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保险监管

美国的保险监管（精选7篇）

美国的保险监管 篇1

一、保险公司的破产成本

发生破产的保险公司主要的前期表现为财务状况出现危机, 因此也称为陷入财务困境。保险公司破产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仅给社会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 使保单持有人失去保险保障而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 而且将损害保险公司所有者 (股东) 的权益, 使大批员工失去工作, 使人寿保险投保人的现金“冻结”。保险公司破产的代价也是十分高昂的:美国已破产的财产和意外保险公司的统计数据表明, 一家保险公司的破产成本大约是该公司资产价值的100%, 这意味着破产保险公司的总负债将比破产前翻一番, 是总资产的两倍。

保险评级机构A.M.Best曾对美国1969~1998年破产的683家保险公司的破产原因进行了调查, 发现引起这些保险公司破产的主要原因包括:准备金 (或保费) 不足、迅速扩张但盈余不够、巨灾损失、资产估值过高、欺诈行为、再保险公司的破产、管理失误等。

保险监管部门特别重视对保险业的财务监管, 以保证其具有充足的偿付能力。当发现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出现问题时, 保险监管部门将采取整顿措施, 希望通过适当的整顿可以使其达到监管要求。整顿的目的是避免负面的社会影响和可能出现的投保人大量退保而导致的保险公司破产。若最终保险公司还是无法脱离困境, 在整顿工作失败、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前提下, 保险监管部门将请求法院签发清算命令, 进行强制性清算。保险公司的资产将被出售, 按已确定的优先顺序偿还债权人, 将来发生的索赔则由保险保证基金给付。

二、美国保险业的财务监管模式

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责任险危机和1992年的“安德鲁”飓风, 曾使美国保险公司的破产数目在10年内不断攀升, 美国的保险监管部门因此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大对保险公司的早期监管。财产与责任保险的覆盖面广, 从传统的火灾到现代的产品责任保险, 由于理赔的长尾特点, 使得责任准备金的估算和保险定价都十分困难, 因而无偿付能力的风险很高。美国是保险监管比较严格的国家, 本文主要介绍美国对财产与责任保险公司的财务监管模式。

美国所有的州都设有独立的保险监管局或类似的部门, 保险监督官由选举产生, 或者由州长任命。各州的保险监督官都属于一个重要机构——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NAIC) , 其是为了解决在州监管的框架内如何跨州监管保险公司而设立的。NAIC的监管内容主要分为偿付能力监管和市场监管两个方面, 其中偿付能力监管以防止保险公司不能履行其财务责任而保护保单持有人为工作目标。偿付能力监管包括财务报告、保险监管信息系统、早期预警系统、执行和监督等。自1993年起, NAIC开始要求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必须满足最低风险资本要求 (Minimum Risk-Based Capital, MRBC) , 同时要求保存有关财务结构和营业情况的记录, 并根据法定会计准则 (Statutory Accounting Principles, SAP) 提交年度和季度的财务报表。这些报表主要针对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 因而是偿付能力监管的主要信息来源, 保险监督官也可以要求保险公司提供其他的必要信息以评价其财务状况。

1. 风险资本 (RBC) 。

美国于1994年建立了财产与责任风险基础资本要求, 并于1995年开始提交年度报告, 以取代在各个州的最低风险资本要求。美国传统的监管方式是, 由各州保险法规定保险公司的法定最低风险资本要求和盈余标准, 通过这些资本充足性要求使保险公司具备最低偿付能力。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系列保险公司破产案, 使人们对这种固定最低风险资本要求和盈余标准提出了质疑:未考虑保险公司的承保和投资风险、对许多保险公司而言该标准太低、未能为经营失败的保险公司及时采取干预措施提供权威依据。为此, NAIC做出的最明确的回应就是风险资本的实施, 即根据公司规模和风险状况来评估其资本和盈余的充足性。

财产与责任保险公司的风险包括资产风险、信用风险、承保风险、关系企业和资产负债表外风险四类。具体为:R0 (关系企业和资产负债表外风险) :关系企业的投资无法收回和资产负债表外的风险;R1 (资产风险) :固定收益债券和短期投资的风险;R2 (资产风险) :证券、不动产与参股的风险;R3 (信用风险) :债务人违约的风险, 如应收保费无法实现;R4 (承保风险) :赔款准备金风险;R5 (承保风险) :承保保费风险。资产负债表外风险分为不同的类型, 非受控资产、附属公司的担保和或有债务都包括在R0中。因公司增长过快而带来的风险分别包括在R4及R5中。

风险资本总额根据下式确定:

NAIC要求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报告风险资本总额和调整后总资本 (Total Adjusted Capital, TAC) 。财产与责任保险公司的调整后总资本是用资本金减去特定赔款准备金, 再加上附属公司的应收股息而计算得到的。调整后总资本与风险资本总额之比为风险资本比率, 监管机构根据这一比率决定应当采取的干预措施。

风险资本比率=调整后总资本/ (θ×风险资本总额)

其中, 系数θ是采用协方差调节公式之后得到的。1994年θ值为0.4, 1995年为0.45, 1995年以后为0.5。

根据风险资本比率, NAIC确定了四个层次的监管行动:

公司行动层次 (Company Action Level) :风险资本比率<200%, 保险公司必须向保险监督官提交对财务状况做出解释的报告, 并提出解决方案。

监管行动层次 (Regulatory Action Level) :风险资本比率<150%, 监督机构可以对保险公司进行审查, 分析其营业情况, 提出矫正措施。

授权控制层次 (Authorized Control Level) :风险资本比率<100%, 保险监督官有合法理由对保险公司进行整顿或清算。

强制控制层次 (Mandatory Control Level) :风险资本比率<70%, 保险监督官必须采取强制措施进行接管。

Cummins、Harrington和Klein (1995) 研究了无偿付能力的财产与责任保险公司与风险资本充足性之间的关系, 经验统计发现: (1) 不足一半的破产保险公司, 其风险资本比率落入了公司行动层次和监管行动层次, 而另一半失去偿付能力的保险公司, 其风险资本比率都是正常的; (2) 有偿付能力和无偿付能力的公司, 其风险资本比率显著不同。

2. 保险监管信息系统 (IRIS) 。

NAIC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发的保险监管信息系统是一个早期预警系统, 根据保险公司提交的年度财务报表得出财务比率, 以识别需要进一步监管的保险公司。1975年, 该系统将寿险和非寿险分开, 1976年改称为早期预警系统 (Early Warning System) , 1978年改名为保险监管信息系统 (IRIS) , 并沿用至今。IRIS包含11个财务比率 (寿险为12个) , 设定了正常范围。右上表为IRIS的各项比率及正常范围。

IRIS包括统计阶段和分析阶段。NAIC根据保险公司提交的财务报告计算IRIS比率, 若比率值都在正常范围内, 就通过了IRIS的统计检测;若有四个或四个以上的指标异常, 或者保险公司盈余指标显著增高或降低, 或者对一家分支机构的投资超出公司的总盈余, 则没有通过IRIS的统计检测。NAIC将进入下一步的分析阶段, 由专业人员组成的财务检查组根据统计检测的结果, 用数量和质量指标进一步分析其财务报告。对于IRIS统计检测结果异常的公司, NAIC将通报给该公司注册地的监管机构, 公司所在州的保险监管部门将进行调查、监控。

资料来源: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Insurance Regul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Life/Health Edition, September 20, 2001

3. 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跟踪系统 (FAST) 。

自1990年起, NAIC加大了对大型保险公司的监管。凡在17个州以上营业、前三年内平均年保费超过3 000万美元的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 除了接受IRIS的统计检测以外, 还必须接受FAST的分析。FAST是根据保险公司提交的年度和季度财务报告, 透过金融分析工作组 (Financial Analysis Working Group, FAWG) 的工作, 甄别财务上陷入困境的保险公司。

1994年的FAST包括26个指标和一些变量: (1) 净保费收入与盈余之比; (2) 毛保费收入与盈余之比; (3) 准备金与盈余之比; (4) 净保费收入变化率; (5) 毛保费收入变化率; (6) 盈余挹注与盈余之比; (7) 投资收入与总投资资产之比; (8) 保单持有人的盈余变化率; (9) 上一年保单持有人的盈余变化率; (10) 两年期内提存准备金与盈余之比; (11) 组合比率变化; (12) 毛费用及佣金与毛保费收入之比; (13) 毛费用及佣金变化率; (14) 流动资产变化率; (15) 代理人余额变化率; (16) 可从再保险收回的已付损失与盈余之比; (17) 可从再保险收回的未付损失与盈余之比; (18) 长尾险种净保费收入占净保费收入之比; (19) 对附属机构的投资与盈余之比; (20) 从附属机构获得的利润与盈余之比; (21) 非投资级债券风险 (3~6级) 与盈余之比; (22) 其他投资资产与盈余之比; (23) 可补偿杂项费用与盈余之比; (24) 应收及提出的联邦收入税与盈余之比; (25) 业务的现金流与所收保费之比; (26) 前一年的业务现金流比率; (27) 两年内已发生的损失和LAE发展滞后; (28) 两年内已发生的损失和LAE发展滞后2X; (29) 虚拟变量1; (30) 虚拟变量2。

根据NAIC的监管经验和准则, FAST对每个指标所在的不同范围赋以不同的分值, 再将所有指标的分值加总, 得到每个保险公司的FAST总分数。FAWG依据这个FAST总分数, 确定一个门槛值 (threshold) , 以鉴别出哪些保险公司需要优先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监管, 而每个保险公司的FAST总分数将作为新的有效信息被保存。

FAST指标的有效范围及相应分值都是不公开的, 这是因为FAST指标并非是供竞争者使用或是为保险公司评级所用。为了防止被误解和滥用, 这些指标的有效范围及相应分值每年都会调整, 以使FAST的监管更有效率。FAST能提供比IRIS更精确的偿付能力预测, 它几乎包含了IRIS的大部分有预测效率的指标, 而且还包含了一些更具有预测能力的指标。

4. 现金流量测试。

起源于欧洲, 在美国和加拿大得到发展的保险业动态财务分析 (Dynamic Financial Analysis, DFA) 模型是当前最先进的偿付能力监管模式, 是对保险公司主要金融因素进行随机模拟的模型, 通常通过现金流量测试来执行。现金流量测试也是资产负债管理领域经常使用的方法, 但以监管为目的的现金流量测试侧重于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分析。DFA体现了随机化的思想, 与静态分析只给出一个最佳的估计结果相比, DFA按各种可能的概率, 给出相应的可能结果的一个范围。资产负债表上的因子 (如利率) , 不再估计为一个确定的值, 而是用一个随机模型来模拟利率未来的可能变动范围, 从而计算各种情况下资产和负债的现金流量, 并进一步确定偿付能力水平。

现金流量测试不只评价保险公司在某一时刻的财务状况 (如资产负债表中的某一项) , 而且能在各种不确定的经济形势下考察一段时期内保险公司的整体财务状况。为了看到尽可能长的时期内企业的整体状况, 这个时间跨度当然越大越好, 特别是那些长尾险种, 其风险在最初的几年内很难显现出来, 只有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但是时间越长, 随机模拟的可信度因误差的累积将会逐渐降低, 因此最佳的时间通常为5~10年。

DFA模型通常是在法定会计准则框架下, 有时也可以在公认会计原则 (GAAP) 下进行。现金流量测试通常包括随机情景生成器、输入 (历史数据、模型参数和战略假设) 及输出结果三个主要部分。由管理者对输出的结果进行分析以改进原战略, 并提出新的策略, 这个过程不断重复, 直到找到最合适的战略。

现金流量测试通常考虑定价风险、承保风险、准备金风险、投资风险、灾难风险、信用风险, 该框架内的随机模型通常包括:

(1) 利率模型 (Interest Rates) 。利率模型是现金流量测试中的关键模型, 短期利率模型、债券的期限结构、通货膨胀模型都包含其中。

(2) 股票回报 (Stock Return) 模型。股票的回报常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 来描述。

(3) 非灾难损失 (Non-Catastrophe Loss) 模型。包括对索赔次数和索赔规模的建模。索赔次数通常采用负二项分布, 索赔规模用伽玛分布来拟和。

(4) 灾难损失 (Catastrophe Loss) 模型。包括对索赔次数和索赔规模的建模。索赔次数通常采用负二项、Poisson、二项分布, 而索赔规模则通常用对数正态、帕累托、广义帕累托分布拟和。

(5) 承保周期 (Underwriting Cycles) 模型。通常将保险公司的承保状态分为:弱竞争 (Weak Competition) 、一般竞争 (Average Competition) 、强竞争 (Strong Competition) 三个状态, 用马尔可夫链对其周期建模。

(6) 赔付安排 (Payment Patterns) 模型。财产与责任保险因其风险的长尾特点, 赔付通常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 该模型着重于赔付时间的随机性, 以对未来的赔付建模。

(7) 信用风险 (Credit Risk) 模型。这里的信用风险主要指再保险违约而产生的信用风险。主要模型有Credit Metrics模型、KMV模型等。

三、财务危机预测模型预测能力的比较

Cummins、Harrington和Klein (1995) 研究发现, RBC比率的预测能力较低, 即使是将风险资本中的因子作为预测因子使用时仍然不高。Klein (1995) 认为, FAST能提供比IRIS更精确的偿付能力预测, 因而更有监管效率。因为FAST包含了IRIS中大部分有预测效率的指标, 并且将毛保费的增长、短期投资资产与盈余之比、长尾险种净保费收入占净保费收入之比等作为指标, 充分考虑了长尾险种的特点, 因而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

Grace、Harrington和Klein (1998) 的研究证实:在辨别财产与责任保险公司可能出现的财务困境问题上, 风险资本比率的预测能力比FAST低, 而将风险资本比率与FAST联合起来的预测能力要比FAST高。Cummins、Grace和Phillips (1999) 证明:现金流模拟方法比风险资本比率、FAST具有更好的预测能力。

现金流量测试是当前最先进的偿付能力监管方法, 比IRIS、风险资本比率、FAST这些静态财务分析方法能更好地反映出保险公司未来一段时期内的整体财务状况, 能在广泛的意义上和变化的市场环境下考察保险公司的资产及负债, 因而在北美得到了普遍的运用。

四、对我国保险业财务预警的意义

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保险公司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国情, 而且保险业发展的时间尚短, 所以迄今为止还没有保险公司发生破产。2003年3月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保监会”) 正式颁布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 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了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阶段。2008年7月保监会公布了几个偿付能力不佳的保险公司名单, 这说明我国保险业已出现了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 对其加强监管已成为人们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通过本文的研究, 我们可以借鉴以下三个方面的经验:

1. 完善财务报告制度。

财务报告是对保险公司进行财务状况分析的基础, 是准确评估偿付能力的重要依据。健全会计准则, 完善财务报告制度、精算报告制度, 是保险业监管的基础工作, 将能有效地提高监管的效率。

2. 改进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

2003年3月保监会颁布的《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管理规定》借鉴了美国IRIS的指标体系, 这是我国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管的重要进步。但同时也应当看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险公司经营环境的变化, 适时地改进预警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是提高监管效率的必然趋势。

3. 加强统计学和计量学等数量分析工具的运用。

公正、客观、稳定地评估风险是保险业监管的根本任务, 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数量分析工具能提高分析预测能力。美国是一个重视科学、注重统计分析的国家, 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就被成功地运用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研究中, 特别是在破产的保险公司和健康的保险公司的对比研究中, 其经验是非常有意义的, 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参考文献

[1].孙立明.美国财产保险公司的破产成本分析与启示.金融研究, 2002;10

[2].陈迪红, 潘竟成.保险公司动态财务分析初探.财经理论与实践, 2002;2

[3].马坚, 周晶晗, 刘新梅.非寿险公司动态财务分析模型及其借鉴.金融教学与研究, 2003;6

[4].雒庆举.西方发达保险市场风险监管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湖南社会科学, 2005;4

美国的保险监管 篇2

秦岭

【关键词】美国；“影子银行” 【全文】

对于此次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诸多分析和批评中，“影子银行”受到的关注不亚于传统商业银行。“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包括投资银行[2]、对冲基金、抵押贷款经纪人或发起人、证券化载体以及其他私人资产池，又被称为“平行金融体系”（parallelfinancial system）。资产庞大的“影子银行”机构，提供丰富多彩的金融产品和理财服务，活跃于全球资本市场，以智力密集著称。本文以美国为例，对“影子银行”的风险所在及监管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并提出加强对“影子银行”监管的建议。

一、“影子银行”的风险

2008年6月9日，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现在的美国财政部部长蒂姆·盖特勒，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了一篇名为《减少动态金融体系中的系统性风险》（Reducing如temic Risk in a DynamicFinancial System）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

“在此次繁荣期间，金融体系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商业银行系统之外的资产所占比重大大提高。这个非银行金融系统变得非常大，在货币和资金市场上尤其如此。2007年初，资产支持商业票据、结构化投资工具、拍卖利率优先证券、可选择偿还债券和活期可变利率票据的总资产值已经达到2.2万亿美元左右。通过第三方回购隔夜融资的资产增加到2.5万亿美元。对冲基金持有的资产增加到约1.8万亿美元，原五大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总规模达到了4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最大的五家银行持股公司当时的总资产只有6万亿美元多一点，而整个银行系统的总资产约为10万亿美元。”[3]

上述文中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就是指“影子银行”。在美国经济繁荣（或者说泡沫积聚）期间，“影子银行”设计出各种结构复杂的证券化融资产品，打包出售给世界各地的投资者（或投机者），其迅速膨胀的规模几乎能够与传统商业银行平起平坐。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影子银行”表现脆弱，曾经傲视资本江湖的五大投行在半年内或被收购，或破产，或被迫回归商业银行；三分之二的对冲基金倒闭，到2008年第四季度，资产价格的下跌和赎回使对冲基金的资产缩水一半以上。[4]

金融危机中的脆弱表现暴露出“影子银行”的个体性风险。首先是过低的自有资本金率。借助高杠杆率，“影子银行”往往只需要很少的资本金，其在高风险投资领域获得辉煌的业绩，甚至向投资者允诺其高超的投资策略能够带来“绝对回报”，使得自有资本金过低的风险不为人们所关注；而一旦市场出现流动性紧缩，充足的自有资本金正是金融机构缓冲外部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其次是产品及交易与基础资产状况脱钩。金融衍生工具、产品和市场是“影子银行”长袖善舞的平台，但是金融创新只有基于盘活基础资产并分散风险从而提高市场效率时，投资者能够根据基础资产的状况判断其衍生品的价值，衍生品才能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而“影子银行”设计出的众多衍生品和交易方式，却与基础资产的联系越来越少，产品的供需都呈现“泡沫化”。一旦泡沫破裂，投资者恐慌性地抛售就对“影子银行”造成类似银行挤兑的风险。

“影子银行”的个体性风险加上其迅速膨胀的规模，成为引发美国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重要因素。首先，“影子银行”业务的高杠杆性需要引入众多机构投资者，并依赖于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机构投资者如传统商业银行为分散经营风险、提高传统业务之外的经营收益，为“影子银行”提供大量资金支持。但是当“影子银行”突然出现个体性风险时，已经进入“影子银行”高杠杆投资中的银行资产就不再安全了；而机构投资者不能独善其身，意味着整个金融体系都将面临风险。1998年著名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给市场带来过这方面的教训。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系统性风险更是成为监管者的噩梦。其次，“影子银行”从事的类似银行“零售”业务也是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原因。以“拍卖利率证券”（Auction-Rate Securities,ARS）为例。ARS是1984年由雷曼兄弟公司设计出的一种金融产品，通常由美国地方政府、共同基金、医院，以及为学生提供贷款的机构发行，华尔街各大投行是它的承销商。虽然是将资金长期借贷给借款机构，但投行等券商向投资者承诺可以随时变现，并且投资者能够获得高于银行活期存款利息的收益，[5]因此，众多机构及中小投资者也都对ARS青睐有加。这种业务既满足了出借人随时收回借款的愿望，又满足了借款人得到长期借款的需求。如果不考虑资金与证券之间的区别，对于投资者和融资者而言，这与商业银行吸收短期存款、发放长期贷款的业务没有本质区别。即便一向以小范围高端私人客户为投资者的对冲基金也具有“零售化”（Retailization）倾向。所谓零售化，主要指间接意义上的，因为对冲基金基本涵盖了所有私人资产池投资业务，[6]其大量投资于退休基金（Pension Funds）、大学、捐赠基金（Endowments）及慈善基金（Charities），使得私人资产池与大量本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对冲基金投资者的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发生联系。也就是说，由于对冲基金在投资中扮演了“基金的基金”的角色，中小投资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对冲基金的投资者。而投资者范围越广泛，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就相应越大。

引用IMF在2009年2月发表的报告《危机的首要教训》中的表述，“影子银行系统”对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但监管当局对于这些机构所从事金融业务及产品的杠杆程度和风险集中度却存在着重大的信息缺口。[7]也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所质疑的：既然“影子银行”业务与银行相近，危机中与银行一同受到救助，就应当受到与银行相同严厉程度的监管。[8]但是至少危机发生之前，“影子银行”从未像传统商业银行一样受到美国监管机构的“关注”。

二、“影子银行”法律监管现状

如前文所揭示，“影子银行”业务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具有功能上的相似性，却并未受到美国银行法律制度的约束。

稍加留心，我们便能发现，“影子银行”业务与银行业务最为相似之处便在于“短融长投”。但是银行的“短融长投”其风险主要在于投资形成呆坏账，然而这种风险对于银行经营的威胁受到银行必须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的限制；对于储户权益形成的威胁，由银行参加的存款保险制度进行保障。除非出现大规模挤兑及银行间资金拆借的流动性障碍，正常情况下银行能够控制其业务风险；如果出现银行不能满足储户随时提取存款的要求的情况，必然是因为银行已经处于破产倒闭的边缘。但ARS类的证券投资者如果不能变现自己持有的证券时，作为承销商的投行或其他券商可能仅仅是出于流动性的困难而甘愿损失交易带来的佣金而已，最糟糕的情况也莫过于因为投资者的起诉而受到罚款，吐出获利。[9]同样性质的债权，美国银行的债权人受到存款保险和政府担保的双重保护，ARS类的债权人却只能通过诉讼实现自己的权益。这种权利保护上的差异，现在看来竟然仅仅取决于投资者是投资于商业银行还是“影子银行”。

另外，虽然“影子银行”中的投资者权益能够被定义为证券，却只受到极少的证券法律监管。

先来看看“影子银行”的首要成员投资银行的法律监管问题。自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Gramm-Leach-Bliley Act），投资银行便经由银行控股公司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在监管方面，1940年《投资公司法》第3条对“投资公司”的定义中豁免了投资银行；当投资银行为商业银行控股或是经由全能银行开展投行业务时，可以按照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3条的规定取得作为“经纪人”或“交易商”的豁免。

“影子银行”的核心成员对冲基金也总是能够从美国的证券监管法律中得到豁免和除外。例如1933年《证券法》规定，公开发售的证券必须经由SEC主导的注册程序才能正式向公众销售，但是非公开发行的证券满足一定要求后便不必披露相关信息。需要满足的要求集中于对投资者的限定上，如合格的投资者包括银行、保险公司以及自然人，自然人投资者至少拥有100万美元的净资产，或者至少拥有20万美元的个人年收入或30万美元的家庭收入（美国当年人均GDP为5 000美元）。虽然根据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情况，SEC不断提高投资者进入对冲基金的门槛，但是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投资者的限定并不能够阻止风险的扩散。但是对冲基金仍得以从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和《投资顾问法》中得到相关信息披露的豁免和排除。

美国金融监管法律以其周密和发达著称，却疏于对“影子银行”进行制度约束，并非是没有因为缺乏足够和有力的理由。如果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美国法律对“影子银行”一直“善意漠视”的主客观原因所在。

主观上是因为“影子银行”的业务被认为有利于金融市场、经济发展以及投资者。包括在保持和提高市场流动性，通过发现和矫正失真的市场价格来维护资产的真实价值，以及通过灵活的投资组合策略为投资者带来“绝对回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虽然金融危机使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的呼声空前高涨，但更为熟悉金融规则的监管部门却并未因此作出明确表态，因为他们担心对极富生命力的“影子银行”加强监管，会遏制他们引领金融创新的热情，而金融创新不仅帮助美国继续领跑世界经济，而且帮助美国在此次危机中获得全世界的“支持”—虽然支持者是不得已而为之。

客观上是因为存在法律监管的实际困难。例如，税收这一“向飞速转动的轮子中掺入沙子”的政策，因为避税天堂（tax havens）能够为“影子银行”离岸组建和利润转移提供诸多便利而失效；如果对“影子银行”施行更为严格的注册程序，提高信息披露的要求等，可能会造成“影子银行”的大幅萎缩，因为绝大部分私人投资业务对相关信息的保密性要求很高，并且信息的不透明也是私人资产池获取所谓“绝对回报”的技术需要。现存制度的设计缺陷，使监管部门难以有效获得必要信息从而对“影子银行”的业务风险进行监控；同时由于“影子银行”富有竞争力的薪酬和富有挑战性的业务性质，吸引了大批金融业界的精英，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能力差距也成为加强监管的现实阻碍因素。

三、加强“影子银行”监管

“影子银行”遍布全球，美国只是“影子银行”最为活跃的市场之一，所以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并不能仅限于对美国范围内的讨论。金融危机反映出加强“影子银行”法律监管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而现有的监管制度缺陷主要在于“不同类型和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和不同的产品面临不同的监管规则和制度，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即使从事同类业务，也因为监管机构不同，受到监管的标准高低不一，加上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配合与协调不足，为监管套利创造了空间。”[10]针对“影子银行”的法律监管，重点应当在于控制其行为的风险性，包括业务模式的个体风险性与系统风险性。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强内部控制，降低个体性风险

首先，提高“影子银行”自有资本金充足率的要求。“影子银行”们擅长高杠杆操作，因此自有资本金通常较低；一旦出现流动性紧缩，“去杠杆化”的过程就会将“影子银行”们拖下深渊，而提高最低资本要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杠杆率。监管机构可以根据“影子银行”的业务规模来确定其是否具有系统重要性，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投行、对冲基金、其他私人资产池，均应明确相应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并且建立严格的非现场监管与现场监管相结合的检查制度。这种要求与传统商业银行的标准应该有所差异，因为风险与收益成正比是金融行业的合理原则，如果法律规定“影子银行”满足与传统商业银行相当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意味着投资于银行与非银行机构风险相当，却要求非银行机构提供更高的投资回报，这反而会鼓励投资者的道德风险。

其次，明确“影子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正是因为缺乏对“影子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使得其风险的出现显得猝不及防。监管机构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就无法了解和控制“影子银行”的个体风险。这里的信息披露对象是指监管机构，披露内容则应当涵盖所有与机构本身、产品本身和交易方式相关的信息。机构信息的披露由机构注册地主要负责管理，经由特定的渠道即时或定期进行公布；产品和交易方式的披露由初次发售产品所在地负责管理，监管机构有义务为“影子银行”提交的产品和交易信息保密。评级机构秉持独立、公开、透明的原则对产品和交易方式进行评估，监管机构保持对评级机构的监督和评价。

（二）加强外部合作，降低系统性风险

首先，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机构的全球合作。“影子银行”之所以具有金融系统重要性，正是因为其业务范围的全球化。资本为追逐利润而生，在追求高利润回报的“影子银行”眼里，只有利润多少，没有国界之分。美国的次贷危机能够迅速传导至全球金融体系并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与“影子银行”的全球性存在密不可分。谋求对“影子银行”监管的全球合作，重点在于建立一套各国政府都能够接受的监管标准，并可发布具体的监管制度设计指引供各国参考。为了降低各国国情差异和利益冲突导致的协调难度，指引只供各国政府参考，不应附加强制性要求。监管标准的核心在于各国有义务向特定的国际性金融机构定期提供相关信息，而此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职责在于对各国信息进行分析，向各国反馈汇总和分析的情况，提示风险，提出建议。为了达成上述目标，也可以通过签订国际合作协议的方式进行，保证各国提供和交换信息的权利义务受到监督。

其次，加强对“影子银行”离岸经营的监管。离岸注册和转移利润的便利，使得对“影子银行”们原本松散的监管更加接近于真空状态。诸多小小的离岸金融中心成为避税天堂，但“影子银行”实际经营所在地的政府不仅在税收方面损失巨大，监管方面更是“鞭长莫及”。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强烈呼吁关闭离岸金融中心，除了打击毒品犯罪洗钱以外，上述原因是很重要的理由。但是离岸金融中心并非只是违法者的天堂，作为巨额资金的中转站，成为离岸金融中心促进了那些没有更多土地和劳动力、以至于不能获得足够的直接税收的地区的发展，而且其中一些地区还培养了国际金融领域的高端专业技能。因此，以消灭离岸金融中心的方式代替有效的法律监管，可能并不值得提倡。对“影子银行”离岸监管的难度关键在于税收信息的获得方面，如果能够达成一个各国通用的标准化税收信息协议，允许（或要求）税务机关共享信息，可以更加合理和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一些负责任的离岸金融中心已经在实践这种方法，如百慕大和巴巴多斯。

（三）控制“影子银行”业务风险的其他制度安排

包括建立各国监管机构人员的国际培训体制，提高监管者的业务能力；要求或建议各国以法律确认的方式建立金融咨询服务体系，使金融衍生品的潜在投资者在投资前能够了解投资产品的基础和风险，而不仅仅是可能的收益；建立金融消费者保险体系，可以强制性要求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和消费者参加相关保险；等等。

四、结语

如果回顾美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与相关法律制度的发展，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影子银行”的发展壮大与金融危机中提出的加强监管需求，再次印证了这种互动性。秉持规避性创新诱因理论的凯恩（E.J.Kane）认为，当外在市场力量与机构内在要求结合，寻求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的时候，金融创新就会产生。当金融创新危及金融稳定，并使政府的货币政策不能实现预定的目标时，就又会产生加强金融监管的要求。[11]可以预见，因为危机而启动的对“影子银行”加强监管的措施，今后还将继续面临金融创新的挑战，并在挑战中不断完善。

【作者简介】

秦岭，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本文取最广义的“投资银行”定义，即所有从事华尔街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参见Robert Lawrence Kuhn,Investment BankingThe Act and Science of High-Stakes Deal mak-ing,New YorkHacpec&Row Publisher,1990.http200808***13.shtml

监管重重的美国 篇3

但是繁文缛节的事在美国并不可笑。问题并不在于那些不言而喻的荒唐可笑的规则。单独看某项规则似乎合情合理，但所有规则集中实施就会施以巨大的打击。美国是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发源地。与欧洲国家不同，它们长期受爱管闲事的它国政府和欧盟指令的“压制”，而美国应该是一个到处充满自由选择的国度，无论结果如何。

思量思量2010年颁布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它的目标当然是伟大的：阻止发生另一场金融危机。它的策略也是合理明智的：提高透明度，阻止银行采取过多冒险举措，预防滥用金融条例，以及为了拯救任何一家庞大且摇摇欲坠的金融公司，通过授权监管机构，逐渐缩小其规模，终止“大到不能倒”现象的发生。但是《多德弗兰克法案》实在是太庞杂了，未来还将会更加复杂。该法案共计848页，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斯法案》的23倍长，后者是在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后通过的改革法案。更为糟糕的是，每一页法案还要求监管者填充更加具体的细节。这些解释条例就达数百页。仅仅其中一项法则，旨在限制银行进行风险自营交易的沃尔克法则就包括383个问题，这些问题又被分解成1420个小问题。

日益加剧的趋势

《多德弗兰克法案》某种程度上是应大势所趋。充斥着两党成员的各大政府机构主张增加大量规则，其中少数规则是曾经业已废除的。共和党制定规则以打击恐怖分子，使后者在美国的上空难以逍遥法外，并且催促大批头脑聪颖的移民移回加拿大。民主党制定规则以扩大福利覆盖范围。巴拉克·奥巴马于2010年推行的医疗改革有诸多优点，特别是这项改革尝试使医疗保险覆盖全美。但是在降低该体系庞大且不断加剧的复杂性上，它却鲜有长进。在美国，如果每小时治疗一个病人，而看病前则至少需要花30分钟做“文书工作”，有时常常是一整小时。明年，对于联邦政府规定的、各大医院可以收取费用的疾病和受伤种类或将会由1.8万种上升至14万种。单单鹦鹉对人造成的伤害，就有9条规定；而火上滑水造成的烧伤，也有三条规定。

致使美国法规过于庞杂的另一种力量就是游说团体。政府对诸多活动疏于管理，这对许多利益集团争取特别照顾创造了巨大的动机。如果某项议案长达数百页，而对于国会议员来说，想要悄悄加进去某些条款以让他们的密友和竞选捐款者获益简直易如反掌。医改议案对那些极其热心的推动者来说有巨大的利益所在。国会最终对控制温室气体的企图，尽管未能成功，更是如此。

复杂性是要以金钱为代价的。一项旨在阻止再次发生“安然”式欺诈案的法律，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使一些公司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极其困难，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公司另谋它国，或维持私营。发发慈悲简洁点吧

民主党口头上承诺会给庞杂的规则瘦身——奥巴马这位主张监管的沙皇理应确保新规则有效划算。但是执政当局却对过度夸大的效益和过度低估的成本持有偏见。共和党咆哮称，他们会废除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和《多德弗兰克法案》，革除所有政府机构，但拿什么顶替前者，却只给出了一个笼统的答复。

美国需要一个较为明智的方法解决监管问题。首先，所有重要的规则都应该接受一家独立监管机构的成本效益分析。在付诸实施前，这些结果应该公布于众。所有复杂的监管条例还应该伴随有届满条款，除非国会明确再度批准，否则或许十年后，这些规则就要被废除。

更重要的是，规则需要更简单些。当监管者试图制定万能的指令手册时，真正重要的注意事项却被淹没在废话的海洋里。较之于制定宏伟的目标，更为实际的是仅仅制定那些必须实施且必不可少的措施以完成目标。立法者应该通过简单的规则，而让监管者实施。

这是不是给未经选举的官僚们更多权力?如果他们更负责任，就不会。不合理的论断应该接受立即的驳斥。做出错误决定的监管者应当无条件予以解雇。监管一个充斥着重重规则的现代社会，所有这些都无法解决不可避免的困难。但是，它将会降低一个真正的危险：即出于为美国经济考虑，重重监管或许会压垮它的生命力。

美国的保险监管 篇4

美国是世界保险第一大国, 不仅有着繁荣发达的保险市场, 并且建立了一个完善成熟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 其所使用的监管方法已经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关注。

一、NAIC的主要职能

NAIC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 是美国的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 属于联邦一级的全方位监管机构。NAIC成立于1817年, 由美国50个州和哥伦比亚行政区以及4个美属准州的保险监督官组成。州监管者的主要责任是保护保险消费者的利益, NAIC的主要职能是协助州监管者完成其责任和工作。NAIC成立后, 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统一了各保险公司上报的财务报表, 所有活跃的美国保险公司都将他们的财务年报归档于NAIC, 这种财务数据收集形成了NAIC数据库, 它是NAIC财务监管功能的核心, 它使得保险监管者能够确认财务有问题的保险公司, 以此保护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免受由于保险公司破产带来的损失。

二、NAIC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使用的主要工具

NAIC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主要使用三种分析工具:保险监管信息系统、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跟踪系统、风险资本金。

(一) 保险监管信息系统

保险监管信息系统 (Insurance Regul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IRIS) 是供各州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监管的金融分析工具。IRIS可以帮助选出面临丧失偿付能力风险的公司, 为监管人员提供参考依据, 合理分配保险监管资源, 提高监管效率。

IRIS采用的是典型的比率分析方法, 共设有12个比率指标, 包括综合比率、盈利比率、流动性比率和后备比率四类, 并且根据历史资料设定每一项指标的“正常范围”, 而且对于财产责任保险公司和人寿健康保险公司分别提出不同的指标体系。

IRIS包括两个阶段的检测, 即统计检测阶段 (Statistical Phase) 和分析检测阶段 (Analytical Phase) 。在统计阶段检测时, NAIC对保险企业的法定年度财务报告数据进行分析, 依选定的关键性财务指标计算比率, 并和根据以往保险公司经营状况所设定的正常范围比较。每年度保险企业都要接受统计阶段检测, 如果通过统计检测阶段, 保险公司就通过了当年的保险监管信息系统的检测。根据检测结果, 保险公司被评为第一优先级、第二优先级、第三优先级、无优先级和无需检测五个等级。NAIC的监督官将根据评定的等级对保险公司进行分析检测, 由专业人员组成检查组进一步分析该企业的财务状况。各保险公司的财务指标计算结果、评定级别和分析检测结果均向各州保险监管机构公布。

(二) 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跟踪系统

财务分析和偿付能力跟踪系统 (Financial Analysis and Solvency Tracking System, FAST) 是NAIC针对大型保险公司采取的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凡在17个州以上营业且年毛保费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的寿险和健康保险公司, 以及年毛保费收入超过3000万美元的财产和责任保险公司都必须接受FAST分析。FAST分析主要依据各保险公司在前3年中提交的年度财务报告和季度财务报告。FAST包括25个指标, 而且每个指标的不同范围赋予不同的分值, 然后将所有指标的得分值相加, 得到FAST的检验结果。如果监察官在FAST分析中发现了异常情况, NAIC便与该保险公司的注册州联系, 进一步了解该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该州监管部门对该公司采取的监管措施。如果NAIC认为该州措施恰当, 那么NAIC或是结束检测, 或是继续跟踪该公司的状况。如果NAIC认为该州的措施不够有力, 那么NAIC会提出建议, 要求该州进一步采取措施。若该州不采纳NAIC的建议, NAIC将通告该保险公司营业的所有其他州, 协调各州一致对该保险公司采取措施。

(三) 风险资本金

风险资本金 (Risk-Based Capital, RBC) 是NAIC支持的另一个偿付能力分析工具, 它为评估保险公司资本金相对于其经营风险的充足性提供了保证。RBC由四部分组成:RBC计算公式、RBC报告、RBC比率标准和为保险监察官设计的后续措施程序, 以便保险监察官在发现某保险公司的RBC结果低于标准时使用。RBC将保险业的所有特殊风险分为四种C类风险:

C1——资产风险, 即不良资产的风险, 含投资风险;

C2——保险风险, 即各类承保业务关于死亡率、发病率、续保率、费用率等所有的假设与实际经历不一致造成的风险;

C3——利率风险, 即由于利率变动引致资产和负债不匹配的风险;

C4——业务风险, 即一般的经营管理不当的风险。

按照风险程度, 分别确定不同资产的风险系数, 求得累加的风险资本值C1、C2、C3和C4后, 得到NAIC认为的保险公司的风险资本金, 然后代入公式得到RBC比率。

计算风险资本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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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调整后资本总额=∑ (账上余额×调整系数)

计算RBC比率undefined

根据计算结果, 将保险公司分成五个等级, 保险监管部门采取的监管行动见表1。

二、 对NAIC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评价

综上所述, 美国的偿付能力监管有一个完整的体系, 从事前的预警到事中的控制和防范, 再到事后的弥补, 保证了偿付能力的连贯性。此外, 在美国大多数保险公司都已经上市, 对财务公开和信息披露的要求相对较高, 再加上各大活跃的保险公司都将其年报归档于NAIC, 形成了NAIC的财务数据库, 确保了保险监管部门获得大量的关于保险公司的详细财务信息。同时, 美国保险公司评级制度的发展以及发达的精算师制度和庞大的精算师队伍对计算以及预测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资料来源:Capital Management in the Life and Health Industry. Updated Edition, Atlanta, GA;LOMA, 1995.

但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看到, 美国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主要表现在:

第一, 监管力量和权力的分散。美国各州都有各自的保险监管机构, 虽然NAIC在这些机构间起着统一和协调的作用, 但各州的监管部门并无义务接受NAIC的每一项建议和规定。因此各州之间很难协调一致采取统一行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监管效率。

第二, 监管克制和干预过早。在美国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中, 时常会出现监管克制 (过晚的采取行动, 从而延误行动的最佳时机) 和干预过早的问题。由于美国的保险监管机构过多地依赖IRIS和FAST系统, 而对系统中一些指标的错误认识可能导致监管机构采取不当的监管行动。如对有望起死回生的保险公司过早地接管或相反。无论是监管克制还是干预过早都会给保险业以至整个社会经济造成损失。而在实际中, 在监管克制的风险和干预过早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相当困难。

参考文献

[1]秦香军.美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及其借鉴[J].西南金融, 2003 (3) .

[2]张秀英, 成帅华.美国保险业的监管[J].上海保险, 2000 (10) .

美国的保险监管 篇5

200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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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发〔2009〕24号

各保监局，保监会机关各部门，各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保险中介公司，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现将《保险监管人员行为准则》和《保险从业人员行为准则》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认真贯彻执行。对贯彻实施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请及时报告保监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九年二月二十八日

保险监管人员行为准则

为规范监管人员行为，确保依法高效履行监管职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及中国保监会有关规定，制定本准则。

第一条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第二条 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保监会的规章制度，自觉履行国家工作人员义务。

第三条 依法、科学、有效监管。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权益，维护市场秩序，防范风险，促进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

第四条 钻研监管业务，把握市场动态，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开拓创新，努力提高工作能力。

第五条 认真履行职责，遵守程序，提高效率，接受监督。

第六条 文明、公正执法。统一执法尺度，严格依法办事，公平对待保险市场主体。

第七条 爱岗敬业，团结协作，公道正派，诚实守信。

第八条 清正廉洁，严于律己，遵守廉洁自律制度规定。

第九条 监管事项涉及本人利害关系、夫妻关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应按有关规定申请回避。

第十条 不得违反监管工作纪律。不得公开发表与监管政策相悖的言论。

第十一条 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工作秘密以及保险机构的商业秘密。

第十二条 不得利用职务便利及影响为本人和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应把遵守本准则情况纳入保险监管人员业绩考核。对表现突出的人员，应予表彰；对违反本准则的，应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本准则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并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

保险从业人员行为准则

为规范保险从业人员职业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国保监会有关政策规定，制定本准则。

第一章 保险从业人员基本行为准则

第一条 应依法合规，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接受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监督与管理，遵守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的自律规则，执行所在机构的规章制度。

第二条 应诚实守信，不隐瞒、不说谎、不作假，不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权益。

第三条 应爱岗敬业，尽职尽责，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第四条 应专业胜任，热爱学习，钻研业务，不断提高专业素养。

第五条 应保守秘密，不泄露商业秘密和客户资料。

第六条 应公平竞争，自觉抵制不正当竞争。

第二章 保险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行为准则

第七条 应统筹兼顾，妥善处理企业与客户、企业与员工、企业与股东、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八条 应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业绩观，创新进取，努力提高所在机构的发展质量、竞争能力和服务水平。

第九条

应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正确行使权力，遵守决策程序，尊重员工民主管理权利。

第十条 应稳健经营，加强内控，提高管理能力，防范化解风险。

第十一条 应以人民群众需求和利益为导向，积极开发保险产品，制止销售误导，确保公正、及时理赔。

第十二条 应恪尽职守，勤勉高效，严格自律，发挥表率作用。

第三章 保险销售、理赔和客户服务人员行为准则

第十三条 应根据客户需求、经济承受能力推荐适合的保险产品。

第十四条 应以客户易懂的方式提供保险产品的信息，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误导。

第十五条 应主动提示保险产品可能涉及的风险，不得有意规避。

第十六条 应确保所有文件的有效性和准确性，不得代签名、代体检、伪造客户回访记录。

第十七条 应客观、公正、及时理赔，不得拖赔、惜赔。

第十八条 应迅速回应客户咨询，及时提供服务，不得推诿懈怠。

保险机构应严格按照本准则规范从业人员行为。对遵守本准则表现突出的人员，应予表彰；对违反本准则的，应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依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依据本准则制定实施细则，对保险机构执行本准则的情况进行检查。

中国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指导和监督保险机构、保险行业自律组织贯彻本准则。

【监管之声】危机考验保险监管 篇6

保险监管机构的基本职责，是保护被保险人之利益，这一点应当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实际操作中，保险监管机构要真正做到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绝非易事。在当前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监管机构要做到切实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难度就进一步增大。

美国次贷危机对于美国金融市场乃至世界金融市场、世界经济的冲击，至今仍在延续，其冲击力度显然超出了最初若干经济学家、政治家的预计，保险业也在其中，也受到强烈的冲击。最近，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下称AIG）由于发生财务困难，也处于动荡之中。美国政府出面救助“两房”（房地美和房利美），其后放弃雷曼，美林自寻出路，这似乎表示，美国政府在“两房”之后，不再出手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盈利性公司了。但AIG最终得到850亿美元贷款，在美国国内产生了强烈反响。保监会高度关注AIG动向。从目前情况看，AIG所属的AIA、AIU经营状况依然是稳定的。保监会与国际间有关金融监管机构保持着必要的沟通，并将履行监管部门应尽的责任，其最终的目的就是维护中国保险市场的稳定、保护保险人的利益。

保险监管部门不是保险总公司，其职责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美国、英国等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如此，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核心原则也是如此。实际上，银行业、证券业监管部门的主要职责也是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从监管者的角度，要督促保险业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规范市场环境，稳健经营，诚实经营，为被保险人提供尽可能好的服务，切实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要督促保险公司追求有效益的规模，有质量的速度，实现健康发展。那种忽略质量和效益，像计划经济时期抓产值那样抓保费的做法，“大跃进”式的思路，缺乏诚信的经营方式，最终必然导致风险的不断积累和行业的衰落。

要做到保护被保险人利益，保险公司必须有一个健康的集体，能够抵御和防范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此轮由金融业引起的风波，在动因、形式和后果等方面，与历次金融危机相比，都颇具“新意”和特点。任何一次金融危机爆发都是风险释放的过程，研究危机更重要的是关注危机前的风险积累过程。分析所谓的风险积累过程，其关注点主要是过去几年间，改革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金融创新过程中监管体制的完善程度、重组上市过程中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程度。

回顾金融危机的历程，发达国家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金融监管跟不上金融创新的速度；最突出的问题基本都与衍生产品有关，若干衍生产品都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监管。深入分析风险积累过程，真正了解风险的“成长”路径，才能有针对性地找到良药，甚至猛药，由此在防范和化解风险方面做到事半功倍。

1997年，我曾主持一个小组跟踪研究亚洲金融危机，并参与了筹备全国第二次金融工作会议。其间，对于把握风险积累过程的重要性深有体会。当前，国家有关领导人一再强调金融业始终要把风险防范放在首要位置，要深入研究国际金融市场，坚定地推进改革，切实加强金融监管。这是当务之急。

关于保险业的风险问题，涉及面很宽。从市场角度看，违规经营、恶性竞争、销售误导等经营方面问题，保险资金运用失误带来的问题，都使保险公司的风险不断积累。保险公司要随时注重流动性问题，要注重偿付能力问题。各种类型的道德风险，巨灾风险以及乱集资等问题要亟待解决。

与此同时，要高度关注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从保险业看，当前保险公司已成为证券市场的主要机构投资者之一，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成为海内外上市公司，金融业综合经营趋势日见明显以及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不断扩展，这些现状使保险业与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的关联度不断加大，互相间影响越来越深入。通常，资金运用风险与资本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密切相关，从保险业角度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任务也在日益加重。

作为监管部门，面对当前诸多的保险风险，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和完善监管，把建立和完善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放在首要位置，进一步坚定地推进改革，更深入地剖析各种风险隐患，特别要注重研究国际间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积累过程，制定相应对策，着力健全监管的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在金融创新过程中要做到制度先行；要不断规范市场环境，严厉查处各种违规违法行为，督促保险业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切实保护被保险人利益。■

我国保险电子商务监管的对策 篇7

关键词：保险；电子商务；监管

一、保险电子商务监管分析

日新月异的电子商务技术为保险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大大增加了保险企业的贸易机会，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营销效率。保险电子商务变革了传统商务模式，形成了新的经营管理理念，推动保险行业在虚拟环境中不断寻找更有效、更廉价的商务机会，并随着电子商务技术的不断改进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电子商务在给保险业发展带来创新机遇和巨大市场空间同时，也引发了新的风险和管理问题，需要保险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并制订有关监管政策，从法律上规范保险电子商务行为和市场，推动保险电子商务良性有序发展。国际保险协会（IAIS）在基于互联网的保险电子商务发展不到全球业务总量1%的规模时，就开始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并于2000年10月提出了基于互联网的保险电子商务和保险活动的监管原则，而我国至今尚未讨论这一问题。为此，积极借鉴国外保险监管方面的经验，及早探讨并制定我国保险电子商务监管有关政策措施就成了可持续发展中国保险电子商务的重要举措。

二、保险电子商务监管要点

1． 监管公平一致。新兴市场在与传统市场共同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旧势力的抵制，保险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会遇到压价竞争、市场限制等障碍。众所周知网络保险的经营成本低于传统展业方式，如一份美国管理和技术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表明，经营财产和意外保险、健康和人寿保险的保险公司通过互联网向客户出售保单或提供服务，将比通过电话或代理人出售保单节省58％~71％的费用，成本的降低加上便利和客户化的服务，将促使顾客以电子方式购买保险单。尽管如此，保险人却并未因此直接降低传统保险产品的价格或开发出相应低费率的新型险种，这远远偏离消费者预期，无形中限制了保险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国对市场行为的监管是严格意义的监管，保险人不能降低或变相降低保险费率、提高或改变佣金支出及其方向，从而不能直接降低网络保险中传统险种的费率、向消费者直接反馈佣金；但更多的原因恐怕在于保险人不愿在传统市场已大量投入，既未稳定占有市场又未充分挖掘市场时，过早进入一个陌生的新兴市场，开发相应的低费率险种，影响传统市场的发展。对某一或某一类竞争者的有偏监管也是影响保险电子商务公平竞争的不利因素。电子商务市场的特点之一是更易集中商品信息，更便于消费者比较同类或相似产品，而偏向某一或某类竞争者的监管，将不利于市场竞争完全。因此，公平一致性将体现在实现与其他经营者的监管保持一致的横向公平一致，与不限制电子商务应用的纵向公平一致两个方面。

2． 市场行为与业务的规范统一。保险电子商务表面上看仅仅是营销媒介的创新，但电子商务完全是一个新型环境，是一个匿名、技术不统一的虚拟世界，在电子商务平台上宣传、开展业务完全可以避开传统业务中的约束。如跨地区违规展业的行为，在现实中很容易被发现，而通过互联网根本无法约束，境外保险公司针对国内的外籍人士或高级白领甚至有非法收入的人，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跨境展业，从而影响境内市场的稳定，甚至诱导洗钱。通过不合理或夸大其词的宣传，也可能误导消费者，电子商务平台的信息表现手段是全方位、丰富多彩的，声音、色彩、图案、文字都可以作为表现手法，链接更是以立体的表现方式拓宽了消费者的视野，完全可以以此进行“扬长避短”的宣传，而过于突出的强调和较为隐蔽的掩盖往往容易让人误解，一些现行法律体系和技术很难约束类似的违规市场行为，迫切需要制订合理可行的制度法规，为规范市场行为奠定法律基础。此外电子商务平台普遍存在系统运行不稳定、不安全等问题，欺诈、洗钱、直接窃取、违规展业等违法行为既难以防范更难以追踪，严重影响着保险产品设计、生产、营销与售后服务以及保险业的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目前尚无成熟的技术改善匿名网络环境下的身份不明确，交易方式带来的欺诈与提交身份及相关信息后的隐私泄密等风险，只能通过基于密码技术的认证中心、进入市场交易前的身份认证（如手机用身份证开户、网络资金转移的银行柜台身份证开户与密码确认身份的双重认证）等技术，从逻辑上判断、推理出交易者的身份，并通过认证技术确保消费者提交的是真实、不可抵赖的需求。至于消费者在不同电子商务平台上所接触的业务，即使流程相似，展示的界面和结构也决不会相同，存在误操作、误解等系列隐患，而完全依赖市场的选择来统一规范业务不仅需要较长的周期，延缓保险业发展的进程，也会造成消费者的大量损失，以此来唤醒监管者的重视不免过于残酷。因此，从制度、技术上规范业务也是当前的紧迫任务之一。

3． 地区或国家间的合作。对保险电子商务活动的监管单纯按行政或司法权限所限定的地域范围来监管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网络的互联使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之间的界限约束几乎消失，信息的传递畅通无阻，资金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也可以自由流动，保险产品尤其是寿险产品是一种特殊的服务产品，很大程度上基于投保双方的信用，而不是商品买卖的实物传递，因此保险产品在保险电子商务上可以轻易实现跨地区、跨国界销售，单纯靠行政或司法权限所限定的地域范围来监管保险电子商务活动将受到很大制约。电子商务的技术标准和协议并不完全统一，限制了保险电子商务的普及和信息交流，技术上的合作可以减少交易与交流中的歧义和误解，做大保险电子商务这块蛋糕。

三、我国保险电子商务的政策建议

1． 重视保险电子商务监管。保险电子商务在创新同时带来新的风险，并使监管者面临一种全新的监管环境，迫切需要保险监管部门重视保险电子商务的监管问题，使监管制度建设及时跟上市场发展的需要，从法律上规范保险电子商务行为，推动保险电子商务的良性有序发展。

2．坚持公平一致原则，鼓励合法的保险电子商务应用。市场既有不断寻找新兴商务机会的动力，也会有抵制新兴市场对传统业务冲击的举动，监管者虽不能限制市场的这种选择，但可以以公平一致的原则，监管在保险电子商务应用上不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限制行为。对保险电子商务的监管方法与对通过其他媒介从事保险活动的监管方法应保持一致，而不应限制在保险电子商务上的合法应用。

3． 制订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透明度。监管者应要求保险人或中介机构在其电子商务平台上提供以下有关信息：保险人或中介机构法定许可提供的保险服务的权限范围，产品描述、有关销售比例的规定、具体条款，投保、理赔等业务处理程序，保险人或中介机构处理索赔案件的程序及要件说明，保险人或中介机构总公司的地址，其监管责任部门的联系方式或链接（如果保险人、分支机构或中介人，以及其监管责任部门的联系方式与上面不同，需一并列出），处理消费者投诉的政府部门或专职机构的联系信息。尤其是在网络保险监管中要求保险人或中介机构的网站上提供如何找到监管机构的服务，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网站是监管者可监管的直接对象，应用中，保险服务应在监管者的监管下通过保险电子商务站点提供，必要时可能需要在监管者的管理下，通过e-mail等正面途径将信息呈现给潜在的保单持有人。但现有的网络管理技术可能不利于监管机构，保险人或中介机构会认为服务是提供给个人的，监管机构作为管理机构不能行使第三方认证职能，也就没必要全面掌握服务信息，保险人或中介机构也会运用有效的系统和方法避免监管者的监管。但网络安全解决方案正向唯一身份认证和官方与商业认证中心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届时监管内容也需向中介性的政府或商业认证中心转移。因此，目前可以暂时只要求保险电子商务网站提供通往监管机构的链接，并随时接受监管机构的网络调查，随网络技术发展再更新。监管机构也应在其信息平台上公开相关政策、投诉案例及其判例、有关评价信息和统计数据、特别预警（如某保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的警示）与友善提示等。

4． 加强市场行为监管，规范业务。保险电子商务活动高度依赖网络系统的可靠度和整合度，因此容易遭受操作风险，监管方应要求提供保险电子商务服务的保险公司，提供合适的服务，包括系统安全、可信、个人数据、备份数据、记录保持等方面。监管者应密切注意其外部资源环境，以确保其合同提供方式恰当、操作风险被有效控制。从这一角度，相应的保险电子商务业务监管制度需借鉴EDI（电子数据交换）的发展经验，从制订业务准入标准，规范电子商务展业模式，从使用唯一身份认证、引导市场统一业务流程甚至操作界面等方面入手，使参与者身份明确，消费者也不必记大量密码，并投入过多精力去熟悉各种流程不同、界面差异很大的应用平台，从而减少消费者的误操作。此外，目前的法律体系尚未认可认证中心、第三方认证、基于密码的网络交易中电子证书的合法性，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认可推荐流程产生的电子文书方式，促使市场统一规范。

5． 加强监管机构的地区或跨国合作，提高保险监管水平。保险电子商务活动的监管合作包括必要时提供技术、信息援助，或处理与对方市场有关的争议等。监管机构间的信息交流是确保保险电子商务活动有效被监管的关键因素，保险电子商务是一个交换基本信息的有效工具。保险监管者一般在其网站上应提供以下基本信息：监管机构的组织机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被监管的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清单，包括合同信息，以及如何可以较容易取得有关监管机构信息的部门。此外，保险监管者还应考虑在其站点上公布以下信息：注册了的保险中介人清单，包括合同信息；监管机构的年度报告；保险年度统计信息；与其他有关监管者的站点的链接等。

参考文献：

1．IAIS．Principles on the Supervision of Insurance Activities on the Internet，2000.

2．张勇．网络保险的风险及管理．上海保险，2000，（3）．

3．吴志华，张春法，吴九红．电子商务．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作者单位：吴九红，河海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讲师；王虹，河海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