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报道社会热点

2024-08-25

理性报道社会热点(共7篇)

理性报道社会热点 篇1

什么是深度报道?

学界对此有一定争议。按照《新闻传播学辞典》的解释,深度报道是一种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深入挖掘和阐明事件因果关系以揭示其实质和意义、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向的报道方式。它是党报的传统优势项目和内容核心产品。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党报的深度报道不但不能沉沦,反而更应该按照传播规律做强做大,以增强党报在“两个舆论场”的舆论影响力和引导能力。

省级党报是省市区党委的机关报,它的地位有别于中央党报和地市级党报,它的传播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省级行政单元内。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其影响力也在向省域外拓展。如何搞好省级党报的深度报道,将流失的读者群重新争取回来,值得每一位党报工作者思考。本文将分析归纳笔者在重庆日报2015年、2016年所做的深度报道实际案例,对党报记者做好深度报道的规律性认识进行梳理。

一、紧贴舆论场热点事件,抢抓新闻第二落点

省级党报不光有机关报的属性,其本质上也是一张新闻纸,所以无论处于什么样的信息传播格局下,关注社会热点办报,始终是党报新闻工作者遵循的一大要点。因此,党报的深度报道一定要紧贴社会热点话题。而作为省级党报这么一张区域性的综合性日报,更需要抢抓新闻的第二落点,搭好“舆情便车”,使自己的生产内容对读者产生较强的吸引力。

在当前的互联网舆论环境中,社会热点的最初形成和发酵,都是在网络中酝酿完成的。通过数以万计的评论和转发,在短时间内形成热度。作为省级党报,应积极应对,围绕热点积极回应读者的阅读需求。

进入2016年6月中旬,长江流域迎来了一轮持续的强降雨,导致长江流域沿线城市出现严重内涝。作为山地城市的重庆,也在6月24日的一场特大暴雨中出现了80余处积水路段。平原城市遇暴雨洪水不足为奇,为何山城也出现内涝?许多重庆市民对此产生了疑虑。围绕暴雨积水的热点,带着读者的问题,记者以《山地城市为何遇暴雨现内涝?——对主城地势低洼地带积水路段的调查》为题,对山城内涝现象予以重点报道。记者从现象入手,分别走访了一处老城区反复积水的路段,一处新建楼盘反复积水的路段,从现象入手,走访被淹群众,分析该路段屡次被淹的原因,找出城市排水设施在规划建设管理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此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正因报道及时、全面且客观地回应了群众的疑虑,而引发城市管理者和市民的理性认识和思考。

2015年6月20日,南京街头一辆时速近200公里的宝马车将一辆马自达轿车撞散,导致马自达车内两人当场死亡。该起车祸视频曝光后,引来舆论对此事件的高度关注。记者关注这一事件的发酵和进展,以《如何堵住车速管理的“真空”》为题,提出城市车速管理普遍存在着“真空”,对于遵纪守法的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还提出了重庆市应该充分利用智能交通,加强城市车速的应急管理和临场处置。稿件充分利用了话题的热度,主动开展议程设置,体现了党报引领社会法治观念和理性思考的功能,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二、淡化“主题先行”传统模式,坚持问题导向和理性思考

党报的深度报道,绝不是篇幅比消息长的传统通讯报道,更不是主题先行的、停留在侃侃而谈阶段的回顾成就式的综述报道。党报的深度报道应该讲究新闻性和可读性,是以吸引读者为目的,通过剖析问题来引发受众思考的党报“拳头产品”。所以,党报在确定深度报道的选题时,一定要摒弃宏大叙事的方式,选择读者真正感兴趣、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人物和事件。通过深度报道的方式来满足受众对热点背后信息和观点抒发的需求。[1]

从这个意义上说,党报的深度报道,必须放弃“主题先行”的传统通讯模式,而是坚持问题导向,直面问题和现实,以专业、理性、法治的分析报道,来赢得观点市场。

坚持问题导向,首先问题的涉及应该与社会大众利益息息相关,这样的问题才能引发读者的关注。比如,2016年盛夏,山城重庆开启“火炉”模式,太阳直射的户外温度高达40℃以上。记者就此对我市的户外空间遮阳设施进行了走访调查,通过调查发现影响户外步行遮阳的几大因素:因道路开挖和增加商业设施导致行道树残缺,树荫存在缺口,人行天桥遮阳设施普遍缺乏,机动车与行人争抢人行道下的树荫……这些问题都暴露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里,记者通过采访,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操作性的改进措施,也引起了市政有关部门的关注,使得酷暑天气室外遮阳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其次,党报的深度报道所涉及的问题还应该直面一些难以马上解决、意义却十分重大的社会治理深层次难题。比如2016年的“6·26”国际禁毒日前后,记者针对重庆市吸毒者戒毒康复和回归社会的难题,进行了调查走访。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吸毒者戒毒回归难,其一是“毒圈难离”,原有的圈子里总有毒友的诱惑和骚扰;其二是身体脱毒后缺乏后续照管,因为强制戒毒后的戒毒康复过程是在一个开敞式的环境中进行的,如果没有专业力量引导、鼓励、照管,戒毒者很难依靠一己之力来抵御毒品的诱惑。记者以《为戒毒者搭建康复回归之“桥”》为题,对以上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最终给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此稿件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坚持新闻话题的民生视角,敢于监督敢于发声引领舆论

党报历来有关注民生、心系百姓的情怀。党报的深度报道,正是坚持了新闻的民生视角,才越发显得价值连城和难能可贵。面对群众的正当合法利益被侵蚀,党报义不容辞地要给予关注和呼吁。所以,具有建设性和民生视角的舆论监督,也是党报深度报道的重要形式。

2016年4月以来,重庆市按照公安部交管局统一部署,在交通违法处理环节中增加了人脸识别、身份录入验证的环节,这直接导致了交通违法处理的效率降低,驾驶员和车主在执法窗口前排长队等问题,记者第一时间关注到这一现象,以《“刷脸卡”处理违章到底堵在了哪儿?》为题,对“刷脸卡”处理违章时,民警分散式地采集信息这种效率极低的方式进行了提示,提出了科学论证行政处罚行为的可行性、加快完善配套措施等一系列建议,稿件得到了分管副市长的批示,推动了相关配套工作的进度。

除开舆论监督,充满理性分析的解释性报道也应该成为党报深度报道的重要形式。所谓解释性报道,就是将个别的、割裂的、分散的信息还原到它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去,将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其真正意义的脉络中去。好的解释性报道在这方面能够发挥报纸的比较优势,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增添“后发制人”的优势。[2]

2016年春运期间,一对母女在合肥乘坐高铁,母亲为女儿购买儿童票时发现,半价的儿童票“贵”了5元,而乘务员又未能给出准确解释。此事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大都质疑铁路部门存在疏漏。针对这一热点,记者深入了解的有关情况发现,其实铁路的儿童票的确是成人票价的一半,但成人火车票价,往往是打过折的票价,所以出现了儿童票实际票价比成人实际票价一半要稍微多一点的情况。这就是热点背后的全部事实,为何引起了舆论的热议?记者冷静观察,这其实是源于公众对火车票定价机制不透明、市场化程度不高的“集体焦虑”。随后,记者以《半价儿童票,为何难以“半价”?——铁路儿童票价格争议背后的理性分析》为题,运用解释性报道的方式,对事件的事实进行了梳理分析,为铁路部门说了公道话,同时也向铁路部门提出了“以公开透明和市场化手段促旅客与铁路部门间协商沟通”的建议,稿件得到了铁路部门和读者的充分认可。

综上所述,党报的深度报道必须坚持理性、客观、直面矛盾,梳理分析热点话题和现象,引领读者的法治思维和理性表达,才能在观点市场中占据不败之地,才能进一步巩固自己与新媒体竞争中的内容生产的绝对优势。

参考文献

[1]吴永红,张旭初.做足做活深度报道,提升党报核心竞争力[J].新闻世界,2015(8):48-49.

[2]薛春燕.新时期《人民日报》深度报道研究——以“视点新闻”为例[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32.

理性报道投诉类选题 篇2

在第二天的选题策划中, 我们没有按照以往的思路, 就事论事, 将节目在《班车现场》板块中简单处理, 而是对报道思路进行了调整和延伸, 从城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次正常的执法, 为何会引起市民的不解?作为执法者的城管为何主动请求记者现场监督, 他们在执法中存在着哪些难处?如果这个城市缺了城管是什么样?

带着问题, 记者走近城管, 进行了长达一个星期的“走基层”体验式采访, 推出了深度调查《难当的城市“大管家” (上篇) :城管执法烦恼多》和《难当的城市“大管家” (下篇) :夏天卖西瓜城管怎么管》。这两篇报道除了回答了上述疑问外, 还通过描述城管规范管理卖西瓜流动摊点这样一个细节, 真实记录了城管在管理过程中是如何化解矛盾、解决困难的。通过整治前和整治后的画面对比, 让观众一目了然, 城市确实需要城管部门的存在, 大家应该对城管工作给予理解和支持。

报道播出后, 城管部门认为真实、公正、客观, 全景式展现了他们的执法理念;观众也了解到了城管工作的艰辛和不易, 不少市民消除了对城管负面的印象。

由于我们的客观报道, 如今一有集中执法行动, 城管部门就会主动和我们联系, 邀请记者现场监督;市民向栏目反映的违建、垃圾乱放等问题, 我们及时反馈后, 城管也会及时解决。媒体、观众、城管之间的关系进入了一个良性的状态。

几天后, 海陵区便民信息服务亭的负责人打来电话, 说看了报道之后很受启发, 希望通过我们的报道, 也让更多的市民知道便民信息亭的好处。原来, 2011年, 泰州市区开始投资建设便民信息服务亭, 以方便市民查询以及交水电费等, 但由于种种原因, 这些便民信息服务亭建成以后一直没能得到充分利用, 有的甚至闲置。为什么这种为市民提供各种方便的服务亭如同摆设呢?泰州台之前也有相关栏目关注过此事, 但报道的角度都是批评式、质疑式甚至否定式。报道播出后, 舆论一边倒, 市民纷纷指责这是“政绩工程”, 弄得相关部门很被动。

相关部门这次主动来对接, 希望我们让市民认识和接受这个新事物;希望通过报道得到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让他们把好事做好。

深度调查《便民信息服务亭为啥“叫好不叫座”》把报道重点放在了如何解决便民信息服务亭的“叫好不叫座”上, 通过对现状的展示, 呼吁更多市民接受、利用这个新事物;通过对市民的海采和专家的把脉, 给信息亭多元化经营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这样的例子不少。我们对一则市民投诉泰州市环卫处打击报复的热线是这样处理的:调查事实真相, 弄清平时垃圾费环卫处是怎么收的, 环卫处收取垃圾费合不合法, 难处在哪里等疑问。7月14日, 《新闻夜班车》推出《班车调查:请交垃圾处理费别让官司找上门》, 反映了环卫工人辛勤劳作的不易, 阐述了交垃圾处理费的必要性, 也剖析了环卫处采用行政诉讼手段的缘由, 最终的导向落在倡导全社会尊重环卫工人的劳动成果上。

这样的节目既解答了市民的疑惑, 又帮相关部门进行了呼吁。节目播出后, 泰州市环卫处收费指导科打来电话, 说节目中提到的莲花二号区东门的欠费商户, 主动到泰州市环卫处缴纳了拖欠的垃圾处理费, 非常感谢栏目对环卫工作的支持。

以上选题, 其实都是记者经常接触的题材, 如果没有站到双方的立场看问题, 就会简单化处理, 报道不淡不咸, 部门不闻不问, 反响几乎没有, 有时还会激化矛盾, 造成负面影响。批评性报道有不少是解决老百姓的投诉, 而老百姓的投诉有不少是针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记者往往站在弱势群体一边, 谁投诉就帮谁说话。有时为了免遭说情毙片, 就只采访投诉方, 先播出来再说。这种只听一面之词的报道让相关部门非常被动。即使采访了双方, 报道的导向也是倾向于投诉方。如果换一个角度, 并不是一味地帮助或批评政府相关部门, 而是客观公正地看待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 并指出其不足, 则更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工作的改进。

在报道过程中记者要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 牢记自己不是“判官”, 不能揪着某个现象或问题不放, 一味地指责相关部门这里不对, 那里不妥, 那样容易挑起群众和政府的对立情绪。这样的报道角度, 虽然迎合了观众的“围观”心理, 看起来很给力, 但却忽略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导向性。为百姓说话无可厚非, 但是记者作为记录者, 应理性报道, 不宜感情用事。

危机传播与媒体理性报道 篇3

一、实事求是报道危机, 理性引导舆论

对新闻事实进行报道是新闻媒体的基本原则。李普曼认为, 受众不可能对所有的新闻事件都亲历亲为, 媒体报道构建了一种“拟态环境”, 受众主要通过接收媒体报道来了解外界环境。因此, 受众要求媒体报道必须真实准确。

媒体用理性的方式报道新闻真相, 树立媒体公信力, 理性的引导舆论并使受众理性的面对灾难, 这是危机状态下新闻媒体的报道原则。在这一方面, 我国媒体曾出现过严重失误。2003年非典时期, 媒体向社会公布了非典确诊和疑似病例, 然而之后突然增加的相差10倍的数字和每日3位数增加的新病例, 使人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公众对媒体的公信力产生了怀疑, 从而产生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因此, 媒体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大局意识, 负责任的将信息传播出去, 即便是负面的消息, 也要及时送达到受众那里, 不仅能够消除虚假的、恶意的信息流, 也有助于树立政府和媒介形象, 更重要的是维护了整个社会的舆论稳定, 大众媒介的非理性传播必定会导致整个社会舆论的混乱。

在汶川地震的重大危机中, 首先, 我国媒体在新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指导下, 实事求是的报道了汶川地震的受灾情况, 随时更新伤亡人数、公开捐助物资、启动捐助物资审计, 使赈灾救灾行动透明化。其次, 及时采访了地震专家, 对地震的成因和发展情况进行专业的分析, 一方面为受众释惑, 安抚公众的恐慌情绪, 另一方面也清除了由不正当途径散播的谣言, 稳定了社会舆论。通过这种理性引导, 受众恢复了理性的心态, 社会舆论趋于稳定。再次, 媒体从报道灾情转移到集中报道救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以及感人故事, 这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注意力, 缓解了公众对强烈地震产生的恐惧。媒体这次一改往日作风, 不仅报道了各级领导的视察, 而且报道了大量平凡的人, 比如“敬礼男孩”郎铮、“英雄教师”谭千秋、“警察妈妈”蒋晓娟、“英雄少年”林浩等事迹。这些报道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激发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爱国热情和凝聚力。有学者说:“每个人的良知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即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这便是我们平时所倡导的精神文明。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精神能文明是通过媒体报道事实真相而自发地迸发出来的, 这种宝贵财富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总结的。”

二、运用好议程设置功能, 把握报道平衡

传播学家麦库姆斯认为, 大众传媒具有“议程设置”功能。也就是“传媒报道什么, 公众便关注什么;传媒重视什么, 公众也就越关心什么。这就是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议程设置功能”通过汶川地震的报道集中表现出来。汶川地震后第一时间, 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新媒体表现出了绝对的优势。地震发生时, 四川大学的大学生赵紫东按下了手机录影键, 这段来自地震现场, 时长1分50秒的视频, 在地震10分钟后发布在土豆网上, 至少获得了180万的点击率。14点46分, 新华网就发布了权威消息“国家地震局测定:四川汶川发生7.8级强烈地震, 北京通州发生3.9级地震。”从地震发生到正式消息发布, 仅仅隔了十几分钟。之后, 几乎所有媒体都转载了这一消息, 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在地震报道前期, 由议程设置产生的报道效果十分明显, 而后期, 传播效果明显降低, 受众进入了“疲惫期”———大多数的人变得冷淡, 最后转化为厌倦。我们发现地震报道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 同质化现象严重。媒体上报道的内容大多是同一个角度的相同内容。特别是在报道后期, 产生独家新闻的可能性减小, 深层次、具有独特视角的新闻越来越少见, 多个媒体蜂拥到一个报道问题上, 使某些问题报道过度过量, 引发受众产生视觉疲惫。

2) “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的长期性社会效果弱化。“议程设置功能”不是媒体某次报道活动产生的短期效果, 而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中长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在汶川地震报道中“议程设置功能”产生的短期效应很明显, 但后续深度报道却没跟上, 报道策划显得单一。当人们在接受单一灾难性报道过多的时候, 并不能如媒体所愿产生长时间持续的热情, 反而转化为一种负担, 使“议程设置功能”的长期性社会效果弱化。

但媒体仍有所突破, 特别是平衡报道方面。媒体抛弃了“一边倒”的报道方式, 在讴歌英雄的同时, 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也给予揭露和批评。比如, 报道了由地震暴露出来的学校豆腐渣工程;媒体关于“范跑跑”行为的评论, 引发全社会关于师德的大讨论;对赈灾过程中出现的挪用赈灾款的贪污腐败现象给予揭露等等。当媒体直面这些真实的时侯, 我们看到了一个负责任的理性的媒体。

三、具有人文关怀, 切莫冷酷残忍

《易·贲》中写到:“文明以至, 人文也。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当今倡导的人文关怀, 其实就是以人为本, 它不仅关心人民群众的吃穿住用行, 还关心人民的精神生活, 对人的尊严给予合理的关注。媒体的人文关怀既是时代的要求, 也是一个成熟媒体的责任所在。

由于危机事件具有强大的刺激性, 并且媒体在报道时要公开和透明化, 所以, 对新闻现场的描写是必须的, 对经历灾难事件的当事人的采访是必要的。但一定要考虑到受众和采访对象的心里承受能力。这一方面媒体在报道中出现了很多不理性的报道。比如, 在《爱的奉献》2008宣传文化系统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的晚会上, 采访了女民警蒋敏, 她在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两岁的女儿, 却几天不休息安置其他受灾群众。面对记者几乎是残忍的提问, 蒋敏语不成句, 几乎瘫倒, 她是一位令人敬重英雄, 但此时她更是一位需要安慰的可怜女性;小郎铮躺在担架上向解放军叔叔敬礼, 记者纷纷把镜头对准了坚强的“敬礼男孩”, 但在西安接受治疗的小郎铮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映秀小学一位被埋在废墟里9岁的小学生唱着歌等待救援, 当她被救后因记者的频繁采访, 情绪失控, 大喊大叫, 拒绝所有人接近。由于媒体在采访报道过程中缺乏受众意识, 缺乏人文关怀, 对幸存者进行“轮番轰炸”, 媒体对被采访者来说已经变得“冷酷残忍”。

对待人民, 我们的媒体应当是一个成熟理性的媒体, 而不应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我们的记者应该是具有较高职业道德的专业工作者, 而不应是狗仔队。媒体的理性并非仅仅针对受众, 更是对被采访者的尊重, 我们更应当选择一种利于接受的采访和报道方式, 让理想的传播效果与尊重他人更好的结合起来。

摘要: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里氏8.0级的地震, 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人员伤亡。这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后, 媒体面对的一次重大危机事件。我国媒体在第一时间做出集中报道, 随时更新着受灾情况和救灾进展情况。

关键词:危机转播,理性报道,媒体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客观、全面:传媒报道的理性准则 篇4

一、新闻客观性理念的发展轨迹

客观性作为一个专业概念提出, 始于20世纪20年代, 但关于它的内涵, 例如事实叙述与评价分离、公正 (不偏不倚) 等, 于19世纪上半叶已在新闻业界逐渐普及。1839年恩格斯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政论通讯《乌培河谷来信》, 其观点受到他家乡《爱北斐特日报》的指责, 但当恩格斯将反驳信塞进编辑部门缝后, 该报尽管不同意恩格斯的反驳, 依然发表了它。编辑部在脚注中说:“昨天我们在本社发现了这篇文章, 但不知投稿者是谁。现予以全文发表, 因为我们愿意持不偏不倚的态度。”[1]1860年, 马克思就英国报刊的情况说:“最低限度是公正惯例 (common fairness) , 即任何一家英国报纸 (无论它的派系如何) 都不敢违背的这种公正。”[2]1900年, 美联社提出“报道事实, 而不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报道宗旨。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客观性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普遍和有效的标准, 它建立在事实和价值完全分割的基础上。”[3]面对报道事实中的主观化倾向, 当时的报业以多种方式做出应对, 如公开承认新闻报道有主观成分, 提高记者专业化能力等等, “新闻从业者之所以如此信奉客观性, 一方面是因为想要这样做、必须这样做;另一方面, 在大众深深怀疑和无所适从的情况下, 他们需要一种逃避。”[4]从新闻业的自我意识来看, 客观性在当时能够以专业理念的形式提出, 并获得广泛认同, 体现了新闻业确立合法性的一种生存策略。尽管从那以后它一直饱受批评和质疑, 因为总能挑出某篇报道不客观的成份, 然而批判者所持的标准, 仍然是“客观”, 批判了如何不客观后, 人们还得用“客观”来衡量面前的事实。不管怎样, 事实与意见分开、平衡 (不偏不倚) 的新闻客观性理念, 仍然是新闻从业者的主流意识形态。

2009年10月9日, 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面对167家世界最大的传媒老总, 提出“要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 “应该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 客观报道世界”。显然, 这不只是西方独有的专业准则, 而是全球传媒共同要遵循的从业准则。

二、传媒挑战“客观性理念”的表现

“新闻客观性”受到质疑以及导致新闻不客观的原因, 除了官方提出主观性要求这一因素的外部影响外, 主要还是由于新闻工作者受到自身无可避免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反观一些新闻业失实案例, 明显的原因莫过于记者个人化价值倾向的融入、煽情化的叙述、不够中立的素材过滤。

(一) 立场过滤下的“不可信”

新闻报道要客观, 是人人都能说得出来的话, 但在实际操作中, 由于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 报道的内容会受到各方面的牵制。例如, 出于向广大公众推销地方政府立场和社会价值的需要而产生的报道, 在利益分化的今天, 这种新闻素材的过滤, 就显得很不“客观”。2010年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 山西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矿发生一起特别重大透水事故, 造成153人被困, 经全力抢险, 115人获救。事故发生后, 很多传媒出现了以“救援奇迹”为主旋律的相关报道, 例如2010年4月5日的《王家岭救援创造了中国事故救援史上的奇迹》, 导语概述了上级领导在事故救援现场对救援工作的充分肯定以及截止当时生还的受困工人人数;第2段写领导对事情的措置给予了高度评价:“骆琳说, 有两点让我非常激动:一是被困人员的坚强, 他们坚守了八天八夜, 二是山西省委省政府组织十分得力, 可以说创造了两个奇迹, 一个是被困人员的生命奇迹, 一个是事故救援的奇迹。”第3段是领导谈到的几点当前实施的具体救援举措, 此段最后提及获救人员情况。该篇新闻报道重点强调了政府部门事后救援工作的善后得力, 新闻事实本身没有错, 但却引起了众多网友的批驳和嘲讽。原因很简单, 客观的新闻应该是平衡的, 仅仅从地方政府的视角, 从救援层面这一事实的局部反映事件, 在公众看来, 这是不够“客观”的。不幸的是, 这种“客观”报道在我们的传媒上普遍存在, 即竭力宣传政府部门如何英明正确, 而忽略了公众关注点。在被救人与未被救的人、活人与死人的权衡上, 新闻本应着墨于未被救的人或死难者身上, 而上面的新闻突出的是领导英明, 没有找到的38人被忽略。后来, 这38人全部死亡信息被一笔带过, 115人获救的“生命奇迹”和领导有方被反复强调。这样做的结果, 反而使得政府部门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远。这是当前我国新闻业挑战“客观性理念”的常规做法之一, 即以报道全部是事实为由显示“客观”, 而操作上对事实做了明显的不平衡的过滤。

(二) 媒介逻辑下的“煽情叙事”

喜闻乐见、讲故事的方式容易吸引公众的眼球, 所以, 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 这种新闻叙事的方式以“新闻客观性”的名义接受。但“讲故事”式的新闻叙事要求对一系列问题进行选择, 如选择哪些信息、用哪些词来传递这些信息, 如何把这些经过选择的信息组合在一起, 以及运用哪种情节技巧来传递观点等。讲故事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给了记者一个很大的空间, 可以强调新闻事件戏剧性的和叙述性的一面”。[5]有时候, 鉴于突出事件戏剧性的效果, 记者会有意突出一些情节而忽视另外一些情节, 甚至批量创作一些新闻情节, 这些都会影响到新闻的客观呈现。如2010年9月10日发生的“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当天上午, 江西省抚州市宜黄县政府工作人员在主管副县长带领下, 前往被拆迁户钟家做拆迁动员工作, 同时对钟家的汽油等危险品进行检查。之后, 钟家人与警察和工作人员发生争执, 在警察与城管强行将大门打开上楼后, 位于楼顶的罗志凤、钟如翠和叶忠诚身上起火, 致使三人被烧成重伤, 叶忠诚于18日凌晨因抢救无效死亡。至此, “宜黄事件”开始通过媒体呈现, 进入公众视野, 如《江西宜黄拆迁引三人自焚官员警察无一施救》 (凤凰网, 2010-9-12) 、《江西抚州强拆致3人自焚现场警察拒绝救援》 (环球网, 2010-9-12) 等等, 媒体通过“强拆”、“被逼”、“无一救援”等字眼着力渲染钟家的“弱势群体地位”及“官民对立”, 而后, “女厕攻防战”、“抢尸事件”、“钟家人遭非法软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相当程度是传媒渲染、制造的事件, 从2010年9月10日到10月底, 将近两个月时间, 媒体的相关报道牢牢地抓住了公众的眼球。

事实上, 早在2009年11月, 宜黄县政府即张贴了行政强制拆迁通告。后来网络曝光的照片亦显示, 钟家小女儿钟如九在家人泼汽油纵火自焚时, 全程都在淡定、理智地摄像, 从某种程度上说, 钟家的自焚是准备好的, 希望通过这一抗争剧目恐吓政府、博取公众同情, 没料到失手烧了自己。政府工作人员有没有施救?《南方都市报》后曾纠正之前的报道错误, “此前 (钟如翠) 对记者说, 无政府人员参与救人。[6]昨天在与记者认真看了照片之后, 她承认, 政府确有工作人员参与了救人。”而所谓的“抢尸大战”, 据相关研究人员的后期调查显示, 叶忠诚死后, 医院按照操作规程应该将遗体送至殡仪馆, 遭到钟家人的阻挠, 在医院的求助下, 由县政府出面干涉送遗体出院。[7]事件发生后被大范围报道传播的那张“钟如琴着火后从二楼跳楼的一团火球”的照片, 事后也被证明只是被着了火的棉被, 而大部分媒体在报道中也选择不纠正错误, 甚至将该照片模糊化后继续使用。媒体煽情式的叙述及有意渲染, 建构了这场抗争的“连续剧”, 整个过程中, “不公正”的材料被放大, 甚至歪曲, 远不是对事件的客观、真实地反映。而这恰恰是当前我国媒体报道利益冲突事件的较为惯常的方式。

(三) 对抗角色下的“报道偏颇”

冲突是传媒新闻价值选择的要素之一, 但报道要客观。迎合公众成见或现有情绪, 可能会导致对更广泛的刻板印象。根据传媒涵化理论, 传媒反复使用某些概念或长期突出某类现象, 会潜移默化地演变成人们头脑中的社会现实。近年来传媒对“官二代”、“富二代”的常态化的报道, 从标题上看, 多数都是传媒有意为之。笔者在网络搜索, 例如《湖南石门县“官二代”女副书记被免晋升路上多次违规提拔》 (和讯网2013-6-18) 、《富二代飚车法拉利遇鸭水两陆车》 (搜狐网2013-6-18) 等等, 是谁就是谁, 为什么在其身份前面要加上“官二代”、“富二代”?传媒迎合社会某种心态的心理显而易见, 这是传媒对社会不负责任的表现。在涉及他们的相关报道中, 媒体通常的做法是把处于强势的一方与弱势相对立, 忽略对相关细节的真实求证。轰动一时的“李刚门”事件发生后, 报道称:“2010年10月16晚, 河北大学新区超市前, 一牌照为‘冀FWE420’的黑色轿车, 将两名女生撞出数米远。肇事司机非但没有停车, 反而继续开车, 后被学生和保安拦下, 但该男子却高喊‘我爸是李刚!’”事件发生时我正好保定河北大学讲课, 虽然不在现场, 但当时就听到周围师生议论新闻报道的细节不实, 然而, 挡不住全国传媒异口同声的如此报道, “我爸是李刚”这句话成为嘲讽跋扈“官二代”的流行语。事实是, 河北大学保卫处处长曾经和李刚及李启铭一起吃过饭, 对李启铭有些印象。在肇事现场, 该处长问李启铭是不是李刚的儿子, 李启铭回答, “是, 我爸是李刚”。其实, 李刚这个官小得不能再小, 他的儿子实在够不上什么“官二代”。

(四) 道德审判下的“倾向性”

根据道德标准无根据地判断事实, 也是与新闻客观性理念相悖的。2006年11月20日发生的南京“彭宇案”便是一例。当时, 一位老太在南京市水西门广场的公交站台等83路车, 人来人往中, 老太被撞倒摔成了骨折, 鉴定后构成8级伤残, 医药费花了不少。后老太指认撞人者是刚下车的小伙彭宇, 并告到法院索赔13万多元, 而彭宇则表示自己是无辜的。对此, 多数媒体的报道断定是老太太恩将仇报, 这个没有确凿证据的判断在传媒的推动下迅速蔓延, 轰动全国, 引发这几年来众多负面效应———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不见了, 同类的“某地彭宇”新闻时常出现, “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滑坡”几成定论。其实, 事情发生后不久, 笔者在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开会时问过相关人员事实的真相, 那时已知确认是彭宇撞了老太太, 但架不住传媒的一通炮轰, 江苏省的有关领导采取了沉默的态度。

直到2012年春节期间, 该案件才通过传媒真相大白。事实是:案发时彭宇未说真话, 自己撞了人, 还说送人去医院是“为了做点好事”。而当时媒体急于定性报道的结果却是:不仅增大了法院判决的难度, 而且误导了广大受众。对此, 有学者认为:此案带给媒体的教训与思考, 远未到“结案”的时候, “抓新闻, 首先必须查清事实真相, 不应鼓励记者罔顾新闻事实, 急于去抢新闻;抓新闻评论, 也必须核准新闻事实, 不应允许鼓励评者不明事实真相时就对‘模糊新闻’抢发‘旗帜鲜明’的新闻评论。”[8]但我们发现, 在道德名义下记者先进行审判, 以致出现种种不客观的现象仍然存在。记者应具备善、恶的判断能力, 力求将道德的价值判断与新闻事实的追索结合起来。

三、媒体客观、全面报道的理性平衡

新闻客观性作为一种理念, 要内化为职业理念, 而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或字面上。这个理念是:对“事实”的信奉和对“价值”的不信任, 并且在报道中努力把二者分开。也就是说, 新闻从业者在报道事实的时候, 尊重事实, 而关于事实的评论, 要持一定的怀疑态度。而我们在报道一些利益冲突事件时, 往往都忘记了, 有意无意地一开始就倒向某一方, 用煽情的方式报道与评论。

在具体操作中, 如果能够严格按照新闻客观性要求来操作, 也就能够自然而然地抑制过份煽情。这里重复一下这些规则:1.将事实与意见 (包括价值判断) 分开;2.以超脱情感的中立观点表述事实;3.努力做到公平和平衡, 为事实涉及的各方提供应答机会, 给受众提供全面的信息。所以出现报道不全面的原因, 多数情形在于:明明知道双方或几方关于事实的说法不一致, 不做进一步调查, 站在其中一方说话, 这样肯定会将事情引导到冲突的激化, 不利于矛盾的解决。

在采访中, 记者们要克制自己原先的立场, 心中多念几遍“罗生门”的故事, 尊重基本事实而不要轻易动情, 基本再现事实是可能的。新闻客观和可信, 取决于报道者自身对价值和事实之间的微妙平衡。

注释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1卷, 人民出版社, 1982:698.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4卷, 人民出版社, 1964:768.

3[3][4]迈克尔.舒德森.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社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10, 145.

4[5]James David Barber.Characters in the Campaign:Theliterary Problem, in John Barber, ed, Race for the Presidency:The Media and the Nominating.Englewood Cliffs, NJ:Prentice, 1973:4-5.

5[6]谭人玮.江西宜黄官方:并非强拆三人自焚是不慎烧伤[N].南方都市报, 2010-09-13.

6[7]陈柏峰.传媒监督权行使如何法治——从“宜黄事件”切入[J].法学家, 2012 (1) .

理性报道社会热点 篇5

一、模糊概念与模糊性

“模糊”一词最先是由美国数学家L·A·Zadeh提出来的。当时, 他把这一概念融入到了数学当中。这不仅为当时的数学领域提供了新颖的视角, 同时这种理论还被后人慢慢应用到了其他领域当中, 特别是语言界, 这一理论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模糊语言源自于自然语言, 它具有着自然语言所特有的本质性。其中, 模糊语言当中的“模糊”二字所指的是词语或是信息所涉及的范围不确定。不过, 这个“模糊”与我们常常提到的含混不清不同, 它更多地是根据语义的模糊性来映射出相应的模糊概念。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它所具备的功能与精确语言等同。

总的来说, 模糊语言的模糊概念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指的是那些边缘界限不明朗、不分明的信息或者是词汇等。比如“最近”、“当前”、“目前”、“很快”等;也有一些概念模糊的数次, 比如“大多数”、“群体”、“一些”、“众多”等;也有一些用来表述程度的信息或者是词汇等, 比如“附近”、“大约”、“周围”、“大概”、“或许”、“很可能”等。

第二类:这一类是相对概念而言的, 也就是不同的人对相同的一件事都会有着不同的理解, 因此在进行表述的时候, 其程度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而出现变化。其中, 这一类的描述当中主要有“颜色”、“身材”、“年龄”、“性格”等。其中, 利用模糊语言的模糊概念, 还可以对这一类词汇或事物进行模糊解读, 比如“高大的山峰”、“苗条的身材”、“美丽的相貌”、“温柔的性格”等;而一些代表抽象概念的信息或者是词汇当中则包含有“爱”、“恨”、“自由”等;对方位或者是距离的信息进行表述的模糊词汇则包含有“东南方”、“西北方”、“上面”、“很近”、“不远”等。

第三类:这一类泛指某类群体, 比如“某些人”、“相关人士”、“目击者”、“个别群体”等。

总的来说, 模糊语言具有着非常强的范围概括性, 常常会被应用到背景交代, 或者是一些情节概括当中。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 合理地利用这些模糊语言, 规范地根据其语境所表达的含义给予信息传播, 这是当前新闻报道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

二、模糊语言的合理性应用

1. 遵循新闻传播规则:

新闻报道的内容一般都是当前社会变化的内容, 而新闻报道所要遵循的原则便是及时客观, 要让群众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了解到社会上的一些变化。因此, 这便需要新闻报道必须具备真实性、快捷性以及时效性等特点。而另一方面, 因为新闻事件是社会动态的一种真实反映, 所以它具备着可变性和随机性, 这便使得它的自身具备了一定的模糊性, 而这一特点恰恰导致记者无法在短时间内对其做成精确的判断, 因此这时便需要利用模糊语言来对新闻事件进行解读了。

比如:我国周边地区国家表示对大陆友好。

这则报道便是应用了模糊语言的表达方式, 没有将这些国家一一列举出来, 因为这是不必要的。

2. 加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因为新闻报道所涉及的一些内容都源自于社会实事, 因此其具备了可变性和随机性。所以, 当记者无法全面对一些事件给予了解 (某个人, 某位目击者等) , 或者无法对一些新闻事件的结果给予明确的判断时, 记者都会很避讳将话说得太满, 因为这会造成新闻的真实性缺失。因而, 在这里融入模糊语言, 利用模糊性与真实性之间存在的互补关系加以解说, 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新闻报道更加贴近事件的本身, 提高其真实性。

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 美国FBI会提供“任何的援助”的共享信息, 或是相关技术。

这则报道中巧妙地运用了模糊语言的概括性, 它不仅让“话语”脱离了绝对化的桎梏, 同时还提高了新闻的真实程度。

3. 让新闻内容客观真实:

新闻的中心原则便是真实, 而报道的中心原则便是客观。因此, 为了避免主观和自信等情况的出现, 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常常会利用一些无定量等模糊词将那些表面正确、但无法彻底肯定的新闻事件给予传播, 从而让新闻报道变得更加贴近事件本身, 满足真实性与客观性要求。

比如:某位金融学家声称我国国民经济能力可能于2013年开始上涨。

这种报道方式明显地将记者对事件的不确定性表现了出来, 暗示了这则新闻的客观性存在, 并且还降低了记者所需承担的某些义务。

4. 降低新闻的负面影响:

在对一些灾难性的新闻事件进行传播的时候, 假如传播内容过于精确, 这会对受害人的精神心理带来严重的影响和打击, 虽然这类报道更加贴近真实。其次, 对于一些罪犯的犯罪细节, 或者是警方破案的具体经过都不应精确解说, 不然将会成为日后的一些罪犯的教学案例, 从而带来更大的危害。因此, 我们可以说, 在新闻报道的过程中, 那些可能会对群众或者是事件主体带来心理刺激、精神影响的事件, 都不应该精确传播, 因为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威胁。

比如:印尼海啸过后, 遇难人数众多。

这则报道不仅揭示出了这场海啸的严重程度, 同时也模糊地交代了人员伤亡程度。其中, 虽然记者没有将具体的伤亡人数和灾难细节给予解说, 但这并不影响观众对这则新闻的了解。因此, 这在规避负面影响的同时, 也达到了传播的效果。

结束语:

综上所述, 模糊语言是真真实实, 且合情合理地存在于新闻报道当中的。其中, 有时之所以加入模糊语言, 是逼不得已, 而有的时候则是为了让报道能够变得更加有效且准确。不过事实上, 新闻报道是受益于模糊语言的。因为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 有些模糊的概念必须要模糊语言才可以加以诠释。所以, 我们可以说模糊语言和精确语言是彼此对立, 又彼此统一的。它们之间相互转换、相互依赖。只有将这两种语言巧妙地结合起来, 才能够产生最佳的效果, 从而让新闻报道变得更加具备准确性, 进而让新闻传播的效果达到最优化。■

参考文献

[1]晋楠.新闻语言中的模糊现象[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6 (02) .[1]晋楠.新闻语言中的模糊现象[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6 (02) .

[2]马自泉.模糊语言在新闻报道中的积极作用[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2009 (05) .[2]马自泉.模糊语言在新闻报道中的积极作用[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2009 (05) .

[3]邢伟晶.新闻报道中的模糊语言[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10 (05) .[3]邢伟晶.新闻报道中的模糊语言[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10 (05) .

[4]杨永霞, 千河.新闻报道中尽量少用模糊语言[J].今传媒, 2010 (03) .[4]杨永霞, 千河.新闻报道中尽量少用模糊语言[J].今传媒, 2010 (03) .

[5]黎品玉.模糊语言在新闻报道中的运用[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1 (06) .[5]黎品玉.模糊语言在新闻报道中的运用[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 2001 (06) .

关于新闻报道策划的几点理性思考 篇6

关键词:新闻策划,重要性,困境,策略

一、新闻报道策划特征及其存在的重要性

新闻报道策划是一种较为高层次的精神创造劳动, 能够将新闻报道变得更加真实、新鲜、富有情感, 其特征能够体现质与量的优势[1]。新闻策划主要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创新性、群体性、后续性、多样性。

创新性特征是新闻报道策划最重要的特征。创新就是新闻题材要有创意, 要提高新闻素材的质量, 能够透过新闻素材的外在含义挖掘内在价值。创新性能够使新闻报道变得独特新颖, 让原本单一的新闻素材变得更加深刻、富有内涵。

群体性是指新闻策划团队整体的素质。集体的力量远远大于个人的才智, 尤其是新闻策划的群体性特征能够使得新闻题材更为丰富, 让新闻报道具有规模性、深刻性、深远性的特征, 可以极大提高新闻后续报道的作用。

后续性特征是指针对第一次发表的新闻作品, 根据其反响进行后续报道。后续性能够进一步地挖掘前期新闻报道的深层意义, 提出新观点、新看法, 能够对社会舆论进行有力的引导, 引起社会大众的共鸣。

多样性是新闻策划较为独特的特征。普通的新闻报道在内容和报道手法上较为单一, 而新闻策划能够让报道在内容、形式上变得更为丰富, 特别是系列性的策划报道, 在大框架范围内能够体现出多姿多彩的报道特征, 并且能够使报道更有深度和广度。

二、目前新闻策划面临的困境

1. 思路

策划思路是新闻策划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在现代新闻策划中, 策划思路是新闻策划能否成功的关键, 好的新闻策划不仅能够体现独特新颖的报道技巧, 而且能够准确地把握事情的发展动态。在新闻策划中, 由于缺乏新颖的策划思路, 甚至有些新闻策划没有建立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 凭空进行策划报道, 从而导致新闻以虎头蛇尾的局面结束。

此外, 在新闻策划方面, 策划人员有时过度追求新闻的“新”、“奇”等特征, 而忽略新闻最根本的东西, 最后让新闻策划思路偏离了新闻求真务实的基本路线[2]。

2. 社会环境

由于受到社会外在环境的影响, 新闻策划往往会走入误区。一些新闻策划者为了能够顺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不惜歪曲新闻事件的真实性, 把真实的事件进行扩大化或者进行一些虚假的处理, 其实这都是新闻策划没有理性看待问题, 受到社会外界环境的影响, 片面追求新闻效果而产生的不利影响。

3. 竞争

由于受到市场竞争的影响, 新闻策划者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会出现策划同质化的问题, 所谓同质化即策划思路的趋同性。由于策划是没有专利的, 因此, 一种策划思路出现后, 会有大批媒体进行模仿抄袭, 这就造成新闻策划面临着创新匮乏问题。另外, 由于市场激烈的竞争, 新闻策划也会出现异化现象, 即新闻策划失去真实性, 甚至对新闻本身造成影响, 主要体现在虚假新闻、新闻秀等方面。

4. 人才

人才是竞争的核心。对新闻媒体而言, 专业的新闻策划团队, 不仅能够第一时间捕捉新闻, 而且能够将新闻形式、内容进行创新。当前, 新闻策划方面的人才还相当匮乏, 策划人员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 甚至许多新闻媒体没有自己的专业策划团队, 这就使得新闻策划难以进一步向前推进, 需要及时解决。

三、新闻策划的优化策略

1. 创新策划思路, 走精品策划之路

新闻策划的基础是客观真实, 因此, 新闻策划要从实际出发, 紧密结合事实, 要符合新闻发生的实际情况, 从自身出发, 把握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

2. 提高自身素质建设, 避免功利性策划

由于受到社会外界因素以及媒体自身等各方面的影响, 新闻策划者往往会在压力或诱惑面前丧失自己的道德准则, 策划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报道, 这就会给社会以及媒体带来不利影响。因此, 新闻策划人员要加强自身素质建设, 避免功利性的策划, 要以新闻自身的价值导向为前提, 尊重新闻的真实, 多策划一些传播社会正能量的新闻报道。

3. 提高整体策划水平

媒体的竞争根本上是人才的竞争, 因此新闻媒体要提高整体策划人员的素质。首先, 媒体策划人员要不断提高自我修养, 不断提高获取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通过传媒手段捕捉社会最新信息, 提炼有价值的新闻题材;其次要培养创新能力和科学决策的能力, 利用团队智慧, 不断策划优秀的新闻报道[2]。

四、结语

新闻策划对新闻媒体报道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优秀的新闻策划不仅能够实现策划目的, 提高媒体收视率, 更重要的是能够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当然, 在新闻策划中一定要注意把握好策划的度, 要根据新闻的事实性, 在内容、形式上进行创新, 否则新闻策划就可能变成策划新闻, 进而失去策划意义。因此在新闻策划过程中, 既要注重新闻事实的把握, 又要避免炒作, 在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这样才能真正打动群众, 实现策划目的。

注释

1[1]喻国明.媒介的市场定位[J].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8.03

2[2]张娜.都市报新闻策划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人民网.2007.03

理性报道社会热点 篇7

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之一, 一直活跃在思想前沿, 为我们理解世界提供了众多有意义的理论, 此文主要选用他的交往行为理论来对新闻报道进行分析。“交往行为概念的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话语的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 其中, 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那种纯粹主观的观念, 同时, 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1]在这句话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 即交往行为与主体间性, 这两个概念是彼此关联的, 只有在主体间性中, 交往行为才有可能。

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为反映的是行为者自身与世界之间的关系, 所涉及到的是至少两个以上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 这种行为模式设定, 互动参与者把行为者与三种世界之间的关系中潜藏的合理性力量动员起来, 以便实现相互共同追求的沟通目标。在交往行为中, 对于行为者的行为可以用真实性、正确性与真诚性进行衡量, “一个沟通的行为者必须和他的表达一起提出三种有效性要求, 即:所作陈述是真实的;与一个规范语境相关的言语行为是正确的;言语者所表现出来的意向必须言出心声。”[2]这三种有效性要求分别对应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与主观世界。哈贝马斯通过提出交往行为理论想为我们提供相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学者来说更为乐观的现代性的解决方案。

在大众媒介时代, 媒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也成为当下社会最重要的交往方式之一, 所以新闻媒介报道的优劣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重大。从交往行为合理性理论可以很好地用来分析新闻报道的合理与否, 它根据交往行为的三个有效性要求来判断新闻报道的真善美。

二、对于新闻报道的分析

在新闻报道中, 涉及媒体和受众的两个最主要的主体, 以及他们与客观世界、各自的主观世界与社会世界的关系。为了通过新闻报道有效地实现交往, 新闻报道应具有三种有效性的要求, 即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正当性以及真诚性。此处所讲的新闻报道是个广义的范畴, 不仅仅指呈现出来的报道成品, 而且还指在对一个事件进行报道时, 媒体报道者的各种行为、受众对于报道的参与以及相互之间的各种交往行为。下面主要从媒体与受众两个主体的各种交往行为上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即新闻报道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新闻事业从业者与自身的主观世界以及社会世界的关系、受众与自身主观世界以及社会世界的关系。以上这三个方面都可以用三个有效性的要求来进行衡量, 并且希望能够回答新闻报道真善美如何可能这样一个问题。

(一) 媒体的报道行为——遵守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

新闻报道要客观地叙述事实, 要真实, 要公正, 要全面, 要有立场, 要迅速及时, 要针对读者的共同兴趣进行报道, 讲究报道的艺术与技巧。新闻报道主要是新闻记者借用语言符号来对客观世界进行反映, 因此对于新闻报道的合理性分析, 可以细化为对于语言符号的合理性分析。在新闻报道中, 言语者也就是媒体记者运用语言符号与世界建立起联系, 并希望达成沟通, 但据哈贝马斯所说, 这种表述不是通过直接的方式, 而是通过“反思的方式”, 即言语者要考虑到其表达的有效性可能会遭到其他行为者的质疑, 并根据这一点对自己的表达加以限制。

根据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有效性来看, 虚假新闻、不公正的新闻以及记者为了自身利益而为特殊利益集团而发的新闻报道, 都会阻碍媒体与受众沟通的达成, 最终会影响到媒体自身的信誉以及受众对于媒体的不信任。所以, 要想达成媒体与三个世界的有效沟通, 就必须提供真实的、公正的并且具有真诚性的新闻报道。

所谓真实性是事态在世界中的实际存在, 这也是新闻报道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 即新闻报道必须反映事物的原貌, 主要通过记述性言语行为来完成, 体现为一些概念命题的真实性。所谓公正性的报道, 即要遵守新闻职业道德, 以社会需要和新闻价值为取舍标准, 不屈服外界的压力、不管关系的亲疏、不作偏袒报道、不利用新闻报道谋私利或泄私愤。所谓真诚性的报道, 即主要反映的是记者与其本身主观世界的关系, 本着基本的人本原则, 从记者内心的良知出发, 根据最基本的善恶道德要求, 使新闻报道能够真正起到促进社会和谐、人们友善交往的作用。新闻报道若能满足以上三个有效性的要求, 就能有效地实现新闻媒体与三个世界的沟通, 促成相互理解, 达成共识。

随着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 特别是网络的异军突起, 对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公正性与真诚性对于媒体与三个世界的交往行为的有效性有着更重要的作用, 更值得人们去探索与追求, 同时整个媒介环境变得更加复杂, 使得新闻报道真善美的追求更为艰难。出现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大众媒介上的新闻报道, 是媒体从业人员多种行为的成果, 这其中涉及到媒体从业人员与客观世界及他们的主观世界、社会世界的关系。由于社会世界的各种因素即政府、广告商、收视率等因素, 记者自身的主观世界即追求名利、浅尝则止、素质低下、缺乏反思的心智等因素, 以及客观世界的复杂性等的限制与制约, 严重影响了新闻报道真善美的追求。

(二) 受众的参与行为——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

上文主要从媒体从业人员的角度对新闻报道的真善美要求进行了一个简要的论述, 但还远远没有完成, 因为只有当报道能吸引受众并且引起一定的变化时才算一个完成的行为。现在, 主要从受众角度对新闻报道真善美的追求进行简单的论述, 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一样, 只有在主体间性中, 交往行为才得以成为可能, “通过交往实践, 交往行为的主体同时也明确了他们共同的生活语境, 即主体间共同分享的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界限是由所有的解释确立起来的, 而这些解释被生活世界中的成员当作了背景知识”。把这个理论挪用到新闻场域里也很有说服力, 即在新闻场域里媒介从业人员与受众作为两个主要的参与者, 只有充分发挥各自的主体性, 实现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为, 才能在这个场域里达成共识, 使得新闻报道的真善美发挥实际的效益。如哈贝马斯所说, “一个成熟的主体应当具有判断能力, 其行为要合乎目的的理性, 并且具有道德判断能力和实践能力, 能够做出直观的价值判断和审美表现, 而且拥有对其主体性进行反思和冲破彻底笼罩在其认识、道德和审美等实践表达中的非理性限制的行为能力。”这样一种情况的存在涉及到受众媒介素养的问题, 而媒介素养着眼于公正的媒介的使用能力、批判能力和参与能力, 意味着将公众置于媒介——受众关系中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与媒介相互培育相互建构的对等的一方。媒介素养的要求正好体现了上文所说的主体与三个世界之间的那种反思的关系, 媒体不是无冕之王, 受众也不是被动的靶子, 两个参与者都具有主体性, 并在相互交往中呈现为一种反思的方式。

在真实性的要求上, 受众根据基本的常识对于一些基本的虚假报道能有一定的辨别能力, 营造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在公正性要求上, 当媒体报道严重不平衡时, 受众要敢于发挥主体性, 利用各种合法的手段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 营造一个公平的媒介环境。在真诚性的要求上, 受众的表达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能够以理服人, 使得自己的表达在情感上具有真诚性, 营造一个向善的媒介环境。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努力, 受众与媒介的关系不再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而是主体间性的关系, 使得双方在一种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 有效地实践交往行为, 最终实现新闻报道的真善美。

三、对新闻报道真善美的展望

上述的两点主要是从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三个有效性要求上对新闻报道真善美的追求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梳理。在上述的分析中, 假设了一个比较纯粹的新闻场域, 只涉及了媒体从业人员以及受众两个主要的参与者, 但是在实际情况中却是一个更为复杂的环境, 还存在着政府、广告商等主体, 这些都是影响新闻报道的极为重要的因素, 但是此篇论文的着重点在于生产新闻报道的媒体与参与新闻报道的受众一个比较纯粹的交往行为, 从一个理想的状态下来论述新闻报道真善美的可能性, 所以就没有对政府以及广告商等重要因素花过多的笔墨。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 使得整个新闻场域里的环境更为嘈杂与喧嚣。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使得新闻报道的真善美的实现更为困难, 但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的三个有效性要求给我们提供了一套理论指导,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若各个主体在相互交往中, 都本着真实性、公正性与真诚性的要求进行沟通的话, 新闻场域中那些看似冲突的主体之间还是可以就一个共同的追求进行协商、达成共识的。“如果参与者的行为计划不是通过各自的斤斤计较, 而是通过相互沟通获得协调, 那么, 我们就说这是一种交往行为。在交往行为中, 参与者主要关注的不是自己的目的;他们也追求自己的目的, 但遵守这样的前提, 即:他们在共同确定的语境中对他们的计划加以协调。因此, 通过协商来确定语境, 这是交往行为所需要的解释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具有反思性质的交往行为, 使得通过解释与协商来达成共识成为可能。

当下社会的新闻报道虽然还存在诸多的问题, 比如新闻炒作、虚假新闻、软文性质的新闻、片面报道的新闻等等,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各个主体的行为表现提出一定的有效性要求, 从而不断地推动各自的心灵、自我与社会的完善, 实现新闻报道的真善美。

参考文献

[1].《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P10 (德)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同上, P100

[3].《当代新闻写作》P14-16周胜林, 尹德刚, 梅懿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3

[4].《交往行为理论:行为合理性与社会合理性》P12 (德) 哈贝马斯著;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5].同上, P21

[6].《媒介素养的全球视野与中国语境》陆晔著[J]今传媒200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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