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维权的困境

消费维权的困境（共8篇）

消费维权的困境 篇1

在当前市场条件下, 处于强势地位的厂商无疑如强大的“风车”, 一旦发生维权纠纷, 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就算人高马大也不是它的对手, 况乎人瘦马枯的唐吉诃德!

广东一位姓陈的消费者家里电视机出了点毛病, 厂家派维修人员上门维修好了, 可没过几天又出现同样问题, 再修时却发现上次维修换的零件是旧件, 这让陈先生很恼火, 于是就想找厂家理论, 可与之交涉了10多次, 时间拖了半年多, 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一气之下, 陈先生把厂家告上法庭。

然而, 打官司这条路走起来远比陈先生想象得要难。虽然他之前也听说过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是件极不易的事, 也做好了各种准备, 但真正进入到打官司的阶段, 陈先生才切身体会到那个“难”字———除了体力、精力、财力的耗费, 还要承受一些冷言冷语冷眼 (有人怀疑他想借跟知名企业打官司出名, 也有人怀疑他想通过维权“狮子大开口”发点财) 。说到“为财”, 这确乎是对陈先生的误解, 因为他对厂家的索赔要求只有1 800多元, 而要把官司打完, 他算了算, 不请律师, 自己代理, 至少也得花2万元。就“出名”这点, 陈先生似乎并不完全否认, 他说“‘正义’这两个字对我、对社会都很重要, 如果不是我做, 总得有人做。我就是唐吉诃德。”

有点文学知识的人都知道, 唐吉诃德是一个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喜剧型人物, 同时他又是理想与现实脱节、动机高尚而行动错误的悲剧人物;他是可笑的、可悲的, 又是可爱的、可敬的。陈先生将自己比作唐吉诃德, 既表达了一种无奈, 同时也恰是对现实的莫大讽刺。在当前市场条件下, 处于强势地位的厂商无疑如强大的“风车”, 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就算人高马大也不是它的对手, 况乎人瘦马枯的唐吉诃德!

事实上, 几乎每一个想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消费者都多少会面临类似陈先生这样的“唐吉诃德困境”, 而如何突破这种困境, 也正是我国消费维权领域必须要认真解决的最大问题。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当遇到消费纠纷, 消费者一般会选择直接找销售方协商、向消协等相关部门投诉、向新闻媒体反映等维权方式, 而很少有人愿意选择到法院起诉 (占受访者总数的3.7%) 这一途径。原因很简单也很一致———维权复杂, 成本太高。

维权成本太高, 道出了“唐吉诃德困境”的实质。对于当下维权成本过高这一现象, 有论者指出, 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人人都把“市场效益”挂在嘴上, 而这种概念也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不仅商业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 一些事业机构甚至政府部门也在追求部门利益。一些服务机构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宗旨或者有意模糊自己的身份, 把服务对象完全视为市场客体, 竞相提高服务门槛和服务价码, 甚至大搞雁过拔毛, 致使各种“费用”出现水涨船高的怪异现象。现在清楚了, 消费者通过正常的法律渠道维权, 经常面临“打不起官司”的尴尬, 这主要不是因为对手太强大了, 而是自己根本站不到与之一较高下的同等地位上, 还没开打, 就先输了。

从本质上讲, 国家制定法律法规, 设立执法管理部门, 其目的就是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受到侵犯时投诉有门。可事实上, 正是由于现实中复杂烦琐的投诉程序和畸高的维权成本, 导致许多消费者在遇到纠纷时纷纷望而却步, 要么忍气吞声, 要么选择私了。而下决心想走得更远、维权到底的人, 也必须要做好成为唐吉诃德的准备。长此以往, 消费主体维权信心就会丧失, 而法律法规和执法部门也会威严扫地, 消费环境会变得日益恶化, 正常的市场秩序也会遭到严重破坏。

看来, 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已是迫在眉睫。既然维权成本直接与维权机构相关, 那么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将降低维权成本纳入绩效评价体系, 作为评价维权机关或组织、中介服务机构工作实绩和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评价内容, 形成科学的业绩评价机制。在此基础上, 要建立公平、合理、透明的维权收费标准。在确定维权机构和组织的收费标准时, 必须寻求国家成本与当事人成本之间的平衡。对现阶段必须要收费的项目, 要在总结各地经验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进行适当调整, 使收费标准尽可能公平、合理。

此外, 在采取措施限制维权隐性成本和不正当成本的同时, 还要建立科学的维权成本转移和分担机制。一方面必须增加维权过程的透明度和公开化, 不断提高争讼程序的正当化水平, 全面落实司法便民措施, 加大调解力度, 科学设定争讼费用分担制度, 建立有效的利益导向机制。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人民调解组织等社会组织的作用, 鼓励当事人选择非诉讼途径维护权益、解决争端。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 建立维权和解决纠纷保险制度, 充分发挥保险公司在降低维权成本中的作用, 以分担、转移百姓维权风险。

维权成本过高既是一个现实性问题, 同时也是一个历史性和历时性问题, 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长期努力。我们相信,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及法治环境的不断完善, 维权成本必然会不断降低, 而消费者也会逐渐走出“唐吉诃德困境”。

消费维权的困境 篇2

如今,利用课余时间兼职已成为大学校园中的一种潮流。随着大学生勤工助学热情的高涨，大学生勤工助学活动中合法权益保障受侵害的现象也是比比皆是。而大学生在勤工助学的维权活动中又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困境，如何切实保护大学生勤工助学的合法权益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大学生勤工助学维权现状调查

笔者在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中做了一次“关于大学生勤工助学”的调查问卷。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85份。调查结果表明:(1)共有422人从事过各种性质的勤工助学活动（占87%），其中16人是由学校提供的校内勤工助学岗位，其余的406人都是在校外从事勤工助学活动。(2)在勤工助学活动中曾经遭遇侵权的学生约有235人，全部集中在校外从事勤工助学活动（占57.9%），主要表现为：用工单位的超低工资、无加班费、拖欠工资、扣押证件和中介诈骗等。（3）在校外勤工助学过程中遭遇侵权时,所有的学生都知道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真正采取向有关部门投诉或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的仅有19人（占8.1%）。有82.9%的大学生选择自己承受损失—自认倒霉, 9%的同学选择私下与同学一起解决。

二、大学生勤工助学的维权困境

（一）立法困境

1、大学生勤工助学不能适用劳动法。大学生不是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不能适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劳动方面的法律法规。根据原劳动部1995年《关于贯彻执行〈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因此，学生不受劳动法调整和保护；其身份是学生，不是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其勤工助学行为不适用劳动法。学生不能纳入劳动关系领域。学生的本职是学习，一旦将学生纳入进来之后，会涉及很多问题，如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劳动纪律、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福利待遇等是否都要适用？如果全套适用之后，他是否还是学生主体的身份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立法还不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之前，将学生纳入进来是不合适的。[1]

2、学校统一组织和管理的勤工助学活动适用《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为规范管理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工作，促进勤工助学活动健康、有序开展，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教育部、财政部于2007年联合制定了《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该办法是目前适用于大学生勤工助学方面的最主要的行政规章。该办法第6条明确规定，勤工助学活动由学校统一组织和管理。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学校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同意，不得聘用在校学生打工。学生私自在校外打工的行为，不在本办法规定之列。勤工助学活动分为校内勤工助学岗位和校外勤工助学岗位，而只有学校确定的校内勤工助学和学校组织联系的校外勤工助学活动才受到该办法的调整。以我院的校内勤工助学岗位为例，学院每年大概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为400个，和我院在校学生人数为13000人的基数相比，简直是杯水车薪。而开拓校外勤工助学岗位由于用人单位社会责任的缺失，程序繁杂,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不强等原因无法得到学生的认可,目前执行情况并不乐观。大学生勤工助学活动往往是大学生的个人行为，自行联系。大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就仍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效果也不理想。

3、大学生自行联系的勤工助学活动适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等。勤工助学活动是大学生提供劳务的过程，和雇主签订的是劳务合同而非劳动合同。雇主违反劳务合同一般只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不涉及行政和刑事责任,不能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二）司法困境

大学生勤工助学维权的司法困境体现在：诉讼成本高，败诉风险大。既然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不适用于劳动法，那么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只能由《民法通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来调整了。这就意味着，在许多情况下，学生要在此类纠纷中维护自己的权益，只有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就只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而诉诸法院，对于一个参加勤工俭学的学生而言，诉讼的成本无疑是非常昂贵（这种成本既包括律师费等诉讼费用，也包括时间和精力的巨大消耗）。[2]昂贵的诉讼成本带来诉讼的不经济。显然，被不良中介骗去100元的信息费和诉讼需要支付的成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大多数学生都是自认倒霉了事。

大学生由于没有经验，证据缺失，诉讼后可能面临败诉的风险。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法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实际上是指谁提出主张或者抗辩，谁就应当对此主张或抗辩的事实的存在进行举证。在民事诉讼中，勤工助学中被侵权的大学生必须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合法权益受损，而在校大学生没有社会经验，工作时没有签订合同。缴纳费用时，不注意索要发票、收据等，他们往往无法举出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往往会面临败诉的风险。

（三）个体困境

大学生在校外勤工助学维权过程中往往只是他们的个人行为，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组织，同时由于大学生法律知识和维权行动的缺乏，也导致其维权受阻。

1、勤工助学维权活动的个体性。现阶段的勤工助学活动呈现出自发性和分散性的特点，[2]大学生通过中介所、墙上的招聘广告、同学的推荐等方式来获得家教、兼职等勤工助学工作。在开展勤工助学工作的过程中往往是各自为政,相互之间没有照应。相应地，其维权活动也仅仅是大学生的个人行为，社会阅历不足的大学生个体，对抗有组织、有谋略的单位和社会中介，其维权活动的风险可见一斑。

2、大学生法律知识缺乏。在校大学生往往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法律课程相对而言课时较少，学生重视程度不够。即使学习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等相关内容，也仅仅是蜻蜓点水，更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如：用工单位以代缴个人所得税为名义克扣劳务报酬时就因为大学生不知道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而不能据理力争。

3、大学生维权行动的缺乏。大学生明知被侵权了，也有很强的维权意识，但落到实处的人很少。究其原因是多数大学生的基本生活保障主要由父母提供，面临生存威胁少。部分贫困大学生目前在激烈的竞争中，因怕失去来之不易的工作，不敢拿起法律的武器依法维权。依法维权比较繁琐，他们往往采取放弃的做法。

三、大学生勤工助学维权的对策

（一）立法完善

学生的主业肯定只能是学习，而不可能在学业之外去谋生。从法律角度来说，在校大学生勤工助学应该纳入民事雇用关系，而民事雇用关系并没有全部纳入劳动法调整。大学生勤工助学的行为不受劳动法律法规的调整，但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实现保护勤工助学学生合法权益的目的。

1、制定专门的勤工助学法

目前我国尚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大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的法规或政策来规范这个市场，这是大学生勤工助学维权遭遇的最大尴尬。应出台专门的《勤工助学法》。勤工助学法要保障大学生的工作安全，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合法，勤工助学活动不得影响大学生的学习和健康。主要内容可以包括：规定劳动部门是勤工助学的政府管理机构,负责勤工助学市场的管理；明确各高校勤工助学中心的职责和要求；参照《劳动法》，规定勤工助学的工作时间及勤工助学的最低工资标准,规定工作种类等合法权益，如可以规定不得组织学生参加有毒、有害和危险的生产作业以及超过学生身体承受能力、有碍学生健康的劳动；临时岗位每小时酬金可参照学校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合理确定，原则上不低于每小时8元人民币等等。参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在校生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发生工伤事故可比照《工伤保险条例》标准向用工方提出损害赔偿等。[4]

2、规范社会职业中介组织的立法

社会中介鱼目混杂，大学生的勤工助学活动往往会受到不良中介的欺骗。所以应尽快为社会职业中介组织立法，加强对兼职市场的规范和管理。规范社会职业中介服务市场。严格市场准入制度，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从业人员资格和人才中介服务组织资质注册登记制度及年审制度。具有不同实力和经营业绩的职业中介服务组织可以由行业协会评定不同的资质，不同资质的职业中介服务组织从事不同的职业中介业务。规范中介组织及其行为，使其规范、有序，加强政府监督检查力度，打击严重侵害大学生权益的不法中介机构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组织完善

1、政府职能的完善

在大学生勤工助学维权行动中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工商部门、公安部门在大学生勤工助学维权活动中要勇于承担责任，发挥积极作用。[5]工商部门对于中介组织要加强审查，明确其营业范围，对没有资质的职业中介要依法及时取缔，对违规经营的中介要严厉查处；公安部门对涉及违法犯罪的违规传销行为要及时履行相应职责，保障大学生的合法权益。

2、大学生勤工助学管理服务组织的完善

勤工助学具有参与人员多、法律性强、服务特殊、管理难度大等特点，因此高校必须建立一支专职、专业的管理队伍，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展。学校设专门的学生勤工助学管理服务组织，具体负责勤工助学的日常管理工作。学生勤工助学服务中心工作职责：审核和批准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的设定、用工要求、计酬标准，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规范管理学生勤工助学活动和酬金发放等工作，及时处理勤工助学活动中发现的问题；积极开拓学生勤工助学岗位，建立校内勤工助学基地、实体和管理网络体系，为学生参加校内勤工助学活动创造良好的条件；开拓校外勤工助学单位，在确保安全、不影响学业和没有不良社会影响的前提下，鼓励和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勤工助学活动；开展必要的学生勤工助学岗前培训，法律教育、安全教育以及与学生德育相结合的自立自强、诚信、感恩、责任意识教育；构建必要的勤工助学的资讯平台；积极帮助勤工助学学生维权等等。

（三）大学生个体的维权完善

1、社会知识的完善

大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中要有意识地增加社会知识、学习社交技能等。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诈骗和不法现象被曝光,大学生可以通过电视、网络、书籍、报纸等了解这些事件,以免进入不法分子设定的圈套。与此同时,广泛涉猎社会和人文知识,学习人际交往的技巧,最好能促成与雇主“双赢”的结果。[6]

2、法律知识的完善

大学生要加强法律理论和实践知识的学习，认真学习法律基础知识和勤工助学相关的具体部门法知识，如：《民法通则》、《合同法》、《民事诉讼法》和《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管理办法》等等，掌握如何签订合同、如何鉴别真假中介、如何判断用工单位和工作性质的合法性。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和勤工助学有关的安全教育讲座，有针对性地了解勤工助学可能存在的各类陷阱，提高安全意识。,提高处理法律问题的能力，强化自我保护能力。在遭遇侵权后，立即向学校勤工助学中心、劳动部门、法院或公安部门寻求帮助，寻求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

3、证据取得的完善

在勤工助学过程中，大学生要刻意保留相关的证据，以便在诉讼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如针对现实存在的用工单位不愿签劳务合同，而大学生又希望得到勤工助学岗位的现状，可以以录音的形式保留证据，以便诉讼的需求。

结论

文化回归背后的消费困境 篇3

电影因其青春靓丽的演员，时尚夺目的时装，轻松快乐的爱情而受到好评，当然也有观众认为过于典型的类型化模式，及剧作上的硬伤而使得该影片徒有其表。但是在其炫目的外包装下，折射出当今社会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消费观，影片通过主人公生活态度和方式，来思考消费社会中符号、身份及差异对消费者的作用。

符号化的拜金生活

自工业革命的推动，从“有闲消费”到“炫耀性消费”，再到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消费已经逐渐在日常生活中普及化，并且，鲍德里亚在《物体系》中建立了以符号消费为主导的符号政治经济体系，消费品具有了象征意义。因而消费系统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消费者使用的是物的符号价值，来凸显自身的价值，消费者企图从商品中获得的并不是客观具体的需求，而是一种商品的符号价值赋予他们的地位身份和意义。

电影中妹妹玛丽在父亲去世前处于购物聚会为主的拜金生活当中，当她变为穷人，姑妈卖掉了她的宝马车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车。对于玛丽的不满意，姑妈说“它可以带你到一样的地方”然而玛丽却认为“那个地方不会欢迎我”。在此，玛丽所要消费的并不是宝马车这样一件商品或是宝马车的使用价值，而是宝马车与二手车之间的差异，是宝马车这件商品所代表的符号价值带来的优越感。

玛丽拒绝自己与生俱来的墨西哥血统，从影片的开头她就表达了对墨西哥国歌、乡村音乐的抵制，认为它们很俗气。父亲去世后，姐妹俩不再富有，玛丽企图通过钓金龟婿的方式回归自己以往的生活，她向公子哥助教介绍自己的方式是十分符码化的，她说她喜欢“Poem，Pasta and Prada”（诗歌、意大利面和普拉达） 因为这是她“Americanization”（美国化）生活方式的体现。在一切都已经商品化的消费社会当中，主人公所生活的已经是一个由商品所构成的完全由符号主导的系统当中，人的行为言语思想都受到符号的影响，不是人去主宰这个系统，而是系统控制人。符号对人的控制，是一种比剥削更为隐蔽和巧妙的控制手段，在这种控制下，玛丽的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出现了偏差，甚至是一种虚假的认同，明明父母都是墨西哥人的玛丽却说自己是美国人，由此看出，人的社会关系被物化，生存状态也随之异化。

品味差异到阶级差异

由消费品本身所有的符号价值渗入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剥削更能以一种非暴力的形式控制意识形态。文化消费的模式来可以用来表示与维护社会的区分，其文化消费包括精神和物质的文化消费，具体来讲包括以高雅音乐，戏剧为代表的正统范围，以电影为代表的准正统范围，还有以时尚、食物等为代表的任意的范围。因此消费活动可以体现消费者阶级地位，并且形成特定的消费品味。电影中，人物主要集中于任意范围层面的文化消费，剧中不同经济地位的人有不同的消费选择。如得知自己成为穷人后，玛丽说以后没有高蛋白低卡食物了，只有穷人吃的碳水化合物，姑妈带着玛丽去一家墨西哥餐厅吃饭，她问店员食物的脂肪含量是多少，这些是她之前的阶级惯习形成的消费品味。正如曾经她们父亲样子的园艺被运到姑妈家门口时，那里的人认为这是“有钱人的玩意”。不仅如此，在同一阶级内部，其惯习也是不同的，妹妹玛丽选择奢侈品，而姐姐诺拉选择读书，用经济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

影片展示了这对已经习惯富裕生活的姐妹，在突然变穷之后生活和心理的转变过程。由接受美国文化到接受墨西哥文化，对墨西哥人身份的接受一方面来源于经济地位的改变。消费作为获得社会地位、与其他阶级相区分的手段，在其失去高消费能力的同时，社会地位的优越感也就消失了，为了生活，她们不得不接受姑妈的帮助，住在拉丁裔居住区，被迫讲西班牙语、吃墨西哥菜。但是在另一方面，接受墨西哥人的生活习惯和品味也是对于她们自身所属阶层的认识和巩固，逐渐对墨西哥文化消费品味的选择成为一种惯习，通过惯习的作用改变了其所处的社会空间位置，这样阶级差异得到巩固。之前拒绝墨西哥文化的玛丽不再是被动的去接受自己是墨西哥人的现实，而是在公开的订婚宴上和自己的嫂子说自己是墨西哥人，同自己的哥哥讲西班牙语。这一被动向主动转变的过程，是一种文化回归和身份认同的归位。而这种身份认同归位的实际来源是其经济地位的变化引起的消费模式的改观，显示了文化消费行为同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阶级差别虽然是一个经济上的范畴，但是其形式却是文化的。当经济上的支配和主导地位转化为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意即文化的支配与社会层级体系，社会阶级差异确立及正当化。

当今社会的文化消费

同样作为以时尚为包装的电影，《从普拉达到纳达》与《穿普拉达的恶魔》等标榜时尚的影片有诸多相似之处，都表达了消费者对于商品的符号价值和消费所代表的社会差别的一种崇拜。

两部电影在结尾时都有一种回归，这种回归在本片片名中的两个关键能指“Prada”（普拉达）和“Nada”（纳达）即得到呼应。“Prada”是意大利著名的奢侈品品牌，但是在消费社会中其所指已不仅仅是一件商品，与此同时还进行着它所具有的象征和代表意义的消费，来显示社会差异。而“Nada”则来源于西班牙语“Nothing”，影片的题目用这样一个西班牙的语汇，意在表明一种由消费美国文化占主导的生活向去美国化的转变，是放弃物质消费的回归，也是身份认知和自我文化回归。

而这种文化回归，看似返璞归真的背后是长期的消费桎梏带来的困境，影片的结尾主人公迎来了精神上的富足，这种结尾与其说是显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仍有真善美的存在，不如说是观众作为消费大众对于此类作为文化消费产品的电影商品产生的虚假需求。正如电影中主人公身份认知的回归与清醒，迷失在消费中缺少独立性的消费者，被一种无形非暴力的力量捆绑，却需要一种不断强调自己是醒着的虚假印证。电影正是抓住这一点，才能够在剧作充满硬伤的情况下依旧卖座。另一方面，电影满足观众的虚假需求，亦是一种稳定社会差异的做法，让大众认为即使没有经济上的优越性依旧可以获得生活的完满。

有所区别的是《从普拉达到纳达》改编自一部19世纪的经典小说《理智与情感》，并且这部时装剧还加入了浓郁的墨西哥风情，由此它被称为“理智与情感：拉丁版”。电影作为一种商品，不同的电影具有不同的符号象征意义，从《BJ单身日记》对于《傲慢与偏见》的改编，到《从普拉达到纳达》对于《理智与情感》的改编，这种现代电影对于经典小说的借用屡见不鲜，可以说是电影制作者对于观众消费偏好的一种把握，经典小说、文化风情、时尚元素，虽同为当今社会用符码左右消费者的产物，电影在力图使其符号价值最大化来建立与其他电影商品的区分来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这种做法在中国电影市场上也屡见不鲜，近年来自《非常完美》掀起国内时装剧热潮，随之推出《窈窕绅士》、《亲密敌人》、《我知女人心》等一大批以职场、都市爱情为主线的电影，都打上了标榜时尚的的标签，徐静蕾执导的《杜拉拉升职记》还请到时装电影金牌造型师派翠西亚·菲尔德（Patricia Field），可见对于电影的每一个“标签”都下足了功夫。这些影片水平层次不齐，评价褒贬不一，但是至多可以掀起一时热议的话题，而持续不了多久。反而早期的电影，如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并不急于贴上众多的标签，而是侧重挖掘文化魅力适才长久的被认作华语电影的教科书。

由此，这种符号价值最大化的做法，是否真正考虑这些元素在电影中的融合，以及对不同国家文化魅力的挖掘，又是否思考如何通过电影这种文化产品唤醒被符号价值所束缚和异化的消费者们，看到这一层面的困境之后，在生产电影这种具有艺术价值的商品时应该何去何从？这才是影片带给我们文化上的反思。

论我国环境维权的困境和出路 篇4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不少政府、企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追求政绩和高额的利润, 而以此带来的结果却是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环境侵权事件频频发生。与此同时, 随着各地环境污染形势日趋严峻, 信息数字化时代和网络媒体的大众化, 各类信息广泛传播以及环保NGO的不断发展壮大与努力, 公民的环境意识、法律意识与维权意识逐渐增强。以四川省什邡市群体事件为例对我国环境维权的现状、困境及出路展开探讨。

1现实案例扫描

据新闻媒体报道, 2012年7月1日～3日, 四川省什邡市近百名市民和学生因担心新开建的什邡宏达钼铜多金属资源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会影响当地生态环境而前往市委、市政府上访, 要求停建该项目。在上访示威过程中, 当地群众和防暴警察发生了严重冲突, 冲突过程中防爆警察向上访人群投掷催泪瓦斯和震爆弹, 造成了13名群众受伤, 而情绪激愤的群众则冲进了市委大楼, 砸毁一楼大厅的设施, 并推翻了现场停放的警车。最终, 为了平息事态, 什邡市委、市政府做出决定停止宏达钼铜项目的建设, 且今后不再建设这个项目。至此, 这一起因担心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暂告平息。

这是一起成功的环境维权案例, 在广大的市民在得知自己的环境权利受到威胁时自发的聚集起来, 向当地政府主张自己的权利。回顾过去的几年里, 民众环境维权胜利的事件不止什邡一起:天津的数千市民抗议中沙公司的PC项目开工;大连上万市民前往市政府反对PX项目;2009年广州数百群众在市政府抗议在番禹建大型打击焚烧厂;2007年厦门数千市民上街游行反对PX化工项目等。可以看出这些事件都有一些共同之处:

1) 都发生于经济较发达地区, 参与的民众都是市民。由于这些地区公民接受教育的程度相对较高, 因此具有较高的维权意识。所以当自然环境受到破坏或存在潜在危害将可能侵害人们环境利益的情况下, 民众会通过一系列的方式进行环境维权行为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都属于群体性事件。由于环境污染的潜在对象是整个市民群体, 重污染项目可能危害到的是公众的利益, 政府不得不考虑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

3) 维权的手段都是以游行、上访等方式。并且持续时间长, 影响范围广, 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声援。

4) 新闻和舆论的支持。在新闻媒介的传播与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这些维权事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

5) 地方政府被迫转移项目。在舆论的压力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 本身存在不合理审批的项目被转移到其他相对偏远地区。

2我国环境维权的现状及困境

虽然四川什邡市的群体事件以及近年来发生的类似的环境维权案件, 都以政府的妥协和民众的胜利告终, 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当这些项目搬离了城市, 走向了广大的农村, 当广大的农民的生存生活环境受到威胁时, 他们又将以怎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 他们的诉求能否得到保障, 以及这整个事件的解决方式背后体现出的我国的环境维权的艰难与困境。

当前, 我国的环境维权主要有诉讼和非诉讼两大途径。诉讼途径是指环境权益受到侵害的个人、群体或者企业通过法律的手段, 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非诉讼途径是指诉讼外的途径。主要有环境信访, 以封路、砸厂极端方式维权以及环保NGO维权等。我国民间环境维权主体主要是污染受害者和环保NGO。污染受害者一般是通过举报、信访、新闻舆论, 以及诉诸法律等途径, 维护自身环境利益。但实践中也有少数采取暴力围攻等极端方式。民间环保NGO一般通过法律援助、法律建议等途径进行法律维权。上诉群体事件就是以非诉讼的程序解决的, 并且新闻媒体及舆论的关注在中间起了不可忽视性的作用。

就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环境维权群体性事件以及不断增长的个人环境诉讼来看, 目前我国的环境维权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环境维权成本高

首先是起诉难。由于面临着败诉的风险, 以及较高的律师费、鉴定费和诉讼费, 当较少的个人遭到环境侵权时不愿意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益。其次是举证难, 由于环境污染的证据收集难度很大, 因果关系很难证明。第三是胜诉难, 污染企业大多与当地政府有着直接的利益联系,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扰了环境执法, 使法院在审理环境案件时, 往往不能公正判决。最后是执行难, 许多污染企业通常无法支付巨大的损害赔偿。

2.2 大多案件处理通过非诉讼程序

由于法律维权的成本较高, 效果甚微, 绝大部分却是通过非诉讼方式, 特别是行政机关处理的方式解决, 法院受理的环境案件数量和纠纷总数相比, 非常少。如本文中提到的什邡群体性事件。法院在环境维权当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非常弱小。

2.3 相关体制不健全

环境维权的相关体制不健全, 主要表现在:①环境保护的立法工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各项发展, 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不能适应较严峻的环境形势;法律法规有一定的滞后性, 对新兴经济事物发展中所涉及的环境问题并未作出明确规定。②缺乏有效的环境监督管理机构;对具有潜在污染性的工程建设没有进行定期测评。③缺乏环境保护的信息公开机制, 不能让公众了解环境状况。④没有较好地为公众参与环境维权提供路径与方法。环境维权途径过于狭窄, 而过于激进的维权方式又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2.4 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构的不确定性

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构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①法律依据不明确、具体。我国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构, 一般散见于环境保护基本法和各单行环境污染防治法。②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和具体落实的部门, 环境行政机关和具有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将其主要职责定位在环境行政管理职能, 而将环境纠纷行政处理职能视为附带工作, 不予重视, 甚至认为是“麻烦事”, 积极性不高。导致实践中, 环境行政机关和相关部门不作为和消极作为的现象, 损害当事人自由选择救济程序的权利。

2.5 盲目追求政府政绩

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当地经济不断引进具有污染性的企业, 只图眼前利益而忽视了可持续发展的规律, 不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并且当公众与环境污染企业发生环境纠纷时, 地方政府不但不维护公众的利益反而偏袒污染企业, 这类事件频频发生, 以四川省什邡市群体事件为代表。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许多环境污染企业都是当地的利税大户, 经济支柱和财政的主要来源。当地政府可能会单方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对污染企业的污染行为置之不理。并在环境保护部门处理环境纠纷时, 过多的干涉, 使得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不能独立、中立的处理问题。

2.6 环保NGO力量薄弱

虽然近年来兴起了大量的民间环境维权机构, 如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自然之友、地球村等, 但这些机构的总体力量还非常薄弱, 在开展环境维权宣传, 支持环境诉讼等具体环境维权实践中严重缺少资金、人力的支持。同时由于环境维权机制的不健全使环保NGO在环境维权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3我国环境维权出路的探索

我国的环境维权还处于不断发展上升的初级阶段, 其面临的困难重重, 需要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的密切配合和全社会的广泛参与。权利的实现依赖于一种有效的法律保护机制, 我国环境维权的出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

3.1 建立完善的环境维权法律体系

立法是权利保障的根源, 要使权利的维护做到有法可依, 杜绝法律上的漏洞, 树立法律在社会公众中的权威。只有健全了法律, 当公民的权利受到威胁时才可以运用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利, 也会令污染企业有所忌惮。

3.2 积极推进环境维权的公益诉讼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间接性、社会性、复杂性、潜伏性”等特点以及因果关系证明难等问题, 个人在资金和能力上难以对抗强大的污染企业或相关政府部门。并且污染的受害者不单是个人, 还有整个社会环境, 如果让环境维权的个人独自承担一切费用, 不但不公平, 也挫伤了环保维权者的积极性。因此, 加强公益诉讼制度建设对环境维权来说是尤为重要的一步。

3.3 建立健全政府监督管理体制

由于现阶段通过法律手段向污染企业提起诉讼, 其本质是企业、政府和公众的博弈, 因此要从根本上切断企业与政府的利益联系, 就需要第三方的介入, 例如相对独立的中介机构或者在公众中选取一定人数的代表参加政府的招投标项目, 真正做到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企业的注入。此外, 还应完善听证制度, 加强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 从而推进政府对污染企业的监管。

3.4 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

环境信息公开包括企业信息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信息的及时公开是公众环境知情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府的及时公开有利于公众正确对待环境污染, 并配合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污染。

3.5 加强环保NGO的能力建设

环保NGO作为第三部门, 是环境维权的重要力量, 但由于其长期以来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的不足, 政府应在财政和政策方面对环保NGO予以大力的支持, 为环境维权的弱势群体提供依靠。

3.6 加强环境维权的宣传力度

虽然公众的环境维权意识随着对环境的关注与保护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还是需要加强环境维权的宣传力度, 不仅需要宣传一些法律知识, 还需要正确引导公众通过法律的救济途径, 以免采取极端的手段进行环境维权行为。在此宣传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媒体的舆论优势, 这不仅仅有助于污染受害者讨回公道, 更重要的是提醒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时更好地注意环境保护, 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督促企业自觉遵守环境法律法规, 减少污染排放, 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4结语

通过研究我国环境维权的案例, 我们发现在环境维权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许多困境, 而这些困境使环境维权的受害者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这就需要一个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本文从立法方面、执法方面、司法方面及社会组织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并希望通过这些建议, 逐步完善我国对于环境维权相关制度的建立, 真正做到一切以公众的合法利益为出发点。

摘要：随着我国环境污染形势的加剧, 当前我国环境维权面临着维权成本太高、相关体制不健全、民间环保组织力量薄弱等众多问题。基于环境维权群体事件的实证分析, 探讨我国环境维权道路上的困境, 对我国未来的环境维权之路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维权,困境,出路,实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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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刚.论农民环境维权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商界, 2010 (3) .

[4]林洪.环境维权:百姓缘何信“访”不信“法”——对公众环境司法维权意识的调查与思考[J].记者观察, 2009 (5) .

消费维权的困境 篇5

饱受婚外情煎熬 抑郁症妻子又遭遇丧夫之痛

1986年，于娜和李富强这对恋人结束了4年的大学生活，分配在兰州市某公司工作，一年后组建了家庭。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他们很想要一个孩子。可是于娜的肚子一直没有动静，夫妻俩去医院检查，结果李富强一切正常，倒是于娜先天性不育。此后夫妻俩求医问药去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效果。

看着日渐消沉的妻子，李富强安慰她说，我们领养一个孩子吧，我会对他视如己出。你放心，我爱你，这是我对你一辈子的承诺，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情。激动的于娜紧紧地抱住丈夫，对丈夫的大度非常感动。

1992年，夫妻俩领养了一个女孩，女儿聪明伶俐，刚开口讲话不是叫妈妈而是爸爸。李富强得意地看着妻子，满脸的幸福，于娜稍稍放下心来。但是，她明白，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对健康的男人来说，始终是件憾事，她就在生活上对李富强关怀备至，弥补心中的歉疚。一家倒也过得其乐融融。

变化发生在1994年李富强下海经商之后。随着生意越来越有起色，李富强外面的应酬也越来越多，有时一个星期都难看到他。终于有一天，她看到了丈夫和一个女孩的身影。那个女孩长发纷飞，飘到丈夫肩头，自己的丈夫细心地帮女孩整理好头发，那眼神那柔情，有多久不曾给过自己了啊。于娜想冲过去兴师问罪，但她又怕自己先摊牌反而把丈夫推向那个女人，于是，她选择了装作毫不知情地忍耐。

为了重新得到丈夫赏识，于娜开始健身，换发型，买了好几套高档时装，但是当她精心装扮好走上街头，遇到迎面走来的年轻女孩，再看橱窗玻璃中的自己，顿觉一阵悲哀，哪个女人斗得过岁月？刹那间，于娜心灰意冷，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任何意义。从此她开始逃避，甚至再也没让李富强看到她的身体，她怕，李富强拿她与那个年轻情人作比较，怕李富强嫌弃她开始松弛的身体……就在这种郁闷痛苦中，于娜得了抑郁症。失眠，狂躁，无缘无故地哭泣，大夫几次要她请假休息，她都拒绝了。

于娜终于承受不住痛苦，和丈夫摊牌，提出离婚。李富强却一下子跪在地上，指天发誓：“我们不离婚，你给我时间，我会解决好，求你了，给我时间……”这样说着，李富强自己也已满脸泪水，于娜心软了，答应给他时间，但从此更加郁郁寡欢。

2004年9月23日晚上，像往常一样，于娜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家中。她没有开灯，连电视也懒得开，丈夫李富强出差了。于娜在黑暗中坐着，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感受着偌大房间里的空荡和孤寂。突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来，是李富强的助理，他焦急地说：嫂子，不好了，经理出事了，在三叉路口被迎面的大客车撞飞了，现在人在医院，可能不行了……

于娜来不及多想，打车赶到医院，见了李富强最后一面。

家人给李富强操办了后事。自然地，李富强名下的服装厂变更到于娜名下，于娜成了董事长。

二奶上门分家产原配二奶短兵相接

2004年12月，于娜正在厂里看报表，突然来了两位不速之客，一个少妇带着一个6岁的女孩。少妇自我介绍说，我叫谢慧，也许你听你丈夫说过我，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女儿也6岁了，这是我和他的女儿……于娜的头一晕。就是这个女人，快10年了，她的脸上也有了岁月的痕迹。就是她，这么多年，让自己过者噩梦般的生活，没有欢乐和幸福，只有难捱的漫漫长夜。“你居然还有脸找上门来？”长期的压抑终于爆发了，于娜冲谢慧尖叫，“你给我滚出去！”

谢慧显然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于娜姐，我找你不是来吵架也不是来示威的，实在是有事找你。”谢慧拿出两张欠款单，“这是李富强欠我的7万欠款和20万的扶养费，现在我和女儿的生活没有着落，你要把这些欠款还给我。”“你偷了我的丈夫，又背着我生下孩子，现在又来争家产，你欺人太甚了！你给我滚！”谢慧恼羞成怒，“我没有骗你们，这是我应该得的！”但是于娜不听她讲话，叫来保安将她赶了出去。

赶走谢慧，于娜气得气喘吁吁。小姑赶紧过来，她是坚决站在嫂子这边的，“我们家不会认那个孩子，更不会分给她家产，这个不要脸的第三者分文得不到！”

其实对于李富强在外面养了二奶的事情，李富强的家人除了于娜，大家都很清楚，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原来，李富强与谢慧的结识是在1996年的一次服装生意洽谈会上。谢慧20岁时独自离开老家来到兰州闯荡，高中毕业的她找不到好工作，只好从营业员做起，卖服装。谢慧勤奋能干头脑灵活，当她熟悉了服装这个行业，手里又有了一定积蓄时，自己便当起了老板，一开始是跟别人合租个隔档，后来自己租了铺面。因为一直用心经营生意，于娜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个人问题，28岁了，她还没有爱上什么人，直到遇到李富强。

两个人很快相爱，李富强则向谢慧隐瞒了有家室的实情。李富强为谢慧在市区租了一套住房，两个人开始同居。谢慧对新生活充满了期待，再三催促李富强去领结婚证，但李富强总是吞吞吐吐，气得谢慧与他大闹一场，“如果不爱我就早说，我不缠着你！”说完谢慧收拾行李要走。李富强一把拦住她，只好实情相告。

谢慧要搬走，李富强向她承诺，他与妻子的感情不好，将来肯定会离婚，求谢慧给他一段时间。1998年，谢慧生下女儿小麦，李富强终于有了自己的骨血，对小麦疼爱有加。

年纪愈长，谢慧变得越注重名份。她常跟李富强争吵，每次吵架，谢慧都哭闹说，自己这么多年跟着李富强无名无份，将来老了没着落，让李富强在金钱上给她补偿。李富强为了息事宁人，每次都由着她的性子做出承诺。因为厂子正在发展拿不出多少现金，所以每次他都是给谢慧打欠条。用小姑的话来说，“李富强给谢慧打的欠条多了，她一生气就要挟李富强做出承诺，两个人和好后，谢慧又会撕掉这些欠条，幸亏她撕掉了很多，要不然，估计她手里得有百八十万的欠条了！”

謝慧以为有了这样的承诺，自己和孩子的将来就有了保证，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李富强的意外早逝让一切都乱了套。想着自己这么多年无名无份地跟着李富强，到头来人财两空，自己一个未婚妈妈拉扯一个6岁的孩子，谢慧有说不出的痛苦。后来她偶然听说于娜接管了李富强的厂子。想着于娜过着有钱人的生活，而自己却凄凉清贫，谢慧鼓起了勇气。她也做好了思想准备，于娜恨自己，讨钱之路不会平坦，但没想到于娜的反应会那么激烈。

谢慧没有办法，又请了中间人传话，用心良苦地解释7万与20万欠条的来历。谢慧的说法是：当初她结识李富强时，他并不富裕，而自己经营服装则有了一定的积蓄，所以她借了7万元给李富强起步，并让李富强成立了分公司，后又将其他股东的股份收购，买下办厂所需要的土地使用权，正是当初她的资助才使得李富强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而20万的欠款则是在2000年，李富强就他与自己所生孩子小麦的扶养问题做出的承诺，内容是给小麦20万元的扶养费，实际上是一份遗嘱。

关于谢慧的解释，不光是于娜，包括李富强的家人在内，大家都认为这个二奶颇有心计，如果轻易给她钱，她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一定还有下一步棋，也许是以孩子名义继承遗产，也许是厚着脸皮分财产，所以万不能给她开这个口子，从第一步就把她卡住。

之后，谢慧带着孩子继续试着与李富强家人交涉，均被骂了出来。

二奶一审败诉终审胜诉无辜原配长夜泪沾襟

万般无奈之下，谢慧委托律师作为代理人，与李富强的家人进行谈判，均没有效果。

在最后一次谈判无效的情况下，谢慧终于下定决心，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

起诉也存在问题，李富强的两个欠条，7万和20万的性质不一样。20万属于扶养费，还要有认定非婚生子确是李富强骨血这一关键环节，相对来说7万的欠款比较简单，于是谢慧听从律师的建议，决定先打7万元欠款的官司，然后再打20万扶养费的官司。

2005年3月，谢慧将于娜起诉到兰州城关区法院，要求她偿还7万元欠款。于是一场二奶与原配的财产纠纷案拉开了序幕。

于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情绪激动地说，媒体应当对二奶现象进行声讨，因为它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和家庭的稳定。关于7万元欠款的事，她说她根本就不知道，谢慧没从事什么正当工作，哪来这么多钱？至于非婚女小麦，于娜表明她不会承认，也不知道。并且气愤地说，如果丈夫死了，谁都带着孩子来领钱，我还接待不过来呢。同时她宣称要委托律师，将谢慧以重婚罪起诉到法院，并索赔精神损失。

2005年6月，果然如众望所归。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驳回了谢慧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3132元由谢慧承担。理由是，谢慧要求于娜偿还她丈夫生前所欠债务，但谢慧却无法证明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所以李富强的债务，于娜就没有义务承担。

拿到这样的判决，于娜这边笑逐颜开，觉得老天有眼，让可恶的第三者没有达到分家产的目的，更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向二奶这种丑恶现象叫板的一次胜利。

谢慧这边却终日以泪洗面，她想不明白，是李富强一再承诺要离婚和自己结婚的，自己多年恪守妇道，还给他养育了一个女儿，为什么就落得众人唾骂耻笑的下场？不服判决的谢慧决定提起上诉。

在等待终审的漫长日子里，谢慧也身心俱疲，是不是做了第三者就只能得到這样的下场？律师安慰她，如果单纯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案子，关键是她情人的角色，让公众，甚至让办案人员有意无意地基于道德立场倾向于于娜。

2006年3月，谢慧无意中在电脑上看到了二奶维权网，点击主页进去，发现像她这样在情路上迷失的女人，像她这样被公认的社会准则所批判的角色，像她这样处在弱势地位苦苦挣扎的女人还真不少。她再次进行了咨询，当得知她的上诉具有充分的司法依据时，谢慧终于看到一线希望，更加坚定了自己维权的信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谢慧找了一份工作，一边艰辛地扶养女儿，一边等待终审结果。

2006年9月，终审结果终于下来了，谢慧胜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于《婚姻法》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债权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除非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所以谢慧没有举证“7万是李富强和于娜夫妻共同欠款”的义务，而应该举证倒置，由妻子于娜进行举证，而于娜拿不出证据，则法院认定是共同债务。中院认为原审法院就本案举证责任分配不符合规定，处理不当，应予以纠正，撤销城关区法院的判决，并要求于娜在判决生效后的15日内一次性偿还上诉人谢慧的人民币7万元，并负担受理费6264元。

谢慧赢了官司，看到了法律的力量，她决定等这个案子了结之后，再为女儿的继承权打另一场官司。

而原配这边，于娜心情苦闷，她想不通法律竟然站在伤害别人的一方，丈夫多年的风流账，竟然让无辜的妻子来承担，哪还有公平可言？周围人也说，有钱男人包二奶常见，但二奶敢跳出来和原配争家产的少见，而争家产的官司居然能打赢，更是少之又少见。好长一段时间，于娜一个人傻傻地坐着在病床上，这个纠缠了自己多年的二奶，在丈夫死后还逼迫自己噩梦不断，无法正常生活，这日子何时才能熬到头啊！

消费维权的困境 篇6

关键词：典型人物报道,文化认同,消费主义

大众传播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传媒在给现代社会带来重要影响的同时, 也成为再现、构建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 传媒与文化认同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全球经济、科技、文化一体化的过程中, 人们自我身份意识增强, 如性别意识、种族意识、民族意识及宗教文化意识等, 因此文化认同从本质上说是一种个体自我的身份认同。典型人物报道的对象本身都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人, 其价值指向、身份意识对社会群体具有直接的示范效用, 正是在此基础上得以营造文化认同的氛围。

典型报道在中国的意义超出了一种报道形式, 自20世纪40年代《解放日报》推出首个典型吴满有以来, 典型报道已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并取得过惊人的社会反响。关于典型人物报道的社会功能, 学者进行了纵向的历史考察, 如孙玮认为, 传统典型报道的“榜样示范”功能逐渐拓展为“社会整合”与“时代标识”作用。鲍海波认为社会整合作用是典型报道最主要的社会功能, 其作用表现在“通过树立典型, 倡导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的价值观念”、“产生提供一套大多数人所认同的价值系统”。它通过一个个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典型, 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价值观表现出来, 为社会创建了一套适应时代要求的、临时的、十分有效的社会规范, 然后通过舆论来操纵人们的意识, 使社会群体的心理倾向及其行为共同向媒介所倡导的价值目标靠近, 最终达到对社会的整合。

典型人物报道所体现的文化认同取向大体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传统伦理道德认同取向。在很多普通人物报道中着意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伦理道德, 如诚信、自强不息、见义勇为、重义轻利等。二是政治文化认同取向。在一些政府官员、民间环保人士等人物报道中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营造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三是民族、国家文化认同取向。海外华人、文化名人、体育冠军等典型人物报道中则更多地强调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取向。比如2010年全国媒体合力宣传的典型鞍钢齐大山铁矿采场公路管理员郭明义, 无偿献血二十多年, 把自己的工资收入捐献给需要帮助的人, 把自己的时间最大限度地奉献给企业。媒体对郭明义的宣传报道体现出明显的文化认同取向。他乐善好施, 扶贫济困, 媒体纷纷为他命名“好人”、“雷锋传人”。 (如《南方周末》的报道名为《雷锋传人》, 《新京报》的标题是《好人郭明义》。) 人民网一项郭明义专题调查显示, 郭明义获得网友的高度认可, 96%的网友认为新时期仍然需要雷锋精神, 需要郭明义这样的人;88%的网友认为“碰到困难时, 在心里期盼过像郭明义这样的好人出现”。调查还显示, 如果身边有郭明义这样的人要求您加入爱心团队, 70.5%的网友会选择加入。

由此可见, 大部分受众希望通过阅读真善美的人生被教育、被感化、被提升, 有着获得精神引领的需要, 越是物质丰富、生活节奏快捷的社会, 越是需要价值观的引领, 需要道德观和人生价值判断的标准。但是, 我们也应看到, 典型人物报道中认同空间的构建在消费主义语境下却面临着困境,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宣传味道浓, 固化思维降低受众认同感

典型报道在我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为政治服务的, 因此天生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它“是活化了的时代精神、社会规范或政治主张” (1) , 体现了宣传者的宣传意图, 这也是典型报道最主要的一个特点。但今天的受众对这一点并不认同, 虽然现在典型报道正在努力淡化政治色彩、淡化宣传味道, 并且慢慢向社会领域渗透, 但传统的典型报道留给人们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人们心中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和刻板印象, 影响了受众对典型报道的接受程度, 受众的认同感因此而降低。

最近, 《南方都市报》根据网上对质疑汶川地震中的烈士谭千秋救人事迹进行了调查, 发现当初报道的被谭老师所救的四名学生, 只有一人是真实存在的, 一人死亡, 另两人则不存在。谭老师生前所在学校的老校长说:谎言一旦产生, 就仿佛有了生命, 越长越大, 也没人敢当那个指出皇帝新衣的孩子。宣传、写书、拍电影……都出来了, 谁也控制不了局面了。后来还评了烈士, 再后来各家媒体把抗震救灾的英雄行为又重新报道了一遍。这个事或许造假者心里有数, 但是谁也控制不了这个局面。接受调查采访的对象都不怀疑谭老师是好人, 但都表示事实细节有出入, 当地学生都知道媒体的报道是假的, 每次开大会时老师在上面讲谭老师的事迹, 都有同学在下面笑。该报《“烈士老师”谭千秋调查》一经刊出, 立即被各大网站转载, 并引起网友热议。长期以来媒体在塑造典型时有一种“造神”的冲动, 当真相被逐渐揭开时, 受众就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 认为媒体上的典型都是虚假的。

2010年1月, 北京环卫工人王长荣成为关注的典型。他“心里时刻放不下居民们的出行安危”, 在持续扫雪铲冰将近100个小时后, 身体劳累透支导致脑出血, 倒在了岗位上。送到医院时, 他的衣服和鞋子都湿透了, 裤腿被冰碴儿锁住, 脱不下来, 是剪开的。一时间, 媒体照例是大量报道, 并号召大家学习, 主题词“感动”频频出现, 但这种惯常的操作模式却引起了受众的质疑:他为什么要在冰天雪地里连续工作那么长时间?为了“居民出行的安危”, 需要这样工作吗?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如果王先生本人自愿不休息, 那么, 他的工作单位, 他的上级和同事, 为什么会同意和允许他这么干?是不是有悖《劳动法》?这是不是“过劳致病”?有关部门有没有责任?他会不会获得国家赔偿?为什么扫雪除冰就要付出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这样的报道方式挑战着受众的常识和人情。 (2)

传媒消费主义流行对典型报道的冲击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 已经发生了从审美意识形态到消费意识形态的位移。审美意识形态主要从精神层面为人们输送一种非功利的价值观念, 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 人们更注重心灵世界的内部建设, 更愿意关注和讨论种种形而上的命题。比如, 80年代“潘晓来信”在全社会所引发的人生观大讨论, 即是在呼应和诠释着审美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但是90年代以来, 消费意识形态却渐占上风。消费意识形态把人们从精神界引到了物质界, 从形而上引到形而下, 于是拜物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成为基本的价值观念, 人们开始关注居住、装修、休闲、娱乐和旅游, 对身体 (如减肥、养身、驻颜、美容、美发等) 的关注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3)

作为一种影响全球的社会文化思潮, 消费主义主要体现为物欲至上, 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成为生活的主导价值。消费主义凭借其对物质享受和感官享乐的不懈追求, 成为生产强大消费需求和消费欲望的文化保障。它的影响遍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包括大众传播领域, 主要表现为传播内容的消费主义化和传媒自身的消费主义化两个方面, 前者导致传播内容由意义追寻向娱乐消遣转移, 后者使媒介经营管理出现拜金主义特征, 传媒成为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的经济实体后, 其逐利的动机和欲望被无限放大, 竞争的压力导致媒体将经济收益作为衡量一切的最大指标, 新闻娱乐化趋势愈演愈烈, 为追逐有限的受众注意力资源, 媒体不惜投受众所好, 尽量推出娱乐性、消费性乃至低俗化的新奇的内容, 名人趣事、日常事件及带有煽情性、刺激性的犯罪新闻、暴力事件、灾害事件、体育新闻、花边新闻等软性内容成为新闻的重点。

王一川曾指出中国目前存在着四种文化类型:一是主导文化, 即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 代表政府及各阶层群体的共同利益, 这是当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高雅文化, 代表占人口少数的知识界的个体理性深思、社会批判或美学探索旨趣;三是大众文化, 运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制作而成, 尤其注重满足数量众多的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四是民俗文化, 代表底层的普通民众的出于传统的自发的通俗趣味。主导文化文本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教化性, 即直接或间接地传达统治群体制定的社会规范, 以便教育、整合或感化社会公众。每个时代的统治群体都会有意识地书写或制作这种文本, 并大力鼓励原来属于高雅文化的文人作家来参与这种旨在巩固统治性规范的书写工作, 再借助行政手段加以传输和推广, 以便更有效地利用文学特有的审美感染力去达到教化公众的目的。 (4)

而在消费主义语境中, 作为喉舌体现的主导文化文本, 典型报道不再是市场化媒体吸引受众的利器, 在消费主义浪潮中自然也受到媒体的冷落。典型报道的篇幅和版面的不断减少也表明这种报道方式处于一种衰退的状态。

世俗化价值观与典型报道价值取向的反差

就现实结构而言, 我们的社会仍是以广大的从事制造业和农业为主的职业群体构成社会的主体部分, 然而, 人们在观念上并没有赋予这些劳动阶层以较高的价值评价, 而是更加看重技术、权力和资本, 因为相对于专业技术、权力和资本, 劳动的收益率越来越低。尽管较多的人仍是普通劳动者, 但他们并不希望自己从事那些劳动职业。人们主观期望与客观结构背离, 过去那种“干一行爱一行”、“热爱本职工作”等价值观, 在市场文化和新的利益分配模式的冲击下, 逐步在发生分化。越来越多的人对那些有较高收益率的权力和资本抱以奢望, 社会浮躁, 价值观广泛盛行, 而那些安分守己、勤劳工作的价值观似乎并未得到相应的重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1155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89.1%的人表示身边有年轻人打算做炒股、炒房、炒金、炒字画等的“炒钱族”。出版市场上“成功学”书籍畅销不衰, 被指学历造假的“打工皇帝”唐骏在面对媒体质疑时宣称:“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 就是成功的标志。”他的自传已印刷十几次, 目前还在热销中。有媒体将当下的中国称为“急之国”, 很多人梦想一步到位、名利双收、嫁入豪门、一夜暴富, 社会上人人都想成功, 都想找到成功捷径, 许多人看待“成功学”读物只在乎实用性, 而不在乎写书者的人格瑕疵或者价值观上的偏颇。

典型报道的根本宗旨就是以崇高精神为追求取向, 弘扬积极向上的、理想的、英雄主义的高尚精神, 号召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 典型报道的这种价值取向和世俗化取向之间存在极大的反差。

除此之外,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矛盾也影响着受众对典型人物的认同。据《人民日报》报道:社会底层人群向上流动面临困难, 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日趋严重, 我国面临着“阶层固化”的严峻社会现实。当“我爸是李刚”等官二代、富二代雷人雷语不断出现在媒体中刺激着普通百姓的神经, 当权贵垄断和社会不公一再发生, 政府公信力遭遇危机, 大众对政府、公众人物的不信任在近几年的重大突发群体性事件中越来越明显, 这种对立情绪导致受众游戏心态的产生。于是, 西方社会学者梅斯特罗维奇所描述的“后情感社会”场景也在中国出现:情感不再激动、爱情不再神圣, 忠诚不再崇高、正义不再感人。网民们借助网络, 宣泄愤世嫉俗的情绪, 恶搞、反讽流行, 玩世不恭的心态, 娴熟的解构技巧等消解着理想和崇高精神, 消解着主导文化所倡导的英雄主义, 典型人物报道在转型时期的现实语境中由此处于一种尴尬境地。 (5)

典型人物报道面对现实困境, 如何更好地构建文化与社会认同?笔者认为应重视受众内在心理机制在传播活动中的作用, 对受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及兴趣爱好等进行研究, 改变固有的操作手法, 同时更多挖掘人物的“非典型性”, 笔者在拙文《非典型人物报道中的价值传播与认同》中进行了探讨, 故在此不再赘述。[本文为湖南

参考文献

[1]李良荣:《宣传学导论》,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

[2]何三畏:《从个案看某类新闻操作技术指要》, 《南方传媒研究》, 2010 (22) 。

[3]赵勇:《大众媒体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4]王一川:《文学理论》,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

消费维权的困境 篇7

一、消费伦理困境表现分析

(一) 消费的异化倾向

异化从哲学意义上讲, 是指主体所创造的客体反过来成为支配和控制主体自身的异己力量。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刺激消费的政策和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泛滥, 传统的节约、朴素、居安思危的消费思想普遍被摈弃, 取而代之的是超前消费、无节制消费, 城市消费者、年轻消费者和中高收入消费人群表现尤为明显。然而随着极端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深入人心和不断泛滥, 消费已经背离了人的需要、幸福等应该追求的最终目的和意义, 逐渐异化成为消费者自身的负担。首先, 对物质主义的过度追求, 如同穿上了欲望的魔力红舞鞋, 无法停止, 逐渐在消费中失去了对自我的掌控, 沦为自身物欲的奴隶。其次, 消费的终极意义应该是实现“人的幸福”。然而人们无视自然和伦理道德的各种消费方式却往往使自己与幸福背道而驰。炫耀消费和攀比消费使人与人之间更加冷漠, 奢侈消费和过度消费激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 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自然资源几近枯竭。虽然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上还不高, 但消费异化倾向在城市市场已经初露端倪, 不加遏制, 这种价值观念会持续渗透, 使我们不知不觉陷入物质欲望的陷阱。

(二) 消费行为去道德化

目前, 由于伦理道德体系建设的缺失, 导致我国整体伦理环境恶化。在消费领域主要表现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去道德化。消费行为去道德化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 消费自由权利与消费责任义务的割裂。消费者在享有消费自由权利的同时, 也应当考虑对他人权利、对社会发展、社会道德风气以及对自然环境是否尽到责任。然而消费者的奢侈、炫耀、过度消费, 以及对盗版、过度包装、愚昧消费的纵容而非抵制, 说明了消费领域责任意识的缺失。第二, 漠视消费的公平与正义。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合理消费、公平消费是一种美德, 然而现实是穷人与富人、穷国与富国的消费严重不均的代内不公和过度掠夺后人资源的代际不公消费现象普遍存在。人们普遍缺乏对自身消费的伦理道德的约束意识和价值判断。

(三) 精神消费的匮乏

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物质欲望长期受到压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种欲望极大地释放出来。然而由于伦理教育的缺失, 人们在拼命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 精神文化的消费并没有同步跟上, 并且在精神文化消费支出中用于娱乐服务的支出大大超过用于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支出。而当人们过分地沉溺于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之中, 就必然导致精神的贫乏和心灵的空虚。在物欲主义的洪流中, 人们容易迷失自我, 丧失了对于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问能力, [3]导致精神家园逐渐沦陷。

二、消费伦理困境成因

(一) 西方享乐主义与节俭悖论等价值观念和理论土壤的培植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西方的价值理念和经济理论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我国的消费趋势。1936年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节俭悖论, 认为节俭对于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节制消费增加储蓄会增加个人财富, 但会减少国民收入引起经济萧条, 对国民经济却是件坏事。因此, 不提倡节俭, 而是倡导对消费需求的拉动。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和节俭悖论对西方国家乃至我国的经济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方式,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抛弃节俭美德转而追求享乐主义。

(二) 我国消费伦理教育方面的缺失

从总体经济伦理环境来看, 我国目前处于新旧伦理立破的真空期。改革开放前的“文化大革命”和社会的变动使传统伦理思想地位发生了动摇, 改革开放后, 西方消费主义思想迅速涌入和泛滥, 消费者在没有正确伦理价值观的引导下对外来文化全盘吸收, 对传统伦理文化全面否定。可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缺乏伦理约束的时空环境中成长的。[4]目前我国对于商业伦理尤其是消费伦理方面的关注是非常欠缺的。

(三) 中国传统面子消费文化的推波助澜

消费行为离不开文化因素。与西方相比, 我国消费者普遍注重脸面文化, 消费行为受群体的影响巨大, 甚至面子成为驱动消费的重大动因。与面子关系密切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攀比性消费、炫耀性消费和一些象征性消费。这些消费往往带有非理性色彩, 实用性不强, 对个人和社会来讲是一种不理性的浪费行为。

(四) 忽视消费的伦理评价, 过度重视消费的经济评价

从政府的宏观层面看, 政府的经济发展优先以及鼓励消费政策, 更多的体现了对消费需求的重视;从企业的中观层面看, 绝大多数企业只注重经济效益, 认为“企业的主业是业务, 而不是慈善或社会福利, 更不是道德”, 忽视企业的伦理建设;从微观消费者层面, 由于缺乏相应的伦理规范的引导, 消费者只注重消费行为的效用, 即消费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满足, 而忽视对自己消费行为的伦理审问与思考。

三、消费伦理困境破解不容忽视的五种力量及其责任

(一) 政府

总体伦理环境的改善和伦理规范体系的建设首先依赖的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力量。从目前我国经济领域严峻的伦理问题看, 政府有必要高屋建瓴, 利用政策导向与法律监督手段加强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引, 以及伦理道德体系的建设。通过传达政策导向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建立并宣传消费伦理规范, 引导消费者摈弃炫耀和浪费, 提倡理性消费, 在消费的同时关注环境的保护、资源的节约、生命的尊重、消费的公平与正义乃至可持续的发展。

(二) 媒体

当代消费伦理的变异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大众传媒的传播内容的影响。媒体与现代生活紧密联系, 媒体的传播内容对消费者的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起到了巨大的渗透和指引的作用。西方功利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在我国大行其道, 和传媒不加伦理约束的宣传有莫大的关系。改变我国的消费伦理困境, 大众传媒有义务守护良心底线, 实现传播自律, 注重传播伦理和媒体道义, 摈弃庸俗, 加强有利于长远发展的舆论引导和伦理观念渗透, 对消费者的价值观念进行正面引导, 而不是消费主义的推手。

(三) 企业

改变我国的消费伦理困境, 企业需要清楚地认识到道德是企业发展的无形资产和精神资本, 摈弃“非道德经营”的传统企业哲学, 加强自身伦理建设和企业公民意识, 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 进行“道德经营”。比如不能为了赢利的目的而利用消费者的人性弱点操纵消费者, 不断的发现和刺激消费者的欲求, 成为物质主义泛滥的推手。现代经济活动只有同时能够提供物质功用与道德关怀时, 才能有效地去满足人们的需求, 也才能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5]

(四) 消费者

消费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摒弃人性弱点, 塑造健康合理的消费道德观是改变我国消费伦理困境非常关键的因素。西方“消费主义”是完全违反我国传统的消费伦理思想的。我们须从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的消费伦理思想中汲取有益因素, 从自律入手, 义利双修, 不断培养自身的道德人格, 提升道德境界, 做“公民型消费者”或“道德消费者”。[6]通过消费者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和自我拯救开辟出一条消费伦理困境的现实解决之道。

(五) 教育部门

目前我国的学校, 甚至是高校也鲜有开设有关消费伦理、营销伦理等经济伦理方面课程的例子, 对伦理教育的漠视和缺失, 也是目前我国的消费伦理困境成因之一。教育部门是伦理道德教育的主要阵地, 承担对公民进行系统伦理教育的责任。应该重视整体伦理道德体系的建设, 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和环节。在整体伦理教育环境改善的基础上, 加强对商业领域的伦理道德研究, 鼓励高校开设商业伦理、消费伦理等课程, 使整个社会对消费有更理智的看待, 有助于走出消费伦理困境。

参考文献

[1]何小青.消费伦理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2]徐新.现代社会的消费伦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3]程秀波.关于消费伦理的几个问题[J].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07) 第30卷第3期.

[4]卢泰宏.消费者行为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5]唐凯麟.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石:经济和道德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05, (06) .

张天潘:中国式维权困境 篇8

4月11日，上海浦东机场20余名旅客冲入跑道逼停飞机。乘客称航班因天气延误，航空公司没有及时安置旅客，亦未道歉，旅客多番辗转维权以致情绪失控。拦机事件发生后，航空公司给每位乘客赔偿了1000元。时隔一日，4月13日下午，广州白云机场的海航HU7133航班的旅客在登机过程中，有部分旅客因情绪激动，不顾机场工作人员劝阻一度冲出登机口，进入停机坪，采取了堵塞登机口、冲闯停机坪等过激行为。

诸如医闹、跳桥秀、拆迁中的自焚等一样，“拦飞机”本质上都是公民权利维护在制度缺失下的极端行为，这种行为充满非理性，但却不能简单地说是失去理智昏了头的举动，恰洽可能相反，这种在外人看来是非理性的行为，对于当事者来说却正是理性的选择，凸显的是中国式维权困境。

事实上，当下社会里，这样的做法无疑都在被证明是具有可行性的，“闹一闹、赔一赔，不闹不赔、小闹小赔、大闹大赔”是很多部门与机构面对纠纷的习惯性处理方式，如此又加剧了示范效应，比如白云机场的拦机行为，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缘于几日前上海浦东机场有乘客冲上滑行道不仅未被处罚，反而得到了1000元赔偿。

如果以一般的社会规范来评判的话，理性的维权，指的应该是通过正规的法律法规渠道进行权益维护，比如在这两个案例，旅客可以单独或者联合起来向航空公司的管理方投诉，投诉不成就将之告上法庭。但很多时候，投诉的效果微乎其微，部门推诿拖延应对，而走诉讼途径的话，难度更大。

于是，维权无门，又在群情激愤之下，往往只能放手一搏，进行非理性的维权，然后结果却因为这样的做法，对方害怕将事情闹大，影响了“稳定”与“和谐”，就满足了旅客的部分要求。但是这种维权方式，危害又是很大，起到了糟糕的示范效应，并陷入了恶性循环。

在当前，常见的利益诉求，往往是通过媒体曝光、上访、群体事件、领导批示等途径，而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的利益纠葛、权益受害等公民权益需要救济时，却不知道通过何种渠道能够如意解决。这样的一种窘境，笔者曾经将之称为“司法拖拉机”，即把司法比喻成一台拖拉机，一旦寻常民众进入司法程序后，将被拖拉进入到无边的司法过程中。这种“拖拉”本应是一个必然的程序，而在中国当下，常常变成了一种强势者的战术，往往会把弱势者拖垮。同时，这台拖拉机，受到来自“前轮”(司法系统本身)和“后轮”(背后的权力干预)的各种因素越位影响，缺乏自己强劲有力的发动机。造成这台拖拉机“载客量”极为低量，人们不愿坐上这台车，而更愿意苦苦寻觅能够快速直达的“汽车”或者“火车”(领导一生“气”，一发“火”，就从快从严解决了)。亦即是在当下法制建设依然落后，漫长的司法途径和昂贵的诉讼费用，以及法院判决过程和最后实施的干预、阻力等等，让司法成为民众的次优选择，或者最后干脆对之失去了信心。

这一切都让普通民众更偏向寻求一种或多种结合的更能见效，来得直接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非司法路径所能带来的解决问题的能量，弱化了人们对于一种社会正常的法治过程的耐心，潜意识中或被迫地，很多人采取了这种“把事闹大”的维权方式，社会也有这样解决问题的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