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治理（共11篇）
国际金融危机治理 篇1
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的传导和扩散, 对全球整体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 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 不但有利于推动自身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而且能够对全球金融、经济秩序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在参与金融危机治理具体的实践过程中, 中国必须首先明确自身的角色定位, 进而依据这种角色定位来从不同层面对金融危机治理进行针对性考察和剖析, 从而为制定和运用相关治理对策和战略提供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的判断和思考。
1 合作者的角色定位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 所谓“合作者”指的是由于体系中存在合作的需要和可能使得行为者为了回应或预期其他行为体的偏好以调整自己行为的身份定位。而从文化的角度来说,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强调“和合”、“合作”的文化。具有深厚历史的华夏文明历来主张“和为贵”、“协和万邦”、“亲仁善邻”。这种追求和谐、提倡共荣的文化内质为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 促进国家间合作以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观念基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与国际体系接轨, 积极参与各种国际金融机制、组织或机构以主动融入国际金融格局的进程就是最好的证明。例如, 到目前为止, 中国已经成为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放银行等150多个区域性和国际性经济、金融组织机构的成员, 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在金融危机救助、减少贫困、建设金融和经济基础设施、金融监管机构改革以及投资、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毋庸置疑, 中国通过主动和适时参与相关国际金融机制和组织机构中, 就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则、决策程序、话语权的分配、策略措施的选择和使用等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进行磋商、协调与合作, 极大程度上改善了这些机制中存在的不平等、不公正等弊端, 为预防并消除由这些弊端而引起的各种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提出有益的主张和见解, 真正承担一个“合作者”而不是“挑战者”、“破坏者”所应承担的角色。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是以磋商达成共识、协调促进共享、合作促进治理、治理实现均衡为目标, 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合作者”身份来制定决策、采取措施、实施行为的。
2 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角色定位
2.1 中国作为地区性大国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的定位
中国确立地区性大国地位实际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在这其中, 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不断提高。
首先, 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 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历史性跨越。同时, 中国的工业、农业以及服务业的现代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而从对外贸易来看, 到2005年为止, 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了1.422万亿美元, 总量位于世界第三位, 成为当之无愧的贸易大国。对于上述成果, 一位外国学者给予了这样评价:“中国能够迅速成长为一个区域性大国是20世纪最后一年国际体系中出现的一个重大发展。虽然它人口稠密, 农村人口众多, 但是中国却能够从自给自足、增长缓慢的计划型经济转型为更具活力的市场驱动型经济, 其所呈现出的强大的出口能力让整个世界敬畏不已”。按照有关方面的统计, 如果中国经济能以年均9%的速度增长的话, 那么到了2020年, 其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俨然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重要角色, 这也为其能够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和经济领域的治理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其次, 在地区范围之内, 中国通过主动参与地区金融和经济机制和组织机构的运作, 来为区域内金融危机的防范和应对、维护和创造有利于本地区经济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提供支持和帮助。在这方面, 中国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和耐心并展现了过人的魄力。以20世纪90年代末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在亚洲金融危机当中, 对于在本地区具有重要地位并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的中国来说, 其所致力于推进相关国家金融政策磋商和对话以应对和治理金融危机的诉求和行为表现的淋漓尽致:
(1) 强化区域内自我救助机制和协作平台的建立。1997年12月, 中、日、韩与东盟国家首次会谈探讨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问题。1999年4月, 东盟“10+3”财长会议达成共识, 通过“10+3”框架来加强本地区面对危机的自助机制。2000年5月末建立东盟“10+3”经济评论和政策对话 (ERPD) 。这一对话机制通过举行年会、讨论政策问题和互换信息数据的方式来深刻关注东亚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管理、强化银行业和金融体系稳健型, 严密监控区域资本流动状况, 改革区域金融合作框架结构, 提升自助机制的效率等领域。
(2) 引导本地区各国签署了《清迈协议》, 旨在对遭受危机的相关国家提供及时必要援助和流动性的支持。其内容主要包括充分利用“10+3”的组织框架来加强区域内外资本流动的信息和数据的交换;扩大东盟成员国之间的货币互换协议, 同时积极构建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之间的货币交换网络和债券交易网络;为稳定亚洲区域内货币金融市场, 探讨共同出资建立亚洲统一外汇储备基金的可行性;借助完善亚洲各国货币间的直接外汇市场来建立统一性质的资金结算体系, 扩大相关国家的交易规模。2这标志着亚洲区域金融合作的层次和水平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 积极主动引导发展亚洲债券市场, 建立统一性质的亚洲债券基金 (ABF) 。众所周知, 货币、金融合作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就是共同债券市场的形成。为提高区域投资效率、稳定区域金融运行秩序, 有必要将本地区规模巨大的居民储备和外汇储备导向长期资本市场, 以解决融资不匹配和融资多样化的渠道少和难度大等问题。2003年6月, “亚洲合作与对话”第二次外长会议将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作为重点议程, 成立了由中国、泰国、印尼等11个东亚和太平洋国家央行组织设立了总额为10亿美元的亚洲债券基金 (ABF) 。2004年, 开始筹建第二期债券基金并且改进基金结构, 分为泛亚指数基金和单一市场基金。2005年, 东亚和太平洋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宣布其认定的第二期亚洲债券基金管理人、托管人和直属提供机构, 并集体注资20亿美元, 基金正式进入实施运作阶段。3亚洲债券基金的成立, 则标志着本地区区域性金融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对于维护本地区金融秩序稳定, 引导资本合理投资和促进区域金融机制整合, 推进金融一体化进程向前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2.2 中国作为过渡中的全球性大国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的定位
中国由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进程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从现实来看, 到目前为止, 中国确实在某些领域具备了全球性大国的一些基本特征和要素, 这为中国充分参与到全球层次的金融危机治理进程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先决条件:
(1) 中国参与联合国、世贸组织等相关国际性组织机构的广度和深度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为中国今后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提供了技术和策略方面的参考和借鉴。在联合国的相关事务当中, 中国已经主动参与到联合国发展、贸易、人权、军控、防止核扩散等各个领域的活动中来, 在政策指导、对策运用、技术检验等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并取得了令国际社会瞩目的成绩。与此同时, 中国在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出发, 促进世界共同发展问题上也做出了实质努力。经过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在此过程中所积累的发展经验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极大的示范效应。比如, 中国在2004年举办了全球扶贫大会、在2005年与联合国共同举办了以“千年发展目标”为主题的国际会议, 为推动全球发展建言献策。而在推进全球经贸发展以防止经济和金融危机产生等方面, 中国则是通过积极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 来减少各种贸易壁垒, 促进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体制的更新和改革。例如, 在2005年7月大连举办的世贸组织小型部长级会议中, 中国政府以一种主动负责的姿态参与到制定多边贸易规则的进程中, 使会议取得了包括以20国集团提出的市场准入新建议为农业领域谈判的优先方向、确定下一个阶段贸易谈判的专业议题领域等积极成果。
(2) 中国参与到全球层次的金融对话和协调机制中, 为合理、有效地治理金融危机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彰显了作为全球性大国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这里以中国积极参与金融稳定论坛和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塑造和构建为例。金融稳定论坛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由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意大利等七个工业国于1999年4月成立的组织, 目的通过评估影响全球金融稳定的因素和问题, 进而研究、监察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需要采取的行动措施。该论坛由七大工业国中负责金融稳定的政府当局, 各国中央银行及国际监管组织组成。该论坛的成立标志着全球统一金融稳定和监管体系构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而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 2009年4月初在伦敦召开的G20峰会推出决议设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监管体系, 在此背景下, 金融稳定委员会应运而生, 相关专家学者称之为“全球央行的雏形”。2009年6月27日, 在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努力下, 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取代原有的金融稳定论坛正式开始运作。在新的机构中, 机构组织明显扩大, 职能也更为广泛, 毫无疑问它将会承担其改造和更新全球金融体系这一重任。新的金融稳定委员会的具体职能包括:研判评估全球金融系统脆弱性, 监督各国金融体系改造行动;促进各国央行等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和信息交换, 对各国监管政策实施和监管标准制定提供建议参考;协调处理国际金融监管标准制订机构的工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跨国界风险管理制订应急预案设计等。为使这些功能得到更好的贯彻和履行, 金融稳定委员会在设立全体会议和指导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三个常设委员会——脆弱性评估委员会、监管和管理合作委员会以及标准执行委员会来推动推动跨境风险管理政策和措施的贯彻和落实。而这都反映出了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意愿和诉求。由此不难看出, 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到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构建过程中, 不断对现有金融管理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提出自身的主张和构想, 有利于在全球层次提升国际地位并塑造良好的大国形象。
总的来说, 基于中国作为“合作者”和地区性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过渡的角色定位的明确,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在战略和对策方面的确定和运用就有了清晰的目标。而这种目标的清晰化一方面有助于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和意愿制定和采取相应的策略选择和政策措施;另一方面则有利于中国根据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来把握和调整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相关决策和措施的思考方向和实施路径。
参考文献
[1]Joseph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2]吴敬琏.比较[M].中信出版社, 2006.
[3]雅克·马赛.中国, 漏气的气泡[J].问题 (法国) , 2006.
[4]德·卡斯特罗.从东南亚视角看中国的和平崛起——对一个新兴合作型强国前景的探讨[J].南洋问题研究, 2005 (2) .
国际金融危机治理 篇2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
什么是国际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是指一国所发生的金融危机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其他国家从而引起国际范围内金融危机爆发的一种经济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定义
国际金融危机是货币危机、信用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和股市危机等的总称，一般指一国金融领域中出现的异常剧烈动荡和混乱，并对经济运行产生破坏性影响的一种经济现象。他主要表现为金融领域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金融指标的急剧恶化，如信用遭到破坏，银行发生挤兑，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倒闭，股市暴跌，资本外逃，银根奇缺，官方储备减少，货币大幅度贬值，出现偿债困难等。
货币危机
国际货币危机，即一国货币汇率短时间内出现异常剧烈的波动，并导致相关国家或地区乃至全球性的货币支付危机发生的一种经济现象。
债务危机
国际债务危机，是指在国际债券债务关系中，债务国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不能按照债务契约规定按时偿还债权国的债务本金和利息。从而导致国际金融业(主要是银行业)陷入金融危机，并严重地影响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一种经济现象。
银行危机
国际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国际银行也出现信用危机，从而导致地区性或全球性银行也出现经营困难甚至发生银行破产的一种经济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主要表现
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特征：金融领域所有的或大部分的金融指标的急剧恶化，以至于影响相关国家或地区乃至全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主要表现有：
1、股市暴跌。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标志之一。
2、资本外逃。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又一主要标志之一。
3、正常银行信用关系遭到破坏，并伴随银行挤兑、银根奇缺和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倒闭等现象的出现。
4、官方储备大量减少，货币大幅度贬值和通胀。
5、出现偿债困难。
国际金融危机产生原理
很多人感觉到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都在问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很多经济学家通过各种理论、模型，以专业的角度向大家长篇大论地讲解，可是很多人听过之后还是弄不明白金融危机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通过《两兄弟种粮》的故事通俗地讲解一下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原理。
很久以前，地球上有一块不为人知的荒岛，后来探险家们前往世界各地探险，无意中惊奇地发现这块荒岛地域辽阔，地质肥沃，环境也还不错，这一消息传开后，人们不远万里竞相前往这块被誉为宝地的荒岛圈地、抢地。有一家哥弟俩人也结伴前往，好不容易圈占了一处肥沃的土地，与此同时，其他一起赶来到邻居、同行人也抢到了划归自己名下的一块地，就这样，这块荒岛很快就被人们瓜分完毕了。
两兄弟看到眼前这么大块地，激动无比。哥哥说：“弟弟，我们把地划分为两半，一半由我种植土豆，一半由你种植小麦，怎么样?”。弟弟听后说，“分成两半地可以，但是我喜欢吃土豆，不喜欢吃小麦氨。哥哥说，“没关系，等我们各自种植丰收后，我把我收获的一半土豆给你，你把你收获的一半小麦给我，这样我们俩吃的还能够丰富一些，生活不是很好吗?”弟弟一听，觉得哥哥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就采纳了哥哥的建议。这一年，哥哥用新圈占土地的一半种上了土豆，弟弟用另一半土地种上了小麦。第一年风调雨顺，两兄弟在各地的田间辛勤劳作，土豆和小麦都丰收了，哥弟俩人按事先的约定交换了粮食，每人都有土豆和小麦，生活过得很美好。
可是第二年岛上的气候发生变化，不再风调雨顺了。哥哥种植的土豆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没有了收成，但是弟弟种植的小麦基本未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依旧有很好的收成。这时候，哥哥为自己的生计而犯愁了，但是想到弟弟种植的小麦还是有收成的，自己也不能在这块岛上挨饿，于是和弟弟商量，说自己先写一张借条，借弟弟的小麦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等自己种植的土豆丰收了再多还一些土豆给弟弟。弟弟想到，都是自己的亲兄弟，不应该让哥哥饿着啊，而且哥哥一向说话算数的，所以就把自己收获的小麦分了一半给哥哥，自己手里拿了一张哥哥坚持要给他的借条，并存放到了床头的箱子底下。
春去秋来，转眼就到了第三年，哥哥本来是要把土豆种出来还给弟弟的，但是第三年天公还是不作美，气候条件更恶劣导致土豆颗粒无收。没有办法，哥哥只好厚着脸皮再次向弟弟借小麦，自己仍然写了一张借条给弟弟。
当哥哥从弟弟那里拉回小麦，走进屋子时脑子里瞬间想到：原来这一年我不忙关系也不大啊，我没有吃的时候弟弟是会借小麦给我吃的。就这样，从第四年开始，哥哥就不再用心种土豆了，心里盘算着大不了到时候打一张借条。尽管第四年气候很好，但是哥哥仍然没有用心去打理自己的田地。不过这时候哥哥也在琢磨：要是弟弟不再借给我土豆怎么办?哥哥开始为自己的生活准备后路。想到周围几年前一起到岛上来的人，哥哥就在岛上周游看了一圈，看到周围的邻居种着大豆、梨子、苹果等等，都呈现出一派丰收景象。哥哥灵机一动，对一个种苹果的邻居说：“你看我家有小麦，我弟弟种植的小麦产量更是丰盛，你能不能借些苹果给我，我给你一张借条，以后用小麦交换?”种苹果的邻居不知道两兄弟是独立经营，只知道他们家的小麦产量的确很多，想到小麦还是耐以生存的主要粮食，所以就借出了苹果，自己留下了一张哥哥写的借条。哥哥见到此笔交易做成，迅即如法炮制，结果是周围的邻居各自都收到了借条，哥哥想到即将到手的满屋子食粮，心想自己不用种粮也能够过上富足、自由的生活，心里乐开了花。
哥哥由此没有了种庄稼的心思，心里面打起了各种算盘。他盘算着要是弟弟不给小麦怎么办?这可是要用来和周围人进行交换的。这位哥哥的脑袋瓜的确异常敏捷，心里一合计，干脆就不再想种地的事情了，索性在本应用来种土豆的土地一角搭建了一个炼铁的炉窑，制造了大刀，并将第一把制作完成的大刀挂在自家门口。
很快第五年就到了，弟弟要来向哥哥兑现借条，取回自己多年想要的土豆了，到了哥哥家的门口，看到此处门庭若市、人来人往，走过哥哥家挂着大刀的门，继续往屋子里走，看到房屋内壁都挂着寒光闪闪的大刀，越往里走心里越是感到害怕，到了屋子大厅一看，厅里虽然小麦不多，但是其他的谷物粮食倒不少，弟弟本来是想要回土豆的，但是看到杀气逼人的大刀和其他粮食，心里想，“哥哥虽然没有土豆，但是还是有其他粮食，应该还得起”。由此作罢，弟弟也就不再向哥哥提及自己的土豆，还收到了哥哥给自己的又一张借条。以后的日子，弟弟手上的借条越来越多，哥哥的日子越来越舒服。
空闲下来的哥哥后来想，这样做还是不行，索性就在种土豆的地上盖起了房子，开了一家酒吧，提供了一个邻里、路人可以饮酒、喝咖啡的休闲、娱乐场所，于是，越来越多的邻居到了哥哥开设的酒吧里喝啤酒、喝咖啡、拉家常。
一天，前来饮酒的一位邻居喝得起兴，有些醉了，就对同桌的伙伴说：“喝酒真是享受啊，我手里的借条这么多年了，怎么就没有为我带来享受生活的机会呢?”同桌的伙伴一听，就问，“你也有借条?你的借条哪来的啊?”这位喝醉酒的邻居开口就说，“就是这位开酒吧的、这家老大借我东西之后留下的呀。”这一下关于借条的信息曝光了，大家把自己的借条拿出来一看，全是哥哥欠的。这还得了!
故事发展到这一步，问题就出来了，当大家都想要把手上原本认为有价值的“借条”变成自己应当享有的“果实”的时候，事情就闹大了。
放大到国际经济运营中，国际金融危机也就发生了。
国际金融危机成因分析
(1)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
(2)贸易收支巨额逆差;
(3)外资的过度流入;
(4)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
考试“公平”危机治理 篇3
【关键词】 考试 作弊 防范 治理
此文章系陕西省教育厅科研项目2010JK008成果之一。
考试是学校检测教学水平和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考试本身是给大家一个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机会，为有志之士展示才华的舞台，使更多的人才能脱颖而出。但是目前，在学校内考试、社会公务员招考、中考、高考、司法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及各种职业技能认证等考试中，存在徇私舞弊现象，甚至十分猖獗，蚕食人们的诚信之本，严重损坏考风，威胁公平竞争，影响社会稳定，值得人们深思。
考试作弊现状
考试分为校内考试和社会考试两种。对于校内考试，是测量学生的知识与能力，评价教学质量的基本手段，是教学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校内考试中存在的作弊现象：主要有交头接耳、左顾右盼、传递纸条、接发信息、交换考卷、偷看资料、替他人答卷或故意将答卷暴露给他人抄袭、在桌上刻写有关考试内容、手上写公式等，这些是传统的作弊手段。
社会考试，主要有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研究生招生考试、公务员招录考试、司法考试、英语四、六级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及各种职业技能认证考试等，这些考试，涉及面广，人员层次复杂，全国每年达4000万人次，这些考试已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特别是重大的考试，如高考，牵一人而动全家，影响巨大。近几年，考试中徇私舞弊行为十分猖獗，不仅个体舞弊频发，而且团体性的舞弊事件也呈上升势头。2009年吉林松原高考出现群体舞弊案，2009年陕西专升本考试舞弊案，2010年1月16日广西公务员考试舞弊案，2009年12月山西太原全国英语四、六级考试舞弊案，2010年研究生等招考舞弊案，2010年山西太原高考考舞弊案……社会考试作弊已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从产销各种作弊器材，尤其是高科技器材（手机、手表、眼镜、作弊文具、笔、橡皮、尺子、对讲机、笔记本电脑、车载电话等），卖试题 ，卖答案，传送答案，一条龙“服务”，把间谍设备用于作弊。特别是目前成人考试是作弊的重灾区，虽有部门管理，但查后无法处理。且社会考试每次在校园进行，都对校园是一次污染：对于四六级英语考试、计算机等级考试等，校内大部分厕所，张贴有买卖试题答案或作弊工具的信息；考试作弊的纸条等杂物遍及校园，对在校学生有极大负面的影响。
考试作弊的特点
从目前考试作弊情况看，呈现如下特点：
1.从个体转向规模化。原来考试作弊仅仅是个人行为，现在已是向群体行为转化。如2009年吉林松原高考舞弊案，就是学生、家长、教师及兜售考试作弊器材者，利用现代通讯工具传递高考试题答案的作弊案。
2.团体化。现在考试作弊，从试题，买卖答案、作弊工具出售等一条龙“服务”，分工具体，相互勾结，因而形成团体化。
3.信息化。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为了防止相邻考生互相抄袭实行AB卷；防替考，查身份证和指纹；接着又使用电子屏蔽仪和金属探测仪，防止利用手机等发答案信息；现在把可视电子监控和无线电移动监测车用于监考中。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社会带来了进步与便利的同时，也有它灰色的一面。特别是3G手机技术用在考试作弊中，对监考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原来花钱购置的大量的屏蔽器将变成一堆废铁。电子作弊工具及技术更新换代快，比防作弊技术发展更快，真是防不胜防。为了适应考试防范的需要，考试组织者不得不随着作弊工具及技术升级购买新型的防范设备，也造成考试成本剧增。从监考角度看，监考已从原来的“人盯人”，到现在的“电子对抗”，真是考试作弊信息化。
4.从违纪演变为违法犯罪。原来考试作弊仅仅是考生个人的行为，但现在既有 考生、家长、教师、兜售考试作弊器材者、管理人员等其他人员的参与，并有信息和设备与金钱的交易现象，从违反考试纪律演变为违法行为，进而走上犯罪道路。
考试作弊的原因分析
1.从考虑作弊的成因来看，有两个层次上的因素：一是传统教育文化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化直接影响着教育观、学习观和人才观，“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的观念在当今社会还根植于人的思想中，无论是父母还是考生本人都希望和梦想着通过“国考”、“高考”、“中考”等林林总总的考试“入仕”而“治人”成为“人上人”。正是这种价值取向，驱动考生冒险作弊；二是政策导向。目前我国在人才选拔任用制度上的存在着以考定终身和唯学历的现象，以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主要途径，国考、省考，凡进必考成为人才“入仕”的唯一选择；在社会各单位用人聘用中，重学历、重各种证书的情况比比皆是。
2.从考生个人原因来讲，考试作弊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原因。
从客观方面讲，考生作弊是迫于压力。因为现在的考试基本上是“一考定终生”，在高度竞争的环境里，如果能通过作弊提高分数，那么将可考上较好的大学、有更多获得奖助学金、就业机会，并顺利拿到学位、资质或好的社会地位等。在强大的压力下，舞弊的动机非常充足。
从主观方面讲，考试作弊是考生道德滑坡问题。是诚信价值去向迷失，更有甚者有些人以作弊为荣，沾沾自喜，觉得应用高科技手段作弊是聪明的举动。所以诚信建设问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们道德建设的一次大挑战。
3.从管理方面来看，学校考试，教育部及学校都有完善的制度，针对监考教师和学生有一套严格考试制度，从命题、印题、保管、监考、巡考、阅卷等，都有较为完善的体系和要求，特别对考试作弊现象，有详细管理规定，严重时，可以开除学籍，处理时操作性强，约束力极强，能有效维护考试公平。而社会考试不同，从报名、命题、试题印发、运输保管、考试组织、监考、阅卷等是分离的，是多部门，多环节管理，多部门都是协作关系，没有直接的主管部门，没有一个完善制度对管理人员、监考及考生有直接的约束力。这是社会考试作弊猖獗的根本问题。同时对出现考题错误、试卷遗失，试卷泄密，考试作弊处理的认定难，缺乏具体标准和程序，处理时没有法律依据，对社会考生无约束力，对作弊者不能彻底打击，同时对于社会考试，监考难度大，有的是熟人，有人说情，是导致社会考试作弊漫延的又一重要原因。
4.考试的背后，利益驱动。现行考试是集考生的前途命运、家长望子成龙的利益期待、学校及地方政府评价教育质量的机制而产生的利益等于一体。通过考试成绩，评价学生及学校教育质量，并进行相关奖励。更有甚者不法分子利用少数考生不学而获的想法，有可乘之机，把间谍使用的工具引入考试作弊中，违法获利，促使考试作弊愈演愈烈。
防范与对策
考试作弊问题，不仅损害考试纪律，破坏公平竞争，毒化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的大问题。并且社会考试作弊问题涉及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法制环境、政府部门管理等方面，为了净化考试环境，还考生一片纯净的天空，维护考试的公平，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刻不容缓，需要综合治理。
1.加强诚信教育。诚信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点和重要内容，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根本。诚信教育，首先是家庭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父母的言行是孩子的最好的榜样，是道德启蒙教育，要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循循善诱、以事明理、引导子女分清是非，辨别善恶，建立良好的荣辱观；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各级各类学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把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根据不同学生特点分阶段进行道德教育。并加强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加强校规校纪校风建设。发挥教师为人师表的作用，在学习、实践中，认识社会，了解国情，增强社会责任感；社会是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和大课堂。充分利用优秀的民族道德教育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基本道德知识，道德规范和重要礼仪教育，特别是社会组织考试，严格管理，使考生及家长、监考、管理人员进行一次诚信教育。
2.加强考试制度改革。“一考定终生”,一旦作弊成功，作弊的收益大，而相对来说风险却小。积极探索考试制度改革，已是应该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取消不必要的考试，防止考试泛滥，如职称评定与外语考试没有多大的必要，可以取消;另一方面通过多种方式来确定考生成绩，而逐步过渡，不依赖“一考定终生”的考核办法。决定考生成绩，不是一次两次考试，而要综合日常学习、出勤情况、对知识灵活运用、社会实践等方式来衡量。这样学生不会为了一次考试而甘冒风险。
3.加强考试管理。考试管理，涉及考前、考中、考后等全过程、全方位的控制，把每一个细节管理好。（1）对于雇请枪手替考的，从报名阶段进行控制，考试时验证考生身份证、照片及人三者的统一，确保上述信息一致。（2）加强对通过高科技作弊现象的打击。通过无线电管理机关对考场周围进行中各类无线电信号的监控，若发现可疑情况，无线电管理机关与公安机关联合打击。（3）对于高考等社会考试建立目标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从政府主管领导、主管部门、管理人员、考区、监考、巡考及考生等层层负责，出现问题，认真调查，逐一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4.建立个人诚信档案体系，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保证社会成员诚实守信。借鉴日本、德国等建立个人诚信档案的方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保证社会成员诚实守信。在全国建立个人诚信档案，如实记载一个人在社会学习、工作、生活中的诚信情况，若对于学习、工作、生活中有作假、考试作弊等，视为不诚实，且在个人诚信档案中如实记录，对考生今后学习、工作、生活等相联系，对于这种代价高，影响终生的考试作弊，考生不敢冒这个险。
5.加大电子产品的监管力度。把对讲机、车载电台等无线电设备，像开锁公司的“万能钥匙”一样纳入公安机关和电无线管理机关的管理范围，严格销售手续，实名登记（用单位介绍信、身份证等），加强监管，确保有关设备合理使用，防止流入非法者之手，从源头上遏制使用无线电设备作弊现象。同时，对兜售、贩卖作弊器材的不法行为者，一查到底，严厉打击，使作弊者无处可逃。
6.加强立法，尽快出台《考试法》，依法规范考试 。通过出台《考试法》，依法规范社会考试的行为，如考试报名、考试命题、试卷印刷、试卷运输及保管、组织考试、监考、巡考、阅卷、分数统计等严格操作程序，层层分工负责，明确任务，并对考试中各种违纪现象，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处理。及时打击社会考试作弊等违法行为，维护考试公平、公正，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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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中的会计责任分析与治理 篇4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尚未结束，其影响之大与深远，目前难以评述。一般认为是由于金融的创新引发金融衍生品的无节制发展、金融监管的缺位及流动性的泛滥等种种因素造成的。也有很多人将危机责任归咎于会计，认为是会计上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才致使危机加深，公允价值被当作造成危机的元凶之一。金融危机爆发后，华尔街的银行家纷纷把矛头直指公允价值，他们认为以市值为基础的公允价值计量方式，无法客观反映资产的真实价值;在金融危机中使公司报表过于“难看”，使公司的业绩大幅波动，流动性紧缩，影响了投资者信心，起到了火上浇油、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会计界人士纷纷声明，认为公允价值被作为金融创新的“替罪羔羊”了，国际会计理事会(I-ASB)也发表声明坚持公允价值会计意见。然而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作为公司治理重要的一环，面对投资者的巨大损失，能完全置身于责任之外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全方位深刻地反思金融危机中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盟、国际会计理事会(I-ASB)等纷纷采取措施补充、改变、甚至临时中止了公允价值的应用，正是基于对会计准则缺陷的一种反思。笔者认为，投资有风险，但会计信息及时、恰当地披露，为投资者及相关利益人提供相关可靠的信息，无疑会减少与降低风险。金融危机中, 会计该承担的是会计责任, 会计责任履行的恰当与否直接决定了会计在金融危机中的责任。
二、金融危机的会计视角分析
（一）金融危机中会计责任的焦点是基于对公允价值会计的争议
金融危机中会计之所以饱受指责源于公允价值会计的局限性与不完善性，即会计准则存在缺陷并造成了相应的经济后果。IASB在IAS32将公允价值定义为：“是指熟悉情况和自愿的各方在一项公平交易中，能够将一项资产进行交换或将一项负债进行结算的金额”。FASB在SFAS157中的定义为：“公允价值是计量日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所获得的或转移负债所支付的价格。”IASB与FASB的定义并无实质的区别。公允价值本质上是一种假设的理想交易状态，其目标是体现资产或负债计价的公平性，尽可能地反映其最接近的实际状况。
然而，实务中确定公允价值并不容易。SFAS157将估价技术所使用的参数分成了三个层次，相应的公允价值也被分为三个层级：一层级参数，指在计量日报告主体有能力获得的活跃市场中相同资产或负债的不需调整的报价;二层级参数，指一层级参数之外可以直接或间接观察到的资产和负债的参数，如活跃市场中类似资产和负债的报价、不活跃市场中相同资产和负债的报价、非当期报价、或由于时间或参与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的报价等;三层级参数，是指资产和负债的不可观察参数。IAS32的做法大体如此。显然，估价技术应用使得公允价值计量并不一定公允，尤其第三层级模型及参数的应用，很可能成为管理层操纵业绩的手段。另外，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受金融市场条件变化影响，估价技术的层级会发生转变，如因投资者过度恐慌与信贷极度萎缩，抵押债务债券(CDO)的市场交易已名存实亡，流动性严重缺少，估值变得极度非理性，CDO估值的层级实际上已从原一层级直降到二或三层级，不及时调整估值技术将使公允价值不公允，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却未考虑这一点，这也正是其不完善之处。与其说公允价值是计量属性，不如说公允价值是各种计量属性试图最终达到的理想目标——公平交易。公允价值的假设性、未实现性和非客观性，决定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先天不足与局限性，影响了信息的客观性，也偏离了会计一贯坚持的稳健性原则，其追求更为相关性的目的及更好地实现财务目标的宗旨也恐难以达到。
（二）信息披露的时效性差影响了公允价值会计的相关性
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不完善与缺陷影响了会计信息的恰当性与公允性，而信息披露的不及时、时效性差则直接影响了会计信息的价值。金融机构从事金融工具交易，尤其衍生品交易，往往是一种高风险的交易，其价格变动频繁、波动性大、业务复杂难以理解，加上杠杆作用，风险极大。信息披露的不及时，使其隐含的高风险无法被投资者、债权人或监管者所知，而滞后披露信息得知时往往已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年报的披露时间往往滞后几个月，即便季报，也滞后了不短的时间。因此，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善信息披露环境，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极为必要，在线披露方式将很大程度上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与价值。
三、金融危机后的会计治理
会计治理主要从完善会计准则与严格的贯彻执行两方面入手。采用适当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制度，使衍生品等交易对企业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现金流量的影响得到较好的反映，有关交易背景及相关信息得到充分的说明，从而引起会计信息使用者足够关注与重视，也为监管当局提供了监管基础，降低了会计不当的风险，这也是我们会计界应尽的义务。金融创新是趋势，金融危机并不会消灭金融创新，股指期货、商品期权等衍生工具必将会在我国得到发展，未来会计业务与环境会变得日益复杂，完善会计处理与披露中存在的种种不足时不我待，笔者认为金融危机至少对会计治理提供了以下参考：
（一）完善会计准则，进行恰当地披露是会计履行责任的基本保证
“巴林银行的倒闭，给全世界敲响了警钟。客观地说，会计因未能及时披露衍生金融交易所潜在的巨大风险，负有一定的责任。”巴林银行倒在没有强有力的衍生金融交易会计信息披露制度上;三年前我国的“中航油事件”也是对衍生工具交易不恰当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制度的缺陷，致使交易中隐含的巨大风险无法在会计报表中得以充分的揭示;最近全球金融危机中会计饱受指责，也是由于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在非有序市场之中运用的失灵这一缺陷。因此，完善规范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制度刻不容缓。我们中国有句古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制度，没有完善的会计准则和制度，会计责任的履行就失去了基础。因此，完善会计准则与制度，并保障其实施是会计治理的第一步。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FASB迅速采取了行动，先后发布了FAS157-3、FAS157-4、FSPFAS107-1和APB28-1、FAPFAS115-2和FAS124-2等一系列改进公告，IASB及欧盟等也迅速采取措施发布了一系列改进布告。完善准则是会计界履行与免除责任的保证。
（二）面对价格波动频繁与杠杆作用的衍生品交易，实施在线披露方式是改革的方向
传统会计信息披露主要采用定期披露方式，这就决定了信息的滞后效应，使会计信息的使用价值大大降低，尤其对于对市场波动非常敏感的衍生工具而言，信息的相关性更是大幅度下降。即便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中，如果按传统会计信息披露方式披露信息，只能反映过去时段和过去时点的信息，对信息使用者而言，决策的相关性已大大弱化。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信息披露环境已大为改观，笔者认为可实施实时财务报告披露模式，把会计信息披露的间隔大大缩短。如针对上市公司目前的季度报告披露模式，我们可以把披露周期缩短到月度、半月、旬，这虽然给上市公司增加了一些成本和难度，但以目前的信息技术和管理水平完全可以实现。金融危机中，若金融机构的信息能以实时方式披露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情况，则无论是监管者还是投资者、债权人等信息使用者，将会有不同的行为，金融风险也将在相当时间内得以分散，而不是集中大爆发成海啸级的全球大危机。至2009年4月，美国FASB完成了对相关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改进，其中包括对信息披露的时效性改进。
（三）建立对信息的独立审核和监督制度，避免报表信息为管理层所操纵
管理层作为财务报告的生产者与供应者，由于利益关系的矛盾与不一致性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必须对其实施一定的审核监控，而且审核监控的授权必须置于公司的最高权利机构，一般应为股东大会或股东会。即会计信息的制造、审核监督、签证披露必须有一套严格的程序，避免受管理层的人为操纵，衍生品交易往往隐蔽性较大，从公司内部强化对会计报表的审核控制制度，并将这一制度置于最高管理层的控制之下显得极为必要。因此，建立对信息的独立审核和监督制度，尤其对从事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的企业，避免报表信息为管理层所操纵，这也是会计责任得到有效履行的保证。
（四）面对复杂的会计业务环境和表内信息披露的局限性，丰富和增加表外信息的披露应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规定
美国会计学家Beaver就半强式有效市场的会计问题曾有论述：公司应该披露尽可能多的信息，而不应该只注重披露的形式。这里的披露形式，既包括表内，也包括表外的披露形式。很显然，表外信息披露的地位应该得到重视，我们甚至应该也把它作为强制披露的内容。表内信息往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表外信息能增加披露经营管理层对衍生品价格的走向判断及依据信息，使企业利益关系人充分了解衍生品交易背景，则至少引起部分人的关注，对信息使用者会有一个提示和惊醒作用。面对信息披露的不充分而致使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和监督职能降低，丰富表外信息的披露应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规定，这是在复杂的会计业务环境里为更好地履行会计责任的一种重要补充。这一点已为FASB、IASB及欧盟等所认识，并采取了措施强化表外信息披露的要求。
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是金融的过度创新，而衍生工具作为金融创新的主要产物，是一类极其复杂的交易，表内反映与表外信息披露相结合应是未来的方向。表外信息主要包括交易的基本信息、所采用的会计政策说明、交易面临的风险及其他信息等。丰富表外信息的披露，将有利于信息使用者全面地评估和了解衍生工具交易的风险与影响，增强信息的相关性，对投资者而言无疑是有利的，尤其在会计信息披露环境还不够完善的我国，吸取金融危机教训，循序渐进，从丰富表外信息披露入手，逐步走向内外结合是一个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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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信危机与企业治理 篇5
这里借用一个经济学概念外部效应，指的是产品对其经营者和消费者之外的受众（环境、社区、员工或个人等）造成的影响。比如达芬奇家私的造假行为影响的不仅是达芬奇的短期利润，还会带动整个行业的造假风气。随着全球化和经营范围的扩大，企业的外部效应已经越来越具备规模效应，从容易遮掩的地区瑕疵演变成了全国性甚至是全球性的公关危机。为了追逐利润和竞争优势而不择手段的经营信仰到了必须改弦更张的时候。通过透支公众的信任和权益来赚取第一桶金，第N桶金，这样建立的企业不管多强大，也不过是火山边的庞贝古城，虽盛极一时，灰飞烟灭却只一瞬。
所以，我们必须把危机管理的被动性变成外部效应管理的主动性。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准确确认及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外部效应，自愿并持之以恒地内化负面外部效应。但很多企业对此存在误区，在媒体、公众和政府的监督下，做一些与主营业务缺乏关联、为慈善而慈善的善举。这样做既对企业的正常运营帮助不大，在企业遭遇公信危机的时候也起不到功过相抵的保险作用。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准确确认及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外部效应呢？这取决于三个变量：对事件的责任度、弥补的能力和品牌关联度。
如果一个事件的直接责任在你，而不是其他机构，那么你应该勇于宣称对事件负责，调动所有资源对其负面外部效应进行内化。1996年6月媒体报道了耐克在巴基斯坦使用童工的恶劣状况，反耐克运动在全球范围风起云涌。耐克迅速致歉并通过其巨大的市场影响力要求其世界各地的供应商禁止雇佣童工并改善工作条件。十多年过去了，耐克的品牌反而和社会责任结合在一起，牢牢地把持着世界第一运动品牌的宝座。致歉，负责，更正，复兴，而不是事情搞砸了就流眼泪扮可怜来乞求原谅，原谅是用行动挣来的，这就是耐克给我们的启示。彼得·德鲁克说过：“对你行为的影响负责，不管你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是首要原则。管理层必须对企业的社会影响负责，这一点不容置疑。”
如果一个事件你负有间接或部分责任，你没有必要宣称负责，但必须依据你弥补的能力和品牌关联度采取适当的行动。2003年，印度南部喀拉拉邦佩鲁马蒂村的居民将可口可乐告上了法庭，指出由于工厂过度开采地下水，严重影响了村民们的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要求法院下令关闭这家工厂。2005年8月，喀拉拉邦环境控制委员会以污染问题责令可口可乐关闭了当地的灌装工厂。可口可乐在印度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公关危机。可口可乐为此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对饮用水资源匮乏的研究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虽然无法确切衡量可口可乐生产用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居民用水，但可口可乐并没有否认问题的严重性和推脱干系。不管公众在多大程度上认定你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你投入企业资源去解决问题，采取有益的行动，你在公众的眼中就会从“问题的一部分”变成了“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将在很多时候给你竞争对手没有的优势。
如果一个事件很难确认你的责任，但是仍有可能与你的主营业务发生联系，你可以表示出适当的关切，并通过较直接的组织机构去为问题解决出力。这并不是你负有责任的心虚表现，只是传达出对企业经营范围内公益的热诚。这并不是漫无目的的慈善，而是对企业产销有积极影响的智举。比如壳牌基金会捐助的范围主要在干净节约的能源应用上，和壳牌产品发展的战略完全一致，能很好地发挥壳牌的资源和品牌优势。
国际金融危机治理 篇6
公司治理机制研究的是企业的制度安排, 是反映企业不同参与者之间契约关系的组织管理制度。自从Berle和Means提出委托—代理理论以来, 公司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不断发展,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各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形成于该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文化环境等有着深刻的关系。因此, 要探知一国公司治理机制的特点与缺陷, 必须深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之外寻找原因。
一、公司治理机制的产生与发展
在一个公司内部, 需要实现生产的连续性和交易的连续性, 而分工的细化和生产的社会化使得现代企业越来越复杂, 这就要求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和平共处, 保证生产和交易能够顺利进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就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抑制各方的自私性, 使之满足效率要求。西方国家在实践中逐步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 为抑制人性的自私, 实现企业生产与交易的高效率提供了保障。
公司治理的实践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逐渐变化的, 而“公司治理机制”概念的提出却是很晚的事情。1979年, 威廉姆森在《现代公司的治理》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这一理论,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 公司治理已经称为企业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公司治理机制, 是指由股东 (所有者) 、董事会和管理层, 三方组成的一系列制衡关系。建立公司治理机制的目的是改善公司治理状况, 提高公司运行效率, 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公司, 所建立的机制内容也会不一样。
就时代背景而论, 在资本主义经济启蒙过程中, 为了满足生产社会化和产品标准化的需求, 企业往往采用“垂直一体化”的管理架构, 即通过高度集中的所有权、逐步延伸的产业链和快速扩张的公司规模来提高生产效率, 以规模效应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当今的世界经济对生产社会化的需求进一步深化, 对产品的需求逐步趋向个性化。一件产品的生产已经难以于一家企业中完成, 生产环节往往要分散于多个企业、乃至国家中。而这些企业之间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而是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关系。这样以来, 原本为处理三方关系而设计的公司治理结构便无法发挥效用。
二、西方国家公司治理机制的特点
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 这种欲望在表达方式上各有不同, 但是总体来看就能表现出某种共性, 好的制度设计就需要适应一个经济体中民众行为的共性。而人性在一个群体中表现出的共性, 具代表性的就是文化, 因此我们就需要对考察公司治理中的文化因素。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 甚至在在西方社会内部, 根据国家和地区的不同, 文化也存在差异, 这些差异在各国实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均有表现, 典型的有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 和以德日为代表的机构 (银行) 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市场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是公司股权高度分散, 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 以发达的市场机制强化外部监督;机构 (银行) 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是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 而银行持股可以使公司加强与客户企业的联系并收取中介费用, 并且在公司治理过程中注重发挥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本轮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是美国, 危机主要暴露出了市场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建国历史比较短, 文化类型属于典型的移民文化。社会构成的多样性和历史上的反垄断传统塑造了美国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西进运动和专利保护政策培养了美国人敢于冒险, 维护创新的英雄主义;契约观念和法治精神奠定了美国文化中的理性主义。
美国的文化因素对美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凡事过犹不及, 文化特征的某一方面过于突出会反过来对公司治理机制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为了抑制负面作用, 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就包括了许多特殊的制度设计, 具体分析有以下三点:
第一, 维护小股东权利。美国的反垄断政策不鼓励公司相互持股, 投资者也很少集中购买某一家公司的股票, 这造成美国的金融机构和大型公司的股权高度分散, 中小股东没有能力参与公司治理。为维护中小股东利益, 美国公司大多实行累积投票制, 股东可以任意组合自己的有效表决权重, 将其投向不同的议案, 这样就对大股东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并试图在董事会中争取到一席之地。
第二,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美国历来有强烈的英雄崇拜情结, 这在公司治理中常常表现出对某一核心人物极度推崇与信任。为了抑制这种个人能力扭曲企业制度的现象, 美国设计了独立董事制度, 独立董事通常是在某一领域有专业才能 (比如财务、法律等) 的人, 他们能发挥较强的监督功能是因为他们具备“独立性”, 能够以客观的视角为公司的经营提出专业化的建议。
第三, 突出外部治理的作用。在公司股权十分分散的情况下, 为了实现公司融资的便利, 美国的金融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且发达的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补充了公司治理结构的不足。基于公司财务绩效的股票交易市场能很好地评价公司经营成果, 是投资者考察公司状态的最直接途径, 发达的经理人市场为公司选择管理者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三、金融危机与公司治理机制弊病
虽然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很好地抑制了本国文化的弊端。但是制度的变化相对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言, 总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经历长期繁荣之后, 美国公众的风险意识逐渐变得迟钝, 人性中的自私、贪婪等因素, 文化中的冒险、个人崇拜等缺陷逐渐放纵出来, 公司治理结构中制衡机制逐渐地丧失了功能。
在现实中, 中小股东的利益并未得到有效保护。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的知情权没有完全地获得满足, 他们需要获得的不是收益, 而是风险与收益的组合, 而企业的管理层则只着眼于企业的短期经营成果, 以便获得高收入。为了追逐短期利益, 管理层实行激进的经营策略, 为投资者营造美好的前景, 却没有向投资者灌输应有的风险意识。如此一来公司也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比如, 2001年安然事件暴露出该公司多年来制度化、系统化地进行财务造假, 美化公司的财务报表, 为管理层攫得大量的非法收益。
与此同时, 英雄崇拜的剧情在历次危机中也不断上演。对英雄的崇拜深入到美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 是“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领域, 像巴菲特、比尔·盖茨等, 通过奋斗致富的社会精英为民众树立了正面典型。但是民众在崇拜的同时, 也给予这一群体过度的信任, 认为只要跟从他们, 自己也能获得成功, 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制度的监督作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诠释, 董事长理查德·福尔德自雷曼兄弟从运通公司独立出来是便成为公司的掌舵人, 并且一度兼任总经理, 这样一位权威的存在使得雷曼兄弟的制度制衡机制流于形式。理查德·福尔德带领雷曼兄弟在次级贷款 (证券化领域不断地开疆扩土, 给公司积累下来大量的经营风险。当经济环境恶化, 公司业务的隐含风险就逐渐暴露出来, 最终雷曼兄弟资不抵债, 于2008年9月15日申请破产。
在美国金融风险积累过程中, 资本市场的所具有的外部监督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股票市场能够反映一个公司的经营成果, 但是股价容易受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美国许多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粉饰自己的经营业绩, 试图操纵公司财务报表, 推高股价, 以此挣取巨额收入。而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投资收益, 所以没有动力深究管理层行为决策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 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公司价值也被扭曲, 理论上讲, 股价是公司未来净收益的折现值, 但是现实中, 股价更易受到公司过去经营业绩的影响。在经济环境向好时, 企业的价值往往被高估, 与此同时, 良好的经营业绩也使公司容易获得诸如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的正向评价, 公司也就拥有更多的空间做出高风险决策。
纵观金融危机前后美国金融机构的表现可以看出, 美国的公司治理机制在风险监控方面的确丧失了能力。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虽然针对国民文化因素制定了相应的制衡机制, 但是制度的作用依然显得很脆弱。总体而言, 美国的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机制设计与宏观监管不协调。公司治理机制是为了协调三方权责利益, 但是并未规定公司与监管机构的关系, 公司的行为常常试图突破宏观监管的原则。为了维持宏观经济稳定, 美国的监管机构努力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 但是在政策执行中, 公司往往试图逃避监管。这一点在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美国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影子银行”, 即是指游离在金融监管体系之外, 可能引起系统风险和监管套利的信用体系。在危机前, 美国的“影子银行”运行的资金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金融机构追逐利益的“理性决策”恰是与金融监管的宏观目标相背离。
机制设计与机制执行脱节。通过前文对美国公司治理机制失效的介绍可知, 我们既需要好的制度设计, 同时需要严格的制度执行。在经济长期平稳发展之后, 美国民众逐渐放松了对风险的考察, 金融机构实施更激进的经营策略, 向市场注入了大量高风险金融产品。而信用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风险监督和管理机构也丧失了警惕性, 为了谋取利润, 降低了执业标准, 助长了市场上的冒险行为。惰性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思想上的懈怠是造成公司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
公司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现代公司治理环境发生变化的结果。前文讲到,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产品的生产不再局限在一个公司之中, 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不再是隶属与被隶属的关系, 而是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关系, 这动摇了原本三方制衡的公司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基础, 公司的治理要考虑到其他的合作者、公众、以及各国政府。在新的环境下, 公司治理的目标不再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而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四、对完善中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启示
每一个国家在建立自己公司治理模式的时候, 都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中国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时候, 不能照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度, 否则不仅无法解决西方国家法人治理机制的弊端, 还会造成“舶来”的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
为了探究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机制, 就必须对中国的文化环境进行考察。中华文明底蕴深厚, 农耕文明、儒家佛教思想与道家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的根本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 在行为上, 崇礼重义, 强调服从。中国人这种文化传统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定出入, 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德日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想要建立发达的金融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方面需要完善市场规则, 另一方面要培养民众的契约精神和法制观念。而在公司治理机制的建设上, 可以借鉴德日模式, 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提高决策透明度, 明确公司各种成员的职责分工。
其次, 在思想上, 追求中庸, 强调中和。“中庸”思想使中国人更加追求内心的平和, 强调伦理道德对生活的指导约束作用, 在为人处世上主张和为贵, 这种思想可以作为企业团队建设的纽带, 充分发挥包容、人和的文化优势, 提高管理层的效率。同时提高企业参与者对职业道德的敬畏, 减少道德风险与寻租。
最后, 在组织上, 重视地位, 官民分明。中国人的办事讲究“名正言顺”, 强调形式, 注重上下秩序, 这种文化传统在维持组织稳定方面能够起到巨大作用, 但是恰与个人主义、创新精神和平等思想相悖, 是限制中国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弊病, 容易导致“一言堂”或是寡头垄断。因此在建设中国的公司治理机制时必须淡化“官民”思想, 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经理人选拔机制, 实现团队的民主化, 提高团队的执行力。
此外,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公司治理机制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2008年金融危机后, 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公众广泛接受, 并且正逐步付诸实践。经合组织 (OECD) 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也将利益相关者保护列为其主要内容之一, 认为“公司治理框架应当确认利益相关者 (投资者、雇员、债权人和供应商等) 的合法权利, 并且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人为创造工作岗位和财富以及保持企业财务文件而进行积极合作”。由此可知, 利益相关者理论将是未来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指导思想, 积极将各类利益相关者纳入到公司治理活动中来, 更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公司治理机制不仅影响一家企业的兴衰, 还会影响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 不仅能降低管理成本, 提高决策效率, 还能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增强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市场吸引力。否则, 市场的参与者将会寻觅公司治理的漏洞, 无限放纵自己的私欲, 不仅吞噬企业的财富, 还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 造成宏观经济波动。在完善中国公司治理机制过程中, 不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更要立足中国国情, 研究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用中医中药祛中国病”, 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
摘要：企业制度设计的目标是为了抑制人的自私性, 使企业的运行更适应生产社会化的需求。具体到公司治理机制, 它的主要目标是解决“两权分离”产生的代理问题, 但是影响公司治理的因素也有很多, 其中“人文特征”逐渐引起人们重视, 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在西方国家具有代表性, 它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 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恰是人性缺陷和美国文化作用的结果。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 只有对人性和本国文化进行充分考察, 才能充分完善中国的公司治理机制。
关键词：公司治理机制,文化,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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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治理 篇7
1 金融危机
1.1 金融危机的产生
20世纪70年代以后, 美国出现的一股思潮否定了30年代的大萧条由政府管制不严所致, 指出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严格管制是错误的。同时, 经济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 西方各国先后实行金融自由化, 由此带动了证券化的急剧发展。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值达12万亿美元, 在美国资本市场中仅次于公司股票市场。次级抵押贷款 (简称次贷) 指银行或贷款机构提供给那些信用等级较低、无法达到普通信贷标准的客户的一种贷款。这种贷款通常不需要首付, 只是利息会不断提高。次贷证券化, 成为资产证券化中急剧膨胀的一员。以次贷为基础金融工具, 通过金融创新创造衍生金融工具, 使风险转移的链条几乎无限地延长, 但是证券化可以转移风险, 却不能减少、更不能消灭风险。随着美国楼市泡沫的破灭, 一场从房地产市场向证券市场的危机迅速蔓延开来。2007年4月, 美国第二大次贷供应商New Cent ur y Financial Cor poration申请破产保护;8月, 美国最大的住房抵押贷款公司提供17%按揭贷款的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 poration宣布动用银行的信用额度115亿美元, 引起市场的极大恐慌。2008年3月, 拥有5000亿美元资产的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流动性短缺被JP摩根以2.4亿美元收购;7月, 美国储蓄管理局宣布住房抵押贷款商Indy Mac Bank破产;紧接着, 美国最大的两家住宅抵押贷款金融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因巨额亏损濒临破产, 两房持有的抵押贷款债权大约5.3万亿美元, 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两房危机的爆发, 标志着美国的次贷危机及由此引起的全面金融危机的开始。
1.2 金融危机的发展
紧随其后, 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令世界各国都为美国金融危机而震惊。2008年9月7日, 美国财政部宣布接管房利美公司和房地美公司, 紧接着, 总资产高达1.5万亿美元的世界两大顶级投行雷曼兄弟和美林相继爆出问题, 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公司由美国银行发表申明愿意对其收购, 总资产高达1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保险商美国国际集团 (AIG) 也被美国政府出面接管, 最后两家投资银行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全部改为商业银行, 以渡过难关。至此, 曾经风光无限的“华尔街投资银行”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10月3日, 美国政府签署了高额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市方案。不仅如此, 随后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美国包括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在内的实体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美国金融海啸迅速波及全球, 影响扩散到全世界。
2 金融危机与公司治理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与公司治理的风险累积密切相关, 金融危机爆发对公司治理造成巨大的冲击。一方面, 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主要在于金融机构内部和外部治理风险的累积;另一方面, 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冲击到公司治理信条, 引发了对公司治理基本理论、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模式的新一轮质疑。
对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宏观上国内外从宏观经济、金融市场、货币政策、资本主义制度、经济周期等视角展开了广泛研究, 形成多种观点。在微观分析中, 几乎普遍认为, 公司治理问题是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第五届公司治理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 (2010) 普遍认为, 造成此次全球性公司治理的主因是“公司治理的失灵”。高明华、赵峰 (2011) 认为金融机构治理体系的不完善蕴含着金融机构自身的治理风险, 累积到一定程度, 就会爆发金融风险事故。治理风险可以划分为内部治理风险和外部治理风险, 正是由于金融机构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治理风险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鲁桐 (2012) 认为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不仅损失了大量财富, 还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机构微观基础的缺失——公司治理的失效, 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OECD公司治理领导小组的阶段性成果——《公司治理从金融危机中获得的教训》和《公司治理与金融危机重要发现和主要信息》研究报告指出, 公司治理在高管薪酬、风险管理、董事会行为及股东权力行使方面的不足是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中国工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公司治理课题组 (2010) 指出, 英美公司治理模式中股权过于分散引发的委托代理问题是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之一。此外, 还指出了西方金融业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 薪酬激励机制、风险管理、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市场固有局限、金融监管失败等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随着金融危机愈演愈烈, 企业内控失效、薪酬制度的缺陷等问题的暴露, 公司治理改革被认为是提高企业应对金融风险能力的重要举措。
金融危机凸显了公司治理对企业的重要性, 以家族企业为主的我国中小企业应改变过去对公司治理认识淡薄的现状, 将公司治理放到应有的位置上。
3 金融危机对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启示
金融危机之前的公司治理研究, 方法上从倾向于规范研究过渡到实证研究;内容上围绕着公司治理要解决的三个问题:一是当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时, 如何解决经营者与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二是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 如何协调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三是在股东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 如何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公司治理的前提假设“股东利益至上”, 公司治理结构是融资契约的形式化或外延化, 融资结构中的股权结构、债权结构、资本结构决定着公司治理绩效的高低。
一般认为, 英美为代表的国家股权结构分散, 以外部治理为主导, 日德为代表的国家股权与债权相交叉, 以内部治理为主。在我国, 针对大型国有企业的研究, 倾向于股权更分散较好, 股权激励力度更大较好, 认为债权投资者、机构投资者的作用远未发挥出来, 同时对西方及国际公司治理极力崇拜。
金融危机爆发后, 各国迅速救市, 金融危机使公司治理的基本理论、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机制、公司治理模式都面临巨大的冲击, 同时也警醒中小企业应重视公司治理, 并以此为契机, 寻求完善公司治理的途径。
3.1 公司治理基本理论
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视股东利益至上为不容置疑的信条。由于美国股权分散的、依靠市场监管的公司治理模式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问题, 对于股东至上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主导地位引发了激烈的争议。金融机构社会责任的缺失导致股东至上理论因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饱受批评, 利益相关者理论受到更多的推崇。对中小企业而言, 由于其感受到的社会责任压力比大企业要小得多, 社会责任意识更为淡薄。金融危机的爆发, 对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无疑是当头棒喝。利益相关者理念应渗透到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如中小企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仿效大公司聘请具有较高声望的社会专家为公司董事会成员, 同时广泛推广员工代表切实参与到中小企业公司治理中。
3.2 公司治理结构
与证券市场发展息息相关, 我国许多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偏高, 且大股东是国家控股。一些研究认为, 正是国有股“一股独大”形成了政企不分、关联交易、董事会独立性、小股东权益被侵害等问题, 所以上市公司应借鉴英美国家, 通过分散股权解决这一问题, 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此次金融危机, 却说明股权并不是越分散越好, 完全依靠市场的监管, 容易造成经营者的短期行为。在股权高度分散下, 股东的“理智的冷漠”和“搭便车倾向”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无人愿意行使监督权, 从而造成股东监督的缺失, 形成内部人控制。
2012年底, 交通银行与复旦大学联合公布一项关于中国中小微企业成长调研结果显示, 国内小型企业中家族企业所占比重高达29.3%。近三成的中小微企业都是家族企业, 公司治理结构中, 家族成员的影响不可忽视, 一股独大在中小企业中更为明显。江苏中小板上市公司2008年第一大股东平均持股39.84%, 股权集中度较高。对于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显示的这一特征, 金融危机无声地反驳了一味模仿英美通过更为分散的股权结构完善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论点。分散较高的中小企业股权结构和一股独大的国有企业股权结构都在重重问题中艰难行进, 这说明适度的股权集中度才是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架构的基础。因此, 优化中小企业股权结构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
3.3 公司治理机制
公司治理机制是一整套制度安排, 旨在支配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以期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如前所述, OECD公司治理领导小组的前两份报告指出, 公司治理在高管薪酬、风险管理、董事会行为及股东权力行使等方面出现了问题。可见, 金融危机对公司治理中的决策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都造成了冲击。激励制度方面, 董事会和股东对高管薪酬激励方式倾向于简单化, 局限了激励制度作用的发挥。首先, 高管薪酬增长不合理。其次, 高管薪酬增长依据不合理。2007年, 标准普尔指数中500家上市公司高管的平均年收入几乎翻了一倍, 但公司利润平均增长只有12%左右。最后, 高管的薪酬往往只与公司短期经营业绩呈现出较强的相关性。一旦公司长远发展与短期业绩相矛盾时, 高管层往往会牺牲公司长期利益, 选择不利于公司发展的短期行为。同时, 外部监管失灵, 充分暴露出公司治理监督机制隐含的问题。此外, 风险管理机制的缺失, 也是金融危机给公司治理的一个教训。中小企业在激励机制上, 应吸取教训, 在对公司高管实施激励时, 应完善薪酬机制, 有效约束高管薪酬, 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同时, 应该与内部控制相结合, 建立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相结合、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相结合的一整套中小企业公司治理监督机制。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 应强化披露和揭示。
3.4 公司治理模式
金融危机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冲击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英美市场监控的公司治理模式并不是完美的;二是在引进国外公司治理模式、准则等时应该考察其适应性, 不可照搬照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下, 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造成经营者的短期行为, 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导致管理层监督缺失, 失当的薪酬体系“激励”管理层的冒险行为, “股东至上”忽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这些问题在金融危机中凸显出来, 引发了对英美市场监控公司治理模式的重新审视, 德日股东控制的公司治理模式的优点显现。同时, 顺经济周期性缺陷的国际监管准则、以公允价值计价的会计准则加剧了市场恐慌。由此可见, 国际监管准则也好, 公司治理模式也好, 都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中, 不能照搬照抄, 应结合实际批判性地吸收、利用。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更有其特殊性, 需要结合自身特征, 研究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 兼收并蓄, 取长补短, 融会贯通中求创新, 不能照搬照抄。
国家征税权:危机与治理 篇8
税收关乎国家征税权与公民财产权的勾连。从西方国家的经验看, 宪政体制形成的历史, 就是争夺征税权的历史。税收在西方宪政史上起到导引和关键作用。从威尼斯城市国家 开始, 到荷兰共和国的独立, 以及英国几代皇室的兴亡, 都是王室财政困难有求于民, 而逐渐形成了民主政治。以英国为例, 1215年《大宪章》的颁布就是封建贵族反抗国王征税斗争的结晶, 国王与贵族、平民的斗争与妥协最终形成了“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的宪政性规范;随后的《权利请愿书》以及1668年《权利法案》确定税收议会至上的原则, 即未经议会同意, 坚决禁止课税和随意支出财政, 英国谚语“税收是代议制之母”更形象诠释对公民财产权的宪政保障, 制度化了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 其深层意义在于公民财产权是先于国家征税权的, 并构成对征税权的在先约束。再以美国为例, 美国独立战争起源于一场抗税运动, 其《独立宣言》列举了英国国王的罪行之一就是“未经我们同意就向我们强行征税”; 1765年北美人民对英国颁布的《印花税法》提出强烈的抗议 , 最终提出了“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主张, 美国独立后, 在《美国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了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把财产权视同生命、自由权相等同的自然权利、天赋人权。法国大革命中公布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也清楚地规定了公民 对税赋有决定权。
欧美国家的这一系列历史事件, 为所有宪政法治国家的征税权谱写了一条根本原则: 征税是议会绝对保留的权力, 公民无代表权不纳税, 征税必须征得公民的同意并制定法律。这就是“税收法定原则”, 这是税法的最高原则, 与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一起被视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两大枢纽。这是现代法治国家必然做法。
然而我国税收法治化水平低, 当前的法律制度没有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完整界定。税收法定主义缺失, 导致大量的税收授权立法、税收执法自由裁几量权滥用, 严重侵犯了纳税人的权利, 导致中国税收的正当性严重缺陷;引发税收授权立法权、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滥觞以及税式支出权的滥用, 从而引发中国式税收危机。
二、我国征税权存在的危机
(一) 征税权分割
征税权分割就是政府将征税权分割给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最常见的就是政府将征税权转让给金融机构和金融特权拥有者。 一般而言, 政府让金融机构获得超额利差收入 (超过国际平均利差水平的部分) , 本质上相当于政府授权金融机构向储户变相征收存款税。比变相征收存款税更严重的是, 政府授权机构和个人向居民变相征收居住税。政府制造超额负利率 (长期维持两位数以上的实质负利率) , 相当于政府强制全社会为贷款人提供资本补贴 (资产溢价高于资金成本的部分既为强制性补贴) , 简而言之就是资产价格上涨大幅度高于资金成本, 甚至可以形成资本暴利。在使用金融杠杆之后, 强制性补贴可以被无限放大, 足以在短时间制造出世界级富豪。我国政府正是通过实质负利率变相给予地产商巨额补贴, 这种巨额补贴实际上是比率极高的居民居住税;而全体居民沉重的供楼或租楼支出, 相当于是在缴纳非政府征收的居住税。十分遗憾, 这个神秘的居住税, 大部分流入私人机构和个人腰包, 形成急剧拉大的贫富分化过程, 制造出震撼世界的“财富奇迹”。财政权分割, 是政府分配权与再分配权非法出让行为, 就宪政基本原则而言, 政府已经构成行政犯罪。
(二) 征税权转移
征税权转移就是政府将征税权转移给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目前在我国最为典型的就是各种类型的社会保障费。表 面上社会保障费不是税, 但是各类型企事业单位和个人都必须强制缴纳, 否则就是违法。这压低了名义税赋, 但却造成企业和国民即时的沉重负担。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国家将社会保证费征收上去以后, 并不具备为国民保障基金保值增殖的能力, 现在养老金空账以及正在讨论的65岁才能退休或者才能领养老金就已经暴露出政府面临的沉重财政负担。一旦未来无法支付养老金, 政府将面临破产的危机。
(三) 征税权延迟
征税权延迟就是政府通过大规模举债延迟税赋征缴, 变相推卸了本届政府应当履行的财政责任。由于中国税制结构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地方政府的税收与支出无法匹配, 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默许下, 大规模举债来支持庞大的投资行为, 制造出了惊人的债务黑洞。中国特色的债务黑洞, 已经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可以描述, 成为悬在我国财政头上的达摩斯之剑。但是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政绩”, 依然在无限制的扩张。透支未来子孙的财政资源, 寅粮卯吃, 这样的征税权延迟不仅破坏我们未来数年的财政平衡, 也使我国的道德伦理和社会伦理彻底沦丧。
(四) 征税权错位
征税权错位就是政府该征的税不征, 不该征的税却征。表面上, 我国名义税赋并不高, 也就是税收法律法规约束的白色税赋并不高, 但是我们还有超越税收法律法规但合法的灰色税赋以及超越了法律法规约束完全不合法的大量的黑色非税收入。这三色税赋若叠加, 我们的税赋占GDP的比重会高出很多。而灰色和黑色的税赋收入的扩张都会加剧财政危机, 甚至引发社会危机。另外的层面, 我国税制一直都是以间接税为主, 直接税为辅。这些年的税制改革, 一直在原有的税制基础上修修补补, 比如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基, 甚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却不曾对房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直接税进行征收和改革。不劳动者不用交税, 囤积几套房子就可以了, 而劳动者却需要被征收重税, 辛辛苦苦一辈子却买不到一套房子。这是这样的征税权错位?
三、 国家征税权合理性的实现路径
(一) 坚持税收入宪
税收关乎公民财产权与国家征税权的二元对立, 关于公民财产权和收入分配权必须给予法律规范。保障个人财产权和个人收入权是规范国家征税权的前提和基础。 近代宪法以其最高法律效力及至上权威性来使民众相信无须容忍公权对私有财产的侵夺, 相反的是从承认法律至上, 通过法律来限制公权以保护私人财产权。同时, 建立规范的税收法律制度, 才能充分保障个人财产权和个人收入权。征税权的建立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 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 需规范政府征税行为, 法治原则也要求政府的所有权力均应来自于宪法的授予, 依法而治。上述法律的辩证统一, 才能构成最基本的人权保障。在基本人权保障的基础上, 才能产生兼顾公平和效率的财政制度。
(二 ) 全面检讨 征税权被割让、转移、延迟 、错位的情况 , 取消所有的法外特权, 恢复财政制度的系统性、全面性和严肃性
必须重建国家经济主权和人民经济主权。财政管理要在实现经济主权最大化的同时, 尽一切努力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 我们的财政制度必须最大限度保障国民的集体人权。中国当下所谓的宪政争论, 要害在于利益集团意图用宪政的名义合法化非政府征税权, 即使灰色和黑色非税收入合法化。收回非政府征税权, 会让利益集团非常痛苦的。回收国家的征税权, 既是财政建设, 更是宪政建设。
(三) 建立刚性的财政约束
通过刚性财政约束, 确保经济体的整体效率, 获得基于效率的比较优势。我国是大国, 大国应该正道直行, 公公正正地征税, 明明白白的花钱, 拒绝税赋投机 (如过度举债) , 拒绝胡乱征税。刚性的财政约束, 是健康财政制度的标志, 更是宪政文明的标志。
(四) 优化税制, 建立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体系
与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以直接税为主、间接税为辅的税收制度和税收结构不同, 我国现在的税收制度以间接税为主, 相当于18世纪美国、欧洲的税收制度, 就是对财产和资本基本不调节的税收制度, 这不是社会主义, 也不是现代资本主义, 还是原始资本主义, 我们离现代资本主义还有很长距离。现代资本主义从罗斯福新政开始, 从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开始, 从劳工保护到个人所得税, 到遗产税, 到赠与税, 到固定资产税, 有一系列对资本更不说对土地等财产和收入调节的措施。而我国的税制改革却基本回避了直接税, 只是在间接税的基础上修修补补, 这导致了劳动者多缴税, 不劳而获者却少缴税甚至不缴税, 贫富分化严重, 税收的调节分配和再分配的功能缺失。我国必须建立针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课税制度。 当这样的税制建立以后, 我国的税制才真正趋于完善。另外, 这样的课税制度也会使得我国的各种腐败收入无处藏身。税务局将成为最好的反腐败机构。换言之, 健全的财政制度才是反腐败的最佳选择。我国税务机关开始建立个人资产与收入档案, 建立与之关联的纳税记录, 腐败行为将无所遁形。税政是财政中的核心问题, 税政清明则财政制度健全。
(五) 征税权力间的相互制衡与约束
坚持权力间的相互制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征税权划分, 维护地方相对独立性。我国中央与地方税收收入特别是税权划分欠缺规范与明确性。征税权过于集 中于中央, 相互划分缺乏坚实的法理基础, 特别是法律明文规定, 这些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因局部利益而变通国家税法、越权减免税或者滥用收费用权。二是加强对预算和审计的监督。 建立透明的审计核查制度, 应该让社会群众特别是网络发挥民主监督作用。也应加强对握有预算资金支配使用职权的干部和领导干部实行监督, 防止权力滥用。三是建立违宪审查制度。违宪审查制度所代表的宪法司法化的趋势是我国 法治的必经之路。违宪审查制度将使得宪法的最高效力地位通过个案审查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稳定地确立和强化, 任何与宪法相冲突的法律将归于无效的制度, 也不再单纯地停留口头上, 而在实践中具有了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卢麒元.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05fd90102ennx.html.
[2]黎江虹.中国纳税人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10.
[3]王宗涛.税收正当性:一个理论命题与分析框架[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2011 (3) .
浅论CPA诚信危机治理 篇9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 存在着CPA诚信丧失, 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的现象, 导致投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 直接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继而使得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信息普遍不信任, 投资热情不高, 使股票市价处于低迷状态。与此同时, CPA诚信丧失, 扰乱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秩序, 使得国家的经济决策偏离了实际的经济情况。
诚信是CPA行业的生命线, CPA行业失去诚信将会危及整个职业的生存。市场经济需要强化诚信建设, 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自身特点也决定了社会对其诚信要求会更高, 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分析注册会计师诚信危机并重塑其独立、客观、公正的形象成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紧迫且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CPA诚信丧失成因分析
1、注册会计师在经济收益上依附于委托人。
在我国现时的市场经济环境下, 由于会计市场发展不成熟, 市场供大于求, 竞争激烈, 注册会计师行业内部为抢拉客户竞相压价, 而压价所造成的对客户不正常的依赖感又影响了其应有的保持审计过程中的超然独立性, 导致更恶性的后果, 即不惜迎合被审计单位的不合法要求, 一同造假, 合谋舞弊。为了在低廉的收费中保持一定的利润空间, 事务所愿意支付的审计成本必然降低, 这样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就会减少甚至省略必要的审计程序, 弱化甚至放弃谨慎性这一会计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2、丧失CPA诚信, 违规成本低廉。
目前在我国之所以频频出现各种违规事件, 关键就是违规者的违规成本太低, 对违规者起不到应有震慑作用, 尤其是对注册会计师本人。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至今, 中注协对执业人员实行“市场禁入”处罚的不过几十人而已, 相对13万人注册会计师队伍和众多的造假事实, 这种处罚根本起不到震慑违规和犯罪的作用。由于民事赔偿机制的缺失, 受虚假信息误导损失惨重的投资者, 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无法得到经济赔偿, 而造假的巨大收益往往使企业和注册会计师置诚信于不顾去追逐利益。
3、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使得注册会计师处于被动地位。
本来, 在上市公司审计中存在着委托人、被审计人与审计机构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按照这种代理理论, 可以保证审计的公正性。但由于我国目前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董事会不能真正起到对公司管理层应有的控制作用, 很多公司总经理本身就是董事长或董事会重要成员, 经营者由理论上的被审计人变成了审计委托人, 决定着审计人的聘用、收费等事项, 公司经营者实际上成了会计师事务所的“衣食父母”, 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交易中明显处于被动地位。例如, 银广夏案件中, 该公司连续三年聘请中天勤为之进行审计, 中天勤也连续三年为其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他们相互的配合无疑是协调一致的。反之, 如果中天勤第一次为其审计时就恪习职守, 指出公司存在的问题, 那他们很可能失去了这个客户, 也就没有后来的合作。
4、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不适合审计工作的开展。
我国目前绝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都采取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几十万元的注册资本就可以承揽的几个亿、数十亿数额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 事务所的败德成本很低, 潜在收益却很高, 难以保持独立性。
三、加强CPA诚信建设的办法。
1、严格治理注册会计师职业环境。
完善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体系。建立客户风险等级评价和管理制度, 引入多项反映会计师事务所的指标, 帮助社会公众和行业服务对象认识和判断事务所的综合实力, 其中要加大中小投资者在客户风险等级中的评价比例;建立充分了解和评价被审计单位制度;建立例外事项或重大事项的请示报告制度;建立质量考核评价与奖惩制度;落实三级复核制度;严格注册会计师签名制度;建立技术支持与咨询制度等等。
2、加大处罚力度, 提高丧失CPA诚信的成本。
一是对恶意丧失会计师诚信者, 一定要加大处罚力度。必须从立法上, 执法上对造假者追究其经济责任, 刑事责任, 是造假者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其所获得的利益, 加大会计信息的稽查力度和检查面, 大幅度提高会计造假的成本。二是尽快建立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对那些丧失会计诚信的企业和个人, 将其驱逐出相关行业, 如对已上市的公司责令其退市, 对参与造假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予以取缔, 对造假的责任人吊销资格证书, 不允许从事相关行业。
3、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引入审计委员会制度。
审计委员会制度是上市公司建立和保持的一个完全由独立于管理部门并不受任何其他关系牵连、能独立进行判断的由独立董事组织的常设机构。审计委员会负责履行选择、聘用和解聘外部会计师的职能, 并有权与外部聘请的会计师讨论审计计划和审计结果、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等事项。这一机构的设立能有效保证注册会计师的聘任应与被审单位的管理当局分离, 增强分计师审计活动的独立性。
4、推行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 从组织形式上为增强诚信创造先决条件。
与有限责任制相比, 无限责任合伙制有利于会计师事务所风险意识的增强, 并能促使其建立一套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所以应当积极发展合伙制事务所, 使得合伙人个人利益 (包括人力资本投资) 与事务所业绩和命运紧密相联, 以促使其在更多压力和动力面前增强风险责任和质量品牌意识。与此同时, 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时, 要根据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情况提取一定的风险保险金提交证监会, 当其所作的那里涉嫌造假时就将这部分保险金没收。
摘要：在我国证券市场上, 存在着CPA诚信丧失, 提供虚假的会计信息的现象, 导致投资者做出错误的投资决定, 直接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继而使得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信息普遍不信任, 投资热情不高, 使股票市价处于低迷状态。诚信是CPA行业的生命线, CPA行业失去诚信将会危及整个职业的生存。本文在分析其现状及原因的基础上, 提出了加强会计职业道德建设的必要性、内容和方法。
关键词：CPA诚信,必要性,原因,方法
参考文献
[1]王帆:《会计师事务所报告竞争行为分析》, 《财会月刊》, 2010年第1期 (下旬) 。
[2]晓斌:《在重塑诚信中做大做强》, 《财会通讯》, 2010年第1期 (上) 。
企业危机媒介治理模式初探 篇10
关键词 企业危机 媒介治理 治理模式
一、企业危机的媒介治理背景
众所周知，企业危机事件的出现都是媒介呈现给人们的，比如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双汇瘦肉精事件等都是媒介的曝光和追踪报道才得以为大众所知的。另外，危机的频发与人们能够迅速获知危机信息也是有着密切关联的，传统媒介如报纸、电视等信息的制作与传播周期多为数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而新媒介如互联网等信息的更新则是全天候的，而这就加大了各类信息包括危机信息进入人们视野的频率。这并不是说危机的发生是大众传播和媒介造成的，因为危机事件的发生有其自身的原因，但大众传播和媒介有加速其发生和传播的嫌疑。莱文森的新新媒介一书中提到的博客、微博等新新媒介就是催生危机事件迅速传播的主要推动力量。
在企业危机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媒介治理是当前社会环境下最为有效的办法。但在企业危机的媒介治理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如何做才能更加快捷、有效地解决危机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使企业重新从危机的困境中挣脱出来。下面是根据当前企业所处的社会媒介环境，并结合目前某些企业成功使用媒介治理危机的案例总结、制定出的媒介治理模式和原则，希望对正处于和未来可能处于危机事件中的企业起到指导作用。
二、媒介治理模式分析
在社会日趋媒介化的今天，企业在正常的生产生活中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要把危机当成企业生活的一种常态，而不是突发情况。企业要明白危机的发生和解决都要依赖媒介才能发生作用，媒介是企业想远离但又不得不依赖的双刃匕首和生存工具。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利用好这把双刃匕首呢，如何让媒介对企业的负面影响降低等。
这在一些企业处理危机的成功案例中，我们试图找到了一些适合大多数企业可以采用的办法。文中将给以较详细的说明。
（一）重视媒介力量，努力做到与媒介平等对话
生活在当前的媒介社会下，媒介无孔不入，并彰显出巨大的力量。做为企业，尤其是那些时刻生活在媒介这把双刃匕首光影下的企业，就更要重视媒介的力量。各种交往中，企业要能够做到与媒介的平等对话，切忌趾高气扬。
另外，在媒介社会中，大大小小的媒介往往令企业无暇应对，并不是每次对话都能考虑到各类媒介。因此，在日常交往对话中，企业可以选择就重避轻、抓大放小，以此减少不必要的对话和麻烦。
（二）借鉴企业公关模式，建立和完善企业媒介中心
在传统企业的企业公关过程中，企业有一支训练有素的能言善辩、办事周全的公关队伍，负责企业日常生产生活中的投资、经营、宣传、销售、突发事件应对等一些列工作。但这些公关重在权力和利益方面的斡旋，缺乏与公众、媒介等深入全面、持久有效、坦诚相见的沟通和交流，这是造成日后企业不稳定因素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企业的公关队伍还有很大程度的倾向性，缺乏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不利于企业真正利益的维护。
（三）与时俱进，紧跟媒介发展步伐，重视和使用新媒介
媒介发展有自身的发展路径。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切新媒介技术的应用，企业不仅要充分重视，而且还要学会使用，并为企业自身的发展服务。
企业电视台、企业网站等都是企业使用媒介为己服务的最好例子，尤其是近些年博客、微博的兴起，更是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企业要时刻跟上媒介的发展步伐，重视、学会使用新媒介，为企业的日常生产生活起到保驾护航作用，并勇做企业突发情况的急先锋。
（四）以媒介为平台，进行多方会话
企业发展道路上，要时常与媒介沟通交流，向公众传达企业相关信息，尤其是当企业遇到危机事件时，这样的沟通就更加频繁和重要。为此，企业一定要以媒介为平台，和多方面进行会话。
三、媒介治理所应遵循的原则
（一）战战兢兢、时刻保持警醒原则
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风险的媒介社会，媒介就是我们的守护神和评判者。对媒介的敬畏则是我们对于媒介最好地态度，不仅如此，敬畏媒介可以使我们时刻保持警醒，让我们明白危机将是我们的生活常态。
（二）第一时间发放信息原则
当企业出现危机时，企业要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发放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这不仅是传统企业危机处理中危机公关所遵循的原则，更是企业危机媒介治理所应遵循的重要原则。因为在信息社会的今天，信息是公众所关注的重要对象，尤其是媒介，它在对信息关注方面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企业在向社会发放危机信息的时候，不仅是满足公众和媒介对信息的需求，而且这对企业积极应对危机信息也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企业要为自己挣分，而不能让公众乃至全社会觉得企业故意拖延时间，以至于对企业产生更大的敌意。
（三）发放信息真实性原则
在信息发放的过程中，企业一定要保障发放信息的真实性，而不能歪曲事实，因为不论人们获知危机信息的时间有多漫长、多艰难，事实最终都会水落石出的。如果企业歪曲事实最终被公众知道，这不仅会是企业在危机事件处理中显得被动，而且会在企业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失更多的分，这对企业危机处理乃至企业的长远发展都是有害的。
（四）诚恳对话原则
企业出现危机事件后，公众和媒介参与到企业危机的处理过程中来，不可避免会出现情绪激动、严厉指责的情况。但作为危机的行为体企业来说，不能慌乱、急躁，而且还要诚恳地与媒介乃至公众进行对话，让公众看到企业的诚恳态度。
（五）责任先行原则
企业出现危机事件后，公众和媒介不想看到的是企业喋喋不休的辩解，而是危机后企业能否勇于承担责任，对社会负责。只有勇于承担责任的企业，媒介和公众才会对它理智和谅解，因此企业要勇于承担责任，不管引发危机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企业自身在管理等方面也难咎其责。
通过一些案例分析，本文总结出了以上几点。简单点来说就是时刻警醒、积极反应、态度诚恳、平等对话、勇担责任，让媒介治理在企业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发挥更加有利于企业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高校债务危机的反思与治理 篇11
高校的债务危机被世人普遍关注是从2007年开始的。2007年3月下旬,吉林大学在其校园网站上发布通知,向全校师生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建议。吉林大学声称,自2005年以来,学校已经步入付息高峰期,现在每年需要向银行支付高达1.5亿至1.7亿元的利息,学校财务状况逐渐陷入困窘的局面。中国社科院《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2005年以前,我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额达1500亿-2000亿元。几乎所有的高校都有贷款,巨额的贷款负债已成为高校沉重的负担,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07年全国政协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国高校贷款总额达2500亿元。
自上世纪末扩招以来,为了解决建设资金的缺口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高等院校加速融资,负债经营。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的省份,无论是办学实力强,先前基础较好的院校,还是办学实力弱,新近升格的高职院校和社会力量办学单位,几乎所有高校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负债,不少高校资产负债率高达60%—70%。2007年,全国仅72所部属高等院校负债高达360亿元,校均负债5亿元。截至2008年11月,湖南省高校总负债120余亿元,其中25所高校中长期贷款近100亿元,资产负债逐年攀升,偿债能力较弱,绝大部分高校处于债台高筑、举步维艰的窘境。
在背负着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学校为节省开支,维持日常运转,往往不得不严格控制教职工数量和教师收入的增长。面对较高的社会压力和债务危机,学校在高端人才的引进和对现有教师的培训及对外交流上难有大的作为,不利于教师教学水平的持续提高。另外,学校迫于还贷的压力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科研经费的投入,影响了教师的科研活动。有学者指出,这些做法直接影响到教师自身的生活质量,从而产生心理上的不公平感;影响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产生心理上的焦虑感;影响师生关系,从而使教师产生心理上的内疚感。高校债务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高校正常的教育和教学秩序,全国政协委员、福州大学副校长范更华教授说:“目前有不少高校的资产负债率已进入了财务高风险区域,个别高校为还款付息,一度压缩其他开支,甚至开始限制专职教师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的提高,在留住人才方面失去了很多优势,直接导致教育质量下降。”更有甚者,有些高校巧立名目,违规收费,增加学生经济负担。2008年9月,湖南省审计厅向省人大报告,省内七所高等院校欠债规模偏大,校内债务24691万元,针对这七所院校2005年至2006年度财务收支审计,查出建规收费2221.15万元。目前,有的高校不得不用新贷偿还旧贷维持运行,个别的甚至资不抵债,“破产”隐患凸显。如得不到很好解决,将可能给中国高等教育带来一场深刻的危机。
二、高校债务危机的反思
1. 大规模扩招使高校债台高筑
2007年5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率团前往重庆、湖北等地对30所高校进行过一次专题调研。调研报告显示,1998年高校布局调整和1999年开始的大规模扩招是导致高校债务急剧攀升的重要原因。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总人数为108万,而2008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599万,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中国大学生的数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全国大学数量也从10年前的1000所左右发展到目前的接近1600所。这种发展模式忽略了市场化和公益性的辩证关系,导致校园面积、教学实验实训设备、图书资料、运动场地等的生均资源严重不足。尽管国家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但是根本无法满足高校超常规快速建设的步伐。几年扩招之后,2004年国家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总额虽然比1998年增加了1.69倍,而相对快速增长的学生数量生均经费却持续下降。根据相关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为2237.57元,较2004年的2298.41元下降了0.3%,较1999年的2962元下降了3.2%。而地方政府对高校经费的投入也不大,从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来看,有1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在下降。
为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教育部制定了高等院校设置条件,加强对高等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工作,强化对高等院校办学行为的规范和管理,促进高校严格执行国家教育方针,按规定的师生比改善办学条件,基于办学的需要和评估的压力,大部分高等院校被逼上了扩建校区的道路。在中国公立高等教育系统求“资”若渴的时候,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系统也正在焦急地为日益增加的库存贷款资金寻求出路。在政府主管部门的鼓励下,高等学校与国有商业银行之间突破了以往的基本存储和简单信贷关系,以“银校合作”的方式开始了全面的互动合作。数据显示,扩招以来国内高校教育投入共增加5000多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了500多亿元,银行贷款就占了2000多亿元。
2. 高等教育投融资渠道的单一
高校之所以陷入了“扩招—贷款—再扩招”的恶性循环,甚至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症结不仅仅是国家财力投入严重不足,更重要的原因是高等教育投融资体制出现偏差。突出的表现即是,投资渠道过于单一。长期以来,我们不仅将高校定位为公益机构,而且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指导思想决定了由国家包揽财务支出,高校按国家计划培养人才的供给产出格局。为保证高等教育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其投融资一向对社会紧锁了大门,害怕社会融资尤其是个人染指,会影响教育的方向路径。
事实上,社会捐赠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重要资金来源,美国一些名校接受的捐赠与捐赠基金会投资收入,已占学校年度预算的20%-40%。在国外,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基金会。资金来源除了向校友募捐和某些富豪的慷慨捐赠外,主要依靠在各个领域的投资收益来滚动积累。早在2005年,哈佛大学就曾持有过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国外上市的股票。由于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加之优良运作,到2005年末,哈佛大学基金总量已达到259亿美元,在全美大学基金中排名第一;其次为耶鲁大学,152亿美元。另外,这些基金虽不以盈利为最大的目标,仍要满足校友和其他捐赠者一定目标的回报。同时,高校独立自主的运作模式,也有效避免了投资者对教育事业的可能干预。
教育部2001年7月印发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虽然明确提出:“建立健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公共财政体制的教育拨款政策和成本分担机制,适当运用财政、金融、信贷手段发展教育事业,合理利用银行贷款,继续争取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但仍然未能对非独立法人的大学基金会、鼓励社会捐赠以及用优惠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介入,建立新型的股份制高校等投资机制创新有所涉及。
3. 高校财务管理缺乏社会问责
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的现状并存的是,高校在资金使用上的低效甚至浪费。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高、大、全”的政绩观导致办学规模盲目扩大。这些高等院校脱离自身办学实际基础,一味贪大求全,跑马圈地,跟风攀比,全然没有财务安全和风险控制意识。有的学校本身业小底薄,也动辄圈地上千亩;有的学校本身经费压力较大,却在办公楼建设上讲排场,求品味,装修极尽奢华,更有甚者仅仅校门建设也斥资几百万元上千万元,等等。许多大学校长认为,要想进“大师”,先得建好“大庙”,认为要出科研成果,就得引进一大批人才,首当其冲的是“筑巢引凤”,建设现代化的一流校舍,添置最先进的教学实验设备。
此外,一些地方政府将高校建设纳入政绩评价体系,人为的在当地形成一种“教育经济”,创“政绩”,不仅鼓励高校自主扩建新校区,政府还主动出政策找资金,将几所、上十所高校圈在一起组建大学城(或称高教科技园),建设资金少则数亿元,多则几十亿上百亿元,集教育、商贸、房地产、娱乐于一体,这种以卖地收取“政绩”,以房地产增加税收的所谓“教育地产”能满足官员一时的政绩要求、商人的利益要求、银行的放贷要求,并没有建设前的周密论证、市场定位和收益还贷计划,完全是一朝官员们好大喜功,草率从事,以树立“重视教育”的形象,以至于大学城越建越大,负债越积越高。
三、高校债务危机的治理
2009年初,教育部明确表示,今年的工作要点之一,将是“开展化解高校债务风险工作”。这是近年来,教育部首次将“化解高校债务风险”列入年度工作要点。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又该如何解决这一困扰高校多年的“老大难问题”?
1. 高校债务危机的暂行治理
面对即将到来的还贷高峰期,目前高校化解债务的方法主要有四种。第一种,地方政府出面,直接拨款给予补贴,或给予政策扶持,或牵头协调各方;第二种,以土地置换获取收益偿还贷款,这是当前中国贷款高校最普遍的做法之一,尤其是一些贷款额度较高的省份,如江苏、河南、辽宁、浙江、江西等,更是出现了全省性的土地置换风潮;第三种,以银团贷款的方式进行债务重组,江苏、河南、山东等省的高校开始与银行合作,积极探索以银团贷款方式进行债务重组的新路子,以降低高校和银行双方的风险;第四种,调整贷款结构,变短期贷款为长期贷款,变商业性贷款为政策性贷款,辽宁省与湖北省就将各自省属高校总额分别为73亿元和81亿元的短期贷款打包置换成国家开发银行的长期贷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认为这些措施既有其合理的一面,又存在着不足的地方。熊丙奇认为,政府直接拨款给高校偿还债务其合理之处在于,由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足4%,政府替高校还债是在为其以前的行为“买单”。不合理之处在于,如果政府出钱为那些买地、盖楼、搞政绩工程的高校“买单”的话,对那些精打细算的学校来说很不公平。
部分高校通过土地置换不但还清了债务,还有余额,许多高校竞相效仿。熊丙奇认为以土地置换收益还债的方式在法律层面上是不合理的,是违法的。针对高校“土地置换”方式“卖地还债”,国土资源部就曾经明确表示,高校用地为教育用地,属国有划拨土地,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划拨的土地转让或改变用途必须经依法批准,土地出让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也就是说高校既没有做主卖地的权利,更没有卖地收益的支配权。高校将教育用地变为商业用地显然是一种违法的行为。
而针对变短期贷款为长期贷款,变商业性贷款为政策性贷款的方法,熊丙奇认为这种方法只是减少高校偿还利息的数量,但是债务还是依然存在的。这种“金融置换”通过技术性操作手法,只是暂时缓解了高校偿债的阶段性压力,其本身并没有化解而仅是转换了风险。即使原来商业性短期贷款的巨额债务压力,“转换”为国家政策性银行长期贷款的潜在风险,实质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债务问题。
2. 高校债务危机的长效治理
(1)完善高校财务管理的社会问责制
化解高校债务危机需要透明,为什么会有高校债务?决策是谁做的?钱是谁用的?用钱的效果如何?这些都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不作调查,只根据负债额进行的支持,对有些高校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需要一个体制和部门,对高校债务进行评估和审查。在评估审查结果出来之后,中央政府才能根据结果对不同高校给予支持。甚至在资金下拨之后,对于资金的使用情况,也应该有一个长期的监督。为此,必须对高校贷款及其使用、融资租赁等会计核算分清责任,分类处理。对于明显违规违纪的债务问题,层层问责,应追究当事领导人或领导集体的责任。对于过度负债部分,尽可能及时清退一部分,对于没有开工的新项目及时叫停;用于发放领导者的所谓目标管理奖金和用于教职工福利等支出所形成的债务,应限期从相关人员的工资中扣除。对于合理负债,即经过正常审批程序,属于教学急需的实验实训设备和正常维修项目,或用于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而形成的债务,政府应勇于承担,及时化解;对于建成后可以通过收费逐步清偿负债项目,如学生宿舍、招待所等,可先由政府清偿后,学校从当项收益管理中分期返还。
有研究报告显示,高校负债规模不仅受到高校类型和规模以及社会声望的影响,还与高校财务的健全状况有着密切关系。在现行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之下,仅依靠高校自身防范债务风险是完全不够的,还要引入社会问责并构建高校财务监控和风险防范机制。社会问责制不能单一地局限于对贷款问题的全程监控,而要综合全面地完成对高校财务健全性的动态的监控。而且,这一机制还应包括要求公办高校对纳税人说明责任、实现财务信息透明化等方面的内容。社会问责机制的形成不仅将提升高校的财务健全性,还将推动高校提高经费使用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2)拓宽高等教育的投融资渠道
要规避高校巨额债务的产生,最好的路径是拓宽融资渠道,有了多元化的融资,不但不会产生债务危机,也会从使高校变得越来越富有。在这方面,国外大学有很多先进的做法,可供拿来借鉴。
归纳其做法,主要有三点:一是政府在公共政策上向高校融资倾斜。譬如,俄罗斯政府鼓励高校自身进行创收,国家对其免于征税。二是接受社会捐款。2006年,哈佛大学的捐助基金以23%的增长速度接近350亿美元;耶鲁大学的捐助基金以28%的增长速度达到225亿美元;斯坦佛大学的捐助基金以23%的增长速度达到172亿美元。三是良好的基金管理。美国高校利用社会捐款,形成一笔庞大的基金,并通过智慧化的经营与管理,进行保值增值。比如,哈佛大学的捐助基金由哈佛管理公司来管理,并且以政策资产组合而闻名于世,耶鲁大学的捐助基金则以首创绝对收益基金而著称。正是这些创造性的投资战略使得哈佛捐助基金从1990年到2005年以年均21%的速度增长,耶鲁捐助基金在过去二十年间以年均16%的速度增长。并且,为保证基金的良好运作,还制订了严密的使用和监督规则。
有专家提出,在考察国外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与资本市场结合的经验后发现,债券融资已成为发达国家缓解高校经费不足问题的重要渠道之一。例如,美国有41个州为解决学校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曾发行过教育公债。在约3600所大学中,约有900所发行了债券。而在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也曾通过为学生设施和固定资产项目筹集资金发行债券。除了债券,商业票据也是国外高校在资本市场融资的一个重要渠道。为降低学校债务利率水平,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校对此都已有所尝试。
反观国内,目前的教育领域的市场化融资,还很幼稚,很不成熟,尚未真正起步。一些专家表示,我国当前有必要借鉴这些国家多渠道融资的运作与管理经验,在部分地区或部分高校试验性地推行。不过,任何尝试都要符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要结合各地区和高校的实际情况来逐步探索。这将有利于推动高校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的形成。
(3)积极推进公办地方高校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至今,高校改革已经成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大学套用政府的行政级别分成副部级、省厅级等几类,大学校长仍然由行政长官任命,只须向上负责,大学的专业设置由教育部统一规制,各类统编教材强令推行,行政权力侵入学术领域,学术评价听命于权力暗示……凡此种种,共同催生大学不堪承受的债务。
目前国内1900多所高校中,公办高校所占比例过大。政府应该包办义务教育,但对于高等教育,任何国家都很难做到全部包办。政府过多包办高等教育,必然会导致高等教育本身活力有限,而一旦打破政府对高教垄断,可以吸引社会力量办学,可以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在国外的高等教育资金来源中,一部分来自政府投入和学生学费,但更多的是社会资金,包括校友捐赠、与企业的合作等,而国内高校的社会资金来源很少。
另外,大学逐渐成为一个办学经营实体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但在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下,这个“实体”却没有办法交给一个具有成本意识、具有投入产出概念的“经营者”也就是校长来经营,两方面出现严重“脱节”。而在国外一些优秀大学,“大学需要经营”的理念,已经成为自然的选择。校长是优秀的“经营者”,而不是行政官员和官僚。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每年都给自己定下目标,要募集一定数额的经费,达不到目标就辞职。
全世界的最优秀大学大约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都在美国,这是美国的“一种特殊财富”。美国是一个竞争的社会。不仅企业界竞争激烈,就是在教育界(特别在高教领域)竞争也无所不在。民间资本的引入在教育领域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竞争机制。与此同时,竞争又微妙地保存和加强了学校自主的特点。美国教育的一些资深管理者坚信,惟有竞争才是教育立于不败的唯一法宝。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达11年之久的罗索夫斯基甚至认为:“没有竞争的紧迫感和竞争的机会,这可能正是英国的大学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对衰落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而竞争的源泉恰恰来自于管制型公共部门让位于民间资本。
可见,应该积极推进地方高校体制改革,可以考虑把一部分地方高校整体转制,改公办为民办鼓励个人、财团、企业等社会力量接办公办高校;同时,容许社会资金投入高校办学,在非营利的前提下,按照市场运作模式筹集办学经费。
摘要：高校的债务危机已经严重困扰了普通高等学校进一步发展和办学水平的提高,同时影响教师的心理。大规模扩招、高等教育投融资渠道的单一、高校财务管理缺乏社会问责是高校债务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目前高校化解债务的方法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若要进行长效治理,需要完善高校财务管理的社会问责制、拓宽高等教育的投融资渠道、积极推进公办地方高校体制改革。
关键词：债务危机,投融资渠道,社会问责,高校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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