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精选12篇）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1

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来源于西方,也是一个广为熟知的概念。当前,技术已成为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力量。技术理性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各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人类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技术理性的误用、滥用也把人带进了被技术控制的物欲困境之中,反而异化出很多负面效应,带来了人的生存危机、精神失落、道德滑坡、人性讨论等多种社会问题。人们原本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现在反而成为人类不能有效把握和控制的强大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离。

1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基本理念

理性源于人类天然禀赋的认识能力,主要指形成概念,进行推理、判断的思维活动能力,属于认识活动中的高级阶段。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理性越来越局限于技术效能。技术理性相对于价值理性获得了进一步的优先地位,具备了工具和技术的特征,于是理性演变为技术理性。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迅猛发展,技术理性随之露出端倪,是对人理性的物化、外化、异化,主要指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等直接的文化知识形态,内容包括人们关于这种文化形态的理性认识观念、文化价值取向及社会心理态度。技术理性是科学技术与理性主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体。技术理性认为,科学技术有助于解决社会生活领域的一切问题,因为它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有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主要是由于科技仍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结局及负面影响,那么,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根本上还是要依靠科技的进一步延展和深化。技术理性的日益彰显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与冲突推上了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舞台。

价值理性作为技术理性的对立面进入人类社会,与技术理性对物质世界的占有和控制欲望、对目的与效率的大力追求不同,价值理性始终体现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和不断反思,具有彻底的批判性,要寻根究底,揭示事物的普遍性和规律,富于怀疑精神,具有明确的目的合理性与终极关怀性,代表着一种与技术理性不一样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立场。

2 技术理性的负面影响及原因分析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指出:“不受价值范导的理性是盲目的,离开理性支持的价值是空虚的。”对理性的倡导若走向极端,则会变成对理性的迷信。由于近代以来技术在社会中取得的物质成就,使技术理性的效果和作用日益强势,从而导致人们在利用技术对自然与社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只预期到了良好的结果,却没有想到将来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导致社会物质生产呈现现代化趋势。然而,伴随着工业化高速发展而随之产生的工业废物、化学农药、放射性元素、噪声和电磁波污染等也在大规模侵蚀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违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各种各样的公害,如酸雨、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多种负面影响。而在新形势下,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地荒漠化增加,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稀有物种迅速减少,自然灾害日益频繁,能源危机及基因技术误用给人类伦理道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滑坡、精神迷惘、诚信缺失、官员腐败等严峻的道德危机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实际上,关键问题在于技术目的的滥用与技术手段的失控。人类在运用技术时,由于目的不明确,缺乏可持续发展理念,只考虑眼前利益,对可能造成负面价值的结果评估不足。然而,这种现象通过对技术理性的精准定位、重新理解、科学利用,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带给社会的是一把双刃剑的作用效果,人们要积极合理地利用技术,同时也要明白,运用技术的失控则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因此,有一些科学技术,倘若运用合理,无疑将会造福人类社会;但如果踏进社会伦理领域,将可能失去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带给社会不可估量的损失。

之所以出现技术运用的失误与技术手段的失控,归根结底,主要是缺乏价值理性对技术理性的制约。技术理性以技术性方式确定功能目标,凸显效率和价值,注定要忽视人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带来价值理性日渐衰微。只有扶正价值理性,使其真正发挥应有功能与作用,促进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达到融合,最终才能解决技术理性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3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统一

任何技术都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具有正能量和负作用,科技负载价值。依据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特征,人们要把技术理性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这就需要使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达到融合统一。

吕乃基教授认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人际关系不乏理性。中国虽然没有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但由于这种理性主要用于人际关系,可称之为人际理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进入制度和文化层面,在某种意义上,人际理性处于核心地位,对人际理性的批判和改革将对现阶段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人际理性把人际关系放在万物万事的第一位,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核心是熟人社会中的权力、官本位。在一定意义上,一切人际关系围绕官形成大大小小的圈层。由熟人与陌生人之分和熟人圈的层次即可见人际理性并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更迭,无论是擅权、弄权,还是篡权,都离不开“权”字。人际理性最终不是为了去认识和发现世界,以提升人性,推进社会,而是为了实用。实用是对集体、整体和熟人社会无原则的维护,在个人层面则各有千秋,为了共同的目标不择手段,引发腐败的滋生。

坚持贯彻辩证性原则。单纯地强调技术理性或价值理性都是片面观点,因为仅仅信奉技术理性,人类会陷入抛弃理想的物性之中;而仅仅固守价值理性,则会由于不顾现实从而丧失前进的动力。仅仅只是从技术理性的角度来看人,将会把人这种高智商、具有思维的高等动物降低为物的标准;而单纯以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窥视人,则必然会把人上升到神的高度,这是我们坚持贯彻辩证性原则进行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坚持倡导主导性原则。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技术理性对人生存意义造成的异化,关键问题在于技术的误用、滥用。人类社会只有不断前进、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直至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才能达到最终的、彻底的、完全的系统性融合。积极倡导主导性原则,不断朝这一发展方向努力奋斗与拼搏前进,才能凝聚合力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刘大椿.“自然辩证法”研究评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2

———邓小平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学习体会

王定俭

公共管理学院2007级社会保障专业研究生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在不断地思考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邓小平在思考和解答这一课题中，始终贯穿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的原则。即在现实的认识和实践中，必须既遵循认识和实践的真理性原则，又遵循认识和实践的价值性原则；既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又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并实现二者具体的和历史的有机统一。邓小平真理性尺度与价值性尺度有机统一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中的一根红线，具有有多方面的理论纬度，对邓小平这种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进行深入探讨，对于我们深刻地理解邓小平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邓小平真理性尺度与价值性尺度有机统一的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的历史视野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发展有外在尺度和内在尺度两重尺度，并且主张这二重尺度的有机统一。马克思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既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把握客观对象的外在尺度，又可以把内在尺度与外在尺度有机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中，以此创造出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世界。在马克思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时，既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追求人类解放和自由的价值理想，又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价值构想的“空想”性，使科学的认识和崇高的价值理想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创立了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毛泽东遵循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就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而是要摧毁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方向，又是中国人民理性选择和艰苦奋斗的现实结果。建国后，毛泽东一方面急切想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他又多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我国建设面临的社会主义客观现实。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多重影响，以及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逐渐地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抑或说认识的真理尺度和实践的价值尺度在毛泽东的视野中逐渐发生了偏差，单纯地追求真理性尺度在毛泽东选择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发展为唯一的尺度，而真理性和实践性的统一逐渐地萎缩和淡化。同时，当时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多地是停留在理想的和抽象的价值追求的表面，忽视了价值追求所赖以建立的客观基础。对此，邓小平曾分析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2]就是这一错误认识的极端表现。邓小平还深刻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3]这种实践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极大危害。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亲身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享受了革命和建设成功的喜悦，饱偿了革命和建设挫折的痛苦。痛定思痛，从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与挫折深刻原因。邓小平认为，认识和实践的历史从那里开始，逻辑也应该从那里开始。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历史教训的角度来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现实性和价值性就凸现出来。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认为，不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5]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同时也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要避免出现片面追求生产力发展，出现违背社会主义价值性原则的方向错误。邓小平认为，我们所干的“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4]

[6]邓小平认为，如果片面地发展生产力而不顾及社会主义方向，就不是我们所希望达到的目标。邓小平指出：“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裕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7]邓小平在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给予足够关照的同时，没有忽视现实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特别是强调要从我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用认识中国人民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是追求现实的社会主义价值的创造者和享用者,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应该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二者有机统一起来。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深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的科学论断，就是邓小平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不懈探索的结晶。邓小平认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真理性的规定，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并且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就在于它能解放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束缚的社会生产力，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对现实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性规定，因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9]正是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尺度和价值性尺度的有机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的深层本质，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科学社会主义观的最集中体现。

二、邓小平真理性尺度与价值性尺度有机统一的当代科学社

会主义观点的辩证关系

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必须处理二者关系的方面说，马克思认为，大工业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10]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世界各民族历史必然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理论敏锐地指出：“我们同世界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11]邓小平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

[12]邓小平认为，一个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邓小平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真理性尺度思考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价值性尺度。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深刻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13]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是人们对世界发展的历史性选择，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利益始终要摆在第一位，这样才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认为，不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对外开放，或者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对外开放，都是背离我们对外开放目标的，因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14]邓小平认为，对外开放和独立自主的辩证统一都是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

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竞争，必然要比较优越性和说服力的方面说，邓小平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物而产生的，现实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最终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后的近百年间与资本主义社会并存竞争，比较优越性和说服力的过程中，总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发达的科学社会主义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构成了当代世界历史竞争的格局。对此，邓小平既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世界资本主义的横向联系及竞争发展的现实出发，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有机统一作认真分析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5]邓小平从社会历史发展最终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真理和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有机统一，来把握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科学地凸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说服力。邓小平认为，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而当代科学社会主义则是要从现实起点出发，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财富不断增长。邓小平认为，如果不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这只会导致共同贫穷，这就取消了人们活动的价值尺度。同时，邓小平又认为，“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6]邓小平认为，如果不讲共同致富，导致两极分化，这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真理尺度的取消。可见，邓小平这一国际视野的贫富观既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坚定性，又体现了现实社会主义理性的价值观，是二者有机联系的辩证统一。

从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竞争，必然要借鉴利用为促进社会主义发展服务的方面说，邓小平敏锐认识到，在资本主义在与社会主义并存的近百年间，既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的干涉和政治上的孤立，资本主义从来就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的“和平演变”策略。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的同时，也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借鉴，相互利用和相互促进的方面。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处于当代世界的同一体中，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发展中的大国其发展离不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作为一个东方发展中的大国——中国。邓小平指出，“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于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是在发达国家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17]可见，在这里，邓小平既从理性的尺度思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又从价值的尺度深刻剖析了只有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不断扩大的双向对外开放中，才会双赢互利。邓小平认为，象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虽然超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进入了社会主义形态，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超越生产力发展的历史阶段而很快进入社会主义的发达阶段。资产阶级在他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在它四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许多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和理论，学习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的经验和理论，是我们避开曲折，少走弯路的一种明智策略，我们要建设“够格”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加强国家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

术成果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8]因此，邓小平认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是非得失，“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中最根本的是生产力标准，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是坚持社会生活的客观真理性，是遵循历史必然性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和国防等各方面实力的总合，其中经济实力是基础，它决定着其他方面。因此，坚持综合国力标准和坚持生产力标准都是坚持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则是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价值标准，人民是价值的主体，“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20]人民又是评价的主体，他把“人民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判断我们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以否的依据。在邓小平看来,我们党的言论行动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这个出发点还不能保证言论行动的正确性。因此,检验一切言论行动正确与否,还要通过实践,看其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人民利益的实现程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6-97页。

[2][3][4][5][6][7][8][9][11][12][13][14][15][16][17][18][19][20]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171，115，116，116，110，207-208，373，110-111，103，117，3，195，63，172，79，117，372，255页。

高等教育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工具理性价值理性

在全面迈向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高等教育担负着传承、创新文化及提高学生精神境界的双重任务。毋庸置疑，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对象是人，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人类社会活动的合理性时，把人的活动分为“工具合理性行动”和“价值合理性行动”，即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这个思想是对人类社会活动价值合理性分析的经典注解，为我们提供了探讨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的理论依据。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析

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分析人类社会活动的合理性时，把人的活动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作为实现满足欲求且标的工具，只关心这一实现过程的程序与条件，而不思考这一目标的价值意义，特别是不进一步深入研究或评估这一目标在人生与人类整体中的地位；而价值理性的目标在于对自己活动目标作出整体性与终极性的意义价值评估。

(一)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强调功利性、手段的有效性，关心的是事物实现的手段和目的，它要求精确的计算和预测，不仅将自然物质而且把人作为一个个体放在可置换、控制和管理的地位。可以说，工具理性本质上是一个规范有序的物化世界，它强调目的与手段相分离，即在事物发展过程中重视工作效率而忽略精神价值。这一思想虽然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使人一味追求功利和个人欲求，漠视感情和精神价值，造成了人的物化和异化。因此，追求最高效率、最佳问题解决途径的有效性思维是工具理性的显著特征。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由于工具理性只涉及达到具体目标的手段和合理性，因此它逐渐由解放的工具退化为统治自然和人的工具。

(二)价值理性

如果说工具理性是指人们通过什么手段、方式去实现目标和追求，那么价值理性就是论证一件事物该不该去追求。价值理性是人们根据主体需要和意志进行价值活动的自我控制能力，包括主体对价值活动的调控、平衡和组织能力。价值理性的产生是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受其价值观的指导，不断积淀自我意识、完善自我认知、升华自我价值，增强对人自身本质属性的认识、把握而逐渐形成与发展的。价值理性强调事物发展的终极目的，这是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意义，意味着对主体价值需求的现实批判和取舍，在观念形态上对现存客体的变革和对未来价值客体的追求及在实践活动中的自觉调控。总而言之，它不是满足单个个体的零散需要，而是要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整体需求。因此，价值理性能够指导人未来的价值活动朝着合社会主体乃至合全人类需要的价值理想迈进。

(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

工具理性应当以价值理性为导向，价值理性应当为工具理性指引方向。因为单纯的工具理性所追求的是一种极端功利化的实用价值，在单纯的工具理性的驱使下，人们的活动有时不但不会给人带来好的结果还可能威胁甚至伤害到人自身的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理性世界里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首先，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支持。工具理性有自身的价值，它体现了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运用和驾驭，并不断形成系统的理论科学、实验科学、应用科学等。在人类社会中，不存在完全脱离感觉经验和一定历史阶段的抽象价值。工具理性作为一个载体，是主体在实践中作用于客体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的有效工具，是实现价值理性的支撑平台。好比一个人过河时需要过桥。桥体本身仅仅是作为物质的载体而存在，才能体现手段的价值，否则，人过河的愿望只是人的一种“从精神到精神”的过程，他永远都只能站在河对岸实现不了过河的目的。其次，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随着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工具理性极大膨胀。在追求效率和实施技术的控制中，工具理性变成了支配、控制人的力量，让人沦为机器操纵的对象。由此，作为个体的人出现了判断想象能力、创新能力、自由意识大大削弱的现象。导致了人性的丧失和人的自我毁灭。因此，当科学的领地作为真理的唯一居所时，价值的有效性就开始成为人类生活的最高价值标准。作为客观规律的反映者，人们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知过程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而体现价值理性的和谐、发展观被日益重视，人的主体性、科学性的品格，不断探索、挑战无知、求真务实的精神，也自始至终对工具理性提供精神支持。

二、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表现

(一)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的表现

现代高等教育大多重“才”不重“人”，重智力开发，轻素质培养。试图通过专业知识的传授把学生培养成各行业的专家，把人看作是可以带来价值的隐性资本，把专业知识掌握得牢固与否看作是衡量高等教育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这种人力资源开发倾向的教学理念和质量观只会造成学生个性发展的异化。

工具理性把“效率”作为判定价值的唯一标准，受“惟效率”的价值观影响，人们把教育看成是模式化“学习产品”的社会化大生产，对“产品”进行了等级的分类，目标大多窄化为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业成绩可测量，易于比较，符合盛行的科学化潮流，但也容易导致利益至上现象：只重视学习结束后的成绩，而忽视成绩后面人的动机取向和努力程度。大学课堂应是青年学子“精神成人”和“灵魂发育”的摇篮，它的最高目的应该在于完善个性。施行成人之教，陶冶学生的品性。然而当前社会各界关注最多的是学生毕业后如何适应社会，满足社会需要。大学的社会价值得到张扬，个性兴趣情操却被压抑，相应地教学也服务于学生谋生或提升学历的需要，传授讲解侧重于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和方法。

工具理性的有效运行是以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为基础，具有主、客两分的对象性思维特点。这种思维致力于对经验世界的操作和控制，但同时也容易导致人的主体价值逐渐迷失。评价工具理性的膨胀，使得人们刻意追求“价值中立”，忽略人的作用，而功利化教学目的的至高地位必然是漠视教学的育人作用，忽略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心与心交流和思想碰撞。学生个性的形成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价值的塑造和人生意义的渗透显得力不从心。出于从事学术和科研活动的要求，培养学生理性思维被当作神圣的教条得以推崇。

教师反复强调要以科学、理性、中立的标准看待问题，教学内容也讲究体系化、逻辑化、序列化和结构化，通过抽象知识的系统训练以提高学生理性的计算、分析、加工信息的能力，学生对情感的诉求被当作是非理性的体验加以排斥。再加上出于提高教学效率目的，现代化教学手段如计算机技术等在教学领域中广泛应用，它所导致的技术化甚至机械化更是大大压缩了学生情感孕育的空间。

(二)高等教育中价值理性的表现

教育对人最深切的关注，莫过于促进、实现人的发展。因为高等教育本身是生命精神能量的展现：一方面，人类用文字和公式来展现关于社会和自然的诸多定理和规律，集中反映了人类对世界不断深层次认识。另一方面对世界的理解，也反映了人类对诸多现象的描绘和领悟的过程，而这些过程背后有着思想方法的更新和科学探究。因此，教育在引导学生认识世界本质的同时，还应使学生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密切联系。

当前，人们反思人文精神，呼唤人文教育。目的在于批判科技时代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造成对人性的禁锢。在人文精神的意旨下，价值理性是基于某些价值信条之上，以某种特定的终极立场为依归，具有调动理想自我，从而实现对人行动的导向作用。价值理性是把人的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为现代高等教育规定了新的内容和话语方式。价值理性的回归，不仅是现代教育重视人文教育的思想投射到教育上的结果，而且是课程特征、深化课程改革及其在学校教育中地位的内在要求的客观需要。

高等教育的积极意义在于强调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注重“和谐关系”建立的基础是“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学生“发展”与“合作”的实现而不是对学生的控制和甄别。这就是说，教育者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允许学生依照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对教学内容作出不同形式的解答。高等教育的对象应是全体学生，“一切为了学生”、“面向全体学生”等也就成为高等教育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

三、高等教育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理性完整状态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是不存在彻底的分化状态的理性，是辩证的统一体。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的存在提供了条件和基础，价值理性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并主导着工具理性的发展。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人的存在与发展、人的内涵与依据便构成了教育的内在逻辑与品质的根本性依据。离开了培养人的主体功能，教育的一切工具目的就无从实现。重视对大学教学的内在价值，对于防止大学成为“精神退化的工场”具有消解之效。教育应具有乌托邦的精神品格，保留非功利的价值追求，拓展被工具理性支配的生命意义。因此，高等教育应守望一份超越和理想，与世俗尘嚣保持一段距离，对现实的纯功利冲动要起到引导和矫正作用。

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应摆脱工具理性的“铁笼”，但并不意味着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对二者的协调和整合。离开工具理性取向的教学，会使大学教学远离社会，趋于保守缺乏生机和活力，从而失去公众和社会的支持；而离开价值理性取向的教学，则会使大学教学变成急功近利的活动，丧失其对社会和个人的引导功能，甚至丢失高等教育的真实价值。高等教育应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将两种价值观在大学教学中加以有机地融合，在两种价值取向的冲突与融合中促进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蔡元培先生认为大学的目的是“育人而非制器；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器材”。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的；器是物，是没有灵魂的。如果仅仅是教授学生以知识，而未加以文化的熏陶、道德的感化，那么教学就会失去灵魂。因此，高等教学应优先重视大学生的“精神成人”，考察其潜在的态度、情感、人生观和完善人格的形成状况，既注意衡量学生的科学素质，同时又要对大学生的人文修养保持高度敏感，从而促进大学教学工作更符合教育的必然逻辑。

绿色会计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4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哲学含义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源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这一概念。他指出合理性分为两种:即工具 (合) 理性与价值 (合) 理性。工具理性追求的是使效益最大化, 以实践确认工具的实用性。而工具理性在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同时, 从不考虑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因此, 持工具理性的人只关心其所选用的行为是否能以最少的付出达成自己的目的, 而对行为的本身是否有价值并不关心。更确切地说, 他们更关心达成“结果”的“过程”的“长度”, 而不是“宽度”。相比较而言, 价值理性看重的是行为本身的价值, 不计较手段和后果。马克思·韦伯认为, 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 不管是否取得成就”。也就是说无论这一行为的目的为何, 我们都赋予它以“特定价值”。

二、绿色会计在低碳经济下的发展优势:基于价值理性

绿色会计旨在更环保地保持经济增长, 这与可持续发展观如出一辙。为实现这一点, 必须以“低碳经济”这一新的模式来管理企业。众所周知, 低碳经济所提倡的可持续发展观, 希望达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以前, 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更偏向于“工具理性”的“以物为本”, 为达目的不惜以破坏自然环境为代价。时过境迁,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出, 人们渐渐从“以物为本”转向“价值理性”。相比传统会计, 绿色会计最大的特色是提出了“环境成本”这一新的理念, 并将“环境成本”作为成本的一种。这既符合“以人为本”的理念, 也践行了低碳经济这一新的经济模式所提倡的理念。因此, 相比传统会计, 绿色会计更应是现今社会的发展模式。

三、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矛盾制约绿色会计发展

会计是人们为了创造更大的经济利益所使用的一种工具。其实亦可说会计是“工具理性”的产物, 它是随人们的效益最大化产生的。而绿色会计, 虽属会计的一种, 但它在计量时将环境的污染、防治、开发等费用以成本记入后, 提高了成本, 而降低了利润。表面上看, 绿色会计与“工具理性”的追求效益最大化相悖。为了证实这一点, 我们引入“本量利分析”概念。“本量利分析”是以“成本”“销售量”“利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数学模型, 来找出企业的盈亏临界点。前面我们提到, 绿色会计最大的特色是提出了“环境成本”这一新的理念, 并将“环境成本”作为成本的一种。如果将环境成本纳入总成本中, 并且进一步将环境成本分为变动环境成本和固定环境成本, 同时考虑到生态补偿的成本, 那么边际贡献计算公式就变为:“边际贡献=销售收入-变动生产成本-变动期间成本-变动环境成本”。自然而然计算盈亏平衡点的公式也随之变为:“单一产品的保本销售额= (固定生产成本+固定生态补偿成本) ÷单位边际贡献”。从这些公式中不难看出, “边际贡献”由于需要减去“变动环境成本”而变少, 而分母中因为多了“固定生态补偿成本”, 以及分子中“单位边际贡献”的减少, 这就导致“保本销售额”的增加。以下是“传统式本量利关系图”与“‘环境成本’计入成本下的本量利关系图”的比较:

从图中可以看到, 将“环境成本”计入总成本后, “盈亏临界点”向右上方移动。即企业为了获得与原来相同的利润, 就必须提高自己的销售量。若销售量无法提高, 那么利润必然会减少, 甚至会导致亏损。虽然“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理性”, 但两者一个“以物为本”, 一个“以人为本”。恰巧在人们追求高效益时, 更偏爱“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也就被一再忽略。与此同时, 大多数企业都在追求更高的利润, 不希望成本的提高, 因而更不愿意将“环境成本”计入成本之中制约企业高利润获得。这就使得绿色会计的发展变得难上加难。要改变这一现象, 必须先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观念。

四、绿色会计: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

绿色会计作为会计的一种, 一方面, 它符合“工具理性”的观念。虽然绿色会计提出将“环境成本”计入成本之中, 提高了当下的成本。从长远发展看, 人们为了保护自然环境, 减少“环境成本”的支出, 必然会尽量多的使用可循环利用的原料。这样做虽然会导致当下成本的增加。但是在将来, 由于使用的是可循环利用的原料, 会导致原本的“固定成本”有所减少, 减少的数量甚至可能超过将“环境成本”计入后增加的数量, 最终会使企业获得比以前更多的利润, 这未尝不是一种效益的最大化。并且, 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保护, 更是符合了“价值理性”的“以人为本”这一理念。另一方面, 绿色会计最大程度地兼顾了两种理性特点, 进一步使两种理性达到相对统一。总的来看, 绿色会计使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很好地融合在一起。

五、绿色会计的未来发展: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框架

1. 提倡并加强绿色会计理论研究

我国绿色会计的相关理论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 没有什么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对绿色会计的假设、核算对象、计量基础、成本确认、报告体系的构建等尚未做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结合。而且, 有关绿色会计完整的理论与方法更为缺少, 大多数虽然有强调价值理性的作用, 但缺少可行的理论成果.。绿色会计还仅限于专家学者的文章当中, 基本上还没有形成操作性较强的绿色会计准则, 更谈不上全面满足相关会计实务工作的各项需求。尤其是缺乏科学的定量方法及切实可行的指标体系, 使需要用货币计量、披露的环境资产与负债, 环境成本与收益等信息, 缺乏具体可操作的方法。同时, 由于缺乏绿色会计行为的规范标准, 无法统一规范绿色会计核算的对象及披露形式, 导致低碳模式下绿色会计核算与信息披露的可操作性差。使得企业环境报告信息披露缺失和缺少可靠性。因此, 政府、学术和企业界积极参与到国际性的绿色会计队伍当中, 在学习其他国家绿色会计成果同时, 结合我国实际, 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绿色会计的理论体系, 解决我国企业和执法机构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已是势在必行。

2. 政府带动并监督, 理论、实践两手抓

绿色会计的发展受限于价值理性的“失语”和工具理性“独裁”的现状, 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较慢。我国政府虽然在环境保护方面已颁布了一些法律法规, 比如, 《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等, 但距离世界先进国家的立法水平还有很大差距, 执行起来也很有难度。对此, 政府必须做出改革, 不能再唯“工具理性”之命而是从, 忽略价值理性。应该在保证价值理性得到充分实现的前提下, 再谈工具理性。因此, 政府应积极建立绿色会计理论体系和实施办法, 以政府法制和宏观调控两把手保证实施, 确保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可靠性, 并做好监督工作, 保障会计信息使用者和社会的利益, 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走回正轨。让企业在切实落实绿色会计的制度上有法可依, 让管理和监督的政府机构在执行该项制度时也有法可循。减少甚至杜绝以罚款为主的简单粗暴的执法方式, 转而以引导企业主动按照国家制定的绿色会计制度进行生产和发展。

3. 宣传和教育需加强, 价值理性不能忘

绿色会计发展缓慢和难以实施的原因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工具理性为主的观念, 忽视价值理性的重大作用。我们不能只单单让会计人员以及企业发展绿色会计, 更要加强社会宣传, 让国民认识绿色会计, 了解价值理性, 扭转目前这种畸形的价值观。特别应该注重发展既精通会计理论, 又能掌握足够资源、环保知识的跨学科领域的复合型绿色会计人才。我国目前相当缺乏这类人才, 高校相关学科建设与教学研究也相对滞后。高校应当设立相关方面的学习方向, 注重绿色会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中国梦”的构想, 走好我国的环保绿色会计之路也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必经之路。

中国绿色会计的研究和实施, 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内容十分复杂。它不只是一个会计问题, 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及环境问题, 同时还涵盖了时间和空间问题。绿色会计的顺利推行, 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有机结合和共同努力。因此, 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和全社会都要对绿色会计的建设给予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朱利兵.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融合:对科学发展观的新审视[J].上海大学, 2010.

[2]王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J].甘肃社会科学, 2005 (1) .

[3]刘国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共在与互动[J].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5 (8) .

[4]赖金良.关于价值哲学与价值科学的思考[J].学术月刊, 2006 (9) .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5

20世纪是理性高歌行进的世纪，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现代化的推进和物化倾向的强化，遮蔽了意义世界;技术发达的社会后果导致了人的压抑和人与人关系的疏离，趋利心所营造的世俗化生活给人类带来了不安全感和迷失感;使人类产生错觉，以为技术的进步，理性的胜利可以替代价值世界的规范、意义领域的追寻，

概言之，是理性与价值的分立与背反。

而理性与价值的分立与背叛反应在传播和营销上的映射就是：大量的广告和营销策划太多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的战略思考，太多的关注理性和现实的利益而忽视了营销的社会价值。比如，作为最近几年火爆的脑白金的传播和营销方案，它的销量提升固然是渠道、定位、文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但无疑，理性对价值的偕越是其无法回避的一个社会现实：消费者在排斥这个产品广告的同时又潜在的接收了其“送礼就送脑白金”的产品定位，在批判其低俗和无聊的同时又自觉的成了其义务的传播者，在固守社会道德价值的同时又理性的使用其社会交往功能――这也使得脑白金必须要走向一个依靠广告轰炸才可以生存的怪圈。一个令人难以解读的问题是:极富思辨传统的华夏民族为何在一夜之间认同了低俗的广告狂迷。透过表现形式上的非理性，隐藏其后的，实际是一种摆脱价值范守的畸型的理性选择。理性一经变成价值选择的充分根据和必要前提，那么它所蕴含的客观必然性就消解、淹没人对道德价值的认同与承诺而陷于专断按照这种理性在社会领域滋生的实用主义原则，即于我有用而构建的实践观念，这一点昭示我们:离开价值的范守，理性就会在社会领域上撒野。而这样的昭示也将继续昭示我们：离开价值范守的脑白金营销传播，它的成功始于广告狂迷，它也无法摆脱广告狂迷！

装饰价值的情感体现与理性表达 篇6

装饰的发展

从人类艺术的诞生之日起，从未离开过装饰。从出土的原始社会时期的彩陶，到现代妇女衣着上的花边，人类的艺术发展与装饰有着某种不可割舍的关系。装饰艺术运动是现代设计史上一次伟大的艺术运动，装饰艺术派主张借鉴历史上的各种装饰样式，以新古典主义为基础，同时主张机械化的美。与装饰艺术运动同时兴起的是现代主义，前者主张装饰，后者摒弃装饰。现代主义以简单理性著称，但是发展到后期的国际主义风格已经变成了一种没有任何装饰的冷漠风格而遭到年轻一代的厌倦。由此反观，装饰并不是没有价值的，装饰无价值论的根源是没有考虑人的情感需求，在这个设计风格多元化的时代，装饰，作为能够承载产品的情感附加值的元素之一而慢慢被接受甚至喜爱，正是装饰的设计价值的体现。

装饰需要满足理性需求

装饰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新的装饰替代旧的装饰，并没有解决当时社会最突出的成本的问题，设计依然是为上层人士生活服务的一个手段。所以虽然在时间上跟现代主义同步，但影响力远不如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为了降低产品成本，给更多人民大众使用，摒弃了装饰，是理性主义的典范，沙利文提出著名的“形式追随功能”更是成为一代设计师的座右铭，经济性和实用性成为设计重点。装饰因增加成本而被抵制。但是装饰真的消失不见了吗？并不是这样，它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着，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方式。美国著名设计师弗兰克·赖特，在他的建筑中喜欢装饰性的使用结构性构件，让建筑的体量成为建筑的装饰元素。这种装饰，不是浮夸的堆砌的矫饰，而是根据自然法则呈现出的美的效果。

在这个机械化工业化的时代，我们面临着资源紧缺，人口膨胀等一系列的问题，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必须进行理性的分析和思考，不光在形式上要化繁为简，更要通过设计传达出一种健康积极的生活理念。装饰必然会存在，但不能过度矫饰；装饰的出现须有内在的逻辑，不能为了装饰而装饰。日本品牌MUJI就做到了这一点，在追求美感的同时也强调内在精神。一直以来，无印良品的设计原则就是要满足材料的可持续使用，在设计的时候考虑产品对环境产生的影响，倡导质朴的生活理念，为大众提供简约、自然和富有质感的产品。无印良品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品牌，而变成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装饰需要满足情感需求

现代主义在上个世界60年代逐渐式微的原因就是风格太过简单冷漠，疏忽了人对产品的心理需求，并导致了后现代主义出现。根据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把人的需求按照由低到高分别划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产品的功能可以看做满足生理需求层次。当最低级的需求被满足后必然会出现新的需求，这时候，人们对于情感的需求便产生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主义设计风靡一时最后竟会遭到诟病，跟当时社会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现代主义产生的时代，人们生活水平不高，物质生活不丰富，处在生理需求阶段，经济形势向好之后，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改善，这时只讲功能的产品便不能继续打动人了。此时我们看待一件产品，不光考虑到他的功能，更多的是看他是否好看，能不能体现出我们的品味与形象，产品的使用过程其实是一个关于自我的社会定位的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价格便宜功能强大的电子表就能够准确的读出时间但是却仍然有人愿意以昂贵的价格去购买一只手工表了，这正体现出了自我的价值与品位，是人精神上的需求。

唐纳德.A.诺曼在《情感化设计》一书中将设计目标按照高低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本能层、行为层、反思层。这三个层次描述了情感的对象化过程，本能层主要指产品的外形、质地、手感能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行为层主要指产品的使用阶段给用户带来的心理感受，最高层反思层是是一种综合的感觉，是指经过了前两层的作用，用户与产品已经建立了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用户将人生阅历，文化背景，教育程度，以及自身对产品的理解和感知融合在一起产生的综合评定，这一层次的作用凌驾于第一层和第二层之上，起决定性的作用。诺曼的理论也解释了为什么对有些设计作品有些人非常喜欢但有些人却觉得简直无法忍受。对于喜欢的人来说，吸引他们的是设计的附加价值，是他们投射在产品身上的个人情感。这种精神上的需求是对情感化设计的召唤，装饰作为承载产品情感价值的载体必不可少。

小结

考虑到人对产品不仅有实用性的需求，还有情感需求，所以我们不能全盘否定装饰的价值。装饰必须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将用户心理作为一个影响因素融入到设计中，使人产生愉悦的心情并最大限度的体现产品的精神价值，这是一种对于人性的关怀和体贴，真正践行了包豪斯提出的“设计是为人的设计”这一初衷。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7

关键词：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成人教育,分裂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一)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含义

工具理性，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关注的是行为是否是达到目的最有效的手段，而不关注行为本身的价值，强调的是手段与结果。而与之相对应的价值理性是“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它肯定的是行为本身的价值，体现的是人对价值和价值追求的自觉把握和理解，是人的内在需求及人的内在特征。这是一种绝对信仰，绝对的价值，而不管手段与过程以及结果如何。

(二)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关系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理性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相互统一且相互作用，两者的结合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如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作为指导思想，应用合理科学的方法，才能达到精神与实践的统一，才是一个合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即个人精神价值向社会价值的转换。价值理性是基于某些价值信条之上的，为工具理性提供精神动力，是规定适用方法和手段的认识前提。同时，工具理性支撑着价值理性的实现，没有价值理性的存在，好比过河没桥，无论如何价值理性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者的和谐，统一才能保证人性的全面与完整，避免人性的残缺与异化，不断确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在市场经济的现在，工具理性已普遍成为人们的主导思维方式，而价值理性下的人的主体性却越来越淹没，缺失了人像人一样活着的东西，丧失了人的本性与人文精神，人开始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成为一种更为关注物欲与成就，关注工具和手段，缺乏自我生存意义的人。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思维的角度、深度与广度，商品经济的发展，专业的详细分工，过快的工作流程，使得整个社会对于一种“工具性”对象的满足，财富、权力、地位等物的东西占据人的心灵。以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自身的存在变成为一种纯“物”的关系。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诉求引发了我们对当代成人教育的思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理性任何一方面的片面发展都会导致非理性，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更不利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二、成人教育目的及主要教育形式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人的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说成人教育最初的目的是为了给不论什么原因而失去接受教育机会的人提供第二次受教育机会的话，那么到现在，针对科技的日新月异，成人教育则涵盖了更多的内容，更多的则体现在终身教育的立场，强调教育的持续性，人的发展全面性。进入60年代，“终身教育”的主张被提了出来，使得当代教育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成人教育的发展有了新方向、新目标，实施终身教育，人获得全面发展便成了成人教育的根本目的。

成人教育按其功能可划分为: (1) 补偿教育，包含扫盲教育、文化基础教育、学历教育，它曾是成人教育的主导方向，带有明显的补偿性质。 (2) 继续教育，旨在为社会各界成员提供更新知识，提高专业水平、职业能力的教育。 (3) 成人职业教育，是培养技能型人才的教育，使得成员具有从事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求技能的教育。包括社会性的成人职业教育和企事业单位内的职业教育。 (4) 社会文化生活教育，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满足社会成员的各种教育需求，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素质与生活质量的成人教育。

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成人教育中的分裂

人的自由、超越、完善是教育的根本性内涵。成人教育本身是一种个体自身行为，主观意愿的行为，没有强迫性。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一成人教育宗旨的扭曲，除社会文化生活教育能更多地体现人们从事成人教育的愉悦外，另外三种形式均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工具价值的导向。

在补偿教育这种形式中，我们以函授教育为例，不否认学生想提高自我能力，提高技能的愿望，但在今天的社会，更多的却是文凭这个指挥棒在作怪。在继续教育和成人职业教育中，个体为了晋升，职称，选拔等一系列的物质因素，而不得不进行继续教育，接受再教育。他们的学习只是一种手段，获得外部利益的工具，即便学得的成就可以为社会谋福利，同时也或多或少丰富了个人的精神世界，但其主导思想还是工具性的，只是个人获得晋升，获得物质利益的手段与工具，这种思想如果越演越烈，直至价值理性的完全消失，人将完全沦落为一种工具，人还何其称之为人?又哪来人的全面发展?其诸多问题归根结底，表现为:

(一) 功利取向

工具理性的全面渗透，使得成人教育也难以摆脱被功利化的命运。从参加函授考试，到企事业职员教育，无不表现出赤裸裸的功利取向。追求形式化，一味地在提高学历上下工夫。如今，文凭就是职场的通行证，为了能获得较好的工作，得到晋升的机会，大家纷至沓来，进行所谓的继续教育。而在公司、部门则把在职培训作为考核、晋级的硬性指标，虽然本意是为了提高员工的职业技术能力，综合全面发展。但正是因为这一功利性目标的存在，都把成人教育提供的再教育机会当作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晋升的跳板。再加上用人单位只关心文凭，参加培训数量，忽视学习的质量;只关心培训的表面级别，漠视学习的实效，功利化愈演愈烈。在这样的学习中，外部条件、外在目的成为学员行为的指令，而不是他们自己内心自我需求。这样的成人教育，本质在全 (人的全面发展) ，实际则偏 (个人精神世界的忽视) 。这是对工具理性的过分追求和价值理性的漠视，也充分暴露出我国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用人制度不完善，评价机制的不合理性。

(二) 人格异化，主体性缺失

函授教育，员工培训等被更多的人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就职的基础。人的本质在这些成人教育形式的学习中失去了意义，无视其存在。而且，学习中认识 (实践) 的对象———自然界，也不是作为人的部分，而是与人对立。所以，这种“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的发展变成了实用目的的手段和奴役人的工具。导致学员在接受再教育的价值秩序上强调实用价值，忽视生命价值，一味地追求自我利益，失去了人生意义的关注。这种自主意识的丧失正是异化的开始。因此，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挤压的结果，只能是价值理性的毁灭，人成为一种没有感情、没有思想的存在物。

人有主观能动性，不仅仅体现在人认识世界的能力与活动 (想) ;人改造世界的能力与活动 (做) ;还表现在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所具有的精神状态。人有意志力，有自己独有的思想与坚持。在面对外在压力，环境的诱惑时，能坚守自己的立场与人格，终极追求，无怨无悔，义无反顾。没有理想与信念的学习，必然是庸俗的学习，不健全的学习。

法国成人教育专家保罗·朗格朗认为人的教育应该贯穿人的一生，应该成为人的一生中不可或缺的活动;应该建立一个新的一体化的教育体系，使教育从纵的方面贯穿人的整个一生，从横的方面连接个人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各个侧面，使教育在每一个人需要的时候随时随地都能以最好的方式提供必要的知识技能。终身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持和改善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质量，实现人的自由、和谐、全面和可持续发展。成人教育作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必须要做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我国成人教育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从不同的角度讲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本文主要通过对成人教育学习主要形式的现实分析上，这一简单的角度，来表明其分裂性，来表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是成人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学员全面发展的需要。诚然在现代社会中，外部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人们要生存，要发展，但这不能成为其漠视自身需要和信仰的理由与借口。人有精神需要，有发展的要求，有信仰的坚定，切不可在社会的环境下或外部的压力下放弃了自己，让科技的进步毁灭了人类。

参考文献

[1][德]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选[M].上海:三联书店, 1989.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4.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8

一、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1.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涵分析。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人类社会活动的合理性时提出的两个概念。工具理性, 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 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 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韦伯认为, 工具理性是在针对既定目的有效地使用手段和工具中体现出的合理性。工具理性强调功利的动机和效用的最大化;价值理性, 即“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 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价值合理性关注的是道德责任、道德良心的召唤, 不计较功用效益, 以道德修养、理想信念、人生意义和价值取向为取舍标准。价值理性更强调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实质上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讲, 科学主要是讲客观世界, 讲‘天道’;人文主要是讲主观世界, 讲‘人道’, 那么, 两者相互交融就是‘主客一体’、‘天人合一’”[2]。工具理性体现了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工具理性通过科学技术的形式为人类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带来了现代文明的便利。没有工具理性, 人类很难进步和发展。工具理性是“文明之源”。而价值理性是“为人之本”, 体现人的终极关怀。价值理性是工具理性发挥作用的精神支撑。没有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很难实现, 也就没有了人生意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道德情操, 人类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很难实现。

2.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教育的本质是通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提高人的素质。人的素质是由人的先天禀赋以及在后天学习和培养中形成的各种品质、潜力、能力、素养和修养等组成的综合系统。人的素质主要包含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和文化素质四个方面。教育是以文化人的工作。通过文化活动, 使人的知、情、意和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文化的内容包含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文化有双重属性, 即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那么作为承载文化、践行文化、延续文化、发展文化的载体的教育就有双重属性:本体性与工具性。”[3]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素质教育的双重属性。孔子主张的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教育内容实际上就包含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双重内容。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通过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柏拉图的理性教育观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观的目的都认为教育是使人格得到全面发展。马克思的教育观认为, 教育是使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 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手段, 这里面也包涵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双重内容。

素质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实践已有多年的历史, 它对于提升我国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为适应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高校素质教育无论在内容、方法还是目标方面都要有所改进和创新。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是提升素质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有效路径。“实施素质教育, 核心就是把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作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 着力解决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欠缺的问题。”[4]我国素质教育的发展方向是把人生意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道德情操等价值理性与专业技术等工具理性融合在一起, 着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

二、高职教育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1. 高职教育价值理性缺失的现状及原因。

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为社会输送了大量技能型人才。高就业率、职业化和熟练的技能是高职教育培养人才的特色, 也是高职教育的一大优势。但是由于片面强调“以就业为导向”, 高职教育存在着过分强调职业化和技能, 而对价值理性或者人文素质重视不够的现象, 并由此产生了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与社会人才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才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 给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高职教育对技能、技术等工具性价值过分重视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从社会发展的客观原因分析, 由于我国工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技能型人才, 这种需求促进了高职教育规模的扩张。与此相适应, 社会对高职院校学生成才的评价标准也主要定位为熟练的技能。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随之出现了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无缝对接”、人职匹配实现“零距离”等等。从高职院校主观方面分析, 为适应社会对高职院校学生人才评价标准, 为了追求高就业率, 高职院校更加重视学生的技能操作等工具性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对理想信念、道德情操、人生意义等价值理性重视不够。

2.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高职教育中融合的必要性。

首先是适应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当前, 我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改变了技能型人才的素质需求结构。产业的转型升级, 尤其是信息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社会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综合素质要求逐渐趋高。据报道, “‘十二五’期间, 北京市满足产业升级和创新型企业‘十百千工程’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缺口达10万人;苏州市将减少100万低端产业工人, 增加50万本科及以上层次人才。”[5]社会的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素质需求结构的变化说明综合素质的提高对于技能型人才越来越重要了。事实证明, 缺乏价值理性支撑的工具理性很难在创新方面取得重要成就。科技缺乏价值理性的支撑不仅不会推动社会的进步, 反而会给他人和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其次是提升高职院校学生就业能力的需要。就业是高职院校学生的生存之本。学生能够顺利就业、优质就业, 才能谈得上进一步发展, 才能谈得上体面生活。就业导向是高职院校的生存之道。在我国这样的人力资源大国, 就业尤为重要。过去, 高职院校为了提高就业率, 更强调学生的熟练技能掌握。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产业的转型升级, 社会对高职院校学生的素质结构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中推进高职院校素质教育, 对于我国创新型社会的形成至关重要。因为“就业导向本身也要求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中加强素质教育, 以使得高职院校所培养的人才质量更优, 能够更好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生产力和创造力。”[6]就业导向与素质教育是相容共生的。当前, 在高职院校推进素质教育, 也是提高学生就业能力的重要举措。

3. 高职教育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

高职教育的工具理性强调“以用为本”, 侧重的是学生的职业技术或者能力, 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 既包括专业能力, 也包括书面表达能力、外语、计算机能力等基本能力, 还包括语言表达能力、交际能力、组织活动能力、领导协调能力等。高职教育中的价值理性强调“以人为本”, 主要包括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艺术修养等的培育, 也包括主动学习、主动探索和创新精神等。理想信念就是对未来目标的坚韧不拔的追求精神。道德情操主要指职业道德、社会责任意识和团队合作意识等。艺术修养主要指职业礼仪、基本的艺术鉴赏力等。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内涵上互通、互补, 在功能上互动, 两者统一于高职教育的全过程, 共同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高职教育的工具理性体现了高职学生专业化、职业化和技能化的特点和优势。以专业知识、技能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是高职教育的核心。良好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技能是高职学生服务社会, 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基础。以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艺术修养、主动学习、主动探索和创新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价值理性是高职学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没有工具理性的职教, 学生没有学到从职必备的技术和手段, 等于没有就业和立业的资本, 使价值理性犹如空中楼阁而无意义。同样, 职业教育丧失价值理性, 所培养的人才不过是工具人, 极易沦为没有精神的机器, 因一味追求实用和效率, 最终会导致人格残缺。”[7]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于高职院校职业化教育的全过程, 推进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的实施, 是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的最高境界, 也是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三、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中推进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的现实路径

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必须将人文素质教育、专业素质教育和技术操作训练结合起来, 创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融合的育人合力和人才培养模式, 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高职教育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 在学生素质教育方面既要有和普通本科高校相同的方面, 又要创新出与普通本科高校的素质教育不同的优势, 从而实现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高职教育的最大特色就是鲜明的职业化。因此, 应将高职教育的价值理性融合于职业化专业教育、职业化技能训练和职业化实践能力培育中。

1. 将价值理性科学地融入专业教育。

注重加强对高职学生基本专业知识的传授和基本技能的培养, 是我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优势。专业素质教育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处于主干地位。积极融合价值理性于专业教育是高职院校素质教育的重要路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现代社会知识和信息的更新越来越快, 专业教师如果只注重知识的传授, 将会影响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 在专业教育中应注重将价值理性融入专业教育, 实现知识、能力与价值观培育的有机统一。如将职业道德融于专业教育中。专业知识内容有些是和职业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专业知识教育中渗透职业道德的相关内容也是高职教育的特色。高职教育应将情感、道德、审美等价值理性纳入专业教学质量评价中, 通过制度来激励教师自觉地在专业教学过程中渗透人文精神。只有教师自觉提升个人文化素养、树立专业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融合的理念, 才能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成为可能。

2. 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的课程内容。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课程层面的融合主要是指教学内容的优化, 教学内容的优化是高职教育中素质教育载体的优化。当前, 高职课程体系中价值理性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在现有的高职教育课程体系中, 蕴含价值理性教学内容的空间被工具理性的教学内容挤占了;二是在课程设置中将蕴含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教学内容按学科或专业分类进行割裂, 如职业道德课程的教学内容孤立于专业课程内容而存在;三是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内容未进行有效整合, 难以拓展素质教育的“时间”与“空间”维度。上述问题体现在人才培养中就是个体丰富的生命体验被“架空”。因此, 要在课程内容上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整合, 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课程内容应以价值理性为导向进行整体设计, 并贯穿于整个专业课程设置中。价值理性的培养并不是一定要在课程内容中占据某一个特定的比例, 而应成为课程内容中方向性的内容。如学习国际贸易的学生, 学习各类外贸流程的背后必然是对国际文化、法律和职业操守的同步学习。一个精通国际贸易的职业人, 必然是一个跨文化沟通的“地球人”。二是课程内容应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为主线, 改变专业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内容分而教之的局面。在当前的高职专业课程体系中, 专业课程与公共课程的分野相当明显, 公共课程中会讲到职业生涯规划、职业道德, 而专业课程之中也会讲到。其实课程内容可以在专业这个统一的平台上, 通过专业课程教师与公共课程教师的集体备课, 甚至课程整合的方式来解决。三是课程内容应以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有效衔接为切入点, 拓展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的时空。在传统的高职院校管理中, 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分别属于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两大部门, 二者缺乏有效衔接, 使素质教育难以形成合力。对于学生发展而言, 价值理性的培养需要有第一课堂的催化, 更需要第二课堂的锤炼;而工具理性的培养既需要有第一课堂的传授, 也需要第二课堂的强化。同样是营销, 第一课堂上的营销技巧传授在第二课堂可以通过营销大赛形式呈现, 这样既强化了营销专业技能 (工具理性) , 又促进了团队合作和自我实现 (价值理性) , 这便是素质教育时空的拓展。

3. 搭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融合的实践平台。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要“注重知行统一, 坚持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通过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实践融合, 把专业知识和人文精神内化为自身素质, 实现知识的升华和超越。学生在组织和参与实践活动过程中培养主动性、创造性、团队合作精神、沟通、组织、协调能力, 将“做事”与“做人”相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融合的实践平台, 主要有校园文化活动、工学结合的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等形式。从价值理性角度而言, 上述三类实践分别指向大学精神、职业态度和社会责任的养成。专业实习是高职教育的重要任务, 是学生进一步深化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 为今后走向工作岗位做准备的必经环节。将职业道德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渗透到专业实习中, 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创新精神, 鼓励学生利用掌握的专业技能服务社会和他人。优质的校园文化是一笔宝贵的教育资源, 于无形之中感染和影响着学生。良好的校园文化, 可以陶冶学生的情操、启迪学生心智,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校要大力组织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如校园文化节、科技文化艺术节、社团文化节、读书节等, 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 培养学生欣赏美、感悟美、创造美的能力, 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和道德水平。进一步消化和吸收学生在书本上学习的相关理论知识, 同时体验在服务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的乐趣。社会实践活动是学生走出校门, 了解社会, 服务社会和检验所学知识, 提升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渠道。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 学生能够更深层次地领会世情、国情和省情, 更进一步提升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意识。

总之, 高职院校要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中推进素质教育, 要教育学生将“做事”与“做人”结合起来, 将提升自身素质转化为成长成才的自觉行动, 并以此形成大气品格、一流技能, 从而创造精彩人生、践行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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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建松.高职院校立体化、多方位素质教育的研究与实践——以浙江金融职业学院为例[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2 (05) .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9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一战略性的举措，学界同仁已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解读和研究，并揭示了其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的新层面对其进行另一番思考。

“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突出体现了科学发展精神。“协调好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际、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等矛盾体双方的关系”，是科学精神的充分体现，是科技理性的思维方式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实际运用。“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蕴含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动力是人、发展的尺度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人。这一饱含对人类自我关怀的哲学命题，充分折射出对人的尊严、价值、自由的维护和追求，充分再现出和谐社会对价值理性的积极诉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可以透视，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理念价值理念，强调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为了人，把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对社会主义利益原则进行人格化，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和发展动力，在精神需求层面充分体现了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并且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这种求真的精神是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前提条件的，所倡导的这种对人的终极关怀是以求真的精神为基础的;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性和以人为本的人文性，饱含了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坚持了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即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科学视野与人文视野、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统一。这种新的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与人文价值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支撑，辩证统一，是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统一的发展观。

二、现实缘由：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的必要性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理性的两翼，可谓是理性的左手和右手，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应当同时共存、和谐相处。其融合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的分野与对峙带来了文明的分裂与失衡，让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困境，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已严重制约了我国人类的全面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1. 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疏离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异化

追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在蒙昧时代，人对自然持有一种由恐惧而崇拜的心理，人与自然总体上处于原始的和谐之中。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的“自信”随之膨胀起来，从过去的自然崇拜转而成为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认为人可以借助科技理性操纵一切。在我国，一些人对自然界一味地索取和占有，最终造成生态平衡惨遭破坏，水头流失极其严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SARS肆虐，这些无不昭示着科技理性的贫困和价值理性的严重失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以追求利润为唯一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只注意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造成了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1]可见，科技理性离不开价值理性，科技理性缺少必要的价值抑制和引导只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2. 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疏离造成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异化

根据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原则，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其实就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峙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之时，我们可以推测其后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利益的诱惑驱使人征服自然，占用、掠夺自然，而在对自然进行掠夺的同时，强势群体就会获取更多的利益。由于利益的不均匀分配和自身实力的强弱的差别，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其突出表现在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成为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人们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享受面前产生严重的错觉感，对科技顶礼膜拜，将科技原则作为一切关系的准则。在我国甚至有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夸大科技理性，把技术应用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将政治层面上的社会规范与控制转变为技术理性的内在控制。尽管从形式上来看，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加以分析，就发现这是价值理性的明显失落。倘若如此发展，必将导致人心失衡、暴力上涨等极端后果。可见，高扬科技理性忽视价值理性是会导致伦理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是不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的，是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的。

3. 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疏离造成人本质的异化

现代文明发展所存在的弊端，使现代人陷入生存的困境。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良好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成为一种压制人类的工具，使人、技术、社会的统一出现了不和谐音符。究其原因是“由于人们有意无意张扬了科技的工具理性，弱化了技术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导致自我与主体地位的丧失，使得人民迷失了自我，产生了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2]。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企业和工厂实行标准化生产，在这个庞大的机器体系中，人通过重复简单的动作，被异化为没有任何思维和技巧错误的工具，人似乎如同一个顽石一样，变成没有思想的芦苇。如同一部机器零件，只会机械地工作，导致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严重缺失。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在他的产品中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3]“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3]可见，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挤压的结果，只能是价值的失落和毁灭，最终使人成为一种没有感情的“僵化”了的木乃伊一样的存在物。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 (下卷)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10

一、公允价值准则推广及其不确定性分析

公允价值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基于(Beaver,1989)会计目标决策有用的框架,国外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估值有用性,分析会计信息对投资者的估值有用性和契约有用性。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集中于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长期资产重估等领域公允价值计量的存在价值。

由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多维度,围绕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者基于会计信息质量的不同维度,分化为两个阵营:

一是以价值相关性为对象的研究阵营。研究成果肯定公允价值的对会计质量的积极作用,如Bernard和Ruland(1987)证明,现行成本信息比历史成本信息更有信息含量。Barth,Beaver&Undsman(1990)从股价的相关性着手,分析了价值和信息的相关性,证实公允价值的应用显著的增强了股价的相关性和解释能力。Barth(1994)证明了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具有更好的解释能力。Eccher、Ramesh和Thiagarajan(1996)甚至证明,公允价值对历史成本也具有增量解释力。此外,Richard等(2000)研究了英国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发现尽管评估师低估了公允价值,但同历史成本相比,公允价值还是显得更精确和无偏。在行业研究扩展上,Danbolt和Rees(2007)以英国的房地产和投资基金两个行业作为实验的基础,比较了历史成本会计和公允价值会计,发现公允价值收益比历史成本收益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胜。

这类实证研究成果套用FASB在133号准则的表述,即:“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信息最相关的计量属性。”

二是围绕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的研究阵营。研究者关注公允价值较历史成本计价带来会计政策更多的选择,这意味着会计信息的“不确定”大大提高。不确定性意味这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下降吗?围绕着这类问题的答案,Mengle(1990)研究了公允价值的相关性以及信息成本。他认为公允价值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成本为代价的。Khurana(2003)研究进一步证实,公允价值以当前价格为基础,可能需要估计,从而可能导致可靠性问题,这是因为没有活跃交易市场的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必须进行估计,而估计的可靠性难以得到有效的保证。这些实证研究基于对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差,会计信息不确定性强的探索,对公允价值推广的普遍实用性报以怀疑。

相较国外公允价值的研究成果,我国会计界长期以来基于历史成本计价的现实基础,对公允价值的探索十分谨慎。研究范式多以规范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集中在新会计准则推广以后(黄学敏,2004;路晓燕,2006)。

其中,对公允价值的理论探索,国内的规范研究集中在:基础理论(黄世忠,1997;葛家樹,2001,2006;谢诗芬,2001;常勋,2004等)、公允价值的相关性与可靠性(裘宗舜,2003;王建成,胡振国,2007;吴水澎,2003;黄桂杰,2004;黄学敏,2004;于永生,2006;徐培红,2006;王乐锦,2006等)、如何运用公允价值(葛家澎,2001;孙芳城,2002;陆建桥,2005;刘焦忠,2006等)、公允价值利弊(刘玉廷,2001;饶磊,2001;冯淑萍,2002;谢诗芬,2004,2005;张连起,2006;葛家澍,2007等)等四个主要领域。

受到研究范式的约束,国内准则实证研究成果基本建立在档案研究经验证据上,研究成果受限于新会计准则在我国推广的短暂的时间区间,分布于2006年前后。代表性的研究包括:邓传洲(2005)对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证实;张烨、胡倩(2007)证实公允价值对股价变动的显著影响,以及徐虹(2008)对公允价值表内计量比表外披露更具信息含量的验证等成果。

归纳起来,对公允价值的积极效应的肯定,是学术界对新会计准则推广公允价值的主流研究认识。这类研究还包括朱凯,李琴,潘金凤(2008)对公允价值在股票定价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薛爽,徐浩萍,施海娜(2009)证明实施公允价值能够增强应计利润确认经济收益功能,并降低现金流噪音功能;谭洪涛;蔡春(2009)证明公允价值提高了资产负债表的信息价值相关性。

不过,依旧有学者提出对公允价值推广要持谨慎态度。特别是2008年北美金融危机影响下,对公允价值准则信息可靠性的研究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部分学者质疑公允价值推广给信息安全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银行。如路晓燕等(2008)研究发现,在投资者成熟度和理性不足的情况下,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可能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提高决策有用性的结果,准则制定者在公允价值运用问题上应持谨慎态度;朱凯,赵旭颖,孙红(2009)通过分析会计准则改革前后的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认为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并没有显著提高,继而提出,会计准则改革的暂时性成本效应,评价会计准则改革的经济后果,需要更长期的观察和分析,即我国公允价值准则的推广应该在长期考察后稳健推广。

可以看出,基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多维度以及相关性、可靠性的平衡考量,对公允价值推广的复杂市场效应及其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推广疑虑依旧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二、基于ST退市机制与有限理性环境下的公允价值推广

投资者理性的辨析信息集并在约束信息集内作出最优决策(贝叶斯法则),是研究会计准则市场传导体系的基本假定。然而,完美理性的投资者假设在真实市场上的种种“异象”行为,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本项目的研究视角由此切入,探索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下,“有限理性”投资者如何面对准则的变更及其市场传导效应。

在投资者的不完美理性认识上,我国学者边泓(2007)曾通过研究证实,“对于投资者使用会计信息具体模式的推测上,一定要考虑认知心理学作为基础”。出于认知研究的广泛性和交叉性,为了对本文的研究问题进行更好的诠释,本项目的研究视角聚焦于有限理性下的“认知偏差”。在启发思维的认知偏差带来的决策偏见研究中,很多研究证实这类偏差客观存在,如RoberPinsker(2007)运用实验研究方法检验了披露类型对非职业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修正效应。Shefrin和Statman的研究进一步验证:大多数投资者坚信“好公司”会的股票就是“好股票”,投资者把“好公司”混同于“好股票”等等。这些研究为投资决策的非理性过程积累了大量的实证证据。

在我国市场的独特制度设计中,上市公司退出制度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有限理性条件下的新会计准则市场效应传导机制是什么,不同与世界其它地区的资本市场直接退出机制,我国资本市场独特的退出机制设计可以归纳为:“预警-退市”两个阶段,其核心是以会计盈利为基础,结合审计报告结论和其它特殊情形,对连续(近2年)会计亏损的企业,通过变更简称,标识ST标志,实现预警退市风险的功能。由于上市公司一旦变更简称(ST标识),向投资者传达的信息往往不仅仅包含盈利能力不佳,高管诚信问题等风险,更主要的是警示其可能步入市场退市机制一个阶段,蕴含退市风险,因此,“ST预警”被视为是我国资本市场退市机制中的核心措施,本项目以此着手,研究ST机制对投资者理性决策的偏误及其与公允价值准则推广的制度契合过程。

这里,ST机制下的投资者认知偏差的存在是本研究的基础出发点之一。这一逻辑出发点基于大量行为研究的成果(Kahneman,slovic&tversky,1982)证实,例如,人们在决策时,习惯于关注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相似性,以实现对第二个事物的认知;甚至以过去的印象做判断,以表面相似性替代深层相似性,进而缺少对“既定思维标签”下的信息进一步分析(Shefin,2000)。即人们在思维上无意识的存在“偷懒”现象,出于事物表面相识性而潜意识附加更多的相识特征,而不会理性的对待不同的事物的诸多信息进行进一步加工,从而得到非最优信息集(完美)决策。研究者把这类简化思维的标签笼统的定义为“锚”。“锚定现象”的研究成为放宽经典金融学中完美投资者的假定的有力证据之一。事实上,即使是专业人士也难脱锚定决策等偏误决策(Northraft&Neale,1987),这些研究让我们相猜测,ST退市机制是否也会由于构成投资决策的偏误性“锚”?造成非效率决策过程。从而偏离准则执行的市场预期,这依旧有本项目在随后研究证实。

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相对历史成本计量而言,会计政策的选择性更大,因此,会计信息质量不确定性大大增强。由于不确定性的信息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认知偏差的幅度,使得我们继续推测,公允价值是否加剧了市场上不同公司(ST簇公司/非ST簇类)的“锚定”偏差,即锚定效应在公允价值环境下会出现放大效应,投资者面对冠以“ST简称”的投资对象时,决策发生更大的“锚”定偏误现象会更加突出。在有色眼镜的视角下,放大“公允价值”准则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较差的缺点,忽视了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积极效用。如果这一假说成立,无疑意味着现行ST制度对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推广效应的扭曲,对于理解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场对于公允价值推广的疑虑具有积极的意义。

事实上,锚定现象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和解释资本市场中一些“异象”(许年行、吴世农,2007))。如La Porta(1997)等人曾用此偏差解释了分析师在对公司盈余增长时的误判现象。Nofsinger(2002)的实验也说明了投资者存在锚定心理。Hirshleifer和Siew Hong Teoh(2009)进一步发现,会计准则和披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大量心理偏差的影响。国内的研究同样证实锚定思维在投资决策中的普遍存在。如孙培源、施东晖(2002)验证了中国股票市场羊群效应的存在;张勇(2003)验证了我国股市大量的噪音交易者;陈骥甚至证明我国大多数投资者有认知偏差;李心丹等(2002)更是明确证实了锚定效应在我国投资者决策行为中的存在。

由于ST机制催生上市公司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诱使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姜国华、王汉生,2005)。结合陆建桥(2003)对净资产收益率小于1%的公司存在复杂的盈余管理的证实以及薛爽(2003)对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普遍显著的研究。我们认为,投资者对于ST公司的管理层信任度低,可能会成为投资者解读ST公司信息的另一个潜在的“有色眼镜”。这个问题成为本项目探索公允价值推广与ST退市机制契合路径的另一个分析重点。

归纳起来,我们认为现行退市机制对上市公司退市阶段的警示性简称变更,会造成投资者形成决策的一个“锚”。在这个“锚”的影响下,“ST”标识在“警示历史会计亏损“和”业绩不佳“的同时,与“管理层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垃圾股”等一系列负面判断相锚定,进而促使投资者在解读ST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和管理层判断时带上“有色眼镜”。

三、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选择:锚定效应下的制度契合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对于新会计准则变更的市场机制变更效应研究依旧存在以下研究局限:(1)对于公允价值的影响,依旧集中于会计信息质量多维度的验证,缺乏从“公允价值使用”到“投资决策效率”的整个传导路径的系统探索,因此,对会计准则变更的市场效应缺乏更深入的了解,研究停留在市场综合评价上,无法甄别市场“噪音”,也存在诸多研究结论上的冲突;(2)既然会计信息系统搭建了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的桥梁,那么会计准则的计价变更作为会计信息系统根本变革,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会计系统本身,它必然与现有是市场诸多制度相互影响、契合,形成复杂的市场效应,投资决策作为制度契合的结果,经验数据的研究结果存在滞后性和杂音大的弱点,难以对多制度交互效应做更深入的探查;(3)新会计准则的推广作为一个制度扩展过程,基于档案式研究手段的结论滞后于实际的经济反馈,不利于政策的修订和推广,因此有必要在研究范式上引入其它手段,借助实验研究手段取得大量先验研究支持和探索。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会计准则在推广公允价值受到投资者认知规律的限制和有限理性的决策规律影响,其必将受到多元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的干扰和限制,从而放大公允价值计价的弱势,当遭遇市场动荡时,难免成为危机下的一个替罪羊,从这点来说,否定公允价值不啻于因噎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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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耶拉的目的论解释及其合理性 篇11

关键词：目的论解释；合理性；阿耶拉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41

生物学中常常会使用目的论语言来解释一些问题，这种目的论语言是否必要，有无合理性一直以来成为科学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内格尔（Ernest Nagel）把目的论语言分为两种——目标归因陈述和功能归因陈述。他认为可以使用亨普尔的D-N模型在不损失任何内容的情况下，分别对这两种目的论陈述进行非目的论的替换，以此来消解目的论解释。阿耶拉（Francisco J. Ayala）则认为目的论解释是不能被还原为非目的论解释的，他给出了目的论解释的三个不可还原的内涵，并限定了目的论解释的适用范围，认为像内格尔能使用D-N模型进行解释的那些并不是真正的目的论解释。但是阿耶拉对于目的论解释的适用范围的划分还是出现了问题，这影响到他以此来确立目的论解释的合理性。本文介绍阿耶拉的目的论解释，考察阿耶拉在确立目的论解释的合理性地位中出现的问题，尝试分析目的论语言在不同语境下的解释力，以此来确立生物学中目的论解释的合理性地位。

一、阿耶拉的目的论解释

阿耶拉主张生物学中的目的论解释是不能在不损失任何内容的情况下被其它解释所替换的，他给出了目的论解释的三个不可还原的内涵：

（一）定向组织

阿耶拉认为目的论解释所包含的内容比非目的论解释所包含的内容多：

1.“目的论解释暗示讨论的系统是定向组织的”[1]13。比如：用“鱼鳃的功能是呼吸”来说明“为什么鱼有腮”，前者就是对后者的目的论解释，而在这个解释中其实早就预设了系统——“鱼”是一个定向组织的。

2.“目的论解释说明特定功能的存在和定向组织的存在”[1]13。如：目的论解释说明某一有机体特征的存在（说有腮）是因为这一特征有贡献于表现和维持某一功能（呼吸）。此外，目的论解释还暗示功能的存在是因为它有利于有机体的繁殖适合度。但是，像内格尔那种用D-N模型来替换目的论解释的主要前提是“鱼呼吸”，而这种解释说明不了呼吸的存在。

3.“目的论解释给出了系统是定向组织的原因，有机体的目的性表现的存在是自然选择过程的结果。自然选择提升任何增加有机体的繁殖适合度的系统的发展。”[1]13

（二）对目的论语言的理解

阿耶拉是这样来理解目的论解释的：“目的论解释说明系统中某一特征的存在，这种说明是通过陈述那个特征对于系统的一个特定属性或状态有贡献来完成的。目的论解释要求那个特征或行为对于系统的某一状态或属性的存在和维持有贡献。此外，这个概念暗示：该贡献最终必须是那种特征或行为为什么存在的理由。”[2]8

与其不同的是，内格尔把目的论的语言分为两大类，即目标归因（goal ascriptions）和功能归因（function ascriptions）两种。目标归因陈述某个结果或一个有机体的或有机体的部分的某些活动受指引的目标倾向。功能归因陈述在有机体中一个给定项目或给定项目活动的作用是什么。内格尔对“功能”的理解是：“系统s和环境E中，i的功能是F，预设了s是目标导向，是为了目标G，是为了有利于F的实现或维持。”[3]

阿耶拉在这里强调的是“有贡献”，这种“有贡献”不同于内格尔等人所说的“有利于”。 阿耶拉的 “有贡献”强调了要互为因果，而内格尔的“有利于”只是一种充分条件。氯化钠分子结构有利于品尝盐这个属性，故而把它用于食物，反之则不然，把氯化钠用于食物不是为什么它有这种分子结构或咸味的原因。地球绕太阳运动是为什么有四季的原因，四季的存在却不是地球绕太阳运动的原因。心脏的存在是通过陈述心脏对于泵血有贡献来加以说明的。这种贡献一定是心脏为什么存在的原因。

此外，阿耶拉并不是像内格尔那样将目的论语言分为两大类——目标归因与功能归因；而是从外在目的论与内在目的论的区分上对目的论语言的使用范围作出限制，给出了三种适用情况：第一，结果或目标是被主体有意识预期的。如张三买一张机票去北京的情况下张三的行为是带目的论的。但是，不需要解释有机体的存在和作为创造者有意识行为的原因的适应性。生命世界里是有目的的行为的，但生命世界的存在不需要被解释，正如有目的行为的原因不需要解释一样。第二，自组织或目的论系统，即在存在一个机制的情况下，尽管有环境的干扰这个机制仍使系统达到或维持一个特定性质。第三，解剖学结构和生理结构表现某一功能。如人手用来抓东西。第一种情况用目的论语言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这种目的论语言是一种外在的目的论；而第二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是一种内在的目的论，这种内在的目的论语言及其合理性才是我们要讨论的对象。阿耶拉将内在目的论与外在目的论区分开来，避免了内格尔从目标归因与功能归因的角度划分目的论种类而出现的划界标准的含混性。

（三）目的论解释与因果解释的关系

内格尔曾认为目的论解释与因果解释完全一致，但阿耶拉认为这些因果解释对于提供合适的目的论解释来说不必要。生物学家回答关于有机体特征的问题，如：“为了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是“这样一个结构或一个过程的功能或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被目的论地清楚而确切地表达出来。用一系列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明眼睛如何张开，但它告诉不了我们所有有关眼睛的事情如眼睛张开服务于看。此外，进化生物学家对为什么一特定基因被选择而不是其它这个问题感兴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求目的论解释：“眼睛的产生是因为它服务于看，看增加特定环境下某有机体的繁殖成功。”从这个方面来看，因果解释不能完全替代目的论解释。

二、阿耶拉对目的论解释适用范围的划分及其缺陷

阿耶拉认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使用目的论语言是合理的：“（1）结果或目标是被主体有意识预期的……（2）自组织或目的论系统，即在存在一个机制的情况下，尽管有环境的干扰这个机制仍使系统达到或维持一个特定性质……（3）解剖学结构和生理结构表现某一功能。”[2]9其中，（1）是一种外在的目的论，是有行为主体的，并且这个行为主体是人或其它有意识的动物。（2）和（3）是一种内在的目的论，内在目的论系统是通过一个严格机制过程的自然选择来阐明的。有机体是显示内在目的论那一类系统。阿耶拉认为内在目的论也叫它自然目的论，这种自然目的论也分为两种情况：决定性的（或必要的）与非决定性的（或一般的）。有机体的自控过程是决定性目的论的例子。这种有机体的自控过程又分两种：一种是生理性的自控过程，即尽管有环境的干扰，这种过程仍使有机体维持某一生理稳定，如肾对血盐的调节；另一种是发展性的自控过程，即有机体按某程序由受精卵变为成熟的个体的不同途径的调节。

阿耶拉对目的论语言的使用范围作了限定，并认为在限定范围内目的论解释是必要的，但他对目的论解释必要性的辩护却却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在有机体的自控过程中生理性的自控过程是可以用其它解释的，比如内格尔提出的D-N模型（将这种生理性自控过程看成是一般规律和一系列的因果相关条件），在这个问题上阿耶拉的目的论解释并不增加任何解释内容。

第二，阿耶拉在对目的论解释的整个论述中将目的论解释的很大一部分适用范围放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但遗憾的是，他对于生物学的理解也有些偏颇。阿耶拉对生物学的理解大多停留在进化生物学的层面，但其实对生物学的研究还有另一个层面——功能生物学，功能生物学中会运用许多物理-化学知识来帮助解决一个有机体是“怎么样”的问题，阿耶拉虽然也提到了“解剖学结构和生理结构表现某一功能”[2]9，但这种功能是一种“目的性”，而“有机体的目的性表现的存在是自然选择过程的结果。”[2]8阿耶拉夸大了进化生物学对于现象的解释力，而忽略了功能生物学的解释作用。

第三，阿耶拉认为内在的目的论系统的解释是通过自然选择作用机制而被阐明的，但自然选择机制是通过适合度来表现的，这不可避免地要对适合度概念进行考察，并需要对具体问题下涉及的适合度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这种经验检验受到许多限制，这一点阿耶拉也注意到了，并提出只有在能够进行经验检验的前提下才能使用目的论解释。阿耶拉在解释中注重经验检验，但有些检验（关于结果未知的情况下的检验）是不可能给出的，如未发生的事情就不能够检验。

三、 不同语境下的解释力

从迈尔（Ernst May）开始就将生物学分为了进化生物学和功能生物学两大类，这种划分有利于多角度理解生物学，也有利于我们从多视角考察生物学中的目的论语言的合理性。

迈尔将生物学明确地区分为进化生物学与功能生物学。进化生物学的特点是：其一，研究远因，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其二，主要采用观察、比较的研究方法，是属于“定性”的研究；其三，注重进化历史中的独特性。功能生物学的特点是：其一，研究近因，回答“怎么样”的问题；其二，主要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是属于“定量”的研究；其三，注意结构元件运行和相互作用。他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性二形性（sexual dimorphism）的近期原因可能是激素的或某些遗传性生长因子的作用，而其终极原因则可能是性选择或者利用食物小生境的不同选择优势（selective advantage）所致。总之，任何生物学的现象都可以归结为这两种独立的因果关系。”[4]而与研究这两种独立的因果关系相对应的生物学则分别是功能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

到目前为止，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生物学可以借用迈尔的粗略分类，即进化生物学和功能生物学。进化生物学中会使用到选择或适应来解释一些现象，这种选择或适应的语言是生物学特有的，是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的。功能生物学中大多使用物理-化学的语言侧重于研究有机体的结构以及与结构相对应的功能是怎么样的问题，在这个层面的生物学中并不是单靠物理-化学语言就能解释清楚一些现象的，如人手的结构我们可通过解剖来了解，但是人手的这种结构和功能的关系问题却是个很难说清的问题，这不仅会涉及到解剖学的知识还要涉及对历史上人手结构的考证和研究，而进化生物学中的研究也会借助到解剖学，其实生物学的这两大分支是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阿耶拉站在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谈目的论解释，势必造成他对目的论解释划界标准的片面性。事实上，生物学中的进化生物学和功能生物学这两个方面是彼此交融的，如果想从生物学科内部的分类这个维度去划分目的论解释的适用范围，势必会出现一团乱麻的局面，但如果像阿耶拉那样把生物学理解为进化生物学，从而讨论生物学中目的论解释的适用范围，则又会犯片面性的错误。

目的论解释有无合理性？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目的论解释都具有合理性。可以考虑从以下方面来讨论目的论解释的适用范围。

目的论解释是陈述输入信息与输出信息之间的对应关系。目的论语言的使用只能局限在知道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但不知道从输入信息到输出信息的过程中蕴含的规律的时候，这是因为，当我们不知道输出信息时，整个事物处于一种未知的状态，将来发生什么是一种偶然性事件，对于这种偶然性我们无法作出必然性的解释，也不可能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进行检验，我们唯一能作出的是猜想而不是解释。当知道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并且知道从输入信息如何达到输出信息的过程中的规律时，目的论语言也没有必要，这是因为我们既然知道了规律就可以给现象以规律解释，并且这种规律解释显然要比用目的论语言更清晰、更明白。当知道输入信息和输出信息并且不知道如何从输入信息到输出信息时，我们完全可以假定这个过程是有规律的，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规律时，对一些现象我们只能通过陈述输入信息与输出信息之间的对应关系来进行说明，这也正是目的论解释的解释力所在。但是，随着我们对具体规律的不断探求，在我们弄清楚过程中的规律时，目的论解释就不增加解释力。

阿耶拉将目的论语言集中在生物学领域，并将自然选择作为目的论语言，他认为他遇到的最严重的困难是对于自然选择的经验检验的问题。笔者认同阿耶拉在个体发育的问题上使用目的论语言，因为从受精卵到胚胎最终发育成个体的过程中，从目前的研究来看是存在规律的，这个过程中包含着受精卵的细胞分裂以及遗传物质的表达等细节的问题，目前的生物学对于这些细节的问题的研究还有许多争议，科学家对这种过程的规律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晰，还不能给出一个肯定的、明确的、具体的规律解释，但是有一点很明确——知道输入信息（受精卵）和输出信息（个体），这种情况下用目的论解释来说明现象是合理的，目的论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是具有解释力的。但是，笔者反对阿耶拉在生理性自控过程的问题上也使用目的论语言，这是因为目前生物学对人的生理性自控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详尽，比如肾对血盐的调节的例子：正常成年人每天滤过肾小球的水、Na+和K+等有99%以上被肾小管和集合管重吸收。肾小管和集合管对水的重吸收，是随着体内水的出入情况而变化的。当人饮水不足、体内失水过多或吃的食物过咸时，都会引起细胞外液渗透压升高，使下丘脑中的渗透压感受器受到刺激。这时，下丘脑中的渗透压感受器一方面产生兴奋并传至大脑皮层，通过产生渴觉来直接调节水的摄入量；一方面使由下丘脑神经细胞分泌、并由垂体后叶释放的抗利尿激素增加，从而促进了肾小管和集合管对水分的重吸收，减少了尿的排出，保留了体内的水分，使细胞外液的渗透压趋向于恢复正常。相反，当人因饮水过多或是盐丢失过多而使细胞外液的渗透压下降时，就会减少对下丘脑中的渗透压感受器的刺激，也就减少了抗利尿激素的分泌和释放，肾脏排出的水分就会增加，从而使细胞外液的渗透压恢复正常。当血钾含量升高或血钠含量降低时，可以直接刺激肾上腺皮质，使醛固酮（一种盐皮质激素）的分泌量增加，从而促进肾小管和集合管对Na+的重吸收和K+的分泌，维持血钾和血钠含量的平衡。相反，当血钾含量降低或血钠含量升高时，则使醛固酮的分泌量减少，其结果也是维持血钾和血钠含量的平衡。由此可见，人体内水和无机盐的平衡，是在神经调节和激素调节共同作用下，主要通过肾脏来完成的。例子清楚地说明了肾对血盐的调节这种生理性自控过程，这个说明是无数的科学家经过不断地研究而找到的规律性的解释，这种解释比目的论解释更清楚、更明白。在研究比较详尽的问题上，我们已经可以给出比较明确且详细的解释，这些解释远远比目的论解释更有说服力，这种情况下目的论解释不增加解释力。

此外，对于阿耶拉提到的鸟翅膀的功能的例子，笔者认为不能单纯把这类问题都归于目的论解释，当我们在谈到鸟翅膀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先要分清是说的某一只鸟还是某一类鸟，又或是鸟这个物种。对于某一只鸟或某一类鸟来说，我们可以分析鸟的习性、鸟所处的环境以及可能与这只或这类鸟发生交互作用的其它事物，然后通过解剖或对鸟的习性等的观察以及这只鸟或这类鸟是如何演变到现在这种状态的横向的历史研究等多个方面来回答这只或这类鸟的翅膀的功能的问题，这会涉及到许多的细节问题，在我们能够对这些细节问题作出详细的回答时，目的论解释就不必要了；对于鸟这个物种来说，要说明翅膀的功能是什么以及如何而来的问题，除了要通过对某一类鸟那样的多方面研究之外，还要进行鸟这个物种与其它物种的比较，这些研究其实都是在寻找一种规律，在规律尚未探究清楚时，作为陈述输入信息与输出信息之间的对应关系来说明现象的目的论解释时具有解释力的；当找到规律时，目的论解释不增加解释力，也变得不必要了。

内格尔强调的是统一的解释，他用D-N模型作为这种统一解释，其实D-N模型中最重要的是模型中的一般规律，笔者并不否认这种模型具有解释力，事实上这种模型也解释了一些问题如内格尔举过的例子：

（a）人体有肾上腺，这种肾上腺影响人身体的代谢率；

（b）在这个人身体出汗的情况下，此人的汗液被蒸发；

（c）假定人体有肾上腺，这种肾上腺影响人身体的代谢率；在身体出汗的情况下，汗液被蒸发；这些活动使得人体血液温度产生变化。

（d）因此，这个人的血液温度产生变化。

在这个例子中回答了为什么人的血液温度会产生变化，其中（c）其实就是一个规律，但是笔者认为这个规律要放在具体的问题中用，并且提问者可能更感兴趣的是这个规律本身，而不是D-N模型的推导结果。比如：在说为什么植物中包含叶绿素的时候，其实这个提问就有问题，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包含叶绿素，比如菌类就不含叶绿素，也并不是所有的植物只能通过光合作用才能生存。叶绿素其实是一种色素，它存在于叶绿体中，叶绿体不光包含叶绿素，还包含叶黄素、胡萝卜素。植物需要光合作用来产生碳水化合物从而利用有机物产生无机物并储存能量。这个过程的关键参与者是内部的叶绿体。叶绿体在阳光的作用下，把经由气孔进入叶子內部的二氧化碳和由根部吸收的水转变成为葡萄糖，同时释放氧气：

12H2O+阳光→12H2+6O2[光反应]

12H2（来自光反应）+6CO2→C6H12O6（葡萄糖） + 6H2O[暗反应]

维基百科中是这样来定义光合作用的，即光合作用是植物、藻类和某些细菌利用叶绿素，在光的照射下，将二氧化碳、水或是硫化氢转化为碳水化合物。但菌类是一类没有叶绿素的低等植物，菌类不能进行光合作用，它们主要靠寄生的方式生存。内格尔在使用D-N模型解释叶绿素的功能时遇到了其他学者提出的菌类不含叶绿素的驳难，内格尔对这种驳难没有给出正面的回答，其实质的原因在于模型忽视了反例，没有注意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在他看来，只要有了一般规律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这种解释方式是偏颇的。

四、结 语

目的论解释实际就是陈述输入信息与输出信息之间的对应关系，目的论解释的合理性与我们的认知程度相关，当我们对输入信息与输出信息之间的过程有清楚明了的认识时，目的论解释不增加解释力；当我们还不清楚这个过程时，找出输入信息与输出信息之间的对应关系，用这种对应关系说明现象就是目的论解释，这种情况下的目的论解释就具有解释力，而这一点也正是目的论解释的合理性所在。

[参考文献]

[1]Francisco J. Ayala.The Autonomy of Biology as a Natural Science[M]∥Breck， Yourgrau. Biology ， History， and Natural Philosophy.New York： Plenum Press，1972.

[2]Francisco J. Ayala.Teleological explanation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J]. Philosophy of Science，1970，37（1）：1-15.

[3]Ernest Nagel. Teleology revisited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science[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312.

[4]迈尔.生物学思想的发展[M]. 刘珺珺，译.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73.

（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There are much controversy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teleological explanation in

biology. Ayala concludes that teleological explanation has its autonomy in biology. He tried to defend the autonomy of the teleological explanation by setting a limit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eleological explanation. But Ayalas defense has many problems. On the one hand， he paid his attention on the evolution biology， but neglected functional biology. On the other hand， he ignored that teleology did not increase explanatory power in some context. Analyzing the explanatory power of teleological languag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provides a path to solve the problem about how to illu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teleological explanation in biology.

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 篇12

一、理性:走向大学精神的必经之路

“理性”一词是一个外来的哲学和社会学词汇, 英文中有两个词与之相对应, 即:“reason”和“rationality”。一般在哲学论述中常用前者, 而在社会学文献中常用后者。Reason源自于古希腊为logos和nous, 拉丁文转译为ratio, 突出表达事物的根源、规律、理由;rationality则由rational演化而来, 有计算的含义, 突出人的一种能力。理性是大学的传统, 大学精神的塑造必须沿着理性的道路才能实现, 因为只有理性才能提供知识的逻辑确定性、普遍必然性、科学有效性, 它为真理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衡量的尺度。

(一) 哲学视角

Reason常见于哲学思想中, 指的是一种认识事物的存在、变化和相互关系的“高级的”认识活动, 表现为在真理探求中逻辑 (logic) 推理的能力和过程。理性观念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已经提出, 一直在西方哲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西方哲学体系中, “理性, 不仅是一种认识论范畴, 而且是一种人性论或存在论范畴。” (1) 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认为理性是“神的属性和人的本性”;柏拉图把理性视为至高无上的精神世界的反映, 是知识的唯一源泉, 是通往理念世界 (Idealism) 的道路, 并因此排斥感性和经验 (2) ;笛卡尔用“我思故我在”来表达了把理性作为判别真伪的唯一标准的思想, 并发展形成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古典理性主义之后, 经过“神学理性”、“启蒙理性”等, 西方哲学对理性的解释和理解达到了新的高度, 康德的“批判理性”和黑格尔的“思辨理性”都对理性主义哲学和世界哲学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3)

(二) 社会学视角

随着西方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 理性 (rationality) 更多地被社会学家们所使用。Reason与rationality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 一般认为Reason是rationality概念的基础, 其间的关联词为“rational (理性的、合理的) ”, rational是reason的形容词, 而rationality是rational的名词。从社会学视角看, 理性“主要指在社会行动以及社会形成物当中, 行动者所赋予的明确、理智而又系统一贯的主观意向。” (4) 因此, rationality也被翻译为“合理性”。

被誉为古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的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对理性进行了深刻的研究, 理性是他的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他说道:“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去寻找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 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 (5) 。韦伯认为, 按社会行动的取向而言, 理性是多维的。因此, 他在对理性分类时, 首先提出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著名批判理论社会学家哈贝马斯 (Habermas Jürgen, 1929-) 则对具有典型工具化特点的科学技术提出了批判, 他不满科学技术对人和环境的控制和异化, 反对纯粹的以满足物质资料的永恒存在为目的的功利思想, 提出了以沟通行动理论为核心的“交往理性”这一重要的社会学观点。

(三) 理性是走向大学精神的必经之路

理性是大学传统。大学 (university) 起源于西方, 西方大学精神建立在对知识本身强烈的探索欲望和对真理无条件的追求的基础上, 决定了西方大学崇尚高深学问、自由教育、价值中立、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等思想, 闪烁着理性的智慧光芒。哈佛大学的校训“以柏拉图为友, 以亚里士多德为友, 更要以真理为友”就是典型代表。

理性是大学精神塑造的必要条件。在中国, 由于传统哲学中缺乏理性思想, 而且长期的农业社会生产方式带来重情轻理、重经验轻思考、重个人权威轻独立判断的思维方式, 造成中国人缺乏理性的精神、理性的勇气和习惯。加之中国教育没有大学 (university) 传统, 缺乏积淀, 在崇尚思想和学问的高等教育机构中, 理性思想缺失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显得尤其突出。教育是针对“人”的事业, 其本质是对人的本质的阐释和对生命的回归。大学教育应该唤醒人的理性意识、塑造人的理性精神、培养人的理性能力, 使人树立起文化的、历史的、批判的理性观。这就需要用理性思想培育大学精神, 使大学在理性思想的指引下追求真理, 创造与传承人类文化和科学知识, 培养人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和批判精神。大学发展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

二、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二元论到统一说

韦伯把社会行动分为工具理性行动、价值理性行动、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四类, 后二者不属于理性范畴。在理性行动中, 价值理性是指行动是建立在对某些固定的价值观念 (来自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以及其他阐释) 的信仰基础上的理性, 重视动机纯正和实质正义, 不过多考虑行动的结果;而工具理性则是指建立实现某种实用的、功利性目的基础上的理性, 强调工具和手段的有用性, 通过预测和精确计算来实现目标, 追求效率、重视结果。

自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概念提出以来, 学界对二者的讨论乃至争吵就一直未断。工具理性以其实用思想和对效率的追求, 对社会生产和社会行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工具理性思想得到高扬, 甚至出现了工具理性霸权;而价值理性支持者一直在反思:究竟本质重要还是目的重要?动机重要还是手段重要?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 是否会丧失价值取向而使人类失去方向?理性, 是否会因为工具理性赤裸裸的功利性而掩盖了其人文性面目?

(一) 工具理性的得失

随着西方启蒙精神和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 工具理性得到极大膨胀, 它以对效率的追求为核心, 顺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发展趋势, 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因此, 工具理性以其实用性和高效性逐渐成为社会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 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 在当代日益引起人们的反思, 过度的工具理性容易导致人们把结果、实用和效率当做唯一的目标, 使科学脱离人文维度而成为单纯的技术控制手段, 可能使人类走向忽视精神世界和价值判断的道路。因此, 在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发达后, 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之声越来越响。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 工具理性成为其批判的主要目标, 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都对工具理性提出了严厉的抨击, 并逐渐扩展到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甚至是人类文明史的批判。

(二) 价值理性的得失

价值, 是客体因满足主体需求而具有的属性和意义。价值的主体性决定了价值理性是建立在人的需求上的, 是实现“人的本质是人”这一哲学命题的关键。它的合理性体现了人的存在的合理性, 体现了信仰、正义、道德、审美等人类精神和对真理孜孜不倦的追求, 它比工具理性更为本质。但是, 价值理性在闪耀着精神光辉的同时, 也存在着不实用的明显弱点, 其非功利性和忽视手段与效率的特点决定了它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指导与推动能力远远低于工具理性。

(三) 建立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关系型思维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二元对立的思想导致了理论的互相排斥, 而事实上, 打破二元对立, 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才是理性发展的走向。在实然角度, 二者有巨大区别并导致在社会行动中产生明显分野, 而在应然角度, 二者是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一个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社会行动, 必然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统一的。一方面, 价值理性必须依赖工具理性来实现其价值理想, 体现出主体的能动性;反之, 工具理性为价值理性服务, 必须接受价值理性的指导, 价值理性应该指引工具理性的走向, 以避免过度追求工具理性带来方向的迷失。

三、“鼎承大同, 钵传天工”理性辨析

沿着上述思路, 我们可以对“鼎承大同, 钵传天工”进行理性辨析。

(一) 内涵简析

“鼎承大同, 钵传天工”是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大学精神的集中阐述, 其落脚点是“德”和“能”两方面的有机统一。从字面意义上可理解为:“以鼎传承大同精神、以钵传授天工技艺”, 学院校训释义上将其表述为“以中华传统文化育和谐社会新人, 以人类造物精神铸现代技术精英”。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力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理想, 引导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培养学生完整的人性和人格。这里的“德”, 可以理解为“德育教育”的德, 但它所涵盖的内容要远远大于德育教育, 它是以“人的本质”为溯源的、以德育教育为基础的、以道德精神为追求的、以人的价值实现为途径的、以人类理想为终极目标的一种精神。

同时, 学院也把学生生存技能和发展基础的培养作为办学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 力图使学生通过在校学习能够掌握一门技能, 以获得生存的基本能力。“天工”这个词的使用表明了学院对技能的要求不是泛泛而谈, 而是要使培养的人才掌握精湛的专业技能, 使学生在今后的就业竞争和社会生活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也反映了学院作为一所高职院校高度重视学生技能培养的典型特征。

(二) 理性辨析

1.“大同”:价值理性的选择

这里的“大同”, 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儒家的“大同世界”, 它代表的是一种精神, 也就是前面所描述的“德”。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人才培养定位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其中“高素质”的要求就是对“德”的要求。首先, 高职教育应该坚持主体性原则, 把人视为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价值主体, 并充分尊重人的主体地位, 而不是培养机械的生产工具, 这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教育上的重要体现。其次, 高职教育在强调技能为本的同时, 应注重学生文化教育、德育教育和素质教育, 注重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信念, 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和审美修养, 塑造完整的人性和人格, 成为全面自由发展和追求真理的人, 为人类终极理想上下求索。基于此, “大同”精神也就成了高职教育中价值理性的必然选择。

2.“天工”:工具理性的选择

“天工”代表的是精湛的技能。对学生技能培养的重视是职业院校的特征, “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本身就散发着浓郁的工具理性气味, “知识改变命运”的功利性理念早已深深扎根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心中。尤其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 教育的目的已经深受市场的影响, 教育的“自我认识与完善”的功能逐渐减弱, 代之以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和改善自身处境的目的, 人们对技术的追求开始超过对价值和文化的探索。对职业院校而言, 传授职业技能是他们的重要职能。对学生而言, 掌握职业技能是他们生存的要求和发展的基础。这促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都把技能培养放在重要的位置, 工具理性以其实用性特征再次成为高职教育目的的重要取向。

3.“鼎承大同, 钵传天工”: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大同”和“天工”并举, 反映了宜宾职业技术学院办学思想, 即把以人的本质和价值取向为核心的价值理性思维、以技能培养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思维进行有机结合, 二者相互融合而成一体。

人的全面发展, 不仅需要智力的开发和知识的掌握, 更需要价值观、道德观的培养和精神的完善, 忽视任何一个方面, 都是教育的失败。高等教育是培养的是高层次的人才, 是今后社会的思想主流和建设主力, 应当是既掌握了较高程度的科学知识又具有完美精神品质的人。这使高等教育必须建立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有机统一基础上。失去价值理性, 将会使人沦为没有精神的机器, 一味追求实用和效率, 甚至为功利而丧失价值判断, 最终会导致人格残缺甚至主体毁灭;反之, 抛弃工具理性, 会使人失去实现理想的必要技术与手段, 失陷在纯粹精神的空中楼阁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任何一方单极发展, 都会导致非理性, 成为单向度的人。 (6)

故此, “鼎承大同, 钵传天工”的精神, 正是要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有机统一起来, 德能并重, 既强调受教育者的科学素质和技能培养, 又强调受教育者价值取向、精神完善和人格完整。这应该是当代大学精神培育的方向。

参考文献

[1]石中英:《教育哲学导论》,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第184页。

[2][美]杰拉尔德·古特克:《哲学与意识形态视野中的教育》, 陈晓端, 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第18-30页。

[3]姚定一.《论西方哲学古典理性主义的历史演变》, http://siwen.scu.edu.cn/XXLR1.ASP?ID=396, 2002年10月1日。

[4]黎民、张小山:《西方社会学理论》, 湖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5年, 第80页。

[5]黎民、张小山:《西方社会学理论》, 湖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5年第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