本控制标准都无益于提升企业成本控制效度。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企业在以人为本价值观指导下设置成本控制标准时,应该体现人性化的管理。这种人性化的成本管理,可以通过在企业成本控制系统同时设置双重成本控制标准:即“基准”成本控制标准和“样板”成本控制标准来实现。
所谓“基准”成本控制标准,是根据员工在正常的情况下,在持有认真的工作态度和保持应有的谨慎条件下应该达到的成本水平。设置“基准”成本控制标准的目的,是明确企业成本控制的底线。当员工达到了“基准”成本水平时,他们会产生一定的成就感,在成本控制方面,虽然他们还不是最好的,但是他们至少是合格的或较好的,因此可以获得必要的报酬和成本控制方面的基本奖励。这里所说的“样板”成本控制标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想”成本,它是以企业最近时期最佳的实际成本水平为基础设置的。由于“样板”成本控制标准设置的参数来自于刚刚发生过的实际数据,所以“样板”成本控制标准更具有说服力和约束力。设置“样板”成本控制标准的目的是给出成本控制的高级标准,使员工找到成本控制过程中学习的“榜样”。员工对成本控制的结果越接近“样板”成本控制标准,就越应该获得更多的奖励。而这种奖励不只是较为丰厚的金钱奖励,还应该包括能够反映时代特色的精神方面的奖励。
双重成本控制标准的设置可以产品为对象,也可以作业为对象。通过设置“基准”成本控制标准,使多数员工通过努力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因此而获得应有的基本奖励,有利于满足员工的基本需求和构建和谐企业。但是仅设置“基准”成本这个控制标准是不够的,因为执行这个成本控制标准并不利于使一些员工控制成本的潜能得以充分展示,企业为此可能会丧失一定的利润空间。只有当企业找到了降低成本的最大空间,并按照这个空间范围设置成本控制标准时,才有可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除“基准”成本控制标准以外,企业还应该设置“样板”成本控制标准。有了“样板”成本控制标准,员工就容易找到努力的方向,并为达到“样板”成本控制标准积极采取措施控制成本,以保障自身的需求与愿望。由此可见,在“基准”成本控制标准和“样板”成本控制标准的共同作用下,很容易实现企业利润指标的增长与员工追求目标的和谐与统一。
2 双重成本控制标准的动态管理
无论是“基准”成本控制标准还是“样板”成本控制标准,要使其能够在管理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最关键的是使这些标准的设置能够反映成本控制的现实状况。否则,这些成本控制标准都不会在实践中收到良好的控制效果。前已述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要素价格等因素是经常变动的,基于这种变动,要使双重成本控制标准能够有效发挥管理作用,就必须适时调整成本控制标准,对成本控制标准进行动态管理。
网络技术的应用为企业建立双重成本控制标准和实施成本控制标准的动态管理创造了条件。为此,企业有必要采取以下做法实施双重成本控制标准的动态管理:
首先,凭借计算机网络系统计算准确、提供信息快捷等优势条件,压缩企业成本计算期,将原来按月提供产品或作业成本信息,压缩为按旬(或每10天、周)计算提供成本信息数据,为制定“基准”成本控制标准和“样板”成本控制标准,并实现双重成本控制标准的动态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其次,在旬(或每10天、周)成本计算所提供的信息数据基础上,改进双重成本控制标准,即以当前的生产要素价格和正常生产要素消耗量作为修订上一成本计算期“基准”成本控制标准的参数;以当前的生产要素价格和上一成本计算期最佳的生产要素消耗量,作为修订上一期的“样板”成本控制标准的参数,并结合成本控制绩效的考评分析结果,对上一期双重成本控制标准进行综合修订,以便对下一个成本计算期的成本进行控制,以此来增加成本控制标准的说服力和提高企业控制成本的效力。
最后是考评成本控制绩效,根据考评结果实施必要的物质奖励和精神激励,以满足员工不同层面的需求;同时总结和分析上一期制定成本控制标准的经验与教训,为调整上一期成本控制标准,制定下一期成本控制标准提供依据。
3 结论
第一,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摒弃传统以“第一流的工人”为标准设计的单一的成本控制标准。单一的成本控制标准难以实现人性化的管理,也难以使企业找到最佳的成本控制水平,这不仅容易使企业丧失掉降低成本的最大空间,而且使员工合理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建立双重成本控制标准能够较好地协调“控”与“被控”的矛盾,能够使企业员工通过学习“样板”成本控制标准,最大限度地挖掘降低成本的空间;能够使企业通过“基准”成本控制标准的控制作用,调动员工自觉控制成本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和谐企业的构建。
第二,激励机制对设置成本控制标准起着重要作用。有效的激励能够调动员工控制成本的积极性,展示员工控制成本的真实水平;而企业只有在员工自觉控制成本的状态下,才能发现最佳的成本水平,从而为科学设置成本控制标准提供基础数据。
第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的产品要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生产要素的价格以及消耗量等因素经常发生变化,容易导致传统固定不变的成本控制标准的控制效力丧失殆尽。要有效控制成本,就必须对成本控制标准进行动态管理。适时修订“基准”成本控制标准和“样板”成本控制标准,能够增强成本控制标准的说服力,提高成本控制效力。
第四,网络环境是企业建立双重成本控制标准和实施成本控制标准动态管理机制的基础。离开网络环境的支持,会计信息系统难以及时提供制定“基准”成本控制标准和“样板”成本控制标准的基础数据;也难以适时调整“基准”成本和“样板”成本,从而实现成本控制标准的动态管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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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欧佩玉,王平心.作业基础成本控制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2(1):109-112.
核电厂建设期管理性费用控制浅析 篇7
关键词：核电,管理,费用控制
1 核电厂建设期的管理性费用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核电厂建设项目建设预算编制方法》(NB/T 20024-2010)、《核电厂建设项目费用性质及项目划分导则》(NB/T20023-2010)以及《核电厂建设项目工程其他费用编制规定》(NB/T 20025-2010),核电厂的建设费用分为工程费用、工程其他费用、特殊项目、首炉燃料费、基本/价差预备费、建设期利息、铺地流动资金、建设期可抵扣的增值税等费用项目。但从费用受控、可控的难易程度上来说,以核电投资控制多年从业者的角度,笔者认为又可将建设费用划分为直接的工程费用如征地、补偿、勘察、设计、专项报告编制及评审费、建筑工程、安装工程、设备购置、联合试运转费等可直接作用于工程的费用,项目公司正常运转的费用如财务利息、铺地流动资金、保险、税金、人员薪酬等得用以及在项目管理和公司运营中所必须发生的管理性费用,主要包括会议费、差旅费、办公费、招待费、水电费、宣传费、通讯费、交通费等一系列可控程度较高的费用项目。
2 核电厂建设期管理性费用控制的必要性
目前,国内的核电厂建设一般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由项目法人即项目建设单位,也叫业主单位承担项目的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全面负责项目建设的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安全控制、技术控制以及环境控制。而核电厂的法人对项目建设期管理性费用进行控制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管理性费用的控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相较于直接的工程费用和企业自身的运营成本,一般不需要与合作方进行“讨价还价”,基本上完全受控于建设单位本身,所以在核电厂“漫长”的建设期内,积少成多,将会形成很可观的经济效果。
第二,在国家出台了核电标杆电价后,核电以“电价”倒逼“投资”的局面业已形成,各核电厂的出资方以及业主公司从电厂运营后的经济效益上考虑,都将不得不对项目全面实行愈发严格的投资管控措施,而对管理性费用进行严格的控制对于全面做好项目的投资控制来说所具有的实际和象征意义都不言而喻。
第三,为了适应愈加规范、严厉的项目审计要求,同时考虑到节约资源、能源等因素,建设期的核电厂对管理性费用进行严格控制也势在必行。
3 核电厂建设期管理性费用的特点
众所周知,管理性费用是一系列整体的、全员的、层次分明的、全过程的动态费用项目之和,使得其势必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难以计划,有很大的不可预见性。项目管理和公司经营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在编制计划时,对管理性费用的发生情况很难准确预计,造成会发生很多不可预见的管理性费用,给投资控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2)费用发生零散。单笔费用的额度一般不会很大,但发生的频率却非常高,容易使人员产生惯性思维,常常忽略了对费用发生合理性的判断。
3)由于单笔费用的金额不大,很容易被公司管理层所忽略,从而造成公司在费用管理上产生漏洞,不利于项目整体投资控制目标的实现。
4 核电厂建设单位在管理性控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正是由于核电厂建设期管理性费用具有以上的特点,导致各核电厂在建项目的管理性费用控制均或大或小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领导层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全体员工对于管理性费用的控制缺乏敏感性,成本控制的主人翁意识不足,不能充分履行员工在投资控制过程中的主体职责。
2)企业内部缺乏严格的内控制度和程序。相关部门的岗位分工、职责、权限界限比较模糊,办理费用业务的不相容岗位缺乏相互的分离、制约和监督,审批人员对费用业务的授权方式、程序、权限、责任和相关控制措施的规范性和执行性不强。
3)各专项费用在实际的执行、控制过程中,缺乏明确的依据指标,或者虽然制定了指标依据,但没有完全对照执行,使得已经明确的程序形同虚设,一方面不能较好的履行费用控制职责,另一方面也会对公司提升管理执行力产生不良影响。
4)现行的费用控制程序或制度缺乏灵活性,仅仅是为了“指标”而“指标”,为了“控制”而“控制”,基本没有形成奖励或者“差额分配”制度,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在成本控制方面的主观作用。比如差旅的住宿费设置了一个上限值指标,但没有约定如实际费用在限值以下,两者差额如何处理,如果差额可以一定比例返还个人,那么“人”在费用控制方面的主体作用就会得到更好的体现。
5 加强核电厂建设期管理性费用控制的对策
核电厂建设单位的运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核电工程行使项目管理职责的全过程,但业主公司除了履行项目管理职责的之外,另外一个视角,作为完成意义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有限”公司来讲,不可避免的会发生一些维持公司日常运转所必须的工作业务和费用。因此,为了全面、完整的探讨该项费控问题的解决措施,笔者从“项目管理”和“公司正常运转”的角度分别对核电厂管理性费用控制的方法进行了思考。
本文主要从“公司运营”角度来讲,有五点:1)企业各部门之间配合程度要非常高,高层领导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和支持;2)实行全员全过程全周期的管理性费用控制;3)深化开展管理提升;4)重视管理工作中隐性成本的控制;5)针对专项的管理性费用,建立特定的标准,并形成奖励机制。
6 结语
理性控制 篇8
博弈论是1980年代以来经济学中发展最迅速和影响最大的分支学科。在短短的20年时间里, 博弈论从一种不为一般经济学家知晓的应用数学理论, 一跃变成主流经济学最核心的内容, 成为很多经济学家的基本分析工具和共同语言。但是, 博弈论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 也逐渐暴露出它所隐含的一些问题, 其中对博弈论的发展威胁最大最严重的问题是它的理性基础, 即古典博弈论假设“博弈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
1“完全理性”的困境
“博弈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 这是博弈论的公设, 然而理性人假设却导致了诸多博弈困境, 这些困境主要体现为:
“完全理性”假设:
1)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一个熟知的博弈困境是囚徒博弈。有一天, 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 财物被盗, 警察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了两个犯罪嫌疑人, 甲和乙, 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了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 但是他们都否认曾杀过人, 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 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个人隔离, 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 由警察和他们两个人单独谈话。警察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一年的刑期。但是, 我可以和你们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 我只判你半年的刑期, 但是, 你的同伴要被判十年。如果你拒不坦白, 而你的同伙坦白, 那么你将被判十年的刑期, 而他只判半年的刑期。但是, 如果你们两个人都坦白交代, 那么, 你们都将判五年的刑期。”
众所周知, 这个经典博弈案例的结果是双方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出发, 都选择坦白, 都判五年的刑期。
与囚徒困境类似的案例还有“公共地悲剧”, 囚徒困境与公共地悲剧所反映的是个体的理性行为产生的集体的不合理性行为, 体现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2) 过程理性与结果理性之间的冲突
有这样一个动态博弈———A、B两个人分100元钱。规则规定:A提出方案, B对之进行表决。如果B对A提出的方案表示同意的话, A、B就按照A提出的方案进行分配, 如果B不同意A的方案, 那么A和B均将一无所有。这是一个完全且完美信息动态博弈 (dynamic game with perfect and complete information) 。让我们分析这个过程。
A提出方案时, 他知道B是理性人。B的行为是可被A预测的。A将提出这么一个方案:A和B的所得比例为99.99:0.01, 即给B留1分钱, 而将其余99元9角9分留给自己。此时B面临“同意”和“不同意”的选择:如果B“同意”, B所得为1分钱;如果B“不同意”, 他将一无所得。理性的B将选择“同意”———这个选择是A所能够预测的。
因此在“最后通牒博弈”中, 理性的B只能得到1分钱!而A正是根据B的理性的选择而使自己利益最大。当然这不是实际情况, 有博弈论专家对这个问题进行实验研究 (在经济学中实验研究已成时尚,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尔曼是实验经济学研究的先驱) 。根据宾谟 (K Binmore) , “实验结果呈现多样化, 但是参与人A提出的方案很可能在50:50附近;而对参与人B而言, 如果其分配的数额不少于三分之一, 他将趋向于接受。”
现在, 我们假定B具有某种程度的非理性。他会向A发出威胁“如果你不给我足够的份额, 我将不同意。”A知道B确实不是完全理性的人。A想, 如果不给B足够数额的钱, B将不同意。因此, 在提出分配方案时, A会考虑B的非理性的程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 如果A是理性人, 而B极端非理性, 那么一个可能的分配方案比例将是0.01:99.99。即A得到1分钱, B得到99.99元!
这个例子中, 我们看到, 人的理性程度与其所得是呈反比关系的。在博弈论中理性人是努力使自己的收益最大的人, 而在最后通牒博弈中, 越理性的人得到的利益越低。
理性人假设导致如此多的困境, 而这些困境好多与实际相违背。博弈论想要作为一门科学发展下去, 除了能够用它的理论解释现实世界中的问题, 还要能够对个人或团体作出正确决策有理论指导。而单纯的假设“博弈参与人是理性的”, 显然不能够做到这一点。
2 完全理性的修正———有限理性下的博弈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后, 实验博弈和演化博弈进入博弈论, 实验博弈论用实验研究策略行为的一般原理, 而演化博弈则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引入博弈论, 它假定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的, 由此与此前的假定人是完全理性的古典博弈论形成区别。
有限理性的概念最初是阿罗提出的, 他认为有限理性就是人的行为“既是有意识的理性, 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而“有限理性”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 (Simon) 。西蒙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
有限理性博弈分析的关键是确定博弈主体学习和策略调整的模式, 或者说机制。由于有限博弈主体理性层次的多样性, 使得博弈主体的学习和策略调整的方式和速度相差甚远, 要对有限理性博弈做出有效的分析预测, 必须发展适合分析博弈主体的学习和策略调整过程, 适合分析这种学习和动态调整过程中的稳定性, 必须用不同的机制来模拟博弈主体的策略调整过程。
目前, 采用较多的两种分析机制:一种是理性层次较高、学习能力较快的群体, 其分析机制是“最优反应动态”;而对于理性层次较低、学习能力较差的行为主体, 相应的分析机制是“复制动态过程”。事实上, 不仅不同博弈的博弈主体的理性和学习能力有差异, 需要多种动态机制来模拟, 甚至同一个博弈中的不同博弈主体在理性方面也会有较大差异, 同样需要不同的动态机制来描述和分析。所以, 生物进化中生物性状和行为特征动态变化过程的“复制动态”, 在有限理性博弈分析中正是模拟有限理性博弈主体学习和调整策略过程最主要的动态机制之一, 而生物进化理论所具有的在动态调整过程中恢复或者达到的稳健性均衡———“进化稳定策略”, 恰是有限理性博弈分析中最核心的均衡概念。
正因为上述有限理性博弈分析与生物进化理论的这种关系, 所以这种博弈分析理论也称为“进化博弈论”或“经济学中的进化博弈论”。下面分析这个鹰 (H) —鸽 (D) 进化博弈模型。在一个生态环境中的一群动物, 可以采用两种策略一鹰策略和鸽策略, 围绕着有限的生存资源进行博弈。其中的鸽策略 (D) 是指比较温顺, 面对强敌就逃跑的策略, 而鹰策略 (H) 是指比较强硬, 碰到对手就一直与对方战斗, 直至对方逃跑, 或自己受伤的策略。V代表双方争夺的利益, C是争夺中失败一方的损失。
这个博弈模型的得益矩阵表示如表1:
可以看出, 如果双方都采用鹰策略, 那么双方获胜和失败的概率都是1/2, 因此各自的期望利益都是V—C/2;如果一方采取鹰策略, 另一方采取鸽策略, 则采取鹰策略的一方获得全部的V, 采取鸽策略方得0;如果双方都采用鸽策略, 那么双方能够分享利益或各有一半机会获得利益但没有损失, 因此各有V/2单位得益。
设战略分布已知, 即集体内采取鹰策略的比率为P, 采取鸽策略的比率为1-P, 则采取鹰策略的个体的期望收益为:EU (H) =p (V-C) /2+ (1-p) V;采取鸽策略的个体的期望收益为:EU (D) =p (1-p) V/2。
当V>C时, 无论P为多少, EU (H) >EU (D) , 因而鹰策略为支配策略, 所有个体均会采取鹰策略。这也是惟一的一个纳什均衡, 但它不是帕累托最优的均衡, 类似于囚徒困境。
当v<C时, 情况要视P的大小而定:
(1) 当P<P﹡时, EU (H) >EU (D) , 采取鹰策略者将获得更高收益, 采取鹰策略的个体数目将会增加;
(2) 当P>P﹡时, EUH<EUD, 采取鸽策略者将获得更高收益, 采取鸽策略的个体数目将会增加。
这里, P﹡为稳定地采取鹰策略的个体占总体的比例, 可以证明P﹡=V/C。所以, 当我们从最佳响应动力的角度出发, 社会中的策略分布无论从哪一点出发, 采取鹰策略的个体比率最终都将收敛到P﹡上来, 从这个意义上说, P﹡具有进化稳定性。
上述进化博弈分析方法, 可用来分析由有限理性博弈主体组成的群体成员的策略筛选、演进, 特别是各个策略在群体成员采用频率、比例意义上的动态稳定性;研究有限理性的博弈主体长期通过学习和模仿调整策略最终会达到的策略频数意义上的均衡及其效率意义;在长期意义上或者对已经延续了相当长时期的问题, 也可用于对相关问题的预测。这种进化博弈分析对完全理性博弈分析的纳什均衡也有一种检验和筛选作用。进化稳定策略是纳什均衡的一个精炼概念, 进化稳定策略必然对应完全理性博弈中的纳什均衡, 包括纯策略纳什均衡和混合策略纳什均衡, 但完全理性博弈的纳什均衡在进化博弈中并不一定是进化稳定策略。更重要的是, 虽然完全理性是唯一的, 但有限理性却有多种情况和层次。对学习速度较快的小群体有限理性博弈主体的动态策略调整, 描述他们的进化博弈过程的有效动态机制主要是“最优反应动态”。而在最优反应动态中还存在各博弈主体究竟是对哪个范围的其他博弈主体的策略进行反应, 是对其他博弈主体的前期策略进行反应还是对过去的平均策略进行反应等的区别。事实上, 进化博弈的动态策略调整机制是很多的, 究竟采用哪种应该根据对具体问题中博弈主体的理性和行为方式的判断而定。
3 结论
由于对理性的假设, 博弈论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引来了诸多的博弈论困境。于是有限理性应运而生, 通过对目前有限理性的发展和现状的分析说明, 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出现给博弈论的发展带来了曙光。“有限理性”的博弈主体往往不能或不会采取完全理性条件下的最优策略。博弈主体间的策略往往是通过学习调整的结果, 而不是一次性选择的结果, 并且即使达到了均衡也可能再次偏离。能够更大程度的反应现实社会人类的文化传承性对于人类做决策的影响。
摘要：“博弈参与人是完全理性的”, 这是古典博弈论的基本假设, 是博弈论发展的理性基础。但是这个假设却产生出一系列博弈困境和悖论。这促使古典博弈理论理性基础的修正-有限理性下的博弈理论诞生。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 是划分古典博弈论和现代博弈论的分水岭。
关键词：博弈,完全理性,有限理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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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非理性”的理性批判 篇9
一、“人”、“理性”、“非理性”
方孔先生提出刑法的本质是人的低级动物性是完全非理性的, “新法学”应该以纯粹理性为基础。既然讲理性、非理性, 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它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既然是谈有关人的事, 我们也有必要弄清楚人是怎么回事。
《现代汉语词典》对人的解释是能制造工具并能熟练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生物学上, 人被分类为人科人属人种, 是一种高级动物。精神层面上, 人被描述为能够使用各种灵魂的概念, 在宗教中这些灵魂被认为与神圣的力量或存在有关。文化人类学上, 人被定义为能够使用语言、具有复杂的社会组织与科技发展的生物, 尤其是能够建立团体与机构来达到互相支持与协助的目的。从人的各种定义我们可以看出, 人首先是一种动物, 具有动物性, 而且这种动物性是人存在的基础, 是与人存在、发展共生共荣的, 这就是我们称人非理性的一面。但是, 人又不单纯是一种动物, 它是一种“高级”的动物, 这里就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理性的东西的存在。
理性指在认识过程中出现的合乎逻辑的思维形式和运用逻辑程序、手段、方法进行认识活动的能力。非理性指逻辑范围内所不能包容的、又在认识过程中发挥有效作用的思维形式和各种心理因素, 它包括直觉、灵感、无意识、情感、意志、信仰等等。
现代社会是理性社会, 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但是正是由于这样的共识的存在, 人们往往忽视了非理性或者说是人的动物性因素的存在及价值。根本上说, 发展中的很多危机是由理性自身的擅变造成的, 在这种理性支配下, 人们将失去信仰和理想, 失去动力与目标, 失去自身的统一, 使人堕落到一个纯粹生物化的层面, 丧失完整意义上的自我。【2】
其实, 理性和非理性作为人的两方面不同特性, 应是作为一个相互协调的统一体的, 其应和谐的共存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不论是理性因素还是非理性因素都是人思维不可缺少的内容, 二者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分离的。柏拉图在《菲德罗篇》中使用了一个比喻, 把灵魂比喻两驾马车, 理性是驾马者, 激情是驯服的马, 欲望是桀骜的马, 说明非理性因素和理性因素关系, 同时也说明二者是不可分割的。事实上, 只要人类存在, 理性因素也好, 非理性因素也罢, 都是不可泯灭的。人的认识过程十分复杂, 并非只有理性、理智和逻辑的因素起作用。情感、意志、欲望和需要等非理性因素, 虽然它们本身不属于人的认识能力, 但是对认识活动发生与终止、对主体能力的发挥与抑制起着重要的作用。
人类的理性和动物性无法断然割裂, 人类的理性是在动物性的基础上孕育成长起来的。人类失去了肉体, 精神也便无从寄托。所以当动物性基础受到削弱和威胁时, 人类的理性会受到更大的削弱和威胁。因此, 人的动物性或者说是非理性的存在是不可少的, 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 或者可以说是合理性的。
二、法学与“理性”、“非理性”
法学和理性、非理性的关系如何呢?是否如方孔先生所言的, “新法学”应以纯粹理性为基础, 完全排斥掉人低级的动物性呢?这个问题, 通过上述对“人”、“理性”、“非理性”以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 我们应该能够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了。
在这里我们先不急看法学, 我们先看一个理性、非理性和管理的关系的例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不是一个非理性主义者, 但在研究决策问题时, 对古典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将理性绝对化倾向的批评却是相当深刻的。西蒙针对绝对理性说提出了著名的“有限理性说”, 他认为人在实际生活中是无法做到绝对的理性的, 我们追求的应是有非理性伴随的相对理性。西蒙的“有限理性说”向当时流行的经济管理理论中的绝对理性说提出了挑战, 在西方经济学界和管理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上面的例子应该说对我们探讨法与理性、非理性的关系是有很多借鉴意义的。其实法的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的非理性, 而法律才是理性演绎的结果。法本身应是包含了理性和非理性的集合, 或者说理性和非理性体现在法的不同方面, 理性和非理性对于法来说是缺一不可的。“法是一种抽象的正义”这一观点的价值就在于:我们一切的关于法的理性其实都是基于“法”的非理性, 就是超乎理性之外的对公正的一种信仰。我们的以“法”为目标的法学研究是以对“法”的确定无疑的接受为前提的, 即我们相信“正义”是值得追求的, 而“正义”则是纯主观的一个东西, 很多时候主观判断的“正义”的理由往往不是理性所能了解的, 因为它包含了太多的感情的、本能的因素在里面。【3】
三、刑法存在的有理性
解决了“人”、“理性”、“非理性”以及法和理性、非理性关系等前提性问题, 我们就能够相对从容的探讨刑法不合理性的相关问题了。对于这个关于刑法概念的逻辑矛盾问题, 笔者在此就不作过多纠缠, 下面笔者将重点就基础不合“理性”、手段不合“理性”亦即犯罪和刑罚两方面进行一定的探讨。
正如方孔先生所言, 犯罪是刑法产生和存在的基础, 是刑法大厦最重要的支柱。但是, 其并不如方孔先生所言的是完全不必要的和不合理的。首先, 关于犯罪与民事不法行为乃至一切“不法”行为有无本质区别, 有无独立存在必要问题。应当承认犯罪是属于不法行为之列的, 不然也不会成为刑法规范的对象。但是, 其他“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完全是无法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提并论的。犯罪因为其不法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一般不法行为, 普通的公众也不会把犯罪和一般的违法行为当做一类事情来看待, 犯罪就具有了其不同于其他一般不法行为的基础。其次, 关于犯罪的动物性即非理性本质问题。方孔先生认为, 人类的动物性, 而不是理性, 乃是犯罪的本质, 乃是犯罪在现实中区别于一般不法的根据, 乃是整个刑法体系存在的基础。但是, 犯罪的产生不完全是所谓的动物性造成, 其实在现实的中很多犯罪同样是基于人的理性分析后得出的选择。而且, 人类的动物性作为犯罪的本质也不是什么不对的, 把一切都放在理性的尺度上去衡量, 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做法。人类有史以来, 刑法一直都是最主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长期稳定存在着, 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而是人类基于长期的理性分析而得出来的结果。
刑罚的本质不仅仅在于惩罚犯罪人, 责任和预防是刑罚本质的两大要素。刑罚, 作为刑法特有的违法责任, 其目的的真正实现以给犯罪人造成一定的痛苦为前提, 只有使犯罪人感受到刑罚的痛苦才能起到改造犯罪人的目的, 即收到特殊预防之效。任何人都难以否认刑罚给犯罪人所造成的痛苦, 而且一般预防也是通过对犯罪人科处一定刑罚来达到警戒或威吓潜在犯罪者之目的。【4】刑罚的强烈的剥夺性, 正是基于犯罪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强烈的为社会所排斥。刑罚的强烈剥夺性之所以表现为肉身性, 是因为对人之为人的基础——肉身进行剥夺, 在剥夺的强烈性方面是其他剥夺方法无可比拟的。但是, 人毕竟是有理性的动物, 这同样体现在刑法方面。人类对犯罪的处罚手段发展、进步, 肢体性的消失, 许多国家对死刑的废除, 轻刑化的趋势等正体现了人类理性的不断发展。“刑罚手段的理性不仅在于给犯罪人施加多么强烈的痛苦, 还在于我们要以同等程度或强度去剥夺他们因犯罪所取得的利益 (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 , 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种经过人类理性思维分析之后的内在利益和价值的对等。”【5】罚金和民事责任的赔偿完全不能等同, 罚金具有民事责任不具有的严厉性, 剥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遵循的原则是不一致的, 比如违法者对剥夺全部财产和民事责任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刑法的文明化趋向并不是刑法消亡的例证, 而应是刑法随时代发展的例证, 应是理性因素在刑法中发展的例证。我们可以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 刑法较之古代社会应有相对地减少, 这是与社会本身相适应的, 但是, 刑法绝不会如有的方孔先生所言消亡, 刑法会在自己的领域保持自己的独立稳定存在。
参考文献
[1]方孔, 实在法原理--第一法哲学沉思录[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2]郑湘娟, 理性和非理性矛盾透视中的“以人为本”[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5年04期。
[3]张栋, 关于法和法律在认识上的几个误区, 山东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J], 2000年05期。
[4]刘畅、莫晓宇, 刑罚的本质的理性探析——兼驳方孔先生的“动物性论”[J], 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2010年04期。
理性的和非理性的 篇10
从柏拉图到十八、十九世纪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在进行政治思维时，总是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出发，他们所建筑的政治理论自然也是以这一假设为基础的。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心理学的迅速发展，一些政治思想家开始用新视角来审视政治、研究政治。沃氏便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先驱者之一。他力图把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政治，突破传统政治学的僵化状态。他的研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沃氏以其占有的极其丰富的实证材料以其犀利的笔调揭露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种种弊端。这在本世纪初当大多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把民主奉为福音教义的时候是难能可贵的。沃氏认为，传统的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的民主理论是不科学的。传统政治思想家从这种唯理智论的假设出发往往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寄予假性的期待，从而构造了一些非现实的民主理论。沃氏对这种状况感到非常忧虑，觉得有必要从新角度来阐释西方民主。
沃氏不满于当时民主的运行状况。他看到，虽然在欧美国家，代议制民主被普遍地接受为最好的政府形式，但是人们对代议制民主的实际运行深感失望。美国尽管有很悠久的民主经验，特别是有很稳定的宪法，但没有一个美国人对选举机制感到满意。在英国更是如此。发达国家的城市、财富和能源为其余的国家所渴求，但正是在这些先进国家，选举弊端层出不穷，行贿之风盛行，“高雅”的腐化不断蔓延。资产阶级的各个政党不断地使用各种新的手腕来参与竞选，以获致胜利。人们一般认为，只要不出现导致财富和工业权力的掌握者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的问题，普选可以顺利地进行。实际上，沃氏指出，“在任何现代国家中，如果富人认为为了垄断关税，控制商业，反对没收税款，值得把其收入的三分之一投置于政治，那么不论发明怎样的反腐败行径的法案都无济于阻止政治的腐败”。(同上)又如政党及其政治家为了竞选的胜利，在竞选初高谈民主原则，纷纷许诺把选举权推及妇女，但一俟选举结束，“大多数曾发誓过的人似乎都在竭力避免履行妇女选举权的诺言”。为古典政治思想家所追求的代议民主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弊端，这应是政治学研究的课题。但现在的政治学研究却对之漠然处之。
出现这种状况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现代的政治研究者忽视了对人性的研究。传统政治思想家所进行的研究的唯一形式乃是力图把政治和人性联系起来，而今天这种形式正在消失。过去的思想家，从柏拉图到边沁和密尔都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观，并把这种人性观作为政治沉思的基础。但在现代政治科学中，没有人再这样做了。然而，自从达尔文的人类进化学说发现以来，心理学家对人性的研究已经有了大发展。这极大地影响了教育学和法学，但对政治学并未产生任何影响。沃氏认为，这种把政治和人性研究割裂开来的趋向只会是思想史上一个短暂的阶段。只要政治研究者意识到研究人从来就是和道德科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把政治研究和人性联结起来，那么改变目前政治科学的状况是有可能的。
沃氏虽然主张政治思维必须和人性结合起来，即是说认为有效的政治思维是基于对人性的思考之上的，但他反对那种抽象的人性，即传统思想家的唯理智论或理性主义的人性观。“不管是谁，只要想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基于对人性作用的重新检讨之上，他就必须努力地克服他自己夸大人类理性的倾向。”(第3页)唯理智论的主要内容是，“假设每个人的行动是理智活动过程的产物，人们首先考虑他期望达到的目的，然后计算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同上)例如英国功利主义政治思想家把自己的政治理论建筑在抽象的人性论之上，认为一个人永远根据自我利益而行动；从一个人的一系列行动中可以推知出他所认为的他的利益是什么。沃氏形象地指出了这种抽象的人性的谬误。“实际上，如果我们用电影摄影机和留声机把一个人在平凡的一天里的行动及言谈拍摄和录制下来，而他自己不知道有这件事，那么如果第二天把这一切重新在他面前播放出来，他就会惊奇地发现，几乎没有行动和言谈是对获致目的的手段谨慎研究的结果。当然他也会看到，他的许多行为是半意识地重复的。原先这些行为是有意识的，后来习惯地做这样的行为，现在只是由于习惯的影响才重复这些行为的。但是即使排除所有习惯性行为，他也仍会发现，只有绝少部分行为能够被解释为理智计算的直接结果。如果把他那些导致行动的冲动和情感也录制下来，那么可以发现，情况和那些已导致他的行动的冲动和情感是一样的。”(第5页)换言之，政治行为并非都是理性思考的结果，它往往是政治驱动力和本能的产物。在政治领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个人情感、恐惧、嘲笑和财产欲，就可昭示这一点。例如情感具有非常强烈的先理性或非理性的特征。它对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被用来影响选举活动。沃氏观察到，“选举的策略基本上由各种人为的发明所组成，通过这些人为的发明，可以激起个人的直接感情。候选人被建议不断‘露面亮相’，分发奖品，在群众集会的最后讲几句简短的话——在所有这些情境中，虽然他几乎没有机会形成体现自己长处的合理意见，但提供了许多机会，有助于激起那些出席者的纯粹的本能情爱”。(第10页)一旦当选民的情感被激发起来，选民的行为不再具有理性特征，他投票支持候选人仅仅因为候选人激起了他的情感。
人的冲动、思想和行为是人性与他生于其中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的产物，所以政治环境即政治实体是极其重要的。政治实体刺激人的冲动、影响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一个过程。政治实体首先必须通过人的感觉传达给人。但因为人生活在一个无穷尽的感性知觉流中，拥有无数视觉、听觉和触觉，只有那些他认识到对他具有重要性的行为或思想才能刺激它们。所以任何事物如果要刺激人趋向于冲动或行动，它们必须是可以认识的，或类似于某种已认识的东西。如果由各种事物组成的世界不断地、任意地变更它们的外观，如果任何事物本身或与其它任何东西的相同之处转瞬即逝，那么个人不会被刺激而产生某种冲动或采取某一行动。如果政治家把握了这一过程，他可以制造人为的政治环境或实体使自己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例如，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的政治实体诸如正义、自由、权利等，始终在产生重大影响。尽管产生这些政治实体的环境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已经不存在，但这些政治实体已经被抽象，上升为政治原则，或政治符号，成为人们衡量政治实践的意识的一部分。一旦当政治家在政治实践中使用这些政治实体，总能激发起人们的想像或联想，从而产生某种冲动或行动。
沃氏着重探讨了政党这一现代政治实体。他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随着代议制政府的不断出现，政党已成为最有效的政治实体。政党的发展有可能使政治制度的形式适合于人性的实际情况。因为“在一个现代国家，选民可能有一千万或更多。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像候选人那样出来响应，或像候选人或鼓动家那样竭力坚持某一特别的观点。该一观点可能是对可能的政治问题的反映。但对每个公民来说，由于生活在无限的事物流中，一千万人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作为独立的政治思想或情感的客体而存在，即使每一个人对一个主题只持有一种意见，且终身不变。某些事物被要求更简单且更持久，即某些能被爱和被信赖的事物，某些能在逐次选举中被认同于和以前被爱、被信赖的同一的事物。政党便是这样一种事物”。(第48页)任何一特定政党的产生可归因于审慎的理智推理过程，诚如柏克所说，政党的形成可能是由于一群人组织起来，根据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一特殊原则，共同努力，以促进国家利益。但是，一个政党一经诞生，其命运便取决于人性的各个因素，理性的思考仅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政党基本上是一个名字，如同其他名字一样，当人们听到或看到它时，就会联想起一种形象，有意识地去认识它的意义。像其他名字一样，政党的名字及其无意识的理智联想能够激发起情感反应。所以，政党领袖的职责在于保证：这些无意识的联想要尽可能清楚，要为尽可能多的人所共有，要激发尽可能多、尽可能强烈的情感。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强调作为政党标志的彩色绶带、徽章、衣帽和政党的歌曲等。
政党这一政治实体和政治冲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在广告艺术中清楚地看到。撇开伦理含义不说，广告和政党在方法上说愈来愈具有相似性。商人为了利润，给某一种商品予一个特殊的名字，使人看到这一名字时会联想起某种能够激发起购买欲的东西。同样，“政党候选人，对他的大多数选民来说，初看起来仅仅是标有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名称的一个包裹。这个名称具有色彩和音乐、传统习惯和爱慕的联想。它们一经形成就独立于政党政策而存在”。(第53页)政党候选人代表政党出现在选民面前，选民投票支持他，因为他是政党的提名者，而不是因为他提出的竞选纲领。所以，候选人必须认同于政党政策，他不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他和选民之间隔着一层政党“面具”。正是这一面具激发起选民非理性的感情、冲动，使选民采取有利于政党的行为，即投票选举政党候选人。
基于对具体人性的研究，沃氏得出结论认为，与传统政治思想家所认为的相反，大多数人的政治行为是非理性的，是基于本能和情感之上的。沃氏强调，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不能成为政治社会的基础。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希望在于人类理性的胜利。但是现存西方基于政党制度基础之上的代议政治制度无助于人类理性的胜利。政党候选人利用大众心理，力图摆布大众非理性的下意识的心理给自己创造种种有利的条件，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政客们不是利用大众的理性能力，而是利用大众的非理性的情感和激情，像销售商品一样销售自己。结果造成了西方民主的形式民主和实质不民主。沃氏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直接地宣判了西方选举制度的失败。他描述道：
“在伦敦郡议会的竞选中，我去过一个贫困选区的选举站。我观察到投票结束前半小时里这里发生的一切，此时的选举站极度拥挤，以至于显得有些混乱。就是在这个时刻，我想到了要写这本书。这些人来投票完全是由于双方游说人‘最后召集’的结果。这些选民各自迅速地走进选举站，好像他们是在被一台迅急的、却没有多大功率的机器驱赶着。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是妇女，她们戴着破草帽，脸色苍白，头发凌乱。所有的人都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她们是刚刚放下手里的活被马车、汽车推到这里来的。当时她们很可能正在糊火柴盒、钉扣眼或是正在制作廉价的家具。有些人可能是被从贫民窟里拉出来的。由于那是个星期六的晚上，所以有的人很可能是被从床上叫起来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陌生的环境中都试图装出对他们要选的那个人非常了解的样子，实际上他们在进门时还被人叮嘱过这回要选举的候选人的名字。有几个人那时刚喝多了点酒，其中的一个显然是我自己的支持者，他一把抓住我的脖子试图告诉我一些令人震惊的消息。我急于想赢得竞选的胜利并习惯地认为我已经取胜，但是与此同时我主要想的是这种竞选方式不是一种合适的令人满意的方式。”(第153页)
在沃氏看来，代议制是古典政治思想家根据抽象的人性——人是理性的——逻辑地推演出来的一种制度，虽然经过民主革命，这种制度得到确立。但是事实上，在政治领域，大多数人是非理性的或被迫成为是非理性的，所以这一制度表现出种种不合理性来。如果从大众的实际政治行为来思考政治结构或政治制度，那么必须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结构。无论如何，不能用上述的选举方式选出政府。但如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大众的意见、行为的形成过程，就无法改变这种竞选方式，改善政治制度。沃氏呼吁政治学者要重视对个人的具体人性的研究，包括意见、行为的形成过程，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政治推理上。唯有这样，政治科学才能进步、政治状况才能改善。在《政治中的人性》中，沃氏在这些方面作了一些难能可贵的尝试，为日后的政治学发展创造了一个转折点。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开创了一个政治学研究的新时代。沃氏在该书中提倡政治学要研究具体的人的具体的行为，这对后来的政治行为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马戈利斯说，“奇怪的是，沃拉斯这位英国人，对美国政治学家们比对其英国同仁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一九一O年，劳伦斯·洛厄尔邀请沃氏到哈佛大学讲学，给研究生开设心理学和政治学等课程。在这里，他影响了一大批美国学者，其中有后来成为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洛厄尔和阿瑟·霍尔库珀，还有著名的专栏作家里普曼——他的名作《政治绪论》是在沃氏的直接影响下写就的，另一方面，也使沃氏的思想迅速地在美国传播开来。在美期间，沃氏还同当时美国政治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查尔斯·E·梅里安姆，社会研究新学院创始人之一赫伯特·克罗利也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正如马戈利斯所说，“在《政治中的人性》出现以前，大学里的政治学基本上是建立在道德哲学之上的。政治学理论仅只是对霍布斯、洛克和卢梭这样的伟大思想家的政治观的价值作些评论。在《政治中的人性》出现之后，政治学变得较具行为性，既研究那些伟大政治思想家的观点的经验适切性，也研究其道德价值”。
尽管沃氏较深刻地批评、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政党制度的不合理性，但他并不提倡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只主张作某种程度的改良。另一方面，沃氏主张政治思想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人性之上，提倡政治学应关心具体的人，研究具体的人，这是具有划时代性的，即使是今天，也具有其重大的价值。
论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统一 篇11
1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基本理念
理性源于人类天然禀赋的认识能力,主要指形成概念,进行推理、判断的思维活动能力,属于认识活动中的高级阶段。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理性越来越局限于技术效能。技术理性相对于价值理性获得了进一步的优先地位,具备了工具和技术的特征,于是理性演变为技术理性。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迅猛发展,技术理性随之露出端倪,是对人理性的物化、外化、异化,主要指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等直接的文化知识形态,内容包括人们关于这种文化形态的理性认识观念、文化价值取向及社会心理态度。技术理性是科学技术与理性主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体。技术理性认为,科学技术有助于解决社会生活领域的一切问题,因为它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有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主要是由于科技仍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结局及负面影响,那么,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根本上还是要依靠科技的进一步延展和深化。技术理性的日益彰显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与冲突推上了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舞台。
价值理性作为技术理性的对立面进入人类社会,与技术理性对物质世界的占有和控制欲望、对目的与效率的大力追求不同,价值理性始终体现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和不断反思,具有彻底的批判性,要寻根究底,揭示事物的普遍性和规律,富于怀疑精神,具有明确的目的合理性与终极关怀性,代表着一种与技术理性不一样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立场。
2 技术理性的负面影响及原因分析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指出:“不受价值范导的理性是盲目的,离开理性支持的价值是空虚的。”对理性的倡导若走向极端,则会变成对理性的迷信。由于近代以来技术在社会中取得的物质成就,使技术理性的效果和作用日益强势,从而导致人们在利用技术对自然与社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只预期到了良好的结果,却没有想到将来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导致社会物质生产呈现现代化趋势。然而,伴随着工业化高速发展而随之产生的工业废物、化学农药、放射性元素、噪声和电磁波污染等也在大规模侵蚀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违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各种各样的公害,如酸雨、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多种负面影响。而在新形势下,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地荒漠化增加,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稀有物种迅速减少,自然灾害日益频繁,能源危机及基因技术误用给人类伦理道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滑坡、精神迷惘、诚信缺失、官员腐败等严峻的道德危机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实际上,关键问题在于技术目的的滥用与技术手段的失控。人类在运用技术时,由于目的不明确,缺乏可持续发展理念,只考虑眼前利益,对可能造成负面价值的结果评估不足。然而,这种现象通过对技术理性的精准定位、重新理解、科学利用,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带给社会的是一把双刃剑的作用效果,人们要积极合理地利用技术,同时也要明白,运用技术的失控则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因此,有一些科学技术,倘若运用合理,无疑将会造福人类社会;但如果踏进社会伦理领域,将可能失去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带给社会不可估量的损失。
之所以出现技术运用的失误与技术手段的失控,归根结底,主要是缺乏价值理性对技术理性的制约。技术理性以技术性方式确定功能目标,凸显效率和价值,注定要忽视人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带来价值理性日渐衰微。只有扶正价值理性,使其真正发挥应有功能与作用,促进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达到融合,最终才能解决技术理性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3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统一
任何技术都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具有正能量和负作用,科技负载价值。依据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特征,人们要把技术理性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这就需要使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达到融合统一。
吕乃基教授认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人际关系不乏理性。中国虽然没有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但由于这种理性主要用于人际关系,可称之为人际理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进入制度和文化层面,在某种意义上,人际理性处于核心地位,对人际理性的批判和改革将对现阶段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人际理性把人际关系放在万物万事的第一位,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核心是熟人社会中的权力、官本位。在一定意义上,一切人际关系围绕官形成大大小小的圈层。由熟人与陌生人之分和熟人圈的层次即可见人际理性并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更迭,无论是擅权、弄权,还是篡权,都离不开“权”字。人际理性最终不是为了去认识和发现世界,以提升人性,推进社会,而是为了实用。实用是对集体、整体和熟人社会无原则的维护,在个人层面则各有千秋,为了共同的目标不择手段,引发腐败的滋生。
坚持贯彻辩证性原则。单纯地强调技术理性或价值理性都是片面观点,因为仅仅信奉技术理性,人类会陷入抛弃理想的物性之中;而仅仅固守价值理性,则会由于不顾现实从而丧失前进的动力。仅仅只是从技术理性的角度来看人,将会把人这种高智商、具有思维的高等动物降低为物的标准;而单纯以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窥视人,则必然会把人上升到神的高度,这是我们坚持贯彻辩证性原则进行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坚持倡导主导性原则。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技术理性对人生存意义造成的异化,关键问题在于技术的误用、滥用。人类社会只有不断前进、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直至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才能达到最终的、彻底的、完全的系统性融合。积极倡导主导性原则,不断朝这一发展方向努力奋斗与拼搏前进,才能凝聚合力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