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性选择

非理性选择（精选12篇）

非理性选择 篇1

大量的研究发现消费者选择显示出非理性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反映在决策目标非理性、任务效应、背景效应、信息推断和不选择等方面。然而目前消费者决策的研究多数都集中于消费者认知的角度,情绪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

一、消费者选择的非理性

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消费者只有一个决策目标,即价值最大化。然而研究发现消费者选择还有其他三种决策目标:认知努力最小化、负面情绪最小化和决策正确证明的容易程度最大化。他们认为在不同特点的决策任务中,四种决策目标重要程度不同。如果证明决策正确性是最重要的目标,那么消费者就可能依据他人的偏好进行选择,即使他并不认为该选项具有最大价值。

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消费者对商品的偏好排序跟具体使用什么评价方法无关。然而很多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任务类型会导致偏好逆转现象。例如,在比较两个同类产品时,消费者更喜欢低价格的普通品牌;而在对这两个产品分别打分时,消费者对高价格的知名品牌打分较高。

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主张,在两个选项之间的偏好不受其它选项是否在场的影响。然而,以往研究却表明其他可供考虑的选项可能会导致偏好发生逆转,即背景效应。背景效应有两个法则:权衡对照法则和极端厌恶法则。权衡对照法则指的是选项x和选项y之间的选择将受到其他选项之间的权衡比较的影响。极端厌恶法则指的是,由于消费者厌恶产品的缺点,缺点比优点显得大,消费者倾向于选择中间选项,又称折衷效应。

消费者会对缺失的或不确定的信息进行自发的推断。如果消费者是理性的,那么这种对信息的推断也应当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但是,消费者在进行信息推断时受到直觉信念的强烈影响,比如人们常常认为价格高意味着商品质量好。当消费者缺乏产品知识并且记忆中关于产品属性的信息较少时,他们倾向于使用已知信息的评价性含义为基础进行推断,如通过价格对质量进行推断。否则他们倾向于使用缺失的属性信息和已知的属性信息之间的因果联系进行推断,例如消费者可能推断某产品的一个好的属性意味着该产品的其他属性水准也很高。

理性搜寻理论认为当所有的选项都没有吸引力时,或者继续搜寻有利时,消费者不选择。而心理学的研究认为消费者为了避免在选项间进行困难的权衡,他们可能不选择。虽然消费者最初可能会希望有更多的商品可供选择,但是当商场中商品数量和信息增加的时候,消费者会感受到更多的冲突,从而减少选择行为。

二、情绪对非理性选择的影响

情绪指的是通过对事件或想法的认知评价而产生的精神状态。前述关于消费者选择的任务效应、背景效应、信息推断和不选择等消费者选择非理性现象的研究,都假设消费者处于中性的情绪状态下,情绪在选择过程中的作用没有被考虑。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梳理出情绪在消费者选择中主要扮演四个角色,即动力、聚光灯、指示器和信息。

1. 情绪作为动力

消费者做选择时,为了达到心理利益最大化,他会兼顾付出较少的认知努力和保证决策正确性最大化两个方面。如果消费者在做选择时是处于正面的周围情绪下,他会有一个维持或提升正面情绪的动机。为此,他可以追求认知过程简单化,也可以追求决策正确性最大化。如果消费者在做选择时是处于负面的周围情绪下,他的动机是摆脱负面情绪。所以倾向于采用尽可能少的认知努力,忽视决策正确性。从而更容易受到显著性和兼容性原则的影响。也更容易采用回避选择的行为,如拖延选择,维持原来的选择,或者选择优势选项。

2. 情绪作为聚光灯

兼容性原则认为消费者对与自己的信念、目标、任务和情绪等一致的信息给予更多的注意和权重。人们对与自己情绪相合的信息更关注,在此情绪起到聚光灯的作用。在正面情绪下,消费者注重正面信息,所以在做选择时可能更看重选项的正面信息。优点突出的选项容易被选中。而在负面情绪下,消费者重视负面信息,所以在选择时更关注选项的缺点,缺点小的选项容易被选中。另一方面,人们对与自己情绪的活跃性兼容的信息也给予更多的权重。在高活跃型的情绪下,人们更关注获得;而在低活跃型的情绪下,人们更关注避免损失。人们在损失厌恶和缺点厌恶的情况下,倾向于选择中间选项,即遵从极端厌恶法则。

3. 情绪作为指示器

消费者选择时在多个选项间权衡。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权衡产生困难,就会引发与任务有关的负面情绪。当权衡过程出现负面情绪时,消费者倾向于回避选择和加强认知努力,前者是以情绪为焦点的应对方法,后者是以问题为焦点的应对方法。在高活跃的负面情绪下,人们可能更多采用直觉过程和简单决策策略,即采用以情绪为焦点的应对方法。在低活跃的负面情绪下,人们的目标焦点是防止型,因而可能更多采用以问题为焦点的应对方法去增强决策正确性,即投入更多认知努力。

4. 情绪作为信息

Schwarz认为人们在作判断时,情绪作为一种有价值的信息来使用。人们在作判断的时候会通过判断情绪的正负来推断喜欢/不喜欢或是满意/不满意。人们在做判断的时候通常不对情绪的来源进行辨别,因而周围情绪也作为一种信息参与对产品的判断。在正面情绪下对产品进行评价,正面情绪作为信息添加到对产品的评价中。不论该产品原先是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产品的吸引力都会增加。在负面情绪下对产品进行评价时,负面情绪作为信息添加到对产品的评价中,所以对原先喜欢的产品和不喜欢的产品都会降低其吸引力。负面情绪下,消费者对产品的负面信息更敏感。原先讨厌的产品负面信息更多,缺点显得更显著,所以降低的吸引力更多一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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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imonson,Itamar,and Amos Tversky.Choice in context:tradeoff contrast and extremeness aversion[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92,August:28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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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orn,Gerald J.,Marvin E.Goldberg,and Kunal Basu.Mood,awareness,and product evaluation[J].Journal of Consumer Psychology,1993,2(3):237-256.

非理性选择 篇2

有一智者问弟子：如果你是长途跋涉的旅人，在途中遇到一只疯狗对你狂吠，你会怎么做？毫无疑问，我们只会绕过他继续赶路，而并不会因愤怒而趴下来对它狂吠。这是理性选择。

生活中，我们会面临到各种选择。他会出现在大事中抑或是小事中，甚至在起床时我们也会面临起床或赖床的选择，它也会出现在试卷上，总之，在各种场合中，我们都有可能面临选择。

既然要选择的东西在我们生活中随时可遇，那么我们就要理性的做出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在选择时多动动脑，权衡利弊，才做出决定。

遇到困难，我们理性选择。首先，我们必须有勇敢面对的决定，而不能选择退缩，这是不理智的，如果科学家们在困难面前选择了退缩，那他如何来创造出种种发明，如何得出种种结论？在我们有面对的决心后，我们亦要理性的选择取舍，如果困难的锋芒太盛，我们不能继续勇往直前，这是不可取的，我们应该暂时退其锋芒，在我们做好准备时，再一举进攻，困难方能被你踩在脚下。

在欲望面前，我们理性选择。是人就有欲望，纵使得道高僧也不可能做到真正的无欲无求，所以既然不能做到无欲无求，那我们就必须在欲望面前保持理性，在欲望的取舍中要注意分寸，否则我们将可能被欲望毁灭。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不能不爱财，但不能因财而不择手段，不然纵使道德谴责不了你，法律也会找你。权利的欲望在人的心里占的位置很大，但在权利面前，我们必须理智，权利是用来利国利民，而非让你呼风唤雨，我们要理性选择。

在生与死中，我们要理性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同时，我们也“活着就有希望”。如果你因为挫折而寻短见，那么没人会同情你只会鄙视你，如果你因见义勇为而死，我们会敬重你，永远记住你。所以我们在生与死中，要理性选择。

是否需理性选择陪读 篇3

案例一：晓宇家里条件不算太好，但是，为了晓宇能读个好高中，父母咬牙卖掉了家里的房子，离乡背井，来现在这所学校附近买了房子，轮流请假来陪读。父母还要在家乡那边工作，可家乡没有了“家”，只能在各自单位住职工宿舍，每个周末往返奔波于两地。

转眼陪读两年了，结果怎样？晓宇不但逃避学习，成绩下滑，而且还出现了很多心理问题。心理咨询中，我了解到，由于长期的父母陪读，晓宇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什么也不会，自理能力非常差，除了写作业，生活上简直是一个废人。而且，由于课余时间很少和同学在一起活动，人际交往出现了障碍，越来越封闭自己，节假日也不愿走出家门。更严重的是，最近还出现了反复洗手的毛病。有时候，晓宇自己也感到非常郁闷烦躁，就会跟妈妈大吵大闹，父亲知道了就严厉管教。结果是晓宇和父母成了“仇敌”，关系非常紧张。心理咨询中，晓宇说到难过处痛哭流涕：“每天回到临时的家里，非常压抑，他们非要来陪读，让我成了这个样子，就怪他们……”

案例二：这天我接待了一对母女的来访。母亲虽然来访需求很强烈，却怎么也说不清孩子出了什么问题，只是反复说：“孩子跟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有说有笑，现在却经常沉默无语，对我没有话说了，孩子是不是心理有病了？为了孩子在这里上学，我放弃了工作来陪读。每天孩子上学走了，这里也没有熟悉的朋友，剩下我一个人无所事事，只能孤独地看日出日落，太寂寞了。于是，就盼晚上孩子放学回家。孩子一回来，我就好像看到救星似的，两眼盯在孩子身上，看孩子有一点神情不对，我就神经紧张。孩子说她没什么，只是有时候喜欢一个人静一静，让我放心。可我还是不放心，整天心慌意乱，是不是我自己有病了？”

女孩告诉我：“我真的没有什么，就是觉得自己长大了，喜欢沉思了。可妈妈却神经过敏，看我深思，就神经兮兮地问我怎么了。妈妈说来找您，我说要不就陪您去，好让心理咨询师帮您治治心病。真的，我觉得妈妈确实是有问题了，妈妈应该有自己的生活，您帮帮她吧。不然，说不定哪一天真会弄得我也心理不正常了……”

当心，陪读“陪”出心病来

从心理健康角度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陪读现象？

应该说，陪读对孩子的成长不无积极意义。然而，陪读如果弄得不好，就会如前面两个案例那样，不是把孩子“陪”出心理问题，就是把家长“陪”出心理问题。

陪读不但会增加孩子的心理压力，还会削弱孩子

的生存能力。大凡陪读的家长往往对孩子期望过高，导致孩子心理的强烈反应，使他们本就负重的学习更加负重，本已紧张的神经更加紧张，本有压力的心理更感压力。结果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甚至有的因为压力过大而逃避学业。而陪读的家长作为“专职保姆”，包揽了孩子生活中的一切。这必然导致孩子懒惰的习惯和生活的低能。由于孩子与同学相处的时间减少，很容易形成孤僻自闭的性格，出现人际交往障碍，严重的难于适应社会生活。这两点，从第一个案例显而易见。

陪读生活容易导致家长的心理异常和亲子关系

紧张。专职陪读的生活方式是不正常的，不正常的生活方式，必然滋生不正常的种种心态，导致种种心理问题。第二个案例中，妈妈的无所事事，孤独寂寞，精神没有了寄托，生命失去了活力，心灵缺少了生机，其根源就在于不正常的陪读生活。在我接待的陪读妈妈中，大多是心理年龄大于实际年龄。家长这样的心态，必然会给孩子心理带来消极的影响。家长陪读，实际上是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过度参与。由于参与过度，亲子就容易心理距离过近，因而对孩子教育过度，关注过头，干预过多，也就很容易引发青春期孩子的抵触情绪，导致亲子关系的紧张。

新学年来了，你该怎么办

最好是不选择陪读。不用家长陪读，鼓励孩子住校，是首选的心理对策。因为，孩子在学校的集体生活中，可以培养自律精神和自理能力；孩子和同学们在一起，多参加集体活动，有利于保持积极向上心态，增进同学感情，增强人际交往能力；孩子住校不仅要管理自己的生活，还要做好宿舍卫生，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有助于培养集体观念，锻炼生活能力；孩子在校时间的增多，思想上和学习上都能及时得到老师的指导和同学的帮助。这一切，不仅有利于孩子提高学习成绩，更有助于孩子提高心理素质，促进全面发展。

其次是阶段性陪读。如果孩子确实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需要家长的陪伴一段时间，那么，在入学之初的过渡阶段里，父母也可以考虑陪读一段时间，等孩子基本熟悉新环境之后，及时“撤退”。再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孩子身体不适或遇到其他问题，也可以考虑阶段性陪读。只要孩子过了这个阶段，就及时“撤退”。这样的阶段性陪读，可以避免孩子的依赖心理，提高孩子的适应能力。

最后是指导式陪读。如果确实需要长期陪读，陪读方式也必须调整，避免包办式陪读，采取指导式陪读。指导式陪读，家长不能越俎代庖，通过关心、鼓励、督促、引导等方式，让孩子成为活动的主体，指导孩子养成应有的学习习惯和必要的自理能力。这样，也有利于家长解脱自己，让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做到陪读和生活两不误。家长安排好了自己的生活，心灵自然有所寄托，亲子之间也就可以保持适度的心理距离，亲子关系就会多一些融洽，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又是一个新学年，又要安排孩子新的学习生活了。面对“陪读部落”，你是盲目加入，还是理性选择？

非理性选择 篇4

关键词：公允价值,金融产品,估价方法

公允价值计量一直是会计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公允价值计量开始引入我国,经历了一个由探讨到回避再到谨慎应用的曲折过程。目前,我国会计准则已在多个领域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尤其是在金融工具准则中应用更为广泛。然而,对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中的“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时,企业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的规定,仅对公允价值估价的可用方法进行了介绍,而对具体的运用方法及步骤未做出具体的阐释。为此,在分析各种公允价值计量估价方法的使用范围和适用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估价方法的应用环境的各方面进行权衡、比较,得出非理性市场下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择优方案,为企业会计准则的具体应用提供参考。同时,对完善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准则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作用,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

一、现行会计准则关于公允价值计量方法的级次划分

我国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就其公允价值的确定做了相关的阐述,具体把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价值确定分为了存在活跃市场和不存在活跃市场两种情况,并按照市场活跃程度将公允价值运用划分为三个级次:资产或负债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以市场中的交易价格作为公允价值;资产本身不存在活跃市场,但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以类似资产的交易价格为基础确定公允价值;对于不存在同类或类似资产可比市场交易的资产,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

为了增加公允价值计量与信息披露的一致性和可比性,引入公允价值级次的概念是必要的。对于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导致的非理性市场环境下,缺乏适当的市场参照物,大量的资产与负债项目的公允价值计量需要借助于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因此,在新准则中对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确定作了如下规定:金融工具不存在活跃市场的,企业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其公允价值。估值技术包括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当前公允价值、现金流量折现法和期权定价模型等。

二、各类公允价值计量估价方法的比较

1. 现行市价估价法

现行市价法是比照与计量对象相同或类似资产与负债的近期交易价格,来确定计量对象公允价值的一种估价方法。这种方法通常用到来自于市场上的一系列可比资产,对可比资产的选择就需要借助于主观判断。现行市价法主要适用于可以对外销售或准备对外销售的实物资产、无形资产以及可以随时变现的证券等。这类资产通常包括以外销为主的库存商品、产成品、可以对外销售的半成品,以及股票投资、债券投资、可贴现的应收票据、准备对外出售的固定资产、土地使用权等。采用现行市价法进行估价通常需要具备三项基本条件:公开市场上有可比的资产及其交易为参照物;类似资产与负债存在活跃市场;参照物的各项指标、技术参数可获取。现行市价确定的影响因素应主要考虑计量对象的质量条件、市场条件以及交易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

通过数量模型、计量经济学等方法可以把定性的因素定量化,但是各企业应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范围不一,要求的计量对象也不尽相同,如何找到适宜本企业的公允价值计量的方法还需要各企业对上述方法有针对性的改进和修订。

2. 现金流量折现估价法

现金流量折现估价法是通过对资产带来的未来现金净流入或负债带来的未来现金净流出预期,把未来价值调整为即期价值的一种估价方法。现金流量折现法是以现金流量预测为基础,充分考虑了资产未来创造现金流量能力对其价值的影响,在崇尚“现金至尊”的现代理财环境中,对公允价值的确定具有现实意义。此方法主要适用于未来现金流量和折现率可以较为客观预计的资产负债项目,如无形资产、金融工具等。

现金流量折现估价法使用的基本模型是:

其中Ft是第t期预期现金流入,是第t期资产变现价格,r是折现率。

以模型(1)为基础可以延伸出针对不同资产负债项目的估计模型,如专门用于计量未来每年现金净流量都相等的年金模型:

其中表示每年现金流量,表示年后资产负债项目的价值,表示折现率。

又如,专门用于计量股票股利每年按照固定成长率g逐年增加的股票价值估价模型:

其中D0为第一年发放的股利,g为股利固定成长率,r为折现率。

通过以上模型可看出,运用现金流量折现估价法确定公允价值的最大难点在于未来现金流量的确定和折现率的选择。因此,对于更好的确定未来现金流量的应建立在下列基础上:一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预计应建立在合理且有依据的假设基础上;二是未来现金流量预计应建立在管理层已经通过的近期财务预算的基础上;三是未来现金流量应建立在合理的增长的基础上;四是未来现金流量应以资产的当前状况为基础进行估计。同时,对于折现率的选择可采用以下方法:

(1)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可以用项目的投资报酬率代替折现率的值。投资报酬率可用下式求得:

其中R0代表无风险报酬率;RM代表市场全部证券的预期报酬率;βj代表第j项投资的风险报酬率与市场全部证券的预期报酬率的风险调整系数;R代表包含风险报酬率在内的投资报酬率。

(2)风险调整报酬率法。风险调整报酬率法是根据风险价值与报酬率之间存在的函数关系来调整确定风险报酬率的方法。风险调整报酬率公式为:

其中R0代表无风险报酬率;b代表风险斜率;E代表项目期望值;σ代表预期报酬率的值对期望值的偏离程度,即标准差。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企业采用现金流量折现估价法进行公允价值估价时,应利用自身信息合理确定未来现金流量和选择合适的折现率,同时根据本企业应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范围和要求的计量对象,找到适宜本企业的现金流量折现估价模型。

3. 期权定价模型估价法

期权是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在将来某一特定时日或某一特定时期买入或卖出标的物的权利,是一种未来的选择权。采用期权定价模型法主要是对金融工具进行计量,尤其是衍生金融工具,如:期权、期货、认股权证等。期权价格模型是比较成熟的期权估价模型,也可以作为可转换债券的估价模型。

期权定价模型估价法中的经典估价模式是Black-Shoes模型,即布莱克-斯科尔斯期权定价模型。该模型假设N(d)均为1,即看涨期权被执行的可能性很高,看涨期权价值即为S0-Xe-rt,代表看涨期权调整后的内在价值(Xe-rt可以看作是X的现值PV(X))。

其中S为股票价格,X为期权执行价格,t是期权距到期日的时间,r为无风险利率,N(d)是标准正态分布小于d的概率,代表期权到期时处于实值的概率。

另外,较为常用的期权定价模型还有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是建立在复制原理、套期保值原理和风险中性原理的期权估价原理上。其基本原理如下:构造一个投资组合一定数量的股票多头头寸和该股票的看涨期权的空头头寸。股票的数量要使得头寸足以抵御资产价格在到期日的波动风险,即该组合能实现完全套期保值,产生无风险利率。二叉树期权定价模型基本原理运用过程如图1:

由上图所示可以得出期权定价模型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Cu代表股价上行时期权的到期日价格;Cd代表股价下行时期权的到期价格;u代表股价上行乘数;d代表股价下行乘数;r代表无风险利率。同理可得出:

以此类推可以得出任意期的期权价格。

通过上述估值技术可以看出,期权定价模型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公允价值估价方法。其影响因素包括期权标的物的市场价格、执行价格、时间价值、市价浮动程度等等。运用期权定价模型估价法确定公允价值计量的最大难点在于模型应用复杂、计算量较大,对会计人员的执业能力要求较高。

三、结论

通过上述对各类公允价值计量估价方法的比较可得出:企业应选取适合本企业计量对象的方法进行公允价值计量,在公允价值计量的三种常用估价方法中,建议:一是选择现行市价估价法,因为其应用范围相对较广,包括实物资产和非实物资产,有相类似的参照物时估价准确性强;二是使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该方法适用于绝大部分无形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和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但需要准确预计未来现金流量和确定适宜项目风险的折现率,才使得运用此估价法计量的资产负债项目较为公允;三是在以上两方法都不适用时可考虑期权定价模型估价法,由于该模型的复杂性、计算的繁复性使得对会计人员要求严格,会计人员素质直接关系到应用此方法对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可靠性,建议慎用。

需要注意的是,按以上建议的各方法对资产负债项目进行公允价值计量时,需要从分考虑到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如果某一方法的技术难点可以很好的得到解决,就可以认定该估价方法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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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raig Stimmel.Matrix Pricing:Competing Against BIG Box Stores and Winning[J].Office Word News2005,1:24

理性选择的演讲稿 篇5

我曾经看过一幅图画，画的是一副夕阳西下图，而当我们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呢?是生命将要临近终点了吗?是……为什么想到一些令人痛心的事呢?看到夕阳西下，为何想不到明天太阳升起的壮丽景观呢?人生就是这样，有许多事，仅仅换了一个角度去分析，你就能看到希望，收获快乐。

快乐在与选择，快乐是一种角度。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艳阳高照，无论是沧桑巨变还是命运转逆，一切都没关系，因为把这些当做是生活的调味，经历过酸，甜，苦，辣，咸的人生才会充实，你依然能过从中获得快乐。快乐的选择，在生活的海洋 ，幸福的岛屿在微笑挥手，理想的充满阳光的彼岸在等待我们的到来。

考试是从我们开始上学时开始的，通常，考试成绩好的同学欢喜，考试成绩差的同学痛心，伤悲，有些还甚至自暴自弃，认为自己不行了。范仲淹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阔达心情，对于现在的考试，不及格也许是不光彩的事，但是也不要伤心，这证明你提高的空间还是很大，给自己希望，给自己快乐，是挫折中最好的调味品。那就要看你如何选择了。

一个朋友欺骗了你，这个事实，你也许无法接受，但是在另一方面，你应该感到快乐：上帝让你明白选择朋友要谨慎，不能轻易相信别人。而我们更不应该去做这类人。马克思说过：“你希望别人怎样对待自己，你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

客运经营模式的理性选择 篇6

承包大气候下，公司化经营“小块试验田”结硕果

1999年，长运总公司成立下属快客分公司，就摸索着实行公司化经营。经营策略定位在“车辆高档化、线路高速化、服务规范化、企业品牌化”这一现代企业的发展方向上，以创新的思维和机制经营“公司化车辆”。在承包经营大气候下，泰州长运总公司没有一味跟风，而是一方面积极推行以“风险抵押，租赁承包”为主要内容的运输车辆承包经营责任制；另一方面以“公车公营”性质的快客分公司作为公司化经营的“小块试验田”，在经营实践中相互比照。

快客分公司当时资金有限，在“兵不在多而在精”的理念下，仅购置了三辆高档车，开通了无锡、苏州等以高速公路为依托的快客班线，实行电话订票、送票上门，准点发车，上车后直达终点，途中不违规带客（因为“公营”，司驾人员途中带客不但没有“收益”，反而会因举报而受到处分），从而缩短了在途时间。旅客上车后享受到空调、DVD带来的舒适。乘客在普遍感到满意的同时，对“公车公营”这一旧的经营机制有了新的感受，对比之下，对“公车公营”给予了更多的认可与赞同。“快客”品牌已在认识他的乘客中赢得了越来越高的评价，快客分公司公车公营苏州、无锡班2003年均取得历史性突破，营收400万、利润54万，同比分别增长5%、58%，是五年前的20多倍，年均增长接近翻番。

实行“风险抵押，租赁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几家下属企业，租赁承包人员经营效益与经营收入挂钩，市场意识、效益意识和竞争意识迅速渗入到营运过程之中，在运力相对不足的当时，由于全市的专业客运、社会客运和个私客运三者一起上，有效缓解了旅客乘车难的矛盾，经济效益也同步逐步提升。企业因企制宜，走出了一条多元经营模式并举的新路。

公司化经营改造遇到的困惑与挑战

进入2003年，此前曾被人一度推崇备至的承包经营也因弊端不少而广受诟病，轰轰烈烈的公司化改造如火如荼，泰州长运公司也不例外。

从2003年起，泰州长运公司先后对上海、苏州、无锡、南京、南通、靖江、常州等线路实施了大规模公司化改造，对车辆收购、线路资源整合等方面全部按标准进行，实现“纯净”的公司化改造。从2003年以来公司共投资2000多万元购入“沃尔沃”、“桂林”、“现代”等节能、低排放型40辆豪华客车，2003年到2007年，该公司公营车辆直接节省成本300多万元，单车油耗节约量增长了83.2%，走上了“生态文明”的新路。

过去，南京线21辆车每天发29班次，运力明显供大于求，经常引发行业间的争抢客源、打架斗殴等，常是车主吃亏乘客受罪。公司化经营后，用11辆车每天发20班次，并可根据市场随时增开班次保障客运需求，运力供求比例适当，公司强化安全和服务管理，达成乘客与公司双赢局面。公司化经营线路改造符合了国家利益、节约了能源、减少了浪费，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出行条件的高要求。

但暴露的一些问题让继行的公司化改造踌躇不前。最突出的就是假公司化经营和经营线路公私混杂的现象突出。一些公司为避免线路改造矛盾，逃避经营风险等原因，对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公司经营计划、任务的线路，采取“假公真包”的假改造，且手段、方法较为隐秘，这些营运车辆有合法手续的“公司化包装”，但沿途随意停靠，揽客揽货，这类现象十分普遍。一些公司名为公司化经营线路，实为承包经营，在泰州境内沿途带客带货，上下载客，严重扰乱了公司化经营的发展格局。

此外，经营线路公私混杂问题一直困绕和制约着公司化经营的发展。在同一条线路上由于存在着公司化经营和承包经营车辆，由于承包车辆争抢客源的手段“灵活多变”，对公司化经营产生“致命一击”。泰州长运公司在探索公司化经营方面也有过走麦城的教训。2002年公司上海班实施公车公营，由于公、私经营车辆混杂，公有车辆无法与私有车辆竞争，不得已将公司化经营的上海班再度承包经营。

再者，由于泰州市交通运政稽查力度的不足，未能对违章车主形成足够的威慑力，道路运输稽查力量的薄弱也使公司化经营雪上加霜。泰州市境内的公路线较长，承包车主受利益的驱使，铤而走险，违章带客揽货的情况每天都有发生。尽管处罚力度大，但由于稽查力量的不足，承包车主违章带客非常猖獗。在高港地区的刁铺立交桥附近，过境宁通高速的客车每天都有几十辆车次串线下高速带客。

公司化经营是个宝，但没有合适的环境和气候，结出的就是苦果。严酷的现实使泰州长运公司意识到，全面推行公司化经营还不是很成熟。

承包经营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市场经济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为此，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让企业按照经济规律自主发展。不符合规律的硬性规定，不适当的行政干预，只会导致虚假的行为。

目前，市场主体存在“多、小、散”的现状，应当予以区别对待。“多、小、散”有现阶段存在的条件，这是道路运输技术经济特征决定的，也是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国内现实就业状况的真实反映。在鼓励发展公司化经营的同时，对当前道路运输市场普遍存在的承包经营现象，也要认真权衡利弊。

我们认为：承包经营模式仍然有其生存的土壤和存在的合理性。如：由于公路运输生产属于单车生产作业，企业对一些较长客运线路的经营管理往往鞭长莫及，在当前仍未完全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承包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承包经营在客观上为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解决了生产资金的困难；由于承包经营机制灵活，发挥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和潜能，有些线路往往难以经营，但承包者却如鱼得水。

公车公营有较大的效益预期，但也有较大的经营风险，一般在条件相对成熟的线路上实施。比如高速（快客）线路，由于杜绝了计划经济时代公营车的沿途私自带客，与铁路相比，还有发车密度、运行速度、灵活程度、服务质量等优势，此类线路的公车公营效果不错。

当前，泰州长运公司采取比较现实的做法，那就是对现有的经营线路，客观地从实际出发，成熟一条，发展一条，避免主观盲目性所带来的后患，避免“假大空”现象。在对待同一线路上，比如上海班线，对客源好的班次实行公司化经营，对客源相经较少的班次，仍然实行承包经营，灵活多变的方案调动了承包者的积极性，杜绝了单一模式带来的政策性亏损。

非理性选择 篇7

关键词：苏菲主义,多丽丝·莱辛,创作流变

作为二十世纪文坛兼具思辨力度和创作才情的扛鼎女作家, 莱辛一直致力书写人类丰富的分裂。从早期对非洲黑人和现代女性等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 到中期的内心自我和宇宙太空的神秘书写, 再到后期现实批判的回归, 莱辛的创作都体现了一种深邃的格调, 即希望通过审视来警示现实的文明危机, 所以其作品一直洋溢着一种危机意识。其实在这种危机背后也隐藏了一种神秘思想———苏菲主义, 作为其吸收的多种思潮之一, 对其创作思想和创作心理的滋养。苏菲主义之于莱辛的小说创作流变可以说是一次理性的非理性选择, 上世纪60年代出现创作危机时, 理性地决定从共产主义和女性主义等理念中抽离, 选择用反理性的苏菲思想来解释她所意识到的犹如叶芝诗中“万物分崩离析”的非理性世界。在这里, 莱辛是智慧的也是专横的。论者试以苏菲主义中蕴藏的怀疑精神、天启情绪和原初意识来对照莱辛早中晚期的书写特征, 进而探讨莱辛创作生涯的这场理性的非理性选择以及藏匿在这场创作流变中莱辛的创作心理。

一、怀疑精神和早期的现实分裂书写

怀疑精神于莱辛的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基调, 对万物秉承怀疑, 以解释丰富的分裂, 可以说是莱辛一以贯之的创作旨意。莱辛的创作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 第一本创作《野草在歌唱》发表于1954年, 六十年代后期忠诚地选择伊德里斯·沙赫所释读的苏菲主义, 但实质上接受苏菲思想前, 莱辛早期的创作已然出现了危机———尤以《金色笔记》中出现的共产理想幻灭为显著———同时其早期创作也存在一种转向苏菲主义的潜在因子, 即怀疑精神。因深邃的怀疑精神而对现实分裂强烈书写成了莱辛与苏菲主义走近的某种缘分。在伊德里斯·沙赫的苏菲主义中, 同样酝酿着这样一种对固有世界观和认知观的怀疑底蕴。

在莱辛的小说中, 人物往往会陷入个人空间的自在冥想和回忆, 这种冥想和回忆没有任何的时空限制, 随时随地进行。之所以会安排这种有如苏菲教门徒般的思考方式, 即是因为莱辛希望改变西方人长久以来所崇尚的单一、线形、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 使人们能够多角度地运用直觉感知, 通过个人体验来重新认识这个非理性的现实世界, 重新认识自我。这样才能不受社会道德和伦理基准的无形禁锢, 这样才能以一种反理性的方式来认清这个非理性社会的真实。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自我不属于任何原来的既定观念也不属于任何外人, 只属于即时即刻那个存在之我的直觉体验。因此, 莱辛走近苏菲主义并非毫无迹象可寻的。在她早期的创作中已经存在与苏菲主义的某种提前契合。

在她的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中, 莱辛描绘了一个深受父权观念和种族歧视意识困扰的穷白女人最后走向分裂并导致灭亡的过程。这部作品中莱辛塑造白种女人悲剧一开始的焦点, 对准的就不只是一个女人的成长, 而是包括黑人、男人在内的所有作为个体的存在突围, 同时也通过描绘固有道德和种族观念造成的白人和黑人主人公的悲剧结局, 对整个社会旧有的价值观进行了一种思考和批判。随后的《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和《金色笔记》中, 莱辛的关注视角也不仅局限于女性成长的某一隅, 而是投向了社会政治、时代变革等诸多宏大的外部问题, 与此同时她似乎也开始注重作为个体存在的精神探索。比如《金色笔记》中, “黑色笔记”关注的是黑暗混乱的殖民地和种族等问题, “红色笔记”书写的是作者共产党信仰的炽热、荒唐和虚无, “黄色笔记”则思考了女性的成长, 而最后一本日记“蓝色笔记”则集中反映了莱辛希冀的精神探索———既是安娜作为女性的精神自由探索, 也是以孩子汤姆为代表的所有个体的自我精神的探索。由此可见莱辛一度历尽种种尝试来书写人类现实分裂的危机, 但在经历了40年代和50年代种种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精神危机, 菜辛试图通过社会变革, 拯救世事的愿望及种种现实努力终归失败之后, 无奈之中她开始转而求助于精神探索, 这在《金色笔记》的最后一卷日记“蓝色笔记”中可见端倪, 而这种求助也说明了莱辛创作理念的危机, 即支离破碎的现实世界已不是通过现实理性的书写和批判可以修复的了。如果说莱辛50年代的创作是希望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危机书写和现实批判来警世的话, 到了60年代初创作的《金色笔记》和《四门城》时, 即可洞察莱辛50年代的创作理念在此已然动摇, 面对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类的精神危机, 政治主题批判、女性关怀、殖民意识和种族问题的书写, 这些书写方式的现实意义莱辛至此产生了怀疑, 她开始了新的理念和表达方式的寻觅。

二、天启情绪和中期的苏菲迷思书写

苏菲思想中的天启情绪包括预感、预言、先知口吻、末日审判及拯救等, 天启情绪是对黑暗的认识, 是黑暗中的知觉。然而, 对莱辛来说, 她笔下的天启冲动, 是产生于外部黑暗还是内心黑暗?是对于外在黑暗世界的知觉和响应, 还是对于自身内部黑暗的知觉和响应?这成了一道值得追寻的命题。

60年代初接受伊德里斯·沙赫作为自己苏菲思想的精神导师后, 书写了大量文章来展示她对苏菲主义的理解和热爱。此时莱辛的创作也开始华丽地转向苏菲迷思书写, 表现之一即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天启情绪。从《四门城》开始, 到后来的“南船星系列太空小说”五部曲, 莱辛的叙述视角从我们日常的经验视角自然地脱离出来, 转而至一种带有现代意味的“预言视角”和“宇宙视角”, 这种叙述视角的转向与莱辛所接受的苏菲主义强调“人可以凭借直觉在神秘中体味永恒的意义世界”的观点是息息相关的。这种视角的选择也为读者呈现了不同的故事展开方式和故事之下的隐藏视域。

对于《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的最后一部《四门城》, 莱辛自己称之为“预言小说”, 创作于1969年的小说, 作者在结束部分已将时间推至1998年, 这样一种预言视角的安排, 莱辛是期望通过玛莎的叙述声音给我们预测和展现核战争劫后人类经受的恐怖生活。生于本世纪初卒于本世纪末的主人公玛莎, 她的一生是本世纪历史的缩影, 而本世纪则是一个充满战争、恐怖、饥饿, 种种灾难和丑恶的可怕时代。《四门城》以热核爆炸和劫后余生收场, 这个阴郁的预言, 也体现了莱辛的忧惧和惶恐。莱辛这种预言视角的选择有别于卡夫卡《城堡》里的预言视角, 从一开始就设置一个焦点“大体说来, 这个城堡的远景是在K的预料之中的。”这样一句话点明了接下来对城堡的观察和分析是人物K作出的, 如“目力所及, 他望见那儿只有一座高塔, 它究竟是属于一所住宅的呢, 还是属于教堂的, 他没法肯定。”“目力所及”当然是K的目力所能见到的, “他没法肯定”更是一种人物视点的提示, 说明这一段描写完全是按K的眼光和视点展开的。如果说在卡夫卡那里, 预言视角是通过K之于城堡远景一开始的预料之中展开的, 莱辛的预言视角似乎没有任何的提示, 她只是围绕着玛莎·奎斯特的梦境安排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阐释了梦境与现实的背离, 然而小说里的现实于莱辛的现实世界却是一个未来的预言。所以这个预言明显地带有了苏菲思想的“神秘感”。

此外, 莱辛这一阶段天启情绪的书写, 还体现在她的末日审判和拯救的思路中。这种思路通过“回忆”这一意识流的最佳方式呈现。《幸存者回忆录》中, 莱辛在开头就设定了一个情景, “大家都记得那个时代”, “回忆”在莱辛这里不仅仅是她的叙述方式, 也像在普鲁斯特笔下一样, 具有了诗学功能。莱辛通过幸存者穿梭在冥想空间和现实空间中, 勾勒世界荒芜和虚浮的景象。尽管中年主妇、艾米莉、杰拉尔德和路上的迁移人群等这批幸存者的姿态, 不及犹太裔汉学家舒衡哲的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为了提醒大家防止“抽象”扼杀“记忆”时描述的那样让人悚然惊呼———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抽象数字 (纳粹杀死了六百万犹太人) , 而是一个人, 加上一个人, 再加一个人……显然这样的加法具体得令人发指。可莱辛在这通过“回忆”进行的文明末世到来的冥想和审判———爱的匮乏, 本能的压抑, 精神的荒芜———同样也是会让人比照现实分裂然后凝神深思而心有余悸的。

三、原初意识和后期的理性回归书写

发现了苏非主义之后, 莱辛的小说并没有失却关注政治和社会的激情, 但她通过苏非主义而使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痛苦得以化解或是升华。对于莱辛来说, 苏非主义并不是一种宗教, 而是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消除各种界限的哲学, 它“扩展人们的心灵, 使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进行观察、思考和生存。”但是后期莱辛经历中期对苏菲思想的迷恋书写后, 也开始理性地回归早期的现实批判了, 只是这并不代表莱辛对苏菲主义的摒弃, 而是完成了一种内化后, 由炽热转入沉静的吸收和消化, 以及反省。这主要体现在她对原初意识的关注上。

在她的《好人恐怖分子》这本被公认的有苏菲迷思转向现实批判的小说文本中, 我们看到了现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小团体的亚文化。莱辛有一种智慧, 一种愤慨, 以及叙述的敏捷性, 将左翼献祭者的形象收罗笔下。其中爱丽丝等人大多出身于中产阶级, 对社会极端不满和仇视, 建立起一个所谓的“共产主义中心联盟”, 试图用“革命”的方式来改变社会现状。这群“恐怖分子”没有明确的信仰和主张, 宛若一盘散沙, 既不为正规革命组织所承认、吸纳, 也得不到普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没有爱丽丝不知疲倦地忙里忙外, 这盘散沙可能早就风流云散, 根本不可能有其后散兵游勇式的“革命”活动。在搬进公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其“革命”活动不过是讲演、游行示威、四处涂写宣传标语, 并未给社会带来什么危害。正因其没有明确的信仰指导行动, 正因其边缘化的现实处境, 这盘散落社会一隅的“沙粒”才逐步发展成以暴力的形式变相吸引社会的关注, 用伤害无辜的手段来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 并最终在闹市区引爆了汽车炸弹, 酿成五人死亡、众多无辜路人受伤的惨剧。小说的开放式结尾告诉我们:事情还没完。43号是一个中转站, 它打开生活的横断面, 连接着无法回首的过去与无法预知的未来。多丽丝·莱辛把我们带到现场, 直面这断壁残垣, 迫使我们思考这个荒诞诡异的世界。43号的明天将会怎样?多丽丝·莱辛把这个问题随意一抛, 然后悠闲地坐在自家门口, 微笑地望着神情凝重的我们。这样的开放结局, 她同样在《裂缝》这部最近力作中, 以原初意识制造了同样的效果。

《裂缝》是莱辛后期理性回归后时期的作品, 但这部作品同样也显露了苏菲主义对莱辛创作影响的遗留症。这一时期莱辛其实并没有申明自己对苏菲主义的摒弃, 也没有驳斥苏菲思想的任何只言片语流出, 走出苏菲主义完全成了属于她自己的隐性行为。因为不是摒弃, 故最近书写的《裂缝》, 莱辛依然夹杂了她的苏菲门徒式的思维, 回归到原初意识, 看看世界和情感是否能合理重生。《裂缝》以罗伯特·格雷夫斯的“男人付诸行动, 女人保持不变”一语开篇, 视角定位在女性身上, 毫无疑问, 这是她对前期女性主义书写的传统回归。但是莱辛在此构造的不只是人类起源女人男人的生活重想, 还包括了情感的初现, 比如惊恐, 比如威胁感, 比如同情心、母爱、尊重、孤独等等, 明显地这是经历了中期苏菲迷思书写, 探讨未来和外太空人类是否能安然幸存后的莱辛, 有企图地回归原初自省的一种行径。因此, 公众认同的莱辛后期创作对现实的回归只是是一种理性且隐性的回归。

萨义德·侯赛因·纳斯尔在《伊斯兰教》中指出“苏菲的精神之旅需要揭开遮蔽心灵之眼的面纱”, 莱辛的整个创作其实追求的就是这种“炼金术”。不论早期的传统写实, 中期的苏菲迷思、太空冥想, 还是后期的批判回归, 终而究之, 莱辛都在完成自己对丰富分裂的理解的同时, 警示世人人类文明分裂的危机需要赤裸裸的直面。也许不能像穆林·加格 (《东方与西方》: (Between East and WestSufism in the Novel of Doris Lessing, 1997) 所理解的莱辛从共产主义、政治学、心理学、荣格心理分析, 最后发展到苏非主义, 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 原因是所有这些思想学派中都隐含着苏非主义的思想成份。但莱辛走近、走入和隐性走出苏菲主义确实都存在一种水到渠成的契机。这些契机与莱辛小说的创作理念和特色有关, 也和苏菲主义本身的内涵以及它在西方世界得到重新解读的时机有关。

参考文献

[1]瞿世镜.当代英国小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2][伊朗]萨义德.侯赛因.纳斯尔著.王建平译.伊斯兰教.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英]多丽丝.莱辛著.朱凤余译.影中漫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4][英]多丽丝.莱辛著.龙飞译.时光吞噬:观点与评论.作家出版社, 2010.

[5]Shah, Idries.The Way of the Sufi.New York:PenguinBooks, 1977.14.

[6]Galin, Muge.Between East and West sufilism in theNovels of Doris Lessing.NewYork: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Press, 1997.

理性选择医保管理体制 篇8

我一直认为,只有统一的管理体制,才能顺利地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才能实现最终三险合一的全民统一医保制度的目标。而现阶段的医疗保险,宜交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管理。这一主张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条:

首先,医疗保险管理体制是由医疗保险制度模式决定的。我国的医疗保险是建立在权利义务相结合、劳资双方分担缴费责任的社会保险模式,它需要与国家财政保持距离。根据国际经验,建立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通常由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统一监管,建立在财政供款基础上的福利型医疗制度则由卫生行政部门统一监管,这是一般规律。因此,是福利型还是社会保险型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管理部门的选择。

其次,医疗保险制度还有待优化,应当纳入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深化改革中,并在整个社会保险制度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一并走向成熟,因此,将医保管理体制纳入社会保险管理体制是优化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内在要求。众所周知,医疗保险不仅是社会保险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与工伤、生育、护理保险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只能且必须纳入整个社会保险制度才能发挥完整的功能作用。如果把医疗保险分割出去,必定直接增加整个社会保险制度优化的难度,并波及到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及其实践。因此,《社会保险法》确立的就是社会保险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全国社会保险事务的原则。这一原则实质上确立的是社会保险统一管理与集中问责的关系。

第三,改革要尽可能选择代价较低和顺应发展潮流的方案。一方面,通过多年的探索,到今年7月底,全国已有17个省份实现了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并且均明确由社会保险主管部门——人社部门负责统一管理,这表明实践证明了这种选择是代价较低的理性的方案。另一方面,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在加快,常住城镇的人口比重持续攀升,其不可逆转的潮流是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而由人社部门管理的城镇医保具有明显的现实优势。由此可见,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整合应当尊重地方实践的经验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应当顺应农村合作医疗向城镇医疗保险靠拢的发展趋势。这也是减少改革震荡、顺利推进制度整合的合理取向。

第四,“三险”合一、建立全民统一的医疗保险制度是我国医保制度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整合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只是走向全民统一的医保制度的第一步,在完成这一改革任务后,势必要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整合。如果现在将居民医保交由卫生部门管理,而职工基本医保仍然是人社部门管理,必然形成新的体制分割,构成阻碍居民医保与职工医保制度整合的重大体制因素,目前两个部门分割管理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制度整合难题势必重演,这应当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小说教学内容的理性选择 篇9

一、当前小说教学的困境

新课改已实行十余年, 课堂教学确实发生很大改观。然而一些根深蒂固的传统教学“流程”仍在很多教师脑海中根深蒂固, 成为创生良好的师生体验课堂的“绊脚石”。以小说教学为例, 传统教学思想认为通过概括情节、分析情节、分析人物等使学生在此基础上把握主题就可, 天女散花般平均用力于每个教学环节, 甚少按照小说的类型和学生的阅读期待进行合理预设与创生独白。这样“面面俱到”的讲解导致“面面不到”的困境, 表现在:1、学生课前对文本的阅读兴趣随着教师的“苍白”讲解大大消退, 从而爱“看”而厌“学”;2、教师过渡纠结于知识与能力目标, 忽略了启迪学生关于品析、鉴赏小说的过程与方法。错位的教学内容导致课堂缺乏生命力, 小说教学内容的选择亟需一场“突围”。

二、理性选择小说教学内容的学理分析

1. 课程标准的要求。

课程标准提出, 语文课程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新课标提倡通过学生的个性化阅读行为及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使七~九年级的学生能够“体味和推敲重要语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在选择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时充分发挥课程意识, 从“课程”视角审视教学。钟启泉教授认为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审视教学目标的合理性、教学内容的合法性。

2. 文本类型的要求。

小说是综合运用语言艺术和各种表现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或表现人物心理, 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叙事文学样式。小说的人物形象, 特别是主人公形象, 凝聚着作者的思想感情、社会理想和审美追求, 表现着作品的主题。小说内涵丰富, 包括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 其三维目标全部在一堂课中得以落实是很吃力的。因此, 教师对教学内容的“裁剪”与“重点突破”十分必要。若通过一个主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探究与交流, 使他们学会品析、鉴赏同类小说甚至其他类型小说, 则事半功倍。

三、小说教学内容的理性选择

1. 关注文本特征

小说中典型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是通过人物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从人物间的矛盾所产生的一系列生活事件中显露出来的, 也就是通过情节表现出来的。因此, 小说教学必重视分析故事情节。《芦花荡》是一篇富有传奇色彩的小说, 它的主人公显然是老头子, 故事情节也比较清楚———一场英雄的行为, 环境描写微妙而值得推敲。结合荷花淀派创始人孙犁的写作信息, 笔者认为可以将教学主问题设置为:人物性格的探究 (即“过于自信和自尊”) 。主问题的突破可以通过“人物描写艺术探究”和“细研精彩片段”两部分来落实。其中, “人物描写艺术探究”中除了正面描写、侧面描写外, 教师应格外引导学生学习心理描写, 即老头子因没有圆满地完成任务而懊丧、内疚、自责的心理活动;“细研精彩片段”即这场“英雄的行为”。作者运用反衬、写其然而不写其所以然等手法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环境描写方面, 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危机四伏, 敌人“监视”、“呆望”着苇塘, “紧紧封锁着水面”, 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 但“苇塘的歌声还是那么响”, “稻米和肥鱼的香味依旧飘出来”, 足见老头子的“水上的能耐”。

2. 关注编者意图

单元导语中提示“正义与非正义”“真善美与假丑恶”, 《芦花荡》作为本单元唯一的一篇小说, 作者沉静淡然又富于抒情的行文风格与其他纪实类的文章风格截然不同又鲜明互补。《芦花荡》更多地是要表现真善美, 是要从其中的“人类意志力、智能体能最大限度的表现”中获得有益的启示。对如此诗化小说的阅读, 教师应引导学生对这种文风进行“探美”与“寻美”, 并从中获得审美享受。笔者认为可以围绕上述主问题及问题群进一步探讨:作者为什么会将残酷而沉重的抗战日子写得如此充满诗情画意?作者用意何在?对于作者塑造的“过于自信也过于自尊”的老交通员我们如何评价?

3. 关注学生基础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进入课堂的, 学生也不能被教师强制灌输知识。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应充分考虑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 并以之为基础为支架, 展开知识的教授与拓展。初二的学生远离抗战岁月的年代, 自然对老头子十分陌生。教师在设计教学时应注意利用好教材的助读系统 (如文中插图) , 调动学生的感官以走近人物。

浅析劳动与资本的理性选择 篇10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实践发展永无止境, 认识真理永无止境, 理论创新永无止境。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的指引, 坚持劳动价值论, 我们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重新认识社会发展与分配制度, 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一、社会再生产过程与分配制度

(一) 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自然属性

经济是基于人们对产品使用价值的追求进而产生的实践活动。诚如马克思所描述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 生产、交换和消费则体现人们对使用价值的追求, 是经济的自然属性, 属于生产力范畴。生产环节是各要素参与使用价值的创造, “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 劳动是财富之父, 土地是财富之母。”市场制度及其使用价值基础与上层建筑制度没有丝毫的关系, 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都可以用, 而且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结合使用。分配则体现着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对商品的分享, 是经济的社会属性, 属于生产关系范畴, 分配制度及其赖以形成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区别。

(二)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分配环节的分歧

社会主义在分配环节坚持劳动价值论, 实行按劳分配, 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即全民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资本主义在分配环节除去劳动价值论, 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 其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制度否定了劳动在生产过程的主体地位, 放弃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基本理论, 是有利于资本的, 是维护剥削制度的。

这种分歧直接源于经济基础, 更深层的原因却是根源于人与生俱来的“自私”天性。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理性的看待这种“自私”天性, 我们找不到任何诘问之词。人们不可能毫无理由的放弃各种既得利益, 而有理由的放弃称为牺牲, 所以才会存在劳资纠纷, 存在斗争, 存在革命。无产阶级通过武装革命取得胜利, 建立政权, 在公有制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 追求共产主义;而资产阶级通过武装力量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维护私有制, 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漫长的, 同样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仍旧旺盛, 除非发生无产阶级武装革命。

(三) 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冲突

人民群众是最朴素的, 谁对我好就拥护谁, “自私”天性使然。这不仅取决于客观事实, 更大程度上受主观感受的主导, 故而才会发生“东欧巨变”, 同时, 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来无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 相对应地决定了收入分配领域必然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见图1) , 而不可能彻底实现社会主义要求的按劳分配, 更不可能实行资本主义需要的按生产要素分配。

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该分配方式所确立的分配原则是符合现实的, 却不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 因为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与劳动平等的按贡献参与分配缺乏理论支持, 而“按劳分配为主体”却逐渐丧失其经济基础。换个简单的说法, 社会主义要求公有制与按劳分配是充要条件;而现在公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必要条件, 而非充分条件, 所以才会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结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的果。时至今日, 该分配方式导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 是不合时宜的, 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按劳分配为主体”分配制度逐渐失去经济基础

按劳分配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基础上的。在原来的公有所有权体制下, 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作为公有资产是没有必要参与对产品 (商品) 的分享的。因此, 分配制度是完全的按照生产过程中劳动的投入, 天然的、唯一的私有产权, 来进行分配的。而当前一个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轮廓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见表1) 。

进一步地分三次产业来看, 农业当前未实现产业化, 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上体现出按劳分配;第三产业尽管占GDP比重越来越高, 但国有资本仍处于最关键地位且缺少相应数据, 故未予讨论, 但可以预见, 随着“民进国退”政策的落实和服务业对外开放程度逐步提高, 按劳分配会逐渐失去其经济基础;最后我们关注关系国计民生的第二产业 (见表2) 。

注:本表按当年价格计算, 1980-1999 年其他经济数据包括城乡个体经济, 比重由笔者计算。

在中国, 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体现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性质。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在2010 年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2.46%, 并呈逐步下降的趋势, 尽管国家仍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以及拥有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经济基础, 可以保证中国社会主义性质不会改变, 但是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已经逐步失去经济基础。所以, 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就是处理在不改变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经济基础的前提下如何充分调动要素的效率来提高生产力的过程, 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议题是保留所有权、收益权和处分权之后体现法人私有产权的占有权能不能发挥其效率的问题。

集体部门经济是部分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 而非一种全民的公共所有权。集体经济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则由1978 年的22.37%, 1985 年的32.08%, 1990 年的35.62%, 至1994 年达到峰值37.72%, 到1998 年仍有36.01%, 随后一路迅速下滑, 1999 年为32.78%, 2000 年急剧降为11.23%, 到2010 年仅剩下1.25% (见图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更是名存实亡。集体经济的衰亡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三、坚持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制度, 确定劳动对价值的分享

(一) 工资是一种预付形式的价值分享

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坚持劳动创造价值, 劳动并非商品而没有价值。或许因为人是活的, 不能自降身份等同于物, 那么敢问资本有没有价值?如果劳动没有价值如何参与价值的分享?我们需要正视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客观存在, 其使用价值表现为能够提供劳动力, 其价值则表现为分享最终产品 (商品) 价值的能力, 通俗点可以说成是劳动的报酬 (非劳动力的价格) ;而分配制度就是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对最终产品 (商品) 价值的分享制度, 或者说是各生产要素对价值或对交换所得的对等物 (或表现为货币) 的分配比例及分配形式。

根据资源稀缺性原则, 劳动这种最普通、最易获得的生产要素并未获得与其他生产要素相应的地位。劳动对价值的分享的权利在现阶段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 而直接表现为工资, 一种预付形式的价值分享,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表现为劳动力的价格。显然, 劳动的价值若只能以工资形式体现, 就不能改变劳动者受剥削的命运。所以, 要真正实现和贯彻按劳分配, 就必须肯定劳动具有使用价值与价值, 肯定劳动可以与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一样参与利润的分享。

(二) 资源稀缺社会资本对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联合

生产过程得以正常的开展需要劳动、劳动资料 (包括生产工具、技术、管理、土地等) 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 而资本则是取得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 也可以说成是各生产要素的统帅。在资源相对丰裕的情况下, 出于“自私”天性, 资本是唯一的股东。其实, 各种生产要素均具备“自私”天性 (劳动对象因在生产过程中一次性消耗掉不予讨论) , 但因为劳动者与资本家的“自私”天性之间的矛盾最尖锐, 故才会发生斗争。在资源稀缺社会, 若资本家取得政权, 资本会孤立劳动, 即除去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 (即劳动资料) 都可能成为股东;若劳动者获得政权, 却极有可能把资本当作获得各种生产要素的成本, 否认生产工具、技术、管理和土地 (即生产资料) 的, 乃至资本的“自私”天性, 生产力无法发展。所以说, 资源稀缺社会资本对生产工具、技术、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联合是一种基于“自私”天性的联合, 是一种稳健的联合, 但资本与劳动之间冲突会不断的破坏其生产力发展, 不断地呈现出经济周期。中国经济腾飞30多年了, 但也出现增长乏力的苗头, 社会矛盾也存在激化的隐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如何缓和并消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当为重中之重。

(三) 活劳动与固化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根据十六大报告里“确立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 我们必须要为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找到与劳动共同分配商品价值的理论依据。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 价值是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凝结。活劳动创造价值, 商品包含的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显然, 它不能够为当前的分配制度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我们尝试从生产过程去寻找理论根据。

劳动资料是经济主体。经济主体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以及人与人结成的关系体, 以个体经济主体、群体经济主体和社会经济主体的形式存在。把自己的劳动传导到经济客体。经济客体则是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对象。它包括作为经济客体的人、作为经济客体的自然界、作为经济客体的人化自然和作为经济客体的信息。它大体上包括:第一, 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生产工具系统, 即马克思所说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第二, 发动这些生产工具进行生产的动力系统和能源系统;第三, 为产品的运输、贮藏和其他目的所必需的辅助性的劳动资料, 即马克思所说“脉管系统”;第四, 把上述劳动资料结合起来的控制系统。劳动资料 (特别是生产工具) 的性质决定着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结合状态。但马克思把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统一归为生产资料, 仅具有物化的、有用的、具体的劳动, 忽视了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差异性。劳动资料与活劳动一样在生产过程中是多次转移的;活劳动只有与劳动资料结合才能作用于劳动对象。

固化活劳动, 专门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价值创造作用却又事先以某种形式固化在一定产品 (包括部分精神产品) 当中的, 只有与活劳动结合才能产生生产力的那一部分劳动。处在生产过程当中的骨骼系统、动力系统、脉管系统和控制系统都符合固化活劳动的特征, 如管理模式以及制度等。固化活劳动作为抽象劳动存在比作为具体劳动的存在更能说明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只有如此, 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才能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实现按贡献参与分配。现阶段, 完善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可以尝试劳动“出资”或劳动“入股”的方式。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上会出现更多的带有集体经济性质的混合所有制形式, 但劳动“出资”或劳动“入股”部分只享有分配利润的权力。劳动的报酬则分成工资与“股息和红利”两大部分。

四、劳资协同经济发展模式与解放生产力

基于上述分析, 我们可以构建出稳健的社会发展模式, 可称之为劳资协同三角锥模式 (见图2) 。劳资协同三角锥模式, 是一种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上, 调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 联合其他生产要素, 充分提高全要素效率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此模型中, 劳动与劳动资料分别以活劳动形式与固化活劳动形式结合后共同创造价值, 共同分享价值。劳资协同取代原本对立的劳资关系, 变敌对外部矛盾为人民内部矛盾, 改变生产关系更大限度的为生产力发展服务, 而非制约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模式中劳动、资本、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才能各司其职, 共同促进经济发展。劳动者才能当家作主人, 资本也能实现增值。另外, 从物理学上来说, 三角锥是最稳定的结构。

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从自然属性上来说与社会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并无二致。现提及的三角锥模式同样适用, 只不过是劳动与资本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资本处于主宰地位, 实现对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资料的控制, 达到对劳动的剥削, 甚至于对劳动资料中固化活劳动的无偿占有。这也部分的解释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拿什么换走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

所以,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们必须承认活劳动与固化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 才能为“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找到理论根据, 遵循劳资协同经济发展模式, 才能逐步挽回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 真正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劳资协同并非任何形式的民主社会主义, 而是由现阶段国情所决定的。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4.

[2]王绍光.坚守方向、探索道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六十年[J].中国社会科学, 2009 (5) .

张素香:感性选择,理性做事 篇11

对于奢华和时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注解。身为九爱珠宝董事长的张素香给我们最大的印象是真实。她可以跟你唠家常，清晰地告诉你钻石的利润点，认真地解释挑钻石的方法，生怕你买贵了。她是把你当真朋友和你交心。

沉浸珠宝业10多年，张素香深谙珠宝市场的法则。从金九福珠宝品牌到九爱珠宝品牌，从加盟连锁到裸钻批发、零售。企业的每次转型，对张素香而言，都是一种历练，这种历练多了，就会对市场判断得异常准确。

“农村包围城市”战略

2001年前后，河南市场兴起一波珠宝加盟热，不少珠宝商将目光聚焦“港字号”，准备在河南大展拳脚。六福、金大福、金九福等香港品牌，成就了一批中原助推手，张素香就是其中一个。

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大学毕业后从事2年妇联工作，后来下海结缘金九福，一做就是10年。相较于同行，张素香的商业路线并没有太多的铺垫。

回到10年前，张素香的第一阵地，还只是香港金九福珠宝有限公司华中区总经理，这期间，她看到珠宝品牌多样化充斥市场，品牌培育还未进入成熟期，便考虑到竞争下的出路——差异化。“我的企业和很多珠宝公司不一样，他们都是先开店，后做公司，我们是先做公司，后开店，这样我们更有利于管理品牌体系，在铺开大网之前我们首先有一个收网的人。”

于是，当一线珠宝品牌强势进驻郑州各大百货商场时，属于二三线品牌的金九福并没有直面出击，而是采取了迂回战术。“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先从县、市起步，再到省会城市，首先做到18个地市18个店。”谈起当时开拓市场的情景时，张素香欣慰地说:“有些经营不善的珠宝店，还会主动找到我们。”

在做加盟的过程中，是数量至上还是品牌为王，成了她要权衡的一大事情。对于一个实战家而言，市场的回应最有说服力。4年间，河南省内的加盟店达到六七十家。加上遍及山东、山西以及河北等省外的100多家店铺，金九福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逐渐形成品牌效应。

2005年之后，河南珠宝经历“零打碎敲”和“规模化”两个阶段，部分领军企业开始走上品牌化的道路。做了几年的备战工作之后，看到市场时机成熟，张素香果断决策，立刻携金九福转战郑州。

郑州成了张素香珠宝的第二阵地，为便于管理，塑造品牌文化，她将金九福的经营模式也做了调整：加盟和直营。

“历练个人与成就企业是相辅相成的，我一路走来，都很感恩。”这是个愿意时刻展露笑容的女人，相信凭借她的激情和专注，能做更多的事情。

钻石回购新模式

在业界，张素香经常得到“理性、大气、精干”的评价。谈话中，她也总是强调“感性选择，理性做事”。“作为企业的核心人物，要有敏锐的洞察力，掌控企业方向”，张素香严肃而认真地说。

游走于不同国家，张素香敏锐地捕捉到世界一线珠宝品牌的时尚元素。在荧屏上，她看到有着“钻石的克拉女王”之称的珍妮佛·洛佩兹，佩戴的钻饰总是令人赞叹。凭着对市场多年的把握，她意识到珠宝的高端时代已经到来。

2008年，张素香意识到，金九福大众消费品牌的定位还不能填补高端客户的空白。未来几年，郑州的珠宝市场将更加成熟，消费力也会与GDP试比高，高端珠宝品牌将会抢滩市场。

思路决定方向，企业转型就在当下。于是，2009年，她到香港总部考察九爱珠宝，便建立了九爱的整个网络销售平台。

2011年9月，张素香一次性投入数百万元装修九爱珠宝店，将比利时裸钻最大批发商的产品引入郑州，打造了私人定制化的销售模式。

近两年来，钻石价格呈现近30%的增长，不少人把具有保值增值的大克拉钻，当做继房产、股票之后的投资产品。这对于珠宝商而言，无疑是难得的商业机遇。

作为郑州珠宝市场的一个新面孔，如何赢得市场占有率呢？九爱的新办法是：增值回购。一颗裸钻，只要顾客愿意，九爱珠宝可以以2年后增加10%、5年后增加20%、8年后增加30%的价钱回购。“这种新模式挑战了传统经营模式。九爱裸钻的推广，是让更多目标群体去认知大颗粒钻石的佩戴、保值以及投资的价值”。

在张素香看来，既能满足消费者佩戴、世代相传，又能投资、交易，是珠宝商对消费者最好的回馈。

与同行业相比，大克拉裸钻的推出，不同于珠宝企业的快速复制，已经跳出了珠宝企业经营的范畴。

对于九爱的商业模式，这位理性的女人已经深思熟虑。“不会走金九福的模式，现在先不做加盟，需要沉淀。未来几年，我们将控股经营，这样品牌才走得更久远，更规范。”

坚持“成长”哲学

企业或转型或调整模式，需要一个领导者思想的沉淀。一路走来，张素香一边提升自己，一边打造团队。

自2002年以来，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她都不忘给自己充电，学习新的理念。读人大的EMBA，到后来上清华、武大的辅导班，她经常鞭策自己：不是不进步，是别人比你进步得快。

选人，在张素香看来，人品是第一标准。用张素香的话来讲，“我要考察的是员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否与企业相符”。在企业，几乎每个员工对一句话记忆犹新，那就是：你想不想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与其说是一道面试题，不如说是企业文化的表现。

她也经常与员工分享：挣钱不是第一要素，成长经历才是第一财富。不能虚度光阴，在企业待多久，我不能保证，我必须保证的是你的收获。在张素香的概念中，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是第一信条。

这种企业文化因子渗透到员工培训中。熟悉珠宝品牌，掌握珠宝辨别常识以及与客户的沟通技巧，分批报班进行外训等，都成为培训的内容。

有员工说，张素香常常教导他们先做人再做事。在多次的员工会议上，她告诫员工“凡事要从自身找原因。用欣赏的眼光看别人。心态好，收获到阳光的一面。”也许，正是拥有阳光的心态，张素香身上才少了女强人的凌厉，更多的是她的柔性管理。

非理性选择 篇12

关注农民的就医问题, 就是关注我国大多数人的就医问题, 从而有助于合理配置医疗资源。目前, 国家将80%的卫生资源投入到占全国总人口30%的城市, 而占总人口70%的农村居民只获得了20%的国家卫生资源投入。然而, 投入了这么多资源的城市大医院, 病人看病还在喊挤, 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不断见诸报端。这些医院拥挤的人群中有多少是农村居民?农民看病选择医院有什么特点?选择医疗点是否具有理性?这些问题即是笔者在此要关注的。张亮等利用卫生Ⅷ项目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对就医点的选择, 认为最近距离的门诊和住院服务是农民就医的首要选择。[1]姚兆余、张娜利用苏北地区某镇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民的就医行为, 认为农村居民看常见病在小医院看, 大病在大医院里看。[2]高其法等从行为经济学的角度认为病人看病有选择大医院的倾向。[3]冯运、李超红对门诊病人进行了现场调查, 认为门诊病人就诊更注重医疗技术水平。[4]在方法研究上, 饶克勤、李青则应用多项logistic的方法, 认为患者在选择就诊医院时常受多种因素的制约。[5]笔者在此通过对农户调查数据的统计, 试图利用计量模型来定量分析农户对医疗机构进行选择的理由。

二、数据来源

阆中市是四川省南充市所属的县级市, 本课题组于2007年4月在该市进行了农户调查, 主要是调查农户在2006年中的疾病与医疗情况。农户样本的选择则遵循县内分层随机抽样原则。首先, 在县内随机起点等距抽取了3个乡 (镇) , 再从每个乡 (镇) 里随机起点等距抽取了10个村, 在每个村内随机选择100户展开农户调查, 以作为大样本调查数据。然后, 在大样本调查数据中选取大病户 (1) 作为重点关注对象, 随机选择了150户再次进行入户深度访谈, 访谈的数据则作为二次样本数据。因此, 笔者以下分析都利用了大样本的两周患病数据和二次样本的门诊数据。

三、患者就医的理性与非理性分析

1.两周患病门诊就诊点的选择

两周患病只是反映被访谈的农户在调查期前两周内患病及就诊情况, 分析的数据来自项目调查大样本数据中的两周患病信息, 未就诊的病例在此不作考查。数据显示, 有1389户报告了两周患病情况, 有1831例进行了就诊治疗。从访谈中发现, 农户选择就医点几乎都有同样的顺序:先是找最近的医疗点治疗, 治不好再找高一级的医疗点治疗;并不是以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来选择就医点。在1831例治疗病例中 (见表1) , 农民选择就医点第一考虑的是离住地近, 占44.02%。第二考虑的是信得过的医生, 占18.62%。奇怪的是, 这些信得过的医生大多都是在私人及村卫生室这一级别的医疗点, 由此可以推测, 农户认为信得过的医生可能是因为与医生很熟或经熟人介绍的, 从而很放心, 认为不会被骗, 并不一定是这个医生的技术好得令人信赖。在农村, 很讲究人情关系, 办事爱找熟人, 病者更愿意在熟人面前倾诉自己的病情, 更重要的还是与农民的经济状况有关, 农民的收入主要靠田间作物, 有季节性特点, 当田间作物可以收获上市交易时, 手头就比较宽裕, 如果碰上此时生病, 就医选择的灵活性就大些。否者, 病发时手头没钱, 只能到附近的私人诊所和村卫生室治疗, 因为是本乡土的熟人, 医疗费可以暂时佘欠, 等田间的作物变钱后再还上。佘欠医疗费这种方式虽然方便了群众就医, 但同时也束缚了农民就医的选择。第三考虑的是药品设备质量, 占16.49%。第四考虑的是价格问题, 占11.25%。从这些选择顺序中可以发现, 患者主要在私人及村卫生室看病。在这一级的医疗机构看病的病例占了1831中的1046例, 即57%。患者的理性选择是就近看病, 可以减少时间成本和交通等其他开支。非理性也体现在治疗首选是就近而不是医疗技术, 毕竟是以近为条件, 医疗条件及技术难以保证, 寄希望于自己是小病, 能在低一级的医疗机构解决病痛, 所以, 对疾病的风险认识不足, 虽然暂时是便宜了, 病情也得到了缓解, 但往往会出现误诊, 甚至延误了病情, 造成以后更大的治疗成本, 这些则是农户在选择就医点时未考虑到的。

2.大病患者的门诊就诊点选择

由于是大病患者 (大病的标准同前) , 患者在一年 (项目主要是调查患者2006年的就诊) 的治疗过程中, 可以充分反映出选择医疗点的过程和偏向性。此处的分析数据, 是选择了二次样本数据中农户看门诊的数据。大病农户137户, 家庭大病成员看门诊共2781人次。经统计分析, 55.5%的人次选择私人及村卫生室治疗, 24.1%的人次选择乡镇卫生院治疗, 16.2%的人次选择县级医院治疗, 4.2%的人次选择县级以上医院治疗。可见, 大病就诊门诊点还是选择在私人及村卫生室为主。通过利用统计软件stata10.0, 采用有序结果的logistic回归 (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模型, 因变量y=0表示在村级卫生室和私人诊所的治疗, y=1表示在乡镇卫生院治疗, y=2表示在县级医院治疗, y=3表示在县级以上医院治疗。考虑到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疾病程度、就医点的距离、每次就诊的费用、治疗后的变化、是否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都可能影响到农户对就医点的选择, 因而将这些因素作为自变量进入模型分析 (以Xi表示) 。使用模型如下式:

LogitPj=Logit[P (y≥j|x) ]=Ln{P (y≥j|x) /[1-P (y≥j|x) ]} (1)

j=1, 2…k-1 (本文中j的最大值为3)

将上式变换为如下回归式:

LogitPj=Logit[P (y≥j|x) ]=-αj+∑βixi (2)

式中α、β分别为待估参数, 变量xi的取值及说明见表2。

通过对表3的结果分析, 河溪镇在所引入的自变量中, 除了区域变量不具显著性外, 其他变量在统计学上都具有显著性。dy (=0) /dx表示的是在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时, 在村级及私人诊所治疗 (y=0) 的可能性变化。从计量结果中可以发现, 年龄越大的患者选择村级医疗机构就诊的可能性变小, 因为是大病患者, 患者的病情往往随着年龄的增加更难治疗, 特别是在村级及私人医疗机构的医疗结果, 使其选择高级别医院治疗的可能性增加;女性较男性患者在村级医疗机构就诊的可能性要小, 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小的医疗点没有配备专门针对妇科的医生;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 患者选择在村级医疗机构就诊的可能性变小, 文化程度越高, 对自己病情的重视及后果会考虑得更多, 所以选择高级别医院的可能性大;经济条件越好的患者, 选择在村级医疗机构就诊的可能性要小, 因为经济条件好, 更有条件选择更好的医疗服务;危重急性疾病选择在村级医疗机构就诊的可能性变小, 因为小医疗点的医生怕承担风险不敢收治这样的病人;如果患者愿意选择较远的就医地点, 则选择远处的其他村级医疗点的可能性要小, 会倾向于选择距离远、条件好的高级别医院;次均医疗费用越多, 患者选择在高级别医院就诊的可能性大;治疗效果递减的患者, 选择在村级医疗点治疗的不多, 因为在村级医疗点往往不可能使这些大病患者能得到良好的治疗;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患者, 选择高级别医院就诊的可能性大;在地域差别方面, 石滩镇与彭城镇比较, 石滩镇的患者选择在村级医疗点看病的可能性大, 因为石滩镇地处山区交通不便, 镇卫生院的技术条件薄弱, 与村里的医生水平差不多, 而彭城镇交通方便, 地处国道边上, 有公交车直达县城, 患者看病比较便利;而河溪镇交通状况一般, 不好也不坏, 所以, 与彭城镇比较, 没有显著性差别。

从表3中的数据分析得出:影响农民选择就医点处于前三位的因素是看病距离的远近 (其边际效应值为-0.3896) 、所处的地理位置 (其边际效应值为0.3151) 、家庭的经济状况 (其边际效应值为-0.3086) 。这三种原因中, 农户就医的理性还是多从费用的角度来考虑治病, 总想花最少的钱来治病, 所以倾向于就近治疗, 减少时间成本和交通等其他成本, 而不根据自己的病情来选择门诊就医点。非理性之处是考虑病情的长期影响较少, 考虑因未及时彻底治疗而延误病情所产生的后续治疗的费用不充分。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 病人由小病变成了大病, 造成了后续治疗更大的成本。

四、结论与建议

应该说, 农村居民生病选择就医点时, 有他们自己的理性选择。一般是以方便为最优考虑。一方面, 这与农户的就医习惯有关, 即在医疗中按从低级到高级医疗机构的就医顺序;另一方面, 从就医成本上考虑, 到远处的高级别医疗机构去治疗可能花费会更多, 因而农户对高级别医疗机构的选择就受到了限制。而从病人的病情出发, 选择合适的医疗机构就诊, 对农村居民来说就欠缺考虑, 这也是农户就医的非理性方面。

总的来说, 农民就医选择终归还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 多数农民特别是处于贫困地区的农民, 收入有限, 家庭一年开支下来, 几乎没有什么节余, 疾病来袭时, 医疗费就成了问题, 因而总是考虑少花钱。从这一点上说, 如何让农民为防病而准备资金, 就值得思考。

从目前来看, 村级及私人等初级医疗机构对农户就医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技术条件不容乐观, 且不能解决农民初发病的及时诊断和治疗, 大都采用以不变的治疗手段应付病人万变的病情。有时虽暂时缓解了患者的病痛, 但无法找准病因对症下药, 造成农户病情反复, 治疗反复, 费用增加, 有的甚至造成病情延误。鉴于这种情况, 笔者认为, 初级医疗机构的重点应注重预防甚于治疗。

笔者建议:政府在加大卫生投入时, 更应侧重对农村医务人员的培训投入。只有基层医务人员的技术提升了, 真正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治好病, 实现小病不出村, 大病不出镇, 才能堵住农村发病人群这个源头, 城市大医院的资源紧张问题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参考文献

[1]张亮等.农村居民就医点的选择与评价[J].卫生经济研究, 2000, (11) .

[2]姚兆余, 张娜.农村居民就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基于苏北地区X镇的调查[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7, (03) .

[3]高其法等.患者集中大医院就医的行为经济学分析[J].医学与哲学 (人文社会医学版) , 2007, (07) .

[4]冯运, 李超红.门诊病人就医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 2003, (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