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保险金融监管（共4篇）
再保险金融监管 篇1
摘要：通过分别列举英国非劳合社市场、德国的再保险监管范式, 结合2009年《保险法》和相关法规下中国再保险监管现状, 对英、德再保险监管范式进行批判性吸收, 提出五个政策建议。在构建再保险监管框架的进程中, 各国监管者都力求在再保险可获得性与再保险安全性之间寻求一个符合本国发展实际的“刀刃上的”平衡。探究在直、间接监管方面的代表国英国、德国的再保险监管范式, 以更好地谋求我国再保险业和原保险业的整体协调和长足发展。
关键词：再保险监管,“三柱模型”,单一执照制度,事前预警性监管
公认的再保险监管分类法是将一国再保险监管体系分成直、间接监管两部分。直接监管, 主要是指试图在一国进行展业的再保险人, 都存在从该国保险监管机构处 (而非再保险人所在国) 获取授权或经营许可, 并遵守一系列的约束性法规, 经营许可证发放的限制属于其中之一。间接监管, 是指一国的保险监管者将监管重点放在监管本国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协议上, 而不是放在监管再保险人上。保险监管当局通过调度、监控和分类管理原保险公司的单方面再保险协议, 采用非直接、非面对面的形式去对再保险公司产生影响。在WTO配置全球资源的今天, 每个监管当局都有动机和自身诉求去扩大对外国再保险人的直接性严格监管, 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对手国可能施加的贸易反击及其他压力, 又要从一定程度上捍卫再保险交易的自由化。这两方面的动机促使监管当局面临一个悖论。对再保险公司直接监管得过死, 对再保险公司能进行有效规整, 原保险人能够准备估评再保险业务的真实质量。但过度监督产生对再保险交易产生的不利影响是深远的, 在长期中必然影响该国保险风险的多样性以及扼杀国内外再保险业务的携手合作。间接监管相对于直接监管而言较温和, 也易于操作, 德国、美国、法国等倾向于采用间接监管模式。
1 英国非劳合社市场再保险监管模式
1.1 英国对再保险业务的直接监管———对英国再保险人的监管
旨在促进“欧盟保险市场一体化”的欧盟第三代保险指令没有把再保险囊括到保险市场一体化的范围中去, 对再保险人的监管有别于对英国只承接保险业务的保险人以及同时承接一次保险业务和再保险业务的保险人的监管。因此, 欧盟第三代保险指令所敦促形成的单一执照制度并不涵盖专属的再保险公司 (或称纯粹再保险人) , 在欧盟内部, 原保险范畴确实形成了统一的监管框架, 但确实在再保险监管方面存在疏漏, 每个成员国的监管措施都未达成一致, 各有千秋。
总部设在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再保险人, 如果想在英国进行再保险展业, 则必须满足英国保险法规关于财务偿付能力的要求。但对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直接保险人而言, 英国却没有上述要求。按上述所说, 现行的保险指令使得欧盟的再保险公司游离于单一执照制度的约束范围之外, 欧盟的直接保险人受到当局监管, 但是再保险人却没有, 那么英国之外其他的欧盟成员国的再保险规整完全由各国负责, 而英国无权进行追加性质的监管。另一方面, 对于来自欧盟以外国家和地区的申请人, 若想在英国从事再保险业务, 需要事先申请获取英国金融服务局的授权。通常说来, 若满足金融服务局的下列简单条件, 非欧盟公司可以获权从事在英国的再保险业务: (1) 申请人是一个公司实体, 根据其总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获得英国方面授权并经营保险业务; (2) 基于英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规定, 申请人必须设置一定数额的最低保证金, 申请人在英国拥有的资产总值必须大于或等于该最低保证金。
1.2 英国对再保险业务的间接监管———对原保险人签署的再保险协议的监管
在欧盟保险监管体系逐渐过渡发展的背景下, 英国对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协议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责任准备金的规定里。对责任准备金的规定确保了保险人拥有足够的可接受资产, 承负起全部承保责任。按照欧盟第三代保险指令的规定, 再保险人的债权 (再保险信用) 可看作是原保险人的“可接受的资产”而抵免责任准备金的提取。尽管如此, 这并不意味着此类债权在责任准备金要求下自动作为再保险抵免的政策被欧盟中其他各国也采用, 事实上其他各成员国都制定更详尽的规则, 增加了再保险债权作为可接受资产的更多限制性条件。
在欧盟第三代保险指令的框架下, 基于再保险的特殊安排, 英国对直接保险公司的财务要求大致有如下三方面的重要规定:
(1) 偿付能力额度要求中对再保险抵免的限制。在关于偿付能力额度的规定中, 虽然允许作出再保险部分的抵免, 但对非寿险保险人的抵免比例作出了具体数量限制, 抵免部分不得超过50%。
(2) 可接受资产的评估。为了方便欧盟成员国对可接受资产 (acceptable assets) 指定更为具体的操作事项, 第三代保险指令强调了必要分散原则 (necessary dispersion principle) 作为责任准备金的基准资产 (benchmark assets) 来源的多样性;除此之外, 欧盟还另行颁布了六个指导原则。以英国为例, 英国金融服务局在IPRU (INS) 第四章提出了面向一般保险业务的现行资产估评办法。按照IPRU (INS) 第四章第五款第七条规定, 对再保险人可接受资产的偿付能力评估, 应当可以按必要证明材料备份且合理预期, 并有权利保留对再保险人的信用认证记录。
(3) 关于主要再保险分入人和主要再保险分出人的财务报表。标准化会计项目的财务报表无疑可以证明再保险分出人在分出再保险的公司选择, 以及可接受资产和负债的额度上是否契合偿付能力标准。FSA审计财务来检测保险人的现金流波动和道德瑕疵, 并按IPRU (INS) 的规定, 交付账目副本给FSA审查勘验。这些账目副本的精确格式和内容在IPRU (INS) 中已被严格制定。
2 德国再保险监管范式
2.1 德国再保险监管体系中的直接监管———对德国再保险人的监管
2004年7月5日通过、历经11次修改的《德国保险监督法》, 明确规定了再保险分出人必须以公法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形式注册, 这也是该国第一次对再保险公司形式的强制固定, 明确记述了保险监管的原则、监管部门的人事权力;在财务监管上, 该法也要求再保险人拥有注册资本以保证展业;在内部治理上, 规定了内部抗险结构必须与再保险实际业务相适应, 技术准备金将按特定业务比例提取。值得一提的是, 该部法律强化了执法部门的权力, 对不合规的再保险业务进行窗口指导, 勒令改进, 甚至可以直接终止直接负责人的职务, 调离行政岗位。
至于再保险财务监管的基本框架, 德国通过规范再保险公司提交的风控模型实现对险企内部的财务状况、会计准则和偿付能力的合规控制, 这也是德国再保险直接监管的重点。随着欧盟内部市场统一化, 对再保险公司财务监管的立法依据了《欧盟偿付能力Ⅱ (SolvencyⅡ) 》而纷纷出炉。截至目前, 德国监管当局按SolvencyⅡ提及的“三柱模型” (见下图) 进行监管, 涵盖最低资本金要求、监管审核程序和市场规则。概括而言, 最低资本家要求通过评定所有者权益的等级, 确定对资产负债表三大项目的量化要求, 设置风险管理模型, 将其在实践中嵌入再保险公司内部财务管理系统以促进抗危机、抗破产能力。监管审核程序则通过一揽子量化的风险管理指标进行逐项审核, 类似的程序在1998年3月5日《企业内控与透明性法令》后持续存在, 审计企业, 敦促企业加强内控、信息披露和扩大竞争实力, 鼓励鲶鱼效应。市场规则部分则规范了信息披露机制, 便利于所有市场主体采取竞争或媾和措施, 协同厘分市场份额。
2.2 德国再保险间接监管———对分出人签署的分出协议的监管
德国再保险间接监管主要从两个环节入手:嵌于直接监管环节中的“再保险计划说明书”日后备查环节和日常会计资料的稽查环节。首先, 在计划说明书日后备查环节, 原保险公司在向监管部分提出展业或扩大业务时, 必须连同申请表格一起递交内容详实的“再保险计划说明书”。监管部门决定是否发放许可证, 取决于其递交的“再保险计划说明书”是否详实, 是否真实有效反映公司抗风险能力和财务结构, 日后进行再保险计划是否充分履职的检查。其次, 在日常会计资料稽查的环节, 监管部门监管原保险公司营业全过程, 包括再保险业务的交易环节。监管部分通过要求保险公司公布相关信息, 对其局部审计、稽查公司内部的会计资料来检查确定保险公司是否与合意再保险人执行了合意的再保险安排。一旦监管部门认定保险公司现存的再保险安排存在无法充分保障原保险人及投保人利益的风险, 监管部门有权要求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修改甚至终止合同。可见监管部门通过监管原保险公司, 就可以再一定程度上引导再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
实际监管内容层面上, 德国再保险监管本质上是监管:一方面是分出公司是否具有言行一致的内控制度, 再保险合同和分保费率上是否合规合理;另一方面是分出公司是否选择了业务适合、未被制裁的再保险人, 是否内部整理出对有利于其合作的再保险公司“竞标”成功的调查报告。第一方面关于再保险合同和再保险费率的规定由于涉及到保险公司本身的切身利益, 所以《德国保险监管法》出于审慎考虑并未做过多的规定。但是对于再保险公司的调查方面, 1997年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以通知的形式向保险公司发布关于对再保险公司实行调查的具体标准, 从而间接但十分有效地规范再保险市场的发展。这些标准主要包括: (1) 法律要求; (2) 再保险人实力和财务状况; (3) 董事会的独立性和适当性; (4) 再保险人的市场行为。
3 对英、德再保险监管范式的批判性吸收及政策建议
3.1 国际再保险监管模式鸟瞰
一种合乎常理的说法是:在各国再保险监管局面各有千秋。一些国家保险监管治下几乎无再保险身影, 另一些国家则对专属再保险公司监管得严丝合缝, 当然也有多国采取中庸的治理方式。
比利时、爱尔兰、希腊和法国属于第一种监管形式, 他们认为签定再保险合同的双方都熟悉各自的业务, 经济上相互独立, 不需要国家的专门保障。“随机的监管政策有害, 刻意的监管政策无效”, 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更适合具有国际性质的再保险业, 监管只能徒增对再保险人的压力而扼杀竞争, 因此该类制度将财务监管的重心放在了直接保险人的支付能力上, 根本不管再保险分入人。
英国、美国、丹麦、芬兰和葡萄牙属于第二种监管形式, 本文以英国为典型例子。这些国家的再保险只被认为是保险企业的下设部门, 正如投行部之于证券公司。即使是专属再保险公司也要整齐划一地, 与一般保险公司一样接受许可颁发、财务及日常在内的监管。这种制度也特殊照顾了再保险人财务稳定的监督:在计算作为基础指标的技术准备金数额时, 在纯保费数额中扣除了再保险费用的数额。
德国、荷兰则采取第三种监管方式即中庸模式。监管当局审计再保险人的内外会计报表, 法律保障其获得对靶公司的必要知情权和检察权, 在直接监管中嵌入间接监管, 可勒令当事人更改分保份额, 甚至强制废止再保险合同, 此处不赘述。
诚然, 德国监管当局认为, 再保险业务虽是当事方的“私事”, 但仍是产业的微观组分, 国家有权精细调节财务计划、检查保险人的分出行为以保障最原始的被保险人利益。作为遥遥领先的再保险市场的德国, 具有看似机械主义但成熟的监管制度。德国监管当局对两种再保险监管对象分窗口管理:一种是正式获授权及注册的再保险公司, 另一种是外国再保险公司。针对第一种, 监管当局尊重再保险公司的合同费率及合同内容, 认为缔约双方是成熟的、拥有精深精算技术的专业对手方, 对其免检, 但追加特殊监管:年度独立审计财报;承担性再保险限制;防欺诈条款;再保险信用记录;可接受资产估评要求;最小资本和盈余要求;准备金要求;投资限制;重大交易披露;禁止特定前沿业务。针对后者, 德国当局宽松监管, 只确保分入人有能力履责, 要求再保险人向分出人提供信用证、信用账户、备用账户及基金保留等担保, 担保额度严格为再保险人担责的100%, 分出人有权根据业务的经营状况计提信用证质押下的款项。Ba Fin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 认为, 分入人提供的信用证强制成为分出人的资产之一, 稳定了分出人的净溢额, 稳定了分出人的承保、偿付能力。通过这种硬性规定, 德国建立了开放又尤其稳定的再保险局面。
英国、德国再保险监管范式已被实践验证为各有成功, 发展中国家往往在这方面试图走捷径, 对这些国家使用中的范式进行简单“拷贝”或“嫁接”。以我们通常的经验, 这种不审慎考虑本国自身特色以及社会、经济和法律等方面差异的做法欠妥。如上所述, 英国范式中对再保险人的监管, 倾向于由英国司法机构直接监管再保险人, 并且该模型在英国比较成功, 那么这样的模型是否适合于中国?从某种角度看, 监管当局采取限制营业许可、实施市场行为约束以及贯彻偿付能力要求, 确实有助于有效控制分入人。但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以及经济往来项目日趋复杂下, 搜集充分信息来研判分入人信用的可靠程度变得相当困难, 而不经意的疏忽可能导致分出人以及原始投保人遭受前所未有的赔付冲击。这样, 在直接监管中嵌入间接监管的两种形式, 又为保险人和监管当局提供一致的估评标准, 在具体司法诉讼或民事协调下统一口径解决争端将不再是难事。
但是, 另一方面, 对再保险人进行片面性直接监管会造成人为的业务障碍, 引致额外的交易成本, 也会增加监管成本。针对再保险人的营业许可制度意味着再保险人要遵守一定资本存量和资本流量上的要求, 这对于该国国外再保险人来说, 会增加其展业障碍。相应地, 这样做的结果相当于建立起进入该国市场的一个制度壁垒, 并因此损害保险市场竞争的充分程度。
3.2 政策建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其再保险市场的基础乃至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再保险市场, 中国是一个再保险净进口国。目前中国在再保险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再保险承保能力严重不足, 再保险供给方面严重依赖国际再保险市场;二是再保险精算技术不足、精算人才储备欠缺和实务机构不完善。这种情况下, 若擅用直接监管方法, 很可能会对外国再保险人向本国保险人提供服务起到消极作用, 从而引起我国保险人承保更多、更大风险的能力缺失, 这样长期中也不利于我国保险业健康发展。所以以下几方面是亟待做到的:
首先, 明确再保险监管目标和方向, 加快培育再保险专业人才。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再保险业务管理规定》中陈述了我国再保险监管的目标:规范和发展再保险市场, 加强对再保险业务的管理, 实现保险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换言之, 再保险监管具促进再保险市场和直保市场健康发展的双重目标。新管理规定旨在转变过去单一的法定再保险监管为法定监管和商业监管并重的模式, 转变单一间接监管为复合型间接监管。这无疑需要加快培养再保险专业人才。新时期的再保险, 在涉及知识面上远大于一般直接保险, 所需精算知识更精深, 在超赔再保险费率厘算、风险评估、险位划分、自留额确定, 都要求保险公司具有较高的业务管理水平和精算能力。目前我国精算人才在蓬勃发展, 但再保险人才仍然需要实践的考验, 可谓奇缺。就现状, 我国培养该方面人才的途径主要有保险公司与高等院校讲学交流, 国内外保险学界的学术交流, 以及保险企业以“走出去, 引进来”的方式培养。
其次, 外国再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和组织形式应规范。虽然保险业是四大金融支柱产业中最先遵照WTO要求并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的产业, 但我国仍有权设定准入的软标准, 对外资公司把关, 这并不违背国际惯例。保险实务中, 人寿再保险业务与产险再保险业务的经营范围和总体特征差异很大。规范市场准入的合适做法是:一是规范任职高管、自律规章、资本金、组织形式、公司营业计划;二是规范营业范围, 外国再保险人渗透入中国市场, 必须将附加的贸易活动、金融咨询都与再保险业务挂钩, 从事的再保险业务必须是传统意义上的再保险。上述的营业计划是主要指分入业务基本原则以及风控战略等。当前国内只有一家下设6家控股子公司的国有独资保险集团公司———中再集团, 相关部门可在适当时机, 在“限外”的基础上, 对该集团公司仿照电信行业模式那样“拆细”或者培育新的再保险集团公司, 激活我国再保险公司的深度发展, 提振我国保险业的控险能力以及增加再保险业务收入。
第三, 建立再保险监管征信系统, 实现日常业务非现场监管。建立再保险征信系统, 有助于各级监管当局进行高效监管。设立征信备案的具体做法, 是在现有的保险公司数据库上建立富有联系的再保险数据库。该数据库将包括合同备份、财报备份、保密性费率 (仅供监管调用) 、企业诚信记录以及必要文字注释。监测分析工作可借助该系统按季、半年或年发布再保险监测报告, 将事后处罚性监管向各金融行业都倡导的预报风险的事前预警性监管。同时, 监管者通过信息系统随时跟踪监督, 可以实现日常业务非现场监管, 提效率又减成本。
第四, 应建立国际再保险人财务状况的官方评估制度。这在目前看有一定困难。从监管标准协调化的观点来看, 欧盟国家采用的“相互承认机制”有值得肯定之处。尽管欧盟的单一执照制度不涉及再保险, 但随着各国实践需要, 存在再保险在欧盟内统一法制的可能, 相关提案实际已经存在。目光放更长远些, 适当的国际标准化再保险监管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值得欢迎的, 法律不确定性所致交易成本的消除本身就是红利, 就有利于优质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 但在该过程中有必要限制过于庞大的再保险跨国垄断巨头形成。这种标准化制度实际上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再保险企业走出去, 因为在发达国家才真正具有超乎想象的严苛量化的法制门槛, 这种标准化制度实质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再保险业走向成熟, 也更倒逼发达国家的再保险业务出现新的创新和改革。当然, 发展中国家的监管者往往没有足够技术和经验来评估再保险人的财务状况, 尤其是一些再保险创新产品, 如有限风险再保险和保险连结型证券。此外, 建立自筹的评估体系也决非易事。那么, 发展中国家利用评级机构不失是一个解决之径, 因为评级机构为原保险人选择再保人提供必要信息和参考, 又避免了自筹评估体系的过度成本。另外, 在将来条件许可的时候, 我国监管者也可考虑针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再保险人, 根据他们在母国所接受监管的松紧度, 效仿欧美惯用的安全程度分级。
最后, 在风险管理的角度上:监管者应该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IAIS) 建设性合作, 通过提高国际间监管者的合作水平而获得准确信息, 所有再保险人都应在母国接受与原保险人同样的保险监管。虽然按我国实际状况, 采取直接监管方法似乎不合适, 但是在涉及我国的再保险业务上, 每个外国再保险人都应该、也必须在母国监管体系中受到有效监管, 否则我国就要出手监管。换言之, 母国和东道国都未予监管的真空区域是应当填补的。因此, 针对那些对本国再保险人也不采取任何监管措施的国家的再保险人, 我国一定要加强对原保险人的间接监管, 促使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另一方面,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日益崛起, 我国应在制定全球保险监管标准、改善跨行业的监管、推动保险监管国际规则的执行等方面有所建树:研究制定偿付能力与会计核算标准;加强监管信息交流, 在国际论坛发挥积极作用;观察并推动保险监管国际规则的执行;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和监管机构的联系和交流。我国应持续有效进行情报搜集, 了解外国再保险人的实时动态以及国外再保险监管改革风向, 取长补短, 发挥政府干预的正效应, 逐步优化我国监管环境, 使分保程序更加成熟可靠。
总之, 在构建再保险监管框架的进程中, 各国监管者都力求权衡力度, 在再保险可获得性与再保险安全性之间谋求一个符合本国发展实际的“刀刃上的”最优平衡。直接监管模式存在把不合规公司全盘挡在门外, 把不合规业务全盘挡在门外的冲动, 往往令外国再保险分入方质疑是否过度监管而望而生畏;相比之下, 间接监管模式软化了直接监管的强度, 给外国分入方折中的余地, 更多的强调预警性事前监管, 这更多的代表了世界各行业监管改革的方向, 也是先导风险管理理念深化的结果。由于再保险供给的短缺, 是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保险业发展的瓶颈, 因此我国不宜贸然采取像英国式直接监管为主的再保险监管模式, 而应采取模仿德国范式又结合我国实际的、以间接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 以达到既能确保再保险交易的风险规避, 又能提高我国原保险人在国际市场上的再保险可获得性的双重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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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保险金融监管 篇2
（地震）强度－梅卡利仪测量破坏程度
(earthquake) magnitude
（地震）烈度－里氏仪测量震感强度
after shock
余震
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
新型风险转移
anti-seismic design
（房屋）抗震设计
business interruption
营业中断险
capacity
承保能力
car
construction all risks 建工一切险 或：建工险
catastrophe xl
巨灾超赔
cea
加州地震局
ceding company
分出公司
contingent liquidity
或有流动性
co-related risks
关联风险
coverage
受保范围
deductibles
免赔额
ear
erection all risks 安工一切险 或： 安工险
earthquake exposure zone
地震风险区
eq - earthquake
地震
excess of loss （xl)
超赔分保
experience fund
经验基金
exposure
暴露面
exposure rating
风险评估
facultative reinsurance
临时再 保险 (可选择的保险，非强制性的)
fas 13
no. 13 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
fault
断层
financial quota shares
成数分保
financial reinsurance
财务再保险
finite risk reinsurance
有限风险再保险
finite risk transfer
有限风险转移
gnpi
gross net premium income 总净保费收入
holistic risk transfer
整体风险转移
insurance securitization
保险 证券 化
insured
被保险人
insured loss
保险损失
isoseismal
等震线
limits
投保限额
liquidity support
提供流动资金
market retention
市场自留额
natcat
natural catastrophe
natcat pooling
自然灾害共保
non-proportional reinsurance
非比例再保险
pml-possible maximum loss
可能最大损失
pool
共保组合、合保
pool administrator
共保组合 管理 人
post-financing
后融资
post-funding
后融资
pre-financing
先融资
pre-funding
先融资
priority (deductable)
优先（免赔额)
proceeds
收益
property covered
受保财产
proportional reinsurance
比例再保险
rate on line
premium expressed as percentage of the limit
it means that if the limit is 2 million usd and the premium is 100,000,
then the rate-on-line is 10%; if the premium is 200,000, then the rate-on-line is 20%.
recovery
追偿金
reinstated
继单
retention
自留额
risk
风险
risk carrier
风险承担人
risk modeling companies
risk premium
风险保费
run-off
securitization
证券化
spot contract
现货 合同
spread
利差
subsoil
下层土
sum insured
保险金额
tariff
费率表
written premiums
承保保费
xl
超赔分保
cxl
构建“双保险”金融监管模式 篇3
法律学者对金融监管的研究必须更深入地进入宏观经济领域并与之产生更紧密的联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们认识到单个金融主体安全和稳定不足以确保整个金融系统稳定，诸多国家确立了以货币政策制定机构为主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并强化其监管职能。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协同问题正在成为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
1.金融监管的货币维度。金融监管制度在预防、刺破或缓和资产价格泡沫方面是有成效的。比如经济学家在实验中发现，在实验性资产市场中，对投资者进行信贷限制可以缓和泡沫的严重程度。更准确地说，当实验性市场中的经验交易者可以借用基金来购买股票时，泡沫的级别显著地变大了。能够用信贷进行投资使得资产价格比基本价值高出很多。这些实验证明了限制信贷对缓和泡沫严重性有效果。因此这些经济学家们在阐释资产价格泡沫时，将限制投资者信贷的监管方式列为最有希望的政策工具。研究货币政策影响的宏观经济学家描述，更高的利率可以对付资产市场的通胀。资产市场上任何特定通胀的发作是否都构成泡沫？尽管对这个问题争论已久，但如果泡沫形成，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对付它们，这一点在宏观经济学家中已取得广泛一致。
此外，在金融监管中，增加金融机构杠杆和金融工具货币化都会导致货币扩张。加大货币有效供应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进行。第一，货币供应会在下述情况下扩张：当金融机构持有更低的准备金或增加其有效的杠杆效应——也就是说，出借更多的钱或收取更少的资本金，来支持他们的投资。金融机构的杠杆效应能够增加货币有效供应的能力，使金融机构的杠杆效应有着货币性影响。当杠杆效应增大时，它可以引起资产价格膨胀，引发泡沫。在增加货币有效供应的第二个方法之中，金融监管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即赋予新的金融工具以“货币”的经济特征。通过给予金融工具某些监管偏好，政策制定者可以使金融工具或多或少地实现货币的功能。
2.整合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法制。不管是货币政策还是金融监管都是宏观经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杠杆率、金融机构风险承担行为以及促进金融稳定都有关联。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强调对系统性风险的关注，并建立了相关的管理体系和程序，即所谓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该法案中，成立了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主要职责在于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在此框架下，现有的货币监理属和储蓄机构监理属合并，以监管全国性银行机构；由美联储负责监管金融控股公司和一些地方银行；同时保留联邦储蓄保险公司的监管职能。在事前预防方面，该法案建立了新的系统性风险监管框架，将所有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纳入美联储的监管之下，并对金融机构规模和业务范围进行了一定的直接限制，即所谓的“沃尔克法则”。从美国法案看， 货币政策制定部门在金融监管体系中承担更多的系统性风险监控职能， 这将可能成为一个全球趋势， 因此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关系重新进行探讨。
从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制度变迁过程来看， 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紧密结合成为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手段。无论是货币政策制定部门身兼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两项职能， 还是独立行使货币政策职能， 都十分注重发挥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同效应。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性，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货币政策制定机构均被赋予宏观审慎监管权。在英国， 英格兰银行内设金融政策委员会， 负责宏观审慎分析与政策出台，英格兰银行行长担任委员会主席。在美国，美联储将所有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围，并受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委托，制定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资本和流动性要求，适用于给金融体系带来风险的所有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与监管体系虽然复杂，但欧洲央行一直支持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拥有监管权。
在金融监管法制中必须高度重视整合宏观经济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配合的途径主要有：（1）用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中央银行和各监管机构的责、权、利以及相互合作的原则和方法，加强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之间的配合，建立宏观审慎管理框架。（2）建立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是加强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配合的核心和关键。（3）监管部门应当会同中央银行建立和完善危机预警和处理机制。
中国应谨慎面对金融业“大部制”
2016年3月31日，国务院批转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制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这表明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并初步形成几种主要改革方案。方案一：“委员会+一行三会”。方案二：“央行+金融监管委员会”。方案三：“央行+行为监管局”。方案四：“央行+审慎监管局+行为监管局”。
无论采用哪种方案，中国政府都有可能设立一个超级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实地考察资本市场统合法制国家，笔者认为中国应谨慎面对金融业“大部制”。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尽管顺应了金融业综合化经营的需要，克服了原来分业金融监管模式无法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一体化保护的不足；同时统合监管模式可以减少摩擦成本，降低了监管成本和信息的采集成本，改善信息质量，获得规模效益。从现实的数据来看，1999-2000年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的预算要比前两年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预算少。同时也可以减少多重监管制度对金融创新的阻碍并弥补因分业监管所造成的监管真空，从而提高监管效率和金融业整体竞争力。
但是，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还有其他一些弊端。第一，权力过于集中，易滋生权力滥用。虽然统合监管模式具有规模效益，能降低监管成本，但是，一个机关集整个金融市场的监管大权于一身，恐有权力过大之虞。第二，虽然统一监管机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责任推诿的问题，但同时产生了名誉牵连的问题，即其内部某一个监管部门出现的问题都会影响到监管机关的整体声誉，从而连累其他部门的监管声誉。第三，统一监管机关的监管范围非常广泛，监管事务繁多，可能导致其高级管理层不堪重负，从而降低监管效率。第四，统合监管模式仍然保留了传统的行业分类，即内部分别设置了监管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的不同部门。因此，统一监管机构实际上只是将多个金融行业监管者置于一个共同的管理体制下，从而增强他们之间的合作和协调而已，而没有真正建立一个针对大型金融集团进行整体风险监管的新型机制。第五，统合监管模式容易导致因价值目标判断的不同，不同监管部门处理同一事件，有时会得到不同的监管结果，影响监管权威，增加不确定性。
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不是一劳永逸的，没有单一的金融监管模式适合于同一时期的所有国家或同一国家的所有时期。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及相应的金融法制变革是一个动态过程。此外，现有金融监管模式也忽略许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金融监管探索。这与中国目前所处的新兴加转轨的历史阶段存在一定差异。这客观上要求在实现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同时，必须发展和中国转型经济国情相结合的新型金融监管理论，从而正确引导中国金融法制的构建。如何完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并创建资本市场金融立法的新模式，是目前中国不可回避的严峻课题。
中国在引入外部新监管架构和规则时，其面临的多重困境常常被漠然置之，新的监管规则和模式往往被以“自上而下”的“批发”方式灌注其中。所以，金融业的“大部制”改革和对资本市场统合法的借鉴必须要和中国既有的政治、金融、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环境相吻合，中国应保持相当的犹豫和深思熟虑，谨慎面对金融业的“大部制”，逐步实现金融规则现代化的大变革。
构建统合式金融监管与目标式金融监管相结合的“双保险”模式
一个国家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及相应金融法制的变革，从表面上看是决策当局相机抉择的结果，但实际上，金融监管模式的净收益与可持续性决定了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具有内生性特征。金融立法的价值及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应尽量做到目标明确单一，要尽量避免价值目标的多元化和抽象化。
目前，全球金融监管模式主要有三种：行业监管、多重监管者的功能性监管或目标导向性监管以及金融业的统合监管。其中，目标式金融监管是依据主要监管目标来建立金融监管机构，分别负责对所有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和对不同金融业务行为的规范运作进行市场监管。澳大利亚和荷兰就是目标式监管模式的代表。比如澳大利亚金融监管理事会是一个合作主体，其成员主要由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审慎监管局和证券投资委员会三个金融监管机构组成。三个监管部门各司其职，并共同组成了金融监管理事会，进行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共同维持金融体系的高效性、竞争性与稳定性。
金融业的统合监管模式则是指将金融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进行统一监管，把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业的监管权均交由一个单一监管机构负责（当然，与单一金融监管机构同时存在的还有负责金融立法和总体金融政策的财政部及负责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系统稳定和支付体系的中央银行）。金融业统合监管模式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业务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在风险性质上存在重大区别，需要采取不同的监管理念和方式。将金融监管统一于一个机构，可能难以应付，甚至出现内部冲突。鉴于此，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家的目标式金融监管模式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能尽量避免金融监管中价值目标的多元化所导致的利益冲突。
基于以上分析，中国可考虑构建目标式金融监管与统合式金融监管相混合的金融监管模式。即首先成立一个最高的金融监管机构，负责强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包含了政策目标、评估、工具、实施、传导、治理架构等，其内涵要远大于“宏观审慎监管”，它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标，着力于平滑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侧重于维护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机构可以是央行或重新成立一个隶属国务院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在这个机构下可设两个机构分别负责业务行为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业务行为监管的最终目标是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一体化保护；微观审慎监管的任务是监督单个机构经营是否稳健、合规、透明，最终目标则是维护单个金融机构以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避免单一机构以及系统性金融风险。
再保险金融监管 篇4
会计目标和监管目标的不同,要求会计规定与监管规定进行分离
会计目标是企业财务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的基本出发点。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会计目标是“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我国会计准则规范的目标将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实现了有机结合,并且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美国等主要市场经济体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这一会计目标的核心要求是:(1)会计信息应当首先满足投资者等决策需要,而且也可满足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要;(2)企业根据会计准则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真实、公允、可靠、可信,秉承客观中立、不偏不倚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合理引导投资决策,优化资源配置,避免决策失误和资源浪费。概括起来,会计目标强调投资者利益保护至上,会计信息真实公允、客观公正。
金融监管目标尽管也考虑保护投资者利益但与会计目标并不一致。金融监管目标主要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根据这一目标,在具体监管政策取向上,当投资者利益与存款人等利益发生冲突时,金融监管要求保护存款人利益优先;当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时,金融监管要求以公平优先;当公允与审慎发生矛盾时,金融监管要求以审慎优先。总而言之,金融监管的重要特征是审慎监管,其目标强调存款人利益保护至上,把保障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作为其监管的基本要求。
会计目标与金融监管目标之间存在的差异,势必影响到相关会计或者监管规定,为了满足不同的目标,会计规定和监管规定需要分离。以银行业为例,会计准则为了如实反映金融资产的风险和价值,要求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公允价值变动通常计入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而金融监管规定考虑到其公允价值增加额不确定性较大,为审慎起见,往往在计算资本充足率时将其从监管资本中剔除或者仅考虑其中的一定比例。再如,会计准则为了如实反映信贷资产减值情况,要求银行根据减值迹象,针对已发生的信用损失以资产负债表日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既不能多提也不能少提、既不能早提也不能推迟计提减值准备,按照“已发生损失模型”确认信贷资产减值损失;而金融监管规定通常认为“已发生损失模型”不够审慎,容易导致顺周期效应,主张在资本监管中按照“预期损失模型”计提信贷资产减值准备,根据“预期损失模型”,银行计提信贷资产减值准备还需考虑未来预期信用损失,进而确定所需要的监管资本。由此可见,只有会计规定和监管规定分离,才能同时兼顾会计目标和金融监管目标,才能既维护投资者利益,又保护存款人利益,如果片面强调两者的统一或者两者选其一,可能会适得其反。
国际金融市场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会计规定与监管规定的分离已成为大势所趋
国际金融市场多年的发展实践表明,金融市场要长期健康有序发展,必须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和强化金融审慎监管,这是金融经济发展的两大基本要求。
提高会计信息透明度要求企业财务报告应当向使用者披露真实公允、决策有用的会计信息,以满足金融市场相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信息的需要,提升市场效率。强化金融审慎监管要求企业尽量多提准备、估足损失,尽量多留成、少分配,尽量保证资本充足稳定。毫无疑问,如果会计规定一味倚重于监管规定,满足有关“审慎”或者“稳健”要求,就很有可能会牺牲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投资者将无从知道企业真实的资产、负债质量,不利于金融市场资金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有效解决两者之间的矛盾,世界各主要国家或者地区普遍采取的措施是:通过会计规定与监管规定之间的分离,既在财务报告层面确保会计信息透明度,又在监管信息层面提出有关资本、杠杆率、风险准备、利润分配等约束指标与条件,确保风险可控与审慎经营,从而有效协调会计与监管之间的关系,同时满足会计目标和监管目标的要求,一举两得,相得益彰,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潮流所向。
美国银行业在历史上曾经面对会计规定与监管规定如何协调的问题,最终以两者实现分离而告终。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经历了较为严重的银行危机,银行贷款损失拨备充足性问题广受瞩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1993年发布《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14号——债权人贷款减值会计处理》(SFAS114),要求银行按照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计提贷款减值准备,以如实反映贷款资产质量,提高银行业透明度。但是美国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美联储(FRB)和美国储蓄监管局(OTS)等四大银行监管机构则认为,SFAS114并不足以解决银行危机所暴露的银行贷款损失拨备问题,贷款减值准备应当根据审慎原则计提。四大监管机构于当年12月联合发布了《关于贷款和租赁损失准备的联合政策公告》(以下简称联合政策公告),要求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应当覆盖未来期间很有可能发生的所有信用损失,并应按贷款五级分类设定固定比率来评估贷款减值准备计提的充足性。联合政策公告出台并执行后,无形中激励银行多提准备、“以丰补歉”,导致银行业借此平滑利润、操纵损益或者随意计提的现象十分普遍,对SFAS114贯彻实施形成很大挑战,影响了银行会计信息的可信性和透明度,美国会计总署(GAO)、证监会(SEC)、FASB等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为此纷纷提出质疑。
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努力,美国几大银行监管机构最终于2006年12月发布新的关于贷款损失拨备的联合政策公告,强调银行应当根据会计准则规定计提财务报告目的的资产减值准备,同时从监管角度要求银行应当通过保持较高的权益资本以应对贷款资产可能发生的损失,而不仅仅是提取超过会计规定的准备。由此,美国通过实现银行会计规定与监管要求的分离,有效解决了提升贷款会计信息透明度和强化审慎监管要求的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又有部分人士希望通过修改会计规定来实现所谓“金融稳定”,但遭受到有关方面的反对。美国SEC委员爱丽丝·瓦尔特、美国FASB主席罗伯特·赫兹和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等在最近的会议和有关报告中,明确指出:会计准则制定应当保持独立性,不应灵活逢迎准则规定可能带来的政策影响,那种希望修改会计准则以美化企业财务报告结果进而促进金融稳定的想法,只会干扰会计准则制定,并导致投资者无法获得投资决策所需的高质量会计信息,反而有损于金融稳定和有效监管。
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备受关注与推崇的西班牙银行动态拨备制度,实质也是会计规定和监管规定相分离的产物。西班牙银行业近年来已要求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告,在财务报告中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如实计提贷款减值准备,确认减值损失,提供会计信息。银行监管部门出于审慎监管需要的考虑,建立起了逆周期的动态拨备制度,通过历史贷款违约数据(20年数据)来调节银行贷款拨备,要求银行在经济繁荣期多提拨备,经济下滑期少提拨备,以为西班牙国内银行带来更大的资本缓冲。这一制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得到了国际社会有关人士的赞誉,也使西班牙银行业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相对受损较小,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西班牙独特的银行贷款会计与监管相分离的制度安排。
目前,无论是美国、西班牙,还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以及欧盟其他成员国,无论是IASB还是巴塞尔委员会(BIC)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有关会计准则与监管规定都是分离的,这一制度安排对于我国深化会计改革和金融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我国会计规定与监管规定分离的改革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得到业界充分肯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我国会计准则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破性进展,会计准则顺应了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这一轮会计改革的亮点之一是:一方面兼顾我国有关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需要,另一方面逐步实现会计规定与监管规定之间的分离,使会计准则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以更好地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真实公允、可靠可信、独立客观的会计信息。事实证明,这一政策趋向是在充分吸收国际经验与教训和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基础上所做出的正确选择,符合国际潮流,顺应我国发展需要,得到了业界的广泛好评和充分肯定。
一是银行贷款减值会计与监管拨备实现了分离。
我国银行贷款减值会计,曾在较长时间里按照监管部门规定的信贷资产余额的1%计提呆账准备金,结果导致银行业普遍资产高估,利润虚增,责任不清,信息不透明。2002年部分银行执行新《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财会[2001]49号)后,仍然是按照监管规定的贷款五级分类和固定计提比例,提取有关贷款损失准备,会计信息的真实公允性依然难以保证。2006年财政部新发布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明确规定银行会计应当按照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如实计提贷款损失准备,实现了我国银行贷款减值会计与监管拨备规定的分离。在实务中,为了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据调查,银行一般对次级、可疑、损失类贷款按个别资产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对正常、关注类相关贷款,以组合资产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在此基础上再确定服务于监管目的的各类贷款损失拨备及其计提比例,从而有机地满足了银行会计目标和监管目标的不同需要。
二是银行所有者权益会计与监管资本实现了分离。
从广义会计角度,银行按照会计准则核算的所有者权益金额就是银行的资本,但是这些项目中有些是由于确认金融资产未实现利得所形成的,比如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额、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额等,从如实反映银行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角度它们应计入银行净资产。但从银行审慎监管角度,这些公允价值变动额所形成的未实现损益具有不确定性,为此我国在计算监管资本时,将其从核心资本中扣除,实现了银行所有者权益会计与监管资本的分离。
三是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准备金会计与法定精算规定实现了分离。
我国保险公司过去一直是按照保险监管部门的法定精算规定计提保险合同准备金的,由于法定精算规定是根据保险审慎监管要求设计的,因此保险公司一般据此计提的准备金都远远超出其实际承担的保险负债。如中国平安保险公司2008年度A+H股年报披露,其H股报表列示的保险合同准备金对净资产的影响金额比A股报表少449.20亿元,对净利润的影响少98.57亿元,其原因就是A股报表计提的保险合同准备金过于稳健、超额计提所致。2009年12月22日,财政部印发了《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要求保险公司会计以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监管所需的偿付能力报告仍然以法定精算规定为基础计提保险合同准备金,从而实现了保险合同准备金会计规定与监管要求的分离,有助于财务报告更加公允地反映保险公司财务状况(尤其是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有效提升保险会计信息的透明度,促进投资者对保险公司的合理估值和监管部门的风险监管,推动保险市场有序竞争和健康发展。与此同时,《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还明确规定,保险人签发的既有保险风险又有其他风险的保险混合合同能够单独计量和区分的,应当进行分拆,分别作为保险合同和其他合同处理。这一规定将更加如实反映保险公司风险保障产品和投资理财产品的发展程度,衡量保险保障功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引导保险公司进一步调整业务结构,落实保监会有关“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的要求,增强保险业核心竞争力。
总之,随着我国近年来会计改革的深入和与国际准则趋同步伐的加快,我国金融保险会计与监管规定分离的改革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市场人士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认可,对于我国金融市场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有益的。我们将顺应金融保险行业发展规律,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我国会计各项改革,促进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全面趋同,加强会计规定与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衔接,强化会计信息和监管要求的监督检查,以切实提升金融保险会计信息透明度,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我国会计乃至整个金融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