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保险诈骗（精选10篇）
金融保险诈骗 篇1
一、牵连犯基本理论之考证。
牵连犯, 是指以实施某一犯罪为目的, 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的犯罪形态[1]。对牵连犯的这一表述, 为我们学术界多数学者所赞同, 它强调行为人主观上犯罪故意的内容具有唯一性, 即实施犯罪行为之前就有将行为指向同一个犯罪的意思。同时, 构成牵连犯的整个犯罪行为, 存在着主行为 (本罪行为) 和从行为 (他罪行为, 又称为目的行为和方法行为) 之分, 主从行为共同服务于行为人直接追求的犯罪目的, “如果犯罪的方法或结果行为与其所要达到的直接目的无关, 或者犯罪的直接目的已经达到, 又实施其他与此无关的犯罪行为, 都不能认为是牵连犯”[2]。如甲盗得一皮包, 回家后发现内有一手枪, 于是顿生意念, 进行了持枪抢劫行为。虽然甲实施了盗包和持枪抢劫两个行为, 且抢劫中的持枪是因为前一盗窃行为中盗得了枪支, 但行为人主观上的犯罪故意内容不具有唯一性, 盗包和持枪抢劫两个行为指向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犯罪目的, 因而不能认为是牵连犯。在认定牵连犯时, 我们不能将前后行为有一定关系的犯罪都纳入到其中。要正确地认识牵连犯, 明确了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在认定牵连犯时, 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其他罪名”的存在, 也就是说, 当主行为构成了A罪, 从行为也必须构成犯罪, 且不能是A罪, 从行为可能是一个, 也可能是多个, 从行为之间可以是触犯相同的罪名, 也可以是触犯不同的罪名。主从行为之所以是触犯不同的罪名, 是因为本罪行为和他罪行为分别具备了不同性质的犯罪构成, 以使得二者符合了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不同性质的犯罪。
吴振兴教授在解构牵连犯的结构时就指出, 牵连犯可分为两个部分, 即本罪和他罪。牵连犯的手段行为, 是他罪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要素。而犯罪手段是实现犯罪目的的方法或措施, 与手段行为不可相提并论。同理, 结果行为是后于本罪行为实施的, 结果行为也是他罪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要素。而犯罪结果是犯罪人对客体造成的损害, 作为本罪的犯罪结果可以直接体现本罪的犯罪目的, 与结果行为不可同日而语[3]。因而, 在考证牵连犯时, 一定要将方法行为与犯罪方法, 结果行为与犯罪结果区别开来。也有人认为, 牵连犯中的主从行为必须发生在本罪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要件的过程之中, 即方法行为必须发生在本罪的犯罪预备过程之中, 结果行为必须发生在本罪行为的行为后阶段。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它将方法行为同犯罪方法, 结果行为同犯罪结果混为一谈, 没有看到二者是相互独立的行为, 是符合各自独立的犯罪构成的两个不同的犯罪。例如, 为实施抢劫而盗窃车辆, 如果行为人盗得车辆后没有实施抢劫, 那么, 他只是构成了盗窃罪的既遂。然而, 按上述个别学者的说法, 他应当构成的是抢劫罪的预备, 这显然是不正确的认识。
第二, 构成牵连犯, 主行为和从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这是认识牵连犯的核心要件。中外理论界也正是在牵连犯的牵连关系问题上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主要有主观说、客观说和折衷说三种表性观点[4]。在对诸学说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后, 吴振兴教授提出了牵连关系认定的主客观相结合的观点:即牵连关系的主观要素 (犯罪目的的同一性) 和客观要素 (数行为间的主从关系) 相结合。笔者认为, 判断各行为之间的牵连性, 只需要行为人实施犯罪的故意内容具有明确性即可, 这种明确性包括:犯罪目的的同一性和主从行为在犯罪故意中有明确的依附关系。这是因为:
1.牵连犯之间的数行为, 是统筹在同一个犯罪目的之中的, 行为人之所以为数行为, 是因为, 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前, 行为人往往会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统筹规划, 将整个犯罪分为若干个阶段, 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创造一定的条件, 或后一阶段是前一阶段的自然结果, 怎样的行为是原因, 怎样的行为是结果, 行为人都会有所认识, 正是这样的认识构成了牵连意图, 为了达到一个犯罪目的而形成的这种牵连意图, 不但支配着本罪行为, 而且制约着行为人对他罪行为的选择, 行为人对他罪行为的选择不是盲目的, 他总会按照预先制定的犯罪计划, 选择最有利于他达到犯罪目的的那种他罪行为。因而, 不管是目的行为还是手段行为, 结果行为还是方法行为, 都是围绕着同一个犯罪目的而为的有选择性的犯罪行为。
2.数行为的主从关系只是行为人故意内容的外在表现, 共同服务于同一个犯罪目的。行为的主从性是预先设定在犯罪故意的内容之中的, 行为人实施的不管是主行为还是从行为, 都是故意内容的外在表现。如行为人甲为盗窃某博物馆的一张名画, 他先后实施了如下的行为:为盗窃后迅速逃跑抢劫一奔驰轿车, 伪造假通行证, 最后实施了盗窃行为。很显然, 行为人实施前面的抢劫轿车和伪造通行证是作为手段行为服从于后面的主行为盗窃, 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依附关系, 而这种客观的依附关系是由于行为人为盗得该名画在设计犯罪时就将其作为手段行为加以设计的, 这种行为人故意内容一旦明确, 就决定了行为人各行为之间的依附性。
综上, 牵连犯的构成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客观上, 必须具有数个犯罪行为且各行为符合独立的犯罪构成 (即行为的复数性) , 同时数行为必须触犯了刑法上的不同罪名 (即行为的异质性) 。
2.主观上, 犯罪故意的内容具有明确性 (明确性的内容见以上分析) 。
二、保险诈骗罪中的牵连犯之考证, 兼论保险诈骗罪的行为方式
构成保险诈骗罪, 其直接目的就在于进行诈骗, 从保险人处骗得保险金, 行为方法多种多样。我国刑法第198条采用了叙明罪状的方式, 详细列举了其行为方式, 具体有如下几种:
(一) 投保人虚构保险标的。
保险标的, 是指作为保险对象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或者人的寿命和身体[5]。保险标的是保险合同成立的核心要件, 是保险人和投保人就其相关的损益作为权利义务的载体, 保险业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保险标的而展开的。所谓虚构, 在这里就是将本不存在或者与投保人陈述不符的保险标的使其在外观上具备了使人信赖其存在或相符的某种作为。行为人实施这种作为, 其本身就可能构成犯罪, 其与保险诈骗罪一起, 就构成了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现实生活中, 这种虚构行为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种:
1. 虚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保险对象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 保险标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但行为人通过伪造票证, 与第三人恶意串通等方式使得保险人相信标的的存在, 从而进行了保险。例如, 行为人先伪造购物发票, 再从第三人处借得一汽车, 就该汽车投保, 然后谎称其丢失进而向保险人索赔。这就虚构了一个本不存在的保险标的。
2. 瑕疵投保, 是指以不合格的保险标的冒充合格的保险标的的投保。
标的的真实状况是保险人进行保险的立足点, 就保险事宜的协商是建立在双方对保险标的的现状的完全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但事实上, 现实生活中, 对标的的现状保险人一般不能作完全的了解, 投保人多会隐瞒已有的瑕疵。这里的瑕疵既指事实瑕疵, 也指权利上的瑕疵。例如, 某运输公司明知其一长途汽车的发动装置存在隐患而就该汽车投保。行为人将偷来的名画进行投保都是瑕疵投保行为。
3. 事后投保。
事后投保是指“标的物已灭失或受到损失的情况下, 隐瞒真相向保险人投保, 之后再设计索赔一骗取保险金。”[6]不是任何的物或者人的寿命、身体都可以成为保险标的, 除投保人对其具有保险利益之外, 还必须纳入到保险法律关系中来, 即被保险了的标的才能成为保险标的。事后投保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从未投保过的标的在发生某种事故之后, 行为人隐瞒真相向保险人投保;二是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已过未及时续保, 保险事故发生后为了骗取保险金而续保。有学者认为后一种情况应当视为编造未曾发生保险事故的行为予以规制。这种说法不是很妥当, 保险合同有效期一过, 则保险人对合同中约定的的责任免除, 该部分标的物就被排除在保险合同之外, 已经不再是保险标的了。所以, 行为人在事故发生之后又续保从而骗取保险金, 应当视为虚构保险标的。
(二)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夸大损失的程度。
法律中在此处用“保险事故”一词是不准确的, “保险事故是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标的发生法定范围内应由保险公司依法理赔的事故。”[7]由投保人、受益人或被保险人编造的事故只能是非保险事故。这种非保险事故的编造其作用就在于加重保险人的责任, 使保险人的保险范围扩大到合同外责任。如行为人将自身操作上的失误使某露天电力设施烧坏谎称为该设施受雷劈而损坏, 而自身操作上的失误引起的损坏不在保险范围之内。这种对虚假原因的编造, 除了实施伪造公文、私刻公章等破坏了社会市场秩序构成犯罪外, 通常不会构成别的犯罪, 不会发生牵连犯问题。
对于事故发生后损失的夸大, 我国保险法将其与编造虚假的原因并列, 同作为第二种表现形式, 这是将夸大损失作为一种独立的表现形式加以界定的。我认为, 将夸大损失的程度作为第三种表现形式的一种更为合适, 这是因为, 对损失的夸大, 不管是量上的夸大, 还是质的夸大, 都是对未受损的那一部分量和质上的保险事故的编造, 如火灾中, 烧毁了30幅名画, 行为人却夸大说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范围50幅全部烧毁, 实际上, 对未被烧毁的20幅画, 行为人是编造了未曾发生在其上的保险事故。
(三)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
对于这种情况, 应当界定为所投保的保险标的之上未曾发生行为人所称的保险事故。保险事故未曾发生, 并不是指从未发生过任何的保险事故, 而是立足于某特定的保险标的, 在该标的上没有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事故。因而, “夸大损失的程度”也自然归属其中。行为人的这种行为方式通常表现为转移、隐匿被保险财物, 制造虚假的事故现场, 向保险人作出夸大的虚假陈述等, 而且多是针对一些容易移动的动产。这些手段行为, 一般表现为一般的违法行为 (但也不排除这些行为触犯刑法的可能性, 现实中, 行为人为达到目的, 方法行为总是多种多样, 这些方法总是不能用文字列举来穷尽的, 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和一般情况, 因为行为人的“编造”一般不会损害第三人或者国家的利益, 行为针对的是保险人) , 不能构成理论上的牵连犯, 当然, 行为人为达到目的, 私刻公章、伪造公文的除外。
(四)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
采用这种行为方法骗取保险金, 是一种破坏性较强的行为, 因为它实际上造成了财产的损失, 而且这种损失是行为人故意追求的结果, 为造成财产毁坏, 行为人往往采用一些较为极端的手段, 如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故意毁坏财物, 这些手段行为不仅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 而且还损害公私财产所有权。作为方法行为, 常常构成纵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等。这些行为符合各自的犯罪构成, 与本罪保险诈骗罪一起符合了牵连犯的客观要件。同时, 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具有同一性 (实施保险诈骗, 骗得保险金) , 而且在行为人的故意内容中, 他是将纵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作为其方法行为而为, 使得行为的主从性在外观上表现得较为明显, 此时, 行为人的前后行为就具有了牵连性, 也符合了牵连犯的构成要件, 成立牵连犯。如果行为人在实施了上述行为 (纵火等行为) 后方才产生了向保险人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 企图骗取保险金, 也即骗取保险金的故意是在实施了纵火、投放危险物质、爆炸等行为之后产生的, 那么, 前后行为便不具有牵连性。
(五) 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
这主要是针对人身保险而言的。为达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 行为人往往会在作为保险标的的人的生命、健康上做文章, 一般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形:“一是被保险人自己造成伤害、疾病或者死亡;二是投保人、受益人加害被保险人, 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疾病或伤残。”[8]一般情况, 前一种情形是行为人对自己身体的不正当处分, 只要没有向保险人索赔, 就不够成犯罪, 只是受到道义上的责难和自己忍受身体上的痛楚。而后一种情况完全不同了, 作为实施保险诈骗的方法行为, 行为人对他人的身体进行不正当的处分, 他将直接导致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成立。如果行为人骗取保险金的目的是在实施杀人、伤害之前产生, 并将其作为实现目的的手段, 那么就构成了牵连犯。反之, 则是实质上的数罪, 也应按照数罪来处断。例如, 甲为其妻购买了生命险, 三年后在一次夫妻间的吵架中失手将其妻杀死, 甲伪造了自杀现场, 并就其妻的死亡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就这一事例中, 甲产生骗取保险金的故意是在将其妻杀死之后, 不能将过失杀人行为认定为进行保险诈骗的手段行为, 不能成立牵连。
从 (四) 、 (五) 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在考察行为人的前后行为是否具有牵连性时, 着重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目的的同一性, 即行为人的各行为指向同一个犯罪目的, 而不是多个行为指向不同的犯罪目的, 行为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采用怎样的方法行为, 怎样的结果行为?什么时候开始着手犯罪的本罪行为?在行为人的故意内容中应当有明确的界定, 这样才能构成牵连。就保险诈骗罪后两种情况而言, 并不是任何的故意毁坏财物、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都是实施保险诈骗罪的手段行为, 都能与保险诈骗行为成立牵连。能否成立牵连, 最主要的是要考察行为人的犯罪故意内容是否具有明确性 (包括明确的同一犯罪目的, 明确的行为依附性) 。
三、对保险诈骗罪中牵连犯的处罚方法
我国刑法理论上对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已经形成了一致的认识, “从一重从重处罚”, 然而, 在刑法分则中, 即使构成牵连犯, 许多地方仍然规定为数罪并罚。刑法第198条第2款就规定“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 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数罪并罚处罚”, 作出这样的规定, 就是说行为人实施前三项行为时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其他罪名的, 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处罚, 后两项即使构成牵连犯也实行数罪并罚。为什么刑法会作出这样的规定?有学者认为若从一重从重处罚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重罪轻罚, 这种说法未免过于牵强,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法定最高刑都能达到死刑, 岂有不能达到合理惩罚犯罪人的目的?
我认为, 我国刑法分则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 是由于如下的原因:
1.立法者在立法之时, 更侧重于刑法的实用主义, 强调刑法的最大功能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强加于犯罪人身上的刑罚能够达到惩罚犯罪并警示社会。对于刑罚的作用, 理论上有报应主义, 目的主义和折衷主义三种主张[9]。三种主张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现实的问题, 相比之下, 折衷主义更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它以报应为基底兼顾预防, 并不否认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 报应与预防各有不同的侧重。在刑罚的立法阶段, 以报应为基底适当注重一般预防;在刑罚的裁量阶段, 兼顾报应与预防;在刑罚的执行阶段, 基于报应的限度适当注重特殊预防。”[10]在保险诈骗罪的刑罚确立上, 立法者采用了这种“阶段区分的折衷主义”的主张, 立法上更重于一种报应。如果以故意杀人作为保险诈骗行为的手段行为而依附于其上, 不能更好地突出刑法对杀人这种罪大恶极行为的惩处, 以数罪并罚的方式, 使得故意杀人行为从外观上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从保险诈骗行为中凸现出来。行为人实质上可能遭受到了一样的刑罚, 但从形式上, 他的各行为都对应了各自独立的罪责, 在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上具有更显著的功能, 使人们信赖犯罪人的所有犯罪行为都会得到刑法的惩处。
2.如前所述, 对牵连犯的考察, 重在考察犯罪目的的同一性, 就本罪而言, 着重考察行为人产生保险诈骗的犯意是在手段行为完成之后产生还是在之前产生。在司法实践中, 要考察时间发生在前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故意损坏财物的行为是作为保险诈骗行为的方法行为而依附于保险诈骗行为, 还是作为完全独立的行为与保险诈骗行为相平行, 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既然考察是否构成牵连犯存在这样的难度, 采用数罪并罚又有如上的优势, 且能解决行为人的刑罚轻重问题, 从“开放性”和“体系性”的角度而言, 是适当的。
参考文献
[1]高铭暄, 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
[2][3]吴振兴.犯罪形态论.中国检查出版社出版.273.
[4]吴振兴.罪数形态论.277-281.
[5]保险法.第12条.
[6][7][8]赵秉志.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汇编.法律出版社出版.326-330.
[9][10]张小虎.刑法的基本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84—96.
金融保险诈骗 篇2
一、在防范金融诈骗方面应该做到“三不要三要”。“三不要”指：
1、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电话号码的短信或者非正常渠道的电话银行服务；
2、不要轻信各类中奖、费用返还的短信内容，拒绝利益诱惑；
3、不要向任何人透露银行卡或网上银行用户名、密码，在任何情况下，银行及公安、司法等单位都不会向客户索要银行卡或网上银行密码。
“三要”是指：
1、要提高安全意识，比如在设置密码时避免选用生日、电话号码等容易猜测的数字或字母组合，不在公共场所使用网上银行等；
2、要登录正确的网站或通过银行的专用电话或到银行的营业网点进行查询咨询；
3、遇到诈骗，要积极地向公安机关举报。
二、识别8类常见骗术：
1、电话欠费诈骗：不法分子在互联网电话上安装任意显号软件，然后群拨电话，显示国家公安、电信机关的电话号码，冒充电信公司、公安机关等单位工作人员，以受害人电话欠费、被他人盗用身份涉嫌洗钱犯罪，以没收受害人银行存款进行威胁恫吓，欺骗受害人将自己的银行账户资金转到“公安机关”指定账户。
2、引诱汇款诈骗：不法分子以群发短信方式，将“请把钱存到××银行，××账号，××先生”等短信内容大量发出。如果碰巧事主正打算汇款，收到此类汇款诈骗信息后，可能未经仔细核实，将钱直接汇到不法分子提供的银行账号上。还有的事主因拖欠别人钱款，收到此类诈骗信息时，自认为是催款的，没有落实真实姓名，便把钱汇入该银行账号。
3、刷卡消费诈骗：不法分子通过手机短信提醒手机用户，称该用户银行卡刚刚在某地（如××商店）刷卡消费×××元，如用户有疑问，可致电××××号码咨询，并提供相关的电话号码转接服务。
4、虚假中奖诈骗，方式主要分三种：
1）预先大批量印刷精美的虚假中奖刮刮卡，通过信件邮寄或雇人投递发送；
2）通过手机发送中奖短信；
3）通过互联网发送中奖短信。受害人一旦与犯罪分子联系兑奖，即以“需先汇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汇钱，达到诈骗目的。
5、汇钱救急诈骗：不法分子通过网聊、电话交友、套近乎等手段掌握受害人的家庭成员信息后，首先通过反复骚扰或其他手段使受害人手机关机。再利用受害人手机关机这段时间，以医生或警察名义给受害人家属打电话，谎称受害人生病或遭遇车祸住院正在抢救，甚至谎称遭到绑架，要求汇钱到指定账户救急以实施诈骗。
6、ATM机告示诈骗：犯罪分子预先堵塞ATM机出卡口，并在ATM机上粘贴虚假服务告示，诱使银行卡用户在卡被吞后与其联系，套取密码，待用户离开后到ATM机取出银行卡，盗取用户卡内现金。
7、低息贷款诈骗：“我公司在本市为资金短缺者提供贷款，月息3%，无需担保，请致电××经理”，此类诈骗短信，是骗子利用一些企业和个人急需周转资金的心理，以低息贷款诱人上钩，然后以预付利息名义骗钱。
8、骗取话费诈骗：不法分子通过拨打“一声响”电话，诱使您回电，“赚”取高额话费。或以短信形式发送“您的朋友13×××××××××为您点播了一首××歌曲，以此表达他的思念和祝福，请你拨打9×××收听。”一旦回电话听歌，就可能会造成高额话费或定制某项短信服务，造成手机用户的财产损失。
三、使用防骗高招
1、注意各类电话、短信来源：接到可疑电话和短信时不要轻易相信，一定要保持镇静并仔细核实情况，千万不要抱有侥幸、怕麻烦和自以为是的心理。遇到可疑情况要多与亲戚、朋友商议，并及时拨打公安机关、金融等部门的多部正规常用电话进行多方查证核实。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账户信息，不要相信他人提供的电话，登陆网站最好通过万能导航网入口进入，对于万能导航网没有收录的网站要更加警惕，避免上当受骗，经常浏览偷财网，了解最新的诈骗骗术，提高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2、加强保密意识，防止个人金融信息及家庭信息外泄：犯罪分子之所以诈骗得逞，往往是从网上或其他途径掌握了被害人的有关信息后，再利用被害人的信息做文章，让被害人轻信，从而落入犯罪分子布好的圈套。因此，公民必须要养成保密意识，不要轻易将个人资料、卡号、存款密码等告知他人。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侦查办案中都不会通过电话进行案情询问，更不会询问群众家中存款情况，以及要求转账等。
拆穿四大高科技金融诈骗 篇3
网上支付安全问题，大概可以分成“被盗”和“被骗”两种。“被盗”是指盗用者掌握了你的账户和密码，通过转账等方式侵害你的资金、财产安全；“被骗”则是指骗子通过伪装成银行或电商的钓鱼网站，窃取用户的银行账号和密码，而对受害者造成经济损失。其中，钓鱼和木马是消费者遇到的比较普遍的问题，且危害较大。
据《钱经》和新浪网共同推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5.7%的被访者都有过网购经历，而其中57.7%的人都有过“网上受骗上当”的经历，其中被骗理由排名三甲的分别是：购物（43.4%）、个人信息泄露（15.4%）和转账汇款（11.9%）。在这些受骗者当中，觉得骗子手段花样频出，防不胜防的占44.7%，被骗之后才惊觉的占27.4%，可见，对一些骗术多一些了解和防范，十分必要。本期特别策划不仅会告诉你如何防患于未然，还会告诉你一旦被骗，如何做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
“升级版”骗术有哪些
骗子会以短信等形式“通知”用户U盾升级，之后要求登录其虚假网站输入账号、密码达到骗财目的。其实只要掌握一个常识就能防止被骗——U盾一定要去银行网点升级，网上并不能升级。
收到亲人、朋友、同事让帮忙充值手机的短信时，你也可能被骗。这可能是骗子通过手机终端系统的高位漏洞，用恶意程序把来电显示伪装成任意的号码来进行诈骗。因此，在收到亲朋好友涉及资金的短信时，一定要电话联系本人确认。
用智能手机刷二维码下载软件、加微信好友，让很多人养成见码就扫的习惯，现在，已经出现了“扫码染毒”的情况。不法分子可以通过二维码生成器将带有病毒或恶意网址的下载地址链接进二维码的图片里，带有病毒的二维码链接会扣费、监控并盗取用户隐私。此种情况的应对办法是：拨通电信运营商的客服电话，关闭所有的SP业务；平时不要见码就扫，尤其是一些小网站、网页上发布的二维码、打折促销的二维码等；如果通过二维码来安装软件，在安装好后，要先用杀毒软件查杀一次后再打开运行。
如果你在购买低价机票时，显示网银支付不成功，就要当心了！如果有人以支付系统有故障要求测试为由联系你，并且问你卡里有多少钱，那他很可能是骗子。比如你说有5万5，他就会要求你汇6万元测试。这时如果你觉得反正超额汇款不会成功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骗子会同时汇给你差额5000使你的汇款成功。不过，如果大家都了解的话，可以停在骗子补齐差额之后的那一步。
Part1：
手机不设防，如何消除移动支付隐患
案例回放
网友小麦最近买了一部新的智能手机，喜欢网购和刷信用卡购物的她，也在手机里下载了支付客户端。为了支付方便起见，账户都是使用“记住密码”状态直接登录的，小麦还绑定了一张银行卡作为快捷支付。可是就在前两天，她的手机被人偷了，三天之后，她发现自己的银行卡已经被盗刷，可是她的密码并未被泄露。
见招拆招：多做3步少风险
目前，手机支付相对电脑支付会更安全，但是没有绝对的安全。如果在手机没有丢失的情况下，手机支付出现被盗用的情况，很有可能是熟人作案。因为目前针对手机的木马和病毒还比较少，在技术上也很难实现PC与手机同步盗用。现在绝大多数产品在支付时都需要提供“手机验证码”，账户通常都会和手机绑定，如果你的密码和账号信息泄露了，可能会有被盗用的风险。
Step1.要保护好手机，防止被盗，可以通过在手机里安装专业的安全软件来防盗。
Step2.一旦手机丢失，如果用户的账户已与手机绑定，应该及时挂失和补办手机卡。
Step3.虽然每次输入密码，会有些烦琐，却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风险。因此，不要将手机里的支付软件设置为“记住密码”状态。
TIPS
避免手机账户被盗，你该怎么办？
1.尽量别“越狱”或ROOT。每个手机都有自己的安全系统，很多免费的应用软件也伴随有很高的风险。下载软件和应用时要去正规的官网和商店里下载，以免被有毒应用安装恶意代码到手机里，泄露手机的服务信息。
2.无论是PC还是手机端被盗用、盗刷，一般受损失的用户都是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的。其实，很多支付软件都有相应的安全产品，用户一定不能嫌过程烦琐，要知道设置好安全屏障才能保障账户安全。比如支付宝的“无线手机支付关闭”功能，就是针对那些觉得怎么做都不安全的用户而设置的，通过设置，其无线支付的功能会被关闭。
3.支付宝对快捷支付和余额支付都有赔付保障。若非本人使用，一旦银行卡遭到盗用，用户可在72小时内联系支付宝，提交相应的材料和证明，支付宝会有全额赔付的保障，但需区别被骗的情况。另外，出于安全考虑，用户还可以在账户中设置一定的支付限额，以防止更大的金钱损失。
Part2：
“钓鱼”网站花样多如何防骗
案例回放
网友小张在淘宝网买了一件外套。不久他便接到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卖家，表示由于支付宝系统升级，小张支付的款项被冻结，需要在支付宝上为他办理退款。
一开始小张并不相信对方。但当所谓的“卖家”准确地出了小张网购外套的时间、价格、电话号码以及快递地址等信息后，小张就放松了警惕。随后，“卖家”加了小张的QQ号。在聊天中，“卖家”将款项被“冻结”的页面截图发给小张以证实所说真实，同时要求小张登录网银，将付款明细截图作为退款证据。
浅议金融诈骗犯罪 篇4
在诸多金融领域的犯罪案件中, 金融诈骗罪是一种犯罪后果十分严重、社会危害性十分巨大的恶性刑事犯罪案件。而金融诈骗案件还具有隐蔽性较高、涉案金融较大、案件社会覆盖面较广等一系列特点, 这也给此类案件的侦破和处理带来了许多挑战。我国对于金融诈骗罪的理解和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阶段, 从起初《刑法》只规定了诈骗罪到新《刑法》修订后专门规定了“金融诈骗罪”条目, 从中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我国司法理念的发展和进步。
一、金融诈骗罪的概念和主要特点
1. 金融诈骗罪的概念。
对于金融诈骗罪的基本概念, 法学界历来存在一定的争议。虽然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了金融诈骗罪的条目, 但是仍然无法清晰准确地概括其本质含义和特点。但是笔者认为, 明确金融诈骗罪的概念, 不仅有助于从司法实践中系统建立金融诈骗罪防范体系, 而且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金融诈骗罪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笔者根据对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分析、归纳和总结, 认为金融诈骗犯罪的定义可以进行如下表述。金融诈骗应是指在金融领域内,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 通过欺诈的方式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骗取金融机构或其它机构或个人的信用或财产, 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1]。此外, 根据金融诈骗犯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方式的不同, 金融诈骗犯罪还可以分为信贷犯罪、集资诈骗犯罪、信用犯罪等等。
2. 金融诈骗罪的主要特点。
笔者认为, 金融诈骗罪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诈骗罪的形式多样化。正如前文所述, 由于金融诈骗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方式具有区别和不同之处, 因此金融诈骗犯罪所包含的内容和方式就非常多样化, 几乎涵盖了现代金融服务业的各个方面。正是由于金融诈骗犯罪无孔不入, 因此这就给建立和完善金融诈骗防范法律机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二是金融诈骗犯罪的涉案人员较多。与其他类型的金融犯罪案件相比, 金融诈骗案件的涉案人员数量相对较多。从近年来国内发生的著名金融诈骗犯罪案件来看, 许多案件的受害人数量都达到几万人以上, 犯罪嫌疑人的数量也远远超过其他犯罪案件。三是金融诈骗犯罪的犯罪后果和社会危害性较强。从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几起集资诈骗等重大金融诈骗案件来看, 涉案人大都是普通群众, 受到不法之徒的蛊惑或蒙蔽, 将毕生的积蓄送到犯罪嫌疑人手中, 进而被洗劫一空。这类案件严重危害到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也给千千万万受害者的家庭带来重大的灾难, 甚至已经成为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 明确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也能够正确区分金融诈骗罪与其他金融犯罪案件。具体来说, 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有如下几方面。
1. 金融诈骗罪的犯罪主体。
我国新修订的《刑法》规定, 单位可以作为四种金融诈骗犯罪的主体。但是对于贷款诈骗、保险诈骗等类型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主体规定不明确。这类金融诈骗犯罪的主体可以是个人, 也可以是单位或法人, 按照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 显然会造成金融诈骗犯罪主体的模糊性。笔者认为, 应当将单位和个人列为金融诈骗犯罪的共同主体[2]。
2. 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
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上必须要以侵占他人财物为目的, 而且只能是直接故意。而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是犯罪嫌疑人必须要在明确知道和了解自身行为属于诈骗的基础上, 即明知道自身的行为能够使对方上当受骗, 还出于欺骗财物的目的而实施。二是犯罪嫌疑人必须明确自身的行为是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 如果占有财物后进行了返还, 则不构成诈骗犯罪。
3. 金融诈骗犯罪的犯罪客体。
应当说, 金融诈骗犯罪的客体应当可以归纳为其侵害了公私财物所有权。无论是任何一种金融诈骗犯罪形式, 其本质上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也就在根本上侵害了公私财物所有权。此外, 金融诈骗罪还严重危害到了公共金融秩序, 对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4. 金融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
金融诈骗犯罪的客观要件可以概括为在金融活动中违反现行法律法规, 采取欺诈、骗取的方式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金融诈骗数额较大的认定, 虽然这只是一个表述, 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 还是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可供参照。
三、金融诈骗犯罪的产生原因
笔者认为, 金融诈骗犯罪的产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首先, 社会公众对于金融诈骗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 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 会被犯罪嫌疑人的欺诈手段所蒙蔽, 进而给自身的财产造成损失。其次是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 对于《刑法》中规定的相关内容还缺少具有可操作性的司法解释, 给案件的侦办带来一定的困难。最后是防范机制不健全。由于金融诈骗案件的侦破都是在产生犯罪后果以后, 因此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为了从根源上防范金融诈骗犯罪, 必须动员社会力量, 构筑金融诈骗犯罪防范制度体系。
参考文献
[1]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金融诈骗成因及防治对策 篇5
随着我国社会丰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金融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是金融领域的犯罪案什也显上升趋势，其中以金融诈骗最为强劲。会融诈骗数额巨大，波及面广，严重扰乱我国金融市场及金融秩序。1993年沈太福非法且带欺诈性集资10亿元及中同农业银行河北省衡水支行涉及100亿美元备用信用证欺诈案对司法部门和金融部门敲响了警钟一一开展反金融诈骗的斗争势在必行。1994年5月25日，朱容基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召开“三防一保”电话会议，在金融系统部署全面开展防范、打击金融诈骗。1995年金融诈骗被列为国家重点打击的犯罪。1997年新修改的刑法典与将“金融诈骗罪”做专节规定。这都表明我国反金融诈骗的斗争已逐步深入。但是，要尽可能地遏制此类犯罪，必须从根本上剖析其成因，以便更有效地对其进行提防和打击。
一、金融诈骗犯罪的特点
金融诈骗，理论界目前尚无统一定义。简言之，即是发生在资金融通过程中触犯刑律、应受刑罚的诈骗行为。它与传统财产型诈骗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新《刑法》规定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保险诈骗可以是个人犯罪，也可以是单位犯罪。
2．客体是复杂客体，具有双重性。金融诈骗在侵害财产权利的同时也侵害了金融秩序。
3．标的为有形标的和无形标的，即金融资金和金融信用。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多数直接目的是骗取资金，也有少数骗取银行开具保函、托收凭证等文件、票据，到第三者处招摇撞骗，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誉。
4．金融诈骗载体为职业关系。一般表现为银行与政府间行政关系，银行与银行间业务关系，银行与客户间信用关系。
5．行为呈专业化、智能化、隐蔽性强的特点。
二、当前金融诈骗犯罪滋长的原因
1.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主体多元化，利益格局不平衡。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分配方式是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除按劳分配外，还存在着个人劳动所得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方式。在这种并非单一的分配方式条件下，个人收入的不平衡是难以避免的。目前，我国利益主体多元化格局已形成，同时，这种主体间利益过度分化和利益间不平衡状态的加剧，导致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如果人们不根据现实条件和自身条件一味追求高需求，当现实条件和自身条件不能满足行为人通过正当合法途径来实现这一需求时，便不可避免步人犯罪行列。
2.金融法制跟不上金融市场发展速度，呈相对滞后状态。，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交易工具和规模发展迅速，但是，金融法制不完备，预防乏力，打击不力。如典当行业没有统一规范；期货、期权交易混乱，缺乏规范性法规制止其投机性。
3．金融系统自身建设薄弱及金融工具自身固有缺陷。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金融机构管理制度不完善。从业人员素质低，有章不循，甚至与犯罪分了内外勾结，共同作案。同时，金融工具本身所特有的缺陷成为犯罪分子的利用手段。例如，信用证具有与基础贸易相分离的独立性。因而，银行处理信用证业务时，只对单据文字表面一致性进行审查而对外付款。当商业一方与诈骗方签订合约，跟单信用证只作为商业交易办法付款，它无法充当”警察”来阻止诈骗发生。
4．金融诈骗是竞争文化的消极产物。社会主义中国，存在商品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应地就有商品经济的意识形态，表现为交换价值观念、功利观念、竞争观念、风险观念等。存这些观念支配下，各个商品经济活动的参加者都希望以最少的投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取得最大利润。因而，商品市场上所展示的是激烈的竞争。而竞争本身的合理性又使得许多人以牺牲他人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国内目前各种欺诈型金融犯罪，伪造型金融犯罪都集中反映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本位思想和利己动机。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业的发展，金融诈骗多数来自于外方。例如，中国银行所经历的八年卢森堡案即源于外商伪造单据骗取国内单位货款案。此类现象的出现，同样是竞争文化的负面效应。美国犯罪学家塞林(T．sellin)认为，犯罪不是纯粹个人之间冲突或相互攻击的结果，而是个人所遵循的不同文化规范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在西方竞争文化意识中，个人为生存竞争所作的一切努力，都不应视为自私自利或消极，而应视为积极的、建设性行为。所以，通过诈骗获取财富上的成功，比没有获得成功更道德、更有价值。而在中国传统的以善为本的文化熏陶下，我国商贸家在对外贸易中易以善意理解贸易伙伴，风险意识不强，轻信对方，致使自己大跌跟斗。
三、金融诈骗防治对策
(一)重点是预防
预防是防止金融诈骗犯罪行为的发生，将其控制在“未然”状态，以避免由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对社会而言，预防犯罪实践是一种投入，这种投入应既经济又有效。，围绕以上成因，现提出如下预防措施。
1．法律预防，包括立法预防和司法预防。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防治金融诈骗首推完善刑事立法。完善刑事立法具体工作有：第一、理顺刑法与金融法律、法规相协调关系，保证法律的统一性、完整件。刑法典是打击犯罪的总规。同时，在金融法规中制定完整科学的刑事条款，是完善刑事法律体系，惩罚金融犯罪的需要。所以，笔者认为，理顺两者的关系，是指金融法规中的刑事责任条款规定的刑事违法行为在刑法典中应有可适用的相对应具体条款，以确保准确有效打击金融犯罪分子。保护金融法规的权威性。我国新《刑法》的出台，弥补了旧《刑法》与金融法规不协调的缺陷。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第103条规定：”有下列票据欺诈行为之一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变造票据的；(二)故意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的……”当时，规定共列举的七种票据欺诈行为在刑法规范中根本无可适用的相应条款。而新刑法典却对此做了具体而精确规范，将此七种票据欺诈行为按行为侵害客体不同，分列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中，真正体现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刑事立法要使”确认立法”加强其超前性。传统的立法指导思想是，成熟一个制定一个，以保证法律的现实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我国新刑法典对证券市场现货交易的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犯罪行为作了规定，而对期货交易、期权交易活动种形成的诈骗犯罪尚为作预见性的规定。是否当期货诈骗形成气候时，又对新刑法典进行一次添补呢?
第三、加强金融刑事法规解释。新《刑法》对“金融诈骗罪”只作原则性规定，对数额档次及“其它严重情形”没有作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53次会议讨论通过《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是对《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抽象性所做的解释。今后，对金融诈骗案件的审理可参考适用。但这种司法解释必定不同于立法解释。笔者建义在制定相关的金融刑事法规时，应由立法机关作出适当解释，以便司法机关准而快地打击犯罪。
第四、完善金融立法。金融活动只有以法律来规范才能健康有序地进行。随着《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颁布，我国金融业发展逐步进入规范化、法制化。证券期货市场是我国新兴的资本市场，仅有《关于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的行政法规和刑法的零星规定，还不足以制止证券期货诈骗及各种违规现象。制定《证券法》、《典当条例》、《金融租赁条例》等法律法规势在必行。其次，加强经济司法活动。“有法必依”是实现法治的关键环节，能使金融业有序健康发展，遏制金融诈骗犯罪，当然离不开司法部门的监督。公、检、法机关经常办理各种金融诈骗案件，应及时将金融诈骗的状况、动态及预防金融诈骗的经验教训反馈给金融机关，帮助它们及时调整和改进预防措施。
2．社会预防。金融诈骗犯罪波及面广，仅依靠立法、司法预防是不够的，它需要公民、基层组织、社会团体、中介组织参与进行综合治理，司法部门和金融部门应对金融诈骗严重性进行宣传，普及和提高公民识别和预防金融诈骗的能力，避免在集资诈骗等非法活动中受蒙骗。社会预防除了加强人们的观念以外，还应通过工商行政机关、公证机关、资信评估机构等发挥其职能，尽可能地截阻金融诈骗的发生。
3.行业防范和技术防范。许多金融诈骗得逞源于金融系统自身建设薄弱和防伪技术落后。因而金融系统应从内外部加强自身建设，尽可能防止金融诈骗得手。
（1)外部监管。即是以中央银行为首的金融机关应严格监管金融活动，建立权威性资信评估机构，参与投资、货款、贸易等活动的资信评估，对资信极差或有前科的企业，及时进行登记并公布。
(2)内部监管。第一，加强从业人员的素质和岗位培训。第二，强化内部的法律事务工作；目前，我国大部分二级分行都没有相应的法律事务工作机构，金融系统内部的法律事务工作仍处“消防队”位置，这显然是不利于防范金融诈骗的。
(3)业务上，实行日常稽核和定期专项稽核，保证会计操作规范性、严密性和审计独立性。
(4)健全主要经营业务管理审批制度。金融系统经营放贷业务、投资业务等，如无相应管理规章或制定了管理规章而没有确实执行，都易造成金融诈骗不法分子趁虚而入。所以．金融系统应健全主要经营业务管理审批制度并确保执行。如放贷业务，应实行三查(调查管理、审查认定、检查监测)与审贷职能分离，建立信贷风险评论估，即对企业属AAA、AA等级的，可给予信用贷款，而对AB、BB、BBB等级的，则给予抵押贷款。
运用高科技手段进行金融诈骗是全球性趋势。因而，应采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最新研究成果应用于预防金融诈骗。第一，提高防伪技术，传统的磁卡性信用卡易伪造，可研制带有集成电路信用卡，它储存了特殊密码和更多的保密资料，使用科学、方便、更安全；第二，采用先进鉴别技术，对伪造、变造的票据、印章可采用紫外线灯、蓝光灯等仪器通过透光或碘熏等方法进行鉴别。
(二)惩罚金融诈骗犯罪
1．我国新刑法典的惩罚方法。1997年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吸纳了1995年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有关刑事责任之规定，为打击金融诈骗犯罪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
(1)采用自由刑、生命刑与财产刑并科的处罚方法。新刑法规定集资诈骗、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信用卡诈骗、伪造有价证券诈骗及保险诈骗七种金融诈骗罪。除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集资诈骗最高刑规定为生命刑外，其余的最高刑均为无期徒刑，这是符合经济犯罪处罚的罪刑相当原则的。即刑罚应符合威慑犯罪分子的要求。金融诈骗作为一种特殊诈骗犯罪，是从财产型诈骗犯罪游离出来的，相应提高其法定刑，是严厉打击和遏制此类犯罪的有力措举。同时，此类犯罪的各罪按危害程度不同，分别科以自由刑成生命刑，排除了有些专家学者“一律使用生命刑方足以制裁和遏制金融诈骗犯罪”的偏激观点，又符合刑法“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随着经济的发展，财产刑在惩罚经济犯罪中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这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对付手段。我国以往的刑事立法对财产刑一般采用“可以并处”的方法，这不足以制止经济犯罪分子的贪利成性。新刑法典对金融诈骗采取财产刑与自由刑或生命刑并处的惩罚方法，即判处自由刑或生命刑同时判处罚金或没收财产，体现了惩罚经济犯罪的有效性原则。
(2)对违法犯罪的单位进行处罚。新刑法典确认了单位犯罪，对金融诈骗中可能出现单位犯罪的集资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规定了双罚制。这是由金融诈骗犯罪主体由单一化向集团化发展的特点决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8条第二款对保险事故中介人(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违规操作以“保险诈骗共犯”论处，这一规定，从积极意义讲，督促金融活动中的行为人、中介人在相关的金融活动中应依法尽职尽责，从而保证整个金融业有序健康发展。笔者认为，这一精神在今后立法种应予以扩充，如在处理信用证业务时，银行没有对单据真实性负责的义务，即使在开证行付款前，开证申请人以悉知诈骗，也无法通过银行及时制止诈骗发生。如果我国刑法强制规定中介组织的必要义务，相信金融诈骗得手的机会可减少许多。
2．借鉴国外反金融诈骗的经验金融业越发达的国家，金融诈骗越厉害。西方发达国家在反金融诈骗斗争中积累了不少有益经验，对我国有一定借鉴意义。
(1)资格刑对金融诈骗犯罪的适用。资格刑就是指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是剥夺政治权利，这与金融诈骗无缘。金融诈骗是发生于资金融通过程中的犯罪。无论自然人或法人只有依法具有一定民事权利能力才可能在此经济领域活动．如果其丧失某种法定民事权利则不能在参与金融活动。因而，对有关利用其从事金融业务之便进行金融诈骗的行为人，应对其服刑完毕后所从事的职业进行限制，即禁止从事与犯罪前职业相同或相似的职业或容易再犯的职业。法国1991年12月30日第91一B82号法律(支票法的修改法)规定，对信用诈骗，法院还可判处在不超过5年的期限内禁止行使刑法典第136—28条规定的公民权、民事权及家庭权。根据我国新刑法典有关规定金融诈骗犯罪分子除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应当剥夺一定的公民权和职务权利外，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则不可附加剥夺政治权利；同时新刑法典未将禁止从事有关特定职业包括在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之列，这都不利于刑法发挥其预防和惩罚金融诈骗犯罪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行政处罚，我国是有关于取消某种从业资格的规定的。例如，《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规定，发行人在发行证券中有内幕交易行为或证券经营机构、证券交易所以及其他从事证券业的机构有操纵市场行为或与虚假陈述有关的直接责任人员，可取消其发行证券资格或撤消其证券经营业务许可、其从事证券业务许可或资格。但行政处罚效力毕竟不能等同于刑罚效力，如果将禁止事有关特定职业列入刑罚资格刑内容中，相信有恃无恐的金融犯罪，特别是证劵期货证券犯罪会大大减少。
(2)加大对虚假陈述金融诈骗的打击力度。目前，理论界将金融诈骗分为虚假陈述金融诈骗和非法占有金融诈骗。前者以非法获利为目的，而后者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我同刑法典规定的金融诈骗均属于非法占有金融诈骗。因而，从严格意义讲，我国对虚假陈述金融诈骗立法尚处空白。但是，新《刑法》“妨害对公司仓业的管理秩序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有虚报注册资本取得公司登记，制作虚假文书募集资金或提供虚假信息诱骗投资的欺诈行为之规定，这实质上是虚假陈述金融诈骗，此种犯罪行为严重违背了金融活动的诚信原则，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金融市场，特别是在投机性的证券市场上，虚假陈述足以破坏整个市场运作，危害性较大。《德国刑法典》第265条中规定“就有利于贷款人且对其申清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状况提出虚假的或不完全报告”或”资料或报告所表明的经济状况未就经济变化作出报告，而其对申请的决定又非常重要的”属于信贷诈骗罪。可见，德国贷款诈骗是虚假陈述金融诈骗，而我国贷款诈骗则是非法占有金融诈骗。如果只将非法占有金融诈骗规定为犯罪，而这种犯罪在构成要件上要求发生一定结果，并且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往往难以证明，就会造成刑事追诉上的困难，甚至徒劳无功。在这种情况下，将虚假陈述金融诈骗规定为犯罪，有利于惩治隐蔽性欺诈行为，以免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维护金融秩序不受非法侵害。因而，对易发生虚假陈述金融欺诈行为领域(特别是证券业)，应立法将此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加大对其打击力度，保证金融活动有序顺利进行。
金融保险诈骗 篇6
关键词：金融犯罪；诈骗；构成模式；立法选择
金融诈骗犯罪是一种意图通过非法手段达到占有目的的犯罪形式，就犯罪的几个重要要素来说，它与传统的诈骗犯罪有着极大的雷同性，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它又表现出与传统诈骗犯罪更新的形式，比如对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就很难明确证明。对金融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进行分析不仅能更好的指导立法工作的开展，而且对犯罪的预防和惩处有着重大现实意义，有深入开展研究的价值。
一、金融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
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金融诈骗犯罪是一种以非法占用为目的，以虚构事实、故意隐瞒真相、非法集资等作为犯罪手段，以信用证、信用卡为犯罪工具进行诈骗的行为。将金融诈骗犯罪与欺诈犯罪作对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金融诈骗犯罪是欺诈犯罪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探讨金融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可以通过分析欺诈犯罪来进行。
欺诈犯罪构成要素分为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主观构成要素又分为两个方向：一是要求主观上存在故意欺诈要素；一是不仅要求有故意欺诈要素，同时还需要具备有非法获利占有的目的。而客观构成要素这主要包括欺诈行为的发生、被害人陷入错误的认识、被害人因为错误认识的引导处理财产权益、被害人或者第三方发生财产损失、行为人获利等五个层面的内容。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进行不同的组合就能构成不同性质的欺诈类犯罪行为，根据犯罪程度，主要分为一般欺诈性犯罪和特殊类欺诈犯罪。
一般类欺诈犯罪是在行为人主观存在故意欺诈加上客观构成的五个要素构成的，只强调欺是否具有欺诈行为的性质和行为方式，针对的行为面广。而特殊类欺诈犯罪除了具备一般类欺诈犯罪的所有要素之外，还需要具备行为人存在通过欺诈获得非法收益的目的，要求同时具备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欺诈和主观存在获取非法收益的目的两大要素，还要求出现客观上的欺诈行为并造成客观的损失，与一般类欺诈犯罪相比，更注重的是行为的出发目的以及最终的结果，是典型的传统结果犯罪类型的代表。
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传统的诈骗犯罪开始渗入到金融领域，并且比起传统的诈骗犯罪破坏性越来越大，涉及到的犯罪手法越来越隐秘，已经超越了传统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为了更好的对发生在金融领域的诈骗行为进行打击，我国司法系统从诈骗犯罪中剥离出金融诈骗罪，具有其现实意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对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仍然是从传统犯罪立法模式出发，更多的是为了保护个人、集体财产，是与过去社会情形相适应的，但是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如今的发展现状，忽视了金融诈骗犯罪对市场经济社会的市场秩序与社会诚信机制造成的破坏，而且在牵一发动全身的市场中，后者的损失远远超过单纯的财产的损失，采用传统立法方式有避重取轻的嫌疑。
二、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选择方向
当前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工作孩子不断完善中，传统的诈骗犯罪立法模式还在司法领域践行，繁杂的犯罪构成要素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司法机关处理诉讼案件的效率，目的犯罪模式立法很难及时对诈骗犯罪行为进行定论制裁，对造成的损失难以进行规避和减少，过于注重结果犯罪，对犯罪的预防难以有效开展工作，无形中造成司法成本的增加。
金融诈骗犯罪的立法还需要进一度的进行完善与加强，改变传统结果犯罪单一的处理模式，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和犯罪结果综合考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淡化甚至取消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构成要件
立法讲究严而不厉，但是在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的相关立法工作中却存在厉而不严的现象，一旦被证明是金融诈骗犯罪，就是重罪，非法占有目的是衡量金融诈骗犯罪的一项构成要件，但并不是主要的要件，在进行司法处理的过程中，如何对非法占有目的进行举证证明又为司法机关的工作增加了难度，这无形中使得非法占有目的这一要件成为司法审理中的焦点。
而事实上在金融诈骗犯罪中，不管是不是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都会造成重大的金融信用与安全危害。从降低犯罪证明的门槛，最大限度维护金融系统的安全的角度出发，淡化甚至取消非法占有目的要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二）践行双重犯罪结构模式立法，做到严而不厉
针对目前我国金融诈骗犯罪更注重犯罪结果而对犯罪过程轻忽的现状，有必要进行调整，在立法中践行行为与结果相结合的结构模式，避免做事后诸葛亮，能及时对金融诈骗犯罪行为进行发现与制止，对具备主观非法获利目的或客观犯罪结果的诈骗行为，可以采用相对宽松的定罪，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预防犯罪行为的发生，简化司法程序，提高司法工作效率。
（三）施行结果犯与行为犯相结合的犯罪结构模式
为了更好的加大对金融领域秩序的保护，有必要改变过去重结果犯的立法模式，搭建起结果犯与行为犯双重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对金融领域中发生的虚假陈述行为进行有力打击，在犯罪行为升级之前进行制止。
金融诈骗犯罪对社会的破坏作用巨大，与传统的诈骗犯罪相比，不仅仅是对个人、集体、国家的财产造成损失，影响更坏的是对市场金融秩序和社会信用机制的扰乱，影响市场的正常运转，需要国家站在立法的层度进行严惩，在落实立法精神的基础上全面规范金融市场，保证金融市场的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毛玲玲.金融诈骗犯罪的新型特征与定罪模式的思考[J].上海金融，2010（04）.
[2]沈丙友.《诉讼证明的困境与金融诈骗罪之重构》[J].法学研究.2003.3.
金融保险诈骗 篇7
金字塔骗局以欺诈为基础, 一旦欺诈暴露, 罪犯通常是被剥夺偷来的数百万和送到监狱。对受害者来说不幸的是, 找回在这个骗局中丢失的财物中的任何一部分的过程是复杂的。在某种程度上说, 挑战在于联邦破产法规和破产法典在决定什么样的资产可以找回和谁有权成为旁氏派的一部分的原理之间的不同。什么是金字塔骗局 (是由法院而不是媒体下定义) ?有的把金字塔骗局定义为欺诈性投资———后来投资的财产作为虚高的红利支付给原来的投资者, 造成盈利的假象以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有的已接受了一个可以说更广泛的描述:利用后来获得的资金或产品支付给在先投资者的任何形式的欺诈计划。其他的法院增加说骗局不是代表投资者进行合法经营。从本质上说金字塔骗局就是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骗局。
计划崩溃以后, 不可避免的, 旁氏投资者被分为两种类别。第一种是“净输者”———他们的投资本金没有收到全部回报的投资者, 或是没有收到任何回报的投资者, 因为他们的投资被用于满足其他投资者的期望。另一类是“净赢者”———这些幸运的投资者获得的回报高于他们的投资本金。在这些分类之外, 经常会有“资金供应者” (支线基金) ———各种对冲基金、证券行和银行引导大量的投资者进入金字塔骗局。受害者会发现两个领域的法律相互作用决定金字塔骗局资产的回收率和分布。
二、没收法和破产法下的金字塔骗局
没收法和破产法之间有显著性的不同, 比如适用于金字塔骗局方面。联邦民事和刑事法令都是通过财产的没收和分配来处理不当行为。类似地, 破产法规包含何时和如何使得资产成为破产评估中的一部分和如何分配这些财产的基本指引。两个领域的法律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
(一) 没收法
没收被定义为剥夺财产没有给予补偿或因为一个罪名、违背义务或怠于履行责任而丧失权利、特权或财产。没收有三个目标:惩罚, 威慑和赔偿。本质上说, 没收在促使一个刑事被告被迫交出其非法获得的利益的同时确保财产不被适用于违法行为。
传统的没收法, 追溯到古代, 被视为是现代民事没收的基础和使物成为行动的主要焦点。民事没收是一个对追缴财产本身的物权诉讼, 没收主要用于违法当中的财产和要求偿还在不法行为中的收益。
民事和刑事没收通常是以四个步骤完成的:扣押查封、通知、没收诉讼和收回。为了扣押财产, 政府必须要显示可能的理由去相信财产被用于犯罪行为。这种负担转到公民那就是要证明这些财产不应当被没收。
(二) 破产法
如上所述, 破产法典在破产案例中建立了一个分配资产的系统秩序, 也建立一个收集资产的综合方案, 包括在破产案件前债务人剩余的财产是合法的, 或是债权人的欺诈性支付或是其他。
不管是在没收法还是破产法下, 金字塔骗局索赔者通常不会请求支付仅仅在破产前六个月交付的发票。旁氏投资者有一个共同的属性:他们都是精心设计骗局的受害者。然而, 金字塔骗局的索赔者有不同程度的利益和负债。美国最高法院承认破产法的核心原则是债务人规避欺诈和优惠转让的特权。破产法规定受托者 (或债务持有人) 用这两个重要的法定的工具使得其可以从在破产前获得支付的债权人 (或金字塔骗局投资者) 那里拿回资金。
1. 偏颇性清偿行为:时间就是一切
在商业场合, 债权人将会透过优先权的镜像经历破产。偏颇性清偿是在破产前夕对债权人的支付以偿清或减少先前存在的债务。通常, 受托人宁愿起诉优先索赔者以防止金融欺诈, 因为无诚信保障和转让者不属于普通商业领域。不幸的是, 90天的保障对优先者来说是不足的, 在最后的转让者和破产申请间经常多于90天。偏颇性清偿是可撤销的交易行为, 授权受托人可以撤销在破产前短期内的交易行为, 阻止债权人快速的走向法院, 使得债务人在进入破产前被分解。
受托者在偏颇性清偿行为中的证明责任低于在欺诈性转让行为中的证明责任, 因为破产法推定任何资金, 无论是本金或利润, 支付 (或撤回) 只要是在破产申请前90日内就是不合理的优先清偿。
2. 欺诈转让:目的、意图
资产损耗经常采用在破产前夕无偿转让或低价转让的形式。不管旁氏投资者是否是受害者, 破产受托者都会利用548条收回给投资者的付款和把这些追回款重新分配给受欺诈的投资者, 他们可能是或不是政府认为的受害者人群。受托者必须证明转让者的实际或推定意图是“阻碍、拖延或欺诈”受害者或当他转让时的确有经济压力和没有收到合理的转让对价。
实践中, 推定和实际欺诈间的区别是不重要的。推定欺诈需要证明的更多, 但是结果是相似的:无辜的投资者要返还资金。实际欺诈理论需要受托者证明金字塔骗局的操作者 (债务人) 以阻碍、拖延或欺诈债权人意图进行转让。有时在认罪协议中, 金字塔骗局的操作者会承认实际意图。因此, 金字塔骗局提供了实际欺诈的假定因素。相比, 推定欺诈理论是两部分的分析。一是要求受托者证明转让给投资者的对价不少于合理的价值。二是要求受托者要证明四个金融事件之一已发生: (1) 债务人在支付时已破产或因此而破产 (2) 债务人在付款后, 将剩余的资金从事或将从事业务 (3) 债务人打算承担的债务多于到期时的偿还能力 (4) 债务人在一个独立的协议里转让或支付利益给知情人。
对于意图, 法院认为涉及证券通知保护法令的受托者, 受托者必须满足证券欺诈案件要求的程度:“证据多于不当履行”。根据法院的规划, 即使投资者遇到可疑的情况但未能进一步的调查, 善意的辩护仍然可用。
实际欺诈理论可能被用于找回支付给投资者的所有资金是明确的, 然而推定欺诈可能不能找回受害者投资资金的一部分或所有。一转让就推定欺诈, 受托者的追回是有限的, 投资者收到的利润高于或低于投资本金, 除非受托者证明无辜投资者缺少善意, 在此情况下受托者可能会用推定欺诈找回投资者的本金。
3. 把价值计入548条善意方程式
有的法院认为548 (c) 条的善意标准没有触碰到防护价值部分, 在金字塔骗局中的适用仍是不明确的, 这可能取决于价值被548 (d) 条所定义的事实。在金字塔骗局案件中考虑是否是股权投资 (而不是传统的债权投资) 价值会是一个问题, 作为548c条目的价值的抗辩是偿还的资格或对价。为了限制过分集中于价值问题, 法院认为受托者需要以联邦和州法确定表面无效情形。
通过548c, 典型的欺诈转让被告可以通过证明他在任何转让中从债务人处得到价值, 对受托者的无效行为进行积极地防御。价值问题的存在独立于诚信问题。然而在金字塔骗局中, 投资被告不是典型的被告。转让是被告的股权利益, 这种利益被争议为无价值 (与债务投资相比, 投资本金构不成价值) 。因此, 548条防护是否可以适用在金字塔骗局是有质疑的。国际管理合伙人的破产法院正确回答了金字塔骗局中交换价值相当于股权收益是不可能的。国际管理合伙人与旁氏间的区别在于欺诈投资的股权本质, 投资是债务人资本投资构成提供的。
第十一巡回法院最终肯定破产法院关于金字塔骗局中债权和股权索赔是相联系的。鉴于不断扩大的金字塔骗局领域和受骗投资者, 价值构成和诚信一样是个循环性问题。随着时间推移, 无论哪一种方式, 偿还本金构成交换对价, 与投资是债权或股权无关。在决定无辜的投资受害者是善意的关键实践问题是:投资者是否是想得到合理的商业利润, 或他们是否基于合理的信赖?投资者责任的另一面类似于诚信、善意, 一些法院依据投资者在整个计划中扮演的角色来分配不同程度的责任。法院提高了责任标准, 经纪人可能是未察觉的共谋者, 他们因将客户的投资资金投入欺诈基金而获得佣金。他们从旁氏基金获得的佣金遭遇回避行为, 一些法院拒绝善意抗辩用于通过诱使投资者进入旁氏基金而获得的佣金。在世界宣明会, 法院不仅拒绝经纪人的善意辩护, 而且否定他们招募新投资者的行为, 这使得违法的旁氏计划得以延续, 认为此是欺诈性的。
三、刑事没收和规避破产行为
破产法规和联邦没收法则间的差异是当民事或刑事没收是针对债务人的财产时是很易发现的, 或者破产申请是在没收之后。如果民事和刑事的利益冲突可以产生新计划, 此可以有效的重新分配财产, 这个问题可能比较简单。不幸的是在很多情况下, 早期的外交谈判是例外而不是原则。在这些情况下对破产托管人来说第一个问题是时机。在政府没收财产后, 对破产受托人提出行为无效的时间限制会耗尽, 而受托者在等待他对破产财产的索求被听到。
第二个问题是证据。一旦固定资产被没收, 受托者必须试图公开或在附属程序中挑战没收。由于受托者是善意的购买者, 在附属程序中可能会成功。但是如果另一当事人对此财产有兴趣, 就有法官决定谁可以得到它, 因此, 在积累财产中受托者面临着困难。
更糟的是, 在金字塔骗局中民事和刑事没收间的区别是不易确定的。由于2000年通过的修正案扩张和变更了没收权, 事实上没收不需要说服, 政府通常在刑事指控中提出民事主张, 很多情况下政府会从多数人那里收资产, 开始民事民事程序, 提出刑事指控, 在指控中说明财产的属性, 随后再放弃民事没收行为。当政府在旁氏案件中分配没收财产, 债权人和受害者间的冲突会加剧。企业过去的欺诈可能是准合法的, 因为真正投资者和客户的资金没用于违法行为, 但他们扔交付了资金。同时, 企业也签订了合法目的的契约, 例如租赁, 承包, 复印机, 办公室冰箱等。如果政府作为发放资金者, 合法的债权人可能不能像受害者那样提出索赔和希望在结束后破产托管人那里还有剩余。
四、结论
在金字塔骗局中没收规则对于收集资产是有利的。一旦介入欺诈, 政府的法律权利及于对他的范围和可能的范围, 随即开始扣押与金字塔骗局有关的财产。但是破产规避行为也可以整理和分配固定资产。在很多情况下两组规则可以在所有的债权人和受害者间创造一个公平的分配。两方在谁会赢上可能永远不会达成一致, 但至少两个阵营可以识别, 在相同的情形下使得两种完全不同系统的方法相协调可以做的更多。
摘要：长久以来金融诈骗就普遍存在于我们生活当中, 而且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金字塔骗局就是一种常见和古老的投资诈骗, 该骗局以向虚设的企业投资为由, 一投资者的钱作为快速盈利给最初的投资者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在此骗局失败后, 就面临着被骗财产的收回和分配问题。在此过程中, 谁有权成为金字塔骗局的一部分、没收的标准和分配原则等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关键词：金融诈骗,金字塔骗局,没收,破产
参考文献
[1]邓礼鹏.论破产法上的欺诈性转让[D].西南政法大学, 2007.
[2]李志强.论破产法上的偏颇性清偿[J].政法学刊, 2008.
[3]林玲玲, 吴燕来.对冲基金监管制度研究——以麦道夫案为例[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 2011.
论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 篇8
《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共八个具体罪名, 《刑法》条文仅明确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以及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行为明文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而对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以及信用卡诈骗罪中除恶意透支行为之外的其余几种犯罪未作明确规定, 从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为了解决理论上的争议, 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以下简称《纪要》) 强调, 金融诈骗犯罪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这是从实然法的角度肯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全部八种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2006年6月29日通过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六) 》第10条规定在刑法第175条后增加一条“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 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单处罚金……”, 修正案中增加的这条“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主观上未要求非法占有目的, 客观上与金融诈骗罪中的贷款诈骗、票据诈骗、信用证诈骗等犯罪行为具有重合之处, 修正案将其与原有的金融诈骗罪并列为犯罪, 要正确区分本罪与相关的金融诈骗罪, 只能通过认定主观方面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方式。由此可见, 立法者将不具有 (或无法证明有) 非法占有目的的某些金融欺诈行为也规定为犯罪, 使其与原来的金融诈骗罪并列起来, 从而间接肯定了原有金融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构成要件地位。
既然所有的金融诈骗罪都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为什么《刑法》在条文上作出有区别的规定呢?对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来说, 如果立法上不明文规定和限定非法占有目的, 仅从其行为方式来看往往难以将其与刑法中的其他类似行为的犯罪区分开来, 容易造成混淆。集资诈骗罪, 其特点是以非法集资的方式进行, 可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方式也可用非法集资的方式进行。因此, 如果在集资过程中采用了虚假的方法, 但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 只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而不能构成集资诈骗罪。在这种情况下,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成为区分集资诈骗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贷款诈骗罪, 其行为特点是在贷款过程中, 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 骗取贷款。但是在贷款过程中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也符合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高利转贷罪的行为方式。在行为方式相同的情况下, 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构成贷款诈骗罪;如果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只具有转贷牟利目的, 则构成高利转贷罪。其他几种法条上未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金融诈骗犯罪, 在刑法上不存在两种犯罪的行为方式相同但由于主观目的的差别而出现容易混淆的情况。
通过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刑法在条文上表现出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和未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两类金融诈骗罪, 并非对某些金融诈骗罪不要求非法占有目的, 而是为了避免混淆而进行的强调和限定。
二、对非法占有目的的理解:区分“非法占有”与“非法占用”
在讨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时必须正确理解“非法占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侵财类犯罪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 在很多情况下直接决定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刑法教科书对非法占有目的的阐释是“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指出了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在于获取公私财物。马克昌教授也指出, “将不法占有理解为不法所有, 才是各种金融诈骗罪中‘以不法占有为目的’的真正含义”。因此, 我们可以将非法占有目的总结为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 使财物脱离其合法所有人或者占有人的控制而由自己进行非法支配以获取非法利益的心里状态。
正确理解“非法占有目的”, 要区分“非法占有”和“非法占用”。占用并非占有。如上文所述,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和非法所有在实际理解上是相通的, 因为财产犯罪的主观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的财物和财产性利益, 很难相信一个诈骗犯会仅仅满足于占有, 现实中的诈骗犯都企图使某些财物或财产性利益完全地为己所有, 任意支配。按照民法上对所有权四项权能 (占有、使用、收益、处分) 的划分, 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侵犯了财产所有权的全部四项权能, 而“非法占用”只侵犯了财产使用权。例如贪污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区分, 就在于前者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公共财物, 而后者是为了非法使用公款。
有学者提出金融领域内采用欺诈手段的非法占用行为也可构成金融诈骗罪, 笔者认为混淆了金融诈骗与金融欺诈的界限, 而正确区分“非法占有”与“非法占用”是区分金融诈骗与金融欺诈行为的关键。所谓“占用型金融诈骗”本质上是金融欺诈行为, 如在信用证诈骗中的利用骗取的信用证进行融资从事经营活动, 在贷款到期之前予以偿还;在贷款诈骗中的利用伪造、变造、作废的金融票据作抵押, 骗取贷款, 供自己使用或进行其他牟利活动, 在获利后再归还银行;在票据诈骗中的签发空头期票以暂时延缓付款期限等行为, 如果能证实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并非为了他人财物所有权的“非法占有”, 而仅仅是暂时获取财物使用权的“非法占用”行为, 那么行为人只能构成金融欺诈, 不能以相关的金融诈骗罪定罪处罚。
三、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有学者在肯定金融诈骗罪主观上都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下, 提出刑法条文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和未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在证明要求上存在不同在:未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六种金融诈骗罪中, 通过《刑法》规定的客观行为本身可以推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 只要查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具体金融诈骗的客观行为, 就足以表明行为人诈骗的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 因而无需推定;而在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两种金融诈骗罪中, 除了必须查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定客观行为外, 还需要司法推定, 需证明特定的推定事实的存在方可认定构成金融诈骗罪。即对于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 (除恶意透支行为之外) 、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六种非法定目的犯的金融诈骗罪, 控方只须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客观行为, 就可以推定行为人成立金融诈骗犯罪, 而不须特别地证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换言之, 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定的客观行为时, 证明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责任在行为人自己, 如果行为人不能作出合理的辩解, 则其金融诈骗犯罪成立;对于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以及信用卡诈骗罪中的恶意透支行为, 控方必须承担全面的举证责任——通过司法推定, 来证明行为人的行为可以排除“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可能性。
笔者不同意以上观点, 认为刑法条文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金融诈骗罪和未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只是刑法条文上为了避免混淆而做出的强调和限定, 在证明标准的要求上并无不同。如果按照实施了刑法规定的客观行为就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的观点, 这实际上变相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是除集资诈骗和贷款诈骗罪以外的六种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很可能会导致客观归罪。上文已经分析过, 行为人通过诈骗方法获取资金, 可以区分为“非法占有目的”和“非法占用目的”。如果行为人在通过诈骗的方法实施了刑法条文未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行为, 造成较大数额资金不能归还, 仍然不能据此就认定行为人实施了客观行为就表明了行为人主观上必然有非法占有目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利用骗取的信用证融资从事经营活动的行为, 如行为人已制定还款计划, 正在筹措资金准备还款, 那么足以表明行为人是以欺骗的手法暂时获取资金的使用权, 构成“非法占用”而非“非法占有”, 如果在此种情形下, 仅凭客观行为而不对其主观目的进行推定, 则很大可能会造成客观归罪。
既然明确了刑法条文规定非法占有目的和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罪都需要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 那么, 在司法实践中, 认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既要避免单纯根据结果客观归罪, 也不能仅凭被告人自己供述, 而应当具体分析案情, 综合事实, 经过周密论证, 排除其他可能, 得出正确结论。最高人民法院《纪要》指出:根据司法实践, 对于行为人通过诈骗的方法非法获取资金, 造成数额较大资金不能归还、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 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2) 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 (3) 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 (4) 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5) 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 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6) 隐匿、销毁账目, 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 以逃避返还资金的; (7) 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但是, 在处理具体案件的时候, 对于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 不能单纯以财产不能归还就按金融诈骗罪处理。
摘要：非法占有目的是所有金融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对非法占有目的正确理解应当注意区别“非法占有”与“非法占用”, 这是区分金融诈骗与金融欺诈行为、准确定罪的关键;刑法条文明确规定非法占有目的金融诈骗罪和未规定非法占有目的的金融诈骗罪在“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构成要件的证明标准上是相同的, 都需要对行为人的主观心态进行认定, 而不能仅根据客观行为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关键词：金融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非法占有,非法占用
参考文献
[1].刘宪权, 吴允锋.论金融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J].法学, 2001, (7) .
[2].罗欣.关于金融诈骗罪的两个问题[J].法学研究, 2000, (9) .
[3].卢勤忠.金融诈骗罪中的主观内容分析[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 2001, (3) .
[4].马克昌.金融诈骗罪的若干问题[M]//赵秉志.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1.
[5].赵秉志.论金融诈骗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2001, (1) .
[6].姜爱东, 郭健.论金融诈骗罪的罪过形式—以目的犯基本理论为思考路径[J].法学杂志, 2009, (11) .
金融保险诈骗 篇9
1998年和2000年, 帅英为其母亲在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康宁终身保险。根据康宁终身保险条款的约定, 仅70周岁以下且身体健康者方可作为被保险人投交保险。但在1998年投保时, 帅英母亲实际年龄已达77岁, 超过保险合同条款对年龄限制的规定。对此, 帅英在法庭上的解释是, 因私人原因他在1997年将其母亲户口档案中的年龄改为54岁, 在体检时曾找过他人代为体检。在1998年第一次投保时, 保险业务员向帅英表示仅需按户籍登记情况填写即可。在第二次投保时, 帅英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当时业务员让她照第一份保单的内容来填。2001年帅英母亲过八十大寿, 相关经办保险业务员到场祝贺并参加寿宴。2003年帅英母亲过世,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渠县分公司根据双方康宁终身险的约定进行理赔调查;同年, 帅英修改其母入党申请书上的年龄作为理赔凭证提交保险公司, 获得27万理赔金。后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收到举报称帅英母亲年龄造假, 经初步核查后向公安机关报案, 公安机关仅侦查一天便宣告破案。 (何海宁《难倒法官的骗保案———保险法说她改的27万保险金, 刑法说她该坐10年大牢》, 《南方周末》, 2005-04-14)
2003年7月25日, 帅英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以下简称《刑法》) 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犯保险诈骗罪为由, 被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8日, 市检察院批准逮捕, 并要求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但是渠县检察院认为帅英无罪, 于是作出不起诉的决定。随后, 达州市公安局要求复议此案, 达州市人民检察院复议后认为渠县检察院的法律适用存在问题, 于是指定另一个检察院, 即大竹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大竹县法院审理后宣告帅英无罪。后大竹县检察院提起抗诉, 但达州市中院审理时合议庭对法律适用发生分歧, 未能形成统一意见, 遂报请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也未能形成统一意见, 最终此案呈报给了最高人民法院。
【律师说法】
法益是判断法律适用的重要方法
1.一般法与特殊法是存在于同一体系下的两个关系宪法作为我国根本大法, 下设七大部门法: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国际法、经济法、环境法、军事法。而这些法律之下又有具体的法规等。而之所以会区分不同部门法, 是因为他们的立法宗旨各不相同。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以下简称《民法通则》) 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 正确调整民事关系,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 根据宪法和我国实际情况, 总结民事活动的实践经验, 制定本法。”可见, 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人身关系的法律, 保险法是民法体系下调整财产关系的特别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以下简称《保险法》) 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保险活动, 保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加强对保险业的监督管理, 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 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制定本法。”在保险法项下的未尽事宜, 如合同签订、争议解决、证据认定等, 《保险法》有规定的适用特别法, 如无规定的, 则适用《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
而根据《刑法》第一条:“为了惩罚犯罪, 保护人民, 根据宪法, 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 制定本法”的规定,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以下简称《宪法》) 项下的七大部门法之一, 《刑法》担负着制止犯罪的重要责任。在我国法律责任体系中, 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以承担责任的程度不同可分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如当事人仅违反双方的民事约定, 则应根据协议或合同的约定, 以及《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承担民事违约责任;而如违约行为严重致使违反我国行政管理性规定, 则或将接受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等、承担行政责任。如行为人的行为已经违反《刑法》等刑事法律的, 则应按其犯罪行为的程度承担相应刑事责任。所以, 不同部门法其保护的法益不尽相同。如果跨越部门法在不同体系下来解释一般法和特殊法, 其意义并不大。可见, 如果一般法与特殊法之间的概念成立, 那么是默认他们在同一体系的前提之下, 特殊法优先适用于一般法。所以, 保险法与刑法之间不存在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
2.民法与刑法调整对象不同
在帅英骗保案中, 针对法律适用问题, 不存在刑法与保险法之间的优先适用问题而应强调两者的法益倾向不同。如果主体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严重性上升到犯罪的阶段时, 那么相应的法律调整对象则从民法转换到刑法。民法针对特定违法行为, 刑法针对犯罪。
保险合同生效不能否定帅英的行为不具备保险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合同有效性与否仅是民法调整的对象问题
从《保险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 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的规定分析, 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 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 保险人有权据此解除合同。因《保险法》这一条款系管理性规定, 故保险公司无权直接主张保险合同无效, 仅可在法定期限内要求解除或撤销合同。本案中, 帅英分别在1998年和2001年投保康宁终身保险, 而直至2003年之前, 中国人寿保险均未针对帅英申报的其母亲年龄不真实为由要求解除或撤销保险合同。这一期间已超过了法定行权期限, 因此合同的有效性依然受法律保护。 (于改之、吴玉萍《刑、民冲突时的法律适用———以帅英骗保案为中心》, 《法律适用》, 2005年第10期)
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民商法上的合同, 在这个以高风险著称的保险行业里, 诚实信用原则显得极为重要, 保险合同正是最大诚信合同, 因此, 为了平衡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利益, 保险法不仅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 也为保险人的解除权行使设定了抗辩期限。投保人在投保时具有如实告知义务, 即投保人要根据实际情况披露被保险人的情况。同时, 若投保人未依约履行如实申报义务, 保险人有权行使解除或撤销权。但为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保险人借此滥用解除权, 所以, 保险法第五十三条设置了相应的不可抗辩条款, 即将保险人对投保人是否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提出异议的期间限制在两年内。保险人在这两年内可以对保险合同进行争议, 也可以解除合同, 但一旦超过这两年的期限, 保险合同则成为不可争议的合同。由此可见, 保险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 是为了防止保险人滥用“主张保险合同无效”的权利, 从而损害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但这并不是意味着对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减轻, 保险法也不鼓励投保人在投保时虚构事实、隐匿真相, 这样的行为也不当然合法。 (张明楷《实体上的刑民关系》, 《人民法院报》, 2006.5 (17) )
保险法不仅要保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 也要体现对保险人的公平正义。那么, 即便根据帅英在法院申辩时所言, 在签订合同时, 对于其母亲的年龄情况都向保险业务员说明过, 但保险业务员依旧让其按户口本上的年龄填写, 可以看出帅英履行了告知义务, 而保险业务员作为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可以推定保险公司已知帅英母亲的年龄问题, 那么保险公司有权在两年内行使解除合同等抗辩权。而即使帅英在法院的申辩仅是一家之言, 保险公司也有权在两年内查明情况行使解除合同等抗辩权。
所以, 针对帅英和中国人寿保险两个平等主体而言, 帅英的行为并不违反《保险法》, 在2003年, 帅英母亲去世后, 帅英可以通过提供相关理赔凭证去找保险公司理赔, 这是完全合理的。而保险公司的行为则错过了通过《保险法》主张权益的权利。至此, 帅英与中国人寿保险之间签订的康宁终身保险合同有效, 他们并没有违反与民法相关的规定。
2.帅英再次修改理赔凭证是其触犯刑法的主要原因
刑法与保险法的立法目的不同, 刑法针对的是犯罪行为, 当主体的违法行为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上升到犯罪时, 即由刑法来判处。刑法的第一百九十八条关于保险诈骗罪的立法目的系为保护防止投保人滥用保险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骗取保险人财产。故当投保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故意虚构保险标的行为骗取保险金时, 即便保险合同依然有效, 但此时合同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已予分离, 不影响投保人构成保险诈骗罪。
在本案中, 2003年帅英的母亲去世, 帅英凭借理赔凭证向保险公司理赔并获得27万的理赔金。但帅英作为一个理性人, 明知修改入党申请书的主要甚至可以说唯一目的在于获取保险理赔, 却仍为骗取保险金而虚构保险标的。保险诈骗罪的着手是从到保险公司索赔或提出支付保险金的请求为标志开始的。故当帅英为了实现获取保险理赔金的目的而修改其母亲入党申请书上年龄时, 其行为已经由普通民事欺诈行为上升为违法犯罪行为、触犯刑事法律。鉴于帅英骗取的财物数额较大、社会危害性严重, 依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 构成保险诈骗罪。
被保险人的年龄属于保险标的范畴
1.年龄不在虚构保险标的范围内
高铭暄教授在《刑法》一书中指出, 骗取保险罪中关于“虚构保险标的”的要件, 一般说来主要涉及三种情形:一是为骗取保险金, 虚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保险对象;二是将价值较小的保险标的虚构为价值较大的保险标的;三是将不符合保险合同要求的标的虚构为符合保险合同要求的标的, 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从本案看, 帅英所签订的康宁险合同明确约定:“凡70周岁以下, 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被保险人身故后, 保险公司将赔付基本保额三倍的保险金。”可见, 这份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即为7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的人。
2.年龄与人的寿命和身体直接相关
根据《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 人身保险合同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 而被保险人的年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寿命与身体状况。如简单地认为谎报被保险人的年龄并不等于谎报被保险人的寿命, 进而认为帅英没有虚构保险标的, 就意味着人身保险中将不存在虚构保险标的形式的保险诈骗。进而将会得出保险合同中关于被保险人年龄限制的约定将形同虚设。事实上, 被保险人的年龄情况直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以及保险费率的安排上。在刑法上, 应当认定作为保险标的的被保险人的寿命, 包含被保险人的年龄, 这样符合保护保险人财产的目的。
影响案件判决的社会效果
1.有利于提高投保人的警惕性
通过这起案件, 给广大投保人敲响警钟, 帮助投保人在签订保险协议时有意识地提高对保险内容的警惕性, 对于保险业务员的推销语言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以防在保险协议中出现协议漏洞, 使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处于不利的境地。
2.有利于保险行业的规范
保险行业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存在, 其经营机制促使业务员们往往不顾后果, 夸大保险项目的利处, 而隐瞒保险项目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这些不良的行业规则使保险行业处于不稳定状态, 也使保险公司们往往怠于履行他们的义务。因此, 保险行业应该进一步规范行业规则, 做好培养业务员们职业操守的专业培训, 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负责, 强化行业专业性和服务性相协调。
3.有利于规范社会市场经济秩序
社会市场有序发展需要秉承诚实信用原则。投保人与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 三者之间是一个小型的利益圈主体。规范好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 保障好他们的合法权益, 有助于形成良性的循环圈, 促进整个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 规范社会市场经济秩序。
帅英案的罪名认定
1.帅英触犯保险诈骗罪
保险诈骗罪的含义是, 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保险金的行为。依据刑法的构成要件来总结分析本案, 本案的主体主观方面存在直接故意。本案的犯罪客体是国家的保险管理秩序和保险人的财产所有权。本案的客观方面, 帅英通过故意虚构保险标的, 骗取保险金, 实行了保险诈骗活动, 且骗取的财物数额较大。
2.相关法律规范
根据《刑法》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 骗取保险金的。进行保险诈骗活动, 数额特别巨大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根据《决定》第十六条规定, 进行保险诈骗活动, 数额较大的, 构成保险诈骗罪。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 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 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可见, 本案中, 帅英在2003年获得的保险理赔数额达27万元, 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金融保险诈骗 篇10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普通诈骗罪；区别
一、合同诈骗罪概念和构成要件
1.合同诈骗罪概念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2.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
（1）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罪的诈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①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②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明文件。③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④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⑤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担保财物为目的的一切手段。行为人只要实施上述一种诈骗行为，便可构成本罪。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单位犯本节第二百二十一条至第二百三十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法接责任人员，依照本节各该条的规定处罚。
二、普通诈骗罪的概念和特征
1.概念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2.特征
（1）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是公私财物，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
（2）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被害人陷入错误，信以为真，从而“自愿”将财物由被害人转移到行为人一方。“虚构事实”，是指捏造客观上并不存在的事实。虚构事实可以是全部，也可以是部分虚构。“隐瞒真相”，是指对受害人掩盖某种客观事实，使之陷入错误认识，从而交出财物。骗取的财物数额较大的才构成犯罪；
（3）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
（4）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并且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三、两者之前的区别
1.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不同
在侵犯客体上，诈骗罪只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是简单客体；而合同诈骗罪除了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外，还侵犯了市场交易秩序和国家合同管理制度，因此侵犯的是复杂客体；这也是为什么诈骗罪属于侵犯财产的犯罪，而合同诈骗属于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原因所在。
2.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客观方面不同
诈骗罪主要表现在行为人采取欺骗的行为，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而交付财产。诈骗罪的手段多种多样，不限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而合同诈骗罪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因此合同诈骗罪的手段仅限于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手段骗取公私财物。
3.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关键
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关键在于：诈骗行为是否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利用合同的形式骗取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或者说，是否是以合同这种交易的形式为名进行的，只要正确地把握什么是“合同”，那么二者的界限就很明显了。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限定为符合合同法意义上的“合同”，而不能仅以有合同出现就定合同诈骗罪，该“合同”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合同。所谓真正的合同必须要符合合同法第9条规定的合同基本条款，包括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报酬、履行期限、地点及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
4.相关法律规定：刑法
第二百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罪】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参考文献：
[1]纪璐.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司法适用困境及解决[J].天津检察，2014（6）：32-35.
[2]肖巍鹏，刘金国.浅谈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界定——兼评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区分[J].新农村：黑龙江，201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