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告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读书报告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共8篇）

读书报告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篇1

传统型权威影响下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1947年，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首次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之后又在1961年，1981年等时间被多次重印出版，其学术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此书的主要写作目的在于研究并分析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及主要特征。也可以说是通过研究中国法律的特征，显示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风俗，两者并行不悖。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必然会受到社会的影响，而社会的形塑也少不了法律的作用，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不可能完全不略其中一方而去研究另一方。

在章节设置上，《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文的一二两章着重讨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家族注意特征，而三四两章进而讲述中国法律的阶级特征。在讲完中国古代法律的特征之后，文章的内容便被推进到了中国法律背后的结构意涵，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法律会呈现出那样的特征。这就是所谓的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先对文本进行一次解读，之后再进行深层次的探讨。原始的儒家或者说先秦时期的儒家认为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分，社会应该有分工，应该有贵贱上下的分野。劳力的农、工、商贾是以生产劳动服务上层社会的，劳心的士大夫是以治理人民的智慧来维持社会的，两方各有责任和工作。当这种贵贱上下的分野延伸到亲属关系之中时则表现为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异。只要贵贱、尊卑、长幼、亲属各归其位，那么社会生活就会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状态。而礼的作用就在于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礼是富于差异性的，因人而异的，所以贵有贵之礼，贱有贱之礼，尊有尊之礼，卑有卑之礼，长有长之礼，幼有幼之礼。只要每一个人各守其礼，那么社会的秩序也就得到了维护，不会至于混乱与无序的状态。

那么用什么力量来推行礼，使每一个人守礼，不违礼。儒家先贤给出的答案是道德教化，他们认为无论人是善是恶，都可以用道德教化的力量使人发生改变，使不善为善，是善的化为至善。先秦儒家反对律法，认为即使法律使国家得到治理，人民依旧是没有羞耻心的，之所以不做坏事，只是因为害怕触犯法律。

但是随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儒者由专指儒家的学者变为了所有读书人的代称。儒生在学习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之余，为了今后为官，乃至治国理政的需要，也必然要涉猎其余诸子百家的著作。更有意思的是，汉以后的立法者几乎都是儒生，儒家对法律的观点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儒者虽然任以德治为口号，但已不再排斥法治，乃至将法作为维护德治的工具，以法促礼。而在编纂法律的过程中，儒家也将自己思想中特有的伦常礼教观点带入到了中国古代的法律中去，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非常有特色的一点。

以上是笔者眼中的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所展现出来的行文逻辑，对此笔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瞿同祖先生认为，是由于儒家思想发展为主流的社会思想，并成为帝王开科取士的标准，儒家伦常礼教思想才出现在法律之中。但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儒家思想是如何发展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为什么是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而不是法家，道家，墨家，杂家等其他的思想流派？对于这些问题书中并没有涉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妨进行大胆的假设，儒家思想中的伦常礼教思想之所以能够进入到中国古代的法律条文之中，并不是因为儒家思想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思想，而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或者说统治者需要伦常礼教思想。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需要回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从帝王和政府的层面来寻找证据。

韦伯认为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威，即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卡里斯马型权威。这三种权威类型相对应三种不同的统治类型，分别是法理型的统治，传统的统治和魅力型统治。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除了各个王朝的开创者，其余的大多会被归入传统型权威之列。更进一步的说，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形式应当属于传统型统治下的一个分支，即家产制。家产制是家父长制的一个变体形式，两者都可以归于传统型统治之下，但严格说来两者又有所不同。原始的家父长制往往与长老制并存，两者所共有的特点是，在这两种统治虽然是统治者的传统的固有权利，但是在实质上也是作为成员的重要权利，因此统治者不能自由的占有这种统治。最能表现这两者共性的就是这两种统治形式的统治者都没有个人的行政管理班子，因此，统治者的统治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员们的服从意愿。所以，对于统治者来说成员还是“同志”而不是“臣仆”。但当传统型统治深入发展，随着统治者纯粹个人的行政管理和军事参谋班子的产生，任何传统型的统治都会倾向于走向家产制，在极端情况下还会产生类似中东，北非的苏丹制。

总的来说，家父长制更类似于寡头统治，家产制则是一种统治者的个人独裁，为了适应这种个人独裁的需要，就必须发展处一套听命于统治者个人的行政机构。因此，可以说家产制天然的包含了官吏制度在内。当然不能说家产制就等同于家产官僚制，因为家产制支配的涵盖范围极广，封建制度也可以归类于家产制。但是家产官僚制确是家产制之中最具支配性，最近与中央集权的，从家产官僚制的目标出发，发展的时间越久就越近与官僚制。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来，就将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归入官僚制的管辖之下，百官对于皇帝来说就是一套私人化的行政机构和军事参谋机构。所以说中国自秦始皇以后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家产官僚制所统治的社会。

家产官僚制之中，家产制与官僚制的因素并存，两者即相互合作，共同管理庞大的帝国，也相互斗争。可以说在家产官僚制诞生之初就存在统治者与官僚体系之间的固有矛盾。韦伯认为，官僚机构客观上的不可或缺性与其特有的“非人格性”是相互结合的，这就导致“官僚制一旦确立，即为社会组织中最难摧毁的一种。”这一事实的一个后果便是，即便是官僚机构的最高支配者甚至创建者都无法动摇其运作。对于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韦伯也给出了解释，源于官僚制行政的“切事化”本质。“政治的支配者在面对训练有素的官吏时，经常会发觉自己就像个面对着“专家”的”外行人”。”“每个官僚制内的那些职业性消息灵通人士，都还会借着保密其知识与其意图的手法，进一步扩大原有的优势地位。”

那么面对着官僚体制不愿意受到最高统治者插手的情况，君主为了不被架空，必然要采取措施进行反制。在历史上这样的反制措施很多，比较明显的有汉代的内外朝制，明朝内阁制，清朝设立军机处。这三个例子都是君主为了更好地对官僚系统进行掌控而设立一套更加私人的行政机构。在中华帝国时期,君主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理论上他可以统领国家之中的一切事物。但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君主却会面临多方面的阻碍。首先，随着帝国控制的疆域面积的扩大，人口的增多，君主必须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对大量的文书进行批阅，这就要求君主有着超乎常人的精力。开创一个王朝的君主一般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如嬴政、朱元璋等人。随着皇位的继替，后来的君主往往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对政府系统达成控制。其次，许多政务的处置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作为基础，君王作为一个外行人，不可能对每一类政务都精通，这只在这些事务上依据专业官员的奏报来做出决断，很容易受到蒙蔽。而一个只属于君主的小朝廷的设立，可以对这些问题的缓解乃至于解决起到非常良好的促进作用。这样的设置相当于出现了一个帮助君主处理日常政务的组织，君主所要面对的就不再是满朝文武百官，而是小朝廷中的有限的几个人。只要对这有限的几个人进行控制，就能通过他们左右整个朝廷，大大减轻了事物的繁杂程度。同时，通过对小朝廷中的人员设置的控制，皇帝也就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幕僚组织，对于专业事物的处置也不再是完全依靠当事官员的奏报，不容易偏听偏信。这样的改革方式相当于体制方面的改革，在体制架构方面便于君主实现统治。

当然我们应当明白，即便是一项行之有效的制度，它也需要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改革，否则就会慢慢偏离原来的方向。在很多个王朝的后期（汉、明），这些小朝廷的构成人员，都变成了朝廷中的重臣，本身就成为官僚体系的部分，而不是皇帝手中的工具。因此专治君主还会采取其他方面来增强控制能力。

韦伯认为家产官僚制越是重复发展就越是接近于官僚制，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为了实现对官僚系统的控制，君主几乎必然要设置监察机构，如汉代的御史大夫，明代的御史。这些机构的设置在明面上是为了监察百官言行，但也不能忽略君主通过监察机构牵制，操控官僚机构的用心。这种设置可以算作是一种机制方面的设置。还是刚才那个逻辑，随着家产官僚的发展，最终这样的监察机构大多会与其他系统的官僚沆瀣一气，一同蒙蔽皇帝，维护官僚系统的共同利益。

综上所述，在家产官僚制的体制之下，专治君主通过体制机制方面的设置来控制官僚机器的意图，最终都会遭到失败。体制机制的改革无法改变家产官僚制深处的矛盾。

那么，中国的专制君主还能通过什么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孔飞力的《叫魂》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全新的图景。对于乾隆皇帝来说江南地区的官场是整个帝国的官僚体制中尤其难掌控的部分，即便是不断派遣“质朴”的满族大臣前往，结果也往往是满族大臣迅速被江南官场腐朽，堕落的风气所腐化变质。他的前一任皇帝通过正式的方式对整个帝国完成了掌控，但是这种掌控在传导下一代君主时便已出现了失控的迹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江南地区的叫魂案出现在乾隆眼中时，他便发现了一个将官僚体系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官僚体系重新纳入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一个绝好方法，那就是以运动式的方式来清理异己分子。在官僚体制日常的运作当中，皇帝名义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实际上皇帝的做法依旧需要依照一定的传统或者是规则来处理事件。这套规则也是官僚体系运作的依据。皇帝不可能完全离开这样的传统与规则，因为失去了它们官僚体制就不能运转，帝国治理更加只是一句空话。如果皇帝完全在这样的规则下行事，他就很难脱离官僚体制的掌控，这时候，为了重掌权力，君主必须跳出传统的控制范围，很显然叫魂案就是这么一个机会。

乾隆皇帝将叫魂案上升的政治的高度，以政治动员的方式来督促官员，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官员来处理叫魂案。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显示自己在政治上对于皇帝的忠诚，即便对于皇帝的处理意见不认可，朝中高官也不敢出来对皇帝的行为进行反对。可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在这种运动式治理的过程中，皇帝得以按官员对自己命令的执行程度来任免官员，这在以往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很显然这样的方式在极大地巩固君主的统治的同时，也会对国家机器造成巨大的伤害。类似于苏联的大清洗，叫魂案的处理过程中，大量的无辜官员，甚至是原本颇有前途的官员都被牵扯到，许多人因此丧命，这对于国家的治理能力来说有着巨大的损害，所以这样的方式很难作为君主巩固权利的常规方式。之前笔者连篇累牍的叙述就是为了说明两个观点，首先，在家产官僚制下，体制机制的改革无法长久的确保君主的权力不丧失。其次，运动式治理的方式能迅速且有效的巩固君主权威，但会对国家的治理能力造成损害，不能作为常规手段运用。

那么在上述的方法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巩固家产官僚制下君主的权力，很显然文化就是之中之一。儒家文化强调等级，提倡用礼为来维护现有的社会等级。儒家认为只要每一个人各安其位，不做逾越之事，那么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在儒家强调的等级制之下，君主居于人世中最高的地位，天地君亲师的排序证明君主的地位之比天地略低。可以想象在汉及以后的王朝中，儒家思想会受到欢迎不是没有原因的。广泛传播儒家，使其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可以极大地维护君主权力。

这种等级制的思想不仅得到皇帝的青睐，官员，宗族势力也可以从中获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看，并不是因为官方广泛传播儒家思想，从而使得中国的法律深受儒家的影响。而是儒家思想中等级制的观点深受社会上层的青睐，或者说社会上层已经接受了儒家的观点，并将其用法律的方式稳固下来，才使得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先后上的区分，一个学派的兴起并不能改变一个社会，儒家能够具备那么强劲的生命力也不是因为它的观点放之四海皆准，最根本的原因是儒家符合当时社会中大多数上层的观点，官方希望推行这样的观点来维护统治，维持社会的秩序。这一点是笔者对瞿同祖先生所写作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文最大的疑虑之处。当然在重新回味《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时，笔者感觉瞿同祖先生将中国法律中体现家族特征与等级特征的法律放在书本的前四章，而将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放在后面，未必没有如笔者一般的考虑，当然这些都不得考证了。

读书报告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篇2

秦国, 帝国用法治理乱世, 秦王嬴政当读完李斯所进《孤愤》一文后, 喟然叹道:“嗟乎, 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 死不恨矣!”当然嬴政不会有性取向问题, 而是他找到那个可以让自己成为始皇帝的虽非唯一但最为有效的工具。此时的法律大多冷冰冰的, 但对于迅速建立起帝国唯此法最为有效。一千多年后的大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面对元末明初的混乱局面就提出了“吾治乱世, 非猛不可”。只因为徭役太重, 为秦灭亡埋下祸根, 再加之商鞅当初为鼓励耕战所制定法律时的战时立法的导向不曾有较大变化, 刚刚从刀光剑影里走出来的七国民众依旧生活在苦海之中, 终难以忍受于是乎有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农民起义, 起义的缘由里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违反了秦朝的严刑峻法, 横竖都是死, 不如放手一搏, 再后来便有了刘邦攻入咸阳, 子婴投降, 帝国灭亡。

西汉, 初时统治者采用道家无为思想, 休养生息, 不曾想, 刘彻坚持对外用兵, 还采用董仲舒兼采阴阳学派神化后的儒家经义麻痹统治人民。东汉, 刘秀终止了西汉末年的混乱局面, 他继续采用西汉时对人民思想进行统治的方法。以皇帝的名义“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神学作为官方的统治思想。汉章帝刘煜为了进一步将谶纬之说和儒家经典结合起来。用大量的谶纬之言编辑了《白虎通德论》作为东汉王朝的“国宪”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东汉大地却绽放出了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出现了桓谭、王充、王符、仲长统等反对谶纬神权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

东汉覆灭, 三国杀。天下大乱, 三国魏曹操言:“夫治定之化, 以礼为首;拨乱之政, 以刑为先”。他治理乱世采用重典, 只不过此时的律令已经融入了儒家思想。随着这种以儒释法思想的发展, 一些大的思想家出现了, 他们整理发展了这种思想, 使他成为一种新的学说, 犹如当年的董仲舒发展的儒学被后世称为“新儒学”而其本人也被称作“汉代孔子”, 只是这些人却无缘成为“西晋孔子”而他们的学说则被冠以律学之名。不过此时社会上对律学的反对声很大, 似乎从王充他们那代人开始对谶纬之学叫板后, 就有前仆后继的人敢于向正统教义唱反调。不知他们是看不惯儒学, 还是觉得它不够完善, 想通过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使其完备, 于是乎何晏、王弼这些魏晋之际的人以道家的思想解释儒学。因为这时曹魏集团腐化, 司马氏专权, 有人想反天子, 只能再搬出天上的神, 也就是人间天子的守护神出来, 护卫天子, 祈求通过这种方式唬住司马氏兄弟使他们不敢篡权。一方面又解释了儒学本身是清白的, 只是一些小人当道才弄得朝野昏暗。这种名教即自然的思想意图还儒学之清白, 儒学应是应天地而生的。名教即自然, 一切人都应遵循天子, 然而一些不识时务的人, 以为世人皆醉, 唯他独醒。看不惯朝野的昏暗, 整日醉生梦死, 却在高呼:“越名教而任自然”。弃名教于一旁, 单纯追寻心中的自然, 不曾想这种思想却为司马氏夺权扫除了思想障碍。他们打着自然的旗号反了曹氏天下, 到头来又叫御用思想家郭象说“名教”即“自然”, 继续用儒法统治世人。并且一如这种理论所言, 平息了很多思想争端, 人们不会因为社会的动荡昏暗对名教心生不满, 因为它本“自然”, 自然何时也不会自我污浊, 之所以会有统治者的更替, 还是周公他老人家早已告知了我们后人“以德配天”、“有德者居之”。

二、隋至清的法律思想

隋, 结束了南北朝时的混乱, 杨坚依然采用儒家之治, 只是到了晚年喜怒无常, 用法益峻, 没有听从前人曹操之言, 终致隋两世而亡。唐, 照旧用儒法, 制定《唐律疏议》。宋, 出现了理学, 主要特点是他把“理”作为万物的本源, 初看之时觉得类似魏晋时的玄学, 其实本质上完全不同, 玄学说万物皆自然, 儒家名教与万物等同属自然, 而宋代理学把儒学作为理, 使理即儒学成为了万物之本源。可想儒学的地位之上升, 犹如一层矮房瞬间直通云霄。比起董仲舒时独尊儒术的场景还高, 因为董仲舒是靠强权靠的是阴阳学神化后的学说, 是使人不敢不听。时间久了人们也就养成习惯了。可是经陈颢、陈颐、张载他们发展的儒学, 人们是要打心里服从了。这也就大宋朝不是被内乱所灭, 而是由外族入侵而亡, 因为统治者近乎完全的统治了人们的思想。

元, 一个中国国家版图最大的朝代, 蒙古铁骑横跨亚欧大陆。这样一个以武力称雄的国家, 难得他的最高统治者不只是一介武夫, 而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重用耶律楚材建立封建法制却存有严重的民族等级差异。明灭元, 汉人又一次站在了统治上。思想是不会断代的, 明代邱濬很好的继承了程朱理学, 大明王朝成为了中华历史上第二个被外族所灭的封建集权国家。

三、结语

纵观中国封建时期的法律被牢牢的攥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手中, 配之以封建迷信思想, 从而“礼之所去, 刑之所取, 出礼则入刑”这种礼刑互为表里, 礼在则法在, 礼失则刑补的状况, 便成了古人眼里的法律, 所谓礼法是也。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独尊儒术, 再从汉朝开始封建统治者们渐渐的将汉化的儒家思想融合到法律之中, 以图使人们自觉遵守法律。具体到每个朝代, 是以严刑峻法对老百姓予以约束, 还是以相对比较宽松的法律规范老百姓, 根源在于统治者所要面对的社会现实矛盾, 如果统治者所采用的法律思想很好的调解了社会矛盾, 那么他的帝国即使不是坚无不催的也是不会轻易瓦解的。然而整个封建社会按照统治阶层的意愿制定的所谓法律都是维护自身特权却很少涉及到对老百姓利益的维护。

参考文献

[1]杨鹤皋.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篇3

古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自古有之，其目的决定了其注定要追随着社会生活形态的变更而改变。因而，随着一国历史的更演，其法律也会随之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若想研究一国的法律，去读读他们的法制史，了解当时社会与法律的适应状况，对于解决当下法律在施行时所遇到的问题，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对于我自己而已，选择瞿同祖先生的这本书，除了加强对中国法制史的了解之外，也看重了本书在引经据典之外的“趣”，本书丰富的例子让原本有些呆板沉闷的历史骤然间活跃起来，解决了许多学习法制史时的疑思，竟能让我手不释卷，真是一本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一体的好书。

本书共六章，每章分三到七节不等，重点阐述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以及封建社会道德礼制观念对法律制度的影响。中国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封建等级制度森严，在法律制度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亲亲尊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儒家理念深入到法律条文中去。而中国自古以来便不是法治社会，除春秋时期以及秦朝，推崇法治平等以及重刑的法家思想盛极一时，得以在百家之中谋得一席争鸣之位，自汉代以后，法律便逐渐儒家化。中国古代社会人治化，是与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对自我权力的肯定和扩张是密不可分的。

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个人，而个人来自不同的家族。在中国，“家指同居的营共同生活的亲属团体而言，范围较小，通常只包括两个或三个世代的人口……一般的情形，家为家，族为族。前者为一经济单位，为一共同的生活团体，后者则为家的综合体，为一血缘单位。”而由于中国古代都处于漫长的封建社会当中，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便是人与人之间地位的不平等，即使是小到一个小小的家庭之中，也是有统率与服从之分的。而中国的家族是父权家长制的，这就意味着，一个家庭中，父祖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包括经济权、法律权和宗教权。经济权决定了父权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妇女子孙是没有财产的，即使家长去世，也是由新一任家长行使财产的继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父权统治下的家庭成员因经济上无法独立，也很难得以违背父权意志。法律也对于父权给予相当的承认与保护，元明清的法律规定，若是子孙有殴骂不孝的行为，被父母杀死，父母可以免罪，清代的法律给予父母已呈送发遣的权力，只要子孙不服教诲且有触犯情节便可依例请求。父母在剥夺儿女的生命权时，法律常常会给予宽宥或是免罪处理，子孙的忤逆则有可能导致父母对他们自由权的剥夺。父权对于子女的婚姻也有决定的权力，子女个人意志在婚姻中是忽略不计的。而在宗教权方面，则主要体现于家长的祭祀权，家祠私祭由家长主祭，岁时族祭由族长主祭。在中国，家族观念很大的来自于对父祖的崇拜，家长的祭祀权具有很浓厚的宗教色彩，更使父权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正是由于父权的如此不可侵犯，在刑法的规定上，也具有着对子孙更为严格的规定。历代法律对不孝罪的处置都采取加重主义，这便是法律维护父权的体现之一。而亲属相容隐的规定，实则是严格制裁了子孙告父母祖父母的行为。中国自古重孝悌之义，因而对于父权的法律化是符合当时社会常理的。

家庭是一个最小的拥有权力阶级之分的单位，而家庭的成立源于婚姻的结合。“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由此可见婚姻是为了宗族的延续和祖先的祭祀，个人的情感并不会包含其中，较之当下的婚姻自由，在当时实在是不可想象的。父母的意志是婚姻缔结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如此，才会有梁祝如此凄美的爱情故事使世人叹惋不嗟，才会有红楼梦中宝黛情缘惨淡而终。而在父母意志之外的法律意志，主要规定的是关于同姓不婚以及婚姻期间对于触犯刑律者采取何等的定罪量刑。同姓不婚的禁忌虽在法律中有具体的规定，然而往往是采取不干涉主义，因为到后世姓氏渐渐失去血缘的意义，同姓不婚也渐渐失去了本来的意义，此时法律成为具文。在婚姻中，妇女所处的地位是要低于男子的地位的。也就是夫妻之间并不平等，妻是要受到夫的统治的，并不能享有独立的财产权。所谓夫为妻纲，妻作为一家的主妇，子女的母亲，定然是要行使一定的管理权的，如子女的教养权和主婚权，家事的管理权和财产权。然而，对于家事的管理权而言，实际是现代民法中的代理权。妻的管理权必须在夫的授权范围之内，超越了授权，便是无权代理，是无效的。财产权也是如此，妻并无自由处分权和所有权，越权处分除非经追认，否则是无效的。夫告妻不成立干名犯义，妻殴夫则教常人加重处罚，都体现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地位是低于男子的。而在婚姻的解除方面，七出三不去的规定，也说明了妇女在婚姻关系中，是处于被统治阶级的。不过，与现在很多人认为的不同，古代也是一夫一妻制，而不是现在很多人所论的一夫多妻。虽然一个男子可以与很多妇女共同生活，然而妻只有一个，剩下的女子或媵或妾或婢，都不是嫡亲的。

“封建社会中贵贱对立极为显著，为封建社会所必备之基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欲望的满足与社会地位成正比，生活方式是互不相同的。即使是有钱的商贾，因为其社会地位低下，所以便不得在吃穿用度上随意消费。这样的制度，无疑加固了等级区分，使得贵财有别，下不凌上，维持了所期望的社会秩序。这种区别在法律礼法上规定的无比详尽，从饮食衣饰到房舍舆马，颜色，形态，材质，大小，不同的阶级都有不同的适用，不得僭越。而且，僭越之人，不仅会有社会制裁，还会有法律制裁，因而这些绝不是一些散乱的风俗习惯，而是制度化了的成文规范，礼与法。古人动辄则说，于礼法不和，其目的便是维护阶级差异的稳固性。若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享有至高的权力，而这些权力使得其与常人不同，必须要在其日常用度中得以充分的体现才能维护其作为统治者的尊严。细微的生活末节尚且规定的如此之严格，分野如此之明确，且不论关系到家族血亲的婚姻了。“在有阶级差别的社会里，各阶级间的通婚常为社会所不赞许，若阶级的分野极固定严格，阶级的升降完全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时，则阶级间的通婚更难容许而形成阶级内婚。”而且不仅择偶有阶级上的限制，连结合的仪式，不同的阶级也都有着严格的区分和不同。至于丧葬，从叫法名称已然不同，用器仪式都显示出了地位的差异。作为家族任务中最为重要的祭祀，也自然会将阶级差异表现的淋漓尽致。然而，阶级的差异和不平等在生活中仅仅只是体现而已，也许并无给下层阶级者带来特别的压迫感，毕竟，很多下层阶级的人们并无丰厚的物质财富，贵族的消耗用度也最多引致羡慕，若是承担恐怕是难以消受的起。可是，在法律上，阶级间的不平等，就更容易让下层阶级体会到阶级的压迫性。最初的贵族为了适合其彻底统治的需要，总是设法垄断法律，这样一来，法律变保持着神秘性，他便享有无尽的威权，因为法律在他之手却不为人知，所以他的意志便可以代表法律的意志。而后法家提出将法律公布，旨在刑罚确定不移以致百姓有所趋避，达到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的目的。然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士大夫阶级依然会有关于刑罚上的特权。即使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之后，法律仍然会最大程度地维护小部分统治阶级的利益。且一旦一人为贵，他便可荫庇其子孙，家族的福荫也来自于此。阶级间的不平等除贵贱之间的不平等之外，还有良贱间的不平等。

此外，本书还介绍了巫术与宗教，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在此不一一论述。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读书报告 篇4

——从法律目的论的角度

——法律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控制功能，而判断控制的标准就是正义。

一、背景知识介绍：

（一）社会法学

社会法学派是现代西方法学派的主要派别之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社会学法学在自然法学、历史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支配结构中发展起来，1为法学研究开创了又一全新的视角。它是把法学的传统方法与社会学的概念、观点、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研究法律现象，注重法律的社会目的、作用和效果,注重社会公正，强调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推进法律改良的一种资产阶级法学学派。

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各种矛盾激化，战争、经济危机频繁爆发，新的利益冲突严重。这时的法律制度与资本主义初期提出的民主、法制理想的距离越来越大，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不得不关注劳动、福利、教育、经济等社会问题。法律社会化成为时代潮流，法律不得不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法学也把法律问题与社会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加研究。因此，法社会控制学说即应运而生了。

（二）法律控制学说 1.达尔文

[美]罗斯科．庞德．法理学．邓正来译．代译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社会控制思想较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Darwin)的生物进化论。他认为，生物进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生物个体为了在大自然中继续生存下去，保持自己的物种不被消灭，就必须不断发展自己的适应能力。适者生存、弱者灭亡、物竞天择、自然淘汰，这就是自然界对生物个体的控制机制。2由生物进化论发展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控制者，个人是被控制者。既然人具有动物习性，那么社会就必须控制人的这种动物习性。否则，人人都存在着追求自我利益的倾向，结果难免会使整个社会堕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去,社会秩序因此而无法建立和维系。2.爱德华·罗斯

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作为美国的一名社会学家，他在1901年出版的《社会控制》3一书中最先使用了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社会控制是指社会对人的动物本性的控制，以限制人们发生不利于社会秩序的行为。罗斯根据社会秩序的形成过程所作的“自然秩序——人为秩序——之分，能够帮助我们区别社会运行的自发机制与人为机制，并依此视角来考察法律与社会控制的关联。罗斯指出，“于一代人的道德习惯不能成为下一代的本能，持续的控制是必要的”。4虽然，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有许多，如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社会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人格、启蒙、幻像、社会价值观和伦理法则等等，但法律仍然是社会秩序大厦的基石。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M].周建人、叶笃庄、方宗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75-148.该书中译本由华夏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译校者为秦志勇、毛永政和高佳等人,所依据的版本为Edward Alsworth Ross, SocialContro:l ASurvey of the Foundation ofOrder, New York: TheMacmillan Company, 1920.4 3.罗斯科·庞德

作为美国现代社会法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罗斯科·庞德受到了罗斯社会控制理论的较大影响。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是他的学说中的核心理论。庞德一生著述颇多，《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和《法律的任务》是他担任法学院院长后所作的专题讲义，庞德学说的核心——法律与社会控制理论，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

二、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从法律目的论的角度

作为一名实用主义者,庞德的研究兴趣在于功能性解释法律上——必须追问：“你到底有什么用？”那么，法律又有什么用呢？对于目的理解。庞德深受耶林思想的影响。耶林认为，人与自然界是相通的，自然界中有因必有果，对人类社会来说，包括法律在内的所有社会制度都是有目的社会行动的产物，法的核心问题是法律的目的，法律概念乃是为人而存在的——他们是实现人之目的手段，而不是人为法律的概念而存在的；因此法律科学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发现正当和正义在此时此地所提出的要求。庞德辩证地吸收了耶林的观点，他引出了法律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的控制功能,而判断控制的标准就是正义。用法律进行社会控制必须把利益、安全、正义均衡的放在心中。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中，社会控制的任务就是有可能建立和保持这种均衡，而在发达的社会中法律就是社会控制的最终有效的工具。

（一）文明——社会控制——法律

1、三者的逻辑关系

庞德从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阐述法律与文明的关系，进而提出法社会控制理论。文明是庞德探讨其法律观的逻辑起点，通过论述法律与文明的关系,他进一步推展其社会控制理论。他认为,作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法律和文明有着密切关联。文明可以使人类力量得到最完善的发展。文明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在的自然界的控制；另一个则是对内在的人类本性的控制。惟有通过科学的发展才能实现对外在自然界的控制，保证人类过富裕生活。而只有社会控制才能实现对人类本性的控制。“对内在本性的支配，过去是，现在也是通过社会控制来保持的，即通过人们对每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保持的，目的在于迫使他尽自己的本份,支持文明社会，并制止他从事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5“法律不仅是通向文明的工具，而且是文明的产物。”6

庞德认为“文明是人类力量不断地更加完善的发展，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的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要不断走向文明，就要进行社会控制。

人类进行社会控制的手段是什么？庞德从历史和社会现实角度出发，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他开宗明义的讲到“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他进一步分析到，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这几种控制手段是混用的和不加区分的，只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它们各自居于不同的地位罢了。按照庞德的说法，在一个以血亲集团为社会单位的血亲组织社会中，法律的任务只是在各个好战集团之间保持和平，大部分社会控制仍留到血亲集团的内部纪律、共同体的伦理习5 张宏生,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409.⑦⑩[美]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曹玉堂，杨知译．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 140 页，第 153 页． 6 惯和宗教组织去处理。在血亲集团是社会单位后，宗教组织就成为社 会控制的一个有效手段。但自近代以来，社会政治组织尤其是国家担当了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职能，与血亲集团依靠伦理道德、宗教利用教义不同，国家发挥社会控制的作用是通过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最具约束力最为形式理性化的一种。

2、什么是法律

既然证社会控制主要通过法律来开展，那么，这里的”法律”该怎么解释呢？庞德认为弄清这个问题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人们往往在多种意义上使用法律的概念，主要有三种：(1)法学家们现在所称的法律秩序，即通过有系统地、有秩序地使用政治组织社会的强力来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制度。(2)一些据以作出司法或行政决定的权威性资料、根据或指示,这也就是当我们讲到印第安那州的法律、比较法、财产法或契约法时所理解的东西。(3)卡窦佐法官所称的司法过程，而今天我们还必须加上行政过程，即为了维护法律秩序依照权威性的指示以决定各种案件和争端的过程。

庞德在吸收了各派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强调用社会控制的观念来统一法律概念7。在庞德眼中，法律是“经由理性发展起来的经验和经由经验检测的理性”，只是一种社会控制的制度或工具，是当前最主要的和最有效的工具，它是指“一种制度，是依照一批在司法和行政过程中运用权威性律令来实施的高度专门形式的社会控制”。与此同时，他还批判了两种从不同角度出发的法律理论:：(1)法律是权 7 陆汉平.略论腐败的社会控制[J].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3,(6).力。庞德认为，法律绝不是权力,它只是把权力的行使加以组织和系统化起来，并使权力有效地维护和促进文明的一种东西。(2)把法律设想为一种权威性的价值准则。

（二）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利益

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控制，需要法律本身的努力，这就需要阐明法律的任务。在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控制的过程中，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持，而不是创造固定现实的社会关系，在于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这是整个社会赋予法律的特殊任务。

庞德认为既然法理学是一门社会工程学，而社会工程是一个过程，一种活动，而不只是一种知识体系或固定的建筑秩序，对其评价应当看它是否符合该工作的目的，而不是根据它是否符合传统方法的理想形式来评价它。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目的以及考查法学家、法官立法者的工作成效，是法律秩序。这就要考虑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利益、愿望和要求。庞德心目中的正义观念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德行，也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而是意味着一种制度，意味着一种关系的调整和行为安排，他能使有限的生活物资和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和做某些事情的各种要求的手段能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尽可能多的得到给以满足。而人们在安排各种关系和行为时必须将其考虑进去，由此庞德抓住了“利益”这个社会控制的要素，即“人们个别地或通过集团、联合或亲属关系，谋求满足的一种要求后愿望。”

法律秩序的形成有赖于法律承认某些利益，由司法过程（今天还要加上行政过程）按照一种权威性技术所发展和适用的各种法令来确定在什么限度内承认与实现那些利益；以及努力保障在确定限度内被承认的利益。这种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在这三种利益种，庞德认为最重要的是社会利益。利益是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的基点。

（三）利益——价值尺度——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就是通过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社会控制来确认、实现和保护某些利益。对各种利益的承认和拒绝承认以及划定那些得到承认的利益的界限,最终都是按照一个确定的价值尺度来进行的，因而在书的最后一章主要谈到了“价值问题”。

法律所要承认和保护的共同社会利益，庞德认为要遵循一种经验的标准。人们可以从这种标准中寻找消灭或减少阻碍或浪费，以实现最大社会效果的经验。这是法律价值所在。“法律是一个实际的东 西。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每个人所普遍同意的法律的价值尺度，那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必须放弃一切而将社会交给不受约束的强力。我们有着几个世纪以来用法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经验，而且我们已经学会了去发展这种经验，并利用它去衡量和评价各种利益。”庞德还认为法律是一个实际的东西，我们应注重法律在实际上对价值尺度这个问题是怎样处理的，这又回到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这一主题上来了。

参考文献

读书报告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篇5

迪拉热.艾克拜尔***00

1最近看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关于作者以及书的内容非常感兴趣。当前的中国史学界学者们 研究的视野愈来愈狭小，出版的作品也愈来愈细屑。历史的价值已经被大量纷繁而琐碎史料所淹没，史学发展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作者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始终把握着“关怀人生，指导未来 ”的史学终极目标。高屋建瓴，宏观把握，娓娓道来，孜孜不倦。

关于作者黄仁宇先生：

在他的整个人生旅程中父亲黄震白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黄仁宇先生曾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黄震白先生出身于济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在20世纪初，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是秘密组织，由孙中山先生开创，专门用来反抗清朝。可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同盟会就直接让会员进入部队，以便武装起义。黄震白最初在福建的省立军校，当时的校长许崇智将军正是同盟会会员。由于黄震白成绩优秀不仅以第一的身份毕业，从许崇智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还因他的劝说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由于清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南北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以许崇智将军为首的革命党人也乘机宣布独立。黄震白立即成为许崇智的参谋长。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掠夺。孙中山等人进行的“三次革命”也失败同盟会的领袖纷纷流亡日本。称帝行动终因全国的反对而取消。袁世凯也休愤而死。1916年，许崇智复出，黄震白也重当参谋长，不过以后的“革命形势”无法让黄震白满意，在广州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府，但也同样成为军阀手中的工具。1917年，一气之下黄震白辞去回到湖南结婚生子。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许崇智因受蒋介石排挤而离职。黄震白因为传统思想及自尊心的驱使，不肯到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于是他只能接受湖南省地方政府的零星工作，不但薪水少还得忍受低素质长官的羞辱但他也毫无办法，黄仁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他是长子。由于父亲提早退休付出的第一个代价便是贫穷，由于家庭贫穷除了学费和必要的开支父亲再也无法为儿子提供其他的生活必须品。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长沙都处于白色恐惧之中，三天两头就有枪决共产党人的场面、公开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少年时代的黄仁宇。关于父亲对自己的影响，他说:“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而这对于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于辛亥革命：

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经截断了高层结构与底层结构间的联系。而当时“选举”制度犹如宪法而停止科举考试清朝灭亡就会是必不可免的。而对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毛泽东有句话非常深刻：“国民革命革命需要有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确实，从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车成立同盟会、1906和1907年之间光复革命党人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人发起的革命因没有严密的组织号令也不统一没有号召群众以单独发动告失败。而1907年的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等这些缺乏群众性的军事冒险最后都归于失败而后的1911年的各省份发动的各种起义时面临如此广泛和猛烈的革命高潮时，资产阶级革

读书报告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篇6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今天差不多一百多年了,它在发展历程中,曲折坎坷,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也遭受过挫折失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是人类的思想创举,在它的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也跟着发扬光大,前后历时几十年,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在新中国社会建设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知识和中国社会实际国情相结合,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法治的研究探索并实践执行,同时也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坚实基础。中国当时也制定出台了不少法律条例来巩固革命成果,其中以建国初期的宪法大法最为著名。这一阶段对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问题有所涉及,有一定的政治空间局限性,所以很大程度上,法律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工具。另外也为今后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探索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社会经验,奠定了后期的理论积累与实践基础。

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们社会生活的进步,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并得到了广泛研究。随着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开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局面,中国由此进入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总结中国法制建设经验实践的基础上,邓小平针对时局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即坚持法治民主和法制建设。明确指出要完善社会各项立法,制定出完备的法律法规条例,确保广大群众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也纠正了一些错误的法律思想,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力求打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第三个发展阶段,就是后来社会发展,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中,改法制为法治,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了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根本准则,并记入中国宪法。到了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经过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已经适应时代社会法治的需要,充分展示马思主义法律思想强大的内涵及生命力。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表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来源于社会经济并服务于社会经济

法律从属于社会形态,不是绝对的独立,而是相对的独立。从表面上来看,赋予法律的决定力量来源于它所确认和保护的社会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简要概括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另外也在社会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内容。具有双重性质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一方面包括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内容,另一方面又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基础。

(二)从广义方面来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原则、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共五个方面

1.依法治国是我国法制社会的基本方针,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核心,也是我国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方式方法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等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正常进行,实现民主的法制化社会化。通过法律对公民权利的行使,对社会进行监督与限制,保障人民权利不受侵害。

社会主义法治,是指以依法办事为核心,以社会民主为前提,以权利制约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秩序状态和社会活动方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有关依法治国的理论理念,是各项立法依据的主导思想,是中国独特的法律文化和历史传统文化的演变。法治理念是法律制定的来源,有什么样的法治思想一定有什么样的法律制度。依法治国的理念还包含着人民民主,树立法律权威,法制完整,权利制约等内容。

2.社会主义法治强调以人为本,并将其作为价值根基和精神实质,指导法律制度的价值选择

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观念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倡导人的人身自由和全面发展,这从根本上展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的不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要求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结合,另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五个方面,也已经把保障人权作为内在的衡量尺度。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要以民为本,维护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本质要求是执法为民,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这需要我们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保障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制定各项立法。

3.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目标是公平正义,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倡的“公平正义”,就是利用法治来平衡处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妥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及人民与其他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关系,从而实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是指社会成员能够遵守法律的规定,公平行使自身权利,履行应担的社会义务,并享受权利承担责任的同时受到法律保护。从这个方面来说,执法为民和公平正义都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素:社会法治理念实质内容是执法为民,法治理念的价值体现是公平正义,执法为民是对公平正义的实质约束,公平正义是对执法为民的社会实践保证。公平正义的具体内容可以理解为公平对待每一个人,反对特权主义、霸权主义,禁止民族歧视不平等待遇等等。另外,及时高效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正义,做到降低成本,节约资源消耗提高效率等。公平正义同样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

4.服务大局就是要把握整体局势,紧紧围绕大局,保障社会主义全面的建设,这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法律本身就是人民意志的反映体现,因此依法办事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办事,就是服务社会大众,服务整体大局。服务大局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责任,另外,它也是针对中国社会法治正处于转型期,同时面临复杂情况而对社会法治建设特别强调的要求。坚持各决策战略都要以大局为重,具体行为要落实到各单位部门,从全局出发,紧跟社会潮流各方面建设的整体发展方向。

5.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

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做到:坚持党的思想领导,坚持党的政治领导,还有组织领导。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是我们的最根本指导,中国法治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领导旗帜,坚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立足中国独特的经济制度社会发展现状,积极吸收古今中外的各种法律优秀成果,完善中国自己独特的司法体系,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选择顺应社会历史发展,促进了社会事业的进步发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内在精神和灵魂。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关系到依法治国根本方略的落实,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盛衰,关系到人民利益和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行依法治国,才能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才能保证民主的法制化,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社会事务,人民真正当家做主。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过程中,我们始终要站在中国社会实际国情基础上,针对我国法律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以选择针对性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做指导,结合具体问题分析研究,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才能发展有效的科学解决方法。而且我们还必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毕竟是产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状的思考,未来社会的规划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是与西方社会生活有关联。因此,我们不能全部照搬抄袭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要探讨适应中国社会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创新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

摘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新进展,是法学范畴内的分析。解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产生的社会法治理念的背景;另外也解读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试着分析中西方文化相互结合发展而形成的独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法治,法制,依法治国

参考文献

[1]罗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切实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建设[J].求是,2006(12):3-101.

[2]张福森.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1-421.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1471.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2-1071.

读书报告 瞿同祖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篇7

60多年前，我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十分低下，综合实力弱小。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有679亿元，人民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特定历史时期实施的计划经济构筑了我国工业基本框架，推动了我国经济总量增长，到1978年，我国GDP增加到3645亿元。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市场逐步发挥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我国经济逐步进入高速发展时期，经济总量迅猛扩张，2008年的经济总量比1952年增长了77倍，2008年一天创造的财富量就超过了1952年一年的总量。现如今我国经济已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到八十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建设。

在这学期我深入学习了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本书是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公共经济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戴文标所著，由八个章节组成，从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成及发展和经济体制变革和完善做了系统的阐述，是一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再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科学著作。通过学习，我系统地回顾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演进，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特色”，即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本书从八个角度做重点叙述，每个章节丝丝入扣，有条有理，共同组成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第一章五小节，主要叙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理论基础及变化。此外我还了解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以来的理论创新，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性质和作用。

第二章讲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现代发展过程中成出现过计划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体制，事实证明，正如邓小平说所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无论计划还是市场，都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人民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最直观的体现。通过这章的学习，我充分了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调整的基本架构。

第三章是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英语里有句谚语：每枚硬币都有两面，正如每件事也一样。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但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存在局限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政府通过经济、行政、法律手段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充分发挥“有形手”的作用。

第四章是国有企业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国有企业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在改革开放后迎来了历史性的变革，国有企业在国家资本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通过这章的学习，我懂得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

第五章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几百年时间里，西方国家发展模式是“先污染后治理”，这样的的发展模式缺陷很明显。而中国拥有着世界第一的人口基数，人均资源占有率却远远落后发达国家，这说明我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十分脆弱，我们没有能力走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故发展必须坚定不移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本章学习使我明白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与对策，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变革。

第六章分配理论的发展与分配关系的调整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演变以及当前我国增加农民收入与发展农业面临的矛盾

第七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提出到逐步建立与完善走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虽然较之以往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弊端因此我们应该运用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选择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开创性地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

第八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章的内容涉及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改革等方面学习的过程中我感触颇多也看到了我党在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尝试的种种努力与积极探索。

在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的过程中课程知识让我联想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并进行了简单的思考与归纳力求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些年在现实生活中我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有的地方的房子造了很多超过了人们的购买能力可是房价却还是居高不下甚至还屡创新高。按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当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就会下跌那为什么房地产市场会有如此奇怪的现象呢通过学习我才知道原来是地方利益在作祟。长期在GDP增长论的影响下有的地方官员把房地产市场看做是救命稻草大批大批的房产项目上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地王”甚至催生了所谓的“楼市泡沫经济”使得经济发展不能在健康的轨道上运行。我们知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是主导作用但是它又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固有缺陷主要表现在局限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上。因此这个时候政府只“看不见”的手就会采取行动这就有了国家的宏观调控以克服市场自身的缺陷使得经济得以正常、健康运转。当中央政府看到楼市的怪相以后相继颁布了新旧“国八条”通过“限购令”征收房产税以及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措施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由此我知道了政府对经济宏观调控的一些知识。宏观调控就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的调节与控制是保证社会再生产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经济的重要职能。在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宏观调控主要运用价格、税收、信贷、汇率等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简而言之宏观调控是指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以达到一定的目标。

我对分配关系的调整比较有感触。我觉得一个健康社会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呈“橄榄球型”的那就是中产阶层占大部分富裕和贫困阶层各占一小部分。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指出“允许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富起来先富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原先的设想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但是还远没有达到要求分配关系有待于进一步调整。可喜的是政府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合理之处并进行了积极地探索改革与引导。通过政府的一些政策我们可以发现政府正在努力把收入作为民生之源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实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例如继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幅度不低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最低生活保障等各类社会保障标准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人力资本参与初次分配的比重鼓励劳动者以资本、技术、专利和管理等参与分配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鼓励民间投资和创业致富拓宽经营性收入来源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积极落实国家税收改革政策推动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建立国有土地等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全民共享机制出让收益主要用于公共服务支出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收益分享制度扩大国有资本收益上交范围提高上交比例统一纳入公共财政控制垄断行业工资水平完善公务员工资正常调整机制等等一系列措施正在把收入分配调整到健康发展的运行轨道上来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共同富裕的目标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也很感兴趣。通过理论学习我结合现实社保制度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低的问题进行了简单思考。现在的社保制度在当初设计时没有考虑到就业的非正规性。社保改革的起因之一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传统的企业保险是不适应改革的必须改为社会保险所以当时设计的统账结合制度及其缴费公式和记发公式等都适用于国企等正规企业的参保。到目前为止正规部门基本都实现了应保尽保或者说被社保制度覆盖的绝大部分群体都是正规部门的就业人员而国内外的就业大趋势是多样化、多元化、小型化、家庭化并且流动性很强所以大量的灵活就业人员众多的流动人口2.3亿农民工都难以加入进来。这部分人口慢慢就成了社会上改革开放成果分享最少、收入最低、最脆弱、面临外部风险最大、最应该受到保护的群体。可正是这部分最该受到保护的群体却没有加入进来。覆盖面难以一下子达到应保尽保个人、群体的短视心理很普遍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从他们个体来讲也有客观原因。对相当一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来讲他们的收入本来就不高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面临的最大压力是当期的消费问题。几十年后个人的养老问题毕竟没有当前的生存压力更大。再加上短视和侥幸心理这些群体要加入社保在个人主观意愿上就有这么多障碍。反过来说是不是他们不需要不是他们恰恰是最需要的群体。而那些没有参加改革的事业单位职工相对于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来讲其实是不需要保险的比如一些中央的事业单位“被加入”了失业保险但是这个群体基本是不能失业的他们基本还是旧体制下的大锅饭体制只能进、不能出只能上、不能下可这部分人却“被”失业保险了。现在很多地方的一些事业单位都已经加入了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但事实上地方上这部分群体也基本是不需要加入失业保险的但是这些部门好管理单位就给代扣代缴了。而最急迫、最需要社会保险的农民工、灵活就业群体他们一盘散沙各自为政要是社保没有相当的吸引力他们很难“自愿”加入进来。所以说除了农民工、灵活就业群体的消费特征、收入特征、短视特征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保制度吸引力不足。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知识很重要值得我们加以研读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过程的本质联系及其运动的客观必然性。经济科学门类众多在经济科学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分配、消费规律的科学为其他各学科提供了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对经济学科中的其他各学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商品、价值、货币、工资的运动等基本原理对经济科学中的其他学科的研究也是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他学科也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应有的研究成果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也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材料从而对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也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陈煜 《中国封建社会》读书笔记 篇8

陈煜

一谈到中国封建社会，我们大多会把它和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联系起来，因为我们的教科书里、大众媒体中都将秦始皇以至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期称为封建社会（包括近代列强入侵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把战国时期之前的社会称为奴隶社会。但是，当阅读了瞿同祖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之后，却才知道我们之前对于封建社会的理解是不准确的。他通过翔实的史料和条分缕析的描述向我们介绍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准确内涵，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达至对历史的一种更为细致的了解。

按照瞿同祖先生的考证及理解，他认为，所谓封建社会，即“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立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p8而封建社会是逐渐形成的过程，而周代是封建社会完成的时期，在周代，农业经济已经主导社会，并确立土地关系为一切组织的中心，层层分封的阶级和宗法制度等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础。而从春秋末期开始，这种封建制度开始破坏和衰落，至秦统一则全盘将封建制度推翻。这样的结论和观点就与我们现在大众流行的理解很不一样，他给出了对于封建社会一种学术上的准确的理解，使得我们在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的时候能够更细致地去思考。

他在导论中写到，他试图分析封建社会形成乃至崩溃的过程，解剖它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功能及彼此间的关系。所以，从他整本书的结构来看，他先将封建社会形态与其之前的社会形态做了比较，概括出封建社会的特点，接着描述了封建社会形成的过程及在各个方面的表现。然后他从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宗法制度、封建阶级、封建政治等多方面展开了对封建社会形态的论述。最后分析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全书结构清晰，逻辑严密，对于史料的利用和分析十分准确到位，语言表达明白晓畅，能给人以很多的启发，值得好好学习。

封建制度是以土地制度为中心而确立权利义务关系的阶级社会，于是在畜牧经济时代是不可能存在封建社会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是封建制度得以建立的经济前提。按照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国的先民是经历过漫长的游牧生活的，农业从无到有，再到作为畜牧的副业存在，最后到了周代初期农业经济才成为主导的经济形态。农业的发展将人们的生活从移徙变为了安定，财产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氏族社会的公产制度为封建贵族的私产制度所取代，而庶人，即广大的被统治的阶级是没有资格拥有土地的，他们只能领种贵族的田地。为了维持这种封建贵族对土地的占有，于是，继承制度被改变了，分别了嫡庶，确立嫡长子一系相承的承继制度。这样，通过土地关系，贵族和庶人形成了两个对立的阶级，贵族具有拥有土地的私有权，而庶人不仅无权拥有土地，还要通过劳动为贵族耕种土地，为他们服务。这种关系依照血缘延续给下一代，由此形成了一种阶级社会。

周室在获得统治权之后，辖下所有的人民与土地便都是属于天子一个人。为了便于管理，开始分封诸侯。但是首先，天子要为自己留下一块“王畿之地”，共有千里，由他的卿大夫治理，赋役供王室之用，而“王畿之地”以外的地方，便分封给同姓或异性诸侯，使他们各自为政，各自治理他们的封地，封地的居民属于封邑主，不得迁徙。接着，王室便可以根据诸侯国邑的大小和人民的多少，向诸侯征赋征兵役，而诸侯则除了治理封地，获得封地赋役之外，还享有祭祀和征伐的特权。虽然诸侯各治一方，但与中央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通过诸侯向王室纳贡，提供赋役（包括工役和兵役）、巡狩、朝聘、随王祭祀，通庆吊，天子对诸侯颁赐等活动，达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结果。

首先，从封建社会土地制度来看。封建贵族受封，而拥有广大的土地，他们对这些封地有着绝对的私有权，封给了他，便由他自由处置，天子是不再过问的。大的封邑主因此就可以将田邑分赐给他的亲属或手下。对于土地，封建主还将其分为“公田”和“私田”，农民要先为封建主耕作，才能为自己耕作。井田制的存在与否尚有争论，没有定论，但是公田和私田的区分却是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所谓私田者，只是地主给予人民的一些土

地，使他们负着耕种公田的义务，公事毕，然后耕种私田，从私田中得到些微的报酬，以维持他们的生活。”p87此外，我们也可以知道，封建社会的土地都是分封的，因而也就不会允许买卖的，这与战国时期的土地兼并以及秦以后的土地买卖都是不同的。土地制度的特点能最明显地体现出封建社会的发展与存亡。

其次，从封建社会宗法制度来看。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宗法制度是用以维持封建制度的产物，封建制度必依赖宗法制度以维持其存在。”p90就是说，宗法制度在封建制度的存在上有着其重大的意义。为了王国及封邑的统一与完整，需由一人来统治，嫡长子的继承制度应运而生，宗法制度也是为维护这一目的而产生并存在的。但需要注意的是，那时的宗法制度盛行于天子诸侯卿大夫阶级，正所谓“礼不下庶人”，庶人是没有资格进行祭祀婚丧等仪式的。祭祀是封建贵族的一项重大活动，以示尊祖敬宗，昭孝报恩。而且祭祀是分等级的，有大小宗的区分，只有宗子一系能够祭始祖，称为“大宗”，其庙称为“宗室”。婚丧仪式也是按照等级来进行举行的，不同等级的人会有不同的婚丧仪式。可以这样理解，祭祀和婚丧制度等宗法秩序，它们所维护的是封建统治的秩序，以崇天敬祖来不断保持其统治的合法性。

再次，从封建阶级和政治的角度来看。阶级的差别是封建社会的基础，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而这种阶级对立的关系又有礼、法作为粉饰。细分起来，可以将封建的阶级分成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庶人五个等级。异族的奴隶不在此列。天子、诸侯、卿大夫、有官禄的士属于统治阶级，庶人包括无官禄的士和农工商三民，而士农工商又被称为四民。庶人因为封建土地的关系而间接地属于土地的主人，为主人劳作服务，但其本身是自由的，而奴隶则是直接以身属于主人。封建主地位优越，享有封地内的土地、山泽、园圃，封地内的士农工商为为服务，耕种土地，提供赋役，完全为统治阶级提供优越的生活。为了维持封建主统治的稳定，庶人是不允许迁徙的，他们的职业分工也必须代代相传，守其祖业。封建主内部还有很细的阶级划分。以天子为尊，诸侯分公、候、伯、子、男五个爵位，卿大夫分正卿、副卿，上大夫、下大夫，大国和次国的地位等级也有不同，他们就根据他们各自所处的等级来进行不同规格的祭祀、婚丧等活动。天子坐拥天下，诸侯受封为君，是最上层的特权阶级，专事巡狩朝聘、祭祀、宴飨等活动，卿大夫则还要担起治理人民的责任，以理政事，集行政、司法、兵权于一身。在这种严密的等级制度之下，封建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持，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农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生产技术得到了进步。

但是，周代成熟的封建制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就遭受了不断的崩溃和瓦解。第一，随着天子王室的衰落，诸侯的日益强大，天子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力。诸侯国内的卿大夫势力也在日益扩张，逐渐凌驾于诸侯之上。只要有本事，有实力，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这对封建社会所要求的阶级间下对上的绝对服从的原则构成了挑战。第二，诸侯间的兼并战争加速了封建制度崩溃的过程，迁徙人民，夺人田邑，灭国等行为不断冲击着土地分封制度，到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之后，分封制彻底崩溃。第三，商业经济兴起，商人的地位和势力得到了提高，但作者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很好地展开，去解释为什么商业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我想，商人的贸易活动所积累的财富及其对封建贵族产生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封建等级制度所能容许的范围了。第四，土地制度的改革，这是最本质的一个改变。因为封建制度是以土地制度为核心而建立的，但是在战国时期，逐渐有诸侯国废止公田制度，允许人民私有土地和自由买卖土地，这就使得封建的土地分封制度难以为继。土地制度的变革也让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农民只要交过地租剩下的粮食便是自己的了，而且农民也可以有自己的私田了，通过世代经营是有机会从农民变成地主的，于是便打破了原先的那种严格的封建等级秩序。

以上就是我对这本书的一个梳理和理解，从这本书的阅读中，我们可以知道封建社会的确切内涵，了解到它产生、发展和崩溃的整个过程，给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一个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