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大学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大学（共12篇）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大学 篇1

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根据财经法规制度, 按照财务管理原则, 组织企业财务活动, 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财务管理活动包括资金的筹集、投放、耗费、回收和分配五个方面。资金的筹集制约着企业的规模和发展;资金的投放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潜力;资金的耗费关系着企业的生产成本和竞争能力;资金的回收影响企业的偿债信誉和资金周转;资金的分配决定企业的消费和积累, 以及投资者、经营者、员工等各方利益。可见, 财务管理已经渗透在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 处于企业管理的中心地位, 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大作用。但目前, 我国许多企业财务管理仍处于低效率低水平状态, 与其日益发展壮大的要求和外部不断变化的环境不相适应。多数企业的领导层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领导层尚未建立起诸如时间价值、风险价值、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科学管理的理念。普遍存在财务管理机构简单、专业性不强、职位不分、内部控制弱、资金周转缓慢等财务管理问题。面对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各国企业尤其是我国企业更应该认识到财务管理的不足, 进而采取相应的策略, 以应对环境的变化。

一、加强营运资金管理, 优化资本结构

相对大企业而言, 中小企业由于缺乏筹资能力和内部资金调度余地, 因而加强营运资金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小企业较小的生产经营规模, 决定了材料采购量和产品销售量也相应较小, 因此, 原材料应尽可能就近采购, 减少库存, 切忌储存过多“暂时无用”的材料。生产成品也应尽可能就近销售, 缩短库存周期, 减少积压。企业在加强营运资金管理的基础上, 加快资金的周转, 实现生产经营在内涵上的扩大, 是一条广为适用的基本发展途径。

企业应在权益资本和债务资本之间确定一个合适的比例结构, 使负债水平始终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不能超过自身的承受能力。负债经营的临界点是全部资金的息、税前利润等于负债利息。负债结构性管理的重点是负债的到期结构。由于预期现金流量很难与债务的到期及数量保持协调一致, 这就要求企业在允许现金流量波动的前提下, 确定负债到期结构应保持安全边际。资产结构的优化主要是确定—个既能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又能在减少或不增加风险的前提下给企业带来尽可能多利润的流动资金水平, 其核心指标是反映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间差额的净营运资本。

二、资源整合, 转危为机

企业过去依靠的是用不断地扩张来掩盖经营的无效性, 从而达到获利的相对增长。如果盈利一直都不高, 那这种高增长只能说明企业管理的无效性和低竞争力。企业习惯了高速增长, 但是高速增长往往可以掩盖许多错误。企业在经营中的低效率低竞争力往往被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经营利润绝对值的增加所掩盖, 低毛利往往被解释成低成本战略的结果。其实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和战略无关, 而是由于管理的无效所导致的浪费。企业在思考如何度过寒冬, 提升效率、增强竞争力之前, 先做好瘦身工作, 整合资源, 把没有效率和竞争力的一些业务甩掉。冬天里市场不好, 企业正好有时间来自省一下自己的竞争力, 制订一个行动方案, 让自己在春天来临的时候能够更好地发力。一个冬天过去, 许多企业会倒下, 这就为存活下来的企业创造许多提升的机会。然而, 只有准备好的企业才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认真做好各项资源的整合, 抓住机会, 使企业能顺利度过寒冬, 转危为机。

三、加强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建设, 提高管理层的决策能力

财务风险分析和预测是企业控制未来财务风险的重要方法, 也是企业进行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发展变化, 高度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信息及重要指标, 通过分析判断后, 调整企业自身各项财务指标及目标, 对企业未来财务活动和财务成果作出科学预测, 以避免不恰当的投资实施。加强经济、财务、市场、政策等信息体系建设, 强化财务风险分析和预测与企业发展战略的相互衔接, 合理运用财务风险分析和预测方法, 以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提升企业管理层的决策能力。

四、多样化筹资, 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 科学投资, 强化管理

在做筹资决策时, 应研究对比各方案, 充分考虑资本结构和财务风险。在目前上市条件苛刻, 审批严格的情况下, 大型企业可以采取私募资金的方式进行融资, 当然, 这种方式要求企业有很高的信誉。对于中小企业, 可以时刻关注国家的优惠政策, 尽管4万亿的国家投资主要用在了基础建设上, 但下一步国家政策会偏向于中小型民企, 民营企业对解决就业, 促进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企业投资应充分考察市场发展变化, 对各投资方案进行分析, 以求投资于有市场潜力的实体经济或前景良好的股市等。

摘要：面对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企业必须认识到财务管理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调整发展战略, 改善经营管理, 通过加强成本控制、现金流管理、筹资投资管理、财务风险预测等一系列的管理活动, 有效地解决金融危机环境中企业存在的财务管理问题, 以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以求企业更进一步的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务管理,企业,管理策略

参考文献

[1]隋玉明.公允价值计量和金融资产减值相关理论研究[J].广西财经学院学报, 2010, (1) .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大学 篇2

摘 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 “金融危机”的挑战，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应积极寻求应对策略，适时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提高企业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的能力，实现最大限度的规避 “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在简述 “金融危机”给企业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造成的冲击的基础上，分析了 “金融危机”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新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 “金融危机”、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对全球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面对 “金融危机”的挑战，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应积极寻求应对策略，适时调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提高企业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的能力，实现最大限度的规避 “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

就我国企业而言，如何审视这次危机带来的影响，如何应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带来的考验并提早做好准备，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话题，也是人力资源管理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难看出，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我国的企业而言未尝不是一个机会。众多国际企业和跨国公司在面对挑战的过程中势必将其资源和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而我国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将尽显无遗。因此，“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关键是企业如何采取合适的策略去调整自己，去应对危机的挑战和抓住新的发展机遇。在这个关键时刻，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将采取何种策略？人力资源管理如何发挥作用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也可以丰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

一、“金融危机”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问题

1、“冲动裁员”带来更大的人力资源规划风险

“金融危机”中，很多企业纷纷采取裁员减编等措施，在缩减费用的同时，也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许多隐患。大规模裁员不但严重伤害企业声誉，还会在企业留下来的员工中引起恐慌，影响企业员工队伍的稳定性。在实践中常常发现，裁员后由于团队士气低落导致的突发性的大规模辞职让管理者措手不及，而公司在匆忙间去招聘和培训新人，又会造成人工成本增加。这样反复盲目操作最终将扰乱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影响企业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一个致力于长远发展的企业应谨慎对待裁员，不能简单地将裁员看作是一个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的手段，必须要充分地认识到裁员对企业可能造成的危害。

2、“剧烈降薪”使企业凝聚力面临挑战

降薪也是“金融危机”时期企业为了降低人工成本采取的另一重要措施。有的企业按统一百分比降低员工的工资，有的企业采用增加“无薪假”的方式减少员工的工资支出。据调查，有的企业的员工收入在危机时期平均减少了60％以上。除了改变薪酬中工资部分的待遇外，企业还常通过缩减员工的各种福利、津贴和补贴的方式降低员工的薪酬。参与调查的企业61％承认有可能取消年会及其他员工福利；有75％的企业计划削减差旅及娱乐费用。合理调整薪酬结构，在员工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合理降低浮动薪酬，在组织流程再造的过程中是可取的。但只统一降低薪酬总量而不调整薪酬结构的方式，将打击高绩效员工的积极性，影响企业内部员工对组织的情感，反而不利于员工共同努力度过难关。

3、“劳资关系紧张”威胁企业内部和谐

企业裁员、减薪容易引起员工的恐慌和抗议，这些问题处理不善，就容易引发劳动争议，导致劳资关系紧张，威胁到企业内部的和谐。目前，随着 “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以及我国《劳动合同法》实施，各企业将进入劳动关系的敏感期，劳动争议的发生量大大增加。劳动争议的发生，作为一种“内耗”，实际上是增大了企业的成本，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并大大影响员工的士气，对于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企业无异于“雪上加霜”。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要未雨绸缪，要防止矛盾的积累和沉淀，要疏导劳资矛盾，要化解劳资矛盾，保证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的和谐。

4、人力资源规划难度加大

随着 “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以及危害的进一步升级，企业原有的战略目标和经营计划必将被打破，企业在人力资源规划方面也必须作出重大调整。由于很难估算这场危机对企业未来造成的影响大小，企业对于未来发展态势的判断和战略规划难以确定，企业的人力资源规划工作也将变得更加艰难。

二、“金融危机”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1、加大人才储备，着眼长远规划

“金融危机”使得全球范围内的企业招聘意愿普遍低迷。有很多公司出现招聘冻结、取消招聘，甚至裁员的现象。我国的就业市场也出现了“僧多粥少”的状况。“金融危机”虽然对我国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是，“金融危机”给我国企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企业应当抓住机遇，从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进行人才储备。但是企业进行人才招聘之前，需要对现有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企业需要考虑到“金融危机”下企业现有人力资源的存量，并预测未来经济复苏时企业人才的需求的数量和类型，进行系统的人力资源规划。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更多的关注利润和高增长，而对企业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缺少系统的规划。“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企业认识到应当放缓脚步，更多的关注企业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对现有的人力资源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素质能力结构等进行调整和优化，企业可以通过裁减冗余人员的同时，招聘适合企业未来发展需要的人才。在这个时刻进行人才储备不仅具有较低的招聘成本，而且更能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这对企业的长期效益是有利的。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量的企业采取裁员的方式进行人工成本的削减，造成市场上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这相对使得企业所需招聘的人才的薪酬和待遇成本的降低。而且，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解决就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企业应当着眼于长远规划，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关键的优秀人才，为未来的发展进行人才储备。

2、谨慎裁员，注重效率为先的人力资源动态配置

危机时期的人力资本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总量控制问题，而应以调整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提高优质人力资本存量为目标，分层分类对待。比如，根据企业发展战略，对某一类人才、某一类员工进行总量控制；而另一类人才要大量引进。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相关企业人员的流动，使企业所需的一些关键核心人才比以往经济景气的时候容易获得，因此企业可以借机采取人才置换的方法，在裁员时通过细致的岗位分析，适当削减一些非核心岗位的人员，用节省出来的人力资源资金引进一些企业急需的关键核心人才，加强核心人才储备。企业要注重以效率为核心进行人力资源的动态配置，如对企业的其职务体系进行规划，实现职务体系跟任职资格体系的有效衔接，实现人在组织之中，人与文化、人与专业、人与岗位动态的有效配置。同时，可通过实施精细化运作，强化预算管理，控制显性与隐性等两个层面的人工成本。

3、合理调整薪酬结构，适应形势要求

大幅度降低薪酬，在危机时期是有很大风险的，此时应该通过改变薪酬结构的方式来使企业的薪酬发放更加有效率。比如可通过加大绩效奖金的力度，让员工去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收入。同时，可以让每个员工都制定成本降低计划，让每个项目都有指标，授权员工参与企业的成本管理。这样，从整体上来说，企业的整体预算并没有改变，员工的收入也不一定必然下降。而通过这种改变薪酬结构的方式，鼓励员工为了企业的前景而拼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的同时，也通过强有力的激励措施保证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员工授权的举措也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提升了企业的综合管理水平。

4、建立合理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以和谐促发展

“金融危机”时期企业劳动关系策略应该以劳动用工的调整和劳资争议的预防为中心，完善和加强管理调控机制，化解劳资矛盾，预防劳资冲突，健全劳动规章制度，实现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制化。从微观角度看，就是建立企业的劳动关系预警机制，企业要未雨绸缪，要构建好自己的劳动关系战略，并且制定自己的劳动关系策略(或雇主策略)，建立合理的劳动关系调整机制。越是危机时期，越好保证企业员工团队的士气，形成企业和员工为集体和个人的发展勇担责任，以结果为导向，追求企业长远发展的良好企业文化氛围，以和谐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5、降低裁员成本，重塑企业文化 裁员是企业面对金融危机下的无奈选择，根据美国学者的实证研究，裁员的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企业生产效率下降；员工变得心胸狭隘，自我沉沦，冒险精神下降，厌恶管理；员工对组织前景感到失望，有的员工开始重新设计职业生涯，甚至伺机“跳槽”[2]。企业在面对金融危机的裁员行为往往是为了缩减人力成本开支的压力，缺乏对组织目前的人力资源状况及未来的人员需求进行系统的思考，因此，这种盲目的成本节约型裁员方式对企业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常见的裁员方式有数十种之多，按其特征，可以分为四类：诱致性自愿退出、转移安置、间接解雇和直接解雇。从裁员成本而言，按照学者的研究，上述四类裁员方式所涉及的裁员成本各不相同。其中，诱致性自愿退出的成本最低，而直接解雇的成本则最高。[3]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大部分采取直接解雇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在裁员速度上最快，但同时也是成本最高的。企业应当从裁减前的规划与设计，裁减过程中的组织干预，还是裁减后的组织整合活动三方面保障裁员行为的实施。企业裁员前需要对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进行深入分析，企业的人力资源是否处于冗余状态，对于裁员对象的选择应当以企业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及职位需求情况为标准，在裁减过程中应当与被裁减人员充分沟通，缓解他们的情绪，对他们的基本权益给予保障，另外，对于裁员后对留任员工的重新优化配置，及心理上的帮助则是人力资源部门经理需要思考的问题。由于裁员所带来的人员变动使得企业内部的氛围较为紧张，员工面临的工作压力较大，而企业文化对危机时期企业的凝聚力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企业应当加强企业文化方面的培训，以优秀的文化将现有的员工凝聚在一起，为企业的共同目标而努力。但是，企业文化是在员工长期努力和合作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这就要求裁员的企业把企业文化的重塑当作一项长期任务，在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推进。

金融危机后的世界局势 篇3

关键词:经济危机;世界格局;世界经济;政治

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理了严重的衰退,美国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深受其害,但是作为世界经济领头羊的金砖四国所受的危害要小得多,是经济危机之后最有可能率先恢复的国家。在经济危机的影响之下,世界经济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世界经济格局正在改变。受经济影响的世界政治,同样也经历着变革,国家之间的合作越来越重要。

1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

自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处于金融风暴中心的美欧发达国家经济大幅下滑,“金砖四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受影响明显较小,最有希望率先走出危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而其在二十国集团中的角色也日益活跃,话语权和参与度不断提高,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改变。

1.1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此次金融危机对其即使不是致命的,也将使其元气大伤。这次金融危机将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削弱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1.2在经过危机洗礼后的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所占比重将基本维持不变,欧洲和日本的比重会下降,而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将上升。 新兴经济体中,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金砖四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1.3发展中国家逐渐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展中国家已不再只是“观众”,而是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逐渐成为参与者、规则制定方和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的重要力量。 这种变化反映出多年来国际力量对比的天平正在向发展中国家倾斜。

2、金融危机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处于史无前例的转折起点,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越来越紧密,地区和国际事务的联动性极大增强,安全与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双边或多边合作而不是对抗竞争。通过对话解决争端,通过磋商化解矛盾,日益成为各国以至各类非政府组织主要的和优先的战略选择。

2.1“一二三四五六”世界格局的论断

一是“一超多强”即“一超独霸、多强并立”。二是“中美国”论或“两国集团”论。或者说“G2”论。美国提出这些主张主要是中国的快速崛起与美国实力削弱所导致的力量消长变化。三是“三大力量中心”论。球金融危机带来的美国的衰弱,将改变世界地缘政治现象。

四是“四极鼎立”论。即:中、美、欧、俄四极鼎立,这种观点在苏联解体后普遍存在的观点。五是“五极鼎立”论。即:中、美、欧、俄、日五极鼎立。六是“六极鼎立”论。即:中、美、欧、俄、日、印度六极鼎立。

2.2美国政治面临巨大挑战

首先是来自于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对美国国内而言,危机使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受到沉重打击。美国一直鼓吹和推广新自由主义模式,此次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被迫收购、吞并和接管众多金融机构,部分实现了金融领域的国家管理。

2.3地区冲突加剧

资源依赖国家经济恶化导致国内动荡和外部冲突加剧。中东、拉美的国内政治将渐入动荡;中东的外部冲突将会加剧。欧佩克的减产行动未能止住油价跌势。2009年国际军事领域发生的大事接连不断。从新年钟声敲响后第3天以色列军队发起对加沙地带地面行动。2009年5月25日,朝鲜宣布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是近年来朝鲜进行的第二次核试验,使得2008年朝核六方会谈就解决半岛问题刚刚见到的一抹曙光黯淡失色,朝鲜半岛再一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总之,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不稳定地区的更加动荡!

2.4国际恐怖主义出现新活跃期

金融危机带来了安全领域的某些变数。例如,印度孟买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就表明恐怖主义目前恰恰处在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由于金融风暴的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经济难题,这可能促使恐怖势力再度活跃,威胁国际安全。

3、经济危机与中国

金融危机使一部分外资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站在中国发展的战略角度来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孕育着许多积极的“中国信号” ,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

走向世界的中国必须考虑和处理好的两大基本问题,即一个是中国如何重新认识世界并更好地融入世界;一个是如何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并更好地接纳中国。这两大问题,将影响中国的内政外交,影响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也影响具体政策策略的研究选择和灵活运用。只我国今后最大战略利益,是争取又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确保国家安全利益下,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便加快自身的快速发展和科学发展,从根本上奠定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深刻影响世界战略格局和国际事务的牢固基础,把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理想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黄星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世界战略格局,中国军网,2009,07,30

2.孔卫华,金融危机下的世界格局及对中国的影响, 2009年07,17

3.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2001,07

4.乔继红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经济格局变迁,来源新华网,2009-09-21

5.中国与当代世界格局,中国教育网,2009-11-25

6.韩秀晨周永生,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及其特点,《世界经济》,2007年04期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大学 篇4

与欧洲、日本等经济体不同, 中国的金融市场并未完全开放, 也与他们的进入体制不尽相同, 受到次贷危机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 但是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间接影响却作用明显:

1、进出口贸易

(1) 国际收支顺差减少

金融危机后, 我国的货物贸易增速放缓甚至下降。07年, 货物贸易顺差再创历史新高, 但顺差增速较06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下滑和国内经济增长放缓, 08年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较07年下降8个和1个百分点, 而贸易顺差增速更是下降了31个百分点;在09年,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下滑趋势, 出口和进口出现20年来首次下降, 货物贸易顺差相对08年下降了31%。

以美国为例, 2001年以来, 在所有的对外出口中, 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21%以上, 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根据相关分析, 美国经济增长放慢1个百分点, 中国出口就会下降6个百分点, 对应我国经济增长就将放慢1.8个百分点。我国对美出口的产品中, 纺织品、鞋袜、低端生活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些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是美国中低收入阶层, 但在这次次贷危机中他们遭受很大的损失, 必然会减少对中国产品的需求。

(2)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我国外贸企业陷入困境

金融危机导致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国内部分行业失业严重, 这就给政府强大的压力, 使其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因此, 我国对外贸易贸易壁垒大大增加。美国、欧盟、日本、东盟、俄罗斯等国对我国出口产品提出的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使我国每年至少损失几百亿美元。2009年2月,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的787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 将“购买美国货”正式写入政策,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进一步加剧, 预计未来一段时间, 美国、欧盟等国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等绿色贸易壁垒会更加频繁出现, 中国的出口贸易将面临严峻考验。

2、人民币汇率

(1) 人民币升值压力大。次贷危机导致美国国内经济衰退, 美联储为了促进投资和消费, 连续6次降息, 导致美元大幅度贬值。事实上, 07年到09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持续升值, 特别是07和08年, 都升值6.9%, 使2005年汇改以来累计升值21%。这直接蒸发了我国的外汇储备, 减轻了美国对外债务。这和日元持续升值后的经济危机类似, 美元持续贬值, 日元大幅升值, 逐渐吸引了众多国际资本纷纷踏入日本的投资市场, 使日本房价在1986~1990年间提高了2倍, 股市飙升了3倍, 但是几年后国际资本逐渐获利撤离, 使日本的经济泡沫破裂, 继而引起日本历史上最漫长的经济萧条期。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 人民币汇率制度面临很大的压力, 不能过快升值。

(2) 热钱流入, 泡沫增加。2007年到2009年收益项目逐年增多,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国际热钱流入中国。就如国际球星罗纳尔多不把他所得工资汇回巴西一样。他在国外获得的是美元或欧元等非巴西货币, 如果他把自己的工资汇兑成巴西雷亚尔, 再存在国内, 表面上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由于存在汇率问题, 再加上巴西国内的通货膨胀, 一年后罗纳尔多的财富就会缩水, 所以他不愿意将财产汇回巴西。

在次贷危机背景下, 我国经济形势相对外国较好, 人民币相对美元坚挺, 致使很多海外工作者或者华侨等愿意将自己挣得的美元汇兑成人民币, 通过职工薪酬净流入存在国内, 或进行短期投资, 进而获得比在国外更高的利益。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08年时我国的热钱数额高达1.75万亿美元。而这么多的热钱,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股市和房产市场的波动和较大涨幅。人民币资产投资回报相对较高, 国际资本流入的动力增加, 国内银行、企业及个人将境外资产调回境内转化为人民币资产的倾向增强。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略有变化, 投资高新技术领域和设立研发中心的热情不减;房地产等领域实际利用外资增长较快。房地产业, 07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资金额比06年增长98%。

(3) 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总的说来, 人民币升值使“中国制造”的产品价格相对外币而言提高了, 削弱了“中国制造”产品的价格优势, 将进一步打击我国的出口企业。同时, 美元的不断贬值, 也推动了各类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以石油为例, 因为主要产油国亿美元作为原油出口的结算货币, 所以, 欧佩克国家赚的美元;另一方面, 这些国家需要从欧洲、中国等地进口所需商品, 就要用欧元或人民币。这样, 虽然这些国家实现了高额财政盈余, 但是由于美元汇率不断下跌, 而欧元、人民币等汇率相对上涨, 使得进口成本加大, 不得不以增加油价来弥补美元贬值带来的经济损失, 最终导致各国的通货膨胀压力。

二、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

1、推动人民币汇改

自建国以来, 我国人民币汇率先后经过了频繁波动时期 (1949~1952年) 、相对稳定时期 (1953~1972年) 、高估时期 (1973~1980年) 、内部贸易结算时期 (1981~1984年) 、不断贬值时期 (1984~1994年) , 以及1994年至今的小幅升值时期。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综合实力的增强, 长期看来, 人民币肯定会升值, 也会不断国际化, 但人民币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升值, 怎样在国际贸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才是需要考虑的。这要求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是人民币有序与美元脱钩, 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 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真正的有管理浮动。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将有助于我国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和作用, 进而平等地参与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运行规则的制定, 规范国际融的市场行为。或许, 如部分学者所说, “在主动、可控、渐进原则下, 加大人民币汇率弹性, 适时合理的引入通货膨胀目标制, 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2、优化进出口结构

中国多年贸易顺差, 由此获得大量外汇储备。但顺差的背后却存在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贸易顺差的实质是用国内的原材料和劳动力, 换来外汇。顺差国将有形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消耗掉, 获得的是名义上的外汇。中国就是将国内的大量原材料和劳动力用于制作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 换来大量的外汇储备, 但留下的却是国内的污染, 美元贬值后的外汇储备蒸发, 以及“出口8亿件T恤, 换来一架飞机”的尴尬。毫无疑问, 这样的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不合理。借着金融危机这个机遇, 中国应该调整进出口结构。

另一方面, 在进口中, 中国只能进口粮食、大豆等农产品和飞机等工业品, 而真正高科技的产品并不能进口。如美国在世界上最占优势的是高科技、设计、军工产品, 但是美国对中国有出口限制, 中国得不到这些产品。经过此次金融危机, 美国要寻求快速走出危机的方法, 除了提倡美国人买“美国货”外, 更好的办法就是放宽出口。而中国可以对美国施压, 加快美国放宽出口限制, 获得这些高科技产品, 一方面改善中国国际收支平衡, 一方面弥补中国因技术不足而产生的成本;最终, 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创造竞争优势, 使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中国制造”的主体。

摘要：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了了巨大的挑战, 中国也未能置身事外。在这个后危机时代, 怎样走出危机推动经济走向新一轮的繁荣是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文章分析了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并提出金融危机后中国应该在挑战中抓住机遇, 推动汇率制度改革、加快产业优化升级转型, 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关键词：金融危机,挑战,机遇

参考文献

美国金融危机探源 篇5

美国2006年金融风暴发生原因分析

（摘自郎咸平某次讲演）

美国银行跟中国的银行不一样，它把钱借出去，又可以把“债权”拿出来，卖出去。由此产生过多的衍生性金融工具，导致美国金融危机。

原理：美国的银行借出1万就少了1万，它不会停止，它会拿着1万的债券，把这个债权卖给像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这些公司买到这些债券后，会做成10张的债券，每张1000美元，加在一起是1万美金。拿到像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如AIG，AIG那里，就给这10张债券提供了担保，于是创造出10张保单。还可以再卖掉，卖给美国金融市场，明明是1万的债券，等到保险公司参与后，又创造出了10张新的金融工具，即保单。原来1万块钱的债券，保险公司参与了，让金融工具加了一倍，投资银行也进来了，创造出更多、更多的金融工具，但是这么多的金融工具真正的基础就是这1万的债券。

如果这个债务链跳不中断，也不会发生问题。只要最初的借款人按时还债，一切会顺利运行下去。而且各个参与者都能得到收益，如1%-2%的手续费。但是，这些参与者太贪婪，为了赚钱，鼓励那些资质不够的人也去银行借钱，继续扩大这种游戏规模。为了使这些资质不够的人也能从银行借出钱，各类中介机构都挖空心思造假骗银行，而银行也有利可图，不再认真调查借款人资质，于是信誉不好，能力不够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充当了债务人。

这些人一旦出现信誉危机，偿还不了银行债务，连锁反应发生，金融危机初现端倪。美国民众发现金融机构联手造假，发现金融机构创造的衍生性金融工具都有“三聚氰胺”在里面。一些债务人不付利息了，一些想借钱的人也不借钱，利息链条中断。20%的人不付钱的结果，就造成美国的金融机构因为民众的信心丧失逐渐崩溃。金融市场崩溃，金融机构开始扛不住了，AIG公司也扛不住了，所以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宣布破产。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大学 篇6

每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都会带来产业的大调整和全球分工格局的深刻变化。

70余年前的那场大萧条尽管使美国经济倒退了30年，但依靠汽车、石化、通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美国经济仅用了8年的时间即得到恢复，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一跃成为世界首席经济强国；30余年前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以钢铁、汽车、化工等为代表的重化工业遭受严重打击，但已有丰富应对危机经验的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附加值、低能耗的新兴产业，美国顺势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差不多与此同时，欧洲在计算机、机器人、通信网、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先后取得了一大批超前技术成果，为产业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次危机大概也不会例外。目前，全球产业经过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冲击，正处于调整与恢复时期。但是产业调整与发展步伐却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止步。美欧和日本等国政府及其处于顶层的一些企业正在酝酿一场产业革命，力图造就一个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级产业。

根据奥巴马新政的改革逻辑，美国在对金融业止血并稳定了汽车、房地产等产业之后，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形成较长产业链并能提供巨大就业空间的超级产业，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历史上，汽车和信息技术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现在，美国准备让新能源产业登场了。因为新能源战略基本符合产业革命所需具备的3个特征，特别是其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可能带来的巨大变化以及对汽车和建筑等传统产业链的渗透和延伸，将有可能形成一个能够支撑美国下一个经济繁荣周期的产业群。于是奥巴马上任伊始，即在新一轮财政支出中划出400多亿美元用于能源的开发，以期获得新能源技术研究的重大突破。一旦该技术成熟，美国将结合其依然强大的金融服务优势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自新经济革命之后的又一次产业革命，重新切割全球产业版图，在将美国从目前的经济与环境困局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再次占据世界经济的制高点。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和企业还瞄准可能左右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些潜在战略性产业抓紧技术投入。例如，奥巴马政府仅对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性投入就超过了100亿美元。另一方面，以微软、英特尔为代表的美国顶尖企业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普遍增加研发投入，微软去年第四季度研发投资增长了21%；英特尔去年第四季度净利润尽管下滑了90%，但今年其研发预算高达54亿美元。无疑，他们是在为未来的成功“播下种子”。

面对美国正在掀起这场以新能源为主导的跨产业技术革命，中国必须从关乎国家产业安全和争取积极主导未来国际产业分工的高度，来审视中国目前应对危机的策略和产业发展战略。

应当说，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注意到了这样的问题，中央强调通过扩内需保增长的同时，把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努力在危机过后形成以科技进步和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但从业已实施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来看，决策层面对经济可能持续下行的风险，短期内看重的还是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拉抬作用。尤其各地方政府和企业更是把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在如何走出目前困难局面的策略性选择上。这不能不让人担心。笔者非常明白，经济每下滑一个百分点对就业以及社会稳定意味着什么，但在全球产业可能面临大洗牌、发达国家正在借此机会重塑经济竞争优势的紧要关头，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如何使经济走出低谷的策略性选择，而忽视了对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性产业的前瞻性投入，即便中国在全球经济衰退浪潮中第一个上岸，又有多少战略价值呢？

当然，笔者注意到，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国宝等相关官员曾呼吁，中国不能因为当前金融危机导致能源供需矛盾缓和，而忽视新能源产业发展。而有关应该汲取过去一些产业发展的沉痛教训，密切跟踪世界新一轮新能源发展方向，加强新能源技术研发，增加对新能源产业发展投资，真正把新能源发展放在一个重要战略位置的议论也不曾中断过。而且从操纵层面来看，中国在这方面也是有一定技术基础的，例如，科技部已在相关科技计划中对节能和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核能、清洁汽车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低碳前沿技术已经有了部署并加大了投入力度。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太阳能、风能等领域的研究，有些在国际上也是居于领先地位。但从促进经济战略转型的高度来看，国家对以新能源为主导的跨产业技术投入显然不够。笔者呼吁，决策层在保增长、促发展的同时，亟须高度重视这类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尽快拿出实质性的措施。

中国切不可缺席这场可能改写世界经济版图的产业革命。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大学 篇7

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 我国的外贸企业还呈现着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形势, 各个企业具备着相对完善的供应链管理和稳定的出口客户。我国传统的外贸企业是对外进行出口贸易, 有的企业则涉及对外进行出口贸易和对内进行进口贸易的双向贸易。

这种传统的外贸企业在我国早期是处于国内企业以及客户和国外企业以及客户之间的桥梁位置, 作为一种代理出口和进口的性质, 赚取生产企业或客户的进出口佣金和差价。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传统的外贸企业已经不安于只赚取微薄的佣金, 开始逐渐从代理进出口商品权转化为自产型外贸进出口企业。越来越多的外贸企业抛弃作为国内生产企业与国外需求客户之间的进出口桥梁, 选择自己创建品牌, 生产产品进行外销, 从赚取进出口代理佣金和差价到直接从产品的生产到出口赚取合理的利益。

我国的外贸企业新兴于20世纪80年代, 那时候的外贸企业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桥梁企业”, 是国内生产商和国外客户交易的商品的媒介, 但是外贸企业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以及必要的, 它除了成为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主要源动力, 也在一定基础上扩大了社会就业率, 给了更多的想要劳动致富的国民工作的机会。其次, 外贸企业的逐步发展还增加了国家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例如我国许多行业在全球市场的出口量已经名列前茅。外贸企业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紧缺的资源问题, 例如我国的炼焦煤资源较少, 主要依赖进口。自从我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 国际经济贸易更是迅猛发展, 外贸企业在当中起到的推动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2 我国外贸企业在金融风暴后面临的挑战

2008年的金融风暴是对整个世界经济的一场严重打击, 金融风暴中, 各个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受挫。而金融风暴前, 我国外贸企业的经营模式大多是基于同一种营销方式, 那就是订单制。许多外贸企业十分依赖订单销售模式, 一些大中小型外贸企业的业绩一直依靠下订单的老客户的订货量, 这样的依赖对于2008年的金融风暴无非是一顿“饕餮盛宴”。金融风暴带来的一系列后续影响都是我国外贸企业急需面临的挑战。

2.1 外部需求大幅萎缩

金融风暴引起全世界许多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严重受挫, 为了节省资金, 许多企业选择降低进口量, 有的企业甚至倒闭, 所以许多与我国有大笔进口贸易交流的企业的需求量都大幅度萎缩, 这就造成了订单量急剧下降的凄惨现象。

2.2 内部融资困难

资金是一个企业运作的必要, 我国外贸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都需要一定的资金进行流动, 以往都是向银行借贷。但是金融风暴以后, 企业向银行贷款变得异常困难, 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融资充当流动资金, 企业在其的生产资金和供应上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2.3 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行

许多国家在遭受金融风暴的重创以后,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了更快的恢复以及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 都纷纷出台政策限制或者限量进口国外产品, 有20多个国家都为此提高了进口税, 让国民选择购买本国生产的产品, 这样来抵御一部分金融危机的影响。

3 我国外贸企业在金融危机后的转型

在世界金融危机逐步离我们远去, 国际经济逐渐暖化的时候, 放眼于我国的外贸企业, 此时, 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中生存下来的大中小型外贸企业都有在传统的外贸企业经营模式上或者其他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变革和转型。这些变革和转型在面对动荡的世界经济的时候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扭转了企业的喘息生存的局面, 并且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使得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及营业模式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改善。

3.1 企业营销模式的转型

由于金融风暴对国际经济的严重打击, 许多外贸大国的进口需求量大幅萎缩, 所以对于许多依赖订单生产出口的外贸企业就形成了十分严峻的挑战。此时, 许多外贸企业选择在营销模式上进行变革和转型。

首先, 由于在金融风暴之前, 企业的经营模式基本都是依靠订单生产出口, 所以其客户数量固定单一。其次, 在金融风暴后, 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阻拦, 在往外销的模式上得到的收获不大, 此时许多外贸企业选择把目标放在内销上面。但是对于内销模式, 由于企业一直对外销售, 已经习惯了订单销售的简单惯性模式, 对内几乎没有代理和直销店, 这就需要企业进行大力的宣传和在国内推广品牌。

对内销售不仅仅是在销售模式上的巨大转变, 企业内部的结构也要相应改变。由于外销模式需要的生产和组织人员并不复杂, 许多出口问题例如检测质量等都是由外商自己负责, 所以在由外转内的时候, 企业也面临着十分巨大的风险。首先, 企业要创建自己的品牌就得到专利局申请专利。其次由于内销体制复杂, 企业内部部门增加, 人事增加, 企业生产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再次, 产品的推广和宣传以及发展代理商都是十分需要人力物力的问题, 在这些方面, 企业领导就需要做出明智的决定, 例如我国一家大型家具外贸企业降价参加展销和展览会, 参加这些展览会不是为了销售出多少产品, 而是为了找到更多的投资商和代理商。在宣传方面, 更是可以参照一些国内企业的宣传推广方式, 例如找明星代言产品或者参与进行网络推广等。最后, 在订单方面, 国内的订单订货模式与外销订货模式也是十分不同, 在这些方面, 许多企业开始整顿企业内部管理经营模式, 改变外销的生产和工作模式, 学习和培训更加适用于内销的销售技巧和模式, 并顺应着转型对产品也设计成更加适合国内用户的实用产品。

金融风暴后, 我国也出台了一些政策, 鼓励外贸企业内销, 2009年的广交会还专门设置了内外贸企业对接洽谈会。国家这样的做法是在鼓励那些经历了经融风暴, 路途艰难的外贸企业找到新的正确方向, 扶持它们继续推动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转型是针对一些中小型外贸企业十分有利的方法。

3.2 低价收购出口国企业, 积极对外投资

当金融风暴来袭, 世界经济严重受挫的时候, 一些受到影响十分严重国家的许多生产和销售企业危在旦夕, 此时, 对于我国的一些大型外贸企业, 面对萎缩的出口贸易, 就可以选择低价收购国外企业, 迅速扩张进入出口国内部销售端。由于我国出口的产品销到国外, 得到的利益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国外的分销商和零售商在市场的终端上得到最大的利益, 所以我国外贸企业低价扩张到出口国内部, 进入终端, 利益就会成倍增长, 出口量的萎缩带来的损失可以被大量抵消, 甚至超过之前的利益。这样的转型方法是对于大型的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外贸企业的一个有力抗击金融风暴的手段。其次深入到出口国内部还能在一定意义上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阻拦起到作用, 使得外贸企业的出口受挫没有那么严重。

积极对外投资也是当下政府鼓励外贸企业转型的一个方向。由于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我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的阻碍。为了使得外贸企业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 政府鼓励外贸企业绕过出口这道屏障, 直接到国外进行投资。因为国外企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 在金融风暴过去的一段时间内, 一些国家会鼓励国民购买国货, 国内的产品经济会有一定的提升, 所以到国外去投资, 直接深入到其他国家内部去投资赚钱, 也给了外贸企业更大的利益空间, 但是介于一些安全保障方面的问题, 许多外贸企业还不敢冒险对外投资, 此时我国为了解决该问题, 让更多的外贸企业走出国门, 还与许多国家建立了双边经贸混委会机制, 以防我国在外投资者在投资时产生安全或者纠纷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

这种转型手段依然是对于一些具有雄厚资金的大型外贸企业而言的, 在遇到金融危机的时候可以理智的进行利益新渠道的开发, 从而避免在单一的出口贸易上受到金融风暴的重创而得不到快速恢复。

3.3 加快自主品牌创新

加快自主品牌创新, 是鼓励外贸企业进行高科技研发, 创立出自己独有的高科技产品和服务。这样的产品在出口方面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受到严重打击, 有时情况甚至会更加乐观。因为自主研发的高科技产品在功能和服务上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在全球的需求量比较大, 并且是唯一供货商, 因此是其他一些国家用贸易保护主义无法阻拦的进口产品, 这样的产品和服务能够在高端市场上占领巨大的份额, 并且在持续的更新和不断地研究过程中, 朝着更加完善的功能和独特的服务上发展, 争去抢占更大的市场。

这种转型也是针对一些大中型企业制定的方向, 因为自主品牌的研发需要外贸企业具有完善的研发团队和充分的研发人员, 这就需要企业能够提供丰富的研发资金和材料资源。高端品牌的产生能够提升企业的文化形象, 还能鞭策企业内部文化建设, 对于生产高科技产品的公司, 内部文化感也需要有一定的创新和提升。这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高端产品的研发具有很高的潜力, 不仅是占领高端市场经济, 也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有力推动。

3.4 对外贸企业的管理供应链优化

一个企业的运作不仅仅是人事方面的运作, 还有企业资源的运作。面对金融危机下的严峻形势, 优化企业的管理供应链成了我国许多外贸企业抗击金融危机的手段。在大的管理供应链环境下, 外贸企业起最初起的是代理的作用, 随着经济的发展, 许多外贸企业向着采购商发展, 给用户提供了附加产业服务。最后甚至发展为直接生产供销商, 直接生产产品然后出口。这些发展都是在其供应链上添加产业附加值, 使得对于出口的贸易提供更加完善和周到的服务, 并且还提升了企业的外部形象, 在管理上也能形成一定的模式, 效率生产, 提高资源利用率, 减少成本。这是一种在金融危机状况下, 用完善和周到的服务来引起客户的好感的方法。在经济十分紧张的情况下, 需求用户们肯定会将购买和进口的产品资源利益最大化, 此时他们就更倾向于提供更多的产品附加值的外贸企业, 因为他们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

优化企业的管理供应链更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转型。面对资源和资金的紧缺, 企业的生产供应链必须达到资源利用率最大化。在没有遇到这种大型金融危机之前, 企业的管理供应链环境一般比较混乱和复杂, 造成了许多时候紧急补货的情况。这就是管理供应链有缺陷, 产品生产没有达到一体化, 中间有生产环节达不到资源的利用最大化。所以当遭遇金融危机的时候, 面对利益越来越少的时候, 一定要定期优化产品生产供应链, 一环扣一环, 将每一部分的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 做到在时间和物质两方面都不浪费, 真正的达到生产链一体化。

对于一些中小型企业, 就需要在价值链上进行延伸已达到产业附加值最大化。由于中小型企业的资金不如大型外贸企业的资金雄厚, 其无法自主进行全套外贸出口服务, 例如自己生产产品, 此时他们就可以通过将产品生产和其他附加服务项外包给其他代理企业, 自己则一心提升核心竞争力, 以达到自身优势发挥的最大化。

这种转型手段也是大中小型外贸企业可走的一条路, 它从根本上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减少了企业的成本投入和资源浪费, 是一种最为高效且可靠的转型方法。

摘要：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渐远离, 其产生的巨大后续影响也在持续改变着我国外贸经济模式。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存活下来, 许多企业认识到传统外贸企业经营模式的缺陷, 于是相继选择转型。转型方式各异:一部分改变销售模式, 由外销转换成内销。一部分选择优化企业供应链管理;一部分决定对外投资和低价收购国外企业, 达到利益多渠道的经营模式;还有一部分大型外贸企业选择自主创新高端品牌达到减轻金融危机对出口贸易的影响。

关键词：外贸企业,金融危机后,转型

参考文献

[1]李亚.从价值链分析外贸企业的发展[J].政策与管理, 2004, (8) .

[2]李向阳.国际金融危机与世界经济前景[J].财贸经济, 2009, (1) .

[3]边绪宝.外贸分析与前景展望[J].宏观研究:齐鲁证券研究, 2008, (2) .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大学 篇8

传统的DSGE模型是三部门模型 (家庭、厂商和政府) , 而金融危机后的模型纳入金融部门成为四部门模型, 对金融部门建立一个独立的结构性模块, 引入金融部门的资产负债表, 深入刻画金融部门的顺周期行为和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对金融部门的研究方向分化为银行与家庭的关系, 银行与银行之间的关系和银行与厂商之间的关系, 从而开发出不同侧重点的模型。

一、金融危机前的DSGE模型结构

简单来说, DSGE模型研究经济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一般均衡问题, 探索实际冲击 (如技术冲击、利率冲击) 如何传导并引发经济波动, 描述GDP、消费、投资、价格、工资、就业和利率等变量的动态变化。由于是在不确定情况下, 所以采用了动态优化的方法对各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行刻画, 再加上资源约束、技术约束、信息约束等条件方程和市场出清条件等, 构造出总体经济需要满足的方程组, 求解该方程组得出一般均框架下的经济增长预期。

DSGE模型起始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 后者利用动态优化方法处理不确定环境下的行为主体行为决策, 得到最优行为方程, 这一方法成为DSGE模型的基础。之后新凯恩斯经济学派发展了DSGE建模方法, 引入了价格刚性等市场摩擦性假设, 又引入了金融加速器理论。代表研究学者是伯南克, 他和Gertler、Gilchrist (1999) 将不完善的信贷市场纳入到DSGE模型, 研究金融加速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 即信贷市场摩擦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2007年Gali和Ger tler进一步改进了模型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设定由央行通过前瞻性货币政策引导管理私人部门的预期, 并且采用了自然产出水平和自然实际利率作为基准值。

不过上述这些模型对金融市场摩擦的设定仍停留在名义摩擦的层次, 没有深入分析各金融机构和信贷市场的具体摩擦, 因此也难以预测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二、金融危机后的DSGE模型改进

随着美国经济逐步走出衰退并有序复苏, 美国学者开始反思DSGE模型的弱点, 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 主要是加入金融市场的各种实际摩擦, 包括银行的融资约束、银行在风险面前的脆弱性和风险激励效应等。

纽约联储银行建立的中等规模的DSGE模型受到了广泛的研究, 很多学者依托该模型引入了新的变量和约束。其四部门基本结构如下:

企业:包含生产厂商和融资机构, 生产厂商受到生产率变化的冲击, 融资机构受到投资需求变化的冲击;

家庭:提供劳动力, 消费产品, 还为银行提供存款, 受到劳动力供给变化和消费品价格加成的冲击, 工资和价格都具有黏性;

政府:向家庭和企业征税, 发行债券, 会面临货币和财政政策冲击;

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 产生信贷摩擦, 受到利差变化的冲击;

(一) 改进传统的金融加速器模型

传统的金融加速器框架是通过家庭和企业之间的借贷关系来反映金融摩擦的影响, 由于信贷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导致外部融资成本高于内部融资, 当企业遭遇外部冲击时其资产净值会变化, 从而影响其内部融资能力, 而转向外部融资会面临融资成本的上升, 因此外部融资的供应方信贷市场放大了厂商最初受到的外部冲击。

而在金融危机后, 学者细化了金融冲击的分析, 其中Ch r istianoetal (2010) 研究了多个金融因素的冲击:金融合约中的代理问题、银行自身的流动性约束、市场风险预期的改变。Walqueetal (2010) 建立了一个包含银行间市场的DSGE模型, 设定银行的金融债务违约造成的风险溢价也产生金融加速器作用。

(二) 引入银行的融资约束机制

Ger tler和Kiy otak i (2010) 对引入金融加速器机制的DSGE模型做了进一步发展, 以反映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以往的模型中, 只有实体厂商存在信贷约束, 而银行系统自身没有融资约束。新发展的模型引入了银行做了储蓄者和厂商之间的中介机构, 银行具有内生信贷约束机制, 从而可以反映信贷摩擦如何放大外生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该模型模拟当银行资本金下降时, 内生信贷约束机制如何影响借贷行为。该模型也模拟了当银行之间不愿互相拆借时银行所面临的流动性冲击。不过央行可以化解这一冲击, 与商业银行不同, 央行不存在内生信贷约束机制, 可以通过非常规货币政策干预信贷市场, 减轻信贷约束产生的金融市场摩擦, 弱化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三) 引入抵押物约束机制

抵押物价值的变动会影响厂商的信贷能力, 当抵押物价值下降时, 厂商信贷能力降低, 投资减少, 进而引发未来产出和收入的下降, 反过来又进一步压低抵押物价值和需求, 形成经济衰退循环, 这就是信贷周期理论。抵押物的约束主要是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市场的相互影响来产生放大效应。Brzezina和Makarski (2010) 构建的包含银行部门的DSGE模型引入了抵押物约束, 并扩展至开放经济。银行业吸收存款并提供抵押担保贷款, 抵押物的约束机制放大了货币政策的影响, 产生了重要的金融冲击, 并通过开放经济产生了跨国溢出效应。Andres和Arce (2012) 开发的模型通过抵押物约束条件将投资者的信贷能力和其持有的房地产价值联系起来, 银行业的竞争可以促进投资者持有的抵押物之间的重新分配。

(四) 引入银行信贷利差冲击

考察了金融摩擦和金融冲击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之间的平衡稳定的影响, 分析了借贷利差这一金融变量在泰勒规则中的作用, 发现当今融市场摩擦和冲击加剧时, 传统的泰勒规则失灵, 即金融摩擦放大了通货膨胀的成本, 只能赢得更小的产出增长。因此央行应该在泰勒规则中给予通货膨胀和滞后的利率变化更大的权重。因此他们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的逆向反馈环和风险效应的DSGE模型, 建议央行将借贷利差这一变量加入到泰勒规则中, 通过适度的逆向调整以缓释外部冲击。

(五) 扩展泰勒利率规则

纽约联储等美国机构对于DSGE模型的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制定货币政策, 其中的核心就是利率政策。泰勒所概括的利率规则经过多次扩展, 在金融危机后又有了进一步的研究。除了引入信贷利差, Curdia和Ferrero (2012) 还对选用有效实际利率还是名义均衡利率构建DSGE模型进行了对比分析, 发现在完全竞争经济中选用有效实际利率可以大幅改善DSGE模型的精准度。

总而言之, 上述这些DSGE模型较金融危机前的结构有了重大改进, 预测精准度大幅提高。Cocci和Negro (2014) 对纽约联储银行的模型进行了检验, 发现其能较好地拟合2010~2013四年间的GDP和通胀数据, 其预测能力至少不逊于经济学家们的预测中值。不过这些模型仍有诸多不足之处, 比如对银行体系建模时没有充分分析金融体系的多样结构, 因此仍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中的金融体系, 此外对利率、货币和信贷等因素的传导机制和交叉作用路径仍待研究, 因为传导机制和路径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非常难以刻画。

三、总结和启示

本文回顾了DSGE模型在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和改进, 对新纳入的金融部门分析了多种真实市场摩擦和建模思路, 指出这一模型在经过改进后的预测能力有所增强。DSGE模型是否适用中国的经济结构, 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但不可忽视的是, 金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越来越显著。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经济增长的转型, 如何通过计量模型刻画金融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勇, 植入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研究新进展.经济学动态.2013.8.

[2]Andrés, Arce, Banking Competition, Housing Prices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The Economic Journal.2012.

[3]Brzezina, Makarski, Credit Crunch in a Small Open Economy.Working paper.National Bank of Poland.2010.

[4]Davis, Huang, Credit Risks and Monetary Policy Trade-Offs.Working pape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2013.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大学 篇9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贸易战中, 中国又一次成为“枪靶”。商务部近日表示, 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2009年前三季度, 有19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 涉案总额102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29%和125%。其中, 美国数量最多, 涉案总额达58.4亿美元。“中国制造”已然成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国。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产品屡屡遭受其他国家的贸易制裁呢?笔者认为, 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我国目前的出口贸易产品结构主要是最终消费品, 产品是直接卖给终端消费者, 因此进口国就会直接感受到中国产品的竞争。如果出口的不是最终产品, 而是中间产品, 市场对此就不会太敏感。

二是我国出口导向的国民经济发展模式所致。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里, 出口及其所带动的行业已经成为推动GDP的主要力量之一。尤其是近十年来, 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5%, 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为2.6个百分点。

三是中国近年来贸易依存度的上升速度明显过快。外贸依存度在1978年还不到10%, 而从2000年起, 从40%提高到2007年的70%, 这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

目前, 国际常用的贸易保护手段主要有四种——反倾销、反补贴、特保、技术贸易壁垒, 而我们对这四种手段都很难对付。

首先, 由于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多年来始终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一旦发生反倾销调查, 中国企业的成本和价格参数必须取第三方指标作为参考, 而无论哪个国家的生产成本都比中国高, 即使是印度, 其综合物流成本、产业配套成本等也明显高于中国。

其次, 对于反补贴, 欧美会利用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切数据 (包括银行利率水平以及对国有企业采取的政策等) 作为其对中国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的依据, 而对于这些因素企业无法左右也难以做出应对。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制造”正逐渐失去原有的优势, 人民币汇率升值、原油及各类原材料价格飙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等外部因素, 都在压缩“中国制造”的生存空间。最近我国商务部联合几大行业共同在欧美国家投放了一则宣传“中国制造”的广告片, 其目的就是要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和品牌价值, 这个时候增加在海外市场的宣传, 提升外国人对中国制造产品的认知度, 无疑有着积极意义。但我们试想, 这样的认知度又经得起几次国内市场上的丑闻的折腾。那么“中国制造”真的没有办法了吗?笔者认为:

首先, 企业的应对办法就是利用金融市场使自己遍布全球, 融入贸易保护国中, 使得贸易保护措施“无的放矢”。具体的措施例如:利用股票股权进行全球性的并购和参股, 建立与贸易国企业共同的利益, 使得“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一旦有行业要求启用贸易保护措施, 其本国与你利益一致的企业或行业就会反对, 大幅削弱贸易保护势力的力量。二是全面参与期货市场, 以便市场能充分有效地证明产品的实际成本。由于期货市场价格公开, 全球波动性一致, 不同国家企业的成本在此一目了然, 有利于企业的反补贴、反倾销申诉。

其次, 我们要克服“中国制造”在海外遇到的信任危机。一次成功的国际宣传能为中国制造换来品牌的关注度, 然而消费者对品牌忠诚度的树立和培养更是长期型的。也许靠无数次宣传所积聚的外部形象, 仅仅通过一次“三鹿奶粉事件”就能毁坏殆尽。因此, 我们要树立“中国制造”在海外的信任, 最重要的是从质量做起, 靠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来不断提升“中国制造”的品牌价值。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大学 篇10

关键词：金融危机,结构调整,产业升级

自2008年第四季度开始, 世界经济险象环生, 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 实体经济大受影响, 中国企业也未能独善其身, 主要经济指标大幅下滑。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 金融危机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而引发的竞争加剧、价格下降、效益锐减、库存增加等, 继而连锁反应是资金链绷紧、甚至断裂, 危及企业基本生存。现在, 萧瑟的冬天已过, 国内国际经济形势正在复苏, 企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穷则变, 变则通”, “吃一堑, 长一智”。危机之中, 遇到困难, 积极应对;危机之后, 企业的经营发展是否应该有所改变呢?

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是大自然永恒的生存法则, 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 企业也同样如此。面对压力, 求变则通, 通则灵, 灵则久。山东某纸业集团正是依靠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实现转型, 巩固和扩大发展优势, 走出寒冬, 迎来春天。

该纸业集团是世界造纸百强之一、中国最大的高档涂布包装纸板生产企业、全球先进的非涂布高级文化用纸生产基地。业务涉及造纸、化工、外贸、电力、科研、林纸、投资等领域, 拥有资产总额112亿元, 年浆纸产能250万吨, 员工1万余人。主要产品有高档涂布包装纸板、高级美术铜版纸、非涂布高级文化用纸三大系列150多个品种规格。该企业在金融危机的袭击下, 公司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 最困难时公司产品积压了一个月的库存, 通过不断的调整方向和自身结构, 辅之以外部抓销售、内部强管理, 走出了经济危机的漩涡, 恢复既定的轨道, 取得发展上的成功。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1) 调整原料结构, 走林纸一体化之路。造纸产业过去多以草为主, 污染严重。在国家产业政策导向改变为以木浆为主以及实施强有力的节能减排后, 原料对于造纸行业影响越来越大, 许多造纸企业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商品木浆和废纸, 原料对外依存度大成为制约和影响企业做大做强长远发展最为紧迫的因素。金融危机期间的原料价格变动严重影响企业效益的增长。公司认识到缺点和不足, 在周边地区纸浆林建设的同时, 积极谋求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 选择东南亚的内陆某国作为公司原料林和浆纸基地建设地。相比我国, 该国具有丰富的林业资源, 境内经营林地的成本低。签订土地开发合同, 育苗育林, 建设相关配套加工厂和码头, 企业迈出了国际化发展的重要一步。此外, 企业利用地域优势收购周边地区木材加工厂废弃余料, 新上化机浆和技改化学浆项目的成功投产, 大幅度提高企业自制木浆生产能力。为企业的长久发展提供稳定的原料支撑, 实施林浆纸一体化产业链条, 为进一步的升级打下坚实基础。

(2) 调整管理架构, 增强自身实力。坚持管理创新与体制创新相结合, 深化企业内部改革, 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逐步建立高效规范、充满活力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 逐步建立健全内控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 提升企业整体管理水平, 增强核心竞争力。企业组织管理架构进行了深入的优化调整, 中高层干部竞聘制度、干部述职制度、奖励技术尖子和骨干、脱产培训、现场讲解等一系列措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提高工作热情, 打造有激情、事业心、忠诚的高素质干部员工队伍。大力招聘, 加强人才储备, 奖励工作中的积极创新、鼓励员工自身学习, 加强实践能力, 加快人才强企战略步伐。面临严峻考验, 企业采取了相应的降低成本、减少开支的应对措施:封存部分公车, 其余由总公司统一调配;管理层薪资调整, 从上到下, 逐步降低调整幅度, 保证了公司领导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员工走出不利时期。同时树立科学发展观, 讲究经营之道, 培养企业精神, 塑造企业形象, 优化内外环境, 形成有特色的企业文化。通过部门细分和成立新部门, 机构调整细化了流程, 明确了责任。对ERP系统进行流程再造, 依靠精细科学的管理压减费用, 共享内部资源, 方便协同作业, 提高管理效率和业务精确度, 打造高效灵活的管理体系和现代企业运行模式。带动企业结构调整和管理升级, 实现优势整合。

(3) 发展模式转型,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现代化的造纸工业是典型的低碳、循环经济的绿色产业。随着行业环保事件不断, 国家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该纸业集团新上制浆项目投产, 自制浆产能扩张, 淘汰麦草制浆, 实现原料结构的变革。随着国际化发展架构的搭建, 林浆纸一体化的产业链条完善, 企业拓展了发展空间, 提高了国际竞争力。调整结构, 使企业产业、产品、组织结构优化, 企业升级。同时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 发挥专业化运作, 加大节能减排、技术研发等项目的产出, 持续发展企业。加大对新产品的研发力度, 与中国制浆造纸工业研究所、华南理工大学等一批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构筑校企产学研合作平台, 进行人才培养和技术合作, 吸引高新技术成果和高层次人才, 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通过科技创新, 拥有了一系列专利, 研发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新技术, 保持企业持久的竞争力。消化吸收引进的先进技术, 利用国家实施适度宽松信贷政策和增值税转型的有利机遇, 实施技术改造老设备和新项目建设, 跟进行业前沿, 升级产业。多渠道融资, 优化财务结构, 扩大资金流动性, 调节资产负债结构, 保持轻装上阵。推进企业管理信息化, 降低成本, 拓展盈利空间。改变传统造纸发展模式, 切合公司发展模式, 以技术进步提升企业效益, 调整原料和产品结构, 推进产业升级和节能减排, 淘汰落后产能, 打造资本技术集约型、绿色生态、质量安全、循环经济的新型发展之路。

(4) 调整产品结构, 把握市场动向。优化配置及经营整合, 实现产业资本增值最大化, 追求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利用金融危机时造纸设备成本与市场价格较低, 新上了大纸机项目, 大大节约了投资成本, 实现了性价比最优化。新上项目均采用世界一流设备, 先进的机台保证生产出质量过硬、规格高端的市场畅销产品;对小机台不断改革工艺和技术创新, 采用新材料、新工艺, 顺应形势优化产品, 大力开发各种特种纸, 成功转型闯出一片新天地;投产无菌液体包装纸, 填补空白, 助推品牌扩张。高、精、尖的产品提升品牌形象, 保证有利竞争位置。企业把握市场脉搏, 生产客户所需, 研发畅销产品, 深究市场空白点和客户需求点, 延续高端路线, 以高档产品占领市场, 丰富产品品种, 调整产品结构, 实现产品升级换代, 差异化竞争, 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销售布局也紧随市场形势做出调整, 扬长避短, 优化资源配置。产品结构调整以市场需要为导向, 以节约成本为基础。生产需求多、利润大、成本低的产品, 同时开发市场前景较好的品种, 提高产品附加值, 增强竞争力, 完善产品系列。定期召开产销协调会、生产协调会, 生产和销售部门有效地沟通, 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优化产品结构, 保证销售通畅, 降低库存水平。

随着国内节能减排力度加强, 各地陆续关停小造纸企业, 为市场供应腾出了空间;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 中国的造纸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步入了资本、技术、规模、品牌等全面竞争阶段, 行业的发展必将升级。该企业把握住国家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和工业调整振兴带来的机遇, 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变危机为契机, 调整结构, 转变方式, 节能减排, 顺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取得较好的效益。

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日渐远去, 伴随着挑战的是机遇, 企业下一步如何发展, 如何走出经营的谷底, 是需要我们大家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而精心思考的。所谓的“危机”只是暂时的困境, 危难之中还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的。危机也是转机, 挑战面前有机遇。一轮新的洗牌之后, 是市场的重新划分, 是各种资源的再分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冲击, 实质上是对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依靠物质投入、外延扩张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已刻不容缓。通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 暴露了我们企业发展的不足之处, 我们应充分汲取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 走出企业的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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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易明等著.资源约束与产业结构演进.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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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树言, 欧新黔著.推动中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与优化升级探索.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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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皓.金融危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9.

也谈美国金融危机 篇11

第一， 我们必须注意到美国政府当前的救市方案，完全不同于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向危机国建议的方案。当时，美国政府建议，危机国应该实施紧缩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恢复国际投资者的信心。然而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包括降息与注资；同时动用财政资金刺激居民消费，为困难金融机构注资。我们发现，在危机时刻，美国政府的实用主义战胜了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这也说明，在新兴市场国家遭遇危机之时，我们应对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出的药方保持警惕。

第二， 次贷危机到底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多么严重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全球国际收支的角度来解读。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向美国输出实体商品，以OPEC与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资源类国家向美国输出资源，而美国通过向其他国家输出金融产品，获得实体商品与资源的注入。这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模式的国际收支失衡是不可能维系的。随着美国对外负债的累积，债权国总有一天会对美元失去信心，美元最终将会贬值，美国金融市场长期利率上升，迫使美国消费者改变借债消费的模式。然而，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想到，危机并没有以美元贬值的形式爆发出来，而是以美国金融产品出现问题的形式爆发出来。次贷危机的爆发意味着过去二十年来的国际收支模式不得不调整。调整无非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方案是美国减少金融产品输出，东亚国家和资源类国家减少商品与资源输出。这必然会对中国的对外出口产生严重的负面冲击；第二种方案是危机在全球各国政府的联合干预下尽快结束，国际收支体系恢复到之前的模式。然而，第二种方案依然不能解决国际收支失衡，以及美国不断累计对外负债的问题，这种模式最终仍然需要调整。

第三， 次贷危机到底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启示？

首先，次贷危机的爆发给中国提供了进行结构性调整的外部压力，但我们能否把握住目前进行结构性调整的机会尚不确定。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高达一点八万亿美元，其中超过一万亿为美元资产。过去我们认为持有美元资产的最大风险在于美元贬值。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我们突然发现，美元资产本身的信用等级和市场价值也可能出问题。例如，“两房”危机的爆发就使得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与机构债都面临市场价值缩水的风险。但问题在于，外汇储备规模如此庞大，实际上外管局除了美元资产之外，也没有其他资产好买。目前欧元资产太贵、日元资产收益率太低，其他币种资产或者规模太小、或者缺乏流动性。换句话说，我们已经陷入了外汇储备过多的困境。要改变这一点，关键在于调整我们出口导向的外资外贸政策。但是结构性调整由于触及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注定会遭遇很大阻力。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我们面临外需下降的不利环境，这种国际环境迫使我们不得不加速出口行业的结构性调整。出口行业面临的困境，恰好是实施产业升级与兼并收购的机会。然而，如果中央政府过于重视出口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重要性，而出台大量优惠性政策刺激出口增长的话，很可能我们又错过了一次宝贵的结构性调整机会。

其次，我们不能因为次贷危机的爆发而否认金融创新与金融全球化的合理性。例如，证券化在次贷危机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我们不能因为次贷危机的爆发就叫停中国的证券化试点改革。证券化对于中国银行业而言是一种至关重要的金融创新，有助于增强资产流动性、提高资产收益率等。

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大学 篇12

特殊目的实体 (SPE) 是法律上的独立实体, 组织形式有公司制、信托制和有限合伙制。SPE自有资金不多, 主要依靠大规模融资;融资方式是发行债务性或权益性证券。

SPE合并是企业合并会计准则方面的难题。21世纪初, 安然公司精心设计SPE的手法堪称史上一绝。安然事件引起了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 (FASB) 对SPE合并会计规则的高度重视, 美国花大力气制定了FAS140的第46号解释 (FIN46) , 专门规范SPE合并。本次金融危机, 证券化高度繁荣的华尔街对SPE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 比起安然公司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 SPE在MBS、CDO等金融衍生品中的应用。

MBS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不动产抵押贷款支持证券) 是标准的资产证券化, 标的资产是次贷债权。发起人银行将搜集到的次贷债权打包, 销售给由其发起设立的SPE, 由SPE以受让的次贷债权为标的, 向投资者发行MBS。

为什么MBS形成中要有SPE呢?因为SPE有破产隔离效果, 对MBS的信用增级意义非常。破产隔离是指, 金融资产已真实销售给独立于原拥有人 (发起人银行) 的SPE, 不再属于原拥有人;即使原拥有人破产, 原拥有人的债权人也无权触及转让给SPE的金融资产, 无权要求将其变现来获得赔偿。正因为SPE的破产隔离机制, 使SPE的“受益人权利”持有者 (指债权或所有者权益持有者, 这里是MBS投资者) 获得保护, 因而增强了其发行证券的信用。

CDO的证券化性质与MBS不同, 它是特殊目的实体 (SPE) 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发起的金融机构将金融资产组 (债权群组) 转移给SPE, SPE向投资者发行股票或债券 (即CDO) , 以受让金融资产组的收益来向投资者还本付息。金融资产组的管理可以由金融机构来完成, SPE向其支付管理费。SPE在CDO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也是破产隔离, 帮助发行的CDO增加信用评级。

2. SPE的新变形体——IV在多重证券化中的应用。

SIV (结构化投资工具) 是SPE在本次金融危机中的一种新变形体。它出现在多重证券化, 比如CDO的平方、CDO的多次方这样的高风险衍生品的形成中。被运用的原因, 主要还是SPE破产隔离机制。

3. SPE合并会计规则的重要性。

SPE在经营活动上并不是自主的。SPE的活动仅限于成立时法律文件中约定的范围,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决策也根据协议或章程由实体自动做出, 股东或合伙人不具有实质性的决策能力。从此种意义上讲, SPE像是提线木偶或预先输入好任务程序的执行工具。

从SPE的运用中不难看出, SPE持有的是不同风险程度的金融资产, 是风险的载体。如果SPE不被其实际控制人纳入合并报表, 那么SPE实际控制人的风险就不能如实反映。如果SPE实际控制人精心设计了众多不被合并的SPE, 那么实际控制人是否可以成为又一个安然公司?所以资本市场必须要有高质量的SPE合并规则, 有效地识别出SPE这个“提线木偶”到底为谁控制, 应该为谁纳入合并报表。只有这样才能在金融创新高度发展、强调风险管理的后危机时代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二、美国SPE合并规则的理论体系及其变化

2001年安然、世通等企业会计丑闻引出了美国第一个关于SPE合并的系统指南——2003年1月颁布的FAS140第46号解释 (FIN46) 。2003年底, FASB颁布FIN46 (R) , 替代了FIN46。此后, FIN46 (R) 一直作为美国SPE合并指南, 直至2009年6月将之修订为FAS167。

FIN46和FIN46 (R) 在“可变利益”和“可变利益实体”两个重要基础概念上, 建立了由可变利益实体评估和首要受益人测试两部分组成的SPE合并判定体系。金融危机后, FAS167改进了VIE评估和首要受益人测试程序, 使更多实体被评估为VIE并被合并。尤其在首要受益人测试部分, 提出了一套与时俱进、更加抓住实质的判定逻辑。

1. 可变利益和可变利益实体。

FAS167沿用了FIN46 (R) 对可变利益的定义:可变利益是指合同性的所有权或其他在实体上的金钱方面的利益, 它随着实体除可变利益之外的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而变动。除可变利益之外的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预计变动又被称为预计损失和预计剩余收益。

对于可变利益的论述, FIN46 (R) 已经就债务工具、权益投资、受益人权益、担保、选择权协议及类似义务、期货合同、其他衍生工具、经营租赁和付给决策者的费用能否被认定为可变利益作了较详细的规定。FAS167主要修改了公平交易下付给决策者和服务提供商的费用能否被认定为可变利益的规定。原规定为:决策者收取费用的合同权利应被视为吸收变动 (而非创造变动) 的可变利益。但当4个条件同时满足时, 费用不被视为可变利益。前两个条件是指公平交易。

不公平交易的特征包括: (1) 服务合同包含公平交易下的相似合同惯例上不会包含的条款、条件或数额; (2) 预期费用总额与VIE预期经济表现总值重大相关; (3) 费用的预计总变动与VIE除可变利益之外的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预计总变动重大相关。第三个条件是除费用之外, 决策者及其关联方不持有其他利益, 能单独或共同吸收预计损失的重要部分或接受预计剩余利益的重要部分。第四个条件是关于“踢出权”的:决策者受到实质上的踢出权的制约。实质上的踢出权有以下两个特征: (1) 决策者可以被除决策者及其关联方以外的持有可表决利益的其他方以绝大多数选票的方式解雇; (2) 踢出权持有方能自由行使该权力, 而不存在重大障碍。FAS167删除了第四条关于“踢出权”的条件, 保留前三条, 将不公平特征 (1) 和 (2) 的反面作为规定, 并新加一条“预期费用预计只能吸收与实体预期经济表现相关的变动中不重大的部分”, 形成新的需要同时满足的六个条件。

关于可变利益实体的定义, 从最初提出至FAS167发布, 准则一直都只是给予了这样一个表述:对于一个非VIE实体 (有时又称选票利益实体) , 它所有的资产、负债和其他合同都被视为创造变动, 而它的权益投资被视为足够能吸收和接受变动。相反, 对VIE, 它一部分的资产、负债和其他合同创造变动, 而另一部分资产、负债和其他合同 (以及风险权益投资) 吸收或接受变动。要清楚资产、负债和其他合同是否为创造或吸收和接受变动, 通常需要将它们与整个实体的设计联系起来。

2. 可变利益实体评估。

当报告企业首次涉及一个符合FAS141中“企业”概念的实体, 且该实体存在下列四种情况之一时, FIN46 (R) 规定报告企业必须评估实体是否为VIE: (1) 报告企业或其关联方曾参与该实体的重大设计或重构, 该实体是报告企业与独立第三方共同控制下的联合投资除外; (2) 该实体的设计使得它所有活动都实质上在涉及或代表报告企业或其关联方的利益; (3) 基于利益的公允价值考虑, 实体超过一半的权益、次顺级债务和其他形式次顺级财务支持的总值是由报告企业和其关联方提供; (4) 实体的活动主要涉及证券化、其他形式的资产抵押融资或面向单个承租人的租赁安排。FAS167没有修订这部分规定, 说明上述四点有效地概括了潜在需要被合并的SPE的特征。

FAS167规定, 若需要被评估的实体满足下列三种情况之一, 则它是VIE。其一, 如果没有额外的财务支持, 风险权益投资不足以满足实体的活动。其二,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风险权益投资人缺少下列任意一项特征: (1) 主导对实体经济表现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活动的权力 (通过表决权或其他权力实现) ; (2) 承担实体预计损失的义务; (3) 收取实体预计剩余利益的权利。其三, 如果投资人所持有的表决权与其承担预计损失的义务或收取预计剩余利益的权利或两者都不相称, 或如果实质上实体的所有活动都涉及或代表一个仅持有实体少数表决权的投资人的利益时, 实体投资人被视为缺乏第二种情况中的“主导权”特征。“主导对实体经济表现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活动的权力”是FAS167新提出的概念, 原FIN46 (R) 中用的概念是“决策对实体成功有重要影响的活动的能力”。新概念中一个“最”字更抓住重点, 由“决策权”改为“主导权”也更贴合实际。“主导权”概念在FAS167的首要受益人测试部分作用重大并且有详细的阐述。

此外, FAS167在论述“主导权”特征时增加了一段判断踢出权或参与权的存在是否对主导权产生影响的说明内容:风险权益投资人持有的踢出权或参与权并不能阻止其他利益方拥有主导权, 除非踢出权或参与权可由单个风险权益投资人 (包括其关联方和事实上的代理人) 单方面行使;反之, 其他利益方对风险权益投资人亦如此。决策人也不能阻止权益持有人拥有主导权, 除非付给决策人的费用符合“可变利益”概念。关于增加的这段内容, Lisa认为将导致更多的实体被纳入VIE范畴。

总体看来, 新准则将使得更多的实体被纳入VIE的范畴, 其主要归因于五方面: (1) 原FAS140有合格特殊目的实体 (QSPE) 免于合并的特权, 2009年FAS166废除了这一特权, 原QSPE实体需重新接受VIE评估; (2) 原FIN46 (R) 下, 困难债务重订被豁免, 不用进行VIE评估, 现FAS167取消这一豁免; (3) “主导权”论述中新增的判断踢出权或参与权的存在是否对主导权产生影响的规定; (4) 上述新增加的一条报告企业需要重新对实体进行VIE评估的特殊事项; (5) 持续评估的新要求。

3. 首要受益人测试。

FAS167围绕“主导对VIE经济表现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活动的权力”概念确立了新的首要受益人测试程序。FAS167认为:一个持有VIE可变利益的报告企业必须评估它是否拥有对VIE的“控制性财务利益”, 如果有, 则它就是VIE的首要受益人 (primary beneficiary) 。“控制性财务利益”有两个特征: (1) 主导对VIE经济表现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的权力; (2) 吸收VIE潜在重要损失的义务或接受VIE潜在重要收益的权利。FAS167提出的测试程序见图1。

Lisa总结的公式很好地描述了FAS167新的合并模型:可变利益+主导权+义务或权利=合并。关于首要受益人测试, FAS167新增了下述三方面的说明:

(1) 关于踢出权、参与权、保护权和涉及VIE的设计:只要没有一方 (包括其关联方和实质上的代理人) 能单方面行使踢出权或参与权, 主导权就不被视为受踢出权或参与权存在的影响。能单方面行使踢出权或参与权的一方, 就可能拥有主导权。保护权的存在不影响主导权。报告企业重大涉及VIE的设计并不等于拥有主导权, 但可能意味着企业有机会和动机去建立能使其拥有主导权的安排。比如, 如果发起人有明示或暗示的义务去保证实体按照设计要求运营, 那它可能建立能使自己拥有主导权的设计安排。因此, FAS167规定在判定报告企业是否有主导权时, 要注意报告企业是否有隐含的要保证实体按照设计运营的财务责任。

(2) 关于多方主导:首要受益人只有一个;如果两方或多方共同拥有主导对VIE经济表现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活动的权力, 则认为权力被分享, 没有首要受益人, VIE不需被任何一方合并;如果权力没有被分享, 但对VIE经济表现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活动被多方主导, 且每方主导的活动性质是相同的, 则主导绝大多数活动的一方被认定为首要受益人;如果权力没有被分享, 但对VIE经济表现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活动被多方主导, 且每方主导的活动性质是不同的, 则能主导最核心活动的一方被认定为首要受益人。

(3) 关于经济利益:FAS167强调要注意报告企业在VIE中的总体经济利益。虽然经济利益并不是首要受益人判定的决定性因素, 但它能指示报告企业事实上拥有的主导权, 尤其是当报告企业在VIE中的经济利益远远大于其主导权时。

原FIN46 (R) 的首要受益人测试围绕的是“承担或享有VIE大多数预计损失或预计剩余利益”的概念。程序如图2。

三、美国SPE合并新准则的主要特征

美国SPE合并新准则作为金融危机后全球最前沿的SPE合并规则, 新准则的如下几个显著特征对各国改进相关规定有重要借鉴作用。

1. 要求严格。

2000年颁布的第140号财务会计准则公告 (FAS140) 《金融资产转让与服务以及债务解除》因为FASB考虑到当时证券化实务中 (证券化商业不动产贷款、信用卡贷款、商业贷款等的转移资产过程中) 有一类性质“被动”的SPE (“被动”指实体资产不能被发起人主动管理) , 所以将SPE划分为合格特殊目的实体 (QSPE) 和不合格特殊目的实体 (NSPE) 两类, 并规定任何情况下QSPE免于合并。2003年颁布的FIN46和FIN46 (R) 针对的范围是除QSPE之外的SPE。因此很多企业将其设立的实体转换为QSPE, 从而绕过合并规范, 逃离表外。

QSPE对于美国证券化的繁荣是重要的。Jack, Barbara和Nicholos以美国前十大商业银行2008年的报表为基础, 建立了一个样本银行报表, 模拟银行利用QSPE完成CMO (collateralized mortgage obligations) 证券化的交易后, 对比银行不合并与合并QSPE的两张报表, 用案例说明了QSPE帮助银行转移风险到表外的重要作用, 尤其是在改善报表上资产充足率和风险资产权重两指标的方面。他们指出, 随着循环证券化的进行, 合并与不合并QSPE的报表差异将更加显著。Bruce Pounder指出, 准则在这方面导致了监管者和报表使用者不把QSPE放在心上。当QSPE所持有的贷款资产变坏的时候, 监管者、投资人和持有QSPE所属金融机构所发行证券的债权人几乎没有任何机会发现这一事实, 直到一切都已太迟。

为了不阻碍证券化实务的发展, FAS140提出了QSPE免于合并的特权, 但为了防止QSPE被滥用, FASB从2003年开始一直致力于明确QSPE的特征, 包括对QSPE允许从事的活动做出限制及进一步明确QSPE的概念和判断标准。但始终由于证券化中SPE创新很快, 容易超离规定, FASB发布的多次征求意见稿几经反复, 效果并不理想。

FASB对QSPE使用的权衡实质影射了对准则严格程度的把握。历经金融危机之后, 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 重树投资者信心成为毋庸置疑的第一要务, FASB也终于果断选择废除QSPE, 严格SPE合并规则。Jack等指出, 银行业在经历现代金融史上最为严重的信用失败和资产质量衰退之后, 要适应新的流动性和资产充足要求是充满挑战的;FAS167中QSPE的废除无疑加重了这一负担;但无论怎样, 财务信息透明度始终是最重要的。

2. 原则导向。

美国第一个SPE合并准则——2003年的FIN46, 将对“控制”这一关键概念的理解由“表决权模型”扩展到“风险和收益模型”, 并创造性地提出“可变利益”和“可变利益实体”的概念, 已体现了部分原则导向的特点。刘峰等认为, FIN46注重控制的实质, 可以防止企业通过组织设计或业务安排逃避准则约束, 从而全面反映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和损失。但是FIN46原则导向的倾向是有限的, 其首要受益人测试中“是否承担VIE大多数预计损失或享有VIE大多数预计剩余利益”的定量判定模型, 最终还是将其拉回规则导向的美国准则主流。而2009年FAS167删除FIN46中首要受益人测试定量的损失或剩余利益判定模型, 改之为定性的“主导权”和“义务或权利”判定模型的做法, 充分表明了原则导向的倾向。

从FIN46原则导向的初显端倪到FAS167原则导向的确定, 经历金融危机后, FASB选择原则导向足以说明原则导向准则在SPE合并问题上的优越性。金融市场发展快, 尤其金融衍生品创新涉及的证券化中的SPE合并新问题层出不穷, 原则导向的准则更能抓住实质和体现前瞻性, 无论从成本还是效果上都较规则导向更胜一筹。然而原则导向准则虽然看上去非常详细, 但实践中需要运用更多的估计和职业判断, 必须有合理的制度和监督手段确保准则的有效实施, 这也是准则制定者和监督者们需要面临的问题。

3. 国际趋同。

Thomas认为, FAS167将美国准则更进一步地拉向了与IFRS的趋同;QSPE的废除和基于控制概念的定性合并模型都与IFRS的规定更加一致。FAS167中也说到, 虽然本准则并不是与IASB联合计划的一部分, 但FASB将与IASB一起继续努力, 制定相近的SPE合并和披露要求指南。

IASB在与FASB多次联合会议商讨之后, 于2010年9月发布了新的企业合并准则草案。草案基于对“控制”概念的解释, 提出了针对所有企业包括SPE的单一合并模型, 并将取代国际会计准则第27号和解释公告第12号。IASB草案借鉴了较多美国SPE合并新准则的观点。草案将“控制”定义为: (1) 主导对被投资方回报产生重大影响活动 (即相关活动) 的权力; (2) 吸收变动回报的义务或权力; (3) 使用权力影响回报的能力。虽然草案中“主导权”的解释没有“最”字, 但草案在解决多方主导时说, 以主导对被投资方回报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活动的一方为控制方。草案在论述实质权力、踢出权、参与权、保护权等方面都提出了与美国新准则相近的观点。虽然IASB新合并准则最后的定稿不一定与草案完全相同, 但当前的草案至少给了我们以下启示, 美国SPE合并新准则正指引着国际SPE合并规则的未来发展方向。

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分歧是, FAS167主体上沿用了可变利益理论, 可是IASB草案中没有运用这一理论。作为美国SPE合并准则的基础理论, 可变利益理论自2003年提出后, 一直未遭受质疑和反对。但从IASB草案中不难看出, IASB意图基于“控制”概念建立一套对所有企业通用的合并模型, 无意像FASB一样为SPE单独构造一套模型。所以FASB为解决SPE合并问题创造性提出的可变利益理论能否被各国广泛接受和采用尚难定论。

4. 强化披露。

FAS167认为应强化披露, 比如要求首要受益人企业和非首要受益人的可变利益持有企业必须披露VIE能要求企业提供财务支持的所有合同条款, 包括明示的合同和暗示的可变利益, 及可能使企业遭受损失的事项或环境;要求非首要受益人的可变利益持有企业必须将与企业持有可变利益相关的VIE的资产、负债与企业可能承担的VIE的最大损失作表格式的对比。

FAS167在列报方面作出了两大改进。第一, 考虑到被合并的VIE的资产和负债与被合并的其他选票利益实体的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对比, 由于VIE破产隔离机制所具有的特殊性, FAS167要求首要受益人在合并报表上, 必须将VIE只能用于偿还VIE自身债务的资产和VIE债权人 (及受益人权益持有人) 无法追索到首要受益人资产部分的VIE负债与合并报表上其他资产、负债区别表示。FASB意图用这一列报要求帮助报表使用者认识被合并VIE的破产隔离机制, 即VIE资产在用途上的限制和被合并VIE的债权人在索偿方面的限制。FAS167没有要求具体的列报格式, 报告企业可以采用附加说明或在科目下分开列示等方式。第二, FAS167不允许报告企业将涉及VIE的资产、负债以净值列示, 允许报告企业将相似的多个不需合并的VIE的资产、负债以合计表示, 将多个相似的要被合并的VIE的资产、负债以合计表示。但在合计时, 不允许报告企业通过合计来遮掩重要信息或通过提供过多不重要信息来遮掩重要信息。

5. 紧跟金融市场的发展。

FAS167在准则最后附上了9个案例来演示新准则的运用, 前6个案例关于证券化中SPE, 第7个关于租赁, 后两个关于共同经营。前4个案例都是类似金融衍生品现金型CDO (cash 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 的, SPE发行各等级债券和权益, 将收到的金额投资于一个资产组。每个案例中资产组内容不同, 但SPE设计的目的都类似:为出售资产者提供低成本融资, 或为投资者提供高回报, 或为最大化前两者的差距以赚取利润, 或为发起人或经理或服务提供商赚取费用。在目的上, 由于每个案例的倾向不同, 所以最后判定的首要受益人也不同。案例5和案例6都是关于金融衍生品MBS (mortgage-backed security) 。案例5中MBS在发行时, 担保人为MBS作了一个100%的损失担保, 以此为SPE发行的MBS增强信用。由于案例中种种指示表明担保人拥有“控制性财务利益”, 所以判定担保人为首要受益人。案例6中发行的MBS按接受回报和承担损失的次序分级, 低等级由债权转移者购回持有。由于案例中种种指示表明转移者拥有“控制性财务利益”, 所以判定转移者为首要受益人。

现金型CDO和MBS是华尔街金融市场两种很常见的衍生品。准则的案例确实体现了准则制定者们对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化市场发展的关注, 对准则与时俱进的要求。然而案例仍然未能涉及合成型CDO等更加复杂的衍生品, 这也是FAS167不足之处。

四、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目前既没有SPE合并的专项准则, 也没有在已有准则中规范SPE合并。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 由于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操作而不得不建立SPE的会计处理规则, 一些国家借用了IASB的规定, 一些国家采用了美国的规定。本文认为, 我国SPE合并规则制定应斟酌以下两方面:

1. 规则制定策略的选择。

SPE合并会计规则的落实, 需要会计职业人员具备较高素质, 同时也需要相关机构有效监管, 短期内一次性出台成熟的SPE合并规则可能是我国会计环境无法实现的。正如洪艳蓉在评价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的会计环境时写道:就会计事务而言, 我国目前的会计业正处于调整、改革和逐步与国际接轨的阶段, 实务操作中还没有制定与资产证券化操作配套的会计准则, 也欠缺相应的操作经验, 而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近年来因“会计造假”的困扰, 声誉大受影响, 也正处于严格的规范调整当中。因此, 笔者建议, 规则制定不可冒进或企图在短期内追求一步到位, 应采取有计划地渐进式发展策略, 随着会计环境的改善逐步发展成熟的SPE合并规则。

2. 规则严松程度的权衡。

虽然国际趋同是大目标, 但在SPE合并规则方面, 切不可盲目套用国外准则, 对规则严格程度的权衡一定要充分顾及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实情。假如将FASB如此严格的新准则直接套用于我国SPE上, 我国刚处于发展阶段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势必遭受严重影响。此外, Daniel和Steven在检验FIN46颁布对美国商业银行的影响时发现, 关于SPE合并规则的国际差异, 可能会产生一方的套利机会和另一方的竞争劣势。在他们的研究中, FIN46使得北美银行在竞争中将一部分市场份额输给了外国银行。Daniel和Steven创新性的发现给予了我国深刻启示, 短期内不像美国那么严格的SPE合并规则可能为我国发展中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创造机会。

参考文献

[1].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课题组.次贷危机下的金融监管反思.中国经济报告, 2009;2

[2].刘锋, 何广涛.特殊目的实体合并的变革.财经论丛, 2003;6

[3].洪艳蓉.资产证券化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