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市场监管分析（共9篇）
保险市场监管分析 篇1
一、我国保险经纪市场的现状和展望
保险经纪业务是保险业务市场细分的产物, 通过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减少保险交易成本, 提高保险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保险经纪业务在国外发达国家已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历史, 拥有主体众多、制度成熟和运作规范等特点。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没有开展保险经纪业务, 直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颁布, 才对保险经纪人有了原则性的规定, 确立了保险经纪人的法律地位。但由于起步晚, 加之我国的保险市场也在起步阶段, 人们对保险经纪业务了解不够, 对其职能和作用更是知之甚少。保险经纪人在一段时间, 被保险公司认为是在抢他们的“饭碗”, 甚至将其作为争夺保险资源的竞争对手。
尽管如此, 我国保险经纪业务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保险市场的细分, 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并得到快速发展。1999年5月, 我国建立了保险经纪人考试制度。1999年12月, 一批起点高、专业化程度高的保险经纪公司进入市场, 如北京江泰、上海东大、广州长城等全国性的保险经纪公司。到2006年, 保险经纪公司已发展为303个, 从业人员5710人, 当年全国5641.44亿元的保费收入中, 来自保险经纪公司的为106.65亿元。通过保险经纪人承揽的业务比重不断上升, 一些高风险项目也开始通过保险经纪人来完成承保、分保。
展望我国保险经纪市场, 发展潜力巨大:一是国内宏观经济形式继续看好, 为保险经纪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国经济平均以9.6%的速度增长,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提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型工业化、新农村建设、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成长工程的积极推进, 特别是十七大的召开, 为保险经纪行业创造无数的业务增长点;二是风险意识普遍提高, 为保险经纪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 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风险意识、保险意识的增强, 人们开始关注人口、资源与环境矛盾, 对自然灾害、技术风险等现代风险的管理表现出积极参与、认真应对、主动寻求有效途径加以规避的态度, 因此购买商业保险的人数和金额都将大幅增长。一些大项目、大企业、大单位、大客户对风险管理精细化的需求, 为保险经纪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作为新兴行业, 我国保险经纪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 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市场定位模糊, 业务来源单一。我国保险经纪公司在成立之初, 普遍追求市场占比, 于是将经营目标定位在获取手续费的高低和保费返还的多少, 在业务来源上, 主要依托股东资源承揽业务, 市场拓展能力有限;二是专业人才缺乏, 技术支撑不够。在我国保险经纪业务从业人员中, 最缺乏的是保险、法律、工程管理、医疗等方面的综合性人才和专业人才, 使得一些技术含量高、风险大的保险经纪业务和高附加值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咨询业务无法开展;三是风险管理薄弱, 专业化服务质量不高。我国大多数经纪公司几乎没有设立自己的风险管理和保险方案, 对自己经纪的保险品种的风险识别不够, 导致在市场拓展中难以介入新的保险业务品种, 极大地削弱了竞争力;四是诚信问题不可忽视。在保险经纪活动中, 联合欺诈、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等失信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 一些保险经纪公司丧失最基本的诚信道德, 造假弄假, 骗取客户的信任, 在保险经纪人专业素质不高的情况下为投保人安排保险, 一旦发生保险事故, 就推诿责任, 不同程度地损害了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经纪行业诚信缺失的危害严重, 扰乱了保险经纪市场的正常秩序, 严重地阻碍了整个保险经纪市场的健康发展, 给保险经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我国保险经纪市场还面临和国际标准接轨的挑战。根据入世承诺, 从2006年12月11日起, 外资可以在我国设立独资保险经纪公司, 从此, 中外保险经纪机构将同台竞技。一些发达国家的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具有历史悠久、制度成熟、运作规范、竞争有序等特点, 而且形成了一套国际通用的行业标准。目前, 在上海等地已有外资保险经纪公司介入中国市场, 这些公司以其雄厚的资金势力和过硬的技术势力, 对我国国内的保险经纪公司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三、加强我国保险经纪市场监管的建议
《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发挥保险中介机构在承保理赔、风险管理和产品开发方面的积极作用, 提供更加专业和便捷的保险服务”。在未来, 我国保险经纪市场的发展中, 监管部门要围绕“市场化”的原则, 采取监督和引导并举的方式, 促使保险经纪公司按照市场化运作, 制定理性的保险经纪公司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 满足保险经纪市场深层次需求, 同时要监督保险经纪市场规范运作、依法经营。
(一) 加强制度建设, 保证保险经纪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目前, 规范我国保险经纪市场的法规主要是2004年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保险经纪机构管理规定》 ([2004]第15号) , 对保险经纪机构的设立、变更, 高管人员的资格和经营原则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 近年来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和保险产品的创新, 保险经纪公司也推出了新产品和新的经营模式, 对于如何规范这些新业务, 引导保险经纪市场健康持续发展, 还需不断出台一些新的政策法规加以引导和规范。
(二) 鼓励保险经纪公司参与市场竞争, 制定合适的经营战略
通过保险经纪公司的市场准入制度和退出机制引导我国保险经纪市场按照市场化运作, 牢固树立市场观念。在公司发展中, 制定理性的保险经纪公司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 以更好地满足保险客户, 做大经纪市场, 满足保险经纪市场深层次需求, 在自身发展的同时, 回报社会和股东。理想状态是使保险经纪公司在保险业务中扮演专家的角色, 成为保险市场上的风险管理专家、保险采购专家、专业索赔代理和投资理财顾问。在操作层面, 促使保险经纪公司能够运用科学的国际通行的招投标方式和独有的采购范式, 建立资格招标和竞争性询价相结合的方式, 促进各保险公司之间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格局, 以确保客户得到最完善的保险条件和最合理的保费价格。
(三) 鼓励保险经纪公司产品创新, 提供专业化服务
保险经纪公司的价值在于深化保险市场分工和产品创新, 通过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 减少保险交易成本, 提供保险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 保险经纪公司要发挥贴近客户、贴近市场的特点, 主动参与保险产品的创新和营销渠道的创新, 与保险公司通力合作, 实施优惠互补、资源互动, 逐渐建立起一个结构合理、功能互补、诚实信用、品质优良的专业化保险经纪市场。如, 江泰经纪公司探索通过政府、农牧企业及农户三方共同出资的方式建立农业互助保险基金, 联合经纪公司提出一整套与大学生就业贷款保证保险配套的就学贷款解决方案。航联经纪公司根据外籍飞行员对飞行执照丧失提出补偿要求的风险, 开发出“飞行员执照丧失保险”产品。据悉, 保监会将尝试建立多种渠道的保险产品备案制度, 允许经纪公司独立报备自行设计的保险产品, 这不仅将打破以往只有保险公司才能设计保险产品的惯例, 而且将为保险经纪服务打开一条“研究客户需求—生产保险产品—销售经纪服务—创新产品特点”的绿色通道。
(四) 促进保险行业诚信建设
在保险经纪业务中, 保险经纪人直接掌握投保人的经营, 对其风险有较清楚的认识, 如果不如实转述, 会增加保险人的承保风险;另一方面, 保险经纪人如果不认真解释保险条款, 或不认真为投保人选择费用最低、保障最全面、最合适的保障计划, 而是追求自身的佣金, 就会损害投保人的利益。因此诚实信用的执业行为对保险经纪人来说尤为重要。因此要努力从三个方面促进保险经纪行业的诚信建设:一是对招聘员工进行背景调查, 对有不良行为的人员要坚决排除;二是加强职业道德的培训教育活动, 培养员工高度的敬业精神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商业原则;三是建立惩戒机制, 对不诚信行为要严肃查处, 责令限期改正, 并予以一定的经济处罚。
(五) 加大对保险经纪市场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
由于我国的保险经纪市场起步晚, 加之我国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政策环境以及保险市都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 保险经纪市场上的不规范行为屡禁不止, 严重影响保险企业的形象。今后, 监管部门要加大对保险经纪公司遵守法律、法规情况的检查力度, 加强对保险经纪公司业务状况、财务状况、资金运用状况的现场检查, 对危害保险体系稳定的误导、欺诈和恶性竞争行为严格查处, 促进保险经纪市场健康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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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市场监管分析 篇2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全省保险业情况通报会、全国保险监管和寿险监管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09年我省人身保险工作，分析存在的突出问题，明确2010年工作重点和监管要求。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2009年人身保险工作基本情况
2009年，我省人身保险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防风险、调结构、稳增长”的总体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一）人身保险市场平稳运行。2009年全省实现人身险保费收入221.65亿元（含产险公司健康险和意外险保费收入1.19亿元），同比增长9.06%，规模保费在全国排名第15位，增速与全国水平基本持平。其中，寿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207.44亿元，同比增长8.68%；意外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3.92亿元，同比增长12.47%;健康险业务实现保费收入10.29亿元，同比增长15.75%。截至2009年底，全省共有人身险公司分支机构1427家，其中省级分公司14家，中心支公司（含地市级分公司）116家，支公司193家，营业部5家，营销服务部1099家。寿险营销员8.96万人。
（二）寿险结构调整初见成效。一是标准保费增长较快。标准保费同比增长26.03%，高出规模保费增速16.97个百分点，其中10年期及以上业务在标准保费中占51.99%，同比增长36.35%。二是新单期交业务增长较快。新单期交保费收入40.20亿元，同比增长49.71%，新单期交率为27.39%，同比提高了8.7个百分点。银保业务转型力度加大，银保新单期交保费12.07亿元，同比增长388.66%，期交率为11.22%，同比提高8.69个百分点。三是个人代理渠道和银邮代理渠道发展更加均衡。寿险公司个人代理实现保费收入100.85亿元，银邮代理实现保费收入110.98亿元，在总保费中占比分别为45.74%、50.34%，增速分别为14.62%、12.69%。四是部分寿险公司期交率较高。太平洋人寿、新华人寿和平安人寿三家公司新单期交率分别达到49.94%、46.85%和45.98%，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
（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逐步提高。一是保险保障功能进一步发挥。2009年，全省人身险业务赔付支出59.04亿元；各人身险公司累计承保6441.4万人次，承担风险保额4.08万亿元，积累各类准备金615.19亿元。特别是中国人寿鸡西分公司为鸡西“7·22”重大矿难及时理赔260万元，得到当地党政和社会各界的肯定。二是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稳步推进。作为首批试点省份，已有6家保险公司获得试点资格。2009年，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实现保费收入1132.87万元，同比增长271.43%；承保39.8万人次，同比增长74.54%；全省有923个行政村实现了整村参保，覆盖面大幅提高，同比增长287.82%。三是保险业受托经办医疗保障管理服务取得突破。中国人寿东宁支公司承办8.6万人参加的东宁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规模830万元，为保险业参与医改积累了有益经验。四是企业年金业务持续发展。2009年，中国人寿、平安养老、太平养老、泰康人寿4家公司受托管理资产11.22亿元，投资管理资产7.62亿元，保险业在企业年金市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四）人身保险监管工作明显加强。
防范风险工作有效开展。一是扎实推进收付费管理工作，防范资金管理风险。贯彻落实保监会2008年97号文件精神，召开专题会议通报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明确监管要求；建立了收付费管理工作信息报告制度，持续跟踪各寿险公司收付费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收付费专项检查，对执行不力和存在问题较多的公司，分别采取了相应的监管措施。2009年12月，全省寿险公司个险业务保费转账率约为86%，较收付费制度改革前提高了28个百分点；退保金和保险金的转账率分别达到97.36%和96.42%。二是密切监控退保风险，维护人身保险市场稳定。建立了退保周报和退保问题月度分析制度，掌握退保的总体情况和各种异常变动；实行专管员制度，对重点公司、重点业务加强监测；对个别寿险公司投连险退保率偏高问题及时预警，避免非正常退保事件发生。三是防范销售误导风险，保护消费者利益。推进投保提示制度，对哈尔滨市各寿险公司执行《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情况进行调查摸底，发现部分公司并未执行有关风险提示语句抄录的规定，采取相应措施要求公司严格执行；妥善处理销售误导投诉案件，化解了销售误导风险。四是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维护行业形象。鹤岗“11.21”矿难事故发生后，保监局迅速反应，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导理赔工作，开辟理赔绿色通道，加快理赔速度，指导保险业及时赔付50.97万元，省长栗战书亲笔批示：“工作及时，为稳定做出贡献，也为遇难矿工家属送去了温暖。谢谢！”
整顿规范人身险市场秩序。一是对21家人身险分支机构开展了银保业务、数据真实性、意外险业务和收付费现场检查，对各公司存在的虚列费用、财务和业务数据不真实、财务管控乏力、不严格执行监管规定、仍以撕票方式经营短意险业务等问题分别采取了相应的监管措施。二是积极与银监局、商业银行沟通协调，推动省行业协会组织签订《黑龙江省银行、邮政代理保险业务自律公约》（2010版），召开了规范发展银保业务工作会议，明确了规范发展银保业务的措施和要求，并安排专人负责组织各寿险公司与各大商业银行就签订2010年银邮代理业务协议问题进行磋商，为2010年规范银保市场秩序奠定了基础。
继续推进分类监管。一是对开业满三年的6家寿险公司进行了风险评估，对风险等级高的公司实施了严格监管，提高了现场检查频率。二是启用寿险业务风险监测系统，按月监测寿险公司业务风险，全面掌握各公司业务风险情况，适时进行风险提示,做到对风险“早发现、早处理、早化解”。三是制定并下发《黑龙江人身保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估实施规范》，对内部控制评估的实施方式、评估结果的报送、评估档案的管理提出明确要求，严禁内控评估工作走过场，使各寿险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估工作落到实处。
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多次向省委、省政府建言献策，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宣导保险的优势和作用，积极争取政府支持保险业的发展，重点做了两项工作：一是指导行业协会与地税部门积极沟通协调，解决了哈尔滨市道里地方税务局要求寿险公司补缴近千万元防洪保安费难题。二是加强与省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联系，组织召开省医改办代表出席的贯彻落实医改意见座谈会；汇报黑龙江省保险业深入贯彻落实医改意见的有关情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建议政府对商业保险公司经办基本医疗保险业务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
二、人身保险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结构调整须进一步深化。2009年各寿险公司结构调整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业务结构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新公司。一是部分公司对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没有形成“在调整中发展、在发展中优化、在优化中提升”的发展理念。二是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业务占比较低。2009年人身险公司意外险、健康险和普通寿险实现保费收入45.07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20.44%，同比下降1.5个百分点，其中普通寿险新单保费收入2.27亿元，同比下降50.49％。三是过度依赖银保渠道和单一产品，短期内抢占市场，存在大起大落风险。一些新成立的寿险公司表现尤为明显。
（二）数据不真实问题比较突出。一是以各种名义虚列支出、虚增费用套取资金，如虚列会议费、差旅费、公杂费、电子设备运转费、车船使用费等，个别寿险公司甚至利用虚假发票、作废发票报销费用，形成小金库和账外账，涉嫌商业贿赂和职务侵占。二是有的寿险公司为完成省公司或总公司下达的保费任务，虚构被保险人或长险短做、协议承保、承诺固定收益，甚至经总公司同意，贴费开展虚假业务。三是个别寿险公司为了完成总公司下达的分渠道保费任务，随意调整各渠道保费收入，将银邮渠道实现的保费收入分别划归不同渠道，严重影响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三）恶性竞争问题比较严重。各保险公司为了争夺业务、抢占市场份额，以各种手段进行恶性竞争，突出反映在银保业务上。从支付方式看，有的直接以现金的方式给银行柜员支付账外手续费，还有的采用给银行员工报销各种费用、组织银行相关人员外出旅游、奖励培训名额等方式变相支付手续费之外的其他利益。从资金的来源看，有的挪用其他销售渠道费用，有的通过虚列费用、坐扣保费、撕单埋单等违规方式套取费用，用来补贴银保渠道高额的手续费支出。这部分银行大账之外的手续费是各保险公司竞争最为激烈的部分，也是销售误导、弄虚作假、商业贿赂等诸多问题的根源。各保险公司围绕手续费展开的恶性竞争，其根本原因在于保险公司自身缺乏综合实力，产品和服务的同质化严重、销售渠道单一。另一方面，行业内部的合作意识亟待加强。在意外险、企业年金等其他领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恶性竞争，如个别保险公司在企业年金投标中压低管理费率，导致全行业利益受损。恶性竞争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将导致银保业务持续亏损，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增加，严重阻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四）销售误导问题屡禁不止。一是擅自印制宣传单。个别寿险公司在银行营业大厅张贴用白纸自制的宣传单，宣传单上无公司名称、无产品名称，仅用醒目字号写着“新型理财产品，保本、保息，到期11.5%的收益”。二是寿险公司驻点销售人员鱼目混珠。在银行网点营业大厅的寿险公司驻点销售人员，着装与银行职员极为相似，从不主动告知客户自己的身份，老百姓误以为是银行职员，存款稀里糊涂地变成了保险。三是银保销售时，套用存款概念，将期交产品讲成“零存整取”，片面宣传产品收益高于银行定期存款，隐瞒退保损失，客户退保时才知道“提前支取”损失很大，引起客户强烈不满。四是产品说明会缺乏有效管理。个别寿险公司雇佣专人随机拨号，用赠送礼品来引诱消费者参加产品说明会，甚至以赠送高价值礼品来诱导客户购买保险产品。
（五）机构和高管人员管理混乱。一是盲目铺设机构。大部分公司一进入市场就开始到处挖人，物色分支机构筹备人选，对市场缺乏深入调研分析，盲目设立分支机构，导致部分分支机构经营管理困难，业务发展举步维艰。二是分支机构管理不到位。有的寿险公司未建立分支机构档案，家底不清。随意迁址、撤销、擅自设立分支机构等问题依然存在，多数寿险公司对营销服务部缺乏有效管理，撤换负责人不及时报告，一人名义上兼任多个营销服务部负责人、与实际不符。三是高管人员选拔标准不高，特别是唯保费收入为基层高管人员选拔标准的状况仍没有根本性好转。有的从保险营销员直接进入高管人员队伍，缺少高管人员必备的管理经验和合规经营意识。四是擅自任命高管人员，不及时报告临时负责人任命、高管人员内部调整交流以及离职等问题较为普遍。个别寿险公司拟任高管人员甚至用虚假学历、虚假工作经历等申请任职资格。有的寿险公司频繁更换高管人员，导致短期经营行为严重，对寿险公司稳健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六）内控管理能力较弱。省级分公司对下级分支机构管控乏力，缺乏强有力的内部监督机制，内部考核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不健全，导致基层分支机构对监管规定和内部制度执行不力，违法违规经营问题屡查屡犯，甚至出现个别保险公司资金被挪用、诈骗的案件频发。以收付费制度执行情况为例，大部分寿险公司未对现金缴款人进行身份识别，各寿险公司通过银行、邮储柜面实时代收现金保费均未对缴款人进行身份识别，6家寿险公司存在部分营销员或内勤员工代收1000元以上现金保费，个别寿险公司未对POS机刷卡缴费核对银行卡账户信息，存在内勤员工和营销员代客户刷卡缴费问题。
三、2010年人身保险监管工作重点
2010年人身保险监管工作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着重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业务结构，着重规范市场秩序、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着重推进依法监管、强化制度执行力，营造健康有序发展环境。重点抓好以下八个方面工作：
（一）大力整顿规范市场秩序。2010年，保监局将加大违法违规问题查处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检查对象的确定，主要根据市场反映、信访投诉、日常监管和非现场监管等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
整顿规范银保市场秩序。规范银保市场秩序是保监会系统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2010年1月，中国保监会与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银行代理寿险业务结构调整 促进银行代理寿险业务健康发展的通知》（保监发［2010］4号），近期黑龙江保监局与银监局也要联合转发该文件，各寿险公司要严格按照4号文件要求，切实承担起对下级机构的管控责任，全面规范银保业务。一是开展银保业务专项检查，重点查处弄虚作假、账外支付手续费等问题。既要严肃查处商业贿赂行为,检查手续费支付标准和支付方式,又要通过对财务业务数据真实性的检查,切断可能产生商业贿赂的资金来源。对虚列费用套取现金暗中支付代理网点和柜面销售人员其他利益、给银行员工报销各种费用、组织银行员工旅游、挪用其他销售渠道费用补贴银保费用等问题，保监局将从重从严查处。二是对手续费支付方式进行重点监管。代理手续费要通过保险公司省级分公司对代理银行统一转账支付，具备条件的要实现保险公司总公司集中统一向代理银行总行支付，省级分公司以下的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不得向银行支付手续费。保险公司及其员工不得向代理银行及其员工支付合作协议以外的手续费及其他利益，不得现金支付手续费。三是探索建立银行代理寿险业务退出机制。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较严重、管控不力的保险公司和兼业代理机构，将从机构代理资格、业务经营等方面建立和完善市场退出机制，坚决遏制经营管理中的违法违规问题。四是加强行业自律，加大自律惩戒力度。各寿险公司应严格执行《2010年黑龙江省银行、邮政代理保险业务自律公约》的各项内容，规范开展业务。保监局十分重视行业自律工作，支持全省各地市保险行业协会在省保险行业协会统一指导下，按照《自律公约》开展自律监督检查，对违反《自律公约》的机构和人员加大惩戒力度。自律检查中如发现违法违规问题，上报保监局依法处理。
综合治理销售误导。一是开展销售误导专项检查。对不严格执行《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或执行不力、存在误导问题的寿险公司和人员进行严肃处理，加大查处力度。各地市行业协会要组织开展巡查和暗访，及时报告有关情况。二是完善和落实电话回访制度。中国保监会近日颁布了《人身保险业务基本服务规定》，各公司要按照规定要求，采取措施有效落实和完善电话回访制度，对回访人员资质、回访对象、回访时间、回访内容等事项要进行规范，统一回访关键环节和内容等标准。保监局将严厉打击银保业务填写客户经理电话或银行网点电话，进行“假回访”行为，严厉打击回访时避重就轻，关键内容含糊其词等“不完全回访”行为，防止电话回访走过场、走形式。三是制定《黑龙江省人身险产品说明会管理办法》，规范管理产品说明会。针对目前产品说明会已逐渐成为人身保险产品销售的重要形式，对人身保险产品说明会的组织管理明确相关要求，严禁保险营销员自行组织产品说明会，不得采取欺骗方式组织客户参加产品说明会，更不得以赠送高价值礼品的方式或其他方式诱导客户购买保险产品。对于违反规定举办产品说明会的保险机构及其人员，将依法采取监管措施，并追究其上级公司及相关人员的管理责任。四是加大误导的信息披露力度。我局将研究误导典型案件的信息披露制度，向社会公开误导问题频发、信访处理不力的寿险公司，强化社会舆论监督作用。
整顿规范意外险市场秩序。一是严格执行意外险经营标准。前期我局对意外险业务进行了现场验收，发现有的保险公司出单系统未与核心业务系统实时对接，有的出单系统与单证管理系统不能无缝对接，有的不能提供电话和互联网两种方式的保单信息查询服务等问题。各保险公司要严格按照经营标准的要求，认真整改落实，不达标的保险公司和险种不得继续开办意外险业务。二是开展意外险专项检查。为统一监管尺度，我局将采取统一部署、统一检查的方式，拟在3月-5月对产寿险公司开展意外险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极短期意外险（如乘意险、旅意险、航意险等）、学平险、激活注册式保险、定额保单等，依法严肃处理阴阳保单、撕单埋单、强制保险、捆绑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
开展内控与合规专项检查。按照保监会统一部署，对新华人寿开展内控与合规专项检查，此外，选择1-2家成立3年以上的寿险公司开展此项检查，重点检查内控的健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对重点问题进行深入的合规性检查，并将合规性检查、内控检查和风险排查处置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查找内控缺陷，排查风险隐患，严格内控监管。
（二）继续强化内控监管。一是狠抓《黑龙江省人身险公司内部控制评估实施规范》的落实，通报对各公司自我评估报告审查结果，提升各公司内控自我评估工作质量。二是挖掘现场检查中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深层次内控原因，对内控存在重大缺陷导致违法违规行为的公司，加大对管理层和上级公司的责任追究力度。三是加强合规管理。各省级分公司要强化合规经营意识，采取措施有效识别并积极主动防范化解合规风险，确保公司稳健运营。保监局将在内控检查中侧重内控合规管理，并对合规管理环节薄弱的寿险公司加大监管力度。四是持续推动收付费管理工作。各寿险公司要全面推进此项工作，尽可能实现个险渠道、续期业务非现金收付费，有条件的100%转账，同时要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不得瞒报、漏报营销员代收代领情况。保监局将继续开展寿险公司收付费管理工作检查，深入检查资金、单证、印章管理的关键环节，防范营销员和内勤员工代收代领中的资金挪用风险。
（三）深入推进分类监管。一是加强分类监管制度建设，依据保监会分类监管评估办法，制定《黑龙江省人身险公司分类监管实施细则》，对辖区内所有人身险公司实施分类监管。改进分类监管风险评估方法，制定风险评估小组工作制度，发挥风险评估小组对风险评估结果的评定作用，增强风险评估结果的客观性和公平性。二是综合各寿险公司业务结构调整情况、风险监测结果、偿付能力状况和分类监管风险等级，确定重点监管对象，实施差异化监管。对重点监管对象，采取延缓机构设立、建议撤换高管人员、下发监管意见书、监管谈话、提高现场检查频率等措施。三是完善专管员制度，通过专管员实地走访、约谈公司相关人员等方式持续跟踪各寿险公司的结构调整、业务经营风险和存在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对高风险寿险公司及时启动风险排查和现场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
（四）严格机构监管。一是制定保险公司新设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细化分支机构设立标准，严格机构准入管理。各公司设立分支机构，要与公司自身的管控能力、人才储备相匹配。二是针对营销服务部擅自设立、撤销、变更地址等问题，拟在辖内组织开展寿险公司营销服务部集中清理整顿工作。12个地市行业协会负责对所在地市行政辖区内的寿险公司营销服务部机构、地址和负责人进行检查。保监局将选择部分地市进行重点抽查。另外，各寿险公司要对照新修订的《保险公司管理规定》梳理现有分支机构，列明不符合要求的分支机构，制定详细的整改计划，逐一落实整改责任部门、责任人和整改时间，提前做好准备，确保明年10月1日前各级分支机构完全符合各项要求。三是加强机构日常监管。对擅自设立、撤销、迁址等问题，严查严处。对频繁撤销分支机构、内控薄弱、违法违规问题较多、经营管理不善的机构，限制设立分支机构，并实行跟踪监管，视整改情况采取后续监管措施。
（五）强化高管人员监管。一是严格高管人员准入条件。新修订的《保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管理规定》将于4月1日施行，高管人员全部实行核准制，包括原实行报告制的支公司和营业部经理。保监局将依据新的规定，严格审核高管人员任职资格，完善高管人员任职前考试制度、高管人员任职前查询制度和考察谈话制度，对测试不合格或不具备诚实信用的品行、良好的合规经营意识和履行职务所必须的经营管理能力的人员，不予许可。二是建立对高管人员任职期内的检查、评价、监督和约束机制，实现对高管人员持续动态监管。各人身险公司要及时上报对各级分支机构高管人员的内部处罚情况和考核结果，保监局将加强对高管人员履职监管，对出现重大风险隐患并负有直接责任或寿险公司内部考核不良的高级管理人员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将高管人员受公司内部、监管部门以及其他部门处罚或接受其他监管措施等情况，及时记入高管人员管理信息系统，完善高管人员不良记录档案。三是强化高管人员责任追究制度。根据保监会近期出台的《保险机构案件责任追究指导意见》，加大对发案机构和出现重大违规行为分支机构高管人员的责任追究力度，对出现严重问题的寿险公司依法追究上级机构有关高管人员的责任。四是严厉查处高管人员任职资格申报中的弄虚作假行为。对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任职资格的机构或个人将依法严惩。
（六）加大结构调整力度。一是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各寿险公司要大力发展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核心业务，特别是10年期以上期缴业务，逐步提高期缴业务、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业务占比，降低对少数产品甚至单一产品的依赖程度，提高业务内含价值。二是加大渠道结构调整力度。银保业务是寿险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难点，今年要重点推进银保渠道结构调整，逐步建立银保业务独立核算制度，杜绝暗箱操作、恶性竞争，继续巩固个人代理渠道，加大培训教育力度，提高营销队伍整体素质。三是完善基层分支机构考核指标体系，要把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加效益、改善服务摆在首要位置，打破单纯以保费规模论英雄，要将业务结构调整情况纳入机构及其负责人考核指标体系。
保监局将加强对寿险公司结构调整的监督和引导。一是密切关注寿险公司每月业务结构情况，掌握寿险公司结构调整动向。二是探索制定具体的结构调整指标评价值参考标准，对各寿险公司结构调整成效进行全面评估，并将结构调整评估结果作为分类监管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三是对银保业务数据进行跟踪监测，对指标异常的寿险公司进行重点检查。
（七）推动重点领域业务发展。一是积极参与黑龙江省医疗保障体系建设，加强与省医改办、省卫生厅、省人保厅等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探索提供各类医疗保障经办管理服务，大力发展与基本医疗保障相衔接的补充医疗保险产品和商业健康保险，满足消费者不同层次的健康保障需求。二是按照积极稳妥、量力而行、收支平衡的原则探索开展养老保障委托管理服务。三是继续推进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取得试点资格的保险公司要加强农村小额人身保险销售模式和服务模式创新，探索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发展模式，扩大保险覆盖面，切实发挥保险对低收入群体在意外、医疗等方面的保障作用。四是建立企业年金业务和大型业务招投标报告制。各人身险公司参加招投标前，应及时将有关情况上报保监局，保监局将积极沟通协调，推动企业年金等有关业务发展。
（八）充分发挥行业社团组织的监管助手作用。一是省行业协会和各地市行业协会要重点配合保监局开展整顿规范银保业务市场秩序工作，设立举报奖励制度，强化自律惩戒机制。省行业协会要指导各地市行业协会统一行动，开展自律检查；各地市行业协会要密切跟踪市场情况，及时发现并上报有关问题，便于保监局了解各地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检查。二是各地市行业协会要搭建交流平台，统计并定期报告各县（区）机构、业务发展情况；积极配合保监局开展营销服务部清理工作和信访案件调查工作，随时报告所在地市、县、区各级分支机构高管人员和营业场所变化情况，有效发挥辅助监管的作用。三是省行业学会要组织各公司加强对行业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发挥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参谋助手作用；根据会员的需求有计划地开展行业内培训，提升从业人员素质。
种子市场监管现状及对策分析 篇3
关键词：种子市场监管；存在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24.6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j.cnki.jlny.2014.22.009
种子是农业发展的基础，其质量的保障关乎到农业生产秩序，因此种子监管工作意义重大。伴随着《种子法》的颁布实施，种子市场得到了进一步规范，确立了以规范经营主体资格为基础，以打假治劣为核心，以强化市场巡查为手段，以市场主体诚信守法经营为依托，深入开展种子市场秩序整顿，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影响着种子市场的正常运转，并且威胁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1 种子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
1.1 种子监管部门专业人员稀缺，经费严重不足
种子监管部门尤其是县级基层单位，由于长期管理松散，人员稀缺，专业技术人员缺少，许多工作人员都是兼职工作，加上财政经费比较短缺，缺乏必备的交通工具、录音笔、暗访摄像机等现代化的调查取证工具及执法经费，执法人员出差难、办案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种子管理职能的发挥。
1.2 种子质量检测机构和检测手段落后
许多地方的种子管理部门还没有建立完整的种子质量监督检验室，检测设备相对比较落后老化，根本派不上用场。检测手段仅停留在手摸、眼观上，无法对种子质量进行严格检测。
1.3 种子经营户的整体素质较低
种子经营户多数是农民出身，甚至同时经营多种农资项目，文化水平相对比较低，对《种子法》等法律及相关法规了解不够，服务“三农”的意识不强，对假劣种子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因而对进货、销货台账建立不全，甚至容易因为获得更多的利益而经营假冒伪劣种子产品，种子质量不能得到保障。
1.4 无证照销售查而不绝
有的农民将自己未使用完的种子拿到市场上出售，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混杂其间，出售假劣种子，其流动性大，隐蔽性强，给监管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很难彻底根除。加之流动摊点较多，一些经营者证照齐全，但进货渠道不统一，种子质量得不到保证。
1.5 农民自我保护意识差
由于农民的法律知识缺乏，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运用法律来维权的少，自认倒霉的普遍存在，特别是对数量不多、受损面积少和受损后对生活影响不大的蔬菜种子，往往放弃了维权。
2 加强种子市场监管的对策
2.1 加大对《种子法》等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要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加大对《种子法》及农业生产知识的宣传力度。一是对种子经营企业以及相关从业人员法律法规和种子生产、加工、包装、储藏等业务技术的培训，让种子从生产源头上质量得到保障；二是对种子经营者进行培训和教育，提高其文化素质水平以及为农民服务的意识；三是要做好法律知识的宣传，逐步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让农民购买到假冒伪劣种子能够主动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权益，根除不法分子生存的空间。
2.2 提高种子生产经营准入条件，对种子零售商实行执业资格制度
种子是具有生命力的最特殊的农业生产资料，对农民增收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目前，种子生产、经营企业太多，造成市场品种太多，价格高而乱。建议提高种子生产经营准入条件。而另一方面，作为种子使用者的广大农民的素质普遍较低，信息闭塞，对品种知之甚少，农民购种主要靠零售商的推荐介绍，如果种子零售商没有文化、不懂专业知识，那么零售商向农民推荐品种就好比瞎子牵瞎子走路。因此，建议对种子零售人员统一资格规定，或具有一定文化和专业知识，或经农业部门考试合格。
2.3 加大种子市场的管理力度
种子执法部门应严格依法办事，对未审先推、经营假劣种子、夸大宣传、流动摊点等应重点打击。建立种子企业诚信经营评价体系，依据种子质量抽检结果、市场主体资格、群众投诉、公众评价等相关信息，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监管，并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评选一批诚信经营公司、诚信经营店铺，不定期向社会进行公布。对违法企业实行定期通报并列入“黑名单”，对黑名单企业实行重点监控。
2.4 强化服务意识，为守法种子生产经营者保驾护航
种子管理部门要按照《种子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加强种子监督管理；采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管理原则，不增关设卡，为种子经营单位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同时，要为种子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品种开发、品种审定、供种信息、质量检验等服务，实施政策引导、加强行业指导，切实为广大的守法种子生产经营者保驾护航。
2.5 加强协作，信息共享
加强同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的协作配合，互通信息，资源共享。将省市两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审定的，在本行政区域推广的主要农作物品种的类别、品种名称、产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及经营许可证编号等信息印发到基层工商所，以利进行有效监管。
银行保险销售行为监管博弈分析 篇4
2000年以来, 我国银行保险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一是保费收入快速增长, 由2001年的45亿元达到2010年的3503.79亿元;二是银行保险在人身险业中的地位日益增高。银行保险保费收入在人身险保费收入中的比重节节攀升, 由2001年的3.16%上升到2010年的35.36%。
与此同时, 银行保险的发展也面临一些问题和瓶颈, 特别是恶性竞争、销售误导等, 严重影响了银行保险的健康发展。保险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销售误导倾向, 银行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存在销售误导的动力 (邹玲, 郭旭红, 2010) 。特别是部分保险公司和银行盲目追求规模, 对销售人员培训不到位, 对销售过程和业务品质管理粗放。有些销售人员受利益驱动, 在销售过程中采取夸大保险产品收益、将保险产品与存款混淆、隐瞒风险和费用扣除等方式误导消费者购买。一些中老年人、低收入者受销售人员误导, 致使“存单变保单”的事件屡有发生, 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了损害。针对以上问题保险消费者投诉越来越多, 社会反映强烈。
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 当存在公共物品、信息不对称及不充分、不完全竞争和外部效应时会出现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弥补、对市场经济运行秩序的维护等, 都需要通过政府干涉的调整来实现 (管星, 童雪莲, 陈浩, 2010年) 。银保市场同样需要监管部门的干预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过去几年, 保监会、银监会针对规范银保市场出台了一些文件, 比如2006年7月中国保监会和银监会联手出台的《关于规范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的通知》。但这些文件主要还是是针对银保业务经营管理的某些环节或某个方面, 力度不够。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协作, 共同制定一个全面系统规范银保业务经营管理的文件, 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进一步规范银保市场秩序。
本文运用博弈论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以当前银保市场的现实状况为例, 对监管部门、保险公司和银行选择销售策略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 论述监管者干预银行保险的销售策略是合理、必要且可行的, 并应不断强化这种干预。
1 无监管条件下银保业务销售代理策略选择的博弈分析
1.1 银行保险的两种销售策略
银行保险的销售策略方式有直接销售、电话销售等。为了简化博弈模型, 本文设定银行保险的销售策略有两种, 分别为“误导”和“不误导”。“误导”指银行或者保险公司的销售人员, 为了提高业绩, 对客户进行错误的销售宣传、误导客户购买银保产品;“不误导”指销售人员合规销售, 客观地向客户介绍银保产品特征。
1.2 无监管条件下银行保险销售策略选择的博弈分析
(1) 博弈分析的条件假定。
目前, 保险公司与消费者之间、银行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保险消费者作为相对的弱势群体, 对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情况不甚了解, 更不清楚银行保险产品的具体状况, 制约了其对银保销售人员的销售行为做出准确的判断。而银保销售人员可能在利益的驱动下, 把保险产品与储蓄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等混淆, 把保险产品的利益与银行存款收益、国债收益等进行片面类比, 夸大或变相夸大保险合同的收益, 进行误导销售和诱导销售。上述问题的产生, 均可归于因为交易双方因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销售模式选择问题所致。
这里对保险消费者和保险公司之间在消费模式上的现存利益选择进行全面分析, 基于以下几个前提条件:
条件一:从传统消费观念出发, 消费者通常认为商业银行的可信度比保险公司高, 倾向于在商业银行购买理财产品。
条件二:对保险消费者而言, 具有比银行存款更高收益的保险是理想的投资保障型产品。
条件三:无监管条件下, 中小保险企业和银行会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倾向于选择误导消费者, 这样可以更大程度提高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
条件四:由于信息不对称, 保险消费者极少考虑自己做出的判断是否给保险公司和银行违规经营提供了可乘之机。
(2) 博弈模型的构建。
博弈模型中参与人有两方: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vs保险消费者。由于在该博弈中, 保险公司和银行先行动, 保险消费者在此之后才做出选择, 其策略有相信推销, 选择“购买”和不相信推销, 选择“不购买”, 这是双方的动态博弈。下面用扩展型表示该博弈。
在以上博弈扩展型中, 我们用“1”和“2”表示正的得益, “0”表示没有得到好处但也没有损失, “-1”表示负的得益, 利益受到损害。
(3) 博弈双方的得益分析。
①无论是在“误导”还是“不误导”情况下, 只要消费者选择“购买”, 保险公司和银行就可以得到正的得益。但是由于缺乏监管, 选择“误导”可以节省成本, 更大程度的提高保费收入, 得到得益为“2”, 大于采用“不误导”策略的得益, 因此保险公司和银行往往会采用“误导”。而消费者在被“误导”情况下选择“购买”, 因为利益受到侵害, 得益是负的。
②当消费者不接受推销, 没有购买银行保险时, 消费者没有得到好处, 利益也没有受到损害;保险人和银行因为没有售出产品, 也没有得到好处, 双方得益均为零。
根据以上分析, 不难看出 (不误导, 购买) 能够使双方都有正的得益, 都会满意该博弈结果。但是在实务中, 保险人和银行倾向于采用“误导”的策略, 使得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误导, 购买) 虽然使得保险人和银行的利益达到最大, 但却不符合帕累托最优, 损害了社会利益。这是在缺乏监管并且信息不对称条件下, 博弈双方利益选择的结果。
1.3 对银保销售模式进行监管干预的必要性
从以上博弈双方的得益分析可以看出销售“误导”存在诸多缺陷。第一, 该策略不能约束银保销售人员的销售行为, 这是违规行为。第二, 由于消费者对银行比较信任, 对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合作模式不了解, 可能会在销售人员的诱导下购买所谓的理财产品, 损害了消费者自身利益。第三, 误导销售虽然能让保险公司和银行利益最大化, 却不能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加之社会上对销售误导问题投诉集中, 社会反映强烈, 如不妥善整治, 不仅会对银保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还会影响保险业和银行业的声誉。
在市场上, 选择“误导”的保险公司占了绝大多数。虽然经过监管部门几年来的重点整顿, 银保市场秩序有了一定好转, 但销售误导、销售诱导等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就目前情况来看, 上述违规问题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这种状况很难令其主导自身的健康有序发展, 因此作为第三方的监管部门, 有必要、有责任予以规范。
1.4 结论
结论一:在监管不严和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保险公司和银行对“误导”有极大的偏好, 如果监管力度不变, 这种行为选择将继续维持下去。
结论二: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误导”销售时, 消费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并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必须改变这种销售行为, 但通过市场机制不能自动解决这一问题, 这需要监管部门进行干预, 加大监管力度, 对现有的销售行为进行引导, 形成更加合理的销售行为。
2 监管干预条件下银保业务销售代理策略的博弈分析
2.1 监管干预目标
作为监管方的保险监管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 出台《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监管指引》的目标就是为了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另外其干预所起的作用亦有两个:一是提升银保市场依法合规经营水平, 维护良好的银行保险秩序, 以此体现作为权威执法机构的监管部门履行政府职能的作用;二是强调银保合作应当遵循自愿、诚实信用和公平竞争的原则, 实现双方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为保险消费者创造价值。
2.2 监管干预条件下银行保险销售模式选择
(1) 博弈模型的假定条件。
《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监管指引》的出台, 对银保市场进行了一次整顿, 过去的销售行为有了很大的改变。改变过去的违规销售行为基于以下条件:
条件一:为从根本上保护消费者权益, 坚决堵塞销售环节的漏洞, 监管部门通过出台《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监管指引》要求保险公司和银行合规经营银保业务, 从而消除销售模式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
条件二:监管部门加大舆论宣传和金融教育力度, 提高消费者对银保业务的认知程度。
(2) 博弈模型的构建。
新的博弈模型中, 监管部门在构建新的销售模式时同时作为保险消费者的代表, 二者的利益是统一的。因此该博弈分析中参与人仍有两个:保险公司和银行vs保险消费者 (监管部门) 。一方面, 由于观念的转变, 消费者在面对销售人员的推销时会做出理性的选择, 不单只考虑理财产品的收益和风险。另一方面, 由于监管的干预, 保险公司和银行选择销售策略时首先考虑违规经营成本。
在以上博弈扩展型中, 我们用“1”表示正的得益, “0”表示没有得到好处但也没有损失, “-1”表示负的得益, 利益受到损害。
(3) 博弈双方得益分析。
①由于加强了监管, 若保险公司和银行采用“误导”的策略, 将受到监管部门的严厉惩罚, 其得益为负;如果消费者在保险公司和银行违规情况下选择购买银保产品, 其得益也是负的, 不购买则其得益为零。
②当保险公司和银行“不误导”对客户进行销售, 销售行为合规, 消费者选择购买, 消费者的利益也得到保障, 双方都满意, 是正的得益。
根据以上分析, 可以看出 (不误导, 购买) 是利益双方在监管干预下可达到的最佳策略。通过监管干预, 推动保险公司和银行的销售行为从“误导”向“不误导”转变, 保护了消费者的利益, 达到了社会利益最大化。
2.3 监管干预的效果及风险
(1) 监管干预的效果。
过去, 银保市场的误导销售行为损害了客户的利益, 客户投诉比较集中, 社会反映强烈, 对银保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
①《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监管指引》的出台, 销售行为由“误导”向“不误导”转变, 化解了三种风险, 即违规经营风险、商业贿赂风险、消费者对银行和保险业的信任风险。
②监管部门通过干预, 加强机构和人员资格管理, 提高银保业务准入门槛;规范银保产品管理, 确保向客户销售的保险产品依法合规, 加强对销售行为的管控, 防范和打击销售误导。
③银行和保险监管部门为实现干预目标, 采取严厉处罚措施对破坏市场秩序、不严格遵守行业规范的保险公司和银行, 以统一市场竞争者步调。
④同时, 《监管指引》的出台也迫使保险公司寻求银保产品的创新和另外的销售渠道。
(2) 监管干预的风险 。
同样, 监管干预也面临着风险。一是监管过度的风险。一方面, 会使过去发展速度极快的银保业务受到一定的冲击, 银保保费收入下降。另一方面, 保险公司和银行发展银保业务的积极性也受到打击, 银保发展速度放缓。二是监管机构自身松懈干预力度的风险。如果监管部门自身松懈了这个策略的维持力度, 那么销售行为就会开始从“不误导”向“误导”逐步倒退。三是保险公司和银行改革成本面临一定程度的增加。
2.4 结论
结论一:由于“误导”行为存在诸多问题,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不能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 因此对过去的银保销售模式选择进行监管干预是必要的。
结论二:通过监管干预, 出台《监管指引》, 促使销售行为从“误导”向“不误导”转变, 达到了维护保险市场秩序, 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的目的。
结论三:监管干预过度、监管力度的松懈会面临一定的风险, 同时监管力度加大使得保险公司和银行改革成本增加, 银保业务发展受到一定的打压。
3 对策建议
银保销售模式的确定是由保险公司选择适合银保业务发展的方式来确定的, 保险消费者只是被动接受该模式的一方。在不同条件下, 双方博弈的结果完全不同。特别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销售模式的选择必然形成貌似均衡实则扭曲的利益关系:有些主体利益过度膨胀, 有些主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 有保险监管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实施干预, 提高信息透明度, 形成销售模式相关各方新的利益关系, 改变博弈结果, 可以实现由个体选择偏好达成的个体利益最大化, 转变为监管部门公权力选择偏好达成的博弈双方整体利益最大化。针对以上分析, 提出以下建议。
3.1 强化保险公司和银行的内部管理
保险公司和银行应该改变过去粗放的经营理念, 规范培训管理和销售管理。商业银行从事代理保险业务的销售人员, 应当符合中国保监会规定的保险销售从业资格条件, 取得中国保监会颁发的《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不得将保险产品与储蓄存款、银行理财产品等混淆, 不得将保险产品的利益与银行存款收益、国债收益等进行片面类比, 不得夸大或变相夸大保险合同的收益, 不得承诺固定分红收益。
3.2 加强监管力度并且力度不能放松
保监会和银监会要合力加强监管。监管部门要建立现场检查、抽查和举报检查制度, 促进公司按照新的监管要求进行销售, 对销售误导问题进行严格检查, 从严处罚, 以此促进监管措施的落实, 保证消费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同时, 为了保证“不误导”行为不会向“误导”行为倒退, 监管的力度不能放松。
3.3 不断评估和优化具体的干预措施
在目前的情况下, 既定的监管干预措施是必要且可行的, 而且应该坚持强化。更为重要的是监管干预措施必须具有灵活性, 以具备实行保险和银行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能力。这就要求监管部门必须不断地跟踪、分析、评估以实施的监管干预措施的效果, 并结合新的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和优化。
3.4 加大对销售模式改革的宣传
虽然消费者处于被动接受销售模式的地位, 但对消费者进行宣传可以使信息透明化, 从而使双方的地位更公平。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 可以提醒消费者销售人员可能进行误导销售、诱导销售, 提高消费者辨别销售误导的能力。这样既有利于防范保险公司和银行的经营风险, 也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消费者权益不受侵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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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星, 童雪莲, 陈浩.对财产保险公司赔款支付模式进行监管干预的博弈分析[J].中国保险学会学术年会入选论文集, 2010, (2) :549-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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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失衡分析 篇5
关键词：期望效用；风险偏好理论；风险规避度量；农业保险；政府补贴
中图分类号：F724.7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９０３１(２０11)03－００08－０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3.02
一、引言及相关文献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是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国家自强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4—2010年中央已连续出台七个“一号文件”都提出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农业保险作为一种支农政策的创新，越来越引起国内学术界和政府的重视。然而，目前我国对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实践中也很少有成功的经验[1-2]。2004年以来，国内很多地区开始试行农业保险，从而使农业保险有了更多的试点，然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论根据的研究仍不充分。
对农业保险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福利经济学的层面上，国外理论界对农业保险较早使用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的主要有Roumasset和Hazell等人，其中Hazell认为农业保险带来的产出增加不仅有利于生产者（农户），也有利于消费者，如果需求曲线是缺乏弹性的，农场主的平均收入可能会降低，而农业保险带来的收益将被消费者全部占有”，从而提出农业保险具有收益外溢特点的正外部性存在[3]。Siamwalla、Valdes和Mishra用图形的方式将农业保险影响作物曲线进而影响社会福利的过程表示了出来，但是对是否补贴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4]。国内对农业保险福利分析大都源于Siamwalla、Valdes和Mishra的总结。在分析农业保险福利问题时，国内学者大多都使用了Siamwalla和Valdes的消费者剩余分析方法，同时都使用了农业保险影响作物曲线右移、需求曲线不变的假设。李军（1996）在分析农业保险的性质时，提出鉴于农业保险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在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应当属于准公共产品[5]。庹国柱、王国军（2002）认为农业保险的利益是外在的，农业保险经营处于农户和保险公司需求双冷的状态，因而不能够相交。孙香玉利用开放二分选择式的条件估价法（CVM）获取农户对农业保险的支付意愿，从而测度不同补贴率下的福利值大小，该文通过个人支付意愿的加总扣除农民支付的保费和政府补贴的成本，测算出总体的福利值[6]。张跃华、顾海英、史清华（2007）从经济学理论上对有无补贴时农业保险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推导出社会福利的，实证研究部分主要是对农业保险对作物产量的影响方面进行了分析[7]。
国内经济学家在认同国外学者对市场失灵原因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联系我国的实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具有的双重外部性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如李军（1996），庹国柱、王国军（2002），费友海（2005）等。冯文丽（2004）指出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和供求的双重正外部性是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一般原因，但在我国导致农业保险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则是制度供给不足，缺乏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规范，因而提出了颁布专门的农业保险法，构建合理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以纠正市场失灵的主张[8]。也有学者指出，农业保险外部性的概念在市场失灵理论中并不严密——农业保险在微观上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然而在宏观上却并不足以导致市场失灵，如张跃华、顾海英（2004）等。同时认为农民在收入低下的时候其风险偏好趋向于中性，从而导致农业保险这种风险管理方式对农民没有足够的吸引力[9-10]。
张跃华（2005）认为以农民为风险偏好型作为分析我国农民风险类型起点的假设太弱，他在文章中引用von Neumann 和 Morgenstern 创造的VNM效用函数，借鉴经济学对于风险偏好的分类及对风险规避程度的度量，构造伯努利效用函数分析中国农民的有效需求不足情况。他们的假设是如图1所示，效用函数中存在A点，在A点处的曲率为最大，这意味着在A点处消费者对于风险的规避程度最强。当财富或收入的值超过A点时，其对风险的规避程度越来越低；同时在财富或收入的值低于A时，随着收入的增加，其对风险的规避程度越强。当收入水平或者财富水平在A点以左的时候，随着财富或者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民对于风险的规避程度增强，即购买保险的动机增强；当收入水平或者财富水平在A点以右的时候，随着财富或者收入水平的增加，农民对于风险的规避程度减少，即购买保险的动机减弱①。其效用函数概念模型的表达形式如下：
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国外的学者在分析农业保险供需现状时，多以农民是风险规避型偏好为前提，而国内传统农业保险分析中也多把农户的风险态度假设为风险规避的理性人，如有部分学者认为农民的风险态度是风险中性。而事实上，农户的风险态度是否为典型的理性人或单纯的为风险中性，笔者认为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本文在张跃华对农户风险规避程度度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户风险态度采用变化的假设前提，运用期望效用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分析方法对政府在我国农业保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进行分析，并通过模型计算得出政府对农户的保费补贴的范围。
二、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也是弱质产业，面临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的威胁。发展农业保险，发挥其在分散农业风险中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自1982年恢复农业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快速发展。1982—1992年我国农业保险得到快速发展，保费收入从23万元飞速增长到8.17亿元，在这期间，农业保险险种不断增加，覆盖面也得到不断扩大，发展非常迅速②。第二阶段：业务萎缩。1993—2003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进入萎缩阶段，不断出现波动下滑趋势，如表1所示。第三阶段：新的探索。在经历了长期波动下滑之后，农业保险迎来其发展的新契机，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首次确定了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性质③；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给出了在部分地区选择部分农业保险产品进行试点的部署④。2004年3月，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先后批准了上海安信、吉林安华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黑龙江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三家保险公司，并在黑龙江、吉林、上海等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启动农业保险试点。新一轮的试点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从表l可看出，2004—2009年保费收入呈快速增长趋势，保费收入由2004年的4亿元增加至2008年的110.7亿元。赔付率有所下降且较为稳定，总体呈现良好的发展趋势。
纵观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即便是农业保险保费收入比较高的年份，如2008年全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10.7亿元，其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仅为0.39％，占全国财险保费收入的比例仅为4.53％。此外，纵观农业保险业务开办以来的赔付情况可看出，农业保险的赔付率比较高，自开办业务以来，有8年赔付率超过100%，其他年份最低的赔付率也在55%以上，再加上保险公司的经营费用，实际情况是保险公司经常盈利甚微，甚至存在较大亏损。但这也预示着我国农业保险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且从第一阶段快速发展到第二阶段的业务萎缩的原因可看出政府引导和政府补贴在农业保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从实践上看，政策性农业保险是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方向。
三、效用理论与农业保险市场失衡分析
（一）农户风险态度的新讨论
在Von Neumann 和 Morgenstern 创造的VNM效用函数中，把人们对于风险的偏好分为风险规避、风险中性和风险偏好三种情况。大部分学者对于农户的风险态度，几乎都假设为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其风险态度都为风险规避型，所做的分析也都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前提得出的。但笔者认为农民的风险态度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收入增加或者政府对农业相关补贴的增加，农民的风险态度是会发生变化的，甚至可能会产生质的变化，即便同为风险规避型，其风险规避程度也会随着农户所拥有的财富值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1.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提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方面：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11]。他认为，人们只有在满足了低层次的吃穿住行等问题之后，才会考虑其他层次的需求。不失普遍性，农民只有在自身收入达到一定程度、自身低层次需求得到完全满足之后，且同时又具有规避农业风险的需要时，才会考虑购买农业保险这样的高层次需求产品。
2．弗里德曼和萨维奇假说
关于收入的效用，1948年弗里德曼和萨维奇在他们的经典性论文中提出了颇负盛名的假说。为解释许多人既参与赌博同时也购买保险，他们提出效用函数一定既含有凹的片段，也含有凸的部分（见图2）。在凹形部分，个体会选择参与赌博（冒险自担风险），即使得到的收益可能低于自己所付出的成本；而在凸形部分，个体会选择购买保险。在不确定条件下，如果该个体要在结果R1和R2之间作出选择，该个体可能会将他的财产投保；如果该个体要在结果R1和R3之间作出选择，该个体可能会选择赌博（冒险自担风险）。
3.风险规避程度的度量
关于风险规避的理性人，其规避风险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论，风险规避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个人收入财富超过一定临界值时，其选择规避风险的方式可能就是风险自留，因为自身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足够抵御可能发生的风险所造成的损失[12]。西方学者采用的风险规避程度的度量指标是：rA=-u''(x)/u'(x)，如果rA(x,u)是x的递减函数，则称货币伯努利效用函数u(x)显示出递减绝对风险规避。即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如果效用曲线曲率越来越小，其对风险的规避意识越来越弱。
4．农户对待保险产品的风险偏好函数推测
基于以上理论可初步推断出农户对于农业保险产品的风险偏好情况如图3所示。效用曲线分为凹凸两部分，且在农户收入水平较低（W （二）效用函数分析 假设投保人（农户）在无风险情况下的收入为W0，其效用函数u(X)为VNM效用函数，在保险期间内其农产品可能面临的损失是一个随机变量X(0≤X≤W0)，且E（x)=△W为农产品遭受损失的期望值，Var(X)=?滓2为农产品遭受损失的方差。基于上述分析，可把农户的收入层次分为两大部分：当0 1.保险公司所能接受的最低价格 假设不考虑保险人的投资收益，即保险公司唯一的收益是保险费，保险价格为p(0 2.低收入层次投保人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 根据上文的假设，若农户不购买保险，其效用u(W0-X)将是一个随机变量，这种情形下农户的预期效用为E[u(W0-X)]；若农户购买足额保险，其效用u(W0-pW0)是一个确定的值。显然，农户能够购买农业保险的唯一条件是购买农业保险所得到的效用要高于或者至少不低于不购买农业保险的效用，因此构建方程： E[u(W0-X)]≤u(W0-pW0) （1） 将方程的左右两边泰勒展开得到： 左边=E[u(W0-X)] 此时p无解，即农户不会购买农业保险。 四、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补贴的市场均衡分析 农业保险市场具有其特殊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保险市场依靠自身很难达到供需平衡，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是必要的。 （一）政府补贴使得农户风险态度发生改变的下限 在农户处于低层次、风险偏好者阶段时，政府的补贴必须达到一定下限使其改变为风险规避者，才能够真正达到刺激农业保险需求的目的。假设政府给农户比例为s的保费补贴，则上述分析过程会产生如下变化：在不投保的情况下，农户的预期效用为E[u(W0-X)]；在投保的情况下，农户的效用为u(W0-pW0+sW0)。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唯一条件变为： E[u(W0-X)]≤u(W0-pW0+sW0) （4） 方程左边泰勒展开与（2）式相同，方程右边展开式为： 右边=u(W0-△W+△W-pW0+sW0) ≈u(W0-△W)+(△W-pW0+sW0)u'(W0-△W)（5） 将（2）（5）代入（4）式得： （二）基于伯努利效用函数推导政府补贴的上限 根据张跃华等的观点，当农户拥有低于W2的收入时，其风险规避程度会随收入增加而递增；但当其收入水平超过W2时，其风险规避程度随收入增加而递减。其经济含义为当农户收入水平处于中等水平时①，其购买农业保险的欲望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当其收入水平超过一定水平W2时，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的欲望会逐渐递减，因为其拥有的财富足以使自己承担所面临的农业风险，所以政府补贴不能超过农户风险规避程度最强的A点所对应的收入水平。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商业保险的需求是自发形成，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有效调节并最终和供给实现供求均衡。而农业保险需求无法通过市场实现调节并达到供求均衡。实践证明，离开政府支持的后果就是农业保险需求明显不足，保险经营无以为继，农业保险市场萎缩消失，所以农业保险需求水平的提高有赖政府的大力扶持。农业风险与农业保险需求息息相关，农业保险需求的产生源自农业风险规避的需要本文通过对农户风险态度的讨论和重新界定，建立了农户风险态度随收入水平而发生变化的模型，得出以下结论。 （一）低收入层次农户受政府补贴影响更大 我国农业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其收入水平处于较低层次，农户必然优先考虑其基本层次的需求，而对于购买保险规避农业风险这样高层次的需求基本无暇顾及。政府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的农业补贴力度和农业保险补贴力度，同时创造条件发展这些地区整体经济状况，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加快这些地区的农民由风险偏好转向风险规避，进而推动农业保险发展和推广。 （二）政府对于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应加大补贴力度 我国中等发展地区农民的效用曲线很可能位于图4中A点左侧，这里假设A点为效用曲线的最大点。此时，农户的风险态度已经处于风险规避阶段，具有购买保险的欲望，因而其对货币的边际效用非常高，政府补贴能够刺激购买欲望转化为有效需求。 （三）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不能过高 引入风险规避程度度量有力的解释了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并不是越多越好，补贴也要有上限。过高的政府补贴，可能会造成农户的风险规避程度下降，更趋向于用风险自留的方法规避风险；同时，过高的政府补贴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道德风险，不利于农业保险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和，皮立波.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应实施“三阶段推进”战略[J].经济研究参考，2004(31). [2]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3]Hazell.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for economic analysis in agriculture[M]agrecon.mcgill.ca，1986. [4]A Siamwalla. Should crop insurance be subsidized?[M].PressBaltimore (USA)，1986. [5]李军.农业保险的性质、立法原则及发展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1996（1）. [6]孙香玉，钟甫宁.对农业保险补贴的福利经济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2）. [7]张跃华，顾海英，史清华.农业保险需求问题的一个理论研究及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4）. [8]冯文丽.美、日农业保险制度对我国农险模式选择的启示[J].农村经济，2002（12）. [9]张跃华，顾海英.准公共品、外部性与农业保险的性质——对农业保险政策性补贴理论的探讨[J].中国软科学，2004（9）. [10]张跃华，顾海英，史清华.农业保险需求不足效用层面的一个解释及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4）. [11]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2]安德鲁·马斯·克莱尔，迈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微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一、外国发达国家保险公司法律监管体系的比较研究 1. 美国保险公司法律监管研究体系分析 美国各州具有保险立法权, 因此, 保险业主要由美国各州负责立法并要求各州级保险监管局进行监察管理。当各州无权对某些领域进行立法监管时, 由联邦政府进行立法管理。与此同时, 各州保险监管局还联合组成了美国全国保险监管协会, 提出和制定各种保险管理法律条例以供各州立法机构和联邦立法机构参考。 2. 英国保险公司法律监管研究体系分析 英国保险公司监管体系经历了较长的改革历史, 形成了较为严格的风险资本偿付能力监管制度, 这在最大限度上降低了保险公司的风险。与此同时, 由于英国成立了保险业行业组织, 健全的组织管理制度和企业自身的自律性使得英国保险业在政府没有进行过多的管理下健康迅速的发展。总之, 英国保险法律法规对于保险公司的管理较松, 公司依靠行业组织条例和自身的自律性, 管理风险资本偿付能力, 同时, 保险公司每年将财务会计报表上交英国工贸部进行审核, 英国政府不再进行额外规定限制风险资本偿付数额, 保险公司自身决定风险投资的比例以及最低资本偿付能力数额。 3. 日本保险公司法律监管研究体系分析 日本政府对保险公司的监管是通过金融监督厅来完成的, 由于日本政府对于保险业的严格管理, 日本保险法对于投资偿付能力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保险公司可进行投资的有价债券主要包括:金钱债券, 有价证券, 不动产信托等。对于国内有价证券的投资比例限制为30%以内, 对于金融厅确定的有价债券和抵押贷款的偿债能力要求可以降低到总资产的10%。同时, 为配合日本政府对保险业改革, 日本《保险业法》于1998年进行了修订, 这进一步加大了日本政府对保险业有价证券投资的监察管理。 二、各国保险公司法律监管研究体系对比分析 1. 监管手段不同 各国对保险公司监管主要有三种手段, 即行政手段, 立法手段, 和经济手段。以行政手段进行监管的主要代表国家是日本, 所有保险公司的有价证券投资需要经过日本金融检察厅的监察批准方可进行, 同时, 日本金融检察厅还对资本比率以及资产率进行了详细规定。以立法监管手段为主的代表国家是美国。美国各州及美国保险业协会对保险公司的各方面有价证券投资进行了详尽的规定, 这包括投资方式, 投资内容, 投资额度以及比例方面的限制。除此之外, 美国各州还对投资产品质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和规定。使用经济手段进行监管的主要代表国家是英国, 虽然英国对于保险业投资的法律监管较为宽松, 但是在经济方面制定了详细完备的成文条例和制度, 以此起到监管监督作用。由于英国政府只制定法规约束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而具体的投资品种和投资事项由保险公司自行决定。 2. 监管模式不同 多数国家对保险也都采取了较为严格的监管模式。除了对投资种类, 投资比率进行约束外, 还制定了对违法投资的惩罚办法。如美国各州和行业协会制定了相关法规条例, 明确规定超过规定投资比例及投资产品品种的保险公司进行不同程度的整改和惩罚措施。但是, 英国对保险业投资监管较为松散, 除了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和风险资本进行立法管理外, 对于具体投资品种和投资事项不做过多约束, 而是依靠保险公司自律来达到预期效果。 三、不同国家保险公司法律监管体系对我国保险业立法的启示 1. 制定符合国情的债权监管管理模式 国际风险资金监管模式主要分为三种, 即严格监管, 松散监管, 和折衷式监管三种形式。由于我国还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 市场经济和法律法规还处在发展阶段, 应适时使用严格监管模式, 当保险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市场经济达到较为成熟阶段, 可以适时调整监管模式为松散式监管, 比如英国依靠完善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自律进行了较为恰当的松散式监管制度。 2. 我国保险业公司对投资产品和品种要进行适时调整 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投资品种和比例有不同的要求, 因此保险公司要根据经济情况对投资比例进行适时调整。比如日本1947年对地方有价证券的投资比例不超过20%, 而1998年则对该比例取消了限制。 3. 我国应注意结合使用行政, 经济, 法律等监管手段对保险公司进行调控管理 保险业金融监管必须结合使用行政, 经济, 法律等手段, 其中, 由于行政手段主要被用来突发事件和管制外资企业竞争, 因此过多使用行政手段不利于市场经济稳定。其次, 要加强立法, 加强对于违规保险公司处罚力度。我国制定的保险法对于违法期间资金如何处置出现监管真空, 而美国保险法则明确规定再取得听证后, 保险人可立即处置违规投资资产。因此, 我国可借鉴美国相关规定, 处理违法资产, 这可以更为有效的管理和提高保险公司风险投资偿付能力。 参考文献 [1]孙祁祥 于小东等:制度变迁中的中国保险业,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357-376 [2]黄亚辉 周俊峰 孔雪:我国保险资金运用现状趋势及对策建议, 济南金融2004[6]:137-151 [3]张洪涛:美日英韩四国及台湾地区保险资金运用的启示, 保险研究2003[5]:191-212 关键词：再保险监管,“三柱模型”,单一执照制度,事前预警性监管 公认的再保险监管分类法是将一国再保险监管体系分成直、间接监管两部分。直接监管, 主要是指试图在一国进行展业的再保险人, 都存在从该国保险监管机构处 (而非再保险人所在国) 获取授权或经营许可, 并遵守一系列的约束性法规, 经营许可证发放的限制属于其中之一。间接监管, 是指一国的保险监管者将监管重点放在监管本国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协议上, 而不是放在监管再保险人上。保险监管当局通过调度、监控和分类管理原保险公司的单方面再保险协议, 采用非直接、非面对面的形式去对再保险公司产生影响。在WTO配置全球资源的今天, 每个监管当局都有动机和自身诉求去扩大对外国再保险人的直接性严格监管, 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对手国可能施加的贸易反击及其他压力, 又要从一定程度上捍卫再保险交易的自由化。这两方面的动机促使监管当局面临一个悖论。对再保险公司直接监管得过死, 对再保险公司能进行有效规整, 原保险人能够准备估评再保险业务的真实质量。但过度监督产生对再保险交易产生的不利影响是深远的, 在长期中必然影响该国保险风险的多样性以及扼杀国内外再保险业务的携手合作。间接监管相对于直接监管而言较温和, 也易于操作, 德国、美国、法国等倾向于采用间接监管模式。 1 英国非劳合社市场再保险监管模式 1.1 英国对再保险业务的直接监管———对英国再保险人的监管 旨在促进“欧盟保险市场一体化”的欧盟第三代保险指令没有把再保险囊括到保险市场一体化的范围中去, 对再保险人的监管有别于对英国只承接保险业务的保险人以及同时承接一次保险业务和再保险业务的保险人的监管。因此, 欧盟第三代保险指令所敦促形成的单一执照制度并不涵盖专属的再保险公司 (或称纯粹再保险人) , 在欧盟内部, 原保险范畴确实形成了统一的监管框架, 但确实在再保险监管方面存在疏漏, 每个成员国的监管措施都未达成一致, 各有千秋。 总部设在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再保险人, 如果想在英国进行再保险展业, 则必须满足英国保险法规关于财务偿付能力的要求。但对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直接保险人而言, 英国却没有上述要求。按上述所说, 现行的保险指令使得欧盟的再保险公司游离于单一执照制度的约束范围之外, 欧盟的直接保险人受到当局监管, 但是再保险人却没有, 那么英国之外其他的欧盟成员国的再保险规整完全由各国负责, 而英国无权进行追加性质的监管。另一方面, 对于来自欧盟以外国家和地区的申请人, 若想在英国从事再保险业务, 需要事先申请获取英国金融服务局的授权。通常说来, 若满足金融服务局的下列简单条件, 非欧盟公司可以获权从事在英国的再保险业务: (1) 申请人是一个公司实体, 根据其总公司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获得英国方面授权并经营保险业务; (2) 基于英国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规定, 申请人必须设置一定数额的最低保证金, 申请人在英国拥有的资产总值必须大于或等于该最低保证金。 1.2 英国对再保险业务的间接监管———对原保险人签署的再保险协议的监管 在欧盟保险监管体系逐渐过渡发展的背景下, 英国对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协议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责任准备金的规定里。对责任准备金的规定确保了保险人拥有足够的可接受资产, 承负起全部承保责任。按照欧盟第三代保险指令的规定, 再保险人的债权 (再保险信用) 可看作是原保险人的“可接受的资产”而抵免责任准备金的提取。尽管如此, 这并不意味着此类债权在责任准备金要求下自动作为再保险抵免的政策被欧盟中其他各国也采用, 事实上其他各成员国都制定更详尽的规则, 增加了再保险债权作为可接受资产的更多限制性条件。 在欧盟第三代保险指令的框架下, 基于再保险的特殊安排, 英国对直接保险公司的财务要求大致有如下三方面的重要规定: (1) 偿付能力额度要求中对再保险抵免的限制。在关于偿付能力额度的规定中, 虽然允许作出再保险部分的抵免, 但对非寿险保险人的抵免比例作出了具体数量限制, 抵免部分不得超过50%。 (2) 可接受资产的评估。为了方便欧盟成员国对可接受资产 (acceptable assets) 指定更为具体的操作事项, 第三代保险指令强调了必要分散原则 (necessary dispersion principle) 作为责任准备金的基准资产 (benchmark assets) 来源的多样性;除此之外, 欧盟还另行颁布了六个指导原则。以英国为例, 英国金融服务局在IPRU (INS) 第四章提出了面向一般保险业务的现行资产估评办法。按照IPRU (INS) 第四章第五款第七条规定, 对再保险人可接受资产的偿付能力评估, 应当可以按必要证明材料备份且合理预期, 并有权利保留对再保险人的信用认证记录。 (3) 关于主要再保险分入人和主要再保险分出人的财务报表。标准化会计项目的财务报表无疑可以证明再保险分出人在分出再保险的公司选择, 以及可接受资产和负债的额度上是否契合偿付能力标准。FSA审计财务来检测保险人的现金流波动和道德瑕疵, 并按IPRU (INS) 的规定, 交付账目副本给FSA审查勘验。这些账目副本的精确格式和内容在IPRU (INS) 中已被严格制定。 2 德国再保险监管范式 2.1 德国再保险监管体系中的直接监管———对德国再保险人的监管 2004年7月5日通过、历经11次修改的《德国保险监督法》, 明确规定了再保险分出人必须以公法上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形式注册, 这也是该国第一次对再保险公司形式的强制固定, 明确记述了保险监管的原则、监管部门的人事权力;在财务监管上, 该法也要求再保险人拥有注册资本以保证展业;在内部治理上, 规定了内部抗险结构必须与再保险实际业务相适应, 技术准备金将按特定业务比例提取。值得一提的是, 该部法律强化了执法部门的权力, 对不合规的再保险业务进行窗口指导, 勒令改进, 甚至可以直接终止直接负责人的职务, 调离行政岗位。 至于再保险财务监管的基本框架, 德国通过规范再保险公司提交的风控模型实现对险企内部的财务状况、会计准则和偿付能力的合规控制, 这也是德国再保险直接监管的重点。随着欧盟内部市场统一化, 对再保险公司财务监管的立法依据了《欧盟偿付能力Ⅱ (SolvencyⅡ) 》而纷纷出炉。截至目前, 德国监管当局按SolvencyⅡ提及的“三柱模型” (见下图) 进行监管, 涵盖最低资本金要求、监管审核程序和市场规则。概括而言, 最低资本家要求通过评定所有者权益的等级, 确定对资产负债表三大项目的量化要求, 设置风险管理模型, 将其在实践中嵌入再保险公司内部财务管理系统以促进抗危机、抗破产能力。监管审核程序则通过一揽子量化的风险管理指标进行逐项审核, 类似的程序在1998年3月5日《企业内控与透明性法令》后持续存在, 审计企业, 敦促企业加强内控、信息披露和扩大竞争实力, 鼓励鲶鱼效应。市场规则部分则规范了信息披露机制, 便利于所有市场主体采取竞争或媾和措施, 协同厘分市场份额。 2.2 德国再保险间接监管———对分出人签署的分出协议的监管 德国再保险间接监管主要从两个环节入手:嵌于直接监管环节中的“再保险计划说明书”日后备查环节和日常会计资料的稽查环节。首先, 在计划说明书日后备查环节, 原保险公司在向监管部分提出展业或扩大业务时, 必须连同申请表格一起递交内容详实的“再保险计划说明书”。监管部门决定是否发放许可证, 取决于其递交的“再保险计划说明书”是否详实, 是否真实有效反映公司抗风险能力和财务结构, 日后进行再保险计划是否充分履职的检查。其次, 在日常会计资料稽查的环节, 监管部门监管原保险公司营业全过程, 包括再保险业务的交易环节。监管部分通过要求保险公司公布相关信息, 对其局部审计、稽查公司内部的会计资料来检查确定保险公司是否与合意再保险人执行了合意的再保险安排。一旦监管部门认定保险公司现存的再保险安排存在无法充分保障原保险人及投保人利益的风险, 监管部门有权要求原保险人和再保险人修改甚至终止合同。可见监管部门通过监管原保险公司, 就可以再一定程度上引导再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 实际监管内容层面上, 德国再保险监管本质上是监管:一方面是分出公司是否具有言行一致的内控制度, 再保险合同和分保费率上是否合规合理;另一方面是分出公司是否选择了业务适合、未被制裁的再保险人, 是否内部整理出对有利于其合作的再保险公司“竞标”成功的调查报告。第一方面关于再保险合同和再保险费率的规定由于涉及到保险公司本身的切身利益, 所以《德国保险监管法》出于审慎考虑并未做过多的规定。但是对于再保险公司的调查方面, 1997年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以通知的形式向保险公司发布关于对再保险公司实行调查的具体标准, 从而间接但十分有效地规范再保险市场的发展。这些标准主要包括: (1) 法律要求; (2) 再保险人实力和财务状况; (3) 董事会的独立性和适当性; (4) 再保险人的市场行为。 3 对英、德再保险监管范式的批判性吸收及政策建议 3.1 国际再保险监管模式鸟瞰 一种合乎常理的说法是:在各国再保险监管局面各有千秋。一些国家保险监管治下几乎无再保险身影, 另一些国家则对专属再保险公司监管得严丝合缝, 当然也有多国采取中庸的治理方式。 比利时、爱尔兰、希腊和法国属于第一种监管形式, 他们认为签定再保险合同的双方都熟悉各自的业务, 经济上相互独立, 不需要国家的专门保障。“随机的监管政策有害, 刻意的监管政策无效”, 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更适合具有国际性质的再保险业, 监管只能徒增对再保险人的压力而扼杀竞争, 因此该类制度将财务监管的重心放在了直接保险人的支付能力上, 根本不管再保险分入人。 英国、美国、丹麦、芬兰和葡萄牙属于第二种监管形式, 本文以英国为典型例子。这些国家的再保险只被认为是保险企业的下设部门, 正如投行部之于证券公司。即使是专属再保险公司也要整齐划一地, 与一般保险公司一样接受许可颁发、财务及日常在内的监管。这种制度也特殊照顾了再保险人财务稳定的监督:在计算作为基础指标的技术准备金数额时, 在纯保费数额中扣除了再保险费用的数额。 德国、荷兰则采取第三种监管方式即中庸模式。监管当局审计再保险人的内外会计报表, 法律保障其获得对靶公司的必要知情权和检察权, 在直接监管中嵌入间接监管, 可勒令当事人更改分保份额, 甚至强制废止再保险合同, 此处不赘述。 诚然, 德国监管当局认为, 再保险业务虽是当事方的“私事”, 但仍是产业的微观组分, 国家有权精细调节财务计划、检查保险人的分出行为以保障最原始的被保险人利益。作为遥遥领先的再保险市场的德国, 具有看似机械主义但成熟的监管制度。德国监管当局对两种再保险监管对象分窗口管理:一种是正式获授权及注册的再保险公司, 另一种是外国再保险公司。针对第一种, 监管当局尊重再保险公司的合同费率及合同内容, 认为缔约双方是成熟的、拥有精深精算技术的专业对手方, 对其免检, 但追加特殊监管:年度独立审计财报;承担性再保险限制;防欺诈条款;再保险信用记录;可接受资产估评要求;最小资本和盈余要求;准备金要求;投资限制;重大交易披露;禁止特定前沿业务。针对后者, 德国当局宽松监管, 只确保分入人有能力履责, 要求再保险人向分出人提供信用证、信用账户、备用账户及基金保留等担保, 担保额度严格为再保险人担责的100%, 分出人有权根据业务的经营状况计提信用证质押下的款项。Ba Fin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 认为, 分入人提供的信用证强制成为分出人的资产之一, 稳定了分出人的净溢额, 稳定了分出人的承保、偿付能力。通过这种硬性规定, 德国建立了开放又尤其稳定的再保险局面。 英国、德国再保险监管范式已被实践验证为各有成功, 发展中国家往往在这方面试图走捷径, 对这些国家使用中的范式进行简单“拷贝”或“嫁接”。以我们通常的经验, 这种不审慎考虑本国自身特色以及社会、经济和法律等方面差异的做法欠妥。如上所述, 英国范式中对再保险人的监管, 倾向于由英国司法机构直接监管再保险人, 并且该模型在英国比较成功, 那么这样的模型是否适合于中国?从某种角度看, 监管当局采取限制营业许可、实施市场行为约束以及贯彻偿付能力要求, 确实有助于有效控制分入人。但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以及经济往来项目日趋复杂下, 搜集充分信息来研判分入人信用的可靠程度变得相当困难, 而不经意的疏忽可能导致分出人以及原始投保人遭受前所未有的赔付冲击。这样, 在直接监管中嵌入间接监管的两种形式, 又为保险人和监管当局提供一致的估评标准, 在具体司法诉讼或民事协调下统一口径解决争端将不再是难事。 但是, 另一方面, 对再保险人进行片面性直接监管会造成人为的业务障碍, 引致额外的交易成本, 也会增加监管成本。针对再保险人的营业许可制度意味着再保险人要遵守一定资本存量和资本流量上的要求, 这对于该国国外再保险人来说, 会增加其展业障碍。相应地, 这样做的结果相当于建立起进入该国市场的一个制度壁垒, 并因此损害保险市场竞争的充分程度。 3.2 政策建议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其再保险市场的基础乃至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再保险市场, 中国是一个再保险净进口国。目前中国在再保险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再保险承保能力严重不足, 再保险供给方面严重依赖国际再保险市场;二是再保险精算技术不足、精算人才储备欠缺和实务机构不完善。这种情况下, 若擅用直接监管方法, 很可能会对外国再保险人向本国保险人提供服务起到消极作用, 从而引起我国保险人承保更多、更大风险的能力缺失, 这样长期中也不利于我国保险业健康发展。所以以下几方面是亟待做到的: 首先, 明确再保险监管目标和方向, 加快培育再保险专业人才。自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再保险业务管理规定》中陈述了我国再保险监管的目标:规范和发展再保险市场, 加强对再保险业务的管理, 实现保险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换言之, 再保险监管具促进再保险市场和直保市场健康发展的双重目标。新管理规定旨在转变过去单一的法定再保险监管为法定监管和商业监管并重的模式, 转变单一间接监管为复合型间接监管。这无疑需要加快培养再保险专业人才。新时期的再保险, 在涉及知识面上远大于一般直接保险, 所需精算知识更精深, 在超赔再保险费率厘算、风险评估、险位划分、自留额确定, 都要求保险公司具有较高的业务管理水平和精算能力。目前我国精算人才在蓬勃发展, 但再保险人才仍然需要实践的考验, 可谓奇缺。就现状, 我国培养该方面人才的途径主要有保险公司与高等院校讲学交流, 国内外保险学界的学术交流, 以及保险企业以“走出去, 引进来”的方式培养。 其次, 外国再保险公司的市场准入和组织形式应规范。虽然保险业是四大金融支柱产业中最先遵照WTO要求并对外开放比较彻底的产业, 但我国仍有权设定准入的软标准, 对外资公司把关, 这并不违背国际惯例。保险实务中, 人寿再保险业务与产险再保险业务的经营范围和总体特征差异很大。规范市场准入的合适做法是:一是规范任职高管、自律规章、资本金、组织形式、公司营业计划;二是规范营业范围, 外国再保险人渗透入中国市场, 必须将附加的贸易活动、金融咨询都与再保险业务挂钩, 从事的再保险业务必须是传统意义上的再保险。上述的营业计划是主要指分入业务基本原则以及风控战略等。当前国内只有一家下设6家控股子公司的国有独资保险集团公司———中再集团, 相关部门可在适当时机, 在“限外”的基础上, 对该集团公司仿照电信行业模式那样“拆细”或者培育新的再保险集团公司, 激活我国再保险公司的深度发展, 提振我国保险业的控险能力以及增加再保险业务收入。 第三, 建立再保险监管征信系统, 实现日常业务非现场监管。建立再保险征信系统, 有助于各级监管当局进行高效监管。设立征信备案的具体做法, 是在现有的保险公司数据库上建立富有联系的再保险数据库。该数据库将包括合同备份、财报备份、保密性费率 (仅供监管调用) 、企业诚信记录以及必要文字注释。监测分析工作可借助该系统按季、半年或年发布再保险监测报告, 将事后处罚性监管向各金融行业都倡导的预报风险的事前预警性监管。同时, 监管者通过信息系统随时跟踪监督, 可以实现日常业务非现场监管, 提效率又减成本。 第四, 应建立国际再保险人财务状况的官方评估制度。这在目前看有一定困难。从监管标准协调化的观点来看, 欧盟国家采用的“相互承认机制”有值得肯定之处。尽管欧盟的单一执照制度不涉及再保险, 但随着各国实践需要, 存在再保险在欧盟内统一法制的可能, 相关提案实际已经存在。目光放更长远些, 适当的国际标准化再保险监管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值得欢迎的, 法律不确定性所致交易成本的消除本身就是红利, 就有利于优质竞争和优化资源配置, 但在该过程中有必要限制过于庞大的再保险跨国垄断巨头形成。这种标准化制度实际上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再保险企业走出去, 因为在发达国家才真正具有超乎想象的严苛量化的法制门槛, 这种标准化制度实质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再保险业走向成熟, 也更倒逼发达国家的再保险业务出现新的创新和改革。当然, 发展中国家的监管者往往没有足够技术和经验来评估再保险人的财务状况, 尤其是一些再保险创新产品, 如有限风险再保险和保险连结型证券。此外, 建立自筹的评估体系也决非易事。那么, 发展中国家利用评级机构不失是一个解决之径, 因为评级机构为原保险人选择再保人提供必要信息和参考, 又避免了自筹评估体系的过度成本。另外, 在将来条件许可的时候, 我国监管者也可考虑针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再保险人, 根据他们在母国所接受监管的松紧度, 效仿欧美惯用的安全程度分级。 最后, 在风险管理的角度上:监管者应该同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 (IAIS) 建设性合作, 通过提高国际间监管者的合作水平而获得准确信息, 所有再保险人都应在母国接受与原保险人同样的保险监管。虽然按我国实际状况, 采取直接监管方法似乎不合适, 但是在涉及我国的再保险业务上, 每个外国再保险人都应该、也必须在母国监管体系中受到有效监管, 否则我国就要出手监管。换言之, 母国和东道国都未予监管的真空区域是应当填补的。因此, 针对那些对本国再保险人也不采取任何监管措施的国家的再保险人, 我国一定要加强对原保险人的间接监管, 促使其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另一方面, 随着国家综合实力日益崛起, 我国应在制定全球保险监管标准、改善跨行业的监管、推动保险监管国际规则的执行等方面有所建树:研究制定偿付能力与会计核算标准;加强监管信息交流, 在国际论坛发挥积极作用;观察并推动保险监管国际规则的执行;加强与其他国际金融和监管机构的联系和交流。我国应持续有效进行情报搜集, 了解外国再保险人的实时动态以及国外再保险监管改革风向, 取长补短, 发挥政府干预的正效应, 逐步优化我国监管环境, 使分保程序更加成熟可靠。 总之, 在构建再保险监管框架的进程中, 各国监管者都力求权衡力度, 在再保险可获得性与再保险安全性之间谋求一个符合本国发展实际的“刀刃上的”最优平衡。直接监管模式存在把不合规公司全盘挡在门外, 把不合规业务全盘挡在门外的冲动, 往往令外国再保险分入方质疑是否过度监管而望而生畏;相比之下, 间接监管模式软化了直接监管的强度, 给外国分入方折中的余地, 更多的强调预警性事前监管, 这更多的代表了世界各行业监管改革的方向, 也是先导风险管理理念深化的结果。由于再保险供给的短缺, 是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保险业发展的瓶颈, 因此我国不宜贸然采取像英国式直接监管为主的再保险监管模式, 而应采取模仿德国范式又结合我国实际的、以间接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 以达到既能确保再保险交易的风险规避, 又能提高我国原保险人在国际市场上的再保险可获得性的双重目的。 参考文献 [1]李培育.再保险的国际化战略[J].中国金融, 2011 (7) . [2]杨琳.欧盟保险监管新规SolvencyⅡ理论框架及其影响[J].金融监管, 2012 (9) :40-45. [3]王艳, 张淑艳, 姚寅.有限风险再保险合同及监管[J].现代管理科学, 2009 (9) :112-114. 1 当前农药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 1.1 农药经营违法行为呈现多样化 1.1.1 走乡串巷的流动农药商贩增多。这些人没有营业执照和农药经营许可证, 产品品种单一, 来路不明。加上农民的防范意识不强, 给执法工作带来一定难度。 1.1.2 农药经营者对所经销的农药产品夸大虚假宣传, 故意误导消费者。 1.1.3 假冒、劣质农药时有出现, 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1.2 农民消费者的识假、维权意识不高 1.2.1 农民对产品质量的认知度不够, 自我保护意识不强, 忽视购货渠道的选择, 购买时往往图便宜, 轻信流通商贩的花言巧语, 知假买假, 买贱不买贵的现象普遍存在。 1.2.2 缺乏对农药产品质量的鉴别能力, 不注重看产品的标识, 不注重阅读产品的使用说明, 购假或误用而不自知。 1.2.3 缺乏维权意识, 购货后不注意索要购货凭证或不保管购货凭证, 出现问题后, 不注意保留维权证据或损失不大就自认倒霉, 不去相关部门举报申诉。 1.3 农村农药市场执法难度大, 农药质量检测成本高 1.3.1 缺乏具有较高专业知识的执法人员。由于农药产品品种多, 使用季节性强而且具有特殊的执行检测的标准, 加上农药的包装标识也比其它产品更为复杂。要求执法人员必须具备较高的农药专业知识, 才能有效加强农药市场的监管。而目前, 执法部门对农药市场的整治监管仍然是针对性不强, 缺乏技术性, 难以取得明显成效。 1.3.2 农药经营者规模小, 往往利用自家闲置的房间堆放农药产品进行销售, 没有办理相关证照。执法人员检查无法正常进行抽查与监管。 1.3.3 农药检测成本高。加上农药产品的外包装很难辨认真假, 从而给农药打假带来困难。 2 采取积极有效措施, 开展农药市场监管 2.1 农业执法人员要积极提高执法水平 农村市场事关新农村发展建设, 事关农民切身利益。农业执法部门开展农药市场监管工作就是以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规范农药市场秩序,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因此, 作为农业执法人员应不断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 向农业生产方面的专家请教, 了解农药产品的生产、加工环节, 那么, 开展工作就会有针对性, 就扼准问题的实质。 2.2 不断加大农药市场的监管力度 2.2.1 严把市场准入关口, 建立规范的农药经营体系 对辖区所有农药经营主体进行全面清查, 坚决取缔不具备经营资格的农药经营户和乱挂靠、乱挂钩的农药经营单位, 建立“农药户口”和质量档案, 同时定期不定期检查农药经营户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的落实情况, 在流通领域的初始阶段堵住假冒伪劣农药产品流入市场。 2.2.2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药违法行为 根据不同的农时季节, 突出重点分阶段开展农药打假活动, 把农民投诉比较集中、社会反响强烈和诚信度差、未从正规渠道购进的农药产品作为检查的重点, 狠抓大要案的查处。 2.2.3 加大农村巡查力度 集中开展农药打假制劣活动, 分散走访当地村委会和农户, 了解农药使用情况。对农村各类经营主体进行综合检查, 专项治理农药产品出现的问题;对农药经营主体进行日常监管, 对农户投诉多的农药产品进行重点监管。 2.2.4 完善农药经营单位的信用惩戒机制 根据农药经营者管理办法, 全面推行农药经营者信用管理制度, 增加对经营单位的检查的频率, 逐步规范其经营行为。 2.3 建章立制, 促进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 结合当前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工作, 积极推行流通领域农药产品质量监管备案、台账、承诺制度。要认真审查经营者提供所销售的每一品种的经销企业的经营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授权委托书, 经销协议, 并予以备案;要求农药产品经营户必须公开向社会、向消费者作出“不制假、不售假”的承诺;要求农药经营户对所售商品的进货渠道、产品名称、数量、销售对象等基本情况登记造册, 建立台帐, 促进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 2.4 加强农村政策法规的宣传力度, 建立健全农村维权网络 2.4.1通过普法宣传活动, 现场咨询等形式, 充分利用电视、网络、报刊等媒体广泛宣传普及农药法律法规, 传授识假辨假知识, 提高农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2.4.2 可充分发挥12315消费维权网络的作用, 通过加强12315消费投诉举报网络体系的建设, 将网络延伸至村社, 形成城市、乡镇、农村完整的消费维权网络, 农民购买农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得到及时处理。 摘要：农药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 在农业增产增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农药的普遍应用, 假冒伪劣产品不断充斥市场, 给农民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因此, 整治农药市场, 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增收, 是农业行政执法人员面临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就农药市场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分析。 【关键词】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监管策略；监管理念；机构转型 市政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的具体含义：政府监管部门按照相关规范和制度干预市政公用事业的经济活动，政府监管能够有效的处理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失灵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政公用事业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其投资主体更加的多元化，并逐渐向竞争化和经营化转变，改革开拓了更多的融资渠道，使城市建设中固定资产的投资数额越来越大，使市政公用事业的承载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使市政公用事业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得以有效的缓解，使经营效率大大的提高。然而，市场化改革也使很多问题浮出水面，如：政府监管力度过度放松，一味强调经济利益的提高，而忽视了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公正，从而使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对我国政府监管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市政公用事业监管的主要内容 （一）市场准入与退出的监管 因为受到我国市政公用事业技术经济的相关特点所限，必须掌握好对新企业的控制力度，以免重复建设以及恶性竞争的出现。而且，监管者应当适度的引入新企业，形成良性竞争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将市政公用行业由过去的垄断逐步向竞争型转变，并使有效竞争的局面得以长期保持。而且，因为市政公用事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必须保证连续稳定供应，这就导致其不能随意退出，使服务中断。因此，针对市场退出应该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进行管理。 （二）价格监管 市政公用事业的价格不但极大的影响着企业的利润，而且和大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所以，价格监管是政府监管的关键性内容。政府对市政公用事业的监管主要有三大目标，即促进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以及提高企业发展潜力。他们之间既是互相矛盾，又是互相统一的。如果价格政策合理的话，就可以鞭策企业不断的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成本，从而使消费者更加乐意去消费。同时，政府也要确保企业能得到一定的经济利润，只要企业的实际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政府的要求，企业就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最终使企业的发展潜力得以维持和提高。 （三）市政产品和服务质量监管 政府对市政公用事业进行监管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维护以及提高消费者的利益是其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若要实现这一目的，企业推出的市政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不能太高，最重要的是质量要好。在竞争行业内，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之一就是会刺激企业不断的鞭策自己提高产品以及服务水平，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使市场的份额得以扩大，从而使经济利润得到显著的提高。然而，就市政公用事业而言，因为在一定区域内，市政公用事业的企业较少，企业的垄断力量是相当大的，对于不同企业推出的产品以及服务，消费者缺乏有效的对比，这就导致消费者在接受和购买市政产品和服务时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政府不仅要注重对市政产品价格的监管，还应该重视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通过采取必要的手段，强制企业保障其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四）运行安全监管 城市得以如常的运行离不开市政公用事业，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一特点决定了企业推出的市政产品和服务不可中断且要保证绝对的安全。市政公用事业的发展情况关系着大众的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稳定，所以，政府监管的第一要务便是确保市政公用事业的安全运行。政府监管机构应当严格监督企业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并确保其执行，定期检查落实效果。对于突发情况，政府与企业当有预设方案，从而保障市政公用事业的安全运行。 （五）网络监管 市政公用事业具备极高的垄断性，这一特性的体现主要在网络业务方面。市政公用事业的供应链特点是多环节且垂直的，网络性业务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促进良性竞争格局的形成，政府建立了网络监管制度，并付诸实施，从而有效的避免了企业的垄断行为以及恶性竞争的出现，从而使网络性业务领域得以形成透明性的通道，大大的提升了市政公用事业的运行效率。 （六）竞争秩序监管 自从市场化改革以来，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存，相同业务领域内众多企业相互竞争的局面。因此对竞争秩序的监管是重中之重。竞争秩序的监管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避免恶性竞争，确保社会生产效率得以提高以及供應保持相对稳定；第二，对企业的恶性竞争行为进行制约；第三，避免企业采取措施限制竞争。 二、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中政府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监管理念含混不清 在市场化改革中，我国的市政公用事业一味的学习西方理念，逐步放松监管力度，这是对西方“放松监管”理念的错误理解，放松并不意味着放弃。将政府监管与市场化改革放在对立的位置来考虑，将市场机制的引入认为是政府想要逃避投资责任，从而不能充分的发挥出政府监管的作用。我国存在个别地区的政府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由，逃避监管责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目光短浅，盲目追求眼前利益，而不顾将来发展；第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招商而不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对企业放任自流，从而使多元化的投资经营的局面不能长久的维持下去。还有个别地区政府一味的注重引进民营资本，而当民营企业做出有损公共利益的行为的时候，政府监管部门一味的容忍和放纵，抹黑政府的形象。 （二）政府监管制度适用范围窄、权威性不足、权责不够明确 市场经济同时也是法制经济，政府监管应该在满足市场经济要求的前提下，其行为要有法律作为依据。当前，我国市政公用事业的主管部门制定了相关法规和制度，各地区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行业管理的方法。然而，起草颁布的法规出自行业的主管部门，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法规比较分散不够集中、适用范围较窄、权威性不足、权责划分不够明确等。在其实施的过程中，过于注重对本行业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了社会整体利益。 nlc202309081114 （三）政府监管机构转型不到位，政企同盟现象严重 我国当前市政公用事业政府监管机构是由计划经济体制下转型而来。计划经济时期，行业主管部门和企业的关系是政企合一的；市场化改革后，行业主管部门便直接成为了监管机构。但是，因为转型未真正完成，监管的主体与客体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即以行业利益最大化为终极目标。而且，因为监管机构市场的缺失，监管机构无需追求最高选票，所以，政企同盟便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产生的。政企同盟的出现对于监管效果会产生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促使监管机构不能保持中立，客观公正的对待全部市场参与者；第二，在制定相关法规以及执行的过程中，藐视新进入企业的作用和力量，不顾甚至践踏其合法权益；第三，因为当前我国尚不能打破政企同盟的局面，监管机构在胡乱行使其权利的同时，大大降低了市政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四）政府监管机构众多，造成政出多门、权力分散 我国当前市政公用事业政府监管体制是多部门设立监管机构，进行分散监管。监管机构众多会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如：职责含混不清、权责过于分散、政出多门等，这不但不能使监管产生合力，反而会起到反面作用，如：监管机构会相互之间争夺权力，问题出现时推卸责任等，从而给违规经营企业制造机会。 （五）监管行为存在方法简单、手段落后问题 我国市政公用事业政府监管中暴露出很多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监管过于简单随意、监管措施落后、以惩罚代替监管等。就公用事业产品价格监管而言，长期以来都是通过成本加成法来确定价格，极为简易，然而其效果却并不好。因为成本加成法的使用不利于企业提升其生产效率以及节约成本，甚至会引发企业谎报生产成本，不顾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肆意提高价格。因为政府监管的方法过于陈旧，很多企业便滋生逃避监管的想法，所以，在市政公用事业领域内，企业违规经营已是司空见惯，不但使监管成本大大增加，而且监管的效果很不理想。 三、完善市政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的具体方法 （一）政府转变监管理念，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监管的首要任务 改变以往“放松监管”的做法，监管要做到适度、规范以及有效。适度监管一定要掌握好监管的力度，注意同市场失灵的程度相符合。规范监管的具体含义是实施监管的前提要有法律作为依据，政府监管机构必须是专门的、客观公正的。有效监管注重对监管手段的实时更新，避免监管失灵情况的出现，从而实现监管目的。这三种监管方法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适度监管为改革提供明确的方向，规范监管为改革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保障，有效监管是改革进行的终极目标。追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应当是改革的最终目的。政府监管是为了确保当市场失灵的情况出现时，予以纠正，通过对市场运行方式进行模拟，制造出竞争的氛围。监管并非是放弃市场的功能，而是借助对市场的模拟，充分发挥出市场的作用。促进社会公正是政府不容推却的责任，市政公用事业与公共利益密不可分，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确保所有社会大众都能够享受到符合质量要求的市政产品和服务是政府监管的责任所在。 （二）设立独立性的、公正的、专业性的政府监管机构 独立性是监管机构不可缺少的特性，否则的话，便会弱化监管机构的权威性，从而难以有效地对监管客体实施权力制衡。而不能进行权力制衡的监管机构是没有意义的。独立性还意味着监管机构无需承担政治压力，有高度的自主权。公正性的含义是：监管机构属于行政执法机构，必须置身于利益纠纷之外，以保证其客观公正的执法，其一切行为都当以公共利益为重，不能受任何利益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不可以和监管客体形成利益同盟。專业性的具体含义是：市政公用事业的政府监管机构必须具备专业的技术，政府监管机构的职工应该拥有很强的业务能力以及专业素养，唯有如此，才可实施监管工作。不仅如此，还应该具有经济核算的能力，掌握投资管理相关的知识以及法律法规。 （三）改进市政公用事业政府监管的策略 在我国市政公用事业政府监管体制建立之初，合同监管可以作为主要的监管方式，在准入环节进行谈判并签约，以此实施监管。而在监管体制逐渐成熟后，监管方式可以适当的进行改变，比如激励方式和协商方式，这两种方式灵活度较高，更容易进行监管。激励监管的含义是：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或奖惩机制，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协商监管的含义是：监管主体与客体之间就如何实施监管，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在此监管模式中，监管客体不再是被动接受监管，而是积极主动的参与决策，建立监管制度。 （四）构建完善的监督体系和监管影响评估制度 构建健全完善的监督体系，主要包括法律、行政、中介组织以及社会大众四项内容，充分发挥出社会大众参与公共治理的作用。构建有效的监管影响评估制度，即通过分析成本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对政府监管的影响做出科学的评估。具体流程如下：第一，拟定出将要实施监管的具体项目，并详细描述其将要实现的具体目标。第二，制定出不同的监管方案，并分析估计其成本和效益。第三，做出科学正确的决策。实践证明，这种分析方法非常有用，能够促使监管机构在进行决策之前，预先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大大的降低了决策的盲目性。 四、结语 总而言之，市政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有利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从而更快的实现小康社会。市场化改革能够全面提高市政公用事业活力以及运行效率，因此，市场化改革是大势所趋。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的改革，不但关系产权的变革，还会使生产关系发生变化。陈腐的管理理念必须实时更新，管理模式以及管理体制也要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调整。在对市政公用事业进行监管的过程中，政府掌握好适度原则，不可越位，更不可缺位，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具体要求，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正确的定位，做好对市政公用事业的监管。 参考文献 [1]吴庆玲.我国市政公用事业政府监管体制改革初探[J].建筑经济，2009，（6）. [2]李丽.我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政府管制的定位——激励性管制[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3）. [3]李东序.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与政府监管[J].城市发展研究，2005，（6）. [4]于腾帅.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中的政府监管[J].理论学习，2006，（11）. [5]吴庆玲.对中国市政公用事业政府监管体制改革的思考[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1）. 作者简介：杨欣（1995-），女（土家族），重庆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公共事业管理。保险市场监管分析 篇6
英、德再保险监管模式借鉴性分析 篇7
农药市场监管存在问题分析 篇8
保险市场监管分析 篇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