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性与人性的融合

管理理性与人性的融合（共4篇）

管理理性与人性的融合 篇1

以科学性为本质的理性管理模式在指导知识经济背景下的管理实践时, 越来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面对挑战, 进行新的管理范式创新是本文要探讨的主题。本文从管理理性产生的社会背景出发, 揭示了理性管理模式随着管理实践的发展所表现出的教条、僵化和不适用性。同时,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分析了人性管理模式兴起的客观原因。最后, 提出一种新的管理范式———即中国式管理应当是管理理性与人性的融合。

现代管理理性的困境

回顾管理学的发展历程, 其实在其形成之初就被深深地打上了理性的烙印。这种理性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 它受到近代科学与科学方法的深刻影响。

近代科学权威的确立是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的。科学不仅深化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 而且人们开始运用科学改造物质世界。电磁和电磁波的科学发现所带来的电力和通讯的革命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 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

从思想认识到实际生活的巨变, 奠定了西方社会对科学高度崇拜的基础。而科学的形成离不开形成科学的方法。近代科学在形成之初就把对象看作是外在的、客观的、绝对的、具有稳定不变和简单的规律性, 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基本的科学方法论:对象的理想化和模型化、简单化、数量化、因果决定论、最优化、分析方法。这些科学方法既应用于科学实验中, 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而应用于一般生活中, 甚至成为人们的一种世界观和信念。在这种世界观和信念的指引下, 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迅速地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扩散到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 比如经济学普遍采用了数学方法, 由于管理学的科学化优势较经济学明显, 因此管理学的科学化似乎走得更远。

在管理学的创立之初———科学管理阶段, 泰罗和其他科学管理的代表人物以最基本、最简单的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 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对工时、动作、记件工作制、成本核算方法、职能工长制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通过规范化、定量化、精确化、简单化和最优化, 使生产活动变得比过去更有效率。科学管理的实质在于将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自觉地引入管理, 从而自管理学诞生之日起, 理性管理模式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科学管理的思想被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等人的古典管理理论进一步发展, 这些理论进一步彰显了理性管理的抽象性、客观性、机械性、二元性和独断性。后续的管理科学的发展更是使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管理中根深蒂固。

其实, 现代管理理论在其产生之后不久就受到了管理人性的挑战。著名的霍桑实验就是其中的突出事件。心理学家梅奥在研究照明等环境因素对工作效率的影响的实验中发现, 人际关系对工作效率具有很大的影响。霍桑实验暴露了近代科学方法在应用于管理的实践时所存在的问题。在近代科学方法论中, 研究对象是外在的、具有严格规律性、被动的客体, 对研究主体的行为只表现出一定的被动反映, 然而霍桑实验打破了这种教条的主客体关系, 实际上管理的客体有自己独立的性格、意志和行为方式, 而且这种客体的反映会影响到管理因素之间因果关系的规律性, 霍桑实验使科学方法在管理中的应用受到最初的挑战。霍桑实验之后管理中人的因素被挖掘出来, 人们意识到人不仅是理性的, 同时也是感性的, 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

我们用科学方法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管理理论并重新应用于具体实践时, 其适用性面临很大的挑战, 远不如自然科学的预测性、适用性强。《追求卓越》一书曾对理性主义管理模式的兴起和没落进行过详细的描述, 并指出这种模式的缺陷。管理理论运用理想化、模型化的方法把管理经验与具体的真实相分离时, 却丧失了它的开放性、生动性和对于事物的敏感性、真实性。管理中涉及人的相关理论在应用于管理实践时的局限更大。以管理中对人性的认识为例, 从经济人到社会人以及复杂人, 当我们把人性的某一个侧面抽象出来再应用到管理实践时, 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责难, 管理理论的机械、僵化受到许多人的抨击,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到管理者特质理论、领导风格理论等等, 其理论的实践指导性一直受到质疑。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严重脱节的现象十分突出。

现代管理人性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人际关系学派虽然注意到人的社会性, 但是它仍然属于理性管理的范围, 它仍然把管理看作是运用人的客观知识并以最小的人际关系代价来取得最大收益的一门技巧, 人际关系被利用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即使在行为科学得到广泛使用的今天, 新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发展, 但是它们都没有脱离理性管理的思维框架和范畴, 实际上, 由于结合了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知识, 反而使理性管理由于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得以加强。

上个世纪80年代, 由于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和独特的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 西方社会开始关注东方的人性化管理。美国教授威廉·大内的《Z理论———美国企业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和斯帕卡尔·阿索斯的《日本企业的管理艺术》就是其中的代表。日本作为一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小国, 在吸取西方理性化管理模式的精华之时, 充分合理地运用东方人性化的价值观对其加以消化和改造, 经济实力由此得到极大地提高, 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变成经济强国。比如在企业雇佣制度上, 美国式管理把个人参与公司看成是纯理性的行为, 企业往往通过非常高的人事变动率达到管理效率的提高, 而日本采取终身雇佣制, 将不同的人结合为一个整体, 在共同的信条下工作和生活, 个人是全面性地参与企业, 对企业全身心投入和奉献, 而企业注重员工的潜能开发和培训, 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管理的特点。

在西方社会, 随着工业经济的没落和知识经济的兴起, 以物为本的管理不得不向以人为本的管理转化。

在宏观经济层面, 20世纪30年代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约瑟夫·熊彼特首先认识到, 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所进行的新技术开发和传播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源泉, 其后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罗伯特·索罗强调了技术进步作为持续经济增长背后终极驱动力的重要性, 直到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才把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才突显出来, 从而使“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获得了严密的科学论证和阐释。

在微观管理层面, 日本知识管理学家野中郁次郎以鲜活的企业创新实践, 向我们展示了知识在企业创新和发展中的特有价值。由此, 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在企业发展中逐渐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因素, “以人为本”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它是企业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自然逻辑, 是管理理性发展的客观要求, 至此, “以人为本”的思想才真正深入人心。人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的提升, 使企业开始重视组织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建设, 重视组织精神和价值理念的培育, 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人力资源的管理, 人在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

融合:中国式管理的未来

西方社会“以人为本”的管理脱胎于“以物为本”的管理, 在这场管理转变中, 受原有管理科学思维框架的局限, “以人为本”的管理仍然存在着明显地把人视为物的思维痕迹, 管理只是把人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重要资源, 强调人对组织的功效, 以人为本只是提高组织绩效的一种手段而已, 这样的人本管理无法突现伦理、文化、哲学等人文精神的价值内涵, 同时失去了文化伦理价值观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深层支撑。

因此, 现代管理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管理, 必须上升到管理哲学的高度。管理哲学中的“以人为本”与管理科学中的“以人为本”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管理哲学把人看成是价值的生成物, 人是一切价值的标准和一切价值的最终目标, 一切都要以人为中心, 管理要以人的普遍需求及其满足为本。在这一前提下, 管理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更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为了更好地满足自我需求, 实现自我价值, 人会自觉地与他人合作和实现自我管理, 组织目标的实现不过是个人自身价值创造和实现的自然结果。

管理哲学对人性的深刻认识, 使人的价值在管理活动中得以落实, 促使人在管理中的自我激励、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 从而为实现组织所追求的“无为而治”的理想管理境界提供了价值观和方法论。

但是管理哲学对管理人性的突现和张扬, 并不是建立在完全否定管理理性的基础上的。尽管管理理性比过去更依赖管理的人性, 但是管理中仍然包含着极其重要的客观方面, 管理理性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合法的范围。忽视管理理性基础的人性管理, 必然会导致人性在管理实践中的滥用、误用以及思想上的混乱。中国管理文明在近代的衰落已经证明, 这种纯粹的人性管理在缺少管理理性营养的情况下, 失败率会大大增加。人性管理的存在和发展依赖其背后的经济力量以及由这种经济力量伴生的管理主体的力量, 因此, 管理的人性不可能完全摆脱管理的理性基础而独立存在。管理理性的人性化与管理人性的理性化只有交织在一起, 才能共同推动现代管理的进一步发展。

关于中国式管理的未来, 我们想说的是, 我们必须站在管理理性和人性的交汇点上。在管理人性的认识上, 首先, 要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汲取有益的营养, 这是目前中外管理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所面临的新课题;其次, 要结合现代西方已有的人本管理理论和实践成果, 并融汇东西方文化的精髓, 以此来指导中国的人性管理实践。在管理理性的认识上, 要积极汲取西方管理科学中的新理性, 如自组织理论、复杂性科学、协同学、非线性决策等等, 这样才能避免管理人性的盲目和无所适从。只有坚持以理性开发人性, 以人性充实理性, 中国式管理才可能引领世界管理的新潮流。

管理理性与人性的融合 篇2

[摘 要]教学活动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互融合的培养人的活动。理性与情感相统一的和谐境界一直是思想者追求的终极目的。语文教学理应引导学生进入文本具体的语言环境中，将理性与感性融合，从而达到和谐的教学境界。

[关键词]理性 感性 融合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5）07-065

教学是需要精心设计、合理实施的系统工程，它有必要让理性精神贯穿始终。而感性，就是一种感觉，有时候是说不出的理由。理性的深入，能促成感性的升华，二者互融，相得益彰。

《迟到》一文的课文篇幅虽然比较长，我通过对字词句、写作手法、背景资料等的理性分析，激起了学生深刻的感性体验，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一、品词析语――创设体验式教学情境

“词语只有在获得了感性的个人含义而不是单纯作为概念存在的时候，它才能成为个体生命中一个生气勃勃的细胞。”（维果茨基语）。《迟到》一文，通过品析关键词句，学生更能直接有效地获得情感体验。

抓住父亲打小海音的三个动词“拖”“抄”“抡”，让学生入境体验，这粗鲁的动作，带来最直接的结果便是鼓起的、红肿的、发着热的鞭痕。课堂上，教者挥起教鞭甩出“咻咻”声，给学生营造视觉和听觉的双冲击，学生的触觉仿佛也能感受到这切肤的疼痛。

再看父亲赶到学校给女儿送夹袄和铜板的画面，没有对话，“打开”“拿出”“递给”“看着”“拿出”，父亲一系列动作分明是要告诉小海音：女儿，爸爸是多么爱你。小海音虽然没说什么，但是心里早已原谅并理解了父亲。无声的画面蕴涵了千言万语，此时，启发学生补白父女的心声，恰到好处。

对词句理性地分析，更有助于创设感性的学习情境。这就如同架起作者与文本人物之间的心桥，能让沟通更便捷。

二、唇枪舌剑――牵引敞开式内心独白

课堂学习是师生对话的形式占主导。教者若能提供更多的学生相互对话的机会，学生更能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

教学《迟到》时，教者抛出一个问题：父亲该不该打女儿？学生持两种观点，各执一词，展开辩论。

不该打：（1）迟到不是什么大错误。（2）主张讲道理的说服教育。（3）暴力教育容易给孩子心灵留下阴影。

该打：（1）在父亲的眼里，迟到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意味着懒惰与退缩，是一种陋习，长此以往，必将限制孩子的发展。（2）作者赖床迟到的问题“每天”都在发生，由此可见，父亲应该有过说服教育，但是毫无作用，如今已经发展到“赖学”的地步。（3）从文章的结尾来看，“打”使小海音改正了错误，达到了教育目的。

在理性、客观地分析问题，有理有据地辩驳之后，学生理解了父亲打女儿的初衷，对深沉的父爱有了更独到的感性体验。

三、对比设计――凸显反差式人物形象

文学作品往往会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样，才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小海音父亲是一个集严爱与慈爱于一身的好父亲，可偏偏是通过“打”这件事来体现的，就这一素材来说，作者的选择就与众不同了。

文章以“打”凸显爱，父亲教育的形式和教育的目的背道而驰，可是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打”入手，尽量体会这场“狠打”，进而挖掘出蕴藏的深爱，课堂情感体验提升之时也正是引导学生体会父亲形象转变之契机。

作者的心情也发生着转变，从被打时的伤心，到理解父爱后快乐地上学，她的形象也从“狼狈的小狗”转变为一个幸福的小女孩。

通过对人物形象前后对比的理性分析，学生能感同身受人物内心的矛盾与纠结，也能完全理解并接受人物的言行的前后反差。

四、资料援引――助推起伏式情感波澜

语文拓展教学符合新课程理念，好的拓展能增加文本的厚度。《迟到》一文的教学，教者援引了一下资料。

1.引用毕淑敏的《孩子，我为什么打你》，让学生深入了解父亲的内心世界。毕淑敏的真情告白也是父亲心绪的表达。这样的拓展，能消除学生对父亲的不理解，加深了学生对父爱的感受。

2.父亲坎坷的人生经历，是促成他在看到女儿迟到、赖学后猛打她的根本原因，父亲人生经历的简介对理解父爱，甚至心生内疚之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小海音最终成为著作等身的作家，终身勤勤恳恳、笔耕不辍，也是父亲“打”出来的爱影响了她，使她改正了错误，因此对林海音写作成就的介绍不可或缺。

资料的援引，使学生对文本理解步步深入，情感波澜也推向高潮。

语文教学应立足理性本真，追求感性创新与提升，从而使教学达到理性与感性的完美融合。

文学与人性的疏离与融合 篇3

关键词：文学；人性；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51-02

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反映客观现实并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客观事实离不开自然与社会。人性作为艺术价值的本质既具有追求人的生理需求和实际问题的自然性，也具有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性。然而人性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既是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着，因为它们同时存在于一个社会，因此会彼此渗透。这种自然性和社会性也同时存在于文学作品中。文学的主要对象就是人，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对人性探讨的过程。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人性在文学中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意涵。

一、人性的本质及与文学的关系

（一）人性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人性首先具有自然性，换句话说，人为了生存要解决生理需求和实际问题。然而解决这些问题和需求并不能单单靠生物层面上的，需要在社会层面完成。因此，人性是自然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性问题。人性的自然性包括生物性和个体性，人的社会性包括现实性和群体性。人性的现实性会根据社会形态的不同有不同的表现。在阶级社会，人性的社会性表现出极强的阶级性，但却又不是阶级性。人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变的，社会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为了生存与发展有时会产生对立或妥协。但在精神层面上，人性的思想既具有阶级性又具有独立性。人性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相互统一的，同时自然性和社会性是建立在人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的。自然性是人性的自然基础，而社会性是人性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人性的社会性因为自然性才得以实现，人性的自然性因为社会性才在社会生活中得以体现，人性的思想具有阶级性和独立性，这并不矛盾或是冲突，是一种共同美的认同感。二者紧密联系又相互独立。

（二）人性与文学人性是文学艺术价值和美的基础和本质。现实世界是作家要进行描写的客观对象，也是作品的基础。文学作品只有表现出丰富多彩的人性和醇美真实的人情味，才能打动人心，使作品更具感染力和生命力。人性也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人性的历史流变在文学发展中表现为其内在逻辑性。人在不断的实践中与客观世界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必然反映在文学发展过程中，而人性是文学的核心元素。从文学本质上来看，文学就是要表现人，包括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而我们所说的文学研究，从本质上说就是研究人。但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学，这种不同也反映人性的差异，因此，文学中的人性也是不断变化的，是受不同时期思想左右的。在社会实践中，人性的自然性和社会性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人性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意涵，而文学人性理论也会不断丰富发展。

二、人性在中国文学中的流变

人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思想意涵，在古代社会中，当人性与社会发生严重的冲突与矛盾时，往往要以牺牲人性来妥协。因为个人的价值要借助整个团体甚至是社会才能够实现，个人的自由尊严甚至是人性都要对社会无条件服从或妥协。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与文化中，因为社会理性的增强，人性的自然性和社会性逐渐对立起来，人性经常被伦理道德束缚，人性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在文化中毫无活力。

在19世纪末期，一批又一批爱国志士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来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他们意识到了传统中国文化对人性的摧残，所以希望借助西方民主思想，使得人性再一次在文学中得到解放和抒发，同时也恢复了人的自然性。所以在当时的文学中，人性成为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素材和探索目标，人性与文学紧密的融合在一起。然而不同的历史背景也使人性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不断的发展变化。但对于人性的挖掘仍然缺少一些哲学方面的深度，深层的意识并没有体现出来，大奸大恶也是总形于表面，人性的自我反省只停留在政治和伦理道德层面上。这反映了我国文化缺少一定的自省性，将自省停留在伦理道德和政治上，所谓的自我剖析也是伦理的层面考量。由于当时历史的外在因素的影响，阻挡了人性深入到心灵的道路，自然性慢慢消失在中国文化的路上。

五四新文学运动打开了新世纪文学的大门。文学研究会是五四运动最早成立的文学社团，因其主张“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重要的一种工作”，故被称为“为人生派”，人性也便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主要内容。五四时期文学最大的成就就是人性的彰显，周作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个性解放理论彻底性颠覆了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家族为核心的专制社会结构理论，主张表现个人的情感，强调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文学的教化性，要求文学以情感人，注重人性的价值和尊严。五四运动在中国文化上更强调人性的自然性，忽略了人性的社会性，进一步矫正了以往在人性上的畸形表现，恢复了文学的本质。

到30年代以后，国内矛盾斗争日趋激烈，这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学与政治产生了特殊关系。但是，阶级斗争追求的就是人权与自由，因此在这一时期文学更加张扬人的个性自由，弥补了在五四运动时期文学对人性阐释的不足。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解放事业也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当时人们阶级意识不断强化，阶级意识超过人性，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毛泽东提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并被人们理解和接受，于是文学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性，这是当时中国文学的重要特征。

到50年代，文学作品为政治、为阶级斗争服务思想进一步被强化，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人性的群体性大于个体性，人性的社会性也逐步取代自然性，人性变成了阶级性。在社会关系中，人权和人的利益被忽视，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作品失去了原有的本质和特征，因此，沈从文等人在50年代停止文学创作。然而《论人情》和《论“文学是人学”》的出现，肯定了人性在文学中的地位，表明文学的对象是人，文学是表达人的情感和内心世界的。然而这种观念并不能在文学中实现，并且倡导者也受到了不公的待遇。

到70年代，文学的创作彻底性被阶级主导，影响了现实主义的发展，导致文学作品中人性的自然性彻底消失，人性的社会性被阶级性取代，阶级斗争逐渐变成文学社会性的表现形式。在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挤压下，文学失去了本有的性质与品格。

70年代末，由于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文学创作上，人们再次意识到了人性的作用和文学的本质。于是类似于《伤痕》这样反映人性的作品不断出现，促进了文学中人性的觉醒和复苏，人性的自然性重新得到重视和认可，人性的社会性和自然性重新协调统一。同时，人们个性和情感再次得到解放，现实社会也慢慢开始关注个体性，关注人生的意义和人文的价值。在文学创作上，马克思思想逐渐成为人性和人道主义探究路上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论得到张扬。在文学理论上的探究大大的推动了文学的创作，在人们的反思和自觉中，文学作品进入自省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更多的体现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思想、人情等，人性之美重新回到文学中，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着重反映人性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对立冲突和矛盾，立足于人道主义和人性自由，对人生意义和人文价值进行歌颂和展望。这一时期中出现的朦胧诗，突出了新一代年轻人对打破阶级斗争和政治对文学作品的限制和对人性自由无限的向往和展望。因此，在这一时期中，人性回归到文学中，促进了我国文化的发展和壮大。

三、人性在现代文学中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更加关注物质生活享受，导致人生意义和人文价值在打破阶级斗争限制的同时，又陷入物欲的怪圈中。追求物质利益的的最大化慢慢成为人的人生目标，人的思想、精神、意识在文学中渐渐变淡，人性、人生意义、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等现在的文学作品上不再被关注。换句话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让人们更加关注于现实社会的实际生活，更加关注物质利益，物质的满足填补了精神层面的空缺，对物质的关注取代了对未来理想的追求，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被关进物质的笼子，个人利益的追求阻滞了人们对人生意义追求。

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关注人们的现实生活，讲述的是柴米油盐等生活细节，是美女如何挤进豪门，财富如何一夜暴增，草根文化、打工阶层、“从奴隶到将军”逐渐从文学家笔下淡去。对此，我国文学理论界一直呼吁人们对人性和人文精神的关注，不要沉迷于物欲横流的世界。然而这种呼吁很快被淹没，好在还有像《心灵史》这样理想主义的作品抵御着世俗的诱惑，坚守着纯洁心灵的堤坝。人性在现代文学中再一次陷入窘境，人性中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再次对立起来。

我们期待着人们的觉醒和文学的振兴，希望人性之光能够再一次推动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爽.论沈从文的人性论文学观[D].山东师范大学，2015.

〔2〕夏中义.人性论与“马克思主义”的两张脸——对刘锋杰《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的一个补白[J].学习与探索，2014，（09）：138-142.

〔3〕黄修己.人性论和中国现代文学[J].华夏文化论坛，2012，（02）：3-13.

〔4〕翟二猛.为了文学的尊严——梁实秋文学人性论新解[J].文学界（理论版），2010，（04）：208-209.

管理理性与人性的融合 篇4

2.1人性化理念的应用原则

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应用中，应该坚持整体性原则、差异性原则以及和谐性原则。首先，整体性原则，风景园林作为一个整体性区域，需要保障整体风格的协调一致，并且应该注重各类区域的划分，做到整体协调一致，凸显不同分区特色。其次，差异性原则，风景园林是针对城市生活的所有人开放的，因此需要在设计上做到以人为本，尊重不同人群的差异性，在设计时要考虑不同人群的多种需要[2]。最后，和谐性原则，就是在设计中应该注重园林同当地区域的风土人情、地域风貌相协调，并且应该做到人与环境的和谐，使得天地人和谐统一，称为有机的整体。例如阳江市中心城区社区体育公园的建设在进行整体设计过程中，主要将整个园林区域分为儿童主题乐园区、户外活动体验区、景观观赏区、休闲娱乐区4个不同的模块，当然这4个模块是统一于整个风景园林设计当中的，既能担当各自的功能作用，又与其他模块相互相成，形成“公园”这个整体。

2.2人性化理念的应用要求

在应用人性化理念进行风景园林设计的过程中，应该遵循以下2个方面的应用要求。一方面需要遵循历史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要求。由于我国区域差异较大，因此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风景园林设计理念，这对于设计者来说，应用人性化理念进行园林设计时，需要考虑到当地的地理历史发展状况，并且要做到与时俱进，在保留区域传统特色风情的同时，还应该融入现代化的设计内容，充分满足风景园林设计的历史性与现代性相统一的原则。例如阳江市省级新农村建设在设计过程中，充分注重特色岭南风情的突出，通过仿古建筑的建设，让人们可以感受到整个城市浓厚的历史韵味。阳江风景园林可以注重当地的人文风情的突出，风景园林中的人文氛围会更加增强人们生活的归属感。在设计中花坛、围墙等都可以作为展示城市文化的窗口，围墙表面可以进行装饰体现建筑的古典美。同时花坛的形状以及种植花卉的种类都可以彰显出一座城市的魅力。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添加城市历史元素，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另一方面，应遵循实用性与美观性相协调的要求。虽然风景园林是用于民众观赏的，但是阳江风景区在设计工作开展中，还是保障了风景园林设计方面的实用性与美观性相协调。风景园林设计的目的是让人们得到身心的放松和享受，如果华而不实，一定会影响到人们的欣赏效果。因此在应用人性化理念进行风景园林设计的过程中，应该注重设置一些实用性的设施，例如个性化的休息区、照片打印区等，这些都可以增强人们对于园林的体验感。

2.3人性化理念的应用方法

应用人性化理念进行风景园林的设计实际上对设计者的能力要求很高。在实际工作中，应该注重掌握以下3种应用方法。

（1）在实际设计中充分满足人的需求，体现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很多设计者虽然秉持人性化设计理念，但是并没有将该理念渗透到实际的设计图纸当中。如阳江市森林公园在建设风景园林的过程中，需要了解园林中整体的地形、地势、地貌等特点，并注重对阳江风景园林进行实地考察，这样在设计过程中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合理利用地形水文特点，因地制宜，对天然的水流进行合理的规划设计，可以形成独特的园林景观。同时还应该注重保持风景园林原有自然风貌，尽量注重园林的原生态性。

（2）由于人们的需求是多样化的，所以在风景园林设计中也需要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

风景园林在场地划分方面，应该保障儿童游乐场所周围的安全性，避免出现意外情况的发生，并且在儿童游玩区应该设置成人休息区，可以满足成人的休息需要[3]。除此之外，在人工建筑设计时，应注重建筑整体风格与园林内部的自然风景环境相协调，做到浑然天成，有效增强风景园林的整体观赏性。

（3）注重风景园林设计图的细节处理。

任何事情都可以从细节中看出品质和水平，风景园林设计工作的开展也是如此，因此在人性化理念的应用过程中，可以从细节入手。如阳江市漠阳湖公园在设计过程中，尤其注重道路和灯光标识的设计。通常良好的道路设计可以让人们使用最好的方案到达目的地，并且还要保障人们在行走的过程中可以从最好的角度观赏景色。同时在一些风景园林内部会看到很多标语、路牌或者警示性语言，每个路口都会设置路牌对人民进行方向的指引，并且路牌运用的语言十分简单，让人容易看懂。由于风景园林内部的草坪、花坛等地方很容易遭到游人的践踏，因此在标语的设计上，采用了活泼、可爱的语言，这样既可以警示游人，又能够不破坏人们游玩的心情。

3结语

总之，运用人性化的理念在风景园林的设计当中，有利于保障园林设计的质量和水平，使得以人为本的观念贯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让人们可以充分感受到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变。

参考文献

[1]马博.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J].住宅与房地产，（21）

[2]宋妍.人性化理念在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J].现代园艺，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