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2024-05-20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共10篇）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篇1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19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占领南京，自此南京成为太平天国首都。马克思密切关注中国革命，于5月20日写下这篇评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同年6月14日，此文作为社论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时间回到19世纪中期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的欧洲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洗礼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稳定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切问题都掩盖在繁荣的外表下，新一轮的危机即将来临。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的加剧，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时期的矛盾，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爆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以及中国的农民起义对欧洲革命的影响，并对欧洲即将到来的新的政治、经济危机做出了预言。

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立和统一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统一性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初读此文，有些不理解马克思在开头所引用的关于“两级相联”的目的，直到反复读了好几遍全文，才渐渐理解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思想。马克思运用对立统一的原则，分析说明中国与侵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两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说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时代的大环境下，全球逐渐连成一体，中国也不再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它的一举一动深刻地影响着欧美的经济体系。而欧美强行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对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马克思在这里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在这篇文章中，矛盾是中国和英国及一些欧洲国家。表面上看来，他们是相互对立的，英国用战争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些固然是出于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市场的要求，英国也借此保护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大量外国商品的流入对中国的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由原来的贸易顺差转为了贸易逆差。白银大量流出，阻碍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经济赔款使税收负担加重，导致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部分官员纵容贩卖鸦片的恶行，贪污腐败，腐蚀了中国封建家长制的权力体制。还影响了社会风尚等其他方面，中国社会开始解体，而太平天国运动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重要一环。百姓不堪负重，当最终天灾出现的时候，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接下来便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起义。太平天国，中国几千年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全盛时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坐拥最为富庶的江南。

中国爆发了革命同样又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资本主义的扩张的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寻找广阔的市场，而中国这个广阔市场在爆发了革命之后，必然造成市场的缩水。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产出没有限制的增加，依靠不断扩张的海外殖民地和市场才能消耗那么多的产出，但市场的扩大人赶不上工业的增长，一场危机潜伏已久。马克思以茶叶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民起义对英国及欧洲的影响。英国急需扩大市场，于是降低了茶叶税，而这一做法导致中国茶叶涨价，农民革命给当地的政局以压力，茶叶商家决定不给现金不能进行交易，当时正处于金银缺乏的时候，对英国的茶叶进口带来影响。外国势力如果干涉农民起义，那么中国与外国的一切茶叶贸易联系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英国的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想法也会受影响。

从欧洲的角度，“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这些都影响到欧洲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得出了这个结论，可谓一针见血。这次农民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列强，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文章中写道，“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的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以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西方列强的炮火打开了中国国门，间接引起了中国革命，同时中国革命也间接引起了欧洲一场更大的革命，太平天国既是一场动摇“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统治基础的农民革命斗争，也给予英法等殖民主义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这次革命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革命。这一次的天平天国革命，轰烈并且涉及范围广，其反帝爱国的精神和促中国劳苦民众觉醒反抗的意识力量，不仅仅限制于中国，并且也蔓延到了欧洲大陆，让欧洲大陆在这种摧毁封建腐朽统治和反对列强干涉的氛围下，开展了他们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始终密切地注视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发表了许多热情赞扬太平天国革命的文章，他以鲜明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愤怒谴责外国侵略者的卑鄙和野蛮，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海盗政策。他在这里运用了对立统一，两极相连的分析方法。同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市场，尽管是处在提供原料的低级位置，但中国的一举一动，开始受到世界的影响，也将深远的影响着整个世界。

马克思指出，“这次革命对于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虽然说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欧洲大陆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政治民主革命和暴力的起义，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地酝酿，欧洲大陆与中国革命时期有了共通的一点便是，在人的思想上，对封建腐朽的专制统治出现了批判和觉醒的现象。

“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送往西方世界。”中国与英法美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也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倘若外国列强对中国农民起义进行干涉，那么会引发危机，阻碍贸易的进行。

但是，读完此文，我对于马克思的看法也并不完全同意。例如马克思对于鸦片的论断，“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新皇帝颇有意在中国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鸦片毒害着中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而且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已经在全世界被禁止。中国人意识到鸦片的危害之后，一定会努力戒吸鸦片。当时，中国禁止鸦片的决心是坚定的，林则徐到广州主持禁烟，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序幕。中国对鸦片的态度是坚决抵制和毁灭，不可能为了收回流失的经济利益而打算自己种植罂粟炼制鸦片。不知马克思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论断。

另外让我十分不解的一点，是马克思提出的“鸦片破坏了中国古老的君主制度”。马克思指出，中国的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腐蚀着中国封建家长制的权力体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在我看来，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我想是马克思过于高估了经济的力量，或者说低估了其他因素。他十分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似乎社会所有的问题，包括政治斗争，革命起义等问题的根源，或许都来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似乎影响了社会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忽略了文化对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鸦片的力量还不足以毁灭中国根深蒂固、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使轰轰烈烈的革命也不能完全斩断的观念何以凭借鸦片而得以实现？而且贪污一事在中国历来就有，鸦片只不过是将这个问题严重的暴露了出来，而阳奉阴违之事，在古代的中国政治里是玩的最多的把戏了吧，马克思不是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政治没有透彻的理解，可能才有此一说。马克思所在的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金钱似乎成为了人们的所有。马克思一方面对现有的社会制度痛恨着，一方面又不由自主的收到了当时金钱观念的影响，加之他所在的国家缺乏中国悠久的文化奠基，所以他在看待问题的时候难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不能符合中国的国情。

我对这篇文章更多的是赞叹。对于我，我之前的理解就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国肆意掠夺，对中国造成了极为深重的影响。而中国在当时除了给他们带去利益之外并不能产生其他大的影响。而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本来在近代史资本主义发展中没什么地位的中国突然让我觉得它的地位很重要。我也是第一次将太平天国起义与当时的大环境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内部的矛盾，列强们需要一个傀儡的中国，所以它才会帮助清政府灭杀太平天国。而现在看来，太平天国运动显然影响了中国市场的稳定，加之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它必然成为了众矢之的。我看到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些必然关联，它们之间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世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中华民族已经被唤醒了，当年被奴役被侵略被压迫的中国已经一去不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渐渐崛起。经过数次战争与革命，中国更加紧密的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中国对世界有着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的巨大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而今后在看待和分析问题的时候，也应当使用“对立统一”之原则，才能更全面地看待和剖析。

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读后感篇2

——读《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有感

辩证角度看社会

——读《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有感

1853年的一天，马克思同志有感于当时中国战场和欧洲战场的境地，写下了这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原文从资本和要素流动的角度写下了中欧双方革命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从原因和过程来看，马克思同志确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指出 “中国在一八四〇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以及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又加上了新税捐。”《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二千一百万银元，这笔巨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无耻勒索。身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中国人民举起义旗进行了猛烈的反抗斗争。这些事例的列举是对中国战争的原因的理解，当然，作为略知中国历史的我也认为这是一段极为屈辱的历史。

而从欧洲的角度，“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这些都影响到欧洲社会，“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

危机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即这次农民革命沉重的打击了西方列强，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发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革命。这是马克思对欧洲革命的理解，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革命的深层次原因无外乎都是资本。

反观本文中对欧洲革命的预言，“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无庸赘述的”。当时的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何马克思同志会做出这样的理解，可如今再看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英国、俄罗斯都已经如马克思同志所说，走到了变革的那一步。1848年的革命，在一段短暂的成功之后，最终走向失败。俄国十月革命，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印证了马克思同志对现实的辩证思考和深入理解。

从马克思这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来看，我从中看出马克思对中欧革命的系统的了解和深入的探寻，不难看出，一篇优秀文章的产生免不了对事实的认识和分析。从哲学角度来说，这篇文章对我们最大的启迪就是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学习中，我们不能片面，孤立的看问题。我们要用联系的观点去看问题。也要知道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面对矛盾，我们不能只看到矛盾的对立，要看到矛盾双方是相互影响的。而作为炎黄子孙，全观大局之后，我们不难看到，如今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但经济发

展背后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此时，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以人为本”成了大街小巷人人皆知的词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拓印在每个学生的课本上。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科学发展观吸收和借鉴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系统地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若是没有那场20世纪前后的革命，若是没有中国这头雄狮的沉睡，或许我们如今很难归纳出这段科学发展观。或许，这也是一种辩证角度吧！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篇3

Ruan Ru Fang [摘要]：托克维尔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这本著作中，他深刻阐述了法国大革命的原因、特点及影响。然而，我仅从作者对大革命与旧制度关系的研究，作者是怎么写作这本书、他为何这么写以及作者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才写作这本著作等四个方面写这一篇读书报告。

[关键词]：托克维尔；大革命；一.大革命与旧制度的关系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革命是以突然的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完成的事情，它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没有这场迅猛的革命，古老的社会也会瓦解。为什么呢?革命前的政府并非没有进行社会改革，但是，“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因为，革命前的法国，封建制度并没改去自身中那些会伤害人的东西，却完全丢掉了对封建制度起保护作用的一切。封建贵族在丧失政治权利后，已不再领导居民，然而他们却保留并增加贵族成员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各种利益。实际上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从属阶级，但仍旧享有特权。这样，在封建制度强大时这些贵族的特权在封建制度已被部分废除时在公众心中就必然显得更加令人厌恶和不能忍受。农民与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就更加尖锐。另外，贵族尽管享有特权，却日益贫困，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第三等级无疑就会要求更大的权利。或许正是因为政府的改革才造成矛盾的激化，从而使革命在法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更早爆发。

二.作者是怎么写作这本书呢？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以及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特征和性质等问题。

该书的体系层次非常明了，立论尖锐以及思想十分独到、精辟，他给出的结论具有非常强的真实性。为了让读者了解法国革命与旧制度的关系的真实情况，他经历了艰辛万苦寻找并阅读有关档案材料，包括过去时代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大臣间的通信等。对这样一些第一手材料的掌握，使他能够深入了解旧制度下的社会现实。因此，他给出的结论是非常有权威性的，因为这些都是建立在对原始材料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仅这一点就能够解释为何他的著作在政治学界和历史学界上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在方法上，托克维尔以一种独特的方法来写作这本著作的，他是从问题入手进行史料的整理和分类。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中每一章的标题都是作者提出的一个问题，然后进行分析并给出结论。比如，在第二编第一章中作者写的标题是“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或在第一编第三章的标题是“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作者还特别注意历史的比较研究。他曾说，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他经常把法国的历史与其他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比如美国、德国、英国，甚至还涉及到中国的专制王权。通过比较，他似乎发现了法兰西民族独特的民族特征，他认为唯有这个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迅猛、彻底，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的革命。

三.作者为何使用上述方法？

托克维尔为何运用问答式和类比法，而不是运用其他方法来写作这本著作呢？

通过提问方法，作者试图带领读者明白其要谈论的问题。在每一章中，我们都看到这种写作方法。比如，在第一编第三章标题为“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或者在第三编第五章标题为“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等都是他先提出问题，然后在内容上自己回答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并给出结论。

同时，作者还运用类比法。这种写作方法清楚地显示了事物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从而突出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思想。譬如，在第二编第九章“这些如此相似的人何以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谋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他将法国贵族和英国贵族进行了比较；或者在第三编第三章 “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他把法国拥护新王室专制政权的经济学派和中国封建皇帝进行比较。

四.作者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才写作这本著作与以往的有关法国革命的著作不同，托克维尔以他敏锐的洞察力为他的研究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旧的封建制度的分析来揭示大革命如何从旧制度中产生，并指出大革命后的法国社会仍与旧制度有着联系。

在托克维尔写作这本书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次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以摧枯拉朽之势，荡涤了旧的一切残余，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社会。然而这种说法没有能对大革命的渊源做出全面的分析，也无力比较令人信服地说明，大革命后为什么法国发展缓慢，其历史发展为何多次出现反复。

然而，托克维尔则通过对法国大革命前后多年历史的分析、概括和痛苦的思考，着重强调了大革命的延续性。大革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不知不觉中继承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政治、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并藉此建立起新制度，它所带来的变化不像人们设想的那么大。革命固然扫除旧制度的流弊，但同时破坏了新制度赖以发展的基础，没有适时地建立起一套保障新事物生存和发展的机制，没有能创造出一种可阻止无政府状态或暴政制衡力量。也正因为此，人们打倒了君主，高喊出了自由、平等的口号，却又容忍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君王上台。革命固然除了旧，但是如何立新，如何在继承旧有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立新，不也是一件艰巨的革命性的任务吗？

五.结语

总之，托克维尔不同于其他历史学家，通常是写一般的叙述史，他却采用了独特的写作方法、新颖的观点以及严谨的逻辑。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中，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提问方法，以刺激读者的注意力和好奇心，进而进行分析问题并给出结论。因此，就这样自然地让读者接受了他的思想。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篇4

从小到大，我们听着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名字长大。最近经过一学期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概论》的学习，让我对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有了一些比较肤浅的认识和了解，在读完毛泽东于革命时期写就的文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后，结合教材内容对文章中体现出的思想有了一些个人的理解和看法。

文章主要分为了两个大章。第一章包含三个小节，分别为中华民族，古代的封建社会，现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第一章对中国近一百年来的社会性质的变化做了详尽的分析，对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进行了高度赞扬并简要回顾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社会属性。读完文章的第一章，让我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发展与变化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在过去三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相对落后的封建社会，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在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后发生了改变。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对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逐渐让中国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半封建的社会。随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又将半殖民地化的中国的一大片土地转化为日本的殖民地，使得中国一步步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对于帝国主义促成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毛泽东一针见血的指出，帝国主义绝不是要使中国从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只是为了采取一系列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步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文章的第一章为第二章的写作奠定了基础，通过文章第一章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当时中国的国情，这就为我们理清第二部分中中国的革命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认识上的依据。

文章的第二章占了文章内容的大部，也是文章的精髓所在。第二部分先是简单回顾了近百年以来中国的革命运动，而后的四个小节分别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等一系列关于革命的问题，可以说为当时中国革命的进行提供了纲领和指导。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因而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个分析是结合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国情所得到的，以后历史的发展也说明了毛泽东的分析是英明而且正确的。然后文章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得出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基础动力，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在解决了革命的对象，任务及动力后，需要确定革命的性质。毛泽东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革命一方面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另一方面又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紧跟着，文章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在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等基本问题确定以后，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变得显而易见：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在第二章的最后，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并对鼓励共产党人要为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而不懈奋斗。读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掩卷长思，首先不得不感叹于毛泽东的远见卓识，早在1939年那个中国整个国家都陷于苦难的年代，已经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计划和纲要，这无疑给当时的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结合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分析，因此始终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在书中还提到说“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确实，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时刻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另一关键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在毛的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的确确是按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方针来领导中国进行革命，最终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从而取得胜利。

如今新中国建立已经接近65年，而距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表也已经超过70年时间，但是我认为，有些好的和正确的东西是不会变的，就正如毛泽东在书中体现的一些思想，不仅在当时的中国起到了引导和指挥的作用，即使放在今天，也有极大的借鉴价值。第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中毛泽东提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正是对当时的中国国情有比较透彻的分析，当时的共产党人才能在这种严谨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了正确的革命纲领，取得成功。放到今天来看，不久前召开党的十八大的一大亮点，便是强调改革二字，改革虽不如革命那般猛烈，但具体要如何改，改革力度应该多大，改革的重点领域应该放在哪些方面等等问题的解决，不也必须建立在对国情的正确认识上？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篇5

中国革命的实现手段和主要途径

【导语】中国革命自孙中山1894年成立兴中会开始就走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力量悬殊的重大难题，革命与反革命根本不成比例。力量悬殊当然不是不革命的理由，只是力量悬殊就迫使革命者采取一些非常规手段，否则就要将革命沦为空谈，革命就毫无希望。孙中山和其他革命领袖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只能根据形势的发展，运用暗杀、武装暴动等方式，利用民间自发骚动等机会，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终于将一个人的革命演变成全民族的觉醒。

1、暗杀时代：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中国并没有暗杀的传统，更没有自杀性恐怖袭击传统，两千年历史上也就只留下“荆轲刺秦皇”这样为数极少的故事。到了清末，到了革命兴起，中国突然流行了暗杀，甚至有了一个“暗杀时代”。

这些英雄故事，根据记载，在晚清政治革命时期至少有五十多起。如果从性质上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为了配合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而进行的暗杀活动，刺杀目标直指清廷大员，有擒贼先擒王的意思。

1906年萍浏醴起义爆发后，杨卓林等革命党人在南京运动军队和会党响应。起义失败后，杨卓林和李发群等人至扬州联络会党，密谋刺杀两江总督端方，虽未能成功，但确实对清廷有相当震慑作用。

等到清廷预备立宪政治改革开始后，革命逐渐进入低潮，困难重重，为了激励士气，革命党针对性地刺杀一些政治要员，特别是那些积极投身于政治变革的要员。在革命党人看来，积极的政治改革就是对革命的扼杀，所以这样的大员也就成了刺杀目标，类似的情形主要有徐锡麟1907年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固然是革命志士，中华民国的开国大英雄，但从另外一个层面说，恩铭毕竟是其恩公，恩铭收留了徐锡麟，给予重用，因而引来杀身之祸，这也是后来清方对徐锡麟挖出心肝烹食的主因。

与杨卓林、徐锡麟的事迹相仿佛的还有李燮和、陈方度1911年谋刺广州巡警道王秉恩、蒋翊武谋杀湖广总督瑞徵等，都多少具有与武装起义相互配合的意思，都是以个人生命去换取武装起义的成功。

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残部为报仇，对那些残酷镇压起义的清廷官员给予报复，并防止这些官员以后继续残杀革命党人，这方面的例子也有很多，最突出的莫过于汪兆铭1910年前往北京谋杀摄政王。这是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成功。

类似情形还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等人复仇心切，试图用个人暗杀手段解决几个清廷大员，派遣支那暗杀团成员林冠慈、陈敬岳刺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8月13日，林、陈按计划行动，投掷炸弹重伤李准，林冠慈当场被李的卫队乱抢打死，陈敬岳被捕后被杀。

李准受伤后闭门不出，革命党人无计可施，毫无办法。适逢新任广州将军凤山到任，黄兴改以凤山为刺杀目标。为防失手，改用重型炸弹，并在其中装有毒药。后在凤山经过的路口，还真的就这样得手，凤山当场毙命。

在谈到清末最后一段时间的暗杀事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张先培等人刺杀袁世凯，彭家珍刺杀良弼。这两起谋杀案，主要功能是惩处元凶巨恶，有杀一儆百的意思。

当南北和谈进入胶着状态，革命党人以为是袁世凯从中捣鬼，为消除隐患，尽早结束南北纷争，革命党人决定对袁世凯动手。1912年1月10日，彭家珍、罗明典、张先培、郑毓秀、钱铁如、傅思训等十多名暗杀团成员提前埋伏在袁世凯早朝必经之路，准备袭击。

十时许，袁世凯的车队途径革命党人设伏地点，立即遭到激烈的炸弹袭击，袁世凯的座驾被炸翻。不过袁世凯并没有在这个座驾里，而是骑马前行，得以乘机逃命，躲过一劫。

如果从客观效果看，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行动恰恰帮了袁世凯的忙，因为此前清廷内部强硬派认为袁世凯与革命党有关联，现在革命党对袁世凯下手，证明袁世凯对清廷的忠诚，这就为清帝后来和平退位预留了机会。

与刺杀袁世凯情形相仿佛的是彭家珍杀良弼。良弼是清廷内部强硬派宗社党的领袖，是南北和谈、清帝退位的最大障碍。为了清除良弼，革命党人彭家珍决定单独行动。1912年1月26日晚，化妆后的彭家珍来到良弼官邸，得门卫同意，在门前恭候。半夜时分，良弼归来，彭家珍迅即出手，投掷炸弹，良弼重伤，稍后死去。彭家珍当场毙命，壮烈殉国。

良弼死，大局定，宗社党鸟兽散，清帝退位水到渠成。

2、暴动：革命的主要方式

同盟会成立一年后，孙中山就和章太炎及黄兴等人制定了一份《革命方略》，以作为同盟会此后工作指导方针。这个方略包含《军政府宣言》、《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租税厘捐》等文件。由于这些文件制定在同盟会发展比较顺利而清廷的政治改革尚未完全启动时，所以革命党人此时情绪比较乐观，以为义师所指，就能推翻清廷，建立军政府，就能使中国从满洲人两百多年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所以《革命方略》对夺取政权后的建设有很多设计，提出军法时期、约法时期这样对后来影响很大的政治概念。

《革命方略》的重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推翻武装的反革命，所以这份文件对武装斗争，对暴力革命给予非常正面的肯定和讴歌，以为革命党人之所以不与满洲殖民者合作，不愿介入满洲人主导的政治变革进程，主要是因为两百年来满洲人的政治统治足以证明这些改革不可信，与其瞎耽误功夫浪费时间蹉跎岁月，不如下定决心，用最简洁的办法推翻这个反动政权，重建汉族人的国家。至于为什么一定要说满洲人为异族政权，并没有多少道理，只是革命党人坚持不懈这样说，三人成虎，许多人也就觉得满洲人建立的大清国还真有点儿像外来政权，应该驱逐。

革命党人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但革命党人并没有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所谓推翻满清，其实只能利用甲午战争之后各地不断兴起或恢复的秘密结社也即会党，还有就是清政府在1895年之后建立的新军，因为这批新军在接受东西洋军事训练的同时，也多少接受了东西洋各国近代的新思想。

在利用会党、马贼等民间力量反抗清廷时，革命党人能够做的，其实就是利用在海外通过华侨华人募集来的钱购买武器弹药，然后将这些武器弹药交给这些民间力量，同时也要给他们一些钱作为补偿或军饷，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组织的重大武装起义使用最多的一种手段。而这些革命党领袖基本上处于流动状态，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偶尔通过特殊渠道返回国内，进行策动，因而这些起义从根本上说没有真正的民意基础，不可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不可能从根本上震撼清政府的政治统治。

同盟会成立后构成一定影响力的武装起义，还是从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开始算起。湖南的醴陵、浏阳和江西的萍乡、万载等县，为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处，其实就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因此是长江中游哥老会分支洪江会的活动区域。

在同盟会成立前，由黄兴任会长的华兴会谋划在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举行一次起义，在省城长沙进行一次连环爆炸，最好炸死前来行礼的清廷高官，然后乘机起事，扩大战果。只是华兴会本身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为了这次起义，华兴会只好联络各地会党共同参与，军事行动的实际领导人就是洪江会首领马福益。

然而由于风声走漏，华兴会长沙起义未及举行就被官府获知，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分头逃走，马福益或许因为江湖背景，相信有办法逃脱朝廷追捕，不料被官府抓获并被杀害。

黄兴、宋教仁等人先后逃往日本，他们在那里与孙中山会合并于第二年联合成立了同盟会，华兴会作为一个独立组织不再存在，但同盟会的总部支部其实就是原来华兴会的那些人，他们的工作重点依然是两湖即长江中游一带。

1906年春，刘道

一、蔡绍南受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委派返回湖南秘密发动会党或新军寻机起事，很快与华兴会旧部蒋翊武等人以及会党首领龚春台等取得联系。根据黄兴的指示，他们决定利用会党力量在萍浏醴三地同时发动，然后分兵进攻长沙、南昌，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充分利用军队中力量一起参与，因为会党不仅缺乏武器装备，而且缺少训练，无法持久，起义能否成功就看能动员多少新军反戈一击。

经过一段时间筹备，他们帮助龚春台联络哥老会各部，并重建了“六龙山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确立接受同盟会领导，以反满兴汉为宗旨。虽然保留了江湖会党的习惯、习气和做派，但毕竟接受了同盟会的领导，成为同盟会后来举行起义的重要凭借。

在同盟会的帮助下，六龙山洪江会发展迅猛，很快就集结了十万之众。只是人数众多并不意味着力量强大，反而因人数众多容易走漏风声。1906年底，龚春台、蔡绍南等通过各路码头发动起义，起义军迅速占领浏阳、萍乡一些地方，但由于起义军组织涣散、装备太差，起义在清军大规模围剿下很快结束，阵亡或被捕被杀害的义军将士不计其数。

当刘道一等人策划湘赣交界地区起义前后，孙中山也在利用地缘优势经营两广。他一直希望能在那里突破，因为那里不仅是他的故乡，人头熟，更重要的是那里天高皇帝远，大规模清军调动并不是那么容易。他希望在两广获得突破后，据两广为根据地，然后大举北伐，其内心深处的模仿对象大约就是洪秀全和他的天平军。孙中山后来在民国时代几次以两广为根据地策动革命，其实都有类似考虑。

在两广，孙中山依靠或者说凭借的力量与黄兴等人在两湖非常相似，主要也是会党，而且由于两广滨临大海，不仅方便接受从海外运送来的军火、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便于撤退，便于转移。孙中山的目标只是要不断惊动清廷，因为他从两广打到北京，不是不可能，而是根本不知要打到何年何月。

尽管如此，孙中山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自从1894年发誓推翻清朝以后，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地在两广发动武装起义，那真是英勇不屈，屡败屡战。1907年春，随着清廷立宪步伐加快，革命危机日趋加深，孙中山也加快了武装起义步伐，干脆在河内设立了比较固定的指挥机关，全面策划和指挥在两广及其周边地区的武装起义，于是有1907年的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1908年的钦州马笃山起义、河口起义等。这些起义虽然无不以失败而结束，无不付出沉重代价，但这些失败丝毫没有使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失去信心，相反，他们在失败中看到了希望，在失败中找到了经验。由此完全可以相信，假如不是辛亥革命获得了成功，不论革命党人怎样边缘化，怎样人数萎缩，相信孙中山一定都不会放弃，一定会坚持武装斗争到底。

3、民变：革命的背景与铺垫

1895年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到中国自由办厂开矿，中国由此进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时期，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矿产资源开采，各大中心城市相继成型，使大量农村人口因各种原因脱离土地，或是因为土地被工业发展所征用，或因乡村太穷流浪城市。总而言之，1895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流动人口日益增加，社会骚乱和社会冲突必然呈增长趋势。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量无工作无合法收入的流民普遍存在于城乡。

《辛丑条约》后，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清廷先是以新政相号召，继则开始轰轰烈烈的预备立宪运动。按照过去的说法，群众性骚乱或社会冲突一定是人民群众对腐朽政治的反抗，是一种体制性抗争。现在清廷新政了，立宪了，社会不是更安定了更和谐了，而是相反，社会骚乱和社会冲突却在这几年大幅度增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人民不能认同政治变革，还是另有原因在？

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甚至在非传统的现代社会，中国人对于政治并没有特别偏爱，假如不是政治找来，一般地说，老百姓并不关心政治上谁上台谁下台，这不是中国人没有政治常识，需要政治启蒙，而是中国政治传统使然。按照中国政治传统，政治从来就是“食肉者”的事情，只要这些职业政治家能够把持基本的社会公平，老百姓乐于放弃手中的权力，不会对政治有什么特别兴趣。老百姓的关怀是非常实在的，就是生老病死、吃穿住行，就是最简单又最实际的物质生活。

那么从这种观点看，为什么当新政发生后，当预备立宪发生后，中国社会的内在紧张不是消解了减弱了，而是更趋紧张更趋严重了呢？要弄清这中间的因果关联，还得从中国政治特征上找。

中国政治在很多时候最崇尚无为，君主无为，人民安宁。君主整天张罗着这事那事，人民不厌其烦。由此观察1901年之后的新政，中国政治生活其实走上了与先前很不一样的道路，新政本身就是一种作为，由新政又带动了相关各种各样的外观设施与事情，新政几乎没有考虑老百姓的实际力量，总是碍于西方文明的影响，以为事事处处都应该无条件模仿西方。不知治有本末，功有缓急；不知国之强弱，在于能否得人心，而不是徒有外表，徒有高楼大厦。新政处处要用钱，而那时国库空虚，每兴一事，必增一税或必加一赋，于是民怨沸腾，铤而走险。一旦民众的负担超过了他们实际上可以负担的界限，达到临界点，那么社会骚乱社会动荡就必不可免。这是清末十年社会冲突的关键。所以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方面，清廷最注意的要点就是一再重申不得向百姓随意加租随意加税，希望用最小代价去换取社会进步与发展。

然而朝廷的希望与要求每每落空。地方政府与豪强总是借着新政进行实体性建设，朝廷号召新政要建新学校，地方政府和豪强就乘机向民众摊派，向政府请款；朝廷号召办警察，维持地方秩序，地方政府与豪强也借机向民众征收保护费；朝廷鼓励各地重视商业开发实业，地方政府和豪强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商贾征收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总而言之，任何有为的政治，都会被地方所滥用，于是新政的效果不是给一般民众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而是随着新政项目的增加而增加了许多无端的苛捐杂税额外负担。这就是晚清最后十年社会冲突没有随着新政随着预备立宪而减少反而日趋增多的根本原因。

朝廷每一个有作为的新政，都成为地方政府尤其是豪强的一个商业机会，这些新政当然也给百姓带来一些好处，比如兴学、保商等。但从总体上说，从具体生活感受说，由于新政几乎都需要老百姓提供经济协助，因而新政越多，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负担越重，出钱越多。

有的地方精明的领导人或许会实行有节制的“养鱼”政策，不会一次性将老百姓盘剥干净，而是注意适度，注意让老百姓活下去。而有的地方，由于主事者短视或者太贪婪，总是竭泽而渔，所以使得那些地方的百姓不论坐商还是流民，总是处于贫困状态。于是民怨沸腾，社会冲突加剧。最严重的就像1910年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这里虽然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但自然灾害并没有使所有人没有粮食吃，而是有人饿死，有人反而乘着这样的机会做大米生意，赚取巨额利润。仔细分析长沙抢米风潮的根源，除了豪强、劣绅乘机赚钱外，也有地方政府乘机攫取不法利益，不顾人民死活的情事。

地方豪强是晚清十年社会冲突的根源，地方政府是地方豪强的政治靠山和分赃者。但是奇怪的是，清末十年所有社会冲突又总是被他们的话语强势所扭曲，原本毫无政治诉求的具体纷争，总是被地方豪强与地方政府相互勾结演化成一个政治的或者反政府，或者反体制的事件。他们按照这个口径向上一级汇报，这样既能洗刷他们的责任，又能激起上一级乃至朝廷的愤怒，所以晚清十年虽然每一个具体的经济诉求都被掩饰下来了，每一场社会冲突社会骚乱都被强力镇压或劝说下来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火种依然存在。

对于地方豪强操控社会的情形，清廷当然并不是一点都不知道，只是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因为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豪强，他们毕竟都是清廷政治统治的基础，因此朝廷对于他们总是睁只眼闭只眼，总是能让一分是一分，得过且过，大致以社会平稳不出大乱子为目标。所以，即便某个地方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只要地方政府息事宁人平息了事态，朝廷对于这些地方政府也就不再深究，更不会从中总结更深层的原因。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篇6

作为一个军事发烧友，我对当前社会有关军队的国防和国防思想深感不安，觉得有些误区和常识性问题需要说明一下：

一、军事装备和人的关系

现代战争应该是军事装备在系统中占90%，人员优势最多占10%，人员优势又包括人员素质和人员军事思想。所以评价一个国家的国防和军队的战争能力来看，我国应排在世界第六，亚洲第二。举个浅显的比喻，我国当前的军事水平顶多相当于美国的70、80年代的水平，意思是和美国有30-40年的差距，所以我国当前的军事准备和军事装备是相当落后的。

二、中国的国防政策

我国军事力量以陆军为主，缺乏战略投送力量，不得以才以防御为主。举个浅显的比喻，在不发生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我们是自保有余，进攻不足。这与我国现有七大军区的防御体制是一致的。

三、军事常识

1、网上经常听见或看见，并且是某某军事专家也这样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4代现代级驱逐舰是航母杀手。其装备的导弹可以击沉一艘航母。或者称现在我国的东风-21

或东风25也是航母杀手。

我可以说，这是非常不正确的认识，而且简直是无知的表现。

首先战争靠的是一个军事系统，任何武器装备是系统中的一个平台，所以现在打战拼的是系统。分开来讲，俄制现代级驱逐舰导弹有效射程为100－150公里，而美制航空母舰的防卫半径为450-650公里，意思是说，还没等现代级驱逐舰发射导弹，就会被航母战斗群击沉。

还有现在网上说什么可击沉一个航母战斗群，所谓保和攻击。但这个保和攻击是指舰艇、潜艇、轰炸机的综合攻击超过航母战斗群的防御能力。其实这个只是在理论上的，实际上很达实现。

我觉得最有效攻击航母的应该还是航母，就像一战时消灭坦克的应是还是坦克。

航母都是以飞机为进攻平台，举个例子，假如飞机的作战半径为1000公里，飞机上导弹有效射程为150-200公里，则航母的攻击半径就达1200公里左右，就目前的常规武器来讲，没有哪一种武器的有效射程有这么广，所以说消灭航母还是只能是航母。

四、中国危机

拿我国国内和国外的环境来看，现在国家面临的军事环境是最为恶劣的。南沙群岛部分岛礁、钓鱼岛和冲绳等已被

外国控制了20余年，拿国际法来讲，如果一个地方地外国有效控制了24年(具体我不记得了)，则这个地方就归占有国所有，所以上述争端在4年内再不解决，则中国有可能永远丢掉这些地方。还有中国的现在国内矛盾也非常严重，中国也确实需要一场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

综上，我个人认为，4年内中国必须有一场战争，且一定为一战。

就现在而言，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的准备战争了。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

1、军事思想必须革新

是时侯放弃诱敌深入，依靠人民战争来消灭敌人的战略思想了，必须前出建立400-500公里的战争预警带。

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均绝大多数位于沿海地带，签于现在航母的作战半径，我国必须前出，在海上建立400-500公里的控制区，用于预警。这样，才能避免损失。

2、废除军区制，建立兵种制，大力发展海军和空军，继续缩减陆军规模。成立三大舰队，以地里范围防御。重视天军的军事发展。

军区制浪费了我国有限的军事资源，占用了军队的编制，所以一定要废除军区制，建立兵种制，海空军不再隶属于陆军。

3、重视军事装备的研发，开成一种决定战争胜负的首

先是武器，其次才是人的意识。有什么样的武器打什么样的战。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篇7

勇推自我革命

读史可以鉴过往而知未来。近日，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对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作出了重要指示要求。结合“主题教育工作安排，我在前期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学《选编》《纲要》《摘编》等重要内容的基础上，重温党史和新中国史，认真研学《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现将学习心得体会汇报如下：

回溯历史，征途漫漫，功昭日月。中国共产党史是一部浴血奋战、苦难辉煌的战斗史，是一部艰苦卓绝、自力更生的建设史，更是一部刮骨疗毒、革故鼎新的自我革命史。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在党的孕育、诞生、成长和不断壮大过程中，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根植于血脉之中最鲜明的政治品格，也是新时代广大共产党员坚守初心的使命担当。

建党初期，我们党对一些思想不纯、立场不稳、信念不牢的党员、党组织以及“左”“右”两方面错误进行的坚决斗争是自我革命；长征途中，对党和军队中出现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展的无畏抵抗是自我革命；延安时期，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进行的整风运动是自我革命；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等同样是自我革命。这次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又一次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从严管党治党开局起步，以刀刃向内的担当和勇气，向顽瘴痼疾开刀，实现了又一次“凤凰涅槃”。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勇立时代潮头、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敢于刀刃向内、自揭伤疤。作为党员干部，我们要牢固树立理想信念，在勇推自我革命中坚守初心使命。

自我革命，就是要在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紧紧抓住坚定理想信念这个核心，不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扎实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就要在思想上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要持之以恒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努力达成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的目标要求。一是要向时代看齐。新时代新气象，新征程新作为。我们要紧跟总书记步伐，大踏步迈入新时代。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地质工作的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跨军改革的决策部署，自觉践行新时代地质工作者的初心使命。面对新的职能定位，自觉主动在提能升级、固强补弱上下足功夫，努力适应新的使命任务。二是要同历史问道。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主动向历史学，向实践学，向群众学，从党史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庚续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涵养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猎鹰精神”，我们党员干部要坚决在黄金部队的历史“拐点”上，烟台中心新征程的“起点”上，带领队伍积极进取、主动作为，高标准完成转制落编各项任务。三是要与自我对话。要经常性地与自我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敢于拿自己的错误认识“开刀”，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尘，特别是在在日益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和异常激烈的风险应对中，始终不能忘记“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经得起风浪、挡得住诱惑、守得牢底线、耐得了清贫。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篇8

结合我的家乡变化谈谈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决策的正当性

院系：水利与环境学院专业：地理信息科学姓名：杨茂胜学号：20130590226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从而在全国进行了真理标准大讨论，批判了“二个凡是”，人们的思想得到了不断地解放，特别是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国兴起持续经济大发展，从而奠定了目前国家空前发展与强大。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似乎一眨眼的功夫，改革开放的征途已经走过了整整30年。这30年里，我的家乡发生发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三十年的时间里，改革开放几乎走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角落，给我们的祖国揭开了一层又一层新的面纱；三十年的时间里，改革开放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中国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屹立于人民面前！

“车岭车到天，九岭爬九年”、“地无三里平，十里不同天”，这便是我的家乡，全省二个重点扶贫县之一的鲁山县地理概貌。鲁山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偏远自然村的数量与分散程度，为宁德的各个县(市、区)中少见。这些自然村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数百年的历史。由于地处偏远山区，这些自然村是当年红军、游击队的后方根据地。

由于闭塞、贫困，导致一些自然村群众的生活与外界隔绝。听父辈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位老干部下乡到达一个偏远自然村，随身携带着2斤香蕉送给一户农民。热情的女主人将香蕉洗净，切到锅里煮烂，然后端上餐桌招待客人。有些人一辈子没坐过车，也不知电灯为何物?据说，当年一些自然村群众第一次下山走亲戚，看到大村庄夜间亮起了电灯，惊奇地发问：这样的小葫芦也能发光?能不能帮我做一个?他们第一次看到汽车时，惊叹“灰楼房”怎么快的连人都赶不上!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的推进，原先村民们挤在狭小阴暗的老式平房，现在住进了宽敞明亮的现代化楼房；以前田间的农活都要靠自己辛苦的体力付出来完成，现在现代化的农用机器彻底改变了“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历史；以前狭窄小的土路，一下雨泥泞不堪，现在变成了宽阔的水泥大道，下雨天也不怕出不去了。更令人惊喜的是，镇与村、村与村之间开通了公交，村民们的出行变得异常方便起来。现在国家又减免了农业费，延续了2600年的“皇粮”——农业税，也被彻底取消了。父老乡亲们得到了实惠心里乐开了花。

鲁山素有廊桥之乡的美誉，现在生活好了，人们在物质文明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开始注意精神文明的发展，以鲁山犀溪乡为例，鲁山县政府正大力将其浓郁的古镇魅力展现给更多的人看。将其打造成生态第一乡，旅游第一乡。跟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人们尝到了甜头，坚定了信念。同时这样翻天覆地喜人的变化，也验证了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方针的正确性。

三十年风雨历程，谱写老区不朽篇章。作为全省46个重点老区县之一的鲁山是闽东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光荣的历史和重要地位。全县201个行政村中有老区村179个，其中老区基点村8个，基点自然村69个。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老区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调整产业结构，完善基础设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升到一个新台阶。

解放后，由于地处偏僻，受立地条件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甲坑村的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生产生活条件和各项事业建设长期滞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全村仍无路、无电、无水、无医疗站。由于长期饮用污染严重的田沟水，其中麻竹宅自然村甚至病灾蔓延。

2006年，甲坑村通往乡里的水泥路全线贯通，老区村的交通面貌得到全面改观。今年，从甲坑至麻竹宅自然村全长约5.5公里路程水泥硬化工程动工建设，水泥路延伸到老区自然村。

“路变好了，什么都值钱了。”甲坑村民主任叶申根告诉笔者，“几年来，村两委带领群众种种植优质观音茶与锥栗、柿、油柰、脐橙等果树，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村貌美了，村民富了，群众普遍过上幸福的日子，甲坑人民先后建起砖混结构的楼房，家家户户添置了电视机和其他家用电器。在村里，几乎人人有手机，个个有摩托车。

甲坑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绽放出勃勃生机。含溪：敢叫旧貌换新颜边远偏僻、山高坡陡的含溪村地处闽浙两省三县交界处，是老区基点村。1934年，叶秀蕃、范式人等在此秘密组织成立了“中共含溪区委”、“含溪中心区苏维埃政府”、“含溪中心区警卫连”。1935年，“福寿县委”机关迁入含溪，成立了新的“中共福寿县委”，闽东临时特委委员叶飞、阮英平、范式人召集各地斗争的负责人在含溪举行会议，组建“中共闽东特委”。

改革开放初期，含溪村人民的生活仍然十分困苦。

要想富，先通路。从1986年起，村民们自力更生，开始修路打开山门的艰辛历程。在省委组织部的挂钩帮扶下，1997年，含溪村里修了一条简易公路。今年，省委组织部下派干部杨小飞驻含溪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在他带领下，原简易公路被拓宽，并全程浇灌成水泥路。

基础设施的改善，为经济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村两委引领群众重点发展茶业、畜牧业、反季节蔬菜等特色产业，注重老区劳动力培训，从劳务信息、就业引导、技能培训等方面提供服务，有力促进了老区劳动力合理转移。

我带着大山的气息，带着勤劳纯朴，山里的农民也走向城镇、走向都市、走向文明。这不得不说是改革开放的功劳。改革开放早已不是三十年前的一句空话，而是在我们的身边无时不刻都能感受到它的关怀，它的存在。祝福祖国，祝福人民，是改革开放让我们有如此多的期待和梦想，让我们的家乡这样绚丽多姿！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富强！

下面谈谈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对国家来说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