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政治名门（精选7篇）
美国的政治名门 篇1
企业的政治行为是指企业为了改善其公共政策环境而采取的行动;这种行动的目的是通过影响政府官员使其按企业的意愿行事而确保企业的利益。因为企业的政治行为对其经营业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所以企业的政治行为在西方国家就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对企业政治行为持开放态度的国家里, 企业的政治文化非常浓郁。当然, 具体到单个的企业, 情况也有所不同。有些企业具有非常久远的政府关系管理的传统, 而一些新兴企业, 就稍显“落后”。但是无论早晚, 企业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他们的行为就都具有一些普遍特征。
一、微软的“政治觉醒”之路
从1989到1998年初, 微软用于资助政治家参选的“软钱” (即为政治家竞选进行媒体造势所花费的金钱) 总计不过16.2万美元, 这在美国政治上的意义几乎等于零。而且这些“软钱”不是捐给某一个参选人, 而是某一个党派。观察家们曾评论说:“微软的感觉与其他的技术类公司是一样的, 他们认为华盛顿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 他们生活在政治范畴之外。”微软真的可以如其所愿远离政治吗?回答是否定的。
1998年, 当反垄断的指控威胁变得越来越真实的时候, 微软完全改变了它的战略。该公司迅速开办了一个华盛顿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在随后的6年时间里扩充到19人, 其中4人专门游说国会议员, 每人专门负责在参众两院中的一个政党。这是一个独特的模式, 因为大多数公司并没有实力去这样做。除此之外, 仅2003年1年, 微软就雇用了20多家游说公司去游说美国联邦政府, 在各个州它还有一支强大的游说队伍。
微软还建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从1998年到2004年, 该公司通过这个委员会向美国联邦层次的竞选人提供了超过1 300万美元的政治捐款, 在所有美国企业中名列第1。自1998年至年, 微软还在游说上花费了万美元, 这使它成为华盛顿最大的游说者之一和电脑行业最大的游说者。
在微软的2001财年, 微软向各类慈善团体捐赠了3 660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79亿美元的软件。这些捐赠给微软带来了接触重要政治家的机会。从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到众议院发言人丹尼斯·哈斯特, 他们都是这些慈善机构的支持者。微软还是德雷儿童基金会的主要捐助人。这个已有20年历史的基金会是由众议院多数党领导人汤姆·德雷创办的。仅2003年1年, 比尔和梅林达基金会就向德雷儿童基金会捐赠了10万美元。
除了单独采取行动外, 微软还慷慨地资助各种行业协会, 例如软件选择协会、商用软件联盟、电脑技术行业协会、竞争技术协会等。这些协会在很多问题上都支持微软的立场。
微软之所以改变了远离政治的态度, 正如微软的联邦政府事务总监杰克·克鲁霍茨所说有两个原因:一是互联网对人们的工作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 与互联网相关的问题也层出不穷。大多数政策的制定者并不懂得互联网技术, 但他们在作着决策。微软认识到教育这些人是微软的责任。二是这宗反垄断诉讼案, 微软必须勇敢地面对。一些微软的高层私下里也说, 如果他们很早就参与关于此案件的辩论, 他们就很可能被免于反垄断起诉。
二、美国企业的政治行为特征
实际上, 微软的政治行为并不是独特的。美国的大企业普遍采取了政治行动, 很多比微软“觉醒”得更早, 经验更丰富。通过对奥驰集团、布朗和威廉姆森公司、辉瑞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美国公司、沃尔玛连锁超市集团、贝克特尔建筑公司以及微软等大企业的分析, 笔者发现这些企业的政治行为具有一定的共性。一是他们的政府关系管理团队规模大, 动辄上百人, 有时甚至可达200人以上;人员基本是专职的。相关部门被明确冠以“政府事务”或“政府关系”的名称, 这一点与英国企业的隐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人员通常被分为联邦和州两个团队。二是在战术的运用上, 除了与立法者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外, 它们也不避讳采取复杂的、大张旗鼓的、甚至是敌意的战术 (如诉讼) 去达到影响立法的目的。三是这些企业经常参与本行业或跨行业的集体政治行动。四是这些企业施加影响的目标包括联邦政府、各州和地方政府, 以及立法、行政和司法3个系统的权力部门。企业对它们的影响活动常常根据需要有选择地同时进行。五是同英国的情况不同, 美国企业或行业的声誉对它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活动的影响不大, 企业或行业对整个国家的经济贡献度也并不能左右其政治活动的成效。
三、美国企业政治行为特征的原因分析
以上这些特征与美国的政治权力的划分特点密不可分。美国的联邦和州两级政府分享立法权, 每一级政府的立法、行政和司法又实行3权分立。同时, 总统与国会、州长与各州议会是分别选举的, 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这就造成了权力分散、相互掣肘的局面。一项法令的通过往往需要各个方面的支持。再加上美国的政党不像英国一样那么纪律严明, 党员往往能够独立表达自己对某项法案的意见, 而不必顾及大多数党员或是政党领袖的意见。所以, 企业往往不得不拥有庞大的专业团队来处理与政府各个权力主体甚至是每一个议员的关系, 而这个团队往往又根据政府权力划分的特点分成联邦和州两个团队。
同时, 美国的权力平等、信息自由、言论自由的观念根深蒂固。例如, 美国1966年颁布的《信息自由法案》规定了公民有权对政府任何可能存在的文字记录进行查阅, 因此美国政府官员的活动几乎没有任何秘密可言。企业也不必费心对自己的政治行动遮遮掩掩, 否则一旦被善于挖掘“污秽”的媒体揭露, 反而有损自己和政府官员的声誉。而美国民众认为言论自由是法律赋予他们的神圣权力, 企业进行政治捐款或是其他政治活动是表达自己的政治倾向的一种方式, 并没有什么不妥, 这是言论自由的表现, 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再加上, 美国民众中的诉讼文化也很强烈。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力要靠自己的斗争来获得, 而不是等待政府的幡然悔悟或者是施舍。况且, 司法独立可以确保在美国议会或行政系统出现违反现有法令的行为时, 进行独立的裁决。所以, 经常看到美国企业公开地进行政治活动, 还经常通过群众运动式的草根行动来迫使政府就范, 如果这些做法还是不能奏效, 那就把政府告上法庭。
长期以来, 美国的各个行业协会非常活跃, 这是因为集会的权力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 因此美国企业常常联合起来进行集体政治活动。美国是个移民国家, 其文化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多元特征, 并且包容性较强。因此, 人们对于同样一件事物的理解和态度往往大相径庭, 企业的公众形象在各种文化中也并不一致。所以利用公众形象来左右政府的决定也不太可能。
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税收, 发展本地经济, 对当地某些有争议, 或声誉并不十分好的行业或企业会加以保护, 并支持他们的诉求, 向联邦或其他州政府施压, 并最终取得胜利, 比如烟草行业的案例。再深究一步, 这种现象的产生同样是由于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的权力分配。各州政府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对于本州的支柱产业理所当然地加以保护;而本州民众的生计也有赖于这些企业和行业来维持, 因此也能获得本州民众的支持。这个行业的声誉好坏就不会对其政治行动能否获得最终的成功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在中央集权的国家, 如英国, 中央政府就要考虑其他地区民众的呼声, 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大的权力来保护本地的这些声誉不好的支柱产业, 所以在这样的国家, 企业或行业的声誉往往对企业政治行动的成败至关重要。
同时, 美国经济总量巨大, 各个行业在全国范围来讲发展的各有所长, 国家经济不存在特别依赖某些企业或行业的情况, 这使得企业利用其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度来增强其在联邦政府面前的议价能力的可能性降低。所以, 仅仅因为企业规模大而获得政府支持的现象并不多见。
综上, 从微软的案例可以看出, 企业的政治行为必须符合其经营所在国的特征, 如所在国的权力分配特征、政治氛围、民众的价值取向以及企业所在行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程度等等。这种现象符合制度理论所揭示的规律, 即组织行为会受到由认知、观念、文化、习俗、制度、社会价值观等因素所构成的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为了创造一个有利的政治和法律环境, 企业往往根据自身所处的这种制度环境来决定所采取的行动, 以确保行动的有效。由于不同的国家其制度环境是不一样的, 因此, 企业在不同国家中的政治行为应该不同, 对企业的政治行为进行跨国比较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HK
浅析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弊端 篇2
一、弱势群体缺少真正的民主自由
美国是个财富聚集的国家, 家族式经营使得美国存在很多超级富豪, 但同时美国也是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 流浪汉的身影几乎可以在每个城市见到。美国对中上层人士权利保障可圈可点, 但是对于下层大众保障的就不是很好了。这些贫民的生存权、居住权等基本权利都得不到保障, 怎么会有更高意义的权利?美国的民主自由是分阶级的, 弱势群体的民主权利很难得到保障。
二、种族歧视长期存在
美国民主政治制度更为严重的弊端就是长期种族主义的存在, 这使得美国形成一个一边大讲民主、平等、自由, 一边粗暴地剥夺有色人种的民主、自由的矛盾的局面。美国《独立宣言》宣布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 但并没有对“人人”的含义做深入的解释。从字面上看, 这应当包括所有种族的人在内, 不分种族、不分肤色。但是,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美国的现实, 在美国的黑人、印第安人、亚洲移民, 他们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歧视甚至迫害。种族歧视使美国民主制度名不副实, 摆脱这一局面的道路就是平等对待一切民族, 但综观美国的历史, 做到这点是相当不容易的。
三、美国政治两党垄断, 弊端多多
美国两党相互制约使得美国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 提高了美国政府工作的效率, 但是其弊端也是不容忽视的。由于美国政坛长期被两大政党把持, 所以根据美国宪法和法律, 每个公民都享有充分的政治自由的规定就成为一纸空文, 民众很难参与到政治生活中, 限制了美国公民政治自由。两党的长期把持美国政坛, 在民主选举时只能从共和党与民主党中择其一, 没有更多的选择。如果想参加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活动, 就必须参加两大政党中的一个。如果哪个政党都不参加, “单打独斗”参加竞选, 更是徒劳。而一旦参加了两大政党中的任何一个, 都必须和只能服从其党纲, 也就没有了所谓政治自由。对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政纲只能“照单全收”或者“照单全弃”, 没有部分选择的自由。
美国两党在竞选中浪费十分严重。美国的选举,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就是财力的竞争。竞选者本人如果没有钱, 就必须找可靠的财源支持自己竞选。在美国参加竞选, 需要花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1、电视宣传。2、登广告和印制竞选宣传品。3、举行集会, 发表竞选演说。4、竞选者及其助手和随从的竞选旅行经费。5、竞选总部及其工作人员的开支, 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四、经济问题源于政治弊端。
美国经济的困局, 在很大程度上暴露了美国两党制政治的弊端。其弊病主要表现在, 美国总统选举越来越多的是培养政客, 而非政治家。政客与政治家的一个基本区别在于:政客仅仅盯着下一次选举, 为的是打赢选战;政治家则关注下一代未来, 着眼于可持续发展。政治家要比政客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纵观当今的美国政坛, 上至总统, 下至地方官员, 充斥的是大量政客, 而缺少时代所需要的政治家。政治家有其深邃的眼光与感化之风度。他们既能善于理解当今世界变化的大势, 又能够把脉美国在全球的优劣;既能把美国政治、经济和战略的长远利益有效地联为一体并且持续运作, 又能避免政策制定过程中官僚政治的勾心斗角与互相掣肘;既能针对经济困局做迅速反应并且切实有效, 又能避免因特殊利益集团或大选年而随意变更政策。政客总统就是国家问题的所在, 起码是国家衰退的担当者。在前几任总统执政期间已埋下诸多经济问题的伏笔下, 这样的总统不能承担起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责。便会发生严重的扭曲和变异。
综上所述, 任何一种民主政治体制都不是完美无缺的, 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也不能例外, 虽然它有着其自身的优势, 但也有着其难以克服的弊端。美国政治制度既包含着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当今时代特征所产生的共同性, 也具有各国的现实国情、民族特点和历史传统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性。美国政治制度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 同封建主义政治制度相比其有历史进步性。克服制度本身的弊端, 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会为社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曾绍谦.美国政治制度[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2]杨祖功.西方政治制度比较[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美国的政治名门 篇3
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内生影响机制, 人口数量、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口受教育程度形成人力资本的主要方面, 美国人力资本潜质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居于领先地位, 构成美国经济增长潜质的重要基础。
首先, 美国是目前世界人口第3 大国, 并且是当前世界主要大国中到2100 年能够保持人口稳定增长的个别国家。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对全球人口前景的研究表明, 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加上相对更高的人口生育率, 使得美国能够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主要大国人口明显减少的同期, 人口总数从2015 年的3.22亿逐步增加到2100 年的4.50 亿。
其次, 美国在世界主要大国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19 世纪后期以来, 得益于开放性的移民政策和新疆域不断开拓对大量移民的吸引力, 美国劳动和兵役适龄人口的规模一直处于世界前列。随着生育率明显下降, 世界主要大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日趋严重, 中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德国等主要大国的人口中位年龄到2050 年预计将分别达到49.6 岁、37.3 岁、40.8 岁、53.3 岁和51.4 岁, 2100 年预计将分别达到51.1 岁、47.0岁、42.4 岁、51.7 岁和50.8 岁, 而美国2050 年和2100 年人口中位数预计将分别仅为41.7 岁和44.7 岁, 世纪末在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上仅次于预期人口寿命比美国少9 岁的俄罗斯。
再次, 美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一方面, 美国初等教育普及率从19 世纪末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另一方面, 美国拥有世界领先的高等教育。奥尔甘斯基等人认为, 国际竞争中最重要的长期决定因素是人口竞争。
综合而言, 美国人力资本潜质相对于其他主要大国具有一定优势, 而且这种优势在21 世纪下半叶将越来越明显。
二、社会协作潜质
协作是人类社会重要的力量源泉, 有力量社会集团之间的协作关系是社会秩序的基础, 为经济增长甚至更为基本的交换行动本身提供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①美国具有比较扎实的社会协作基础, 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
首先, 美国主要社会力量之间存在较高程度的互利结构和互利共识。美国宪法符合美国社会最重要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利关系, 通过培育统一市场, 扩大政治参与, 使得主要社会势力通过强大的市场力量和政治参与途径结合在一起。②强有力的统一市场和宪政安排的互利结构, 使得美国人对在法治轨道内解决矛盾具有较高信心, 抗争政治烈度相对较低, 这往往成为宪政秩序内部进行改革调整的动因, 而不会挑战现存政治秩序, 使得社会治理成本较低, 并使国内外公众对美国政治稳定性产生较强信心, 有利于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和贸易机会。
其次, 美国公众对社会流动的较大信心和对努力工作的较高认可度有利于社会协作, 但在近期面临严重挑战。尽管美国实际上存在相当稳定的权贵阶层, 并且根据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调查, 21 世纪初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国家中间, 美国是代际经济社会流动性最差的3 个国家之一, 但是美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都有更为顺畅的人才上升通道, 并且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之间存在更强的人才流转途径, 有利于将精英人才保留在体制之内。更重要的是, 美国公众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对社会流动的信心更大, 对努力工作重要性的评价更高。值得指出的是, 美国社会流动性以及公众对社会流动性的信心近期显著下降, 对美国未来社会协作形成不利影响。此外,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 由于政府政治动机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 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在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占份额相对资本份额持续下降, 在中长期不利于中低收入阶层对社会流动产生信心。
再次, 美国拥有比较雄厚的社会资本, 对经济增长形成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以拥有种类繁多、数量庞大、活动频繁的社会组织而著称, 公众对制度以及他人也有较高的信任度, 这既得益于社会传统, 也得益于对结社自由的制度保护和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③尽管不少人在世纪之交表示美国社会资本正在严重退化, 但是学者之间并没有就此形成共识, 尤其是多种证据表明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度以及社团活动都没有显著下降。④社会组织与社会规范之间相互促进, 共同形成对美国社会协作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的社会资本。一方面, 社会资本不仅有利于大型商业组织的发展, 也有利于社会通过自组织应对社会治理中不断出现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另一方面, 内向型社会资本有利于分利集团及其成员从事利益集团政治, 通过捍卫小集团利益而损害更广泛的社会利益, 不利于社会整体协作以及创造性的集体行动。⑤
总体而言, 美国社会协作基础良好, 但是在中长期也由于一些结构性矛盾而面临挑战, 而且应对这些挑战绝非易事。
三、创新能力潜质
美国有很强的创新能力, 在国际创新指数、全球竞争力报告和布隆伯格创新指数等创新能力排行榜中位居前列, 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治理创新方面都有突出表现, 为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 美国科技创新能力出众。美国有全球领先的科技产出、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 科技创新能力居于世界前列。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方面, 美国有激励个人和资本从事创新性研究的比较有效的机制, 这些机制当中既有对知识产权进行充分保护的专利制度和司法执法体系, 也有使得知识产权能够获得商业利益的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 使得研究者和商业组织有积极性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从事创新性研究。第二方面,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和利用高端科技人才。美国有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 对高端科技人才的归化和长期居留政策尤其宽松, 美国科研队伍出身背景多样性强, 也有利于科研创新。20 世纪30 年代以来, 美国一直是世界上高端科技人才最集中的国家。第三方面, 美国政府对科研创新有较为有效的财税支持政策。美国对从事教育科研的非营利组织有相应的免税措施, 对个人和组织向非营利科研组织的捐助也有相应的免税政策, 有利于科技创新获得资金投入。同时, 美国政府也对科技创新有比较有效的财政支持政策。
其次, 美国产业创新能力强, 经济增长经常得益于熊彼特式“创造性毁灭”带来的产业升级。美国经济增长和后发展国家在赶超期的线性增长模式不同, 存在明显的波动起伏, 尽管战后增长波动幅度总体上逐渐收窄, 但正负波动仍然明显, 与新产业的兴起以及新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深度应用明显相关。美国强劲的产业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方面, 美国企业家精神强劲, 从事新兴产业的创业风气浓厚。这种局面背后不仅有比较完善的破产保护制度支持, 也有比较宽容的社会文化基础。第二方面, 美国企业对应用新技术和生产新产品有较高的积极性。美国有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比较有力的司法与执法体系, 企业家对新技术和新产品所受的产权保护具有较为充分的信心。与此同时, 美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者市场, 非常有利于新技术和新产品迅速提高销量, 降低生产成本, 容易成为新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引领者。
再次, 美国社会治理创新能力较强。一方面, 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有很强的多样性, 有利于社会治理改革探索。在州政府层面, 由于州在联邦体系中拥有保留权力, 在州主权范围内自主治理, 被视为美国民主的实验田, 各州政府都不断进行程度不一的社会治理改革探索, 取得同异兼有的社会治理创新经验和教训。⑥在地方政府层面, 既有县市政府治理模式、机构设置、职能设置和运行状况多样性对社会治理创新的促进, 也有地方政府设置演化与社会治理创新之间的相互推动。另一方面, 美国公民社会比较发达, 商业市场比较完备, 为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丰富社会资源。
总体而言, 美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治理创新方面都有出色表现和潜质, 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支持。
四、霸权地位潜质
二战后, 在相当程度上, 美国既拥有使得别国在具体行动中屈从自己意愿的关系性霸权, 也拥有在国际体系中制定、修改和执行国际规则以及规范的结构性霸权。尽管美国的这两种霸权都有其限度, 尤其是冷战期间其霸权基本上难以进入东方阵营, 但由于美国处于国际体系尤其是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地位, 而且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规则基本上是美国主导制定的,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及其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难以否认。
首先, 美国的结构性霸权尤其是其主导的国际经济规则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并符合其国内重要政治力量的利益。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美元作为国际通用货币所取得的额外发行收益是美国重要的获益手段。美元作为石油和黄金等重要大宗商品的国际标准计价货币, 有旺盛的国际需求, 使得美国可以在不进行货币贬值或者贸易调整的情况下长期保持贸易赤字, 使得公众充分享受廉价商品供给;二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多种技术手段采用美国标准, 使美国金融和产业界获得不对称协作关系中的相对优势, 这在美国服务业占据国民经济比重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尤其重要;三是关贸总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所确立的自由贸易方向, 不仅对美国超强的金融资本有利, 而且曾经对在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美国产业工人群体非常有利, 但是后者随着美国相当部分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丧失而减弱;四是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基于配额的实际否决权以及在世界银行中的主导地位, 也有利于美国政府和社会获取经济利益。
其次, 美国结构性霸权下的国际规则体系, 相当程度上符合足够多大国间的互利关系, 将具有一定的长期性。一方面, 有规则比没有规则更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美国在二战末期主导建立国际规则体系, 通过可实施的规则体系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和破除贸易保护主义是同盟国集团主要成员的共同利益所在, 是填补国际规则体系空白的时代要求。就当前国际体系而言, 还没有出现更符合主要大国互利关系的可行国际规则替代体系, 美国霸权下的国际规则体系难以更改。另一方面, 美国结构性霸权下的国际规则体系本身基本符合主要大国间的互利关系。联合国集体安全体系, 基本有利于美中俄英法等常任理事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而国际自由贸易体系也基本符合世界主要经济大国间的互利关系。国际秩序再协作的高昂成本在相当时期内足以阻止其他替代性规则的产生。
再次, 美国关系性霸权可信度高, 具有相当长期性。一方面, 美国作为当前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军事实力尤其突出。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1967 年以来对世界军费开支的系列研究表明, 美国一直是全球军费开支最高的国家, 其军费开支经常接近全球军费的一半, 2012 年以来随着伊拉克战争结束和阿富汗战事减轻而减少, 但仍然占全球军费开支的1/3 以上。在巨额军费和超强的综合国力支持下, 美国军事技术和装备也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另一方面, 美国有使用武力捍卫自身利益和霸权地位的传统, 有在必要时动用武力的决心。值得注意的是, 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在动用武力方面多次退缩, 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没有坚持红线, 不仅受到不少美国公众批评, 而且在国际上严重影响了美国行使关系性霸权的可信度。
综合来看, 美国霸权地位的取得和维持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 美国通过其世界霸权地位获取经济增长红利的局面将继续维持。
五、结语
近年来, 战后大约十年一度的美国衰落论再次走红, 这一次美国衰落的标杆是迅速崛起的中国。⑦那么, 新一轮美国衰落论会不会像前几轮那样很快偃旗息鼓呢?
需要指出的是, 每一轮美国衰落论都是相对衰落论而不是绝对衰落论。事实上, 即使在2008 年金融危机冲击下, 美国实际GDP在经历1947 年以来唯一连续4 个季度负增长 (2008 年第3 季度至2009 年第2 季度) 之后也迅速复苏, 2010 年第2 季度就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⑧唯一让人们担心美国绝对衰落的是亨廷顿等人所提出的西班牙语裔人口的文化融入问题, 西班牙语裔人口增长占美国人口增长半数的现状增加了不少人的忧虑。
如果人口族裔结构变化不会导致美国政治衰败, 那么人口红利消失和投资拉动增长见底之后, 在人力资本潜质、社会协作潜质、创新能力潜质以及霸权地位潜质各方面都处于下风的中国, 能够凭借何种潜质在长期经济增长竞争中胜过美国呢?同样地, 在中国之外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凭借何种潜质在21 世纪经济增长竞争中超过美国呢?对于笔者而言, 要找到肯定性的答案过于困难, 笔者毋宁赞同老年和平论者的一个观点, 即仅人口结构一项就足以让美国在21 世纪下半页对其他所有大国处于比现在更有支配性的优势地位。⑨
注释
1Russell Hardin.1995.One for All.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p.35-37.
2Russell Hardin.1999.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4Pamela Paxton.1999."Is Social Capital Declining in the United States?A Multiple Indicator Assess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 :88-127.
5Mancur Olson.1982.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
6王欢:《1980~2008年美国各州政府改革》,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年。
7Josef Joffe.2013.The Myth of America's Decline:Politics, Economics, and a Half Century of False Prophecies.
8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 见该局网站:http://bea.gov/national/index.htm#gdp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篇4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蕴,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上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 但就效果来看, 远没有达到人们期望的目标, 我们虽然传承了历史中那些优秀的文化思想, 但更重要的是要不断地学习与借鉴发达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上的优点, 尤其是美国对公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与方法。
1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1.1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派别
与我国相比较, 美国仅有200多年的历史, 作为移民国家, 美国的历史文化可以基本上忽略, 但就是这样一个多民族聚集在一起的国家, 为什么能够形成强大的“美国精神”, 这就需要我们从本质中看到美国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内涵。美国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名词, 取而代之的是公民教育, 把培养具有符合美国社会需要的好公民作为培养目标, 并没有开设专业的思想政治教育课, 不像我国自小学到大学有开设专门的思想政治课程。但从教育教学来看, 我们往往属于强加给学生思想之中的教育, 而没有从理论与实践的过程中, 真正地在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改善思想政治教育上下功夫, 恰恰美国的专家与学者看到了这样的问题, 而且美国政府也意识到, 并且对其理论的研究和经费给予大力的支持。如美国的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为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最好的理论基础, 并且应用于实践之中, 他提出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成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的指导思想。让思想政治教育潜移默化地进入头脑, 取代强加的灌输, 这样对每个受教育的学生来讲更加容易接受和理解。使得教育来源于生活, 在生活的点滴之中都蕴含着教育理念, 更加地贴近现实, 这样使得受教育者在生活之中渐渐地形成了良好的品质和良好的人格, 不仅巩固了美国的社会制度, 也培养出真正的美国公民。
1.2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学生在学校进行学习以外, 更多地是在社会、家庭之中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可以看出,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而言, 它要比我国单一的模式好得多。
1.2.1 宗教的教育
美国的公民基本上都有宗教信仰, 个人的精神信仰已成为社会道德的源泉, 美国也十分重视公民的宗教信仰, 并把宗教信仰同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 通过宗教中的信仰, 对公民进行约束和教育, 规范公民的道德标准, 使得美国公民把精神信仰转化成对美国的忠诚。
1.2.2 政党与政治活动
美国的政党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角色, 他们的政党活动成为普及和宣传他们的政治、经济和价值观方面的重要途径, 比如在新总统就职演讲中, 会传达一种信号, 就是他会热爱这个国家, 并为这个国家的所有公民服务, 比如约翰·肯尼迪、克林顿、奥巴马等等。
1.2.3 家庭教育
美国的家庭对孩子从小就有思想政治教育, 热爱国家, 民主公平等等, 每个美国家庭都会悬挂美国国旗, 这对孩子来讲从其有意识开始, 就对国家的概念记忆深刻。并且家长会在节假日期间带领孩子到美国陵园进行参观, 加深爱国主义教育等等。
1.2.4 大众传媒
通过报纸、杂志、网络和广播等形式传播美国思想, 通过这些媒体主渠道来培养美国公民的思想、信念和道德品质。通过社会公共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和渗透, 使得美国公民能够接受;其次就是通过各种教育场所, 如博物馆、纪念馆等等, 能够显现出美国所倡导的政治思想及道德观念;最后就是文化的传播, 美国在文化领域上的统治地位毋庸置疑, 美国的电影、书籍引领着世界的发展方向, 也通过这些培养着美国公民的意识。
2 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2.1 借鉴渗透式教育的方式方法
通过了解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我们不难看出, 我国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更多的是以书本为主、以灌输式为主要方式。从效果上来看并不好。因此我们应该对此进行认真研究, 不能简单地把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全盘地拿来使用, 也不能原地踏步不去思考。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先制定适合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划, 从基础做起, 由浅入深, 从具体到抽象, 使得学生能够接受与理解。
2.2 重视家庭教育
我国的家庭教育基本上属于真空状态, 孩子在受教育的萌芽阶段, 溺爱取代了思想政治教育。比如节假日期间, 我们的家长更多地是为孩子买新衣服, 游公园, 基本上没有几个家长能够带领孩子参观历史博物馆或者烈士陵园, 并没有给孩子更多的爱国主义启蒙教育。类似的价值观、世界观教育也缺失。这就要求我们的家庭教育要结合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与其他教育形成合力, 这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可靠的接班人。
2.3 发挥社会教育的重要作用, 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更广泛的平台
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成功, 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外, 更多地是在人们日常生活、工作之中, 在社会的大环境中就可以接受到思想政治教育, 而且很多的公共场所对公民是免费开放的, 这点对于我国来讲可以学习, 加大政府投入, 重点对历史博物馆、烈士纪念场所进行整理, 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这些场所来加大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 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 慢慢地形成一种习惯。这对全体公民来讲是思想政治教育和德育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生动的教材。
对比中美思想政治教育,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其特点, 但也有应该改进的方面, 由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领域上的差别, 我们要学习美国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 为培养下一代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情操打好基础。
摘要：作为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 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处于世界的最前端, 除此之外,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它独有的特点, 美国公民并没有像我国那样接受正规、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 却能形成强大的爱国精神和情怀, 即“美国精神”, 对于我国与美国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的不同, 确实能够发现许多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理论、内容和形式, 对我国而言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帮助。
关键词：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参考文献
[1]刘金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辽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报, 200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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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戴媛媛, 颜素珍.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成都大学学报, 2008 (4) .
[4]邓洁琼.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理论观察, 2003 (1) .
[5]豆学兰.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 2012 (2) .
美国的政治名门 篇5
一、美国政治文化概述
政治文化是一国被广泛认同的信念、价值观和规范的有机结合, 它决定了公民与政府以及公民之间的关系。由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作用, 公民及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信念也属于政治文化范畴。民主、自由、机会平等、个人主义、法制、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等都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元素。[1]其中民主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民主又可分为民主价值观和民主制度。
政治文化是美国软实力的核心内涵。民主价值观是美国政治文化的重心所在。民主价值观也是美国政治文化和美国软实力两个集合的交集。因此, 民主价值观与美国软实力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从美国向外推行民主的实践来考量, 如果美国的动机和手段背离了民主价值观的实质, 美国的软实力就会下降。
二、美式民主制度的吸引力正在减弱
在当今世界, 美式民主并不像美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被世人普遍接受。美式自由民主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结合, 必然产生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 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也削弱了美式民主制度的吸引力。
如表1所示, 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对20个国家的民调数据显示, 喜欢美式民主的人数占50%以上的只有日本、突尼斯、意大利和中国四个国家。其余16个国家喜欢美式民主的人数都少于半数, 其中巴基斯坦只有11%, 土耳其只有13%。
尽管民主价值观有着广泛的吸引力, 但美式民主制度模式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适的。尽管世人并不把美式民主看成最理想的制度模式, 但美国却把自己的民主制度视为世界的榜样, 并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广, 大搞民主输出, 企图把美式民主当成万能的程序移植到所谓的“非民主”国家。
三、民主输出背离了民主价值观的实质
(一) 美国输出民主的目的忽视了目标国人民的利益。
一是美国倡导民主却不以目标国人民的利益为主。比如, 美国的“和平演变”促成了苏联解体, 西方的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造成了俄罗斯的国力急剧衰退、民生水平急速下降。普京总统执政以来, 致力于强化政治稳定和控制经济资源, 包括“打击分裂势力, 削弱寡头影响, 整顿经济秩序, 规范大众传媒, 改组权力结构, 强化中央权威”等等, 力图走一条符合俄罗斯国情的政治道路。虽然普京的政策得到了国内多数民众的支持, 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却指责俄罗斯政治这个钟摆在普京统治下向秩序和国家控制的方向摆得太远了, 指责俄罗斯政府“压制民主, 损害人权, 阻碍他国的民主化进程”, 认定俄罗斯是“在民主上退步, 在恢复苏联传统”, 甚至不惜给普京扣上“独裁、专制”的帽子, [3]并通过煽动“颜色革命”使俄罗斯“后院起火”。二是美国大搞民主输出, 重视的不是目标国人民的利益, 而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从美国策动的“颜色革命”来看, 与其说美国重视民主传播, 还不如说美国重视自身在前苏联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苏联解体后, 虽然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主要遗产, 但其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急剧下降, 无力援助转轨时期处境困难的前苏联独联体各国, 这自然会降低俄罗斯在独联体各国人民心目中的“领导威信”, 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乘虚而入, 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要么通过支持原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来缩小俄罗斯的影响范围, 要么树立民主样板企图影响俄内部发生演变, 扶持一些国家组成“民主选择共同体”, 称之为“民主改造”的榜样和先锋。民主改造的结果是亲美派上台执政, 亲美政权自然会疏离俄罗斯。西方借“民主”旗号在原苏联地区推行“颜色革命”的做法是在“玩弄地缘政治游戏”。[4]其目的是为了与俄罗斯争夺地缘政治利益。
(二) 武力输出民主的手段是对民主价值观的践踏。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是民主在国际层面上的基本原则。西方用武力推行民主常常披上“人道主义干预”的外衣, 以“人权高于主权”为道德依据。这里的关键是界定“人权”、“民主干预合法性”的话语权一直掌握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手里。西方所谓的“民主和平论”已经成了其发动战争的理论根据。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它把范围局限在了战后的“成熟民主国家”。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从希腊雅典城邦民主以来的世界历史大舞台, 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其实并不少。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促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盲目自信、政治傲慢和战争倾向”。[4]苏联解体后, 美国无疑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在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等实力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的同时, 民主价值观的影响力也没被忽视。美国政治文化中所包含的理想主义的热情和过于自信的救世意识促成美国打着推进民主的大旗发动了一场“征讨”伊拉克的战争, 创造了美国民主干预的新记录。但用武力输出民主的手段与民主价值观的本质之间存在着本质的矛盾。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一意孤行地对伊拉克动武, 这不符合国际民意, 更不符合伊拉克的民意, 只符合发动战争国的部分民意。就像软实力理论的奠基人约瑟夫·奈所说的, 当美国试图将民主强加于人的时候, 它就玷污了民主。[5]
西班牙《起义报》一篇署名哈立德·阿马耶雷的文章指出, “也许在无知的状态下,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都认为西方民主是道德的、公正的和人性化的, 但事实上它展现给我们的却是不道德、不公正、缺乏人性和罪恶的一面。”[6]
(三) “标准不一”是对民主价值观的嘲弄。
如果从实质上尊重民主价值观的话, 美国向外输出民主, 就应该是以目标国人民的利益为主。但实际上, 美国总是以本国的现实利益为主。当价值观念与现实利益发生冲突时, 美国的对外政策就会向现实利益倾斜。于是, 亲美的独裁政权要比独立的民主政府更受美国的青睐。因此, 道德服从于利益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7]谋求国家利益是美国输出民主的最根本目的, 这一点美国的领袖们并不讳言。正如奥巴马在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上所宣称的, “我的职责是采取符合本国和本国人民利益的行动, 我绝不会为捍卫这些利益而道歉。……我承认, 美国在推动民主时曾过于经常地带有选择性。”[8]如果别国的价值判断或行动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就赞成或支持。否则, 美国就反对或限制。例如, 尽管马科斯在菲律宾是个不得民心的专制独裁, 里根政府仍然视其为一个好政府。[9]
(四) 民主的“普世性”属于虚假广告。
在美国人构建的价值观体系中, 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是最好的, 理所当然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民都渴望的普世价值。因此, 向“非民主”国家输出民主就成了美国的光荣使命。实际上, 民主应是一国内部发展的产物, 不能输出或移植。而美国却把输出民主作为外交手段来干涉别国内政, 操纵别国事务。“一些基本原则是举世皆准的;一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美利坚合众国将永远毫不动摇地支持各地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8]奥巴马在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上的这番话赢得了一阵掌声。掌声中或许包含着对民主价值观“普世性”的某种认同。但美式民主制度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 众多主动或被动接受民主移植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可以证明这一点。美国向外输出民主, 主要输出的是其制度模式, 包括多党竞争、一人一票选举、限制公权、经济市场化等。但后果是什么呢?以匈牙利为例, 美国的民主输出给匈牙利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按照西方的模式实现民主转型后, 匈牙利大多数人对多党竞争制下的政治局势非常失望, 对自由资本主义制下的经济状况感到幻灭。根据2010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民意调查, 匈牙利人对本国实施民主制度的方式以及政界精英的腐败深感不满。大约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政治腐败是个大问题。东欧及前苏联大多数受访者持同样的看法, 认为他们的政治现状令人失望, 认为他们的经济状况比苏联解体前明显变糟了。[10]乌克兰、俄罗斯和立陶宛三国民众对民主转型态度的转变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1991年春季苏联尚未解体时, 乌克兰、俄罗斯和立陶宛三国的大多数民众都拥护资本主义。赞同资本主义的人数分别占52%, 76%和54%。到了2011年, 三国对市场经济的支持率分别下降了18%、12%和31%。[11]
在当前西方政治经济力量出现相对衰退的国际背景下, 源于价值观、文化和制度模式的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以“普世价值”为武器, 对各种非西方政治文化进行攻击。在全球信息日趋发达的环境下, 西方民主大国一方面利用网络、影视、游戏等虚拟世界影响跨越国界的广大受众, 在意识形态领域争夺青年一代;另一方面利用各种非政府组织宣扬民主、幕后煽动各地的街头风波, 对反对派组织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目的是制造骚乱甚至颠覆不亲美的政权。
从目前西亚、北非被西方赞誉为“阿拉伯之春”的政局动荡中, 可以看到西方“普世价值”广告的威力和杀伤性。为了追求西方宣扬的民主以及民主转型后的经济繁荣, 西亚、北非的民众卷入了政治动乱的漩涡。阿拉伯的动荡被西方美誉为“阿拉伯的春天”或“阿拉伯的觉醒”。这些所谓“觉醒”的国家的经济状况正在急剧恶化。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艾瑞克·柏格洛夫 (Erik Berglof) 2013年6月3日提供的情况, 埃及现金告急, 在救援贷款到达之前, 货币储备只能维持不到三个月的进口。埃及人预料到不远的将来会出现燃料和食品短缺, 正在争先恐后地囤积这些生活必须品。日趋频繁的长时间停电预示着这个正经受着大规模失业、普遍的排斥感和大范围贫困的国家的经济状况还会进一步恶化。[12]首任民选总统摩尔西被赶下台后, 埃及不断出现血腥冲突。稳定是埃及和其他“觉醒”的阿拉伯国家当下最要紧的事。法国出版的《阿拉伯革命背后隐藏的一面》一书指出, 美国就是所谓“阿拉伯之春”的背后推手。[13]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数据显示, “阿拉伯之春”未能提升美国的软实力。[14]
四、结语
美国的政治名门 篇6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内有关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资料较少, 而且大多零星分散在一些中文报刊和杂志上。1994年, 汇集了港台及海外数10种中文报刊的《华侨华人资料 (报刊剪辑) 》出版。该书由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资料室选编, 包括华侨华人政治、经济、文艺、教育、宗教、社团、移民的现状和动态以及相关华侨华人历史和史料方面的记载。作为研究海外华人的原始资料, 在当时来说较有参考价值。但其中有关美国华人政治参与部分的报道大多局限于描述性的和历史性的考察, 缺乏理论性的探索和分析。
不过, 已经有学者开始着手开拓美国华人政治参与方面的研究, 以弥补此领域的相对不足。据统计, 关于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专题学术论文有十余篇。主要参与研究的学者有李其荣、沈立新、傅义朝、陆宇生、梅伟强、郭梁、庄礼伟等。他们主要把目光投向华人移民历史, 审视在移民历史进程中华人参政状况的变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社科院著名的侨史专家沈立新教授, 他在<<美国华人参政的历史与现状>>一文中通过回顾华人精英的参政历史, 梳理分析华人参政的时期特点以及华人参政高潮形成的原因。在整理列举华人精英所担任官职的基础上, 突出华人的政治成就, 从而强调华人精英在扩大华人参政范围方面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他在文中提到, “华人知识阶层的出现, 不仅开启华人参政风气之先河, 也是华人参政的鼓吹者。他们知道民权不是赐与的, 必须积极地参与和争取。近年来华人政治精英, 均是华人知识界中的出挑的人物”[2]。此外, 李其荣和傅义朝在《从旁观者到参与者---战后美国华人政治角色的变化》一文中指出, 战后随着华人受教育机会的增加和自身素质的提高, 逐渐跨越派别、宗教、地域、血缘的分歧, 一批新的华人群众团体应运而生。这些团体的组织宗旨之一是为推动华人参政, 为华人进入美国主流社会服务。由此, “华人身份地位逐渐实现了从移民——公民——选民的变化”[3]。他持续关注这种变化, 并对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进行探讨, 认为影响因素主要有美国移民政策的影响、六七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发展等。但深究其根本原因, 应归功于华人长期的不懈奋斗和追求。
在20世纪80年代, 投入研究美籍华人政治参与的学者可谓凤毛麟角。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论文有两个共同的特点:第一、主题为当代华人参政的资料比较少而且又相当分散, 大多数散落分布在描述介绍美国华人的历史、社区、社团组建等书目中;二是针对美国华人参政问题的专门研究比较少, 大多数关于美国华人参政的分析主要包含在对少数族裔参政的整体研究中。
20世纪80年代之后, 华人政治家的成功入职在很大程度上倚重华人选民的数量。“华人移民人数激增, 动员华人从巩固生存空间的移民到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选民, 已经成为华人分享美国主流社会政治权利的最有效途径。”[4]近10年以来, 美国华人选民登记和投票率有所提高、政治捐款较为积极、竞选公职人数增加、参加竞选和被委任官职的人也层出不穷。在美国社会和公共政策领域, 他们的作用也日渐凸显。其积极性及影响力的增加也带动了相关研究的兴盛。针对美国华人参政的研究渐有一定规模, 大致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 研究对象多集中在从华人移民美国的历史过程中描述美国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从社会史视角关注考察华人的家庭、性别、职业、收入等社会结构;运用历史学的方法来叙述、分析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未来的展望。第二, 多数学者认为美国华人参政是指华人在美国政府机构中担任了某某官职, 无视在美国政治参与的形式是多样化的。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理解较为片面。其实, 只要是为了维护和增进美国华人的权益, 影响美国政府决策的活动都是政治参与, 其形式不仅有投票、选举、委任、加入民权组织、参加政党、个人接触、抗议和示威, 还包括助选等其它形式。第三, 当前国内学界在论述美国华人参政问题时多集中于对华人参政现象的描述, 随着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的深入, 普遍认识到当今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一个重大缺陷是缺少理论深度, 对于该问题的理论分析有待进一步深化。
2005年, 厦门大学的庄国土教授发表《从移民到选民: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社会的发展变化》一文。文章通过研究1965年以来美国华人移民社会的迅速发展及其与华人参政的互动关系来探讨美国华人的政治潜力和发展趋势。“目前美国近300万华侨华人中, 约有61.3%的人有投票权, 其投票率在60%-68%, 成为一股政治势力, 这在旧金山唐人街等处尤为突出。”其核心贡献是提出美国华人参政缘起的“族群扩大论”学说。同样认同此学说的学者还有张鸷远与于爱英。在两位合著的《论美国华裔公民的政治地位及其提升路径》一文中, 描述了华裔在美国的政治现状、继而分析影响美国华人政治地位的因素、最后得出要利用美国选举制度与其他亚裔选民联合来提升华裔地位的结论。他们指出“在美国这样一个由种族集团组成的民族国家中, 一个种族集团的政治成熟性、政治参与的程度、参政参选的意识, 直接影响着这个种族集团在美国的社会地位。因此投票是表达华人声音的有效途径, 华人必须团结一致, 积极参政, 才能在社会大变革时期, 保护和发展华人社区的利益。”呼吁华人选民应意识到通过选票来显示自身的力量, 走进主流社会, 为华族整体的权益争取应有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 关于美国华人参政问题的研究上, 成果尤为突出的是学者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副教授万晓宏。他著述颇丰, 在对美国华人参政的研究工作中, 共发表了近10篇论文, 在国内学界已经有一定影响。他倾向于尝试以历史学的方法为基础, 通过政治学中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同时辅助以社会学和民族学的研究方法, 力图全面、真实、科学地反映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历史、现状和存在的障碍和问题。他的博士论文以《当代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研究 (1965一2004年) 》为题, 在对1965年以前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 从非选举政治参与和选举政治参与两个方面进行类比分析。笔者的创新之处在于, 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 主要运用西方政治学中有关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同时力求结合社会学的调查与访问方法和民族学的有关理论进行综合研究来揭示美国华人参政的现实问题, 指出美国华人参政的可能路径。该文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相较其他论文在时间跨度、内容广度和理论深度方面都有所超越, 并被广泛引用。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 次年他又陆续发表了相关论文, 更加详实地阐述美国华人参政的系列问题。《从2002年美国中期选举看华人参政》一文中简述在200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华人参政取得的成绩, 然后从种族政治参与的理论视角对当代美国华人参政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并就未来美国华人参政的途径进行探讨。在《当代美国华人精英参政模型分析》一文中, “根据美国华人精英人士担任政府公职的方式、选票的来源、选举的范围等将把他们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归纳为四种理论模型:选举型和委任型、以华人或亚裔选票为基础和以非华人或亚裔选票为基础、地方型与全国型、象征型与实在型。”通过对美国华人精英政治参与的四种理论模型的阐释, 并以骆家辉与赵小兰为例进行比较分析, 加深国内学界对美国华人精英参与选举政治实质的认识。2009年, 在《试析当代美国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一文中, 介绍分析了当代美国华人参与选举政治的方式, 主要是参加选举登记与投票、政治捐款、竞选议员及政府公职和争取政治委任等。进一步增进国内学界对美国华人参与选举政治方式的了解。“重大历史事件往往突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制度的限制, 超越主流政治文化的常规, 极大地促进公民的政治参与。”《重大历史事件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一文就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权运动、80年代的陈果仁事件、1996年亚裔政治献金案、1999年的李文和事件等美国华人社会的重大事件分析其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此外, 影响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客观因素很多, 如人口、社会经济地位、政党认同、重大历史事件的刺激和选区重划等。国内学界对前四个客观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多, 而关于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极少。他的《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一文, 根据收集到的有限资料就选区重划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影响进行分析, 研究领域进一步加深。
不少学者在论著中探讨了美国华人在选举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综合他们的研究成果, 主要认为, 美国华人选举参与上的弱点主要体现在:第一, 政治意识还有待提高。美国华人对政治关注太少, 华人自身的中国传统观念——“各家自扫门前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客居心态在起作用。这种保守的心态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美国华人的政治权利被长期忽视, 并逐渐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第二, 他们的投票太分散。“华人在选票投给谁上, 还存有不少争议”, 华人团体一直是“一盘散沙”, 选票分散。与其他少数族裔的政治参与相比, 反差更大。以美国的犹太裔为例, 其人口只有600多万, 但由于他们不仅经济实力强, 而且非常团结, 因此在美国政治中的强大影响可谓举足轻重。第三, 他们还是会忽视或怀疑美国主流社会。由于自己是少数群体, 虽然美国华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在教育和社会经济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 但在主流政治进程中, 仍然惯性地将自己冠名为“最安静的少数族裔”或者“最默默无闻的美国人”。导致常常受到“玻璃天花板的冷遇”。
综观上述诸多学者的论著, 可以看出他们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有的侧重于对华人移民史的考察, 有的侧重于对美国华人选举参与范畴的研究。这些论作既有理论上的探索, 也有基于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既有宏观论述之作, 也有微观的个案研究。总之, 他们对美国华人多元化的政治参与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
国内学界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从真正兴起到逐渐发展成为美国华人研究领域的热点, 历时不过短短几十年, 但其成就可见一斑。研究主题的不断扩大, 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多元化趋向, 尤其是多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运用, 都在不断提升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人们之所以要如此关注华人对美国政治的热情参与, 因为这不仅涉及美国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环境的改善问题, 而且从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 美国华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对稳定和促进中美关系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因此, 国内学者应加强对美国华人政治参与的研究, 要“鞭辟入里”, 充分发挥“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的作用, 提出自己的见解与建议, 为美国华人新老移民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提供服务, 同时也为中国政府制定务实的侨务政策提供咨询。
参考文献
[1]李其荣傅义朝.从旁观者到参与者——战后美国华人政治角色的变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8 (2) .
[2]沈立新.美国华人参政的历史与现状.社会科学, 1994 (11) .
美国的政治名门 篇7
美国中学没有所谓“思想政治课”, 比如奥巴马思想或克林顿理论等。虽然课程表里没有“思想政治课”这样的课程名称, 但并不意味着美国不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形式多样的社会科课程发挥着“政治课”功能。
1994年全美社会科教育学会 (NCSS) 制定和出版了《追求卓越:社会科课程标准》, 其中就有对学生进行“政治学的训练”的教学课程。在这一标准指导下, 美国各地高中开设了各具特色的“政治课”。例如:开设这类课程的有加州柏克莱高中的“政府学”;喜鹊孩高中的“政府/政治体制比较”、“地方政府角色和个人的义务”;洛杉矶高中的“美国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与政治学”;雷达高中的“政府及决策”、“美国政治与政治学”等。雷达高中的“政府及决策”这门课程的内容为:对美国政府及其政策进行评价, 包括对美国政策及其阐述中所运用的概念的学习, 研究有关以宪法为基础的美国民主、国会、总统制、政府、联邦法院、政党、经济团体、政治信仰、个人行为表现及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这些课程都被列为美国高中学生的必修课。这类似于我国大陆地区在新一轮课改中确立的《思想品德》 (初中) 和《政治生活》 (高中) 等课程。
二、美国中学的“政治课”的特点和优势
1. 标新立异, 吊足学生胃口。
《赴美就学笔记》[1]一书中介绍了新泽西州某高中“美国政府与政治”AP课的老师维斯先生的故事。有一天他向学生宣布:自己将参加竞选联邦参议员。教室顿时沸腾起来。有学生禁不住问:参加联邦参议员竞选要具备什么条件?有学生问: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参选, 动不动就要花好几十甚至几百万元, 参选的经费从哪里来?又有学生问:你竞选的章程是什么?怎么制定?总之, 学生被老师的这一“疯狂”举动所吸引, 迫切期望看到老师最后能否竞选成功。后来, 在维斯老师的带领下, 学生们组成了竞选班底, 分工合作制定竞选纲领, 动员媒体宣传报道, 为老师造势拉选票。最后, 维斯所“创立”的“未来就是现在党”竟然得了一万三千多张选票。虽然竞选失败了, 但他们的得票数比新州许多历史悠久、经费和经验都比较充足的小党还多, 排在第5位。学生们欢声雷动, 不由感叹:这门课真是太棒了, 维斯老师太棒了。
2. 调查报告, 对公众产生影响。
加州柏克莱高中的政府学老师布置的作业和考试就是交一份调查报告。先做提纲, 每两个星期交一部分, 每一部分都设计得相当严密, 调查的问话艺术、资料查询的手段都要在课堂上进行严格训练;学期结束前的两个星期才出门着手调查, 最后交报告。例如他们提交了一份有关公共交通的调查报告, 用了一个月的课堂和课余时间, 搜集了大约1000份问卷, 写成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市政府相当的重视, 拿到市议会讨论并采纳其建议。这份报告的学生和老师还被邀请参加市长会议, 并作为新闻在本地报纸头版头条刊发。[2]这种充满成就感的活动使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被极大地激发。
3. 寓教于乐, 潜移默化。
为使学生对美国的民主政体有感性认识, 一位老师讲述了林肯做总统后的一个故事, 说他接受了一位小女孩的建议, 开始留胡子, 从此林肯留给世人一副络腮胡子的伟岸形象。故事讲完后, 老师对学生说, 你们对奥巴马有什么意见, 也可以写信给他, 然后把奥巴马办公室的电话、地址写在黑板上。座位上的学生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似乎都动了心。还有的老师讲完政府的有关职能之后, 发给每个学生一把剪子、一管胶水、一页拼图纸, 要求学生把纸上的图剪下来, 然后按照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和社区问题解决的对应关系拼成一个全貌图, 这个全貌图最后正好拼接在美国国旗的剪影上。如果顺序颠倒了, 图就对不上。学生要不时地翻课文对照、思考, 从而轻松地记住很多东西。
三、美国中学“政治课”的借鉴意义
1. 目标定位上的借鉴意义。
虽然在政治课教学内容的选取上“要受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及国家教育方针等宏观因素的制约, 但是, 直接的依据还是来自社会科自身, 包括其课程性质、目的和目标”。[3]我国的高中思想政治课课程标准规定:思想政治课是对中学生系统进行公民品德教育和马克思主义常识教育的必修课程, 是中学德育工作的主要途径。它对帮助学生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因而我国德育课程的政治教育性特别强烈, 强调目的性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教育, 而内容决定形式, 目的决定手段, 这对中学思想政治课的实际教学工作将产生根本的制约作用, 使政治课堂呈现出较强的封闭性。师生在教室里“坐而论道”、“从一而终”。全美社会科教育学会 (NCSS) 在制定的《追求卓越:社会科课程标准》中明确指出:“社会科课程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提升学生的公民素质。”强调对学生进行“政治学的训练, 确定某一概念的发展在现存的政治制度中是得到了促进, 还是受到了抑制, 探讨现实社会中与公众利益有关的典型事例, 认识到对于一个公民来说缩短观念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必需的”。[4]这使得政治课堂呈现出鲜明的开放性。
2. 教学方式和效果上的借鉴意义。
我国的中学思想政治课从方式和手段上看是一种“显性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呈现明显的“痕迹”。长期以来, 由于政治课远离学生实际, 机械记忆的教学手段使学生普遍失去了学习兴趣, 往往出现政治课考试成绩与学生实际政治思想水平两张皮的现象, 即人们通常所指的高分低能, 目标与效果相脱节现象严重。而美国的政治课教育则是一种在实用主义指导下的“隐性教育”, 强调要把教育对象置于一定的认识情境中, 以多种方式吸引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美国社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教育方式的多样性和有效性是其显著特点和优点。
四、政治课教学的实践探索
美国式“政治课”对我国的中学政治课教学无疑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 我国的中学政治课教学可以从微观层面吸收其开放性和多样性。
1. 用体验式学习法激发学生的兴趣。
兴趣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是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的关键。中学生思想活跃, 思维敏捷, 善于接受新事物、新观点, 愿意接受挑战, 探索新知。实践证明, 主动体验式学习法是激发学生学习政治课兴趣的有效手段。在实施这种学习方法时, 要注意以下几方面要求:其一, 有效的实践性;其二, 广泛的交流性;其三, 积极的生成性。
例如在学习《民主监督》这一课题时, 我在第一节课上与学生一起学习探讨公民行使监督权, 实行民主监督的多种渠道:信访举报制度、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舆论监督制度、网上评议政府等, 然后布置了课外作业, 小组合作调查本地政府在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方面有哪些举措。并以开学初有些学生和家长亲自参加的教育系统行风评议活动为例, 让学生通过本地政府网站查找各部门热线电话或举报电话, 并亲自打通其中一个电话, 反映我们发现的一些公共问题, 体验监督政府的多种方式, 要求下一节上课时各组派代表给全班汇报监督过程及感悟。这种新鲜的教学活动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他们有的给教育局打热线电话, 咨询学校硬件建设不到位问题;有的给环保局打举报电话, 反映社区垃圾污染问题;有的打市长热线建议政府给学校配置校车接送学生。在汇报课上, 每一个议题都吸引了全体学生的注意力, 大家直接体会到政府与公民生活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与政府打交道时遭遇的冷漠使大家愤慨, 认识到加强对政府监督的必要性, 进而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2. 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大胆走出课堂, 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使学生感受到政治课的知识离我们并不遥远,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政治并不抽象, 它是实实在在的, 真正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和责任能力。为此, 要充分利用好新课程改革中的综合探究活动, 认真细致地组织学生走进社会去研究问题。
借鉴美国式“政治课”的优点, 我尝试利用一些能够拓展到课外、延伸到生活和社会的教学内容, 采取了一些开放式教学的方式。例如访谈式调查研究:学习《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政党制度》《民主选举》等内容时开展了采访我身边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寻访我身边的共产党员, 村委会选举的心里话等;故事叙述式:学习《政府要依法行政》一课时由学生讲述老百姓与政府打交道的故事, 《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一课时由学生讲述西关马市街的回民生活等;参观游览式:学习《经济生活》有关企业的知识时, 我们以学校名义联系了本地知名企业鑫盛机床集团, 组织学生参观生产流水线, 听企业负责人对企业经营的介绍;学习《文化生活》时, 我们带领学生参观游览了殷墟博物院和文字博物馆等地, 实地感受文化气息。从课外联系课内, 以实践巩固认识, 用生活感悟理论。
3. 结合热点问题加强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是政治课的“灵魂”, 也是政治课的难点。政治课把握时代的脉搏, 这是政治课的生命力之所在。抓住学生感兴趣的热点问题, 是对学生引导、教育的最好突破口。不能回避热点, 更不能回避矛盾, 只有发现矛盾, 解决学生们的思想矛盾, 政治课才有意义。
学习《政治生活》的知识时, 学生会对生活中的不良现象提出质疑, 这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关键点。闪烁其词, 回避那些和教材理论不相符的现实问题恰恰丢掉了政治课的“批判性”这个有利的思想武器, 损害了政治课在学校德育中的核心地位。如高一政治课中《权力的行使需要监督》这样的教学内容, 让学生探讨正反两方面的实例是很好的教育契机。每年3月的“两会”召开,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提出的热点议案或提案不正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吗?不妨结合社会热点或焦点问题开设几节时政讨论课, 让学生在交流、辩论中进行思想碰撞, 引导学生进行建设性的批判, 这样的政治课怎会让人昏昏欲睡或味如嚼蜡呢?
总而言之, 中学思想政治课可以借鉴美国中学“政治课”中强调学生社会实践能力, 培养公民素养的教育目标, 学习他们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保证学生掌握最基本的知识、最基本的技能, 培养最基本的能力, 形成最基本的道德品质, 为他们今后迈入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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