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美国游记

虚构的美国游记（共3篇）

虚构的美国游记 篇1

1958年，美国编辑、评论家诺曼·普德霍兹 (Norman Podhoretz) 就预言，二战后出色的小说家们如詹姆斯·保德温 (James Baldwin) 、詹姆斯·阿吉 (James Agee) ，他们为杂志所写的非虚构文章的水平，往往会超过他们的虚构作品。诺曼指出，社会学和新闻学“比当代的虚构作品承载了更为详尽和高超的、对于我们的习俗和道德的调查”[1]128。认为现实主义小说之所以繁荣，是因为它与周围的现实世界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兴起的一股非虚构性写作的潮流，便体现了这一联系。而中国的纪实文学在新时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果将中国新时期纪实文学和美国非虚构小说相对照，可以发现，后者这一写作潮流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纪实文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本文拟从介绍美国战后非虚构小说入手，分析非虚构小说对中国新时期纪实文学的影响。

一、非虚构小说的概念及其背景

“非虚构小说”，也被称为“新新闻主义”、“新新闻小说”、“报告小说”、“副新闻学”、“纪实体小说”、“文学新闻学”、“纪实文学”、“文献性文学”等等。

关于非虚构小说和纪实文学没有一致的定义，美国著名非虚构作家汤姆·沃尔夫认为的新新闻主义，即记者在报道新闻时，以真人真事为基础，采用小说的一些技巧，包括从传统的对话到现代主义意识流等小说特有的手法，对事件进行生动的叙述和分析。所以，大体上讲，作者直接见证了事件的发展和真实，或者与见证了这一事实的人进行访谈，然后用小说的一些技巧比如外貌描写、对话、场景、戏剧性的紧张情节、相关的心理描写等将这些真实事件写下来，融入了作者对于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组织。

在美国，“1960年，出版的大概13%的文章是虚构性作品，但到了1965年，这个数字已经降为7%”[2]377。在沃尔夫看来，新新闻主义踏上了小说停止的地方，“这类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已经达到了高度受欢迎的地位”。美国的60年代，随着新新闻主义作品的增长，也反映了习俗和道德的惊人变化，他们的“反文化”、“代沟”、“黑色势力”、滚石音乐、迷幻药、“花派嬉皮”和“性解放”成了作家笔下的成熟材料。正如汤姆·沃尔夫于60年代来到纽约时所看到的“一个张口狞笑的地狱……一段自20年代以来最放荡、最疯狂的时期……一次巨大的狂欢…… (一个) 惊人的奇观”。他只看到一次怪物展览，只看到瞬息万变的时尚和社会怪癖，这使他感到奇怪，为什么小说家不去那里巡视。原来，他们已经躲到神话、“新寓言”和异化中去了，结果，“那些新新闻记者们———准新闻记者们就独占了整个疯狂的、下流的、喧嚣的、财神面孔的、浸透毒品的、恐怖的、色欲横流的美国60年代”[3]13。在沃尔夫眼中，这些新新闻主义作家，正是抓住了这一机遇，加上作为记者的敏锐感和观察力，专注于当代的社会现象，开始运用小说的技巧写作。

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电视的普及，不仅影响了小说的受欢迎程度，而且代替了报纸杂志，成为主要的信息传播途径，小说家和记者都感受到了创作的艰难。正如美国文学家莫里斯·迪克斯坦所言:“在60年代受到动摇的各种职业中，新闻业是最沉闷和最保守的职业之一，它几乎以其独特的方式像法律和医务界一样死板。然而记者们自己若不是标新立异的天才或英雄，也远不是一群墨守成规者。”[4]137-138报纸杂志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新的报道手法。于是，读起来像小说一样的非虚构小说便应运而生了。

越南战争也是促进非虚构作品激增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的不同在于它是媒体广泛介入的战争。战争进行时，美国国内也爆发了空前的反战、反征兵游行示威，非虚构小说的作家通过深入第一战线、参加游行等，写出了越战的真实情况及注重独立个体即美国士兵的内心感受，这类作品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非虚构小说”便是出现于这样的时代。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在1965年出版，是关于两个杀人凶手和堪萨斯城一个被杀之家的令人悚然的报道。尽管卡波特坚持认为他所描述的情景和对话都是真实的，然而，他的故事读起来像是一部小说。卡波特宣称自己创了一个新的文体，即“非虚构小说”。1968年，诺曼·梅勒的纪实性作品《夜幕下的大军》出版，这部作品被作者标榜为“作为小说的历史和作为历史的小说”。

在当时还有许多的纪实性作品发表于《纽约客》、《名利场》、《绅士》等杂志。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工作的新闻记者汤姆·沃尔夫对这一纪实写作潮流极度推崇，并选编了23位认同这种写作风格的作家的作品，于1973年出版了极具影响的《新新闻主义》 (The New Journalism) ，使得“新新闻主义”名声大噪，从而确立了“新新闻主义”这一概念。其中，《冷血》和《夜幕下的大军》都被编选进该书中。

由于二战后美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其非虚构小说的浪潮很快影响了世界的纪实性作品的创作，包括影响并加速了中国新时期纪实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二、美国战后非虚构小说对我国纪实文学的影响

受美国纪实性作品的影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世界纪实文学非常兴盛，尤其80年代以来风靡世界。在中国，80年代以来，也出现了纪实文学热，出版了许多作品。最早是以徐迟《歌德巴赫猜想》为旗帜，由过去散文与新闻的“附庸”的报告文学一跃而成“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文体，创造出20世纪报告文学的最辉煌成绩。与此同时，以叶永烈、权延赤等为代表的以中国革命领袖和高层领导人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传记文学，以刘心武、刘亚洲、蒋子龙等所作《5·19长镜头》、《中国心》和《燕赵悲歌》等为代表的纪实小说，以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安顿的《绝对隐私》等为代表的口述实录文学也蜂拥而至，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时文坛的固有面貌。另外，还有80年代中期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系列作品;90年代初，以《北京人在纽约》、《我的财富在澳洲》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小说”、“洋打工小说”热销国内市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也在于它们的“纪实性”。“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伴随着大众文化的勃兴和传媒手段的发达，使‘传记文学热’持久不衰，种种传记丛书大量涌现，已出版的传记文学竟达3 000种之多”[5]13。

本文就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美国非虚构小说对我国新时期纪实文学发展的影响:

1. 对非虚构作品的译介和学术论文的创作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一批学者以极大的热情将西方新的文学思潮和新颖独特的文体及其优秀作品频频引入，引起激烈反响。如先后获美国普利策文学奖的纪实小说《刽子手之歌》、《铁草》、《原子弹制造内幕》等。尤其是特克尔在全美访问300人，于1980年以百人访谈出版的口述实录体小说《美国寻梦》和美国黑人作家亚历克斯·哈利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超级畅销书”《根———一个美国家族的历史》的译介，在中国文坛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和直接影响。另外，美国回忆录和传记文学也占据了一定的中国读者市场。如基辛格的《白宫岁月》，尼克松的《尼克松回忆录》，传记文学作品《哥伦布传》、《华盛顿传》、《威廉·威尔斯·布朗的记事:一个逃亡的奴隶》、《邱吉尔:性急的年轻人》等，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由于非虚构作品在中国的走俏，自然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此，在80年代，关于非虚构小说方面的学术论文也发表了不少。最早对于新新闻主义有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例如:王惟苏的《新新闻主义‘反小说’流派》、《异军突起反小说的小说》;王晖、南平的《美国非虚构文学浪潮:背景与价值》;王晶的《论非虚构小说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发展》;王天明的《非虚构小说评述———兼评〈在冷血中〉》;文楚安的《1987年纪实性犯罪小说在美国的勃兴》;尹均生的《从全球看文化视野审视纪实文学》等等。这些学者和译者的努力对我国纪实文学的崛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 对我国新时期纪实文学作家创作的影响

这些译介和学术论文的发表促进了我国新时期纪实文学作家的创作，比如，受到美国作家特克尔 (Studs Terkel) 的《美国梦寻》 (American Dreams, Lost and Found) 影响，以张辛欣和桑晔的《北京人》、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安顿的《绝对隐私》等为代表的口述实录文学相继出版。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回忆录”有所不同的是，这些书中有其特殊的描述对象，他们大多不是老红军、老八路或高级干部，而是生存于日常生活中的平民。不再是以阐述社会问题为主要目的的集合式与全景式报告文学的宏大叙事，或以“一人一事”为主体的书写方式，而是指向了平民，指向了个体。

3. 在作品内容上的影响

新时期以前的纪实性作品，往往政治色彩浓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引导，比如“大跃进”期间的纪实性作品显然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气质。由于经济政策的实施，国门大开，文化开始多元化，慢慢地从政治走向文化应该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在目前来讲，我以为‘实证性’、‘平民化’和‘反浪漫化’无疑是其内部各文体间共同的元素。”[6]

沃尔夫所编选的《新新闻主义》书中，所选文章恰好涵盖了许多不同的主题，包括种族、青年人、战争、政治、金融市场、犯罪、艺术、商界、运动等。从不同角度描述了美国人在过去10年的生活状态和一些变化。像这些非虚构作品的引入开阔了我国纪实文学作家们的视野，王铁仙就总结了国内纪实文学所涵盖的内容:“‘上山下乡’与返城纪实、留学生活纪实、少男少女心态纪实、婚恋心态纪实、犯罪心态纪实、‘扒分’纪实、夜生活纪实、工商个体户纪实、编外市民生活纪实、知识者生活纪实、宗教心态纪实等11个专辑。”[7]

新时期的作家关注现实、介入现实，怀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直面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揭露非人道现象、丑恶腐败现象等。丁晓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可以被视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写作方式。这种方式为知识分子向社会发言提供了某种论坛或通道。理想中的新闻应该作为一个发布信息与公意的公共场所，应该作为一种现实监督的社会雷达”[8]21-22。

总的来说，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背景反应在文学中也表现了不同的内容及表现形式，而同样的，文学作品也深刻地反映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相应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象、文化、心理和人们的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内容，可以起到反思和批判的作用。

4. 在命名上的影响

大量的译作和创作，也在命名上影响了中国的纪实文学。可以说，纪实文学这一概念的通用和流行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学术界对于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没有明确的区分。通过阅读相关的资料可以感觉到研究报告文学的学者不一定承认纪实文学这一说法，而肯定了纪实文学这一说法的学者会将报告文学的内容也概括进纪实文学当中。例如李炳银认为:“‘纪实文学’的作者和编辑者们恰恰是要在虚构和写实这种完全对立的矛盾中寻找统一、制造统一。因此，它只能是一种有着明显矛盾的牵强组合，最后归为一种明显不科学的概念。”[9]60他认为，“纪实文学”是一个完全不科学的概念，模糊了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其实，他这种说法未免对纪实文学有所偏颇，从文中可以体会出他觉得纪实文学的内容不够真实，不像报告文学是以真实为生命的。但是，他也在书中写道:“报告文学在强调真实客观地表现对象的时候，更多要求的是整体的、本质的、关键的真实，而不能要求作家对对象的复制真实。”[9]8便从侧面肯定了虚构的成分。

就在命名上来说，报告文学，与“Reportage”的翻译和时代背景有关，“Reportage”翻译成中文，应该与报道相关的。另外，由于当时的政治时代背景，纪实文学与美国的“Non-fiction”即“非虚构”的翻译影响有关。国内大量的非虚构作品或者说新新闻主义作品的译作和创作，使它慢慢地形成了纪实文学这一概念。所以，纪实文学可以说是纪实性作品的统称，它更为宽泛，涵盖内容更为丰富，包括报告文学、口述实录体、特写、回忆录、传记、日记、书信等。

正如高文升总结的世界纪实文学对于中国的纪实文学的影响中提到的，“促进了纪实文学观念的确立。在我国的文学观念中，原没有纪实文学的大概念，只有包容在大文学范畴里的纪实性散文、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等小概念。新时期提出的包容这类文学本质特征的纪实文学的新概念、大概念，现已约定俗成，深入人心，为文化界和广大读者所接纳，并认为纪实文学是文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出现，并逐渐形成的一种文学体系。促进了纪实文学的文体发展和与世界纪实文学的全面沟通与交融。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纪实小说三大板块的形成与稳固，稳定了纪实文学体系确立的基本架构，为纪实文学的健康发展和质量提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理论研讨和文学批评的文化氛围。”[10]

美国一向是宣称“民主”和“自由”的国家，而且是两党制国家，所以整个文学界或是新闻界都比较活泼，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的控制或者说严格的言论限制。但是在中国，由于特定的时代主题的牵制与意识形态的制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普遍地表现出政治化的景观。“现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主题是民主革命，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及各种进步力量与国民党蒋介石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报告文学被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形式从而得到‘重用’。‘报告文学，是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要大众地建设广大劳苦大众自己的文学，这是最重要的式样。’”[11]11所以，此间的报告文学作品多半是由于外在的推动，而缺乏文体内在的活力。而新时期作家的创作往往是具有自主意识的创作，以自己的眼光观察世界，以自己的头脑思考现实，以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5. 在写法上的影响

新时期初期开始，理由、陈祖芬、黄宗英、柯岩等人的报告文学小说化倾向十分显见。而之前的报告文学主要是以散文化和通讯的形式写作居多。“早期报告文学在尚无文体自觉与文体独立意识的前提下，其文体范式只能大概粗略地分为三种类型———记游型、特写型、政论型。”[5]68-6960年代的大部分报告文学作品在写人记事方面更加模式化。正是由于非虚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的影响，80年代以来，国内纪实文学开始追求小说化的写作方式。“我是习惯于用小说手法来写报告文学的。就表现形式而言，我甚至感觉不到报告文学与小说的写作有什么区别。它们同属于叙事性的文学体裁，使它们在艺术上天然接近。我认为小说的一切技法在报告文学中都可以采用。”[12]比如标榜“一部探索性的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的《血色黄昏》。

三、结语

作为文学的一种形式———非虚构小说和中国的纪实文学，不管对于新闻界还是文学界，都具有一定的意义。非虚构作为一种文学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新闻主义作品，反映了美国当时真实的社会情况，部分地反映了时代的冲突和不确定，对于凶杀、越战、嬉皮士等文化的深入分析刻画，对于研究美国社会的文化情况也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而中国的纪实文学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转型时期的社会文化现象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在媒体报道的持续危机和大量的社会现实期间，“这些著作使这些危机戏剧化了。我们转向它们，是因为它们给了普遍的社会焦虑一个主题，这些具体的确实存在的人类事件形成了‘文学’”[13]210。

虚构的美国游记 篇2

在整个美国之旅中，他们给我带来过搞笑、生气。他们还给了我照顾。我的朋友分别是：陈宇翔，一个大哥哥上高二，在美国之旅中照顾我、陈一风，代号小蜜蜂，年龄比我小一岁，表现却像个两年级的小朋友、凌国聪，比我小一点，热爱他妈妈的手机，在美国之旅中用IPAD mini看斗破苍穹、钟云柯，重量级人物，代号虎爷爷，小名虎子。

首先从最大的开始说，陈宇翔，身高一米八七，体重一百八十公斤，近视五百度，高二升高三。名言：你想想得多坑，得多坑、你这个坏人。他的话语总能让我笑口常开。他可以用那种特别可爱的声音把我逗笑。虽然他是高二，但他有时候也只有三年级。他喜欢和小蜜蜂玩。他和我一个房间。

陈一风，重量级人物，代号小蜜蜂，天真可爱，拥有着肥嘟嘟的脸蛋和圆滚滚的大肚子。不过的脸上的皮肤不是很好，所以不能摸。名言：那倒不是。宇翔大哥哥常用一句话来说陈一风：“这就是蜜蜂。”蜜蜂热爱玩游戏，和大哥哥特别亲。我们都叫他小蜜蜂，几乎都没有人叫他陈一风。我有时候会叫他“小胖”。

凌国聪身高和我差不多高，比我轻很多。因为他营养过剩，谁说营养过剩不能瘦?他喜欢玩游戏，喜欢电子产品。

钟云柯，身高和我差不多，体重152公斤，正方形的脸，喜欢小朋友，我也算。小名虎子，我们叫他虎爷爷。“小心爷爷我打你。”这句话对我影响深刻。

虚构的美国游记 篇3

自由女神。建成于1886年，是法国人民为纪念美国独立战争和两国人民友谊而赠送的礼物。自由女神像连底座约高100米，内有螺旋形阶梯和电梯可抵达女神像头部。头部内是一间可容40余人的观览厅，可眺望港区全景。自由女神像被视作纽约市的“陆标”。

联合国。联合国总部占地18英亩，整个地段属于联合国所有，是国际领土。总部由六座相连的主要建筑物组成：大会大楼;会议大楼;秘书处大楼;图书馆大楼;北草坪扩建部分和增建南楼。联合国总部常年召开各种会议，在会议室、大厅和走廊里布置着各国捐赠的礼物，号称“世界人民之家”。帝国大厦。纽约的最高建筑物，完成于1931年，楼高381米，有102层。在第86楼上有一展望台，气候晴朗时，可以眺望周围50英里以内的景色。在这座大厦取景拍摄的`电影超过 100 部，它的名气每年吸引将近400万游客前来此地温习扣人心弦的剧情画面。

时代广场。194月8号，当时的纽约市长麦内伦为了奉承刚刚进驻百老汇大道与46街交叉口的纽约时报，把这片开阔地改名叫时代广场。改名三年以后，纽约人想到了一个绝招，就是每年除夕晚上，在新年到来的那一刻，从高楼上往下丢彩球、洒彩带，营造过年的欢乐与热闹气氛，以吸引观光客。从此以后，迎接新年就成了时代广场每年必备的招牌活动;而每逢美国大选或是棒球比赛的时候，纽约人也会自动的到时代广场去凑凑热闹。时代广场以广告和夜晚的灯光最著名，可谓“越夜越美丽”。随着代表科技绩优股的那斯达克交易中心的进驻，这个广场又摇身一变成了新的金融中心。每年大约有2，600万人次的观光客到时代广场朝圣，经常是人头攒动，水泄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