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宪法和美国

美国的宪法和美国（精选12篇）

美国的宪法和美国 篇1

任何宪法的诞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它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其形成因各自不同的国情与背景而多样化,从而导致各国宪法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美国宪法最具典型性,其超稳定性机制及长久生命力就在于其本身的自我完善、自我更新和自我适应机制。

一、美国宪法诞生的历史轨迹

(一)“阶梯式”的建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的产生是由来自外部的压迫与内部对自由市场渴望以及联邦各州之间共同利益的需求所角力形成的。17-18世纪,拥有“日不落”之称的英国战胜其他殖民者的势力,横跨大西洋在美洲东海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随着北美殖民地工商业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英国通过制定印花税条例与“唐森德税法”(1)等一系列手段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经济控制和掠夺直接限制了北美殖民地经济的发展。随着双方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导致了北美独立战争的爆发。从波士顿倾茶事件演变到莱克星顿的枪声再发展成《独立宣言》的发表直至《凡尔赛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美洲大陆呈现。

(二)“有限约束”的联邦条款

美国宪法的诞生是其本土长期而渐进立法进程的产物。独立后的美国在获得自由之后各州开始着手联合组成同盟。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了邦联条款,确定美国“各州保持其主权、自由和独立”。由于此条款赋予邦联政府的权力有限导致其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中央政府,尤其各州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对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是十分迫切的。

(三)“民主雏形”的制宪会议

制宪会议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制宪会议中提出的主张与方案奠定了美国宪法最原始的雏形。由于联邦条款的约束力有限,1787年2月21日各州代表在邦联国会邀请下于费城召开修改邦联条款的会议。而以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首的部分代表则希望无需修改联邦条款直接建立一个新政府。在长达4个多月的激烈争论,以华盛顿为代表的美国开国先驱们提出弗吉尼亚方案(2)、平克尼方案(3)、新泽西方案(4)、康涅狄格妥协(5),在会议中顺利成型,最终南北双方代表达成妥协。制宪会议根据妥协方案制定了宪法草案并由37名与会代表签字通过。

(四)“人权法案”的胜利批准

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成文宪法,美国宪法不仅奠定了美国政治制度法律基础还把它把西欧的启蒙思想政治学说与美国实际的结合,在整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树立了典范对后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发展与拓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1787年美国宪法草案公布后,联邦议会将宪法交由各州审批。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尽管存在着某些争议大多数民众希望建立起治理美国的基本架构,在此基础上第一届美国国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第一至第十条修正案世称“人权法案”。

二、宪法的三大逻辑起点

美国宪法制定与诞生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多元性与独特性,其所设计的政治制度与美国今天的发达和强大具有不可否认的密切关系。其逻辑起点是奠定宪法精神最核心的基石。

(一)民事权利———价值起点

1. 洛克的理论

洛克的《政府论》(6)中的理论是美国宪法产生的重要理论基石之一。其著作中系统地阐述了公民政府的真正起源、范围和目的。依照洛克的理论思维,他认为人们进入法权社会创造与获得权力的目的是保护其自身的民事权利其最核心的是财产权。法律一经制定,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必须平等地服从,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逃避法律的约束与制裁。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任何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容侵犯的。因而可以显见民事权利是洛克《政府论》中重要理论阐述点。

2. 杰斐逊和麦迪逊对洛克理论的继受和发展

作为《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之一,杰斐逊在其《独立宣言》中提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7)可见他将属于民事权利的某些内容更加清晰化与合理化。而麦迪逊在设计美国宪法和宪政时,也是从民事权利出发,并且也以财产权保护为主。他认为,人因能力的多样性导致其创造财富的差异性,政府需要认可其存在性并加以保护。统一的政府的合法范围的界定者是:民事权利保护。

3. 宪法的规定

美国宪法开篇就明示了:“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的安宁,建立共同的国防,增进全民福利和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后代能安享自由带来的幸福,乃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这一部宪法”。(8)此话提到的福利与幸福尽管没有明言其与民事权利与内在联系性,根据事物的性质与逻辑性是可得出的。

(二)民主———制度起点

民主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美国人民对民主有着不一样的体会,从摆脱殖民统治那一刻起民主思维与观念已深深地植入人心中,独立后不久各州都已建立一套相对健全民主制度。鉴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美国宪法制定者与开国先驱者们在制度空间变通性不大,只能在民主程度与模式上加以创新。以麦迪逊为代表的宪法制定者们提出联邦政府的制度模式为:“共和政体”,民主政府是可以保障大多数人直接或者间接获得一切权利且在自愿的前提下赋予一些人在一定期间一定职权进行管理,而民主是这一切的前提条件。

(三)偏私———人性起点

人性,即人类天然具备的基本精神属性;利己,是人最终的根本属性。以人性恶或人性的偏私估价为人性起点是美国宪法制定者们设计宪法时最原始的动机与思想根源。按照洛克的理论他认为:“当权力慢慢无节制地集中到某一个人或者少数人手中时,因人本身具有必可避免的人性弱点会使他们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进而攫取权利,给整个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破坏性,这是违反民主社会的目标的。”(9)而孟德斯鸠是从一个相当灰暗的关于人性的观点开始论述的。他认为“自私、骄傲、妒嫉是人与生俱来的,人性恶是一种很常见的普遍趋势,防止专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野心对抗野心。”(10)洛克与孟德斯鸠关于人性偏私的观点为宪法制定者们提供了一种理性价值思考,正因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美国宪法的合理性。

三、美国宪法的历史地位与贡献和我们的反思与借鉴

(一)历史地位与贡献

作为世界近代法制史上有着重要价值的一部资产阶级成文宪法,美国宪法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完善与巩固树立了一个典范,也奠定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同时有效防止了独裁专制维护与保障了美国民主。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强而有效的权力巩固了国家政权稳定性与衔接性。宪法中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思想运用在中央与地方政权构建上,既体现横向平衡性与纵向层次性的和谐统一,也有效地调动联邦与地方施政的灵活性与积极性,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建立了联邦制总统共和制,开创了近代政体新形式,既确保了共和,又加强了主权。“这部宪法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联邦制、政府权力制衡及人民主权等抽象理论变成了现实”。(11)这部宪法包含着主权在民、有限政府、分权制衡的宪政精神对世界各国的发展与进步有着重要借鉴价值。

(二)我们的反思与借鉴

作为立国之法的美国宪法,不仅使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一开始就依宪建立,而且使其依宪行使,从而使宪法立于一切权力之上,既保证了其相对独立性又促使其权利的相互制衡。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出发,作为美国宪法重要精髓之一的分权制衡原则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就我国而言,政治体制中也存在一定程度权利制衡约束机制,国家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是相对独立的互不存在隶属关系。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对触犯法律的国家公职人民有权进行独立审查与审判。但是这种制衡与美国强调的三权分立原则相比更多地体现在权力设置之间,制衡上缺少有效的统一性与协调关系。如,司法机构对地方在财政上有一定的依附关系其独立审查与判案上或多或少受到一定人为与外部压力的影响使其公正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因而,借鉴美国宪法分权制衡原则中的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权对我国当代的法治建设很有探究价值。

摘要：美国宪法是当今世界最古老的一部成文宪法,在经历2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中,美国宪法始终保持其鲜明活力与绚丽色彩。民事权利、民主和偏私分别是美国宪法的价值起点、制度起点和人性起点。正因为有这种理念的植入与延伸使得美国依然延续着其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扩散性”。文章将从美国宪法诞生独特性出发阐述其历史地位与贡献,并解读这部宪法的优劣特征,为我国当前社会发展作重要借鉴与启迪。

关键词：美国宪法,制宪会议,权利法案,分权制衡

美国的宪法和美国 篇2

新闻7班 董诗玥

0901017

5美国宪法的修订

美国宪法，1787年起草1788年生效，至今仍发挥法律效力，是最古老的成文宪法。作为美国公众权力的法定文书，宪法勾勒了政府系统的基本结构、授予政府权力并对此进行限定。同时，当人们认为由宪法建构的现行制度有必要改动的时候，宪法也提供了一个途径——宪法的修订。

至今为止，美国宪法经过了26次修订。前十条修正案，又叫人权法案，于1791年通过并实施。起初的13个自治州强烈要求加入这十条修正案，否则就拒绝签署宪法使其生效，所以这十条修正案被人们认为是文件固有的一部分，此后的两百年间也只不过多了16条修正案。

修正案数量之少不足以，却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最初筹划宪法的人的智慧。他们起草了这份足够健全和牢固的文件，满足了整个国家未来200年的需求。而且正因为他们希望政府和法律体系都通过宪法建构，所以他们还确保了修正案不能轻易实施。正如宪法中说明的，修订宪法的过程很复杂，一般要经历很多年才能完成。宪法实施以来的大部分修正案，都没在这条曲折的路上走太远，这些修正案起初有千余份，半路夭折的也不占少数。

但是宪法就应当是活文件，随着美国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当美国人认为改变的时候到了，宪法给人们提供了两个修改宪法的提议，一个是通过上下议院2/3议员投票，另一个是通过2/3州议会要求国会召开大会。只有第一种方法实行过。

修正案起草之后，还需要各州通过和签署才能成为宪法的一部分。一样，宪法提供两种签署的方法，其中一种明显胜过另一种。几乎所有的修正案都是通过3/4州议员投票的方式通过的，只有一次是通过另一种途径——3/4州议会召开特殊会议投票，那是终止全国范围禁酒令的第二十一条修正案。

通过的修正案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就是大部分（26个中有18个）都是为了保护或拓展公民权利的。现留存的大部分修正案都有关政府机制，修正宪法实施之后出现的缺陷，或者根据对政府角色的认识的变化改善政府。

Translog:

酷刑:美国宪法的考验 篇3

作者在书中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新审视美国的宪政秩序，深入讨论了酷刑与美国宪法理念的关系。在他看来，恐怖主义和酷刑并非在美国宪法的理论基础，而是将美国宪政理论基础中被忽略或隐藏的、看起来并不像自由平等那么美好的另一半暴露了出来，强行让美国人看见一个宪法背后的美国。正是这个隐匿于宪法之下的美国，才奠定另一个由宪法塑造的美国。

卡恩教授认为，目前自由主义对酷刑的讨论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法律主义”的定义泥淖，即以宪法为逻辑起点，按照宪法和法律将酷刑看做是非法的。但如果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酷刑与战争或其他的政治行为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宪法与美国人都能够容忍并时常赞许一些战争中的杀戮，为何会对酷刑如此苛刻呢？看来，要解开酷刑之谜，首先必须理解酷刑的历史。

在历史上，酷刑并不鲜见，它经常被用于战争和宗教迫害。与酷刑紧密联系的，不是法律，而是主权与信仰。酷刑的政治意义不在于肉体伤害，而在于获得一种仪式性的结果：即让被折磨的对象“认罪”（confess），从而放弃自己的信仰或忠诚，“承认”（acknowledge）对其施与酷刑的宗教或国家。被惩罚者如果“承认”了行刑者背后的价值，那么他就是一个“罪人”，酷刑不过是宗教或国家神圣力量的体现。但是，如果被施与酷刑者拒绝“认罪”，他就会“成为他所坚持的信仰的殉道者”（23页），甚至成为“圣人”，他受过的种种酷刑的折磨是一种“伟大的牺牲”，而酷刑就只表现为惨无人道的“暴力”。由此可见，酷刑是对忠诚的考验，对信仰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一个人愿意为国家放弃自己有限的生命，由此才造就了永恒的主权，“只有当每一个个人都愿意为主权放弃他们的肉体，他们才成为‘我们人民’”（37页）。承认和认罪使酷刑或其他种类的暴力获得了神圣性，使得主权获得了真实性。在这个意义上，酷刑考验公民是否忠于其主权的工具，是一个创造“真实”（truth），并让公民感知“主权真实性”的过程。

然而，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政治主权者受到了宪法支持与约束，从而不再需要，也不能在国内罪犯的认罪中来展示自己的力量。与犯罪的斗争逐渐从“敌我矛盾”转化成了“人民内部矛盾”，罪犯也从威胁主权的“敌人”变为“堕落的公民”，因而现代刑事正义寻找的“真实”也就不再是对主权或信仰的“忠诚”（faith）。这种“真实”不再需要被“验证”，而只需要在“事实”（facts）中被“发现”。这样一来，在国内，酷刑终于被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所取代。

但是，现代国家具有自己的边界，在主权国家范围之内，主权政治没有自己的“敌人”,可在主权国家的外部，主权者的“政治敌人”依然存在。主权国家禁止了作为刑事侦查或执行方式的酷刑，并不当然地表示酷刑不会用来针对没有公民身份的人。如果酷刑和战争一样，是指“主权对敌人使用的暴力”，那么在现代酷刑也可以作为使用国家力量的方式被应用于对外事务。这时，国际法登上了人类历史的舞台，扮演起“世界性宪法”的角色，试图“以理性为指导，形成全球的法律秩序”（44页）。经过“二战”和冷战，国际法的立法逐渐完善，司法也越发的强硬，以至于美国回过神来时，已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位置：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却是最保守的国家。在整个自由主义的西方世界中，似乎只有美国还在“坚持最传统的主权理念”（60页），这正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上屡遭诟病的原因。

在“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人对国际法本来就单薄的信心大受打击：国际法似乎让国家从无所不能的利维坦变为行动缓慢、手无缚鸡之力、万事只能求助于国际法裁判的守夜人。然而，当面对一个在某处放置了毁灭性定时炸弹的恐怖主义者时，美国应该使用酷刑吗？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主权国家必须用酷刑来保护自己，尽管这违反了人权公约。既然国际法对恐怖主义的兴起无可奈何，那就只能容忍国家用战争、酷刑的方式来区别“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事实上等于宣布恐怖主义、反恐战争以及与之对应的酷刑，都超越了国际法能够解释和处理的范围。因此，在卡恩看来，目前流行的“国际人权法”本身就是一次“自相矛盾的勇敢尝试”（61页）：它一方面赋予各个国家以平等的权利义务，并试图让它们在一个绝对公正的平台上解决争议，另一方面却又允许它们在战争中用生命与死亡追求自己的优势和胜利。国际法试图在全世界实践法治，但从主权政治中产生的恐怖主义和酷刑却偏偏属于超越法治范围的政治领域。

当代自由主义理论家们仍天真地想弥补酷刑对传统自由主义造成的创伤。一方面，道德功利主义者们将酷刑抽象为一场数字游戏：如果“一个”人的酷刑能拯救“十个或更多”无辜生命的时候，就不存在道德的谴责；另一方面，法律主义者们则相信只要建立凯尔森式的完备的法律体系来驯化酷刑，让法律去决定是否有“必要”使用酷刑，那一切都将恢复完美，毕竟“我们对酷刑不满，并非针对其‘暴力性’，而是针对其‘合法性’”（84页）。但在卡恩看来，被很多人当做美国宪政基础的道德功利主义本身就包含了相互冲突的要素——功利主义与道义论。功利主义虽可为某种紧急状况下的酷刑辩护，“我们可以为国家而牺牲自己”，但早已通过基督教义深入美国人心的道义论，却会提出再一次的控诉：我们不能为国家去折磨一个可能无辜的人。因此无论怎样，酷刑的使用都让美国人承担了道德上的罪恶（guilt and sin）。功利主义不过是行刑者的自我安慰。而所谓法律的驯化，实际上是让法律扮演行刑者的角色，吸收“國家的暴力色彩”（85页）以及酷刑产生的罪恶。借助法律的非人格特质的确可以使这种罪恶在程序中耗散，但却将无可避免地让法律深深地介入政治，这对于法律来说，既不可能，也十分危险。且不论“例外状态”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这种做法本身就构成对美国宪法，以及三权分立原则的破坏。总统制、“政治问题”和“例外状态”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法官的一种保护，避免法律被政治所污染，而事实上法官自己也不愿沾染这种“破事”。因此，让法律规制酷刑实际上是在拆东墙补西墙。另外，用法律驯化酷刑只是自欺欺人，合宪性审查只是把罪恶转移到了看不见的地方，却尚未把暴力和罪恶变成美德，因而法律解释只是对道德解释难题的逃避。

在卡恩看来，恐怖主义与酷刑突破了自由主义宪政理论框架，只有从政治神学、主权和信仰的角度入手，才能够理解恐怖主义与酷刑的对话。而要从政治神学角度解释酷刑现象，就需要解析西方政治想象的构造。

始于苏格拉底的西方政治想象由两个同样重要的传统建构而成：哲学传统与政治传统。哲学对应着法律、正义、理性、自然法与抽象的人类，自由主义宪政理论与其一脉相承；而政治对应着国家主权、牺牲、爱国激情及特定的公民，也是“神圣的暴力”的来源。作为雅典公民的苏格拉底必须去杀戮斯巴达人或波斯人，而作为哲学家的他却无法用抽象的正义观念为这些战争找到正当性。

西方政治总是希望以无限趋近于正义的法律去实现哲学的理想。然而，自由、平等和正义虽然可贵，却无法进行自我保护。只有依赖一个坚实的政治共同体，即主权国家，宪政理想才有实现的可能，因为唯有能为其公民提供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永恒意义主权才可以要求其公民做出牺牲，而牺牲才是主权国家力量的来源。从西方历史来看，自由平等的价值理念是革命的动因，也是建国者对人民的承诺（pledge）；同时，宪政从来都不是空中楼阁，而需要建立在革命和牺牲之上。只有通过牺牲完成国家的构建，建国者们才能兑现他们的承诺，通过宪法让国家趋向正义，保障公民的福利。西方政治一直在宪政与革命，法律理想与主权行动的互动中前行。

在革命和战争等最激烈的主权行为中，主权不断突破与既有宪法的分界线，这时宪法与主权就将直接进行不愉快的对话。主权要使用暴力，就需要解决两个难题：第一，如何启动主权行为；第二，如何为新建立的宪政秩序提供正当性基础。而这两个难题的关键都在于如何让“暴力”变得“神圣”。为了启动主权行为，暴力的使用通常会被披上普世正义的华服，国家暴力成了世界革命的领导者或全人类的解放者。此时，公民普通的正义感转化为对某种正义的“信仰”，相对于这种正义理念的“异教徒”以敌人的形象出现在公民的想象中。真正的公民愿意牺牲自己在现世的生命、财产和安全来捍卫自由、平等与民主的理想，也不惜让双手沾满鲜血。但这种“在想象中树敌的行为是充满风险的”（156页），点燃公民对正义的热情会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后果，也意味着两种迥异的善后方式。如果人民被成功地“政治化”（politicized）了，相信他们正在进行“正义的战争”，那么在随后的和平时期，这种获得了神圣性的暴力将被各种仪式纪念，被“我们人民”等修辞包裹。主权者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兑现自己的对正义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和宪政相辅相成：对宪政的承诺为主权行为提供正当性，而主权为宪政的实现创造安宁的空间。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或者人民怀疑暴力的正义性，主权行为就只是赤裸裸的非法暴力，主权不仅得不到建立或巩固，更可能招致对自己的又一次革命。此时，为避免革命或内战，犯了错的主权者就必须寻找替罪羊。对美国而言，这些替罪羊就是从越南或伊拉克战场上归来的老兵、因虐囚而被起诉的阿布格莱比（Abu Ghraib）监狱看守、关塔那摩的行刑者，甚至糟糕的总统。他们因为神圣的美利坚合众国犯了罪（commit a sin），弄脏了双手，却不能将错误归咎于主权，只能为它的神圣性保持沉默，或者作为“活死人”（159页）独自承受罪恶感，或者接受法律和正义的谴责，然后消失在人们的美好记忆中。光荣的纪念或耻辱的遗忘就是现代国家为主权的暴力善后的方式。

在深入解析了西方政治想象之后，卡恩回到了恐怖主义与酷刑的问题。在他看来，“九一一”事件不只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更是主权之争。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现代主权国家，让人民代替君主成为主权的载体，每一个公民的体内都融入了主权的碎片。因而任何一个美国公民，而不仅仅是美国总统，都可以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攻击的对象。但在恐怖袭击中罹难的美国公民通常只能被当做“遇难者”，而非“牺牲者”，他们生命的终结无法被加以纪念，不能体现出超越的意义，也就强化不了美国这个主权实体的真实性，最终只能成为恐怖主义者献给他们的信仰的“牺牲品”。这就是恐怖主义的逻辑：不愿屈服于自由主义宪政秩序的恐怖主义者们试图通过对平民的袭击，将美国这个主权物化，使美国宪法无力保护美国公民，让美国人成為被献祭的羔羊。因此，美国政府的官方话语对“恐怖主义”的回应始终是“国家安全”而非“人道主义灾难”。而美国要摧毁恐怖主义者们的信仰，就不能通过公开审判或处决赋予这些“罪人”以殉道者的神圣光芒；要否认恐怖主义的主权地位，就不能让美国与恐怖主义在法律上构成公诉人与被告人“平等”对抗。于是，与恐怖主义袭击一样，美国同样选择了“超越法律管辖范围的政治空间”（168页），即关塔那摩监狱。在那里，美国让这些恐怖主义敌人在人类的记忆中“消失”了。无法被人看见，无法被他们的同胞纪念，这些囚犯就不可能成为殉道者，他们政治忠诚也就创造不出任何意义。在国家主权的逻辑下，这便是恐怖和酷刑的对话方式：双方的目标都不是伤亡人数，也不是在国际法庭上的胜诉，而是“毫无意义的死亡”，即摧毁为另一个主权做出牺牲、创造意义的可能性，最终使另一个主权，对另一种理念的信仰丧失真实性。在主权的对决中，谁把自己当做“受害者”，谁选择申诉，谁就是在自取其辱。

在卡恩看来，恐怖主义与酷刑只有在主权的语境下才能够被解释。但当代美国公民和美国学者几乎完全丧失了从政治哲学视角观察公共事务的能力，早已不习惯摘下自由主义的法律眼镜来看问题，对主权和政治视而不见，当然也就不可能理解酷刑与恐怖主义。在二十一世纪，战争和革命的辉煌记忆已经离我们远去，“将全民政治化变得极为困难”（64页），因而恐怖主义与酷刑被人为地置于法律和主权之间尴尬的灰色地带。美国人无法以主权和牺牲为名在关塔那摩监狱的外墙上镶嵌神圣的金星，就只能用宪法去审判它。在美国人眼中，只有被宪法包裹的美国。然而卡恩相信，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原子弹的威胁，主权还没有死亡，“世界公民”和“世界宪政”还没有诞生，而那个站在宪法身后的美国也还会使用暴力，要求牺牲。

但两个美国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呢？对美国人来说，第一个美国是宪法，而第二个美国是主权。宪法与主权构成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两面，缔造了美利坚合众国独特的历史。主权与公民之间有着双重关系：一方面主权承诺以宪法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自由与尊严；另一方面又可以要求特定的公民牺牲这一切。宪法意义上的公民是宪法的保护对象，而主权意义上的公民是宪法的保护者。宪法关注公民的自由与安全，而主权需要区别谁是宪法的敌人，谁是宪法的朋友。自由主义宪政理念只是美国人政治身份的一部分，即他们作为保护对象的一面。而美国的另一部分敌我之别，爱国热情与牺牲精神，它们虽然不常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却真实地存在于每个“真正的美国公民”的灵魂中。如果任何人都不愿意保护利维坦，那么利维坦便无法存在，当然也就无法保护任何人。利维坦只是人们的想象，对利维坦的指望来源于人类对自己造物的崇拜，人类终究只能通过自己的牺牲保护自己的信仰与福利。牺牲是伟大的勇气与最重要的公民美德，离开了牺牲，主权不可能存在，宪法便也会失去依托。选择自由民主的前提，是主权的独立与强大，而主权终究只能由公民的牺牲来保护。宪法代表着自由民主的美国，主权象征着另一个无数代美国人用牺牲缔造的美国。而正是现代美国公民不愿看见或早已忘却的暴力和牺牲保护了美国的宪法，赋予了美国人选择自由、平等、财产、民主与安全的权利。“宪法”是一种无比强大却又极为脆弱的人类造物；“公民”也是一种无比荣耀却也极为沉重的身份。

在这个意义上，酷刑实际上是美国宪法对一个人是否认同美国宪法，是否能成为美国公民的考验。另一方面，恐怖主义也是对美国宪法的政治基础的考验，即自由主义宪政理念能否经得起卡尔·施密特的敌我学说的考验。

美国的宪法和美国 篇4

一、胎儿是否具有生命权

根据笔者的理解, 保护胎儿权益的时间点应当是胎儿出生之后, 即“人”的标准应该是始于出生, 而非始于受孕。但是笔者认为法律应当保护胎儿的某些利益。

美国早期否定胎儿具有主体能力, 直到1946年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的“Bonbrest v Kotz”一案, 才开始改用“肯定说”, 即胎儿出生时若为活产者, 就其出生前所受到的侵害而产生的结果, 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如果因出生前所受侵害而死亡的人, 可以提出不法致人死亡的诉讼请求。从此, 美国确立了保护先期生命法益的制度。 (1) 因为胎儿是否受到损害, 都应在出生之后确定损害时才能考虑赔偿问题, 所以就没有必要把保护的时间点提到胎儿出生之前。

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规定:“没有州可以否定任何一个人具有的法律平等保护权”。我们假想胎儿受这一条款保护, 那么各州就有权保护其所管辖范围内胎儿的生命, 堕胎行为将构成谋杀罪。显然, 这是不合理的, 现实生活中各州也没有试图追究前往他州或他国做人工流产的妇女的法律责任。所以, 笔者不赞成“人的生命始于受孕”这一学说, 胚胎尚未成为完整的人, 不应受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保护。笔者认为胎儿不具有生命权, 保护胎儿的权益的时间点应当是胎儿出生之后。

二、妇女是否拥有生育的自由选择权

美国宪法第9条修正案规定:“本宪法所列举之若干权利不得解释为对人民固有之其他权利之排斥或轻忽之意”, 根据业已确立的规则, 宪法限制各州制定干涉公民最基本决定的法律, 如家庭权、人生自由权。不可回避的事实是, 对实体正当程序案件的判决, 可能要求法院行使它在传统上一直行使的权能:即理性判断。它的边界不易被简单规则所表达。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推翻我们所不赞成的各州的政策;但它也不允许我们对自身的职业业务畏缩不前。在具有深刻道德与精神含义的堕胎问题上, 富有良知的男男女女之间可能存在着歧见。有些人可能认为, 堕胎违反了我们最基本的道德原则, 但这并不能影响政府的决定。政府的责任是从宏观上考虑法律的制定, 需要定义所有人的自由, 而不是把个人的道德规范变成宪法法令。

在胚胎具有母体外存活性的时间点之前, 孕妇有权决定堕胎, 这也是宪法保障的权利。笔者认为每个州不得将有关伦理、宗教的官方信念强加给妇女, 否则个体妇女会因为一种她们自己所不相信的关于生命价值或意义的形而上的信仰而倍受煎熬, 这种现象不是立法者所希望见到的, 立法中的目标是保障大多数人的自由。

三、结语

结合宪法修正案第9条和第14条,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妇女生育的自由选择权, 因为这个世界上与胎儿最亲近的就是其母亲。但是州政府可以通过创造结构机制, 来表达对未出世生命的深切尊重;如果不对妇女的选择权之行使构成显著障碍, 那么这类规章就将得到准许。如果目的合理, 那么各州可以维持以下措施:如设法说服妇女选择生育、放弃堕胎。如果不构成过重负担, 规章还可设法来增进堕胎妇女的身心健康。

摘要：美国一些州为了保护胎儿的利益而制定了限制妇女堕胎的法律, 可是这一举措侵犯了宪法的权威, 妇女的自由选择权得不到有力保障。本文由限制堕胎案引发了一些思考:1.妇女是否拥有生育的自由选择权?2.保护胎儿的“生命权”更为重要还是其理论基础本身就存在一定问题。或者说胎儿有生命权吗?人的标准——是出生还是受孕那一刻?

关键词：宪法修正案,妇女,生育的自由选择权,生命权,堕胎

参考文献

[1]杨咏婕, 李建华.对美国堕胎法案的理论反思——兼析胎儿人身权利[J].求索, 2011 (9) .

[2]高知鸣.从罗伊诉韦德案到凯西案——选择权与生命权的漫长较量[J].法制与社会, 2008 (9) .

[3]张千帆.美国联邦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

[4]瑞科雅·索琳歌尔.妇女对法律的反抗——美国“罗伊案”判决前堕胎法的理论与实践[M].徐平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5]雷蒙德·塔塔洛维奇, 拜伦·W·戴恩斯.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社会调节政策八个侧面[M].吴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1.

美国宪法特点及其作用 篇5

浅议美国宪法的特点及其作用浅议美国宪法的特点及其作用

浅议美国宪法的特点及其作用

美国宪法是成文宪法。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而一个国家的发展，有时难免发生一些对国家构成威胁的非同寻常的事情。为了保证国家、公民的利益。宪法的约束作用或者说是它所能赋予的权力往往也在这时能得到最 直接的体现。

美国宪法于1787年9月17日在费城召开的美国制宪会议上获得代表的批

准，并在此后不久被当时美国拥有的13个州的特别会议所批准。根据这部宪法，美国成为一个由各个拥有主权的州所组成的联邦国家，同时也有一个联邦政府来 为联邦的运作而服务。从此联邦体制取代了基于邦联条例而存在的较为松散的邦 联体制。1789年，美国宪法正式生效。日后，该部宪法也成为许多国家的成文

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在美国的宪法中序言只有一句话，由52个单词构成。其中译文就是：我们

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 宪法。这篇序言并没有赋予或者限制任何主体的权力，仅仅阐明了制定美国宪 法的理论基础和目的。尽管如此，这篇序言尤其是最开头的“我们合众国人民” 却成为美国宪法中被引用频率最高的部分。

尽管美国宪法历经多次修改，但是1789年宪法的基本原则至今依然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其中，三权分立、联邦体制、宪法至上、人人平等等四个基本原则 也是其最大的特点。

三权分立。美国国家权力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部分

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在理论上，三权是完全平等，并且互相制衡。每种权力 都有限制另外两种权力滥用的职能。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一般认为其思想根源来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

联邦体制。美国宪法规定美国采用联邦制的国体。联邦政府只拥有在宪法中

列举的有限权力，而其余未列明的权利都属于各州或者人民。美国人把联邦制当 作他们永不过时的骄傲。联邦制是“美国对宪治（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作 出的新的、创造性的贡献”。联邦制有利于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平衡，特别是在“新 联邦主义”产生以后，从而切实维护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同时，该制度是与民 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宪法至上。美国宪法以及国会通过的法律的效力高于其他一切法律、行政法

规和规定。自从1803年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后，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拥有 了违宪审查权。这意味着联邦各级法院可以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与宪法 相抵触，并且可以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同时，法院还可以审查包括美国总 统在内的各级政府颁布的法令的合宪性。但是，法院的这种审查权不能主动行使，只能在某一具体诉讼中被运用。因此，这也被称作“被动的审查权”。

人人平等。美国或许是最强调平等的国家了，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人人都有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各州之间也保持平等地位，原则上任何州

都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特殊对待。根据宪法的规定，各州要互相尊重和承认彼此 的法律。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要在形式上保持共和体制。

要讨论美国宪法的作用，或许题目有些大，在这儿也只能简单的讨论一下其

对宪政的保障作用，以及对外的影响。

何为宪政？给其下一个完整的定义的努力近乎徒劳。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 理解。但毛泽东认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民主”也就是说宪法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保障政治运行的民主性。在美国的宪法中就有明确的规定来对这种民主予以 保障。根据美国宪法，立法(国会)、行政(总统)和司法(联邦最高法院)三权是彼此 独立、互相制衡的。而且从1803年起，联郑最高法院便具有司法审查权，即对 宪法拥有最终解释权。这样，它就有权监督立法权、财权、人权、军权、治安权、外交权等大权在握的国会和总统，裁定包括国会在内的各级立法部门通过的法 律、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级行政当局的政策行为是否合乎宪法的规定，判决哪些法 律或政策违宪。而这些裁定和判决，是国会和总统必须遵守也得到遵守的。所以 在美国不存在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绝对权力，这就是美国成为法治国家的关键所 在。也是其能真正保证民主政治的最重要一点。

美国宪法的影响达到欧洲，但是在这里影响并非是单向的。欧洲的启蒙思想 是美国制宪元勋们的思想来源。美国宪法的经验和思想对思考和重新审视欧洲的 宪法的观念、原则处理方式又是一种挑战。这种双向的影响使得欧洲的宪政建设 是成功的。美国与欧洲的宪政建设中，产生的宪法与启蒙思想带给各国国民的哲 学观念也是一致相同的。如果从美国对欧洲宪法及其宪政的单向影响来说，具体 的说或许有这么三点：1.分权制衡。美国实行总统制，这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了 分权制，使得国家权力平衡运作。联邦制又为中央与地方分权开辟了奇径，并使 中央与地方权力达到均衡； 2.具有革命性的权利法案。3.有强制力的司法保障 制度。美国的违宪审查是成功的。对于各个宪政国家来说，都有巨大的影响与借 鉴作用。

从“持枪权”看美国宪法的解释 篇6

因此,合理地并让人信服地解释宪法,就成为最高法院的基本功课。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史,特别是晚近的司法史,就是宪法解释史。最高法院多达五百七十卷的判例报告,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来解释和说明区区七千余字的美国宪法文本。那么,最高法院究竟该根据何种原则或路径来解释宪法呢?眼下有一个非常鲜活的案例,这就是二○○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的“哥伦比亚特区诉赫勒案”(District of Columbia et al. v. Heller, 以下简称“赫勒案”)。从法院的意见书,我们可以管窥大法官解释宪法的方法。

“赫勒案”的焦点是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的解释。第二修正案就两句话:“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虽然它的位置仅次于涉及言论、出版、信仰和请愿自由的第一修正案,但其受关注的程度,与第一修正案相比,可谓云泥之别。此外,它行文奇特,模棱两可,模糊不清,充满歧义。为此,宪法学家桑福德·列文森(Sanford Levinson)认为,“此条款从来没有人认为它是清晰的,它是所有修正案中最糟糕透顶的”,连前首席大法官伯格(Warren Burger)也认为:此修正案和其他修正案列在一起本身就是个错误,甚至认为第二修正案是个“骗局”。第二修正案本质上涉及持枪权,也是美国今天枪械泛滥成灾的根子所在。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总统肯尼迪、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和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相继被暗杀,以及九十年代以来伤亡众多的校园枪击案,枪支管制问题成为美国政治辩论和政治竞选的焦点议题。它与妇女堕胎权、同性恋婚姻权一起,构成了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文化战争”的三大主题。美国社会,因为枪支管制而分裂,并在政治上形成了“持枪派”和“禁枪派”两大阵营,水火不容。

“持枪派”和“禁枪派”各自组成院外游说集团,势力强大,争相影响美国政治。学界精英也参与其中,用自己的研究为这场政治斗争提供枪弹。就第二修正案持枪权的归属,大体上说,保守派学者持“个人权利说”,强调它保护个人持枪权;自由派持“集体权利说”,认为它只保护民兵的集体持枪权。显然,如果它保护的是个人权利,那么,很多枪支管制的法律就有违宪之嫌;如果保护的是民兵的集体权利,那么,枪支管制便名正言顺,并没有侵犯个人权利。与政治上的混战和学界的辩论相比,最高法院对第二修正案的权利归属三缄其口。事实上,自第二修正案诞生以来,最高法院审理的直接涉及第二修正案的案子屈指可数:一七八五年的“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U.S. v. Cruikshank)、一八八六年的“普雷瑟诉伊利诺伊州案”(Presser v. Illinois)到一九三九年的“美国诉米勒案”(U.S. v. Miller)。但这三个案件都没有对持枪权归属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做出裁决。近年来,面对持枪权争议愈演愈烈的现实,美国朝野上下都希望最高法院能就第二修正案的含义表态,“赫勒案”正可谓应运而生。

“赫勒案”涉及到一九七六年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个手枪禁令。它规定,除了现役和退役的执法人员,以及本法通过前手枪拥有者以外,该市居民一律不准拥有手枪;所有其他武器,包括步枪和霰弹猎枪,必须存放在家中,而且“必须上锁或分拆,子弹不能上膛”。一位保守的宪法研究者罗伯特·列维(Robert A.Levy)认为该法违反了第二修正案,决定出钱来寻找合适的原告打一场公益官司,据他自己讲,这一做法是仿效六十年前民权律师马歇尔推翻种族隔离法律的先例。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找到了来自不同地区、阶层和族裔背景的六位原告。二○○二年二月,他们将市政府告上联邦法庭,市政府的态度十分明确,认为宪法第二修正案仅适用于民兵组织而非个人,且禁枪令的解除只会导致涉及枪支的暴力案件大幅增多,据此,希望法院撤销本案。

由于对第二修正案的两种解释并存,加上枪械问题已成为美国政治的烫手山芋,地区法院遂接受了政府的请求,撤销了该案。原告不服,继续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上诉法院上诉。二○○七年三月九日,上诉法院推翻地区法院的撤诉判决,判定华盛顿市政府败诉。法院根据多数意见宣布,受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持枪权“并不仅限于民兵组织”,“个人所享有的权利也不依赖于其是否加入民兵队伍”,裁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禁枪令违反了宪法第二修正案。

持反对意见的法官认为,华盛顿作为特区,根本就不在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涵盖范围,后者只适用于“州”。不过,在上诉法院的审理中,法院根据实际上伤害原则,只认可了六位原告中的迪克·赫勒的诉讼资格。赫勒是华盛顿联邦法院办公楼站岗的武装警卫,年轻时是个伞兵,平时佩戴左轮手枪执勤。由于生活在犯罪高发地区,他希望在家里就和上班一样,能够拥有手枪自卫。结果,他拥有手枪的申请被政府拒绝。因此,只有他有“铁证”说明自己的权利受到损害。

华盛顿市政府要求由上诉法院所有法官集体重审本案。五月初,上诉法院以六比四的投票驳回了市政府的请求。市政府向最高法院要求维持已实施了三十一年的禁枪令。二○○七年十一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此案。决定一出,“赫勒案”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二○○八年三月十八日,最高法院举行庭辩。六月二十六日,最高法院最终明确裁定: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是个人基于传统的合法目的(如在家里实施自卫),拥有并使用枪支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与是否参加民兵组织无关。这一判决广受关注,不仅是因为涉案问题敏感,而且,三份司法意见书,观点纷呈,针锋相对,极为精彩,充分展示美国宪法解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里根总统任命的大法官斯卡里亚(Scalia),是保守派的旗手。受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之托,他起草了五位保守派大法官的多数意见(法院意见书),该意见书堪称宪法解释新原旨论的杰作; 四位持异议大法官的两份异议也同样引人注目,由最年长的大法官斯蒂文斯(Stevens,福特总统任命)起草的异议,堪称旧原旨论的典范,而学者出身的大法官布雷耶 (Breyer)起草的另一份异议被视为非原旨论的代表作。

根据美国宪法学者的研究归类,联邦最高法院的解释学说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文本论(textualism)、原旨论(originalism)、从严解释论(strict constructionism)、功能论(functionalism)、 原则论(doctrinalism)、 发展论(developmentalism)、语境论(contextualism)和结构论(structuralism)等等。这些学说不是截然对立,彼此之间时常交叉和重叠。在梳理各种解释学说时,为了便于分析,学界把这些学说分为两大阵营:原旨论和非原旨论。原旨论历史悠久,一直是解释学说的正统。但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宪法革命”之后,原旨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法学家基斯·惠廷顿(Keith E. Whittington)认为原旨论有新旧之分:旧原旨论实质上就是原旨意图理论(Original Intent Theory),主张宪法解释要符合当时起草和批准它的那些人的意图。但实践证明,原始意图的探寻很难做到,是苛求法官去做一些他们根本做不到的事,结果却是让他们陷入主观判断的泥潭。既然意图难以把握,那么,只能就文本而文本,出现了新原旨论,强调对文本的理解应该以原初大众含义(original public meaning)为准,也就是对宪法的解释应该以批准它时大众理解的含义为准,这就要求法官探究下面这个问题:“批准宪法的时候,当时理性的大众是如何理解这些条文含义的?”

刚刚从芝加哥大学“转会”到哈佛大学的宪法大家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概括道:“赫勒案是联邦最高法院史上最为清晰地、最为自觉地阐述原旨论学说的案子,制宪二百多年以来,它基本上是第一次将原旨大众意义理论这么清晰地、仔细地和具体地用于解释宪法条文。”此言不虚。在斯卡里亚的六十四页意见书中,有二十八页之多是在解读第二修正案的文本,逐字逐句考察了它的本义以及后来联邦与各州法院的理解。在意见书的开篇,斯卡里亚非常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原旨大众意义:“在解释第二修正案的文本时,我们受到以下原则的指引:宪法的遣词造句应该为选民所能理解;它的单词和词组的使用是规范的和平常的,有别于专业性的意思。”规范的意思当然也包括一些寓意,但是,应该把那些深奥的或具有专业性的且不能被建国时的一般大众所能理解的意思剔除在外。

由此,斯卡里亚开始了其宪法原旨大众意义的解释之旅。第二修正案两句话可以分成两个条款,“管理良好的民兵为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可谓是导言条款,“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得侵犯”可谓是操作条款。首先,他分析了操作性条款中的“人民权利”的含义。宪法条文中出现若干次“人民”,包括序言,第一、四、九修正案等,通过分析、归类和比较,他的结论是:“第二修正案的权利由个人行使并属于所有美国人。”接着就是“持有和携带武器”的含义。他认为“武器”要脱离“民兵”的语境来理解:“古往今来,‘武器’并非特指用于军事用途或具有军事性能。”“第二修正案可以延伸到所有可以携带的武器,甚至这些武器在建国时期还没有出现。”“‘携带武器’清楚地表明脱离民兵组织之外而被携带。”

在此基础上,斯卡里亚着重分析了导言条款中“维持良好的民兵”和“自由州的安全”的含义。他认为“民兵由全体健康的成年男性组成,他们有能力胜任共同防御的要求”。“至于‘维持良好’的含义无非是强调严格的军事训练罢了。”所以,在斯卡里亚看来,“维持良好的民兵”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根本不是“集体权利”来源的一种宣示。对“自由州的安全”一语,斯卡里亚的解释是:“这个词组是指‘自由的政治实体的安全’,并非指斯蒂文斯大法官在异议中提到的‘每个实体州的安全’”。在斯卡里亚看来,这里的“自由州”特指抽象的政治实体,而非具体的每个州。

继之,他阐述了这两个条款之间的关系:“很明显,导言条款只是宣告了一个目的:这个权利已经法典化了,即阻止取缔民兵组织。”因为,斯卡里亚认为:“暴君取缔民兵组织,不是禁止这个组织的存在,而是通过剥夺人民持有武器的权利,建立特选民兵(select militia)或常备军压制政治异己。”

最后,斯卡里亚重申:“宪法权利应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人民膜拜:即人民批准它们的时候被当时人民所能理解的意思。而不管将来的立法或法官是否认为这个范围过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雷瓦·西格尔(Reva B. Siegel)说:依照斯卡里亚的观点,“法官应该遵循它的原旨和‘固定意义’去解读宪法,不要考虑‘当前社会价值’或法官自己的好恶”。

在“赫勒案”中,四位自由派大法官意见一致,他们采取了分工合作的办法,撰写了两份异议,来回击多数意见。有趣的是,斯蒂文斯的异议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借用保守派惯用的原旨论,只是他的原旨论更偏向于旧原旨论所常用的原旨“意图”理论。和斯卡里亚一样,他也考察了第二修正案的文本和历史,却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论。从强调第二修正案的共和主义目的出发,斯蒂文斯认为第二修正案赋予了州反抗联邦政府暴政的权利。其基本路径是:要寻求驱动第二修正案生成的目的,就要从制宪者的意图中寻求论据。据此,斯蒂文斯“发现了”第二修正案的目的:“在宪法批准过程中,由于担心国会有权解除州民兵组织的武器以及建立常备军——这必将对州的主权构成无法容忍的威胁,第二修正案正是各州对以上担忧的反应。”他认为:“制宪者唯一的意图就是从宪法的层面来保护用于军事的目的而‘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因此,斯蒂文斯等人认为,第二修正案保护的仅仅是“与管理良好的民兵相关而使用和拥有武器的权利”,并非“为了非军事目的诸如打猎和自卫之类拥有和使用武器的权利”。 “此修正案的最终目的是宪法所赋予州的主权不容分割。” 所以,他认为:修正案保护的个人权利不能脱离民兵的语境,因此不能限制政府管制非军事用途使用和拥有枪支的权力。最后,斯蒂文斯总结道:“最高法院所宣布的(个人持有和携带武器)权利,并非制宪者写入第二修正案的,它只是改变原有法律的产物。” 这无异是在批评斯卡里亚,暗示他的意见书只是迎合大众的应时之作(根据二○○八年二月八日到十日的盖洛普民意测验,73%民众认为第二修正案赋予个人“持枪权”,20%民众认为此项权利只属于民兵组织,9%没有意见)。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杰克·巴尔金(Jack Balkin)也发文赞同斯蒂文斯的观点,认为斯卡里亚在此案中和二十世纪以来的持枪权运动一唱一和,充分展示了“活宪法”这个理念在此案中的支配地位。在自由派法律人看来,这实在是莫大的嘲讽,因为斯卡里亚曾经公开责骂那些相信“活宪法”的人是“白痴”!

布雷耶是最高法院内斯卡里亚在智识上的自由派对手,两人都是绝顶聪明的“学者型”法官。这一次,他又与斯卡里亚狭路相逢。布雷耶代表四位异议大法官撰写的第二份异议,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自由派大法官的现实主义宪法解释路径。他完全抛开原旨论的文本和历史的考察(这个任务已经由斯蒂文斯完成了),而是借用“利益平衡”(interest-balancing)的分析方法,来为受到置疑的法律辩护。“利益平衡”的分析方法起源于二十世纪初的德国自由法运动,国内民法学者梁慧星概括说:“利益衡量(平衡)论主张法律解释应当更自由,更具弹性,解释时应当考虑实际的利益,强调法的解释正是基于解释者个人的价值判断。在利益衡量论者看来,法的解释,直截了当地说,应当依个人的价值判断。”在“赫勒案”中,布雷耶尽管也赞同第二修正案应该局限于民兵的语境,但是,他又说:即使多数意见(第二修正案保护个人为了自卫而拥有手枪)是正确的,那么,哥伦比亚特区的相关法令也理应得到维持,因为数据证明,利用手枪进行的犯罪太多了,对社会构成了极大的危险,因此,手枪禁令“代表了对这个严重的、威胁到生命安全的问题可能的立法反应”。言下之意,手枪禁令符合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因此,应该被认可。

他还进一步认为,第二修正案本身就含有不同的利益。“第二修正案保护的是与民兵相关的利益而非与自卫相关的利益。这两种利益有时纠缠在一起。十八世纪民众为了民兵的目的而携带武器必然地允许他们用于自卫之目的。但是,仅仅为了自卫而偏离任何与民兵有关的目的,这并不是此修正案的初衷。”为此,他也借助于美国历史上的证据,指出,在建国初期,波士顿、费城和纽约这些城市“都在某种程度上禁止在城市禁区内开枪”,并规制弹药的储存。他认为:为了实现有益的目标,由立法颁布的何种禁令才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他相信不可避免地涉及“利益平衡”分析。手枪禁令的目的之一就是“使特区的手枪数量有实质性的减少,除手枪禁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信服的方式能够实现这个目标”。很明显,布雷耶的解释有着明显的功能论色彩,这实际上也是他一直倡导的宪法观。在近作《积极的自由》一书中,他说:“法官应该承认宪法要适用于新的内容——而制宪者却并不熟悉这些内容。”这里的画外音就是,根据利益平衡的需要,法官可以让宪法的解读“与时俱进”。

就五比四判决的票数而言,或许可以说 “赫勒案”标志着原旨论胜利。但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却是“赫勒案”为我们展示的美国宪法解释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纵观美国的宪法解释学说,没有一个解释学说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新原旨论也不例外。斯卡里亚自己就坦承原旨论存在弱点,只是和非原旨论比较起来,它“更少一点邪恶”罢了。对中国读者来说,触动最大的可能是,在撰写意见书时,大法官们所追求的那种寻求真相和解释一致性的敬业精神。以斯卡里亚的意见书为例,长达六十四页的意见书犹如一篇逻辑严密的考证论文。第一部分是考察文本的含义:“人民”、民兵、持有和携带武器这些关键词的含义;第二部分是修正案通过前后各州宪法对持枪权的规定;第三部分是第二修正案的制定历史;第四部分是第二修正案的制定到十九世纪结束,学者、法律人、立法机构和法院对该修正案的解释;最后一部分引用和分析有限的先例,用来说明自己解释的连贯性。在意见书中,有无数个资料和引文出处的夹注,从英语词典之父约翰逊编的英文词典到美国的《韦氏大词典》从布莱斯顿古老的《英国法评论》到法律评论杂志上的当代研究,此外,还附有二十一个说明性的脚注。如果把这个意见书与我们国内法院的意见书进行比照,或许可以有些启发意义。

二○○九年三月六日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的宪法和美国 篇7

《联邦党人文集》是美国政治学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 其对整个美国历史长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书中汉密尔顿等人对联邦政府重要性的论证, 对美国政治体制的精妙设计, 读完无不令人感到叹服。通过此书中的文章来进行舆论宣传并配合政治行动, 美国宪法草案最终在制宪会议上被批准并于1789年正式生效。由此, 美国成为了一个由各个拥有主权的州所组成的联邦国家, 同时也有一个联邦政府为联邦的运作而服务。基于美国先贤们设立的国体, 如今的美国已然发展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理论思想的力量令人惊叹, 同时也让笔者不禁思考这部对美国影响至深的联邦党人文集究竟试图确立何种政治制度, 又是怎样在各州松散的联盟环境下论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必要性。

二、论证联邦政府成立的必要性中隐含的社会契约理论

社会契约论假定, 国家之前是人类无政府的自然状态, 所有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 都占有因自然法而产生的自然权利。因为人们滥用自然权利, 而使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得不到保障。为了摆脱这种自然状态, 人们慢慢地经过明示或暗示的同意, 订立一种契约以建立足以保障自然权利的国家和政府, 由此, 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联邦党人为建立一个统一有力的联邦政府而奔走宣传正是对社会契约论的一次伟大实践。

纵观全书, 其前半部分主要内容在论证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的必要性, 汉密尔顿等人极力宣扬联邦政府, 并从国内和国外的局势分析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的必要性, 加之其对反对意见针锋相对的答复, 使他们所支持的论点得到了充分的理论支撑。“人类能够保存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他们分散的力量联合成一种强大到足以克服任何阻力的力量, 怎样找到某种形式的结合, 使这种结合能够动用全部成员的集体力量来保护其结合者的人身利益, 这便是社会契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1) 联邦党人选择了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来实现这种结合。汉密尔顿在第六篇《论各州之间战争的危险》中的论述或许是支持建立联邦政府最为有力的论据。作者指出, “只有一个沉迷于乌托邦式幻觉中的人才可能怀疑这种看法:如果这些州之间完全分裂, 或仅互相联合为几个特定的联盟, 那么它们划分出来的这些部分相互之间就会陷入频繁的暴力斗争中。” (2) 正如卢梭所言, “战争的状态不可能出自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只能源自实物财产上的关系。” (3) 美国当时各州之间的松散关系就相当于几个拥有独立财富的实体, 极有可能为了争夺财富而触发战争状态。联邦党人正是想极力构建一个有力的联邦政府来避免这种可能的发生。汉密尔顿在文章的结尾巧妙的提出了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结论, “邻近国家相互之间是天然的敌人, 除非它们的共同弱点促使它们结盟为一联盟共和国, 它们的宪法预防相邻国家之间产生分歧, 消除那种让各国都想以邻国为代价来增强自己的隐秘妒忌心理。” (4) 这一逻辑笔者认为可能是当时汉密尔顿等人宣扬建立联邦政府最有力的雄辩。

三、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在本书中的体现

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被实践证明并不是空洞的政治理论, 而是对时代提出的鲜活的政治纲领。尽管其具有局限性, 并不适合所有国家, 但在政治领域仍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本书后半部分在论述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在美国实行的合理性。三权分立理论的集大成者孟德斯鸠提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人或同一机构之手时, 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因为人们会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 并以暴虐的方式对他们执行这些法律。” (5) 并且, “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二为一, 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将会遭到蛮横的统治, 因为法官本身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 法官就会成为横行霸道的压迫者。” (6) 据此, 汉密尔顿等人设想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分别赋予给国会、总统、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分别行使。三种权力各自独立又相互制约。如果说孟德斯鸠把这一理论发展到了极致, 那么汉密尔顿则把这一理论的实践推向了顶峰。

在第四十七篇《探讨与确定个权力部门应当分立这一原理的意思》中, 麦迪逊对反对者认为新宪法违背三权分立这一政治原则的批评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一些反对者认为新宪法违反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部门应该分立这一政治原理。他们认为在联邦政府的结构中并未注意到这个有利于自由的预防机制。也就是指责联邦政府设计结构的不合理, 使一些主要的部门限于危险, 有可能被其他权力过于集中的部门侵犯。无疑, 反对者所基于的这项政治原理是被大多数自由民主人士所极力推崇的。但新宪法真的违反权力分立原则吗?权力分立原则的本义是什么?这就要先去探寻研究三权分立原则的集大成者孟德斯鸠的理论真意。根据孟德斯鸠的观点我们可以判断, 只要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置于统一机关手中, 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多数人, 不管是世袭的还是委派的, 都可以肯定, 那就是暴政。显然, 新宪法并未将各权力机构作出如此规定, 反对者只是误用了这个原理。三权分立原则被孟德斯鸠系统的提出来源于他对英国宪法的观察, 他将英国宪法比喻为政治自由的一面镜子, 足以证明英国宪法中充分的孕育了三权分立的理念。但纵观英国宪法, 可以发现其中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个部门也并非绝对分立的。英国宪法中这样规定:“行政长官的权力是立法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有权单独与外国签订条约, 而条约一旦签订, 除了某些限制之外, 将具有和法令一样的效力。司法部门的所有成员都由行政长官任命, 他也可以通过议会两院撤销他们的职务。立法机关的某个分支也可以组织一个供行政长官咨询的国务会议, 只有这个会议有权弹劾案件, 而且在其他所有案件中也被授予了终审权。” (7) 可见, 就算被孟德斯鸠誉为政治自由的一面镜子的英国宪法, 三种权力也并非绝对分立。由此得知, 分权学说的精髓不仅在于分权, 还在于制衡。所以, 三权分立的真意并不是说这些权力部门不应当部分参与或控制他方的行动, 而是一个权力部门不能同时掌握两种权力。并且从一些州的宪法规定来看, 立法、行政和司法这三种权力也不是绝对的相互独立。如新泽西州的宪法, 它在政府不同权力的混合程度上很高, 其规定:“州长是行政首脑, 由立法机关任命。州长既是州衡平法院的首席法官也是该州的最高首脑。上议院同时也是州长的行政咨询会议, 并且它还可以与州长一起组成上诉法院。司法机关的成员由立法机关任命, 经国会下议院提出弹劾案之后, 上议院可以撤销其职务。” (8) 这也说明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 完全的权力分立很难得到实行。这就证明了反对者的观点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是站不住脚的。

四、结语

通读完《联邦党人文集》, 笔者对此书的态度正如该书编者所言由尊重转变为钦佩。不只是因为它对制定美国宪法的精彩论述, 更是因为它体现了美国先贤们对探索国家道路的不懈努力。正是汉密尔顿等人对国事充满睿智与激情的论述, 促成了宪法的制定, 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建立起了初步的宪政秩序。

曾几何时, 宪法与宪政的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众所周知, 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但是依据宪法而展开的宪法政治也不等于通常意义上的宪政, 因为宪政被认为必须具有立宪主义的精神品质。何谓宪政, 在很长时间里我国受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的影响, 认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 我们认识到国际通说的观点认为宪政的基础未必是民主主义, 而是立宪主义。何谓立宪主义, 立宪主义的核心是限制专断权力来保障人权。根据这样的概念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到如今美国已通过它当年制定的宪法实现并不断完善着宪政。因此, 汉密尔顿等人发表的一系列论述也就实现了其预想的目的。当今, 一些学者批评我国有宪法无宪政, 也有些学者称我国要构建社会主义宪政, 还有一些官方人士认为宪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概念不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作为一名宪法专业的研究生, 笔者认为宪政中关于保障人权, 限制公权力膨胀等基本理念必然是跨越意识形态的。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发展, 中国的法治在进步, 中国的宪政之路也终将走向光明。十八届四中全的召开更是加深了笔者对中国宪政道路的期盼和憧憬,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 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充分说明的国家领导人对于中国实行宪政之路的决心。并且随着国家宪法日的设立, 相信公民对于宪法的认同也会逐渐加深。只有每个人都对自己国家的宪法产生认同, 国家存在的基础才能得以巩固;只有每个都关心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 国家的发展才能更加光明。

摘要：《联邦党人文集》是在为制定美国宪法的奔走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其中的一系列文章都在论证制定宪法的合理性, 这种论证必然会有理论上的支撑。本文重点关注在这一书中存在的理论基础, 以求掌握美国宪法的精神。通读全书会发现, 文章大致可以归纳分为两大部分, 即对建立联邦政府的论证和对立法、行政、司法这三种权力分配的论证。对应观之, 不难发现这两部分论证中涉及的正是社会契约理论和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

关键词：美国宪法,联邦党人,社会契约论,分权与制衡

注释

11 卢梭.社会契约论[M].徐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22 汉密尔顿、约翰·杰伊, 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张晓庆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33 卢梭.<社会契约论>同上注, 第13页.

44 汉密尔顿、约翰·杰伊, 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同上注, 第33页.

5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66 同上注.

77 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美国的宪法和美国 篇8

关键词：美国,联邦,宪法,基本人权,保障,发展路径

纵观世界各国宪法,美国宪法对基本人权的保障有其鲜明的特点,从其独特的发展路径出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加以理解。

一、普通法的形成

( 一) 中世纪的英格兰

11世纪,英格兰统一前 ,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封建制度 , 司法制度上也形成了以地方法律、习惯为主体的封建分化格局。 10世纪末,丹麦的维京人再度入侵,以武力征服英格兰后,迫使英格兰地区的贵族在“ 贤人会议”( Council of Wosemen) 中拥护科努特为英格兰国王,并以此获得了公民的认可。

从1016年科努特时代开始,至1707年英格兰建立了王权国家。1066年爱德华死后,王位继承出现了争端,也引来法国北部诺曼底公爵即“ 威廉征服者”( Duke of Normandy,William the Conqueror,1027—1087年) 入侵 ,这也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入侵。 他的历史意义在于将君主专制体制[1]带入英国,重点是将赋税与军权收归中央,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强调君主与诸侯之间的权力义务关系,纷争解决则由君主与地方领主参与的大议会( Great Council) 中解决。 这种制度是英国日后走上宪政主义及议会政府的原因之一。

( 二) 普通法的确立

1135—1154年,亨利二世当政后 ,为巩固王权 ,致力充实国库,征收个人财产所得税,削弱地方贵族势力和封建制度, 进行制度革新,并开始引用陪审团制。为保证国内司法的公正性,创设了代表君权至上的王权法院,派巡回法官到各地主持司法审判,给不服地方法院审理结果的当事人提供上诉的机会。 王权法院成为平衡法院,平衡适用累积的判例,形成普通法体系。 这种新型的司法体制,也为英国摆脱地方封建制度, 向中央集权发展提供了方便。 12世纪末至13世纪,英格兰权贵的会议只是向国王请愿的机构,因此,在这个阶段英格兰王国的司法体制尚不健全,法律的扩张主要靠法官的诠释,于是形成了法官造法( judge- made law) 。这种法官造法所形成的司法个案,累积起来形成全国的司法规范,即为普通法。

伴随普通法的确立,13世纪末的司法审判法官也受到罗马法和欧洲大陆法学思想的影响,但是普通法归纳出的原则和精神,并不是罗马法所独有,而是人类社会普遍具有的法律蕴含和精神,具有普遍性。 至1215年,大宪章的确立限制了君权和君主立宪,成为贵族和国王间权利保障的重要文字依据。 英国的宪法制度不是一部法典化整合的宪法,是限制君权的产物。

二、美国权力法案的形成过程

( 一) 殖民时期的美国

早在美国是英国殖民地时期,就分为三种不同法律形式的统治模式。 第一种是直接隶属英王;第二种是所有权殖民地( Proprietary Colonies) ,属于英王授予私人或团体的,英王只有监督权;第三种是特许自由殖民地( Charter Colonies) ,虽然在英王监督下,但有自治行政权利,虽然最高行政首长仍为殖民总督,但立法权由上议院及由选举产生的下议院共同组成。 在特许自由殖民地,总督没有对法律的否决权,因此, 特许自由殖民地宪章可以说是美国1787年宪法及各州州宪的典范。 1756 —1763年英法战争后,英国要求殖民地分担战争费用,1765年的《 印花税法案》( Stamp Act) 规定签具任何公文,以及报纸营业均须纳税,这一事件成为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导火索。

1774年6月17日,第一次大陆会议最终决定向英王发出权利宣言( Declaration of Rights and Grievances) 。1776年的《 独立宣言》 作为独立革命在精神及理论的基础,强调平等、不可让渡的人权、国民主权及对不正义统治之反抗权。 独立宣言的宗旨在于,人权保障才是国家为人民存在的目的。 这一时期,美洲殖民地常以权利宣言作为脱离英国的理由,最具代表性的是1776年《 弗吉尼亚权利宣言》 ,这是第一部完整且具宪法效力,将现代基本权实证化的政府文献。 该宣言第1条提出,所有人生而自由、平等,并具有内涵于其人身内的权利。 宾夕法尼亚权利宣言中,出现了政府组织,称为宾夕法尼亚宪法,是由基本权及国家组织所组成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之宪法[2]。 此外,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至今还继续生效,其特殊意义在于,该宪法是首度经人民同意的宪法。 所有美国各州宪法共同特征在于,对基本权保障、国民主权的承认、权利分立原则的适用及应受限制的国家权力之行使。

( 二) 美国宪法及权力法案

1789年3月4日 ,美国宪法正式公布生效 ,成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 1791年,通过了增修条文,即权力法案。 权力法案形成的重要性,在于对法律制度具有指导作用,这些制度背景也深深影响世界各国的相关人权制度。

权力法案中仅出现过1次涉及禁止立法者立法的规定, 亦即国会不得制定引进国教、禁止宗教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自由73条与出版自由、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愿以除去弊端的法律( 美国联邦宪法增修条文第1条) 。 美国联邦宪法增修条文的前10条,内容上均连结了普通法,且对特定的国家行为设定了相关要求,尤其是在刑事法与诉讼法的领域。

依据《 独立宣言》 、《 宪法》 及《 权力法案》 ,人民作为主权者,有建立宪法与节制国家的权力,并予以组织、授予职权、 行使国家权力所应遵循的程序。 以宪法建构的国家权力,受宪法所拘束;其中立法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一环,无一例外。 此外,权力法案第1条也清楚表现了以宪法节制立法权的观念:国会不得制定通过设立国教从而禁止宗教活动自由等为宗旨的任何法律。 基本权因此成为立法权的框架,立法权如同其他国家权力机关,均应受宪法所规定的组织性、权限性与程序性规定的拘束。 权力分立与人权保障也因此获得作为宪法的基本条件。 当宪法中明确了这些权利后,其效力属性与位阶问题,便相应产生,宪法所保障的权利只能依据立法尺度而获得实效性。 然而,若宪法是以国民主权为据,而国家权力最初是由宪法所证成,且如美国般进行权限区分者,则主权者既不是立法者,也不是其他机关。 当美国权力法案以基本权的目录形式出现以后,法院裁判成为维护宪法的法律统一性的国家权力机关。

三、美国联邦宪法基本人权保障的演变

现在,美国有51套法律,50个州各自有其州法及联邦法,彼此交互影响不尽相同。 此外,虽然同称英美法,但时至今日,美国与英国的法律制度早已泾渭分明。

从法律的形式看,殖民时期的美国法律制度多以成文法典的形式出现,而英国是一个普通法系国家,法律是透过一个一个的判决先例累积而成,美国的法律制度反而与法国及德国有一套体系性的法典类似。 造成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 普通法在本质上不利于输出的,也不利于殖民统治。 因为,不成文的普通法体系过于庞杂与凌乱,新殖民地无法等待法律缓慢地演变,法律以成法文典的形式出现成为自然现象。 同时,对统治者而言,成文法便于管理,免去人民以不知法律而违法之借口。

然而,当国家政治制度走向民主政体,宪法规范透过违宪审查机关积极的运用,其威力的强大很多时候超越我们对于宪法与人权的想象,也多半聚焦在司法审查所操作的抽象宪法规范上。 每一个时期对于美国法制性格与社会集体记忆影响十分深远,就像人的创伤记忆往往比起欢乐记忆更深更持久地烙印在当代的人心深处。 对于美国联邦宪法增修条文各项权利的边界思考,往往最深刻地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其内涵的理解,探索这些深埋在美国人民集体记忆中的历史经验,可以让我们更深刻了解美国联邦宪法增修条文中所列出的刑事基本人权保障的规范性格。 如美国在历经一连串的言论自由的限制与镇压之后,终于在1969年的Brandenburg V. Ohio[3]判决中,整合了历史上所有对言论自由的保障原则。

每一个时代的法官都是在信息不充足且意识到司法比起行政、立法对国家安全信息的掌握更不完整的情形下,权衡国家安全与人权之后所作的选择。 法官不应推定人权应该优于国家安全,顶多应该尽可能地权衡二者,而很多时候甚至应该尽量尊重政治部门或行政部门的决定。 但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判决或事件,显示联邦最高法院保障人权过度,导致国家安全受到损害。 历史[4]反而是充斥着法院太过屈从政府而过度限制人权的例子。

当看到法院逐步限制行政与立法部门的手段时,法院所能做的其实就是从政府的政策工具中,将弱势者这个低廉成本抽除,使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地利用这个工具选项。

美国的宪法和美国 篇9

关键词：1787年《宪法》,葛底斯堡演说,布朗案,平等

一、引言

弗莱切《隐藏的宪法——林肯如何重新铸定美国民主》一书, 成为宪政经典名副其实——法律和宪法的传统观点被放在一边, 代之以一种思考人的心理秉性的方式, 去挖掘隐藏在美国宪法背后的“深层结构”。当他以一个法律人的眼光, 去考察美国的观念历史时, 他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除了1787年《宪法》之外, 美国在内战后还产生了另一部新宪法, 一部很难被人意识到的“隐藏的宪法”, 即美国内战催生的宪政新秩序。

宪法乃一国之根本大法, 其背后之价值观界定了我们以何种姿态生活在所属的国家。于美国宪法而言, 林肯以内战为契机重新诠释了美国民主, 他以葛底斯堡演说为序言, 以第13、14、15修正案为正文, 主导了第二部隐形宪法的诞生。所有人的平等、大众民主和民族国家原则成为其内核, 与1787年起草的第一部宪法迥异。

二、另一种解读:隐藏的第二部宪法

1787年制宪张扬人民的自我选择、个人自由及共和精英主义的价值观, 成为美国宪法一直以来的主旋律。然而, 出于一个法律人对观念历史的兴趣, 我们对那些忠诚于美国特色的历史学家所做的演变观点做另一番解读。

在所谓两百多年统一连贯的司法秩序下, 美国的宪政历史其实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断裂。在内战的剧痛中, 人民不再提出“我们人民”, 相反是拒绝了人民和他们的宪法。在只有两分钟的葛底斯堡演说里, 林肯表达了对美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愿景, 而这里的“民族国家”概念与美国建国之父们所提的“我们人民”概念截然不同。这个民族国家既包括南方也包括北方, 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民族国家并不能通过大众投票或者政府决策形成, 而是通过救赎性质的战争和历史性的搏斗从而锻造成一个紧密的联合体。在这个意义上, 葛底斯堡演说拉开了新宪政秩序的序幕, 隐藏的宪法应运而生。

民族国家、平等和民主界定了第二部宪法的崭新宪政秩序, 它建立在自我实现、众人平等和大众民主基础之上, 与第一部宪法的自由选择、个人自由和共和主义基础迥异, 更强调的是一种历史责任或者使命——基于“友爱之纽带”作为单一的民族国家的联合, 致力于推动政府保障所有人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 认同循序渐进的普选权的最终实现而形成的大众民主制。

三、对1787年《宪法》的救赎: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483 (1954) , 以下简称布朗案) (1) 是美国立宪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彻底瓦解了种族隔离政策的法律基础, 为黑人全面取得人权打开了局面。

1787年制宪, 虽然承诺自由, 但只是少数人的专利, 占联邦人口近1/5的黑奴毫无自由可言, 他们只是他人的财产所有物。尽管第一部宪法并未使用奴隶制或者奴隶这样的词语, 却在“所有其他人口”、“服劳役的人”或者“目前在某些州内存在的类似的人口”等字眼中默认了奴隶制。内战后, 第13、14和15条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 承认黑人是美国公民, 但由于美国的联邦制结构, 选举权、教育权等具体规定都由各州的立法决定, 第13、14和15条修正案未能彻底改变南方各州种族隔离的现实。在Plessy v.Ferguson, 163 U.S.537 (1896) (2) 一案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甚至做出了“separate but equal (隔离但平等) ”的先例。本案原告在纷纷要求进入原先只收白人学生的州立学校遭拒后, 分别在各州提起了诉讼。

该案于1954年5月17日由美国最高法院做成决定, 法官从教育在现实生活中对人的重要意义入手, 确立了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而“黑人与白人学童不得进入同一所学校就读”的种族隔离法律剥夺了黑人孩子在教育上的平等权利。因为即使学校的“硬件”相同, 但“软件”仍然可能有很大差别。再者, 隔离给黑人儿童造成心理上的阴影, 使他们产生自卑感, 因此“隔离本质上就是一种不平等”。

第二部宪法界定了组成美国这一国家, 它的成员的身份, 它把平等原则带到台前, 开启了将基本人权延伸到几乎所有成年公民的过程, 成为对1787年宪法的救赎。

四、结语:新旧宪法之中庸

“自由是固有的, 平等则是一个希望”。新的宪政图景虽然有了建立永存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光辉目标, 但并不代表政治生活有了实质的改变。内战后占据美国人头脑的政府实用主义心态, 以及人们经历多年的争吵和流血冲突后渴望妥协了事, 加之最高法院的法官与内战前的法官拥有同样的背景和教育, 陈旧的价值观使得他们不能轻易接受新的宪法原则。对于所有公民的平等, 他们仍存有疑惑和一定程度的拒斥, 使得“第二部宪法”的宪法精神在司法实践中成为“隐藏的宪法”。

这个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 不能过于执着于某一理念。狂热追求高级法或者一味宣扬《独立宣言》中的价值观, 都没有未来。“时代的需要”要求既承认自由, 也承认平等, 既要承认共和精英主义价值观, 也要承认大众民主价值观。新的宪政秩序必须与旧的宪政秩序并存。隐藏的宪法将会永远考验我们去寻求正确的方式, 把民族国家在历史上的承诺跟人民自由联合所作的选择协调起来, 把平等的要求与自由的机会协调起来以实现新旧宪法在持续的张力中所达之中庸。

参考文献

[1][美]乔治.P.弗莱切著, 陈绪纲译.隐藏的宪法——林肯如何重新铸定美国宪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7, (1) .

美国的宪法和美国 篇10

关键词：史料教学,常见误区,对策

教育部正在组织修订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强调高中历史教学应着力提升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并将历史核心素养的达成度作为评价历史教学质量的关键指标。可以说,考查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是今后历史教学评价的根本导向。

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历史核心素养,自然离不开史料教学,离不开史料的阅读与批判认知。但笔者在多年调研听课中发现,不少历史教师在运用史料教学过程中存在不少误区,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三点:

第一,引用史料篇幅过长,数量过多。由于教师没有对史料进行精心挑选,结果造成史料堆砌,泛滥成灾。课堂教学便成为教师强行驱动,学生对史料进行蜻蜓点水式阅读,并最终在教师“引导”下获得规定“答案”。这种史料教学的效果可想而知。

第二,史料挑选随意,质量不高。这样既影响了历史教学的严肃性,也无法取得史料教学应有的效果。

第三,史料使用不当,效益不高。因教师缺乏科学的教学策略,从而难以发挥史料教学的功效,无法通过史料教学来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的阅读、概括、比较、分析能力及批判性思维能力。

那么,应当如何充分发挥史料教学的功效?笔者在长期教学视导中曾发现某高中历史教师引导学生评析美国1787年宪法比较成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将其教学过程及分析记录如下。

材料一在1997年进行的一次电话调查中,1000多美国公民当中有71%的公民表示强烈地赞成他们为宪法而自豪的陈述,另外20%的公民表示比较赞成。在1999年的一次调查中,85%的公民表示,他们认为“宪法是美国在过去的世纪中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佟德志:《美国宪法的民主批判》

(第一次调查是1997年9月由国家宪法中心进行的“宪法知识调查”,第二次是盖洛普组织于1999年进行的调查)

材料二美国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认为:“对于美国人民,宪法是他们的圣经,是他们引以为骄傲的祖国的象征,是他们美好生活的清晰表述,是他们自由的宪章。”

———[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宪政与权利·导论》

材料三约翰·亚当斯说:“要建立一个使富人的自由和财产感到安全的参议院,以反对穷人占多数的众议院的侵占。”

———邹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

材料四“美国宪法,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阶级特权不受法律保护,种族特权被神圣化。”

———恩格斯:《反杜林论》

材料五“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

———列宁:《列宁全集》

阅读材料后回答:

(1)材料一、材料二说明了什么问题?

(2)根据材料三、材料四指出美国1787年宪法有何局限,并根据材料五指出其原因。

(3)材料一、材料二与材料三、材料四有何矛盾之处?如何解释这种矛盾?

综观该教师的史料引用与实际教学,有以下几个亮点值得一线教师借鉴。

第一,选择了五段材料,材料都不太长,适合用来培养高一学生的阅读能力,是符合学情的。

第二,所设问题指向能力培养,目标明确,且有梯度性。本史料教学中的第(1)题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概括能力。这两项能力既是当今《文科综合考试大纲·历史》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今高考历史试题必考能力。要学生真正具备这两项基本能力,教师必须从高一历史教学抓起。第(2)题旨在培养学生通过阅读材料获取有效信息及分析材料的能力。此两项能力较前两项要求更高。第(3)题旨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这是材料阅读比较高阶的能力培养,近几年全国高考新课程I卷文科综合41题主要是考查此项能力。

第三,这几段材料的契合度高,结构安排较为合理,尤其是第(3)问的设置,制造了矛盾,能最大限度地拓展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可以使部分学生得到“跳起来摘到桃子”的锻炼。

美国的宪法和美国 篇11

独立战争期间建立的联邦体制，使刚刚独立的美国遇到了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制订一部完备的宪法，在统治集团内部达成一致共识。1787年9月，各方代表汇集费城，召开了制宪会议，通过了一部新宪法，俗称1787年宪法。

宪法协调了大州和小州之间的矛盾。在制宪会议上，弗吉尼亚州的代表提出，新政府的国会应由两院构成，议员名额均按照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州。这一方案有利于人口多的州，被称为“大州方案”。新泽西州的代表主张设立一个一院制的国会，各州不论人口多寡，都有等额的代表。这种方案有利于人口少的州，被称为“小州方案”。经过激烈讨论，会议最后达成妥协：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参议院议员每州两名，众议院议员按人口比例分配。这样，大州的人口优势在众议院得到保证，小州的权益在参议院得到平衡。

新宪法协调了南方和北方的矛盾。第一，关于人口计算问题。南方各州希望，在按人口比例分配众议院议员名额的时候，黑人奴隶应该计算在内，但在缴纳直接税时，黑人奴隶应排除在外。北方各州则认为，黑人奴隶是奴隶主的财产，非但不应计算人口，奴隶主还应为这部分财产缴纳财产税。最终双方妥协：在选派议员和缴纳赋税时，黑人人口均按照3／5折算，即5个黑人算作3个人。第二，关于奴隶贸易问题。北方各州的代表一般都谴责这种非人道的贸易，建议取消，南方各州则坚持保留，最后双方决定，奴隶贸易可以延续至1808年，但奴隶入境时必须课以每人10美元以下的税金；当蓄奴州的奴隶逃亡至自由州时，蓄奴州有权要求引渡。第三，关于商业问题。工业发达的北方各州希望加强商业管理、征收进口税以保护自己，以农业出口为主的南部各州则害怕国会征收出口税，反对政府的手伸得过长。最后双方商定，南部各州同意国会管理商业和征收出口税，北部各州则同意不征收出口税。

美国的宪法和美国 篇12

阿克曼首先从1865年12月发生的两次致命事件第十三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入手直奔主题———南方的重建。

南方重建的历史是复杂的。南方重建在在很多方面都对美国产生的重要影响,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美国国会在此期间通过了三个具有历史性的宪法修正案,而这三个修正案对美国的宪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个就是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该修正案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度。第二个就是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和移民到美国定居的人都是美国的公民和他们生活所在州的州公民,任何一个州都不能限制公民的权利。最后一个就是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美国公民不能因其肤色而妨碍其投票权。宪法第十三修正案解放了所有的黑人奴隶,第十四修正案又保护了他们的应有权利。[1]

在第十三修正案中,正是林肯和约翰逊对总统权力的持续运作,才使得第十三修正案最终得到通过。而第十四修正案的顺利通过,是源于共和党人成功的改造了分权体制,国会的主张令人信服。第十三修正案是以总统领导为模式,而第十四修正案则是以国会领导为模式。谈到此,就要说明此时南方政党态度的转变了。第十三与第十四修正案的通过正是因为共和党的人民授权说,而这些南方政党从最开始的强烈反对和质疑,到现在却不能随意的否定共和党的这种人民授权的说法了,因为他们知道共和党现在代表了联邦重建的新秩序,换言之,他们是美国重建的代言人,与共和党作对,他们的政治前途很可能会一片灰暗,所以他们选择了“及时转向”。[2]南方人相信总统的角色已经发生了改变,林肯的当选无疑是对奴隶制发起了挑战。但当时的南方政党并不承认林肯废除奴隶制度是代表了所有美国人民的意志,他仅能代表少数北方人,因此对《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南方人在战争结束后会主张总统作为总司令并没有权力去推动《宣言》背后的法律革命,当时的《宣言》在管辖范围上是无效的,在宪法意义上是存疑的,它甚至还承认了奴隶主是正当财产权益,但是这些都不能否决《宣言》在根本上的宪法意义。

重建后的南方,使美国的政治和经济都有了质的飞跃。因为美国三个修正案的通过,使得美国宪法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南北方的重建使得美国整体更加融合,也促使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体化,为美国的日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石。[3]

二、读《我们人民:转型》的启发

本书的立足点是二元民主,它同时也是美国宪政的“基本组织原则”。就像书中所描述的,现在的美国宪法,是由建国、重建以及新政三个时期的转型而演变过来的。在美国宪法三次关键的转型时期,需要人民站出来,通过选举发出宪法改革的信号,从而启动高级立法,然后由人民作出自己的选择,获得胜利的选举者也就因此获得了人民的授权,运用非常规的政治手段进行改革,从而迫使反对派及时转向,最后再有最高法院通过判决,开启一个新的宪政时代。美国的党派斗争向来都是被批判的对象,但作者在书中却塑造了一个党派政治的正面形象,在每一次的转型时期,政党的当选通常都代表了人民的真实选择,同时也为美国日后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因为这些决定性的政党胜利,才使得三次宪法顺利推行。回顾本书,作者在描述美国宪法的这三次大转型中,运用了大量的假设和现实的困境来丰富自己的观点,不禁也将读者带入了书中,跟着作者的思维去回顾那段动荡的历史。《我们人民》虽然是一部关于美国宪法发展历程的书籍,但是从中不难看出美国宪法中的民主精神。美国的宪法是世界各国宪法中最短的,但历代美国的制宪者都以他们的宪法为最高准则,可是又不拘泥于宪法所表达的字面含义,他们对宪法的理解是随着美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而改变的,正如这三次重大的宪法转型,每一次都对宪法作出了新的解释,但又能很好的保持着美国民主、自由的传统。美国人民对宪法的尊重以及他们在关键时刻作出的正确抉择无疑不是这个国家强大的原因。

摘要：《我们人民》是美国政史研究学者阿克曼最著名的著作之一,它被称为“过去半个世纪在整个宪法理论领域所进行的重要工程”。本文就是以阿克曼的第二卷为原本,发现在阐述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一美国关键的历史阶段期间南方政党在重新修订美国宪法上的态度转变。通过美国历次宪法的修正案探寻美国在宪法上的民主批判。

关键词：美国宪法,南北战争,政党之争,宪政转型

参考文献

[1]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转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112-116.

[2]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转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