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欲望

理性与欲望（共4篇）

理性与欲望 篇1

摘要：现代社会制度的一系列弊端逐渐暴露, 身处其中的人们总会产生困扰和恐慌, 并时而感觉受到莫名的束缚和不安。本文通过对古代社会对人的约束方式以及所处其中人们的切身感受来论述理性与欲望的关系——仁的内在核心作用, 进而强调教化和礼治的必要和重要性, 人们依旧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 依据欲望行事。

关键词：现代性,欲望,理性,仁礼,自由

身处在这个人主义横行而又物欲横流的时代之中, 几乎每个人都会时常感到一种莫名的困扰与恐慌却又无可奈何之感, 因为这种无缘由的感觉似乎源于当今社会对身处其中的每个个人的所赋予的期望和约束。可悲的是, 当我们想突破自身所处的具体社会环境时却似乎进一步陷入了这个充满陷阱的泥潭。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C? 赖特 ? 米尔斯对现代人们所感受的困境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作出了恰切而精彩的描述:“现在, 人们经常觉得他们的私人生活充满了一系列陷阱。他们感到在日常世界中, 战胜不了自己的困扰, 而这种感觉往往是相当正确的:普通人所直接了解及努力完成之事总是由他个人生活的轨道界定;他们的视野和权力要受工作、家庭与邻里的具体背景的限制;处于其他环境时, 他们则成了旁观者, 间接感受他人。他们对超越其切身所处环境的进取心与威胁越了解——不管这种认识多么模糊——就觉得似乎陷得更深。”并且米尔斯 将此现象的产生归结为现代人普遍缺乏一种他称为“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心智品质, 他认为人们通过拥有这种心智品质获得一种视觉转换的能力, 从而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 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 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 进而能够看清更广阔的历史舞台, 能看到在杂乱无章的日常经历中, 个人常常使怎么错误地认识自己的社会地位的, 通过发现现代社会架构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 运用这一内心的心智来“理解历史和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 从而最终“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

同样在米尔斯看来, 当代社会也是科学与理性独尊的时代; 同时, 行为功能主义的产生就很好的为这个观点作出论证:他们堂而皇之的认为, 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行为动作无不为理性作用之结果, 我们时刻推求着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 在作出每一个举动之前, 都会首先思考这个动作产生之后对自己想要达成的目的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通过怎样的一系列动作才会使我们能够更加, 或者最好的完成我们的行动使命。现代社会也是以这些研究理论成果为依据, 建立了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和行为规范准则, 作为对现代人行为的根本准则和行动指南, 也成就了我们现代所称道的“法治社会”。因此所处其中的人会感受到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显然它平时是隐讳的, 不可见的, 而有时却有感觉我们不可越雷池一步, 这就使我们产生了那种莫名的陌生感和恐惧感。

看似有些可笑, 可这无不是我们想当然的通过理性所建造的社会架构。而不可避免的是, 众所周知, 每个个人都是理性和感性的结合体, 而且在相当一部分的程度上, 人无疑是个感性动物, 他会依据自己内心不知何处而来的欲望办事, 并且不计行为后果。这也给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刑法那么严酷, 依然会有人毅然决然的去违反的社会现象。那我们应该作出深思:这种受我们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社会道德规范和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可以坚固不催吗?

一、中国传统政治——仁礼与德治

“政治”这个概念早在中国远古时代即出现在中国古典书籍之中, 如《尚书》、《周礼》、《管子》之中都有记载。但除了先秦时代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时代之外, 儒家对于政治的解释几乎成为中国政治的一种主导方向。孔子对于政治作了如下定义:“政者, 正也。子帅以正, 孰敢不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对于修身和个人道德修养的要求非常之高, 讲求“修己治人, 为政以德”之道。因而中国向来以德治而著称。

传统中国政治可谓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而这无疑也就推翻了理性万能这一观点, 中国五千多年的悠悠历史也印证了它的合理性。所谓“德”, 就是社会所历来积累传承的传统行为方式规范与准则, 并且具有特殊性, 即它通过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内在教化而形成了自己所独特的一套道德价值体系, 无疑它是感性的。而中国传统儒家给德下了一个更为恰切的概念, 孔子称之为“仁”, 是孔子毕生所推崇的一种心智品质, 可以克己复礼, 杀身成仁。在《论语?述而》中孔子曾道:

“仁, 远乎哉?我欲仁, 斯仁至矣。”

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 而且它是一个形而上的抽象概念, 我们无法感受到一个具体存在的实体, 孔子也没有对仁做出过总括的描述, 他总是通过在具体情景中给“仁”下一个具体的解释, 例如:

“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

“我未见好仁者, 恶不仁者。好仁者, 无以尚之。恶不仁者, 其为仁矣, 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人矣乎! 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 我未见之矣。”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 无喜色。三已之, 无愠色。旧令尹之政, 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 焉得仁?’‘崔子弑齐君, 陈文子有马十乘, 弃而违之。至于他邦, 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可见, 仁作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使不容易具体指出的; 并且, 所谓仁, 人也, 仁是人可以称之为人的内在品质和见证, 它是人用以区别动物的根本差异。更进一步地说, 我认为孔子是把仁作为心灵上的为自己建构的一个理想类型,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自己内心的一片净土, 这在当时那个兵荒马乱的战争时代是必要的;仁为孔子树立了一个理想信念, 并让自己深信不疑, 并发出“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的慨叹。而在仁的基础上, 孔子也为其设定了它的外在表现形式, 那就是礼。

毫无疑问, 礼的本质是仁, 仁通过礼的形式来得以彰显, 所以礼并不拘泥于形式, 并不教条刻板, 因为礼的最终目的是来体现仁;所以当“林放问礼之本”时, “子曰:‘大哉问!礼, 与其奢也宁俭。丧, 与其易也宁戚。”孔子是很仁慈的, 他不会仅仅局限于用一些形式主义模式来做一些伪善的事情;而且我认为孔子之所以提出要复礼, 他只是想让我们内心美好的仁和人性得以彰显, 而外在表现的礼此时就成了仁与人性的象征符号和文明标志;并且在这一系列发展过程中, 礼逐渐系统化, 全面化, 条理化, 礼的种种表现也就逐渐成为我们内心仁的程度的代名词和符号象征。因此, 人们可以通过这种外在符号象征来感受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和道德修养程度。从这一点看来, 礼的提出毫无疑问的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精华之所在。

并且礼治的维系并非靠强制手段来实施的, 正因为礼由仁而来, 因此礼便成为了一种内在的行为规范, 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说, 它是为整个社会所公认的合式的合理的行为表现和准则, 我们会不自觉的去服从它, 似乎冥冥之中有双无形的手在操控着一切, 而这又好像完全符合我们内心的欲望。也就是说, 礼逐渐被整个社会所内化了, 并且我们对礼充满了神圣感和敬畏感, 我们不敢, 更确切的是不想去违背它, 甚至在别人违背礼的时候, 我们都为他而感到万分羞愧。但其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教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为费孝通先生称之为“长老统治”的教化权力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二、“长老统治”

著名的中国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20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中国西南的乡村社会从乡村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阐述, 一个极其符合孔子所推崇的大同之世:它以农业生产为主, 世代定居于此, 几乎与世隔绝, 因此社会变迁极其缓慢 , 而稳定的社会秩序也为礼治秩序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和重要保证; 在这个稳定的社会发展中便逐渐形成了一套原始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为所有人所敬仰和服膺, 人们从内在去服从它, 而且“对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系不加推究, 只按着规定的方法做, 而且对于规定的方法带着不这样做就会有不幸的信念” , 并继续将这种方式方法传授给下一代;被教授的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这是他们步入这个社会的唯一通行证;幸运的是, 在其逐渐成长的生活氛围当中, 他就被潜移默化的认为这种行为方式是正确并且合理的, 是理所当然的, 他似乎已经把这种行为原则根深蒂固化, 只有依循着这种原则行事, 他才感觉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这种观念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则越在每个人的思想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当然这其中关键就是长老统治和其统治内容的极为密切的联系, 长老统治的内容与这套规则是相互契合的, 那么人们理所当然的会服从统治。而在此需要注明的是, 此时的统治与平日观念里所形成的统治观念是不同的, 后者的统治是靠强制力去实施的, 而长老统治中在其统治下的人们只是按照自己平日里所例行的行为规范去行事, 无疑长老统治是隐匿的, 只有哪个人在无意中去破坏了它, 它才会显现出它的统治力, 即这个人会感到内心的惶恐与不安, 并要遭到整个社会的鄙视。

在我看来, 这个乡村社会是孔子心中理想类型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这么解释, 在这个稳定的乡村社会中, 已经不再存在等级划分, 没有了君臣关系, 它依靠着一种人伦关系支撑, 从而使父子关系更为紧密;在以长幼尊卑为先的社会种, 孝便成为了第一要义, 而这无不为长老统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因为“在教化性的权利中在亲子关系里表现得最明显” , 虽然长老统治里不允许反对的出现, 而在孝之道中, “无违”是关键的。做一个孝子, 当然不会去违抗父亲的命令, 从而为长老统治形成了稳固的社会基础;而统治的理论基础在稳定发展中继续传承。而最重要的是身处这个社会当中的人们没有感到丝毫的束缚, 他们任凭自己的欲望去行事, 可以做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这种完美的契合是极其罕见的, 这让礼治社会看似坚固不催的, 而当工业化巨潮到来的时刻, 它却那么脆弱得不堪一击。其实细细想来, 是我们太盲目的相信西方社会那些所谓的科学, 理性, 自由的东西, 实则是我们对其充满了神往, 我们太想要得到自由, 似乎在封建社会的几千年里我们太受压制, 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吹捧, 我们便趋之若鹜。现当代社会所发展的结果无不证明, 理想的那份完美中还有份残缺。

三、结语

无论如何, 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仍然要存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并且现在的我们仍然希望能够更好的在这个社会当中享受生活, 而且依然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 我们崇尚理性和自由。但自由到底为何物?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说:“人生而自由, 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 那时的卢梭已经清晰地意识到了这点, 即作为一个由无数个人组成的社会中的社会成员, 所享受的自由绝不是绝对的, 是相对的, 自由只是人们内心的一种感觉, 拿个和它对立的词语来说明, 就是你不感到自己是受到拘束的, 你完全可以依据自己的欲望行事而不依据那些写在白纸上的法律条文, 这些条条框框来束缚自己的行为方向。而较为合理的方式就是我们从小就接受这种教化, 接受社会所对我们的要求和期望, 以使它逐渐内化成为我们每个人采取行动的原则, 换句话说, 我们要从小受到社会规范对我们的束缚并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并且在任由自己欲望行事的行动种, 自由感便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的极高无上之终极信仰。在我们逐渐成长中的教化内容与社会规范相互契合后, 应该对此也会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参考文献

[1]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 三联书店, 2005;2

[2]钱穆.论语新解.三联书店, 2007 (2)

[3]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一版

[4]卢梭, 杨国政译.社会契约论.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二版

[5]谢文郁.自由与生存.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第一版

理性与欲望 篇2

贪念是万恶之源。从古至今，贪婪都是万恶之源。因为贪吃葡萄，狐狸被恰在洞口不能瘦身而被猎人活捉;因为贪吃诱饵，鱼儿被钓上钩来，束手就擒;因为贪喝，在水边暴饮的角马葬身鳄鱼的口中，因为贪喝，多少陪酒的司仪倒在桌子底下命丧黄泉?因为贪玩网络游戏，多少人走上犯罪的道路?因为贪赌，又有多少人倾家荡产?因为贪恋金钱，有多少人走上了不归路?因为贪恋女色，有多少官员“官中正寝”，摊上了铁窗牢狱之灾?因为贪念……诸多此类，怎一个贪字了得?都是因贪念惹的祸。机关算尽太聪明，因贪反误了卿卿性命!所以说，贪念是万恶之源，远离是最好的办法。

浮躁是成功大忌。浮躁，心浮气躁也。人在前行的路上，稍有成就，就容易产生浮躁心理，从而到处炫耀而不再继续精进，最终止步。只有忍得了浮躁的人，才能前进最终成为“天才”。达.芬奇是位艺术界的`大师，在年轻时学画就显出非凡的才华，在人们的夸赞声中，他常沾沾自喜。好在达.芬奇遇到了严厉的恩师，要求达.芬奇在十年内不发表一幅画作，苦练基本功，正因如此，达.芬奇的画技得以增长，最终成名。如今一些艺人，小有才气就出道，在媒体的追捧和粉丝的尖叫声中，他们忘情迷失，浮躁后开始炫富、玩乐、忽略了修练本领，最终成了快餐文化的牺牲品。前赴后继，而在他们身后，又一批浮躁的“小天莺”们。

戒贪戒躁成大器。有句话说的好，“耐得住寂寞，禁得住诱惑才能成功。”成功的过程不只是战胜敌人的过程，而是战胜内心浮躁的过程，任外界风吹雨打，我心静如水，岿然不动。十年一刃，修身律己，出鞘之日才能显尽锋芒。巴尔蒂斯这位被毕加索称为大师的大师，才能在毕加索之上，作品数量却不及毕加索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即便是估价已经上千万的作品，他也依然要改上几十遍。他的画作十分少，但每一幅都是精品中的精品。因此，忍得浮躁，我们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和毛病，才能战胜自己，超越自己，在成功之路上永不止步。

理性与欲望 篇3

关键词：强奸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据；调研报告

1.问题的提出

西安市新城区人民检察院2010年10月至2011年10月间共接办涉嫌强奸罪案件16起，本文以此类案件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检察机关对上述案件的案件审查报告等相关材料，总结该地区这一年度内强奸罪案件呈现的基本特征、行为特点与证据特点，力求在此基础之上探究强奸罪案件多发的深层原因和预防方式。

2.案件基本特点

A.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基本情况

a.年龄层次

6起案件22名犯罪嫌疑人(两人以上共同犯罪的案件有3起)平均年龄为24.8岁。其中，未成年人5名（15~17岁），占总数的22.7%，18~40岁的14人，占总数的63.6%，40岁以上3人（42~46岁），占总数的13.6%。由此可见，中青年阶层，尤其是24岁左右的青年，仍是此类犯罪的主要年龄阶段。这一阶段正是心理和生理的发育和不断成熟期，欲望的增长又没有合理途径宣泄和排解，没有正确的思想引导，令其迷失，理性渐渐湮没在急需发泄的欲望之中。

16起案件共涉及被害人18人，平均年龄21.8岁。其中，未成年人7人，占总数的38.9%，包括未满14周岁幼女2人；18~30岁9人，占总数的50%；30~40岁2人，占总数的11.1%。由于年轻女性处于生理的黄金阶段，更有魅力，并且年轻女性生活交际广泛，夜生活等相应更加丰富，因此这一年龄段的被害者更多。另外，由于未成年人所占比例不小，被害人平均年龄偏低，因其阅历浅，思想单纯，更容易成为犯罪嫌疑人的目标。

b.教育背景和职业分布

身份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具有的特定资格和人身状况，不仅包括临时取得的资格，也包括长期或终身取得的资格，当今社会，人的职业角色是识别一个人身份的最显著标志。[2]从身份认定分析可以看出某个群体在此类案件中的分布比例，乃至发现一定的犯罪成因。

22名犯罪嫌疑人中，小学文化6人，初中文化9人，中专文化2人，高中文化3人，大专文化2人。其中，仅受过义务制教育的15人，占总数的68.2%，大学文化程度占比例不足10%，样本中未见本科及其以上文化程度的犯罪嫌疑人。随着义务制教育的推行，文盲半文盲已经较为少见了，但犯罪嫌疑人受教育程度总体依然偏低。从职业划分学生2人，无业9人，农民7人（多来自郊区、外县或外省），司机、服务人员等职业4人，由此可见，无较固定居所和工作的人数为16人，占总数的72.7%。

反观被害人一方，18名被害人受教育程度多数集中在初中文化，职业类型分散较广，多见于学生、服务行业工作人员（茶秀、足浴等商业场所），此类人群外形多青春靓丽，性格活泼易于结交，未见其他明显特征。

c.心理特点

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大致有误解[3]、试探、临时起意、侥幸、私下解决、预谋等几种情况，在样本案件中，试探、侥幸心理尤为凸现，犯罪嫌疑人通常哄骗或借助酒精的作用，向被害人提出性要求，遭到拒绝或者反抗不明显的时候，会利用适当的身体优势逼迫被害人就范。

16起案件中，25%的被害人在受到伤害后没有选择立即报警，甚至有2名被害人在之后又因犯罪嫌疑人哄骗再次遭到伤害。在这些案件中，被害人多数处于一种无知、轻信的状态，因与对方相识而缺乏必要的警惕性，往往会因为被害人一时疏忽就“引狼入室”了。[4]

B.嫌疑人与被害人关系：熟人作案的比例比较高

16起强奸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曾经存在男女朋友或通奸关系的有4起，双方存在同学、同事、老乡关系的4起，因工作、朋友介绍、娱乐活动等原因案发前以相识的4起，上述三种情况占案件总数的75%。陌生人临时起意的仅有2起。[5]此外，还有因纠纷等偶发因素实施报复行为的1起，经预谋抢劫过程中实施强奸犯罪行为的1起。

由此可见，陌生人作案并不多见，反而熟人作案的比例比较高。深究原因，新城区是西安市的老城区之一，人口密度大，临时起意的强奸缺乏适合的作案环境。而选择熟识的人作为目标，首先容易取得对方信任，以便造成一定的机会，再者对被害人心理会造成微妙影响，被害人往往因害怕有损名声而可能倾向于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C.作案手段：从手段上看，对被害人多以哄骗以及身体压制、言语威胁等轻微暴力手段和其他非暴力手段为主，严重暴力手段并不常见

由于级别管辖的限制，由基层检察院经手的强奸案件，犯罪嫌疑人大多没有采用严重暴力手段，不存在重伤或死亡的严重后果。经统计，持凶器胁迫或殴打被害人的强奸案件有4起，占案件总数的25%，利用身体优势压制被害人并以言语哄骗或威胁的有11起，占起诉案件总数的68.8%。[6]这些案件由于暴力手段较轻，除挣扎或拉扯过程中造成的瘀伤外，被害人身体未检出其他明显伤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案件中利用醉酒作为实施强奸辅助手段的有5起，占案件总数的31.3%。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本身是同事关系或经朋友介绍认识，在舞厅、KTV、餐馆等地方被劝酒、灌酒，有的被害人甚至自己主动饮酒，而导致头脑不清醒，被犯罪嫌疑人带至酒店或隐蔽地点实施强奸。

3.对证据情况的统计分析

A.犯罪嫌疑人的否认与辩解

經过统计，16起强奸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从始至终自愿认罪，前后供述基本一致的6件，占全部案件的37.5%，主动承认犯罪行为的比例较低。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犯罪行为的2人[7]，其他案件犯罪嫌疑人前后供述不一致，主要表现为供述初期不承认，或者最后又翻供。这里并不排除犯罪嫌疑人因突然、激动或者酒精刺激记忆不清。

笔者在归纳强奸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辩解理由时发现：“恋爱关系”、“半推半就”、“你情我愿”是这几个辩解理由最为常见。两人过往有恋爱关系、被害人不激烈反抗、酒精催化作用等问题都会使犯罪嫌疑人认识错误，觉得自己并没有实施真正意义上的强奸行为。

另外，除早有预谋的犯罪，犯罪嫌疑人在事后往往心理上充满恐惧感，害怕被公安机关发现，此时会选择逃跑或者在供述中讲问题引入其他轨迹。

B.强奸罪的证据类型

强奸案件的证据类型比较固定，主要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现场勘验、检查笔录、生物物证鉴定(DNA)。其中只有相关书证、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是所有案件都能够取得的证据。

有8起即50%的案件出具了生物物证鉴定书，证明被害人阴道、内裤处提取的精斑或胎儿与犯罪嫌疑人的基因一致。4起即25%的案件有伤情鉴定结论书，证实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受伤情况。所有案件都提供有“医院诊断病历”，证实被害人处女膜破损情况以及初步的伤情检验。

在强奸犯罪中，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接触时间相对较长，在此过程中，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数、形体、面貌、口音、年龄、衣着、身体上的标记，甚至身体上的特殊气味都会有所认识。因此，被害人陈述是强奸案件中的一个重要证据，被害人陈述往往较为具体、详细、全面。但如果被害人遭受暴力殴打或侮辱等行为的强烈刺激，可能会导致记忆的偏差。

案发现场往往留有双方的对抗痕迹、精斑、毛发、指纹、脚印等犯罪证据，及时、认真、细致的现场勘查能为证实犯罪、寻找犯罪嫌疑人提供可靠的依据。但由于某些被害人报案不及时或其他原因，经营者有时在侦查人员赶到之前就已经将现场打扫干净，破坏了证据的主要来源，对破案造成一定的困难。

C.缺失的证人

几乎所有的强奸案件都有证人证言，但多为事后听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提及的事件概况、酒店或招待所工作人员对于当事双方来去时的情形描述，而真正有目击证人证实其目睹强奸行为经过的案件为0起。案件审查起诉中可以依托的证据主要还是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抓获经过、现场勘查记录、物证痕迹检验以及生物鉴定结论等。

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性行为本身的私密性，强奸案件一般有其特殊的时空范围，犯罪嫌疑人多会选取容易掩盖犯罪行为的夜晚、隐蔽性较好的家中、酒店或者招待所等地点实施犯罪行为，以至于案发过程往往是“一对一的战争”，没有其他人能够对案发当时的情况作出客观说明，致使事发经过和当事者双方的主观心态难以认定。

D.犯罪嫌疑人供述VS被害人陈述

通过对16起案件审查报告的研读，笔者发现相当数量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之前存在矛盾和疑点，包括带至案发现场的方式、暴力强制的方式、反抗程度等方面。被害人有时会存在夸张性的描述记不清，也有一些人对细节问题的描述前后矛盾，最后归结于“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记不清楚了。”[8]因此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对于事件的起因和犯罪过程，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被害人的陈述会产生质的不同，往往各执一词，难以认定事实的情况究竟如何。

强奸犯罪多发生在夜间，加之案发现场封闭偏僻的特殊性，制约了被害人的感知能力，会影响被害人的感知、识别能力，致使被害人陈述与实际情况有出入；被害人也可能因为案发时精神紧张、惊恐甚至昏厥，产生记忆混乱、中断或错觉；也有的被害人出于强烈憎恶，会在陈述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夸大其词。[9]而犯罪嫌疑人为了替自己开脱罪责，有时会将问题推向被害人，或者隐瞒篡改一些细节。这些都为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一定的障碍。

4.强奸案件多发原因

从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反映出，文化教育仍旧比较缺乏，法律意识淡薄，漠视女性的权益。犯罪者多缺乏必要的文化修养，自我控制能力较差，不顾及行为后果。其对法律一知半解，有的甚至对自己的行为最终会导致怎样的社会危害，将会受到什么处罚一无所知。犯罪者在自身欲望累积时，不能寻求更适合的方式发泄，而是不顾后果的急于宣泄情绪，理性的缺失使其堕入罪恶的牢笼。

经济建设的光环下，要看到精神文化生活的缺乏。在温饱已基本解决的今天，生存压力已经不是威胁人们的首要问题。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健康的精神文化消遣的需要日渐凸显。犯罪嫌疑人多为社会闲散人员，不再上学也不工作，经常纠结在一起打架惹事，终日流连于黑网吧、迪厅之类的不良场所，还有个别被害人也是因为与犯罪嫌疑人在娱乐场所吃饭喝酒，只顾一时兴起通宵疯闹，随之放松警惕，才被对方带到酒店导致一辈子的伤痛。[10]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情况，反映出青春期性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滞后。目前，我国青春期性教育基本上仍是空白领域，大家往往羞于谈论性问题，“谈性色变”的状态使很多人无法面对正常生理需求。尤其是未成年人对性的理解具有模糊性，但是由于获得正确性知识和性教育的渠道不畅通，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指导，使得他们在性知识上表现为愚昧无知，往往会导致性犯罪或者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家庭保护和沟通不足。父母可能工作较忙，无暇照顾家庭，一些孩子被寄养在亲戚邻居家，有的孩子甚至独守门户。由于缺少与亲人的沟通和交流，成长环境缺乏亲情和关爱，行为矫正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从而产生一系列消极的心理反应，最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某些青少年则缺乏对世事的认识，缺失自我保护能力，客观上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

“熟人强奸案件”多发缘于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性别文化影响。在案件的审查期间，反映出一些男性的性行为逻辑——只要不明显反抗，那就是愿意，我就可以继续。由于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的消极影响，有些女性在被侵害后因为怕惹事、怕没脸见人等原因，不敢报案，甚至受制于犯罪嫌疑人，又反过来强化了男性惯有的强势思维。

5.警钟长鸣

A.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预防性犯罪必须：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改变落后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从而减少暴力犯罪的发生。加强良好的理想、道德教育，培养健全型人格，提高人们的自我控制能力，指导人们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处理较为复杂的家庭、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各项精神文明设施建设，比如增设图书馆、培训中心，不断丰富群众精神娱乐方式，弘扬中国传统美德，倡导文明规范行为，有效降低犯罪率。

B.大力加强性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

政府应该联合妇联、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局、社区、妇女儿童保护民间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化的活动，增强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群众自我保护的能力。指导女性掌握基本自救技能，学习应对措施、自救渠道，鼓励女性勇于揭露犯罪。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事业，需要社会各阶层共同付出努力。

C.加强监管，防微杜浙

公安机关应加强对网络、音像制品、娱乐场所、旅社等的监管，对传播淫秽物品，色情视频，黄色信息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同时对卖淫嫖娼的现象要坚决打击取缔。净化大众传播媒体，杜绝色情渲染。娱乐场所、酒店旅社也应遵守相应法律法规，严格实行登记制度，杜绝未成年人进入。

D.注重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结合

加大对未成年人教育的投入，组织专家学者走进校园，在学校开设关于性知识、性教育的课程，消除性知识教育在未成年人中的“真空”，同时开设一些关于安全意识的课程，教育孩子必要的保护意识和社会常识。家庭教育也应与学校教育联合起来，关爱未成年人的成长发展和心理变化，为孩子构筑坚固的堡垒。

E.各司法、执法机关要加大对强奸犯罪的打击力度

只有将侦查、逮捕、提起公诉、审判各环节工作有机起来，对此类严重刑事犯罪行为提高重视，着力突破证据种类单一、取证艰难等棘手问题，不断融合借鉴新的学术理论支持，大力惩治强奸犯罪，才能形成刑法震慑力和指引性作用，确保社会安宁，促进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苏力泽.性与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莫洪宪主编.刑事被害救濟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3]西新检刑诉审[2011]278号

[4]西新检刑诉审[2011]385号

[5]西新检刑诉审[2011]176号

[6]案件来源：西新检刑诉审[2011]66号

[7]西新检刑诉审[2011]385号

[8]西新检刑诉审[2011]279号

[9]陈为钢,张少林著.刑事证明方法与技巧.人民检察出版社.2008

理性与欲望 篇4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 新兴资产阶级打着复兴古代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旗号, 实质是要建立一种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需要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这场运动虽然不是对古代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古, 但还是有所继续的, 它要继续发扬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张扬个性、渲泄欲望的传统, 并以些为武器, 对抗宗教的禁欲主义。人文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把人从上帝和神的禁锢当中解放出来, “提倡个性解放, 反对禁欲主义”便成为了人文主义的第一个口号。

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但丁第一个发出了个性解放的呼声, 尽管这种声音还很微弱。他的诗集《新生》就冲破了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 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少年但丁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同龄少女贝亚特丽齐, 从此, 贝亚特丽齐就走进了但丁的心里。多年以后, 他们再次邂逅, 贝亚特丽齐已为人妇, 不久就英年早逝。贝亚特丽齐带走了但丁的梦想, 也把美丽、思念和哀伤留给了但丁。但丁把他对贝亚特丽齐的爱慕、思念和哀悼化成了诗歌, 这就是《新生》。尽管这种感情是单向的、精神的、压抑的、隐秘的, 但它已经冲破了禁欲主义的束缚。在《神曲》中, 受到基督教禁欲思想的影响, 但丁把自由相爱的恋人安排在地狱的第二层, 但对于爱情他是持肯定态度的。所以, 当他听了弗兰采斯加和保罗的爱情故事后, 他竟然“因怜悯而昏晕, 似乎我将濒于死亡, 我倒下, 如同一个尸首一样”。但丁是中世纪第一个探索自己灵魂的人。

“第一个近代人”彼特拉克对待爱情的态度比但丁又进了一步。他公开宣称:“我不想变成上帝, 或者居住在永恒之中, 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 我是凡人, 我要求凡人的幸福。”[1]“凡人的幸福”就是世俗欲望的满足。这位“但丁的后继者”, 在个人情感经历上与但丁也有相似之处。青年彼特拉克也是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已为人妇的美丽的劳拉, 从此便再也不能自拔。这种爱化成了思念和诗情, 化成了他的《歌集》。在《歌集》中, 彼特拉克表达了爱的渴望、爱的痛苦、爱的甜蜜以及爱的绝望。彼特拉克不仅表达了对劳拉高尚纯洁的灵魂的爱, 还表现了对劳拉优美动人的身体的爱, “我同时爱她的灵魂与肉体”。这种爱已冲破了但丁的精神之爱, 上升为一种肉欲之爱。彼特拉克大胆歌颂爱情, 表达对幸福的渴望, 反映诗人蔑视中世纪道德, 热爱生活的价值观。在基督教看来, 谈情说爱已经是违犯天条、大逆不道了, 而彼特拉克却喊出了“我同时爱她的灵魂与肉体”, 这无疑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

如果说但丁和彼特拉克对爱欲的表达是压抑隐秘的, 那么, 薄伽丘则是大胆直露的, 他干脆扯下披在爱欲头上的神秘宗教面纱, 让爱欲自然释放和渲泄。在《十日谈》中, 他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 认为欲望是天然合理的, 天性不可抗拒, 人有享受爱情和现世幸福的权利。禁欲主义是违背自然规律和人性的, 是愚昧可笑的。第四天“绿鹅”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一个男孩一出生就被父亲带到深山里修炼, 以杜绝尘世的诱惑。18岁第一次随父下山来到城里, 遇见一群美丽的姑娘, 从未见过女人的儿子好奇地问父亲, 这些姑娘是什么东西, 父亲骗他说是祸水, 叫“绿鹅”, 儿子居然请求父亲让他带一只回去喂养。父亲最后慨叹:“谁要是想阻挡人类天性, 那可得好好儿拿本领出来呢, 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 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 到头来还弄得头破血流。”不仅如此, 就连那些本该是禁欲主义忠实信徒的教士修女也抵抗不住情欲的诱惑。第九天第二个故事写道, 一个修女因为和外面的男青年私通而被抓去受审, 正当女修道院长义正词严地训斥小修女的时候, 小修女发现她们尊敬的院长头上居然戴着一条男人的裤衩, 顿时全明白了。最后院长只好自我解嘲:“不过硬要一个人抑制肉欲的冲动, 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 所以只要大家注意保守秘密, 不妨各自去寻欢作乐吧。”

薄伽丘把人生的幸福和快乐理解为自然情欲的满足, 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偏颇, 但是以释放情欲作为对抗禁欲主义的武器, 在当时是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的。他让人们看到, 幸福不在天国, 而是在人间, 不在上帝身上, 而是在人自己身上, 从而把曾经迷失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的“人”唤醒。这是对“人”的自我发现, 是“人”的观念的重大转折。

人文主义的另一口号就是“提倡理性, 反对蒙昧”。薄伽丘用他释放欲望的利剑将人从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 还人以自然人性, 但这种意义上的“人”尚属于较低层次的人, 还不是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健全的人, 不仅要有自然正常的欲望, 更要有知识与理性。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中为我们塑造了既充满原始生命活力又富有知识理性的健全的“巨人”, 这是具有自然人性和知识理性的完整意义上的人。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的观念, 这是“人”的更高层次的解放。

《巨人传》叙述了格朗古杰、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三代巨人国王的冒险故事。三代巨人国王的追求, 是对个性解放的追求, 更是对知识理性的追求。巨人体形巨大, 力量强大, 表明人在体格上是健全完善的, 充满人的自然欲望和生命活力。巨人食欲旺盛, 食量巨大, 表明人对知识如饥似渴的探求。巨人一生下来就喊着要“喝”, 作品结尾“神瓶”的启示也是“喝”, 这里的“喝”是对知识的渴求。这种知识不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 而是人文主义思想。卡冈都亚最初在神学院接受长达30年的经院教育, 尽管能把《圣经》倒背如流, 但他越来越笨, 呆头呆脑, 连话也讲不清楚, 见了生人连一个屁都放不出来。后来他父亲把他送到巴黎去接受人文主义教育, 他变得越来越聪明, 成为一个智勇双全的“巨人”。庞大固埃和他的朋友寻找“神瓶”的过程就是他们探求真理的过程。他们在历经了千难万险之后, 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神瓶”。“神瓶”给予他们的启示是:“畅饮知识, 畅饮真理, 畅饮爱情”。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追求爱情, 追求真理!

如果说薄伽丘等前期人文主义者鼓吹放纵情欲是为了把人从

叙事聚焦:叙述者·时空

——对汪曾祺《异秉》不同文本的解读

储雯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摘要:“改写”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文章以汪曾祺小说《异秉》的三个不同文本作为样本, 就其叙事策略进行分析解读, 试图从中寻绎隐含的文本意义。

关键词:汪曾祺;《异秉》;叙事聚焦

“改写”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 《复仇》、《戴车匠》《异秉》《职业》等小说都曾以不同面貌出现在汪曾祺的笔下。小说《异秉》从40年代到80年代经历了三次文本变化, 从小说内容、艺术形式到文化精神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将以《异秉》为样本, 就其叙事策略方面的变化进行分析解读, 试图从中寻绎隐含的文本意义。

《异秉》发表于1948年《文学杂志》第2卷第10期, 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文本为汪曾祺的一篇习作《灯下》, 刊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国文月刊》第1卷第10期[1]250。《灯下》内容涉及保全堂药铺、铺内同仁以及王二熏烧摊, 已基本勾勒出《异秉》的雏形。到了80年代, 由于早期文本的散失, 汪曾祺又以《异秉》之名重写, 发表于1981年《雨花》第1期, 将自己多年积聚下来的文学冲动和对人生的全新体悟融于新版《异秉》中。

《灯下》及两篇《异秉》在情节内容上具有相似性和传承性, 但在叙事策略上却大相径庭, 下面我们就三个文本各自的叙事策略, 对它们进行解读。

宗教禁欲主义中解放出来, 那么, 到了文艺复兴后期, 由于过度追求个性解放, 人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变成了一味放纵情欲、没有道德节制的人。“个性自由与解放又在相当大的范围与程度上导致了纵欲主义与享乐主义”[2]。

莎士比亚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在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莱特》中, 就表现了文艺复兴后期因过度追求个性解放而导致的社会混乱、情欲泛滥、道德沦丧的“颠倒混乱”的时代:克劳狄斯为篡权夺位, 满足自己的野心和欲望, 不惜杀兄娶嫂, 犯下了轼亲乱伦的罪行 (在哈姆莱特看来) , 并且千方百计置哈姆莱特于死地;原本圣洁如圣母玛丽亚的王后乔特鲁德, 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 “不顾当时禁止叔嫂通婚的道德约束”, 在丈夫死去不到两个月, 便“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衾被”, 匆匆嫁给了自己的小叔子;哈姆莱特的同学朋友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惜出卖朋友, 充当了克劳狄斯的密探和帮凶;大臣波洛涅斯为了保护个人的既得利益, 趋炎附势, 阿谀奉承, 完全丧失了正义和良知。世界由“美好的框架”、“壮丽的帐幕”、“庄严的屋宇”变成了“不毛的荒岬”, “荒芜不治的花园”, 人也由“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变成了“泥塑的生命”。

面对这样的世界和这样的人, 哈姆莱特决心“重整乾坤”。“重整乾坤”就是要把“颠倒混乱”的世界推倒, 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个有理性、有道德、有秩序的世界。莎士比亚正是通过哈姆莱特的思想, 来表达了他对文艺复兴后期人欲横流的社会

叙事视角是叙述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将视角概念转化为更抽象的“聚焦”概念, 提出“聚焦”的三分法:“零聚焦” (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 即“叙述者>人物”) 、“内聚焦” (叙述者仅说出某个人物知道的情况, 即“叙述者=人物”) 、“外聚焦” (叙述者说出来的比人物知道的少, 即“叙述者<人物”) [2]。在《异秉》的三个文本中, 叙述者始终是以第三人称的“零聚焦”模式进行叙事, 只是这个“零聚焦”并非完全是全知全能, 有时还呈现出有限视角状态。叙述者从各个角度和时空进行叙事, 同时也在不同叙事视角中抵达叙述对象的内心。

在汪曾祺的创作中, 不同时期叙述人称具有明显变化。据统计, 汪曾祺早期的创作中, 第一人称叙述占了最大比例, 而到了80年代, 第三人称叙述成为叙述人称的主体。[3]106这种叙事聚焦的转移对于作家来说是创作心态和叙述主体意识的变化。然而就《异秉》的三个文本而言, 作者始终以第三人称进行叙事, 但这种第三人称叙述模式并非单一的纯客观叙述。在不同文本中, 时空、语境、表述程式都会呈现出不同状态, 从而产生不同的文学意义。

《灯下》的叙事视野是整个“保全堂”及屋檐下的王二熏烧摊。可以说, 文本是以外在的叙述者视角叙事, 叙述者的所知大于文本中任何人, 是“零聚焦”的叙述模式。陈相公、陶先生、王二、张汉等等, 没有一个明确叙述对象, 整个文本没有一个主要人物。“柜台里有三个人”“柜台里另一位”“一个顾客懒懒的走近了柜台”“店堂里摆一张方桌”[4]……从这些描述性语句中, 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的叙事策略:以客观的全知视角呈

现实的反思与批判, 借以呼唤一种新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 一种新的“人”。

欲望是力, 推动人类向前发展;理性是光, 指引人类前进的方向。

摘要：高尔基说:“文学就是人学”, 西方文学尤以表现探讨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见长。人是欲望的动物, 更是理性的精灵, 欲望与理性是人的一对永恒的矛盾。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 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 所以, 文艺复兴文学又称为人文主义文学。人文主义文学的主要任务是把人从神和上帝的束缚和禁锢中解放出来, 还人以自然本性。因而, 人文主义文学主要探讨“人”的解放以及过度解放的问题, 也即人的欲望与理性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人

参考文献

[1] (意) 薄伽丘:《十日谈》, 王永年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1月第1版

[2] (法) 拉伯雷:《巨人传》, 鲍文蔚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