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维权

美国的政治维权（共4篇）

美国的政治维权 篇1

摘要：本文界定了大学生维权的含义，分析了我国大学生维权的现状及成因以及大学生维权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挑战，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深入领会“以人为本”的内涵，要从“规范人、管理人、教育人”转为“为了人、尊重人、服务人”，提出几点对策以更好地维护大学生的正当权益，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成为“稳人心、暖人心、感人心”的工作。

关键词：大学生维权,思想政治工作,挑战,对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多元化思想在高校得到迅速传播,大学生法律意识不断增强。近年来,学生因住宿问题,纪律处分问题,学位、学历授予问题,学籍管理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与校方发生矛盾、纠纷,并向校方主张权益、甚至付诸法律“讨说法”与校方对簿公堂的事情屡屡发生,大学生的维权行为引起了教育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学生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行为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推行和普法教育的深入的外在体现,同时,大学生维权既是时代进步的产物,也是对高校一些现存问题的曝光。因此,它必将对高校工作的很多方面产生巨大冲击,也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巨大冲击和挑战,理应引起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高度重视。

一我国大学生维权成因及其现状

大学生维权[1],亦称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主要指大学生个人或相应的组织,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据我国法律以及政策规定,通过法定程序,借助司法或其他力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及时清除已有的侵害,最大限度地实现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从广义上而言,它包括大学生作为教育法律关系外的一方与其他法律主体发生的维权和大学生作为教育法律关系中的一方与学校、教师、学生之间发生的维权。

(一)大学生维权的成因

一方面,高校作为一个事业单位,有其完整的管理机制,在制定相当多的管理条例、规定、守则的过程中,参阅了相关法律、法规,但是,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很不健全,缺乏有效指导,致使高校很多管理规定中涉及学生的正当权益的条文不够明确。故此,很多高校对学生违纪处理、学籍管理、外宿等问题的处理出现“左右为难”现象,很多时候有处理过当的行为。

另一方面,大学生有知识,有思想,他们对各种侵权行为有着自己的看法,具有非常强烈的抗争精神,常常会为了自己的权利据理力争。只是在很多时候,由于个人能力有限和缺乏有效的法律引导,他们的努力未必能够成功并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在高校教育改革全面深化的新形势大背景下,随着高校教育活动主体的日益增多,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日渐密切,以及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对自己权益认识不断加强,很多大学生开始举起维权的大旗。

(二)大学生维权的现状与特点

虽然大学生的维权意识逐渐觉醒,维权活动从无到有并逐渐发展,但从整体而言,现状并不容乐观。因为,大学生群体较其他社会群体的维权起步较晚,规范性较差,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法律程序作保障。可以说,相应的制度基本处于空白;就大学生整体而言,维权意识还比较淡薄。主要原因是:传统的教育思想根深蒂固;学校管理理念相对滞后;法律法规不健全,学校的规章制度弊端较多;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现实的困难性直接制约了大学生维权的积极性,限制了其维权活动的普遍性。[2]

二大学生维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

(一)对教育管理方式和内容的挑战

在某种意义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是学校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常常会以管理者的身份对学生的衣、食、住、行等加以教育和引导,同时会对“违规”学生给以相应的处理。但是,在处理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处理“不当”的现象。同时,学生在校应该享受的权益偶尔有被一些人或者校方“有意无意”剥夺的现象。随着大学生维权意识的增强,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不断更新教育管理观念,深入领会“以人为本”的内涵,要从“规范人、管理人、教育人”转为“为了人、尊重人、服务人”。

在管理方式上要“以人为本”,确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树立“为了学生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思想。要从过去一个单纯的“管理者”转变为一个“服务者和管理者”。这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首先充当的是“服务者”,其次才是“管理者”。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更多的关心、关注学生的需求并加以引导,使管理更加趋于人性化。

在管理的内容和形式上,要求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三贴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3]把“坚持以人为本,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生”,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包含了更加丰富全面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内容和形式上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适应大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

(二)对学校制度的挑战

大学生维权的日益兴起已经给高校一个明显的信号,教育和管理必须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相结合,法治大于德治,而法治要有法可依。所以,在社会主义法制日益健全的今天,对高校的管理权力基本要求是校纪校规不得违背法律、法规和合法的规章,遵守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原则仍是其作为特殊行政主体的法律义务。违背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性文件或条款由于其本身不具有合法性,自无执行之效力,特别是涉及学生重大权益时,未经法律授权不得干涉和侵害学生合法权益。[4]

(三)对教育者的要求

思想政治者要始终到学生的现实生活中去,从大学生的角度去观察和体验校园生活、社会生活,关心学生的群体差异,准确掌握学生生活中的情感变化规律,随时了解、分析学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主动关心学生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把切实解决学生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切实建立起联系学生的情感纽带,不断增强与学生的情感联接,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成为“稳人心、暖人心、感人心”的工作。

三对策

(一)提高管理者的法律意识

高校管理者良好的法律意识是其严格依法办事的重要前提,可以促使管理者在依法行使自己管理职权的过程中,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法定权利,从而自觉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在管理工作中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真正地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最佳条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做法律法规学习的先行者,主动学习先进理念,改变传统观念,不断提高自己领悟法律条文的能力和运用能力,通过多种手段和渠道增强学生的权益意识。[5]

(二)完善管理法规和规章制度

我国(高等教育法)第11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这一规定明确了学校自主管理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法治原则,而法治的理念要求教育法规和学校规章本身必须具有合法性,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同时,高校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在改革中,要解决好高校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避免管理运行的无序性、偶然性和随意性,保证管理行为的合法性,从而使学生的权利免受侵犯。[6]

(三)设立维权机构

为了更好的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维护好学生的正当权益。高校应成立专门的学生维权机构,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及时审查、清理学校现有规章制度,保证学校、教师在法律上的主动地位,维护好学生的合法权益。

四结论

我国大学生维权虽然刚刚起步,大学生的维权意识也不很强,但是大学生维权正日益兴起,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也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挑战,应该引起思想政治教育者的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张永华，周妮娜等．大学生维权活动的法理浅析[J]．高等农业教育．2003(9)：78

[2]陈华洲，廖扬眉．大学生维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1)：55

[3]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z]．2004—08—26．

[4]周靖，孙琳琳．为了权力与权利的平衡[J]．黑龙江教育，2006(2)：86

[5]张涅萍，杨军．增强大学生维权意识切实保证大学生合法权益[J]．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04(2)：20

[6]吴峰．大学生维权体系构建刍议[J]．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

美国的政治维权 篇2

重庆一位农民，为给妻子打医疗官司，8年来，熟读78本医书和20多本法律书籍，记笔记近十万字。他还自己写出一份“医疗事故鉴定报告”。最终，他打赢了官司。

品读这样的新闻，不由得惊叹于这位农民对妻子的深沉大爱，感叹于他的执著。但是，从这样的新闻中让人更多地品读出了民生之艰，维权之苦。

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必须付出惨痛的时间代价、金钱代价和生命代价，就必须遭受前所未有的精神煎熬，职能部门对公民应该提供的法律援助远离了这些迫切需要帮助的人，把本该由政府扛起来的法律救助变成了公民“一个人扛”的“独角戏”，难道法律就该真的这么“无他”吗？

我们经常从一些政府工作人员的口中听到这样的善意提醒：消费者自己要掌握足够的常识，才能避免受到侵害。不知道当这些国家工作人员听到了“打官司把自己打成专家”的新闻的时候，是该高兴呢，还是该尴尬呢，动辄把本该属于社会管理的责任推卸到公民的身上，让老百姓的生活变得沉重起来，不能不说是司法人员不作为所致。

温总理在多种场合告诫国家工作人员：“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衙斋卧听箫箫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听着这些教诲，再联系到“农民苦读八年医书打赢医疗官司”，对民生之艰，民生之苦，有关职能部门还能安之若素吗？

（据《三秦都市报》文/魏青）

闹心的食品安全

在不久前的“名医网上聊”中，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所副所长李洁主任医师提醒市民，油炸食品、腌制酱菜其危害远远高于不合格食品中被检出的微量苏丹红、孔雀石绿等。市民不必恐慌，应该科学、健康饮食，才能保证安全。

李洁告诉记者：“目前所检出的食品中苏丹红含量一般仅为几个毫克/公斤，人体即使摄入了这样剂量水平的苏丹红，最大的可能摄入量也只有苏丹红诱发动物肿瘤的剂量的10万到100万分之一；而油炸食品如油炸薯片、烧烤食品等产生的丙烯酰胺含量，人体最大的可能摄入量只有诱发动物致癌剂量的几千分之一；摄入的过量脂肪、热能，只要超过推荐摄入量的2～3倍，就会导致脂肪摄入量过高、营养不均衡，引发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脑血管疾病。因此，相比摄入微量的苏丹红、孔雀石绿，不良的饮食习惯对健康的风险更高，对人体造成的伤害可能程度更大。

对待食品安全风险，应从科学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所谓的“零风险”食品，关键是要把食品的安全风险降低到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程度，也就是“可接受水平”。通俗地讲，就是把食品中人体有害的那些污染物控制在一个极其微量的水平。在这一水平之下，这些物质就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市民没必要盲目恐慌。

食监部门在检查后总会发现问题。如果发现存在问题的食品等于就是“有毒食品”，有致癌物质的食品等于就是“致癌食品”，这种说法并不科学。

(据《新闻晚报》）

美国为啥没“医闹”

无论国内外，都存在大量医患冲突。国内“医闹”泛滥，在美国，却很少能看到。据悉，在宾夕法尼亚州，总共800位骨科医生，就有400位被患者提起民事诉讼。但美国人会选择打官司，很少去闹事，其原因在于美国人处理医疗失误的系统比较完备。

首先，每个医院内都有一个专门风险管理部门，负责调查医疗失误。他们从专业技术的角度，调查有争议的案例，以判断主管医生是否尽责尽力，是否有过失。如发现主管医生有过失，他们有权对责任人进行专业处罚，且还要向司法部门报告。

其次，美国法律很严格，专业律师也很厉害，一旦医院被证明有过失，法官可能判罚赔偿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

再次，美国的医药费往往是保险公司支付，所以保险公司会对医疗过程进行监督。这些系统的处理方法，使得患者的利益一旦受损，很容易得到专业鉴定，且通过各种途径得到赔偿。与此相反，如果患者去医院闹事，会因为危害医疗秩序而被捕，甚至被判入狱。一方面很容易得到处理，一方面去闹事反而会招致损失，患者自然不会选择后者。

美国的政治维权 篇3

一、微软的“政治觉醒”之路

从1989到1998年初, 微软用于资助政治家参选的“软钱” (即为政治家竞选进行媒体造势所花费的金钱) 总计不过16.2万美元, 这在美国政治上的意义几乎等于零。而且这些“软钱”不是捐给某一个参选人, 而是某一个党派。观察家们曾评论说:“微软的感觉与其他的技术类公司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华盛顿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他们生活在政治范畴之外。”微软真的可以如其所愿远离政治吗?回答是否定的。

1998年, 当反垄断的指控威胁变得越来越真实的时候, 微软完全改变了它的战略。该公司迅速开办了一个华盛顿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扩充到19人, 其中4人专门游说国会议员, 每人专门负责在参众两院中的一个政党。这是一个独特的模式, 因为大多数公司并没有实力去这样做。除此之外, 仅2003年1年, 微软就雇用了20多家游说公司去游说美国联邦政府, 在各个州它还有一支强大的游说队伍。

微软还建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从1998年到2004年, 该公司通过这个委员会向美国联邦层次的竞选人提供了超过1 30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在所有美国企业中名列第1。自1998年至年, 微软还在游说上花费了万美元, 这使它成为华盛顿最大的游说者之一和电脑行业最大的游说者。

在微软的2001财年, 微软向各类慈善团体捐赠了3 660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79亿美元的软件。这些捐赠给微软带来了接触重要政治家的机会。从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到众议院发言人丹尼斯·哈斯特, 他们都是这些慈善机构的支持者。微软还是德雷儿童基金会的主要捐助人。这个已有20年历史的基金会是由众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汤姆·德雷创办的。仅2003年1年, 比尔和梅林达基金会就向德雷儿童基金会捐赠了10万美元。

除了单独采取行动外, 微软还慷慨地资助各种行业协会, 例如软件选择协会、商用软件联盟、电脑技术行业协会、竞争技术协会等。这些协会在很多问题上都支持微软的立场。

微软之所以改变了远离政治的态度, 正如微软的联邦政府事务总监杰克·克鲁霍茨所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互联网对人们的工作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 与互联网相关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大多数政策的制定者并不懂得互联网技术, 但他们在作着决策。微软认识到教育这些人是微软的责任。二是这宗反垄断诉讼案, 微软必须勇敢地面对。一些微软的高层私下里也说, 如果他们很早就参与关于此案件的辩论, 他们就很可能被免于反垄断起诉。

二、美国企业的政治行为特征

实际上, 微软的政治行为并不是独特的。美国的大企业普遍采取了政治行动, 很多比微软“觉醒”得更早, 经验更丰富。通过对奥驰集团、布朗和威廉姆森公司、辉瑞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美国公司、沃尔玛连锁超市集团、贝克特尔建筑公司以及微软等大企业的分析, 笔者发现这些企业的政治行为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是他们的政府关系管理团队规模大, 动辄上百人, 有时甚至可达200人以上;人员基本是专职的。相关部门被明确冠以“政府事务”或“政府关系”的名称, 这一点与英国企业的隐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人员通常被分为联邦和州两个团队。二是在战术的运用上, 除了与立法者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外, 它们也不避讳采取复杂的、大张旗鼓的、甚至是敌意的战术 (如诉讼) 去达到影响立法的目的。三是这些企业经常参与本行业或跨行业的集体政治行动。四是这些企业施加影响的目标包括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 以及立法、行政和司法3个系统的权力部门。企业对它们的影响活动常常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同时进行。五是同英国的情况不同, 美国企业或行业的声誉对它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活动的影响不大, 企业或行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贡献度也并不能左右其政治活动的成效。

三、美国企业政治行为特征的原因分析

以上这些特征与美国的政治权力的划分特点密不可分。美国的联邦和州两级政府分享立法权, 每一级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又实行3权分立。同时, 总统与国会、州长与各州议会是分别选举的, 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这就造成了权力分散、相互掣肘的局面。一项法令的通过往往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再加上美国的政党不像英国一样那么纪律严明, 党员往往能够独立表达自己对某项法案的意见, 而不必顾及大多数党员或是政党领袖的意见。所以, 企业往往不得不拥有庞大的专业团队来处理与政府各个权力主体甚至是每一个议员的关系, 而这个团队往往又根据政府权力划分的特点分成联邦和州两个团队。

同时, 美国的权力平等、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的观念根深蒂固。例如, 美国1966年颁布的《信息自由法案》规定了公民有权对政府任何可能存在的文字记录进行查阅, 因此美国政府官员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企业也不必费心对自己的政治行动遮遮掩掩, 否则一旦被善于挖掘“污秽”的媒体揭露, 反而有损自己和政府官员的声誉。而美国民众认为言论自由是法律赋予他们的神圣权力, 企业进行政治捐款或是其他政治活动是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的一种方式, 并没有什么不妥, 这是言论自由的表现, 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再加上, 美国民众中的诉讼文化也很强烈。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要靠自己的斗争来获得, 而不是等待政府的幡然悔悟或者是施舍。况且, 司法独立可以确保在美国议会或行政系统出现违反现有法令的行为时, 进行独立的裁决。所以, 经常看到美国企业公开地进行政治活动, 还经常通过群众运动式的草根行动来迫使政府就范, 如果这些做法还是不能奏效, 那就把政府告上法庭。

长期以来, 美国的各个行业协会非常活跃, 这是因为集会的权力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 因此美国企业常常联合起来进行集体政治活动。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其文化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多元特征, 并且包容性较强。因此, 人们对于同样一件事物的理解和态度往往大相径庭, 企业的公众形象在各种文化中也并不一致。所以利用公众形象来左右政府的决定也不太可能。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 发展本地经济, 对当地某些有争议, 或声誉并不十分好的行业或企业会加以保护, 并支持他们的诉求, 向联邦或其他州政府施压, 并最终取得胜利, 比如烟草行业的案例。再深究一步, 这种现象的产生同样是由于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的权力分配。各州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对于本州的支柱产业理所当然地加以保护;而本州民众的生计也有赖于这些企业和行业来维持, 因此也能获得本州民众的支持。这个行业的声誉好坏就不会对其政治行动能否获得最终的成功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在中央集权的国家, 如英国, 中央政府就要考虑其他地区民众的呼声, 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大的权力来保护本地的这些声誉不好的支柱产业, 所以在这样的国家, 企业或行业的声誉往往对企业政治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

同时, 美国经济总量巨大, 各个行业在全国范围来讲发展的各有所长, 国家经济不存在特别依赖某些企业或行业的情况, 这使得企业利用其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度来增强其在联邦政府面前的议价能力的可能性降低。所以, 仅仅因为企业规模大而获得政府支持的现象并不多见。

美国软新闻的政治效应研究 篇4

硬新闻 (hard news) 和软新闻 (sof news) (1) 是源于西方新闻界的两个名词。硬新闻指题材较为严肃, 着重于思想性、指导性和知识性的政治、经济、科技新闻。受众阅读或视听这类新闻时, 只能产生延缓报酬效应。硬新闻注重新闻的“时效性”和“严肃性”。软新闻指那些人情味较浓、写得轻松活泼、易于引起受众感官刺激和阅读视听兴趣、能产生即时报酬效应的新闻。软新闻强调“趣味性”和“非时效性”。

一些美国知名的软新闻节目包括约翰·斯德伍德的《今日秀》、杰·雷诺的《今夜秀》、奥普拉·温弗莉的《奥普拉·温弗莉秀》。趣味横生的内容和诙谐幽默的主持人使软新闻的受众人数在近些年来直线飙升。此外, 这些节目也逐渐开始强调新闻的时效性。正因如此, 为了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越来越多的美国政治候选人成为这些节目的座上客, 其中包括奥巴马、希拉里和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麦凯恩、戈尔。这就使美国政治学者开始对软新闻节目的政治效应产生浓厚的兴趣。美国学者对软新闻的叫法各有不同。有一些学者把软新闻称为“非传统媒体” (non-traditional media) 、“新闻娱乐化” (infotainment) 或“娱乐媒体” (entertainment media) 。美国传播学及政治学界至今还在软新闻的定义上存在分歧。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 软新闻节目主要报道地方性的公共事务。和硬新闻相比, 软新闻更注重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报道的戏剧性、娱乐性。

美国软新闻的政治效应日益增强

美国传统媒体的衰落。近些年, 对美国传统媒体的批评在美国国内愈演愈烈。由于美国媒体市场的不断分化、媒体数量的增多和媒体集团承受的巨大商业压力, 美国传统媒体逐渐放弃了在政策、人力、资金和技术上有难度的硬新闻, 来选择难度低、题材广泛、观众感兴趣、花费又较小的软性内容。从20世纪80年代起, 美国传统媒体开始走下坡路。

美国学者对软新闻节目的评价褒贬不一。一些学者在哀叹美国传统媒体衰落的同时, 指出是软新闻的出现使美国公众对政治失去了热情, 进而削弱了美国民主。学者认为, 美国传统媒体所扮演的“说教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已经渐渐消失。目前, 美国媒体为了赚取更多的广告收入, 把眼光瞄准了市场。为了讨好观众和提高收视率, 他们不惜牺牲新闻的客观性。很多学者认为, 目前美国的新闻报道带有很强的偏见性。美国记者似乎也变得异常强大, 他们不再客观地报道新闻, 而是经常在报道时带有强烈的个人喜好, 把他们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抛在脑后。美国的多个权威民意调查 (2) 显示, 美国公众对传统媒体的信赖度在逐年降低, 受众数量也在不断减少, 这恰恰是美国传统媒体衰落的重要标志。

由于近20多年来美国传统媒体的受众数量不断减少, 软新闻的出现被视为是美国媒体工业对这一现象作出的一个回应。今天的美国, 娱乐和新闻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下求得生存, 美国各大新闻媒体都为自己定下了严格的利润指标。这种对经济利润的追求也在不断地影响着报道内容的选择和新闻报道的质量。目前, 美国各大媒体优先考虑的是如何讨好观众, 提高收视率, 进而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在20世纪60年代, 美国政府曾经规定, 媒体机构必须设有报道公共事务的专门节目才能获得政府发放的经营许可证。然而, 这一规定早已被废除。因此, 在今天的美国新闻媒体中, 以愉悦受众为目的的软新闻的数量正在不断增加。

还有一些学者对软新闻作出了正面的评价。他们 (3) 认为, 由于软新闻节目的娱乐性可以吸引那些对政治本来不太热衷的观众, 让这些受众通过观看软新闻节目, 能够或多或少地获得一些政治信息, 因此, 软新闻对美国的民主发展来说, 未尝不是件好事。美国三大新闻网1996年用在娱乐性新闻上的时间比前两年增加了一倍多。美国新闻工作协会的调查显示, 美国16家重要媒体中的硬新闻与软新闻所占比例在1997年为25%和40%, 而20年前, 这一比例为32%和15%。从1977年到1997年, 在美国传统媒体中的软新闻节目数量增加了25%, 硬新闻节目的数量反而在减少。根据托马斯·彼得森 (Thomas Patterson) 教授的报告, (4) 截至2001年, 非公共议题的新闻从1980年的35%增加到50%;追求轰动效应的新闻从25%增加到40%;人文视角的新闻从不到11%增加到26%;以灾难和犯罪为主题的新闻从8%增加到15%。美国传统媒体中软新闻数量的增加意味着美国选民将会逐渐习惯于从软新闻报道的视角去审视候选人和政治问题。

美国软新闻的政治受欢迎度。由于软新闻节目收视率的日益飙升, 美国政客也开始青睐此类节目。大部分美国软新闻节目的观众是那些摇摆不定的选民 (undecided voters) 。为了争取这部分选民的投票, 候选人都竞相增加自己在软新闻节目中的曝光率。

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同他的家人一起多次在《奥普拉·温弗莉秀》中亮相。《奥普拉·温弗莉秀》可以说为奥巴马选战的最终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尤其为奥巴马拉来了大量美国女性选民的投票。同样是参选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也频繁出现在软新闻节目中, 诸如约翰·斯德伍德的《今日秀》。在2005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小布什在《奥普拉·温弗莉秀》的访问中谈到他喜欢的食物和他女儿的生日。1992年美国总统选举时, 罗斯·贝鲁特恰恰是在美国有线新闻网《莱瑞·金脱口秀》的节目中正式宣布参加选举的。比尔·克林顿也在1992年的选战中多次出现在像《黄金时间直播》此类的软新闻节目当中。在节目中, 他还演奏萨克斯风和回答关于内裤喜好的问题。显而易见, 克林顿的这种做法是为了赢得更多年轻人的选票。总之, 美国政治候选人把在软新闻节目中的亮相看做是吸引那些不热衷于政治却极易受影响选民的投票的绝佳机会。

约翰·斯德伍德的《今日秀》是美国目前最知名的软新闻节目, 它不但是收视率冠军, 而且在2004年获得两项艾美奖。在《今日秀》节目中, 主持人经常嘲讽美国主流新闻人和政客。许多美国知名政客都曾经接受过《今日秀》节目的访问。2003年9月16日, 民主党候选人约翰·艾德华兹就是在这个节目上正式宣布他参选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鉴于《今日秀》节目的知名度, 它也吸引了美国新闻记者和政治学界学者对它的关注。

除了美国政客频繁亮相于软新闻节目外, 这些节目在近些年也开始报道政治时事。例如, 在2006年, 《今日秀》和《奥普拉·温弗莉秀》就专门制作了以“伊拉克战争”为主题的节目。在节目中, 主持人对小布什政府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政治决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由于观看硬新闻报道的观众在不断的减少, 因此越来越多的软新闻节目开始关注热点的政治问题。软新闻节目也随之成为了美国公众获取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事实上, 几乎一半的年龄在30岁以下的美国年轻选民说, 软新闻节目是他们在总统选举期间获得选举相关信息的主要来源。

美国软新闻的政治效应研究现状

美国新闻节目的娱乐化为美国传播学及政治学界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美国政治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定量研究美国软新闻节目的政治效应。目前, 美国政治学者对软新闻节目的政治效应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即软新闻节目对公众舆论 (public opinion) 的影响和对选民投票行为 (voting behavior) 的影响。

在公众舆论方面, 学者们主要研究的是政治候选人在软新闻节目中出现对受众的影响。学者发现, 观看软新闻节目会影响观众对候选人的评价, 即教育程度越低的观众受到的影响越大。然而, 当学者研究软新闻节目是如何影响公众的政治观点时, 研究结果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霍蓝德 (5) 在研究中发现, 软新闻节目的观众会人为地夸大他们对政治的了解程度。然而, 最近的研究表明, 软新闻节目也可以像硬新闻一样扮演“教育者”的角色, 向观众传递丰富的政治信息。尤其是可以让那些不热衷于政治或不看硬新闻的观众接触到更多的政治信息。这个研究表明, 不关心政治的观众在观看软新闻时可以获得很多有价值的政治信息。因此, 观看软新闻节目有助于观众了解政治时事。

还有学者研究软新闻节目中的笑话是如何影响观众评价总统候选人的。扬 (6) 发现, 在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 雷诺和莱特曼在各自节目中所讲的那些挖苦总统候选人的笑话对其观众的直接影响很小。扬还指出, 观众的党派倾向和政治知识是减弱这些笑话效果的两个重要因素。

2004年的美国安尼伯格调查表明, 美国软新闻节目的观众, 尤其是《今日秀》的观众, 和不观看软新闻的观众相比, 他们了解更多的热点政治事件和热门总统候选人。在2004年7月至9月间, 对软新闻节目进行的内容分析发现, 《今日秀》节目主持人, 约翰·斯德伍德所讲的笑话中有33%是和至少一项政策问题有关联的;而杰·雷诺和大卫·莱特曼的分别是24%和21%。另外一个对《今日秀》的研究发现, 《今日秀》的观众对总统候选人常常会做出更多的负面评价, 他们对美国的选举制度和传统的新闻媒体更是怨声载道。然而, 这些被调查者则认为观看《今日秀》有助于增强对政治问题的理解能力。

在选民投票行为方面, 一个对《奥普拉·温弗莉秀》的研究 (7) 表明, 那些观看这个节目并且不关心政治的观众更容易投票给在节目中表现出众的候选人。因此, 所谓的“奥普拉效应”对那些不太关心政治的选民的投票行为有很大的影响。研究还发现, 由于关心政治的选民已经具有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知识, 因此, 无论是观看硬新闻还是软新闻对他们投票选择的影响都非常有限。关心政治的选民获得选举相关信息的渠道也相当广泛, 例如:阅读候选人发来的邮件、浏览候选人的网站、与朋友讨论热点政治话题、甚至是参加候选人组织的论坛。鉴于这些选民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性, 没有单独哪一个信息来源会对其产生压倒性的影响。然而, 不关心政治的选民是极易受到媒体影响的。如果他们只观看软新闻, 那么软新闻就会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投票选择。

结语

对软新闻节目政治效应的研究在美国才刚刚起步。学者对软新闻的政治效应仍然说法不一。由于美国公众的政治观点和投票行为受到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 笔者认为, 学者在将来的研究中应当考虑到媒体以外的因素对受众的影响, 诸如美国公众对政治关心程度的差别、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公众的党派倾向、公众的个人喜好等。在将来的研究中学者还应该注重研究内容的多样性。软新闻节目为什么能够吸引那些原本对政治漠不关心的观众的眼球?软新闻节目能否真正培养起受众对政治的兴趣并使之长久地持续下去?软新闻节目能否成为美国的主流媒体?软新闻节目能否成为美国公众主要的并可以信赖的政治信息来源?只有找到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才能够真正了解美国软新闻节目是如何影响美国公众舆论的。

参考文献

[1]甘惜分:《新闻大词典》,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11页。

[2]多利斯·格雷伯:《大众传媒与美国政治》, 哥伦比亚特区:国会出版社, 2006年版。

[3]罗伯特·麦卡切斯尼:《富有的媒体和贫困的民主》, 伊利诺伊州: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4]http://xinwen.cass.cn/user/erjiview.php list=2&&TxtID=1964

[5]白利·霍蓝德:《晚间软新闻研究:娱乐节目能增加年轻观众有关政治选举的知识吗》, 《广播与电子媒体》, 2005 (49) , 第402～415页。

[6]达内加尔·扬:《2000年总统大选年晚间软新闻节目研究:对候选人品质评分及观众政治知识和政党倾向的影响》, 《广播与电子媒体》, 2003 (20) , 第73～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