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理性与公众理性

媒体理性与公众理性（精选4篇）

媒体理性与公众理性 篇1

据腾讯公司统计, 目前, 微信用户已超6亿, 覆盖200多个国家。其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和广泛普及, 颠覆了传统的大众传播方式和舆论格局, 迅速成为舆论生成的策源地、思想交锋的主要平台。媒体微信公众号无论怎样竞争和发展, 都不应失去媒体的理性定力。

一、处理好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关系

有人认为, 正面宣传就是说好话, 唱赞歌, 舆论监督就是曝光阴暗面, 两者是对立的。其实无论是正面宣传还是舆论监督, 都要体现一个目的:团结稳定鼓劲。张家港电视台“第一视线”微信公众号推出正面报道时, 唱响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今年3月, “第一视线”推送的《今天起, 全中国都要羡慕死张家港了》, 通过与安徽、广西、浙江等地相比, 小编善用网络语言说新闻, 较好地展示了张家港优良的投资、生态宜居环境, 阅读量达到了4万;《对不起, 我要去张家港了, 别来找我!》, 小编用时下网络流行语, 全面介绍了张家港的人文历史、经济社会、人居环境, 得到了微信粉丝的肯定, 阅读量达到了10000+, 点赞量500多, 两条微信进一步提高了张家港的知名度。在舆论监督时, “第一视线”微信公众号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媒体属性, 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反响, 所以更多地从有助于推动问题解决的角度去引导舆论。“问题疫苗”事件期间, “第一视线”推送的《25种非法疫苗流入24省市, 或致儿童死亡!张家港市卫计委回应了!》实地展示本地冷库疫苗保存现状, 有效助推卫计委稳定人心, 提升公信力;《疫苗, 到底要不要打?》正面回答了百姓心中的疑虑, 对“问题疫苗有什么危害”“能否带孩子去打疫苗”“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打的疫苗有效还是无效”“张家港人到哪里打放心疫苗”等一系列老百姓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解答, 起到了较好的舆论疏导作用。

二、处理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

目前, 张家港各类社会自媒体发展比较快, 据不完全统计有几百个, 这给媒体微信公众号带来了一些压力, 社会类自媒体往往采用各种手段增加阅读量, 媒体公众号应有底线意识, 更多地从提升社会效益的角度处理好“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关系。

“有所不为”就是一些负面热点不报或是审慎报道。微信具有强大社会动员能力, 因此, 在对突发性、群体性等负面热点问题的传播上, 一定要慎之又慎, 观点导向稍有偏颇, 就有可能激化社会矛盾。媒体微信公众号更要树立起责任意识, 守土尽责, 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做好舆论引导工作。今年3月, 张家港一媒体微信公众号推送《张家港出租车司机“干架”快车司机, 什么仇什么怨?》。事实上, 对于快车司机的合法性, 一直存在争议。全国各地类似的事件也有不同程度的呈现, 而在有关部门还没有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之前, 推送此类报道, 不但不能缓解社会矛盾, 反而会引来大量粉丝的留言和围观, 进一步恶化舆论生态, 给实际问题的解决带来被动。

“有所不为”就是没有深入调查的时事热点不报道。为了扩大公众号影响力, 许多媒体公众号都在努力提高新闻的阅读量和点赞数, 但是, 不能在没有采访求证的基础上照搬照抄、发布缺乏依据的内容和数据。今年3月, 张家港一媒体公众号推送的《据说90%的张家港人都没有逃过被“潜”的命运》, 其内容主要是消费投诉类内容的汇总, 与“深圳商报”同日推送的《据说90%的深圳人都没有逃过被“潜”的命运》微信文章内容相似度极高,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夸大事实、混淆视听的负面影响。

“有所为”就是把握民生热点准确到位。在涉及到与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热点问题的报道上, 媒体公众号不能偷换概念, 以防引发对此类问题的变相炒作。“第一视线”公众号推送的《今后不能再建封闭小区了?真相在这里》, 针对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 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 已建成的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 实现内部通道一事, 采访权威人士, 解读了什么是街区制, 为什么要实行街区制, 并回答了网友质疑的把小区道路拿出来真能缓解交通拥堵等问题, 还就目前公众认知上存在的误区进行了详细解答, 较为准确地传递了这一大家关心的民生政策, 消除了大家的疑虑, 起到了引导舆论的作用。

“有所为”就是多关注正能量的社会热点。每个地方的经济建设都有着不同的特色, 需要进行精心策划, 才能更加出彩, 才会有更多关注。通过策划推广这些吸引力、感染力强的内容, 媒体微信号也可以进一步提升影响力。张家港媒体公众号“张家港新闻”和“第一视线”推送的《全国两会传高铁利好, 南沿江定了, 张家港1小时直达迪斯尼、浦东机场》《除了互通, 张家港还要建这几条铁路!交通地位远超周边城市》, 通过对城市交通建设等民生攸关内容的推广宣传, 在新媒体圈放大形成了一种浓郁的对家乡热爱自豪的情怀氛围。

三、处理好人才和内容的关系

小编是公众号的“第一掌门人”, 他能控制内容生产质量, 还能掌控微信公众号的动态引领舆论场。反过来, 在生产优质内容的过程中, 也能提升小编的工作能力, 强化他的媒体责任意识。实践证明, 人才和内容两者是相互依存和促进的。

微信时代的到来, 给广大网友与意见领袖更多发言的机会, 对社会热点话题的关注, 经过微信朋友圈的扩散功能得以病毒式传播, 传播速度与广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目前, “第一视线”微信公众号有11万粉丝, 在实际运营中, 如何来管理、引导好这群庞大的新媒体受众, 我们感到已刻不容缓。对此, “第一视线”由微信专业小编负责每天微信内容的组织生产、严格把关等工作。我们对小编进行了包装, 制作出了形象LOGO, 把她打造成本地微信公众号“一姐”。每天, 由“一姐”来推送发布微信, 不仅为公众号树立了品牌, 还扩大了公众号的影响力。为掌控和强化舆论引导, 我们还有意识地把“一姐”培养成意见领袖, 介入大众传播, 加快了传播速度并扩大了影响。今年3月, 张家港保税区一化工企业发生火灾, 本来很小的一个突发事件, 但通过微信的传播和放大, 吸引了很多网友的围观, 随即出现了环境受到污染等负面舆论。对此, “一姐”在第一时间联系保税区相关部门, 核实情况,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不给谣言以可乘之机。“一姐”整理张家港经济社会发展亮点等文章, 及时推送了《快看, 张家港要在全国出名了》《张家港版〈南山南〉, 把最美的港城唱给你听》等微信, 引导粉丝参与如何更好地保护环境的讨论, 在新媒体圈形成了一种说家乡、爱家乡的氛围。

在实际运营管理中, “一姐”的编辑能力得到了提升, 媒体意识大大增强。今年以来, “第一视线”微信公众号已有6个10000+的头条, 作为一个县域媒体的微信公众号, 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在内容生产过程中, “一姐”更加注重内容的落地和引导, 较好地体现了二次创作的能力和水平。今年清明节期间, 沪宁高速上发生特大车祸, 一些车主占用应急车道, 导致救援受阻。面对这一突发事件, “一姐”在编辑微信时, 没有像其他一些公众号一样就事论事、照搬照抄, 而是独辟蹊径地编辑出了《昨天沪宁高速上发生的车祸, 你想不想知道德国人怎么看?》的微信, 及时发布人员伤亡的权威信息, 并对占用应急车道的行为进行谴责。微信链接了一个德国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后, 司机纷纷为救援车辆让道的视频, 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分析。这条微信一经推出, 阅读量很快就超过了10000+, 微信的广泛传播, 引导了粉丝文明出行的意识, 体现了媒体公众号对这起热点事件的正确导向和认真思考。目前, “第一视线”微信公众号已跻身苏州媒体以及全国县域媒体微信前十名。

时代在变迁, 但媒体作为瞭望者、守望者, 其维护社会良性运行的职责没有变。媒体不管怎样融合, 质疑、求证、核实的本领不能丢, 客观、真实、理性的原则不能忘, 求真、扶正、祛邪的精神不能弃。如果为求关注热衷于打擦边球当“标题党”, 为博眼球不惜出位失格, 为营销甚至碰触道德和法律底线, 即使求得一时的点击量, 也无异于“坑粉”“害粉”, 伤害的是自己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公众舆论的对峙、理性与话语暴力 篇2

一、舆论对峙中的反理性冲动

美国学者格拉瑟和萨蒙说:“也许听起来有点刺耳, 像舆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 舆论不可能是可靠的判断和推理。”[2]这个结论言过其实。公众舆论中有公正、合理的判断, 也有荒谬的断言。同时存在的若干种公众舆论, 正确与错误总是相伴而生, 呈现不同的意见集合。施密特、谢利、巴迪斯在《美国政府与当前政治》一书中认为, “公众舆论不只有一种, 在一个有2.8亿人的国家中 (指美国———本文作者) , 关于某个问题可能有无数的不同意见。公众舆论是成年人口中某部分人所认同的各种态度或信念的集合。”[3]多种信念集合既有观点相近的舆论, 也有态度截然对立的看法, 两极舆论时有反理性的冲动。

公众舆论及其冲突的出现, 标志着大众对社会问题的分歧和信念对立, 是社会层级结构的反映。《美国政府与当前政治》一书认为, “公众舆论告诉人们, 公众在某个问题上的分歧程度以及达成妥协是否可能。如果很大一部分人表达同样的观点, 就是‘存在着一致’。舆论可分为‘一致的舆论’‘分裂的舆论’和‘无倾向的舆论’三种。”[3]“一致的舆论”是民意, “分裂的舆论”是公众舆论, 即若干占25%~60%以下的众意;“无倾向的舆论”是持有不置可否态度的人群。辨别公众舆论不仅看其量度, 由数据确定它的规模, 某种职业、团体、阶层 (阶级) 或某个年龄段的人的共同态度, 都是构成公众舆论的重要因素。

错误的公众舆论依据某些现象进行想象推理, 提出片面、武断的判断, 甚至推崇话语暴力。有些公务员工作拖沓、不作为, 对民众诉求冷漠无情, 少数官员一度“四风”盛行、劣迹斑斑。对这类公务员的惰政和腐败的推演和想象, 难免将一切公务员污名化, 夸大、扭曲了社会图景。正如李普曼所说:“对公众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 应当是认识活动的舞台、舞台上的形象和人对那个形象所做的反应, 构成了一种三角关系。”即“行动的情景, 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 以及对行动的情景中产生想象的反应”。[4]公众舆论一旦包含想象的成分, 就会放大议论的对象, 忽视甚至抵制理性思维。反对提高公务员工资, 正是某些公务员形象不佳导致的结果, 但并非所有公务员都有劣迹。理性的公众舆论尊重事实, 重视推理分析, 冷静张扬自己的意见。大多数中西部和基层公务员的工资甚低, 是不容否定的事实。社会各行各业的工资有高有低, 要和能力、付出和贡献成正比。媒体简单地传播赞成或反对给公务员涨工资, 都没有揭示舆论的理性, 张扬话语暴力有违职业操守。

二、回归公众舆论的理性

在西方, 公众舆论历来以诉诸真理为己任, 如果出现错误只是误传或不知情的结果, 决不会恶意挑唆和辱骂。公众舆论的主体是公众, 公众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的巨大进步, 开辟了表达意见的场所, 打开了民主的天窗。思想启蒙时代从“公众”中引申出的含义就是“理性公民的主体”。随着社会的变迁, 公众意见成为大众意愿的集体发声, 最有力的表达场所就是新闻媒体。今天我们的网络, 远远超过传统媒体的舆论空间, 但许多声音外表浮华, 缺乏内在、缜密的思考, 群骂、攻击、侮辱此起彼伏,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它都违背了公众舆论的本性。

早在中世纪, 阿奎因、马尔密斯布里以及稍后的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就开始强调“公众舆论”的肃穆与求索, “公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也在这一时期流行起来。到17、18世纪, 公众舆论的影响越发强大, 帕斯卡尔、伏尔泰、霍布斯、洛克、休谟甚至莎士比亚和台姆坡等人的著作都强调公众舆论的理性, 要求政府对其尊重。当时的法国总理奈克尔指出, 舆论“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只有傻子、纯理论家、道德哲学学徒才不懂得在他们的政治事业中重视舆论”。[5]贝克对18世纪晚期的法国作出了这样的评述:“比起某种发散的社会学的指示物, ‘公众意见’更像是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建构物。”[6]

公众舆论在欧洲长期的发展中, 同样要经过社会讨论才能形成, 而不是一哄而起的即兴表达。它出现的前提是:1.公众和公民的出现;2.公民有权表达自身的想法;3.公众广泛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4.得到大众媒体的支持和广泛传播;5.人们富有舆论道德, 在讨论中主动放弃不当意见而去认同正确意见。为此, 泰勒写道:“公众意见, 如我们先前所想的, 不是个人意见的集合, 尽管其中一些内容是我们本能认同的。它是经过争论和讨论之后得出的意见, 并且被我们接受为某种常识。”[7]在欧美学者看来, 公众多是“有能力影响政府行为的人群”, “因他们的作用而使政府改变行为”, 或者是“效忠国家者”和“乐于关注新闻和消息的人”。[8]这样的公众及公众舆论是社会文明的标志, 这样的舆论才有矫正政府决策的作用, 大放厥词或网骂是起不到这种效果的。

西方舆论调查表明, 从组织化团体的角度看, 松散的公众与政治层级的公众常常重叠, 构成社会分层的话语背景。在公众之间除了利益纠葛, 还有风俗和刻板印象。任何人想了解公众意见, 必须先了解它的社会层级、利益所在和刻板印象。无论是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公众、主要的和次要的公众, 还是强大和无力的、贤明和愚蠢的公众, 一旦他们的话语践踏了理性, 就会遭到大众的鄙视, 被公众舆论排斥在外, 更不会得到喝彩。以严谨的舆论调查确定公众舆论的类别和想法, 按照理性曲线探索人们的严肃思考, 能够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在消费市场中, 公众舆论调查的应用更为广泛, 从企业、商家、大众传媒到政府的经济部门, 都通过舆论调查获取有价值的见解。遇事不加思考和认真分析, 快意于一阵痛骂, 不可能为社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意见。

三、舆论调查的理性手段

舆论调查作为认识公众意见的途径, 能揭示舆论的种类 (赞成、反对、肯定、否定等) 、数量和诉求, 为研究社会思潮、意见纠纷和商品市场的前景寻求可靠的数据。舆论调查和民意调查通常被视为同一回事, 但严格来说, 舆论调查是为了获取不同众意的指数, 了解所有公众舆论的变量, 而民意调查则专指确认政治事务的民心支持率 (是否达60%以上) 。在使用舆论调查和民意调查这两个概念时, 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二者的区别, 甚至不认为它们有什么差异。但二者使用的态度概念是相同的, 提出调查命题的方式也大体一致。

态度概念和态度命题是再现各种公众舆论的理性手段, 索取人们对调查内容的严肃思考, 把网骂、荒诞不经之类的话语暴力排除在外。任何粗暴语言, 都不符合舆论道德规范, 也无法对社会现象做出深刻、明智的说明, 充其量它只能反映一部分人的真实情绪, 有某种警醒的意义。但由于它远离深刻的理性, 不能让人们对舆论指向有正确的理解。

态度概念作为可测度的词汇, 诸如同意、反对、赞成、希望、满意、不满意等, 能在命题中显示意见的基本倾向。比如, 在“你是否赞成公务员提高工资”这个总命题下, 可拟出一系列分题:“大多数公务员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工作”“当前我国基层或级别较低的公务员收入很低 (正科级4000元副科级3500元科员3000元办事员2000元) ”“部分公务员不能勤政为民、有灰色收入, 不应提高他们的工资”“尽快提高廉洁奉公、务实清廉、工作成效明显、取信于民的公务员工资”……。在这类命题下可列出“完全同意、基本同意、不同意、坚决反对、不置可否”五级概念, 由民众自主选择表达。这类方向性态度命题只要符合实际, 就能测出民众正反意见的人数。

建设性态度命题引导民众对解决社会问题表达主张, 提出建议, 是制定公共政策、破解社会难题的手段。例如, 在“公务员涨工资的前提”这个总命题下, 可列出选项:1.消除官员腐败、严禁灰色收入、勤政廉洁;2.清理公务员队伍, 辞退不合格者;3.精简机构, 裁减冗员, 建立精干的公务员队伍;4.一切公务员要通过公平考试录用;5.公务员收入要见诸阳光, 高级公务员要定期公布财产;6.你认为还应有何种前提……被调查者在“同意项”或“反对项”打钩, 能统计出舆论指向的量度。当公众意见严重分歧时, 他们按照概念表示各自的见解, 就可能显示出不同公众舆论的强弱, 确定调查结果。

在特定的调查题目下, 调查命题的设计者不可能, 也无须囊括所有观察的角度去说明社会问题, 只要列出一套最能说明问题的简明句子, 准确表达人们的认识, 就能获得特定的意见指标。常用的舆论指标有以下几种:1.同意度指标, 表明赞同或反对的级差;2.满意度指标, 指人们对所测问题的满意程度;3.期望值指标, 即人们的愿望和对未来的向往;4.评价度指标, 人们对某一事物或人物的好坏、优劣作出评判, 例如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很差;5.价值指标, 由价值判断表达对事物的看法, 例如极好、较好、利益极大、利益较大、有一定利益、利益较小、没有利益、有害, 等等。

在舆论调查中, 对公众态度概念和命题的陈述, 不仅要符合实际、用语贴切, 而且还要使被调查的民众容易理解。这种科学严谨的理性调查手段, 不仅能培养人们的理性思考, 而且可防止话语暴力进入公众舆论的护栏。

四、舆论声势与舆论调查的误差

在媒体上, 常常看到这样的调查论断:“形成舆论强度”“造成舆论声势……”“强势意见正在转化为民意”。什么是“舆论强度”, 什么又是“舆论声势”?“舆论强度”与“舆论声势”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在舆论调查中如何发现和确定误差?这是舆论调查设计和撰写调查报告的关键问题。

如果对某一社会问题形成民意, 无疑它是强度最大的公众舆论。当对某个问题的民意还没有形成时, 数量最大的公众意见就可能是强势舆论, 显露出高昂的舆论声势。舆论强度不仅包含表达意见的公众数量巨大, 而且态度坚决、呼声强烈, 是由“坚决同意或坚决反对、坚决赞成或极不赞成、非常满意或很不满意”之类的态度概念表达的。少数人即使态度坚定、执拗, 其影响力依然微弱, 不可能形成舆论声势。

舆论声势有三种规模:1.局部规模, 某种意见仅在一个地区 (某个县区或城市) 高涨;2.膨胀性规模, 舆论主体达到成年人口40%~50%的比例, 在多个城市或地区出现;3.全局性规模, 某种意见已接近60%的人赞成, 并在全市、全省甚至全国流传, 很快能发展为民意。大众传媒上常说的“大家认为”“群众一致呼吁”“社会反响强烈”, 都属于这类声势的舆论。舆论调查捕捉、确定不同规模的众意, 常常出现误差, 甚至把少数人竭力喧嚣的意见误认为规模较大的众意。这类“多少颠倒”的现象, 也是舆论非理性的表现, 往往被大众传媒所追捧。

互联网是制造舆论声势与舆论强度最好的媒体, 几千、几万人的帖子和微博发出相同的呼吁, 在大众看来, 似乎是全民的意见, 实际对全国整个人口而言, 不过是微乎其微的少数派。舆论调查或民意测验把握舆论声势的真实“个头”, 借助抽样数据进行概率分析, 才能准确把握它的社会影响。忽视舆论调查的科学抽样, 必然放大可能出现的误差, 对舆论强度与声势的评价难免偷梁换柱, 把少数人的意见误认为是大众的意见。

所有舆论抽样都有误差, 舆论调查机构有时利用误差制造虚假的舆论声势, 媒体若忽略这类误差就会被舆论阴谋所利用。西方严肃的报纸有关民调的报道, “通常会加上一个小边样, 提醒读者注意调查误差, 并解释其含义。电子媒体也常在稿子里提到正负几个百分点的抽样误差。然而, 媒体在承认调查结果必然带有某种不精确时, 通常只用一两条注解来处理, 不如报道调查内容那样显眼”。[9]这类舆论调查报道, 同样让人们忽视舆论调查的误差, 甚至中了少数人极端意见的圈套。在通常情况下, 样本数量足够、类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 调查命题客观准确易懂, 才能把误差降到最低限度。

美国民意协会前任主席及全国民调评议会评议员巴德·罗普曾在十多年前警告说:“在新闻稿中只提到抽样误差这一种, 会让人以为除了抽样误差外, 所有调查结果都是正确无误的。这当然是不对的, 也不是你该让人们产生的印象。许多民调报道现在都在稿子里指出, 抽样误差只是整个调查过程中多重误差之一, 其实, 每一项舆论调查都受制于若干实际执行上的困难。”[10]某些人拒访而造成的误差, 对舆论调查的失真具有关键作用;态度命题从哪个角度向回答者发问, 可能有误导作用。罗普还强调:“许多人会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事情发表意见, 在民主社会中, 他们有权这么做, 这些意见也可能对政治运作过程造成重要影响。然而, 在报道舆论调查结果时, 如果发现调查主题并非大家熟悉的事情, 就要特别小心了。”[10]那些发出语言暴力的人, 对谈论的事情究竟知道多少、知道的是否全面, 这不仅对舆论调查及其报道, 而且对他们本人都是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1]何香久.别让公务员为少数腐败者买单[N].新京报, 2004-03-05.

[2]Theodore Lewis Glasser, Charles T.Salmo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 Guilford Press, 1995:p37.

[3]Steffen W.Scmidt, Mark C.Shelley, Barbara A.Bardes.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Today, Wadsworth, 2004:p198.

[4]Lippmann, W.Public Opinion, Greenbook Publications, LLC, 2010/1922:p15.

[5]Harwood L.Childs, Public opinion:Nature, formation and role, D.Van Nostand Company, Inc, 1965:p26-27.

[6]Baker, K.M.,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172.

[7]Taylor, C.Modes of civil society.Public Culture 3 (1) 1990:109.

[8]Bryce, J.&Bryce, V.Modern Democracies, Kessinger Publishing, /The Maomillan Company, 2004/1921:p31-40.

[9]Lavrakas, Paul J., Holley, J.K., Polling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verage., Newbury Park, Sage, 1991:p189.

网络传播中理性公众舆论的建构 篇3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中把舆论分为公意与众意。众意主要是指公众舆论, 它允许对某一社会问题持有多种态度, 每一种意见都有相当数量的舆论主体。众意主要代表各种小团体、小群体的利益。公众可以划分为各种类型, 因此, 众意是个舆论复合系统。公意主要是指公共舆论, 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意。众意与公意同时并存。根据卢梭的解释, “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卢梭还对公意、众意和团体意志进行了区分, 公意只有通过立法权力, 即定期的人民集会才能表现出来。众意也是全体人的意志, 但是公意和众意可能不一致, 其原因在于公意是从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 而众意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

卢梭认为, 公意作为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而产生的主权者共同体的共同意志, 是全体人民的自由意志的升华, 是主权者意志的真正体现, 它着眼于公共利益, 代表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幸福, 法律、道德、自由都是公意的具体表达。意志通常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意志所指向的一般都是我们自己认为能够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东西。自由意志一般都体现为我们可以自由地进行这种幸福的追求, 但是人作为有道德、理性的社会存在, 这种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单纯只受到欲望的驱使, 只有在理性的指导下, 我们才能真正认清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东西。因此, 共同体的意志是以理性为保障的, 公意若要真正代表能给所有人都带来幸福的普遍利益, 其前提必须是一种理性的意志。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 一种意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公众舆论, 取决于如下标准:该意见是否从公众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中产生;以及组织内部的公共领域与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的交往程度, 而组织外部的公共领域是在传播过程中, 通过大众传媒在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之间形成的。社会舆论都会受到利益的支配, 不同的利害关系使人们对同一种事物具有不同的倾向。于是, 人们根据对自己是否有利或利益多少, 确定事物的是非好坏, 唤起各种热情, 造成不同的公众舆论。如果公众舆论达到或接近60%的人数指标, 说明这种意见正在接近普遍的利益和正确的见解, 它有可能很快转化为民意。因此, 在众意中, 总有一种众意会渐渐占有优势, 发展成为民意, 即从众意发展为公意。

一般舆论是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见解体系, 而理性舆论并不针对具体公共事务作出简单的说明, 而是就现实重大实践问题形成的系统理性意见, 表现为对现实社会规律的一种抽象思维。理性舆论有赖于政府、媒介、公众三者健全的结合机制与互动机制, 它是媒介、政府、公众三者之间博弈的最终目标。人类作为理性的社会存在, 具备一定的思考及较强的分析理解能力, 只有获得大量的、全面的、有说服力的信息, 才能作出明智的判断, 形成或改变态度。因此, 信息公开是传播渠道畅通、打造理性舆论的重要保障和主要方法。这一点在网络媒介崛起的当今社会更具有现实意义。

网络媒体在1998年被联合国新闻委员会称为“第四媒体”之后, 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我国网民数量与日俱增, 网络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可谓一日千里。例如较著名的“南京周久耕事件”, 最开始由猫扑网站独家全面报道, 形成声势浩大的网络舆论, 最后引起了传统媒体的高度关注, 不少报纸和杂志进行了专题报道或深度报道, 这不能不说是网络舆论的“魅力”, 它把本来局限在网络空间的不同利益的“话语表达”从虚拟空间带到了现实社会, 网络舆论经过传统媒体的传播, 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但是也有相反的案例, 信息的扑朔迷离模糊了网络舆论的导向。如2008年末发生在中国文化教育界的所谓的“书画门”事件, 即季羡林先生藏画被盗事件。这一事件在信息海量化的网络媒体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相关主题的网站点击率、博文、帖子数量激增。该事件涉及的相关人员和单位比较复杂, 网友在围绕季羡林书画为什么出现在拍卖市场、谁应该承担责任的问题上争执不休。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大学在发表一篇呼唤理性舆论的声明之后, 对于事件的进展和事实的真相只字不提, 使得北大成为网络舆论的众矢之的。北大的失语、杨锐的沉默、张衡隐晦的表达、季先生的高龄与足不出户, 使得整个舆情更加杂乱, 真实与谎言无从辨别, 受众离真相却越来越远。由于公众未能得知季羡林先生藏画被盗事件的真相, 整个事件扑朔迷离, 网络舆情呈现出混乱、迷离的特点, 而这一特点反映在舆论上就极易误导受众, 不利于真相的传播, 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继而给当事人带来不必要的困扰甚至伤害。这不由得让人深思:理性的公众舆论更加需要信息的透明与公开。

由于网络媒介本身具有的公开性、虚拟性、匿名性、信息发布的低门槛化, 使得网络舆论呈现出隐蔽性、盲目性、非理性、不稳定性等特点, 也使得网络时代重视个人意见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媒介, 公众舆论在网络上聚集放大, 使公众舆论的力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在网民数量庞大的今天, 更加需要呼唤网络舆论的理性发展。网络舆论除了具有传统舆论的一些共性外, 还拥有“丰富性、多元性、复杂性、冲突性、难控性等五项基本特征”, “丰富性”涵盖了网络舆论信息的海量化, 通常一篇被置顶的帖子的跟帖在几万条, 甚至更多, 其中不乏一些真知灼见;但是“多元性”又向我们证明网络舆论已经不能从单一的“对与错”来判断, 它适用于一种多元的视角;“复杂性”暗含了网民构成因素的多样以及网民心理的复杂多变;“冲突性”则常常体现在网民的争端上, 它有时会演变为一种网络暴力, 这是网络舆论最典型的特征;对网络舆论的控制不单单要通过技术手段, 主要还是基于信息真实公开基础上的一种引导, 这正体现了网络舆论的“难控性”。

网络舆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 并依靠强大的网络传播发挥舆论的影响力, 这种影响力是传统社会不可比拟的, 所以一定要注意网络舆论负面功能的防范与规避。网络媒介作为一种新媒介, 催生了网络信息的泛滥与爆炸。网民很难将注意力长期停留在某一具体的社会事件上, 往往是某一新闻事件还在更新发展中, 就已经被更新的新闻所刷新, 层出不穷的新闻使网络舆论不停地经受冲击。在网络传播中, 信息发布的低门槛化, 强大的互动性, 较强的匿名性, 网民数量的庞大混杂, 使得网络受众发言时无所顾忌, 不少言论目的性不强、主题分散、导向不明、过于随意, 这样难免造成社会舆论的分散, 谣言发生几率增加, 出现了一些偏激及非理性的声音, 这实质上是网络舆论狭隘性的一种典型表现。我们要保证网络舆论的理性方向, 就必须杜绝网络舆论的狭隘化。网络社会是公众情绪原始表现的最佳场所。网络空间所流传的情绪型潜舆论是构成网络舆论狭隘性的重要因素。情绪型潜舆论的表现分为正面情绪和负面情绪。情绪型潜舆论“与人的本能和无意识有更多的联系”, 这种潜舆论形态只是公众意见倾向的一种征兆, 具有一定的社会感染力, 网络社会尤其如此。情绪型潜舆论由于缺乏理性的思维, 经过一些网络论坛的迅速传播后传染给了公众, 不利于公众把握事实的真相, 从而导致狭隘性舆论的出现。这种非理性的言论一旦出现在网络社会, 很容易从这一虚拟空间溢出, 在现实社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破坏力量, 不仅形成对个人的不公正评价, 甚至危及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网络舆论除了具有“情绪型潜舆论”这一负面功能之外, 还体现了“假新闻误导走向”、“网络话语权垄断”两方面的缺陷。在传播过程中, 信息模糊程度高, 会增加人们对周围环境的不确定性认知带来的社会压力, 在缺少真实信息的情况下会使虚假信息的“补充认知功能”得到强化;也会使真实信息“转让”网络舆论中的话语权, 让“空穴来风”被网民当做媒介真实的表达, 从而更增加了舆论的混乱与繁杂。消除这些负面功能的根本措施在于增加信息传播的数量与质量, 提高信息的准确性。要做到这一点, 还是要依靠政府信息的公开与透明。2007年温家宝总理签署了492号国务院令, 正式颁布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该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在2008年的“5·12”汶川大地震中, 媒体报道的及时性、全面性、公开性, 证明了该条例的实施在我国是有具体保障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首次对公民知情权作出了明确规定, 该条例明确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包括: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教育、医疗卫生、计划生育、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保、公共交通等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根据这一相关规定, “书画门”事件中涉及的北京大学———季羡林藏画公益捐赠的管理者———就必须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给公众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和凭证, 还原事件真相, 使公众舆论理性化。不管是对已经“被符号化的国宝”季羡林先生本人, 还是对他身边亲近的人 (杨锐) , 抑或是对北京大学这样一个国家公共教育机构, 都是一种责任体现。当然, 更多的是表明了政治民主社会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

在网络媒介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之后, 网络中舆论的走向至关重要, 但其中信息公开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视。“若隐若现”的网络信息只会使人们继续生活在猜测中, 对比“南京周久耕事件”和“书画门事件”的不同, 我们不难发现, “书画门事件”这场模糊的舆论战更是拷问着我们的媒介, 也拷问着我们的政府。它提示我们, 政府信息公开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不应仅仅表现在突发的危机事件中。政府是媒介信息发布最多的, 也是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宿源, 政府信息公开的主要渠道就是新闻媒介。《条例》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义务, “只有政府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度, 媒介才能够发布及时、真实、全面的信息, 就能够增强公信力, 用理性客观的态度加以分析, 提高权威性和影响力”, 才能保证公众对信息的最大知情权, 这才是理性舆论产生的坚实基础, 网络社会尤其如此。

摘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网络媒介逐渐成为公共话语表达的主要渠道。理性公众舆论的建构对于引导人们正确地理解新闻话语、客观地认知周围世界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信息公开则为理性公众舆论的建构提供了保障, 网络媒介亦是如此。

关键词：公众舆论,信息公开,网络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1.卢梭:《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1982年版。

[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2.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版。3.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版。

[4].刘建明:《舆论传播》,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4.刘建明:《舆论传播》,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5].刘伯高:《政府公共舆论管理》,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5.刘伯高:《政府公共舆论管理》,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6].俞文丹:《从传媒角度解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青年记者》, 2008 (7月中) 。6.俞文丹:《从传媒角度解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青年记者》, 2008 (7月中) 。

[7].王天意:《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7.王天意:《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 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推进公众有序政治参与的理性思考 篇4

(一) 公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

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常常受到经济文化的影响。马克思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当人民还没有摆脱贫穷、实现温饱、文化素质较低时, 往往缺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许多政治参与往往要通过宣传、动员、组织发动。随着黑龙江省人民实现温饱进入小康, 广大公众有了更多闲暇和精力关心政治、参与政治。不少公众民主意识增强, 他们把公众政治参与看成是反映自己诉求、维护自身权益、影响政府政策、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途径公众政治参与的热情大大提高, 积极性、主动性大大增强。不仅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政治, 而且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也积极参与政治, 特别是其中的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热情很高, 他们中的不少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争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下岗工人、农民工、失地农民也努力通过信函、上访、集会反映他们的诉求, 维护自己的权利。

(二) 公众政治参与的层次提升

政治参与是多领域的, 也是多层次的。新形势下, 黑龙江省公众的政治参与不仅领域在扩大而且层次也在提升。一是政治投票的层次提升。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公众素质的提高, 一些地方从主要选举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和基层干部到开始选举乡镇长。近几年来齐齐哈尔、鸡西等市开始了“公推公选”国家公职人员、政治官员和公务人员, 不少公众积极参与, 政治投票的层次得以提升。二是建言献策的层次提升。一般情况下, 普通公众的建言献策主要在基层, 但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 参与渠道的拓宽, 不少公众现在可以通过市长热线电话、传统媒体、网络平台以及征文等形式对省市的执法监督、廉政建设、市政建设、卫生环境等等建言献策, 使广大公众政治参与上升到省市级层面。从理论和实践来看, 公众政治参与的层次越高, 影响面就越大, 程度就越高。随着公众政治参与的层次向中层、高层提升, 政治参与的影响随之提升, 质量随之提高。此外, 随着公众政治参与的热情提高、能力增强, 公众的被动参与、盲目参与、非制度化参与减少, 主动性参与、竞争性参与、创造性参与增多, 这也使得公众政治参与的影响扩大, 质量提高。

二、新时期公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制约因素

(一) 公众自身素质的局限性

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唤起了公众的参与意识。然而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公众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都还不够高, 这就给公众有序政治参与带来一定的局限性。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往往带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 需要借助于专家的专业判断, 因此政策过程既需要参政意识, 更需要必备的参政知识。而普遍公众的知识有限, 因此, 这就抑制了公众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除此之外, 有效的公众有序政治参与还要具备一定的沟通能力、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因为公众有序地参与政治实际上是与政府进行互动, 需要掌握一定的沟通技巧, 并能充分理解政策制定程序和政策决策的方式, 同时还要通过主动的学习意识不断提升自身的参政储备。而普通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不高, 对公共政策的意见、建议价值不大, 能经常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公众数量仍很少, 参与的次数和频率也较低。同时, 公共政策的制定本应是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 而公众参与却不一定都代表着公共利益, 个人更多是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参与的, 多数参与行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着眼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的, 或仅仅是把政治参与当作实现其他目标的方式。因此, 政策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集团利益之间的利益冲突, 给有效的政治参与带来局限性。

(二) 公众参与渠道不畅通

当前我国公众政治参与的渠道已经拓宽, 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了公众参与的权利, 并规定了多种参与渠道, 如参加选举、信访、参与政党和政治团体的活动等。公众政治参与一般通过五种渠道:一是选举人大代表和公职人员, 表达自己的态度和选择;二是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转呈建议提案等;三是参加政党和社团活动;四是参加集会;五是通过信访。进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公众政治参与的渠道拓宽。一是通过听证会进行政治参与;二是通过市长热线进行政治参与, 广大市民通过热线电话参与政府决策, 影响政府决策, 反映市民诉求, 维护市民利益;三是通过报刊、电视、电台设立的各种栏目参与行政管理、执法监督、廉政建设, 反映群众诉求, 影响政府决策。可是, 上述渠道还不是很完善, 如层次较高的人大代表并非直选, 与人民群众联系较少, 无法有效代表人民的利益, 对于普通公众来说, 可以直接参与的可能性太小;信访制度不够完善, 许多百姓不是利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而是通过一些激进方式来达到某种目的。对一些特殊群体而言, 如下岗工人、农民工及农民, 他们几乎无法获得正式参与政治的机会。

(三) 公众参与缺乏健全的制度保障

现代民主社会没有健全的制度支撑无法实现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我国建立起的诸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听证制度、信访制度及信息公开制度等, 提高了我国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并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根本保证。但是涉及具体规范参与程序、参与渠道等方面的制度尚未健全, 相关制度之间不配套、不协调。如信息公开制度, 是公众参与的基本前提, 公众能否自由查阅和获取政府所掌握的公共信息, 直接关系公众参与能否实现。正因如此, 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出台“阳光政府法”、“信息披露法”等。而在我国, 信息高度不对称, 公众获取信息的来源容易被政府垄断, 垄断信息已经成为公众参与权无法实现的最大障碍, 这不仅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 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公众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有些政府部门的网站可供浏览查阅的内容不多, 个别部门网站数月甚至几年都不进行更新, 被网友戏称为“名片网站”。在这种信息极不对称的情况下, 保障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根本难以落到实处。如此就导致虽然我们党鼓励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 但是由于参与方式、渠道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 并且即便公众提出意见和建议, 政府也不予重视, 严重挫伤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引起公众的不满, 使公众参与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 如通过越级上访、围堵机关大门和重要交通要道、威胁公务执行和打击报复等方式达到影响公共决策的目的, 这些行为严重干扰了人们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 带来的负面作用远大于正向功能, 不利于当前黑龙江省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三、新时期完善黑龙江省公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对策选择

(一) 提高公众素质, 引导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

“如果一个人对其所处社会的制度都不甚了解, 甚至一无所知, 那么, 要他成为‘恰当评价’并‘积极参与’社会的合格公众, 显然是无从谈起的。”首先, 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科技, 提高公众的文化素质。其次, 要提高公众的政治素质, 提高对国家政治的认知, 包括对宪法、政治体制、权力运作程序、民主价值观念的认识和了解。应加强对黑龙江省公众进行有序政治参与的相关政治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增强公众参与理性, 让公众懂得具体的参与程序, 采取何种参与方式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合法利益, 从而提高公众政治参与的技能, 增强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二) 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

完善、畅通的参与渠道是实现公众有序参与的关键所在。拓宽公众参与的渠道, 有利于缓解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 让公众利益表达合法化, 防止激进的行为发生。特别是要简化参与渠道的中间环节, 缩短公众参与的信息传达到决策中枢系统的距离, 以减少公众表达的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过滤与失真, 提高信息传达的时效性。从实际出发, 我们重点要致力于发挥非政府组织、网络平台和大众传媒在公众参与中的作用, 将其作为拓宽公众参与渠道的重要突破口。非政府组织可使分散的、潜在的公众利益和要求转化为集中、确切的政策要求, 而且它比普通公众拥有更多的资源, 包括政治技能和专业知识, 更能代表公共利益, 能够为公众提供有效的表达途径, 可以对决策系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网络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参与渠道, 能够增强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 提升公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培养公众的政治责任感, 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权和表达权。一方面, 公众可以从互联网中获取所需信息, 通过网络平台表达利益需求, 增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 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政府网站、开展网络对话、开设在线聊天室、网络直播室、微博等等方式, 听取人们的意见, 接收大众评价, 保障公众政治参与权与表达权。更重要的是网络民主可以冲破传统主体由社会地位、职业等阶层形成的社会结构, 形成了公众间的相对平等, 表现出公众参与的多元化。除此之外还应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在公众有序政治参与中的重大作用, 加强新闻媒体活动的法制化和规范化, 让新闻媒体履行其重要职责, 真实公正地表达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声音。

(三) 加强制度化建设

我国现行的基本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广大公众政治参与的根本保障。目前我国公众参与的基本制度已经建立, 但是关于规范公众参与行为、确保公众参与实施的制度仍不够健全, 严重地制约着公众有效的政治参与。首先要完善公众参与的基本制度, 如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包括选举制度、立法制度、公示制度、旁听制度等, 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舆论信访制度等。其次要健全公众参与的配套制度, 如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信访制度等, 增强可操作性, 建立政府的回应机制。

参考文献

[1]李国安, 李强.新形势下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态势和正确引导[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9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