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管理

非理性管理（共12篇）

非理性管理 篇1

一、教育管理中的理性因素

教育管理中的理性因素指的是，在教育管理过程中不受人为因素影响，具有持久的规律性的因素。例如：教育管理的规律、制度，体制等。这些因素是教育管理者需要认识并严格遵循的。

(1）教育管理规律

教育管理过程具有一般管理过程的特点，即它是一个由计划，实施，检评，总结等四个环节所组成的过程。[1]这就是教育管理的过程规律，只有以教育管理的规律为前提，教育管理才能有一个良性的发展。衡量任何教育组织工作的根本标准不是经济效益的多少，而是培养人才的数量和质量。教育管理的这一特殊属性，决定了教育管理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并且这些规律都不因政治，经济，文化的差异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1]

(2）教育管理制度

教育管理制度是在教育管理规律的基础上制定的，约束教育管理者的规章制度层面的因素，具有一定的永恒性。制度是教育管理的基础，为教育管理的实施提供一定规范。在学校管理中，要严格治校，依法治校，以规章制度治校。[3]

(3) 教育管理体制

教育管理体制是指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一定系统框架，是教育管理工作运行的轨道和路径。因此体制具有一定的不可抗性。大部门体制是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趋势。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仅是教育管理[4]

二、教育管理中的非理性因素

教育管理中有很多非理性因素，并且这些非理性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管理最终是针对人的一项工作，教育管理更是如此，而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因此管理在制度的基础上更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初衷。伦理性、道德、人性等就成为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非理性因素范畴。

(1）教育管理伦理

教育管理伦理指的是教育管理制度，管理关系、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的基本伦理规范与道德意义。[5]教育管理伦理是目前较新的一个领域，是整个教育管理活动中举足轻重的因素，在教育管理的嬗变中起着很大的作用。教育管理伦理研究的内容包括教育管理的制度和政策伦理、教育管理理念与理想的伦理以及教育管理人员的职业伦理和管理行为伦理等方面。[5]教育管理制度的伦理化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教育管理制度伦理化的宗旨在于，使教育管理制度能够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并且促进人与学校的和谐发展。我们所谓“好的制度”与“不好的制度”，就是对制度进行的伦理评价。[7]教育管理的教育性决定它不可能没有基本的价值立场和道德取向，因此决定了他不应当蜕变为纯粹的专业技术化和职能化的活动。所以，教育管理的道德价值向度和公共伦理精神不仅应该成为管理者的实践追求，更应该成为教育管理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2）教育管理道德

教育管理道德指的是教育管理过程中约束管理者的一种无形的社会规范和良知习俗。规章制度往往滞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组织机构的正常运转就要更多地依赖于伦理道德的力量。[8]虽然在约束与规范人的道德行为方面，制度并非毫无作为之处，但那只能体现在最为基本，最为底线的道德义务方面。然而理想的道德只能通过引导而不是强制去实现。品德高尚的人从来是出于自觉而不是被迫。人必须履行底线道德义务，却没有义务必须成为一个道德高尚者。运用制度强力约束人人道德高尚，这种要求不近人情，对人造成心理压力，甚至很有可能侵犯人的正当权益。[7]

三、教育管理中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关系

（1）理性因素是非理性因素的前提和基础

教育管理是一种科学，即是以一种理性的秩序和规则为前提的，任何管理要顺利进行无不需要理性思维的引导。教育管理尤其如此。教育在满足老百姓的功利性需求时必须以满足老百姓的长远根本利益为前提。[10]功利性需求中具有较多的非理性因素，而教育必须以长远的根本利益为主，则需要以理性因素为前提。

(2）非理性因素对理性因素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

从宏观方面来看，规则秩序等的建立也需要以人为本，由人来执行，因此，在情况多变的条件下，非理性因素弥补了理性因素缺乏变通性的一面，使得整个教育管理能在理性的基础上更具伦理性和人文性。有效的政策并不一定是道德的。由于人所具有多种社会本性和社会角色，因此，既不存在能够调节和规范人的全部行为的某种规范体系，也不可能指望人类设计和创造出某种完美无缺的制度体系。[11]因此，在这样一个具体微观的情况下，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小觑，因为非理性因素能够在教育管理中帮助有效地调节教育资源，尽量做到优化和有效利用教育资源。

四、如何利用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关系，提高教育管理的效能

教育管理者要在遵循理性因素的前提下适当提倡非理性因素，做到相辅相成。教育管理工作应该遵循管理的客观规律，在考虑理性因素的前提下根据情况适当提倡非理性因素。同时，在发挥非理性因素能动性的同时也不要偏离理性的轨道，做到科学的非理性。做到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教育管理还要在微观上把握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量的分配，比例问题。尽量把握好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分配比例。做到教育管理中不走极端，科学的管理，人性化的管理。

摘要：教育管理是管理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有着一定的特殊性。教育管理中变化的因素较多的表现为它的非理性因素, 例如:伦理, 情感, 道德等。而永恒的因素则较多的表现为制度, 规章, 体制等。教育管理就是在这种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中寻求平衡, 和谐的一种活动。

关键词：教育管理,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

参考文献

[1]、[2]、王刚.论教育管理的普遍性本质与特殊性形式[J].教育探索, 2008 (8) .

[3]、王岭.管理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学校教育管理[J].聚焦长三角, 上海金山专辑

[4]、杨润勇.新背景下我国教育管理体制政策调整问题研究[J].教育研究, 2011 (3) .

[5]、[6]、[11]、郅庭瑾.教育管理伦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N].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5 (3) .

[7]、[9]、郅庭瑾.教育管理制度伦理问题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6 (4) .

[8]、金保华, 陈萍.试论伦理的教育管理价值与功能[J].教育探索, 2010 (3) .

[10]、张志勇.转变非理性教育思维, 推进教育改革新突破[J].教育研究, 2011 (2) .

非理性管理 篇2

摘要：行为金融的研究表明，公司管理者的认知非理性与决策情绪驱动，会造成公司的成本支出或价值损失，成为公司价值实现的障碍。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以及决策自主化的背景下，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决策行为理性与否。已成为我国金融企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因素，对金融机构管理者决策行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为金融；管理者；非理性决策

中图分类号：F8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0)04-0164-03

一、行为金融对公司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的研究行为公司金融理论与传统公司金融理论。在金融市场，公司在价值实现最大化过程中存在两个关键的行为障碍：一个在公司内部；一个在公司外部。对此，传统公司金融理论和行为公司金融理论的看法是有区别的。对于存在于公司内部的行为障碍，传统的公司金融理论研究认为，其解决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代理成本。解决代理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设计和实施有效的“激励兼容”机制来协调管理者和股东的利益关系，认为只要有了合理的激励，管理者就一定能努力实现所在公司的价值最大化。而行为金融学却认为，这些机制对于纠正公司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可能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因为公司管理者相信他们在决策时是最大限度地为公司创造财富，但是事实上，他们决策的实际结果可能刚好相反。行为金融学认为，管理者的行为对公司财富造成的损失本质上并非完全是代理成本的问题，而更重要的内部行为障碍源于管理者认知的非理性与决策的情绪驱动。Hersh Sherfrin(2002)称为行为成本，即因管理者的认知缺陷和情感影响而作出的错误决策，并导致的公司的成本支出或价值损失。行为金融学的支持者认为，除了代理成本，行为成本可能相当巨大。虽然激励对降低代理成本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管理者对什么是自己的利益有所曲解，或者对于采取的使公司利益最大化行为持有错误的观点，那么激励兼容的机制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对于存在于公司外部的行为障碍，传统的公司金融理论认为，公司外部的行为障碍主要源于“不对称信息”，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信息披露，减少信息的不对称。而行为金融学却发现，更重要的外部行为障碍来源于投资者和分析师的认知偏差和情绪影响。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对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对于影响公司价值最大化实现的公司内部与外部的行为障碍，行为金融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非理性行为对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及其绩效的影响，Shefrin(1994)提出四种可能的情况即：管理者理性。市场理性；管理者理性，市场非理性；管理者非理性，市场理性；管理者非理性，市场非理性。朱武祥(2003)基于对我国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研究，指出公司的有些行为是公司管理者非理性的结果，特别是管理者对投资的前景过度乐观、投资成功过度自信和对投资非常损失厌恶导致的，关于公司管理者过度乐观和自信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管理者过度乐观和自信往往高估投资收益，更容易投资高风险或净现值为负的项目。但是，目前国内关于公司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入。陈野华(2006)认为，观察非理性经理和非理性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目前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崔巍(2008)也认为，行为公司金融在相对现实的假定上，很好地解释了公司的投资决策和融资决策等问题。但是，对于从投资者非理性和管理者非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行为公司金融这一研究领域还远未成熟，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

二、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

公司管理者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人类的理性本性之所在，管理者在各种现实约束条件下会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利益只是公司管理者价值判断准则体系中的一部分，尤其在纯经济决策中，经济利益是价值的主体，但并不排除其他非理性价值因素对管理者价值判断的影响。现实的决策价值准则体系既包含理性的经济利益，也包含非理性的情感偏好、习俗、文化、宗教等因素。因此，公司管理者的决策能力既包含理性认知能力又包含非理性认知能力。

笔者认为，在现实中，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者同金融市场的投资者一样，并不像传统的标准金融理论中所描述得那样理性。他们在实际的投资经营管理决策过程中。难以进行严格意义上正确的模型处理和动态优化模拟，难以实现完全理性、完全利己性和完全信息，这样，管理者往往是基于自己在认知上的偏差和偏好上的差异，在实际上不那么有效的市场上得出决策与判断，这些决策与判断往往与实际情况不符，往往是错误的，致使金融机构付出了巨大的行为成本，公司遭受了巨大的价值损失，其代价实际上远远高于代理成本。以下分别以日本金融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泡沫经济”中的异常表现和我国现实的情况为例来进行分析。日本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日本金融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异常表现，对“泡沫经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泡沫经济”崩溃后，银行等金融机构背负了巨额的不良债权，造成许多银行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研究表明，由于在认知上的偏差和在偏好上的偏差，日本金融机构决策者在“泡沫经济”中呈现非理性的异常，贷款融资大量集中投向不动产行业，虚拟经济大大超出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最终引发了“泡沫”的破灭，造成金融机构大量的不良资产与损失。日本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在经营管理决策上的非理性行为是助长日本“泡沫经济”膨胀并最终导致其经营失败的重要原因。日本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在经营管理决策上的非理性行为主要表现为：

第一，由于过度的自信，导致金融机构的投融资行为异常，脱离了理性审慎经营原则。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狂热氛围中，不动产领域的企业、大型企业、银行经营者、国内外投资者均沉醉于泡沫之中，都相信地价、股价等资产价格会持续暴涨，这一切都使得日本金融机构管理者处于过度自信状态，滋长了他们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完全脱离了金融机构理性审慎的经营原则，导致十分异常的投融资行为，助长了资产“泡沫”的膨胀。实际上，早在1987年8月，穆迪公司鉴于日本信贷在地产业务中的急剧扩张，参考美国储贷协会的破产案例，认为日本银行的非理性决策很可能会随着资产价格的暴跌而酿成庞大的不良贷款损失，当时对日本最大的四家银行的评级进行了调低。而日本银行界的管理者和投资者全然不理会穆迪公司的警告，继续处于非理性的狂热投资中。

第二，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非理性决策行为的引领下，资产业务的组合发生了极大的扭曲。1985年到1990年间，在日本以法人企业为对象所提供的银行贷款中，向建筑业、不动产、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不动产领域的贷款占了一半以上，银行资产业务的组合发生了非理性的极大扭曲，为日后金融机构发生巨额不良贷款埋下了危险的隐患。

第三，在具体业务中，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管理者正确评价风险和分散风险能力退化。在资产“泡沫”的作用下，日本

不动产行业的融资迅速增加，为银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额收益，导致许多银行大大放松了对企业的信贷审查和管理，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者正确评价风险、分散风险的能力显著退化。

笔者认为，日本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失败教训，尤其值得目前处在类似日本当年情形的我国金融业深思与借鉴。我国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分析。目前，我国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决策程序与西方金融企业并无明显区别，主要表现为：其一，基本上建立了各项业务的专业决策委员会，在决策程序上基本按照公司治理来操作，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上市企业的要求；其二，基本采取专家决策的机制，决策权力高度集中；其三，根据国家政策、法规和行业、业务监管部门的要求，根据股东董事会的要求来制定每年的经营方案和中长期发展战略。但是，中国金融企业经营模式、权力结构和经营绩效却与西方金融企业存在本质的区别。谢平(2002)认为主要的区别在于中国的金融企业存在着的“官本位制度”，它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银行家市场与行政体系的一体化；其二，双重激励与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就决定了中国金融机构决策行为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经营业务上，存在信贷资源投向集中的问题。据中国银行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19家主要商业银行中，5000万元以上的大客户贷款占贷款总额比例约60％。按市场通常的标准，大客户贷款保持在40％左右对银行来说比较适宜，若超过50％，即意味着贷款进入风险区，大客户贷款占比高达60％，意味着且前银行业存在贷款集中度过高的风险。

银行贷款投入的高度集中巳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向中心城市集中；二是向国有和重点企业倾斜；三是向垄断性行业集中。在信息不完备的银行贷款市场中，贷款人并不能准确把握贷款对象的还款能力。我国的银行管理者在决策上往往非理性地倾向于把大企业不能还款的极小概率视为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从而忽略了贷款集中的风险。同时，他们又倾向于把至少有一家中小企业不能还款的很小概率夸大，从而夸大了中小企业不能还款的风险。于是，把款贷给大企业就成了“理性”的选择。将贷款投向大企业、特定行业(如房地产业)，贷款集中的非理性决策行为变成了我国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中的常态行为，而这一切往往会形成系统性的巨大风险，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必然会导致巨额不良贷款，造成巨大的损失，也给国家的宏观调控造成极大的被动。

第二，在公司治理上，存在制度缺失执行不力的问题。现代公司的治理，不是凭感觉、凭经验、凭个人良心和道德水平的治理，而是必须靠严密的治理体系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以及内控机制来进行常态化的管理。但是，我国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在现代企业治理上尚存在许多缺失的问题，具体表现为缺乏民主治理，制度缺失或形同虚设，在执行制度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厚此薄彼。有的金融机构管理者甚至独断专行，其结果往往是决策上的随意性、不作为甚至作出严重失误的决策。给银行等金融机构造成巨大损失。

第三，在日常管理上，存在均衡制度设计减弱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适当地引入激励机制，通过一系列完善的综合指标考核，严格奖惩兑现，不仅可以唤起全体职工的工作热情，鞭策后进，鼓舞先进，而且有利于优化资源要素的配置，体现工效挂钩的精神。但是，我国的一些银行等金融机构管理者往往非理性地用金钱作为代替一切工作的法宝，在激励机制与风险约束上，存在均衡制度设计减弱的问题，易引发操作风险，造成很多风险损失。

第四，在业务发展上，存在过度自信、盲目扩张的问题。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过度乐观等非理性行为可以影响公司的投资决策与资本结构。行为金融研究表明，公司由于经营管理者盲目扩张和过度自信，往往会造成认知偏差，从而导致投资与并购的失败，造成巨额的损失。在非理性决策驱使下的企业投资并购成功率是不高的。美国《商业周刊》(1999年)的研究结果表明：75％的企业并购是完全失败的。美国著名的麦肯锡咨询公司曾对《财富》500强和《金融时报》250强的大企业在1998年以前进行的116项收购案例作过统计：其中23％的企业通过并购获得了效益，61％的企业失败，还有16％的企业成败未定。可见，在决策中，对于投资并购案并不能简单以1+1>2来考量。在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并购惨遭失败的案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经营决策的理性与否是我国金融企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之关键。

三、金融机构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研究的意义

现实中，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的运行往往偏离理性的价值轨道而运行。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抑或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都有具体的体现。金融市场中大量反复存在着“反常现象”，质疑着传统金融学理论中的基础假说。为解释这些现象，行为金融学理论从本世纪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当前，在金融全球化、一体化以及金融企业决策自主化与市场化的背景下，面对着日益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市场和政治经济形势，金融机构管理者的决策行为理性与否已成为我国金融企业能否健康顺利发展的关键。非理性决策行为将会大大增加我国金融企业行为成本，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也会不断增大，这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问题的研究，寻找出避免由于公司管理者非理性决策行为而造成公司价值损失的办法。

非理性管理 篇3

摘要：决策是管理中的重要内容，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活动。在艺术管理中，决策同样至关重要，决策者在进行选择和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本身会不可避免地同时受到理性和有限理性的影响，使得艺术管理的决策过程复杂性大大增加。本文就此问题，以艺术管理为视角，对艺术管理者的理性决策与有限理性决策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艺术管理；理性决策；有限理性决策

1 艺术管理决策概述

艺术管理学是将五个传统管理职能——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实施，在表演或视觉的创作以及艺术作品的展示中的应用。在管理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就是“管理即决策”，很显然，艺术管理决策在艺术管理活动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艺术管理决策，主要是在艺术管理活动中，决策人或组织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相关方案并执行的过程。由于艺术活动本身的特殊属性，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活动，其既包含了无法量化测算的艺术创作过程、大众审美需求、市场前景预测等，同时也涵盖了可以量化决策的设备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因此，艺术管理者在决策过程中，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决策环境和艰巨的决策任务，需要同时应用理性决策理论和有限理性决策理论来进行决策。

2 艺术管理视角下的理性决策

2.1 理性决策理论及方法

理性主要是指人类的判断、推理等，不同于感觉等心理活动的思维活动。有学者认为，理性是人类人认知世界的最高层次。[1]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主要代表经济生活中一般个体的抽象意义，且经济人与理性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经济人假设中认为，经济人的思维和行为都是理性的，且决策目的都为获取最大化利益。理性的经济人能够带动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

古典决策理论是一种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决策理论，认为决策都应是理性的，理性决策应保证有明确的决策客体、清晰的决策目标、各个决策方案的结果对应概率都能够精确计算、决策者决策总为最优、决策过程不受时间及成本限制。

理性决策方法主要包括定性决策与定量决策两种。[2]其中，定性决策主要是居于心理学、行为学等，通过调查分析，充分发挥专家智慧的决策方法。这一方法运用中，决策者会从决策对象的本质展开研究，根据个人能力作出决策。通常适用于自身因素较为复杂、受外部因素影响较大的客体，一般包含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等。而定量决策方法，主要是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对决策中不同要素的关系进行表现，并获取最优决策方案的方法。

2.2 定量决策在艺术管理视角下理性决策中的运用

决策中一般包含决策者、方案、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概率以及结局几个基本要素。

首先，在确定型决策中，决策者具有明确可供选择的方案，能够在唯一的自然状态下，获得决策结局，在决策过程中，只需要选出最优方案即可。确定型决策中可运用的决策技术众多，包括内部投资回收率法、线性规划法等。以线性规划法在艺术管理决策中的运用为例。例如，某演出公司安排了A、B两场巡演，这两场巡演计划同时进行，需要一定的人员、场地等成本。其中，A巡演人员成本为2万元，场地等成本为4万元，每场演出所获取的利润平均为8万元；B巡演人员成本为4万元，场地等成本为2万元，每场演出所获取的利润平均为6万元。而公司在人员预算上有48万元，在场地等预算上有60万元。在市场情况良好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实现预算利用最大化以及组织利润最大化？所获取的最大收入为多少？通过线性规划法，可以设A巡演场次为x场，B巡演场次为y场，获得的最大收入为z万元。[3]从而获得目标函数。通过计算，可以获得最优方案，即A巡演为12场，B巡演为6场，所获取的最大收入是132万元。

其次，在风险型决策中，决策者虽然有多个不同的选择方案，但是可能出现的自然状态和结局也相对较多。自然状态概率可预测，决策者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决策中所用的决策技术主要有决策树法贝斯决策法等。

最后，在不确定型决策中，自然状态同样众多，且其概率不可预测，需要决策者融入主观意志进行决策。决策技术包括乐观的大中取大原则、悲观的小中取大原则、最小的最大后悔值原则、等可能原则等。

由于在艺术管理理性决策中，决策者的目标多样化，对问题的认知能力有限，处理水平有限，会受到时间、空间等影响，因而决策中并非完全理性，还需要在运用古典决策理论的同时，运用其他理论对其中的缺陷进行补足。

3 艺术管理视角下的有限理性决策

3.1 有限理性决策理论

“有限理性”概念最早由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提出，他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但是这种理性是有限的。随着各类科学理论的不断进步，人们也开始意识到经济人假设的缺陷以及完全理性决策模式可操作性的缺乏，从而使有限性决策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赫伯特·西蒙的“满意决策”、林德布罗姆的渐进决策理论等。在有限理性决策理论中，艺术管理决策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环境因素、时间因素、伦理因素、决策者个人因素等，决策者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并作出科学合理的决策。

3.2 艺术管理视角下的有限理性决策

首先，艺术管理的决策客体本身具有特殊性，往往客体无法量化测试。比如说如何评测受众的审美规律，如何评估某一艺术作品的市场价值等。这些无法量化的测算就使艺术管理决策的难度大大增加，需要在有限的理性框架下开展决策。艺术管理决策有限理性具体体现在三方面：第一，艺术管理决策相关联的要素众多，而艺术管理决策者能力有限，无法将其全部找出，只能分辨出关联明显的要素；第二，艺术管理决策者无法预知所有的决策方案及相应的结果；第三，决策者必然存在一定的主观意识，且艺术管理决策会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

其次，在有限理性决策框架下开展艺术管理决策，也可以辅以理性的决策技术以实现科学决策。例如，某地想要测算当地需要多少艺术团体，以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就可以依据理性决策技术进行各因素规律分析，能够获得准确的定量结果，从而为决策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目前，基于这种决策理论的决策支持系统已经大量出现，并广泛运用于城市交通管理、航空管理等。例如，分布式决策支持系统、智能决策支持系统等。在艺术管理决策中，也可以对这些系统进行充分运用。

最后，艺术管理决策者也应不断提升自身的决策能力，加强学习，提升个人综合素质，充分理解艺术本质及规律，将艺术知识与管理知识充分融合。同时，充分发挥团队作用，积极吸取新知识、新技术，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

4 结语

决策是艺术管理中的重要部分，与其他管理决策相比，艺术管理决策更具复杂性。因而，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必须充分认识理性决策及有限理性决策理论，在有限决策理论的框架下，辅以理性决策技术，积极追求更加理性的决策。通过二者的有效结合，获得最优决策方案，并在不断的实践研究中，推动我国艺术管理的科学发展。

参考文献：

[1]耿纪朋，郑小红，龚珍旭.中国艺术管理发展史考略[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208-211.

[2]闫国.论艺术管理者及其素养[J].黑河学院学报，2015（4）：71-75.

职业学校教育管理非理性探讨 篇4

首先, 今天的外界社会环境日益开放, 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新鲜事物色彩纷呈, 使学生因为置身于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里成长而越来越超越了过去传统的限制, 开始追求自己心目中的“自我”, 开始注意自己的“个性”, 讲究自身形象, 突出自己的独立存在等。这些变化虽然是社会对学生的发展全面性要求所必需的, 但往往超出了我们这些深受传统习惯影响的教师所能接受的极限, 被弄得措手不及。由于来不及调控或者不知如何调控, 致使学生的思想和言行大大出乎自己的预料和期望, 与原来的目标相去太远。

其次, 在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正式课程内容以外, 还存在多种对教育教学效果发生无意识的影响作用的非正式教育因素, 由于它们未在教育教学计划的规定里, 因而不可能经过有目的的、严格的筛选, 积极与消极并存、良莠不齐。其中, 积极的成分有助于学生的教育管理, 比如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健康人格、高尚的思想有助于塑造学生纯洁的灵魂、正确的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有助于陶冶学生美好的心灵, 等等;但消极的成分诸如阻碍社会发展的陈规陋习、低级趣味、庸俗处世哲学、不和睦的人际关系等, 也会由于学生本身的“易受暗示性”而对其产生消极的潜移默化无意识影响, 从而导致教育管理工作的“零效果”或者“负效果”。

再次, 师生之间在心理相容的水平上存在个性差异。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是通过彼此进行思想信息交流来实现的, 但学生能否接受教师发出的教育管理信息, 以及接受到何种程度, 则要取决于师生在当时彼此的心理相容水平:如果相容程度高, 说明教师的教育管理要求适合学生需要, 是从其实际出发的, 真正了解了他们的心理, 讲到了他们的心底, 做到了他们的心里。

最后, 学生作为单个独立的个体, 由于自身固有的非理性心理活动而直接导致了教师教育管理效果的非预期性。每个学生都是自由能动的个体, 具有自主性和能动性。他们各自的无意识心理、情绪情感、动机需要、意向信仰等等非理性心理因素的作用, 由于其所处的特定年龄阶段特征的制约而表现出缺乏强有力的理性 (智) 控制, 缺乏逻辑性、计划性、系统性和明确目的性, 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也做到哪儿, 思想和言行表现出幼稚、无序、弥散和隐蔽的特点。这决定了教师无法在教育管理中实现自己的理性要求在学生的思想和言行上“完全不走样”地再现出来。

其实, 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律, 遵循规律就能做好这项工作。职业学校有其自己的特征, 只要你从学生实际出发, 灵活运用教育方法, 让学生具有班级主人翁的态度, 去热情地投入班级管理之中, 人人参与管理, 人人都进行自我管理, 你就会有意外的收获。有了这种思想, 切实研究、分析职业学校的学生特点, 当好职业学校的班主任, 也绝非难事, 高不可攀。传统中盲目追求效果与目标的高度一致性的做法, 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的偏离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这是一种教育和管理观念上的改变和更新。与这种观念相适应的对策, 是在强调坚持教育管理的目标性、系统性、科学性、综合性、一致性和法制性等理性原则的同时, 针对效果的非预期性而重视导致这种效果的一系列非理性因素的客观存在, 建立起非理性的原则体系。根据上文所述的基本思路, 可以对非理性原则体系作如下分解:

1、理智与情意统一原则。学生的心理活动是认识和情绪情感等高度统一的过程, 所以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必须遵循理智与情感等统一的原则。仅强调明确的理性认识, 夸大理智的作用, 过分强调效果与目标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势必导致方式、方法的机械被动和简单呆板, 结果事与愿违, 更何况出差错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忽略学生在兴趣、情感、态度等方面的需要, 就会使其学习起来缺乏热情和生机、泯灭了天真活泼的天性。若只片面突出情绪情感、兴趣爱好和态度动机等非理性方面, 则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使对学生的教育管理陷入盲目和混乱。只有把学生的理智和情感置于并重的位置上, 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动之以情”, 情与理相互交融, 彼此统一, 才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有效地强化教育管理。

2、有意与无意统一原则。根据无意识心理的非理性性质, 无意识与意识的相互转化和各自的作用特点, 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必须贯彻有意识与无意识相统一的原则, 非常注重采用有意无意的暗示、感化和熏陶手段来开展工作。比如, 根据学校的总体要求来制定明确的学习生活规则;运用及时表彰和奖励树立良好的学习风气;依靠正确的舆论导向来建立和谐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根据学习心理的原理来布置学习环境, 等等。在充分利用带有强烈意识性 (明确性) 的教育教学计划内容的同时, 深入挖掘隐蔽课程的积极功能, 限制其消极影响。对教师来讲, 这些是有意识的创设;对学生而言, 更多的则是无意识的享受。这种有意与无意的统一和谐调, 是控制非理性的有效手段。

3、愉悦轻松体验性原则。心理学上有一条著名的定律叫作“叶克斯—道德森定律”, 它发现人的活动效果在适中的心理紧张水平下最好;紧张程度过高或过低, 都不利于人们较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据此, 我们提出:在学生教育管理中应遵循愉悦轻松体验性原则, 以充分缓解情绪、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副作用。为此, 教师应力图创造一个使学生感觉到心情舒畅, 没有压抑和过分紧张感的轻松氛围和环境, 在紧张的学习和工作之后, 能够得到及时的轻松和排解, 迅速恢复精神, 使学生把学习和班级、学校的工作体验为一种快乐, 而不是强迫和负担。

4、人际互重下的自主性原则。人在自我意识出现时就开始有了对独立自主和受到尊重的追求, 所以在学生教育管理中贯彻人际互重和自主性原则, 是提高师生之间心理相容水平, 减少实际效果与目标的偏离程度的重要对策。它要求师生之间和同学之间形成宽松和睦与自主互重的人际关系。因为教育管理首先是一种特定情境中的人际交往, 其次是一种教学相长的过程。自主互重强调每个学生的主体地位, 意味着教师必须从根本上把学生视作在人格和思想感情方面都与自己平等的个体, 像自己一样拥有自主和自由;同时, 还要充分尊重他、信任他, 鼓励他独立自主地学习、工作和生活, 使其充分展示自己的丰富个性, 以积极主动的热情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去体验学习和生活的乐趣, 最终实现从“学会”到“会学”, 从“他律”到“自律”, 从“模仿”到“创造”。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 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完整的教育应是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的统一体, 两者是相互关联的两种教育范型。作为完整的人所独有的属性, 理性与非理性也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因而, 理性教育与非理性教育的整合, 将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主流。新时代、新形势下的学生教育管理, 其实际效果的优劣越来越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如果我们还是一如既往, 仅从理性和预期的角度去把握学生教育管理的总体效果 (这样做当然是需要的) , 一味地追求目标的稳定性和实际效果与它的高度一致性、连续性, 从而片面强调具体措施的普遍适用性, 总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 抹杀个性, 忽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那么在面对非预期性、非理性的一系列问题时将变得束手无策, 无法取得理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刘旭东.论非理性教育, 1996.

[2]徐彩玲.职教教师的教学观念与学生个性发展, 2007.

西蒙《管理行为》中的理性 篇5

赫伯特A·西蒙是美国著名的经济组织管理决策大师，他的研究领域广泛，著述甚多，包括同他人合著的在内共有20多部。其中，《管理行为》一书是西蒙的代表作。本书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有限理性”和“满意解”，二是决策理论过程。本文主要针对其中的“管理行为中的理性”一章，分析其基本思路、主要内容以及本章的地位和意义等。

一、基本思路

管理决策的正确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它选择适当的手段来达到指定的目的就是正确的。理性管理者主要关注如何选择有效手段。要建立一种管理理论，必须进一步考察理性的概念，尤其要彻底澄清“选择有效手段”的含义。因此，本章的目的是，从建立一套分析术语和一个分析框架对管理决策进行实际研究的角度，对决策进行剖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章对抉择的目标环境进行了考察。这个环境就是一系列备选行为方案，每种方案都会导致确定的预期结果。西蒙首先分析了手段和目的的层级结构，认为这一结构缺乏完整性，不能完全整合在一起。由手段—目的分析结构的局限性引出决策的客观环境，也就是备选方案的选择，并分析了影响备选方案选择的几个主要因素。而在备选行动方案的选择过程中，理性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西蒙最后论述了理性的概念、分类以及理性与情感的关系等问题，并初步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原则。

二、主要内容

本章主要考察决策的客观环境，以及做出抉择的实际后果。抉择只要是理性的并且其客观条件是可认知的，它就是从多个备选方案中选出其中一个的过程。由于各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不同，所以对决策客观环境的分析，主要就是指研究抉择的各种可变的后果。具体内容如下：

（一）手段和目的问题

“事实和价值”同“手段和目的”有关系。在决策过程中，只有具有达到预期目的的适当手段的方案才能入选成为备选方案。但是目的本身，往往只是帮助更远大目标的实现。因此，就出现了目标系列或目标层级的概念。而理性必然同构建这种手段—目的链有关。西蒙认为，即使发生在生理层次上，手段—目的关系也是起到整合行为的作用。在个人层面上，人的行为总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比如肌肉张力的协调是(一种手段)为了执行简单的生理动作，如行走，伸手拿一样东西。这些简单的动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和自动进行的。但是迈步或抓住某个东西，这些动作本身通常又是达到下一个目的的手段。在组织层面上，组织的活动也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组织就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如果说实现组织的总体目标或者说最高目标是组织中最高层管理者的职责的话，那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手段就成了组织中下一层次的管理者的目标。为了实现下一层次管理者的目标，又需要采取一定的手段，而这个手段又成了更下一个层次的管理者的目标。这样往下不断进行分解，一直到组织的总体目标能通过现有的行动计划或其它具体的方法手段的实施而实现为止。这样，在组织中就形成一个不中断的目标链，或者叫目标层级系统。这个目标层级系统与组织中形成的不中断的等级链是相吻合的。在这个系统中，每一个层次的目标（手段）既是目标又是手段。

因此，某些目标必须依赖于其他一些更远大的目标才能发挥作用。这个事实导致目标的层级式结构，每一层相对于其下层都是目的，相对于其上层又是手段。通过目的的层级结构，行为得以保持完整性和一致性，因为每个备选行动方案都使用综合的价值尺度即“最终”目的来权衡。

但是西蒙又分析，真实行为几乎达不到高度自觉的整合。因为有意识动机的结构不是单一的分支层级式，而通常是错综复杂的网络式。无论是对于个人行为还是对于组织行为来说，手段—目的层级结构一般都不是完全联系在一起的整合链。组织活动和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往往很模糊，要么这些最终目标没有完全形成，要么在最终目标中或实现最终目标的手段中，存在内在的冲突和矛盾。例如政府在进行社会财富分配的时候，就必须同时考虑效率和公平这两个目标，因此使得其决策复杂化了。

由此，西蒙得出结论，手段—目的分析结构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如果不考虑其他行动方案可以达到的目的，那么我们对选择某特定行为方案能达到的目的的陈述就会是片面的、错误的。其次，在真实的情形下，往往无法将手段和目的完全分离，因为对于各种可行手段的评价并不是中性的。最后，手段—目的术语一般会掩盖时间要素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因此，在使用目的和手段的术语是应该相当谨慎。从这里我们可以用另一套术语来更清楚地说明问题，这就是备选方案和后果。

（二）备选方案和后果

西蒙认为，使用备选方案和后果术语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手段和目的术语的不足。行为主体或多个行为主体组成的行为组织，任何时刻都要面临大量可行的行为备选方案。决策就是在某个时刻选择将要执行的其中一种行为备选方案的过程，而策略就可以认为是确定一段时间里的行为的决策序列。选定的策略所产生的所有结果都对评价该策略的正确性很重要。

决策的任务包括以下三步：（1）列举所有备选策略；（2）确定执行每个备选策略所产生的所有结果；（3）对多个结果序列进行比较评价。但是，个人显然不可能知道所有备选方案或每个备选方案的所有结果，这其中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时间因素

如果不考虑时间因素带来的影响，行为主体或行为组织在起初选择了某种策略，那么他随后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不同的策略。但是由于时间因素的存在，一旦某项方案开始执行，对后续行动方案的选择已经产生了影响，导致后续的选择范围缩小。因此，个人或组织可以坚持特定的行为路线，而不是完全放弃已经执行的那一部分。

策略的这种时间限制特性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因为它至少能够给行为带来一丝理性，不然行为就会变得不可思议。所以，时间因素缩小了个人每时每刻必须考虑的备选方案的范围，是理性的必要条件。

2、知识因素

知识在决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就是确定哪个被选策略会产生哪些结果。知识的任务就是从可能结果集里选出一个限制更多的子类，在理想的情况下，甚至是为每个策略选出与之相关的唯一一组结果。行为主体所要做的，就是形成对未来结果的预期，这些预期值是以已知的经验和关于现状的信息为依据推断出来的。

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行为主体如果希望完全理性地采取行动，就必须完整地描述每个备选策略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并对这些结果进行比较。他必须从各个层面上了解他行为的变化可能导致的变化，必须使用无限延伸的时间、无限扩展的空间和无穷的价值观来探究各种行为结果。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幸，经验规律的发展趋势通常大大简化了抉择问题。两种备选行为方案的差异化结果只可能发生在很短的时间范围和有限的描述区域范围内，使得理性行为变得可能。

3、群体因素

如果决策人不止一个，决策问题就更复杂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制定个人决策时，还必须考虑其他人的决策。也就是说，每个人为了确定自己行动的结果，必须了解他人所采取的行动。

群体因素里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合作模式，一种是竞争模式。在合作模式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参与者拥有共同的目标，而且每个人都完全了解别人下一步的行动，所以能够制定正确的决策。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团队合作”。通常用“合作”这个词来表示参与者拥有同一目标的活动，用“协调”表示向每个参与者通知团队其他成员的行动计划的过程。因此，如果没有协调，合作一般是无效的，也就是无论参与者有什么意向，都达不到目标。而竞争模式中不存在一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理性而最优的一种策略。因为对某个人来说是最优结果的，对其竞争对手来说却不是最优。所以竞争性活动会表现出某种不稳定性，每个人如果发觉其对手的意向，就会重新调整自己的行为，作为防止对手发觉自己意向的防御战术。

4、价值因素

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价值因素也尚待研究，就是确定各种结果的优先顺序，这个过程也可以称之为评价。由于体现在各种备选方案中的价值观数量较多，种类各异，所以个人在选择其偏好的方案时必须对它们一一权衡，从中选择合适的价值观。

西蒙在这里又探讨了价值、经验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事实要素是对环境及环境的作用方式的某种描述（信息）。这种描述是否准确，可以凭经验进行观察、判断，或通过实验加以验证。决策总是涉及到某种事实要素。从这个角度来说，决策是从事实要素引伸出来的。

价值要素是关于管理者对某种事物喜好的表示，表明重在对该事物的某种判断。即管理者对该事物的“态度”反映出的价值标准。西蒙认为，价值要素不是以客观的事实证明其是或非的，即不是能以经验证明其正确性的。价值要素既具有事实的内容，同时又具有价值判断的内容。价值要素反映的是管理者根据事实要素表现的情况，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做出判断、看法的表示，而这种看法是不能以事实来评价对错、优劣的。

一条手段—目的链就是将某种价值同实现该价值的情境联系在一起，然后再将这些情境与产生这些情境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预期。它既是上一层次目标的手段，又是下一层次手段（活动）的目标。在这个系统中，人们所从事的活动实际上都是一种决策活动，这种决策活动主要是要解决两个问题：即目标的确定和目标的实现。西蒙把这两个问题分成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问题。他认为就决策导向最终目标的选取而言，应该把决策称为“价值判断”；就决策包含最终目标的实现而言，应该把它称作“事实判断”。

因此，“手段和目的”与“事实和价值”虽然没有完全一一对应，但是在这两套术语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的联系。手段—目的链就是包括从实际行为到行为产生的价值在内的一系列有因果关系的要素。链上的中间目的可以充当价值指标，利用这些价值指标，我们不需要完全了解各方案在内的最终目的（或价值），就可以对各行动备选方案进行评价。

（三）、关于理性

1、概念

西蒙认为，理性就是要用评价行为后果的某个价值体系，去选择令人满意的备选行为方案。在《现代决策理论基石》中，西蒙对理性做了更为概括的定义“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它适合实现指定目标，而且在给定条件和约束的限度之内。给定条件和约束的改变决定了各种不同的理性。”

另外，根据依据不同，理性可以分为客观理性与主管理性，自觉理性与刻意理性，个人理性与组织理性等等。

2、“有限理性”思想

这里涉及到西蒙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有限理性”思想。他从心理学出发，论证了人类行为的理性是在“给定”环境限度内的理性，有限理性是由人的心理机制决定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两个致命缺陷导致从个体角度看人的行为是毫无理性可言的，原因是人们受到其注意的广度、知识的局限等因素影响。西蒙的有限理性则是从群体行为角度出发，认为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组织的人，人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人。人的一般行为是人与人、人与组织相互影响、整合的结果。

西蒙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给出了行为的整合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分两类：

持久机制—指注意力和行为一旦被引向某一特定的方向，便趋向于在相当的时间内保持该方向的机制。从这种机制出发，西蒙后来提出了宏观决策是微观决策的积分的论断。

引导机制—引导行为朝向某一方向的机制。西蒙认为，主要是心理学问题，即个体的整合问题；人的行为不论多么简单，本质上都是有目的的。

3、理性与情感

人们必须同时面对许多需求，还要努力实现许多目标。人们必须学会分配时间来处理繁杂的事物。所以必须建立一些机制，让人们在特定任务之间分配注意力，但是出现紧急任务时，又能迅速转移注意力。而动机和情感都是负责注意力分配的机制。

人类行为的理性和情感存在着相反的冲突：情感流露时，行为就容易缺乏理性，甚至连有限理性也没有；而理性也常常阻止我们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但是，情感和理智并非天生对立：情感是动机的主要来源，它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目标上。并且情感会有助于对其激起的目标进行积极的相关思考。

因此，在考虑情感与组织管理以及组织决策的关系时，最有效的做法就是把情感当成有助于指导实现目标行为的一股力量，建立情感与理智之间的合作关系。

三、本章的地位及重要意义

本章所论述的内容，主要围绕“理性”一词展开，其中不乏西蒙思想的闪光点。

首先，手段—目的结构的提出，与理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考虑到手段—目的关系的不完整性和现实中的非连接性，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完全地整合自身的行为。但是，行为中的理性，恰好就体现在那种不完整的，有时还不一致的层级中。因为这样才使得人们使用理性思考去考虑更多的备选行动方案以及各个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

其次，将价值要素与事实要素进行区分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西蒙认为通过这样的区分，可以排除价值要素，将其归结于组织目标，即决策的前提。这样在决策过程中就是处理纯粹的事实关系，是完全可以由经验来判明其真伪的。

第三，决策的外部环境，即备选方案的提出，可以看做是理性决策的任务。对手段—目的的反对意见使得人们运用理性思考，在进行决策时要列举备选方案，确定每个备选方案产生的结果，并对结果进行评价，形成了决策的程序和任务。

第四，“有限理性”的提出，是西蒙决策思想的重要方面。“有限理性”的要点就是现实生活中，作为管理者或决策者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要用“满意”代替最佳。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是他借助于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对作为决策外部环境的组织和主观因素的理性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他对决策科学做出的重大贡献所在。“有限理性”理论在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处理、市场经济、认知科学、人工智能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班级管理需要理性和智慧 篇6

班级管理需要尊重心理发展规律。学生的心理在不断变化、发展。幼年对老师依恋。少年渴望独立、竞争，班主任如果以理想化的标准，要求整齐划一向同一方向发展，学生感到老师剥夺其独立发展的空间，彼此之间便形成一堵“墙”。进入青春期，青春期是“风暴期”，需要班主任走进心灵，若不能尊重教育规律，学生体会不到老师的关爱，久而久之，“墙”更高、更牢固。所以班主任要放下高贵的姿态，主动亲近学生，对急需解决的问题，表现出热情关心，并采取共同商量、共同探讨的方式。对一些不良苗头，要做好预防工作，因为这些苗头可能像“破窗效应”那样会演变为大问题，正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良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学生感到老师是在真心关爱自己，觉得老师的温暖和可亲可敬，就有信心沿着光明的未来，成长为有知识、有能力、有思想、有个性的创新一代。

班级管理需要“和风细雨”。“暴风骤雨”式的管理，抛给学生的是“苦口良药”，增加学生的思想负担，学生定会断然拒绝接受，也使日后教育艰难低效。“和风细雨”式的管理，使用的是“糖衣炮弹”，学生感激老师，使教育变得甜蜜而意义深远。班级的小洁（化名），每节课都和同桌搞小动作，还不时转身和后面同学讲话，显然讲的是与学习无关的话。那天，我漫步走到她身边，她才静下来，当我刚离开，她的声音更大了。我没有大声训斥，而是恳切地问：“为什么上课讲话？”她小声嘀咕：“反正我也考不上高中。”面对此情此景，我却态度更温和，“和风细雨”地引导：“还没中考，你怎么知道？”她抬头看了看我，然后低下头看书，不讲话了。之后，我惊异地发现她学习态度彻底变了，不但不讲话，还认真听讲。后来，她如愿地考上了重点高中。教师节那天，我惊喜地收到了她的贺卡，她用蘸满感情的墨汁写道：“老师，您情真意切的话语、和蔼的面容、善解人意的心灵，让我终身难忘！您还记得‘还没中考，你怎么知道这句话吗？它对我影响多大呀！那时，我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它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前行！教师节，祝您笑口常开，全家幸福！”读着真诚祝福的话语，我感动不已，泪水盈眶。我仅仅尽一个教师的职责，就换来了这份无价的师生情，我很欣慰，也很幸福。“和风细雨”的管理，处理问题学生要避免情绪化。对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要多讲道理，多呵护关爱；对心理承受能力较强的学生，要及时提醒，表明观点，学生才会不断进步，茁壮成长。此事让我更坚信：管理需要有智慧的爱。没有爱的教育就像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不能称之为真正池塘；没有智慧的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教育。

班级管理需要把握好“分寸”。恰到好处地把握管理，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成就教育的大智慧。一渔夫靠鸬鹚捕鱼为生，每次从鸬鹚脖子挤出的“战利品”，都要留下三条小鱼犒赏鸬鹚，不多也不少。为什么给三条是恰到好处？原来，给多了，吃饱不干活；给少了，无法调动捕鱼积极性。哪怕贮进脖子不吃也不能少给，否则会罢工。一次，老渔夫少给一条，鸬鹚们两眼都紧盯渔夫，好像在说：“还有一条呢？”眼神真像一个个可爱的孩子，直到每个给三条，它们才愉快地跳进水里捕鱼。这则故事启发我们班主任：管理要恰到好处，学生才能享受美的陶冶，情的感悟，理的启迪。班级时常出现一些突发事件，如学生打架、离家出走、突发疾病事件，需要班主任启动应急机制“急诊”，但由于这些突发事件有情绪性、伤害性等特点，所以处理时要恰到好处地把握。记得一次，班级的小明（化名），突然离家出走，家长打电话，责难数学老师批评不当造成。作为班主任，我一边安抚家长，一边联系这位学生走得近的同学，最后在一家网吧找到。事后，我对家长、小明敞开心扉。恰到好处的真诚沟通，换来家长的坦诚相待和学生的愧疚，化解了矛盾。

班级管理需要理性和智慧。时下，赏识教育成为教育的亮点。班主任不要总把批评、指责挂在嘴上，把严字写在脸上。有的学生希望当众表扬，心里才舒服过瘾；有的喜欢老师个别进行导向性赏识，觉得这样的表扬鼓励才真实，心里才踏实；有的希望老师表扬含蓄一点，既不要说得太明朗，又要让别的同学知道是在表扬他，他的心里才高兴；有的场合适合三言两语的称赞，有的场合却要老师有根有据，深入浅出地进行夸奖。

非理性管理 篇7

一、管理者非理性行为的影响因素

造成财务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 既有客观原因, 又有主观原因。公司财务活动所赖以存在的客观环境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加上管理者在财务决策过程中的难以避免的认知偏差与情绪偏差, 使得管理者在实际理财活动中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

1、非理性的理财环境

公司财务活动特别关注资本市场, 甚至可以说就是立足资本市场的财务活动, 但资本市场通常也是非理性的运行。希勒 (Shiller) 曾将影响资本市场的非理性因素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催化因素, 包括互联网技术、胜利主义和外国经济对手的衰落、赞美经营成功或其形象的文化变革、资本收益税的削减、生育高峰、媒体的大量报道、分析师乐观的预测、缴费养老金方案的推广、共同基金的发展、通货膨胀的回落及货币幻觉的影响、交易额和赌博机会的增加等;另一类是放大因素, 包括投资者的高度信心、对未来股市的期望及其对股票需求产生的影响、对市场的情感和关注的增强等。这些放大因素, 是通过一种反馈机制来实现的。在反馈理论中, 最初的价格上涨导致了更高的价格上扬, 因为通过投资者需求的增加, 最初价格上涨增长的结

果又反馈到更高的价格中。第二轮的价格上涨增长又反馈到第三轮, 然后又反馈到第四轮, 依此类推。因此催化因素的最初作用被放大, 产生了远比其本身所能形成的大得多的价格上涨。这种反馈环不仅是形成股市中牛市和熊市的因素, 而且导致了资本市场的非理性繁荣。

2、理财过程中的认知偏差与情绪偏差

根据心理学原理, 公司理财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心理过程, 包括认知过程、情绪过程和意志过程。认知过程往往会产生系统性的认知偏差;情绪过程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或非系统性的情绪偏差;意志过程则既可能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 又可能受到情绪偏差的影响, 这些个体偏差加上金融市场上可能的群体偏差或羊群效应, 可能导致管理者的财务决策偏差。如投资者在实际决定将多少资金投放到股市和其他资产如债券、房地产或其他投资项目的过程中通常并没有进行详细地估算。投资者通常也不会对不同资产类别的收益预测进行整合, 或针对已知的风险权衡这些收益。导致投资者决定多少资金投入到股市的原因不仅包括意识认知层次上的刺激反应, 还包括本能、条件反应、潜意识、冲动和直觉等。从公司理财事实看, 无法否认这些非意识认知层次上的因素对公司财务行为的影响, 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投资者决定是否进入股市或是否退出股市, 冲动、羡慕、悔恨等情绪状态, 事实上提供了极大的动机。

理财决策中的心理活动过程如下图所示。

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公司理财目标的影响

理财目标又称为财务管理目标, 是公司理财活动所希望实现的结果。管理者的非理性行为对公司理财目标的影响, 按其财务活动的内容可分为对筹资管理目标的影响、对投资管理目标的影响、对收益分配目标的影响等等。

1、对筹资的影响:盲目股权融资, 闲置浪费严重

企业因偿债、新建、扩张等需要进行筹资, 在筹资过程中应综合考察各种筹资渠道和筹资方式, 合理安排资本结构, 求得最优的筹资组合。根据啄食顺序理论, 理性的管理者在企业需要筹集资金时, 由于发行成本和信息不对称, 往往首先选择并采用的融资方式是内部融资, 其次才是外部融资。在外部融资时, 首先选择的是以银行负债为主的间接融资, 其次才是利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而在直接融资中, 通常以发行企业债券融资为主, 股权融资通常安排在企业融资选择的最后, 而且, 企业对以股权融资方式来进行的股权扩张非常慎重。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等原因, 上市公司的股价往往会错误定价 (mispricing) 。在我国, 上市公司仍是稀缺资源, 公司股价往往被高估。管理者非理性筹资行为主要表现在即使公司没有合适的新建、扩建项目, 也不需要偿债, 公司管理者可能会从加强其自身的特权出发, 在自身利益或其他目标 (非公司价值) 方面最大化的驱使下, 通过发行股票等方式盲目筹资。在我国上市公司中, 由于股利分配的约束机制不健全,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这种盲目筹集的资金在使用过程中随意性大, 资金的闲置和浪费现象较严重。这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选择明显地呈现出偏好股权融资的倾向, 配股和增发新股成为我国上市公司筹集外部资金的主要融资方式的主要原因, 也是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圈钱饥渴症”的重要原因。

2、对投资的影响:高估目标价值, 投资效率低下

理论上当投资项目的收益率超过资本成本时, 企业的价值将增加;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小于资本成本时, 企业的价值将减少。现实当中, 公司的投资政策并非是程序化的决策, 它受到公司管理者个人行为的影响。管理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有时过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出现非理性投资决策。比如在公司的并购中, 虽然市场在平均水平上是有效的, 但其中单个的经理人可能会因为他们的过分自负, 确信公司合并后会产生较大的协同效应, 或者自己接管目标公司后能够更好地经营它, 从而错误地估计目标公司的价值, 当其对目标公司的估计值超过市价时, 就可能对其发起并购行为, 以扩大公司规模, 巩固自身地位, 享受额外收益。我国上市公司以股权融资资金的配置, 存在用股权融资资金存放银行获取利息、进行委托理财等资金闲置现象的同时, 往往由于嫉妒心理等原因扭曲投资行为, 将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投资于各种效益并非理想的新投资项目, 以扩大企业投资规模, 甚至将资金投入到一些企业本身并不熟悉、与主营业务范围无关的领域。嫉妒能够影响投资行为是因为, 尤其对于大型的公司来讲, 总部无法以命令的方式分拨资金, 各分部的经理往往有过度投资的倾向以此来贮藏资源或是把自己与其他的经理区别开来。当总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这种过度投资的现象更为严重, 因为一个分部经理如果过度投资他就能减少其他分部经理所能运用的资源。这是由于嫉妒而产生的自然的报复行为。在各分部面临的投资机会差异性越大时, “嫉妒”的浪费越大。

3、对收益分配的影响:迎合投资者偏好, 忽略长远利益

投资者可以通过股利的支付来推断管理者的投资计划。比如, 投资者可能认为不支付现金股利是因为公司以期保留更多的资金投资于更好的项目。相反, 支付现金股利是因为没有好的投资机会的表现。当投资者预计公司有很好的投资机会, 他们就偏好于不支付现金股利, 反之, 就希望支付现金股利。如果管理者目的在于最大化公司的短期价值, 他们将会朝着投资者喜好的方向来改变他们的股利政策。当投资者偏好支付现金股利时, 管理人员也会宣布支付现金股利;反之当投资者不喜欢支付现金股利时, 管理人员也会随之停止支付现金股利。

我国投资者普遍偏爱股票股利, 较喜欢采用资本金转增资本、送红股、配股形式来扩大股本的公司。股票股利对投资者来说意味着将收益作为本金留存公司是一种再投资行为。只要公司经营看好, 股票红利就很诱人;大剂量送股后每股收益被稀释, 为了填补每股盈利缺口, 给公司经营提出了更高要求, 向市场传递了公司对盈利增长有信心的信号。我国上市公司管理者在制定股利政策时, 考虑到投资者对股票股利的偏爱, 绝大多数采用股票股利政策或股票股利与现金股利向结合的股利政策。

虽说股票股利可以向公众传递上市公司经理人对公司发展前景看好, 预期投资回报率会上升的信息。但实际上我国的上市公司不顾公司发展前景如何, 盲目扩张股本, 以期用扩张后的股本去筹集更多的资金, 筹集资金似乎成了上市公司的最终目的。股本规模经扩张后, 每股收益被稀释。许多昔日的龙头企业由于公司业绩是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股本规模扩张的速度, 每股收益不断下降, 完成股本扩张后经营业绩也不见有大幅提高。

参考文献

[1]饶育蕾, 刘达锋.行为金融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2]赵蒲, 孙爱英.产业竞争, 非理性行为, 公司治理与最优资本结构[J].经济研究, 2003, (6) .

[3]刘星, 曾宏.我国上市公司非理性投资行为表现, 成因及治理[J].中国软科学, 2002, (1) .

非理性管理 篇8

纵观当前学校管理的实际，我们就会发现，现在学校比较注重管理的科学化，强调制订完善、严密的规章制度，强调定量评价。但我们也不难发现，教师的积极性并未随规章制度的完善而提高，教师的水平也未能因课题、论文等定量的增加而提高。不少学校管理者只重视学校管理中的理性因素，即只相信严密的组织结构、周密的计划方案、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明确的责任分工，将理性作为学校的全部本质属性，进而人为地漠视非理性及其非理性教育，因而学校管理的效能也大打折扣。在学校管理实践中，除了理性、科学之外，还有大量的非理性因素, 那就是社会文化、人的精神在发挥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学生变得越来越有“主见”，越来越有“个性”，“自我实现”的倾向正在迅速扩展，因而也越来越难控制。理性的管理只能解决“不可这样做”，而不能解决“如何做得更好”的问题。学校教育和管理囿于科学的目的而忽略了非理性及其教育、管理，因而在管理目的、过程、内容、方法等方面暴露了许多局限性。这种管理的现状显然难于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

要做好教师的管理工作，必须明确教师的特点，并且根据这些特点来制订管理的要求和方法。教师的特点是由职业特点决定的，一方面表现为教师的劳动具有崇高性、艰苦性、创造性、个体性、长期性和专业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教师的心理特点具有特殊性，即事业性、责任性和对学生的爱心。这就要求学校管理者在对教师的管理中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意识，充分尊重、信任、关怀教师，并给予教师公正、合理的评价，把物质利益和精神动力结合起来，合理安排教师的工作，充分发挥教师的专长，从根本上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学校管理的质量。

在当前以至未来的学校管理中，非理性管理将成为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和提高管理效能的新的生长点。学校非理性管理应体现出以下发展特征。

一、形成人本化的管理意识

在学校管理中，最重要的管理理念就是“以人为本”。这是我们从事学校管理工作时应当树立的一种教育管理哲学。在学校管理的所有要素中，教师管理是第一要素。因此，学校管理应该“教师第一”，在“以人为本”中树立“以教师为本”的管理思想。这是学校在非理性管理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理念。从学校管理理论来讲，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固然存在着一定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从而体现为领导和服从的关系，但也决不是“老板”与“下属”的关系。由于学校管理系统的目的性和层次性的特点，使得学校管理系统内的所有个体都具有管理他人、被管理和自我管理几种状态。教师也具有被管理者和管理者的角色身份，但教师们有较强的自主性倾向，因此，在现代学校管理中更应显现其管理者的身份，体现出其成为学校的“主人”，而不是“打工仔”。学校的领导和教师的关系，只是分工的不同，每个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学校领导主动与教师交往，做教师的知心朋友，也让教师感觉到容易接近领导，了解领导的内心世界，让教师体会到领导尊重教师，尊重教师的人格，尊重教师的工作，尊重教师的合理化建议和合理需要，让教师感到自己也是学校的主人。这样彼此沟通、理解、信任、尊重的人文化管理，能极大地激发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以师为本”就是要让教师在学校事务中体现出主人翁的地位，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参与学校的管理。这一方面可以激发其主人翁意识和工作责任感，激发其主动精神和创造意识，提高教师的自我价值感，增强工作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增加了管理的透明度与可信度，增强认同，使全体教职工对学校的管理更具信任感和归属感，使学校与教职工形成一个整体，使每个教职工明确个人的成长、发展与学校事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提高教职工的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

学校管理者在对教师的管理中，首要的就是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意识，要正确认识教师，运用现代的、科学的学校管理观，正确认识学校管理中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运用开拓创新的教育理念，去认识、审视、分析、评价教师和教师职业。因为教师和常人一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是有思想、有个性、有感情、有独立人格的人，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了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向往，那就是期望他们的付出能得到回报和评价，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籍。

二、学校管理中，教师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教师是学校管理的主要要素，上要受领导管理，下要管理人。不论是班主任，还是所有的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单单是教学计划的执行者，更是最基层的管理者。他们要对自己复杂的管理活动进行策划、分析、组织、创造和研究。在学生的心目中，教师是他们最受尊敬的“领导”，是最亲、最可敬的朋友。他们可以不听家长的话，但不可不听老师的话。学生可能不认识校长，但对自己的班主任、自己的任课教师始终保持着亲密的“近距离”关系，甚至永远都会记住他们，尊重他们。

教师作为学校特殊角色的扮演者，是学校管理工作的基础之基础。学校领导在对教师的管理中，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要充分挖掘他们的潜能，充分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更好地为学校管理工作服务。

三、为教师创设实现自身价值的工作环境

人的价值在于去发现，去挖掘，去创造。有人说教师是一颗金子，就看校长有没有慧眼去发现其价值，有没有拿着放大镜去发现教师的闪光点。一个学校几十名、上百名教师，他们有不同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在道德水准、人格修养、学识水平、心理素质、为人处事、人际交往、工作能力等方方面面都有所不同。学校管理者要充分了解和研究教师群体特点，善于发现每一个体特长，任人唯贤，知人善任，用赞赏的目光来看待教师，让每一个人都有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让学校成为教师实现其价值的舞台。

四、为教师营造宽松的组织氛围

学校管理的实践表明，没有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没有合理的组织结构，学校的管理是不完善的管理，但学校管理仅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合理的组织结构等也并非就能提高管理效率。因此，必须对学校管理重新定位，寻求管理上的突破。学校建立和制定科学、有效的规章制度，是学校管理应追求的目标。制定制度不是目的，而是管理的一种手段。完全依赖制度和办法来约束和规范教师的种种行为，纯粹的权利与服从式的管理模式，只能形成对立情绪，只是被动地服从，思想上和心理上产生压力，精神世界得不到寄托，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无法充分调动起来。

营造互相尊重的环境，这是充分发挥学校非理性管理作用的必要条件。在以权力与服从为主要管理方式的学校理性管理中，教师得不到精神上的尊重，工作中只能是被动地服从，难于发挥主人翁的作用，也不可能真正发挥出创造性。非理性因素对人行为的影响是以共识和情感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营造一个平等、团结、尊重的组织氛围，这对于主体意识突出的教师们，将具有极大的感召力。

在现代管理中，关心、爱护员工是最起码的要求，但仅有关心爱护还是远远不够的，现代管理中越来越强调对员工的尊重。“士为知己者死”，这充分强调了彼此尊重、相互信任的心理力量是何其强大。对教师的尊重与信任是调动教师积极性的重要因素，“校长的生命在教师之中”，学校领导者要十分明确领导与教师的关系在学校中，只是分工有所不同，每个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尊重他人和被他人尊重有机融合。因此，学校管理者必须学会尊重，尊重教师的人格、尊重教师的工作、尊重教师的合理需要。

在学校管理中，学校领导要努力营造一个尊重的环境。首先，要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人与人之间感情融洽，人们心情舒畅，相互发生积极的影响。其次，学校领导要主动与教师交往，做教师的知心朋友;让教师了解领导的内心世界，彼此沟通理解，从而成为知音。再次，学校领导应给予教师充分的信任, 不必事必躬亲，重要的是给学校的教师创造一个和谐、宽松环境。这样，教师就可以怀着一种快乐的心情为学校工作，从上而下的成员都做到自己管好自己，实现学校的自动化管理。

因此，在学校的管理中充满尊重、理解、沟通、信任等人文精神，在少一点强制和不准，多一点尊重和信任的管理模式中，共同营造一种民主、团结、和谐、宽松、奉献、进取的工作环境和氛围，让教师保持舒畅的心情和良好的精神状态，在自我约束中自我完善。

五、显现教师评价新机制

教师评价制度是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往规范化的教师评价、分数化的教师评价、奖惩性的教师评价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师的发展和学校教育质量的提高。构建一种科学而合理的新型教师评价制度，促进教师健康成长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学校管理者迫在眉睫的工作任务，一种完善而合理的教师评价制度能够造就一批蓬勃向上、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优秀教师。我们应该倡导一种以评价方式灵活、评价依据科学、评价目的明确的过程化评价制度与体系，对教师“因材施评”，以使教师积极适应21世纪素质教育的新目标和新要求。

非理性管理 篇9

在Stein (1988) 开创性地将行为经济学运用到公司财务领域, 研究了行为公司财务问题之后, 有关资本结构的研究开始呈现出与其他相关学科和理论相融合的趋势。Baker等 (2004) 将对行为公司财务的研究分为两个领域:一是管理者理性而投资者非理性, 主要分析公司价值或公司股票价值被错误估计时, 管理者做出理性投融资决策;二是管理者非理性时的特殊偏好和认知错误对决策的影响。相应地, 行为公司财务视角下的资本结构研究也有两条思路:一是研究理性的管理者利用非理性投资者的定价错误的资本配置行为, 集中在投资者“市场择机”行为, 也即非理性投资者视角;二是探讨投资者理性而管理者非理性 (过度自信、乐观主义等) 对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影响及投资者的反应, 集中在管理者“过度自信”行为, 也即非理性管理者视角。

一、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资本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 即使是理性的管理者在面对非理性的投资者时, 也有可能做出损害公司价值的融资决策。Hovakimian等 (2001) 就从理论上指出:对公司融资理论及资本结构的研究一直以来都忽视了资本市场供给条件对公司融资决策的影响。其实在公司的融资决策中, 更主要的是考虑资本市场融资条件的变化, 而不是考虑现有主流理论所认为的债务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因此, 行为公司财务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考察非有效的市场是如何影响理性管理者的融资决策的。在投资者非理性的范式上, 根据Baker等 (2004) 的观点, 管理者要权衡三种互相冲突的目标, 即公司基本价值最大化、公司现有市场价值最大化和充分利用现有的定价错误以便将财富转移到现有的长期投资者手中。对此, 学者们主要采用两个模型 (即迎合模型和择机模型) 来检视以上目标。本文主要探讨择机模型在公司融资决策中的运用。

行为财务学认为, 非理性的投资者会使股票的市场价格明显偏离公司的真实价值, 对理性管理者的融资决策行为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公司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1996年, Stein在《非理性世界中的理性资本预算》中提出了“市场择机假说”, 即假设投资者是非理性的, 而公司管理者是理性的。理性的公司管理者假设隐含了公司管理者以上市公司真实价值最大化作为目标和行为准则的条件。择机模型认为, 投资者非理性时, 理性的管理者可能采取的融资行为是:当公司股价被过分高估时, 应该发行更多的股票以利用投资者的过度热情;相反, 当股票价格被过分低估时, 应该回购股票。这样做的目的是利用股权融资成本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融资成本的波动, 降低融资成本。MM理论认为, 在完全有效的资本市场中, 不同形式的融资其成本是相同的, 也就是说, 通过变换融资方式达不到降低融资成本的目的。然而, 现实的资本市场并不是完全有效的, 并且不同的市场是相互分离的, 所以公司管理者能够利用不同的股权融资时机, 达到降低融资成本的目的。

Baker和Wurgler (2002) 在“市场择机假说”的启发下进一步发展了市场择机理论分析框架下的资本结构理论, 即一个公司的资本结构是该公司历史融资决策的累积效应的结果。如果公司过去的市值/账面值比率较高, 说明当时公司的股价被市场高估了, 理性的管理者可能会利用这种融资成本较低的有利时机, 发行股票进行融资, 则公司现在的资本结构中债务比率会较低;反之, 如果公司过去的市值/账面值比率较低, 则公司现在的资本结构中债务比率会较高。他们设计了一个模型, 在该模型中, 公司杠杆率为被解释变量, 市值/账面值比率、有形资产率、盈利性以及公司规模为解释变量。他们使用Compustat数据库对1968~2000年的公司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得到的结果表明:市值/账面值比率与公司杠杆率具有负相关关系, 市值/账面值比率增加1个百分点, 公司杠杆率就会下降1.14个百分点。这说明资本市场对公司股票价值的评估确实会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 且影响显著。为了说明市值/账面值比率高的公司是否通过增发股票来降低杠杆率, Baker和Wurgler进一步把公司杠杆率的变化分解为股票发行的变化、留存收益的变化以及随机扰动项。其中, 随机扰动项主要包括公司总资产的变化, 也就是公司规模的变化。通过回归分析, Baker和Wurgler得到以下结果:市值/账面值比率与股票发行量呈正相关关系, 市值/账面值比率上升, 股票发行量增加;市值/账面值比率与留存收益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市值/账面值比率与公司总资产呈正相关关系, 市值/账面值比率上升, 公司总资产增加, 而公司总资产的增加会降低公司杠杆率。因此, 这就证明, 市值/账面值比率较高的公司主要是通过增加股票发行量来降低公司杠杆率的。

二、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

非理性管理者模型假设投资者是理性的, 而公司管理者是非理性的。这一模型还假设, 在约束非理性的公司管理者方面, 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是有限的。目前, 非理性管理者模型主要集中在对管理者过度乐观与过度自信两个方面的非理性行为上。过度乐观是指人们主观上相信事件的未来结果将超过基本情形, 过度自信则是指人们对未来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分布非常狭窄。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和过度自信并不是由公司治理低效、激励不足带来的, 而是由管理者自身的心理因素和决策行为特质决定的。有研究表明, 过度乐观和过度自信将对资本结构和融资合同两方面产生影响。若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于公司项目的收益持过度乐观的态度, 其就会选择高风险而实际收益率低的项目, 从而导致如下两种非理性的融资行为: (1)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了公司价值, 认为外部融资比内部融资的成本高, 权益融资比债务融资的成本高, 因此认为应更多地使用公司的内部资金; (2) 在必须进行外部融资的条件下, 应优先进行债务融资, 使公司融资呈现优序融资偏好。在筹集权益资本时,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相机抉择”, 即在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到一定程度时回购股票, 在认为公司股票价值没有被严重低估时增发股票。

模型设计方面, Heaton和Hackbarth (2002) 认为, 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认为股权融资成本过高的同时, 不愿意通过外部融资来支持投资, 而只能依赖于公司的自有资金, 这不仅使得公司被迫放弃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投资项目, 而且会损害公司的长期利益。

Hackbarth (2004) 通过建立以随机现金流为基础的公司价值模型, 指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债务融资, 并且债务的期限较短;管理者进行融资时会“相机抉择”, 但不一定具有优序融资偏好。

Landier和Thesmar (2004) 通过研究理性的企业家和过度乐观的企业家之间缔结合同的行为, 发现过度乐观的企业家会更多地使用短期债务, 而理性的企业家偏好风险较低的长期债务资金。

Fairchild (2005) 进一步拓展了Hackbarth (2004) 的模型, 给出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资本结构关系的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考虑了管理者的过度自信与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资本结构的关系, 结果发现:随着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提高, 公司债务融资的可能性增大, 最终会降低公司的价值。第二个模型考虑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管理者道德风险 (委托代理问题) 条件下的资本结构的关系, 结果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提高债务融资的比例, 但是对于公司价值的影响却无法得出定论。因为在这个模型中, 如果管理者是适度自信的, 他就会适度地增发债券, 而适度增发债券会增强债权人对管理者的约束,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管理者为谋求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但这种自信必须是适度的, 如果管理者过度自信, 发行的债券数量大大超过最佳发行量, 就会使公司的破产成本大大超过对管理者增强约束带来的收益, 从而损害公司价值。因此, 适度自信的管理者将会更加努力从而增加公司价值, 但是债务比例的提高会使预期的财务困境成本上升从而降低公司价值。

实证研究方面, Malmendier和Tate (2005) 以个人投资组合中持续保持过多的公司个别风险作为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 使用福布斯500强企业的面板数据, 发现在进行融资时, 非理性的管理者安排债务比例时较理性的管理者至少多使用10%的内部资金;在进行外部融资时, 至少多使用15%的债务融资。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具有优序融资偏好, 并且在进行债务融资时更加保守。

Oliver (2005) 以密歇根大学的消费者情感指数作为管理者自信程度的替代变量, 对美国具有25年以上历史的企业进行实证检验, 发现管理者的自信程度与公司外部融资中负债的比例成正比;同时证明了行为财务学中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倾向于进行债务融资的论点, 但该实证研究不支持管理者会择时发行权益证券的观点。

Barros和Silveira (2007) 采用区分企业家与非企业家来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 结果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债务比例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三、结语

行为公司财务作为一个新的财务学研究分支, 目前在研究数量和研究内容上还稍显单薄, 许多结论和观点还有待商榷和检验, 但它为我们研究公司财务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 使相关理论研究更加符合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在我国目前尚不成熟、存在大量非理性行为的资本市场上, 引入行为公司财务的研究方法, 探讨我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与中小投资者的认购行为与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融资行为的非理性现象, 对深入理解和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Baker M., J.Wurgler.Market Timing and Capital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e, 2002;57

[2].Graham J., C.Harvey.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r-porate Finance:Evidence from the Field.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1;60

论监狱理性管理 篇10

一、监狱理性管理释义

对于理性, 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对其有定义。而西方的理性主义运动和理性启蒙在历史现实中确实曾经并且仍然发挥在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不过, 就理性的基本含义我们基本能够达成共识, 即理性意味着: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控制着一定的资源, 并且在需求最小化和供给最大化的时候达到最大的自我满足;个体持续计算着每个特定行动的成本收益关系;人们处于一种稳定的预期和相对不变的需求状况中……[1]具体而言, 理性管理主要概括了以下几个层面的管理内容:

(一) 在合理协调监狱现有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所有资源的基础上, 有效且高效地实现监狱目标。监狱管理是一个涉及诸多层面、诸多内容和诸多人员的复杂活动, 必须采用科学系统的方法进行合理协调, 才能确保各个层面监狱目标的实现。不同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 监狱在保持自身稳定运行和有效运作的同时, 承担着执行刑罚、惩罚和改造罪犯的法定任务。一定的物质基础、制度环境和人力资源是实现监狱目标的基本条件。只有按照组织运行规律和监狱发展规律协调各种关系, 优化利用各种资源, 方能实现监狱目标。

(二) 在职权范围内, 合理利用监狱自身的各种职能。这是理性管理在制度层面的基本含义。依据法律明文规定和各种授权, 每一个监狱都具备了目标制度、计划、聚集资源、组织、控制和协调等多种类型的职权和职能。这些权能是监狱各种活动和行为的源泉和基础。只有将各项职能进行合理配置, 清晰定义每一项职能的范围和程序, 并保证协调运行、界限明确, 监狱运行才能高效合理。理性管理所包含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层面和职能层面的合理性和理性化。没有职能配置和协调的理性化, 监狱管理将很难达到理性管理的层次。

(三) 创造能实现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的组织氛围。监狱不是一般的社会组织, 其内部管理事项繁杂, 形式多样, 政治属性明显。因此, 恰当合理地协调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和监狱目标, 创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监狱文化, 是监狱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监狱理性管理既要着眼于短期目标的实现和监狱整体的发展, 又要着眼于监狱每一个工作人员的健康成长。只有在尊重监狱工作人员个人发展的基础上, 一个监狱才能保持持久的战斗力, 在内部形成一股积极向上、关注监狱发展的氛围, 保证矫正罪犯目标的更好实现。

二、科学:监狱理性管理的基本路径

科学管理, “是指监狱应当以科学理论为指导, 遵循罪犯思想转化的客观规律, 采用先进的管理制度, 运用科学文明的管理手段和现代化的监管设施, 对罪犯实施监禁和管理。”[2]规范化、标准化、程序化的管理方式, 是监狱理性管理在科学理念指导下的科学路径。

(一) 规范化。规范化是指监狱管理的一切活动和行为, 不是随意和无序的, 而必须符合监狱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要求。规范化对于监狱管理行为的制度化程度提出了要求。虽然各个层次的监狱管理内容不同, 但其都是直接或间接围绕罪犯展开的, 管理行为和管理活动的确定性和连贯性直接关系到监管秩序的稳定程度。因此, 任何管理行为和管理活动, 必须纳入制度建设的轨道, 实现规范化运作。规范化的真正要义就是建立适合监狱各种工作场景的、具有特定价值导向的制度流程, 从而为管理行为提供指针和方向。

(二) 标准化。与规范化不同, 标准化强调的是监狱管理行为的统一性。但二者并不矛盾。规范化是对于管理行为提出了抽象的模式要求, 这里面蕴含有很强的倾向性。比如要求罪犯改造必须达到特定的质量水平, 这个要求的内容不仅意味着管理行为必须向该水平靠拢, 而且意味着该要求的内容是监狱或者国家所赞同的。因而规范化里面包含着一定的裁量性。而标准化关注的是管理行为技术层面的要求。无论是监狱生产项目的管理, 还是罪犯改造的管理, 每一项管理活动在技术上都必须设置一定的标准。然后将该标准推广下去, 以此要求和指导每一个民警的执法行为和管理活动。标准化的科学性体现在其严格性方面。即一旦监狱经过调研论证, 就某个事项制定了标准。每一个具体管理者都必须以此为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

(三) 程序化。程序是做一件事情的步骤、方法和过程。监狱理性管理的重要路径就在于实现管理行为的程序化。程序化管理强调的是将每一个管理环节按照先后顺序进行固定, 经过实践检验, 形成具有合理性的管理流程。程序化之所以重要, 在于与我们利用程序可以简化搜寻和选择过程。每一个个体的行为, 都是对于环境刺激的反应。这种反应表现为当刺激要素出现时, 个体会立即搜寻自己可以选择的备选方案, 以应对环境变化。比如当监狱出现突发事件之时, 即使没有任何可依据的处理规则, 管理者也会依据自己经验和认知做出处理。但是这种自发的、完全依赖个人判断的处理往往难以预测且风险较大。如果将监狱突发事件处理程序化, 制订出突发事件处理流程, 那么在突发事件发生后, 管理者便可以迅速按照程序步骤进行应急处理。这样就保证了应急处置的规范化, 而且也减少了应急处理的随意性。

三、法治:监狱理性管理的基本框架

法治是现代文明的基础和基本价值基础。监狱理性管理的框架和运行程序必须在法治基础上展开。法治本身即蕴含有管理特定事项的含义。监狱理性管理必须将法治作为框架和基础, 方能坚实稳固, 扎实推进。

(一) 法治是理性管理的基础。理性管理追求的是监狱管理的合理性和发展性。法治是监狱各项行为追求的制度轨道。当今世界, 将一切行为纳入到法治轨道已经基本成为共识。法治在为监狱活动提供制度平台和制度约束的同时, 也构成了监狱理性管理的基础。如果没有法治框架的完善, 监狱理性管理的可行性必将大打折扣。监狱是一个充满了各种权利与权力作用的地方, 法治的推行程度直接决定了监狱理性管理的进展。如果一些问题在法治背景中都没有得到解决, 或者说根本没有纳入到法律轨道, 理性管理将无从谈起。

(二) 理性管理是推进法治的重要步骤。理性管理为监狱法治的规范化维度注入了活力。监狱活动纷繁复杂, 既包括行刑过程, 也包括行政管理和企业运行。监狱法治是实现监狱活动民主化、合理化和规范化的重要战略方向。它包含了若干层次的内容。比如对于监狱行政权、行刑权等公权力的规制、对于罪犯权利的肯定、对于监狱行为的要求等等。理性管理强调的是监狱各项计划协调活动的合理性和妥当性。理性管理追求的是管理目标和管理价值的统一, 为了实现特定的管理目标, 必须将体现价值内涵的要素融入到管理行为, 为组织协调行为提供坚实的支持。因此, 监狱理性管理对于监狱制度化和规范化具有内在的诉求。

四、公平正义:监狱理性管理的基本取向

公平正义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的标准, 也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作为刑罚执行机关, 公平正义为监狱理性管理提供了重要的活动依据, 构成了监狱理性管理的基本取向和理念指针。不过, 公平和正义对于监狱管理具有不同的价值指导意义。

(一) 公平为监狱管理确立了关系层面的价值标准。一般来说, 公平是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 不偏袒某一方或某一个人, 即参与社会合作的每个人承担着他应承担的责任, 得到他应得的利益。公平侧重的是分配意义上的合理性, 强调的是所有参与者在各项属性上的比例恰当。公平的这种分配意义是监狱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价值参照。

监狱管理意味着抽象的决策过程和具体的实践过程的统一。在决策过程中, 要对特定情境下的资源配置和行为指导做出计划和目标设定, 并制定详细的方案。管理者就必须按照各个要素的现实情况对其进行公平配置, 达到一种理性合理的状态。这种合理状态的出现依赖于管理者对于各个要素关系的适当均衡和协调。按照公平理念和公平原则, 进行系统分析决策所形成的结论才比较适度妥当。而在具体实践过程中, 罪犯情况千变万化, 民警个人情况和应对能力也各不相同, 公平原则是指导处理具体事件的指导性标准。也就是说, 在类似情况出现时, 进行类似处理, 而不能偏离一定的范围。这其实是在协调不同事件处理结果的关系。按照公平的价值指向, 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才可以合理地协调各个具体情形的处理结果。可见, 公平为管理者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如何协调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事件处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价值参照, 确保了监狱管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二) 正义为监狱管理确立了理由层面的价值标准。正义是人类社会普遍认为的崇高的价值, 是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活动、思想和制度等。正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正义观。衡量正义的客观标准是这种正义的观点、行为、思想是否促进社会进步, 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是否满足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需要。可见, 正义一般意味着具有正当的依据和理由。正义最低的内容是, 正义要求分配社会利益和承担社会义务不是任意的, 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标准。监狱管理是一种复杂的人类活动, 其作用依据必须有正义基础。监狱管理过程必须在正义的根基上进行, 否则将会失去其基本的理性因子和价值支撑。

摘要：理性管理是是现代监狱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属性, 也是监狱管理的重要原则。作为国家法定的刑罚执行机关, 监狱行刑任务的完成有赖于其在既定目标指引下协调各种资源的管理行为。利用资源实现目标的过程就是一个理性管理的过程。它意味着按照现代监狱管理的基本理念, 对于监狱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和科学定位。这些特定的监狱管理理念包括科学、法治、公平正义。正是这些凝聚时代精神和文化精华的理念, 影响了监狱运行的现实状况, 决定了监狱发展的未来走向。

关键词：理性管理,科学,法治,公平正义

参考文献

[1][澳]马尔科姆.现代社会学理论[M].杨善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64.

土建施工现场理性管理探讨 篇11

关键词：建筑工程;土建施工;现场管理

土建施工现场管理是进行工程项目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施工单位建设能力和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当前的土建施工现场管理仍旧有着许多的缺陷和不如意的地方。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够及时进行解决，时间一长这些积攒的问题必然会爆发出来，对于工程的进度、质量、安全、资金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效地加强建筑工程土建施工现场管理，对于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研究，并及时进行改正，这样能够极大地促进建筑企业健康持续地发展。

一、土建施工现场管理应遵循的原则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施工企业要想在确保工程质量的同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就必须在土建施工现场管理中加强成本控制，杜绝施工现场出现不合理费用支出和浪费资料的现象，力求实现以最小投入获取最大产出的管理目标。规范化生产、标准化作业是施工现场管理的最基本要求。为了能够有效协调和管理施工生产活动有序进行，确保安全施工，施工现场的所有施工活动必须服从统一规划，杜绝主观随意性对正常施工造成的不良影响，从而提高施工现场的工作效率，维持科学、规范的现场作业秩序。土建施工现场管理必须满足科学化管理的客观需求，使土建施工中的各项工作、各项施工工序严格按照科学、合理的施工计划和方案有序开展，确保施工操作方法和作业流程的规范化，从而提高现场资源的利用效率，为安全、保质地进行土建施工提供坚实保障。

二、建筑工程土建施工现场管理现状分析

目前，工地上的建筑项目种类的多样化，使得对土建施工现场管理的难度加大。故在对土建施工现场进行管理时，缺乏必要的监管制度。监管力度的不足会给施工带来一定的问题，比如易出现使用不符合要求材料的问题、工人扎堆干活，降低工作效率的问题以及工作人员在不做备案记录的情况下随意使用设备的问题等。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减慢了施工的进度。一项建筑工程的好坏关键要看其施工质量的好坏，因此为促进建筑行业的健康蓬勃发展，应重点关注施工质量问题。然而在实际的工程建筑现场管理中会由于施工人员工作的不严谨性，使得建筑的质量受到威胁。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由建筑产生的垃圾、废水，以及机器设备运作时产生的噪音等，均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由此可见，建筑工程土建施工过程中存在严重的环境污染隐患，需要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随着建筑行业的迅猛发展，建设单位对施工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施工人员具有高层次的综合素质。然而，目前大多数施工企业的施工人员综合素质都普遍偏低，且施工企业自身缺乏对员工的培训活动，使得施工人员的素质不能满足时代的发展需要。

三、土建施工现场管理的具体措施分析

（一）建立健全有效的现场管理制度

通过建立一个健全有效的现场管理制度，其不仅是当下社会环境对建筑行业的要求，同时也是为了能够符合当下日益复杂化的建筑项目工序要求，充分调动整个企业的负责人、各个项目的负责人以及施工现场的负责人，建立一个施工现场管理班子，从理论到实际真正制定出一个行之有效的现场管理制度。另外，想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现场管理制度，还需要对整个的施工现场进行全面化的了解与分析，将涉及图纸、施工合同等相关内容全部分析了解一遍，制定出一个现场施工计划方案，这样一来就能够有效增强整个土建工程施工先创的科学性，从而保证其施工质量。

（二）针对施工材料的现场管理措施

在整个的土建工程当中，其中的材料占据了整个工程成本的50%以上，并且施工材料的质量关系着整个工程的质量，因此在材料方面做好一定的管理工作能够为整个现场管理工作打好一定的基础。首先从材料的选择方面，一定要选择质量过关、有品质保证的施工材料。另外参考施工计划确定每一个施工阶段的施工材料采购数量，在确定好了施工材料的规格、数量以及选择了最合适的价格之后选择较为可靠的供应商，能够有效满足工程的材料需求，保证不延误工程的进度。其次，针对施工材料的堆放保管工作，针对进入到施工现场的材料要做好质量抽检工作，严格按照不同的保管要求对不同的施工材料进行保管，这样一来既可以保证材料不混合导致出现的质量问题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所需的材料，其中的出库入库管理工作都需要相应的登记，做好管理工作。

（三）针对施工队伍的现场安全管理

在施工过程当中，安全管理工作一直是其中的重点工作，只有在保证了安全管理的基础之上，才能够保证施工的有序进行。考虑到在实际的施工管理过程中，其一直处于动态当中，因此在进行管理时也需要不管调整安全管理的办法，有效较少其中可能突发的安全事故的发生。第一步，总结以往的安全管理经验，吸收其中比较好的经验方法，提前做好安全意识。第二步，建立一个安全管理小组，在工作中主要负责安全管理工作，例如脚手架、脚手板的铺设问题、另外还需要着重对施工队伍人员继续安全意识的再教育，定期组织施工人员学习安全知识，让其了解保证自身安全是工作的重点，利用警示牌时刻提醒施工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就需要带好安全帽等。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建筑工程土建施工现场管理中，想要做好管理工作不仅是从施工材料上进行加强，还需要从工作人员方面进行重点加强，不管是负责人还是普通的施工工作人员，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团队意识，将施工质量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再加上土建施工现场管理在整个建筑工程中的重要地位，做好管理工作才能够保证整个项目的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1]王健娟.中职土建施工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体系初探[J].职教通讯，2015.

管理理性与人性的融合 篇12

现代管理理性的困境

回顾管理学的发展历程, 其实在其形成之初就被深深地打上了理性的烙印。这种理性的产生并非空穴来风, 它受到近代科学与科学方法的深刻影响。

近代科学权威的确立是以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为标志的。科学不仅深化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 而且人们开始运用科学改造物质世界。电磁和电磁波的科学发现所带来的电力和通讯的革命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 西方社会的物质文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提高。

从思想认识到实际生活的巨变, 奠定了西方社会对科学高度崇拜的基础。而科学的形成离不开形成科学的方法。近代科学在形成之初就把对象看作是外在的、客观的、绝对的、具有稳定不变和简单的规律性, 随着科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基本的科学方法论:对象的理想化和模型化、简单化、数量化、因果决定论、最优化、分析方法。这些科学方法既应用于科学实验中, 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而应用于一般生活中, 甚至成为人们的一种世界观和信念。在这种世界观和信念的指引下, 科学思想和方法论迅速地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扩散到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 比如经济学普遍采用了数学方法, 由于管理学的科学化优势较经济学明显, 因此管理学的科学化似乎走得更远。

在管理学的创立之初———科学管理阶段, 泰罗和其他科学管理的代表人物以最基本、最简单的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 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对工时、动作、记件工作制、成本核算方法、职能工长制进行了研究, 这些研究通过规范化、定量化、精确化、简单化和最优化, 使生产活动变得比过去更有效率。科学管理的实质在于将科学的思想和科学的方法自觉地引入管理, 从而自管理学诞生之日起, 理性管理模式就占据了主导地位。

科学管理的思想被法国管理学家法约尔等人的古典管理理论进一步发展, 这些理论进一步彰显了理性管理的抽象性、客观性、机械性、二元性和独断性。后续的管理科学的发展更是使理性主义传统在西方管理中根深蒂固。

其实, 现代管理理论在其产生之后不久就受到了管理人性的挑战。著名的霍桑实验就是其中的突出事件。心理学家梅奥在研究照明等环境因素对工作效率的影响的实验中发现, 人际关系对工作效率具有很大的影响。霍桑实验暴露了近代科学方法在应用于管理的实践时所存在的问题。在近代科学方法论中, 研究对象是外在的、具有严格规律性、被动的客体, 对研究主体的行为只表现出一定的被动反映, 然而霍桑实验打破了这种教条的主客体关系, 实际上管理的客体有自己独立的性格、意志和行为方式, 而且这种客体的反映会影响到管理因素之间因果关系的规律性, 霍桑实验使科学方法在管理中的应用受到最初的挑战。霍桑实验之后管理中人的因素被挖掘出来, 人们意识到人不仅是理性的, 同时也是感性的, 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

我们用科学方法从实践中概括出来管理理论并重新应用于具体实践时, 其适用性面临很大的挑战, 远不如自然科学的预测性、适用性强。《追求卓越》一书曾对理性主义管理模式的兴起和没落进行过详细的描述, 并指出这种模式的缺陷。管理理论运用理想化、模型化的方法把管理经验与具体的真实相分离时, 却丧失了它的开放性、生动性和对于事物的敏感性、真实性。管理中涉及人的相关理论在应用于管理实践时的局限更大。以管理中对人性的认识为例, 从经济人到社会人以及复杂人, 当我们把人性的某一个侧面抽象出来再应用到管理实践时, 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责难, 管理理论的机械、僵化受到许多人的抨击, 这样的例子非常多, 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到管理者特质理论、领导风格理论等等, 其理论的实践指导性一直受到质疑。管理理论和管理实践严重脱节的现象十分突出。

现代管理人性的崛起

20世纪30年代的人际关系学派虽然注意到人的社会性, 但是它仍然属于理性管理的范围, 它仍然把管理看作是运用人的客观知识并以最小的人际关系代价来取得最大收益的一门技巧, 人际关系被利用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即使在行为科学得到广泛使用的今天, 新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发展, 但是它们都没有脱离理性管理的思维框架和范畴, 实际上, 由于结合了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知识, 反而使理性管理由于具有更大的灵活性而得以加强。

上个世纪80年代, 由于日本战后的经济崛起和独特的企业管理模式的成功, 西方社会开始关注东方的人性化管理。美国教授威廉·大内的《Z理论———美国企业怎样迎接日本的挑战》和斯帕卡尔·阿索斯的《日本企业的管理艺术》就是其中的代表。日本作为一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小国, 在吸取西方理性化管理模式的精华之时, 充分合理地运用东方人性化的价值观对其加以消化和改造, 经济实力由此得到极大地提高, 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家迅速变成经济强国。比如在企业雇佣制度上, 美国式管理把个人参与公司看成是纯理性的行为, 企业往往通过非常高的人事变动率达到管理效率的提高, 而日本采取终身雇佣制, 将不同的人结合为一个整体, 在共同的信条下工作和生活, 个人是全面性地参与企业, 对企业全身心投入和奉献, 而企业注重员工的潜能开发和培训, 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管理的特点。

在西方社会, 随着工业经济的没落和知识经济的兴起, 以物为本的管理不得不向以人为本的管理转化。

在宏观经济层面, 20世纪30年代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人约瑟夫·熊彼特首先认识到, 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所进行的新技术开发和传播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源泉, 其后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罗伯特·索罗强调了技术进步作为持续经济增长背后终极驱动力的重要性, 直到20世纪8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才把技术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才突显出来, 从而使“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获得了严密的科学论证和阐释。

在微观管理层面, 日本知识管理学家野中郁次郎以鲜活的企业创新实践, 向我们展示了知识在企业创新和发展中的特有价值。由此, 作为知识载体的人在企业发展中逐渐成为首要的、第一位的因素, “以人为本”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它是企业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自然逻辑, 是管理理性发展的客观要求, 至此, “以人为本”的思想才真正深入人心。人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的提升, 使企业开始重视组织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建设, 重视组织精神和价值理念的培育, 重视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人力资源的管理, 人在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确认。

融合:中国式管理的未来

西方社会“以人为本”的管理脱胎于“以物为本”的管理, 在这场管理转变中, 受原有管理科学思维框架的局限, “以人为本”的管理仍然存在着明显地把人视为物的思维痕迹, 管理只是把人作为实现组织目标的一种重要资源, 强调人对组织的功效, 以人为本只是提高组织绩效的一种手段而已, 这样的人本管理无法突现伦理、文化、哲学等人文精神的价值内涵, 同时失去了文化伦理价值观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深层支撑。

因此, 现代管理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管理, 必须上升到管理哲学的高度。管理哲学中的“以人为本”与管理科学中的“以人为本”有着本质上的差异。管理哲学把人看成是价值的生成物, 人是一切价值的标准和一切价值的最终目标, 一切都要以人为中心, 管理要以人的普遍需求及其满足为本。在这一前提下, 管理不仅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更是主体与主体的关系。为了更好地满足自我需求, 实现自我价值, 人会自觉地与他人合作和实现自我管理, 组织目标的实现不过是个人自身价值创造和实现的自然结果。

管理哲学对人性的深刻认识, 使人的价值在管理活动中得以落实, 促使人在管理中的自我激励、自我发展和自我超越, 从而为实现组织所追求的“无为而治”的理想管理境界提供了价值观和方法论。

但是管理哲学对管理人性的突现和张扬, 并不是建立在完全否定管理理性的基础上的。尽管管理理性比过去更依赖管理的人性, 但是管理中仍然包含着极其重要的客观方面, 管理理性仍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合理合法的范围。忽视管理理性基础的人性管理, 必然会导致人性在管理实践中的滥用、误用以及思想上的混乱。中国管理文明在近代的衰落已经证明, 这种纯粹的人性管理在缺少管理理性营养的情况下, 失败率会大大增加。人性管理的存在和发展依赖其背后的经济力量以及由这种经济力量伴生的管理主体的力量, 因此, 管理的人性不可能完全摆脱管理的理性基础而独立存在。管理理性的人性化与管理人性的理性化只有交织在一起, 才能共同推动现代管理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