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本身的缺陷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本身的缺陷（共5篇）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本身的缺陷 篇1

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形成始于20世纪30年代。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后，美国开始采取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之后。美国形成了当今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多边金融监管模式——双层多头金融监管模式。所谓“双层”是指联邦和州均设有金融监管机构；“多头”则是指联邦设立多种监管机构，并主要采用“机构性监管”，按照银行、证券和期货业、保险业分别设立专门的监管部门。如对商业银行的监管由美联储(Fed)、货币监理署(OCC)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共同负责；对证券期货机构及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则由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和美国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共同负责；对信用合作社的监管由全国信用社监管署(NCUA)负责；对储贷会的监管由储蓄机构管理局(OTS)负责；而保险行业则由州一级进行监管，各州及华盛顿特区和美国属地的保险监管者组成全国保险专员联合会(NAIC)作为一个自律组织协调各地保险监管。

金融分业监管模式虽然可以发挥监管专业化分工优势，但在1999年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后，标志着美国金融业实现了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的转变，这对现行的美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特别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更加彰显了美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

一是监管机构过于复杂，易导致监管重叠和监管冲突，降低了监管效率，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证券机构和全国性证券市场拥有排他性的监管权，而期货交易委员会对商品期货的交易机构和产品拥有排他性监管权，但是两者在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金融期货和金融期权的监管上存在交叉和冲突。此外，监管机构过多也容易造成监管缺位，如对投资银行的活动基本没有监管，而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过程中，恰恰是投资银行起了重要作用。二是“多头”监管易造成监管标准不一致，加大了合作协调的难度，提高了监管成本，同时还容易导致监管信息交流不畅，从而错失处置危机的有利时机。如次贷危机从2007年年初显露迹象到7月份最终爆发，期间相隔了近半年时间。而在此期间，美联储、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并没有共同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最终导致危机愈演愈烈。

三是以机构性监管为重点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已难以适应混业经营的新形势。尽管美国的分业监管既是“机构性监管”，又有“功能性监管”，但两者并没有很好地结合，其重点仍然是机构性监管。功能性监管主要体现在金融控股公司上，所有类型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均由相应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例如，银行控股公司的证券子公司由证监会监管。另外，行业内的控股公司由各自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因此，银行控股公司(BHC)、储贷会控股公司(THC)与证券控股公司(SIBHC)分别由联储、储贷会监管局和证监会监管。

四是缺乏一个对跨行业的系统性风险负责的监管部门。如在次贷危机发生前，从抵押贷款发起到最终证券化销售，每个市场参与者均假定抵押贷款的发起人已对贷款申请人的信用质量做了可靠的尽职调查，因此抵押贷款的信用评级质量是有保证的。而事实上这个假定是不成立的，而且没有机构为此负责。最终，抵押贷款市场的问题通过资产证券化牵连到了投资银行业，引发次贷危机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本身的缺陷 篇2

一、次贷危机所暴露的美国金融监管问题

1、对金融机构监管不力

次贷危机的爆发, 与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监管不力有着直接的原因。以对对放贷机构贷款发放质量的监管为例, 2001至2005年间,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急速扩张, 在巨大利益的驱使下, 金融机构纷纷降低审贷资格和管理程序, 吸引了大量信用水平原本不达标的客户, 造成信用风险的累积, 导致违约概率提高。在此过程之中, 金融监管部门并未对放贷机构采取严格监管措施, 过分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和房贷机构的自律机制, 导致恶意贷款、投机贷款活动恣意发展和蔓延。此外, 美国金融监管部门对投资银行监管不力, 在次贷危机形成的过程中, 正是投资银行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进行打包证券化并向世界范围内的投资者进行推销, 将次贷风险传播到全球市场。

2、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缺位

次贷资产证券化过程中, 评级机构不仅收取评级费用和咨询费用, 而且参与次级衍生产品的构建过程。据统计, 穆迪、标普和惠誉三大评级机构从美国按揭贷款评级中获得的收益累计超过30亿美元, 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其在次级贷款打包证券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负责任的态度, 期间大约有75%的债券获得了AAA的评级, 10%获得了AA的评级。在危机爆发之前, 监管部门不仅未对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加以严格监督, 甚至连针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条例与合理惩罚机制也迟迟没有形成, 为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

3、对金融市场信息披露不足

信息披露作为有效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发现和评估各种风险并及时进行预警和调控的重要手段。近几十年来美国的金融创新迅速发展, 金融创新可以降低风险、为金融机构创造利益, 但也造成交易双方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从而为投机活动、各种市场风险的滋生与蔓延创造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金融监管部门未能对金融机构的非审慎性贷款和其他违规行为做出及时的披露信息, 对市场信息监管不力, 导致市场参与方不能客观、全面地了解产品情况, 并过度依赖评级机构给出的信用评级结果, 对相关产品的信息、质量和风险无法充分了解并进行理性选择。

4、监管协调机制受阻

美国监管的协调机制受阻很大原因在于美国实行的层层叠叠的“双线多头”监管制度。美国的金融机构要受到来自联邦和州两个层面的双重监管, 例如, 美国对银行类金融企业的监管规定, 凡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美国州注册银行受到联邦监管机构的监管以及各州相应监管机构监管, 因此任何一家美国银行都要遭受两家以上的监管机构的监管。这种重复监管造成监管目标的不一致, 各监管部门各司其职, 对监管的指标体系设计也不尽相同, 复杂的监管结构造成监管机构协调性下降, 对系统风险的整体防范能力有限, 同时, 也容易引发“监管寻租”现象, 即金融机构会主动寻找监管措施较为宽松的监管者, 从而导致系统风险的快速积聚。

5、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是造成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自由主义思潮有着密切联系, 这种过分信任市场自身调节能力的思想直接导致监管层持续放松监管, 并最终导致了危机的发生。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曾多次公开表达观点, 认为“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比政府监管更为有效”, 放松监管可以带给经济更大的灵活性。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爆发之后, 美国为加强金融监管以防范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 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正式确立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体制, 不允许同一金融机构进行跨市场业务经营。之后, 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 分业经营的金融模式已无法满足日益成熟和迅速发展的金融市场, 主张新自由主义思想, 提倡市场主导、放松监管的呼声越来越高。新自由主义理论的长期发酵、渐入主流最终推动了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的金融改革, 1999年, 美国颁布了《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 确立了金融混业经营模式, 实现了金融自由化。自由发展的混业经营提高了金融机构的效率, 同时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应用也把金融风险扩散到整个金融系统。次级抵押贷款、次级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及其衍生品, 即在此背景下之发展起来。因此, 应当说, 从市场参与主体到金融监管当局, 从美国到西方其它重要经济发达国家, 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是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之一。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

金融创新最初的动机是为通过套期保值等方式规避汇率、利率、商品等市场风险。但是, 金融创新产品一出世就受到了市场投机者的关注, 金融创新产品往往具有高杠杆性, 运用极少的基础资金就操纵市场巨额资本, 其获利性比通常金融产品高很多, 但同时也通过杠杆交易将风险成倍放大。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从事金融衍生产品开发的相关机构放松监管所造成的。过度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往往会导致风险的积累, 当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演变为金融危机。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在成长发展阶段, 诸如公司债券、股指期货等新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推出, 金融证券化程度加大, 因此, 我国应当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市场监管, 建立风险监控指标体系, 提高市场敏感度, 强化合规监管的同时更要关注风险监管, 使金融创新产品向着健康方向发展, 促进金融行业的繁荣。

2、逐步建立金融风险预警体系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 金融创新产品极大丰富, 金融衍生品市场活跃, 衍生工具的使用分割了交易双方的买卖行为, 拉长了金融市场交易的链条, 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各种风险发生的概率提高, 市场的不透明性也使得金融监管的难度加大、反应滞后。鉴于此,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风险的识别与监控能力, 建立严密、完善的风险监测指标体系, 规范有关预测、防范、规避和化解风险的一系列管理职责。监管部门要完善相关市场信息披露以及监管部门监管信息披露的法律法规建设, 强化市场约束, 提高金融创新的透明度以及市场对风险的敏感度, 使监管者和投资者都能够充分认识并预测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逐步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体系, 有利于加强金融危机的可控性, 降低危机发生的概率, 减少危机爆发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3、重视协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的相互关系

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离是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导火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实体经济作为物质基础, 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石, 而虚拟经济能够实现资本的快速增值, 促进实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 实体经济是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来实现生产向资本转化的过程, 而虚拟经济则实现的是资本直接增值, 其脱离了生产阶段, 没有真正的价值增值, 因此, 虚拟经济本身就包含着风险和不稳定性, 并具有高流动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特点。当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与规模保持远远高于实体经济时, 就会产生泡沫, 证券资产的泡沫正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背离而产生的结果。市场中存在适度泡沫有利于活跃市场, 但如果过分纵容虚拟经济的膨胀, 虚拟经济资本将大量挤占实体经济资本, 大量虚拟资金在市场中脱离生产领域空转, 造成的结果是市场的虚假繁荣, 一旦遭遇外部冲击, 泡沫会迅速破灭。美国次贷危机的也正是以房地产泡沫破裂作为爆发触点的。因此, 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冉冉升起的新星, 要重视和协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挖掘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潜力, 打造一个健康的实体经济;要做好虚拟经济配套机制的建设, 充分发挥其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和促进作用。

摘要：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让人始料不及, 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与危机爆发后其传播速度之快、损失之巨形成鲜明对比。在众多导致危机爆发的诱因之中, 金融监管不力是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此, 本文旨在揭示次贷危机暴露的美国金融监管缺陷, 并就如何促进我国金融业稳健发展提出相应措施与建议。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监管,金融创新

参考文献

[1]、张健华.对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思考[J].金融发展研究, 2008, (9)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本身的缺陷 篇3

中图分类号：D912.28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11-0075-01

美国“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制是指1999年11月《金融服务现代化法》通过之后到金融危机前这段时间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这一体制是从监管主体角度进行分类的。“双重”， 是指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拥有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权； 所谓“多头” ，则是指同一个金融机构要受到多个金融监管主体的监管。这种模式也被业界称为“伞形监管模式”。可以说在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前，美国基本上是属于机构性监管。1999年后，功能监管模式开始运行。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介于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之间的综合性监管体制。

1 双重多头”金融监管体制的缺陷

“在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出台之时，原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内在的局限性因为功能性监管机制的引入从而得到了弥补，但是分业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所以当各种金融创新产品、金融混业衍生品业务以爆炸式速度增长时，其内在局限性和缺陷暴露无余。下面就具体分析下其缺陷所在。

1.1 多頭监管导致的监管重叠，功能监管造成监管浪费，分业监管造成监管空白。如前所述，美国金融机构已进入混业经营阶段，根据新引入的功能监制，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对同一家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因其对从事了混业经营业务，功能性监管主要是依据金融业务而打破行业监管的界限，然后这里有个问题存在，就是原先各个监管机构的监管标准往往并不一致，这就致使金融机构非常被动难以适从，监管重叠结果浪费了监管资源，加大了监管成本，反而起不到很好的监管效果。监管重叠还会导致监管真空，大家都可以管的，结果大家都不去管，这是个很奇特的怪象，当然，从法律角度看，很大程度就是因为监管机构各自为政，都以自己的落后的标准去监管跨行业及新型业务，一旦发现监管不能时，自然互相推诿，由此监管空白出现。此次危机的发生就是其内部缺陷得不到弥补而酿成的结果。

1.2 监管冲突和监管套利。监管职权多重性，监管标准的不统一，致使各个监管主体，为了本部门的利益而导致相互职权或职责的冲突，这种监管冲突是监管体制内部的局限所致，在美国双重多头式的监管体制内出现监管冲突已是必然。另外，随着金融创新发展，创新产品超出了原有的监管界限也会出现监管冲突，这种冲突实为金融实践发展所致。监管套利，由于美国多重监管机构内存在彼此不同的监管标准，这就为监管套利打开了方便的大门，被监管者自然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监管标准要求不严格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以此套取利益，让被监管对象有机可乘，这就增加了金融风险。

1.3 美联储监管地位不明。金融危机的爆发，证明了美联储行使综合监管权的失败。本来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可以通过执行货币政策稳定金融风险，但由于美联储同时兼具直接金融监管的职能，这就导致美联储陷入尴尬境地，如果为了稳定经济，促进发展而执行货币政策职能，那就应该放松金融监管，而这实际纵容了金融风险的滋长。而且，其他监管机构在实践中执行监管职能可优先行使自己的裁决权，这样美联储的金融监管职能，结果变成了名不副实的有限制的监管。美联储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主要集中在针对银行控股公司的监管，而对其他金融公司比如证券控股公司则没有监管权力，这就使得美联储的监管权力是不完整的，也就不能发挥其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

2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

2010年7月21日，《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经过几年的前期准备，大量讨论，多方征求意见，终于获得签署，这是自1930经济危机以来美国历史上改革力度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议案，它将会对全球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的立法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为美国自己的金融监管体制立法改革进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也为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立法改革树立了新标准。

2.1 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和金融研究办公室。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金融监管协调机构，在我国相类似的是“三会”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者建立的金融协调机制。但目前我国“三会”协调机制仍然停留在会议形式上。而美国专门成立一个机构来进行协调监管，这种立法改革的力度远远大于我国，能更好的应对混业金融业务发展的挑战。

2.2 扩大美联储权力。这次金融危机，美联储以其货币政策在事实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美联储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关注。这次改革法案赋予了美联储更大的职能，比如规定整个金融的系统性风险监管职能也由其来实施执行，所有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活动主体及金融业务都必须受到美联储的严格监管，规定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各金融活动主体等都置于美联储的监管范围，这就把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这一监管角色所应具有监管权力以立法的方式确定下来。而且还规定了，美联储应该根据宏观审慎监管的原则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金融混业经营业务的监管，努力为美联储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上扩大它的监管权力。

2.3 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加强消费者保护。金融危机使美国认识到对消费者保护，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对控制金融风险的重要性。危机后，如何对金融消费者加强保护受到空前关注，引起各方讨论，经过参众两院的协商，一致同意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这次金融危机推动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从无到有立法，是这次金融监管体制立法改革的最大亮点。这次通过的法案名称就叫做《消费者保护法》，新法案规定，在美联储下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美国成立消费者保护局的立法举措是进过了严密的论证并最终形成法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成立使得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得到了完善。这一法案对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职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规定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不依附于美联储拥有独立制定规则的权力，比如，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可以独立依法制定银行、证券等金融行业的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条款。当然，它的职能行使的预算规定由美联储进行支付。

参考文献 

[1] 宣文俊，“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10月12月

美国证券市场监管体制简介 篇4

◎联邦政府统一立法

美国证券法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建国前英国数世纪的有关立法,其中南海泡沫案(South Sea Bubble)对1720年泡沫法(Bubble Act Of 1720)的出台具有直接的影响。

美国建国后,为制止证券市场上的欺诈,堪萨斯州1911年率先对公募证券进行调整,通过了第一部“蓝天法”(blue sky law),瞄准的就是“通过出售蓝天中的建设地块而轻易收取资财”(sell building lots in the blue sky in fee simple)的证券出售者。此法通过后,其他各州竞相效仿。

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导致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崩溃,并加剧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的瘫痪。各州分别立法的方式不能有效地对付欺诈活动,许多证券发行者利用州与州之间法律的差异和州际竞争,逃避法律的监管。1929年证券市场崩溃使人们认识到,要建立一个统一、高效、公平、有序的证券市场,必须要有统一的联邦立法。1933年5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联邦证券法》,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而且披露特定的信息。从此美国证券市场的立法开始从各州分别立法到联邦政府统一立法的转变。

联邦层面的证券成文法主要有《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1935年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现为《2005年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取代)、《1939年信托契约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40年投资顾问法》、《1970年证券投资者保护法》、《2002年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公司责任法》(“《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等八部大法。

◎集中型监管体制

美国的证券监管是集中型监管体制的典型代表。集中型监管体制,是指政府通过设立专门的全国性证券监管机构、制定和实施专门的证券市场管理法规来实现对全国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集中型监管体制强调立法管理,具有专门的、完整的、全国性的证券市场管理法规,以此作为证券市场参与者的行为准则和监督管理证券市场的依据。在集中型监管体制下一般都由一个全国性的证券管理机构承担资本市场监管职责。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简称SEC)是根据国家立法设立的直属立法机构的国家证券监管机构。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既强调中央政府的统一监管,又强调州政府一级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和行业自律组织的管理,实行分级监管,形成一座监管金字塔,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在监管金字塔的顶部,是政府监管机构的集中监管。美国国会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对市场进行监督,各州也设立监管机构,在其管区范围内对证券业进行监督。它是市场监管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监管采取双轨监管体制即联邦政府管理和州政府管理,但以联邦政府管理为主,州政府仅负责州内一部分市场的管理活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是统一监管全国证券活动的独立的最高证券监管机构。它由总部和十一个派出机构组成。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它具有准立法权、准司法权和独立执法权,其宗旨是监督一系列法规的执行,以维护证券发行者、投资者和交易者的正当权益。防止证券活动中的过度冒险、投机和欺诈活动,维护稳定的物价水平,配合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其它金融监管机构,形成一个明确、灵活、有效的金融体系。SEC有5名成员,全部由总统任命,参议员批准,任期5年,委员全属专职,不得兼任其他公职,也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证券交易。委员会中推选一人为主席,负责与总统联系,SEC直接对国会负责,每年须就全国证券市场的情况和对证券法的执行情况,向国会提交书面报告。

第二层次在金字塔的中部,是自律机构的自律管理。自律组织监测在其各自市场上的交易并监督其成员的活动,自律组织所做出的规则修订须由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交易所的主要职能是:建立会员制度,负责会员的登记注册和资格审批;建立证券注册制度;收集、统计并发布相关上市证券的各类信息;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下,制定规章制度并监督所有会员执行。1939年在证监会的建议下成立的全美证券交易商协(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简称NASD)是美国最大的注册证券协会,负责监管全美场外市场的所有证券交易活动。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所有的自律机构均要接受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监管。美国的监管体制并不排斥自律管理的积极作用,甚至将自律组织监管视为证券监管体制的基石。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本身的缺陷 篇5

关键词：美国 食品安全 监管体制

中图分类号：R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336（2014）12-0061-02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问题已从“食物供应数量的安全”转向了“食品质的安全”。由《小康》杂志主办的“中国全面小康进程中最受关注的十大焦点问题”评选中，食品安全问题在近四年的关注度持续上升，2011年排在第三位，2012年和2013年均排名首位[1-3]。如何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已经成为我国食品安全部门工作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导致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原因很复杂，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完善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美国的食品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其食品安全管理体制也是很科学的，值得我国效仿。本文试图通过将中国与美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我国食品公共安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借鉴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先进经验，为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改革完善提供参考。

1 美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分析

1.1 美国主要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分为联邦、州和地区3个层面。其负责食品安全监管的机构主要有：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其的主要职责是新产品上市前的审评、新产品上市后跟踪检查、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及法规、开展食品安全科学研究、对食品企业开展监督执法等。二、食品安全检验局，主要负责禽和蛋以及肉制品安全、卫生和正确标识，并被授权监督执行联邦食用动物产品安全法规；三、联邦环境保护署，其任务则是保护消费者免受农药以及毒物垃圾带来的危害以及改善有害生物管理的安全方式；四、动植物检疫局（APHIS）的主要职责是防止植物和动物的有害生物和疾病。[4]

1.2 美国食品安全监管的立法管理

美国食品安全的立法分为联邦立法和各州的立法。到目前为止，美国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就有35部，既包括《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FFDCA）和食品质量保护法》等综合性法规，也包括《蛋制品检查法》、《肉类检查法》等详细具体的法规。这些法律相互衔接、配套，形成了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2 我国食品安全发展历程和监管模式分析

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总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以前。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没有系统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主要的监管机构是卫生防疫部门。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到食品安全法颁布前，《食品卫生法》的颁布实施，为食品卫生监督创造了有利条件。农业、工商、质检等部门也相继进入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行列，从食品的不同阶段进行监管。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颁布施行后。现阶段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可以概括为“全国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相关主要法律法规还有《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产品质量法》、《农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兽药管理条例》和《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此时，食品安全的监管范围和监管内容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使得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食品安全风险监管更加全面。

3 美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的借鉴意义

3.1 法律方面的借鉴意义

中美关于食品安全立法方面的相同之处是两国都有一部食品安全方面的基本法，再配以其他规章、条例来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不同的是：第一，美国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制定的时间早，覆盖的范围更广。而我国是在最近几年才颁布了《食品安全法》，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存在许多监管漏洞，还不能完全保证从农田开始监管直到餐桌。第二，美国的法律法规之间协调性更强。而目前我国的食品立法大多数都采用的是部门立法模式，一个对象可能受到多个部门监管或者是一个部门可能监管多个对象，因此冲突也就在所难免。部门立法造成法律法规使用对象间出现遗漏或者交叉，监管主体职权划分混乱，

通过对比，我们应该学习美国立法的立法经验，首先是找到产业链中影响食品安全的关键环节和法律监管的薄弱环节，针对这些环节进行立法研究，第二，要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的科技支撑体系建设，使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更具科学性和操作性。第三，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尤其对于多次违法犯罪的主体，更应该从严从重，从而防范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

3.2 监管机构方面的借鉴意义

我国监管机构与美国不同之处在于：第一，从部门设立方面看，美国主要是是依据食品安全监管本身的特性来设立监管部门，例如，就农产品来说，美国有不同的法规和机构来对肉、蛋、禽实行分别监管，而且既避免了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空白又避免出现了权责重叠。中国则是从行政角度，为各部门划分职责，这样便不利于精细化管理。第二，从各部门协调性看，虽然我国与2010年成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类似于美国的总统食品安全委员会，负责统筹指导食品安全工作，但地方的许多食品安全监管机关之间还处于一种平行监管的状态。因此，很难发挥其综合监管的作用。第三，技术部门的角色不同，美国的技术部门只是对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提供技术支撑，而中国的技术部门除了承担食品安全的技术工作外，还要承担食品安全的一部分管理职责，这样，其独立性和中立性便难以得到保证。

通过对比：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监管机构：一、合理配置各级政府的监管权限。加大地方政府的监管权限，鼓励从严监管，从速治理，以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或者即便在发生后也能得到有效的控制，不至于进一步蔓延。二、完善食品安全责任追究制度。一旦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要同时追究当事人和监管部门的责任，而且应当追究到个人，以避免那种集体负责等于没人负责的局面。

参考文献：

[1]欧阳海燕.近七成受访者对食品没有安全感[J].小康杂志，2011（1）：42-45.

[2]鄂璠.信任危机：六成受访者对食品安全“不满意”[J].小康杂志，2012（12）：28.

[3]谭畅.中国人最担心的食品安全问题：添加有毒有害物质[J].小康杂志，2013（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