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的非理性视角(共11篇)
德育的非理性视角 篇1
德育交往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交往活动, 从德育交往的实践需要和本质特点来看, “目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双重交往理性的相互融合势在必然, 新的和谐理性正成为德育交往根本的价值取向。
一关于交往理性的再解读
探讨德育交往的价值取向问题, 离不开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韦伯和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的理性之理论。
韦伯把理性行为分为“目的———工具理性”行为和“价值理性”行为。所谓“目的———工具理性行为”是指能够以数学形式进行量化和预测后果以实现目的的行为。它以合理地选择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最有效的手段、工具以及合理的权衡确立行为的目的为特征。“价值理性行为”则是指行为者在采取行为或选择时, 不以成败得失和功用效益为取舍准则, 而只关注如何履行某种道德或宗教、政治上的义务责任, 服从道德良心的感召。
哈贝马斯提出的交往理性, 既非本体论的, 亦非认识论的, 而是语言性的。哈贝马斯从理论社会学角度把社会行为划分为“目的论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他所理解的交往行为是主体间通过语言的交流, 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为, 它按照必须遵循的有效的规范来进行。交往理性就是要寻找交往行为的合理根据, 而这种合理性根据不能到物的世界去寻找, 必须到人的世界来发现。因此, 他认为:“交往理性的根据就是交往主体之间相互同意、普遍赞同而且自觉遵守的规范”。这就是哈贝马斯反复论证的交往行为必须遵循的三个有效性要求:判断、陈述的真实性, 规范的正当性和表达自我的真诚性。他认为, 只有交往行为才能把语言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功能, 在遵守社会规范中的协调功能, 以及在传达情感和展示自我中的表达功能统一起来, 并把语言作为理解和共识的中介, 从而提供理性诸方面的统一性。由此可见, 这种内在于语言交往结构中的理性涵盖了认知———工具、道德———实践、审美———表现这三个不同的维度, 因而是有别于工具理性的一个更加全面的理性概念。
如何将理论层面的交往理性扩展到实践层面呢?哈贝马斯认为要通过商谈伦理学的建构。交往行为实质上是主体之间以语言为媒介的对话关系。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共同规范的认可和维护是必须通过商谈来进行的。要实现这一点, 首要的是建立起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秩序, 必须承认和重视社会中存在的共同的规范标准, 因为这些规范标准影响和约束着每个人的行为, 它们是社会关系能够不受干扰和破坏而得以维持的前提。
二双重理性融合的必然性
“理性”不仅包括对事实陈述或价值判断的理据提出这一层面, 而且包括对事物或社会的自觉和理解的层面。前一个层面是理性的工具功能, 后一个层面是理性的价值功能。表现为工具功能的理性, 即“目的理性”, 将理性局限于对事实陈述或价值判断的理据提出这个层面, 而不包括对事物或社会的理解层面。
由上可知, 一方面, 德育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共同规范的认可和维护的依据, 其价值就建立在共同认同的基础上, 这就体现了德育作为塑造人的活动之价值理性的本质属性。另一方面, 德育作为社会存在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在交往和实践中不断体验、认知和完善的意识, 其又是交往理性指导下实践的结果, 因此, 为了实现德育共生过程的实效化目标, 价值理性就成了德育交往活动的主导价值取向。
当然, 德育交往作为一种社会化活动, 本身又具有双重理性。因为, 一方面“德育交往本身不可避免地就受到社会理性取向的影响, 而社会本身就是具有双重理性的人类共同体”。因此, “社会主义国家提倡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两手抓”,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社会既是价值取向的, 人民注重于道德的追求, 精神生活的追求;又是物质取向的, 人民注重于外在规律的认识, 物质生活的追求。”那么,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否可以有机地统一。韦伯提出:任何实际的行动既包含有工具理性的成分, 也包含有价值理性的因素。
另一方面, 两种理性的自身发展也必然走向融合之路。“理性的任何一方的单极发展都会导致非理性, 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的实现, 不利于社会的协调发展。缺少工具理性的单极价值理性, 人虽追求唯一的自由, 但没有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 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同时价值理性的单极发展, 注重于唯一的价值目的, 人的自由会受到这唯一目的限制, 相反人变得不自由, 而成为唯一目的的奴隶。也就是说唯一目的本身就是不合理。越是为了这唯一目的的行动, 这种行动就越是非理性。”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称人是理性的动物, 又称人是社会的动物。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人的理性, 这种理性也以朴素的形态包含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这种教育也叫全面教育, 希腊文称为:enkykliapadeia, 英文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a”一词即出于此。
理性经历了单极发展, 双方的力量都大大增长, 同时也感到了单极发展必须再回到统一体之中, 在新的高度实现新的结合。同理性必须实现新的结合一样, 德育教育也必须实现两种取向的结合, 德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都要对德育交往过程中合理性的选择有清醒地认识。由此可见, 不但当代社会发展要求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而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发展也趋向于有机的结合, 这就是德育交往的合理化倾向。
三德育交往中双重理性的融合:和谐理性取向
在德育中, 师生无疑都是行为者, 我们对其背后的理据的理解, 其实主要是我们从自己的角度去想像他会用什么理由去支持其观点。因此, “要理解别人的角度”, 其实是指“要理解别人如何使用理性的角度”。换句话说, 在理解别人的过程里, 其实也同时要理解别人如何用理由支持其观点。
这种“理解别人如何用理由支持其观点”并非是一个价值中立式的理解, 而是要教师尝试站在学生的立场用理由来支持其论点。亦只有通过理解对方使用理由的方式, 教师才可以真正看到学生的论据所在, 反之亦然。正是由于这一特点, 德育交往的双方谁也不能坚持自我中心, 谁也不能主宰交谈过程本身, 他们彼此交谈, 由对话本身引导着, 从而使双方既坚持自己的观点, 又倾听对方的意见, 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师生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展开“置换式”理解, 从而实现“视界融合”。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 “师生双方是从对方的角度来理解其话语背后的理据, 并把自己的视界暴露给对方, 从而求得彼此理解的。这种理解不是简单的视界交换, 更不是某种屈从或服从, 而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视界中重新去解读、认识对方的理据或共有此中介客体, 形成某种‘视界融合’。”其间, 德育主体与主体之间思想、意识、观念、情感和情绪等方面在一定意义理据的支持下交流、对话、讨论、争论, 以达到相互了解和自我觉解。这样一种没有任何制约的主体间意义关系情境就是德育的“理想交往情境”, 其基础就是德育交往的和谐理性。
交往理性指导下的德育是师生共处主体间意义关系情境, 通过对话和理解, 得以不断理解与境界提升的道德教育活动。从本质上讲, 交往理性德育是在扬弃与超越灌输德育的基础上, 对主体存在、人的存在目标和生存意义提出本质追问并提供某种可能性诠释的德育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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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劲松.交往理性与德育理念的重建[J].伦理学研究, 2005 (5) .
[6]朱文文.哈贝马斯“生活世界”中的理论与主体性思想[J].理论建设, 2006 (2) .
德育的非理性视角 篇2
文/竹摇清影
**中学的德育工作,理念前卫,体系规范,渠道多样,活动丰富,模式独特。
他们有与时俱进的理念。
他们树立“三风”:优质校风教风学风的,遵循“四性”:针对性 实效性 人文性 创新性,实施“五化”:科学化 系统化 规范化 生活化 人性化。
他们有科学的德育系统。
一个核心,七条主线,既各具特色,又齐抓共管。
他们有完善的德育制度。
他们以人为本,制度健全。各种条例、职责、考核方案、考核细则、管理细则、评比细则、一日常规一应俱全。校有公共常规制度,班有特色个性规范。
他们有众多的德育骨干。
有素质高业务强经验丰富的班主任群体,他们有正在成长和成熟的副班任,他们有各具德育工作特色的科任教师。
他们有多渠道的德育途径。
聘请著名教授讲演;板报、校园广播、多媒体投影、升旗仪式等阵地,与共建单位开展的特色活动,发挥国门、边防哨所、英雄纪念碑等德育基地的教育作用;副校长法制及自我保护的讲座;把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校本管理紧密结合的创造性举措,让学生互评、自评的主题班会平台。
他们有丰富多彩的德育活动
他们寓教于乐,雪雕、跳绳,春季越野赛,全校篮球赛、乒乓球赛、校运动会校园艺术节、演讲、辩论赛,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快乐德育的魅力。
他们让德育走进生活,开展班主任进寝室、进家庭、进学生心灵的“三进”活动。
德育的非理性视角 篇3
一、工具理性膨胀的教学评价
所谓工具理性是指任何的以个人自身利益为目的的世俗活动,把达至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进行首要考虑、计算的态度。在教学评价中,工具理性所固有的只问工具对于实现目的的功效性、精确性、客观性,而不问目的的合理性及忽略意义和价值的特点,势必将客观现实与主观情感态度区分开,将纯粹事实与价值判断区分开,其最终目的是获得普遍适用的科学知识和技能,进而对学习评价进行干预和控制。
1.效率主义与评价目标的狭窄化
工具理性是一种涉及手段与目标二者关系的理性,它所关心的是选择有效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的目标,把“效率”作为判定价值的惟一标准。受“惟效率”的价值观影响,人们把教育看成是模式化“学习产品”的社会化大生产,对“产品”的评价已经成为等级的分类,评价目标窄化为学生的学业成绩。由于学业成绩可测量,易于比较,符合了盛行的科学化的潮流。诚然,渗透“效率”激励的评价,确实促进人们对评价的关注,但也容易导致利益至上,造成评价中的伪现象:只重视学习结束后的成绩,而忽视成绩后面人的动机取向和努力程度。
2.量的纯一性与评价尺度的标准化
理性作为人类特有本性的基本表征,既包含抽象思维的类特性,也包含个体思维的差异性。工具理性更多地秉承了共性原则,差异的相对性更多地留在了价值理性之中。由于人们对共性的青睐,把社会中的“有序的和无序的”、“可测的和非可测的”,都纳入工具理性的框架内加以控制,企图把事物“质”的多样性还原成“量”的纯一性。评价者常将预定的教学目标以行为目标的方式来陈述,以求教学效果是否“达标”的数据。评价尺度的“标准化”是工具理性的“胜利”,同时也是课程评价自身走向贫困的起点:一方面,对人生具有终极意义的,但不能用可操作的定义去界定的知识,有可能被排除在评价目标之外;另一方面,评价过分依赖数据的测量,忽视质的探究,缺乏了真实情境下对意志、情感等个人微观因素的理解,不利于评价模式的发展。
3.外在价值取向与评价手段的工具化
工具理性注重强调事物的“外在价值”,即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服务,其现实表现形式是外在于人的。在教育领域,这种价值观本质特征决定了教育的客体地位,使得教育内在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取向经过社会选择后外化在外在价值的维度趋于减少。这种“外在价值”的取向使得教学评价穷于应付来自社会的需求,考试代替了其他形式的评价。
4.对象性思维与评价主体的单一化
工具理性的有效运行是以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为基础,具有主、客两分的对象性思维特点。这种思维致力于对经验世界的操作和控制,但同时也容易导致人的主体价值逐渐地迷失。评价“工具理性”的膨胀,使得人们借科学之名而奉行技术至上,刻意追求“价值中立”。评价也就成为一种由理性假设、教育事实资料收集到检验的工具性作用的过程。这种评价看似严守价值中立,只注重事实与科学规范,实际上却充当了教育过程中分类、筛选的技术工具。其结果必然导致评价成为评价者控制被评价者的手段,而不是促进被评价者发展的手段。
二、价值理性回归的教学评价
当前,人们反思人文精神,呼唤人文教育,目的在于批判科技时代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而造成对人性的禁锢。在人文精神的意旨下,价值理性是基于某些价值信条之上,以某种特定的终极立场为依归,具有调动理想自我,从而实现对人行动的导向作用。价值理性是把人的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也为现代教学评价规定了新的内容和话语方式。教学评价的价值理性的回归,不仅是现代教育重视人文教育的思想投射到教育评价上的结果,而且是课程特征及其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的内在要求,是深化课程改革的客观需要。
1.评价目标:促进人的发展
教育对人的最深切的关注,莫过于促进人的发展,实现人的发展。因为教育本身是生命精神能量的产物:一方面,人类用文字和公式来展现关于社会和自然的诸多定理和规律,集中反映了人类对世界不断的深层次认识。另一方面,这些定理和规律中关于对世界的理解,也反映了人类对诸多现象的描绘和领悟,而这些过程背后有着思想方法的更新和科学探究的过程。因此,教育在引导学生认识世界本质的同时,还应使学生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在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教学评价中,评价者应以学生全面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取向,突显评价的激励功能。
2.评价对象:面向全体学生
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是建构的产物,而不是发现的结果,“建构”渗透着人们的主观意趣,其积极意义在于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和谐关系”建立的基础是“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学生的“发展”与“合作”的实现,而不是对学生的控制和甄别。这就是说,评价者要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允许学生依照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对评价内容作出不同形式的解答。评价者在重视学生个性化的同时,还应倡导学生在评定中的小组合作。教学评价的对象应是全体学生。“面向全体学生”,“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也就成为评价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
3.评价过程:重视结论过程
后现代主义认为,教学活动本身内含着事实与理论、事实与价值、认识与人性的统一,衡量知识的标准不在于它与世界的一致性,而在于其解决问题的有效性。因此,教学评价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排秩序、贴标签的单向活动,而是互相赏识,积极交换信息的双向活动。它是一种主体性活动,随着主体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评价者应对参与者的不同价值保持敏感,通过解释、理解以及对真实情境的推知,以全面、真实再现评价对象的意志、情感以及心理等个人微观因素。评价的结论是对事物的实态描述,包括评价参与者们基于对评价对象的认识而整合成的一种共同的看法。
三、理性完整态对教学评价的启示
理性完整状态是理性的自然状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作为事物的两个不同方面,它们的存在原本是完整的,不存在彻底的分化状态的理性。完整的理性要求评价者以辩证的思维方式,全面的、关联的观点认识事物的特征。价值理性的评价与工具理性的评价本质区别在于,在价值判断中多了一种对于价值而言是决定其质的因素:人的需要。因此,教学评价在归还理性的完整状态时,应在正确认识“人的需要”的基础上,建构理性的教学评价,实现评价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整合。
1.关注个人的主动性活动
从实践论而言,人的本质生成于人的实践活动,价值寓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中。从广义上讲,教学就是人们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的过程。这里的理性既指与感性思维活动相对应的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又指从辨别是非、利害关系上来控制自己行为的自觉能力。因此,评价者应重视学生的主动性活动。
2.关注个人的体验性感受
根据内在价值的表现形式,教学内容的价值形态可分为显性形态(文字、数字形式)和隐性形态(不能以符号形式表示)。长期以来,评价者看重的是教学内容的显性形态,没有把情感体验视为其重要价值,虽然有时也强调学生的情感,但对情感的重视,实际上只是服务于学习的手段。如果说教学活动是立足于物质世界,旨在求“真”,那么精神体验则是立足于精神世界,旨在求“善”。因此,“活动”与“体验”是构成教学评价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3.关注评价问题的情境性
教育的价值不仅在于学生在学校情境中的表现,更在于学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的能力。对于评价问题的设计具有真实性、情境性,以便学生形成对现实生活的领悟能力、解释能力和创造能力,已成为当今评价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参考文献
[1] 张向众.真实性评价——人在教育评价中的回归[D].云南师范大学,2003.
[2] 刘七生,张志成.教育的本质:价值理性的传承.探索,2004(4).
[3] 王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甘肃社会科学,2005(1).
[4] 潮兴兵.西班牙综合科学课程改革述评.外国教育研究,2004(2).
[5] 易森林,袁桂林.试论课程评价多元化趋势.外国教育研究,2002(2).
[6] 孟维杰,张晓书.多元智能理论与教学评价走向反思.教学与管理,2003(13).
德育的非理性视角 篇4
一、文献综述
(一) 有效市场假说与现实人有限理性的矛盾
目前关于证券市场投资者非理性行为问题的研究已开始突破传统金融学的约束, 从行为金融学视角进行探讨。传统金融理论是建立在市场参与者是理性人的假定基础之上的。在传统金融理论中, 理性人假设通常包括两方面:一是以效用最大化作为目标, 二是能够对一切信息进行正确的加工和处理。在此基础上, 传统金融学的核心内容是“有效市场假说”。这里的假设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市场各参与主体在进行决策时都以实现期望效用最大化为准则;二是市场各参与主体都能够根据其得到的信息, 对市场的未来做出无偏差估计。在该假设前提下, 一个必然的推论便是证券的价格反映了一切可以得到的公开信息, 投资者无论多么明智, 都不能够获得与其所承担风险不对称的额外收益。但事实上投资者并非理论上描述的那样理性, 而是具有某种情绪, 这使许多投资者在配置自己的资产需求时总是受到相关信息的影响。与理性假设不同的是, 现实中的人都是有限理性的。
(二) 行为金融学与投资者行为
行为金融 (Behavior Finanee) 是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投资者行为, 进而研究资产价格决定和其他金融现象的金融学。在行为金融理论看来投资者并非理性的, 其投资行为往往受到心理因素和个人情绪的影响。A.Shieifer (2002) 认为, “忽视投资者的心理变化及其在市场中的具体表现, 我们是无法理解证券市场中的价格泡沫和其他异象的”。行为金融理论认为, 投资者的心理因素对其决策行为以及股价波动具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 必须考虑人类行为本身的复杂多变性, 更多地从决策时的实际心理活动入手来讨论投资者行为。Debondi和Thaler (1985) 发表了《股票市场过度反应了吗》, 揭开了运用心理学研究成果分析金融市场和投资者行为的序幕。Shiller (1990) 研究了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股市中的“羊群效应”、投机价格和流行心态的关系等。shefrin和Statman (1985) 以及Ouden (1998) 分别研究了证券市场的“处置效应”。EBlack (1986) 首次提出了“噪声”的概念。D e Long等 (1990) 构建了“噪声交易”模型, 认为市场上存在大量非理性的“噪声交易者”, 他们无法获得内幕信息, 只是根据传言进行交易;研究还考察了一类极端非理性的噪声交易者——正反馈交易者, 其追涨杀跌的交易方式客观上对价格起到了助长助跌的作用。Matthew Rabin在应用心理研究成果解释人类行为中的利他主义及追求公平心理方面取得开创性成果, 于2001年获得Clark经济学奖。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在结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理论来研究投资者决策行为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Daniel Kahneman和Veronon L Smith, 这表明行为金融学己经得到了主流经济学的普遍认可。
二、证券市场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一) 证券市场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宏观表象
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在宏观层面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证券市场的波动性较大。从2006年至2008年三年时间内, 反映中国证券市场演变趋势的上证领先指数从2006年的最低点1161.91点开始一路攀升, 直至实现我国证券市场的历史最高点6121.04。在达到历史最高点之后, 随之而来的就是2008年我国证券市场的单边下挫走势, 直至上证领先指数跌至2008年最低点1664.93。由于在2006年至2008年的三年间, 是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扩容速度最快的时期, 2006年和2007年连续两年我国证券市场的年振幅均在130%左右, 如此高的波动性足以说明投资者的非理性投资行为。 (2) 证券市场的市盈率过高。市盈率是衡量股市投机性的重要指标之一, 一般而言, 过高的市盈率往往隐含着较强的投机性。沪深两市自建立以来, 绝大部分时间的市盈率维持在30~40之间, 远远超过纽约证券交易所的15~20和香港为10~20等。 (3) 证券市场的换手率较高。从交易统计来看, 1997年至2008年的12年间, 我国股市的换手率几乎年年维持在400%以上。这意味着上市流通的每一张股票平均每年要转手4~5次以上, 即停留在每位持股人手中的平均时间不超过两个半月, 整个市场的交易情况极为活跃。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应出我国股票市场具有较强的投机性。
(二) 证券市场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微观表象
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在微观层面表现为以下方面: (1) 总体上存在的“过度自信”倾向。心理学家发现, 人类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 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 把成功归因于个人能力, 低估运气和机会等外因作用, 这种心理偏差被称为“过度自信”。“过度自信”倾向对于投资者正确处理信息有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影响。直接影响是, 过度自信倾向会导致投资者过分依赖自己收集到的信息, 轻视公司财务报表的信息;间接影响是, 具有过度自信倾向的投资者在处理各种信息时, 重视能增强其自信心的信息, 而忽视有损其自信心的信息, 以至于不愿承认投资决策失误, 导致投资者对某些信息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进行大量盲目交易等非理性行为。 (2) 显著的“羊群行为”倾向。“羊群行为”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行为, 是指投资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 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舆论, 而不考虑自己所拥有信息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大量的投资者在某段时期内买卖相同或相近的股票, 同时进出证券市场。众多学者建立了一系列理论模型对我国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进行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在政策干预频繁和信息不对称严重的市场环境下, 存在一定程度的羊群行为。证券市场上的羊群行为使投资者的买卖行为和证券价格变化具有联动性和趋同性, 从而导致个股价格变化和市场指数变化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引起大量的“跟风”和“跟庄”行为的出现。 (3) 普遍的“售盈持亏”倾向。“售盈持亏”倾向, 即投资者愿意卖出当前盈利的股票并继续持有亏损股票的心理倾向, 行为金融理论称之为“处置效应”。实证研究发现, 我国个体证券投资者的“售盈持亏”倾向较为严重。在个体证券投资者处理套牢股票的方式方面, 选择“长期持有, 直到解套”的投资者为数最多, 选择“不断补仓, 拉低价位”的投资者数量次之, 选择“忍痛割肉”者最少。上述对处置效应的研究反映了我国个体证券投资者的损失厌恶倾向, 这种对投资赢利的“确定性心理”和对亏损的“损失厌恶心理”, 会削弱投资者对投资风险和股票未来收益状况的客观判断, 非理性地长期持有一些失去基本因素的股票, 使得投资者盈少亏多。 (4) 强烈的“政策依赖”倾向。我国证券市场自建立伊始, 由于正面临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 出于“发展、稳定与规范”的目的, 政府政策对证券市场的干预频率较高。国内学者通过对沪市异常波动的分析表明, 由政策性因素引起的异常波动占总波动数的60%以上, 且当月出台的政策对该月的股价波动具有显著影响, 直接影响投资者入市意愿和交投活跃程度。在证券市场这种强烈的“政策依赖”倾向的背景下, 众多投资者的投资理念异化, 其投资策略表现为“政策性套利”, 每当股市低迷时便期望政府出面救市, 政府俨然成了中国股市的“救世主”。 (5) 噪音交易。噪音交易是指不根据基本面分析买卖股票的投资者。在噪音交易者和短期投资者存在的市场中, 交易者都拥有自己的信息。在拥有的信息集合中, 利用其中某一信息的投资者越多, 其越可能利用该信息获利, 这些信息可能是与基础价值有关的信息, 也可能是与基础价值毫无关系的噪音, 这就是所谓的信息聚集正溢出效应。这一效应可能导致价格失衡长久持续, 使努力获取新信息的交易者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 不利于信息搜集与资源配置。
三、非理性行为的治理:投资者教育机制的建立
(一) 投资者教育机制的功能设计
依据国际证券市场上对投资者教育概念的通常界定, 投资者教育一般被理解为针对个人投资者进行的旨在传播投资知识、传授投资经验、培养投资技能、倡导理性投资观念、提示投资风险、告知投资者权利及其保护途径、提高投资者素质的活动。国外最初的投资者教育是由消费者组织、证券中介机构、专业的投资教育机构、学校等进行的, 政府的作用只是组织协调、提供法律上和财务上的协助。但上世纪90年代, 投资者教育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革。各证券市场的监管者纷纷把投资者教育作为监管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重要途径。通过开展投资者教育, 提高投资者的自我保护能力, 降低监管成本, 同时保证投资者教育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借鉴国际证券市场投资者教育的基本目标, 结合我国投资者的具体状况, 本文基于微观、中观、宏观视角, 构建了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教育体系的功能框架。框架具体分析如下: (1) 投资决策教育功能。这是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教育体系应具有的微观功能。科学的投资决策能力是投资者获取稳定收益的重要保障, 而科学的投资决策能力首先来源于投资者的专业投资理论,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平均文化学历层次较低, 欠缺证券投资专业知识, 这将导致投资失误的概率加大。因此, 投资决策教育功能应是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教育体系的主要功能之一。 (2) 资产配置教育功能。这是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教育体系应具有的中观功能。个人资产的科学配置是我国投资者的一大困惑, 科学的资产配置方法可以使投资者应对自如, 使投资者在分享投资收益快乐的同时, 也规避了投资者投资失误带来的巨大痛苦。因此, 资产配置教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3) 权益保护教育功能。这是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教育体系应具有的宏观功能。由于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逐步发展与完善过程中, 各种证券法律法规建设具有滞后性, 在参与市场投资交易过程中, 投资者个人权益难免会受到侵害, 因此, 通过投资者权益保护教育, 使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
(二) 投资者教育机制的作用
加强投资者教育, 一是可以合理引导投资者的理性投资行为, 提高投资决策能力和市场运作效率。在资金、信息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 投资者惟有更加注重学习, 提高自身素质和分析思辨能力, 方能有效抵御市场风险。投资者要知道自身存在的心理弱点, 通过剖析各种典型案例, 了解各类非理性行为和心理偏差产生的根源和危害, 从而在投资活动中自觉防范各类证券欺诈和风险。投资者教育降低了过去因非理性所表现出来的证券市场指数高振幅现象的发生, 从而使证券市场调整为指数低振幅稳定常态, 有利于证券市场基本功能的正常发挥。二是良好的投资者教育是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不断建立和健全, 基础性制度逐步完善, 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不断创新, 投资者信心不断增强, 家庭投资理财观念逐渐普及, 大量银行储蓄客户分流到证券市场。新基民、新股民进入证券市场, 增加了市场需求和市场的流动性, 但其普遍对证券市场知识、法规、历史了解甚少, 风险意识不强, 或是盲目入市, 或是存在博傻心理, 投机色彩严重, 投资理念缺失。因此, 形成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是保障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是资本市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建设。
(三) 研究假设
以往研究主要局限于单类投资者的研究视角, 即:结合基本假设, 构造类似于指数型分布、Logistic分布等基本模型, 并得到单类投资者视角下投资者行为的均衡特性。上述研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模拟出了的投资者扩散的均衡过程, 但其无法描述投资者教育机制在投资者扩散中的动态作用机理, 以及投资者教育引发投资者结构发生动态演变的作用机理, 而这些成果正是证券市场管理层制定监管策略的重要参考依据。在此背景下, 本文将跳出单个体分布研究视角, 从系统动力学视角来研究证券市场投资者扩散问题。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主要由投资者 (中长期投资者) 与投机者 (短期投资者) 两类组成, 在投资者教育机制下, 两类投资者均相对理性。证券市场上投资者容量是相对有限的, 不可能具有无限扩大的容量, 这是符合证券市场基本特征的。投资者与投机者是中性的概念, 在投资者教育机制下, 两类投资者依据市场投资机会自发、理性地实现角色的动态转换。
(四) 模型构建
依据上述假设可以发现, 首先, 投资者与投机者是证券市场上缺一不可的共生体。如果证券市场缺少了投资者, 则整个市场充满了投机气氛, 不利于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 市场难以长久维持;如果证券市场缺少了投机者, 则整个市场因缺乏短期赚钱效应而失去交易活力, 由于没有套利投机者的参与, 容易造成市场价格的扭曲, 也不利于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其次, 由于投资者教育机制提升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能力, 因此, 原本着眼于中长期投资的投资者一旦发现短期交易机会, 就会进行短期交易, 从而转变为投机者;原本着眼于短期投资的投机者一旦寻找不到短期交易机会, 出于风险控制的理性, 就会放弃短期交易, 从而转变为投资者。最后, 在证券市场投资者与投机者的容量相对有限假设下, 投资者与投机者的数量存量对其自身的扩散速度起到负面影响, 在金融学上可描述为投资与投机机会的相对稀释。基于上述分析, 建立如下系统动力学模型:
分别表示在证券市场投资者与投机者的容量相对有限假设下, 投资者与投机者的存量对其自身扩散速度产生负面影响的程度。公式 (1) 所描述的动力学模型为非线性动态系统范畴。
四、结论
投资者教育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化活动, 需要市场参与者的广泛参与, 必须建立全社会的完善的投资者教育体系。证券市场发展的经验表明:完善的投资者教育体系, 应该由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机构、民间投资者教育机构、投资者权益组织等机构组成, 形成多层次、互为补充的以满足投资者各种需求的教育体系。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市场的交易中心, 其参与投资者教育工作有利于揭示投资交易的风险, 有利于建立多层次的投资风险揭示体系;证券机构 (包括证券公司和各类专业服务机构) 是投资者与资本市场间的桥梁, 在投资者教育中具有特殊作用, 应承担教育投资者的责任, 是投资者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投资者教育机构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建立的盈利或非盈利性质的投资者教育机构, 是整个投资者教育体系的有效补充, 其教育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如培训班、讲座、报告会、网上交流等等;投资者权益组织是投资者自己的组织, 其设立可以有效改变投资者的被动局面, 投资者不仅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也有利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权利。投资者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投资者培养健康、理性的证券投资理念和习惯, 从而既能保护投资者自身的合法权益和利益, 促进资本市场的和谐健康发展, 也能加强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 促进市场的稳定运行。加强投资者教育工作,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增强投资者信心, 始终是培育和发展市场的核心课题和最重要的内容。投资者教育机制的功能已经突破原有的外延边界, 逐步演变成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实实在在地肩负起为中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保驾护航的重要使命。因此, 对于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教育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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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森、李静萍、刘星:《中国股票市场价格的行为金融学分析》, 《金融研究》200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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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赵学军、王永宏:《中国股市“处置效应”的实证分析》, 《金融研究》2001年第7期。
[7]Daniel.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Econometrica, 1999.
德育的非理性视角 篇5
后现代主义视角的现代理性主义观照
以理性主义文化模式为核心的现代工业文明在极大地促进人类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自身发展的困境.后现代主义在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激烈批判下却无法掩饰其与传统理性主义的历史渊源关系.现代理性主义以其有限性、不完善性和悲剧意识的新特点昭示着成熟理性的一种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机理和人的生存的内在人本精神.
作 者:谈忐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刊 名:廊坊师范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GFANG TEACHERS COLLEGE 年,卷(期): 20(1) 分类号:A81 关键词:传统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 现代理性主义 观照
理性视角下爱的教育 篇6
【关键词】儿童教育;《教育漫话》;理性;科学
【作者单位】李瑞丽,长春中医药大学。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儿童教育是人类教育事业的基础,其质量关系着整个教育的发展和成败。世界各国历来将幼儿教育当作一项伟大的国家事业来做。各国专家学者对于儿童教育问题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将思想智慧凝练成著作,流传于后世,为后人带来了深刻的启迪与影响。
一、《教育漫话》的成书背景
17世纪英国伟大的教育思想家约翰·洛克,就是众多儿童教育专家中杰出的一位。他创立的教育体系,映衬出了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意志和愿望,被人们视为儿童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教育理论家,尤其是他的著作《教育漫话》,虽然写于300年前,但书中以理性视角阐述的对儿童的教育方式仍被人们广泛应用。尤其近年来,这本书对于我们中国的家长及学校老师的影响也日益明显。
《教育漫话》一书的素材原是作者与友人爱德华·葛拉克对教育问题进行讨论的通信。洛克担任过家庭教师,对儿童教育有着丰富的经验,为洛克绅士教育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1688年,洛克将这些通信进行了整理,1963年,该书出版。整本书从理性视角出发,以绅士教育为主题,从体育、德育和智育出发,通过一些事例和生活细节详细阐述了如何培养出一个符合时代需求的理性、德行和才干兼具的绅士或者勇于开拓的事业者。
二、《教育漫话》的现实意义
在第一篇章的健康教育中,洛克认为,“健康的心智寓于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有健全的精神,幸福人生,身体健康是首要前提。而健康教育不是让孩子娇生惯养变成温室里的鲜花,只有让孩子吃苦耐劳,练就强健的体魄,孩子才能茁壮成长。作者主张,家长在孩子幼儿时期,要让孩子加强身体锻炼,多做户外运动,多走进大自然,感受外面的世界,这些有益、具体的见解是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
作者的这一见解对我们当今国内的教育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从我们现在的国情来看,很多孩子是独生子女,在父母的呵护下成长,孩子失去了很多锻炼体魄的机会,而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的智育技能发展。长远来看,这很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将孩子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当作教育最基础的环节,才能使孩子健全发展。”这应当是本书对中国家长的最大忠告。
本书的第二章节,作者主要论述“德行教育”。洛克认为,德行是构成绅士思想品质的核心。德行不仅仅是培养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也是对一个孩子人格的塑造,它包括儿童的德育、教养和坚韧等美德的培养。这一章给了广大教育者很多启示,即在教学过程中,教育者不但要注重对儿童知识的培养,还更应注重美德教育,增强学生的善恶美丑观。
我们国内的教育本来就有“德、智、体、美、劳”的标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教育者往往把智育放在首要位置,而忽略对儿童品德的培养。更大的问题是,智力方面的培训往往有章可循,而德行方面却没有实际的操作方法。在这方面,本书的作者列举一些儿童常犯的错误和家长常用的教育方式,指出指责、强迫等一些错误教育的弊端,引导人们用正确的方式去教导儿童和培养他们的良好德行。
在第三个章节,也就是“知识与技能教育”一章,洛克提出“智育的目的在于发展学生的能力,使之掌握正确的方法,主动地获取知识”。洛克将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放在最后一章,表明了洛克的主张是身体健康和德行端正是前提,应当在健康教育、德行教育的基础上来进行智育。洛克还认为孩子应该提高对学习的兴趣,自觉去进行知识的获取,而不是将学习当成一种任务或者负担。在具体方法上,洛克指出,要保护孩子的好奇心,鼓励孩子主动动脑筋去思考问题。家长应该根据孩子的兴趣去选择学习的对象,如果孩子喜欢画画,就不应当强迫孩子去唱歌,因为有兴趣的学习将大大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并且使孩子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
作者在几百年前提到的这些问题,对我们中国今天的教育,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智育的培训到底是给孩子以生硬的“知识”呢,还是引导他们的兴趣,让他们掌握正确的方法,主动获取知识呢?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给对方鱼,不如教给他捕鱼的方法。《教育漫话》这本书就是强调在孩子的学习中,要引导孩子学习实用的技能,而不是生硬地灌输给他们许多知识。而我们现实中的好多学校、家长的教育还是以知识的传授为主,所以应当及时反思。
再者,从整本书还可以看出,洛克提倡理性教育,反对溺爱放纵孩子。他认为,一味地放纵孩子,只会导致更大的错误,甚至一发不可收拾。而家长过分地溺爱孩子,会使孩子变得任性妄为,以自我为中心,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家长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应不溺爱,不放纵,以理性的视角对幼儿进行教育,方可培养出有教养的绅士。
三、《教育漫话》的独特性
1.思想前瞻性强,见解影响深远
洛克是17世纪英国著名资产阶级教育家。他第一次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健康教育、德行教育和技能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翻新了教育史的篇章,在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洛克的思想具有前瞻性,他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角度,曾在《人类理解论》中概述了一种崭新的哲学精神,即认为儿童不具有先天性观念,他们就像一张白板。在这种思想的引领下,他创作了《教育漫话》,强调了对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虽然该书成书于300年前,但是此书几经改版,仍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几个世纪过去了,此书一直是英国最为重要的一本教育哲学著作。早在18世纪,此书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影响着洛克之后的教育家,使这些教育家无不承认这本书的重要价值。洛克的书和教育思想具有广泛的借鉴性,适用于任何国家和任何阶级。洛克的《教育漫话》产生了比他最初的写作意图更加深远的影响。
2.理论深入浅出,道理通俗易懂
《教育漫话》这本书里没有艰涩难懂的学术理论,也没有空洞深奥的学术道理。作者站在读者接受的角度上,用平实的语言解读了教育的方方面面,在“绅士教育”的主题下,展开了健康教育、道德教育和技能教育的全面叙述,内容丰富全面。正如读者评价此书:真理总是朴素的,平淡的文字总会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洛克用“拉家常”的口吻,告诉读者一些实用的教育道理,使理论更加通俗易懂。当然,这也得益于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版本准确的翻译,该书的译文更加准确流畅,道理更加深入浅出。书中的道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对家长和教师都有一定的引导性。例如,洛克认为儿童的错误有时不能不加以斥责,但是这种斥责应当背着别人私下里去执行;至于表扬儿童,则应当着别人的面去表扬。这对于维护孩子的“脸面”,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很多家长或者老师恰恰违背此原则,当着很多人的面批评孩子,甚至施以体罚,在公众场合羞辱孩子,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这都是极不可取的行为。所以,洛克的《教育漫话》中通俗的道理也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应当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视。教育工作者应该领会洛克思想的精髓,在其理论的指导下,改进教育方式,提高教育质量,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使孩子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行和获取知识技能的学习能力。
3.漫画插图生动,叙述图文并茂
《教育漫话》不仅是“漫话”,更不缺少“漫画”,书中有很多有趣的插图,包括洛克本人的画像。《教育漫话》1693年第一版(伦敦)的封面,还有结合书中内容体现贵族绅士乡居生活、体现绅士勇敢无畏精神的插图,以及表现英国贵族绅士乡村住宅、贵族绅士家庭布置、英国的年轻绅士形象和绅士子弟到国外旅行的图片。这些漫画插图紧紧围绕“绅士生活”,与内容相结合,表达洛克的绅士主题,同时增加全书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图文并茂的风格增加了读者的直观感受,使读者了解了英国绅士阶层的生活。洛克认为绅士一定要具备绅士风度,要具备事业进取心,能够活跃于上流社会和政治舞台,努力成为发展资产阶级经济的人才。可见,洛克的教育针对的是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贵族子弟,目的是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全书的插图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插图的设计让本书更加生动有趣,也更加突出了全书的思想和主题。
德育中非理性因素利弊分析 篇7
关键词:德育,非理性因素,利弊
非理性因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工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非理性因素与大学生的自身发展紧密相关。在具体的德育工作中,教育者充分认识非理性因素的二重性,直接关涉到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问题的提出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所谓“非理性”是相对于“理性”而言的,广义的非理性是指理性思维与理性认识之外的一切心理因素和认识因素。而认识论中的非理性因素,则指主体的情感、意志、欲望、动机、信念、信仰、习惯、本能等主体意识形式和幻想、想象、猜测、顿悟、灵感、直觉等主体心理形式。非理性因素不属于人的认识能力,但它作为意识、心理或精神因素,可以直接渗透到主体的认识活动中,对认识活动的发动和停止、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发挥与抑制起着重要的控制和调节作用。认识中的非理性因素主要是两类:一是在人知、情、意三大类意识要素中,知属于理性因素,而情和意,即情感、意志,包括动机、欲望、信念、信仰、习惯、本能等,属于非理性因素。二是人的认识过程中不能被逻辑思维的概念所包含的主体心理形式,如幻想、想像、猜测、顿悟、直觉、灵感等,它们具有不自觉性、非逻辑性等特点,也被称为非理性因素。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体力和脑力、物质和精神、智慧与品德、身体与心理的和谐统一,其中人的非理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正因为如此,我们研究人类自身,就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人类的理性的东西,还应当研究人类的非理性。现代教育的基本观念之一是教育要培养全面、完整的人,其内涵是心理结构完整,精神世界完整。德、智、体、美各育虽有职责分工,但都要从自己的教育角度来保证全面、完整的人的塑造。因此,重视人的非理性心理序列、非理性精神现象,正是德育目标的应有之义。
二、非理性因素在德育中的积极作用
(一)积极的情感有利于德育工作的落实与提升。
革命导师列宁说得好:“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一个人即使有再丰富的知识、再发达的智力,都要依赖情感的力量,否则,就不能形成乐观进取的态度。因此,在思想政治课教学过程中,必须首先培养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根据时代形势的发展变化和需要,与时俱进,增添新的内容,收集一些学生所关注和感兴趣的事件和典型事例,既能拓展学生的知识领域,开阔学生的视野,又能增强思想政治课的魅力,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从而激发他们的积极情感体验,更好地启动学生的思维活动,使课堂活起来。这样,师生之间的感情就容易沟通。情感共鸣也就能按照老师的教学计划和教学要求进行,课堂教学的目标和任务才会圆满完成。
学生能否接受教育影响,取决于他们的态度和情感如何。积极的情感和接受的态度,是德育影响内化为学生思想品德的关键。道德素质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道德品质的综合表现,是社会所提出的价值目标和道德要求在个体身上的反映。苏霍姆林斯基说,人的所有方面和特征的和谐,都是由某种主导的、首要的东西起决定作用,在这个和谐里起决定作用的、主导的成分就是道德。因此,道德素质在个体的全面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也是衡量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指标。道德与情感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没有情感,道德就会变成枯燥无味的空话,只能培养伪君子。在大学的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在传授道德知识的同时,应注重对大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培养大学生的道德情感,让其对道德规范有着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信念,促使道德素质的提高。
(二)信仰因素有利于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信仰是在潜意识的基础之上的显意识中的“自我”在后天社会文化环境中“修炼”、“提升”形成的高度简约化了的一种精神状态,是指对人们对某种理论、学说、主义的信服和尊崇,进而将其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活动指南,它是决定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态度。信仰虽属于非理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健全的信仰不同于建立在纯粹情感基础上的盲信,它的形成离不开人们的理性思考,是建立在个体理性思考基础上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开放特质的理论、学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无健全的信仰是一个人在思想上乃至人格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因此,科学的信仰对于德育工作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原因如下:
第一,人生的导向作用。它把人的活动从现实引导到未来,使人追求更高的目标,追求生命的完整和完善,追求人类的团结和合作。具备科学的理想、信念、信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确立正确的方向,就有了浩然正气,就能“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就能抵制金钱、女色、名利、权位的诱惑,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经受任何艰难曲折的考验。
第二,信仰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一个具有信仰的人往往感到信仰给他带来了无比的愉悦感,生命充满了诗意和激情。伟大的动力,只能为伟大的目的而产生。有了远大的理想、信念、信仰,就会有强大的动力。正是由于信仰的存在,人类才得以从其具体生活的狭小时空范围和基本的生理需要的限制中超越出来,从生命本身所具有的客观缺陷和限制中解脱出来,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开辟出新的领域、秩序和方向,相信神圣的帷幕之后存在着一个有意义的地方,一个崇高而又神秘的精神生活的空间,为人勇敢地奋斗提供勇气和持续的动力,提供强力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
第三,信仰教育还应引导学生认识宗教和迷信的区别。宗教信奉的对象一般是真善美的化身,具有人类最高尚、最美好的品性,与代表假丑恶的魔鬼是绝不相容的,提倡行善积德,反对作恶施暴,追求个人的心理平衡和社会安宁,这就有可能在消极的动机中导出维护社会正面价值的行为。而迷信则是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混合体,凡是具有超人间力量的都可以受到崇拜,缺乏严格的道德要求,不倡导社会正面价值,对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混乱和破坏,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迷信活动从事违法活动,严重危害着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意志行动在德育工作中既能促进预定目标的实现,又有利于增强学生克服困难的毅力,提高克服困难的勇气。
意志的特点在于它与主体的直接统一性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不同于人性其他方面的独立性和顽强特质。意志主要通过发动和抑制两种作用形式来调节我们每个人的行为。所谓发动,是推动人去从事达到一定目的的所必需的行为,这种力求达到一定目的的完全有意义的行动,就是意志行动。它是一个依靠意志发动的行动过程。所谓抑制,就是制止与预定目标相矛盾的愿望和行动。行动者应具有自制力,即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约束自己的语言、支配自己行动的能力。如果行为者不能排除各种内在干扰,适当克制自己的愿望和内在在情,就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培养学生形成优良的意志品质,有利于促进思想道德工作的有效开展。在学习和实践中的重大发现、发明、创造往往不是直接来自演绎推理之类的逻辑过程,而是发端于灵感、假设、直觉、想象和顿悟,也来自其本身坚韧、执着、不屈不挠的意志品质。而意志品质不是天生的,为此在德育课中,要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力,促使学生正确看待自己、分析自己、把握自己,从而很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非理性因素在德育工作中的消极作用
正像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一样,非类性因素在德育中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主体的情感、意志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意向性,这实质上就是非理性因素的选择性。主体在价值选择时,常常受主体情感、意志的主观性所左右,使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只倾向一个问题或事物的某一方面上,而不是对有关的一切问题或事物的整体方面都给予一定的注意。虽然人们对某一问题或事物的某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但是由于忽视了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和方面,不能全面地进行分析和研究,因此很容易一叶障目,造成全局性或方向性的错误。可见,情感、意志的这种片面性也往往妨碍我们全面地和全方位地把握客观事物,从而在个体价值观形成中具有片面性的消极影响作用。情感虽然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但是盲目的、自发的力量,不能为人的活动提供规律性的指导。
消极或否定的情感不能调动个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它对个体的价值观形成往往会产生一种抑制作用。不良的心境往往使人注意力不集中;低落、烦躁、焦虑等情绪常常干扰个体的各种认识活动,使人的精力分散,造成差错;对客观对象的厌恶或反感往往使人们把对它的认识看成是一种累赘和负担,而不是一种乐趣,看不到其合理性因素,不能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往往对事物过于积极强烈的情感也起着同消极情感一样的作用。过于强烈的情感往往会降低人们的判断力和控制力,使人们不能客观地、全面地认识问题。根据耶尔斯—多德森定律与赫布情绪唤醒和操作曲线,人们的认识效率和情感的强度并不是一直成正比的,它们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当情感的强度超过其最佳状态时,认识的效率会相应地下降,以致给德育工作的顺利开展造成一定程度的阻碍。
第二,大学生的认识话动充斥着迷信、狭隘、偏激、偏执,不切实际的幻想、狂想,对认识对象、周围事物的淡漠、熟视无睹,或者过于敏感、不能自持的情绪,等等。在这种状态下,他们的认识难以准确反映客观现实,不能把握规律和真理,不能摆脱和超越必然王国的羁绊和制约。表现为盲目,脆弱、冲动、失去理智、随波逐流……当遭受挫折之后,进而表现为消极、悲观、厌世……其极端的表现就是轻生、自残、自杀。非理性因素的主要成分是人的心理体验,所以它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在个体价值观形成中表现为片面性。在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下,学生的实践能力得到强化,它又往往会阻碍主体活动能力发挥,导致主客体关系的恶化,并损害主体自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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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勤.非理性的价值及其引导[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1:62, 63.
德育的非理性视角 篇8
一、河南省高校德育评估档案的内容分析
根据《河南省高等学校德育工作评估标准》,高校德育评估档案主要由四个方面构成:
1. 基本内容。
主要包括德育经费的投入与使用,专职队伍建设(配备、职称、学历、待遇情况),兼职队伍建设(班主任配备、职称评聘政策、待遇情况),基础设施(办公条件、网站建设、活动中心、文体设施),校园环境(校园卫生、公共设施、校园秩序、安全保卫)。
2. 管理机制。
主要包括:领导体制、工作机制、评价机制、科学研究。党委能够统一领导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常分析大学生思想状况和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的总体规划,对德育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出全面的部署和安排。校长能够对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负责,把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工作结合起来,同时部署、同时检查、同时评估。党委及行政系统各职能部门有明确的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职责。学校有贯彻落实德育大纲、中央和省委关于德育工作文件精神的实施细则或意见,有德育部门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有德育制度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有校、院(系)两级中心组学习制度,有师生政治学习制度,有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奖惩制度。学校能够定期对各职能部门及院(系)德育工作进行考评,并把德育工作纳入管理人员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教师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服务人员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有校级德育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科研条件与其他学科相当,承担各级德育科研课题状况、德育研究学术交流活动状况、德育科研成果状况、德育科研成果转化状况。
3. 方法途径。
主要包括: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形势政策教育、素质教育、职员职业道德建设、学生党团组织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宣传舆论阵地建设、社会实践活动、心理健康教育、解决学生实际问题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数量能够满足教学需要,教师职称结构与全校专任教师职称结构相当,教师学历结构与全校专任教师学历结构相当,教师每四年能轮训一遍,教师课时酬金与其他专业课相当。课程设置符合国家规定,学时、学分符合国家规定,教材使用符合国家规定。学校划拨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的年度日常经费达到每生均10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单位专用资料室图书资料达到五万册,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必修课列入教学计划,排入课表。建立了形势报告会制度,坚持邀请校内、外专家作形势报告。制定了大学生全面素质教育工程实施方案,组织实施了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理工农医类学生开设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课程,文科类学生开设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课程。国防教育教学符合国家规定,学生军训符合国家规定。制定了教职员工职业道德规范、考评制度,把职业道德表现作为教职工年度考核、职务聘任、派出进修和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形成了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的良好氛围和工作格局。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以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风范影响和教育学生。学校管理工作体现育人导向,把严格日常管理与引导大学生遵纪守法、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结合起来。后勤服务人员努力搞好后勤保障,为学生办实事、办好事,使学生在优质服务中受到感染和教育。有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机构,建立学生心理档案,开设心理健康教育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开展日常性心理健康宣传和咨询活动,建立心理问题高危人群预警机制。
4. 绩效评价。
主要包括:理想信念、爱国主义思想、道德品质、综合素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认同度,学生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度。学生的国旗、国歌、国徽意识,国家主权意识,国家安全意识,法制意识,传统文化意识,民族自豪感。学生的社会公德意识,家庭美德意识,职业道德意识。学生的人文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等。
二、高校德育评估档案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1. 思想认识。
对德育评估档案的建立与完善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做好德育评估档案工作。德育是高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系、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做好德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克服与己无关、应付过关等错误认识,树立竞争、责任意识,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做好德育建设。同时要把德育评估档案与高校档案的建设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2. 管理体制。
明确校档案室在德育评估建档工作中的业务指导地位。高校档案工作应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把档案工作纳入学校整体工作中。在校部设置档案室,在校长的领导下统一管理全校档案工作。各二级学院应建立档案分室,具体负责收集、整理、保管由学院保存的档案。根据德育评估建档工作的要求,校档案室担负指导二级学院建档工作和接收相关档案的职能。各二级学院要明确一名领导分管德育档案工作,确定专人负责学院档案的整理和保管,在业务上接受校档案室的指导,以促进学院级档案工作的健康发展。
3. 拓展宣传。
充分宣传档案在德育评估中的地位和作用,宣传档案工作的重要性,提高全员档案意识,增强广大教职工做好德育评估档案的紧迫感和自觉性。使广大政工干部认识到,在德育工作中形成的属归档范围的文件都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必须完整地归档保存,不得占为己有或随意丢失。教育广大教职工克服对档案工作的偏见和误解,促使他们关心和参与档案工作,主动地、无保留地完成移交、归档任务。
4. 队伍建设。
面对德育档案管理队伍兼职多、人员变动频繁、业务生疏、知识薄弱的状况,一方面各级领导要重视档案部门人员的配备,保持档案队伍的相对稳定,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待遇。另一方面,要提高档案人员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要坚持服务至上的理念,抓住各种服务机会,提供档案信息,发挥档案作用。要严格根据评估体系,按项目、按专题汇编资料,为评估组提供完整、准确、系统的档案,以真实的历史记录作为评估的根本依据,使评估专家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学校德育工作各方面的情况,从而作出科学、合理的评价。
5. 评价体制,赏罚分明。
要把德育档案收集、整理、归档纳入有关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的业务范围,推行目标管理,建立奖惩制度,形成奖优罚劣的工作氛围,促使他们认真地、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德育档案的归档工作。每年都应进行档案业务检查,通过自查与互查,推动档案事业的发展。有关部门还应拟定德育档案的收集、归档流程表,明确具体操作要求、程序和归档质量,把德育档案工作任务层层分解落实到各部门、单位和个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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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谢毅娟.论高校档案在德育教育中的作用[J]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2).
德育的非理性视角 篇9
伴随学科课程实施过程的资源累积增长,学科课程资源的系统化开发体现出课程改革自身系统再生产与完善的机制性功能。学科课程资源的校本化开发包括校内资源的自主开发和二度开发,充分体现了学科课程资源开发与学生学习、教学实践、潜在资源、学校价值、课程管理、教学主体的紧密关联。学科课程资源的网络化开发重在课程资源应用平台的建设与利用,将教师、学生等最生动的课程资源进行跨时空的整合,促进学科教育的模式创新和课堂优化。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学科课程资源开发活动所处的市场经济、信息社会等的外部环境影响,警惕课程资源中的层级化与符号暴力现象,充分发掘学科课程资源校本化开发的独特价值。
摘自:《课程·教材·教法》2011年第6期作者:苏尚锋
理性视角下完善大学排行榜的路径 篇10
一、推出大学排行榜的现实需要
所谓大学排行榜,是指政府机构或社会中介组织依据一定的衡量指标体系而对特定范围内各大学实力的一种比较与排序,也是对大学办学水平进行评价的一种重要形式。就世界范围而言,对大学进行排名评价始于美国。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率先推出全美大学排名评价,起初每两年一次,1987年之后是每年一次。当今在全球影响较大的大学排行榜,还有英国《泰晤士报高教副刊》的世界大学排行榜、加拿大《麦克林杂志》的加拿大大学排行榜和日本《钻石杂志》的日本大学排行榜等。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在借鉴和汲取欧美大学排行榜操作技术与理念的基础上,从1987年开始发表我国第一个大学排行榜,至今已有20余年的历史。目前,国内有《中国大学评价》、网大版的大学排行榜、中国校友会的大学排行榜、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排行榜等多个榜单,其社会影响力不容抹杀。
我国大学排行榜是在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规模和水平时产生的,是诸多因素共同促成的,是在公众、考生、高校管理者和政府部门对大学的信息需求量越来越大时应运而生的。
(一)大学排行榜反映公众对大学评价的需要
目前,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从高校层面来说,向社会公众发布的各高校信息都很不全面、充分。而排行榜作为对高校评价的一种外在形式,促动高校信息向公众敞开,它以直观形象的形式,向公众展示各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内部管理以及国内外声誉等方面的基本情况,适应和满足公众关注高等教育的需要,其积极作用值得肯定。即使各排行榜存在一定的问题,即使有些高校管理者不认可排名,但社会公众还是普遍认同的。所以各排行榜一经公布,总能吸引无数关注和评论。
(二)大学排行榜为“择校”和“择生”提供便利
在每年高校招生和大学生择业的关键时期,考生和用人单位都需要有一个参考系统,因而大学排行榜一经推出就广为流传,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各高校的招生和就业工作。从积极方面来说,大学排行榜拉近了大学和考生、用人单位的距离,是考生和用人单位了解各高校的窗口,对他们选择学校和挑选毕业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它一方面能够为考生报考大学展示一些可比性的参考数据,另一方面也能够为用人单位选择大学毕业生提供直观的参考依据。
(三)大学排行榜有助于促进高校的改革发展
如果大学排行榜客观公正,则可以帮助各高校“诊断”出自身的发展状态和实力水平,从中看到优势和特色,找出差距和不足,有针对性地发挥优势,这对推动各高校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引入大学排名进而强化竞争机制,在无形中给各高校造成压力,让高校有危机感,这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内部的良性竞争。事实上,一所高校在排行榜中的位次高低,对其生源质量、毕业生就业、各种经费、生活待遇等需要民间和政府支持的资源都会有所影响,所以尽管大学排行榜备受非议,但各高校管理者不得不面对。排名提高意味着学校声誉的提升,提升排名已成为高校管理者的共同目标,甚至有些高校还成立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搜集数据、监控本校名次变化以及与同类高校进行对比分析。可见,大学排名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校管理、决策与政策制定以及改革举措等,对促进大学的改革发展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武书连排序的初衷是什么,或者他排得正确与否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这种高校排名形式确实刺激了教育工作的发展”[1]。
(四)大学排行榜可供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时参考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互联网和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大学排名成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评估的一项基本内容和重要形式,演化为政府掌握、规划、引导和管理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基本政策工具。这是因为科学的大学排行榜所揭示出来的各大学实际情况,一方面可以使教育主管部门发现各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并据此指导、督促各大学加以改进和提高;另一方面还可以动态反映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供各级政府决策参考,以引导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从而快速有效地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实力。
总之,大学排行榜不仅对公众了解高校、考生填报志愿和用人单位挑选毕业生有参考价值,而且对大学管理者制订建设规划、教育主管部门摸清和提升教育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有大学排行榜的主要问题
现有大学排行榜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它展示各高校的实力,反映各高校的声望,因而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排名机构的市场行为与依附地位,损害大学评价的公信力
目前社会上个别排名机构被媒体曝光收受大学的好处,谁给的钱多,谁的排名就靠前,把“座次”当成敛财工具待价而沽,致使排行榜涉嫌“钱名交易”。有的大学校长公开表示曾有排行榜制作机构找上门索要“赞助费”;有的大学“附属的研究机构也在进行大学排名,而且毫不避嫌地将自家大学排在靠前的位置。大学排行已然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生意。大学排名不是根据大学水平,而是受利益操控”[2]。排名机构的这种趋利性与依附性,是社会对排行榜诟病的集中之处,这不能不严重损害排行榜的客观性和公信力。
(二)排名指标体系的不完善与不合理,妨碍排行榜的科学性
现有大学排行榜在指标体系方面也存在问题:第一,有的排行榜被披露出数据不准确,有的评价数据如何获得、数据来源渠道是否可靠值得怀疑。第二,全面反映一所大学办学水平的指标应是学生培养、科研创新、社会服务和学校声誉等多个方面,但目前的排名指标大多注重科研,尤其是量化标准,比如,论文数量等。这种过于重视科研量化评价的指标体系,可能导致各高校科学研究的粗放型发展,即在规模上做文章。事实上,在国际比较方面,“中国内地高校普遍得分在发表论文数量较多,尤其是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较多。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在该指标中得分都超过50分,甚至超过排名前十的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不过,在更强调原创性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折合数指标中,中国内地高校的分数并不高,得分最高的清华大学也只有14.3分”[3]。第三,现有大学排行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大学物质层面的水平,比如,校园面积、学生规模、高职称师资人数和“两院”院士数量等显性因素,而对大学精神层面如大学理念、大学文化、大学历史传统等隐性因素的评价则无能为力。第四,有的排行榜将所有高校置于同一个模子中比较,而“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大学由于其所承担的任务与培养目标的不同,在办学特色、方向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用同样的指标体系衡量不同类型与层次的大学显然是不科学”、不合适的[4]。这不利于高校的特色化发展和展现高校活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三)一些高校对排名位次的不当追求,导致评价效应的异化
尽管很多大学校长不认可排名,但作为管理者,他们在制订学校发展规划时不得不去考虑排名。因为排名靠前,不仅可以吸引公众、考生等的关注,还可以作为办学政绩而受到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嘉奖;而排名靠后,则会在招生、毕业生就业、社会资助以及学校声誉等方面受到不良影响。这可能造成各高校管理者过于看重排行榜的评价作用,进而导致排名效应的异化:一是有的大学为了提升学校声誉,单纯追求排名先后,以致在提供的数据上弄虚作假。二是一些大学管理者为了得到体面的排名,一味追逐排行榜的各项指标,紧跟着大学排行榜走,榜上有的指标高度重视,榜上没有的置之不顾,而不是按照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学校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划和建设。这种“应榜办学”的做法,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既会导致很多大学失去独特性而变得“千人一面”,也将导致过分注重外延发展而忽视内涵质量的浮躁现象。三是有的高校管理者为了提高榜单标准上的几个数据,进而提高学校在排行榜上的名次,把主要精力放在外部公关上,忽略高校自身的发展,严重偏离正常轨道。
概言之,现有的大学排行榜,或是有“钱名交易”的嫌疑,或是存在指标体系不合理、不完善,或是可能导致高校管理者行为的异化,因而它们的价值是有局限性的。但这些排名评价中出现的弊端和不足,随着今后评价实践的日益完善也是可以得到纠正的。
三、完善大学排行榜的路径选择
如何改进和完善现有的大学排行榜,这是一项十分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就当前而言,解决大学排名评价中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
(一)区分大学类型层次,鼓励高等教育多样化发展
目前的大学排行榜大多是“名校榜”,一般是按综合大学的标准“量身定做”的,因而,综合性大学名列前茅,一些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学校则往往在榜外,即使勉强进入,名次也不靠前。这不利于各高校之间的公平竞争,也挫伤了一些高校管理者的办学积极性。事实上,大学是分类别和层次的,有研究型的、综合型的、专科型的,还有大专层次和职业院校层次的。对于各类高校的评价,如果统一在一个标准下,则未免过于单一。有论者指出:“将以文理学科见长的综合型高校,与近年来通过合并组建成的‘巨无霸’式高校一较高下,是否合理?把综合型大学和单科类、专业类大学归到一起简单排名,让有‘一技之长’的高校和‘全能型高校’比拼,是否公允?把没有充分可比性和可排名性的东西生硬地进行比较,非要排出一个名次来,其公正性就要大打折扣。”[5]
综上可见,大学排名首先要考虑大学排名对象之间的可比性。为了确保排名对象之间的可比性,有必要按照一定的标准对大学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样化排名,如综合类院校的排名、理工类院校的排名、工程类院校的排名、农林类院校的排名、医学类院校的排名、师范类院校的排名、民族类院校的排名、职业技术类院校的排名等,以便于对同类型高校进行比较和评价。这样做,可以突出各类高校的办学特色,多角度展示各高校的竞争力,从而鼓励我国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特色化发展。
(二)完善排行榜指标体系,力求大学评价更具科学性
衡量一个大学排行榜是否具有科学性和参考价值,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指标设置是否合理;二是指标权重是否恰当;三是数据及其来源是否真实。归根到底,这些都涉及评价标准是否科学有效的问题。这就要求排名机构在设置指标体系时,要选择能够真正反映一所高校实力与水平的标准。在欧美,“各国在评估大学时采取的标准各异,但几个关键因素是不可少的,包括学校声誉、学生素质、学校在教育中的投入及学生毕业后的去向等”[6]。
排名机构在选择评估参数时,既要看学校规模(总量),更要看办学精度(人均),不能为一些表面数字所迷惑,要将定量指标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结合起来,显性因素与隐性因素结合起来,尤其是一些不易通过显性数据表达出来的内容,在排名指标与权重中应得到必要的体现。当然,一所大学的历史传承、文化氛围、办学特色、师资素质、学校声誉与品牌形象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包括办学理念、发展战略以及日常管理,还有校风、教风、学风和全体师生的精神状态等在内的大学软实力,评价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在有些评价系统中对这些内容基本上是忽略不计的。然而,它们也是构成大学竞争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在大学发展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如果在评价中忽视这些因素,那将对大学的发展导向产生不良影响。
(三)组建“第三方”评价机构,确保排名评价的公信力和可信度
目前在我国,对于大学评价的必要性和功能的认知,可以说基本达成共识,但该由谁来操作则认识尚未统一。首先,由教育部来主导排名评价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是因为前几年教育部负责牵头的本科教学评估,存在着较多的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现象而饱受质疑;其次,由各高校的附属机构来进行排名评价,由于它兼有“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角色,所以易引起非议;最后,非官方非大学的社会评价机构由于带有明显的营利倾向,所以其排行榜的客观性、公正性无法令人信服,且出现问题后对它问责又十分不易。
为了确保排名评价的严肃性和公信力,排名机构必须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进行评价。为此,可以借鉴国际经验,组建若干独立专业机构来专门从事大学评估工作。当然,这类机构必须有一定的准入门槛即资质保证,在专业上必须是具有权威性的社会组织或学术机构;在评价过程中必须规范化操作,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进行评价,以体现客观、公正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排名机构的公信力和排名榜的可信度。
(四)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约束机制,规范排名机构的行为与发展
当前大学排名评价被批评较多之处:一是评估泛滥,二是评估造假。这些都涉及如何规范和治理排名机构的评价行为问题。笔者认为,一方面,排名机构应有道德自觉。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排名机构,都应有社会责任意识,坚持行业操守,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使排名方法和数据透明化,自觉接受媒体和公众监督,从而杜绝评价中的不良行为和丑陋现象。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必须强化制度建设。现有大学排行榜之所以乱象横生,关键在于缺乏必要的制度规范和法律约束,“缺乏必要的排行准入制度、排行指标体系规范、排行信息公开制度、大学评价的再评价制度、排行过程监管制度。制度供给不足必然导致管制和规范缺席,使得排行领域成为可以为所欲为的‘独立王国’,从而导致排行榜的盲目和无序发展”[7]。对此,政府部门必须履行监管职责,首先,应由教育部指定单位或机构对排名机构的信用等级进行评定,制定和颁布排名机构的从业资格规定、评价操作的规范章程以及失实评价的事后惩罚条例等;其次,必须建立问责机制,加大对排名机构不良行为的处罚力度,尤其要对排名机构的寻租行为予以坚决打击,以规范排名机构的评价行为和发展态势。
(五)理性看待各类大学排行榜,适当参考和正确使用排名评价
我国大学排名评价至今只有20多年的时间,科学的大学排行榜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们对现有大学排行榜要理性思考和看待。具体而言:第一,大学排行榜作为对高校评价的一种外在形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它适应和满足社会各界关注高等教育的需要,“所以各种大学排行榜每一公之于众,总能吸引无数关注,根本原因是公众对大学评价的需要”[8]。第二,每个排行榜都只能说明它本身衡量体系下的一个可供参考的结果,都从一个特定角度反映了高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以及发展态势,却又很难完全客观地反映一所大学的全貌。我们经常发现,由于评价角度不同,各自设定标准、选取指标不同,一些大学的排名经常忽上忽下。“除了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基本稳坐前两把交椅之外,各排行榜上的大学名次不尽一致,有的甚至差别还相当大。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例,在有些排行榜上排到国内三四位,而在有些排行榜上却‘沦落’到二十位上下”[9]。第三,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在现实中绝对完美无缺的排行榜是不存在的,任何排行榜都有其不足之处,因而彻底否定是不可取的,修正与完善是带有建设性的思路。
综上所述,现有大学排行榜的价值是有局限性的,建立科学合理的大学排行榜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而是需要假以时日;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需要逐步改进的。有鉴于此,对大学排行榜,我们除要冷静看待之外,更应正确使用。首先,政府主管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可以适当参考排行榜中的指标数据,但不能过分依赖于它,更不宜被它牵着“鼻子”走。其次,高校管理者要重视外部评价,但又要保持清醒认识,不能因为某个排行榜把学校名次排低而情绪冲动,也不能因为某个排行榜把学校名次排得高而沾沾自喜,“更不能为了能在所谓的排名榜上得到理想的位置而做出有背社会公德的事情”[10]。最后,考生在选择大学的问题上,可以适当参考大学排名,但应认识到没有绝对好与不好的大学,只有适合与不适合自己的大学,从根本上说,考生要结合自身的学业基础、兴趣特长、个人发展以及就业状况等综合考虑。
综上所述,无论是政府、高校、公众还是考生都应正确看待和合理使用大学排行榜,将排行榜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重视其评价效应而不夸大其作用,相信它而不是迷信它。
现有大学排行榜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自诞生以来,它在对高校的系统评价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和亟待改进之处。笔者认为,对待现有大学排行榜既不应简单地肯定,也不应简单地否定,而应理性地看待、努力地改进和正确使用,从而促进我国大学评价体系的完善、大学竞争力的提升和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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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非理性视角 篇11
一、用三元哲学观点,科学分析和认识当代大学生群体的思想状况和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状况
三元哲学认为,客观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存在着三和三以上的多方面因素与条件的特征。所以,在分析和认识大学生群体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一定要善于运用多元、多样、多项的思维方式,从而提高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1. 大学生群体的地域类型、层次类型和价值取向类型状况
从地域上分,当代大学生分别来自城市或农村,沿海、内地与边疆,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地理资源、社会风俗等,这些因素会在他们身上打下深刻的烙印。从层次类型上分,当代大学生的文化层次主要有研究生、本科生和专科生等。不同层次类型的大学生的思想素质、能力素质和人生选择与定位等都存在差异,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上也要有所不同。此外,随着全球化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及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价值取向呈文化多元、选择多样、思想多变的发展态势。为此,特别要注重那些边沿取向、交叉取向和复合取向的新特类型,以正确把握大学生思想上的萌芽性、倾向性特征。
2. 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层次、类型和方式
由于客观存在着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理应有不同的教育方式和方法。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在全国统一教材和要求的基础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通常有三种情况:一是不分类型、不分层次的教育。这种方式注重教的统一性、规范性,却偏失了学的适应性和多样性。二是分层次、不分类型的教育。这种方式忽略了不同类型教育、学校和学生的特殊性。三是“全员育人”“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等教育理念落实不全面、不到位,特别是教学方式方法大多还停留在传统的灌输说教和习惯的课堂照本宣科上,不敢大胆改革、积极创新。因此,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讲得多、做得少,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的日常实效性、连续持久性和科学发展性等问题。
二、用效能教育的理念,努力提高大学阶段教育与日常教育的能力、效率与效果
所谓效能教育理念,就是用一定的教育资源和方式,来设置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选择教育方式的设计运用,解决教育过程中客观存在的差距和问题。这种教育理念以能力为核心,以效率为目标,以效果为要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各种教育资源在实施教育时的综合能力、效率和效果。
大学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生中最重要、最关键的教育。它是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初步形成的阶段。如果说中学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为大学生的三观形成奠定了基础,那么大学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为他们坚定正确三观、使得人生更有意义奠定了基础。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有限的大学阶段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除要提高阶段性教育的效能,还要注重提高日常性教育的效能,充分发挥人育、情育、景育和自育的作用,特别是要积极创新效能教学方法、效能管理方法和效能服务方法等。因此,德育工作者要把效能教育的理念科学地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方面、全过程,以提高优质教育、效能教育和素质教育的水平。
三、用有机复合的方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教学的改革创新,努力提高其科学性和实效性
所谓复合,不是简单的对接和连接的结合,而是有机的叠加和重合的融合。将其运用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上,就是将优良的传统方式继承好、使用好,对与时俱进的先进方法创新好、使用好,并将继承和创新的方式方法科学地复合起来,以达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效果。复合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课堂教学、平台讲学、论坛研学相复合的“三位一体”的教育教学方式。课堂教学,就是以增强“两性”(针对性、实效性)、提高“两力”(感染力、说服力)为要求,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上讲台阐述自己对政治理论问题、知识点的观点和看法的“三互式”(师与生互动、教与学互补、学与习互用)的教学法;平台讲学,就是通过一定的平台(以中共中央2004年16号文件规定的四项教育任务为主要内容,以“理想信念篇”“民族精神篇”“公民道德篇”“全面发展篇”和“社会实践篇”五个部分谋篇布局,借助影视、课件、图片、实物等手段,图文并茂、直观形象地展示出来),实现课堂教学的拓展、延伸和社会实践教育的集约、优化相结合;论坛研学,就是通过开设“大学生思想政治论坛”,对大学生进行包括理论知识、时代内容、社会热点等内容在内的经典教育。
二是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认知能力的同时,提高其践行能力。在按照国家统编教材坚持主课堂、主渠道、主阵地的系统理论教学的同时,从提高践行能力出发,科学编制并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实训实践教学活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在学生心中和身上的内化和外化程度,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日常化、连续化和持续化。这种与理论教学相结合的实训编程教学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见识实训,即按照国家统编教材设置的教育内容和中共中央2004年16号文件提出的理想信念、爱国主义、公民道德、全面发展的教育要求,用最简洁的文字、最明了的图片、最典型的事件,制成可视、可听、可思、可对照、可检测、可使用的课件与图本,让学生在受教育时一见便知、一看便懂、一目了然;感悟实训,即按照深刻理解和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目标,在社会生活中选取一些有益、有趣的活动,让学生感悟到“为国实为家,助人实助己,团队精神,协作共事,合作双赢,有序竞争”的道理,并在感悟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程度、思想境界,坚定政治方向;体验实训,即在见识实训和感悟实训的基础上,按照真实社会实践的要求设置一些慈心善举、关爱同志、助人解难、尊老爱幼、见义勇为、诚信交往的项目,让学生按照这个体系进行体验,为日常、连续和持久地保持思想政治觉悟和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是教师教学、“三师一友”的辅导员教育和“三三制”的辅导员工作机制相复合,形成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的思想政治教育格局。按照“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要求,在各专业课教师进行专业教学过程中充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以思想导师、专业教师、生活良师和知心朋友为目标的辅导员队伍建设,使教师教育教学与辅导教育融为一体,在育人上既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同时,要建立科学的“三三制”辅导员工作机制,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具体、细致和深入,及时解决好大学生在思想上、情感上、学习上、生活上的实际问题。“三三制”辅导员工作机制是:实施“三种制度”,即按照全员育人、全员辅导的要求,实施特聘辅导员制度、班级导师制度、辅导员助理制度,吸纳相关人员充实辅导员队伍,努力创建每个人都有辅导员责任、每个人都有辅导员工作义务的良好氛围;建立“三级工作站”,即建立设在学生工作部门辅导员工作总站、设在各院系的辅导员工作分站、设在学生公寓楼的辅导员一线站,实现辅导员对学生工作的全面覆盖;建立“三级台账”,即建立辅导员日志台账、院系周记台账、学生处月记台账,使每位学生每天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及思想动态都在辅导员的精心管理和科学把握之中,以便及时高效地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摘要:三元哲学观点、效能教育理念和有机复合的教育方式方法,是新形势下增强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积极有益的实践和探索。这种认识客观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虽然还不是十分完善,但却是德育工作模式的理性总结和大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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