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非理性判断

理性与非理性判断（共11篇）

理性与非理性判断 篇1

房地产具有保值与增值的特性, 即投资房地产后持有一段时间, 无需追加资金或劳务, 即可通过房地产市场变现, 获得的回报在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后, 等于或大于投入。这样, 就实现了资本通过房地产市场的保值与增值。但是, 房地产作为一种商品, 其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这就意味着其价格应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 围绕其价值波动。那么, 房地产的保值与增值是否需要条件呢?

一、房地产保值与增值的理论依据

我国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 个人仅能拥有一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按照法律规定, 土地使用权到期, 需继续使用的, 要通过审批并补交土地出让金。而房产在使用过程中, 无疑也面临着结构损坏、设备陈旧老化等问题。通常而言, 房地产是不应具备保值或增值能力的。房地产之所以能够在不断折旧的情况下保值甚至增值, 有其独特的本质原因。

要取得房地产的使用价值, 房产与地产缺一不可。二者价值相互依存, 联系紧密, 一方价值的上升也会拉升另一方的价值。通常情况下, 房地产价值上升是由土地价值上升带动的。根据级差地租理论进行分析, 土地价值增长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1. 绝对地租的上升

城市土地绝对地租是指凡是租用土地都必须缴纳的地租。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经济的发展, 原有土地往往难以满足城市的需要。因而, 城市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成本来开发更偏远、更难于利用的土地。城市最劣土地的边际成本随城市的扩张而递增。这种现象不仅对城市边缘土地价值造成影响, 也通过增加使用所有土地的最低成本, 提高了城市土地的绝对地租。对于房地产而言, 绝对地租的上升是自然增值过程。如成熟街区的房地产, 除时代变迁外其他条件均无显著变化, 房地产升值的主要原因是绝对地租的上涨。

2. 级差地租的上升

城市土地级差地租分为两种形式。级差地租Ⅰ是投入不同地块上的等量资本, 由于土地位置不同而产生超额利润;级差地租Ⅱ是由于对同一地块连续增加投资而产生的超额利润。对于房地产的保值增值, 前种形式一般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发生区位条件的改变而使房地产升值;后者则往往通过旧城区改造体现房地产的升值。以轨道交通建设为例, 与周边类似地块相比, 深圳地铁一期站点周边700平方米范围内住宅价格平均涨幅达到19.5%, 100平方米范围内则高达37.8%。该地区房地产升值的主要原因是级差地租的上涨。

二、房地产保值与增值的市场诱因

房地产是一种具有多种特殊属性的商品, 其市场运行也具有自身的特点。房地产能够实现保值与增值, 其市场诱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房地产商品供需失衡

我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的进程中, 房地产刚性需求量很大。自1978年改革开放起, 我国城市化率由17.8%上升至2010年的47.6%。预计2020年, 全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4.45%;2030年预计将上升至61.6%。这就意味着, 在1978年至2030年的50余年内, 我国年均新增城市人口超过1300万;由此产生的每年数百万套的新增住宅需求使得近10年我国住宅房地产刚性需求经久不衰。同时, 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家庭规模缩小和居住环境改善的需要等因素都是促使房地产刚性需求持续旺盛的重要原因。

而与之对应, 房地产的供给则不同于普通商品。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 建设用地的规模必须严格控制。土地供应量难以遵照市场经济的规律, 随价格上升而增加。房地产市场长期供不应求的局面, 使房地产价格保持在高位且不断上涨。

2. 房地产行业的垄断

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决定了土地出让市场是由政府垄断的。“土地财政”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土地供应中的招拍挂方式决定了在土地稀缺的市场条件下, 土地价格往往不断趋高。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巨大、工程复杂、行业门槛相对较高, 同时, 房地产又具有不可移动的特性。在一定范围内, 容易出现由数家公司形成的寡头垄断。由于相近房地产价格相互关联, 各寡头间利益相关, 很容易达成同盟。寡头垄断同盟所带来的, 通常是整个行业的超额利润。

3. 信息不对称

房地产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作为消费者, 很难从专业角度分析其内在品质。消费者被置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一端。例如, 混凝土强度是否达标、砌体结构中砂浆饱满度如何等问题, 消费者是无从得知的。同时, 消费者通常会忽视很多关于房地产质量的重要因素, 而这些因素都能直接或间接影响房地产的价值。这些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为部分开发商提供了以次充好、抬高房价的机会。

4. 投资和投机需求

人们热衷选择投资房地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 投资者对房地产市场投资的预期是风险低、回报稳定。同时, 近年来的经验显示, 房地产价格涨多跌少、投资者普遍认为房地产投资风险较低。

第二, 民间投资渠道匮乏。普通城市居民的投资渠道是相当有限的。仅有的几种投资方式中, 股票、期货风险较大, 且需专业知识为基础, 收益难以保证;定期存款、基金和理财产品大多回报较低, 也不是民众的首选。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使得闲散资金涌入民众接受度更高的房地产市场。

第三, 房地产投资被称为规避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方式。近年来, 我国CPI指数居高不下。2008年末, 政府投放4万亿人民币刺激经济后, 通货膨胀日益显现, 民众难以通过存款的方式实现资金的保值。这就迫使一些民间资金不得不进入房地产市场。

第四, 消费理念因素。中国人自古有购置房地产作为长期投资的习惯, 且对房地产的消费方式多为拥有型消费。这使得中国人对房地产投资的接受程度更高。

许多境内外投资、投机商也愿意选择中国房地产市场, 其原因一方面是看多中国房地产市场, 另一方面则是对中国经济的良好预期。中国经济近年来维持高速发展的势头, 人民币汇率坚挺。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可享受到房地产市场保值增值和货币市场人民币升值的双重回报。因而, 虽然中国政府制订了一些政策限制热钱的涌入和房地产投机, 却依然难以避免境内外游资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三、房地产保值与增值的条件

房地产能保值与增值并非是真理。纵观世界各国, 日本楼市曾遭腰斩, 美国遭遇次贷危机, 都导致了房地产贬值。事实上, 在任何市场中, 风险都是存在的。房地产的保值与增值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 政治稳定

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房地产保值与增值的前提, 战争与动荡是房地产的大敌。在动荡时期, 很少有人愿意高价购买随时可能灰飞烟灭的房地产。对战争的担忧也足以重创房地产市场。受“9.11”事件影响, 2001年四季度曼哈顿房地产成交量骤降34.8%, 价格在随后几年内受到重大影响。这并不是因为房地产实际价值的贬损, 而是由于人们预期到风险并进行了回避。只有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 投资者才不用为利益是否会受到威胁而忧虑。这样的环境有利于房地产的保值与增值。

2.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房地产保值与增值的必要因素。如上文所言, 房地产的保值与增值依赖于城市的扩张、新城市中心的建立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因素都需要快速发展的经济作为支撑。研究表明, 经济发展速度在5%以下时, 房地产市场呈现停滞甚至萎缩的态势;经济发展速度在5%~8%时, 房地产市场得以稳定发展;当经济发展速度超过8%时, 房地产市场呈现高速甚至飞速发展的态势。虽然这项研究只考虑了单一因素的作用, 但也能体现出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的高度正相关。

3. 刺激需求的政策

积极、稳健的房地产政策能够促进房地产的保值与增值。例如, 多年前上海市曾实行购商品房减免个人所得税的政策, 大大激励了观望中的投资者需求, 房地产市场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促使商品房价格迅速上涨。

同时, 国家也会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金融杠杆调节宏观经济, 这对房地产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例如, 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能够直接影响到开发商和购房者的资金来源。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仅能够为房地产市场提供充足的资金, 更能提振市场信心, 使投资者保有乐观的预期。这些因素都能够帮助房地产实现保值与增值。

4. 城市人口稳定增长

城市人口情况与房地产保值与增值密切相关。城市人口数量和家庭规模等因素决定了房地产的刚性需求量。同时, 人口结构也是影响房地产需求的重要因素。婚龄与壮年人群是房地产的重要消费者;幼儿和老年人则对房地产需求影响相对较小。城市人口数量稳定增长、家庭规模减小或稳定、人口结构有利于房地产发展的地区, 房地产能够受到刚性需求的有力支撑。社会资本也倾向于选择这样的地区进行投资或投机。

5. 其他条件

还有一些条件对房地产的保值与增值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汇率为例, 汇率的变动决定了房地产市场对外资的吸引能力。坚挺的汇率能够促进房地产的保值与增值。近年来, 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 造成了部分国际热钱的涌入, 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同时, 宏观经济发展导向、行政区域变动、地质环境等问题都可能形成房地产保值与增值的影响因素。

四、结论

20世纪90年代起, 大量民间资本和国内外游资进入中国房地产市场, 使房地产市场呈现高度繁荣的态势。20余年来, 房地产价格涨多跌少。这使部分不理性人群对房地产有了必然上涨的错误认知。然而, 房地产的保值与增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性。房地产市场20余年的高度繁荣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政治稳定进步、高速城市化进程、人民币较快升值和积极稳健的房地产政策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在世界经济瞬息万变的背景下, 这些因素能够持续多久是一个未知量。如果投资者继续盲目乐观, 势必造成房地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 经济将受到严重的打击。2011年至今的限购政策, 是为民生打压房地产价格, 更是对投资者的一针“镇静剂”。作为投资者, 应当认清影响房地产价值的各种因素, 判断投资风险。切不可认为投资房地产即可高枕无忧, 而丧失作为一个投资者所应有的理性与审慎。

参考文献

[1].何芳.城市土地经济与利用.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

[2].聂冲温海珍樊晓峰.城市轨道交通对房地产增值的时空效应.地理研究.2010.29

[3].方创琳.中国城市化进程亚健康的反思与警示.现代城市研究.2011.8

[4].Neglia Appraisals Inc.Neglia Appraisals Releases New Study of Effects of9/11on NYC Re-al Estate Market[DB/OL].PR Newswire Dec5, 2002

[5].[美]西蒙·库兹涅茨著常勋等译.各国的经济增长.商务印书馆.1999

基于租售比判断房价的合理性 篇2

租售比；租金；房价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646（2011）08-0087-02

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大量的刚性需求与投资需求纷纷涌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高房价已是人们关注和议论的焦点。目前对房价的合理性众说纷纭，因此，我们通过对成都市主城区住房租售比进行调查分析，以判断其合理与否。

一、衡量房价合理性的指标

地产价格的评判一直以来都是房地产经济的重要研究方向，其评判指标的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当前房地产价格合理性的判断。当前国际上衡量房价是否合理的主要评价指标：住房收入比与住房租售比，结合我国国情，我们选用住房租售比这一指标来衡量—个地区住房价格是否合理，是否存在房地产泡沫。所谓相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R)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房价(P)之间的比值(R/P)，表明购房支出的月度收益。

二、住房租售比分析

1.住房租售比

住房有出售和租赁两种形式，出售价格是住房一次性出售的单价，是住房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体现着一定时期住房的供求关系；租赁价格则是住房商品“零售”的单价。两者区别在于：住房价值回收的形式和时间不同。出售价格是即期一次性回收：租赁价格是延时分期多次回收。尽管它们存在一定差异，但两者都是对同一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它们的相互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住房租售比的变化。

2.租售比计算方法及衡量标准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租售比应该在1：300至1：200之间。如果租售比小于1：300，也就是买一套房要出租300个月以上才能收回全部投资。这样的租售比说明房屋价格已经明显高于内在价值，房价出现了泡沫，比值越小说明泡沫成分越大。此时的房产投资回报率已经非常低，这时买房是不合算的。如果租售比大于1：200，也就是说买一套房出租在不到200个月的时间里就能全部收回，说明房价被低估，而这时买房是非常合算的，不仅可以收到较好的出租回报，日后房价也有上升的空间。

三、以成都住房市场为例分析租售比

通过对成都市区按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四个片区住房的租金与售价及其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对有效问卷进行系统的统计分析，按区域与户型分别得出其租售比，根据相关标准，对租售比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按区域看，成都市主城区的住房租售比在1:350—1：400之间。从泡沫存在程度来看，城西泡沫最大，租售比最低为1：398.81，接下来依次是城南1：370.38，城东1：357.69与城北1：351.40.根据国际衡量一个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的租售比标准1∶300~1∶200来看，成都市主城区租售比小于衡量标准的下限，也就是买一套房要出租350个月至400个月，才能收回全部投资。这样的租售比说明成都市的房价已经明显高于内在价值，房价已经出现了泡沫，此时的房产投资回报率已经非常低，甚至不及银行定期存款。

从户型看（大、中、小户型），其租售比的范围为1：321.91—1：396.25，根据国际衡量房价合理的指标1：200—1：300来看，其租售比也是偏小，证明各类型（大中小户型）的住宅是存在泡沫的。

其中，小户型的租售比值是相对较大的，泡沫程度最低，主要因为因为在住宅市场中，人们购买小户型最作为投资与保值增值的主要手段，但是小户型住宅的单价与其他类型比没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在住房出租市场中，由于小户型面积小，适应了单身贵族或者青年夫妇的需求，而在房屋出租市场中，主要的消费者就是这两种类型的人，虽然房屋面积较小，但是月租（总价）却不很低，即租金单价还是较高的，这也使其租售比值较大，泡沫相对较小。

中户型与大户型的租售比相当接近，在1:390左右，其泡沫程度相对较高，因为人们一般是以小户型作为投资对象，而大中户型一般是以自住为主，在出租市场上，其需求量与供应量较小户型偏小。再者，一般各种户型房屋出售单价相差不大，但在住房出租市场中，由于大中户型住宅面积相对较大，人们承受的月租水平（总价）有限，所以月租单价相对较小，即出租面积与租金呈一个斜率递减的正相关关系，所以收益回报率相对较低，其租售比小于小户型，泡沫程度较大，投资潜力较小。

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成都住房市场的租售比为1：358—1:399，按照国际上衡量房价合理范围的标准1:200—1;300,成都主城区住房市场是存在泡沫的。

四、结论及建议

从上述分析，成都市主城区住房租售比明显低于合理标准，如果用租金来反算价格，可以得出成都市房价偏高的结论，建议现在居民应该首选租房，特别是刚毕业的年轻人，没有必要为了一套蜗居搭上父母半生积蓄，与自己以后的大半工资，在现在这样的房地产市场下，房价无疑是偏高的，而购买房价极高，租售比极低的资产，相当于购买亏损的资产，得不偿失。

由于房价过高会严重影响房地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因此将房价保持在合理水平上至关重要，以下为几点建议：

首先，引导消费者理性、合理的住房消费。并非所有人都有必要买房，在适应生活理念和经济状况的前提下，应寻求买房和租房之间最佳的平衡。其次，政府应加大力度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一方面缓解住房需求压力，另一方面可以抑制房价。最后，进—步调控住宅租赁市场，使其趋于完善并逐步发展成为房屋销售市场的有力支撑。总之，通过一系列措施使住房租售比回归到合理范围，以期成都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地发展。

[1]徐丹丹,任延芳.关于我国房屋租售比偏高的几点思考[J].现代商业,2008.

[2]廖天飞.从房价收比和住房租售比看房价的合理性[J].福建建筑,2008.

[3]贝乐斯.租售比至关重要[J].商业.2010.

理性与非理性判断 篇3

一、企业会计准则对职业判断力的影响

教育目的是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 本科会计教育主要培养应用型人才更应如此。现行本科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实务处理为主, 理论分析为辅;教学方法是教师孤立地传授单学科的会计专业知识, 学生被动接受, 机械记忆。导致学生过分注重实务操作, 并未真正掌握会计的基本理念和精髓, 更不能站在经济学、管理学的高度理解和掌握会计准则, 影响了职业判断力的培养和提升。

(一) 企业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的影响

企业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规则导向模式, 强调会计准则的规则化、详尽化。但因为力图考虑到所有可能的情况, 详述每种假定情形下恰当的会计处理, 使得任何情况下所适用的会计方法都是确定的。这种准则存在众多的例外事项、界限检验和准则指南, 反而有利于通过形式上将交易和事项设计在界限以内或近似来规避准则。另一种是原则 (目标) 导向模式, 在制定会计准则时, 强调某项业务的会计处理应达到的目标, 反映交易或事项的经济实质而非形式, 这样可以促使财务报告的编制者更加关注会计主体活动的内在性质, 更好体现财务报告的目标和反映会计原则的意图。以原则导向制定的会计准则从会计理论和概念框架出发, 对具体事项的处理仅进行原则性的解释和说明, 尽量减少解释和指南的数量。这种模式要求报表编制者和审计人员按照宽泛的准则处理具体事项时进行大量判断, 并为判断提供充分依据, 要求会计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职业判断水平, 否则会出现会计人员由于不恰当的职业判断导致严重经济后果的情况。因此, 在原则 (目标) 导向制定模式下, 会计人员常困惑于“职业判断”, 使得准则的执行和落实程度不足。

(二) 财务报告目标改变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将财务报告目标定义为, “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 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 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做出经济决策”。这一目标既要求决策有用又要求反映受托责任, 与原准则中将会计信息应当满足国家宏观经济管理需要的首要目标有着显著区别, 顺应了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定位。与此相适应, 在财务报告目标层次下的会计基本假设、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会计要素的定义及其确认、计量原则、财务报告等基本理念和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如为了配合财务报告的目标, 特别强调相关性的质量要求, 关注会计信息的预测价值和反馈价值, 启用了综合的计量模式;“交易观”的收益理念修改为“综合收益观”理念, 所得税费用核算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等。这些改革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准确而熟练地掌握会计和相关学科的理论, 掌握会计准则的基本理念和精髓。

(三) 采用价值为基础计量模式的影响

为了满足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质量要求, 我国会计准则认可了企业对外投资等金融活动的不确定性。在可靠性能够保证的前提下可以采用公允价值、现值等以价值为基础的计量属性, 并做出了多项与风险管理相适应的相关会计处理的规定, 甚至将某些对未来的估计包含在财务报表中。如部分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处理中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多项处理中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应用;存货期末计量时的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法等。这些以价值为基础计量模式的采用, 可以大为增加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 新会计准则体系虽然在上市公司已经实现了平稳过渡和顺利衔接, 但由于新准则体系在不确定性事项处理的改变, 使得会计人员专业理论水平和职业判断力方面受到很大挑战, 出现了类似“新会计准则理解有误, 数家上市公司业绩出错”的现象。

二、基于提升职业判断力的会计本科教学模式教学改革

本科教育是会计人才成长的关键时期。与其他教育阶段相比, 本科教育阶段是人的素质、能力、意志和品格形成的重要时期, 是会计人才各项能力培养的基础阶段。只有本科阶段经过严格训练和良好熏陶的人才, 才更有可能在会计工作岗位上脱颖而出。如何改革教学模式尤其强化理论教学, 使学生具备较高理论水平, 培养和提升职业判断力, 塑造可持续性发展的会计人才, 是本科教学的重要课题。

(一) 完善会计教育目标

会计职业判断是指在面临不确定会计事项的情况下, 会计人员根据会计标准, 充分考虑企业环境, 运用其专业知识、逻辑分析能力和职业经验, 对日常会计事项处理和财务报告编制做出正确估计和决策。在实施原则导向模式的会计准则条件下, 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 直接关系到能否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会计职业判断本身就是专业知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运用, 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是正确进行会计职业判断的前提。会计行业是知识高度密集型的领域, 对本科会计教学提出了很高要求。教育作为一种有目的培养人才的活动, 理应将学生的发展作为宗旨。经济全球化使得会计事务的国际合作日益频繁, 跨国公司的大量进入并呈现本土化经营趋势, 并且随着我国会计、审计准则体系的国际趋同, 使实务界亟需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熟练会计技术和广阔国际视野的会计人才。这为学生提供了宽广的事业发展平台, 同时也对会计教育目标提出更高要求。会计本科教育目标定位是培养具备管理、经济和会计学等方面的知识, 熟练掌握企业会计的决策、管理技能, 使之成为能担负重任的高素质会计管理人才。与前一阶段的会计教育目标相比, 由于本科教育是一定程度的通才教育, 其目标定位是培养会计管理方面的人才, 在能力和知识范围的广度上有所拓展、深度上有所提高。但这种目标定位与达到具有国际视野的, 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高素质会计人才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本科会计教育的目标首先应立足于社会需求的这一基础, 其次要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点来确定。应当注意的是, 大学本科是介于专科生与研究生层次之间的学历教育, 是奠定理论基础、培养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阶段, 既不能定位过高, 也不能仅定位于实务操作层次。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学生素质整体水平下降;而毕业生步入社会时必须具备的理论水平和通用知识, 随着“原则导向”模式的新会计准则的实施、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扩充, 这一“下降”与“扩充”的趋势使得教育目标定位困难。大学本科生源来自于从未接触社会实际的高中毕业生, 在本科教育过程中, 只能是在具备一定专业理论基础和相关知识的前提上, 加强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养成, 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美国会计教育改革委员会对会计教育目标的定义为:学校会计教育的目的不在于训练学生毕业时即成为一名专业人员, 而在于培养未来成为一名专业人员应具有的素质 (汤湘希, 2002) 。结合我国国情和本科教育阶段特点, 可以将会计培养目标表述为: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熟练掌握会计专业技术的综合性应用人才。在这一目标导向下, 应该注重使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以及职业判断能力等高水平的实务处理能力。其中要特别强调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使学生能够在毕业后不断更新学习, 充分理解和掌握快频率、大幅度变化的会计准则, 以适应日益创新和复杂职业判断的需要, 成为可持续性发展的会计人才。

(二) 改革会计教学内容

改革会计教学内容, 是适应新会计准则要求和提高会计人员职业判断力的基础。

(1) 现行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为了应对环境变化对新型会计人才的需要, 达到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目的, 教学内容必须有较大改革。目前, 大学本科课程设置是按会计职能划分为初、中、高级财务会计, 管理会计, 会计信息系统等会计课程。这种课程设置符合会计学知识体系结构, 消除了课程间的重复, 加强了知识的系统性。仅就课程体系来看比较合理, 但就初、中、高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内容看,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过分强调会计实务操作。除个别著名高校的教材外, 大部分本科财务会计教材的内容都是以各会计要素项目的顺序, 依据具体准则的规定, 介绍如何进行实务操作即编制会计分录, 关注的是具体业务的会计处理, 原因在于会计准则中隐含的基本理论并没有得到重视。虽然新准则体系较之以往更加完善, , 但是对于宽泛的规定以及必将涌现的创新事项, 如果不能掌握准则中蕴含的会计基本理念和精髓, 不会举一反三, 仍然会出现会计改革后的教师疲于应付增补教材内容、学生疲于应付更新会计知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二是孤立地传授会计专业知识。会计职业判断是技术性很强的工作, 不仅要具备会计学科扎实的知识, 还要具备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 只有这样才能对复杂且不断更新的交易和事项做出合理、可靠的职业判断。现状却是:会计教学内容安排上仍然强调专业领域的纵向结构, 缺乏跨学科的横向结构。教师在教学中不重视会计与相关学科的交融, 使得学生不能在整个管理学科、经济学科的高度理解、掌握会计准则, 难以具备较高的职业判断力, 这将成为有效贯彻执行新准则的软肋。三是各门会计课程的教学中缺乏职业道德、职业操守教育的内容。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人员素质的重要体现。会计作为特殊的行业, 要求会计人员既要有良好的专业素质, 也具备较强的职业道德水平。只有这样才能诚实守信、客观公正地做出职业判断。现行设置的各门会计课程均未涉及职业道德、职业操守的内容, 因此这方面有待加强。

(2) 会计教学内容改革的对策主要可以采取以下对策:一是教学内容以理论为导向, 注重学习能力的培养。正如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有“规则导向”和“原则导向”之分一样, 会计教学内容也有以实务为导向和以理论为导向之分。“原则导向”制定的准则要求会计人员有较高的职业判断力, 特别是面对不确定性的交易或事项时会计处理方法的灵活性大, 可在备选政策或方法中选择。在这种形势下, 会计教学不能再以传授知识为导向而应以理论为导向, 注重会计理论教学, 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理论基础扎实、较强分析判断力的会计人才。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来看, 会计人员中本科毕业生将占更大比例, 因此必须充分利用本科阶段系统的课程设置、紧凑的教学节奏等其他教学层次不具备的优势, 将原来在研究生层次才有较多涉及的会计理论, 适当安排到本科教学当中, 由浅入深地结合会计实务加以介绍, 将讲授的重点由实务处理转到对理论的阐释。在现行课程设置基本不变的前提下, 教学内容应适当借鉴西方会计教材内容, 注重阐释会计事项的内在联系、本质和定义, 侧重于研究指导会计实务操作的理论思想而非会计实务本身, 使学生“知其然, 更知其所以然”。新会计准则模式下, 以理论教学为主、辅之以实务处理的教学方式是完全可行的。首先, 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已充分考虑会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 其内涵包括了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四个部分, 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内涵多了“记录”环节, 即应用指南的附录———会计科目及其科目的解释, 其中详细地规范了科目设置及其如何使用。通过引导学生学会使用附录这一工具, 解决实务处理的问题, 让学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掌握基本理念。只有会计理论基础扎实, 才能领会和掌握会计准则的目的和精髓,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应变能力, 才能对纷繁复杂的会计现象具有较高的职业判断力, 这是“授人以渔”的教学方法。其次, 通过校内外实习进行实务技能训练。校内实习是逐层递进的, 包括初级会计课程后单课程的手工模拟实习、中级会计和会计电算化课程后的多课程综合模拟实习, 甚至还有综合多学科的ERP (企业资源计划) 实习。各个学习阶段、各种模拟环境下对实务处理的学习, 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参与热情, 能够将学生引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情境中, 使所学理论与实际存在的问题相关联, 对培养和提升学生职业判断力、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有极大益处。二是教学内容注重学科间渗透、协作。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会计行业已成为知识高度密集型的领域。高素质会计人才不仅要精通会计专业理论和信息技术, 还要熟悉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财税学及国际贸易等方面的理论和实务, 本专业和相关知识掌握的程度直接影响着职业判断能力。传统的会计教育只是要求学生掌握会计知识和技能, 忽视相关学科理论的渗透和综合素质的培养, 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 传统会计教育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单一, 知识面狭窄, 应变和创新能力匾乏, 职业判断能力弱等缺陷已经显露, 难以适应国际化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与传统会计教育模式强调专业领域的纵向结构、缺乏跨学科的横向结构, 过分偏重在单一学科领域中培养人才的教育模式有很大关系。如何实现教学内容学科间的渗透与协作是会计教学内容面临的另一重要课题, 。会计学科虽然是专业性很强的学科, 但受客观环境影响会涉及其他学科许多理论, 如经济学的综合收益理论、金融学的资本市场运行理论以及国际商法规范等。特别是会计学隶属于管理学学科, 其理论发展必然受到整个管理学科发展的影响。虽然目前本科层次已经开设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课程, 但由于只是孤立地讲授课, 并没有很好地注重其间的理论关系、逻辑关系, 学生并不能运用于指导会计理论或者实务处理。因此, 会计专业的教师应理顺各相关学科的有机联系, 对学生进行引导, 使会计教学的理论导向能够真正到位, 使学生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学习会计, 达到以理论为导向培养会计人才的教学目的等。三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是完善会计职业判断的有效保障。会计职业判断既是技术性的工作, 也是主观性很强的活动, 其过程始终蕴含着可靠性与相关性、利益驱动与公允列报等多种矛盾的博弈, 其结果不仅受限于会计人员专业水平的高低, 还会受到个人价值观、职业道德水平的制约。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的对策是:首先, 树立会计职业判断的意识。会计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树立学生职业判断的意识, 培养会计职业判断的思维习惯, 摒弃原来遇到问题直接从有关规定中寻找具体处理方法的习惯。在学习专业知识内容时, 结合涉及到的备选政策、方法等加以介绍, 让学生做出判断、决策, 用不同的判断结果证明职业判断给各相关利益人所带来的影响, 使学生明确会计职业判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意识的树立是正确运用职业判断和提高职业判断能力的前提条件。其次, 结合专业知识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是否具有高尚的价值观是职业判断的重要影响因素。会计是一项特殊的职业, 遵守职业道德是会计人员上岗的必备条件, 会计专业的学生是会计准则的未来贯彻和执行者, 但目前本科会计教学中没有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会计教育不能只是传授专业知识的教育, 还应包含相关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和人的其他道德品质一样, 不可能自动养成, 必须加以具体启发和引导, 进行在校和后续持久的宣传和教育。因此既要系统讲解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内容, 也要分散地在实务处理或案例中, 在启发引导, 分析专业技术的同时, 还要分析实际操作者的心理动机和职业操守等问题。虽然本科生设置公共的“思想品德”课程, 但是学生反映如果和会计专业知识结合起来讲解, 会有更大的收益和学习积极性。

(3) 两种有效的配合方法经过实践, 笔者采用了课堂教师利用热点案例引导、组织和讲解基本理论, 学生充分应用多媒体教学的资源的方法, 对培养锻炼学生职业判断能力取到了较好效果, 受到学生的欢迎。具体来讲:一是以会计热点问题的研究为切入点, 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理论。如以出口企业和对反倾销、企业所得税、金融资产、企业合并和财务报表的等热点问题为切入点, 在相关基本理念的基础上, 结合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本质趋同的新准则规定, 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理论, 在一定会计理论水平的基础上发挥准确、正确的职业判断。以实际问题——理论分析——职业判断——处理实务的模式引导学生学习, 改变目前“实务处理为主, 理论分析为辅”的教学模式。在此模式下, 教师的职责是引导、组织以及相关理论疑难点的讲解, 学生在做好预习的前提下, 以案例分析、分组讨论、总结发言或者课程论文的方式进行学习。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在分析判断、语言表达和文字综合等方面得到训练和培养, 对其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和提升起到很好作用。二是在学校的教学管理大平台上, 建立企业会计准则自主学习网络课程, 训练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课程中包含大量会计理论的介绍、新准则体系、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经济热点问题的案例以及“四大”会计公司研究报告等等扩展资源, 使学生在课外可以通过自主学习掌握新准则的精髓和理念以及具体操作规定, 了解我国会计国际化的进程, 适应我国会计改革完善的需要, 提高自主学习的能力, 这一特殊教学方式的开展对可持续性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可以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摘要：随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国际趋同和执行, 对会计事项尤其是创新型的事项, 会计处理的技术难度系数加大、会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加大, 要求会计人员必须具备较强的职业判断力。本文认为, 本科会计教育必须顺时应势地进行改革, 要完善教育目标, 加强理论教学, 改变以往“重实务、轻理论”的教学模式。

关键词：新准则体系,职业判断力,本科会计教学,会计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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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敏:《会计教育改革与发展》, 《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4]刘玉廷:《对我国高级会计人才职业能力与评价机制的探讨》, 《会计研究》2004年第6期。

[5]玛丽.E.巴斯:《将对未来的估计包含在今天的财务报表中》, 《会计研究》2007年第9期。

相依的理性与反理性 篇4

————————共存的理性与反理性

理性主义一词其实是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而逐渐进入辞海中的，它是建立在承认人类的推理可以作为知识来源的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哲学方法，本质上是体现资本主义的科学与民主。反理性主义一词顾名思义就是无一切传统，科学束缚，提出看似不着边际但无限人们内心深处的一种爆发性的叛逆与幻想，我个人认为反理性主义也可叫幻想主义，超现实主义等。

反理性主义固然是对人类天性的展示，一览无遗，可是漫无边际的幻想与不实际，随着权力的膨胀而散发出的另一支派——野性，动物的本能得不到控制，就例如二战时期的纳粹德国，那些毫无束缚的欲望，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遭遇。

因此，我觉得反理性主义的发展的必要前提，必定是在一个理性主义横行的时代背景下，才能孕育而生，得到控制发展的思想主义，反理性主义。尼古拉斯·佩夫斯纳爵士将丹尼斯·夏普的理性主义者和詹姆斯·理查兹的反理性主义者两书，合并成一本摘录几十篇有着矛盾偏激的论文，以单纯真实的照片，带来给人们在建筑学上产生的一切冲击与矛盾。《反理性主义者》一书认为现代主义运动那种拘谨严肃的理性正在消亡。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和詹姆斯·理查兹认为新一代建筑师正在转向多彩多姿、可塑性和个性化，而开始抗争工业化社会现象，即五六十年代起在城市中占主导地位的由玻璃和钢材料构造的高楼大厦。与之相反，丹尼斯·夏普审阅支持《理性主义者》一书相反观点的有关论述，重点收集了这个时代最受尊重的建筑评论家的文章。新时代的建筑已经在全世界高奏凯歌。但是它还是遭到了激烈的和阴险的反对。它推翻了太多的偏见，扰乱了太多的既得利益。整个国家都被商业的拥塞和建筑师们所支配——建筑师采用的是过时的技术，于是发现不可能满足新的客户需求。可是在没有理性主义的束缚，任由反理性主义建筑的不停出现，没有任何制约，社会结构就将会混乱，经济危机四伏，可能这与现代教育培养的无限想象力背道而驰，反而，太过理性也是一个极端的体现，人们就像机械一样活在世上，没有乐趣、没有色彩、没有活力。我们本身就是矛盾的存在，矛盾的夹缝中孕育出我们，就像这本书的书名一样，矛盾的存在却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惊喜，所以理性与反理性是共存的，缺一不可。

学校老师极度地为其学生的好奇心、不加思考的提问，以及他们压抑不住的热情而担惊受怕。教学生活对多数学校的大部分教书匠们来说不再是开玩笑的了。现代建筑的广阔未来——建筑毕竟是一种新文明的设备，将不得不同各种既得利益掺和在一起。对新建筑来说生活才刚刚开始，而且在它前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现代建筑领域里人们也犯了许多错误，特别是那些把现代人的房子想像成肥皂盒的年轻人们。但是所有这些错误里最大的损害是由那些剽窃模仿者干下的，他们只抓住了现代建筑的表面现象并且只是把它们应用到相同的旧模式上。如果说任务还没有完成的话，那这就是权威们的责任——要去认识到世界是在发展的，并且最终，建筑作为一个时代的表现必须要超前。必须给建筑提供所需的机会来进行应用实验。这是矛盾的天平太过于理性主义，势在必行地要向反理性主义倾斜。

理性建筑，这个概念是由罗西提出的，理性建筑建基于文艺复兴时期开明的古典主义与经典现代建筑的理性建筑理论上，并以对城市形式与建筑类型之间关系进行探讨的那些作品为基础，将建筑理解为一门独特的学科，认为这门学科自身带有广泛的客观法则性，因此也带有独特形式的根据。这些法则性，能够通过对城市和建筑类型的研究被揭示出来。城市原本可同时被理解为历史地点，理解为艺术产品，它是通过历史事件的沉积物铸成的。建筑类型被定义为一种历史性不可变的、不再继续简化的建筑原始部件，它与人类的生活以及建筑物的生产和经营条件紧密相关，并经数百年以上的交替变化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的建筑艺术必须从属于城市法则并使用流传的建筑类型，这些类型显然能够创造性地作出新的解释和独立地相互组合。在一种反映了理论和政治需要的试验中，应该消除这种人类和建筑之间的异化：同时要抛弃在有利于严肃理解的形式主义情况下的那种功能主义原则，这种形式主义，反对分工生产的法则，并试图重新实现其所追求的统一。所以，理性主义之中，必须把形式主义剔除，一味追求形式，而忽略了作为使用者，不管是人还是其他的动物物体等，但主体，空间分割都要符合科学，对得起建筑这门学科。

建筑这门学科的发展其实并不是基于那些反理性主义建筑师的作品或理论上建立的，而是基于对空间的运用娴熟的至今人享有盛誉的大师们，柯布西耶，阿尔瓦阿尔托等，他们对新建筑的影响更是世界公认的，把我空间，使用舒适度，在对外表形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这才是理性主义者

应具备的素质，这才是我个人刚认为的反理性主义必须是在理性主义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但并不否认，西班牙的高迪（这本书里居然没有提到），他是一位世界公认的大师，他将自己的一生，自己的全部，都奉献给了他自己的想象力之中，从来没有正规图纸的设计，非主流的设计，都成就了他传奇的一生，巴塞罗那，可是说是他的城市，就好比篮球巨星乔丹，芝加哥就是他的那样，绝对有资本狂妄。但高迪在幻想变成现实的同时，他并没有对理性的摒弃，有机流线的设计，空间感都符合人类使用，他的理性认为大自然的天然是最符合人类舒适度的。由此他并非毫无根据地去发挥他那天才般的想象力，还是有理性作为基础的竭尽他的智慧。高迪，伟大的建筑大师，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反理性主义者，而我却认为他也是一位伟大的理性主义者。

阿尔瓦阿尔托也是如此，被印在芬兰50马克纸币上的建筑大师，芬兰国宝级建筑大师，为他的祖国呈上了无数经典作品，首都赫尔辛基的阿尔托大学理工学院校区就是他的整体规划作品，芬兰大厦、卡雷住宅、帕米欧结核病疗养院等伟大作品，他的作品与设计手稿，无不体现出他是一位“以人为本”的建筑师。帕米欧结核病疗养院，从大面积的天窗，到病人使用的洗脸盆，都是他进行设计的，考虑自然的因素，将建筑融入自然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美丽大方的外立面形式和造型，在确保使用者舒适度的提前下，结合的非常巧妙，虽然新建筑的重复形式体现出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建筑师，如芬兰大厦下面的重复开窗，但还是芬兰大厦犹如冰山般的尖顶，暗示着芬兰这个地球北端的国家以及阿尔托的想象力，内部是一个剧院的使用环境，没有觉得他也是一位充满着想象力的建筑大师吗？

理性主义者与反理性主义者看似矛盾却并不矛盾，它们相辅相成，在世界各地的建筑群之中，都有他们的存在。两者之间的碰撞教育下，产生的矛盾理论，正是现代教育中应该被推崇的一条重要的教育理论，建筑学这门课，也一直处于是理工科还是艺术科这两者之间徘徊，要有科学系统地去研究使用者的一切数据，但外形必须是充满艺术感的美学。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离不开这组矛盾体了，无论是工业设计，小到商品，大到建筑，都是如此。在此篇文章中，是没有喜欢理性还是反理性的，重要的是，将它们有效的结合才是我们这篇文章带给大家重要的课题吧。

学号：104091B118

理性与非理性判断 篇5

一、标准金融学的投资决策理论

标准金融学的投资决策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MPT)、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套利定价模型(APT)和期权定价模型(OPM)等。马柯维茨资产组合理论是经典投资决策理论的基础。

马柯维茨最早同时采用资产的期望收益率和以方差代表的风险来研究资产的选择和组合问题，建立了资产组合模型。与其它经济模型一样，资产组合模型建立在一系列假定之上，这些假定主要有：(1)证券市场是完全有效的；(2)证券投资者都是理性的；(3)证券的收益率为随机变量，其性质由均值和方差来描述；(4)证券的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5)每种资产可以无限划分；(6)无税收及交易成本等。

马柯维茨资产组合模型以方差作为风险度量的方法。方差具有良好的数学特性，在用方差度量金融和资产组合的总风险时，组合的方差可以分解为组合中单个资产收益的方差和各个资产收益之间的协方差，这是马柯维茨资产组合模型在技术上可行的基础。但当资产数目n较大时，模型的计算十分困难，不仅需要计算n个方差和n(n+1)／2个协方差，而且当协方差计算完后，还要解决由方差矩阵产生的二次规划问题。此外，该模型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假设基础之上的，这些假设与现实相差很大。

在马柯维茨之后，托宾、夏普、林特纳、莫辛、罗斯等人对资产组合理论进行了拓展，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理论。

资本资产定价问题由美国三位经济学家威廉·夏普、约翰·林特纳和简·莫辛在各自对资本市场研究的基础上共同提出，并发展成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简称CAPM)，它与马柯维茨的现代证券投资组合理论有着极其紧密的关系。马柯维茨的证券组合理论表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应该从自身的偏好出发，结合衡量收益和风险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所组成的有效集，对证券组合的最优资产结构进行选择。CAPM正是在马柯维茨的证券组合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如果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人人都根据马柯维茨的证券组合理论进行投资决策。那么资本这种资产的价格将由什么决定以及如何决定。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最终用资本市场线(CML)和证券市场线(SML)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解释。

套利定价理论(简称Am3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斯于1976年首先提出，它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来研究和说明风险资产的均衡定价问题。与CAPM一样，套利定价理论是以完全竞争和有效资本市场为前提。分析和探讨风险资产的收益发生过程。但APT假定收益是由一个因素模型所产生，因而，不用对投资者偏好做出较强的假定，仅仅要求投资者是一个偏好拥有财富多多益善者即可。比较而言，APT较之CAPM在内涵和实用性上更具广泛意义。但在理论的严密性上却相对不足。

总之，标准金融学的投资决策理论通过以马柯维茨、夏普等为首的众多经济学家的努力，在基本概念的创新、理论体系的完善、重要结论的实证和理论应用的拓展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二、行为金融学的投资决策理论

行为金融学的投资决策理论主要有期望理论、行为组合理论、BSV模型、DHS模型、HS模型等。

期望理论是Kahnenman和Tversky于1979年提出的，他们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他们也不总是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对不同选择可能产生的结果的计算和比较，是通过对价值乘以决策权值(由价值函数给出)而非概率来进行的。也就是说，行为投资者并非根据绝对收入规模，而是根据初始参考点的收入或财富的比较来判断投资的收益与风险并进行投资决策的。在损失时投资者是风险偏好的，而在盈利时则是风险规避的。

行为组合理论是Meir Statman和Hersh Shetim于2000年提出的。它针对均值——方差方法以及以其为基础的投资决策行为分析理论的缺陷，从投资人的最优投资决策，实际上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心理选择的事实出发，确立了以预期财富和安全质量来进行组合投资选择的方法根基，以此来研究投资者的最优投资决策行为。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IM)进行了扩展，提出了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在BAPM中，投资者被分为两类：信息交易者和噪声交易者。信息交易者严格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行事，他们不受认知偏差的影响，只关注组合的均值和方差；噪声交易者则会犯各种认知偏差的错误，并没有严格的对均值方差的偏好。两类交易者相互影响，共同决定资产价格。证券的预期收益是由其“行为β”决定的，B是均值方差有效组合的切线的斜率。这里的均值方差有效组合并不等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的市场组合，因为现在的证券价格受到噪声交易者的影响。另外，BAPM还对在噪声交易者存在条件下的市场组合回报的分布、风险溢价、期限结构、期权定价等进行了全面研究。

BSV模型(Barberis，Shleiferand Vishny，1996)认为，人们进行投资决策时存在两种偏差：一种是相似性偏差，即投资者过分重视近期数据的变化模式。而对产生这些数据的总体特征重视不够。这会造成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过度，认为近期股价的变化反映了其未来变化的趋势，从而错误地对价格变化进行外推。另一种是保守性偏差，投资者不能及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期模型。这会造成投资者对新信息反应不足，认为股价收益的变化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投资者未能根据收益的变化调整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而是当后来的实际收益与先前的预期收益不符时才进行调整。投资者在相似性偏差和保守性偏差之间的状态转移遵循贝叶斯法则。

DHS模型fDaniel，Hirsheifer and Subramanyam，1998)将投资者分为有信息和无信息两类。该模型中投资者被认为存在私人信息偏差，即投资者会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过度自信，若私人信息是积极的，过度自信的投资者会将股价推高到一个远离其基本面的价格，而未来的公开信息将逐步使股价回归。假定公开信息以一种非线形的自我归因偏差方式影响投资者的私人信心，则投资者会变得更加自信。

HS模型(Hongand Steinl999)又称统一理论模型funified theorymodel)。HS将投资者分为“观察消息者”和“动量交易者”，在此假设下，HS将反映不足和过度反应统一归结为关于基本价值信息的逐渐

扩散，最初由于“观察信息者”对私人信息反映不足的倾向，使得“动量交易者”力图通过套利策略来利用这一点，而这样做的结果恰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反应。因为动量交易者认为近期股价的上涨暗含着利好的私人信息在市场中传播，但他们无法估计传播的程度，从而导致过度反映。

三、两种投资决策理论的比较

通过对上面两种投资决策理论比较发现，两种理论最基本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假设条件的不同，由不同的假设条件推导出不同投资决策方法。

标准金融学投资决策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理性人”假设，基于“理性人”假设又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设。标准金融理论将人的理性完全抽象化，把行为人设定为完全意义上的“理性人”，即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运用理性进行成本和收益比较而做出对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决策。这一前提抽象掉了行为主体对事件的认知局限以及信息、环境等不确定性因素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所以，以完全理性假设构建的标准金融理论不能全面而有效的解释人类的选择行为。20世纪80年代，金融市场上存在大量与“理性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相悖的异象：股票长期投资的收益溢价；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与股价泡沫；股价对于市场信息反应过度或反应不足等。这些现象都证明了经典投资决策理论存在缺陷。

行为金融学投资决策理论包含两个基本假设：一是至少一部分投资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经常犯认知错误)；二是标准金融学中的理性投资人不能满足非理性的资产需求，这意味着资产的价格由理性的投资需求和非理性的投资需求共同决定。行为金融学的投资决策理论以有限理性为分析前提，突出人的认知局限性以及信息、环境的不确定性对行为选择的作用。克尼曼等人通过认知心理学实验，认为人的行为选择并不像传统经济学所分析的那样存在着“偏好一致性”的经验规则，“行为最大化”也不是在任何场合都起作用，而是存在着一系列与传统经济分析不符但却影响人们选择的事实，如相似性偏差、可利用性偏差、依附性偏差、锚定效应、从众行为等。人们通常对不遵循数理金融学意义上的最优模型进行决策，即相对于标准金融学而言的有限理性。构成了行为金融学投资决策理论的基础。

行为金融学投资决策理论对原有的理性框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人的角度来解释市场行为，充分考虑了市场参与者心理因素的作用。为人们理解金融市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是第一个较为系统地对效率市场假说和标准金融理论提出挑战并能够有效地解释市场异常行为的理论。行为金融理论以心理学对人类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以人们的实际决策心理为出发点，讨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它注重投资者决策心理的多样性，突破了传统金融理论只注重最优决策模型，简单地认为理性投资决策模型就是决定证券市场价格变化的实际投资决策模型的假设，使人们对金融市场投资者行为的研究由“应该怎么做决策”转变到“实际是怎样做决策”，研究更接近实际。然而，行为金融学的投资决策理论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步阶段，还没有经过全面系统的检验。当前理论只局限在用投资者固定的行为偏差去解释各种异常现象，缺少能直接应用于实际投资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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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职业判断选择缺失的理性思考 篇6

一、会计职业判断标准应与国际会计准则相适应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环境中蕴藏着许多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因素,瞬息万变的经济形态和日益创新的经济活动方式的出现,会计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会计传统模式的转变,使得会计职业选择的性质与标准都在经历着革新,其标准需要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不断修正,以适应新经济业务的需要。同时,新会计准则也赋予了会计人员较大的会计职业判断空间,鼓励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已成为会计发展的趋势,这也就是会计职业判断的创新性。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对会计工作的要求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会计人员仍然停留在会计核算的初级阶段,一方面按照会计准则条文生搬硬套,没有将新会计准则与经济形态的变化结合起来;另一方面只是机械地照搬以往的经验,不注重对新情况的分析,会计人员会计职业判断的创新性明显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会计职业界对会计职业判断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会计职业判断研究及相应判断标准的建立在我国尚不够成熟。探索一种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职业判断方式和判断标准是理论界应该积极探讨的问题。虽然最近几年也有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研究会计职业判断,但大多只停留在对其概念、特点的分析上,会计职业判断方式和判断标准研究却很少,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理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会计职业判断尽管从表面上看是会计人员对本企业会计事项处理和财务报表编制所应采取的原则、方法等程序,但实质上,会计在进行职业判断时,已不是纯粹的技术角度,有很多“客观中立性”与“经济影响性”的因素。会计职业判断贯穿于会计活动的全过程,涉及会计原则选择、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算的方法选择等方面,必须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经验、知识水平和实际驾驭能力等。从会计标准体系的发展看,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将随着经济活动的日异发展而拓展,会计原则只能提供备选方案,以规则为基础制定的会计标准最终会被以原则为导向的国际会计准则所代替,应建立与国际会计准则相适应的会计职业判断标准,作为判断会计人员职业操守的重要依据。并在严格遵守《会计法》的基础上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会计标准体系,及时修订和废止不相容的配套法律法规,更好地指导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

二、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有待提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对会计工作的要求越来越高,对高素质会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高素质会计人员的匮乏也将成为制约我国会计发展的一大阻碍。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理论素养和高超的实践技能,同时还必须具备准确的职业判断能力,而会计人员职业判断力的形成,除了具备一定的专业基础知识和不断吸收新知识外,还要通过在实际工作中不断的训练、长期的积累才能形成。

目前,我国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有待提高,根本原因一方面是从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会计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职业教育缺乏系统性和延续性,从业人员不善于用职业分析和职业判断的方法去思考、处理复杂的会计业务,对会计事项缺乏职业敏感;另一方面是会计职业经验缺乏传承。

新会计准则主要是对会计工作提供指导性意见,对某些经济事项只能提供一些会计方法供会计人员选择。新会计准则中增加了许多职业判断的内容,如资产减值准备、收入确认、或有事项、非货币性交易、债务重组、会计政策与会计估计等,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应该具有高超和敏锐的职业判断能力。会计人员职业判断应具备比较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完善的社会知识,注重理论思考,熟悉企业的经营活动和业务流程,参与企业管理,保持职业敏感,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会计人员职业诚信教育明显缺失

诚信教育是会计从业人员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会计准则赋予会计人员的灵活性越大,就越需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循会计职业道德是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的前提,是会计人员客观、公正、合理地处理各方面经济利益关系的要求。然而,目前仍有少数企业管理者为了实现个人目标或集团目标,刻意虚构业绩,授命会计人员任意调节利润,不顾投资者、债权人的利益,粉饰会计报表。会计人员职业岗位的从属性直接导致了会计人员道德的从属性,他们要面对自身的利益,还有企业、股东、企业高管人员、政府、社会公众以及本行业的利益。一些会计人员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当企业的利益与外部相关人员的利益出现分离时,会计人员需要在利益驱动和职业道德间做出选择,无原则地依附企业领导,利用会计制度的缺陷或会计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操纵利润,损害国家和股东的利益,这是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缺失,也是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缺失,更是会计职业诚信教育的严重缺失。

解决会计人员职业诚信教育的缺失,一方面可以采用完善诚信评优和表彰制度,建立利益导向机制,鼓励会计人员提高诚信意识;另一方面建立和健全会计职业判断道德风险防范体系,完善企业内部约束和外部监管机制,努力提高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弥补会计人员职业诚信教育的缺失。对违背道德操守的会计人员建立惩戒机制,使违背职业道德的风险、责任大大超过预期报酬,从根本上遏制从业人员的投机想法。

四、会计人员缺乏参与决策的积极性

会计职业判断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企业财务管理决策参与性,从整个会计行业来看,会计职业判断应该包括所有与会计人员的选择、判断和认定相关的活动;从每个独立的会计主体来看,会计职业判断应该包括会计人员对该会计主体的业务事项所做的判断和财务活动的积极参与。会计的决策职能是为达到特定的目标,企业所进行的各种可行方案的比较、选择和决断过程,它需要以多方面的可靠的信息为依据,由会计人员通过分析、研究、判断进行取舍,直接影响财务管理。会计人员职业判断可以为企业的预测决策提供可靠的参考信息,直接表现在通过会计预测、会计计划、会计控制、会计检查、会计分析等决策行为影响和帮助企业财务管理活动,为管理决策和其他经营决策服务,以提高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效益。

会计职业判断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准确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价值的会计信息。会计人员面对那么多不确定的业务,要对每一项都分析其对会计信息使用者决策的影响程度,显然不太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如果每一个会计人员都能够正确运用职业判断,必然能够降低决策成本。然而,目前我国会计人员在职业判断过程中却缺乏参与企业决策管理积极性,根本原因是会计人员地位仍须提高。《会计法》强化了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真实性、完整性负责的责任制,无疑提高了会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自觉抵制会计违法行为的能力。企业通过提高财务人员的管理职权来影响财务活动,使财务人员参与业务管理、资金管理。建立财务负责人参加例会的制度,使会计人员参与公司经营决策,沟通情况。加强对财务负责人的指导与监督,鼓励会计人员积极参与决策管理。

此外,公司治理结构不利于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要求;会计事项的日益复杂和模糊扩大了会计人员职业判断难度;会计法规体系无法保证会计职业判断行为有效实施;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能力不适应会计环境的变化等也都是会计职业判断选择缺失的原因。应当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职业培训,以各种方式不断掌握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综合素质,在新会计准则体系基础上提高会计理念、体系结构以及具体内容上的创新,熟悉现代化的会计处理手段,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

理性与非理性判断 篇7

2006年2月我国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 在新准则体系中大量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引入不仅对会计实务工作者的专业素养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而且也给注册会计师审计职业判断带来了巨大的挑战。2008年全球爆发的金融危机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争论, 也进一步反映了社会公众的审计需求与审计职业界目标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增大。而造成这种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审计人员在审计职业判断能力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会计理论界对会计目标的理解有两种主要的观点: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按照决策有用的观点, 财务报告的目标在于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 会计信息的质量不仅要考虑可靠性, 更要考虑相关性。和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相比,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能较好的实现这一目标。因此,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会计准则中都大量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在我国2006年发布的新会计准则体系中, 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被大量引入, 其中涉及公允价值计量的准则共有17项。公允价值在我国具体会计准则中的应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具体会计准则中部分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如应收账款、存货、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及持有至到期投资等。另一类是全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如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和生物资产等。我国在新会计准则中引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时也充分考虑了我国的国情, 对公允价值使用的条件进行了较为严格的限制。

二、人的有限理性与审计职业判断

(一) 审计人员因素导致的审计判断的有限理性

审计工作中审计人员既要考虑成本效益原则, 在自身经济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同时又受到专业胜任能力和信息方面的制约。因此, 审计人员在判断过程中总是有限理性的。审计人员的有限理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胜任能力。一般认为, 审计人员要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 必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 并且还要不断地接受后续教育。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可分为通用型专业能力和专用型专业能力两大类。通用型专业能力是指进入审计行业所须具备的有关会计、审计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经验和技能。而专用型专业能力则是与特定审计人员紧密相关的那部分知识和技能, 它大多是通过对审计人员的专门培训形成的。由于审计工作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 很多技能和经验需要审计人员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锻炼和思考才能够形成, 而正规的学校教育只能让审计人员学会从事审计工作应具备的基本的专业知识, 了解审计的基本工作环节, 而不可能把审计工作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形都涉及到。会计、审计准则也只能作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具体适用情况需要审计人员根据经验做出职业判断, 而这些技能是需要在长期的审计工作中逐步培养起来的。而且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 相关的法规内容会作出修订, 会计、审计准则也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 原有在学校掌握的专业知识就会变得陈旧, 需要及时的更新。当审计过程中面临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而审计人员原有的知识和经验又无法解决时, 专业知识和胜任能力的有限性就显现出来了。

(2) 审计人员自身的职业道德水平。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 审计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 而这些因素又是不可观察的。而作为审计信息使用者的社会公众, 既缺乏足够的专业能力对审计质量进行判断, 又不可能花费高昂的成本对审计质量的高低进行鉴定。因此, 审计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计师的自律, 与其职业道德水平高低有很大的关系。然而, 注册会计师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也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需要, 包括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需求, 这就决定了注册会计师也会有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动机。注册会计师在开展审计业务时, 当面对竞争对手的业务竞争、自我生存的经济压力等因素的影响时, 有时会丧失独立性, 在进行职业判断时做出一些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违背职业道德的选择。

(二) 审计职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审计判断的有限理性

审计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审计职业判断的有限理性。具体来说可以将审计职业环境分为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两个方面。

(1) 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审计判断的有限理性。经济环境是复杂多变的, 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中, 新的、复杂的经济业务层出不穷, 会计、审计准则也由于经济业务的复杂和新兴业务的不断涌现而变得日趋复杂, 这也使得审计人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如衍生金融工具等业务的出现就给审计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对衍生金融工具公允价值的计量一直是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的核心问题, 由于衍生金融工具业务本身极其复杂, 而且长期游离于表外, 如何确定金融衍生产品公允价值是摆在审计人员面前的一个难题。而且有些金融衍生产品需要通过估值技术来确定其公允价值, 那么在估值的过程中估值模型的选取是否恰当、参数的设定是否合理、数据库中累积的样本数量是否充足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审计人员的判断。电子商务的出现同样也对审计人员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电子商务环境下, 包括收入的确认以及成本、费用与收入的配比等业务都和传统的经济业务有很大的不同。而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相关法规的不完善, 使得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交易更多的需要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因此, 由于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新的经济业务层出不穷, 不仅导致审计过程中职业判断数量的增加, 而且也提高了审计职业判断的难度。然而, 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和层出不穷的经济业务, 审计人员的知识和能力不可能一夜暴增, 在审计人员的知识和能力无法短时间内作出巨大改变的情况下, 审计人员作出的职业判断只能是有限理性的。

(2) 法律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的审计判断的有限理性。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审计法规是审计人员在开展相关审计业务活动时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 是审计人员进行审计职业判断的依据。审计法规的相关规定越具体, 审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的依据就越充分、明晰, 审计判断的随意性就越小。然而, 法规总是存在滞后性和不同部门制定的法规不统一等问题, 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在面对具体的审计业务时要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判断, 尽可能的保证审计质量。而且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层出不穷的经济业务, 法规有时也会出现空白, 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在审计过程中, 当面对法规没有规范的新情况、新问题时, 由于无章可循, 势必造成判断标准的不统一和判断结果的多样性, 也是导致审计人员作出有限理性判断的原因之一。

(三) 审计职业判断本身的复杂性导致审计判断的有限理性

审计职业判断是一个基于经验和学识的复杂的判断过程, 审计职业判断的复杂性是由判断过程的复杂性、判断内容的复杂性和判断标准的不确定性所决定的。从判断过程来看, 审计人员一方面要受到外在环境因素影响, 另一方面还要受到自身专业知识、技能、经验、性格、习惯等内在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并不稳定, 随时在发生变化。因此, 审计职业判断是外因和内因交互作用下的一个动态的复杂心理过程。从审计判断的内容看, 审计判断贯穿于审计工作的各个环节, 包括审计的计划阶段、实施阶段和报告阶段。审计判断的内容既有传统业务又有新兴业务, 既有有章可循的也有法律没有进行规范的, 业务程度的复杂程度和信息、证据的可获得性也难易不同, 对审计人员的职业判断提出了很高的技术要求。从审计判断的标准来看, 一方面会计准则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给会计人员很大的可选择性, 也为管理当局进行盈余管理留有很大的空间, 加大了审计人员的审计风险。这就要求审计人员不仅要对经济业务适用会计准则的恰当性做出准确的判定, 还要对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可能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作出判断。另一方面, 审计准则作为审计人员开展审计业务的行为规范, 只是为职业判断提供了基本框架, 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审计准则。有时审计工作会面临找不到明确的参照标准和判断依据的问题, 这时只能依靠审计人员的执业经验和判断力来进行决策, 作出的选择也只能是有限理性的。

三、公允价值的运用对审计职业判断提出新要求

(一) 增加审计职业判断难度

首先, 公允价值定义本身的局限性影响了审计人员对公允价值的职业判断。我国公允价值定义中的的交易主体是指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 而非市场参与者, 在交易双方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下, 无法保证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给注册会计师职业判断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其次, 公允价值理念的指导思想是熟悉情况的市场交易双方在公平交易的条件下所自愿接受的价格。对于存在活跃市场的, 可以参照市场价格, 而对于缺乏活跃市场的, 只能通过估值技术来确定。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 审计人员可以通过查阅直接的原始凭证获取审计证据。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 在缺乏明确市价的情况下, 公允价值的确定涉及到大量的专业判断, 交易的价格、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等都具有不确定性, 而且不同的会计人员判断的结果也会有所差异。因此, 对于事后的审计人员来说, 事过境迁, 增加了审计人员获取审计证据的难度, 加大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A ICPA) 曾经指出, 在可观察的市场价格不可得的情况下, 公允价值计量是固有不精确的。因此, 注册会计师在通过审计程序对被审计单位的公允价值进行测试、复核时, 得出的结果可能会与被审计单位的结果有所出入。

另外, 由于受到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等方面的限制, 公允价值的确定有时不得不通过聘请外部专家来完成。公允价值最终确定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专家的专业水准和职业素养高低, 而注册会计师则需要对外部专家提供的结果作出再判断, 这无疑增加了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难度。

(二) 提高审计人员专业胜任能力要求

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 是指审计人员处理审计事务的能力, 是注册会计师发现财务报告披露是否公允、是否存在重大错报、漏报的能力。从外部环境分析, 公允价值的确定受市场环境的影响, 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从技术层面分析, 由于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涉及到大量的假设, 对于不存在活跃市场的, 确定公允价值还需采用估值技术。这就对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审计人员不仅要具备传统的审计专业知识和技能, 还要具备金融、资产评估、工程、电子商务、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同时, 审计人员还要不断地接受职业后续教育, 更新知识结构,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有关法律、法规的变化。

(三) 提高审计人员职业道德素养水准

公允价值的运用之所以会加大审计人员的职业风险, 很大程度上是同注册会计师丧失职业道德相关联的。和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相比较, 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在增加会计信息相关性的同时会降低信息的可靠性。由于公允价值的确定很多时候需要通过人为的判断、估计来确定, 客观上为审计人员提供了人为操作的空间。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具有比较高的职业道德素养, 在审计过程中保持独立、客观、公正的态度, 才能避免主管随意或者是故意舞弊事情的发生。如果缺乏应有的职业道德素养, 即使拥有具备很高专业技能的审计人员和完善的法律、法规, 仍然无法阻止舞弊行为的发生。

四、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有限理性应对对策

(一) 认识自身行为的客观规律, 降低有限理性对审计判断的影响

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虽然会用到很多专业知识和方法, 但审计过程从头至尾都是一个职业判断的过程。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审计人员获取信息的有限性以及自身专业知识和经验方面的限制, 审计人员几乎不可能找出所有可能的审计结论。即使能找出所有可能的结论, 受自身加工和处理信息能力的限制, 通常也只是利用有限的信息和经验法则获得一个令人基本满意的结论。因此, 审计判断过程中人们总是习惯性的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通过忽略一些因素以使问题变得更加简化、清晰, 便于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 有时如果选择了错误的方向, 忽略了重要的信息, 不可避免的会造成审计判断的错误。因此, 充分认识审计人员审计过程中的行为发展规律, 了解有限理性的不足之处, 就可能避免一些人们自身认知上的一些误区, 有利于作出正确的审计判断。

(二) 不断更新专业知识和技能, 提升审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

很多研究结果表明, 审计判断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计人员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无疑对注册会计师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 审计法规和审计准则的不断完善, 审计业务的不断拓展, 需要注册会计师不断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以适应日益复杂、不断变化的审计工作。因此, 审计人员应持有终身学习、终身教育的理念, 主动更新自己的专业知识, 通过自我学习及各种形式的后续教育, 不断更新自己知识和技能。只有通过主动学习新的知识, 掌握现代先进的审计工作方法, 才能应对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 降低有限理性对职业判断的影响。

(三) 完善相关法规体系, 加大处罚力度

社会的基本秩序是通过法律加以规范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法律规范体系的内在和谐统一是我国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果法律规范体系存在内在的矛盾或相互不一致, 将会导致适用对象无所适从, 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我国现行的法律在规范注册会计师的行为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也存在很多缺陷。如我国的《注册会计师法》是1994年施行的, 多年来, 我国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注册会计师行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注册会计师法》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其他如《证券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也需要修订和完善, 以防止法律规范之间相互冲突或法律规范体系出现空白。另外, 从己有的法律条款责任强度来看, 对审计人员违规的惩罚力度不够。目前法律规定罚款最高可以达到违法所得的五倍, 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但是, 从已公布的处罚结果来看, 因为审计上市公司年度报表而受到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为数不多, 审计职业界实际承担的法律风险仍然很低。因此, 应该适当强化审计人员的法律责任, 对审计人员形成足够的压力, 促使其主动追求高质量的审计判断, 最大限度地避免有限理性对审计判断的影响。

(四)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建立完善的诚信评价机制

加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教育是保证公允价值审计质量的有效途径。如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指出, 人的精神和美德都是教育的产物。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教育是提高审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通过加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教育, 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素养, 使其在执业过程中能够严格遵守独立审计准则, 恪守职业操守。同时在全社会营造注册会计师遵守职业道德的大氛围, 塑造正确的舆论导向, 建立社会诚信利益导向机制和注册会计师道德评价机制, 使市场能够区分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 增加注册会计师诚信执业的效益, 使其工作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而对于不遵守职业道德的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 可通过相关的道德评价机构进行道德评价, 并借助互联网的力量, 在行业网站上设立专栏公布, 使道德评价成为注册会计师行为的重要约束机制。

(五) 建立信息数据库, 为公允价值的确认提供技术支持

在资产或负债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下, 通常要采用估值技术对公允价值进行确认。而估值技术需要用到数据参数, 这就需要一个强大的市场数据库来提供。估值技术涉及到的的信息即包括经济增长率、物价总水平、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率等宏观方面的信息, 又包括行业利润率、产品周期、房地产交易信息、无公开交易市场价格等微观方面的信息。通过数据平台整理、分析和加工, 形成信息资源, 建立信息数据库, 为公允价值的确定提供参考。而这些信息的搜集与处理远远超出了单一会计师事务所所能承受的能力。因此, 需要全社会建立一个信息资源平台, 资源共享, 为公允价值的确认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韩洪灵:《审计职业判断:一项基于透镜模型的研究》, 《审计研究》2007年第3期。[1]韩洪灵:《审计职业判断:一项基于透镜模型的研究》, 《审计研究》2007年第3期。

[2]厉国威、郑宇璐:《基于风险导向审计理念下的公允价值审计探讨》, 《财会通讯》 (综合·上) 2010年第10期。[2]厉国威、郑宇璐:《基于风险导向审计理念下的公允价值审计探讨》, 《财会通讯》 (综合·上) 2010年第10期。

谈谈经济行为中的理性与非理性 篇8

稳定的股市才是最好的股市。美、日也好,中国也罢,在他们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有、或曾经有过理性和非理性的行为,本文先举美、日两个典型的案例,再着重从理论上来谈谈这个问题。

一、以美国为例谈经济行为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美国在经济大萧条(1929—1933年)发生之前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经济繁荣,这构成了美国股票价格膨胀的经济背景。首先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作为主战场,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削弱,而美国由于远离战场、却借助这场战争使自己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到1924年美国拥有的黄金储备占到世界的1/2。其次,由于拥有巨额的贸易顺差及大量的黄金储备,美元也处于持续的升值过程。

经济的繁荣首先提高了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人们开始更多地持有股票等金融资产,而随着资金不断地流入股市,股票的价格也节节上升,人们最初的投入获利丰厚,这又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股市,股市的发展已经脱离了经济基本面,成为简单的“钱生钱”的纯粹的投机活动。到1929年最高峰时,美国1.2亿人口中有3000万人涉足股票投资。股市的持续上涨导致了人们对于资金的大量需求,而投资者本身的资金有限,这使得信用交易和股票质押贷款迅速发展起来。如人们进行股票信用交易所需支付的保证金比例只有20%,一些特殊客户甚至只要求10%的交易保证金,同时股票质押贷款也导致银行的信贷资金源源不断地输入股市。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此外,股市的“繁荣”又催生了大量从事股票投机活动的信托投资公司,它们也聚集了大量的投机资金,如美国一家资产仅为600万美元的信托投资公司,其持有的股票市值达到了10亿美元,这是其利用信用交易和银行信贷资金从事高杠杆股票投机的结果。这种投机的结果使美国股市的道琼斯指数由1922年的40点,暴涨到最高的1929年的384点。

股市的不断上涨,市值的极度膨胀使得社会资金难以持续满足投机活动对资金的巨大需求,资金约束不断加强。这种状况下,一些投资者的预期开始改变,股市也出现滞涨。一些偶然因素最终促成恐慌性的抛售,股市的崩溃不可避免,最低时的1932年,道琼斯指数仅为41点,最高下跌幅度接近90%。

由于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股市,股市的崩溃造成了严重的银行危机,银行的损失又促使人们对银行挤兑,许多银行随之倒闭。在危机的四年间,美国倒闭的银行占到全部的45%,使美国的银行系统几乎陷入瘫痪。

银行系统的危机最终影响到了实体经济。由于股市崩溃,银行在遭受损失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信贷紧缩趋向,增加自身的流动性以应对可能的冲击,这种行为却加重了实体经济部门的流动性困难,企业支付也开始发生障碍,这反过来又导致更多的对银行信贷的违约,这样的恶性循环就造成整个经济的崩溃,虽然美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货币及财政政策,但效果非常有限,无法阻止形势的恶化。

二、以日本为例谈经济行为中的理性和非理性

日本金融危机的形成与美国的大萧条有相似的经济背景。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期,日本经济经历了持续的经济高增长,到1985年由于持续巨额的贸易顺差,日本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主要的资本输出国,同时日元也出现了持续的货币升值。巨额的外汇储备导致国内货币存量快速增加,并超出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大量资金开始涌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以追逐超额收益,这推动了股市和房价的不断上涨。历史有时总是惊人地相似,这种最初的盈利效应又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最初的投资活动也逐渐演变为纯粹的投机。至1989年末,东京日经指数在六年间上涨了近五倍,达到近39000点。

与当时的美国相比,日本这时的投机环境更为宽松,美国当时是禁止银行信贷资金直接介入股市的,信贷资金的流入主要是借助于某些金融创新,如通过设立证券公司或信托投资公司等附属于银行的股票投资机构参与股票投资,而日本是允许银行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并且实体经济部门也将巨额资金投入股市,如丰田、松下、索尼等日本著名公司当时均从中获得了大量收益,有些公司的投资收益甚至大大超过经营利润所得。这造成大量的信贷金流入股市,既包括银行资金的直接流入,也包括从企业投资渠道的间接流入。

虽然直接崩溃的诱因不同,但同历次泡沫一样,其总是不可持续的,尽管时间有长有短。1989年底,日本股市开始经历长时间的下跌,最高跌幅也超过了80%,这造成社会资金的大量损失,1992年由于股市下跌而形成的减值准备占到当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90%。银行也因此形成大量的呆坏账。1992年银行由于股市下跌造成的坏账损失达到1万亿美元,这带来银行流动性不足及相应的信贷收缩,至1997年对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下降了89%,对个人贷款下降了54%,企业的融资规模也下降了50%。

三、理性和非理性经济行为的理论述评

行为学在20世纪20年代有过“飞跃”,后来衰落了近半个世纪。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George Akerlof,在其诺贝尔演讲中以《宏观行为经济学与宏观经济行为》为题,希望把行为学的假设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行为学又开始成为经济学家注视的热点。行为学的基本原则有三条:回报原则、激励原则、强化原则。

行为学的这些基本原则是与传统经济学不相容的,因为它涉及“非理性”行为:低于预期水平的回报或高于预期水平的惩罚可以激怒行为主体,导致“过火”行为,“过火”行为的价值随行为主体被激怒的程度而上升。这是把人降低到动物的层面进行分析,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行为是不理性的,因为它“不经济”。这一原理还认为:高于预期的回报或低于预期的惩罚可以让行为主体“高兴”,并上调行为后果的价值,这是情绪波动。凡是感性的,都不是理性的,都不包括在理性选择的范围内。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复杂的、不完全理性的市场中投资、储蓄、价格变化等经济现象的学科,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有机组合。

行为经济学认为,每一个现实的决策行为人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人,他们的决策行为不仅受到自身固有的认知偏差的影响,同时还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由于理性的有限性,在决策判断过程中,决策者的启发式思维、心里框定和锚定效应往往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在决策选择过程中,对问题的编辑性选择、参考点、风险厌恶和小概率效应也会产生关键性影响。行为经济学的基础研究集中在决策领域,并主要分为两类研究对象:判断和选择。

虽然传统经典金融理论有时在现实研究中,放宽了单一理性经济人假设,也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划分为理性投资者和非理性投资者,但认为市场的主体是由理性投资者组成的,非理性投资者在市场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因此,非理性投资者在市场中更多是在同理性投资者进行交易,理性投资者会利用非理性交易者的错误定价进行套利交易,使股票很快回归其内在价值,即股票未来预期股利现值,从而非理性投资者缺乏足够的生存空间。并且在理性投资者与非理性投资者的交易中,非理性投资者更多是高买低卖,不断遭受损失,最终被理性投资者驱逐出市场。因此,从长期结果看,理性投资者的有效套利活动使非理性投资者的扰动交易所带来的短暂有限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资本市场总体上是理性有效的。但在现实中,资本市场中的股票价格往往表现为过度波动性,而且这种现象会重复出现。

根据实验得出结论,许多人存在认知偏差,这样在风险条件下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同理性预测理论相比有许多不同特性,这些特性并不能在问题分析中忽略,相反会对市场中的投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在经济交易行为当中,交易行为的产生有复杂的心理学原因,是多种心理感受和认知偏差共同作用形成的。

后悔是人们由于没有做出正确决策时的心理体验,是认为自己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获得更好的结果却没有这样做而感到后悔。后悔有时比受到损失更使人痛苦,因为人们认为要为此承担责任。后悔厌恶是指人们做出错误的决策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痛苦,为了避免后悔,人们往往做出一些非理性行为。资本市场中则表现为仅根据极为有限的信息做出的决策。与后悔厌恶相关的一类心里情绪是认知失调,认知失调是当人们持有一定的信念后,常常会拒绝接受新的信息或提出歪曲的理念以继续维持自己的信念或假设。这种认知失调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因后悔厌恶而实施的非理性行为。

羊群行为是金融市场中投资者经常表现出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非理性交易行为,它是指投资者在信息环境不确定的条件下,行为受到其他投资者的影响,模仿其他人的决策,或者过度依赖周围人的评论、分析而不依据自身独立思考的行为。羊群行为对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效率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许多次金融危机中都能够观察到羊群行为的产生。羊群行为并非仅在缺乏信息渠道时产生,即不仅个体投资者因缺乏信息会表现出羊群行为,机构投资者,如基金也会产生羊群行为。之所以这样往往在于不同基金横向比较而实事形成了他们之间的竞赛,因为他们之间信息不对称情况很少,为避免自身的业绩落后于其他基金,他们往往模仿和追随其他基金的投资行为,形成羊群效应。

资本市场中的财富效应是指随着股票价格的不断上涨,人们的财富也在不断地增加,这时人们会将财富增值的一部分拿出来进行消费。财富效应所导致消费增长会刺激经济的发展,企业利润随之增加,则又会引起企业股票价格的进一步提高和投资者财富的进一步增长,形成一定时期的循环,提高投资者的未来预期,强化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我国股市当前的股权分置改革,正逐步实现上市公司股份的全流通,也使许多上市公司持有的股份获得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值。通过资本市场中的抛售行为,它们的利润也相应的爆发性增长,这是现今我国许多公司股票非理性上涨的重要原因。

理性经济行为是经济学的基础假设,是经济学的出发点。但是实际中很多却有很多非理性经济行为的产生,非理性行为造成了许多非理性繁荣,产生了许多美丽而幻灭的市场泡沫。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建议国家可以加强制度完善以及宏观监管,避免他国的教训,借鉴他国的经验,减少非理性行为,使市场走上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

摘要：本文通过对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金融危机的过程描述,分析了产生危机泡沫的原因,阐述了作者的一些看法和观点。结合典型,分析了理性与非理性经济行为的产生原因。

论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统一 篇9

1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基本理念

理性源于人类天然禀赋的认识能力,主要指形成概念,进行推理、判断的思维活动能力,属于认识活动中的高级阶段。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发展,理性越来越局限于技术效能。技术理性相对于价值理性获得了进一步的优先地位,具备了工具和技术的特征,于是理性演变为技术理性。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迅猛发展,技术理性随之露出端倪,是对人理性的物化、外化、异化,主要指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方法等直接的文化知识形态,内容包括人们关于这种文化形态的理性认识观念、文化价值取向及社会心理态度。技术理性是科学技术与理性主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体。技术理性认为,科学技术有助于解决社会生活领域的一切问题,因为它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如果有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主要是由于科技仍不够发达;如果出现了不良结局及负面影响,那么,消除这种结局和影响,根本上还是要依靠科技的进一步延展和深化。技术理性的日益彰显把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与冲突推上了社会历史和社会生活的舞台。

价值理性作为技术理性的对立面进入人类社会,与技术理性对物质世界的占有和控制欲望、对目的与效率的大力追求不同,价值理性始终体现人对价值问题的理性思考和不断反思,具有彻底的批判性,要寻根究底,揭示事物的普遍性和规律,富于怀疑精神,具有明确的目的合理性与终极关怀性,代表着一种与技术理性不一样的精神追求和价值立场。

2 技术理性的负面影响及原因分析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指出:“不受价值范导的理性是盲目的,离开理性支持的价值是空虚的。”对理性的倡导若走向极端,则会变成对理性的迷信。由于近代以来技术在社会中取得的物质成就,使技术理性的效果和作用日益强势,从而导致人们在利用技术对自然与社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只预期到了良好的结果,却没有想到将来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作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各领域,导致社会物质生产呈现现代化趋势。然而,伴随着工业化高速发展而随之产生的工业废物、化学农药、放射性元素、噪声和电磁波污染等也在大规模侵蚀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违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形成各种各样的公害,如酸雨、温室效应、臭氧空洞等多种负面影响。而在新形势下,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地荒漠化增加,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威胁,稀有物种迅速减少,自然灾害日益频繁,能源危机及基因技术误用给人类伦理道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道德滑坡、精神迷惘、诚信缺失、官员腐败等严峻的道德危机日益成为全球性的重大社会问题。

实际上,关键问题在于技术目的的滥用与技术手段的失控。人类在运用技术时,由于目的不明确,缺乏可持续发展理念,只考虑眼前利益,对可能造成负面价值的结果评估不足。然而,这种现象通过对技术理性的精准定位、重新理解、科学利用,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带给社会的是一把双刃剑的作用效果,人们要积极合理地利用技术,同时也要明白,运用技术的失控则会给社会造成巨大灾难。因此,有一些科学技术,倘若运用合理,无疑将会造福人类社会;但如果踏进社会伦理领域,将可能失去控制,后果不堪设想,带给社会不可估量的损失。

之所以出现技术运用的失误与技术手段的失控,归根结底,主要是缺乏价值理性对技术理性的制约。技术理性以技术性方式确定功能目标,凸显效率和价值,注定要忽视人的精神意义和精神价值,带来价值理性日渐衰微。只有扶正价值理性,使其真正发挥应有功能与作用,促进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达到融合,最终才能解决技术理性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

3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统一

任何技术都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具有正能量和负作用,科技负载价值。依据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特征,人们要把技术理性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这就需要使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达到融合统一。

吕乃基教授认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人际关系不乏理性。中国虽然没有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概念,但由于这种理性主要用于人际关系,可称之为人际理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进入制度和文化层面,在某种意义上,人际理性处于核心地位,对人际理性的批判和改革将对现阶段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人际理性把人际关系放在万物万事的第一位,涉及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核心是熟人社会中的权力、官本位。在一定意义上,一切人际关系围绕官形成大大小小的圈层。由熟人与陌生人之分和熟人圈的层次即可见人际理性并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更迭,无论是擅权、弄权,还是篡权,都离不开“权”字。人际理性最终不是为了去认识和发现世界,以提升人性,推进社会,而是为了实用。实用是对集体、整体和熟人社会无原则的维护,在个人层面则各有千秋,为了共同的目标不择手段,引发腐败的滋生。

坚持贯彻辩证性原则。单纯地强调技术理性或价值理性都是片面观点,因为仅仅信奉技术理性,人类会陷入抛弃理想的物性之中;而仅仅固守价值理性,则会由于不顾现实从而丧失前进的动力。仅仅只是从技术理性的角度来看人,将会把人这种高智商、具有思维的高等动物降低为物的标准;而单纯以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窥视人,则必然会把人上升到神的高度,这是我们坚持贯彻辩证性原则进行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

坚持倡导主导性原则。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技术理性对人生存意义造成的异化,关键问题在于技术的误用、滥用。人类社会只有不断前进、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直至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才能达到最终的、彻底的、完全的系统性融合。积极倡导主导性原则,不断朝这一发展方向努力奋斗与拼搏前进,才能凝聚合力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理性与非理性判断 篇10

关键词 体育科技 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在探讨体育科技与伦理现状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明确体育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实然状态是什么？对此，学界已经有较多的研究，普遍的看法是：作为工具理性的代表——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使用不应该是自由的、无限制的，而须有一定的限度。确立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再来审视体育科技与伦理的实然状态即现实存在的现状，就应要求体育科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达到统一，从而最大限度的规避科技力量的滥用对体育造成的消极作用。

现代科技在体育中的运用，其正功能的表现主要是：促进了运动训练的发展、为运动员改善合理的营养膳食结构、推动比赛场地器材和服装的不断改进、提高比赛场馆的技术含量、使竞技体育赛事的传播力度加强、促进了大型运动会管理信息系统的顺利运行、为体育运动选才提供依据等。

但现代科技不仅有正面功能性作用，也势必影响人的主体性，给人类带来种种负面作用。

（1）导致新的不公平竞争

体育的价值在于它能提供给不同竞争者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这意味着人们在参加体育比赛的时候基本权利具有一致性，以及在参与竞争时获得的机会平等。但是在现代社会，当体育已经被技术重构后，技术成为决定训练和比赛成绩的决定性因素的时候，技术的主导性就否定了人们原本期望获得的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因为不同参与者对技术的占有是不一致的。“为准备第27届奥运会，美国奥委会投资220万美元，除了25名专职生物力学专家、生理学家、工程师和心理学家之外，主要依靠耐克公司、阿迪达斯公司、GT自行车公司等体育器械制造企业的技术人员，为参赛的美国运动员研制具有高科技含量的器械和装备，为保障美国在第27届奥运会上的优势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科技水平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因此运动员得到技术手段的支持方面机会也是不均等的。

（2）导致运动成绩承载者身份的缺失

随着大量新技术运用到体育领域，人们变得越来越把提高成绩的希望寄托在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上，人对技术的依赖阶段到来。例如，基因注射技术，“对于体育运动来说，基因注射技术或许是一场潜伏的灾难，因为在基因技术的帮助下，运动员可以改变自身的组织细胞来激发潜能、提高运动成绩，这与服用兴奋剂如出一辙，而且更加防不胜防。”这里的关键性问题是，新创造的比赛成绩究竟是应由人类自身承担还是由新技术来承担？在这样的复合体中，成绩的承载者已经不再是人类本身，运动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技术的附庸和改造之物，世界记录的诞生是一次又一次新技术革命的结果，这俨然已经违背奥林匹克的宗旨和目标。

（3）导致运动员健康受损

人类自身不是一个能无限扩大的资源，因此，比赛成绩不是仅靠运动员自身的努力就能无限提升，而超强度的训练也不能带来世界纪录的不断刷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靠现代科技的力量获得支持。但科学技术本身有着两面性，“科学技术也强化了竞技运动的无限张力，增加了竞技运动的风险性和危险性，从而有可能导致更为严重的运动伤害，成为健康的破坏因素。”因此，当运动员开始依靠技术手段实现比赛成绩的大幅度提升时，其身体处于科技控制下的一种超常状态，这种状态成为运动员健康的直接杀手，这给竞技体育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4）导致观众审美观的错乱

奥林匹克精神要求运动员通过艰苦的磨炼锻造出顽强刚毅的品格，而磨炼本身就是充满“血、汗、泪”的过程，正是这种煎熬铸就的完美形象，具有强大吸引力，是体育的魅力所在，更是观众欣赏和钦佩的原因。对竞技体育说，这是宝贵的价值，对观众来说，这是传统的审美标准，是体育正能量的源泉。但是，高科技的介入，改变了这一切，例如，当基因技术运用到运动员身上，观众们会欣赏一群被现代科技改造的动物表演的游戏吗？这是我们必须面对并反思的问题，科技无限度使用，必将带来观众审美观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很大程度上将是一种错乱和无序，意味着对体育正能量的巨大冲击。

（5）导致竞技体育组织成本增加

由于诸如兴奋剂使用的泛滥，大型竞技体育比赛都加大了对药检的力度，而这种检测势必要求竞技组织机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上演一场科技对弈科技的大比拼。原本单纯的体育比赛，却为了维护体育最真实的价值而不得不另外进行巨额的投入。例如，每一届奥运会，人们除了关注场内比赛之外，最多的目光都集中在严肃而紧张的药检环节上。所以，用科技来确保比赛公平对主办国来说变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这种巨大投入无疑导致了组织成本的增加，以2012年倫敦奥运会、残奥会为例，兴奋剂检测数量达到了空前的6250例，超越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的5600例，成为历届奥运会检测规模最大、监控力度最强的一届奥运会。

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考察，“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形成了对竞技体育的发展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促使科学技术在竞技体存领域的广泛使用，使运动员的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在竞技体育领域的使用限度模糊，造成体育科技主体的价值断裂，影响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解决此问题的根本正确的思路应该是，追求科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用人文精神保证科技在体育中运用的方向与程度，最大限度的减轻科技带来的消极作用直接冲击竞技体育本身的价值，树立正确良好的体育伦理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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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非理性判断 篇11

翻译不但是言语活动, 而且是心理活动。影响翻译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译者的心理因素是最错综复杂的。本文将试从译者的心理视角探讨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联觉、无意想象和情感介入) 等因素对翻译多样性的影响。

1 译者心理因素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心理是在人的大脑中产生的客观事物的映象, 这种映象在外部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但是心理支配人的行为活动, 又通过行为活动表现出来。就翻译领域而言, 可以通过分析译文客观地研究译者的心理活动, 从而促进翻译本身的不断完善。

弗洛依德曾经说过:“创造建立在艺术产生和生活经历的基础上, 二者不可偏废。”作者在创作过程当中, 一定会或多或少地将其生活经历和思维特点融入作品当中。同样对译者而言, 即使努力地不带任何主观色彩地去展现原文, 也很难脱离其固有的知识经验模式和心理因素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论认为:个体在他所遇到的事物时, 往往通过自己的解释去运用和修改事物对他的意义。而在翻译的过程中, 理性思维和非理性思维 (联觉、无意想象和情感介入) 等每一个心理环节都有可能造成译文与原文的偏离, 即不同译者对同一话语产生不同的心理活动和反应, 造成译文的多样性。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翻译过程中的心理活动既是脑的机能, 又受社会制约, 是自然和社会相结合的产物。

2 影响翻译过程中理性思维的因素

在翻译过程中, 理性思维占了主导地位, 但翻译的多样性甚至是偏差依然出现。这是因为翻译过程的心理活动是已存储知识经验参与下把握刺激信息的过程, 是把当前的刺激和已存储的知识经验相匹配的结果。先验知识是任何一个译者难以逃脱的, 即便是理性思维也会受其影响。具体影响翻译过程中理性思维的因素大致如下:语言来源差异, 文学环境熏陶, 社会文化和宗教信仰影响, 生活阅历及思维模式差异等。

2.1 语言来源差异

不同语言本身的因素尤其是音和形两个方面容易导致不同民族的译者对同一事物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例如阿拉伯数字“4”对应地汉语“四”与中国人最忌讳地“死”字同音, 在手机号、车号、房号的选择中备受冷落, 甚至将改读为乐谱中地“4”即“发”以示忌讳。而对于西方人来讲, “四”并无其他任何含义。因此, 翻译该字时, 中国译者的心理活动通常比西方译者复杂的多。

2.2 社会文化影响

从红楼梦的两个翻译的版本对比来看, 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着实影响翻译风格。如“更有一种风月笔墨, 其淫秽污臭, 最易坏人子弟”中“风月笔墨”的翻译:

Hawkes译为:Erotic novel

杨宪益译为:Those writers of the breeze-and-moonligh school

之所以出现如此的差异, 尤其是Hawkes将“风月笔墨”这一隐讳表达直译为“淫秽小说”, 而杨宪益继续保留原文风格用“风月”隐指性爱描写, 是由于不同的译者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从而决定其了其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的鲜明差异。西方人对性爱的表达比较直接, 而中国人很委婉甚至是忌讳, 从明清起就有用“风月”指代性爱的传统, 杨宪益正是保留了这种隐讳的风格, 更容易使中国读者接受, 而其背后是中国人社会心理及社会文化的鲜明写照。

2.3 文学环境熏陶

翻译的心理过程是在译者已有的知识经验参与下进行的。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学尤其是神话传说的影响, 译者对同一事物的理解和认知会迥然不同, 赋予其不同的联想意义。如“He sold it under the rose.”可能产生的两种译文是“他在玫瑰花下把它卖掉”或“他秘密地把它卖掉”。据西方传说, 爱神丘比特用一朵玫瑰贿赂沉默与秘密之神, 让他保守自己与爱神维纳斯私通之事。后来, 玫瑰除了象征爱情之外还有秘密沉默之意。如果译者了解这一文化背景, 在已有地经验结构之下就会正确地选择第二种翻译。

2.4 宗教信仰影响

宗教信仰是人在心灵最深处的寄托, 更是许多语言的深层次沃土。信仰宗教或了解宗教文化的译者与那些对其知之甚少的译者相比, 二者的翻译往往会截然不同。如我们对”from Dan to Beersheba”的翻译很可能仅仅局限于表层结构“从某地到某地”, 而其真正含义是“遍布各处”。这是因为基督徒认为巴勒斯坦是耶稣的诞生和传教之地, 其北部有一城即Beersheba, 要想从一城到另一城则需要穿越“包笼天下的圣地”。译者即使来自同一国度, 有着共同得思维模式, 但知识结构中具有此认识的译者会更深刻地领悟和判断该词组的真实意义。

2.5 生活阅历及思维模式不同

译者的心理因素主要表现在通过理性思维对原作者创作心理的理解感知和鉴赏, 以及对读者接受心理的体悟和预测。当然, 译者自身生活阅历积淀下的心理情感因素也是直接或间接制约文学翻译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鲁迅先生曾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 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译者很显然是第一个读者, 由于不同的生活阅历和成长环境所造成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势必造成其翻译的多样性或译文偏差。例如, “pull the strings”可以翻译为“幕后操作, 走后门”, 看过木偶戏的人了解木偶演出的原理即表演者在幕后通过几根线来操作木偶的动作, 进而很容易判断出以上意义;相反缺乏类似生活经验的人很难通过思维或想象得到正确理解。

3 非理性思维对翻译多样性的影响

翻译的过程是一名译者与原作者心灵沟通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除了占据大部分空间的理性思维以外, 还有联觉、无意想象和情感等非理性思维的参与, 这些因素在更大程度上造成翻译结果的多样性甚至是偏差。下面以《静夜思》的三个版本翻译为例分析联觉、无意想象和情感介入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原文: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译文:

A:The Moon Shines Everywhere

Seeing the moon before my couch so bright,

I thought hoar frost had fallen from the night.On her clear face I gaze with lifted eyes,

On her clear face I gaze with lifted eyes,

The hide them full of youth’s sweet memories.

(W.J.B.Flether)

B:Quiet Night Thought

Moonlight before my bed,

Could it be frost instead?

Head up, I watch the moon,

Head down, I think of home.

(赵甄陶)

C:Thought on a Tranquil Night

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O can it be frost on the 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许渊冲)

3.1 联觉

感觉是人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的个别属性的反映。虽然翻译过程中的心理过程主要是理性思维的, 但译者对原文的感觉是翻译的第一步, 是思维的基础。在所有的感觉现象中, 联觉是影响翻译多样性的一大重要因素。我们看到红色会感到温暖, 看到绿色会感到清凉。这种一个刺激不仅引起一种感觉, 同时还引起另一种感觉的现象叫做联觉。联觉在翻译心理过程中普遍存在, 但其表现形式却因译者的不同变化万千。在以上诗歌翻译中W.J.B.Flether联想到的是在家乡经历的童趣, 赵甄陶先生却沉浸在淡淡的乡愁之中, 而许渊冲先生译文中的homesickness则将作者的思乡之切表现的淋漓尽致。这就是为什么同一首诗的三个译本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基调。

3.2 无意想象

无意想象是想象的一种特殊模式, 在翻译过程中像暗流一般影响其最终表达。无意想象是没有预定的目的, 在某种刺激作用下不由自主产生的想象。在上例中, 译者看到明月, W.J.B.Flether的潜意识里是月光下孩童时候嬉戏的美景, 家的回忆也随之变得欢快起来, 而事实上译者的这种无意想象是与原作者的感情相背离的;赵甄陶先生与许渊冲先生看到明月, 脑海里是月光下令他们魂牵梦绕的故乡景象, 不禁泛起乡愁, 于是就产生了“The hide them full of youth’s sweet memories”与后两者所译的“Head down, I think of home”及“Bowing, 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如此之大的翻译差别。

3.3 情感介入

“情感介入”是指将自身的相似或相同的经历融入到翻译过程中来。译者在阅读原文时, 如果他曾有与作品中的人物经历相似甚至是相同的时候, 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倾向流露出个人的情感。然而, 情感介入在翻译中虽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但也不能偏离原文甚远。W.J.B.Flether可能没有感受过强烈的思乡之情, 在A译文中将“故乡”译成“youth’s sweet memories”, “明月”译成“her clear face”, 使得译文带有强烈的译者个人情感色彩, 与原文淡淡的乡愁相悖, 它的基调是欢乐的;它不是描写故园乡情, 却更像是一首爱情诗, 因此该诗的意境在一定程度上被破坏。由于译者个人情感的介入, 译文的主题与原作相差甚远。赵甄陶先生和许渊冲先生的译文是建立在对原作者当时生活经历的全面了解和对其创作初衷的正确理解之上, 他们将个人的情感完全沉浸在原作者的情感当中, 因此比前一首更加打动人心, 更贴近原文, 使读者更真切地体会到李白在诗中借月亮这一个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象所表达的强烈的思乡之情。

4 结论

翻译活动不只是两种语言简单的互换, 更是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的复杂活动。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 不仅要了解文本的表层含义, 还得清楚地认识到心理活动对翻译的作用, 尤其是非理性思维对翻译偏差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才能有意识控制相应的心理活动对翻译产生的消极影响, 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

摘要：翻译不仅是言语活动, 更是心理活动。影响翻译的因素有很多, 其中译者的心理因素是最错综复杂的。该文将试从译者的心理视角探讨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等因素对翻译多样性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理性思维,联觉,无意想象,情感介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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