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精选8篇）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篇1

一、文献评述

斯密指出, 追求私利的个人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效率产出。个人理性最终导致了集体理性。同时斯密也指出分工促进生产, 社会分工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但是斯密并没有详细的论证个人理性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在随后的经济学家中, 有人对个人理性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将个人理性的内涵由追求私利扩展到理性预期 (卢卡斯1978, 穆斯1980) , 完备信息 (萨缪尔森, 1962) 以及凸性偏好 (萨缪尔森, 1963) 。并从此出发构建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最终得到了一般均衡的结论。也有人从社会分工出发试图构建新新古典经济学 (杨晓凯, 1984) 。但迄今为止, 没有人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 试图辨析两个概念的内涵以及联系。我们已经知道, 目前经济学关于个人理性的假设是严重脱离实际的。对于决策中的个人, 获得全部相关信息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人都必须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他们所能要求的是在信息的完备性与取得信息之间的成本之间做一个最优的权衡。对于决策中的个人, 取得关于决策的全部相关信息也是没有必要的。相对于海量的信息, 个人的信息处理能力极其微不足道, 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社会生产力日新月异的提高。那么有限的个人理性最终是通过怎样的机制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作者拟从个人理性的重新定义出发, 辨析个人理性与社会分工的关系, 以期能够对个人理性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做出解释。

二、古典经济学关于个人理性的假设

古典经济学的个人理性假设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1) 自利性。理性的人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的人。利益就消费者来说是效用, 对生产者来说是利润。不论何者, 理性的经济人的决策目的就是最大化其目标函数。 (2) 完备性。完备性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对于被选方案的信息完备, 对于消费者来说, 他了解所有消费束的各个方面的知识。对于生产者来说, 他具有产品成本、市场价格和竞争对手的完全信息。第二是具有完美的信息处理能力。消费者有能力解析关于消费束的全部信息并将消费束进行排序, 生产者有能力处理关于产品生产和产品市场的全部信息并选择最优的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

这样的假设对于实际做决策的消费者和企业家来说是十分粗糙的。首先来看自利性。不论从哪方面来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家都不是一个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社会要求企业家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来。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 人们也普遍对企业家有着社会责任方面的严格要求。他们被寄希望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扶助更多的弱势群体、对社会公共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而企业家本人也乐于做出这方面的贡献。刘易斯曾论述过这方面的典型。在一些文化传统下, 企业家本身担当着部分的社会救助的职责。如果企业家是利润最大化导向的, 那么如何解释他在做出再投资决策得时候进行的这样转移性质的资源配置?因此, 关于自利性的假设是值得质疑的。

其次来看完备性。如果说经济学家对于自利性的假设尚无系统性偏差, 那么他们对完备性的假设则是有系统性偏差的。就信息的完备性来说, 即使在信息爆炸的现代社会, 消费者仍然不能保证可以得到关于所购买商品的全部信息。我举两例以资说明。第一例, 洗发水。在中国市场上有大小一百余种品牌, 上千种洗发水在生产和销售。即使是行业方面的专家亦不能将这百余种品牌都研究清楚更何况是普通的消费者。消费者只知道某种洗发水能够去屑, 某种洗发水能让头发更柔软, 但不知道这些东西里面含有铅、汞等重金属元素, 长期使用会造成严重的皮肤问题。第二例, 奶制品。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以前, 很少有消费者清楚的了解自己每天喝的牛奶里面会含有类蛋白的有毒物质。他们无从了解。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仍有许多消费者不了解自己每天喝的牛奶里面有什么成分。关于商品的信息消费者永远都没有完全的知识。再来看生产者。即使是凭借市场调查进行决策的企业家又对自己市场的了解也不能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水平。在抽样基础上进行的统计只能在某一概率水平上保证统计推断结论的准确性。大多数的市场调查都只选取相当于总体10%到20%的样本对市场特征进行归纳。其置信水平最多达到60%。这就是现实中的情况:不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必须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进行决策。

三、西蒙的“情境理性”

对完全理性的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已有人涉及。西蒙 (Herbert A Simon) 在其1978年发表于AER的论文《Rationality as s Process and as Product of Thought》中指出:复杂性是人类智慧的本质, 理性选择模型可悲的不完整, 大多数只是基于“情境理性”在进行选择。

每一个个体都生活在某一情境中, 在此情境中, 他首先会有一个回报预期, 当他做出某项决策之后会得到一个实际的回报, 如果他对实际回报是满意的则认为自己的决策是理性的, 否则他会认为自己不够理性, 进而会修改他的行为方式直到达到满意的水平。 (满意并非效用最大) 他在此过程中不断变的“理性”。所谓的环境造就人, 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都是局部理性的。换一个环境他立刻就不“理性”了。来自经验世界的证据有很多, 某一位勤恳的农夫可能在农业生产上有很高的生产力, 他通过多年的农业生产实践积累了良好的农耕判断力, 所以其边际产出非常高。但是如果把这位农夫配置到百货商场的化妆品促销柜台, 那他的边际产出必然会直线下降。他很可能连一样商品都卖不出去。

之所以人会成为”局部理性”而非完全理性的多面手原因就在于人的理性能力受到来自生理和心理的双重约束。有限的生理和心理资源只允许人专注于处理某一种或几种类型的信息。长期专注于一种或几种类型信息的处理会产生信息的沉淀, 也即知识的积累。知识的积累有助于减少信息的接收量同时能够让信息的处理速度更快。在进行情境选择的时候, 人们会倾向于那些已经熟悉的情境, 因为在这些情境里面他的信息处理能力更高, 做出理性选择的可能性更大。不论个体处于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地位, 他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理性。因为他的知识结构决定了他在某些方面必然存在死角, 而他的生理和心理能力的限制又不允许他迅速将这个死角弥补上。这样他就无法在某些情境中做出理性的决策。

四、个人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要解决个人理性有限性带来的问题还需要将思路从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中引开。个体的局限性决定了自从人类诞生起, 人类就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个体。在生产方面, 有限理性的个人无法包揽全部的工作, 因此需要分工。分工并非产生于权威, 分工是自发产生的。具有不同智力天赋和生产经历的个人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逐渐在自己擅长的生产情境中变的比其他人更加理性。而被淘汰的人则继续寻找自己所擅长的生产情境。这样分工逐渐形成。但是受到农业经济封闭性的影响, 分工的规模在农耕文明时期并没有长足的发展。大规模的分工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的大规模应用替代了许多重复性的人类劳动, 节省下来的劳动力则分配到需要发挥一定能动性和判断力的岗位上。劳动力市场上的自由工人通过选拔进入到自己所擅长的工作情境中开始专门的工作。他在这一情境中积累的经验不断增加, 生产力不断提高。反映在其工资收入上则是收入的不断的增加, 于是他选择一直从事相同的工作。就业的均衡就此形成。当成千上万的工人都通过类似的机制被配置到其生产力相对较高的生产情境中时整个社会的劳动力资源得到了最优的配置。对于个人而言, 他已经在自己有限理性所能达到的程度内做到了最优的就业选择。对整个社会而言劳动力资源被配置到了具有最高生产力的地方。在消费方面, 有限理性的个人没有对所要消费产品的完全知识, 所以他们只能求助于消费方面的专业权威。这一专业权威就是大众媒体。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大众媒体的一个主要职责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生产者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塑造着消费者的偏好结构。消费者最终购买了大众媒体推介的产品并且感到了满意。生产的最多的产品最需要大众媒体的大力推介, 大众媒体的大力推介则造成了大量的需求。大量的需求带来了大量的利润于是更多的厂商进入, 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进入。最终形成了市场的供求均衡。资源就这样被配置到了社会最需要的产品上面。这就是古典经济学最终的结论。而通过个人理性的有限性同样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摘要：个人理性的有限性决定了人在作出决策时遵循着如下的原则:接受尽可能少的信息。为做到这一点, 有限理性人需要做到在某一方面信息处理的专门化并在其他方面的信息处理上求助于他人。这就是社会分工合作的起源。而社会分工则使得有限理性的个人组成了一个理性的集体。以彼之长补此之短, 整个人类社会才构成了一个正常运转的有机体。

关键词：有限理性,社会分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不完全信息与有限理性的差别[J]开放时代, 2002, (3) :77

[2]、[美].H.A.西蒙, 管理行为—管理组织决策过程的研究[M]中译本.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

[3]、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篇2

六、结语：密纳发的猫头鹰不必等到黄昏才起飞

黑格尔关于“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115]的说法，对于我们把握技术的发展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比喻。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政策来说，如果能够认识到技术理性和社会发展中的“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建立起以实现每个个体的人的自由发展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那么，密纳发的猫头鹰就不必等到黄昏才起飞了。

虽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富强的国家任务就摆在我们面前，但将科技与产业真正进行联姻，并通过法律来实现，则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这一过程经历了两次转型：一是将科技应用于产业经济的发展;二是将产业技术发展纳入法治轨道。这两次转型具有重大意义。也许在严格意义上，这两次转型真正标志只是在《宪法修正案》第13条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目标以后。因为政治力量的短暂干预只能起一时的作用;甚至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往往会导致其反面。不过，作为产业技术政策法治化建设，其实是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尽管当时的国家科技政策还缺乏对其法律价值的全面认识。

不过，法律价值是多元的，甚至在有的时候也是相互龟醯摹1热纾私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是法律所追求的最基础的价值趋向;而以此为出发点，无论对某项专利权的获得还是转让，都是个人的一种“私的权利”，国家力量不宜介入。但是，由于现代信息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专利技术往往不仅是单一的物的创造(或物的标准问题)，它往往包含在一系列的系统技术中，并和其它专利技术一起形成这种系统技术的标准。随着这些技术应用与推广，这种系统的标准就成为了国际上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在此方面落后的国家就得接受这种标准化技术并为之付出高额对价，甚至还存在国家安全的危险。此时，落后国家的产业政策实际上就处于两难的困境之中：介入私的领域会影响国家权力的纯粹性;不介入则会影响国家竞争力量的增强。目前，连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都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在19(平成)的专利法修改过程中，日本学者提出，标准化问题、知识产权与竞争政策的调和问题，这些都是与国家产业基本政策相关的问题，不能仅仅限于专利法的视野。他们担忧道：“在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实施职业专利政策是否适宜?职业专利政策是为了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制定的，国内产业如果不能创造出知识产权，实施这种政策是否会使国家陷入悲惨的`境地?是否会使得技术革新强的国家利用日本的审判，而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116]鉴于此，他们认为，应将标准化问题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今后作为国家技术政策和强化产业技术竞争力政策的一系列国际标准化活动也应该纳入国家政策范围。在国家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中，将具有未来市场性的某项课题进行技术开发，而同时又进行标准化活动，在产业、学界和官方联合提携的体制下，积极实施，获取专利。只有加强这种标准专利，才会与欧美具有同样的竞争力。不仅如此，为使先进技术成为世界标准，还要进行一些游说活动。企业在树立专利意识的同时，还必须强化这种标准化的意识。”[117]

因此，作为产业技术政策的价值，与一般的法律价值是有所不同的，它应定位于科技法的价值体系中。当然，科技法的价值核心是“促进科技进步以为人类谋福祉”，是建立在全人类的基础上的。而作为一国的产业技术政策，则应建立在本国经济发展和科技竞争力的提高上。这就是所谓的“本国立场”。这一点，我觉得经济学家樊纲先生的话对我们有较大的启示：一方面不要另其炉灶，置人类几百年以来已经发展起来的知识和科学体系于不顾，井底之蛙，搞什么“中国经济学”，而是要充分利用现代经济学，充分利用哪怕是昨天别人已经发展起来的知识与成果;另一方面，必须针对中国大陆的特殊问题、特殊发展阶段，由此出发，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118]制定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就要既有着眼世界的情怀，又有本国实践的根基，这才是一个大国的应有的气度和风范。

这里，我愿意以一位经济学家的话结束这篇算作法学性质的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篇3

关键词：有限理性；资产价格；泰勒规则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2）09—0038—08

一、引言

199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泰勒提出以利率作为操作变量的规则，即泰勒规则。泰勒规则一经提出就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引起很大反响。从理论上讲，泰勒规则一方面将长期通货膨胀目标具体化，增强了货币政策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泰勒规则将货币政策操作通过一个简单的公式表达出来，提高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从实践来看，格林斯潘1993年和1994年在美国国会的关于货币政策调整的证词，都是以泰勒规则为理论基础的。格林斯潘认为，泰勒规则“体现了以过去借鉴未来的预测方式”。

但是，泰勒规则从提出之日起也不断受到质疑（斯文松，2002；麦克卡莱姆，2004）。在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生后，随着格林斯潘走下神坛，对泰勒规则的批评更加尖锐（沃尔什，2009；斯文松，2010）。包括泰勒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泰勒规则优于其他货币政策规则，但存在着种种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泰勒规则进行了研究。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主要针对泰勒规则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产出缺口无法精确估计问题和忽视资产价格问题对泰勒规则进行修正，并用我国1994—2007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泰勒规则存在的问题

（5）其中， 和 是短期实际利率以及实际汇率指数的自然对数值（ 增加表示货币升值）， 和 是选定基期的实际利率以及实际汇率指数的自然对数值， 和 分别是利率和汇率的权重。在某些情况下，MCI不仅包括短期利率，还包括长期利率。

但斯文松（2000）利用前瞻性模型，得出的结论认为在泰勒规则中加入对汇率的考虑会使通货膨胀标准差下降、产出标准差上升，也就是说利率对汇率直接反应会破坏产出的稳定性。

二是对于利率的平滑问题，许多学者从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斯克劳斯（Siklos，2002）认为许多中央银行总是试图平滑利率的运动路径，使利率沿着相同的方向缓慢移动，尽量避免频繁地改变其运动方向，因此在泰勒规则中将利率的滞后项加进去以反映这一现象。中央银行之所以存在利率平滑行为，威廉斯（Williams，1999）认为，利率方向出现频繁变动在公众看来是中央银行犯了错误，因此保持利率运动的方向能维护中央银行的信誉。基于利率的平滑现象，一些经济学家建议使用泰勒规则的变形：

（6）这一变形赋予前期利率一个任意权重以平滑利率。奥法尼德斯（Orphanides，2001）认为这种自回归形式的模型可以更好地符合实际观察到的货币政策。

三是对产出缺口、潜在产出和均衡利率测算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产出缺口代表了货币政策制定者稳定产出的目标，另外一种观点则将产出缺口视为对未来预期通货膨胀水平的替代指标。法韦罗和罗韦利（Favero和Rovelli，2001）对后一种观点进行了经验分析并提供了证据。莱文（Levin，1999、2001）等人证明产出缺口的系数不应太低，他们的计算结果认为应大于0.6或者0.8。

对潜在产出的计算，目前主要有两类方法：一类是对产出的时间序列进行分解。泰勒本人（1993）采用了将时间趋势与实际产出拟合的方法，麦克卡莱姆（McCallum，2000）运用的是HP滤波方法；另一类是生产函数方法，如麦克卡莱姆和纳尔逊（McCallum和Nelson，1999）根据Cobb—Douglas生产函数，用充分就业水平下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估计潜在产出。

均衡的实际利率水平是最难估计也是最重要的。鲁德布什（Rudebusch，2001）利用IS方程估计均衡实际利率。其模型为：

（7）根据该模型，鲁德布什（2001）估计均衡实际利率 等于2.2%，这与泰勒规则原式中的值比较接近。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采用了不同的方法对均衡实际利率进行了测算。但在均衡实际利率测算中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均衡实际利率可能不为常数，科齐茨基（Kozicki，1999）、劳帕赫和韦伯（Rapach和Weber，2001）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

四是针对泰勒规则原式中使用当期的产出和通货膨胀所导致的信息时间问题，一些学者从滞后性、前瞻性和混合性三个方面进行修正。

（1）滞后性模型。麦克卡莱姆和纳尔逊（1999）、斯文松和鲁德布什（Svensson和Rudebusch，1999）发现使用当期数据和滞后数据的差别不是很大，这可能是因为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都具有很强的时间连续性，滞后值是当期值很好的代理变量。

（2）前瞻性模型。克拉里达、卡林和盖特勒（1999）认为产出缺口取决于未来预期产出和实际利率，预期通货膨胀影响当期的通货膨胀水平，因此在泰勒规则原式的基础上提出如下简单的前瞻性利率规则：

（8）其中， 表示目标名义利率， 表示当通胀和产出处于目标水平时所期望的名义利率水平， 表示从 期到 期的价格变化， 为 期到 期的平均产出缺口， 表示在设定利率时所掌握的信息集， 为预期算子。

（3）混合性模型。斯文松（2002）认为，如果货币政策工具（通常指短期利率）是一个关于中央银行可获取信息的函数，那么这种规则就叫做工具规则。其中，中央银行可获取的信息既包括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过去值，即预先决定的变量（Predetermined Variables），还应该包括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的预期值，即前瞻性变量（Forward—looking Variables）。如果货币政策工具只是预先决定变量的函数，即一个事先规定的反应函数，则此规则称为显性的工具规则；如果只是前瞻变量的函数，即规定一个隐性的反应函数，则此规则称为隐性的工具规则。

五是针对泰勒规则中是否应监控资产价格膨胀的问题，博尔多和吉恩（Bordo和Jeanne，2002）、博里奥和洛（Borio和Lowe，2002）、布拉德和沙林（Bullard和Schaling，2002）进行了相关研究。他们深入讨论了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规则之间的关系，其中布拉德和沙林（2002）将资产价格因素纳入泰勒规则，因此提出下列泰勒规则的变形：

（11）式与泰勒规则的原式比较相似，但如果中央银行要对股票市场做出反应，就要调低原始的反应参数。

国内学者余元全、余元玲（2008）采用类似的泰勒规则的扩展形式，只不过他们用来反映股票价格的变量是市盈率和股票风险报酬率。他们研究了1996—2006年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对股价高估做出反应。他们以上证综合指数为股市代表价格，根据戈登方程计算出隐含风险报酬率。进一步地，通过时间序列图对利率、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和股票风险报酬率的比较后发现，货币政策利率对股价的反应没有一个稳定的规则。此外，分别在静态泰勒规则和动态泰勒规则方程中将股价因素考虑进来，并运用OLS估计后得到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对股价的反应均不显著或者反应较小。

彭洁和刘卫江（2004）通过加入资本市场因素对泰勒规则进行了动态扩展，以研究1994年第1季度到2001年第4季度我国的货币政策是否对股市泡沫做出响应。他们的研究结论也表明，在这一时期内我国的货币政策表现为一种不稳定的规则，中央银行并未运用利率规则抑制股市泡沫增长，在不经意间容忍了明显的股市泡沫。

（二）对泰勒规则及其发展的评析

上述对泰勒规则的修正虽然使泰勒规则更加完善，但是泰勒规则中存在的多重共线性、产出缺口无法精确估计和纳入资产价格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上述泰勒规则原式和各种变形中，都同时包含了通货膨胀因素和产出缺口因素。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所以在泰勒规则的计量分析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多重共线性，影响到变量参数的准确性，如江日初（2008）基于前瞻性泰勒规则对我国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检验，从拟合情况来看，他认为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符合前瞻性泰勒规则特征，利率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都为正，同时央行对产出比对通货膨胀更敏感，但他的研究也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计量结果中的D.W.值为1.15986，说明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多重共线性。 另外，科学计算潜在GDP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一方面，潜在GDP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严格说来，建立简单的计量模型进行整合有关数据不能直接用做潜在GDP的值。因此多重共线性和潜在GDP计量不精确都会影响检验结果的科学性。

将资产价格纳入泰勒规则中也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采用什么指标代表资产价格，使用房地产的价格还是股票价格或者其他指标还存在许多争论。同时资产泡沫可能会由各种各样的原因引起，直接将资产价格纳入其中的泰勒规则可能比对泡沫经济持无所谓态度的泰勒规则给经济带来更多的麻烦。二是将资产价格纳入泰勒规则的理论基础，是当泡沫形成时提高利率从而提高投资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以抑制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同时利率提高也会使对银行信贷需求减少从而抑制资产价格的上涨。但是国内外实践表明，在泡沫时期通过调整利率来稳定资产价格的效果并不很好，如我国近年来不断的加息短期内反而刺激了股票价格的进一步上涨。

三、对泰勒规则的修正

针对泰勒规则存在着的上述问题，本文尝试利用近年来行为经济学所取得相关成果对泰勒规则进行修正，以克服泰勒规则的多重共线性和产出缺口无法精确计量问题；利用近年来货币政策工具规则研究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对泰勒规则进行修正，探讨如何将资产价格纳入泰勒规则。

（一）有限理性假设下对泰勒规则的修正

在行为经济学范式下，根据阿克洛夫等（Akerlof等，2000）的研究，基于有限理性假设，不妨设菲利普斯曲线和IS曲线分别为：

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规则的原则是使政策规则的边际成本与其边际收益相等，其制定货币政策的边际成本（或收益）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抚平产出缺口的边际成本（或收益） ，另一部分是减少通货膨胀波动的边际成本 。其中，系数 和 分别代表中央银行对产出缺口波动和通货膨胀波动的识别成本， 是中央银行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假设为应对经济衰退，中央银行将产出增加 ，这时中央银行为抚平产出缺口而获得的边际收益就是 。但是增加产出必然导致通货膨胀上升，根据（14）式，通货膨胀上升的边际成本为 。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原则，可以求得：

与本文第二部分所提到的泰勒规则原式和各种变形相比，方程（24）中没有产出缺口，因此解决了多重共线性及产出缺口难以准确计量问题。与泰勒规则原式和各种变形一样，当通货膨胀率高于目标值时提高基准利率，当通货膨胀率低于目标值时降低利率。但在高通货膨胀阶段和低通货膨胀阶段的理性系数不同，因此利率对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也不同，高通货膨胀阶段的理性系数较高，因此利率对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较大。

（二）考虑资产价格波动下对泰勒规则的修正

本文认为，资产价格与一般商品价格相比，受市场心理的影响较大，其价格随着市场的信心的高涨而上升，也随着市场心理的崩溃而急剧下降。在市场繁荣时期通过提高利率来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其效果是有限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是在“买涨不买跌”心理的支配下，提高利率从而提高投资成本不但不会抑制资产价格的上涨，相反有时还会导致资产价格进一步上涨。在房地产市场，这种“买涨不买跌”心理更为普遍。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2007年3月至9月间我国5年期的贷款利率在不断提高，而同时商品房销售价格却在不断上涨。

在上表中， 是投资成本， 是预期违约的临界信贷量， 是基础价格，也就是投资者用自有资本投资时形成的价格， 是利用银行信贷代理投资时形成的资产价格， 是两者价格之差，也就是泡沫。

可以看到，伴随着资产泡沫从0.06扩张到0.18，预期违约的临界信贷量也从0.90扩张到1.74，因此要抑制资产泡沫的扩张必须抑制银行信贷的扩张。但在泡沫时期通过利率手段调节银行信贷从而抑制资产泡沫的效果往往不佳。首先，通过利率手段抑制资产泡沫的前提是利率和银行信贷存在着较高的负相关性，即提高利率使银行信贷下降，降低利率使银行信贷上升，但国内外的一些数据说明这种关系往往很微弱。从表3可以看出，我国一年期贷款利率与贷款额的变动呈现很弱的负相关。其次，在资产价格上涨时期，在投资者和银行的有限理性下提高利率抑制银行信贷的作用是有限的。

相对于利率，在泡沫时期的银行信贷的扩张与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更强，即资产泡沫的形成往往与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相关。基于在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时期资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在此期间的货币政策工具规则可以有两种考虑。

第一种是黄广明（2006）所主张的货币量规则与利率规则的组合。他认为在泡沫时期，中央银行的策略是，一旦利率规则下货币量的增长超过了预定的目标和区间，货币政策就由利率规则转向货币量规则，在泡沫高涨时期采取货币供应量规则。在他的模拟试验中，假定中央银行在泡沫初期使用的是利率规则，随着货币供应的不断增长，在第15期超过了中央银行预定的目标或区间，于是中央银行在第16期开始启动货币量规则。通过比较利率规则和货币量和利率的组合规则，他认为在组合规则下，各主要经济量，如产出、通胀、名义货币量、名义利率、投资等在波动的强度和时间两个方面都有效地得到了稳定。但是组合规则的效果强烈地依赖于模型设定、参数取值、规则选择等多种因素，同时转换时机的选择也很困难。

第二种是包含货币因素的泰勒规则。实际上，各国央行都在不同程度地关注着货币因素。例如欧洲中央银行在追求价格稳定的过程中，设定了一个M3增长率为4.5%的参考值，从而赋予货币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全球化时代，在泡沫时期基于传统的纳入资产价格的利率规则效果不佳，因此需要更加重视货币量，采取包含货币因素的泰勒规则。这种规则可以克服在泰勒规则中直接纳入资产价格的一些弊端，也不需要选择转换时机。

因此结合本文前面在有限理性下提出的对泰勒规则中多重共线性问题的修正，本文提出一个同时考虑解决利率规则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产出缺口无法估计和包含货币因素的泰勒规则模型：

（26）

其中， 是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 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率的目标值，其它变量的含义与（25）式相同。

四、 对我国的实证检验

（一）变量与数据

泰勒（1993）使用的利率指标是美国联邦基金利率。该利率作为美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能有效地传递到其它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价格上。然而，我国绝大部分金融资产仍受存贷款利率的约束，中央银行在实际的利率水平调整中，一般以同期物价上涨率为参照物，先定出1年期存款利率，然后再确定商业银行其它档次的存贷款利率以及中央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因此本文选择我国七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名义利率作为利率规则中的名义利率。

国内对通货膨胀率衡量有两种方法，即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RPI），两者最大的区别是CPI将服务价格计算在内，本文选用CPI作为衡量通货膨胀率指标。在模型中，预期通货膨胀率的计算最为困难，汉森和辛格尔顿（Hansen和Singleton，1982）提出GMM方法（广义矩方法）用于求解带有预期变量的动态优化模型，卡林和盖特勒（1999）等在对前瞻型的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实证时也是用GMM进行模型的参数估计。但是，正如肖等（Xiao等，2008）所指出，GMM方法对于工具变量的选择过于敏感，这不符合计量模型稳健性的重要准则。本文利用刘金全、金春雨、郑挺国（2006）等通过状态空间模型和卡尔曼滤波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处理得到的的预期通货膨胀率进行研究。对于我国的目标通货膨胀率，笔者认为3—4%较为合适，因此在这里我国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取值为3.5%。由于我国中央银行同时采用M1和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本文将使用M2衡量货币供给增长率。根据我国近年来的实际情况，M2的目标增长率确定为16%较为合适。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货币供给增长率数据来源于中经网，七天期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名义利率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样本期间为1996年1月至2004年12月，所有的数据都是月度数据。以目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3.5%为标准，可以将我国这段期间的通货膨胀分为两个阶段，1996年1月至1997年3月为高通胀阶段，1997年4月至2004年12月为低通胀阶段。

（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OLS方法中经常出现的虚假回归现象，本文首先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用的是ADF（augment dickey fuller）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其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拟合效果较好，并且多重共线性问题基本消除，所有自变量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都是显著的，说明在样本期间我国存在着较为稳定的利率规则；我国利率平滑行为较为明显，平滑系数接近为1；利率对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缺口的反应系数都为正，说明当通货膨胀预期上升时，通过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预期，同时当通货膨胀缺口加大时，也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

然后利用邹氏分割点检验分析在高通胀和低通胀阶段我国的利率规则是否存在显著差别。分割点分别为1997年3月，其检验的结果如下：

两个不同阶段的泰勒规则的检验结果说明，在高通货膨胀阶段，利率对预期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较大。前文中指出高通货膨胀时公众在决策时会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即这时理性系数较高。根据相关模型，利率对预期通货膨胀率的反应系数较大，从实证结果来看，我国的泰勒规则确实如此。

从检验结果来看，拟合效果较好，但与不包含货币因素的利率规则相比，利率平滑系数、预期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缺口的反应系数出现了较小程度地下降，同时利率对货币供应量的反应并不非常明显，这可能是我国的同业拆借利率与货币供应量的相关性较小。今后随着利率市场化，两者的关系会加强。

3. 下面用本文所得到的1996年1月—2004年12月的我国不包含货币因素的泰勒规则、包含货币因素的泰勒规则对2007年1月至2007年12月我国的同业拆借利率进行拟合。在此期间，我国许多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股票价格指数也在2007年9月达到历史最高点。是在两种利率规则下的拆借利率的拟合值和实际值。

从结果来看，无论是包含货币因素的泰勒规则还是不包含货币因素的泰勒规则，2007年1月至12月的拟合值中大于实际值的有9个月，说明按泰勒规则，在此阶段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宽松货币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加快上涨。但比较两种利率规则下的拟合值，发现包含货币因素的泰勒规则下的拟合值要小于不包含货币因素下的拟合值，这主要是因为在此阶段我国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而不含货币因素的泰勒规则对通货膨胀预期及通货膨胀缺口的反应系数稍大。两种拟合值差距很小，因此在高通胀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时期采取这两种利率规则区别不大，但在低通胀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时期，中央银行在按泰勒规则进行操作的同时应高度关注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

五、结论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在有限理性假设下，本文对泰勒规则进行修正以克服其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和潜在产出无法精确计量问题，将货币因素纳入泰勒规则以考量泰勒规则如何对资产价格波动做出反应。通过对我国1996年至2004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存在相对稳定的利率规则，并且这种利率规则在高通胀和低通胀阶段有一定区别。在将货币因素纳入泰勒规则后，发现我国的利率规则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是中央银行在操作利率时还是应高度关注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以防止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

任何形式的利率工具规则理论，只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和近似，不能完全描述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本文对泰勒规则的修正也是如此。实际上，各国央行在进行利率调整时，除了产出、通胀和货币供给因素之外，还必须根据本国现实国情，综合考虑其他货币政策因素。例如，近年来我国的利率变动除了考虑物价指数和货币增长的变化外，还需要配合人民币汇率渐进性改革，稳定人民币汇率。因此，前几年中国人民银行为了抑制贷款需求导致的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过快上涨而需要提高信贷市场利率时，就不得不考虑加息所引起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此外，央行在利率反馈规则中除考虑模型的基础冲击外，还应考虑经济行为人预期的一些关键变量，同时假设经济行为人的预期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在泰勒规则研究中如何考虑更多的货币政策因素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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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obert J.Shiller.2007.Low Interest Rates and High Asset Prices： An Interpretation in Terms of Changing Popular Economic Models. NBER Working Papers.2007， No.13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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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Franklin Allen，Douglas Gale.2001.Bubbles and Crises[J].the Economic Journal.2001，Vol.10：234—247.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篇4

通过中国知网CNKI的篇名搜索, 从2010年到2015年8月期间, 与“医务社会工作”有关的论文篇数为160, 其中与高校教学、学生实习督导相关的总计3篇, 比例仅占有1.8%。笔者认为对医务社会工作方面的教学研究, 尤其是实习督导方面的经验性研究十分欠缺, 而社工专业教师作为专业督导, 在学生参与专业实践与实习过程中的督导经验分析与分析探讨, 对于专业教育发展以及高校实习督导工作本身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笔者作为福建某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教师, 希望经过反思总结能够进一步提高社会工作专业督导的能力, 丰富专业教学改革的研究主题, 为日后高校同行在理论课教学、实验实训课督导方面提供案例讨论和经验方法的参考。

一、研究与督导过程

基于建构主义的研究范式与社工督导理念 (3) , 笔者以“学校督导老师”的角色与社工专业学生进行平等、开放的互动交流, 以反思的态度如实回顾并分析学生作为医务社工实习生或者公共卫生方面的服务者的心路历程。研究中涉及的焦点小组包括有福建福州地区的省级老年院A、儿童特教学校B、社区卫生站C与综合性医院D, 总计四家单位。研究对象涉及参与社工专业实习或实训课外展服务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总计138名 (含2012级和2013级两届学生, 集中实训课名称为“个案实训模拟”, 总计32课时) 。实习督导过程与研究过程相结合, 笔者安排学生们每周集中讨论实习主题、分享为期2-6个月服务期前后的“主体性”感受, 同时分享毕业后的职业规划等, 目的在于分析专业实习生个体选择医务社工的动机和行动策略。

二、研究分析与结论

有限理性起源于20世纪40年代, 主要是以H·A·西蒙为代表 (4) 等诸多组织学家、公共管理学家对传统基于“经济人”假设的理性决策模式进行了更正, 其观点认为现实世界并不存在完全理性的人, 行动个体有其非理性考量的决策模式。决策行为往往受到信息、时间、技术等外部因素及其自身的认知、人格、态度等内部因素的影响。 (5) 经访谈文本分析表明, 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在考虑是否参与、以及如何参与医务社工的策略选择时, 会理性考量所进入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特有制度环境、组织文化以及机构运行模式, 并基于学生个体本身的利益做出“有限理性”的决策, 即决策人所做出的决策前期会受到社会工作专业上“利他主义” (6) 的价值引导, 很可能不符合“经济人”的纯理性假设, 但又由于现实压力或功利主义社会风气的综合影响导致在实习后期出现实习时间短期化、实习内容非专业化等非理性行为。医务社工秉持社会工作专业的利他主义价值观, 本质上与功利主义背道而驰, 因此社工专业学生在选择医务社工作为实习或实训的行为背后, 纠缠着多元价值, 因此体现为明显的有限理性。

(一) 教师督导中的“有限理性”

由于医务实务领域的特殊性, 若非医学院背景的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往往较难进入医院实习, 因此医务社工或医院志愿者的实习或实训在师生的互动过程中建构出了更多的意义, 教师会优选专业能力强的学生推荐给实习单位;而且每个实习机构能够承载的实习生名额有限, 每个学期2-3名, 只有极少数比较优秀的专业学生才会被选送到相关公共卫生部门、社区医院、综合性医院开展医务社工。由此“医务社工实习生”被赋予了较高的自我价值感和功利价值, 被学生个人视为“资源有限的专业成长机会”、“增加个人简历含金量”等。

(二) 学生实习中的“有限理性”

通过分析访谈文本发现, 社工专业学生在选择专业实习活动前会对工作领域进行风险评估和价值评估, 实际参与医务社工实习或实训的学生的个体行动过程也体现了“有限理性”中的感性选择和适应性选择两个因素。

1. 感性选择因素

焦点小组的访谈过程很好呈现了学生之间关系网络的现实意义, 符合人情社会的处事法则。中国是一个看重人情的“差序格局”社会 (7) , 在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决策中存在显著的感性选择趋向。参与医务社工或医院志愿者对“医务社工”相关信息的了解, 一开始都是与其各自经验与人际网络密切相关, 这些学生如果单从功利理性角度出发, 会选择其它与未来就业结合得更为紧密的实习点, 但最后他们大多数还是进入到医疗服务行业中来则是出于一种“具有心理满足”、“有荣誉感”、“满足好奇心”等有限理性的选择。

2. 适应性选择因素

在参与式观察的记录表、与其他学校督导老师座谈反馈信息中均体现了学生对医务类专业机构适应困难或个人的未来就业收入等经济利益的考虑。在适应性选择下, 医务社工实习生不可避免要面对社会环境和制度结构来理性考量。L学校的学生最后搁置或暂时中止实习工作, 并不是说他们在思想觉悟上不如其他医科院校。关键的问题是L学校的培养方案缺少医学背景, 造成通识教育下的社工学生难以快速进入医务工作的角色, 再加上选送到医院实习的学生在大三的分专业取向均属于微观服务类, 相比较行政管理专业取向的学生则被派往女子监狱、街道社区等行政单位, 前者在心理预期上承担着医院环境的风险压力, 但实际从事的还是行政性工作, 心理上产生了落差。现阶段医院社工仍具有较强的行政性色彩, 学生在实习中对专业价值评估不断贬值, 衡量风险评估后便选择不再深入参与。

综上, 社工教师应该更加包容地理解医务工作实习生的专业服务行为。每个学生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活动的选择和喜好取向都各不相同;而且有些学生更愿意在一个时间范围内尝试多种多样的、不同社会工作专业服务领域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活动, 从而制定更合适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此外, 任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活动在每个专业学生心中的价值感受, 都与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活动本身所带给参与者的个体效能感、满足感、自我实现感密切相关。

三、问题与对策

为提高社工专业高校督导效能、降低高校社工人才教育资源的浪费, 现提出策略以供参考探讨。

1.社工形象去模糊化, 提高学生专业认同

目前医务社工在日常事务中施展实务方法与专业功能的空间狭小, 自我角色认定存在困难, 专业价值取向也存在行政化取向, 从价值观到一线实务全方位“去专业化”风险较高。在群体层面上, 医务社工的定义泛化为在医院、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的所有人, 通过“镜中我”的社会心理建构与负向强化, 又加深了实习生个体层面的专业形象模糊化。高校督导教育需要正视上述问题, 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策略以提高学生对于专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鼓励学生体验不同领域的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活动是保持社会工作专业学生有效且长期实习的策略, 任何一个社会工作专业机构都应积极反思、防止实习生或志愿者快速流失。同时, 整个医务社会工作实习的稳定发展, 需要通过学长学姐的口碑营销促进吸收一届又一届的实习生充当“新鲜血液”来参与, 从而有利提升学生对专业的认同, 保证学校教学与实习督导的有效性。

2.逐步摆脱社工行政化, 加强学生实习的专业性

在医院的社工实习生的服务内容涉及了门诊医导、志愿者培训等多个模块, 社工从业人员只能在各自模块中处理好日常行政工作之余, 额外做点社工方向的服务, 或者在工作过程中尽量用点社工专业的方法。非专业化处于强势地位, 专业化趋于第二甚至边缘位置。对此, 高校督导不能身处于场景外, 应当与学生一起进入“医院场域”, 及时发现问题并与实习学生一起解决问题, 如为争取在医院各个部门轮岗学习机会, 辅助学生得到其他临床医生的机构督导, 为医院内跨专业的团队合作与人才资源公享提供了可能。继而帮助学生最大限度跳脱出医院行政性事务安排, 尽可能多的开展更为专业的服务工作。根据学生的专业性发展需求, 建立相应的学分奖励标准, 鼓励在实习过程中的专业性表现。

3.为社会工作专业本身赋权, 弥补嵌入性实践的不足

目前许多国内高校的专业实践与毕业实习都流于形式, 校方在主动与现有医疗体制积极合作的意识比较淡薄, 培养出来的专业学生在主动嵌入现实方面能力有限。嵌入性实践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专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漫长旅程, 从一开始的实训课集中教学、寒暑假实习、毕业实习, 再到专业强势建构与国家强势建构阶段的进一步双方合作、互动, 甚至于专业方面不断趋向主导地位, 这样才能从社会工作专业本身的意义上实现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和职业化的进程。因此, 倡导高校教育者不断反思, 形成科学有效的专业督导教学模式, 为本土化的高校社工人才培养提供积极策略。把专业意义上的价值、方法、专业追求、服务创新等方面逐步渗透进这股力量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 从而转变成专业强势, 达成双赢的合作结果。高校督导教育也必须采取积极应对的举措, 调整专业上实务模块的设计, 加深专业实习的嵌入性实践, 促进更为融合的专业社工与细化、分医学领域的医务社工之间的衔接过渡, 进而缓解专业化与职业化相割裂的问题。

摘要：本文以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 在有限理性的理论视角下, 通过参与式观察、焦点小组访谈的研究方法, 分析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实训或实习的行动决策人在选择医务社工背后的行为逻辑与学习动机。结论表明学生专业实习行为体现了有限理性下的感性选择因素和适应性选择因素, 并对此结论提出实习教学督导方面的策略参考。

关键词：医务社会工作,实习教学,有限理性

参考文献

[1]关婷, 郝徐杰, 陈红.医院志愿者流失的伦理学分析及对策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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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史柏年主编.社会工作实务[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4: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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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秦勃.有限理性:理性的一种发展模式——试论H.A.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模式[J].理论界, 2006, (01) .

[6]王思斌主编.社会工作综合能力[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4:65-70.

有限理性背景之下的情绪功能 篇5

有限理性背景之下的情绪功能

有限理性模式是基于一种假设,即时间、资源和智力能量是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限性,人类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非常有限,通常在决策时,我们只能做到有限理性,难以达到完全理性的.要求.作为非理性因素的情绪能够影响各方面的决策,通过背景情绪,与任务相关情绪和预期情绪三种途径在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作 者：王颖 WANG Ying 作者单位：包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30刊 名：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YINSHAN ACADEMIC JOURNAL年，卷(期)：20(6)分类号：B842.6关键词：情绪 理性 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篇6

近年来, 人们只知道全球金融危机, 对企业、金融机构、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组织机构的绝对实质影响, 却很少针对其实质展开相关思考, 分析其成因。在我国, 不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 近年来地产市场中的房产成交量大幅度下滑, 有些开发商的资金筹集渠道往往得不到有效疏通, 资金周转失控、失灵, 对我国的经济稳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2 有限理性与自我控制理论

2.1 有限理性

货币的宽松政策, 是引发房贷偏低定价的重要诱因之一。但如果考虑到银行自身的理性认识, 他们能够完全认识到宽松货币政策的缺陷, 即不可持续性的短期行为产生的弊端。同时, 假设这种有限理性认知可以抑制房产价格的持续上涨, 那么泡沫经济也就不会形成;而泡沫经济形成对金融机构本身也会造成实质性影响。事实上, 为使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经济限制在一定范畴内, 形成有效打压, 需要对金融机构的完全理性假设进行客观修正, 于是有限理性应运而生。

2.2 自我控制

在住房信贷市场中, 可以认为金融机构存在着自我控制问题, 即因为银行家的私人利益、外部竞争压力以及股东的压力等因素, 导致金融机构过分关注短期的成本收益。相应的时间偏好结构特征表现为长期时间偏好率低, 短期时间偏好率高。也就是说, 金融机构在长期较为理性, 知道不应该对住房信贷偏低定价, 但在短期则容易受到诱惑而对住房信贷偏低定价, 并且降低贷款条件。

3 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住房信贷定价偏低成因分析

3.1 无风险利率降低

货币宽松政策的施行, 在一定程度上使住房信贷定价偏低。首先根据贷款定价模型可知, 风险贷款的实际价值和无风险利率本身是成正比关系的。也就是说, 风险利率降低会使贷款过程的相应风险降低。其次, 放宽货币政策, 使相关的金融投资方式, 诸如国债投资、基金等行为都异常活跃, 也就是说, 它们逐渐把矛头指向了风险高、回报收益率也高的住房信贷领域, 从而加剧了国内住房信贷的偏低定价。

3.2 银行救市行为的加息政策实施对购房的实际影响

(1) 央行加息的客观意义。从央行几度加息的情形来看, 说明银行金融机构已经认识到货币政策对于房产价格波动风险的重要意义。因为, 从整体来说, 加息是有利于挤出当前资产的经济价格泡沫的, 有利于房市的长期健康发展, 这也可能是银行自身机构的自我调整与自救行为。因此, 需要我们认识到利率风险的严重性, 增强利率风险防范意识。否则, 银行和贷款购房者都可能蒙受巨大损失。

(2) 加息调整贷款利率对消费者心理影响最大。央行利率的上调, 对于消费者的实际成本支出影响并不大;但由于央行采取这种频繁的利率上调方式, 表明利率再度上调的概率非常大, 从而会让消费者产生后期成本明显增加的一个预期, 其对住房消费者的心理预警作用进一步加大, 使住房需求会得到更有效的抑制, 特别是投资性需求。

短期内加息对房产市场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对于房产市场的冲击不会很明显。因为此次央行的加息应该在市场的预期之内, 市场上对于此次加息已经进行了提前“消化”;利率上调和税率下调, 其最直接的影响在于消费者对于储蓄意愿的增强, 而与其密切度相对较高的应该是资本市场, 而不是房产市场。也就是说, 加息后, 对民众来说, 贷款购房的影响性还不是很大, 其本质作用是抑制住房信贷, 从而维持这种“有限理性”。

3.3 政府隐性担保行为的干预

在有些经济行为影响下, 也会形成住房信贷定价偏低, 如金融机构的分摊风险行为, 通过关注房地产实时动态可知, 房地产价格上涨必然会推动金融机构的投资收益率上涨, 而当房地产价格下调时, 金融机构还可以通过国家政府协调, 使自身风险分摊出来。也就是说, 不论是资本市场的政府干预行为, 还是金融机构的自身救市行为, 实际都能够使金融机构自身得到实质性好处, 但同时也导致了房产信贷偏低定价问题更为严重。

4 结论与建议

第一, 强化住房信贷的定价走向。这是由于住房信贷的定价合理性与理论性都直接影响着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另外, 之所以要强化住房信贷的定价理论研究, 就是因为现有的贷款定价模型还不能完全适用于当前较多的不稳定因素房地产市场。

第二, 货币政策的施行, 要考虑到金融机构自身的稳定性。由于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 住房信贷定价偏低。房贷定价偏低还会使房地产价格波动加剧, 从而逐渐加大房产的投资效应, 致使其过度压力化膨胀。因此, 只有采取货币紧缩政策, 而货币紧缩只能解决阶段性的泡沫市场经济, 即还是泡沫化的恶性循环。因此, 我们应当认识到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重要性, 反思金融机构稳定与房市之间的紧密关系。但不论如何, 当前国内央行加息政策的施行, 还是说明其已经认识到货币政策有限理性的重要含义与房贷偏低定价的风险性。而这确实对于整体国家整体房市调控是极为有利的。

参考文献

[1]潘靛, 林宝瑞.货币政策与房地产信贷风险的实证研究[J].金融经济:理论版, 2009 (3) .

[2]廖茂林.宏观调控与我国住宅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J].中国金融, 2008 (11) .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篇7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顾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 手机更新换代越来越快, 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也越来越短, 手机市场的加速膨胀必然导致废旧手机的大量增加。据调查, 我国每年废弃手机约1亿部, 但回收率却不到1%[1]。目前, 我国废旧手机回收的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尚未建立, 手机生产商及运营商既无责任也无积极性进行回收。生产者延伸责任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 要求生产者承担产品报废后的环境责任, 生产商对产品的回收、循环负责, 以降低产品对环境影响[2]。然而废旧手机如果处置不当, 不仅浪费资源, 而且会造成电子污染, 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 需要构建生产商责任制下手机回收的逆向物流以减少资源的浪费及环境污染。

在国内对基于生产商延伸责任制的废旧手机回收的研究中, 邢光军构建了在生产商责任制下, 手机回收渠道的三种模式[3];夏秀芹通过借鉴国外通过“生产商延伸责任制”进行手机回收成功的模式经验, 建立我国手机联合回收模式[4];魏洁分析了在EPR约束下逆向物流回收的三种模式 (生产商负责回收、生产商联合体负责回收和第三方负责回收) 的利弊[5];周叶建立了基于生产商延伸责任制下回收网络的三种类型, 探讨生产商延伸责任制下回收网络的特点[6];代应建立了基于生产商延伸责任制下逆向供应链中制造商和回收商间的利益博弈模型[7]。

然而, 上述研究中, 并没有针对政府与回收企业之间的行为进行详细研究。本文针对生产商责任制下, 废旧手机回收的过程中政府与生产企业 (以下简称企业) 之间的博弈行为, 基于演化博弈论理论[8], 构建了政府与企业策略选择行为的演化博弈模型, 为今后政府实施手机回收生产商责任制等决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1 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

1.1 模型假设

由于我国逆向物流处于初级阶段, 若企业愿意配合回收, 手机回收逆向物流体系得以构建。因此本文侧重于研究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 模型假设如下:

(1) 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及博弈双方的有限理性, 政府与企业在做决策时很难确认他们是否最大化利益, 在博弈的过程中, 双方均有两种选择策略, 即政府可以对企业实施“监督”的策略, 也可以实施“不监督”的策略;企业可以选择“实施”逆向物流, 也可以选择“不实施”逆向物流。其中企业选择“实施”逆向物流的概率为x, 选择“不实施”逆向物流的概率为1-x;政府选择“监督”企业的概率为y, 选择“不监督”的概率为1-y。

(2) 政府给予“实施”逆向物流的企业一定的激励, 而对于“不实施”逆向物流的企业, 则向企业收取一定的罚款。

(3) 若企业选择“实施”逆向物流, 则会提升其品牌形象, 而“不实施”逆向物流, 就会对消费者的利益和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企业的声誉会下降。

(4) 在逆向物流构建过程中, 若企业选择“不实施”逆向物流而造成了环境破坏, 由于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有义务对环境进行治理。

1.2 模型参数设置

r1:企业选择“实施”回收策略所获得的资源再利用收益;

r2:企业选择“实施”回收策略而获得企业形象提升的收益;

r3:政府给予选择“实施”回收策略企业的激励;

c1:企业由于选择“实施”回收策略而花费的成本;

c2:企业选择“不实施”回收策略而导致的名誉损失;

c3:政府由于没有“监督”到“不实施”回收策略的企业而要对环境进行治理的成本;

t:政府对“不实施”回收策略的企业的惩罚;

d:政府“监督”企业所付出的成本。

根据模型假设, 得政企双方的博弈收益矩阵[9], 如表1所示:

1.3 模型建立

由表1可得, 企业选择“实施”逆向物流的纯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企业选择“不实施”逆向物流的纯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则企业采取“实施”逆向物流和“不实施”逆向物流的混合策略的平均收益为:

政府选择“监督”的纯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政府选择“不监督”的纯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则政府采取“监督”和“不监督”混合策略的平均收益为:

于是得到企业采取“实施”逆向物流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10]:

令, 得上述复制动态方程的稳定状态, 即x*=0, x*=1。如果x*是演化稳定策略, 则必满足条件:, 即:

如果y=y', 则就企业而言, 对于, 所有的x均是稳定状态。如果y≠y', 则有两个稳定状态, x*=0, x*=1。此时, 又分为如下几种情形:

(1) 当c1-r1-r2<0时, 此时y恒大于y', 由于企业“不实施”逆向物流所带来的成本加大, 导致企业“实施”逆向物流所获得的收益要远远大于“不实施”逆向物流所带来的收益, 而要保证, 此时x*=1是稳定状态, 即企业会采取“实施”逆向物流的策略。

(2) 当c1-r1-r2>0, 且y>y'时, 当政府给予企业的激励超过企业构建逆向物流的成本与资源再利用及形象所获收益时, 即r3>c1-r1-r2, 此时由于企业“实施”逆向物流所获得的收益要大于“不实施”逆向物流所带来的收益, 而当r3<c1-r1-r2-t-c2时, 企业“实施”逆向物流所获得的收益要小于“不实施”逆向物流所带来的收益, 但由于政府采取“监督”策略的概率超过y', 而要保证, 此时x*=1是稳定状态, 即企业会采取“实施”逆向物流的策略。

(3) 当c1-r1-r2>0, 且y<y'时, 此时由于企业“实施”逆向物流所获得的收益要小于“不实施”逆向物流所带来的收益, 且由于政府采取“监督”策略的概率低于y', 而要保证, 此时x*=0是稳定状态, 即企业会采取“不实施”逆向物流的策略。

同样, 可以得到政府采取“监督”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

如果x=x', 则对于G (y) , 所有的y均是均衡状态。如果x≠x', 则有两个均衡状态, y*=0, y*=1。此时, 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 当t-d<0时, 此时x恒大于x', 政府采取“不监督”策略的收益远大于采取“监督”策略的收益, 但要保证, 则y*=0是进化稳定策略, 即政府采取“不监督”的策略。

(2) 当t-d>0, 且x>x'时, 政府采取“不监督”策略的收益远大于采取“监督”策略的收益, 且要保证, 此时y*=0是稳定状态, 即政府采取“不监督”的策略。

(3) 当t-d>0, 且x<x'时, 政府采取“监督”策略的收益远大于采取“不监督”策略的收益, 且要保证, 此时y*=1是稳定状态, 即政府采取“监督”的策略。

1.4 演化博弈模型分析

首先, 将非线性系统进行局部线性化处理, 将复制动态方程按泰勒公式展开。

则上述博弈模型的Jacobian矩阵为:

判定平衡点是否为演化稳定策略Es!s"的方法是:若平衡点对应的矩阵行列式De!t"大于0, 且迹Tr!a"小于0, 则为Ess, 否则, 不是Ess;若平衡点对应的矩阵的迹Tr!a"等于0, 则为鞍点[11,12]。

稳定性结果分析如表2所示:

从表2的稳定性分析结果可以发现, 废旧手机回收过程中政府与回收企业行为的演化博弈具有3个稳定策略:0, !0", !0, 1", 1, !0", 即企业选择“不实施”逆向物流, 政府也“不监督” (表2中的Ess0, Ess1) ;企业选择“不实施”逆向物流, 政府选择“监督”策略 (表2中的Ess2) ;企业选择“实施”逆向物流, 政府选择“不监督” (表2中的Ess3, Ess4) 。

2 Matlab仿真实验分析

根据表2中演化稳定策略的分析, 在Matlab7.0 2009的实验环境下, 通过设置r1、r2、r3、c1、c2、t、d的不同取值, 来验证上述博弈过程中的演化稳定策略[14]。实验共分为2组:第1组实验的参数值满足表2中Ess2的条件, 第2组实验参数值满足Ess3的条件, 观察政府与企业行为演化过程中的变化情况。其中, 横坐标代表博弈次数, 纵坐标代表。

第1组设定参数值:r1=1, r2=0.6, r3=0.5, c1=2.8, c2=0.4, t=0.2, d=0.1, 图1则为Ess2情况下的政府与企业行为的演化变化曲线。

第2组设定参数值:r1=1, r2=0.5, r3=0.2, c1=1.4, c2=0.5, t=0.5, d=0.3, 图2则为Ess3情况下的政府与企业行为的演化变化曲线。

由图1可知, 当复制动态方程 (7) 的初始值分别为x0=0.3和x0=0.7时, 即30% (70%) 的企业选择“实施”逆向物流策略时, 参与企业通过不断地模仿与试错, 调整自己的选择策略, 经过约8次博弈, 最终选择“实施”逆向物流的企业比例稳定在x*=0处。实验结果表明x*=0是演化稳定策略。当复制动态方程 (8) 的初始值分别为y0=0.3和y0=0.7时, 即30% (70%) 的政府选择“监督”策略时, 政府通过不断地模仿与试错, 经过约60次博弈, 最终选择“监督”策略的政府比例稳定在y*=1处。实验结果表明y*=1是演化稳定策略。

同理, 由图2可知, 参与企业通过不断的模仿与试错, 经过约12次博弈, 最终选择“实施”逆向物流的企业比例稳定在x*=1处。实验结果表明x*=1是演化稳定策略。政府通过不断的模仿与试错, 经过约24次博弈, 最终选择“监督”策略的政府比例稳定在y*=0处。实验结果表明y*=0是演化稳定策略。

3 结论及建议

由表1和表2可知, 企业是否实施回收策略不仅与企业在实施过程中所获得的收益有关, 还与政府对其激励及惩罚的力度有关,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 若r1+r2-c1<0, t-d<0, 即企业“实施”逆向物流的收益小于其成本, 且政府的“监督”成本大于对“不实施”逆向物流企业的惩罚时, 政府最终都会选择“不监督”。

(2) 若r1+r2-c1>0, 即企业“实施”逆向物流的收益大于其成本, 企业最终都会选择“实施”逆向物流。

(3) 若r1+r2-c1<0, t-d>0, 即企业“实施”逆向物流的收益小于其成本, 且政府的“监督”成本小于对“不实施”逆向物流企业的惩罚时, 企业最终都会选择“不实施”。

针对以上3个稳定策略, 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 如果政府对“不实施”逆向物流的企业惩罚力度较轻, 而政府的监督成本过高, 则政府会采取“不监督”的策略, 这显然不利于推动企业实施手机回收。为此政府应降低“监管”成本, 如可以引进第三方检查的机制。

(2) 如果企业“实施”逆向物流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 企业会选择“实施”策略, 且随着实施逆向物流的经验不断增加, 单位成本会越来越小。为此政府应提供相关知识的培训及交流, 促进企业实施逆向物流。

有限理性与社会分工 篇8

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一战略性的举措，学界同仁已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解读和研究，并揭示了其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的新层面对其进行另一番思考。

“按照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突出体现了科学发展精神。“协调好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际、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等矛盾体双方的关系”，是科学精神的充分体现，是科技理性的思维方式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实际运用。“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以人为本”的哲学命题蕴含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动力是人、发展的尺度是人、发展的目的是人。这一饱含对人类自我关怀的哲学命题，充分折射出对人的尊严、价值、自由的维护和追求，充分再现出和谐社会对价值理性的积极诉求。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可以透视，科学发展观把以人为本作为其核心理念价值理念，强调发展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都是为了人，把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作为追求的价值目标，对社会主义利益原则进行人格化，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目标和发展动力，在精神需求层面充分体现了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并且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这种求真的精神是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前提条件的，所倡导的这种对人的终极关怀是以求真的精神为基础的;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性和以人为本的人文性，饱含了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辩证统一，坚持了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和谐统一，即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科学视野与人文视野、效率优先和兼顾公平、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的统一。这种新的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与人文价值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支撑，辩证统一，是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协调统一的发展观。

二、现实缘由：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融合的必要性

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是理性的两翼，可谓是理性的左手和右手，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应当同时共存、和谐相处。其融合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的分野与对峙带来了文明的分裂与失衡，让我国社会主义社会陷入了严重的生存困境，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已严重制约了我国人类的全面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1. 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疏离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异化

追溯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发现，在蒙昧时代，人对自然持有一种由恐惧而崇拜的心理，人与自然总体上处于原始的和谐之中。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的“自信”随之膨胀起来，从过去的自然崇拜转而成为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认为人可以借助科技理性操纵一切。在我国，一些人对自然界一味地索取和占有，最终造成生态平衡惨遭破坏，水头流失极其严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环境污染、资源枯竭、SARS肆虐，这些无不昭示着科技理性的贫困和价值理性的严重失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以追求利润为唯一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要只注意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造成了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巨大破坏和浪费。”[1]可见，科技理性离不开价值理性，科技理性缺少必要的价值抑制和引导只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2. 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疏离造成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异化

根据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原则，人与自然关系的背后，其实就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峙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之时，我们可以推测其后隐藏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利益的诱惑驱使人征服自然，占用、掠夺自然，而在对自然进行掠夺的同时，强势群体就会获取更多的利益。由于利益的不均匀分配和自身实力的强弱的差别，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其突出表现在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成为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人们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物质享受面前产生严重的错觉感，对科技顶礼膜拜，将科技原则作为一切关系的准则。在我国甚至有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夸大科技理性，把技术应用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将政治层面上的社会规范与控制转变为技术理性的内在控制。尽管从形式上来看，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加以分析，就发现这是价值理性的明显失落。倘若如此发展，必将导致人心失衡、暴力上涨等极端后果。可见，高扬科技理性忽视价值理性是会导致伦理风险和社会风险的，是不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的，是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发展的。

3. 科技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疏离造成人本质的异化

现代文明发展所存在的弊端，使现代人陷入生存的困境。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良好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成为一种压制人类的工具，使人、技术、社会的统一出现了不和谐音符。究其原因是“由于人们有意无意张扬了科技的工具理性，弱化了技术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导致自我与主体地位的丧失，使得人民迷失了自我，产生了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感”[2]。在现代工业社会中，企业和工厂实行标准化生产，在这个庞大的机器体系中，人通过重复简单的动作，被异化为没有任何思维和技巧错误的工具，人似乎如同一个顽石一样，变成没有思想的芦苇。如同一部机器零件，只会机械地工作，导致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严重缺失。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在他的产品中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东西同他相对抗。”[3]“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3]可见，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挤压的结果，只能是价值的失落和毁灭，最终使人成为一种没有感情的“僵化”了的木乃伊一样的存在物。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

[2]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 (下卷)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