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维权（共3篇）
理性维权 篇1
2012年4月11日, 因航班延误赔偿问题, 旅客与深圳航空公司发生严重分歧, 上海浦东机场有20多名旅客冲上滑行道表达对航空公司不满, 直接逼停了一架进港的艾提哈德航空公司, 严重危害了浦东机场的运营安全。深航选择“破财免灾息事宁人”赔偿了包括拦机旅客在内每位延误旅客1000元。由此4月13日, 广州白云机场又发生因受天气影响飞机延误, 导致部分旅客堵塞登机口、冲闯停机坪事件。4月25日, 广州白云机场公安局对一名冲闯停机坪的旅客, 依法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这一系列的事件, 使得公众对航班延误赔偿问题及过激维权倍加关注。
1 近年来的旅客乘机过程中的冲突
根据民航资源网数据, 2010年上半年全国航班延误率为23.28%, 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城市, 这个数据更高。航班延误成为常态, 面对乘客的怨言以及因此发生的多起机场冲突事故, 航班延误后旅客罢机、砸坏地勤办公室、殴打航空公司服务人员甚至冲上跑道阻拦飞机起飞……近年来, 全国机场冲突事件屡屡发生。为什么航班延误后航空公司和旅客之间变得如此剑拔弩张, 水火不容, 冲突事件不断升级?
2 航班延误原因了解
大部分旅客遭遇航班延误所得到的原因是天气原因、管制原因、机械故障、旅客原因或机组原因等等。天气原因达不到最低飞行安全标准, 不能按时起降。管制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的管制: (1) 流量控制。近年来我国民航发展迅速, 航班量急剧增加, 而相应的地面设施、导航设备、服务保障方面发展缓慢, 航路结构不合理。确保国防安全等原因, 我国对空域实行严格限制, 空中禁区多, 军方负责组织实施全国飞行管制工作, 民航方面可调节的余度很小。 (2) 空军活动。相关民航的飞行都要受影响, 或在地面等待。管制时间不确定, 待到解除管制, 空域往往又大量塞机, 继续出现延误。由于旅客原因引起的延误常见的情形有: (1) 旅客晚到, 在航班办理登机手续截止时间之后才赶到。 (2) 通知上飞机时旅客不辞而别, 一旦发生此事, 为保证安全必须确认该旅客没有遗留任何物品在飞机上, 对客舱、所有托运行李进行全面检查, 费时费力。 (3) 旅客登机时突发疾病等。机组原因如机组飞行超时临时换机组等。每架飞机的航班计划预先排好, 前一航班出现任何疏漏都可能引发后续航班的连锁反应, 往往越到后面延误时间越长。
3 航班延误后发生冲突原因
航班延误后旅客其实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为什么航班会延误?航班什么时候恢复正常?旅客希望及时了解航班信息, 希望知道何时成行 (延误情况及时的通报) , 希望得到航班延误后的满意的安抚服务 (如提供餐饮、茶点、休息等服务或换乘别的交通工具解决旅客快速抵达目的地的需要) , 结果航班延误时间无法预计, 在没有确定的时间时, 航空公司不敢轻易给旅客答复, 而旅客要的恰恰是准确的起飞时间, 由此必然产生了冲突, 吵闹和打骂事件时常发生。冲突升级的原因航班延误发生后, 最令人头疼的是乘客与地面工作人员的冲突, 且冲突是以不断升级的方式激化。双方在观点上各执己见、达不成共识而导致的矛盾激化。大部分旅客客要求赔偿的主要目的不是经济问题, 而是不满意航空公司在整个事件中的服务态度。毕竟旅客终极需要的服务是:及时到达目的地。而不是享受延误时的任何其他服务。旅客对赔偿措施 (12%) 、现金赔偿 (23%) 的需要并非那么强烈, 只有不到25%的人会要求赔偿。
当航班延误、赔偿纠纷出现时, 由于航班延误原因不透明, 延误责任难以认定, 各公司没有执行统一的补偿标准, 政府监管部门也没有建立有效的速裁机制, 普通旅客面对实力强大的航空公司, 自然处于弱势, 通过与航空公司协商谈判来争取经济补偿的愿望屡屡破灭后, 往往没有信心再去争取。有时甚至采取所谓的“过激维权行为”即违法的手段, 迫使航空公司最后迫于舆论的压力而对其进行赔付, 如采取殴打航空公司人员、占机、罢机等方式以扭转谈判的劣势, 甚至出现本文开头所述的旅客冲入跑道的违法行为。
4 呼唤旅客理性合法维权
在中国航空市场中, 旅客过度维权的现象屡有发生, 有时候旅客提出的无理要求也让航空公司无可奈何。同时我们也看到已经有旅客开始了理性维权合法维权之路。2009年10月28日, 数十名旅客在徐州观音机场办理登机牌后被告知飞机械故障未能起飞, 该航班将延迟至次日上午8时起飞, 但直到上午9时 (共延误了18个小时) , 旅客们还未接到通知, 事后18名旅客一纸诉状将航空公司告上法庭。在历时1年多后, 2011年1月双方最终促成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被告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给付18名原告每人经济补偿金500元 (另支付交通费700元) 。
在航班延误情况发生后, 航空公司、机场在延误时向告知延误真实原因, 提供餐饮、茶点、休息等服务, 延误情况及时的通报, 更换航班或其他交通工具确保及时成行。旅客积极配合航空公司和机场尽快将航班延误的损失减少到最低保留乘坐该次航班的有关票证及其他可以证明航班延误的证据凭证。旅客与航空公司进行交涉时保持冷静, 有礼有节地与对方交流调解, 理性合法维权。如果旅客选择过激方式要挟航空公司赔偿, 不但得不到相应的赔偿, 还会受到危害航空安全等罪责的法律制裁。
中国政府近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航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今后要努力提高航班正常率。建立面向公众的航班延误预报和通报制度, 完善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和应急机制, 规范航班延误后的服务工作。完善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和实施方法, 简化乘机手续, 创新服务产品, 打造特色品牌, 提高消费者满意度。
同时在国内一些航空公司也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办法去更好的解决由于航班延误引起的旅客与公司的运营冲突。春秋航空公司携手大众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沪推出中国内地首个航空公司官网直销的航班延误保险, 改善旅客出行环境。淘宝旅行联合阳光保险公司, 针对淘宝用户推出航班延误险:只要在淘宝旅行订购机票的用户, 航班延误超过两小时就能获得200元的赔偿金。
相信在未来的航班延误事件中旅客调整好自己的维权心态, 选择更好的维权方式, 合理合法地为自己维权, 有更多好的渠道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许燕.旅客心理—航班延误的冲突致因与对策[J].中国民用航空力学, 2004.8.[1]许燕.旅客心理—航班延误的冲突致因与对策[J].中国民用航空力学, 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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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韵, 朱金福, 柏明国.关于民航业航班延误服务补救的探讨[J].企业经济, 2006.12.[3]姚韵, 朱金福, 柏明国.关于民航业航班延误服务补救的探讨[J].企业经济, 2006.12.
[4]张军.航班延误下的旅客权益保护问题[J].经营与管理, 2008.9.[4]张军.航班延误下的旅客权益保护问题[J].经营与管理, 2008.9.
[5]马宇.航班延误原因及其对策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10.26.[5]马宇.航班延误原因及其对策分析[J].商场现代化, 2010.26.
理性维权 篇2
周志军
当前不少地方，一些利益群体串联聚集上访的现象明显增多，少数基层群众在维权过程中采取缠访、集体访（联名信）、越级访、闹访等非理性方式，给维稳工作和社会安定带来较大压力。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众异常心态所致
心态之一：“多闹多得”。不少群众心存“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想，认为只有通过越级访、集体访、甚至缠访、闹访，才能给当地政府或部门施加压力，漫天要价。加之个别单位为了尽快平息事态，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处理方法上略欠妥当，只要上访人员一吵一闹，就给其一点小“甜头”，久而久之，助长了这种“多闹多得”的不良习气，上访者则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心态之二：“法不责众”。许多上访群众普遍认为，声势越大，越能引起重视，人数越多越能构成压力，即便是出了什么事，也有大家一起扛着。别人能做，“我”也能做。受这种“法不责众”的心理驱使，有些上访者采取威胁、利诱等方式，串联人员，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上百人，一拥而至，向党委政府施加压力。
心态之三：“领导情结”。“有问题找领导，领导越大越好，越往上级越有效”的思想在上访者心中普遍存在。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群众认为只有上面的领导发了话，问题解决才有希望。在上访人员中，绝大多数都要求领导亲自接待，且经常要求党政一把手接待，领导接待了，他们才感到吃了“定心丸”。
（二）基层组织被动应付所致
一是迫于压力“花钱买稳定”。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都把信访稳定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级对基层的信访稳定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基层组织怕本地区本部门出漏子，从而产生了“求稳”心态。在处理信访难题时，难以完全按政策处理，而是以照顾情绪解决问题的角度，对上访者采取迁就和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今天补点生活费，明天又照顾解决一点其它问题，反复开口子，导致不少无理上访者抓住基层组织的这种心态，变本加厉上访，引发一些新问题。
二是权与法的碰撞经常使基层陷入“两难”境地。由于一些法律法规的不够完善，导致基层组织在处理群众非理性维权事件时左右为难，只得妥协退让。如《信访条例》明文规定，多人反映共同意见、建议和要求，需采取走访形式的，应当推选代表提出，代表人不得超过5人，但超过5人的具体处罚措施却没有明文规定，基层组织对此只有忍让劝说，导致部分群众更加“坚定”了“法不责众”的心理。对已经信访终结和审判终结但仍滞留在信访渠道的问题，缺乏妥善解决的办法和措施。
三是认识上存在“误区”。有的属地和部门不能正确认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信访工作原则，特别是对上级信访部门交办的问题发生地与户口所在地、居住地不一致以及跨地区、跨部门的突出信访问题，相互推诿，处置不力，责任不到位，甚至出现稳控的真空地带，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三）法律公信权威不够所致
第一，部分群众信“访”不信“法”。几千年来，官大于法的意识根深蒂固，老百姓法制意识淡薄，信“访”不信“法”，依然习惯于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不懂得或者不愿意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和途径来解决问题，或者是了解走法律途径对解决自己问题不利时，就寻求上访途径来实现利益最大化。
第二，“案结事未了”的现象仍然存在。少数执法机关和信访责任单位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对当事人缺乏耐心细致地思想工作和调解工作，不能将案件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地统一起来，导致一些案件“官了民未了，案结事未了”。第三，对非正常访行为处置不力。对非正常上访行为及处罚措施没有具体界定，少数执法机关对部分非正常访违法行为的处理没有起到震摄效果，进一步助长了当事人获取不正当利益的念头。少数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在上访人的法律咨询过程中，没有了解真实情况，对非正常上访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勿庸置疑，少数群众非理性上访会损坏党和政府的形象，搅乱人们的思想，形成不良的社会风气。各级各部门务必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对策，从根本上引导群众依法信访，理性维权。
（一）以民为本，真正做到执政为民。牢固树立以民为本思想，切实维护群众合法利益，从源头上减少损害群众利益事件的发生，是解决群众非理性上访问题的治本之策。一是在思想上贴近群众。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在思想上端正对群众的态度，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多谋富民之策，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与群众交心谈心，消除隔阂，增进理解，融洽干群关系。要主动关心困难弱势群体，扎实抓好优抚安置、助残济困、五保供养等工作，强化社会保障，及时消除各种不稳定隐患。二是在决策上尊重群众。要把维护群众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标准，建立重大问题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广泛听取民众意见，推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制度化和科学化。要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决策中充分考虑群众的实际承受能力，分清轻重缓急，做到量力而行。三是在权利上保护群众。切实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作，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村民自治等制度，让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落到实处，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
（二）以情为先，主动解决民生问题。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有了感情，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感情，什么事情也做不好。来访的群众，大多属于低收入群体和困难群众，反映的诉求大多涉及利益矛盾和民生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党和政府以及各级干部责无旁贷。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心关心群众疾苦，坚决纠正漠视群众疾苦、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端正对待群众的态度，设身处地为信访群众着想，把能够用政策解决的按政策落实好，不能够用政策落实的用感情解决好，坚决克制抵触、厌烦、排斥情绪，切实把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过程，变成疏导群众情绪、解决群众困难、密切党群关系的过程。
（三）依法行政，强力推进“法治”进程。一是依法行使职权。各级行政机关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严格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行使权力，文明执法，把依法行政贯穿于政府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二是维护司法公正。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加强司法队伍建设，完善司法监督机制，对司法队伍“知法犯法，徇私枉法”的行为予以严厉惩处，维护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促使广大群众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三是严厉打击不法行为。对于因行政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非正常上访,造成不良影响和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同时，在依法按政策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同时，坚决依法处理违法行为，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要严密防范、坚决果断处置个别极端行为，全面提高社会管控能力。
（四）建章立制，逐步规范信访工作。一是推行司法援助制度。聘请律师参与信访工作，探索建立起信访接待、法律咨询、诉讼代理“三位一体”的工作格局，对群众以合法形式表达利益要求，给予政策、法律、资金、人力等全方位的支持。二是实行信访终结制度。对于无理重复访、缠访案件，要通过召开专家听证会的形式，组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村干部及当事人到场听证，作出经得起法律、历史检验的结论，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备案于县、市、省、国家信访局，对此类信访件，上级部门只作解释，不作交办，避免耗费不必要的人力、物力。三是建立信访答复公示制。在乡镇、村（居委会）分别设立群众意见答复公示栏，及时把群众反应问题的答复意见在公示栏予以公示，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增强信访问题处理的透明度，规范信访处理工作，引导群众依法信访。
（五）加强教育，不断提高全民素质。一是加强文化教育。以乡镇、村组为单位,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科学文化、职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提高群众对政策法规、自身基本权利义务的理解和认识，使他们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提升素质。二是加强法制教育。通过举办法制讲座、法律知识竞赛、法律咨询、以案说法等方式，积极开展“法律进社区”、“法律进农家”、“法律进校园”活动，深入宣传和普及法律法规，增强广大群众遵纪守法、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依法维权、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引导群众依法反映合理诉求，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利益。三是加强荣辱观教育。结合实际，大力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引导群众把“八荣八耻”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以此规范言行，明白是非，分清善恶，辨明美丑。
理性维权 篇3
8
月20日早上7点，下榻在青岛一家快捷酒店的杨在明早早出行，前往普东刑事审判第八法庭。两个小时后，造成守地村民1死3伤的“3.21平度征地纵火案”，将在此开庭审理，庭审持续三天。作为被害人杜永军和李德连的代理律师，杨在明为这一天准备已久。
自2005年杨在明来北京从事房地产法律业务以来，他指导或亲自代理的拆迁案件已达三千余起，其中集体维权案件就有两百多起。可以说，如“3.21平度征地纵火案”这样的庭审现场，杨在明自是见惯了，但在记者采访中，他言语之间仍旧无法压抑自己对“中国式拆迁”维权现状的抱怨。
“中国的拆迁律师是‘刀尖上的舞者’，承载了太多身心的包袱，折射出的是‘中国式拆迁’的心酸维权史。”杨在明说。
“断水断电”到“纵火烧人”
2014年3月21日凌晨2时许，山东平度市凤台街道杜家疃村农田里一处帐篷起火，致4名守地农民1死3伤。后经公安机关侦查，发现有纵火嫌疑。
原来，山东省平度市杜家疃村村民因对开发商征地手续有异议，没有拿到征地补偿，故于2014年3月5日在开发商办公房门口支起帐篷，乡里乡亲选人日夜轮流值守。受害者杜永军等人当天晚上当值，遭遇纵火事件。4月3日，平度市检察院以涉嫌放火罪，依法批准逮捕平度“3·21”纵火案的7名犯罪嫌疑人。
先前有记者陈宝成抗拆迁事件，后又发生拆迁纵火案，一时间，平度这个山东省面积最大的县级行政区成为现下“中国式拆迁”最火的地名。
杨在明关注平度始于陈宝成抗拆迁事件。今年春节期间，杨在明曾去陈宝成家中探望，接受当地村民关于拆迁方面的法律咨询。平度纵火案发生后，杨在明第一时间赶往平度，希望能为受害人维权。
“庭审第一天，旁听席上坐满了来自各地的记者。第二天开始，媒体几乎被阻挡在法庭外。庭前，庭审现场，都笼罩着紧张激烈的气氛。”杨在明告诉记者，尽管代理这起案件前，他已有思想准备，但“仍有如临大敌的阵势”。
庭审持续了三天，庭审结束的第二天，一篇“以律师的眼光看待平度纵火案各律师的表现”的文章出现在天涯论坛上，意在批评包括杨在明在内的代理律师。
“我受到的攻击还少吗？”这是杨在明对网上负面消息的一贯回应。今年是杨在明从事拆迁维权业务的第八年，他以及他的律所因“只为被拆迁人维权”在京小有名气。
2006年，杨在明代理了中央电视台新址拆迁案，成为与中央电视台有拆迁纠纷的7名拆迁户的代理律师，与中央电视台“对簿公堂”。那是杨在明在北京做律师的第二年，先前成功代理过几起拆迁案件，使他坚定了在拆迁业务领域谋发展的想法。“我当时感觉，随着城市化进程，拆迁业务量会剧增，而那时候国内专门做拆迁的律师不多，数得上名气的就是著名拆迁律师王才亮，发展空间大。”
“2007年到2011年左右，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几年，拆迁业务呈现井喷式态势，我们赶上了好时候。”杨在明说，这几年也是征地拆迁律师大量涌现的年份，不少律师在此业务领域发家致富。
“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征地拆迁的进程速度明显变缓，拆迁业务量在减少，而拆迁人与拆迁户间的拆迁矛盾却有增无减。”杨在明介紹说，刚代理拆迁业务的几年，特别是面对像中央电视台这类强势的拆迁方，他曾多次目睹拆迁户遭遇断水断电、威胁恐吓的景象，但他感觉，与现在的拆迁景象相比，那时候的拆迁方式已经相对温和多了。
“房市低迷的大环境，加上期待拆迁改变命运的拆迁户们的大胃口，导致拆迁户与政府、开发商的矛盾激增，拆迁手段从以前的断水断电，到如今，强拆甚至不惜纵火烧人，拆迁律师遭受的压力，也从面对面的羞辱，发展到暴力对待，造谣诽谤。”
杨在明明显感觉，如今的拆迁案件已经越来越难做。对于是否专心一致继续做征地拆迁业务，他与创业合伙人之间最终有了理念上的根本分歧。2012年，杨在明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律师好友一同创立的北京市盛廷律师事务所“重新洗盘”，分道扬镳的几个合伙人重整队伍各自创所，杨在明自己也成立了北京市在明律师事务所，继续走“只为被拆迁人维权”的路子。
维权与维稳并不矛盾
在杨在明的工作文件夹里，鼋头渚拆迁案件资料，至今已经更新6年了，涉及拆迁户近300余户。在杨在明眼里，这些村民们的抗拆迁故事，几乎可以用一本书来记载。
2007年，无锡市以治理太湖为名所实施的6699行动，打破了包括犊山村在内的三个村落的宁静。根据治理计划，三个村要整体搬迁。由于补偿较低，加之对村子情感上的留恋，村民们对政府组织的强制评估行为进行了抵制。
最初，村民采取了“极端”的对抗方式。2007年12月10日，下着蒙蒙细雨，近1800名村民跪倒在泥泞的路上，挡住了数百名警察的进村评估。眼看着警察“撤退”，村民们抗拆的情绪更高了。
一个月后，他们再次组织起来，大闹无锡市园林局。唱歌、跳舞、打麻将，村民们把园林局的办公场所变成了“娱乐世界”。但就在村民一行离开园林局回村里的路上，13个代表被拘留，两个代表被刑拘。
“抓人事件”后，人心惶惶，在政府组织的拆迁组入村做工作时，很多村民因惧怕签订协议，房屋随后被拆除。还有近四十户村民坚持不签合同。
家住在鼋头渚（国家4A级风景区）犊山村的老汉顾亮是第一批来找杨在明的拆迁户。他在村里有两处房产，其中一栋是已有300年左右历史的九架木结构的老屋，另一栋是三层花园洋房，院里有游泳池、花园、荷花池、假山、喷泉、葡萄架等。面对较低的拆迁补偿，顾亮在“碰硬”不成后，转而开始走法律途径。随后，其他近四十户也一起找到了杨在明。
“非理性的维权方式除了带来集体事件的悲剧，往往最终解决不了问题。代理群体性案件，我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纠正他们错误的维权方式。”杨在明认为，很多时候，政府和开发商过于将矛头对向拆迁律师，认为律师的介入带来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实际上，维权与维稳不矛盾”。他一再希望用事实证明，律师介入让维权更有秩序。
nlc202309051433
2009年4月2日，顾亮正在陪同患有癌症晚期的老伴去医院复查的路上，忽然接到了邻居电话：“你在拆迁安置补偿协议书上签字了啊？他们正在拆你的房子，他们说你签字了。” 赶到家里的顾亮，发现房子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家里数十万的财产全部被埋入废墟之下。
遭此劫难的除了顾亮，还有很多村民。愤怒的村民在杨在明的开导下，并没有选择采取极端对抗的方式，转而选择对强拆行为报警。
“公安始终拒绝立案，我们转而走其他救济措施，但所有的行为都在程序合法的范围内。复议、诉讼、听证、协商，经过一个漫长的维权路，最后由法院主持协调的补偿谈判中，大多数人都获得了满意的补偿，也没有再发生群体性事件。”杨在明告诉记者，这个过程最难的是说服村民冷静，听从律师的安排。起初，由于村民们对拆迁问题认识的狭隘，给杨在明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的障碍。杨在明只好一遍遍地讲法律，对村民进行心理辅导。“群体性拆迁案件有一个特点，就是拆迁户之间的情绪很容易互相传染。当事情进展不顺利的时候，容易出现‘羊群效应’，即一个人开始悲观的时候，所有人都非常悲观；或者会走入另一个极端‘雪崩效应’，即会突然情绪爆发，做出一些不理性的举动，甚至会冲击当地政府。因此，安抚拆迁户的不良情绪是拆迁律师的必修功课。”
当初被迫签订协议的村民，不久后也开始找到杨在明维权。至今6年过去了，300户村民的维权还在路上。
“6年了，或许法律维权的时间成本看似很高，但却有效。最近，案件已经有了转机。更重要的是，避免了一场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杨在明说。
维权代表是维权胜败关键
现实中，抗拆迁运动的激烈程度，像是一场战争，而且是持久战。杨在明说，在拆迁户与拆迁人组成的江湖斗争中，出现了很多或英雄式，或悲剧式的人物，而维权代表是一个最不能忽略的群体。
杨在明介绍说，他代理的大多数拆迁案件都是集体维权案件，少则几十户，多则几百户，这些拆迁户并非单一出面行动，而是选定几个颇得人心的拆迁户作为维权代表，负责召集拆迁户行动，以及跟代理律师沟通、商定对策。
武婷是在所有的维权代表中，留给杨在明印象最深刻的。武婷，今年三十七八岁，南京江心洲人，原来在江心洲做着灯具店买卖生意，2012年，江心洲整岛开发项目作为江苏省政府的重点工程打破了她的正常生活。因为补偿低，她放弃了生意，开始专门维权。
与武婷一起维权的村民还有几十户，瘦瘦小小的她一开始在抗拆迁团队里并不起眼，但随着几次行动进行，旁人发现武婷比较替别人想，维权理念“一套一套的”，很多拆迁户开始跟着武婷维权，推举她为维权代表。
2014年6月5日下午，本是武婷带领下的江心洲一户村民诉区政府不作为违法案件开庭的日子，就在武婷一行去往法院的路上，拆迁户李小刚家房屋被拉上警戒线，遭遇强拆。
在强拆现场的杨在明指挥村民报警，请求公安立案，走法律程序维权。另外，在强拆事件发生后，武婷带领村民在被拆除的房屋上面搭建了临时住所，并放上了棺材，表达抗强拆到底的决心。
在维权的过程中，武婷也曾带领村民到街道办“维权”。杨在明告诉记者，武婷抗强拆的“事迹”，不仅在当地广为人知，全国很多拆迁户都打电话给武婷，寻求抗拆迁意见。
不久前，武婷召集组织了一场咨询会，请律师到场，为各方相邻关于拆迁问题提供咨询帮助。咨询会当天，武婷因扰乱秩序被拘留五天。五天后，拆迁户们带着大红花，放起了鞭炮，“像接英雄一样将武婷接回村里”。
“武婷的思路是，永远走法律的程序，不闹事，尽管她的一些正常的维权手段遭遇了打击，但只要她还在法律范围内维权，就可以走下去。”杨在明告诉记者，他们在决定代理某个案件时，拆迁代表的素质是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他认为，维权代表往往决定着拆迁维权的胜败，“拆迁户的心理比较脆弱，经不起一丁点的打击，维权代表决策的失误，可能带来整个拆迁团队的士气瓦解”。
叶童是杨在明代理的另一起集体维权案件的维权代表。这是个倔强的老太太，家庭情况比较困难，文化程度也不高，但维权的热情很高，因此被推举为维权代表。让杨在明头疼的是，叶童经常听不进律师的劝解，认为只有闹出动静，才会更快解决问题。在一次上访行动中，葉童表现得有些激动，在冲突中出手打了公安局局长。
“当时，叶童并未受到处理，这让她反抗的情绪更高，行为更过火了。不久后，叶童代理村民围堵省政府，后被抓。”杨在明说，叶童被抓后，其他村民人心惶惶，完全打乱了律师制定的维权计划，导致维权失败。
“拆迁户的欲望高，维权方式不当，结果就是维权失败，还给政府制造麻烦。”杨在明向记者抱怨说，他正在代理的一起案件中，他帮村民争取到了目标价格，但村民却又提出更高价格，否则不签安置协议，“只能慢慢说服他们，还在做工作”。
中国式拆迁源于立法缺陷
“固有的立法缺陷是造成拆迁户利益受损和拆迁矛盾剧增的源头。”杨在明介绍说，在2011年以前，我国城市拆迁的法律规范依据2001年6月制定的《城市房屋管理拆迁条例》，这个条例几乎成了违法暴力拆迁的合法依据和保护伞，比如其中第15条赋予了政府有关部门强拆的权利。
伴随着多个带血的拆迁悲剧的发生，2011年1月19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新拆迁条例）终于出台。不过，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拆迁条例的出台，并没有解决现实拆迁遇到的大多数问题。
“新拆迁条例涉及的是国有土地征地拆迁，对集体土地的拆迁并没有作详细规定，而当前很多拆迁矛盾都发生在集体土地。”杨在明告诉记者，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通知的规定，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作出修订之前，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参照新拆迁条例的精神执行，“这个通知没有法律效力，实践中很难有效指导办案”。
记者了解到，由于集体土地的房屋征收补偿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而现在集体土地拆迁盛行，于是各个地方纷纷制定地方规范性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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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的结果是，规范性条例是有利于政府、开发商一方利益的，而且一个地区一个补偿标准，甚至同一个镇，不同村的补偿标准也不一样。”杨在明介绍说，他正在代理的江苏徐州一个村落的旧村改造，他发现，同时拆迁的邻村的征收条例跟另一个村子的征收条例补偿标准不一样，但条例上盖的都是同一个拆迁办的公章。“比如，一个村子的拆迁标准是每人40平方米，原房屋人均超过40平方米的，按照一平方米800元补偿，而另一个村子，超出的按照每平方米1600元补偿。这样的补偿差距，怎么会不产生矛盾呢？”
代理了数以千计的拆迁案件后，杨在明还发现，很多案子虽然判决胜诉了，但拆迁户仍然得不到合理的赔偿。
安徽马鞍山徐良今年拿到了法院判决强拆违法的判决书，欣慰之余但却兴奋不起来。原来，在我国，通常情况下，拿到强拆违法判决后可要求国家赔偿，但需要先评估房屋损失，而评估机构专业性是否够强、能否中立，拆迁户对此持有怀疑态度。最终，评估公司的评估价格远远没有达到徐良预想的价格。目前，他还在继续维权中。
“这种矛盾，根源还在于立法，我国国家赔偿法遵循的是填平原则，而不是惩罚性赔偿原则，赔偿一般较低。”杨在明告诉记者，还有更糟糕的现实是，有些官司中，虽然法官判定强拆程序违法，却同时判定拆迁的实体不违法，“意思是你的房屋是违法建筑，拆的程序不对，但不予补偿，还是胜了官司拿不到钱”。
“是不是违法建筑，应该由规划部门来定，即使是，也应该下发违法建筑通知单，但事实上，这类案件，往往没有有权机关认定，直接由法院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杨在明解释说。
想歇却没忍住
8月22日晚，结束三天的平度纵火案庭审后，杨在明与同事一行三人将行李挤进一辆小面包车，于凌晨颠簸至济南市区的一家酒店入住。此前，在接受平度纵火案之后，他曾暗暗发誓，心太累，做完这个案子该歇歇了，“可又没忍住”。
杨在明说，想歇歇的冲动，一方面源于代理拆迁案件的心理压力，更重要的是，办案带来的“身体成本”，已然超出他的想象，特别是经过“6·11”事件后。
2014年6月11日下午五点多，在福建省莆田市办案子的杨在明，与同事还有两名当事人准备离开入住的酒店时，被一拥而上的近20人拦截在酒店楼道内殴打。在这次事件中，杨在明一根肋骨断裂、身体多处淤伤。
“这次为868户村民维权，这类集体维权案件，风险也是最大的。这次是大意了，早就被人盯上了，应该更谨慎的。”杨在明向记者介绍说，自2012年开始，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政府规划建设涵江临港产业园。在莆田市涵江臨江产业园填海造地工程实施征收滩涂、收回海域使用权的安置工作时，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三江口镇鲸山村陈玉荣、陈玉明、黄光荣等868户村民和涵江区江口镇李厝村李金顺、李玉先、李新林等 330户村民对补偿标准和面积提出异议，展开维权。今年6月，涵江区江口镇李厝村 330户村民的维权代表李新林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羁押。杨在明和同事为李新林提供辩护期间，发生了这起被殴打事件。
杨在明不记得这是第九次还是第十次遭遇“被打”。“平均算起来，我是半年领一次‘奖金’了。”杨在明说，对于拆迁维权律师来讲，风险贯穿于执业的每一个环节。他不求零风险，但求风险有价值。他曾笑称“被打”是自己为拆迁户维权的“身体成本”。但莆田被打事件，还是让他有些触动。
“这是被打最严重的一次，我已经不年轻了，还能经得起几次这样的折腾？”说完这话，杨在明若有所思，眼睛飘向窗外。与杨在明的采访结束，已是凌晨一点多。经过三天的连续庭审，他看上去疲惫了许多。但六个小时后，他又要赶火车去金华会见当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