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报》报道我市社会管理创新经验（共6篇）
《中国社会报》报道我市社会管理创新经验 篇1
《中国社会报》报道我市社会管理创新经验
2012-3-27 9:14:12 来源：
3月19日、20日，《中国社会报》连续刊发稿件，介绍我市社会管理创新相关工作经验。19日，该报刊发通讯《“管家计划”赋予“铜陵模式”新内涵》，介绍了我市特色民政工作。20日，该报刊载报道《改革基层管理体制 完善社区治理机制》，介绍了铜陵社区改革的做法及成效。
20日刊发的《改革基层管理体制 完善社区治理机制》一文中说，铜陵的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主要是“一个减少”，减少行政层级，撤销街道办事处；“两个实行”，实行社区扁平化、网格化管理；“三个完善”，完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便民利民服务体系和志愿互助服务体系；“四个强化”，强化社区党组织核心功能、社区自治功能、基层社会管理功能和居民监督功能。改革的成效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进一步向社区集聚。二是社区居民自治功能进一步强化。三是居民的服务需求进一步得到满足。四是管理成本下降，效益明显提升。五是社区工作队伍进一步优化。六是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进一步巩固。
文章中还说，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铜陵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主要领导亲自关心、指导改革进程，在改革中始终注意把握几个关键问题：一是把强化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完善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大力组织开展服务活动作为改革重心，提升社区综
合服务功能。二是着力实现管理重心下移、服务资源下沉，真正实现人、财、物向社区聚集。三是将政府主导机制、社区民主自治机制、社区公共服务机制、居民诉求表达机制和社会参与机制有机结合，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四是防止行政化倾向反弹。
《中国社会报》19日刊发的报道中说，继2010年7月社区综合管理体制改革试点之后，安徽省铜陵市又在全市社区启动了旨在强化社区自治功能，突出服务意识的“管家计划”，赋予“铜陵模式”以新的内容。
报道说，“管家计划”是指围绕社区居民的热点、难点和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在社区征求意见、集中民智、广泛讨论后，提出需要办理的5件以内事项，经费支出不超过5万元，由社区组织实施，实现社区的事大家定、大家管。有效实施“管家计划”还有一项内在要求，即着力构建社会组织管理新格局。
报道指出，“管家计划”淡化了“管”，而强调“居民的事让居民自己做主”。突出了居民的主体地位，进一步强化了社区自治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改革试点后，社区对本辖区内的大小事务真正有了话语权。社区经常举行听证会，居民对社区的事都能提意见，社区比以前更加民主。
报道最后说，铜陵市的改革将原先浮在区、街道层面的资源进入社区，分散在各个条口和社区内部的资源得到有效整合，实现责权利一致，社区的民生服务、城市管理、综治维稳等功能得到强
化，社区的卫生、文化、治安、社区就业保障等公共服务得到提升，多种形式的便民生活服务圈不断涌现。目前，居民多种需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居民对社区工作和社区服务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持续提升。（本报记者）
《中国社会报》报道我市社会管理创新经验 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合传播,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作出了新部署和新要求, 强调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刘云山同志也曾指出, 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 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互联网时代, 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 新兴媒体对网络舆论的掌控力和影响力逐步加深。依托媒体融合平台,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既是难得的机遇, 也是空前的挑战。更好地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 抓好网上舆论引导工作, 掌握舆论战场主动权, 关乎话语权的得失;更广泛地赢得用户的理解与支持, 占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制高点, 关乎舆论阵地坚守的成败。
本文选取第25届中国新闻奖网络作品中几篇涉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新闻为例, 以期通过这几篇报道所呈现的特点, 更为直观地展现媒体融合背景下, 媒体该如何适应时代趋势, 保证主旋律不变调, 坚守舆论阵地。
一、传递社会正能量, 平衡信息极端化
(一) 设置“正能量”议题, 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目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 社会思潮呈现多元化格局。西方敌对势力以及国内分裂势力仍然存在, 其经常通过互联网大肆散布西方民权、绝对民主、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言论, 歪曲和攻击我国政治制度, 想方设法丑化我党形象。广大人民群众在享受互联网及相关技术带来的便利的同时, 也被动获取了类似上述丑化和攻击我国形象及政治环境的错误言论, 容易信以为真、危害社会稳定等。针对互联网时代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日趋激烈这一现象, 我国应当加快传统媒体和信息媒体的融合, 抓好网上舆论引导工作, 掌握舆论战场主动权, 主动设置“正能量”议题, 用“正能量”议题压制错误言论, 占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舆论制高点, 坚守网络舆论阵地, 切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感。
(二) 加强构建媒体传播的公信力、权威力、影响力
不论是在传统媒体时代还是在当下的新媒体环境下, 媒体传播任何内容都要求其要建构起自身的公信力、权威力和影响力。媒体公信力是媒体自身内在品质和外在形象的展现, 是衡量媒体权威性、信誉度和社会影响力的标尺, 也是媒体赢得用户信赖的能力, 它直接决定其舆论影响力的大小。在互联网技术得到进一步普及的新媒体环境下, 信息极其冗杂、多样, 倘若新闻媒体无法建构起自身的公信力, 势必导致用户转投其他渠道。新闻媒体, 特别是官方媒体相较于其他信息渠道而言, 最大的竞争优势、最能留住用户的关键取决于其是否具备较好的公信力、较强的权威性和较大的影响力。
中国新闻奖网络获奖作品所讲述的事实立意深刻, 讲述的故事皆是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好故事, 这对于建构新闻媒体的公信力、权威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此外, 媒体公信力的提升又将进一步赢得用户支持, 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范围和传播效果。
二、融合不是形式创新, 而是思想融合
互联网时代的主体是用户,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今天, 如何贯彻“用户至上”理念, 在生产用户喜闻乐见新闻的同时, 传递主流之声, 是提升传播效果的关键所在。在传播过程中要求传播者必须具备“互联网思维”, 在大力弘扬宣传主流价值观、塑造大人物形象的同时, 统筹兼顾展现平凡人不平凡的一面, 站在时代的前端, 铸造时代的先锋。
(一) 大人物的小故事
新时代用户认知水平不断提高, 接受信息的方式由被动变为主动, 站在神坛上的领导人形象已难以打动用户, 媒体报道唯有另寻他径, 围绕其真实事迹展开报道, 以平凡来衬托伟大。此外, 在新媒体的冲击下, 传统党政宣传内容被冲淡和忽视, 鲜活真实的故事更容易赢得用户青睐, 重塑报道方式迫在眉睫。
由央视网推出的《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平凡的生活伟大的梦想》新闻作品, 紧扣“民主”价值观, 讲述领导们的从政生涯、个人风格和家庭细节的小故事。文章围绕宏观的主题讲述具体的故事, 将抽象的理念融入形象的案例中, 通过独特的报道角度让读者耳目一新, 更明确地认识到领导集体和自己的生活紧密相连, 在助推读者更深刻理解核心价值观内涵的同时, 使领导集体“可敬可爱、可亲可近”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
(二) 小人物的大故事
很多时候, 记者忽略了用户的喜好, 缺乏“人文关怀”, 难以直击用户内心。贴近用户, 必须以脚踏实地、贴近地面的方式, 构思一个吸引人的好故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递, 需要记者走下居高临下的山顶, 真正接触到平凡人的日常生活, 用凡人的故事打动更多的凡人。
从温州新闻网所刊载的专题报道《网上诚信馆道德新标杆——谢岩斌千里还债温州城诚信接力》, 到浙江在线所刊载的专题报道《杭州7.5公交爆燃致30人受伤——烈火之下, 凡人善举铸“杭州力量”》, 再到广西新闻网所专设网页《一颗心的千里生命传递》等故事, 均是从社会中的一颗“小螺丝” 出发, 通过讲述一个个鲜活的小人物, 讲述他们身上不平凡的故事, 用新鲜生动的事实信息和对生活的直接描述, 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
三、创新新闻生产方式, 把握用户喜好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在于传播, 如何将承载的精神传播广、传播好, 值得新时期的媒体深思。融合传播背景之下, 传统运作和传播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如何拓宽传播渠道, 如何实现集多手段、多方式、立体化传播信息的新闻传播方式, 直接影响着最终的传播效果。
(一) 提高受众参与程度
融合传播时代, 传统纸媒受传者地位限制被颠覆, 更为凸显交互式传播的重要性。用户渴望发声, 并需要媒体为其搭建发声平台, 在其成为传播主体的同时, 更能对信息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核心价值观作为抽象概念, 用户难以把握其真谛。 将用户放置在传播者的位置上, 让其切身参与到传播过程中, 传播效果更佳。
此次网络作品在传播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 主要采取了两大方式提高受众参与度:一是开放论坛、微博等交互平台, 使用户之声有平台可传递, 如在《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平凡的生活伟大的梦想》新闻作品中, 网友可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人民微博、七一社区、手机人民网等多个入口参与留言;二是开展相关活动, 使用户参与到报道策划中去, 如在《网上诚信馆道德新标杆——谢岩斌千里还债温州城诚信接力》新闻报道中, 网站利用技术策划“网上诚信馆”, 发动网民寻找身边的诚信故事, 通过“网上诚信馆”进行集中展示, 让身边的诚信故事更具传播性和示范效应, 推动核心价值观的落地传播。
(二) 运用多手段、多平台编辑推送
从用户角度而言, 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必须适应其阅读时间碎片化、轻阅读等特点, 媒体需要将抽象信息具象化、零碎信息系统化, 以更具有可读性、易读性的呈现方式来为其服务, 注重其体验;从记者角度而言, 核心价值观的传播需要记者利用多渠道、多平台使信息更富有表现力, 具有高度互文性、动态性、参与度的作品无疑更适应用户需求, 为用户获取信息提供了更加高效、便捷的渠道。
由光明网所制作的专题作品《国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完美阐释了核心价值观传播如何借助新媒体平台, 更好进行融合传播的手段。作品突出优势亮点有二:一是适应符合人类感官能力的变化趋势, 即适应“读图时代”的趋势, 采用分屏显示方式等手段, 清晰突出专题内容;二是适应多平台浏览及传播的背景, 专题设计及制作兼顾移动客户端等平台适配显示, 方便移动终端开展传播。
四、结语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 不仅进一步变革着大众传播格局, 而且快速向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渗透, 成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媒介, 融合传播势在必行。每种媒介形态固然有不同的特点, 但在满足受众不同需求方面却又殊途同归, 最后呈现的局面就是不同形态的媒介共生共荣, 互相融合。融合传播符合媒介发展的规律和实际经验, 它不仅可以适应新媒体的冲击, 更能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
《中国社会报》报道我市社会管理创新经验 篇3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加强社会管理的基本经验
● 袁志平
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加强社会管理的经验主要是：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实现社会成员思想情绪的稳定与和谐；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实现经济形势的稳定与和谐；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实现政治局势的稳定与和谐。
解放初期；上海；加强社会管理；基本经验
社会和谐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美好理想，同时也是一个形态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一定时期社会和谐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人类的自觉调控，离不开系统有效的社会管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的上海，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更替、各种矛盾集中迸发的历史条件下加强社会管理，忠实代表人民利益、重塑社会价值体系、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从而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建设新上海、新中国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学习和借鉴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扎扎实实地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无疑将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实现社会成员思想情绪的稳定与和谐
和谐意义上的社会稳定，包括政治局势的稳定、经济形势的稳定、思想情绪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等。其中思想情绪的稳定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是社会成员“对外界事物与自身利益关系的反映”[1]，即人心所向，具体体现为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政府、对社会现状的认同和对社会发展前景的认同等。如何让上海人民认同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我们党落实了一系列举措，迅速赢得了人心，其关键点就是忠实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一）废除旧社会旧制度。首先，在城市的工矿企业，废除歧视、欺压工人的旧制度。上海解放初期的国营工厂，其前身大都是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虽然所有制变了，但仍不可避免地保留着比较多的旧痕迹。同时许多私营企业仍执行着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从1951年起我们党在上海开展了历时一年的企业民主改革运动，废除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包身工”、“拿摩温”等歧视、欺压工人的旧制度，工人阶级真正成为工厂的主人。
其次，在农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初期，占农村总户数仅2.56%的地主，拥有土地230多万亩，占土地总面积的36.99%。根据党中央的部署，1950年和1951年我们党在上海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被摧毁了，农民第一次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
无论是企业民主改革还是土改，使工人和农民在经济、政治上翻了身，使其从切身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中，发自内心地拥护我们党和政府。
（二）平抑物价涨风。旧上海曾是全国的工商业中心，批发、零售市场都很发达，同时投机资本也十分活跃。上海解放初期，由于战争仍在其他地区进行，生产尚待恢复，供给严重不足，市场物价连连上涨，加上投机势力的兴风作浪，物价波动越来越厉害。为了恢复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社会稳定，我们党在上海开展了平抑物价的斗争。围绕大米、棉纱和煤炭这“两白一黑”，从1949年7月到1950年2月，平抑了三次涨风。我们党没有简单地运用行政手段取缔投机势力，而是通过中财委全面统筹，集中了全国的大米、棉纱和煤炭，在上海集中抛售，使得投机势力无法全部吃进，吃进了也无法转手再高价卖出赢取暴利。通过三次斗争，投机势力终于失去了操纵市场、左右物价的能力，国营经济终于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上海人民感受到我们党和政府力量的强大，是真正维护人民利益的，从而自觉站到了我们党和政府这一边。
（三）解决就业问题。由于新旧两种社会制度更替，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解放初期上海工人失业状况十分严重。对此，我们党和政府首先全面开展了失业救济工作，市长陈毅亲自担任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的主任。同时，创造了诸多让失业工人再就业的途径，包括由政府组织失业工人参加有关市政建设工程等的“以工代赈”；本着“花钱少、容人多、有原料、有销路”的原则，组织失业工人创办生产自救工厂；进行转业训练等。这样，只用了几年时间就解决了数十万失业工人的就业问题，让广大群众深深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温暖。
（四）改善劳动群众的居住与生活条件。旧上海是一座畸形发展的城市，一面是高楼林立的“不夜城”，另一面又是棚户简屋遍布市区各处。毛泽东曾指出：“现在大城市房屋缺乏，已引起人民很大不满，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2]于是，在当时财政经济还十分困难的状况下，上海一方面集中力量改善蕃瓜弄、药水弄等劳动人民聚居区的路灯、给水站、下水道等市政设施；另一方面还投入巨资，从1951年起大规模修建居民住房，兴建了全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这些都极大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居住环境，党和政府得到了群众的衷心拥护。
二、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
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是指在法律、道德和风俗习惯规范指导下的人们生活的有序状态，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们的基本要求之一。[3]在新旧两种社会制度更替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的社会管理实践告诉我们：要注重社会价值体系的构建，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
（一）进行社会改造。旧上海是一座被称为“十里洋场”的城市，淫乐、毒品、赌博等业蔓延滋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它是名副其实的“罪恶渊薮”。其中，仅解放前夕登记注册的妓院就有800余家，妓女（公娼）5000余人。同时，旧上海不仅是国内制造、运输、贩卖毒品的中心城市，而且是远东最大的毒品制、贩、运口岸和中转集散地。此外，由于有流氓、帮会势力把持的租界当局的庇护，除了跑马厅、跑狗场和回力球场三大赌窟外，在南市、沪西等地均开设了赌场。
上海解放以后，我们党大力进行社会改造，只用了几年时间，就铲除旧社会留下的黄、毒、赌等丑恶现象。在铲除丑恶现象、改造社会的同时，还改造了人，包括成功实施了对妓女的思想改造。
从旧上海走出来的妓女既是苦难深重的弱女，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为了挽救她们已被扭曲的心灵，改掉好逸恶劳、散漫放荡的恶习，我们党和政府在解放初期财政经济还十分困难的状况下，投入巨资开办了教养所，在满腔热情地对她们进行耐心教育、医治身心创伤的同时，还在所里建立了毛巾、织袜、缝纫、药棉等工厂，组织她们通过参加劳动洗刷心灵中的污垢。通过几年的劳动改造，她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有了一技之长，有的当上了摇袜工、缝纫工，还有的成为保育员、护士和扫盲教员。当这些曾经被迫为娼的苦难弱女第一次领到工资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为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干净的钱”而激动，为自己走上了新生之路而感到光荣。这一切，净化了社会风气，确立了与新上海相适应的新的道德规范。
（二）整治社会治安。旧上海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主要基地，是国民党政权统治的重要城市。所以，解放初期上海的社会治安情况极其恶劣，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各种反动会道门组织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潜伏机构林立，派系众多，人员复杂，其以颠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为目标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同时，上海的帮会势力和流氓势力也根深蒂固，遍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我们党和政府采取了先打击有现行活动的特务，再清理潜伏敌特人员的步骤，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了肃反、剿匪、缉盗的斗争。只用了3年时间，就彻底肃清了旧上海留下的反动残余势力，使社会治安呈现并保持了从未有过的新局面。
（三）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时，上海一些市民担心“会不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担心美国经济实力强大、武器精良，志愿军入朝参战是“惹火烧身”，“小不忍则乱大谋”。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党在上海以爱国主义为主线，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教育，包括通过亲历者揭露美军的暴行，通过志愿军归国代表作报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作汇报、报刊刊登相关文章、举办专题展览等，让上海市民了解前线情况，了解志愿军战士与敌殊死斗争的事迹，打破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一切，激发了上海市民的爱国热情，克服了“崇美”、“恐美”思想，有效地提振了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他们踊跃报名参军参干、争上前线，积极开展捐献飞机活动，为抗美援朝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树立党和政府清廉形象。由于领导中国革命赢得胜利，我们党在人民心中拥有崇高的威信，但是要建设新上海、新中国，仅满足于此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党在上海解放初期加强自身建设，着力树立党和政府清廉的新形象。要求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贪污受贿、不以权谋私，体恤民意，秉公办事，节俭高效，一旦发现腐败问题从严处理。其中被称为“上海首例执法人员腐败案”的处理曾经轰动了上海滩。案件的主角是时任上海市公安局榆林分局接管处的军管代表欧震，他利用军管代表的特权，勾引退台国民党军官在沪的太太，并收受钱物。对此案件，陈毅市长明确指出：“上海人民刚刚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不久，就发生了执法人员腐败案。如果姑息养奸，国民党的预言就要变成现实，我们就没办法在上海立足，我们就会自己打败自己。”欧震被判处死刑。消息经各大报刊登，欧震被处决那天，刑场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4]。
我们党解放初期在上海重塑社会价值体系以加强社会管理的实践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巨大的，它凝聚了人心、凝聚了社会，推动并且形成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因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价值体系，怎样从理论上和实际上构建合理的价值体系，不仅对于国家的构建与完善具有根本性意义，而且事关全体社会成员个人的人生幸福”。同时，“只有当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构建起来，一个新的国家、一种新的制度才真正诞生。”[5]
三、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实现经济形势的稳定与和谐
1949年七八月间，陈云在主持召开著名的上海财经会议时指出：“现在是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6]这句话生动体现了我们党在全面执政以后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就要求在困难的情况下努力实现经济形势的稳定，发展生产并做好利益协调工作。说到底，经济形势的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就必须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使不同主体的经济利益得到合理的协调，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经济利益得到满足。”[7]
（一）教育工人阶级正确认识正在为新上海、新中国建设出力的私营企业。解放初期的上海面临严峻的经济形势。这一方面由于旧中国留下的是一副烂摊子，以及退踞台湾等海岛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多次轰炸战略目标、武装封锁上海口岸；但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先进分子带领工人群众仍然习惯于采用解放前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与资本家斗争以争取政治权利和维护经济利益的方法，来对待正服务于新上海国民经济恢复事业的民族资本企业。一些私营企业的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或因反对私营工商业主的剥削而与资方开展斗争，或因看不到前途，希望去国营企业、大型工厂工作而主动辞职，私营工商业主乘机扔“包袱”。一些职工出身的私营工商业主在困难情况下，不愿再背资本家的“臭招牌”，纷纷解雇工人，关门息业。这些因素导致劳资之间处于尖锐的矛盾对立之中，民族资本企业处境艰难，也严重损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就有一个对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的陈云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用通俗的语言生动地告诉上海工人阶级：私营资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应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这不是帮资本家挣钱吗？是的。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生产的东西多好还是少好呢？当然是生产东西多好。工人不能单从个人来看，要看到整体利益。在私营工厂中的工人，有权利要求实行劳资两利，要求资本家尊重工人的民主权利，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但也有义务完成生产计划，遵守劳资双方订立的契约，遵守政府保护私营企业的法令。[8]陈云就此还要求我们党的干部尤其是工会干部不但要让工人充分享受自己的权利，同时也要教育工人履行应尽的义务。“教育工人尽义务，要比教育工人享受权利难，但我们一定要这样做。”[9]要切实让工人阶级不断提高政治觉悟，使之成为新时代的主人翁。
（二）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困难，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新上海、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私营经济在上海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经营水平不仅直接影响工人的日常生活，而且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和人民政权的稳固。因此，我们党在上海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劳资两利”等“四面八方”的各种关系。毛泽东曾指出：在城市工作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同时要“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10]
1950年春，在上海出现被毛泽东称为“四月危机”的严重经济困难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了由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调整工商业问题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11]强调要克服“左”的倾向，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下，上海落实了诸多的政策，包括通过多个途径帮助解决工业原料问题；发放贷款解决资金问题；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低级形式解决产品的销售问题；进行工业改组，改变生产方向以及组织联营等，积极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使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迅速扭转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的局面。
（三）建立劳资协商会议制度。和谐劳资关系的建立是经济形势稳定的基本要求。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制度，为协调劳资双方利益、恢复和发展生产搭建了有效平台。劳资协商会议制度有明确的协商事项，包括订立集体合同，制定生产计划，改进生产组织，保护生产机器设备，改良生产技术，拟定与修改规则，决定雇佣与解雇问题，决定工资待遇及福利问题等，从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规范了劳资双方的行为，用比较缓和的、非直接对抗的方式缓和了劳资之间的矛盾。
四、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实现政治局势的稳定与和谐
政治局势的稳定与和谐是社会稳定与和谐追求的首要目标，是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因此，解放初期我们党在上海加强社会管理过程中，着力保持政治系统及其运行的有序性、可控性，以保证政治领导核心的权威性，维护人民的团结，推动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发展，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基层民主建设。
（一）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初期，在新解放区暂时还不具备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情况下，我们党要求各地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毛泽东得知刚刚解放不久的上海在1949年8月召开了全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从而掌握了工作主动权时，立即回电：“中央看了，极为高兴。”并指示各地都要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起来，以“团结各界人民，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克服党的领导机关中的许多人只相信少数人的党内干部会议，不相信人民代表会议的官僚主义作风”。[12]11月27日，毛泽东在有关指示中进一步强调：必须将这种市的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看成是团结各界人民，恢复与发展生产的极重要的工具[13]。我们党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一途径，将社会各界群众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合力，使政治系统运行的有序性、可控性拥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二）组建上海市总工会。我们党历来重视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早在建党之初，毛泽东就指出：“劳动组合的目的……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14]上海一解放，我们党就成立了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总工会带领工人群众投入反轰炸、反封锁斗争，坚决执行我们党的“劳资两利”政策，团结私营工商业者为克服困难、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而努力，成为我们党和政府可以信赖的坚强支柱,使政治系统运行的有序性、可控性拥有了深厚的阶级基础。
（三）建立居民委员会。居委会制度是在摧毁旧上海遗留的保甲制度后建立起来的新制度。它是在带有福利会性质的防火、防盗、防特、防匪的“冬防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51年4月20日，上海市召开街道里弄代表会议，决定加强里弄组织，将原有的人民冬防服务队，改组为街道里弄居委会。居委会制度的建立，使我们党和政府的力量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深入到居民的家庭，使政治系统运行的有序性、可控性拥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1][3][7]陶德麟.社会稳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74.80.90-91.
[2][1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48.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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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江畅.理论伦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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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文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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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
D232
A
1009-928X（2012）03-0018-04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社会报》报道我市社会管理创新经验 篇4
记者一行首先来到了市房产档案管理中心, 档案服务大厅内几百人熙熙攘攘的热闹场景, 紧张有序的查档服务, 让记者的相机闪个不停。刘玉波副主任向我们介绍了档案中心便民利民创新服务的生动事例。曾有一个70多岁的老人带着4个盲人手挽着手来查档, 她亲自接待并予以热情服务, 这几个人一直不停地说:“共产党真好啊, 你们这样的干部真好啊!”送他们出门前, 她说:“路程远, 你们行动不方便, 在这里上个厕所再走吧!”就是这一句不经意的话语, 让我们所有人无不为之动容, 只有真正心系百姓的人才能想得如此细致, 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说得出这样暖人心的话语。
在市社保档案服务中心, 张素香主任介绍了中心成立以来为参保企业和参保人员提供档案服务, 维护参保人员合法权益的典型事例:及时接收了国有破产企业哈尔滨轧钢厂全部退休人员档案, 使1 207人享受到应有的热费补贴待遇;利用档案解决了黑龙江省筑路机械修造厂8名职工因解除劳动关系导致2010年集体上访的纠纷;调阅原始档案, 帮助哈尔滨钢厂6名企业老工伤人员获得工伤保险待遇。仅今年上半年, 社保档案服务中心就接待档案利用者6 200人次, 通过为民排忧、助民解难的实际行动, 履行了服务布局标准化、服务大厅亮透化、服务环境洁净化、服务设施人性化、服务方式电子化、服务态度最优化的“六化”承诺, 使档案工作成为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最好体现。
当我们来到南岗区燎原街道办事处文化家园社区, 热情的张秀芝主任向我们介绍了利用档案建设和谐社区的大量例子。有一次, 他们在通过档案了解社区内居民生活现状的时候, 发现有一户人家, 只有母子二人, 孩子上学, 母亲有病, 生活艰难。社区立即采取措施, 帮助结对子, 使其度过难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档案为千家万户谋求利益, 档案为百姓民生服务, 档案为社会和谐稳定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让在场的每一位档案工作者在深深感慨的同时, 自豪感也油然而生。
《中国社会报》报道我市社会管理创新经验 篇5
【关键词】当代中国外交 国家自主性 国家能力
【作者简介】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国际政治系讲师、博士
安全与生存、独立与自主、强大与繁荣、声誉与尊严始终是当代中国外交的主题，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也是其题中之义。不仅如此，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使命更是源于19世纪末与20世纪中国人民国富民强目标的延续。“20世纪中国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洗刷耻辱、恢复昔日的辉煌而展开的。为了国家的繁荣富强，摆在20世纪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任务是：如何改造国家，国家应以何种信仰为本，领土和政治范围多大，如何实现国家的富强与安全。” 中国的这些任务需要借助于中国民众的广泛支持才能有效地完成或履行，这种独具一格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展现出的国家自主性和国家能力构建了当代中国外交历史进步的动力与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外交决策与实施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构成了中国外交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家与社会处于同构状态，社会大众难以在外交决策过程中输入信息而使中国政治精英控制着外交决策进程；同时国家对社会力量的整合与经济资源的动员切实地促进了中国外交政策的实施。中国外交精英侧重把社会动员、统一战线等国内政治的治世之策运用到外交战略之中，借助革命的政治话语与外交手段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霸权主义，抵制国际政治舞台上不公正与不平等的现象，挑战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民族国家体系。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精英以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分析了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外部的国际形势，逐渐开始减少革命言辞的运用，对外实行开放政策，特别是向西方发达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国日益融合到世界经济中而呈现出国家的国际化，同时社会活动也呈现出跨国化的趋势。这致使中国逐渐接受了经济、安全、环境等问题领域中合作的国际规范，以参与的方式改变国际体系的进程。此外，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对社会的控制而增强了社会自主性，这促使公共舆论、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在中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信息输入有所增加。
国家、社会结构与现代世界中的跨国关系处于不断的历史演进之中。中国改变了革命意识形态所导致的外交孤立状态，转变成为一个积极的地区和全球事务的参与者，与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各国与非国家行为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交往。当下中国已经完全融入到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借助和平发展的大战略推进与世界上各国的合作关系，从而成为独立富强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已从一个脆弱的国家发展成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不再是寻求改变国际体系的革命性国家，而是遵守国际规则与规范的合作性国家。中国外交政策更多地体现为对稳定和现状的强调，而不是令人担忧的民族主义与侵略迹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成为世界和平、全球发展的坚定力量。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受惠于国际体系的发展与进步，更源于中国国内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与进展，并以此来主动地调节自身的外交战略和拓展外交领域与范围。
一、有效的国家自主性是中国外交决策的关键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国家与社会的同构状态下，社会阶层所具有的能力是通过意识、组织、代表而实现的，国家的结构限制了社会阶层的能力。高度且有效的国家自主性成为中国外交决策的显著特点，中国外交政策体现了社会与国家偏好明确的聚合及其国家对长远外交目标的追求。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政治参与并不是志愿或自主而是被动员的，一系列外交政策目标并不是由社会大众而是精英所界定的。 中国外交精英以语言与行动的方式塑造着大众舆论的外交观念与利益认知。对于高度集中的国家政权而言，中国决策过程呈现出纪律性和连贯性，最高领导者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毛泽东高度权威领导模式下。在绝大多数国家，外交政策都是在集体环境（group setting）下形成的。这个集体环境指的是由领导者个人组成的小团体（small group）、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的组织机构和各个机构之间的互动（bureaucracies）。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减弱了对社会的控制，致使社会的自主性有所增强，且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大众、公众舆论与知识分子等社会力量越来越能够把信息输入到决策过程中，参与到外交决策中。中国的市民社会发挥影响的主要领域仍然是国内事务，而在国内事务中又主要是经济和社会事务，国际事务、外交和安全事务的敏感度属于“层级”最高的档次，在多数情况下，民间组织和社团获得的外事信息仍然是比较有限的。 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很强的连贯性，“当国家安全受到较为严重的威胁时，国内的不同意见就会浮现出来，造成对外交的干扰。……对决策的压力，全部是要求政府采取更为强硬的外交路线和行动。只因中央领导准确把握了国内外大局，坚持了冷静的战略判断，才没有出现严重的政策反复”。 “要积极推动全球化过程，中国领导人必须克服强大的社会抵抗。没有来自高层领导人强大和果断的政治创制，中国不会与美国签署贸易协定——这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奠定了基础。”
国家本身是受社会力量与影响而塑造的，社会力量的偏好和观念也间接地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决策。尽管中国是权威主义的政治体系，中国对外政策也对国内政治压力极为敏感。中国外交政策体现了国家在国外所追求的外交目标、构建目标的价值观以及追求目标的战略手段。“国家自主性并非是任何政府体系中一个固定的结构特征”， 国家自主性也并非是不变的，也不总会是有效运作的。即使在当下改革开放的深化时期，国家自主性仍然是中国外交决策与调整的关键，即国家是否有能力相对独立地设计出明确的外交政策而不受制于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国家较弱的自主性干预或许会为政治力量造就破坏原有自主性的机会。私人部门等社会力量的过度参与会导致决策者无法有效地确定其政策偏好。国家只有具备超越不同阶层利益的能力，才真正具有产生自主性政策的能力。
二、必要的国家能力是中国外交实施的基础
国家政策的执行需要通过社会实现，与社会持续的沟通、协商和妥协是国家能力的基础。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可以综合国内各种力量使政策达到最佳效果。 国家对社会的中央控制能力、贯彻执行力、政府与民族能力是国家外交政策执行与落实的必要条件，政治系统功能的增强与国家社会控制能力的提高是中国外交发展的政治基础与社会基础。中国外交的成就是全党、全国和全民的成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动员全民的集体力量所实现的成就。“中国人从西方侵略（像从所有更早的侵略一样）汲取的教训是，中国必须有自卫的力量，这在今天就意味着民族主义，即全民动员。” 中国外交政策与战略的落实是建立在社会动员与资源汲取基础之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有这个本领。”
国家与社会阶层的政治能力构成了中国外交政策执行的坚实政治基础，特别是中国处理自身内部事务、解决国内问题的方式方法是否反映国民的诉求和利益。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了不稳定的波动，引起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了经济制裁等措施，包括在外交上给予这样或那样的冷遇，取消文化交流，冻结双边或其他形式的援助，支持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暂停对华贷款，以及中断武器销售和军方联系，等等。可见，中国内部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是中国外交的组织和社会基础，否则将给予他国决策者以可乘之机，即“内安则不患外侮”。人权等问题也减少了中国在安全战略等问题领域上讨价还价的余地。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国内公众对内政、外交的知情意识和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中国精英也开始最大程度地争取国内民众对政府内政外交政策的支持和理解。涉及社会阶层的声音和利益在国家政策中得以表达的制度以及把非国家行为体动员起来参与政策执行的制度逐渐得以确立起来，如内外协调机制、公众外交机制等。 独立的主权国家与稳定的社会秩序是中国外交政策有效实施的必要前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建构推动了中国社会大众对中国对外政策的理解与认知，也提高了社会大众自觉贯彻中国对外政策的积极性。有效的社会联盟与政策共识构成了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实施的社会基础。当国家主权和政治权威丧失或受到弱化、或社会处于杂乱状态之时，中国外交政策实施的过程就会受到冲击，而且中国外交的正常功能也无法得到有效的实现。特别是中国外交制度的发展与创新促进了中国外交健康且持续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有效且理性的塑造。
当代中国须具有更强大、更多的社会动员与汲取资源的能力，来应对与处理对外政策中的问题。国家也应该采取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以促进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并深入到其日常生活中。艾肯贝里指出：“今天世界上有效能、成功的国家倾向于是强壮而有约束的国家。……国家需要强壮但不能强制。在制度上对政府强制力的限制……其实使得国家变得更有能力与社会进行有效的互动。” 国家较高的自主性和国家与社会的良性关系不仅是中国国家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外交的国内基础。在外交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国家须要具备汲取经济资源以支持外交活动扩展、动员社会资源实施外交政策、促进国家与社会力量间偏好聚合的能力。在当代中国外交中，国家能够有效对社会团体、大众舆论等社会力量进行政治动员，以参与到中国外交政策的落实过程之中。“中国的迅速发展使它必须在一个封闭的传统和它对现代世界的承诺之间达成新的平衡。”
三、观念的转变决定着中国外交行为方式的转变
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观念与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成为国家与社会中的主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外交战略的选择。革命的观念虽然确立了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地位与姿态，然而激进的“极左”观念却制约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造成了中国“光荣孤立”的外交状态，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极端革命外交。“文革”期间的极端狭隘民族主义者就缺乏应有的包容和平等态度，极左的话语方式与外交行为破坏了中国外交的正常运转与国家形象。长期处在国际经济封锁大背景下，同时受计划经济体制和极左思潮影响，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处在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中，与外界有限的交往主要局限在政治领域，只是较少地涉及到世界经济、科技、文化与社会的参与。
在极“左”势力的控制下，中国外交的正常决策和运转秩序被打乱，而且许多工作事实上陷于混乱境地，中国同各国正常的外交关系难以为继。在国际斗争中，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中国不断扩大打击面，把反对各国“反对派”的斗争提高到了不应有的高度。1967年5-8月，在外交部“左派”夺权者的主持下，中国同十几个国家发生了外交冲突。中国外交部先后照会英国、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提出抗议或外交交涉。这种“非理性的（nonrational）”的“极左”意识形态与思想观念破坏了中国外交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的静悄悄的变革预示着激进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取向的终结，尽管改革开放初期的外交政策仍受其影响。在对内外政策调整过程中，在党和国家的文件与政策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话语逐渐被调整与放弃。中国政府逐渐淡化了其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色彩，注重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开展经济科技和文化、安全和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外交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也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决定国家间关系，中国外交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与良好的国际合作。中国对外政策从革命对抗转向务实的合作体现了去政治化的历史变化，中国逐渐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持者以及公正合理的秩序的建设者。
四、历史文化记忆与现实世界的互动贯穿着中国外交的变迁
中国外交决策、政策与行为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与现实世界根据，外交精英与社会大众对历史的认同与现实的解释潜在地影响着中国外交的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共产主义中国的对外政策具有自己的语言和理论，而且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而行动。” 中国外交战略观念与思想蕴含着某种独特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与战略互动的因素，历史传统与时代变革对中国外交产生着共同作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难以改变中国固有的持久战略关切。
言行一致、信用为上、说话算数等传统文化观念构建了中国外交具体的行为方式。“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1949年至今），中国文化在决定国家政策、问题及发展等事项中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只是修改了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 中国在重大外交问题上从来是态度明朗、说话算数、立场坚定。在朝鲜战争中，只要敌人过“三八线”，中国就“要管”；对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中国愿意付出最大的努力和牺牲给予支援；对中印边界问题，中国愿意通过平等协商、和平谈判以求解决；对亚非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正义斗争一定给予支援。
百年之久的中华民族屈辱史与反帝争取独立的斗争史更加强了中国人民的国家主权观念，中华帝国遗留的中国中心主义的思维与心态仍然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之中。“中国中心主义心态是自我中心主义(ego-centrism)和自大主义(egotism)的奇特混合体。” 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态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中国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尽管新中国的历任外交领导者并不认为中国仍然是中央王国（the Middle Kingdom），但是他们都坚信中国应该站在世界民族之林，而反对任何否定中国地位的国际体系。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史比较敏感，对中华文化有着强烈的优越感，而具有国家独立、领土完整、自立自主、文化民族主义等思想观念。
此外，道德中心论、集体的善与利益、天下为公等思想观念也始终塑造着中国外交的诸多方面。中国外交政策体现了国内政治文化对道德、道德共识以及良好政府的依赖而不是法律及其程序、政府机构间的相互制衡。“集权的政治文化、积极防御的战略文化影响着中国外交决策与安全外交。中印边境冲突表明，中国的扩张主义是反击性的，并不是主动的或天生的，只要有人像尼赫鲁那样自寻事端，就会遇到麻烦。”
社会政治结构固有的历史性决定了中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的历史性，现代国家的历史认同成为中国外交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中华民族认同在解释中国外交政策方面是一个关键的变量，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实际利益在中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的对外行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期望，这是以中国自身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经验为基础的。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都含有历史根源与战略背景，国家统一、独立自主以及财富与安全是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经验教训的提炼。
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变动着的国内外环境处于不断互动之中，二者的交织互动改变着中国外交的政策内容、战略手段、外交目标等层面。在二战后殖民解放运动的宏观背景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外交政策便具有浓厚的理想道德色彩，寻求对不平等的国际体系的革命性变革，支持革命人民和组织的正义斗争。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政策体现了实事求是、务实的特点。与道德原则相比，中国的实用目标是保持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有助于国内发展以及提高国际地位。不过，社会主义国家道德色彩仍然是中国外交文件中时常出现的主要概念，成为中国不断追求的长期目标。只是历史记忆与文化观念、现实世界的变迁决定着中国外交中道德原则与实用目标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
五、国际体系中的战略互动是中国外交的大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融入到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国家国际化与社会跨国化的趋势不断加强。国际体系的变迁与各国间的战略互动越来越构成了中国外交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地区和全球权力结构、国际规范等体系层次的因素日益在中国外交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即使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处于相对封闭的社会体系之中，殖民解放运动、共产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等体系层次的因素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外交中的“一边倒”政策以及“三个世界”理论等战略方针。在1949-1977年期间，由于中国整个国家基本上被排除在世界事务之外，中国并不信任国际军控协议以及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与崩溃，独立主权国家间平等的对话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战略互动的关键。20世纪70年代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主要外交决策者间的对话与沟通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相类似的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7年11月和1998年6月的两次首脑会晤促进了中美关系的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呈现出生产的国际化与国家的国际化与社会的跨国化。随着中国国家的国际化 与社会的跨国化，中国日益参与到国际体系，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越来越受到全球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发展趋势的影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联系日益扩大，各政府的职能部门也越来越参与到对外交往活动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层面所发生的深层次变革促使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发展，中国外交日益受到国内政治与外交关系的双层博弈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国家利益的多元化以及公民跨国活动的安全需求促使中国外交采取灵活与务实的国际合作方式；另一方面，全球化所形成的相互依赖状态加强了国际规范以及大国战略互动对中国外交战略选择的影响。在此双重影响下，中国日益参与到各种类型的全球性与地区性国际组织的活动之中，通过采取国际合作的手段而不是诉诸于激进的外交措施来维护中国国家利益与公民权益。
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战略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单方面的愿望以及战略互动形势的发展。尽管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外交上的孤立状态受到国内自力更生的发展战略以及革命意识形态与话语的影响，然而这更多的是中国决策者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华封锁与遏制政策的反应。因此，中国外交的孤立状态是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对中国进行孤立遏制的结果。当然中国外交决策者在体系层次的压力下具有自身的认识与判断而具有外交行为的主动性。在西方国家的制裁压力下，中国外交决策者并没有实现闭门锁国的外交政策，而是继续坚持开放外交的战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
总结与展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百年之久的屈辱外交的结束，开启了新型独立自主外交的进程。中国外交政策与对外行为是中国国内社会结构的延展，国家结构与能力成为中国外交的决定性因素。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促成了国家在外交决策方面的较强自主性以及外交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国家能力。主导的历史观念与政治话语界定着中国外交决策者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也塑造着外交战略的取向与行为方式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国际体系之中，中国将在外交上寻求更大的发言权与规则制定权。在当代中国国家国际化与社会跨国化的复杂环境下，任何个人都没有能力独自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新世界较为多元化，它靠的是各国领袖和人民之间、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大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往来。市场对变化的调整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在不破坏整个体系的情况下为所有层面的企业——个人、公司、非政府组织、国家——提供发展的空间。” 尽管国家在组织、技能与信息等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但是社会大众、公共舆论以及专家学者等社会群体已逐渐参与到外交决策与行动之中。
外交政策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政治行为与公共政策，受到国内结构与国际体系双重互动的塑造。这主要体现在作为社会能动者的中国外交决策者与普通民众对二者的理解与判断。中国外交政策体现了中国外交决策者对变化着的全球政治经济的实事求是的认知与理解，也反映了中国对国际正义、国家间平等的道德关注，寻求对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改进。因而中国外交鲜明地体现了对现实社会世界的战略选择以及传统政治文化观念主导下的道德诉求。中国历史、地缘战略以及文化语境并不会完全决定着中国对外政策的偏好，国际体系中大国间的战略互动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塑造和改变着中国对外政策的取向。
中国外交政策不仅符合全球化时代和平与进步的发展趋势，更要体现出中国既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传统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历史意识和政治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中国外交决策者与民众的外交认知之中。国家主权与统一的历史文化传统、民族独立与尊严的历史与现实情感仍将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外交的取向与偏好、战略选择与具体行动。中国人的道德政治观念也将主导着中国对民族平等与国际道德的规范诉求。因而跨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间观念的互动将极大地建构着中国外交理念与行为，从而使中国外交不仅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和进步，也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与当代中国的国家利益。
21世纪的全球政治经济处于全球化与碎片化之中，全球政治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不断加深。全球化从物质和观念上深刻地影响着、改变着中国公民、中华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团体与非政府组织，中国理应从战略选择的高度把握住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务实的乐观、审慎的思考、理性的选择是中国决策者与社会大众辨别全球化的发展路径以及界定中国自身在世界政治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所必需的。“中国有着光明的前途，中国必将在世界历史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谁不深信这一点，就不算真正了解中国。”
《中国社会报》报道我市社会管理创新经验 篇6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历程
“国家治理的概念是现代国家所特有的一个概念, 是在扬弃国家统治和国家管理概念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概念, 它吸收了治理和善治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的合理内容。国家治理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等多元行动者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 其目的是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演变来看, 始于1978年的市场化导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逐步分离, 国家在政策层面上经历了把个体和集体经济的培育作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补充, 再到20世纪90年代初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这一阶段, 国家开始放松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并逐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样国家逐渐削弱了对经济和社会的干预, 国家权力在退却的同时为社会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和自主权。
第二个阶段是国家职能转型与社会自主性日渐增强阶段。在这一时期, 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经济发挥主导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社会主义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逐渐实现与世界的接轨。在该阶段, 随着国有企业最终融入市场经济体系, 以及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资源市场化程度的加深, 市场规则渗透到了整个经济领域、公共事业和社会生活领域。
第三个阶段是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调整阶段。市场化改革以及相应的政府体制改革使中国经济维持了近二十年的高速增长。然而, 持续的经济繁荣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并威胁着中国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稳定。中国进入了“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转型期。面对经济—社会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挑战, 国家通过重大的政策结构调整, 逐步建立有效的社会政策体系, 以此来解决诸多的社会分配和公共服务等民生问题。
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的经验总结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型的实践来看, 中国走的是渐进式改革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 改革体现了强制性改革和诱致性改革相结合的特征。改革结合了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领导、组织和协调与基层组织自下而上的实践和探索, 同时通过放权让利, 促使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力得到了充分发挥。
第二, 改革体现了渐进式变革的特征。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推行的是“渐进式增量改革”, 从而实现体制的转变。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 高度一体化的国家和社会关系逐渐消解, 国家的退却为社会预留了一定的自主空间, 为促进社会不断发展成熟提供了制度环境。
第三, 改革体现了自主探索的特征。这一改革策略在改革开放早期就被形象地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渐进式改革采取了最稳妥的方式, 最小的风险和成本, 使人民群众获得最直观的收益和实惠, 从而争取到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广泛支持, 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双向互动, 国家转型和市场转型的双向促进, 乃是我国自1978年以来经济持久高速增长的关键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使国家治理不断地转型和制度化, 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 在实现国家职能的转变程度上以及在国家的全面制度化建设方面, 中国仍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 无论是公共治理, 还是私人治理都出现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 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 严重削弱了国家的治理能力。正是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多次提到“国家治理”一词, 被称之为最大一个“亮点”。改革现行治理结构, 构建适合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结构体系, 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挑战。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变革的启示
经过35年的现代化建设, 社会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社会力量趋异质化成为我国社会的重要特征。整合这些异质的社会力量, 制度化并确保国家的合法性资源不流失, 显得十分紧迫。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要顺利推进, 无论是在方法论、国家治理的观念上还是国家治理结构和方式上, 都应当要努力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 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时, 需要能够达到一种方法论自觉, 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 立足当代国内外出现的新变化、着眼未来的理想国家构建, 在深化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基础上,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与制度建构。这就要求我们在全面准确地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国家思想与理论的同时, 必须带着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凸显那些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重大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传统资源, 以指导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 从而研究解决新的问题。
第二, 在国家治理的观念上, 需要强调从“冲突”思维转向“和谐”思维, 树立“和而不同”的“矛盾观”。在当今社会主义条件下, 人民群众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 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已经消失, 我国现阶段国家的本质就从维护阶级利益转换为实现人民共同利益, 国家的作用也从控制阶级冲突转换为化解社会矛盾和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一旦我们要承认政治是必要的, 并且不可能存在一个没有对抗的世界, 那么需要正视的就是在这些条件下如何可能创立或维持一种多元民主秩序。这种秩序奠基于对‘敌人’和‘对手’的区分上。”现代社会是一种多元共存的复杂社会, 国家治理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领导、价值引领和利益整合”的功能, 注重培育社会自主意识, 加强国家在凝聚和整合社会方面的价值功能, 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第三, 在国家治理结构和方式上, 要创新治理的组织结构, 构建一种基于“党建、执政与国家治理互动”的新型国家治理模式。在当代全球化不断挑战传统民族国家的地位、国家阶级属性弱化的背景下, 社会安全、和平发展、生态环境、传染疾病等人类共同面临的公共性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公共性问题的解决显然需要国家力量与私人力量的协同共治。这首先需要合理界分国家与社会及个人的合理边界;然后通过变革国家机器、注重国家的制度建设和考虑提高国家策略能力。对此,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定》中进一步指出:“到2020年, 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总之, 建构一个由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共同构成的多中心公共治理体系, 在治理方式上实现从“中心—边缘”的控制向以党为核心的“多中心治理”转换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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