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投资

理性投资（精选12篇）

理性投资 篇1

近年来,随着金融理财知识逐步普及,社会各界投资参与程度及热情不断提高,与金融机构打交道越来越频繁的普通投资者对于服务机构及其从业者的要求日益提升。在日前举行的第八届北京金博会上,客户越来越难“伺候”,成为众多金融从业者的共同感受。

投资者日趋成熟

“太了解情况了!”理财服务机构宜信财富高级客户经理高琪在接待了几拨理财咨询者后,发出如此感慨。他说,现在的中小投资者对于经济形势和投资理财的认识十分深刻,咨询的问题非常专业,如果没有多年金融从业经历,“都有点难以招架”。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第三方理财顾问公司展恒理财的理财经理刘菁。她告诉记者,参观者咨询的不仅仅是机构所能提供的金融服务以及服务费用,还会问到理财机构的人员及学历构成,是否具有市场研究能力等等。

一些理财从业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历了股市大起大落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的投资者变得越来越成熟。这不仅表现在对金融理财知识了解程度加深,而且一些普通投资者结合经济政策、市场事件分析判断投资品走势的能力也日渐提升。

在一家保险公司展台,记者亲眼看见一位50多岁的咨询者和保险业务经理的交流过程:业务经理十分尽力地向咨询者描述了一款大病保险能带来的各种好处,“每年只需交纳3000多元保费,交纳十年,到您八十岁前,一旦罹患大病,可获得5万元的赔偿……”

耐心听完介绍后,咨询者反问:“5万元放在现在不算少,比如说可以覆盖约50%的医疗费用,但是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比如十年后,还能覆盖多大比例的医疗费用呢?”业务经理一时语塞……

理财热情高涨

在业内人士看来,百姓日渐成熟与投资理财参与程度提升关系密切。来自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23日,沪深两市A股账户数达到约1.68亿,基金账户数达3967万,分别较2008年年初增长50.2%和50.9%。

而央行此前所做的储户调查显示,即便在诸多理财产品表现不佳的情况下,仍有33.5%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投资,居民偏爱的前三位投资方式依次为基金、理财产品、购买债券和房地产投资,占比分别为22.9%、17.7%和16.1%。

普通百姓对于投资理财的热情,在此间金博会上可见一斑。在金融名家讲坛现场,中信建投分析师魏涛刚刚结束演讲,就被听众团团围住,“现在这个阶段股票该割肉吗?”“定投亏损了,现在能停了吗?”听众抛出的问题令他应接不暇。

在宜信理财讲座现场,负责提问环节递话筒的业务员告诉记者,东南西北中各个方位都见观众举手,一些观众等不及话筒,直接扯着嗓子抛出问题。这样的场景几乎在每一个提问环节都会出现。

从大兴专程赶过来寻求解套方法的谢女士好不容易“抢到”一个提问机会,她说,去年年初定投一款股票型基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一直亏损,于是她选择了停止定投,“目前已经浮亏超过20%,我是该继续等下去,还是平仓说服自己接受亏损?”

记者注意到,在此届金博会上,无论是组委会举办的大型金融理财讲堂,还是各基金、理财公司举办的小型理财讲座,几乎场场座无虚席,每一堂讲座的问答环节,听众提问都十分踊跃,讲座常常不得不延时。

百姓理财仍存不少误区

尽管如此,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百姓投资理财仍存在不少误区。

展恒理财副总经理李二钢直言,诸多投资者存在“鸵鸟”心理,对于亏损产品不舍得止损,抱着赌博的心态希望其可以回本。这是很多投资者犯的一个错误,也是很多投资者被长期套牢的主要原因。

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公司此前一项调查显示,51.81%的个人投资者没有止损计划,48.19%的个人投资者会设置止损计划,但其中仅有3.03%会严格执行止损计划。“对于业绩差的基金,不能坐等其回本,而要仔细分析原因所在,及时改变投资策略。”李二钢说。

同时,一些投资者过分迷信新的投资产品。比如,银行以及非专业基金研究机构在激励机制下,往往以销售新基金为主,宣传力度大,销售力度强,投资人难免对新发基金有所期待。但是,据展恒理财数据统计,新发基金业绩普遍低于同类型老基金。

此外,资产配置要避免“糊涂账”。在资产配置方面很多人都知道分散风险,“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但其实并不了解其中的门道,也对资产配置的重要性缺少认识。“虽然投向了股票、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各类型"篮子",但并不了解投资标的属性,没有做好资产配置中具有固定收益的"打底"保障,因此难以抵抗市场风险带来的损失。”

理性投资 篇2

2012-06-28

一、申购新股需谨慎，小心新股变心伤

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壮大，股市在为大家带来更多投资机会的同时，也蕴含了更多的投资风险，对此大家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对于长期受到追捧的新股申购即“打新”来说，投资者在参与时，也应该多一份理智和谨慎，建立起科学规范的投资理念，切不可盲目参与，以免招致财富上的损失。

曾几何时，“打新必赚”成为中国股市的一个神话般的铁律，对于投资者来说，申购中签无异于彩票中奖，是包赚不赔的好事，于是大量资金涌入一级市场，争相分享这一盛宴。然而“打新不败”的神话近年来却破灭了，新股破发的现象屡屡发生。自2009年下半年IPO再次开闸后至2011年底的两年半时间里，我国A股一级市场共发行新股730只，上市当日即告破发的达到103只，占比14.11%。

导致新股破发的原因是众多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新股首发市盈率偏高。历史数据显示，从2002年初到2008年底的7年时间内，我国A股市场首发市盈率均值在17倍到30倍的区间内窄幅波动，然而自2009年IPO重启后，最近三年的首发市盈率均值分别高达53倍、59倍、46倍；明显高于A股的整体市盈率，价值回归在所难免。另外，新股破发率的高低与证券市场整体表现有系：2009年牛市，新股破发率为零；进入熊市后的2010年沪深300指数下跌12.50%，新股破发率7.45%；2011年沪深300指数下跌25.01 %，新股破发率上升至27.30 %。

新股的屡屡破发，给参与“打新”的个人投资者造成了相当的损失，当日破发的103家公司中，上市首日股价平均下跌幅度为6.56%。而对于限售期为三个月的机构投资者来说，损失则更大。统计数据中存续期超三个月的上市新股共700只，其中三个月后股价跌破发行价的有187只，比例高达26.71%，平均跌幅11.48%。若从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一年后跌破发行价的公司达到166家，占比超过35%，跌幅扩大至22.63%。以上数据清晰的表明，“打新”是存在相当风险的，绝非部分投资者所臆测的万无一失之举。

新股的屡屡破发不仅要求要加大制度建设的力度，亦要求相关保荐机构更加合理地制订上市首发价格。更为关键的是，投资者必须树立正确的“新股观”，树立价值投资的理念。认识到新股破发与市场上业已存在的旧股在交易中的涨跌一样，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能被“逢新必涨”的观点所束缚。投资者从保护自身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参与“打新”之前，要对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尽可能加以详尽了解，对其公司投资价值和未来成长性做出理性的判断。若发行价明显超出合理的区间，则应坚定地拒绝参与申购。我们认为，当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行为趋于理性之时，将倒逼我们的上市公司、保荐机构和询价机构对发行价格作出更合理的判断，最终推动新股市场在合理有序的轨道上健康发展。

二、买卖新股前要做足功课，避免盲目性

许多中小投资者申购新股，并不是因为对自己想要申购的新股有所了解及研究，而是因为觉得新股不败、中签了就赚钱，也有些投资者有着浓厚的新股情结，见了新股就忍不住要买进卖出。这样的新股操作思维，属于典型的盲目跟风、盲目炒新。近日媒体刊登的系列专栏显示，中小投资者盲目“炒新”的结果很多情况下是亏损。随着中国资本市场20多年的不断发展和交易的日趋复杂，投资者买卖新股，既需要依据一些基本因素，比如自身的收入情况、对相关行业的熟悉程度、掌握信息的便利程度等等，更需要在投资理念和投资方法上更上一层楼。总之，投资新股之前应该要做足功课，避免盲目性。否则就是一种对自己的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

那么，怎样来判断新股的投资价值，以避免盲目买卖新股，同时又能从真正有投资价值的新股中发现投资机会呢？最重要的功课是应该对自己想要申购的新股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最起码应该通过我们营业部的钱龙系统，或者网上交易行情系统，按F10，将新股的基本资料调出来看看，里面的资料比较详细，包括公司简介、行业分析、财务数据、招股说明书、发行公告、发行市盈率等等信息，投资者可以从中分析比较，判断该公司的价值和成长性，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风险偏好，得出投资与否的结论。从政府部门、证券交易所、发行人、中介机构、媒体等几个方面获取想要了解的有关新股的信息，比如目前证监会已经将拟上市企业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提前至初审会前进行预披露，这样从预披露日到新股申购日就有不少的时间，足以让投资者有更充足的时间来对该企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和研究。同时，媒体也往往会从招股说明书预披露开始，对相关企业进行追踪报道，这使得投资者能获得更多的招股说明书之外的信息。招股说明书将企业的基本情况、财务指标、高管团队、公司治理等各个侧面呈现在投资者面前，是投资者研究拟上市企业最重要的途径。

具体来说，投资者应当对招股说明书中公司概况、竞争优势和地位等内容进行细致浏览，从而对公司的所属行业特点、产业格局和公司自身的生产经营状况做出客观评价，即先了解公司所处的行业特点，如产业链、行业壁垒、行业竞争格局等。同时，应对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详尽分析，特别是对关乎公司盈利能力和财务风险的主要指标进行纵向及横向对比，如3年来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和净利润三者的增长幅度，主营产品的毛利率水平，应收账款及账龄、关联交易金额等。投资者应对公司的基本面做出合理的判断和较为客观、准确的结论，从而为进一步研究上市新股的内在投资价值奠定坚实的基础。

投资者不盲目申购新股，另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分析公司未来发展过程中可能面临的潜在风险，这些可以根据招股说明书中的风险因素来进行分析，在有效剔除了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后，方能对新股的投资价值和风险系数做出合理评估。概括来讲，公司的风险因素一般包括以下几类：第一，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前景、行业经营环境的变化、商业周期或者产品生命周期的影响、市场饱和或市场分割、过度依赖单一市场、市场占有率下降等。第二，经营模式发生变化，经营业绩不稳定，主要产品或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过度依赖某一重要原材料、产品或服务，经营场所过度集中或分散等；第三，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导致的风险、资产周转能力较差导致的流动性风险、现金流状况不佳或债务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偿债风险、主要资产减值准备计提不足的风险、主要资产价值大幅波动的风险、非经常性损益或合并财务报表以外的投资收益金额较大导致净利润大幅波动的风险、重大担保或诉讼、仲裁等或有事项导致的风险；第四，技术不成熟、技术尚未产业化、技术缺乏有效保护或保护期限短、缺乏核心技术或核心技术依赖他人、产品或技术面临被淘汰等；第五，投资项目在市场前景、技术保障、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使用、融资安排、与他人合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因营业规模、营业范围扩大或者业务转型而导致的管理风险、业务转型风险，因固定资产折旧大量增加而导致的利润下滑风险，以及因产能扩大而导致的产品销售风险等；第六，由于财政、金融、税收、土地使用、产业政策、行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法律、法规、政策变化引致的风险；第七，可能严重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其他因素，如自然灾害、安全生产、汇率变化、外贸环境等。

此外，投资者还可以从募集资金投向，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和相互关系，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等方面来判断新股的投资价值。

目前正在讨论的发行制度改革，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强化发行人和中介机构承担诚信

申报和信息披露的法定责任，实行以信息披露为主的审核制度。只有当投资者以专业、负责的态度对待新股，不盲目、不轻信时，市场化的新股审核和发行体制才能真正登陆中国的资本市场。

三、新股上市首日重点监控的六种异常交易行为

近期新股上市首日炒作明显升温。交易所在监控中发现，个别投资者利用新股上市首日无涨跌幅限制、市场关注度高、换手率高等特点，无视股票基本面，热衷在新股上市首日进行具有高度投机性的短线炒作，甚至通过虚假申报、高价申报、大笔申报、连续申报等方式参与炒新，引起股价大幅波动，牟取不当利益。此类行为已成为新股上市首日炒作的主要推手，是交易所严密监控、重点打击的重大异常交易行为。具体而言，这些重大异常交易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六种情形：

1．开盘集合竞价期间虚假申报。主要指开盘集合竞价9:15－9:20允许撤单期间，通过高价申报和撤销申报影响开盘价的行为。在此期间，个别投资者先以明显高于发行价的价格进行买入申报，导致行情揭示的虚拟开盘价快速上涨，吸引其他投资者跟风买入，自己随后撤销全部买入申报，最终可能形成超出市场预期的开盘价。

2．开盘集合竞价期间高价申报、大笔申报和巨量申报。主要指开盘集合竞价期间，特别是在9:20-9:25不可撤单阶段，以明显高于虚拟开盘价的价格，巨量申报买入，从而影响甚至决定开盘价。这种行为往往是新股上市首日高开的主要决定力量。

3．连续竞价阶段高价申报。主要指在开盘后的连续竞价阶段，以明显高于行情揭示的最新成交价的价格申报买入，导致股价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吸引和诱导其他投资者跟风买入，极易诱发和推动新股上市首日炒作。

4．连续竞价阶段大笔申报、连续申报。主要指连续竞价阶段，通过大笔申报、连续申报手段买入，造成“主力进场扫单”或大量买单涌入的现象，影响其他投资者对股价走势的判断，影响交易价格或交易量。

5．连续竞价阶段虚假申报。主要指连续竞价阶段，通过大笔申报和连续申报手段在行情揭示的有效竞价范围内申报买入，随后撤单的行为。这种行为容易造成买盘活跃的假相，误导其他投资者对股价走势的判断，诱使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散户跟风买入。

6．多个账户一致买入。主要指利用多个账户在同一时间或相近时间集中买入。少数蓄意违规者为规避监管部门的监控，通过分散在同一营业部或多个营业部、甚至多个地区的数个账户，统一布局，在新股上市首日的某个期间一致行动，集中买入，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和交易量。

当前，个别投资者在新股上市首日采用上述重大异常交易行为参与证券交易，引起股价大幅波动，助长新股上市首日投机气氛。这类行为已成为新股上市首日过度炒作的主要风险。

新股过度炒作不仅恶化市场生态，还会造成资源浪费、毒化市场风气、助长违法违规行为，并且扭曲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股上市后一段时间内股票价格持续走低的趋势，严重损害了其他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深交所坚持对新股上市首日交易实施严密监控，对异常交易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实施精确打击。一旦出现异常交易行为，深交所立即采取警示措施；对情节严重的，深交所依据有关规定对这些账户采取限制交易措施；对涉嫌违法违规的，上报证监会查处。目前，深交所已对多个在近期新股上市首日出现重大异常交易行为的账户进行重点关注和严密监控，并将有关情况上报证监会。因此，广大投资者务必提高对异常交易行为的认识，特别是在新股上市首日，严格规范自身交易行为，切莫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同时，再次吁请广大投资者，切实认清新股上市首日炒作的风险和危害，抛弃“把买新股当作不该错失的机会”的错误观念，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切忌盲目跟风炒作。

四、增强风险意识 理性参与新股申购

在我国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申购中，部分投资者一直存在着打新情结，认为打新无风险且收益稳定，于是不管发行价格高低，盲目参与新股申购。回顾近年来投资者打新收益情况，我们发现，随着市场的不断发展，新股申购并不是一笔无风险收益的投资，新股申购和其他的投资一样，也是风险与收益并存，风险还不断加大。展望未来，中小投资者如继续盲目参与新股申购，将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产生亏损。因此，投资者应秉持价值投资理念，谨慎做出新股申购决策。

1、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新股申购存在风险

投资有风险，新股申购也不例外，在国外成熟市场是这样，在我国也一样。据李特和韦尔奇（JAY R.RITTERIVO WELCH，《首次公开招股活动、定价和配售的概述》，2002）的统计，1980年至2001年，在美国市场发行的6249只新股，约有14%的新股上市首日跌破发行价，约有16%的新股上市首日不涨不跌，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约为18.8%，新股上市首日跌破发行价是常见现象。

再把视角拉回来，看一下我国的情况。2004年，苏泊尔和美欣达的上市，打破了新股不败的神话，两家公司上市首日分别下跌8.27%和9%，接下来发行的双鹭药业甚至出现了主承销商包销接近16.55%新股的局面。当时新股发行采取的市值配售方式，在新股申购风险凸显的情况下，投资者采取了放弃缴款的方式冷对新股申购。虽然股权分置改革以来，特别是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之前，新股上市首日破发的现象绝迹，但2010年以后，新股发行体制改革成效凸显，发行定价市场化程度提高，新股上市首日破发比例逐步增加，2010年、2011年新股上市首日破发比例分别为7％、30%。如果将时间延长至上市后三个月，则2011年新股破发比例将达68％。同时，新股上市首日涨幅也逐年收窄，2009年、2010年、2011年新股上市首日平均涨幅分别为74%、42%、21％。

新股频繁破发已经让打新的投资者损失惨重。按上市首日破发新股的收盘价计算，2011年网上打新的投资者浮亏额达70亿元；如果将时间延长至上市后三个月，则有123只股票跌破发行价格，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浮亏53亿元。面对新股破发潮，部分基金公司本着谨慎参与的原则，公开宣布暂停申购新股或大大加强新股申购的内部风险控制。

2、新股申购收益下降与风险增加存在必然性

分析新股申购风险增加、收益降低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随着发行体制改革的深入，发行定价一步到位，新股上市后的上涨空间收窄。2009年，证监会启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后，2010年、2011年沪深新股平均发行市盈率分别为59倍、47倍，最高的个股达151倍，由于市场的阶段性不成熟，部分新股发行价格远高于二级市场的估值水平。新股发行市盈率显著高于二级市场估值水平。而2009年以前，新股发行市盈率大部分在30倍以下，甚至低于二级市场同期估值水平。新股的高发行价、高市盈率显著增加了新股申购风险。

二是市场监管日趋严格，新股上市首日的非理性炒作得到有效控制。2009年以来，深沪交易所纷纷加强了上市首日的监管。深交所对上市首日股票全部实施了重点监控，当盘中股价出现异常波动或过度投机时，将对股票实施临时停牌，其目的是警示交易风险，避免出现中小投资者不顾“炒新”风险、盲目跟风“博傻”而损失惨重的情况。随着监管措施不断强化，新股炒作逐步降温，上市首日涨幅显著降低。

3、参与新股投资应把握的几点原则

面对新股申购风险的变化，投资者在参与新股申购时应审慎决策，注意把握以下几点原则：

一是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据统计，中签新股基本上在上市首日卖出，打新目的普遍为投机性买入。投资者应充分认识到投机的风险，树立价值投资的理念，做出是否参与新股申购的决策。股神巴菲特之所以能够屡屡挖掘出有长期价值的股票，获取超额收益，根本原因在于坚持价值投资理念。

二是认真分析公司基本面、避免盲目跟风。投资者参与新股申购前应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和发展趋势、经营业绩、发展前景和潜在风险、机构研究报告等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避免跟风、盲目参与打新和炒新。

三是冷静面对市场热捧的股票。对于市场高度热捧的新股，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历史经验表明，热门股的价格往往会被高估。

四是增强新股投资的风险意识。这个风险有两个含义，一是股价下跌带来的财产损失风险，二是交易所的处罚风险。近年来，交易所坚持对新股上市首日六种异常交易行为实施严密监控，对异常交易行为保持高压态势，实施精确打击。一旦出现异常交易行为，深交所立即采取警示措施；对情节严重的，深交所依据有关规定对这些账户采取限制交易措施；对涉嫌违法违规的，上报证监会查处。我们营业部也曾经收到过深交所直接打来的电话，要求提醒和警示客户。

理智押宝 理性投资 篇3

当然了，这也怪不得谁，毕竟很多中小投资者总是自诩为“右侧交易者”，而右侧交易者的典型投资理念就是等看见股市趋势走好了才开始买入，而若等股市趋势走好，大盘与个股的价格肯定是有了一定的涨幅。因此，此时买入，若一旦市场重新破位下跌，那么在大家被套之后，很多人就会把熊市里养成的那一套恐慌惯性心理习惯地用上，且美其名曰为“割肉止损”。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当然了，此时止损并没有错，只是止损的策略不大对而已。

殊不知，这样的操作习惯，在市场底部的震荡区间里，很多投资者都会被市场玩死和玩残了还不知呢。

所以，笔者在本周，提倡大家要做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做一个顺势而为的趋势投资者。当然，我们的这种顺势而为，不是短线趋势的追涨杀跌理念，而是中线思维的逢低买入趋势理念。

同时，做好我们的交易策略，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炒股就像带兵打仗，不能率性而为，而是要严格地按照军事计划去指挥行事。

就拿现在的市场形势来说，我们首先必须要找出一个大盘点位的预判点。如现在的市场点位，笔者是这么看的：08年的最低点1664，基本上是这几年市场的最低点和“铁底”了，当然前提是市场不会崩盘，否则市场几乎是无法再跌破这个点位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预判点位；而前期的市场低点1999则是2000点整数点位的“代言人”了，这意味着2000点是目前这一带的较为坚实的基础底部支撑线了。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市场从之前的单边下跌，再至9月7日之后的横行区间震荡整理，说明市场下跌的斜率和速度已经明显放缓，而且市场有在2000点这一带构筑一个中长期低点与底部的操盘意图；但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这就是底部。

所以，在我们不能完全确定1999.48就是市场最低点的同时，就要去做好针对目前市场形势的交易策略了，而且，目前市场的投资机会也是不容错过的，因为一旦你盲目看空，而市场将来确实又在2000点这一带启动一波大行情了，那么到时你只能彻底地变成踏空了。

因此，在市场已经连跌了2年，在市场已经从08年开始连续调整了5年，在市场点位再度逼近2000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战略性建仓，还是撤退，还是彻底空仓呢？这个大局观与战略思维，我们都要认真地静下心来想一想，而不应该是继续盲目看空或者“赌博作秀式”看多。

最终，笔者想出来应对目前市场形势的策略有两个。首先，因为我们无法去判断市场后市会不会继续再跌破前期低点，再下跌去靠近1664，所以，我们第一个策略就是建议大家在2050以内逢低建仓，仓位控制在半仓，而建仓的标的则是建议为高铁、银行板块与医药等优质蓝筹股，以及弹性比较大的黄金与水泥板块等，这是目前笔者也正在做的事。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策略的最终判断点就是，如果市场在这里重新破位杀跌，那么我们就在市场跌破前期低点附近清仓，因担心市场“误杀”或者“故意误杀”洗盘，所以我们是建议在沪指跌破1990点时，彻底把2050点以内建仓的半仓筹码全部清掉。接着，我们就是在等待市场进入到1700点左右再考虑入场。

另外一种策略就是坚信市场不会跌破1664点，依此向上类推，我们可以考虑在2050至2000点建半仓，之后若沪指每下跌100点则补仓15%的仓位，这样就可以保证在市场跌至1664点附近时抄底至满仓。当然了，这一种策略赌的概率就更大了，而且是直接押宝市场不会崩盘，不会跌破1664点。

媒体如何引导股民理性投资 篇4

股民要做到理性投资, 就需要了解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信息, 就需要了解各个行业的发展前景, 就需要了解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股民要掌握相关的信息, 不可能依靠道听途说, 也不可能都靠自己实地调研, 他们必须依靠各种各样的媒体, 才能获得相关资讯。也只有媒体, 才有可能及时、全面、准确地为股民提供相关的信息, 帮助股民做出理智的投资决策。不仅如此, 股民要做到理性投资, 还需要一定的投资理念与投资方法, 对绝大多数的股民而言, 各类媒体也是学习股票投资理念、方法与技巧的最为方便、最为重要的途径。

股市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晴雨表, 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稳定发展的经济体中, 股民购买股票并相对长期的持有, 按道理讲, 应该能够获得较好的收益。但现实却是, 赚钱的股民是少数, 多数人赚不了钱甚至亏损, 为什么呢?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中国的股民在投资时还远远没有做到理性, 许多股民或是根据小道消息炒股, 或是根据一些不负责任的股评炒股, 或是根据股价走势来盲目地追涨杀跌。许多人在做出买卖股票的决策前, 根本没有对该投资行为做出慎重而又理智的决策, 买卖行为往往盲目而又冲动。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 但是媒体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国内的许多媒体在提供证券信息或者发布股票评论时, 没有能够很好地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原则, 也没有能够主动地引导股民树立理性投资的理念。要知道, 现代人既生活在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里, 又生活中在一个由各种媒体所构筑的虚拟世界中。股民对投资环境与上市公司的了解, 对投资理念、方法、技巧的认知与掌握, 主要还是来源于报刊、书籍、电视、电台、网站等各种各样的媒体。而国内的许多媒体在引导股民理性投资方面, 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采编人员自身就缺少理性投资的意识与素质, 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受短期利益的驱动, 媒体或者为了迎合部分股民希望短期暴富的心里, 或者为了与各类证券机构合作的需要, 鼓动股民频繁地买卖股票, 追涨杀跌。股民按照媒体上的此类建议行事, 赚钱便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

媒体需要认识到自己在引导股民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帮助股民做出理性投资决策方面的巨大作用, 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如此, 媒体的证券报道与评论才能真正有助于中国股市健康、平稳的发展, 才能帮助股民在证券市场上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就是为了自身的长远发展, 媒体也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因为, 股民整体只有在理性投资理念的指导下, 才能获得相对较好的投资收益。而如果股民没有树立理性的投资理念, 仍然像过去一样, 按照许多媒体上的博弈理念和方法来频繁地买卖股票, 许多人的投资结果仍然会很难看。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媒体的证券报道与评论不可信时, 媒体整体形象必定会大打折扣, 公信力岌岌可危, 其长期的生存与发展还有保障吗?

媒体引导股民理性投资,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倡导股民更多地关注股票的业绩, 以业绩为基础做出投资决策, 而非与其他投资者进行博弈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 谈到了市盈率在股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而市盈率其实就是股票价格除以股票利润的比值。也就是说, 股票的业绩是股民在做投资决策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媒体应该有意识地倡导股民关注股票的业绩, 以业绩为基础, 来衡量以当前的价格来买卖股票是否合理, 从而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一些媒体有时也通过新闻报道或者评论来引导股民关注股票业绩, 依据业绩来做出投资决策。如2011年7月4日《中国广播网》的《股市中报行情拉开大幕先看业绩再开炒》, 2011年4月29日《和讯财经》的《股票投资要看重业绩成长》, 2009年4月13日《投资者报》的《选股票永远要以业绩为首》。可惜, 此类评论或者报道实在太少了。

现在的许多媒体, 往往不是以业绩, 而是以资金流向、技术分析、市场传闻、毫无根据的预测等信息为基础, 来影响股民的投资行为, 实际上就是在鼓动股民与股民、股民与机构投资者之间经行博弈, 在本质上就是引导股民进行赌博, 根本谈不上有多少理性。股民按照媒体上的此类建议买卖股票, 投资的结果自然很难看。

一家企业, 在经营环境、经营团队、经营理念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历史与现实的经营业绩数据, 往往可以成为衡量一家企业价值的重要指标。因此, 媒体在报道证券信息时, 应该注重报道上市公司的历史与当期业绩, 因为这些数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家企业的过去与现在的经营状况, 可以帮助股民了解一家企业的内在品质, 帮助股民衡量现在的价格是否明显的过高或者过低。当然, 媒体还应该关注并分析个股业绩增长的速度与可持续性, 因为这也是衡量上市公司质量及投资价值大小的重要指标。

媒体可以预测上市企业未来的业绩, 因为投资股票, 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投资企业未来的发展, 因此, 预测未来的业绩也是媒体引导股民理性投资的重要功能。但是, 这种预测必须有可靠的事实依据。现在许多媒体在预测上市公司的未来业绩时, 往往信口开河, 明显夸大或缩小上市公司的未来可能取得的业绩。因此。媒体在做预测时 (无论是以编辑部的名义还是以专家的名义) , 都必须小心谨慎, 结合多方面的因素, 以可靠的事实和合理的逻辑为基础, 来做出预测。投资预测需要结合的因素包括:宏观与微观经济形势、国家的产业政策与导向、行业的发展趋势、上市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经营管理状况等等。

二、当市场气氛过于狂热或者低迷时, 及时引导股市舆论, 帮助股市恢复理性

在沃伦·巴菲特、索罗斯、格雷厄姆等西方著名的投资大师看来, 证券市场经常处于非理性的状态, 投资者的情绪有时候过于狂热, 有时候又过于低迷, 使得证券价格有时远远高于其内在价值, 有时又会远远低于其内在的价值。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 都有处于非理性状态的时候, 某些时候, 股票总体价格会明显的偏高或者偏低,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在发展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的现象, 特别是在证券市场发展的初期, 情形更是如此。只不过, 中国股市的这种非理性的特征表现得很明显, 股市暴涨暴跌出现的频率相对较高。例如在2006年到2008年短短两、三年的时间, 中国的股市就经历了从1000点涨到6000多点、然后又跌到1600多点的大起大落行情, 而同期中国经济发展态势还是基本平稳的, 这种大起大落的行情实际上就蕴含着相当大的非理性成分。

股市的非理性状态, 仅仅依靠证券市场自身, 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因为这和投资者的心理属性 (如贪婪与恐惧、从众心理等) 有很大关系, 而这些心理属性也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倒是媒体, 可以站在社会心理调节器的角度, 根据股市的波动, 来适时地调节股民的投资情绪, 调节股市的投资气氛。当股市涨幅过于巨大, 投资者的购买热情异常高涨时, 应该及时提示股民所面临投资风险, 帮助股民冷静思考投资行为, 为股市泼泼冷水、降降温。而当股市跌幅巨大, 投资者对股市前景感到异常悲观、投资气氛特别低迷时, 应该引导股民冷静思考, 更多提示证券市场的利好因素, 帮助股民恢复投资的信心, 减少股民盲目杀跌的行为。

在中国股市发展的20多年当中, 一些中央级的媒体如《人民日报》曾经数次在股市短期涨幅巨大、气氛过于狂热时, 以社论、特约评论等形式提示股民注意风险, 为股市及时降温;而在股市萎靡不振、股票整体价格明显偏低时, 通过社论与特约评论等形式, 为投资者鼓劲, 帮助投资者树立信心, 为股市升温。1996年12月16日的《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2001年11月10日的《中国股市能不能推倒重来》, 2007年4月17日的《中国股市还能涨多高?》, 2007年5月23日的《克服制度性障碍央行连出重拳能否抑制“过热”》, 2012年1月5日的《股市今年有望走出低谷中级反弹应可期》……就是《人民日报》调节股市交易气氛的例证。其他的媒体也应该注意发挥自身在调节股市气氛和投资者情绪方面的作用。

三、注重报道的平衡性, 让股民了解可能获得的收益与面临的风险, 帮助股民做出冷静而理智的决策

股民要进行理性投资, 就需要掌握大量的信息, 以便了解投资可能获得的收益与面临的风险。这其中既包括企业自身经营管理状况等微观信息, 也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各行业发展状况等宏观信息。对绝大多数的股民而言, 这些信息主要还是依靠各种媒体获得的。因此, 媒体在进行证券报道与评论时, 需要注重内容与分析的平衡性, 让股民了解可能获得的收益与面临的风险, 帮助股民做出冷静而理智的决策。

(一) 在对大盘走势作分析预测时, 应该注意多空观点的平衡[3]

在大盘运行的每一个阶段, 都有人对后市看多, 也有人对后市看空。看多者有看多的理由, 看空者有看空的依据,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观点的碰撞有利于股民全面了解影响股市的因素, 全面了解股市所面临的机遇和风险, 有利于股民做出相对正确的决策。媒体无论是在做中长期的趋势分析, 还是在做短期的后市预测, 都应提供不同的观点, 不能只提供一种观点或强化一种观点。央视二套的证券节目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 通常在预测后市的时候, 都会同时提供多空双方的观点, 让观众自己去比较分析与做出判断。

(二) 对个股的分析与评价也应该讲求平衡, 同时报道个股的利多因素与利空因素

只有这样, 才能帮助股民全面衡量投资的风险与收益。对新股的发行, 更要做到这一点。每当新股发行时, 媒体上便有这些新股的推介性报道。许多报道都是在为新股发行服务, 往往会夸大上市公司的成长性, 夸大未来数年的预期收益, 回避上市公司可能面临的市场风险, 同时, 很少有媒体深入探讨发行价格的合理性, 一些股民在媒体的误导下, 盲目追新, 损失不小。因此, 媒体在做相关报道时, 要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 对新股投资的风险与收益做比较客观的分析与报道。

(三) 媒体在报道证券信息时, 还应该注意题材的平衡性[4]

不仅仅要报道热点题材、板块与个股, 还应该关注被投资者忽略的其他题材、板块与个股, 防止热点过热, 冷门过冷, 引导股民减少非理性交易行为。因为热门产品, 往往由于关注度过高, 其价格也会被推到一个远远高于其内在价值的位置。而冷门产品, 由于关注度过低, 其价格往往也会明显低于其合理的内在价值。过度关注热门股票而忽视了冷门股票, 也是一种不理智的表现。媒体在平衡个股投资的冷热度方面, 也可以有所作为。

四、引导股民树立中长期投资的观念与习惯, 避免进行过于频繁的短期交易

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日前表示, 倡导理性投资理念, 就是要鲜明地反对赚快钱、赚大钱、“一夜暴富”的投资心态, 深入推广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买者自负”的理念。[5]投资股票为什么能够赚钱?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股票所代表的上市企业总体在发展、在盈利, 而每份股票都对应着一定的企业资产及分红的可能性。这在经济学与金融学中已经成为被公认的原理。股民作为整体而言, 只有伴随着相应的上市公司的发展, 通过企业的盈利、资产增长与分红派息, 才能获得收益。但是企业的发展, 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 不可能指望上市公司在短短的数周甚至数日就有了多大的发展, 就能为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但是, 国内许多股民都热衷于短线炒作, 买入一只股票, 数周甚至数日后就卖出。许多人都希望短期获得利润, 甚至是短期暴富。对极少数人来说, 通过短期操作有可能赚钱, 但是对股民整体而言, 这根本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神话。

长期以来, 绝大多数的媒体都热衷于向股民提供短期炒股的理念、方法和相关信息, 本来许多股民的心态就很浮躁, 媒体的此类报道更是犹如火上浇油, 市场上短期炒作的风气便是大行其道。许多股民与其说是在投资, 还不如说是在股市上与其他的股民、机构之间经行博弈。许多股民赚钱的可能性不是建立在企业的发展与盈利基础上, 而是建立在自己比他人更加聪明的假设前提下, 这种行为模式其实与赌博没有本质的区别。

媒体如果还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 真正地想引导股民获得理性的投资回报的话, 就应该引导股民树立中长期投资的观念与习惯, 减少频繁买卖的短期交易行为。中国经济正在平稳而快速的发展, 大多数上市公司的发展态势也是良好的, 对绝大多数的股民而言, 只要不是以明显过高的价格买入股票, 持有数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 实现盈利, 都不是太困难的事情。中国股市20多年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规律。许多股民赚不了钱, 一个重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频繁地买卖, 追涨杀跌, 白白地交了许多手续费, 还亏了本金。一家负责任的媒体应该更多地向股民传播中长期投资的理念、方法与信息, 引导股民更多地关注上市公司中长期的发展前景, 让他们依据企业的中长期发展趋势来做出投资决策。媒体在日常的股票报道及评论中, 既要关注企业面临的短期机遇、挑战以及企业短期的业绩波动, 更要关注企业中长期的发展动态与盈利趋势。媒体应该减少对股票短期走势的预测, 避免引导股民过于频繁地交易股票。相反, 媒体应该尽可能多地提供中长期投资的理念、方法与案例, 帮助股民在投资过程中保持一颗平常心, 帮助他们树立投资的耐心与恒心, 让股民在经过慎重而理性的分析后买入股票, 并且能够相对长期地持有股票, 让股民真正分享到中国企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获得理性的、合理的投资回报。

摘要：股民对投资环境与上市公司的了解, 对投资理念、方法、技巧的认知, 主要来源于各种各样的媒体。媒体需要认识到自己在引导股民理性投资方面的巨大作用, 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媒体,股民,理性投资,引导

参考文献

[1]李允峰.价值投资不是号召出来的[EB/OL].京华网, (2012-03-05) .http://epaper.jinghua.cn/html/2012-03/05/content_767478.htm.

[2]李季先.理性投资长期收益比非理性要更好[EB/OL].网易新闻中心-上海证券报, (2007-11-07) .http://news.163.com/07/1101/09/3S732RPR000120GU.html.

[3][4]章宏法.证券报道舆论引导的失当及应对——“追涨杀跌”的媒体推力[EB/OL].人民网——《新闻实践》, (2008-10-31) .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136645/137543/8265754.html.

非理性投资Word 文档 篇5

有限套利（limits to arbitrage）和投资者心态分析（inverstor sentiment）。有限套利就是基于人的非理性假设，在噪声交易和市场交易规则限制的影响下，再完美的套利也只能部分发挥作用。投资者心态分析就是解释投资者在决策过程中，情绪和认知错误是如何对其投资产生作用的。对心理学的研究能对金融市场的许多现象解释带来很大的帮助，也能解释很多股票市场的异常现象，比如市场泡沫和崩盘现象。行为金融学的观点认为人类的许多弱点是一致的，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的，可以被利用在市场上获取利润的。“行为金融学首先并不完全肯定人类理性的普遍性。而认为人类行为当中有其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

决定股价的短期波动或者说直接影响股价的因素是所有参与的投资者的心理因素的综合，包括理性和非理性的心理因素。购买股票的每一分钱背后都有个活生生的人，而决定其是否购买股票的直接因素就是其当下的心理状态。所有的外部的因素诸如最新的公开信息，历史的走势，某人打听到的小道消息等等都只是影响其心理的多种因素之一罢了。进而，一个股票乃至一个证券市场的趋势就是有所有的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及其发展而决定和推动的。因而进一步的可以认定证券市场和其他市场上往往存在着情绪周期，《洛杉矶时报》曾载文将其总结为轻视、谨慎、自信、深信、安心、关注和投降7 个过程。这7个过程构成了一轮资产价格的完整波动过程。

股价是对股市总体心理状态的客观反应，任何一个时点上的股价走势发展，向上或是向下，都是由过去发生的事件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共同造成的。过去的事件谱写出了过去的K 线走势，过去的K 走势或者说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决定了某一时刻市场参与者的总体心理和财务状态。而这决定了未来基本面和消息面发生变化时参与者的反映，每个投资者的反应总合则决定了未来股市的走势。因此，同一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市场，面对市场中投资者的不同原有心理状态时，结果会完全不同的。比如提升存款准备金，在牛市疯狂时，存款准备金率的提升会被认为是利空兑现，股市会更加的上扬，这在2007年的中国股市屡次可见。

三、非理性在股市上升中的表现

非理性因素发生在股市波动的每一个阶段，具体来说，在一个周期的开始，股市在经历一段长期的调整之后，股票价格的处于历史低位，而此时经济基本面开始好转，股价开始处于上升的初级阶段，显然此时股价合理甚至是低估，基本面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至少是最坏的情形已经过去，此时从长期而言应该是很好的购入股票的时机，但大多数的投资者在熊市的惨跌中已经心有余悸，根据卡尼曼的回忆效用理论，此时投资者对于上一资产价格周期期末的暴跌经历具有强烈的回忆效应，恐惧造成了投资者的悲观情绪，难以对当前的市场有准确客观的分析，当利好的趋势不断显现之时，股价反而波澜不惊，多以小的震荡为主，这可以用行为金融学中的“反应不足”和“隔离效应”来解释，“反应不足”又可称为“保守主义”其表现形式有两点：一是人们习惯于对不确定的事物先设定一个初值，然后根据信息的反馈对这一初值进行修正，而前期的下跌走势就在此形成了一个悲观的初值；二是人们总有对信息进行筛选的本能，对新信息进行选择性识别，对有利于保持原有观点的信息加以重点确认。以上两点使得当基本面开始改变时人们的反应滞后。

“隔离效应”，即人们总愿意等待直到信息披露或预期彻底实现时再做出决策的倾向，也使得一轮资产价格上升行情在初期总是缓慢而犹豫，唯有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徘徊后，人们才能从“轻视”和“谨慎”转变为“自信”的状态，慢慢地才会有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进入市场，股市成交量不断增加。

当资产价格上升波段发展到后期，此时资产的价格已远没有原先那么有吸引力了，甚至已经远远高于其价值，但上升的趋势，使得“过度自信”现象很容易发生。人们经常高估自己成功的机会，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运气和机会在其中的作用。当行情发展到高潮阶段，市场上总是乐观的情绪蔓延，长期的上涨行情使得参与者的自信不断得到正强化，因而操作上更加的主观和激进。同时长期高扬的股价会让人产生价格偏移，产生对当前股价的认同的倾向。信息窜流和“羊群效应”现象使得在一轮行情末期的投资者总体的乐观情绪很难被扭转，人们通过相互间的循环反应刺激，情绪逐渐高涨。于是人们很难想象股价会突然的暴跌，即使有所下跌，由于见过更高的价格，而认为其实也在历史高位的价格很便宜，而大举买入，当有很多人这么做时，群体的非理性就产生了，这就是股价在达到通常的估值上限后还会波浪式上升的原因。

四、非理性在股市下跌中的表现

当一个周期进入下跌阶段时基本面开始变化，人们过于乐观的预期被突然打破，股市开始下跌，同样的由于之前股市上涨时期，许多利空的因素出现以后并未改变股市上扬的趋势，人们产生了侥幸心理，在“保守主义”配合下，往往不会去考虑量变到质变的可能。在经过长期的牛市行情后人们会产生“赌场资金效应”，赌场资金效应是指在赌博产生收益效应后，人们倾向于接受以前不接受的赌博，再次的赌博后失败所产生的痛苦往往较小，因为损失被前期的收益缓冲了。因此继续投资的冲动不会立即消除。对于新近的头寸带来的损失，也会因为“后悔厌恶”而不会随基本面的改变而轻易卖出。以上种种人们心理上产生的作用使得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情形，即虽然股价已脱离价值，趋势似乎也已转变，但在股市的一波大回调之后总会有一波有规模的反弹，几乎每次的股市逆转的形态总是以M头出现。

伴随着股市下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市场绝非原先认为的那么乐观，阻碍经济发展中的负面因素开始不断出现。当到了在下跌的后期，长期的下跌使得人们产生了趋势持续的预期，使得即使股价在下跌之后突显出了价值，但场外资金依然不敢进入，同时筹码持有者由于巨大的账面亏损，对股价的定位产生巨大的改变，用惊弓之鸟来形容比较贴切，当股价由于抄底资金的介入而有所回升时，成本较低的投资者倾向于在略有亏

损时出局，而不会在意此时股价是否匹配股票的价值，长期的下跌同样的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定式，“保守主义”在此再次发挥效应，随着股价的上升，不断有接近其成本区的投资者选择抛售，反弹很快就被无法控制的抛盘镇压下去了。这也是下跌时会出现波浪式下跌，高点越来越低，低点也越来越低的原因。

打新股不是理性投资 篇6

所谓打新股，就是用资金参与新股申购，如果中签，就以发行价买到了即将上市的股票。由于一般情况下股票上市后市场价会比发行价高，因此打新股几乎可以认为肯定赚钱。而且多数新股上市后会上演连续多日的“涨停秀”，收益相当可观。当然，一上市就破发的倒霉鬼也有，不过概率很小。

打新股的过程也不复杂。在申购日（T日）当天缴足申购款进行委托，T+1日，你的申购资金会被中国结算公司冻结，交易所将根据最终的有效申购总量进行配号。T+2日组织摇号抽签，T+3日公布中签结果，没有中签的申购款返回申购人账户。但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证监会要求，只有持有股票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打新股。你申购前20天持有股票的日均市值，就是你打新股的限额。

经常会有客户问我：打新股能不能作为一种常规的理财手段？这个问题我先不直接回答，先把正反两方的论据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正方：先从收益率看，沪深股市的历史上，参与新股申购，往往能够获得暴利。根据海通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1997年，申购新股的年收益率为95%，1998年为40%，2000年为20.67%，2001年虽然下降至9.79%，但仍是同期银行存款利率的数倍。远的不说，就看最近这一个月，股市虽然火爆，但论涨幅最大的还是新股。有11只上市不久的次新股涨幅翻倍，中科曙光2014年11月涨幅达359.84%、九强生物达到323.46%。

有人会说，打新股最大的问题是中签率太低，但在高回报下，即使是低中签率，收益率也是可观的。比如我的一个客户，用20万打新股，中了2万的股票，几天涨了一倍，也就是20万的本金赚了2万，收益率10%。这可是几天的收益率啊，如果换算成年化收益率，可不得了。

反方：行情较差的时候，打新股可能比炒股赚钱，但最近股市涨得好，打新股的诱惑就越来越小了。正方举的那个例子里，如果这个客户把20万全买了券商股，几天就能翻一番。我还有一个客户，前两天专门卖掉他持有的一只券商股打了几次新股，结果一次都没中，而那只券商股却疯涨，跟他卖掉时相比涨了两倍多，现在他懊悔得不得了。

正方说打新股中签率低，其实何止低，简直好比彩票中大奖，难！据统计，今年以来发行上市的新股中，网上中签率（主要针对散户）最低的只有0.28%，最高的也只有4.87%。网下中签率（主要针对机构）更惨，最低的只有0.06%，有65只新股中签率不到1%，其中7只中签率不到0.1%。正方例子中客户能有10%的中签率，简直是人品大爆发。更多的人，可能打一年新股都中不到一只，别说赚钱，连存款利息都賠掉了。

综合正反两方的观点，我认为，目前市场经过了一个月的大涨，正处于高位震荡中，风险已经远远高于前一个阶段。因此，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从二级市场主动退出一部分资金，来进行新股申购，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理性投资 篇7

一、公允价值准则推广及其不确定性分析

公允价值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基于(Beaver,1989)会计目标决策有用的框架,国外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估值有用性,分析会计信息对投资者的估值有用性和契约有用性。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集中于金融工具、投资性房地产、长期资产重估等领域公允价值计量的存在价值。

由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多维度,围绕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者基于会计信息质量的不同维度,分化为两个阵营:

一是以价值相关性为对象的研究阵营。研究成果肯定公允价值的对会计质量的积极作用,如Bernard和Ruland(1987)证明,现行成本信息比历史成本信息更有信息含量。Barth,Beaver&Undsman(1990)从股价的相关性着手,分析了价值和信息的相关性,证实公允价值的应用显著的增强了股价的相关性和解释能力。Barth(1994)证明了证券投资的公允价值比历史成本具有更好的解释能力。Eccher、Ramesh和Thiagarajan(1996)甚至证明,公允价值对历史成本也具有增量解释力。此外,Richard等(2000)研究了英国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发现尽管评估师低估了公允价值,但同历史成本相比,公允价值还是显得更精确和无偏。在行业研究扩展上,Danbolt和Rees(2007)以英国的房地产和投资基金两个行业作为实验的基础,比较了历史成本会计和公允价值会计,发现公允价值收益比历史成本收益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胜。

这类实证研究成果套用FASB在133号准则的表述,即:“公允价值是金融工具信息最相关的计量属性。”

二是围绕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的研究阵营。研究者关注公允价值较历史成本计价带来会计政策更多的选择,这意味着会计信息的“不确定”大大提高。不确定性意味这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下降吗?围绕着这类问题的答案,Mengle(1990)研究了公允价值的相关性以及信息成本。他认为公允价值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且这种相关性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成本为代价的。Khurana(2003)研究进一步证实,公允价值以当前价格为基础,可能需要估计,从而可能导致可靠性问题,这是因为没有活跃交易市场的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必须进行估计,而估计的可靠性难以得到有效的保证。这些实证研究基于对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差,会计信息不确定性强的探索,对公允价值推广的普遍实用性报以怀疑。

相较国外公允价值的研究成果,我国会计界长期以来基于历史成本计价的现实基础,对公允价值的探索十分谨慎。研究范式多以规范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集中在新会计准则推广以后(黄学敏,2004;路晓燕,2006)。

其中,对公允价值的理论探索,国内的规范研究集中在:基础理论(黄世忠,1997;葛家樹,2001,2006;谢诗芬,2001;常勋,2004等)、公允价值的相关性与可靠性(裘宗舜,2003;王建成,胡振国,2007;吴水澎,2003;黄桂杰,2004;黄学敏,2004;于永生,2006;徐培红,2006;王乐锦,2006等)、如何运用公允价值(葛家澎,2001;孙芳城,2002;陆建桥,2005;刘焦忠,2006等)、公允价值利弊(刘玉廷,2001;饶磊,2001;冯淑萍,2002;谢诗芬,2004,2005;张连起,2006;葛家澍,2007等)等四个主要领域。

受到研究范式的约束,国内准则实证研究成果基本建立在档案研究经验证据上,研究成果受限于新会计准则在我国推广的短暂的时间区间,分布于2006年前后。代表性的研究包括:邓传洲(2005)对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的证实;张烨、胡倩(2007)证实公允价值对股价变动的显著影响,以及徐虹(2008)对公允价值表内计量比表外披露更具信息含量的验证等成果。

归纳起来,对公允价值的积极效应的肯定,是学术界对新会计准则推广公允价值的主流研究认识。这类研究还包括朱凯,李琴,潘金凤(2008)对公允价值在股票定价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薛爽,徐浩萍,施海娜(2009)证明实施公允价值能够增强应计利润确认经济收益功能,并降低现金流噪音功能;谭洪涛;蔡春(2009)证明公允价值提高了资产负债表的信息价值相关性。

不过,依旧有学者提出对公允价值推广要持谨慎态度。特别是2008年北美金融危机影响下,对公允价值准则信息可靠性的研究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部分学者质疑公允价值推广给信息安全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银行。如路晓燕等(2008)研究发现,在投资者成熟度和理性不足的情况下,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可能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提高决策有用性的结果,准则制定者在公允价值运用问题上应持谨慎态度;朱凯,赵旭颖,孙红(2009)通过分析会计准则改革前后的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认为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并没有显著提高,继而提出,会计准则改革的暂时性成本效应,评价会计准则改革的经济后果,需要更长期的观察和分析,即我国公允价值准则的推广应该在长期考察后稳健推广。

可以看出,基于会计信息质量的多维度以及相关性、可靠性的平衡考量,对公允价值推广的复杂市场效应及其不确定性带来的市场推广疑虑依旧有待更深入的探索。

二、基于ST退市机制与有限理性环境下的公允价值推广

投资者理性的辨析信息集并在约束信息集内作出最优决策(贝叶斯法则),是研究会计准则市场传导体系的基本假定。然而,完美理性的投资者假设在真实市场上的种种“异象”行为,一直备受研究者关注。本项目的研究视角由此切入,探索我国资本市场环境下,“有限理性”投资者如何面对准则的变更及其市场传导效应。

在投资者的不完美理性认识上,我国学者边泓(2007)曾通过研究证实,“对于投资者使用会计信息具体模式的推测上,一定要考虑认知心理学作为基础”。出于认知研究的广泛性和交叉性,为了对本文的研究问题进行更好的诠释,本项目的研究视角聚焦于有限理性下的“认知偏差”。在启发思维的认知偏差带来的决策偏见研究中,很多研究证实这类偏差客观存在,如RoberPinsker(2007)运用实验研究方法检验了披露类型对非职业投资者的投资决策的修正效应。Shefrin和Statman的研究进一步验证:大多数投资者坚信“好公司”会的股票就是“好股票”,投资者把“好公司”混同于“好股票”等等。这些研究为投资决策的非理性过程积累了大量的实证证据。

在我国市场的独特制度设计中,上市公司退出制度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即有限理性条件下的新会计准则市场效应传导机制是什么,不同与世界其它地区的资本市场直接退出机制,我国资本市场独特的退出机制设计可以归纳为:“预警-退市”两个阶段,其核心是以会计盈利为基础,结合审计报告结论和其它特殊情形,对连续(近2年)会计亏损的企业,通过变更简称,标识ST标志,实现预警退市风险的功能。由于上市公司一旦变更简称(ST标识),向投资者传达的信息往往不仅仅包含盈利能力不佳,高管诚信问题等风险,更主要的是警示其可能步入市场退市机制一个阶段,蕴含退市风险,因此,“ST预警”被视为是我国资本市场退市机制中的核心措施,本项目以此着手,研究ST机制对投资者理性决策的偏误及其与公允价值准则推广的制度契合过程。

这里,ST机制下的投资者认知偏差的存在是本研究的基础出发点之一。这一逻辑出发点基于大量行为研究的成果(Kahneman,slovic&tversky,1982)证实,例如,人们在决策时,习惯于关注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的相似性,以实现对第二个事物的认知;甚至以过去的印象做判断,以表面相似性替代深层相似性,进而缺少对“既定思维标签”下的信息进一步分析(Shefin,2000)。即人们在思维上无意识的存在“偷懒”现象,出于事物表面相识性而潜意识附加更多的相识特征,而不会理性的对待不同的事物的诸多信息进行进一步加工,从而得到非最优信息集(完美)决策。研究者把这类简化思维的标签笼统的定义为“锚”。“锚定现象”的研究成为放宽经典金融学中完美投资者的假定的有力证据之一。事实上,即使是专业人士也难脱锚定决策等偏误决策(Northraft&Neale,1987),这些研究让我们相猜测,ST退市机制是否也会由于构成投资决策的偏误性“锚”?造成非效率决策过程。从而偏离准则执行的市场预期,这依旧有本项目在随后研究证实。

新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相对历史成本计量而言,会计政策的选择性更大,因此,会计信息质量不确定性大大增强。由于不确定性的信息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认知偏差的幅度,使得我们继续推测,公允价值是否加剧了市场上不同公司(ST簇公司/非ST簇类)的“锚定”偏差,即锚定效应在公允价值环境下会出现放大效应,投资者面对冠以“ST简称”的投资对象时,决策发生更大的“锚”定偏误现象会更加突出。在有色眼镜的视角下,放大“公允价值”准则下的会计信息质量可靠性较差的缺点,忽视了公允价值对会计信息质量的积极效用。如果这一假说成立,无疑意味着现行ST制度对新会计准则公允价值推广效应的扭曲,对于理解后金融危机时代市场对于公允价值推广的疑虑具有积极的意义。

事实上,锚定现象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和解释资本市场中一些“异象”(许年行、吴世农,2007))。如La Porta(1997)等人曾用此偏差解释了分析师在对公司盈余增长时的误判现象。Nofsinger(2002)的实验也说明了投资者存在锚定心理。Hirshleifer和Siew Hong Teoh(2009)进一步发现,会计准则和披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大量心理偏差的影响。国内的研究同样证实锚定思维在投资决策中的普遍存在。如孙培源、施东晖(2002)验证了中国股票市场羊群效应的存在;张勇(2003)验证了我国股市大量的噪音交易者;陈骥甚至证明我国大多数投资者有认知偏差;李心丹等(2002)更是明确证实了锚定效应在我国投资者决策行为中的存在。

由于ST机制催生上市公司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诱使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姜国华、王汉生,2005)。结合陆建桥(2003)对净资产收益率小于1%的公司存在复杂的盈余管理的证实以及薛爽(2003)对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普遍显著的研究。我们认为,投资者对于ST公司的管理层信任度低,可能会成为投资者解读ST公司信息的另一个潜在的“有色眼镜”。这个问题成为本项目探索公允价值推广与ST退市机制契合路径的另一个分析重点。

归纳起来,我们认为现行退市机制对上市公司退市阶段的警示性简称变更,会造成投资者形成决策的一个“锚”。在这个“锚”的影响下,“ST”标识在“警示历史会计亏损“和”业绩不佳“的同时,与“管理层机会主义”、“盈余管理”、“垃圾股”等一系列负面判断相锚定,进而促使投资者在解读ST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和管理层判断时带上“有色眼镜”。

三、不确定条件下的投资选择:锚定效应下的制度契合

总体来说,我们认为,迄今为止对于新会计准则变更的市场机制变更效应研究依旧存在以下研究局限:(1)对于公允价值的影响,依旧集中于会计信息质量多维度的验证,缺乏从“公允价值使用”到“投资决策效率”的整个传导路径的系统探索,因此,对会计准则变更的市场效应缺乏更深入的了解,研究停留在市场综合评价上,无法甄别市场“噪音”,也存在诸多研究结论上的冲突;(2)既然会计信息系统搭建了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的桥梁,那么会计准则的计价变更作为会计信息系统根本变革,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会计系统本身,它必然与现有是市场诸多制度相互影响、契合,形成复杂的市场效应,投资决策作为制度契合的结果,经验数据的研究结果存在滞后性和杂音大的弱点,难以对多制度交互效应做更深入的探查;(3)新会计准则的推广作为一个制度扩展过程,基于档案式研究手段的结论滞后于实际的经济反馈,不利于政策的修订和推广,因此有必要在研究范式上引入其它手段,借助实验研究手段取得大量先验研究支持和探索。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新会计准则在推广公允价值受到投资者认知规律的限制和有限理性的决策规律影响,其必将受到多元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的干扰和限制,从而放大公允价值计价的弱势,当遭遇市场动荡时,难免成为危机下的一个替罪羊,从这点来说,否定公允价值不啻于因噎废食。

参考文献

[1]陈胜蓝、魏明海.2006.投资者保护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会计研究.2006.10

[2]邓传洲,2005.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B股公司的证据.会计研究.2005.10

[3]葛家澍,2007.关于在财务会计中采用公允价值的探讨.会计研究.2007.11

[4]姜国华、张然,2007.稳健性与公允价值:基于股票价格反应的规范性分析.会计研究.2007.6

[5]李心丹、王冀宁、傅浩.2002.中国个体证券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2.11

[6]刘浩、孙铮.2008.公允价值的实证理论分析与中国的研究机遇.财经研究.2008.1

[7]刘泉军、张政伟.2006.新会计准则引发的思考.会计研究.2006.3

[8]陆宇建、张继袖、刘国艳.2007.基于不确定性的公允价值计量与披露问题研究.会计研究.2007.2

[9]彭星辉、汪晓红.1995.上海股民的投资行为与个性特征研究.心理科学.1995.02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理性分析 篇8

一、代建制的内涵分析

1. 代建制的概念

项目代建制最早起源于美国的建设经理制 (CM制) 。CM制是业主委托——称为建设经理的人来负责整个工程项目的管理，包括可行性研究、设计、采购、施工、竣工试运行等工作，但不承包工程费用。建设经理作为业主的代理人，在业主委托的业务范围内以业主名义开展工作，如有权自主选择设计师和承包商，业主则对建设经理的一切行为负责。采用C M制进行项目管理，关键在于选择建设经理，一般来说，精通管理、商务、法律、设计、施工等知识和技能，并具有丰富经验和良好信誉，是一名优秀建设经理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2. 代建制与工程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

所谓“工程项目管理”, 是指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的约定，代表业主对项目的组织实施进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管理服务。在项目管理过程中，项目管理企业不直接与项目的总承包企业或勘察、设计、施工等企业签订合同, 只是协助业主与上述企业签订合同并受业主委托监督合同的履行。项目管理的主要方式由项目管理服务 (PM) 和项目管理承包 (PMC) 两种。

所谓“工程总承包”，是指从事工程总承包的企业受业主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勘察、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 (竣工验收) 等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在工程总承包中，总承包企业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项目的质量、工期、造价等向业主负责、总承包企业依法将所承包工程中的部分工作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分包企业，分包企业按照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企业负责。工程总承包中的主要方式有设计——采购——施工 (EPC) 或交钥匙总承包、设计——施工总承包 (DB) 等几种。

综合上述三个概念的表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项目管理对于项目建设单位来讲，是在合同范围内为之提供一种技术性管理服务，工程总承包则是为建设单位提供技术性与建造劳务相结合的服务。在这一点上，代建单位的代建工作与项目管理相同，而与工程总承包有所区别。

第二，在项目管理中，项目管理企业的管理行为是代表建设单位，以建设单位的名义做出的;而在工程总承包中，总包企业除了以自己的名义完成承包范围内的工作外，对从自己这里分包工程的分包企业的管理和协调也是以自己的名义而非代表建设单位进行。在这一点上，代建单位完全以自己的名义完成工程建设及其管理的操作方式与工程总承包相同，而与项目管理有所区别。代建制是对建设管理费用的承包，项目管理企业具有项目建设阶段的法人地位，拥有法人权利 (包括在业主监督下对建设资金支配权) ，同时承担相应责任，包括投资保值责任。

第三，与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一样，工程项目的“代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适应市场发展和变化的工程建设方式，我国将其作为公共工程建设的制度化范式，从公共投资管理角度来讲，无疑是一种体制创新。

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主要宗旨是为了解决在我国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之下，行政机关直接管理尤其以国家名义投资建设项目所造成的“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权合一模式所造成的“责、权、利”难以分清，难以具体落实的严重弊端，是以分权和市场化的方式对政府机关的行政权利运行进行一定的限制，在实施的效果上则主要表现为项目投资和工期的节省、质量的提高和工程建设领域腐败现象的防治。因此，基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主旨，我们在对代建制进行制度定位时，不应将其混同于一般的项目管理方式，否则将难于理清代建单位的代建和对于项目的管理之间的关系，而应当将其归位为解决政府业主的“虚位”问题，提高项目管理的效率，明确各主体责任而将政府对于公益性项目的建设管理通过一揽子的方式委托代建单位实施的行政管理方式，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方式。

二、代建制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一项制度安排的变动将使原有结构失衡，从而可能引发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我国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具有典型的计划经济特征，是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有制度所使用的环境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而为其制度变迁提供了条件。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实践已经证明原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趋势，不但导致了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日趋低下，而且还导致了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充分暴露出原有制度的无效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出现和实施，就是原有制度变迁的过程。

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为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但是，它明显与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并逐步显露出其制度的无效性。一是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二是趋利机制导致投资失控。三是项目建设的自营性、临时性、分散性导致质量与效益低下。四是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导致腐败。政府官员的参与造成行政权力直接介入项目投资和建设，容易产生“长官意志”、“拍脑袋决策”问题，当监督机制缺失时更会导致腐败。五是导致建设市场混乱。

政府投资项目实际上就是政府向社会提供的公共物品，其投资管理模式是由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制度所决定的。长期以来，我国实行高速集中的计划经济和相对单一的所有制形式，政府垄断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成为公共物品的惟一供给者。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必然与基本经济体制相适应，与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制度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同时，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与投资体制和建筑业管理制度密切相关。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密切相关的其他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一是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从政府是惟一的供给主体，演变成为公共物品多元化供给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二是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体制，形成了投资主体和资金渠道多元化格局;三是建筑业管理制度的变革，促使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度、工程监理和工程总承包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

上述表明，在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投资体制和建筑业管理制度发生变迁时，一方面，原有的制度安排出现了结构失衡，传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已经无法适应这一环境变化，必须通过制度的变迁来改变这一状况;另一方面，其他制度安排的改变也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制度提供了变迁的基本条件。所以，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是原有制度安排的一种变迁。

三、代建制委托代理理论分析

委托——代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罗斯(Ross)、詹森(Jensen)与麦克林(Meckling)等经济学家提出来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性，代理人掌握着比委托人更多的信息，凭借这个优势获取更多的利益，而造成委托人的损失。信息不对称性从发生的时间来看，可分为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事前不对称发生在当事人签订契约之前，产生逆向选择;事后不对称性发生在签订契约之后，产生道德风险。逆向选择指委托人处于信息不利地位，不清楚潜在代理人的真实情况，可能选择到并不满意的代理人。而且代理人还会利用这部分隐蔽信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契约，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解决逆向选择问题，委托人可通过制定一套策略或契约来获取代理人的信息，采用信息甄别手段;或者高质量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向委托人传播自己的私人信息，采用信号传递手段。道德风险发生在委托——代理关系确立以后，指代理方利用信息优势隐瞒对委托方不利的信息和行为，使委托方遭受损失，而实现利己的目的。道德风险会增加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影响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导致低效率。为了解决道德风险对委托人造成的利益损失，委托人在与代理人签约时就应考虑如何减少道德风险的损害。一种解决方案是在合同中签订避免道德风险的条款，以防止代理人采取危害委托人的行为。采用这种方案，委托人需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监督代理人的行为。合同条款是否能避免道德风险，关键在于委托人能否监督代理人的行为，以及监督成本的大小。监督越困难，道德风险出现的可能性越大，而且道德风险的危害也越大。另一种方案是为了弥补监督的困难采取的激励措施，以激励促使代理人为了自身效用最大化自愿地或不得不选择与委托人标准或目标相一致的行动。

对于政府投资项目，传统上是采用项目使用单位自建的建设工程管理模式，即通过组成项目法人、工程指挥部或基建办等对政府投资项目直接管理，项目使用单位因分别与规划设计单位、建设承包商和建设监理单位之间直接签订业务承揽合同而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首先, 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与项目使用单位之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在这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为委托人，项目使用单位为代理人, 其次, 则是由项目使用单位因分别与规划设计单位等签订业务合同而形成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这里项目使用单位为委托人，而规划设计等单位为代理人。但这种在我国计划经济下的建设工程管理模式所产生出来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在着许多弊端。在这个以项目使用单位为纽带所形成的委托——代理链当中，使用单位无论作为代理人，还是作为委托人都是不合适的。

实行代建制后，项目使用单位只是对项目提出建筑功能和使用上的需求后便不再直接参与项目的建设和管理，其主要职责变为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一道对代建单位的建设活动实施监督。这样以来，对于政府投资项目在代建制框架下就形成了一条以代建单位为纽带的委托——代理链:项目投资主管部门通过公开招标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 (代建单位) 负责项目的投资管理和建设实施活动，这里政府投资主管部门 (包括项目使用单位) 为政府投资项目的委托人，代建单位为代理人。在这个以代建单位为纽带的委托——代理链中，代建单位因其专业化和第三方等特点使其成为政府投资项目成败的关键环节。作为代理人，因为代建单位具有丰富的项目管理知识和经验，熟悉投资规律和基建程序，委托其代行业主的职能对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负责，不仅能克服设计、施工、试运行等项目各阶段相互脱节的矛盾，而且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代建单位会主动发挥其专业优势，运用各种有效的项目管理手段来实现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四、代建制隐形激励理论分析

所谓激励就是要使得人达到一种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他具有采取行动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 经济学将动态博奕理论引人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之中, 论证了在多次重复代理关系情况下, 竞争、声誉等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代理人的作用, 充实了长期委托——代理关系中激励理论的内容。由克瑞普斯等人提出的声誉模型, 解释了静态博奕中难以解释的“囚徒困境”问题。当参与人之间只进行一次性交易时, 理性的参与人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通过欺骗等手段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目标, 其结果只能是非合作均衡。但当参与人之间重复多次交易时, 为了获取长期利益, 参与人通常需要建立自己的声誉, 一定时期内的合作均衡能够实现。法玛的研究表明, “代理人市场的竞争对代理人施加有效压力”, 在竞争性代理人市场上, 代理人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 从长期来看, 代理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责任, 因此, 即使没有显性激励的合同, 代理人也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 因为这样做可以改进自己在代理人市场上的声誉, 从而提高未来的收入。霍姆斯特姆将上述思想模型化, 形成代理人——声誉模型。这一机制的作用在于, 代理人工作的质量是其努力和能力的一种信号, 表现差的代理人难以得到人们对他的良好预期, 不仅内部提升的可能性下降, 而且被其他企业重用的机率也很弱。

综上所述，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在我国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理论基础，解决了传统体制所有者代表缺位的问题，解决了传统体制下由“基建办”、“指挥部”等临时机构外行管理内行的问题，解决了政府机构过多直接参与项目建设实施, 以及概预算软约束的问题等，体现项目管理的专业化、科学化, 以及责权利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钱省三梁颖:关于代建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中国工程咨询, 2007 (12)

[2]康克龙:从作用机理透视代建制度安排.中国工程咨询, 2008 (1)

理性投资 篇9

煤炭工业是我国及全球诸多国家重要的基础性产业, 煤炭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1]。然而, 我国煤矿目前仍然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亡较大, 煤矿安全问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和挑战[2]。煤矿企业的安全投资是保障煤矿安全生产的关键, 煤矿安全投资对于推动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技术进步、提升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实现煤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3]。的重要手段。当前, 煤炭企业仍然存在安全投资动力不足的情况, 无法保证煤矿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4]。如何有效的激励煤矿企业进行安全投资, 政府如何有效引导煤矿企业进行安全投资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煤矿企业的安全投资不仅受其自身投资策略的影响, 还与政府监管以及其他企业的安全投资密切相关。在煤矿安全投资评估及决策中, 传统决策评估方法很难处理煤矿企业间安全投资策略的依存性。徐阳[5]从自然条件、生产条件、科技投入、管理水平、安全培训五方面分析了我国煤矿生产面临的问题。周忠科和徐亮[6]建立了我国煤矿安全管理中基于政府、煤矿和职工的三方博弈模型, 并给出了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和完善监管体制的建议。杨力和于海云[7]通过集成AHP与BP神经网络, 建立了煤矿安全投入的综合评价模型。高蕊[8]研究了安全投入、事故损失与安全保障度之间的函数关系, 得出事故损失与各项安全投入之间的函数关系。刘广平和戚安邦[9]基于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构建了煤矿经济效益函数, 研究得出了影响煤矿安全水平边际效应的因素。王金凤[10]等采用系统动力学进行煤矿安全投入与安全绩效的仿真模拟研究, 发现在初期煤矿生产过程中, 安全投入对各因素的安全水平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

政府与煤矿之间的监管机制, 各个煤矿企业间安全投资策略的相互影响, 就使得博弈论成为研究煤矿安全投资策略及管理的重要工具。但目前仅有的研究都是将煤矿企业和政府作为完全理性对象进行分析, 没有考虑现实世界中煤矿安全投资主体往往只具有有限理性。而演化博弈[11]正是处理有限理性博弈方博弈策略的有效工具, 其有限理性的现实基础使得结论更具有可信的现实性。因此, 本文利用演化博弈论进行煤矿安全投资的研究, 在煤矿安全投资决策过程中, 帮助煤炭企业和政府作出做出科学的符合现实有限理性的煤矿安全投资决策, 更加有效的激发企业实施安全投资的积极性, 对于煤炭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煤矿安全投资演化博弈模型基础假设

假设甲乙两个煤矿企业为风险中性的同类型企业, 记R为煤矿企业的正常收益, 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的成本为I, 由于安全投资而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无形资产价值为M。而L代表煤矿安全事故带来的损失。煤矿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为p。煤矿企业不进行安全投资而在不符合安全管理要求情况下违规进行开采和生产, 被相关政府安全监察机构处罚为F, 可看作政府的监管力度。如果只有部分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则政府会对于实施安全生产的煤矿企业给予奖励B, 对其进行鼓励。而不实施安全生产的企业有概率q被查处并处罚。根据甲乙煤矿企业的收益可以建立煤矿企业的安全投资博弈模型, 如表1所示。

2 煤矿安全投资演化博弈分析

煤矿安全投资主体在投资问题中表现出来的理性程度不高, 煤矿安全投资策略的学习和动态调整的速度不快。因而在运用演化博弈进行煤矿安全投资分析时, 可以利用其复制动态对煤矿安全投资的有限理性博弈进行分析[11]。

2.1 煤矿安全投资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

在煤矿安全投资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分析中, 假设现实社会中实施安全投资的煤矿企业比例为x, 不实施安全投资的企业比例则相应的为1-x。则上文博弈模型中实施安全投资的煤矿企业的期望得益就可以表示为:

而不实施安全投资策略的煤矿企业期望得益为:

总体平均期望得益可以通过下式得出:

2.2 煤矿安全投资演化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

对于式 (4) , 令, 求解可得可能稳定状态为以下三个:

令, 根据微分方程的稳定性定理及演化稳定策略的性质, 当F' (x*) <0时, x*为演化稳定策略。根据稳定策略特征可以分为以下情况进行分析:

(1) 若R+M-I>R-p L-q F, 且R+M-I+B>R-p L-F

根据表1, 这种情况意味着无论一方煤矿企业是否进行安全投资, 另一方进行安全投资的收益总大于不投资的收益时。这种情况发生在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能够履行其职责, 能够严格执法, 不实施安全生产者能够被发现而且会受到严惩。

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求得F' (x1*) >0, F' (x2*) <0, x3*不是稳定状态。于是x2*=1是唯一演化稳定策略。根据演化博弈, 此时煤矿安全生产投资的演化博弈的复制动态方程相位图如图1所示。

在此种情况下的演化博弈结果为:在监管部门严格执法有效监管的情况下, 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均趋向于实施安全投资策略。较低的安全投资成本使得所有煤矿企业投资于安全生产;由于实施安全投资的期望收益要高于不实施投资的期望收益, 因此即使有少量煤矿企业不进行投资, 这些企业在发现投资的好处之后就会不断模仿成功组织的投资策略, 恢复到所有企业都投资安全生产的进化稳定策略状态。

(2) 若R+M-I

根据表1, 这种情况意味着无论一方煤矿企业是否进行安全投资, 另一方不进行安全投资的收益总大于进行安全投资的收益。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安全监管部门严重失职, 要么不能及时发现不进行安全生产者, 要么对其没有依法严惩, 使其因不安全生产而受到处罚的损失小于其进行安全投资的费用, 即M→0, F→0, B→0。此时, F' (x1*) <0, F' (x2*) >0, x3*不是稳定状态, x1*=0是唯一演化稳定策略。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如图2所示。

由图2可见, 由于这时进行安全投资的成本较大, 煤矿企业大都倾向于不进行安全投资。博弈结果为: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均趋向于不进行煤矿安全投资。如果监管部门不加强监管, 煤矿企业长期发展的结果都会趋向于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

(3) 若R+M-I>R-p L-q F, 且R+M-I+B

根据表1, 这种情况意味着当一方煤矿企业进行煤矿安全投资时, 另一方进行安全生产投资时收益较大;而当一方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时, 另一方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时收益较大。这种情况也通常发生在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职责, 只有在其它煤矿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时, 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的企业才会受到严惩;而当所有煤矿企业都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时, 由于种种原因不进行安全生产企业反而得不到严惩, 不进行安全生产而受到处罚的损失小于其进行安全投资的费用。此时, F' (x1*) <0, F' (x2*) <0, F' (x3*) >0。x1*=0和x2*=1都是演化稳定策略。此时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如图3所示。

此时演化博弈的结果取决于x的初始水平。当初始的x∈ (0, x3*) 时, 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均趋向于采用不进行安全投资;当初始的x∈ (x3*, 1) 时, 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均趋向于采用进行安全投资。

这表明只有当现实社会中投资比例超过x3*时, 已实施安全生产投资的煤矿企业会引导和激励其他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直至所有煤矿企业都实施安全投资。为了实现上述均衡结果, 就应该使x3*尽量接近坐标原点, 即安全投资成本I越小越好。因此, 有效降低煤矿安全投资成本是激励和促使所有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的重要因素。

(4) 若R+M-IR-p L-F

根据表1, 此种情况意味着当一方煤矿企业进行安全投资时, 另一方实施安全投资的收益却较小;而当一方不进行安全投资时, 另一方进行投资的收益较大。这中情况出现在当其他不进行安全生产的煤矿企业进行安全投资时, 己方不进行安全投资时受到的处罚较轻;而当一方煤矿企业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时, 自己也不进行安全投资时, 会导致严重安全事故, 结果会受到严惩。这时, 此时, F' (x1*) >0, F' (x2*) >0, F' (x3*) <0。此时是唯一演化稳定策略。复制动态方程的相位图如图4所示。

博弈结果为:在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大群体中, 经过长期反复博弈有比例的煤矿企业趋向于进行安全投资;比例的煤矿企业趋向于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显然, M-I+B+F+p L越大趋向于实施安全投资的煤矿企业的比例就越大, 而I-M-p L-q F越大趋向于实施安全投资的煤矿企业的比例就越小。

3 政府奖励、处罚及安全事故对煤矿安全投资的影响

政府对煤矿企业安全投资的奖励、对不实行安全投资的处罚, 以及煤矿安全事故的发生都会在很大程度上鼓励和刺激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将煤矿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p, 对不实行安全投资的处罚F, 以及政府对于实施安全投资的企业给予奖励B综合进行考虑, 其对煤矿企业安全投资的影响可以用泊松分布来描述。沿用Dixit et al[12]的思路引入泊松分布, 假设政府对煤矿企业安全投资的奖励、对不实行安全投资的处罚, 以及煤矿安全事故的发生会使煤矿安全投资项目价值以h的比率上升, 且服从参数为λ的泊松分布, 煤矿安全投资项目价值V满足:

dq为平均到达速率为λ的泊松过程中的增量, 其中, α为安全投资项目收益的期望增长率, σ为项目收益变动率的标准差, d Z为维纳过程增量, 且。其中ε代表从标准正态分布中取出的一个随机值。根据泊松分布, 有:

dq=0, 概率为1-λdt

dq=h, 概率为λdt

根据贝尔曼方程及Ito定理求解可得:

可以得到执行投资期权的临界值为:

此时, 煤矿安全投资价值为:

政府对煤矿安全投资项目资助对项目价值的影响可以通过式 (7) 、 (8) 、 (9) 表现出来。在β为正时, 取r=0.07, α=0.03, σ=0.3。得出V*随I、h和λ的变化情况, 如图5所示。

从图5可以看出, 在煤矿安全投资项目中, 政府对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的奖励、对不实施安全投资的处罚以及煤矿安全事故的发生, 以上诸事件的发生会使得安全投资价值提升比例h、出现的频率λ以及安全投资成本的增加进一步增加安全投资的价值和投资的临界值。而相应项目价值的提升会进一步推动煤炭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4 算例仿真实证

某地区有甲乙两个煤矿企业, 均为风险中性的同类型企业, 设煤矿企业的正常收益R为1000万元, 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的成本为I为180万元, 由于安全投资而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无形资产价值为M为200万元。而如果煤矿不实施安全投资, 一旦发生安全事故, 带来的损失L为300万元代表, 。煤矿安全事件发生的概率p为0.1。煤矿企业不进行安全投资而且违规进行开采和生产, 在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能够履行其职责, 能够严格执法的情况下, 煤矿企业被相关政府安全监察机构处罚F为200万元, 被查处并处罚的概率q为0.6。如果只有部分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则政府会对于实施安全生产的煤矿企业给予奖励B为100万元, 对其进行鼓励。如果安全监管部门严重失职, 要么不能及时发现不进行安全生产者, 要么对其没有依法严惩, 此时煤矿企业不进行安全投资而且违规进行开采和生产, 煤矿企业被相关政府安全监察机构处罚F为5万元, 被查处并处罚的概率q为0.2。如果只有部分煤矿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则政府会对于实施安全生产的煤矿企业给予奖励B为3万元, 对其进行鼓励。且由于政府严重失职, 带来的社会效益和无形资产价值为M仅为5万元。根据甲乙煤矿企业的收益可以建立煤矿企业的安全投资博弈模型, 如表1所示。

根据本文模型分析和上述仿真实证数据可知, 在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能够履行其职责, 严格执法的情况下,

R+M-I=1000+200-180=1020

R-p L-q F=1000-0.1×300-0.6×200=850,

故有R+M-I>R-p L-q F

又R+M-I+B=1000+200-180+100=1120 R-p L-F=1000-0.1×300-200=770

故有R+M-I+B>R-p L-F

所以根据本文模型, 在此种情况下的演化博弈结果为:在监管部门严格执法有效监管的情况下, 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均趋向于实施安全投资策略。较低的安全投资成本使得所有煤矿企业投资于安全生产;即使有少量煤矿企业不进行投资, 这些企业在发现投资的好处之后就会不断模仿成功组织的投资策略, 恢复到所有企业都投资安全生产的进化稳定策略状态。

如果安全监管部门严重失职, 根据仿真实证数据有:

R+M-I=1000+5-180=825

R-p L-q F=1000-0.1×300-0.2×5=969

故有R+M-I

又R+M-I+B=1000+5-180+3=828

R-p L-F=1000-0.1×300-5=965

故有R+M-I+B

根据本文模型分析可知, 由于这时进行安全投资的成本较大, 煤矿企业大都倾向于不进行安全投资。有限理性的煤矿企业经过长期反复博弈均趋向于不进行煤矿安全投资。如果监管部门不加强监管, 煤矿企业长期发展的结果都会趋向于不进行安全生产投资。

5 结论

本文从有限理性角度出发, 采用演化博弈论建立了考虑政府监管的煤矿企业安全投资的演化博弈模型, 预测了煤矿安全投资的长期稳定趋势。同时分析了政府奖励、处罚和安全事故对煤矿安全投资的影响。为煤矿企业的安全投资和政府的监督管理提供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 煤炭企业是否实施安全投资与煤炭企业实行安全投资的成本、不实行安全安全被查处的罚款及期望事故损失以及煤矿企业不进行安全投资的收益有密切关系。根据本文研究结果, 可出以下结论及政策建议:

(1) 根据前文模型, 在煤矿企业群体博弈中得到三个均衡, 如果政府监管存在漏洞和缺陷, 煤矿企业会长期倾向于不实施安全投资, 安全生产和安全投资就不能真正的落实, 最终影响煤炭行业的健康发展并造成巨大损失。

(2) 在现实中, 只有政府依法加大监管力度, 同时积极奖励实施安全投资的煤矿企业, 才能真正引导和推动煤矿企业落实安全投资, 使整个煤炭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从政策和制度上加大煤炭企业不遵守煤炭安全生产、不实施安全投资的成本;同时切实降低实施安全投资的成本, 最终引导和激励煤炭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4) 政府要通过立法等措施, 改革体制, 提高执法力度和保证执法者的廉洁, 坚决杜绝官煤勾结, 真正落实国家政策。

(5) 政府对煤矿安全投资的奖励、处罚会极大提升煤矿安全投资项目的价值, 进一步推动煤炭企业实施安全投资, 提升煤炭行业安全生产水平。

(6) 积极倡导煤炭企业实行安全投资技术创新, 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国家应加大对煤炭企业科技进步的资金扶持力度, 加大煤炭安全技术的科技含量。从而激励企业自觉采取安全技术, 推动产业升级, 最终实现社会帕累托最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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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投资 篇10

理性是指人在正常思维状态下时, 有自信与勇气地遇事不慌且能够全面了解和总结并尽快地分析后恰当地使用多种方案中的一种方案去操作或处理, 达到事件需要的效果。理性是基于正常的思维结果的行为。反之就是非理性。

由这个定义可以知道, 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标准在于在决策之前对于原因、目标、以及方法的逻辑思考。理性的程度与对这三者思考的精细程度成正比。

与此同时, 人在做决定的时候也必然会受到很多非理性因素的影响, 比如情绪, 大众的倾向, 权威的言论, 各种各样的诱惑与谎言。

二、中国股市中的非理性的新股投资

(一) 非理性期望与非理性手法

投资者进入股市的目的各式各样, 在中国, 主流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股票价差的超额收益, 为了最大化收益, 广大投资者费劲心思, 手段层出不穷, 内幕交易, 爆炒新股, 抢帽子, 短线博差, 追捧概念, 押注重组, 高价购入ST股票等;另一方面, 业绩稳定、分红比例较高的大盘蓝筹股却长期遭到冷遇。这林林总总的现象都扭曲了中国股市创办的初衷 (让社会资源得到高效的配置) , 让现在的股市更像是一个超级赌场, 投资者就是里面的赌客与庄家, 有所差别的就是信息的不均等与技巧上的差异罢了。因此, 当我们问投资者为什么要投资股市而不是投资其他市场时, 通常的回答是:“赌一把!”由此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 在广大投资者心理惯性中, 对他们来说投机几乎成了股市存在的唯一价值。

(二) 发展过程

在历史的长河中, 这是每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在感叹欧美股市成熟的同时, 也应看到在数十年前, 那些市场曾经也是如此的疯狂。所以我们不必抱怨也无需悲观, 理性价值的回归是市场必然的选择。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促进理性的回归, 帮助投资者更理性地分析机会, 更理性地制定预期收益, 更理性地采取投资策略, 更理性地对待市场。

下面就现在我国股市比较受投资者追捧的“爆炒新股”的理念做出一点粗略的分析, 来看看理性投资与疯狂投机哪个更符合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股市并非遍地黄金, 新股未必都能赚钱。”由于新股上市当日不设涨跌停限制, 炒新的投资者也许图一时之快, 或许抱着一夜致富的侥幸心理, 回过头来看, 恶炒的新股大多熊途漫漫, 深不见底。这是一种典型的“击鼓传花游戏”, 新股股价向市场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回归是必然的, 高位接手的中小投资者绝大多数会被“套牢”, 成为这场“游戏”的最终受害者。

三、数据分析

据统计数据显示, 2010年新股有32只破发, 破发率为9.22%, 2011年新股有84只破发, 破发率29.89%。从2010年初到今年2月底, 深市583只新股已有497只跌破首日收盘价, 34只首日收盘涨幅超过100%的新股中, 已有33只跌破首日收盘价, 平均跌幅23.15%, 最大跌幅达64.4%, 炒得越高, 跌得越狠。此外, 新股上市首日买入的主要是个人投资者且大都亏损, 其中10万元以下的个人投资者亏损比例为60.75%。

从发行市盈率上, 2002年初到2008年底的7年时间内, 我国A股市场年度首发市盈率均值在17倍到30倍的区间内, 最近三年的年度首发市盈率均值分别高达53倍、59倍、46倍。2010年至2011年, 新股发行平均市盈率为:创业板59.49倍, 中小板48.53倍, 沪市主板37.55倍。同期市场总体情况为:创业板64.24倍, 中小板38.09倍, 沪市主板20.06倍。上证50和上证180成分股平均动态市盈率当前只有10倍左右。在如此高的发行市盈率下, 必然有回归市场的总体需求。近两年来, 虽然理性有所回归, 但还是老股价格的3倍以上。首日买入新股的散户3个月内仍旧有56.7%亏损。

四、结论与本质

由上面的统计数字我们已经很清晰地得出结论了:投资者盲目追求短期超额收益的冲动, 必然导致长期的亏损。其实理性的投资者完全可以预见到新股不败的市场现象的破灭。本质上是定价机制演变与利益链上资本贪婪的必然结果。那是否意味着新股没有价值必须要回避呢?

新股的大量破发必然倒逼市场定价机制的演变。具体到个股则需要通过理性的分析, 才能找到有价值的品种, 这就是古语“旱则资舟, 水则资车, 以待乏也”蕴含的道理。

五、理性的新股投资

在面对一只新股时, 需要的是去了解公司基本面, 他的经营目标是什么?公司属于什么行业?行业的政策与成长性如何?进出壁垒如何?公司运营能力、主营产品市场地位、未来盈利增长点情况等, 而不是听风便是雨的盲目随从。除此之外, 公司财务报表以及近期市场行业的平均估值水平也都是投资者需要去了解的, 通过对这些方面的研究, 投资者在是否参与新股申购, 或在上市首日参与新股的投资决策中, 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明白公司价值几何。

理性投资：纪念邮资明信片 篇11

其一，纪念邮资明信片内容丰富、选题重大、构图独到，涉及面广，涵盖了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体育、外事、集邮、动植物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诸多方面。根据国际邮展的评审规则要求和趋势表明，编组好的邮集，封片的比重越来越大。JP片正适应了这种要求，它浑身是宝，但凡片上出现的邮资图、画面、文字，无论是实寄的、未实寄的、或是盖纪念戳的，均可堂而皇之纳入邮集，它能够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专题的组集需要，这给集邮者提供了广阔前景。

其二，发行量和印刷量偏少，是它具有投资价值的决定性因素。从JP1至JP28，除了JP13台胞片外，其间最多的JP22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为87万套，最少的JP6区票展览仅38万套。10余年来，由于通讯和自然损耗等原因，实际上新片存世量大大低于发行量。这两年JP发行量较大增幅，但平均也不过400余万，大大低于同期邮票和小型张。仅此，便可悟出它的投资前景和收藏价值。

其三，纪念邮资明信片发行量与同时期小型张印量虽相差无几，但市场价格却十分悬殊。1984年发行的JP2中英联合声明和1985年的JP6区票展览在JP系列中是最贵的，现市场价约350元，而同期的小型张达到500元至2000元。近年邮市上小型张狂炒狂涨，邮电部门已加大调控手段，印刷数量动荡不定，总的趋势偏大。如世人瞩目的黄山小版张传闻4000万枚，每枚售价16元，这就使得投资环境越来越困难，投资成本和风险与获利反差越来越大。不少投资者将会通过冷静分析，进而转向投资抗跌性强的、上升空间广阔的新品种。

其四，JP22《香港中银大厦落成纪念》错片(俗称“片蓝”)是继“蓝军邮”、“一片红”后又一枚新中国珍邮，错片被邮电部三令五申回收后，部分流失民间，价格暴涨，从1996年4月至1997年4月近一年时间，“片蓝”从4000元直冲到了6000元。从而也带动了整体JP价格上扬，“片蓝”几乎成为JP炒作的领头羊。这样，原来不收藏者也开始注意并热衷收集起来。

其五，邮市上，现在其它邮品价格扶摇直上，JT大全套近5万元，编号票要万元以上，是初入市者不能承受得起的。更何况邮票的品相等一系列验定等也绝非一般人一夜之间所能掌握的。避重就轻，战略转移，纪念邮票明信片作为首选品种已成趋势。

投资纪念邮资明信片不管是欣赏、收藏、研究、参展，还是作为一种投资都是明智的选择。1996年以来．纪念邮资明信片升值迅猛，但业内人士称，这仅仅是它价位回归的开始。原则上说，我国发行的纪念邮资明信片，仍然处于投资阶段。目前JP大全套2500元左右(不含“片蓝”)，远不及一枚小型张的价格。据悉，邮电部邮品调价目录即将亮相，这是1991年后第二次大规模、大幅度调价，独成体系的纪念邮资明信片新价目必让邮人大受鼓舞。今后它将与其它邮品并驾齐驱，为邮市的辉煌增光添彩。

理性投资 篇12

截止到2009年第一季度, 我国基金总份额23, 264亿份, 资产净值达到18395亿元, 基金持有沪深两市过半数的股票, 所持股票市值占流通市值的11.05%, 已经成长为规模最为庞大的机构投资者。而以基金公司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不少问题, “暗箱操作”、“老鼠仓”、利益输送等违规行为较多, 从某种程度上成为操纵股票价格、造成股市高投机性的幕后推手。

(一) 机构投资者的股价操纵行为

操纵市场是一种违背证券市场“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不正当行为, 它是指投资机构、上市公司和新闻媒体等组织串通合谋利用虚假信息和虚假交易, 扰乱证券市场价格, 致使中小投资者在被蒙蔽的情况下做出投资决策, 以获取不正当收益。

从本质上来讲, 机构投资者股价操纵主要有一下三种方式。

1.基于行动的操纵。此类操纵往往由与上市公司有特定联系的机构投资者进行。包括利用资产重组、资产置换等可以直接操纵股票基本面价值的行动。有的中介机构如券商, 由于为上市公司提供承销保荐、并购重组等相关服务, 更了解上市公司的真实财务信息, 而目前创业板中的一些上市公司质量不高且信息披露透明度低, 这给部分中介机构提供了可乘之机。

2.基于信息的操纵。是指通过发布虚假信息或者传播流言蜚语来影响股票的市场价格。一方面, 由于具备雄厚的资金规模以及与上市公司的紧密联系, 让机构投资者成为了信息资源的优势方, 它们常常与上市公司和证券分析师串通一气, 利用新闻媒体混淆视听, 向公众散布虚假信息, 阻碍或延缓中小投资者获得准确有效的信息, 试图通过加大与散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鸿沟, 达到操纵市场, 获取收益的目的。另一方面, 我国证券监管力度不足打击不力使得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以极低的违规成本获得极大的违规收益, 是证券市场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3.基于交易的操纵。这一操纵行为是市场中最为常见的。在股票市场中常见的庄家拉升股价———散户跟风买入———庄家出逃就属于这类操纵行为的表现形式之一。

(二) 机构投资者的投机行为

在上市公司方面, 上证、深证指数中的股票几乎都是大盘蓝筹股, 诸如银行、能源行业, 业绩良好、前景光明, 而创业板中的上市公司几乎都是年轻企业、新兴行业, 发展不成熟, 为何却成为炙手可热的炒作对象呢?因为它们的股票流通盘小, 对于资金充裕的机构投资者来说更易对其控盘。相对于流通盘几十亿的大盘股, 创业板中的一些小盘股仅有几千万的流通盘, 方便机构拉高股价, 从相对交易、连续交易等虚假交易行为中获取收益。

在机构管理方面, 由于大多数基金公司的资金多来源于对外融资, 对这些机构而言, 取得优秀的年终业绩是在同行业中取得竞争力、吸引更多投资者客户壮大自身规模的关键, 因此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对他们来讲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 由此造成了机构投资者的短视行为, 促使他们不断更换投资组合以追逐短期资本收益, 短线炒作的频率明显高于中长期投资, 从而加大了股市的波动程度。

二、机构投资者非理性行为对创业板市场的影响

机构投资者无视风险对创业板市场的操纵和过度投机行为, 使得中国创业板的泡沫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 创业板股票高超募率、高市盈率、高股价等现象屡见不鲜。

首先, 从2009年10月23日中国创业板市场开盘以来, 截止到2011年4月7日, 总共有200家公司成功登陆创业板市场。这200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共计超募资金高达960.637亿元, 平均融资超募资金为4.8亿元, 最大超募资金是国民技术 (300077) 的19.65亿元, 超募资金额度远远超过企业的总资产。有资料对44家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超募资金使用安排进行了统计分析, 结果显示:有70.88%的超募资金被闲置, 未投资或使用在任何领域。仅有少数按深交所要求用于主营项目的投资或并购, 其余大量被使用在购置不动产、进行资金“置换”规避监管、偿还贷款或存在银行吃利息等方面。

其次, 目前大多数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票市盈率和股价与其业绩背离明显。以东方财富与三五互联为例, 两家同属信息技术行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 拥有良好的市场概念, 市盈率分别高达191.39倍和404.69倍, 股价也较上市时上涨超过200%。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在13年的半年报中两家均出现业绩亏损, 公司业绩远远跟不上其市盈率和股价。可见, 在创业板浓重的投机氛围下, 投资者只想通过买卖赚取价差收益, 而丝毫不关心上市公司的业绩, 股票价格愈加偏离内在价值, 形成爆炒后的流动性过剩, 从而产生大量的经济泡沫。长此以往, 资本市场无非只是击鼓传花的游戏。

三、抑制机构投资者非理性行为的对策

(一) 建立相关机制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

从监管的角度讲, 一是要加大惩处震慑力度, 严厉打击机构投资者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恶意串通上市公司发布虚假信息和操纵市场的机构, 不但要对其高管和连带责任人进行行政和法律惩处, 还要提高赔偿金额比例, 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二是建立证监会、公安机关以及司法机关相互联动的内幕交易执法监查机制。三是强化对证券中介机构的监管, 重点健全与会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投资顾问公司等证券中介机构监管有关的法律规章, 并设置专门的信用评级机构, 提高中介机构的公信力。

(二) 完善股票市场软硬环境建设

为了解决过度投机造成的创业板市场泡沫问题, 证监会等相关部门首先需要从股市的硬环境下手, 做好公司在创业板上市、退市的“把关人”;其次对积极分红、规范披露信息、无违规记录的公司, 给予财政、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在软环境建设方面, 上市公司一方面应当完善公司治理, 提高自身盈利能力, 完善红利分配制度, 通过丰富的股利分配方式积极回馈中小投资者;另一方面应建立退市应急机制和保险机制,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三) 改革信息披露制度, 规范信息披露体系

首先, 应该创新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 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德国、中国台湾等地股票市场的成功经验, 在公司股票发行前和上市前各设置半年的辅导期。发行前的辅导是对公司高管进行信息披露、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培训与考试, 并协助公司转换经营机制;发行后的辅导是用至少半年的时间去考察公司信息披露是否规范。这样可以使公司从上市开始就步入规范化轨道, 有效防止包括信息披露不规范在内的不规范现象的发生。

其次, 应当重视并积极发挥财经媒体对上市公司的信息监督作用。通过立法, 从法律上保障各类媒体对上市公司拥有的报道权和批评权。通过舆论监督的作用, 曝光上市公司提供虚假信息的不正当行为, 并将此作为今后评估退市的依据, 从而督促上市公司确实履行信息披露职责, 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时, 公布全面真实的信息。

(四) 加强从业人员培训, 倡导价值投资理念

一方面, 需要对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参与行为加以规范, 对从业人员需加强职业道德培训, 提升投资分析师的专业素质, 为中小投资者提供可靠的资讯和建议;另一方面, 引导机构投资者完善投资理念, 建立长期的投资战略, 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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