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再反思

金融危机再反思（精选11篇）

金融危机再反思 篇1

如果危机仅局限于虚拟经济或对实体经济影响不大, 就称为金融危机;如果危及实体经济且影响程度很深, 就称为经济危机。一般说来, 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界限, 虚拟经济爆发的危机, 总会或多或少地扩展到实体经济。华尔街认为次贷危机甚于1987年的股灾, 堪比1929年的大萧条。这个断言至少有两重含义:一是次贷危机已确切无疑地发展为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 二是就其影响的程度而言, 与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不相上下。事实表明, 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确已波及实体经济。迄今为止, 美国已有100多家银行出现问题, 先后有十几家银行相继倒闭、破产或被收购, 五大投行已全军覆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2008年以来, 美国企业破产的数量大幅攀升。那么, 我们如何通过次贷危机, 加深对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的认识?

一、危机的共同症象:资产价格投机泡沫的破裂

纵观20世纪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 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发现, 资产价格泡沫的大规模破裂成了触发危机的导火线。由于楼市和股市高回报的特性, 资产价格泡沫最容易在这两个领域形成。资产价格泡沫是由投机形成的。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对投机泡沫作了如下定义:

“‘泡沫状态’这个名词, 随便一点说, 就是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 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 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的盈利的能力是不感兴趣的。随着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 接着是价格暴跌, 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J·希勒在《非理性繁荣》一书中, 将投机性泡沫定义为:

“价格上涨的信息刺激了投资者的热情, 并且这种热情通过心理的相互影响在人与人之间逐步扩散, 在此过程中,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加入到推动价格上涨的投机行列, 完全不考虑资产的实际价值, 而一味地沉浸在对其他投资者发迹的羡慕与赌徒般的兴奋中。”

上世纪20年代, 因为预期有许多新移民将有住房需求, 美国国内住房投资曾一度高涨。不过, 相对于股市, 当时楼市的投机泡沫要小得多。1927年, 纽约股市掀起了第一轮狂潮, 股价不断上涨助长了投机行为, 当年度股票交易额达到破天荒的5.75亿股。1928年3月初, 因实力最强的一批投机商大批买进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无线电公司的股票, 新一轮投机行为迅速扩散, 股票价格再次疯狂暴涨, 与实体经济完全脱节, 并在1929年9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1929年10月23日纽约股市开始崩盘。由于银行资金大规模进入股市, 并放大信用, 股市大崩盘导致银行系统崩溃, 美国银行倒闭一半以上。危机并没有在虚拟经济体内止步, 而是迅速传导到实体经济, 导致严重的经济大萧条。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同样的一幕也先后在日本、泰国上演, 只不过唱主角的是楼市, 而股市出现连动效应。其时, 日本不动产价格飞涨, 从1986年到1989年, 日本的房价整整涨了两倍, 东京帝国广场下面一平方英里的土地价格居然比整个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价值还高。与此同时, 股价飙升了60倍, 股票市场总市值竟然超过了美国。当投机泡沫破裂后, 日本迎来了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萧条, 至今仍一蹶不振。由于经济高速增长, 上世纪90年代泰国的房地产价格也直线上升, 同时带动股票市场进入繁荣时期, 楼市和股市成为人们赚取高额利润的主要投资场所, 泰国信用大规模扩张, 投资浪潮高涨。据统计, 截止金融危机爆发前, 泰国各类金融机构对房地产市场的放贷占其放贷总额的50%左右, 金融类股票已占到泰国股票市场的1/3。大量资金投资于房地产业, 势必造成楼市的虚假繁荣, 房地产供给严重过剩, 结果, 楼市泡沫破灭, 房地产商无力偿还贷款, 金融机构呆坏账激增, 受其不景气的影响, 股市也由繁荣步入萧条。1997年, 当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盯住汇率制度时, 泰铢贬值, 并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 触发了亚洲的金融风暴。

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 主要根源于楼市。2000年的股市泡沫破裂之后, 加上“9·11事件”的影响, 美国国内投资者对股市失去信心, 转而把目光盯在房地产上。由于美联储推行低利率政策, 2003年联邦基金利率已下降到1%, 达到46年来的最低水平, 市场流动性充裕, 美国楼市进入有史以来最为兴旺的时期。低利率给美国老百姓的信号是“借钱利息可以忽略不计”, “不借白不借”。低利率政策极大刺激了美国老百姓的借贷冲动, 个人购房大量增加, 在巨大需求的拉动下, 资产价格不断上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波士顿地区等大城市豪华公寓近几年的房价上涨幅度都在100%以上, 纽约曼哈顿上涨幅度则达到153%, 其中一些新开发区域的公寓价格更是暴涨了318%。2003～2006年4年间, 美国房价涨幅超过50%, 其实际收益比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房地产热期间高出了3倍, 资产价格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泡沫。

与日本、泰国情况不同的是, 美国房地产市场被证券化了, 原先属于实体经济的楼市完全渗透到虚拟经济中, 二者的界限十分模糊, 因此, 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风险也有了共轭的特征。在投资者眼中, 次级贷支持的MBS和CDO也变成了“低风险+高收益”的代名词, 一时间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棒, 出现了“供销两旺”的火暴局面。然而, 从2004年开始, 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 很多购房者望而却步, 大量炒房资金撤出市场, 房价开始下跌, 这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线。

二、危机背后的金融创新与风险“漏洞”

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 金融创新也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之一。的确, 透过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 我们不难看到金融衍生工具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知道, 抵押贷款证券是20世纪80年代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创新的产物。抵押贷款证券的运作机理是将若干种类的抵押贷款打包 (本金加利息收入) 作为一个集合体, 以此作为发行证券的基础。每一张抵押贷款证券都代表着该抵押贷款打包组合总收益的一部分, 证券发行商在扣除一定的担保费用和服务费之后, 将本息收入全部出售给抵押贷款证券的投资者。为了解决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问题, 并提高其流动性, 华尔街创造出资产证券化 (MBS) 、抵押债务凭证 (CDO) 、信用违约掉期 (CDS) 等一系列金融衍生产品。金融创新工具开拓了新的疆土, 次级住房贷款市场也被视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于是, 次级债被从银行系统剥离出来, 并被包装成各种证券, 出售给形形色色的投资者。在追逐巨大风险回报的驱动下, 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推动次贷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据有关资料, 美国次级贷款约为1.3万亿美元, 而CDS是它的48倍, 高达62万亿美元之巨。

也许, 最让资产证券化设计者意想不到的是, 在金融衍生产品频繁交易过程中, 风险不仅没有被分散 (如转移给资本市场) , 反而在债券链的内部节节聚积起来。对整个债券链而言, 现在所有的收益预期悬于一念之间, 那就是房价始终上涨。若房地产市场能够继续保持良好的上涨势头, 也许投资者的“信心游戏”不会结束, 然而, 当美联储把基准利率由原来的1%提高到5.25%时, 房地产市场风云突变, 房价开始出现下跌。于是, “信心游戏”终结了, 次级债累积的内部风险喷薄而出。

其实, 不止是次贷危机, 历次危机背后都有金融创新的影子。例如, 早在上世纪20年代, 金融创新工具就已粉墨登场。那时, 美国金融市场已出现了新的金融衍生工具:第一是顾客可以采用缴纳定金的方式购买股票;第二是按照普通股比例出售大量的固定利息债券。这两方面都增加了金融杠杆, 使一单位的资金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发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乘数效应。在股票市场, 股票购买者定金购买, 剩余的资金主要是向股票经纪人借, 而股票经纪人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的贷款, 于是, 投资者、经纪人与银行之间形成复杂的债券链, 随着信用放大, 风险也被放大了。再如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 竟催生了令人匪夷所思的金融衍生工具:日本公司在资本市场向投资者借贷, 双方约定, 如果贷款到期日经指数下跌, 企业将支付给投资者更多的利息, 以换取借款时的利息。这等于把日经指数的看跌期权推销给了债券投资者, 而这些投资者留下债权, 转手把看跌期权卖给了对此感兴趣的国际投资者。这样的融资方式之所以能够盛行, 是因为日本的企业与投资者都预期日经指数不会下跌。当时, 金融衍生产品在资本市场如野草般狂长, 国际投资者伺机而动, 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高盛推出的“丹麦王国日经指数认沽权证”, 该“认沽权证”推出不足一个月, 日本股市便一触即溃。

当然, 把危机完全归咎于金融创新可能有失公允, 问题是, 金融创新的确存在风险“漏洞”, 因为工具理性往往把复杂的现实世界简单化,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前提假设错误。次贷的数学建模, 就犯了这一致命的错误。更何况, 监管制度常常滞后于金融创新。美国目前的金融监管框架主要是在上世纪30年“大萧条”后逐步建立起来的,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坦言, 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已不能有效地处理当前的金融问题。事实上, 当金融衍生品呈野草蔓延之势, 极易游离于原有的监管之外, 使创新风险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失去监管的金融创新工具, 无异于吹大风险泡沫的“打气筒”。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到90年代日本的经济危机再到本轮次贷危机, 情况莫不如此。人们总是在金融创新暴露出巨大的风险之后, 才发现监管缺失, 才强调风险防范的重要性, 然而为时已晚, 因为危机已经爆发了。

三、危机的内生性及其本质

从历史上看,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避免过度投资或不当投资带来的经济泡沫破裂, 美国、日本如是, 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如是, 东南亚诸国亦然。究其所以然, 危机是内生性的, 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结果。

实体经济需要“输血”, 虚拟经济便应运而生。当资金源源不断地从虚拟经济流向实体经济, 经济引擎就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动力之源。如果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能够维持良性的循环, 也许危机不会轻易发生。但情况并非如此, 原因在于, 在资源配置过程中, 资金流向很容易受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影响而发生改变。凯恩斯指出, 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真正的决定因素来自我们的头脑, 这就是他所说的“浮躁情绪” (animal spirits) 。正是“浮躁情绪”, 成为市场的重要心理驱动力, 导致投机性泡沫的大量形成。所以, 从更深的层次看, 投资者或投机者的心理机制成了金融危机的“发条”。投资者常常依据过去及当前的经验高估了某些行业——特别是那些短期内就能带来高回报的行业——的收益, 并形成错误预期。在利好消息的持续作用下, 资产价格有可能飞速上涨, 于是狂热的投资迅速转化为投机行为。然而, 当大量资金注入某些行业后, 就会出现过度投资, 使生产严重偏离实际需求。以这次次贷危机为例, 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调查, 有1/4左右的美国住房是用于投资而不是实际居住。投资者已经准备好购买住房然后赔本出租, 原因在于他们预期房价会不断上涨, 为了赚大钱, 炒家甚至在房子建成之前就开始买进卖出, 许多房屋在真正有人入住之前要转手两三次。例如在迈阿密, 多达一半的初始买家会以这种方式转售新住房, 以赚取房价上涨的价差。狂热的投机行为制造虚假需求, 推动资产价格暴涨, 但资产价格的上涨是有限度的, 当它大大偏离其真实价值时, 供给与实际需求的链条就断裂了, 市场交易难以为继。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是引发经济危机的内在因素, 其表现为生产的相对过剩与消费的需求不足。凯恩斯也把1929-1933年大萧条的原因归咎为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 更确切地说, 就是消费能力不足。大萧条期间, 一方面, 普通居民没钱消费, 缺衣少食, 生活陷入贫困;另一方面, 生产过剩, 商品大量积压, 农业资本家竟用小麦和玉米代替煤炭作燃料, 把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 使之成为一条“银河”。晚近的例子, 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 由于房价大大超出了普通消费者的支付能力 (其时仅东京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总地价, 以此可见一斑) , 一般工薪阶层即使花费毕生储蓄也无力在大城市买下一套住宅, 能买得起住宅的只有亿万富翁和极少数大公司的高管。这次次贷危机, 同样也是因为数百万个低收入家庭无力支付住房抵押贷款而出现严重违约引起的。如果消费者购买力不足, 投资却源源不断地跟进, 实体经济必然畸形发展, 出现产能过剩、产品积压, 最终导致生产和资本的“双重过剩”。这时, 实体经济吸附资本的能力已大大超出其极限, 大量逐利的资金无法投入再生产, 只得回流到虚拟经济。克鲁格曼认为, 投机行为是“自我强化的”, 也就是所谓的“信则灵”。在心理预期的作用下, 投机者总以为证券投资领域的回报要高得多, 当逐利资金只在虚拟经济体内“循环”且被不断强化时, 泡沫就吹大了, 风险也放大了。一旦“自我强化”出现危机, 市场经济的心理支柱就会发生动摇。当市场信心崩溃时, 经济危机就难以幸免, 不管实体经济是否健康。

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危机发生的基本原理:心理预期导致投资过热, 投资过热推动资产价格上涨, 资产价格上涨进一步诱导投机, 一环扣一环, 然而, 当虚拟经济的资产价格远远偏离实体经济的基础价值时, 就会形成大量泡沫, 泡沫越吹越大, 危机就必然爆发。不论是20世纪之前, 还是20世纪之后, 所有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一样, 虽然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摘要：由于楼市和股市高回报的特性, 资产价格投机泡沫最容易在这两个领域形成, 并成为触发危机的导火线, 金融衍生工具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历史上看,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避免过度投资或不当投资带来的经济泡沫破裂, 因为危机是内生性的, 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结果。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资产价格泡沫

参考文献

[1]李延喜.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M].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2][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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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界房地产市场掀起泡沫狂潮[N].2005-08-03, 参见http://sse.gov.cn/node6/node22/200508/con39613.shtml.

[5]张伟.1929-1933美国大萧条[J].招商周刊, 2003, (32) .

[6][美]罗伯特.希勒.非理性繁荣[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金融危机再反思 篇2

“世界经济金融危机对今年大学生就业究竟有多大影响？”这个问题，是时下校园里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最关心的，在企业的招聘宣讲会上、与座谈交流中，他们总会问及。

是，一遍遍追问，大学生们却难得到答案。

在北京，据报道，虽然主管部门的“校园招聘禁令”要到11月20日才解除，但按照惯例，多数大企业都会在“解禁”前进校搞“宣讲”活动。记者从部分高校了解到，企业的入校宣传已提前进入高峰期，眼下一些名校每周有多达40场的宣讲会。因为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学生们的求职热点向工作较稳定的国企和科研部门转移。一位大学生这样分析就业形势，“美国经济不好，很多留学生会选择回国就业，而国内企业又减少招聘名额，所以今年我们的就业会格外困难。”在武汉，据报道，11月9日，2009年湖北毕业研究生双向选择大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这是武汉市今年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的首场大型招聘会。3万多名应届生进场“找饭碗”，由于岗位数较去年明显减少，多数学生主动调低了就业预期。据主办方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有350多家单位提供了3万多个岗位，而去年的同一主题招聘会，共有450家企业提供岗位5万多个。今年的招聘单位数与岗位数之所以“缩水”，主要是因为一批企业因经济前景不明朗而选择观望，金融、地产、外贸类企业以及位于珠三角、长三角的加工制造类企业的招聘则明显减少。

在上海，据报道，记者从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等高校了解到，进入这些高校开宣讲会的企业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并未减少。11月25日前，在上海交大开的宣讲会将有202场，而去年同期是172场。同济大学已预约的招聘会也有200多场，在综合招聘会之外，学校还计划增开师资专场和卫生行业专场。东华大学毕业生进入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企业的较多，目前看来这些企业都保持着招聘热情。

在广州，据报道，按照惯例，广东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和各高校的就业办现已着手与用人单位接触，为下个月的招聘会做准备。近日，一些高校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目前反馈的情况看，今年的就业形势比预想中要好一点。广东一所大学的领导说，学校还没有具体监测到经济金融危机对今年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一直以来，有关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的教育，总告诉大学生们择业要分析经济形势、就业环境，对自己准确定位；可是，面对以上东南西北传来的就业形势信息，让诸多大学毕业生怎么判断？武汉地区“就业遭遇寒冬”似乎很明确，北京看来也受影响，而上海和广东，给人的感觉是形势还不错。

诚然，此次经济金融危机可能给大学生就业造成的影响，很难预测，这需要很充分地掌握情况，并且要对未来走势作研判，但这不能成为大学生就业服务机构难以提供更充分、更

客观信息的理由。为学生做就业服务，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便是尽

可能全面地收集、整理出就业信息，提供给学生，帮助他们合理定位。

始于2007年4月美国的次贷危机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并最终到实体经济危机的蜕变。不仅如此，次贷危机从美国传染到全球，引发全球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并导致全球就业萎缩，中国就业市场也受到冲击!金融风暴袭来,金融行业、外贸行业、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受到巨大冲击纷纷降低人员需求,从前热门专业的学生“找个好饭碗”不再那么容易,其他专业的学生要想找到对口的工作也变得异常艰难。大学生就业遭遇“寒冬”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如何在如此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迎接挑战, 如何在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就业带来的影响里充实自己的信心，如何能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这则需要我们回过头来反思一下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的真正症结所在。

大学生就业属于新的增量就业，因此，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其影响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毕业生成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雇佣调节器”。这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滑坡导致消费需求下降，投资需求萎缩，从而引起对新增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减少，企业的首要决策是降低增量就业。

同时，为有效应对外部快速变化的环境，企业也在不断地计算现有人员工作时间与新增人员替代选择的成本收益关系，这也会降低增量就业。在我国，金融行业、外贸行业、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受到巨大冲击而降低对新增人员的需求，因此，大学毕业生将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就业群体。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和支持有利于扩大就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和服务业更好发展，更多吸纳就业；积极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完善支持创业的财税、金融、工商、场地等政策体系，改善创业环境，同时强化创业培训，加强创业服务，提高创业的稳定性，为劳动者创业创造更好的条件。

此外，还强调在稳定就业和调控失业上下功夫，帮助生产经营遇到暂时困难的中小企业度过难关，充分发挥失业保险预防失业、促进就业和保障生活的功能，鼓励企业减少裁员，稳定就业岗位；推进对地震灾区的对口就业援助，为灾区劳动者提供和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完善对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制度，大力开发公益性就业岗位，落实好政策，帮助他们实现就业。

金融危机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有两个关键特征：劳动力需求不足与新增劳动力需求萎缩。劳动力需求是引致性需求，它取决于产品需求，而产品需求又因为金融危机引发的消费和投资下降而下降，因此，金融危机下的劳动力需求不足很难由供给条件的改善来调整。

而在这个背景下，由于劳动力市场管制以及员工技能上的差异，企业将首先取消新增的劳动力需求。考虑到受金融危机第一波影响的行业的特征，大学生将是这个新增部分的主体。因此，如果没有专项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将很难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的困境。当然，这些政策应该是暂时的、针对性的。

国家的专项政策可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第一，实施大学生全国范围内的自由就业政策，保障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公民与市民

待遇”，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的政策环境。最具体的政策措施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对大学毕业生的一切户口指标限制和人事指标限制，取消各种各样显性或隐性的行政限制，促进大学毕业生无障碍就业和自由流动。

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模式的再思考 篇3

《文化纵横》：晚近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开始以美国作为榜样，2008年的金融危机，揭示美国目前的资本主义模式不是完美的。美国经济，过去曾作为一个不假思索被模仿的对象，现在却出现了裂缝。人们除了继续等待美国的后续反应，除了寄望于政府的行动，似乎无以作出思想回应。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场金融海啸的？

黄宗智：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起因之一，无疑是人们对市场主义的过度迷信。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统治之下，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占到霸权地位。它信仰市场的自律能力，认为任何在市场机制下具有竞争力的物品，必定会是合理的，不然，就会被自然淘汰。为此，20多年来，美国一直都没有对金融衍生品，尤其是以次贷按揭为基础的衍生品，采取应有的监管，任其自由泛滥。

实际上，资本主义经济在历史上多次显现过贪婪和剥削、畏惧与恐慌。比如，19～20世纪的帝国主义、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2008年的金融海啸不过再次反映了这一点。正如穆罕默德·尤诺斯指出：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家构建为只顾及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不仅是事实如此，而且是应该如此，因为唯有如此，才能配合市场机制而把经济推向最高效率，这鼓励了贪婪行为，几乎等于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

《文化纵横》：许多人认为，这场金融风暴，源于一种以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为特征的美国模式。您能否为我们厘清一下此种美国模式的来源？

黄宗智：美国意识形态化的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其历史背景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国家干预，虽然促使美国的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但多年之后，也开始显现国家官僚制度的一些弊端。尤其是官僚化的福利制度的成本日益高涨，国家债务日益膨胀。到1973～1975年，美国和世界经济出现滞胀危机，这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取代凯恩斯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契机。随后，进一步形成了所谓（美国共和党右派）“里根经济学”。再其后，则是新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化（国内外的左派人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

实际上，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业已引发对纯市场主义的反思，这起码应该看作是与（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划时代历史变化。但是，冷战之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抹杀了这个历史背景，片面而简单地强调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其实，前苏联的解体主要出于其内因，而不是一方“胜利”的外因），福山更称之为“历史的终结”。

历史的事实是，无约束的市场波动，导致了1930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并带来其后的国家干预。此外，近20多年来新古典经济学的输出，几乎完全失败，最显著的例子，是前苏联和东欧的“休克治疗”的失败。另一个主要例子，是新保守主义为拉丁美洲设计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的失败，这已由诺贝尔奖金得主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等人论证。但是，在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推动之下，新保守主义的原教旨市场主义完全掩盖了这些历史背景。

《文化纵横》：在您看来，这种原教旨市场主义的特征是什么？

黄宗智：它的教条是：国家对市场的监督和干预越少越好。自由市场的机制，会自动形成最优化配置和最高的效率。它会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的利益。它的核心信条认为，理性经济人，配合放任的市场经济，乃是最佳的经济制度。任何国家干预，都是非经济的。

这种原教旨市场主义的思潮，更因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兴起，而在经济学界取得霸权地位，并几乎被等同于经济学的全部。近年来，伴随美国在伊拉克的失败、美国国际声誉的下降，特别是2008年这场金融海啸，它已经开始受到普遍的质疑。随着奥巴马的当选，随着民主党压倒性的胜利，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霸权已在快速衰落。

《文化纵横》：您是否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经济的想象，一直存在某些误读或是偏差？

黄宗智： 作为历史实际，美国的经济其实不是任何单一意识形态的产物，既不简单来自完全放任，也非来自国家干预。在经济大萧条之后，市场主义更是加上了福利国家的因素。当前的金融危机，也同样导致了大规模的国家干预。

美国经济，实际上正产生于自由市场理念和国家干预的社会公正理念双方的长期拉锯、互动和相互影响。作为历史实际，它一向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美国经济，也许还能够避免因金融危机而陷入大规模的经济灾难。

《文化纵横》：那您是否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被人为烘托起来的理论？

黄宗智：新自由主义得助于前苏联和东欧政权的瓦解。在前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权威压倒所有其他国家，而其新保守主义统治集团，又有意识地建立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不仅是军事和经济上的霸权，也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霸权。

在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总统任下，原教旨市场主义的霸权开始洋洋得意地兴起。它认为，历史已经证明，唯有自由经济以及最少的国家干预，才可能导致真正的经济发展和富裕。它认为，这是西方经验的一个真实和准确的总结。

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和私有产权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动力，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新自由主义坚信市场是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万应灵药，则肯定是错误的。市场主义的极端趋向，事实上已经再次把世界经济推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中。中国非正规经济中不人道的工作条件，也来自于同样的思想趋向。

金融危机下重新认识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文化纵横》：看来，您不同意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和市场关系的看法？

黄宗智：在市场经济建立和扩张的历史中，国家权威一直扮演关键性的角色。与其说，市场经济证实国家干预越少越好，不如说，唯有在国家干预下才树立了现代的市场经济及其扩张。这个事实，从中国的历史经验看，显而易见：我们只需回顾，19世纪西方各国入侵中国，它们所使用的放任自由市场和平等互利贸易的借口，其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另外，中国改革以来的市场化，其间国家权威的推动和干预也是显而易见的。

即便西方本身，其经济实践的历史也证明，不存在像新保守主义及其新古典经济学所建构的那样的纯市场经济。

首先，回顾西方现代早期，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国家重商主义时期，国际贸易的兴起和国家权力干预的关系，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其后，则是上面提到的帝国主义时代。再其后，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逐步妥协，是工人阶级争得部分国家政权，通过国家立法而得到的结果。我们也可以就近回忆一下，美国由无约束的市场主义所导致的全世界经济恐慌之后，在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下，建立了众多的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制度、工会权力以及整套的社会福利制度，借此稳定了美国经济。提倡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伴之兴起，从1930年代一直到1970年代，占据了美国经济学的主流。

《文化纵横》：但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今天已在中国产生广泛的思想影响。

黄宗智：今天有一些中国学者倾向于使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来硬套中国。他们简单地认为，计划经济下的国家机器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停滞，改革30年的市场经济则导致了中国奇迹性的发展。

这套思想的最重要失误，是忽视了国家机器在改革时期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没有旧体制内的村、乡政府，以及后来的省、市、县政府的推动，便不会有近30年的经济发展。问题是，我们该怎样去理解中国的体制，以及它所连带的无可否认的弊端？怎样去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性，而又同时改进它的众多弱点？

《文化纵横》：但是，这种思潮，是否应该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对过去的命令经济和僵化的官僚体制的不满？

黄宗智：计划经济的众多弱点，早已被东欧国家转向市场化所证实。毋庸置疑，计划经济导致了庞大而僵硬的官僚体制的产生，更不用说“预算软约束”和“短缺经济”等问题。至于马克思主义基于其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概念“剩余价值”，也没有充分地考虑资本和技术以及市场供需对价值所起的作用。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计划经济的否定，今天可能已经走到了极端。有的论者，甚至完全否认计划经济在重工业发展、有效医疗与教育服务，以及对劳动者的公平待遇等方面的成就。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利润追求会造成严重的不平等和剥削。这无疑是正确的。当然，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过去完全拒绝市场经济，完全依赖计划，造成了庞大的官僚制度以及僵化的经济，这也是应该承认的真实。

对中国的许多学者来说，出于对可怕的官僚制度和僵硬的计划经济的极度反感，新制度经济学自始便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因为它强调市场经济的创新力，也因为它提倡私有产权，并要把国家角色最小化。因此，许多“主流”中国经济学家都把它认作改革中国的良方妙药，其影响在中国可能要大于任何其他经济学流派。

《文化纵横》：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原教旨的市场主义不同，它认为，应该重视“交易成本”、“产权”、“公司”、“制度”等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黄宗智：确实如此，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获得广泛认同的原因。但是，中国改革环境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和美国的历史背景十分不同。中国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接受，不是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出现的，而基本是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中产生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制度”带有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含义。

在中国，“制度”首先是计划经济及其官僚体制下形成的一个僵化了的经济。针对于此，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特别突出产权问题，试图把财产从公有变为私有，借此改造“制度”整体。他们把产权理解为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条件。这就和美国很不一样，因为，美国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以高度发达的市场作为前提的，他们的要求是明确私有产权，把国家干预最少化，让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自由运作，发挥它最高效率的功能。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则倒过来，把产权作为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

《文化纵横》：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前提的差别，但是，包括中国金融体系在内的改革工程，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点。

黄宗智：是这样的，已有许多批评家指出，中国的国企私有化改造所导致的不是设计者所希望的市场竞争机制的运作，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商勾结和垄断。不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健全，而是畸形的非自由竞争市场经济（金融企业、房地产企业都是很好的例子）。由各级政府“招商引资”建立的其他各种企业同样如此。

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倡新制度经济学可以说是“进步”的，因为它要求搞活一个僵化了的计划经济，改革、削弱一个权威过度渗透的国家机器（“体制”），进而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但是，进入90年代，中国社会经历了极其激烈的变化，从世界上几乎最平等的国家变为贫富悬殊极大的国家。其客观环境，已经从80年代的相对平等，转化为一个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此外，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提倡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借以建立世界霸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种背景下，一味提倡产权私有化，已有沦为维护阶级分化，并为上层既得利益集团提供解释权的倾向。

《文化纵横》：从一个长时段的大历史的视野，来审视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您认为，应该如何理解这场深刻的经济变迁？特别是，应该如何历史地看待国家和市场的关系？

黄宗智：中国近30年市场化发展“奇迹”的动力，很大部分来自于国家。首先是乡（镇）、村级（集体）政府推动的乡村工业化，而后是省、市、县级政府带动的“招商引资”。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体制的演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完全相反，非但没有收缩，反而更加庞大。

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国家体制显现诸多令人不满的弊端，尤其是官僚机构的臃肿、权力的商品化、部门的牟利化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明显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和“科层化”，建立或扩大了许多专业化的合理部门与管理体系，诸如环保、食检、质检、城建、机场、交通等等。

中国今天的行政体制，同时包含了三种不同来源的成分：历代王朝时期的“官僚”体系，革命时期得自前苏联模式的“干部”体系，以及新近提倡的现代“公务员”体系。高密度的人口，自始便是高度集权的历代行政体制下官僚制度的社会基础；由此形成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则是现代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全能政权的根源；而市场化改革下对西方的模仿，则是新公务员制度的来源。正是这三者的组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行政体制。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这个“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成功地激发了乡村基层和地方党政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让他们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既是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众多弊端的根源。

《文化纵横》：那么，您能否从经济史的角度，为我们作一个解释，特别是该如何理解这30年中，国家与市场关系所经历的复杂变化？

黄宗智：比如，1980年代中国乡村工业化成功的重要原因，其实是乡村基层中几种因素的偶合。首先是新中国前三十年遗留下来的，习惯于为社区服务的优秀社队干部群体。再则是资源所有权和管理合于一体的集体制度。中央的放权，激发了两者结合下的灵活性和积极性，由此推动了蓬勃的乡村工业化。当然，农业劳动资源过剩和此前的工业化也是关键性的前提条件。

其后，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之后，以及在国际资本全球化的大潮流下，投资供应和需求规模扩大，已非村、乡级集体所能承载，由此推动经济主体上移到县、市、省政府。后者不像村、乡那样，具有现成的集体所有制，因而导致从以集体为主体，到由官-企/商结合为主体的制度转向。但其动力，仍然主要来自原来的放权到第一线所触发的灵活性，以及地方干部为本社区服务的价值观。

不同的是，在新官方市场化理论和词汇所制造的大氛围下，同时激发了地方官员的私人牟利动机和行为。在市场主义意识形态下，追求一己利益，被修饰为新时代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市场机制配置效率、发动“人力资本”的正当办法和行为。

《文化纵横》：是否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体现了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模式？

黄宗智：显而易见，中国改革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英、美模式）有很大区别。后者主要由私营企业家推动，而中国则多由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配合私营企业所推动，政府和官员起了绝大作用。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中国改革的经济发展模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这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形态悖论的一面。

这样一种“资本主义”模式，让中央的“条条”，放权于第一线的基层和地方“块块”，“改革”激发了体制内的积极性和灵活性；从计划机制到市场机制的“转型”，尤其是，通过市场需求来带动生产，确实搞活了经济，但是，这也同时导致了贫富不均和官员腐败。必须意识到中国国家体制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历史现实说明，中国国家所作的抉择十分关键。问题是：怎样去继承它原来为了社会公正而建立的“全能”权力，同时，让它通过放权和市场化，来与社会的自由潜力连同促进发展？

中国国家的使命：悖论社会与非正规经济

《文化纵横》：历经数十年全面而深刻的变迁，中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是，大多数人对此还只有一些笼统的印象，官方公布的许多统计数据，也难以让人真正信服。您能否对今日中国的经济社会作一个概览？我注意到，您使用了“悖论社会”这样一个概念，对今日中国的复杂性做出了定义。

黄宗智：今天的中国，我们看到的是三种不同时代、不同技术经济的共存：仍旧部分依赖人畜力的农业和农村手工业、使用无机能源的城市和城镇工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信息产业。在这几个系统中，人民的待遇和生活(以及心态)极其悬殊，所以，在今天中国经济系统中的阶级分化之上，更加上了源于不同经济系统的分化。

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历时数千年的三大社会经济系统的同时并存：传统农业及其社会，现代工业的城市社会，以及最近的后工业（信息技术)社会，这不符合经典理论家们的建构。事实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极其特殊，如果能够深入研究，创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应该会对全人类的知识作出重要的贡献，绝对不应该拾人牙慧地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来理解。

当今中国经济已被纳入全球资本秩序之中——跨国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大规模投资，大规模地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国内外企业雇用的产业工人多达1.9亿（2006年）。马克思主义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疑已经大规模地存在于中国国内。

但是，中国的农民，数量和比例仍然非常庞大，并且在相当时期中仍将如此。农业就业人员仍然占（2006年7.6亿总就业人员中的）3亿。如果把2亿多的农民工也计算在内，用“乡村从业人员”来计算，那么其总数约5亿，达到全社会从业人员的66%。美国农业从业人员，在50多年前的1950年，便已经减缩到全社会从业人员的1/8，到2000年更缩减到2.6%，美国和中国实在不可相提并论。

中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像马克思预期的那样，变成一个无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社会；也没有像米尔斯预期的那样，即将变成一个白领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社会。在21世纪的今天，它仍然是小农阶级占大多数的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形态最显著的一个悖论现实。单这一项，便应该告诫我们，不能把中国社会形态及其趋向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先进国家。

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和西方先进国家很不一样。中国的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总计1.9亿，但并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作已经城市化的“工人阶级”。其中将近2/3是农民工，是农户中的一个成员。他们在城镇是比较短期的临时工，在农村家里还有家眷、房子、承包地；一般春节回家，有的在农忙季节还要帮忙收割，而相当比例的人，中年之后还会回农村居住、养老。事实上，在中国今天的产业工人中，有2/3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简单的工人阶级，而是“半工半耕”家庭的“半无产化”农民。它是在全球资本和中国农村过剩劳动力搭配之下所形成的特殊情况。

《文化纵横》：一直以来，我们用传统─现代、农业─工业、乡村─城市、农民─工人这样的二元框架，来审视和预测中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在您看来，这些二元的理论框架是否存在问题？是否对理解真实的中国产生了阻碍？

黄宗智：自196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二元经济”理论、“三部门”理论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以及由这些理论共同构成的“现代化”模型，对观察中国社会经济的真实，以及预测其未来走向，都形成了阻碍。

事实是，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1960和1970年代所经历的城市化规模，要远超过其现代工业部门所吸收的新就业人员；由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其实大部分没有进入现代部门，而是进入了传统与现代部门之间。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即没有工作保障，缺少福利和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的劳工），已占今天（2006年）2.83亿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1.68亿，比正规就业人员要多出一倍半。他们以1.5倍于正规职工的工作时间，只获得其60%的报酬，而且没有福利。这些现象长期得不到重视，无论是官方的统计数据，或是政策上的考量。

《文化纵横》：这个庞大的非正规经济的图景，是否可以从改革30年的历史角度加以理解？

黄宗智：是的，它有四个主要组成来源：一是1980年代乡村工业化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二是198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规模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三是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的大规模下岗以及在非正规经济中重新就业；最后，是非正规私营企业和个体户从1990年代开始的快速兴起。这些是1980年代以来非正规经济快速扩展的主要来源。

《文化纵横》：但是，这些现象都没有得到理论上的重视。陆学艺先生就认为，中国正在从传统和不平等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向“现代”橄榄型结构转型。中产阶级正在以每年1%的速度扩增。陆先生预测，到2020年，中产阶级将达到38%～40%的比例，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

黄宗智：中国今天的社会结构离橄榄型显然还很远，其实更像个烧瓶型。最上面是国家高、中层官员、资本家以及高级技术人员，近年来，人数确实有所扩增，可以说，已经不是简单的“金字塔”型；但是，其下层部分包含2.5亿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以及3亿农业就业人员，无疑仍然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社会结构绝对不是橄榄型。

有人认为，中国今天已经进入刘易斯二元理论所提出的“转折点”，即由现代经济部门完全吸纳传统农村经济的过剩劳动力之后，即将进入一个整合的现代劳动力市场状态，伴之而来的，将是劳动工资的快速增长以及国民经济的全面现代化。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模式。但是，改革30年以来，中国的现代正规经济部门就业人员数其实只增加了0.2亿，还需要吸收16倍于此的1.68亿非正规经济人员，以及1.5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才能真正进入刘易斯想象的转折状态。谈何容易？

中国面对的难题是，这样的结构可能会成为长期的社会模型，占少数的高收入现代部门，会长期压在占大多数的低收入非正规经济和农业部门头上。庞大人口所导致的大量务农人员和剩余劳动力，看来将长期是中国的基本国情。

《文化纵横》：其实，关于金融危机的讨论，似乎还是回到了老生常谈的问题：国家与市场、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特别是，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性质的复杂性，更加决定了这些问题的棘手程度。在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十字路口，应该如何对这些长期焦虑中国的问题作出定位？

金融危机下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探讨 篇4

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出现, 美元的走势疲软将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我国的出口企业在美元贬值的趋势下, 出口产品的利润将被侵蚀, 出口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有相当一部分利润率低、抗风险能力不强的出口主导企业有可能无法生存。 从内销型企业方面来讲, 由于其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内部需求, 从而较少受到出口下降的影响。基于此, 很多在国外市场受挫的外贸型企业也正在积极地开拓国内市场, 进行艰难的转型。开拓国内市场困难重重, 但对于一些企业来说, 却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选择。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上市公司再融资方式的选择

面对危机我国政府的政策也从防止经济过热转变为保持经济的良好发展。回顾2008年证劵市场的走势, 上证指数也从年初的5 600点一直跌到如今不足一半的1 850点。可见投资者开始对上市公司的市场融资行为抱有不信任态度。2008年6月, 浦东建设、合加资源两公司实施公开增发, 但由于投资者认购严重不足, 承销团对增发股的包销比例高达76.8%和40.6%, 其中浦东建设还有16.9%的增发股份被大股东的全资子公司认购, 普通投资者的实际认购比例仅为6.3%。市场对于上市公司再融资的认可度可想而知。通过表1的数据可以直观地了解到, 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从证券市场上所获得的融资在逐月减少。全年累计再融资约为上年的一半。

据此状况我国上市公司想要在证券市场上进行再融资是非常困难的, 特别是通过增发和配股的方式, 面对金融危机以及股权再融资难给企业带来的双重打击下, 我国上市公司必须为企业自身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一) 金融危机下选择债券融资方式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无法获得很好支持, 我国政府又力保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下, 我国资本市场要为实体经济发展作贡献, 解决企业正常的融资问题正日益迫切。业内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公司债权融资或许是现阶段企业融资较好的选择。相比于其他融资方式, 公司债融资不仅具有其独特的功能, 而且从发行到交易, 信息更透明, 监管更严格, 因而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在信贷危机下更容易被投资者所接受。发行公司债有利于吸引一批对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差的人去投资债券市场, 给投资者提供低风险投资渠道。

我国不太流行的公司债发行已有回暖的迹象。近期, 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大秦铁路等市值总额超过700亿的公司, 其公司债融资相继获得证监会核准, 正在等待最后的正式审核批文。虽然我国的企业债权融资环境显然不足, 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大风险投资者都把目光投向了债融资。 公司债在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持续监管方面有其优势, 发行主体的信用风险能得到更好地控制。这一点在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信用危机凸显的背景下, 显得更加突出。但是也有企业在债融资过程中要注意的地方。在当前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 发行公司债提高了资本市场的供给, 抑制资产泡沫, 拓宽市场投资渠道, 有利于均衡发展资本市场。但同时上市公司, 通过发行公司债融资, 也要注意风险控制, 因为这是以前企业债券很长时间没有发展起来的原因之一。因此上市公司要加强监管, 融资成功之后, 资金如何运用, 运用过程中的监督等过程的公开披露都很必要。使用资金的全过程应该监控。

(二) 金融危机下选择委托贷款方式融资

所谓委托贷款是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 由金融机构 (受托人) 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发放的贷款。受托金融机构只负责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 不承担任何形式的贷款风险。

对比债券融资和委托贷款这两种全球金融危机下再融资方向, 债券融资和委托贷款都具有很好的信誉度, 投资者都乐于把手中的资金投入到这些市场上。在新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几年内, 我国的上市公司, 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必将选择债权融资或委托贷款的形式来扩充公司资金, 缓解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融资是一种技术, 更是一种艺术, 对于融资企业而言, 最重要的是两件事, 第一, 要认清自己, 明确自己的定位;第二, 结合自己的定位, 找到合适的金融工具或者金融工具的组合。而在融资的定位和实施过程中, 有专业机构的参与和协助会更加事半功倍。

三、金融危机下上市公司再融资的对策

(一) 金融企业再融资的对策

加强金融不良资产的处置。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国际范围内已产生了空前规模的不良资产, 我国的金融机构面临了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周期中下行阶段的严峻考验, 预期不良资产规模也会很庞大。资产管理公司为了提高金融不良资产的变现率, 针对现有的资产状况推出资产打包、资产分拆、资产重组、企业重组、资产证券化、再投资完善等多种手段对不同的资产进行包装重组, 来适应投资者不同的市场需求, 不仅实现金融不良资产的价值最大化, 而且可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银行可以利用信托公司的自有资金及融资功能, 通过向投资者转让优先级受益权等方式, 建立处置金融不良资产的产业性投资基金, 通过注资、经营等方式, 帮助负债企业迅速脱困, 将金融不良资产盘活。目前其他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办法的致命之处在于如果继续注资, 一旦投入资金将被其债权人迅速抽离, 难以形成必须的“造血功能”。因此, 针对股权类金融不良资产, 产权交易市场具有开展信托处置的优点。

(二) 对实体企业再融资的对策

1.通过市场增发获得资金。

证券市场是企业再融资的主要阵地, 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政府对企业再融资审批的提速, 递交再融资申请, 通过股票增发获得资金。

2.提高盈余信息质量, 吸引投资者。

大浪淘沙始见金。经过2008年的大跌后, 能够继续维持发展, 通过国家的扶持和自己的变革创新平稳过渡的企业将是另一次行情的主角。这些主角在2009年初会渐渐露出领袖的风采。建议钢铁行业通过提高会计盈余信息质量, 提高股市再融资空间。特别推荐武钢股份、鞍钢股份和宝钢股份。

3.通过创业板获得资金。

资本市场可以发挥以点带面的效应, 因为能够上市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毕竟是少数, 但它们的上市效应可以带动风险投资, 以及专门针对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的银行信贷工具创新等各种金融支持手段的发展, 也可以激发全社会的科技创新、科技创业的热情, 从而有效地推动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当前推出创业板是适时的, 对于支持中小企业, 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的稳定和发展有重要意义, 也是落实中央、国务院出台重大措施的体现。至于股指期货也不要因噎废食, 应选择时机推出, 它对于稳定资本市场和防范风险是有一定作用的。

参考文献

反思金融危机 篇5

上一轮金融危机从爆发到恶化持续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其中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系列事件和过程。对危机演变的过程如何来划分阶段、如何确定转折点，绝非易事。如果相信金融市场对当时已知信息反应的有效性，那么，倒可以从股价指数和保险业CDS费率的变化来反观危机的演变。

危机演变阶段与转折点

图中显示，2007年3、4月一些大型次贷机构问题暴露后，股指出现了明显的小幅下跌，但对保险业影响不明显。

2007年7月，标普和穆迪首次大面积下调结构化债券评级后，股指（下跌）和保险业CDS（上升）出现了明显相关联的波动。

真正堪称出现“危机冲击”的是2008年3月贝尔斯登破产，股指跌破支撑位创下新低，保险业CDS费率则大幅飙升，此后两个月市场情绪有所缓和。

但从2008年5月起，市场情绪又复悲观，直到当年9月，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接管两房、雷曼破产和国有化AIG等“雷霆行动”，股指自由落体、CDS费率垂直上升，双双创下金融危机中最“壮观”的一幕。

其后“二次探底”的惯性忧虑导致股指进一步小幅探底，而CDS费率则因AIG再次申请救助而于2009年二季度再创新高。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美国股指的暴跌基本上都发生在恶性事件宣布之前一段时间而非之后，说明美国股市有效反映了这些重大信息的提前泄露，而美国金融市场信息披露的质量还有待提高。

危机大规模爆发的合理性

本轮危机具有必然与偶然：

必然性之一，美国作为一个以自由市场为文化根基的国家，在金融领域其导向也是“放开创新、自由发展、出现问题再监管”，在这样的理念下，金融创新产生问题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现象，关键是问题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导致多大麻烦再予以纠正？还来不来得及纠正？

必然性之二，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分业监管的实际结果是，给商业银行设置的法定利差空间太大，对存款利率有所压制，1970年代之后的高通胀环境使这一问题尤为凸显。正是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没有做到及时调整，才滋生出“影子银行”体系，其实质就是以接近商业银行存款安全性与流动性的方式，取得明显高于存款的收益率。出现这样的“准商业银行业务”市场后，就给居民和需要筹资的机构提供了摆脱商业银行的渠道，这就是所谓“脱媒”。影子银行的主要金融工具就是货币市场基金、回购和证券借贷等短期工具，它们实质上是在传统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二元化体系之外，衍生出的第三类银行业务。由于这个市场还没有发生过重大金融危机，它所孕育的风险自然也就没有受到重视，监管未能跟上，发生一次重大危机是迟早的事。

必然性之三，198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货币发行”和“金融机构监管”的双宽松。货币发行宽松乃至失控的直接后果就是实际利率极低甚至为负，要想积蓄不贬值，只能追逐各种预期收益率较高的投资。各种风险难以判断的高收益率工具就应运而生。这些工具的高收益率是当期的，风险高低却只能留待历史检验。

偶然性之一，是现金CDO、CDS和合成CDO的相继发明，为泡沫和投机提供了工具。

偶然性之二，是在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后，恰逢“9·11”，为美国推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

偶然性之三，是极力反对监管、放任创新的格林斯潘长期担任美联储主席，一个反对监管的人当上了金融监管机构的主管，监管过度松懈就不足为怪了。

偶然性之四，是在美国超发货币、放松监管的过程中，恰逢中国入世。而且中国是一个储蓄率很高的人口大国，吸纳美元的热情和能力都超乎想象。由于中国的巨额美元储备基本上是买美国国债而没有参与资产炒作，又给美国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廉价商品。所以2003年-2007年，全球出现了以中国外储和美国国债双双大幅增长为背景的“高增长、低通胀”黄金五年。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为约束条件，金融危机于是爆发了。■

金融危机再反思 篇6

一、金融危机下公允价值的再审视

(一) 公允价值的产生

公允价值从正式被使用到现在已经历了约三十年的历史, 以美国为代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于1984年首次将公允价值用于金融工具会计, 发布了远期合同会计, 标志着公允价值被正式使用。

公允价值产生的背景主要是由上世纪80年代大公司的破产事件, 尤其是美国境内二千多家金融机构在没有预警情况下的破产, 掀起会计界与金融界对金融工具, 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确认、计量和披露的争论。[1]原来的历史成本计量方法被重新审视, 其缺乏价值相关性的缺点也被暴露无遗。一时间, 公允价值计量的支持者如雨后春笋, 他们从理论方面、实证方面以及审计实务等方面有理有据地论证了公允价值计量在提高信息质量方面优于历史成本计量。公允价值的优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并开始被广泛应用。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从1990年12月至2006年9月发布的55份财务会计准则公告中直接涉及公允价值的约占75%, 其间英国、澳大利亚在制定会计准则时也不同程度地采用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 公允价值会计越来越受到会计界的重视和认可, 成为发达国家一种重要的会计计量模式。尤其针对金融衍生产品等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和负债项目, 公允价值成为唯一被认可的计量方法。[2]

(二) 公允价值的内涵

2006年9月FASB正式发布的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中, 将公允价值定义为:报告实体所在市场的参与者之间进行的有序交易中出售一项资产所收到的价格或转移一项负债所支出的价格;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IASB) 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为: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我国2006年新《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做了最大程度的趋同, 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公平交易中, 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通过定义我们可以归纳出公允价值的三个特点:一是无关联关系的交易方;二是自愿进行交易;三是熟悉交易情况的公平交易。如果某一交易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即可选择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三) 公允价值并非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线是次贷危机。银行贷款给信用状况较差, 或者还款能力较差的人。还贷款的人信誉得不到保障, 市场出现波动时银行就会出现亏损, 所以美国的银行把它打个包装再卖给投资银行, 投资银行通过评级就把它变成了所谓的住房贷款抵押证券, 同时又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物也就是次贷;接着基金、保险公司为了利益都参与进来。随着房地产价格的大跌, 最终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 面对低迷的金融市场和飞流直下的股价, 许多金融机构抱怨按照现行会计准则的规定, 不得不按当日市价过多的减计资产, 从而限制了银行的放贷, 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如不停止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危机就无法彻底消退。可见, 这种公允价值加剧或放大了金融危机的观点缺乏必要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只是某些金融机构逃脱责任的借口。相反的, 暂停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无异于在发生火灾的同时关掉警报, 只能干扰问题的解决。改变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将会剥夺会计信息使用者在当前的非常时刻获取关键信息的权利。[3]

(四) 当前经济形势下应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必然性

公允价值计量作为历史成本计量缺陷的重要补充和其面向当前与未来的特征, 决定了会计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具有其客观必然性。首先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需要:在历史成本计量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核算处于无能为力的状况下, 公允价值计量却能很好地解决问题, 并已经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同。随着世界各国资本融通广度与深度的扩张, 必然要求公允价值计量应用范围等方面的扩大。其次是会计主体满足信息使用者决策的需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 导致了资源价格的频繁波动。公允价值计量是以当前市场交换价格作为计量基础, 因而, 利用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计量, 能够较确切地反映企业现时市场价格条件下资产、负债等财务状况的信息。最后是会计计量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社会经济高度的市场化及市场环境不断由低端向高端的发展, 要求会计理论与实践也要相应的发展, 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现代的市场环境要求会计必须能够立足现时, 面向未来, 全面反映一个会计主体所拥有的全部资源。公允价值计量正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一种较新的会计计量模式, 是会计计量适应市场环境发展的理性选择, 更符合会计理论与实践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公允价值的缺陷

(一) 公允价值的顺周期问题

公允价值是会计准则的一项重要内容, 会计主要是反映和监督经济运行情况, 所以公允价值也要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经济周期通常会依次经历发展、顶峰、衰退和触底反弹这四个阶段。公允价值在这四个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作用, 从经济的发展周期来看, 公允价值会计具有助长周期性波动的特点, 尤其在经济周期中的特殊阶段或者临界拐点处, 公允价值计量有一个放大的作用。[6]如雅戈尔公司在2006年的年报中表示, 公司2006年12月31日账面有已流通的中信证券股份212 835 116.47元, 公司将其归类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该金融资产按公允价值计量, 高出其账面价值3 184 338 383.53元。因此应追溯调整增加2007年1月1日的股东权益3 184 338 383.53元。由于持有金融工具的价格上升导致净资产的增加, 进而使每股净资产上升。公允价值计量在泡沫时期可以增强幸福感, 在危机时期会使恐慌情绪不断升级。所以在公允价值运用中要考虑和解决其存在的顺周期问题。

(二) 公允价值受市场有效性的影响

确定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应充分考虑市场是否活跃、正常、有秩序, 公允价值应用受到市场有效性的影响。如果市场处于正常状况, 市场价格就比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的过去价格更具意义。但是市场一旦失灵, 在恐慌情绪极度弥漫的情况下, 市场价格就并非理性的了。公允价值的形成需要有一个有序的市场交易。而市场并不是万能的, 如果一个流动和有序的金融市场条件已不具备, 那么按报告日的公允价值计量只反映了偏离均衡价值的市场价格, 公允价值其实并不公允。

(三) 公允价值计量的不确定性

公允价值的计量离不开基础数据, 但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相关性以及恰当性等方面则需要相应的职业判断。职业判断是公允价值计量中必要的操作手段, 但是职业判断也增加了公允价值计量的不确定性。以公允价值反映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项目, 并将计量形成的差额计入损益, 无疑将影响利润的质量, 使利润信息的相关性降低。因为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损益是得不到现金支持的。在经济繁荣、资金流动性较强的环境里, 资产往往被高估, 以公允价值计量的利润同样被高估。而在经济萧条、资金流动性较弱的环境里, 情况正好相反。这样以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不高, 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模型选择也使公允价值计量缺乏一定的可比性。我国的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的职业判断进行了说明, 要求企业在确认公允价值时遵从客观依据, 确保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 不允许企业因过多运用职业判断而增大公允价值确定的随意性。

(四) 公允价值的运用易受会计人员素质的影响

公允价值的顺利运用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 包括市场环境、人文环境、法制环境等。人文环境主要指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和专业水平, 以及守法的意识和道德观念, 这是公允价值运用中利润操纵问题的主观来源。公允价值计量在实际运用中产生的障碍有一部分源自于会计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具体表现为职业素质与道德素质两方面。会计人员职业素质主要是指会计人员掌握公允价值运用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相关估计模型, 会计人员职业素质的欠缺容易使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受到可靠性和可操作性的挑战。而会计人员道德素质主要是指会计人员按照相关规定正确合法运用公允价值的行为, 会计人员道德素质的缺失则极易产生企业利润受操纵的情况。因此, 公允价值的合理运用需要会计人员的高素质作为保障。

三、公允价值的完善对策

(一) 明确规定公允价值准则可适用的交易或事项

《企业会计准则》中涉及公允价值计量交易或事项共有17项, 但是只有《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 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而对于非金融资产、非金融负债等相关的交易或事项, 其公允价值如何取得, 准则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样就给公司利用价格操纵利润提供了可能, 容易导致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被损害。因此, 对公允价值计量适用的交易或事项势必进行明确的规定。要单独制定有关的会计准则条例对非金融负债、非金融资产如何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做出明确的规定, 同时还要监督相关准则的实施情况, 防止公司利用准则漏洞进行非法操作。此外, 还应从两个方面继续完善我国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一是进一步细化公允价值计量具体操作方法, 如明确规定采用现值技术来评估公允价值, 应符合什么样的要求、应按什么样的程序来进行等。二是提高公允价值计量适应市场环境的灵活性。在此次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 公允价值计量的顺周期效应引起了各界的广泛注意, 对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公允价值的计量, 要有区别应用的条件规定, 以扬长避短, 防止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利的影响。

(二) 制定特殊时期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

采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是在假想的交易下进行, 而且允许估计价格的存在, 这样在特殊时期比如说在危机时期, 相关资产的价值一直下跌, 从而导致其未来的价值很难实现。因此需要制定特殊的会计准则来规范在非活跃、非正常市场条件下的公允价值会计操作。在一定条件下, 允许对金融资产重新分类。例如在极端情况下, 允许投资单位持有的原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股权投资重新分类为长期股权投资;对于持有的原划分为按公允价值计价的债权类投资可重新分类为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可以有效防止不正常的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可根据市场环境适时调整金融资产的价格参考基础, 在非正常或极端的情况下, 建议将对资产进行估值的基础由单日价格改为过去若干个月的平均价格, 以抵消短期价格波动的影响。

(三) 完善公允价值相关信息披露的规定

会计信息披露是为了保障投资者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依照会计准则规定将其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会计信息及其他非财务信息向证券管理部门和证券交易所报告, 并向社会公示, 以便投资者充分了解公司情况。但目前会计信息的披露仍存在问题, 其中有关公允价值的披露所表现出来的不足有:信息披露的多少完全由上市公司自己决定, 没有统一的模式可循;而且即便是披露, 所披露的信息内容不全面、不完整, 严重影响了信息使用者的决策, 丧失了公允价值“决策有用性”的重要功能。因此, 应完善公允价值的信息披露制度, 使其在特殊经济时期真正起到财务预警作用。

(四) 完善其他方面对公允价值应用的支撑

公允价值是财务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 要使其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也离不开其他相关方面的支撑。例如:国家创造完善的监管环境, 企业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 社会营造公平、合理、公正的市场氛围等;社会上相关人员要各司其职:会计人员要注重专业素养的提高, 审计人员要注重职业准则的遵守, 公司的高管要遵纪守法, 合法经营等等。另外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有效的风险管理是实施公允价值计量的重要保证。从长远来看, 只有建立健全稳定的金融市场、加强金融风险管理, 才能为公允价值的应用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通过对公允价值的再认识, 我们可以得出: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是由公允价值一手造成的, 而是由西方世界过度扩张的贷款, 导致风险不断被放大, 以至于当这一链条断裂时, 所带来的信用缺失和随之的经济亏损。同时, 公允价值在应用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但公允价值当前仍是不可替代的资产价值计量方法, 其内含的科学性不应被否认, 应该在实践中不断的完善公允价值。此外, 这场金融危机也让我国对公允价值体系的采用有所警醒, 要谨慎运用公允价值, 更要加大力度完善公允价值, 不断吸取国内外经验, 使公允价值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摘要：2006年2月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发布, 将公允价值重新引入, 成为我国会计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然而, 由于此次金融风暴的突然降临, 原本被认为颇具先进性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被指责为加剧危机的重要因素之一, 公允价值再度成为各界纷纷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对公允价值重新进行审视, 改善公允价值应明确规定公允价值准则运用的交易或事项;制定特殊时期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完善公允价值相关信息披露的规定;完善其他方面对公允价值应用的支撑。

关键词：金融危机,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市场有效性

参考文献

[1]陈宗胜.美国金融危机发生机理[J].国际融资.2009 (2) :17-18.

[2]陈华, 张倩.基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公允价值问题研究[J].会计研究.2009 (1) :3-4.

[3]赵鹏飞.次贷危机对公允价值计量应用的启示[J].财会月刊 (综合) .2009年 (1) :11-13.

[4]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33-35.

[5]葛家澍.公允价值计量面临全球金融风暴的考验[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 2009 (2-3) .

[6]王晓艳.公允价值会计论争[J.]会计之友.2009 (3) :1-2.

[7]张立俊.关于公允价值计量的若干思考[J.]财会通讯.2009:1-2.

金融危机再反思 篇7

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既有中小企业自身内部的原因, 也有社会外部原因。下面从中小企业自身、金融机构和政府这三个方面来具体分析:

1) 从中小企业自身来分析其融资难的原因, 主要包括三点。 (1) 中小企业受自身产权的制约。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产权不清晰, 由于产权不明, 使大多中小企业在资金短缺情况下, 很难将这些产权作为抵押担保, 取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任获得贷款支持, 因此产权问题成了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内

献需求为主, 转移到以满足知识信息需求为主, 以知识开发服务为主要功能。高校数字图书馆服务形成了新的体系。

如何建立健全网络环境下高校数字图书馆的服务体系, 可采取如下对策:

1) 树立文献信息资源共享的观念, 实行分工合作:在网络环境下, 我国的高校图书馆服务工作必然呈现多中心、多系统、多层次、多类型的局面。在网络环境下更要强调代工协调, 资源与信息的网上共享, 网上服务共享, 避免各自为政。

2) 高校数字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宏观调控:网络环境为高校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良好机会, 原来意义的图书馆分工被打破, 对信息资源的收集、加工、整理、服务被赋予新的内容和方式。传统的服务方式可以利用网络环境来发挥新的效益。

3) 强化网络环境下高校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增值:图书馆要通过服务, 提高信息的自身价值和使用价值。图书馆服务人员要掌握信息源, 了解信息资源分布状况, 信息网络的分布, 熟悉网上信息机构, 更好地组织网上信息。

4) 网络环境下特有的知识密集型劳动:信息社会需要信息的深层次加工, 图书馆的服务工作将从借借还还的服务, 转移到多层次信息咨询服务, 有更多的工作人员从事信息的组织, 直接参与市场, 成为信息技术的中介, 在信息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增加智力投入, 信息服务人员已经从简单的劳动转向智力型劳动。

5) 致力于网络环境下图书馆服务人才的培养。网络环境部原因。 (2) 中小企业未建立起完善的信用体系。中小企业信用不足是一个普遍现象, 由于其自身力量薄弱没有强有力的信用保障, 使得大量银行贷款难以收回, 这样银行要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或投资人要向中小企业进行投资就不得不加大人力资源的投入以提高信息的收集和质量分析, 这一方面加大了银行或投资人的贷款和投资成本, 另一方面也给中小企业的融资带来困难。中小企业的信用难以保证, 也使得中小企业难以获得民间资本和同行信用。 (3) 中小企业自身素质的局限性。我国中小企业由于历史造成的规模小, 技术含量低, 所以市场竞争能

下对高校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提出了新要求, 高校数字图书馆必须有适合网络环境的专业人才, 应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1) 提高馆员素质和能力的主要途径包括:加强岗位技能培训;创造一种终身学习的氛围, 改善馆员知识结构;积极参加学会和学术交流活动, 提高科研能力。

(2) 对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服务人才的要求: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具有外语应用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总之, 计算机网络化、数字化管理和服务是未来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方向。网络使馆藏信息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完善, 扩展了高校图书馆信息服务能力的同时;网络上信息资源的纷繁复杂, 也给组织管理和有效的查询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因而, 我们必须不断分析、了解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特点, 并对其组织管理技术指引库的建设等加以科学地研究, 才能有效地提高我们的信息资源建设质量, 从而提高和完善我们的网络信息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1]陈俊华.IT环境下的高校图书馆转型期建设。图书情报工

[2]邱均平.论数字图书馆的知识管理。情报资料工作, 2001;

[3]徐险峰.基于Web的网络信息数据挖掘技术。情报杂志,

力普遍较差, 难以获得大企业和银行的融资。产品和管理比较落后, 经济效益参差不齐, 加上财务状况缺乏透明度, 难以获得银行的信任, 致使贷款的成本高。

2) 从金融机构方面来分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主要包括四点。 (1) 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 交易额小, 企业数量多且分布广, 多在农村地区, 但我国的银行数量较少且大多分布在城镇, 对中小企业市场缺乏深入研究, 对中小企业资信的评估和贷款信息收集的成本高。 (2) 中小企业抵押担保贷款难。目前, 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偏好于抵押和担保贷款, 而不是信用贷款。中小企业能够抵押的一般都是机器设备、存货和应收账款等, 这些都是价值较低的抵押物。银行往往不愿接受以上这些抵押物作为抵押品, 而更偏好于以房地产等价值大的固定资产作为抵押品。这使得中小企业融资很难。 (3) 金融机构政策的制约。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 各种银行都重视其资金运作的安全性, 目前我国银行都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管理和责任的追究力度。尤其是银行所实行的贷款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使得信贷部门的贷款更趋谨慎。金融机构的政策都是以大型企业为主要对象实施的, 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服务体系, 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信贷的支持。 (4) 金融体制的制约。制度供给不足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受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决定, 我国银行要承担部分业务向国有大企业贷款。同时, 随着近几年来银行的改革, 中央银行加大了对商业银行信贷的管理, 使得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灵活地制订为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

3) 从政府方面来分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 主要包括五点。 (1) 政府对利率收费的管制, 限制了银行对向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定价能力, 从而制约了他们向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 (2) 政府的一些政策影响了中小企业的自主经营空间, 使得其发展潜力受限, 影响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的信心。 (3) 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善。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受我国资本市场一些硬性条件的制约是很难实现的。尤其是发行股票, 就要受到规模的限制, 并且在我国, 债券市场远远落后于股票市场, 大企业发行债券都不容易, 更何况是力量薄弱的中小企业。 (4) 没有制订与中小企业配套的法律政策。我国没有专门立法来保障中小企业的利益, 确定扶持中小企业的方面和领域。 (5) 政府缺乏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政策。我国政府缺乏对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或一些优惠政策, 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2.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对策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笔者有以下对策的思考。

1) 中小企业应通过自身努力来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对策:1.进行制度创新, 加快中小企业产权明晰化, 并不断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不断增强自身积累。 (2) 建立信息透明制度, 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增强信誉, 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为企业融资创造条件。 (3) 中小企业应加强内部控制, 优化企业结构, 完善经营管理, 不断增强企业的实力。要重视创新, 不断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 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2) 金融机构也应调整自己的政策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 达到双赢的局面。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对策: (1) 金融机构应营造平等的融资环境, 修改信用等级评定指标。具体说就是银行对中小企业应有单独的准入条件、单独的信贷审批程序、单独的信贷审批授权、单独的资源配置体系、单独的考核评价体系、单独的风险管理体制等, 通过单独的管理对中小企业服务。 (2) 金融机构还应不断完善利率风险并架的机制、内部独立核算的机制、高效审批的机制、激励约束的机制和专业化人员培训的机制, 以及诚信建设、加强对违约性公报等六项机制, 来改善金融服务, 支持中小企业融资。 (3) 实行合作营销模式, 主要是银行通过与政府部门、工商联以及高新技术园区、行业银行合作, 实行集群化营销, 通过降低银行的信息成本, 同时也降低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 (4) 实行供应链融资方式来发展中小企业业务, 主要是通过自身大企业的客户资源, 通过供应链融资的介入, 为处在大企业上下游两端的中小企业提供服务。

3) 政府应发挥其职能, 制定相应的政策, 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五个对策: (1) 政府要根据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对其利率收费进行管制, 使银行能重新评价中小企业的风险能力, 提高银行贷款的积极性, 以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 创造良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执法环境, 严格保护并落实中小企业转制过程中的债务, 坚决抵制逃废债务的行为, 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增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心。 (3) 不断加强资本市场建设, 放松准入管制, 鼓励中小企业在股票市场融资。尤其要加强债券市场建设, 完善企业债券发行审核体制和信用评级制度, 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金融服务。 (4) 政府应制定和完善与中小企业配套的法律政策。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 政府应专门制定法律来保障其权益。政府还应进一步完善有关金融法规, 加强对中小企业的保护和扶持, 不断完善政策法规, 创造公平环境, 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5) 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担保机构的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 从市场准入、税收、资信等方面提供支持, 鼓励各地建立起中小企业的担保机构。政府还应该开辟各种渠道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 如吸引民间资本参与担保机构, 鼓励保险业等实力强大的行业为中小企业的融资进行担保。

参考文献

[1]成学真.困境与出路[M].民族出版社.

金融危机再反思 篇8

美国次贷危机, 全称为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顾名思义, 次级按揭贷款, 是相对于给资信条件较好的按揭贷款而言的。因为相对来说, 按揭贷款人没有或缺乏足够的收入和还款能力证明, 或者其他负债较重, 他们的资信条件较“次”, 这类房地产的按揭贷款, 就被称为次级按揭贷款。

次贷危机发生的条件是信贷环境的改变, 特别是房价停止上涨。次级按揭贷款人的资信状况本来就比较差, 或缺乏足够的收入证明, 或还存在其他的负债, 因而还不起房贷。但在信贷环境宽松或房价上涨的情况下, 放贷机构因贷款人违约收不回贷款, 可以通过再融资, 或者把抵押的房子收回来再卖的方式收回贷款。但在信贷环境改变、特别是房价下降的情况下, 再融资或者把抵押的房子收回来再卖就不容易实现。在较大规模集中发生这类事件时, 危机就出现了。

美国的次贷危机早在2006年底就开始了。具体来说, 其产生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由松变紧的变化有关。从2001年初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下调50个基点开始,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开始了从加息转变为减息的周期。到2003年6月, 经过了13次降低利率, 联邦基金利率降低到1%, 达到过去4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反映在房地产市场上, 就是房贷利率也同期下降。30年固定按揭贷款利率从2000年底的8.1%下降到2003年的5.8%, 一年可调息按揭贷款利率从2001年底的7.0%下降到2003年的3.8%。这一阶段持续的利率下降, 是带动21世纪以来美国房产市场持续繁荣、次级房贷市场泡沫出现的重要原因。

从2004年6月起, 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开始了逆转;2005年6月, 经过连续13次调高利率, 联邦基金利率从1%提高到4.25%;2006年8月, 联邦基金利率上升到5.25%, 标志着这轮扩张性政策完全逆转。连续升息提高了房屋借贷的成本, 开始发挥抑制需求和降温市场的作用, 促使了房价下跌, 同时也引得按揭违约风险大量增加。

其次, 它与美国投资市场以及全球经济和投资环境过去一段时期持续积极、乐观的情绪有关。进入21世纪, 世界经济金融的全球化趋势加大, 全球范围美元贬值、利率长期下降、资产价格不断上升, 使流动性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 激发了追求高回报、忽视风险的金融品种的流行。在一个低利率的环境中, 它能使投资者获得较高的回报率, 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投资者。

最后, 与部分美国银行和金融机构违规操作行为有关。在美国次级房贷的这一轮繁荣中, 部分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一己之利, 利用房贷证券化可将风险转移到投资者身上的机会, 有意无意地降低贷款信用门槛, 导致银行、金融和投资市场的系统风险增大。

二、对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风险的几点认识

1、金融风险已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风险

由于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渗透乃至控制, 金融资本经营相对集中, 使得金融部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牵引资源配置的核心, 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就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力资本、其他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流向与相互结合, 因而对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和整个实体经济效率是至关重要的。但由于金融资本的集中, 也使其人为操纵因素与投机意味愈加浓烈, 尤其是以金融资本为直接经营对象的“金融创新”形式的发现与广泛使用, 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而单独运行。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支撑, 金融资本营运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也就更大。这说明, 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有的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也变得集中化了。问题的关键是, 一旦这种集中性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 不仅会造成金融资本营运的中断, 更为严重的是, 它将影响甚至极大地破坏着实体经济效率, 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

2、体制或机制因素越来越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

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以及证券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蔓延, 金融风险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应, 也使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但由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础上, 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来带动经济发展, 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磨擦与冲突, 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与不确定性的增大, 就使得以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与犯罪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一类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的潜在隐患。

当我们对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予以考察时会发现, 随着金融变革的进展, 金融法律经历了一个由开始时强调管制到后来强调监管以及再后来放松监管的过程, 但发达国家的“放松监管”强调的是在利率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国际化过程中的“有效监管”。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 “放松监管”变成了消极的“不加监管”, 明显的表现是, 金融立法滞后, 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监管体系支离破碎, 透明度不够, 监管效率低下, 这种状况必然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积累。

3、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同政府财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尽管要求政府减少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影响较大, 但随着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资本规模的日趋扩张, 金融部门的“外部性”也越来越明显。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会涉及到大量产业企业与家庭的利益损失, 因而不管是国有的还是非国有的金融机构, 这种“外部性”的扩展已使其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准公共部门”, 金融产品的经营也就成为了一种“准公共产品”的营运。如此情况下, 金融风险的防范就不能不与政府财政有关。事实上,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动荡, 都是由政府财政作为最后危机的解决者, 至于解决的效果如何, 能否制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则要视各国财政实力而言。1980年以来, 全球已有120个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金融问题, 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所直接耗费的资金高达2500亿美元。这说明, 没有强大坚实的财政基础, 就不可能有稳健可靠的金融市场, 也就没有切实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三、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及其防范与化解的分析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日益开放的国民经济中金融资本的集中趋势明显加快, 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但从我国能够顶住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这一事实看, 我们对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因而, 我们既应该对主要的金融风险隐患有明确足够的认识, 又应该在吸收他国经验教训的过程中, 发挥已有的优势, 积极采取有力措施增强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1、对形成我国金融行业风险的因素分析

(1)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 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 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 融资格局以银行的直接融资为主, 在统一利率的政策指导下, 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 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干预较大, 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 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 逃债、废债现象严重, 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长期积累的结果, 便是银行不良贷款比重较大, 风险资产占银行总资产的份额超过40%, 应收未收利息数额较大。其中, 由于我国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在过去的20年间逐年减少, 财力较紧, 因而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补充较少, 使其资本充足率较低, 影响了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他综合性商业银行, 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胀时代, 高息揽储、相互融资现象严重, 信贷资金运用的约束性较差;由城市信用社为基础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银行与城市商业银行由于过去的信用社乱集资现象严重, 亏损较大, 使其营运隐含着较大风险。

(2)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加剧。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这类机构在发展中演化为“金融百货公司”, 不但与商业银行一样从事存贷款与投资业务, 也大量涉及证券经营业务。然而, 由于种种因素, 金融信托机构资产质量仍在下降, 不良资产增加。

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 许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贷款占贷款总额的50%以上, 一些公司净资产为负数;全国所有信托投资公司的账面统计资本充足率为6%, 有些机构的这一指标为负数, 成为当前金融风险主要隐患之一。

(3) 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隐含的风险不断加大。金融资源基本上是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间接融资渠道和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配置的。就我国目前间接金融配置看, 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不够, 而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与促进就业的重要支撑, 非国有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63%。但直接金融资源配置却并未适应这种国民经济格局的变化, 银行信贷政策基本没有考虑个体私营企业的需求。国有企业占全社会总产值的1/3左右, 但是国有企业贷款占到90%左右, 融资与产值贡献率极不协调。

(4) 股份公司及其证券、期货市场的不规范因素多, 投机成份大。在我国目前的股票市场上, 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国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结果:一是无法通过股票市场开展并购交易行为, 加之董事会基本由国家股东与法人股东把持, 从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难以起到“支配证券”的作用, 而且也影响了股市对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贡献;二是导致分红回报率非常低, 甚至根本不予分红派息;三是目前股权结构所决定的产权关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 (如流通权的不同, 配股权转让的差异同表决权、分红派息权相同的矛盾等) 的影响, 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二级市场的价格必然具有较大的随意性, 大幅波动也就难以避免。

2、防范与化解我国金融风险的建议

(1) 充分利用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优势。我国在以下五个方面有防范外来金融风险冲击的优势。一是我国利用外资数量巨大, 最近五年来吸引与利用外资2000多亿美元, 基本上是长期的直接性投资, 这不仅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而且没有短期资本投资冲击的问题。二是1994年开始的外汇体制改革, 为防止大量投机资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础。三是我国主要加强了同世界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 从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争取了大量贷款, 并全部直接投资到产业部门、能源与运输系统的改造、农业发展、环保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上;与此同时, 在争取西方发达国家政府贷款中, 我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政策, 并未因此受到牵制, 主动性较大。四是我国在积极推进对外开放的进程中, 始终立足于国情, 根据国内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与监管能力, 谨慎行事。五是我国经济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 人民币币值稳定, 人民群众信心充足, 这是我国抵抗金融风险的最根本力量。

(2) 加快银企体制改革, 理顺银企关系, 活化银行资产。财政部应大量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 使其资本充足率达到国际标准, 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应当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 按《商业银行法》规定, 切实落实分业经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强化约束机制等改革措施;在对银行信贷资产按风险标准分类并予以有效管理, 对不良资产存量进行重组与清理的同时, 还应积极推进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 理顺银企关系。经过改革至少能够解除目前困扰银企关系的信息约束问题, 使银行与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上具有竞争意识的企业实体。

(3) 加大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问题较多的信托投资公司, 在清理的基础上坚决与各级政府部门脱钩, 杜绝经营资金的财政化。基于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金融机构问题关注较多, 国际金融动荡尚未平息, 为了避免引起过大的波动及对信心的消极影响, 对信托投资公司的清理应慎重, 主要按金融信托的应有原则积极进行改组, 尽量实行平衡过渡。对于证券经营机构, 应尽快建立健全有关证券业财务会计制度, 完善有关会计账户体系结构, 充分发挥商业银行对证券投资清算资金的监督作用。

(4) 提高银行信贷与资本市场对非国有经济的支持力度, 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一是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应以收益与风险的衡量为主要标准, 扩大对发展前景较好的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 建议随着各家银行“中小企业信贷部”的成立, 真正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贷款计划中, 作为中央银行起引导作用的“指导性贷款规模”也应明确列出对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支持意见。二是向非国有经济开放证券融资市场, 特别是对于进入基础产业、高科技、制造业的非国有企业, 允许并引导其根据现代股份制企业制度改制上市, 进行股权融资, 通过资本市场获得持续发展的资本。与此同时, 对于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 也应允许按程序与要求发行债券融资, 经过市场自律组织的审查, 也可上市交易, 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

(5)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 加强金融管理, 增强风险防范能力。当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着全球化方向迈进, 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 也是确保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关键。20年的对外开放实践, 外资流入已不同于当初纯粹工业资本的引进, 而是越来越多地以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等为内容的金融资本流入中国, 这无论对保持海外工商资本持续投资的稳定性, 还是对加快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 都是必要的。但是, 金融资本相比工商业资本的流入, 附带着更大的风险因素。因此, 今后在继续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业资本流入的同时, 应当加快金融监管标准与体制的建设, 在总量控制的原则下, 积极稳妥地吸引金融资本的流入, 并重点从外汇管理制度与行业、企业准入的程度上予以严格监控。

(6) 增强财政实力, 提高金融市场风险化解能力。就当前来说, 应根据经济发展情况, 积极推进已经确定的以“费改税”为重点的新一轮财税改革, 并加强财政管理、提高效率, 将现行税制范围内应收的税款及时足额地上缴国库。通过编制“国有资本预算”, 加强对国有资本营运的监控, 确保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特别是涉及到国有资产变现时, 能够保证政府财政的应有收入。在节约的原则下, 调整财政公共投资方向, 重点转向非赢利性公共工程项目投资等等, 以此促进财政机制的完善与财力的充盈, 使其成为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的坚强后盾。

(7) 优化股权结构, 促进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在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 优化股权结构, 通过市场逐步明晰产权关系, 借此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与发展奠定了合理可靠的制度基础, 减少了由于过分投机行为所带来的潜在风险。

(8) 健全金融立法, 强化金融执法与监管力度。金融经营活动应在严格明确的法律法规制度界定下进行, 为此, 应当针对我国已开始运行的证券、期货、信托业的现状, 加快相关法律的立法进度;对于已有的法律法规, 在健全监管体系的同时, 应强化执法力度, 严厉打击金融犯罪行为, 确保健康的金融秩序。

摘要：本文通过对次贷危机和金融风险具体含义的解释, 指出金融风险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已成为影响最大的社会风险, 分析了它对实体经济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的破坏作用, 并指出其引发金融危机, 最终导致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的事实, 最后提出了具体的防范与化解措施。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风险,风险防范,对策与措施

参考文献

[1]陈小宪: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认识与实践[J].中国金融, 2004 (3) .

[2]张恩照:加快改革创新建立全面风险管理模式[J].中国金融, 2004 (4) .

[3]贡丹志:新巴塞尔协议与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J].金融时报, 2004 (2) .

[4]刘明康: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银行业风险管理[J].中国金融, 2005 (11) .

[5]宋鸿兵等:金融危机白皮书[M].东方出版社, 2009.

[6]周正庆: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发展[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4.

金融危机再反思 篇9

一、金融生态环境的提出及内涵

2004年12月7日,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经济学50人论坛”上做了题为《完善法律制度, 改进金融生态》的报告, 借鉴生态学原理, 提出金融生态理论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的主张。从生态角度来看金融发展问题, 进一步揭示了金融业发展的系统性和可持续性的特征和规律, 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金融生态环境”是个仿生概念。在生态学中, 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有着紧密关系并影响其生存、进化的自然环境。由于金融也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中发生的、受一定时空条件所构成的环境因素影响的, 所以, 人们借用这个生态环境概念, 来研究金融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 所谓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在广义上, 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 也就是金融运行的一切基础条件;在狭义上, 它指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 包括法律制度、诚信环境、企业制度和行政体制等内容。“金融生态环境”中各因素相互联系, 相互依赖, 相互作用, 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因而, “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个综合、渐进、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二、从金融生态的角度解释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 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 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损失等。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会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 失业率提高, 使经济增长受到打击, 甚至有些时候还伴随着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 以及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在全球金融发展的历史上, 共出现过九次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 世界上最早的金融危机是1637年的荷兰“郁金香热”。在1636至1637年期间, 人们不仅买卖已收获的郁金香球茎, 而且还提前买卖1637年将要收获的球茎, 球茎的期货市场就这样诞生了。由于刚刚形成的期货市场没有明确的规则, 使得商人们有可能在期货市场上翻云覆雨、买空卖空, 更使得郁金香泡沫在短时间内迅速膨胀, 高峰时期其价格相当于荷兰人当时平均年收入的十一倍。但好景不长, 泡沫的破裂终于在1637年2月4日这一天来到。这天, 希望出手的人挤满了各地的交易所, 价格急剧下落, 市场迅速崩溃。突如其来的事态使整个城市陷入混乱, 直至发生国家经济危机。郁金香事件不仅沉重打击了举世闻名的阿姆斯特丹交易所, 更使荷兰全国的经济陷入一片混乱, 使之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大萧条, 欧洲繁荣的中心也移向英吉利海峡彼岸。

第二次金融危机是1720年的“南海泡沫”。17世纪早期, 英国经济兴盛, 人们的资金闲置、储蓄膨胀, 当时股票的发行量极少, 拥有股票还是一种特权。当时南海公司通过与政府的合作, 取得了承销政府债券的经营特权。为牟取公司利益、刺激股票发行, 南海公司接受投资者分期付款购买新股的方式, 投资十分踊跃, 股票供不应求导致了价格狂飙到1000英镑以上, 公司的真实业绩严重与人们预期背离, 导致泡沫越滚越大。后来由于国会通过了《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 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大举抛售, 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 南海泡沫破灭。

第三次金融危机是1837年的美国经济恐慌。由于美国总统杰克逊关闭了美国第二银行, 并将美国财政资金、贵金属由第二银行转移到其他州立银行, 分散了储备, 削弱了对银行业和经济的监管职能, 使得在美国在1837年爆发了经济恐慌。美国的经济恐慌引起了银行业的收缩, 这场恐慌带来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1843年。恐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金属由联邦政府向州银行的转移分散了储备, 妨碍了集中管理, 以及储备分散所导致的稳定美国经济机制的缺失等等。

第四次金融危机是1907年的银行危机。1907年10月, 美国银行危机爆发, 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 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

第五次金融危机是1929年的大崩溃。1922-1929年, 美国空前的繁荣和巨额报酬让不少美国人卷入到华尔街狂热的投机活动中, 股票市场急剧升温, 最终导致股灾, 引发了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危机。

这以后又相继发生了几次较为严重金融危机:其中第六次是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第七次是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第八次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第九次, 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是2008年9月的美国次贷风暴。

虽然上述金融危机的产生背景、历史影响、表现形式各异, 但归结起来, 上述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市场缺乏有效监管, 导致风险积聚, 根本原因是金融生态建设滞后, 金融体系缺乏弹性, 难以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而导致金融市场发展结构不平衡, 风险集中爆发。

三、金融危机对金融生态的影响

(一) 金融危机对金融生态具有破坏性的影响, 每次金融危机的爆发, 都是对金融生态的一次洗礼

金融危机对金融生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危害实体经济, 导致国民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衰退, 从而危害到金融业赖以生存的经济环境, 使金融生态遭到破坏。二是严重损害了市场信心, 使金融市场在短期内难以重振。而要消除金融危机的影响, 培育市场信心, 短则需要一两年, 长则需要十年八年。

(二)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 政府通过采取消除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措施又可促进金融生态的改善

金融危机过后, 金融生态的改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首先, 在消除危机的过程中, 政府会针对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定, 为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每一次金融危机的产生, 背后总有影响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存在, 为了实现金融经济的发展, 每一次金融危机的消除是伴随着“瓶颈”的清除而发展的。最著名的例子就如1929-1933年的金融危机中, 美国政府颁布了《联邦证券法》, 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 使放任自由的市场第一次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监管, 它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都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 而且必须披露特定的信息。

其次, 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市场的监管, 促进市场有序发展。在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金融危机时, 为化解危机, 美国政府采取了下列稳定市场的措施:一是政府鼓励大企业回购股票, 提升市场信心;二是美联储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及时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避免了主要企业因流动性紧张而倒闭, 并引起“多米诺骨牌”的风险。在处理金融危机过程中, 政府对市场所采取的有效监管措施, 不仅有利于为消除市场恐慌, 同时有利于确保金融市场整体健康发展。

第三, 在危机过程中, 部分经营不善、不符合市场发展方向的企业纷纷倒闭或被兼并, 同时一批具有市场前景的企业逐渐走到前台, 从而优化了市场经济结构, 改善了金融生态的外部经济环境。

第四, 在危机过后, 政府反思、调整了部分经济政策, 有利于实现经济健康发展, 促进金融生态的改善。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 其根本原因是墨西哥的经济政策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危机过后, 反思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政府通过改进外汇政策、完善对金融体系的调控手段和机制, 改善了墨西哥的金融生态, 确保了墨西哥近年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

四、改善危机下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由上所述, 金融生态是金融发展的基础, 建立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对促进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正处于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来说, 进一步加强金融生态建设、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 我们提出改善我国金融危机下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 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 我们更要兼顾经济发展结构的调整, 为加强金融生态建设提供经济基础

一个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 有利于金融生态的生生不息, 也是金融生态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重要保障。因此, 要改善我国的金融生态环境、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就必须改善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 做到经济增长速度、发展结构、增长模式三者协调改善。

(二) 建立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一是扩大直接融资比重, 促进金融市场均衡发展;二是发展衍生品市场, 创新化解金融市场风险。我国金融体系是在单一银行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金融市场的发展很不平衡, 通过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占金融融资的比例不到20%, 这种融资比例不利于发挥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使我国的金融体系缺乏弹性, 不利于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另外,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我国要通过大力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促进其协调发展, 充分发挥其在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的作用。同时, 运用金融市场分散风险和风险补偿机制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弹性和活力, 维护金融安全, 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三) 建立和完善金融运行机制

一是建立金融企业破产和退市机制, 完善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基础性制度;二是培育金融机构的良性竞争机制, 完善证券经营机构规范运作的基础性制度;三是完善资本市场相关法律体系, 建立对投资者提供直接保护的基本制度。进一步完善《合同法》和《物权法》, 尽快出台一部《金融机构破产法》。建立与完善金融运行机制, 是我国经济改革和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 也是完善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增强我国金融体系抵御风险能力、防范金融危机的必要手段。对此, 在不同的金融市场上建立健全准入机制、监管机制和退出机制是势在必行的。

(四) 完善社会信用制度

一是改善全国的社会信用状况;二是建立中介行业市场诚信体系, 完善信用担保机制;三是加强部门之间、省份之间的联动, 加快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完善的市场经济应当是一种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经济。规范社会信用秩序, 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维护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系统运行的重要保障。

(五) 积极推进金融产权改革, 完善金融体系的产权结构

金融生态的生命力就在于金融生态中存在自由竞争的机制, 使金融生态主体在自由竞争中优胜劣汰。建立和完善自由竞争机制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使金融生态中的参与主体多元化。对国有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改革应该朝着股份化的方向发展, 吸收金融机构、民间企业和社会公众等参股, 形成银行股权多元化格局, 同时积极探索、设计合理的产权结构模式。

摘要：面对中国金融改革艰巨而又复杂的现状, 2004年底,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将生态概念引入金融领域, 提出了金融生态理论, 为金融发展问题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笔者从金融危机和金融生态关系的角度, 阐释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在推动我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并提出了改善我国金融危机下的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金融生态,金融危机,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1]戈登著祁斌译《伟大的博弈》中信出版社2005年

[2]黄在亮《论金融危机与班融生态环境的关系》《财经纵横》2009年第2期

[3]张晶《我国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困境及对策探析》《价格月刊》2008年第1期

[4]尔豪《历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恶果》《金融法苑》2009年第3期

从金融危机到分红盛宴的反思 篇10

与人们最初的预计相比，本次危机的实际影响要远远小于大多数人的预期。在全面爆发仅一年之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基本上都走出了衰退，经济复苏迹象较为明显，资产、商品价格也重拾升势，少数国家和地区甚至还出现了些许经济过热迹象。作为危机爆发的发源地，金融业在危机之初遭受了最为沉重的打击。但仅在一年后，这些机构似乎又重获新生，卷土重来。

新年伊始，美国主要的金融机构先后发布了去年第四季度的财报，盈利远超市场预期。其中，摩根大通利润为32.8亿美元，摩根斯坦利盈利6.17亿美元，富国银行盈利3.94亿美元，高盛集团盈利47.9亿美元。而且，即使是继续亏损的花旗和美国银行，其亏损额较2008同期也有了大幅降低，美国银行业已重新走上复苏轨迹。此外，华尔街的高收入模式也没有改变的迹象。

为确保不受政策干预，经营状况较好的JP摩根以及高盛等机构，早早就已偿还了政府资金，为一年一度的分红盛宴做好了准备。根据《华尔街日报》的估计，美国38家顶级金融机构2008年的薪酬会较2008年增长18％，总计将达到创纪录的1450亿美元。一年前金融危机的阴影，在这样的盛宴背景下，似乎已消散的无影无踪。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这又会对未来全球金融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根本上讲，金融机构的重生并非得自其自身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政府的多方补贴所致。接近于零的基准利率连同“数量宽松政策”，几乎等于是无成本地向银行无限制地提供资金，银行只需将这些钱贷出，即可获得丰厚的利差收入：政府收购有毒资产的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也缓和了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并加速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修复：宽松的货币政策拉抬了资产价格，这极大地改善了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和估值状况。由此来看，金融业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元气，与政府政策支持密不可分。

政府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必要之举。但是，这样的举措，虽然取得了短期的效果，但也造成了相当多的长期负面影响，特别是金融业“大而不倒”的规则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作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金融业在此次危机中并未得到相应的惩罚，反而从随同构救助中获取了一场更大的盛宴。这一结果，极大地破坏了市场基本原则以及金融监管约束的公信力。

或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进入2010年，奥巴马政府连续推出了针对银行业的政策建议，试图重塑在危机救助中被破坏的价值体系。其一是要求华尔街金融机构缴纳一项总额最高达1170亿美元的税收，来偿还纳税人在政府拯救金融业计划中所蒙受的损失。据此计划，凡是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大型金融公司，都必须根据其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缴纳0.15％的税收。

从道理上讲，奥巴马政府的建议并无错误。该计划给美国经济带来的稳定性中受益，收取相应的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各方的利益，也算是符合情理。相比之下，第二项建议则意义深远。由于大银行所具有的系统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其不对称的风险收益特权，也助长了其过度承担风险，攫取高额利润的动机。在此次危机中，这一银行体系的痼疾，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因为雷曼兄弟破产事件，又进一步得到了验证和强化。奥巴马的第二项建议针对的就是“大而不倒”这一核心问题，是想通过对银行规模和业务的限制，来降低大银行的系统性影响程度，进而重塑银行监管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目前，奥巴马政府还未公布两个建议的细节，事态的发展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其建议的方向，已经反映出了美国政府对于此次危机发展变化的一些反思，并大体勾勒出了美国未来金融监管的大致取向。这是一个非常必要的反思，也是权衡长短期经济利益之后必然要进行的选择。为遏制危机蔓延所实施的许多短期政策，在长期内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诱因，必须及时加以调整。

金融危机再反思 篇11

关键词：金融危机,混业经营,金融监管

一、美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的特点

1、美国混业经营模式。

目前, 国际上占据主要地位的混业经营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有两种, 即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银行模式和以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为代表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全能型银行模式允许在同一个公司内部分设不同部门来经营不同性质的金融业务。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母子公司结构, 是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为子公司, 通过资本控股纽带, 实现各种功能和业务的一体化经营。根据控股公司母公司职能的不同, 可分为事业型控股公司和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模式是金融业混业发展的产物, 采用的是纯粹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在纯粹型控股公司构架中, 母公司没有自己特有的事业领域, 而是企业整体性经营战略的决策部门, 或者只是单纯法律意义上的法人主体, 实际的决策运作由子公司完成。事业型控股公司则是母公司有独立的事业领域, 并通过控有其他事业领域的子公司的股份来对子公司进行支配和管理。

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与全能银行模式相比, 虽然在以防火墙作用为代表的约束机制下生产了一些效率上的损失, 但其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金融控股公司对资本投资的责任是有限的, 因此其子公司的经营损失对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影响不大。同时也减少了同业务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全能银行模式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对金融市场发展利益的牺牲和金融创新能力的抑制。当然, 从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来看, 金融机构在金融工具创新方面不能过于迅猛, 应有严格的监管机制。

2、美国混业经营条件下的金融监管。

金融危机爆发前, 美国实行的是“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 双重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利, 多头指有多个履行监管的金融机构。1999年11月美国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 确定了伞形监管模式 (如图1) 。金融控股公司的下属的银行、保险、证券各子公司, 分别由联邦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监管机构对其相应的业务或功能进行监管。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会作为监管人, 是综合管理的上级机构, 负责评估和监控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整体的资本充足性、风险管理的内控措施和程序的有效性以及集团风险对存款子公司潜在的影响。

这种伞形监管结构的优点在于监管机构有义务相互提供信息和尽可能利用对方的既有信息, 并在对其所管辖范围内事务实施监管时, 若涉及到其他监管机构的职责范围, 能够事先进行协商, 同时减少潜在的法律上的冲突, 并在各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冲突解决机制。虽然如此,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也说明了这种监管构架存在着严重的监管失效。

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财政部于2008年3月29日公布了改革蓝图, 这是自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改革计划。其主要的改革建议包括短期和中期建议, 并提出了长期的概念化的最优监管框架, 而短期的改革措施是向中期和长期最优监管框架的一种过渡。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针对目前的信贷和房屋抵押市场、采取措施加强监管当局的合作、强化市场的监管等;中期的建议主要集中在消除美国监管制度中的重叠、提高监管的有效性、着重对金融监管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长期的建议是向以目标为导向的监管方式转变, 更加集中地执行特定的监管目标。具体措施是设立三个不同的监管当局, 一个负责市场稳定的监管当局, 第二个负责与政府担保有关的安全稳健的谨慎金融监管当局, 第三个负责商业行为的监管当局。

二、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

1、金融监管与快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不相适应。

这场危机的爆发, 说明了金融市场的失灵。经济高速发展必然要有持续的金融创新产品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又暗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这就需要金融监管机构对创新产品进行有效的审查与控制, 以保持金融创新能够健康发展。然而, 美国的金融衍生品不断推陈出新, 一环扣一环, 市场风险不断叠加, 监管部门却跟不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以美国住房贷款方面的金融创新为例, 其金融衍生品纷繁复杂, 尤其是表现在抵押房贷和资产证券化上, 而这些正是引发次贷危机的一个导火线。最后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中发生了断裂, 引发了金融衍生品乃至金融机构的瓦解。正是由于美国没有明确的监管机构对新的金融产品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 久而久之就导致了金融监管的严重失调。

2、双重多头监管体制造成监管效率低下。

多头的监管, 使一家美国金融机构接受多家监管机构的管理, 造成监管存在明显的重叠和错配。在金融市场密切联系的环境下, 这种模式的监管必会致使美国的资本市场逐渐丧失竞争力。美国监管体制的弊端并不是没有被发现, 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 2007年11月《提升美国金融竞争力蓝图》批评了美国的监管制度, 限制了监管者适应全球市场变化的能力, 造成新产品和新服务的推广变得越来越困难, 降低了监管者和进入机构的灵活性, 监管方式过于僵硬, 法网过密易使被监管者疲于应付, 机构设置过多, 导致资源和人力的浪费, 增加了监管成本, 降低了监管效率。

3、国际监管合作不足。

监管合作是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 通过积极的政策协调和技术援助, 采取一致的宏观经济政策立场并充分考虑各国国内的政策架构和监管措施, 从而寻求监管目标统一的政策融合过程。而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问题也体现在国际合作方面的不足, 因为缺乏统一的监管标准和信息交换平台, 监管者对国际资本流动的了解不够具体。相关的国际机构在监管全球资本流动上的关注远远少于对新兴国家的汇率的关注, 并且对经济衰退时的资金流动逆转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 这也是由美国次贷危机转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对中国的启示

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同时, 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金融模式, 而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探寻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监管模式发展道路。

1、建立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监管模式。

我国现行的金融模式仍是以分业经营为主, “三行一会”的金融调控监管模式与分业经营体制基本相适应。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实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局面同金融业的管理水平及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等方面处于较低层次的现状相吻合, 主要注重的是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和风险的可控性。目前来看, 我国的金融业发展状况与美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制度下的混业经营模式较相近, 所以金融控股公司制将会比较适合中国的发展方向。在此模式下, 结合我国“三行一会”的监管体系, 成立金融监管局, 对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分别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专业化持续监督管理, 各部门之间及时进行实时的信息沟通和披露, 提高资产评估的真实性和权威性。逐渐建立起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的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

2、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对衍生品的监管。

金融创新一方面可以提高市场的运行效率, 但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致新的风险。因此在追求金融创新的同时要注重风险的防范。虽然这次金融危机暴露出在金融创新过程中的一些弊端。但目前为止, 我国金融创新能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弱, 金融创新仍就停滞不前。温家宝总理曾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处理好金融创新、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测和管理, 维护金融稳定和安全。”这就道出了金融创新的重要性。但是鉴于国外先进的金融创新经验及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方面的教训, 我国应结合发展中的实际情况, 对金融衍生品市场进行严格的监管, 实行信息披露, 保持金融创新产品的透明度, 以促进金融创新同金融监管的协调发展, 避免类似于由此次金融衍生品监管力度不足造成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危害。

3、建立有效的金融控股公司防火墙及风险预警机制。

在向混业经营模式迈进的同时要加强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 建立起必要的防火墙机制, 合理划分内部职责和权限, 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目的是减少风险在金融机构内部的传递, 限制各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 并控制资金在金融集团内部的流通。金融风险预警系统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 建立预警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造成的损失。监管机构应定期向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提示, 对风险暴露较多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采取双边会谈的形式予以风险预警。具体的设定需有选择地借鉴《新巴塞尔协议》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混业经营发展的程度, 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

4、完善国际间合作。

金融危机表明, 仅在一个国家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是不够的, 而需要各国共同加强对评级体系的国际监管。为防范国际金融风险, 发达国家之间需要加强合作, 我国也要完善与国际间的相互合作。近年来, 虽然我国加强了与东盟各国在金融领域的监管合作, 但是在具体的实质性举措中仍停留在原则性的框架协议上。因此, 我国需要在双边、多边监管合作中对信息共享及信息使用方式等方面进行加强, 并构建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同国际金融监管机构间信息共享和合作机制, 以促使我国金融市场向规范化、法制化、国际化迈进。

目前, 国际合作正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二十个国际集团于今年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第二次金融峰会上, 主要探讨的是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等问题, 与会的还有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及中国。中国在此次峰会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将会逐步增强同各国间的相互合作, 以促进国际金融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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