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的美国城市（共7篇）
破产的美国城市 篇1
一、银行机构破产的实例
2008年次贷危机席卷美国, 美国排名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款条例进入破产保护程序, 从雷曼兄弟通过IPO在纽约交易所挂牌到标准普尔将其债权评级由A提升为A+再到其宣告破产, 这家具有158年历史的投资银行走进了历史。
次贷危机虽然没有给我国金融机构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在次贷危机以前中国也曾经出现过金融机构破产的案件, 海南经济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导致海南发展银行破产, 这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银行。
以上两个案例说明, 银行机构破产在现实中是存在的, 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银行不会破产, 而且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 其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而且银行机构一旦破产后波及范围广, 所以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进行法律上的规制也显得尤为重要。
二、我国银行机构破产立法缺失的现状
我国治理金融机构首先考虑监管问题, 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关于金融机构破产方面的立法, 我国做的是远远不够的。在相关法律中我们能找到如下几条相关法律条文, 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中只有第134条规定了金融机构破产的特别规定“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有本法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金融机构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金融机构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当银行业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 可能引发金融风险时, 为了维护金融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经国务院批准, 有权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监督”从这几点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对金融机构的破产走的是行政监管的路线, 都是将金融机构作为一个特殊的法人主体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管理, 而非一般企业的破产程序, 除了以上法律法规, 还有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第八章关于金融机构终止的相关条文。我国现行的有关银行等金融破产的立法规制还存在很多缺陷, 我国目前还停留在依靠行政手段解决金融机构出现破产的问题, 这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银行机构破产立法规制的必要性
(一) 银行机构面临破产的危险性加剧
我国现在正处在经济转型期, 随着市场进一步开放, 经济全球化的加强, 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法律规制在立法上过于强调金融市场整体的安全和秩序, 但是金融市场其自身的风险性的存在, 让人无法预测到危机潜藏在何处, 所以预防措施并不见得面面俱到,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银行机构破产其实是风险防范的一道在特殊情况下的应急防线, 这道防线的设置直接关系到金融行业的安全。2006年12月11日, 中国加入WTO五周年, 作为WTO成员国, 中国按照入世承诺, 取消外资银行在中国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限制, 在承诺基础上对外资银行实行国民待遇。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中市场准入机制, 我国将逐步放开金融市场, “有关《金融服务承诺谅解协议》就市场的准入问题作了进一步要求, 这对于我国传统上金融领域的市场进入实施严格管制的体例有着重大的冲击”[1]另外, 外资银行的进入加剧了我国银行业的竞争, “建立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和实现国有金融机构的商业化改造这两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基本任务尚在不断推进之中, 无论从资本收益率等指标还是风险控制能力上看, 中国金融机构都无法与外资金融机构相匹敌。因此, 一些经营低效的金融机构在将来出现破产成为必然。”[2]以上我们可以看出, 不论是从国际金融发展的形式, 还是我国银行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 都使得银行机构经营风险增大, 银行破产不再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 而是一个在现实中真是存在的问题。我国入世以后, 不能再像处理海南发展银行那样用行政命令强制其关闭, 这样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从法律上进行规范与约束, 预防风险的发生, 从法律上给我国的银行机构创造一个安全的发展环境, 同时我们还要通过破产法的修改来为银行机构提供一些退出机制, 完善我国破产法上对银行机构破产的规制, 这样使得我国对银行机构管理的合法性日趋完善, 从行政上的强制关闭到法律上的破产申请, 不仅仅是法律上的改革与创新, 更是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一大进步, 有助于我国金融业与世界经济相接轨。
(二) 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形式单一
从1998年海南南发展银行作为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银行的例子中可以看出, 我国目前处理金融机构破产的形式是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银行等金融机构关闭, 虽然实质上破产但形式上却不采用破产的形式, 这就造成了银行等金融机构一旦被行政关闭, 那么就不能像一般性企业那样走破产和解、破产重整以及破产清算的道路, 这就导致了一些本来还有存续机会的金融机构被迫关闭停止营业, 不能像一般企业那样走破产重整的道路实现企业的再生, 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大大减少了债券人的依法求偿的权益, 虽然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向海南省政府递交提出重建海南发展银行的报告, 海南发展银行“允许外资参股同时将债务转为股权”的重组方案提交给中国人民银行。由于无法处理好对公存款等历史遗留问题, 海发行一直处于“死而不灭”的状态, 既不清盘也不破产。因为银行等金融机构退出机制的单一化, 原来的债权人利益处理不好, 直接导致了海发行现在的状态, 所以我国金融机构的破产形式单一化所造成的问题, 要求我国破产法在立法时必须对这一方面进行合理规制。
(三) 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对金融机构破产的立法规制
法律法规是为社会秩序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保障的, 一国的法律必须与该国的经济文化水平相适应, 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稳定社会秩序。“近年来,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经营的政策要求可归为降低不良资产、提高利润、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三个方面。各国有商业银行均把降低不良资产率作为考核基层银行业绩的硬性指标, 而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较之大企业贷款更易产生坏账。”[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世界各国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 我国也受到了影响, 出口减少, 南方以出口为主的中小型企业也有很多破产, 所以中小企业融资就变得尤为迫切, 一方面是国家鼓励给中小型企业融资, 一方面有要求商业银行降低不良贷款比率, 这使得商业银行进退维谷, 如果我国能完善银行等金融机构破产的保护机制, 银行就可以放心给中小企业贷款, 帮助融资难的中小企业使其走出困境, 维持经营或者扩大再投资, 进一步创造出更多的劳动岗位, 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却提高就业率, 在危机中求的发展的机会。所以在这个背景下, 破产法的修改将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美国最早颁布的破产法——1800年破产法, 经过多次经济大危机的冲击, 美国不断改革其破产法, 使美国的破产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2008年雷曼兄弟就是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款条例进入破产保护程序。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泰国遭受重创, 后来泰国专门根据此种情况改革国内破产法, 有学者根据泰国破产法的特点形象的概括泰国破产法为“化解金融危机的泰国破产法”[4]在金融危机频发的这个年代, 我国的也应该重视破产法在这些方面的修改, 如果我们我国能建立起有效的银行机构破产的立法规, 将有助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让国外认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 所以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建立合法有效的银行机构破产机制。
四、我国银行机构破产法律规制的具体措施
(一) 银行机构破产形式的选择
广义上的破产包含了破产和解、破产重整和破产清算, 然而在我国银行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 其业务领域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 如果银行机构运营不善资不抵债或者不良债务急剧增多而宣布破产, 这三种破产方式并不能像一般企业破产那样都能使用, 我个人认为, 在政府监管下可以使用破产重整的方式对破产的银行机构进行救济,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政关闭, 首先我们运用市场经济, 允许业务经营的好, 资金实力雄厚, 信誉卓著的银行对破产的银行实行收购, 收购的方案或者注资重整的计划由双方自行协商, 得出的方案上报国家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审批, 政府此时审查其重整或者收购方案是否可行, 在可行的前提下还要对收购后是否会在银行业内产生挤兑、垄断等不良竞争的现象进行综合预测, 在考虑全部因素之后再批准其方案通过, 方案通过后再约定一段时间为观察期, 观察期让市场自身的调节来检验新银行的生命力和竞争力, 此时政府只负责监管的职能, 直到这个企业偿还完所有债权人的债务为止, 对于重整企业的政府干预结束;若在观察期内重整方案失败, 此时政府再运用国家的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解决银行破产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样既能拯救了破产银行, 又能偿还债权人的利益, 还能实现市场经济机制下的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 最后还有国家行政干预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这样做既在法律意义上规范了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有利于我国在银行业等金融领域的立法保护, 又有利于国家金融安全防御的战略纵深的巩固与发展, 所以我个人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监管方式。
现行的破产法在修改时应该考虑这些方面, 如果一旦发生金融机构破产的事件, 我国现行破产法, 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需要, 所以为了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安全平稳健康的发展, 我国破产法修改时应该朝这方面倾斜一下, 毕竟新时代下, 一个国家的金融业的发展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和法律的健全是互相适应相辅相成的。
(二) 银行机构破产中的利益权衡问题的解决
破产制度需要维护社会持续发展的整体利益。社会利益最主要的是这会秩序稳定, 破产制度的适用必须以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为前提。由于我国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独特性, 国内没有华尔街里那么多投资银行, 所以在2008年次贷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冲击不像美国那样严重。我国的银行机构大部分是商业银行, 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占有较大的业务比重, 所以银行机构的业务与国民经济发展日渐密切, 所以一旦银行机构破产其牵涉到的利益群体和波及到的产业范围将是很大的, 基于这些问题, “有人认为, 企业破产就是破银行的产。银行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 企业破产对银行的资产的影响不容忽视”其实, 我们可以在进行银行破产重整时将债权人的债权转化为股权, 采取分期转化的方式, 如果债权人将来看好重整后银行, 可以在后期选择将债权转化为股权, 如果还是不信任重整后的银行, 我们可以利用重整注入的资金分期给付所欠债权人的本金和利息, 这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增加重整后银行的自留资金, 有利于重整后的持续经营和盈利。
党的十八大的召开, 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 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国家的政策预示着未来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必将高速发展, 尤其是我国金融业的发展, 我国也将由经济强国发展成为金融大国, 所以我国破产法等相关法律的修改是必然趋势, 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特色, 银行机构的破产也必将成为未来关注的热点, 这一切给我国破产法的修改带来了新的方向。
摘要：次贷危机席卷全美, 进而波及全球, 以雷曼兄弟为首的国际著名的投资银行纷纷破产,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经济危机波及全球, 所以面对金融危机必须有防范措施, 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影响较小, 但我国破产法对金融机构破产的规范还不健全, 因此要借鉴美国此次经验, 改革我国的破产法以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 对我国银行破产提供规范, 以预防金融机构破产而导致不良后果的产生。
关键词：金融危机,商业银行,破产法,改革
参考文献
[1]李金泽.银行业法律热点难点问题探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4: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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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付翠英.破产法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4:84-93.
美国人的破产生活 篇2
对中国人而言，在财务状况较好的时候都要拿出收入的一部分储蓄，以应对不时之需。这几乎是存在于我们血液里面的观念。相反，很多美国年轻人是拿信用卡当银行，无度地借款消费。很多美国人通过不断申请新的信用卡，几乎是没有成本的顺延付款时间来维持。但这种循环得以维持的前提是全国经济状况良好，工作容易找到，收入在增加，房产在升值。而这一切在2007年底被打破了。
金融危机逐步扩展到实体经济之后，公司盈余急剧下降，不得不大量裁员，家庭收入缩水，偿付信用卡里的所欠债务变得越来越难。这使得深陷困境的人不得不考虑申请个人破产保护。随着2008年底和2009年初美国全国范围内的大量裁员，申请个人破产保护的案例在急剧增加。对一些人而言，个人破产的确是一种可行，甚至唯一的选择。
个人破产有两种类型：第七章破产和第十三章破产。表面上看，第七章破产对那些没有什么财产，没有多少钱的人有利。它能将你的债务一笔勾销。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亚娜蕾斯是一位24岁的母亲，她有两个健康的孩子，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住所稳定，并且即将从大学毕业了。她没有任何债务，因为她申请了破产保护。技术上说，到2018年她都不会有自己的房子、车和信用卡。进入大学时，她有了3张信用卡，她的刷卡消费一发而不可收。四年内她的债务达到了39000美元。面对账单时，她只能说说“我做兼职工作，挣的钱还不够。”
账单堆积起来，追账的不断打来电话。一个追账人威胁说，她要被送上法庭，或者监狱。这种威胁对于追账人而言是非法的。但她觉得没有别的选择了，第二天她申请破产保护，该保护将她的债务一笔勾销。
但问到这是否是个好消息时，她回答道：“不，远远不是。破产绝对不是好消息。这只不过是个免除债务的手段。你什么都得不到。你的信用，你的社会保险都没有了。你再没有任何信用了。”
如果债务人拥有一处房产，并有比较好的收入的话，第十三章破产就能在保留住房的情况下帮助人们减缓财务压力。但是要求人们先偿还一部分债务。就这一部分，美国众议院已经通过一项旨在允许破产法官减免第一个按揭的本金和利息，并且延续付款条件的法案。这个被称为司法更改法案，目前参议院正在就此法案的通过进行争论。该法案又被称为“强行批准”法案。它允许破产法官重新修订房贷。包括强行决定减少贷款购屋人的本金和利息。比如法官可以决定将原本30万美元的房贷本金减成25万美元，将原有按揭利率从6％降低到4％。当然就具体执行的标准的争论非常激烈。该法案本身对面临房产将要被强行拍卖的屋主当然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他们在焦急地等待该法案在参议院被通过，使得他们在少付本金和利息的情况下得以保持他们的房产。此举被称为是“为稳定房地产市场所进行的巨大努力的一部分”。
另外，贷款给购房人的投资机构辩解称，这一法案将鼓励更多处在面临法拍的家庭选择申请第十三章破产保护，还会使所有的住房拥有者的借款成本升高。放贷机构今后不得不被迫提高放贷审批标准，仅给信用非常好的人放贷，并减少贷款规模。甚至有些公司会永久撤离房屋借贷市场，使其最终走向终结，对房地产市场的复苏有长期的负面影响，使得经济衰退挥之不去、长期低迷。
埃德·温娜是明尼那不勒斯的居民，面临房子被法拍的命运。对于被银行看成是“强行批准”的法案，在她看来是救命稻草。埃德14年前购得了明尼那不勒斯北部的一所房子，2006年她和先生作了重新贷款，把钱投入了先生的建筑公司。新的贷款头两年保持低利率，之后变成浮动利率。那时她作为一家非营利机构的工资管理人，和先生的工资加在一起可以应付利率上升。
但2007年他们离婚了。埃德需要自己偿付按揭。月供对她来说变得越来越贵，使得她深陷债务。“我爱我的房子。”在失掉她的房子和申请破产保护的边缘，埃德更希望该法案能最终通过。
而作为“破产后又重新自立”的榜样，亚娜蕾斯需要10年来恢复自己的信用。她决定不再让债务毁了她的生活。她现在任何时候只支付现金。孩子的抽屉里是别人穿过的衣服。生活费仅仅买够吃的东西。对很多人来说，这已经是重大打击了，但这却让她更坚强。“我知道我没有好信用，”她说，“是的，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不能买房子。但至少我可以从头再来。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做了。”
美国破产重整DIP融资制度研究 篇3
一、重整DIP融资程序规范
(一)DIP融资制度的发展
美国DIP重整融资主要是指重整程序启动后,由债务人申请,经法院批准,债务人能够直接从其外部获得的额外融通资金。美国破产法学界通常把该重整融资模式称为DIP融资(DIP financing)。实际上,债务人财产通过重整程序转化而来的以使债务人营业继续的现金流也属于广义上的重整融资,只不过该融资形式并不适用破产重整融资优先权规则。因此,由债务人财产自身带来的收益不属于破产法上的重整融资范畴。美国1978年破产法第364条规范了DIP融资制度,而重整融资规则发端于美国19世纪较大范围的公司重整浪潮。公司重整制度起始于普通法中的“股权接管”(equity receiverships)制度,适用于重建困境中的铁路公司。几乎在从重整启动之初,法院就许诺提供重整资金支持的融资人以特别优先权,最初被称为“接管人凭证(receiver's certificate)”,这些资金用以帮助铁路公司在漫长重建过程中的营业继续,类似于今天DIP融资措施[1]。达成重整协议并适用股权式接管的重整模式,并不能保证重整的顺利进展,重整程序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重整融资问题。美国重整DIP融资模式的前身是重整接管人凭证模式,接管人凭证即是指由接管人作为出票人发行的一种本票,接管人通过发行该本票向投资者借债,以债务人财产作为信用基础的短期偿付模式。重整程序中偿付投资者的本票费用属于共益债务,优先于担保债权。为出售本票提供担保的资产而获得的收益,本票持有人对此具有优先受偿权。当然,投资重整债务人本票一般具有较高的回报率,能够吸引投资者的投资热度,促进重整企业融资。实践中的美国DIP融资模式产生于19世纪,1978年的破产法为重整DIP融资模式提供了法律依据,并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迅速发展。DIP融资在当代大公司的重整程序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决定债务人企业重整成败的关键。
(二)DIP融资主体与批准程序
融资主体主要包含有股东、原债权人、新出借人等,我们把债务人股东、原债权人向困境公司注入新的资本(new money)称之为内部人融资。原债权人尤其是债务人股东对困境公司的营运状况有充分了解,更期冀成功重整后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因此,重整内部人融资更能促进困境公司重整的顺利进行。即便重整因某些因素受阻而转换为破产清算程序,内部人融资程序能节约成本,也会更快捷地进行清算。可见,DIP融资主体影响着重整效率,内部融资方式能提高重整效率。在公司重整实务中,由于重整融资市场契约化、市场化的进一步完善,重整内部人与外部人联合融资的辛迪加贷款模式成为DIP融资更为有效的模式。多层次的辛迪加贷款模式能够更好地发挥不同融资人的风险承担优势和资源优势,以集中优势资金满足困境公司的重整融资需求。
根据美国破产法的规定,DIP拥有公司重整过程的经营管理控制权,甚至包括DIP融资的重大决定,但DIP融资还需要征得破产法院的许可,并要求债务人与融资人在短时间内达成重整融资协议,以便及时救助困境企业。DIP融资的审批程序通常涉及到两个步骤:在第一个步骤(假设困境公司已经有贷款人愿意提供DIP融资)中,根据美国联邦破产规则4001(C)(1)之规定,债务人提出获得信贷的请求。这种请求通常是在按破产法第11章申请重整的同时或此后不久提起。在美国的重整实践中,超过60%的公司在完成第11章的重整申请30天内能够获得DIP融资。法院至少在15天的期间内不会启动DIP融资议案的最终听证会,公司现有的其他债权人在此期间可以对该项议案做出回应。然而,大多数的融资议案都会容许临时听证会的请求,这一听证授权给有限量的直接借贷,只有达到必要之限度。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债务人能够很快获得一定的DIP融资。在DIP融资的第二个步骤中,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最终融资顺序由破产法庭通过,并认定贷款人出借全额的贷款承诺。这种情况发生于法庭听取了其他债权人对该融资的异议之后。这些异议可以影响到DIP融资最终的多少以及所认可的融资条件[2]。
我国新破产法设定了重整中管理人管理与债务人自行管理两种模式,司法实务中以管理人管理为常态,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却较少适用,DIP融资尚无独立规范。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3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同时指定管理人”。根据第73条之规定,债务人在重整期间申请,经法院批准后,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已接管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管理人向债务人移交财产和营业事务后,债务人才有权行使重整职权。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移交程序缺乏明细规范,重整融资亦相对滞后,从而延误重整目标的实现。建议破产立法完善相关规定,赋予债务人自行管理与重整申请并行提出权,以便债务人能够及时寻找合适的重整融资人,提高债务人自行管理下的重整效率。
二、重整DIP融资担保优先权
(一)DIP融资担保优先权的必要性
重整融资人因希冀困境公司重整成功而有利可图,才愿意为债务人提供贷款,使其摆脱暂时困境。但是,公司重整也存在重整失利而走向破产清算的风险,若缺少相应的优惠待遇,债务人就无法吸引投资者为其融资。因此,赋予重整融资人特定的融资债权优先权是十分必要的。美国DIP融资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是赋予重整融资人享有优先权,以减少融资人对重整前景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顾虑。为解决重整公司的融资难问题,重整融资制度设定了优惠性融资规则。债务人申请重整程序一般都是因为缺乏资金流动性而陷入财务困境,重整的实质是通过财务重建(financial restructure)或业务重组(business restructure)以解决财务困境,最终顺利重整、获得更生。因此,重整融资是困境企业能否重整成功的关键。但债务人重整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若不给予融资人相应的优惠或者保障,困境公司获得重整融资的机率就较为有限。美国破产法第364条建立了重整申请后的融资等级制度,赋予重整融资人以更优的担保权利,全面规范了DIP融资人的优先权地位。
(二)美国DIP融资担保优先权的立法规范
美国破产法第364条规定:(a)款规定的是最低级别的贷款形式,除非法院有另外规定,融资人为债务人在正常经营业务范围内提供的贷款享有普通债权,该融资根据第503条(b)款(l)项可以作为管理费用(笔者注:相当于我国破产法所规定的“共益债务”)而赋予其“优先权”;(b)款规定了经过通知和听证程序后,通过法院的授权,典型的非正常业务贷款也将享有管理费用的优先权待遇;无论何种清算方案中,该贷款都将优先于普通债权获得清偿;(c)款(1)项下的贷款可以当做管理费用而被赋予“超级”优先权(实际上只是比其他任何一种的管理费用更为优先);(2)项规定融资人可以在债务人企业没有担保负担的财产上获得担保权益;(3)项规定可以选择在债务人企业有担保负担的财产上获得劣后于原担保债权人的担保权益;(d)款是最高级别的贷款形式。履行通知和听证程序之后,法院能够授权在债务人企业原有担保负担的财产上进行更高级或平行级别的融资担保。提供该贷款的融资人可以享有比现存担保权“优先或相同顺位”的担保权益,属于真正的“超级优先权”待遇。获得该贷款的条件是DIP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融资,并且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已有充分保护并将劣后于该新担保债权人的利益[3]。美国破产法第364条较全面地规范了重整融资人的优惠待遇及其享有的层级优先权,融资人新生的债权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而且根据不同条件分层级设定融资人的优先权限,及时给债务人注入“新鲜血液”,有力地推动了债务人企业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
(三)DIP融资担保优先权的辩论分析
赋予DIP重整融资人所提供的贷款债权以优先权或者超级优先权是DIP融资的核心内容,美国一部分学者认为该做法有悖于重整程序中的公平与效率原则。Bebchuk认为从激发重整融资人监督债务人的角度不适宜赋予融资人超级优先权,只应给予其部分担保权,赋予融资人完全担保权就会减低其他无担保的债权的清偿额[4]。Steven L.Schwarcz认为赋予重整融资人享有完全担保权,体现着公平与效率原则,维护债务人和债权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重整的顺利进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债务人,因融资自身之成本,债务人会理性地选择能够提高公司营运价值的包括担保融资在内的融资,以促使企业恢复生机、获得重整成功[5]。实务中,债务人陷入债务危机后以资产担保才可能获得融资。债务人会以预期产生的营运现金流为标准,而非资产清算的价值标准以获得融资。如果是无担保的信用贷款,融资人主要以债务人的预期现金流进行评估来判断债务人的贷款偿付能力。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正常营运情况下的债务人一般不会选择资产抵押担保方式融资。因为债务人以资产抵押担保融资模式的成本较高,使其资产流动性减弱,从而降低了债务人整体的融资能力,当债务人陷入流动性危机而不能获得无担保融资的情形下才不得不选择担保融资。可见,担保融资的目标即是要解决债务人因财务困境造成的流动性危机,提升债务人的营运价值,减小其陷入破产清算的风险。Schwarcz认为DIP重整担保融资(new money secured credit)并不会导致债务人财产价值的转移,无担保债权人的清偿份额并不会因DIP融资而减少,相反DIP担保融资能够激活企业发展的各种要素,促进公司营运的流动性,提高收益,从而降低了债务人走向破产清算的机率,提高普通破产债权的预期可清偿率,最终保障了无担保债权人的清偿利益[5]。若为既有破产债权提供担保就会产生债务人价值的转移效应,则为破产法所禁止。美国破产法赋予DIP融资人享有不同层级的优先权,以债务人企业营运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有利于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看似不公平的立法规范,本质上体现了重整程序的公平与效率,赋予融资人优先权使得困境公司获得合理重整融资,才能保障各方主体利益。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75条第2款规定:“在重整期间,债务人或者管理人为继续营业而借款的,可以为该借款设定担保”。但是,设定该担保的具体形式缺乏明细规范。在我国的破产立法司法解释中,可以借鉴美国DIP融资制度赋予融资债权人优先权的合理经验,建立融资层级优先权制度,提供更有保障的融资方式,以激励投资者为债务人企业的融资行为。
三、DIP融资与公司治理机制
(一)DIP融资协议与公司治理
DIP融资协议有贷款导向(loan-oriented)与贷款控制(loan-control)两种形式。贷款导向模式中的融资人通常以融资债权人的身份来影响重整中的公司决策,而贷款控制主要是指融资人能够通过贷款取得重整控制权,从而有权直接参与重整公司的治理。美国破产立法并未明确重整融资人(DIP financer)在重整计划草案的谈判资格及其地位,而在重整实践中的重整融资人通常会参与重整中的公司治理,多数重整计划则由DIP融资人提出。
DIP重整融资能够有效地减少重整时间,使困境公司有效率地走出重整程序而逐步恢复生机。为顺利进行重整融资,管理人需要聘请相关专业人员判断融资风险,汇集各类信息综合评估重整公司的营运价值。根据公司的财务及其行业特色信息,以及重整治理信息等作出商业判断,并向社会公开,使重整融资人掌握公司真实的重整信息,且不会低估重整公司的营运价值,有利于融资人与债务人尽快达成融资协议。美国的破产重整融资实践表明,当事人重整融资商洽一般开始于破产重整申请之前,在破产重整申请提出的同时或者较短的时间内,可针对事前达成的DIP融资协议就可以向法院申请批准。法院履行通知和听证程序后,能够及时批准融资方案。Goffman与Greenville教授也有专门论述了债务人提出破产重整申请的同时,通常即向法院融资等重要提出议案(first day motions),请求法院给予批准,法院审批后及时会做出判定(first day orders)。债务人往往会在申请重整前就找寻到有意向的融资人并与之商洽,洽谈成功提出重整破产申请的同时一并提起重整融资的听证申请,可以在较短时间得到法院的批准,融资协议的法律效力能够迅速生成[6]。
融资人可以把DIP融资协议作为重整计划的一部分内容,获得法院批准后具有了强制效力。DIP融资协议有了重整程序中的强制效力,重整融资人就有权按照融资协议的约定控制债务人的经营活动,重整融资人享有重整公司的治理权能够有效地限制DIP重整控制权的投机与滥用。重整融资人介入重整公司治理,改变了债务人的利益关系主体,有利于建立重整自行管理债务人全方位的监督机制。重整融资人以融资协议获取债务人经营活动部分控制权,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DIP制度公司治理的监管不足,避免因信息传递失灵而导致的投资判断之误,从而降低债务人重整投机所带来的风险机率。
(二)DIP融资的投机约束机制
破产法赋予DIP融资优先权在于解决债务人营运的资金不足问题,DIP制度赋予债务人享有重整申请优先权,有利于提高重整效率,但同时也会造成债务人的重整投机行为,即不论困境公司有无重整价值,债务人就有申请重整的动力。因为一旦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债务人财产将全部清偿给债权人,债务企业即被注销,若得以重整成功,股东有机会重新拥有股权,债务人的营运价值得以提升。即便重整失利,管理层也有权行使重整期间的管理权。因此,债务人具有较强的选择重整的利益动机。这就需要甄别债务人的重整申请,避免无重整价值的公司投机重整而后又走向清算,导致重整资源的巨大浪费。DIP融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内抑制克服DIP重整投机。首先,DIP下的法院批准重整计划的依据即是困境公司能否筹集其继续营运的足够资金。其次,从DIP融资人的角度观察,融资人有自己的客观判断,融资给有重整价值的公司才符合其投资利益。因此,打造成熟高效的DIP融资市场,对遏制债务人的重整投机行为有重要作用。健全的融资体系促使DIP融资发展成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产业,美国已经有专业从事DIP融资的金融公司或投资银行[7]。成熟的DIP融资市场能够及时对困境公司的重整价值做出回应,法院据此裁定重整方计划的批准与否,有利于重整效率的提高。破产立法规范应进一步完善重整融资制度,营造一个有竞争性的融资市场环境,真正实现重整债务人资源的优化配置。
公司重整治理中的管理层也可能存有较大的投资动因。因为管理层有权享有重整成功的收益,但重整失利的风险则较少承担,管理层希冀有丰盈的项目投资从而分享更多的利益。DIP融资人能够通过融资计划对管理层的这种融资投机进行合理制约。融资人由于DIP融资的不确定风险而具有监管的动因,因为DIP融资一旦失利将导致企业转入破产清算程序,重整融资人损失是很大的,因为进入清算程序的重整融资人不再享受重整条件下的完全优先权利,优先偿付的是清算程序中的管理费用,其后才是重整融资债权。重整融资人享有的超级优先权是相对于无担保债权人而言的。若重整融资由公司存货作担保,贸易债权人与破产申请前的融资人就可以质疑重整融资人对该担保所享有的超级优先权。
(三)重整融资人的参与治理权限
重整融资具有两方面的效用,适用合理有利于重整效率的提高,适用不当则会导致债务人资产的价值转移。因此,要正确认识重整融资人在公司重整中的作用,明确其权利义务,使其获取融资利润的个体利益和重整债务人的整体利益相一致。重整融资市场的繁荣以及重整方式的多元化,使重整公司治理更趋于灵活。重整融资人可以依融资协议来规范债务人的行为。重整融资立法并未赋予融资人享有重整债务人的治理权。美国破产法第364条规定了重整融资人享有清偿优先权,但缺乏融资人参与重整公司治理权的明确规范。但在重整实践中,重整融资人享有重整公司部分控制权的现象则比较普遍。重整融资人参与公司治理是重整当事人通过融资协议自治的结果,重整融资协议在重整公司治理占有重要地位。美国的1978年破产法允许任何重整企业可以吸收重整融资,融资能够用于正常经营,经法院批准后,还可适用于非正常经营,对融资的担保也做了更丰富的创新,这样就把DIP融资的适用范围向更深层次推进了一步。
融资人可以在融资契约中规定各种条款主导重整程序,融资人可以控制重整的实际操作者,例如融资人可以建议债务人管理层聘请首席重组官(Chief Restructuring Officer,简称CRO)作为专业人员指导债务人重整。CRO与董事会合作,参与制定重整计划,以使公司顺利重整[1]。债务人若疏于公司治理,债权人可以要求撤换管理层,而重整融资人可以按照融资协议要求撤换公司管理层。因此,如果一个公司启动重整程序后很快更迭公司现任管理层,通常是融资人施加的有力影响。融资人以循环贷款模式能够控制重整债务人的经营活动,即融资人给债务人以分段短期融资贷款,每个短期界限内都会对债务人进行严格评估,如认定其符合条件,融资人才会考虑下一阶段的融资。同时还规定,在融资协议履行期间,债务人还必须保持严格的现金流标准。还有一种融资协议控制模式就是把肯定性担保条款(affirmative covenant)规定在重整融资协议中,即是在融资协议中规定DIP履行协议完毕的确定期限。在FAO Schwarz玩具公司于2002年申请破产时,其中一个授权贷款人坚持要求债务人清算,除非债务人在2002年4月4日前完成重整计划[1]。该条款实际上提供DIP最后的重整机会,否则,债务人就会面临清算的命运,设置肯定性条款还可以实现融资人对债务人的相关监督权。比如融资人可以在肯定性条款中设定重整债务人的现金流标准,强制债务人根据重整融资人设定的条件做出相应的改变。当然,也可以设定否定性保证条款以禁止或者限制债务人的某些经营行为,比如债务人启用重整融资的禁止性经营行为,这样能够提高融资人对债务人的控制权限。因为一旦债务人重整失败,融资人极有可能投资无法收回,血本无归,因此融资人加强对债务人的经营控制权是企图化解其风险的合理举措。
我国破产法缺乏债务人自行管理下的重整公司治理明细规范,重整中的债务人自行管理有别于管理人管理,我国破产法第25条规范了管理人的职责权限,但DIP具体职权范围并无明文规定,管理人的职权能否完全适用债务人,值得探讨。我国破产法设立的是管理人监督下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破产重整中债务人的管理权限与管理人的监督职权配置有待深入研究。“在自行管理模式下,立法应当区分调查及检查权、撤销权及追讨财产型职权、重整事务型职权、监督权等职权,并在债务人和管理人之间进行合理配置”[8]。重整融资对困境公司重整之成败起着关键作用,建议将重整融资协议纳入重整计划的必备条款,且做到与重整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衔接,并严格法院对融资计划的审批。完善重整融资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约束债务人原管理层在重整融资中的投机行为。我国破产法将有权制订重整计划草案的主体范围限定为管理人或债务人,排除了重整融资人参与制订重整计划草案的权利,这一立法上的不足,限制了融资人的投资热情。因此,应当保障重整融资人参与重整计划草案的制订权,借鉴美国DIP融资协议中的贷款控制(loan-control),赋予该类融资人能够获得对重整公司一定的控制权。
四、多样化的DIP重整融资模式
传统的重整模式为股权式接管,现代重整以寻求债务人资产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不限于保留债务人主体本身,因此呈现DIP资本证券融资、DIP融资收购、DIP融资参与重整治理、DIP整体出售等多样化的重整融资模式。
(一)DIP资本证券融资
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证券也是DIP融资的一种方式,但债务人由于陷入财务危机而进入重整程序,不可能达到资本市场正常的准入规则,因此有必要证券法、公司法等相关法律,对债务人发行证券这一特定交易做出一定程度上的单独豁免。美国破产法(1145(a)(b))与证券法均有此类特别规定。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4条(1)规定:“发行人、承销商或交易商以外的任何人进行的交易”“经纪商根据客户的指令在交易所或场外交易市场执行的交易”[9]属于豁免交易的情形,即买卖证券时无需注册。主张豁免的人对符合条件承担举证责任。要求豁免人承担举证和说服责任的必然结局时对豁免进行严格解释。因此,需要交易人精心准备,起草交易文件。证券法第3节(a)(7)豁免了按照《联邦破产法》由受托人、接收人和经过法院许可DIP所发行证书的登记。尽管该豁免适用于作为原始发行之一部分而销售的证券,但是并不扩大适用于二次销售必须登记的下游销售,除非可以适用其他单独规定的豁免。可见,该豁免适用DIP发行证券必须征得法院的许可,这一司法豁免必须经过“听证”程序,拟向其发行证券的所有人均有权出席听证会。若是在听证之前DIP证券交易的全部条款就已确定,就不能再适用豁免。“如果没有其他豁免规定,该豁免证券的一切下游销售必须按照1933年《证券法》进行登记”[10]。因此,司法豁免的范围相对较窄,因为并不包含所有的经过许可的重组。有一部分还需要满足联邦政府或地方州法定许可机构设定的条件,法院就必须就债务人发行证券的审查标准明细化,确保特殊情况下DIP证券交易的公平性。美国破产法第1145(a)允许通过认股权证、期权、认购权和优先换股权方式“要约”或“出售”证券。允许该转换包括部分现金支付。破产法1145(b)(2)规定债权人如果是按照重整程序购买到的证券,其不属于“承销商”的身份,再出售该证券就能够得到豁免。该规定使得重整债务人通过资本证券市场进行融资的交易成本降低,更有利于DIP融资人以DIP融资模式获得困境公司的股权,使其以股东的身份行使重整控制权,DIP融资人的利益与债务人的重整利益得以有效平衡,同时融资人融入的总的新价值应当大于至少要等于债务人的营业存续价值,这样才能保障债务人重整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DIP融资收购
融资收购指的是作为假借投标人(stalkinghorse bidder)的DIP融资人参与竞买重整中的公司资产。DIP与融资人在重整程序开始前针对DIP融资及资产出售即已达成协议,以便保持债务人的资产营运价值,该DIP融资即是收购者融资(DIP-to-buy)模式[11]。债务人能够通过破产重整程序出售其资产,融资人需要符合重整融资条件,作为融资人的收购竞标人也应符合重整收购融资规范,即使二者重叠为一人,该DIP融资模式也会获得法院批准。美国破产法第364条规范了DIP融资收购模式,明确融资收购的善意目的。融资人与竞购人同位一体,相比于其他竞购人具有信息方面的绝对优势,公平竞购可能会受影响。无法保证公平性,以竞购方式的竞争性价格就不能形成,重整债务人资产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就可能落空,最终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对债务人的重整融资信息要公开于全体竞购人,以实现竞购协议的公平及其高效。竞购程序的公开透明是DIP融资收购规范的关键因素,DIP融资人参与收购债务人资产是否出于善意是美国破产判例法上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如果DIP融资人是重整中公司的CEO进入破产出售投标程序,债务人要能够证明存在合理的经营原因出售资产,且有公平合理的出售价格。对出售债务人资产信息作充分披露,同时,竞购人必须遵守诚信,出于善意。美国的破产重整司法实践中,以重整程序整体出售或者收购即出售式重整已较为普遍,对困境公司营运价值的合理评估是整体出售程序中的重要一环。要聘请专业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债务人整体资产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的价值评估,以提升困境公司的营运价值。
(三)出售式重整融资模式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美国经历了经济衰退,但破产法学空前繁荣、大规模的公司重整时期。1978年破产法的执行冲破了阻碍企业破产40年的羁绊,授权债务人管理层继续经营公司业务,并赋予其提出重整计划草案的专有权,出现当时公司重整案件的飙升。但是,破产重整DIP融资制度可能会因程序的滥用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之诟病,而受到不少美国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DIP制度赋予债务人企业管理层的控制权过大,容易造成管理层掣肘债权人而投机融资获取私利,从而贻误重整良机。管理层会无节制地使用融资人的资金,而将程序向后拖延数年或者更长时间[12]。在21世纪之初,美国的重整模式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是债权人加强了对债务人的控制权并主张更多的债务人企业适用出售重整模式以解决困境。通过债务人资产整体出售的方式重整与市场化的重整治理控制,比重整计划方案的漫长商洽更为快捷,更有利于重整程序的顺利进行[13]。
困境公司重整的目的是为了拯救公司的营运价值,而不仅仅是为了债务人本身的存续。出售式融资重整即是事业让与型重整,是指“将债务人具有活力的营业事业之全部或主要部分出售让与他人,使之在新的企业中得以继续经营存续,而以转让所得对价即继续企业价值,以及企业未转让遗留财产(如有)的清算所得即清算价值,清偿债权人”[14]。债务人企业在事业转让之后将会被清算注销,即不再保留原债务人资格,这是在原债务人之外继续经营,以实现债务人资产价值最大化的一种重整方式。债务人资产出售以独立或相对独立的营运事业为元素进行,将有营运价值的资产从债务人财产中整体剥离出来,满足收购者的融资收购需求,最终剥离出来的资产营运价值最大化,保障重整程序顺利进行。重整拍卖、重整并购、资产整体出售的重整模式逐渐被诸多大公司所采用。按照达成的重整计划方案,在重整期间即完成资产出售或者债务人的整体已资产转让给了竞购人。美国一些高效率的重整案例实践中,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前就与竞购人已达成其资产整体出售意向,然后再重整程序看能否有高于前期的出售价格,最终以法定的拍卖程序在破产法庭上加以确定。新的管理者经营企业,使得债务人营运更为合理化,董事会的独立董事对债务人应更加谨慎地履行职责。整个过程就像一场重整公司的并购战,破产法第11章的重整程序已经成为执行并购法律的一部分[15]。已形成债务人资产整体出售交易的市场化。
我国破产法规定的重整融资制度过于笼统,融资模式较为单一。《企业破产法》第75条第2款仅规定了“借款”融资方式,且把借款融资限制在“继续营业”的目的上,并不符合以债务人企业营运价值最大化为目的的重整实质要求,而对于重整公司的资本证券融资并无明确规定,对债务人企业的收购融资、出售式重整融资模式尚属立法空缺。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对公司发行证券融资规定了较为严苛的条件,对于困境企业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现有的一些法律障碍或立法上的不协调,制约了重整融资的顺利进行。因此,建议启动《破产法》与《公司法》、《证券法》的联动修改,对重整公司发行证券融资作出特殊规定,明确DIP重整模式下的资产收购、营业整体让与等重整融资模式的特殊规范,并完善DIP融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多样化的DIP重整融资模式。
摘要：美国DIP融资主要是指债务人从外部获得的独立于债务人财产之外的资金融资模式,但是陷入困境的债务人企业若要获得推进其顺利重整的外部融资实则不易,尤其在破产重整DIP治理模式下更显复杂。本文介绍美国DIP融资模式的程序规范,阐述有利于重整程序顺利进行的DIP融资优先权制度,分析DIP融资模式下的重整公司治理约束机制,探讨多样化的DIP融资模式,并就相关问题提出完善我国破产重整债务人自行管理融资制度的立法建议。
美国人退休=破产？ 篇4
近来媒体充斥着“美国人储蓄不足，难以应对退休”的新闻。更有耸人听闻者宣称10个人里面有8个人财务状况不佳，无法维持退休期间的生活。由此，他们推断，这一危机将逼迫政府进行干预，手段可能包括大幅提升社会福利和征收富人税等。
但事实上，情况没那么可怕。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显示，比对人们的退休储蓄、社会保险以及固定收益计划，大多数美国人都能在退休后过上体面的生活。退休储蓄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从2007年的124%上升到2013年的128%。根据美联储的跟踪数据，储蓄占个人收入的比重自1981年开始一直在上涨。此外，正在进行的401k计划改革也是一个有利因素（该计划也称401K条款，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是一种由雇员、雇主共同缴费建立起来的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尤其是一项新设的员工默认权利：除非员工主动选择退出，不然，每一个公司员工都自动进入公司的养老保险计划。
真正的危机其实在于政府管理的退休资产：目前，国家社会保险以及各州与地方政府养老金的资金不足，投资不善。美国企业研究所指出，401k计划类型的养老保险基金在金融危机三年后就填补了亏损，如今的总资产大约较2007年提升了35%；而国家和地方的政府养老金依然较2007年的峰值低5%。显然，政府绝不可能给出解决方案。这不禁让人想到，罗纳德·里根的话有些道理：“政府是个问题，尤其是那些反增长的政策。”
破产的美国城市 篇5
据了解,2010年2月12日,位于美国旧金山的Town Sky就向加利福尼亚北方地区法院申请“第七章”破产(Chapter 7),开表示公司已经停止运营,公司没有产生任何收支。破产(Chapter 7)和破产保护(Chapter 11)的区别在于一家公司选择前者须立即结业并且清盘,后者则可以继续营运并且进行公司结构重组,但未经同意公司资产不得转移。
据Actionable Intelligence报道,爱普生起诉纳思达侵犯其墨盒专利,ITC颁发了普遍排除令,禁止纳思达出口爱普生兼容墨盒对Town Sky造成沉的打击。Town Sky提交的破产申请书显示,公司仅有约2.6640万美元资产,但负债20.786703万美元。公司的资产是此前租赁办公地点的保证金,另外还有7000多美元的应收账款。Town Sky的债权人包括电话公司、垃圾处理公司和债权人,负债金额达20.2万。
底特律破产对中国城市转型的启示 篇6
享誉全球的底特律遭遇破产, 究其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产业结构单一, 过分依赖汽车业;二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为深重; 三是市政项目支出庞大, 巨额负责无法偿还;四是人口急剧下降, 税基锐减, 剩余人口素质低下, 丧失软实力。
从“汽车之都”到“悲惨之城”的演变, 不禁让人咂舌, 同时也敲响了依靠单一产业或固守旧有主导产业发展模式的国家及城市的警钟。对中国城市化及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一、底特律破产的原因分析
底特律之名源于法语“海峡”, 它地处连接北美五大湖区的圣克莱尔湖和伊利湖之间的底特律河畔, 是美加边境之处的美国最大边境城市。18世纪末, 底特律作为新兴工业城市, 引领了此次工业革命汽车产业的发展, 汽车业在底特律的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铸就了福特、通用、克莱斯勒美国汽车三大制造商, 成为驰誉全球的“汽车之城”[1], 并在漫长的20世纪中, 独执牛耳。20世纪50年代, 底特律以180万人口达到史上的顶峰, 但在2012年人口锐减至70多万[2]。人口暴减致使税基大大减少, 经济每况日下又导致不少企业纷纷撤离, 底特律财政状况更加危机。这样一座拥有312年历史的大城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 终于没能抗住庞大的债务危机这最后一根稻草而走向破产。底特律的破产原因错综复杂, 是各种因素综合的结果, 但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1. 负责沉重无法偿还是底特律破产的最直接原因
底特律政府长期负债185亿美元, 短期负债数十亿美元, 大部分借款都来自城市债券。这一巨额债务使得底特律无法运转, 市政建设、民生项目全部陷入瘫痪, 而底特律当局所借款却全都应付了政府各机构的日常运转、雇员薪金和福利以及一些市政项目开销无暇顾及其他。面对庞大的举债和逐渐恶化的市场, 底特律政府曾进行城市项目改革, “文艺复兴中心”可以说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项目之一, 试图走出汽车产业衰败境地, 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旧城改造重现城市繁荣。房地产被列为重点发展项目, 而就底特律的经济现状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来看, 这是一个极为错误的决策, 房价又在金融危机中大幅下跌, 极低的房产入住率无法挽救城市的颓势, 导致了底特律的二次衰落。
就在底特律陷入如此困难之时, 还在为雇员支付占很大比例的薪金和福利, 这部分钱达到57亿美元;退休雇员的养老金也数额巨大。1948年, 美国福特等三大汽车制造厂联合汽车工人工会将汽车工人高工资和高福利待遇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并签订协议, 这便是令人羡慕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协议。这在20世纪前半个世纪工业迅猛发展的时代是无可厚非的。然而, 全球汽车竞争压力加剧, 早就使得这种高福利高待遇难以继续维持, 政府不得不举债完成这样的福利照顾。
2. 金融危机, 经济衰退是底特律破产的间接原因
首先是70年代的石油危机, 对于底特律而言, 这场资源浩劫不仅使产业成本加大, 日本等国汽车业的兴起更使得底特律汽车市场无情流失与萎缩。汽车产业的国际化竞争激烈, 汽车产业的下滑使依靠汽车业的政府财政收入锐减, 底特律市政府只得大举公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给了底特律一致命打击, 原本不景气的汽车产业更加狼狈, 订单大大减少, 作为汽车制造的核心——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裁掉140000员工[3]。底特律当年失业率高达18%, 就业机会稀少, 人口大量迁出, 税基进一步缩减。2009年, 克莱斯勒公司和通用公司接连破产, 底特律开始沦为无产业支撑的空心城市。
3. 产业结构单一, 过度依赖汽车产业, 税收结构扩展有限是其破产的根本原因
底特律的汽车产业为这座城市带来了百年兴盛, 汽车产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底特律的唯一支柱产业。各产业部门的构成都围绕汽车这一产业形成产业链, 如与汽车业相关的零件制造、汽车维修等。50% 以上的底特律人都从事着与汽车相关的工作, 80% 的市财政收入来自汽车产业[2], 对经济增长赋予着不可替代的贡献。正因如此, 使各公司封闭自首, 缺乏创新动力, 降低了对市场反应灵敏度和适应能力。在面临国际汽车产业竞争激烈, 新兴经济体转移部分产业环节, 信息产业快速发展的这一全球经济转型阶段, 底特律根深蒂固的缺乏创造性的旧单一产业结构, 必然自食过度依赖汽车产业的苦果。石油危机以后, 欧洲、日韩等汽车产业兴起, 耗油量大、成本上升等使美国底特律汽车产业受挫, 与其相关联的生产部门都将受到牵连, 对于这个完全依赖汽车产业的城市, 当然也就牵连到就业率及税收等无法保证。
底特律政府也曾试图进行产业转型, 举债发展城市建设, 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及著名的“文艺复兴中心”, 希望通过大规模的完善基础设施和制造中心商业区复兴城市, 但房地产业为产业集群所服务, 而底特律汽车产业的根深蒂固更使得这一转型方式无非是舍本逐末。极低的入住率不但没能挽救已经颓废的城市, 反而更让有产者利用国家救济政策自毁房屋携款外逃, 税收更加不能保证。当今美国市政府的税收约有30% 来自服务费, 20% 的财产税 (主要是房产税) , 另外还有20% 来自州转移支付以及10% 左右的消费税。而在08年金融危机下, 美国经济衰退直接影响到财产税及消费税的税收收入, 从而间接性牵动着州政府转移支付收入的减少, 但市政府仍需确保公共服务的支出及承诺的高福利待遇, 不得不发行城市债券来运转, 财政危机随时爆发。
4. 人口构成矛盾、政府决策失误、项目支出庞大等是其破产的外在原因
工业革命孕育的新兴城市底特律从1850年以来的一百年间, 每十年的人口增长率都保持在30% 以上。这一繁荣的城市吸引了大量来自南方的劳动力, 他们大部分为非洲裔, 对底特律的人口结构进行了彻底的重塑。由于种族隔离依然明显, 种族矛盾在底特律异常尖锐, 特别是1967年爆发的美国最大规模的国内暴乱与流血冲突, 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底特律汽车工业停产, 关闭了大批小企业, 城市税基受到致命削弱。暴乱后大量中产阶级为寻求安宁开始撤离底特律, 而这部分人恰是这座城市的中流砥柱。这不仅加剧税源流失, 更使底特律人口素质低下, 白人占城市人口的10.6%, 非洲裔约为全美水平的7倍, 频发暴乱、犯罪猖獗, 底特律陷入经济衰退、失业增加、大量人口外迁这一恶性循环, 直接导致城市税基缩水和创新能力的下降。
二、底特律破产对我国城市转型的启示
具有百年历史的“汽车之城”转瞬破产, 对把汽车产业作为经济增长点以及正在进行城市化的我们来说, 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1. 产业结构实现多元化, 实现有效产业结构升级, 提高就业率
在中国, 一个城市因某个产业的发展而繁荣也屡见不鲜。像底特律一样靠汽车产业发展的城市:长春、十堰等城市也应该反省自己的发展模式。与其异曲同工的靠资源而繁荣的城市, 如: 大庆、玉门、临汾、鄂尔多斯等也在资源耗尽之时不得不开始思考转型之路。经济结构转型科技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其内在推动力, 应顺应新旧主导产业变迁趋势, 实现有效产业结构升级, 是避免破产风险的最基础方式[4]。
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长盛不衰, 不能把希望全部寄托于个别产业, 转型必须注重质量[5], 必须不断拓展其他产业与其相均衡发展, 建立并保持经济基础多元化,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升级, 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型发展新兴产业, 产业结构多元化,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形成产业集群, 降低和分化风险的同时能够提供更多工作岗位, 提高就业率。如我国黑龙江鸡西市, 由于资源开采枯竭, 过去的采矿业已经不复存在, 而向旅游业转型, 把废弃的矿山矿井改造为国家地质公园, 大力发展旅游业的同时也带动了餐饮、娱乐、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我国城市正处于转型关键时期, 信息技术革命为全球经济发展创造了质的飞越。互联网信息技术为全球科技创新、商业发展模式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科学技术创新带来新的更高速的发展平台, 也为我国城市转型带来契机, 抓住这一机遇利用信息技术更好地为城市转型服务, 提高转型质量, 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才能推动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财政收入多元化
财政收入结构应多元化发展, 如像底特律一样过度依赖汽车产业的税收收入, 汽车产业面临危机之时也是政府财政收入危机之际。中国部分城市土地收入占比重较大, 这与底特律汽车产业税收比重较大有较之相似的风险, 如此次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 房地产市场疲软, 相应波及土地财政状况。
3. 有效把控政府举债, 控制财政风险
底特律财政风险在美国已不是特例, 此前已有许多地区如华盛顿特区、加利福尼亚州等出现不同程度的地方债务风险。底特律财政危机是双重性的, 一方面金融危机经济下滑, 税收困难;另一方面, 政府支出庞大, 需要支付高福利, 高养老保障金。美国养老支出一直是困扰美国财政的最棘手问题, 底特律长期负债用于应付日常运作和以上这些沉重的福利负担[6]。国家审计署发布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公告》显示, 截至2012年底, 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 475.81亿元, 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 增长12.94%。其中有16个地区债务率超过100%。在中国近几年来, 社会融资规模快速膨胀, 加之中央政府会采取措施帮地方政府度过财政危机, 地方政府更加有恃无恐, 债务规模水涨船高。中央政府应深入了解, 审计部门加大力度定期对地方政府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及时有效地整治地方财政风险, 保障财政系统的良性发展。
4. 正确看待城镇化, 避免制造“空城”
城镇化是农村型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 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这样的过程。而在地方政府而言, 城镇化表现为大规模的房地产化。底特律城市更新改造, 试图发展房地产来振兴城市繁荣, 这一失败告诫我们, 城市是不能依靠建筑便可形成, 城市要靠产业和人口来支撑。试图造出一座城结果只会导致更多资金、土地的浪费, 面临的是巨额的财政赤字。
李克强总理提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我国年进城务工农民数量达到数亿人口, 成为我国许多产业工人的主体, 对城市建设贡献出有生力量, 但其家庭无法保证就医、保险等基础公共服务, 不少出现离婚及留守儿童问题。这一部分力量不容小觑, 一旦出现像东莞市农民工“回潮”, 城市将处于瘫痪状态, 这比底特律的衰落可能更加迅速可怕。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城, 逐步放开中小城市户籍制度, 努力全面覆盖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 是推动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必经之路。
底特律破产集合多种原因, 给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启示是:城市的转型必须是质的转型而非量的转变。产业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命脉, 产业结构多元化是规避风险, 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当今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 经济发展瞬息万变, 我们必须勇于变革、引领变革, 才能在信息产业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刁大明, 底特律:一座大城的破产[J], 世界知识, 2013 (7)
[2]马坤, 底特律破产的原因及对中国城镇化的启示[J], 对外经贸实务, 2014 (1)
[3]张锐, 底特律破产的追踪与反思[J], 生态经济, 201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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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土瓦, 转型的质量—底特律的启示[J], 上海质量, 2013 (7)
美国加州政府陷入破产危机 篇7
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是美国经济第一大州,2007年GDP为1.8万亿美元,约是印度的2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排名仅次于意大利,相当于世界第八大经济体的产值。一个富可敌国的经济大州,如今却爆出要破产的消息,无不让人大感惊讶。
加州州长施瓦辛格2009年6月18日在演讲中呼吁,如果再不及时采取行动,加州政府的现金将于7月24日告罄,加州将陷入破产境地。但加州议会却很不给面子,于6月24日否决了政府平衡24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的议案。随后,加州审计长江俊辉警告加州议会,加州库存现金只能用到7月28日,如果在此之前,加州立法者们不能通过包括平衡预算、削减开支、增加税收等措施议案筹集更多资金,加州将会陷入破产边缘。
7月底,真的会成为加州的“终结日”吗?明星州长施瓦辛格将在现实中再一次扮演“终结者”的角色?
财政赤字由来已久
2009年7月1日是加州2009～2010财年的开始,加州财政预算赤字高达240亿美元,震动了美国的债券市场。加州的信用评级在美国各州中降至倒数第一,而标准普尔再次将加州的信用评级列入观察名单。近几年,一直依靠美国发达的债券系统借贷度日的加州政府,已经举步维艰。如此低的信用级别,使财政继续借贷的空间大大缩减,财政风险大大增加。
“收入多,开销更多”是加州一贯的传统,这也是美国人理财风格的体现。因不能量入为出,平衡预算一直困扰着加州财政。目前加州有3700万人口,赤字240亿美元,人均约650美元,是全美人均赤字最高的联邦州。
入不敷出,是造成加州赤字膨胀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影响,加州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由于加州税收绝大部分依靠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企业业绩大幅下滑影响了企业利润和个人收入,也直接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
2009财年(2008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加州财政收入为820亿美元,同比下滑近40%。加州政府2009财年的支出为1023亿美元,如果与2008财年(2007年7月1日～2008年6月30日)总支出1027亿美元相比,并没有多少削减,但是加州政府的债务却增长了200亿美元。施瓦辛格说:“加州的政府收入倒退到了十年前的水平,如果扣除通胀因素,更是倒退到20世纪90年代。”
长期以来,加州政府一直存在着财政赤字问题。加州负担着全美最好的社会福利,人均福利支出高出全美平均水平的70%,比其他州高出2倍。同时,加州庞大的低收入移民人口使社会服务负担加重。
早在2003年,加州选民梦幻般地选举施瓦辛格为州长时,加州就面临着120亿美元的预算空缺。施瓦辛格当选后,通过发行150亿美元、期限九年的市政债券解决了财政困境。但在目前,加州信用等级下降,继续发债困难重重。美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作为加州市政债券主要投资者的华尔街公司、对冲基金及其他金融机构,已经撤离了市政债市场。这无疑使加州本已存在的财政危机雪上加霜。
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博弈
纵观世界各国,财政危机是经常有的,但政府破产,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毕竟,加州是美国经济第一大州,人均650美元的财政赤字与人均近5万美元的GDP值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只要采取适当的开源节流措施,财政危机就能缓解。关键在于执政者的理念、政府的运作效率以及宏观调控能力等。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法制相对完善的国家,面对危机反而有时缩手缩脚,很多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无处不在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对“加州破产”话题的夸张与炒作,正是相关利益集团博弈的体现。
加州政府面临的难题是如何缩减财政赤字。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减少财政赤字的办法无非是开源节流。开源就是要增加政府收入,节流就是减少政府支出,包括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公共开支等。在美国这样一个私有化程度高、强市场、弱政府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不可能有多少依靠行政垄断和国有经济而产生的财政收入,增加税收可能是最有效的开源方法。如果不能做到增加税收,那么,平衡预算就只能依靠减少政府开支和发债了。
如今,在继续发债遇阻的情况下,共和党人、加州州长施瓦辛格在2009年6月推出大幅“打算削减教育、公务员工资、医疗和监狱等公共支出”的“财政瘦身”预算方案,旨在减少政府的财政赤字。但州议会民主党议员以“损害弱势群体利益”为由否决了这一方案。他们提出了“开源”方案,即通过提高烟草和燃油税收来解决赤字。如一包香烟征税1.5美元,燃油税上调9.9%,车辆登记费上调15美元,对独立承包商加税3%,等等。民主党议员的提议遭到了施瓦辛格否定,他已经多次表示,决不会签署任何带有加税条款的法案。他的理由是:加州1%的富人提供了50%的税收,这些富人的财富与华尔街的关系,要比与加州经济的联系紧密得多,金融危机爆发影响了他们的收入,如果采用民主党议员提出的增税计划,无疑会使这些人生活受到影响,是不公平的。
由此看来,对于如何缩减政府财政赤字,民主党与共和党有争议,这是两党在地方政权中博弈的一个体现。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
加州政府的财政瘦身计划被否之后,加州破产的消息被炒得沸沸扬扬,加州政府大力渲染,新闻界、经济界也推波助澜,让人感觉加州破产指日可待。甚至有人认为,加州破产会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带动更多存在着财政赤字和危机的州地方政府破产。在这种破产喧嚣中,我们不难看到美国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
其实,在美国政府提出、并由国会通过的7000亿美元金融援助计划前夕,施瓦辛格曾向财政部长保尔森递交求助信,称加州政府需紧急贷款70亿美元来支付执法、医疗、消防等公共支出,但之后没了下文。今年,奥巴马政府还拒绝了为加州的55亿美元政府债融资提供担保,美国财政部也以“一旦救助加州,将意味着也需要救助其他财政不自律的州政府”为由,表示不会救助加州。但是,加州政府有理由相信,既然中央政府能够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果断地采取救市措施,干预市场,挽救经济,为什么不可以采取措施来挽救地方的财政危机?中国有句俗话,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想必美国联邦政府不会坐视地方政府破产而置之不理,地方政府希望的就是中央政府的及时援助。这次抛出破产一说,想必联邦政府不会无动于衷。
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博弈
在鼓噪加州破产事件的背后,还体现了“三权分立”的美国,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博弈。纵观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尽管三权分立制度号称是世界民主制度的楷模,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很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当矛盾出现时,在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交锋过程中,往往是行政权力占上风。
此次加州破产论,实际上也是行政权力对立法权力的一次侵逼与挑战。加州政府目的是向州议会施压,以通过州政府的方案。双方博弈的结果,必然是议会有条件的让步。其实,从2000财年开始,加州政府每一年的预算方案都是在拉锯战式的政府和议会的博弈中勉强通过。只不过,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使得这种博弈公开化和扩大化了,闹出一个政府破产危机。
加州破产危机事件说明,不顾收入的扩大开支,寅吃卯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对个人如此,对政府亦是如此。美国人在他们的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消费模式下,经受了次贷危机的痛苦,美国地方政府也在这样的支出模式下,经受着财政危机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