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国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国（精选8篇）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国 篇1

《旧制度与大革命》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有人说，中国和法国在传统上是极为相似的两个国家。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书中所谈及的种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因此，该书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托克维尔抱怨短暂的王权专制统治给法国社会风尚带来的创伤，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上与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问题类似。托克维尔对充满暴力的大革命没有好感，认为它反而加剧了专制制度。他说：“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这就让我想起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不管立场如何，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样的。

托克维尔的一大主张是反对超越社会风尚现实去谈论社会的改造。试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谈到人民对法律的尊敬问题时，他认为，法国人法律观念的淡薄应该归咎于旧制度对风尚的塑造：“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而今天，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法治化，托克维尔的观点也许能够给我们以警示：在法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风尚，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促进风尚的改变呢？

托克维尔说，中央集权制导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里它的力量。”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比如对郎咸平观点的分析和批判），都是有益的。

另外，我感觉，中国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与当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有一点类似之处。这两者都是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出身论。从前，人们根据某些需要制定了它们，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在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看来，户口这个东西，正如从前法国农民眼中的贵族特权一样，将会变得毫无必要而且罪恶万分。托克维尔还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首都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凋敝：“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对应中国三农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惊人的相像。

最后，在结束这篇书评之前，谈一点对“保守主义”的感想。读完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我在想，托克维尔本人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解释历史，他真的期望这本书能给人们带来警惕吗？作为一位“保守主义”的学者，他怎么看待一部书能在人们心中引起的改变？然后，我就发现自己原先关于“保守主义”的看法是不准确的。说托克维尔是保守主义学者，这只是说他并不像他在书中描述的哪些18世纪的作家一样，号召人们去用激进的手段追求某个理想主义的东西；这并不意味者他主张现实坚固不可改变。保守主义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向人们强调，在决定社会的发展方面，“风尚”比“制度”更加基础，更加有力，所以，要想革新一个有疾病的社会，从“风尚”入手，要比从“革命”入手要更好些。而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希望能够为法国“风尚”的改变贡献一点作用吧。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国 篇2

关键词：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悖论

原标题: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悖论研究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18日

悖论1:为什么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所谓“悖论”, 也叫“二律背反”, 它指的是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比如, 康德的时间悖论和空间悖论:宇宙在时间上是无限的和宇宙在时间上是有限的这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 都可以得到证明;类似的还有, 宇宙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和宇宙在空间上是有限的这两个相反的命题也同时成立, 也都可以得到证明。

“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其中的“悖论”阐释是:经济繁荣使得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使得社会不稳定 (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这两个相反的命题同时成立, 都可以得到事实的证明。经济繁荣使得社会稳定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大量存在、不证自明的。经济繁荣使得社会不稳定 (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 这是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想要特别解读和说明的。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 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 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 “人口在增加, 财富增长得更快。个人继续发财致富, 他们变得更勤奋, 更富于事业心, 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法国民众“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 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在这样的形势下, 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地转换了自己的角色, 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 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 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 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 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 又不断从中作梗, 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 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简单地说, 经济繁荣一方面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又大大地刺激了人们更大的物资欲望, 在这个时候, 如果政府与民众争利并失信于民众, 政府的公信力就大大下降, 再加上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方面出现了欠缺, 人们的不满便像火山似的爆发出来。如此一来, 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一点对当下中国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当前, 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 物质财富的增加, 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一定的物质需求;另一方又大大地刺激了人们更大的物资欲望, 物质财富的增加赶不上物质欲望的膨胀速度, 反而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三十多年不断攀升的高房价, 其经济上的实质意义是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取高利而与民争利, 再加上在此过程中官员的贪腐和贫富分化加剧, 人们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如果社会停滞、不改革, 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 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于是, “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这样的历史关头, 经济繁荣不能自然而然地解决社会不公的问题和官员腐败问题, 甚至有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的可能。实际上, 托克维尔的所谓“经济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个悖论, 正是在提醒社会变革的主导者, 必须避免财富增加反而社会不公、社会不稳的局面, 必须革新出一种能够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

悖论2: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

该“悖论”蕴含的相悖因素本质上是辩证的:一方面改革 (量变) 与革命 (质变) 是相互区别的;另一方面改革 (量变) 与革命 (质变) 是相互统一的。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其实指的是改革 (量变) 与革命 (质变) 的相互统一性, 这一点在我们这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国度很容易理解。然而, 改革与革命是相互区别的这一点更值得今天的中国人深思和关切, 而且这一点容易被忽视。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 证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 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是一个真理, 也是我们在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理:存在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正是因为法国人在寻求改革的过程中, 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新的阶层涌现, 而旧的阶层就相对显得疲弱了。社会工商业发展的一定水平, 就会产生一个新兴的工商资产阶层。而传统权贵中的一部分, 也会参与工商贸易成为新富, 他们有可能会联合新阶层与旧权贵抗争, 为了获取自己的权利。若观察具体革命的过程, 你会发现首先发动三级会议, 让革命有了开始的, 正是那些贵族, 那些不拥有核心权利的贵族。若社会平稳发展, 那么新兴阶层也会平稳地通过较温和的手段获得权利。若社会各种矛盾因绝对君主制以往的压制和积累而并未化解, 由于突发的经济危机导致的物价高涨和失业增加, 大量的无产者就会成为各方可利用的力量, 不得不主动促使阶层权力结构的变化, 由此导致社会矛盾总爆发。在绝对君主制下不存在一个能稳定社会的中间阶层, 在这种情况下一发而不可收拾。而在那种一潭死水的农奴社会里, 自然不会有这种革命, 而会有因为饥荒瘟疫战乱导致的社会动荡和重复而已。

从改革到革命的具体过程是:由于法国支持北美的独立战争, 国王统治的法国财政破产, 为了拯救财政就必须实施财政改革, 征收新的税负。但是第三等级承受的税收负担已经十分沉重无法再增加, 所以新征收的税收就必须由以往享受各种免税优待的贵族和教士阶层来承受。但是他们受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影响, 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十分渴望能充分地由贵族来参与国家管理, 建立一种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这样才能避免国王专权带来的各种弊端。简单说, 国王你得拿权来和贵族交换钱。

当前, 中国社会背景复杂, 在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在有些地方时有激化, 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改革有某种相似性。不论是改革还是革命, 都是要调整既有的利益分配格局, 使之朝着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进行优化。所谓成功的改革, 往往是先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成为改革的受益者, 然后再使改革的目标受益者收获最大的那块改革红利;而所谓彻底的革命, 常常发生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都受到显著损害的时候, 这时候无论原有的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无法再照原样生活下去, 整个社会被搅成了一锅粥, 这种情况下, 从根本上重塑社会利益格局的革命自然在所难免。从这个意义上说, 还是把“改革”与“革命”区别开为好。这也是悖论“为什么法国人先寻求改革最后却导致革命?”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悖论3:为什么法国人追求自由的结果成了平等的仆役

平等、自由原初是启蒙思想家们的口号, 但是可能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提出的口号之间会相互的矛盾。其实这也是哲学上的悖论问题:概念的表层与深层的悖论。即是说:平等与自由在表层是相容的, 平等与自由二者都是人们的美好愿望, 平等是自由的前提, 自由是平等之后的状态。但是, 在深层里, 平等与自由是相悖的:平等要求每个人都按照相同的标准去发展, 要求建立权威, 来打击竞争者;但是自由却要消除权威, 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原则自由地发展。正是由于平等与自由在深层的相悖, 而大革命中的法国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一味认为平等与自由基本上是一回事, 是相容的。因此, 以自由与平等为圭臬的法国革命, 却以拿破仑专制而告终。追求自由的结果成了独裁政治下平等的仆役。这一点值得我们追求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深思。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描写的大革命, 自由与平等两股激情相互交织, 最终平等压倒了自由。自由与平等在大革命中的冲突, 除了两者学理上的深层悖论, 还在于法国旧制度以来一以贯之的政治专制与浓重的社会平等意识, 正是这些使法国人对专制政治产生了极强的依赖性。一个专制的社会里, 人们追求自由的结果往往是平等———专制下的奴役的平等。托克维尔指出:“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 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 也是第一个消失的。”因此, 要“在自由中享有平等, 在平等中自由地生活”必须铲除专制的根基, 致力于民主社会的建构。

总之, 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三大悖论中, 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三大启示:

第一, 要警惕经济繁荣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今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就很大, 但是社会状态却并不让人欣慰, 甚至有些矛盾问题还很尖锐很激烈。我们有很多党员干部对此感到委屈, 甚至认为是有些老百姓昧着良心说话做事, 于是对托克维尔书中讲的“繁荣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很有认同感。这确实是托克维尔书中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经济的繁荣必然要求政治和社会相应进步。如果经济发展了, 但政治文明和社会进步跟不上, 爆发矛盾与冲突是迟早的事。其实邓小平晚年也讲过类似的话:“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 发展起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对此, 我们正确的做法是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上下大功夫, 而不是因噎废食停滞不前。

第二, 要注意改革与革命的区别, 通过限制特权来化解社会情绪, 以免因为改革的失误导致动乱式的“革命”。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已经完全不承担事务与责任了, 可是其免税、免役、盘剥农民等等的特权却有增无减, 变本加厉。托克维尔在书中讲道:“摆脱了这帮人, 另一帮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 而且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 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 并计算一下, 若你能够的话, 农民心里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在今日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 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60余年的背景下, 如果我们一些人依恃特权趾高气扬、为所欲为、不思收敛, 就会引发群众情绪上的反感, 甚至出现行动上的反对。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转变工作作风, 出台八项规定, 就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很重要的举措之一。

第三, 在当下中国社会, 必须把平等与自由区分开来。人人都喜欢平等和自由, 但是这二者有时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在平等与自由之间托克维尔显然倾向后者, 这一点令人深思。托克维尔深情地说道:“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 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 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 促使他们彼此接近, 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 并一天天联合起来, 因为在公共事务中, 必须相互理解, 说服对方, 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 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 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 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 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 并且创造知识, 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政界、财界和学界都应该倾听托克维尔的这段心灵的呼声, 在中国社会改革和现代化转型过程中, 他们的作用必然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更为突出, 因而也是最需要读懂这本《旧制度与大革命》书的三个群体, “自由的丧失和重建”是政界、财界和学界在读过该书后最应该思考的命题。

参考文献

[1]Tocqueville.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M].New York, 1983.

[2]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旧制度与大革命 篇3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咸丰年间的一本古史，距今一百五十年，而且是洋古，怎么会引起中国人如此热议？看来还是革命与改革的老问题，让人欢喜让人愁。

自从李泽厚提出“告别革命”，一纸风行，跟进者众。能否像他那样“告别革命”？托克维尔不这样看。他不是王党，而是自由派贵族，这一派人最为可贵的不是贵族出身，恰恰相反，不因家世遭毁而一概反对革命。他告诉我们的是，1789年革命初起，确实有值得同情的理由，只是后来越搞越大，搞得人人自危，这才应该反对，应该检讨。他维护的是“小革命”，抵制的是“大革命”，尤其反对“革‘革命’的命”。如果放在20世纪，他一定会否定“十月革命”革“二月革命”，也反对1927年“国民大革命”革“1911年辛亥民国”的命。

革命可以分析为多个版本。如果局限于政治领域，或可称为“小革命”1.0，这样的革命不伤害社会，正好与教科书所言相反，应称“好得很”；如扩大为社会改造，则可称“中革命”2.0，开始向反面走，必须防范；再扩大，再持续，深入精神文化领域，不仅改造社会，还要改造人性，那就“糟得很”，只能称“大革命”3.0，那才是要告别，而且要反对。武昌起义第二年，黄兴回湖南与家乡父老议论，曾说到辛亥革命是革腐恶政府的命，万不能延及乡间社会，谁若这样干，谁就是罪人。这样的立场，与托克维尔庶几相通。

鲁迅曾贬损辛亥革命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是“绍兴城内虚无党的把戏”。按他所期盼，只能从绍兴城头一路“革”下去，先改造鲁镇、未庄，再改造吴妈、阿Q的“灵魂”，所谓“树人”，那就很危险。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有鲁迅这样的文人参与塑造，他们难耐1.0，呼唤2.0，直至3.0落地，首先送去“改造”的不是吴妈，而是他的追随者胡风。

托克维尔认为，危机多半发生在改革中途，而且是经济繁荣年代，这就颠覆了中国人此前一个革命观：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革命其实很“势利”，弹簧压得最紧，未必有反抗，一旦走向改革，弹簧松，社会则爆发报复性反弹，大规模抗议多半就发生在这时。这话说得很难听，有点像任志强说房产——“话糙理不糙”。但是，能否将这一逻辑再向前推一步，干脆说早知如此，那还不如不改革？或者更“糙”一把：我们就是不改革，你们又能怎么样？

如果这样读托克维尔，那就读岔了。他确实说过上述不利于革命的话，但他更为犀利的分析是在下一步：

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篇4

那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位传奇作家的传奇书籍。首先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这本书。之所以这样隆重的介绍这本书原因有三:一与个人，作为政治专业的学子，理应学习一些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而本书堪称政治学类书籍的经典著作。二与国家本书的破题口与我当代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目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曾经将改革比做触动人的灵魂还要难，而本书正是要触动人的灵魂，在甩开膀子的同时更要瞪大要珠子，积极从外国革命斗争中学习经验。三与时代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为代表的中共高层曾经大力推荐这本书，2012年11月30日中“我们现在

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日前，我党的十八大在京闭幕，贯彻落实学习十八大精神，紧紧跟进党中央的的政策精神，并以此为基础参与社会，增加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社会参与感，紧紧遵从习总书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指示，对于前事不忘，方可成就中国梦这种后起大事。综上三点，便是小编极力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接下来言归正传，该谈谈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我们从这本书的名字谈起，什么是旧制度，什么是大革命。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大革命自然是所谓的法国大革命，自然，旧制度就出来了，封建专制制度。本书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作者摒弃了时人常用的“大革命史”的写法，而将本书定位为“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把法国大革命置于整个法国史之中来观察，以问题主导模式来剖析大革命。

作者尽力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严肃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以及对史料文献的调查，对旧制度之下的社会和大革命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通过将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进行比较，更深刻地提示了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提出了许多关于革命的新观点。与革命倡导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不同，作者更强调自由的价值。

通过本书，你就可以了解一个真正的法国，一个在太阳王余辉照耀下垂死挣扎但无力摆脱逐步走向没落的法国。

在这里笔者推荐带着一个问题来读这本书：作者在文中曾经提到：民主和自由是不可以兼容的。民主政治带来的只是图有序表的自由。为什么民主和自由

是不可以兼容的。怎样可以兼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实现了民主和自由的兼容吗。这对于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又有怎样的意义。

一周后，我在这里等你的答案。

撰稿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二班

知行

2013--4---6篇二：《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原因与其说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说是改革者没能尽早行动和改革的无 能。————题记

通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感触很深刻。托克维尔并没有写出一部“大革命史”，而从研究者的角度分别剖析了大革命产生的背景：旧制度，大革命如何产生，又如何发展，最终又带来了什么影响。

托克维尔的研究让我明白：以良好目的出发的行动不一定带来良好地结果。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法国大革命虽然成功的推翻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革命走向了无序、失控和暴力，曾经追求的民主与自由最终带来了两次君主制复辟以及两次法国革命，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陷入了仇恨与反仇恨、专制与革命的恶性循环。

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在于服务于现在与将来。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和托克维尔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的发展思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经历的近三十五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已走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国家命运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改革如果破灭，革命必然发生”，如何避免革命，坚持改革，需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一、改革应坚持渐进性、有序性

“对于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始改革之时往往也是覆灭之时”。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革的失控。

和历朝历代被颠覆的政权一样，路易十六国王在下台以前，面对财政危机与经济危机，做出了很大的改革努力与妥协让步，然而这些改革或者不彻底、或者半途而废，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动荡，直到改革失控，革命的火焰无法阻挡。

例如，路易国王曾先后起用了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银行家内克、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等人主导财政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包括特权阶级在内的一切等级均需纳税。这项改革影响的利益过大，程度过于激进，严重触犯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在特权阶级的压力下，这些“救火队长”相继被免职，改革数次流产。这种政令颁布没多长时间又收回，再次颁布，再次收回的窘境，对于国王的公信力产生了巨大的打击，人民的对于改革的耐心逐渐被消磨，改革逐渐失序，革命的火种在这时其实已经点燃。

而接下来召开的三级会议，三个等级利益冲突严重，第一、第二等级又可以联合起来，轻易否决第三等级的议案，第三等级沦为摆设，问题依旧无法解决。改革的希望终于破灭，欺骗性的“三院制”议会组织形式，终于成为引爆大革命的导火索。革命的大火迅速熊熊燃烧、势不可挡。

当革命的狂热胜过了理性，一切的秩序就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压倒一切的狂风骤雨和暴力血腥。

改革失序引发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十分有借鉴意义。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激进改革导致的经济波动甚至社会动荡，90年代末的大批下岗分流的社会阵痛以后，改革者们及时吸取了经验教训。如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际效果为依据，采取稳定优先、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已经成为朝野共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也成为改革过程的核心议题和中国改革的最成功经验之一。唯有继续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有序性，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成功。

二、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命运

“旧制度”的法国是个“等级”社会：教士是第一等级，其次是贵族，最后是所谓的第三等级，它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由于国王通过与贵族和教士达成协议，以贵族和教士免税为条件，换取国王对其他人征收人头税的权力，因此，几乎完全豁免了贵族和教士的税收，而第三等级几乎承担国家税收的全部重负。

在旧制度瓦解的前夕，法国国家的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贵族和教士的免税特权根本无力维持，几乎谁都清楚，只有重新改革财税制度，互相妥协让步，才能继续维系既有格局，否则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教士都不会有好结果。

然而，由于贵族往往习惯了懒散的生活，面对征税的要求，贵族的反应似可用“强硬”两字来形容。他们宁可和国家这条“大船”一同倾覆，也不愿意做出一定牺牲，以维持现有体制的生命的延续。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绑架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大革命前夕的“囚徒困境”：大家都只看到了自己阶层的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于是好，大家一起走向灭亡。

当今中国的改革和当年路易国王遇到的困境如出一辙：随着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积累，已经形成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权贵集团、国有垄断集团及相关人员等，这些曾经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已经成为继续改革的最大反对者和主要阻力来源。这些阶层就好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贵族和教士阶级一样，既有能力、又会想方设法的维护现有制度和自己的既得利益，阻挠改革向“深水区”的继续进行，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因此，改革者的当务之急是以史为鉴，能够有勇气、有能力说服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做出让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唤醒大多数人对改革的支持，防止“囚徒困境”的悲剧在中国发生。

三、唯有坚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

路易十六上台的时间可以用“悲剧”来形容。他的前任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处在破产边缘的国家和所剩无几的改革时间。最终，虽然他尽力了，但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原因与其说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说是改革者没能尽早行动和改革的无能。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法国大革命革命的惨痛后果说明，如果可以选择，改革一定优于革命。因为改革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过程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完全不可控的。

我认为，唯有坚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现实的中国有很多有识之士在推动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改革共识，探索宪政民主之路。前车之鉴，历历在目，避免革命、坚持改革才是正道。继续改革需要的不仅仅智慧与勇气，更需要利益集团看得更加长远，主动做出妥协于让步，以更加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

最后重述我的观点：改革如果破灭，革命必然发生。中国的国家命运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避免革命，坚持改革，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不可以让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在中重演。篇三：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作者托克维尔，其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提出的五个现象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思考。

一、革命往往是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1 我们即将出台的有些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比如供电公司领导干部职级调整，照理说，这对供电公司全体领导干部都是一项利好政策，但却激起了供电公司领导干部的普遍非议，我认为这其中存在沟通上的问题，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

二、经济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2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我们生活中，现在看起来虽不会发生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但职场上偶尔也有类似的“悲剧”发生。我们每年推选一次后备干部，这为更多人进入组织的视野创造了条件，但往往在这过程中，也打击了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有的人也许努力工作就只是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但被推选为后备干部后，心态就发生了变化，目标就开始调高，开始自以为是，开始更严格的要求，更拼命的工作，一旦多年不被启用、或某一年落选，打击实在太大，还不如不被选入后备，也许工作的激情还可能保持得更长久。因此，我认为后备干部的选拔工作要严肃，纳入组织视野的人选可以多一点，但进行公示确认的，一定要量出为入，宁缺勿滥，要拿出选拔干部的标准和态度来选拔后备干部，提高后备干部的使用率，对整个干部队伍建设和员工发展可能会更好。

三、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非常精辟：

“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3 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

在国有企业，管理的方法与书中说的有点类似，不断鼓励员工在事业上“努力超越、追求卓越”，让员工全心全意将精力扑在事业上，追求进步，对维护企业上下贯通的管理 4 大有裨益，员工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管理上的对与错，大部分人也没有足够的胆量站出来去指责对与错，说什么就做什么，看起来执行力很强，但在政策的层层传递中，往往偏离了决策的初衷。

在托克维尔看来，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篇5

一、从旧制度到法国大革命：起源与原因 1.主旨

总的来说，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自路易十四以来，中央集权化的结果。这样的改革使得它“完全地丢掉了能对封建制度保护作用或为它服务的一切”（240），包括贵族、宗教、法律等社会机制，在平等、自由的口号下，大革命彻底的打碎了旧有的国家机器与传统规章，建立起来看似人人平等的脆弱的政治制度却为中央集权制的恢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中央的集权化

在农村地区，不同于英德，自13世纪始，法国就开始了废除农奴制，农民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从而使得农民对于土地的徭役、租金直接敏感。另一方面，法国农民摆脱了领主的统治，从而使得农民对于这种体制的不满直接等同于对于国家政权的不满。（72-73）古老的教区制度同样受到了中央权力的扭曲。（92）

在地方管理上，国王政府通过御前会议取代了全省四分之三的地方权力，控制税收、征兵以及公共工程乃至司法制定。当领主的权力被剥夺以后，他的责任例如赈灾等交由国家负责，国家成为事无巨细的统揽者。（79-81）

在城市的管理上，1692年普遍取消选举制度，城市各种职务开放买卖，城市的政府会议和公民大会逐渐退化，到了18世纪，人民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全体会议。特权显贵成为全民大会的主体，人民日益不再关心市镇事务。“因此在18世纪，各城市的政府便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87）摆脱这样的弊端的结果即是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隶属于中央政府。

巴黎的地位同样可以体现这一趋势。“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巴黎的自18世纪初规模就不断扩大。与各地不同的面貌特征逐渐消失不同，巴黎成为国家的原动力。（115）强大的汲取资源的能力使得巴黎的中心化于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化一起，成为政府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3.贵族的衰微化

不同于英国和普鲁士，18世纪的法国贵族无论在国家管理乃至农村事务上，都丧失了其政治权力，已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然而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大增加贵族成员个人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从属阶级，但同时仍旧上个享有特权的封闭阶级”（不是贵族而更像种姓），“他们的特权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国人厌恶”（240）。

封闭的贵族阶级一方面在内部排除中产阶级（新兴的资产者）加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人民漠不关心。这也就使得贵族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后革命的靶子。4.非宗教倾向

在此之前，人们攻击宗教时显示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乃至民众之中普遍弥漫着非宗教乃至反宗教的倾向。事实上，就教会本身而言，当时的流弊相较于过去、其他国家，法国的教会宽容得多。（190-191）

在托克维尔看来，“治反对精神由于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于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191）

因为教会主张尊重传统，承认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承认等级制作为社会基础，而这与启蒙运动弘扬的平等、理性格格不入。同时，由于宗教权力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直接面对私人的，因此首先从教会开刀。

与此相反，在美国和英国，“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195）失去了宗教的依附，使得革命中的人类精神失去了常态。

5.知识分子 “由于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从而普遍而抽象的理论代替具体事件的指导，使得一切法律体系都在攻击之下，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与现实的不满完全对立。（241）

“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史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感到惊奇。”（243）

二、超越时代的意义：核心的思考： 1.权力的边界

在书中，托克维尔蕴含着自由主义的权力观念，即“有限权力比无限权力更有效”。反自由主义者跟随着梅斯特尔抱怨自由主义不加鉴别地“对权威的憎恨”是现代最主要的、也是最可悲的特性之一。在施密特那里，自由主义作为现代反权力思潮的完美表述，只不过是“削弱国家的一套高明的方法”。法国大革命似乎印证了这样的批评。

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王权政府肆意扩张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从而带来了权力的危机。从洛克、休谟到康德，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权力自身，而是反对非法的、无限制和不负责任的权力。权力只有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行使，才能更有效的维护权威。2.自由与平等

托克维尔发现了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更容易满足于个体的平等，究竟是在奴役下的人人平等还是个体自由下的人人平等，他们不甚关心。

对于自由的阐述，则更为经典。“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他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207）

因此，“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208）在他看来，真正的热爱自由应当“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 3.文学与政治

托克维尔将大革命的爆发于文学指导政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作家们对于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的思考控制了舆论的导向，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交到了作家的手中，从而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奇怪的是，“我们取自文学的习气，却几乎丧失了对文学的年深日久的爱。”（188）

当然，对于文学与政治、公共生活的关系，在当代社会也需要多一种角度。在工具理性至上的现代性面前，一种如Martha Nussbaum 所提倡的“诗性正义”，更多的情感参与到公共生活的空间中，似乎也有裨益。因此，如何划定文学与政治的边界，思考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4.革命的悖论

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发生的，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难以忍受。（65）“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215）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篇6

学期伊始，我选修的《法国文明史》周老师热力推介我们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由于图书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全都被借出了，只找到了相关的一本《现在为什麽要读〈旧制度与大革民〉》的书籍，便先借来翻阅，方得知此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还有老师的推介之由。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该书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中国很多进步开明人士很早就注意到并研究与讨论法国大革命，这本书特别是有了中译本之后，它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关注对象，并被列为政治学的必读书目。随后我便带着急切阅读此书的欲望从网上下载了电子书版的《旧制度与大革民》，利用两周的空余时间将之通读，的确感悟颇深，受益匪浅。这本书思想触发点有很多，全书似在解疑，通读之，则引更多疑问与思考，带着很多疑问我查阅了一些学者书评，便在之后又通读了第二遍。接下来，我将在我的读书笔记基础上浅谈一些思考与感悟。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内容概述与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本书分为三编。

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

第一章托翁基于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疑惑，认为所谓的大革命的新鲜成果其实都是旧制度在新环境下的重新表现和完善，提出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原因的探索时不我待。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了宗教对大革命发生的障碍性作用，从而导致大革命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原因：一是宗教信仰与平等、自由、民主的18世纪哲学思想相悖，二是宗教对世俗的实际控制及其教会成员所享有的特权和优势地位所代表的等级制度与革命者对于平等的追求相冲突。同时分析说明了政治权力在大革命前的法国的无限集中趋势以及对特权的纵容，从而导致革命者为实现平等而欲完全摧毁的愿望，从而导致法国特殊的无政府状态。但大革命后基督教会和集权制的政府无一不重新振兴，由此证明摧毁宗教力量与削弱政治权力并不是大革命的根本和最终目的。大革命真正的敌人，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在欧洲普遍建立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大革命只是借用反宗教和无政府主义这两种形式作为实现革命的手段。第四章、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

第一章指出了法国农民在自由权利方面的进步性，进而再次提出革命爆发于桎梏最轻的地方的问题。与之相对应，贵族权力也已在革命前大大衰落：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已经不得不放弃了治理国家的政治权力，但誓死保住了经济上的特权，并使之不断扩大。第二章描绘了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真实权力结构——由国王亲自设立以加强集权为目的的新行政体系：由御前会议、总监、各省的总督、各县的总督助理组成。税收、征兵、筑路、救济以及部分立法和司法等，都由这一行政系统所控制。从而证明，中央集权乃是存在于大革命爆发前的旧体制，大革命只是对其的沿袭。第三章描写集权政府为财政卖官鬻爵的行为使得城市政府混乱不堪，地方自治权丧失，城市全民大会不再具有全民代表性，农村领主也不再进行治理。人民几乎完全退出了公共活动，人民所剩的，只有空洞的教区自由。第四章叙述集权政府对司法权的剥夺：中央政府通过特别法庭、调案等手段实际控制法庭的司法权，通过官员保证制庇护着自己的官员，使法律总是为政府所用。第五章讲述了中央集权在旧制度中的生命力何在：中央政府的这个夺权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是出于政府独揽大权的本能，也出于人民的某种自然倾向。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大革命后君主制度的重新恢复。总之，作者通过对旧制度下行政、司法等机制的描述得出，作为大革命成果之一的中央集权制，其实并不是大革命的发明，而是在旧制度中早已有之且已占据统治主体地位，大革命只是重新使之完善来适应新的时代。

接下来，托翁描述了这种中央集权制在旧制度下对社会和人们带来的影响。第六章形象的描绘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如何重塑了社会风尚：政府方面，官僚机构效率低下，权力交叉严重，轻视和随意更改法律；人民方面，养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依赖习惯，也不知何法可依，同时寄托所有希望于政府，认为一切成功的实现皆依靠政府的英明决策。第七章论述了由于中央集权制，首都巴黎成为全国的绝对主任，外省成为巴黎附庸，其行动皆以巴黎为指向标。从而导致日后革命自巴黎爆发后各省的蜂拥而至。第八、九章具体描绘了中央集权制下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不断分离和更加冷漠。贵族虽然日益贫困，与日益富有的资产者在财富、知识、思想、习惯方面差异越来越小，然而由于权力的差异，尤其是免税特权的差异，使得贵族对资产者始终蔑视，他们之间的界限始终分明。而且他们日益成为敌人。此外，资产者几乎全部住在城市，他们酷爱官职，这些官职也给他们带来某些特权，从而把他们与城市平民、农民也分隔开来。城市资产阶级内部也分裂为无数小团体，且越分越小，只图私利，毫无公共精神。最悲惨的是农民，他们被贵族和资产阶级抛弃，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兵役、劳役，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总之，社会各阶级的相互隔绝，处于稍有触动就会分崩离析的危险状态。第十章对中央集权制所带来的这种种弊病给出来源上的解释。历代国王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些贪欲，顺利筹集供自己挥霍的钱财，施行更多不平等的措施。这些不平等加剧了阶级之间的分离。随着这种趋势不断发展，国王为顺利实现集权、集财，进一步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由，限制三级会议，而这又进一步导致各阶级之间的分离和不团结。当各阶级之间陷入不团结的争吵时，地方自治变得更加困难，这就给中央集权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总之，这是一个循环作用过程。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作者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第一章里，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持有政治理想却对政治现实一无所知的文人掌握了法国的社会舆论。而由于被分离开和被抛弃太久，人民早已与公共政治生活脱节，于是盲目地追随由无政治经验的文人提出的大胆的“推倒重来”的政治理论，对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上的不可行性毫无预见。其结果是，文人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快速渗透了全民族的精神，从而导致了后来大革命因为理想的冲动而革命，产生的却是回归专制的畸形成果。第二章解释为什么反宗教成为普遍的情绪。由于文人在舆论中占有了主导地位，他们的理想主义政治原则和教会的宗教原则正好是相悖的，因此为了避免被孤立，无论是否与群众思想一致，均追随之乔装为反宗教的阶级。第三章论述了法国人对平等的执着和对自由的模糊态度。法国的经济学派传统上就强调平等，并不崇尚自由。而人民处于对等级制度的憎恨，也只是将平等作为第一需要。同时，作者认为人民对自由的热情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他也直言：“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第四至七章描述了四个看起来矛盾的事实，这些事实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刺激：一是路易十六政府着力于削减农民的不平等，在税收等各方面弥合差距，并开展公益事业进行救助等。这些措施在促进了公共繁荣的同时，激发了人们发财的欲望，但政府财政等方面和本身的局限性又妨碍了人们致富的步伐，这使得人们对政府更加仇恨；二是18世纪的一些显贵们同情农民，为农民大声呼号，但本质上对农民始终蔑视。他们言论没有使农民实际福利，只是刺激农民对自身处境的认知，点燃了农民心中的怒火；三是在大革命过程中，人民推翻旧制度时所使用的种种手段，恰恰是旧政府自己教给他们的，这些手段包括对制度、传统、产权和个人意愿的不尊重、草率不公的刑事诉讼等；四是路易十六推行一系列重大的司法、行政体制的改革，其初衷是顺应民意要求，改善社会状况，但相应的却破坏了制度和传统习俗，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最细节的平衡被扰乱，结果导致更大动荡的出现。同时，因为草率和鲁莽，许多制度在改革后很快重新恢复，这更加嫉妒了人民。第八章，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二、思考与感悟

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那么，是什么撬动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 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具体来看，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并因此保留有对资产阶级的蔑视和自由的性格。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可以说是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幸福指数最高的阶级。对于农民而言，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他们甚至没有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权利和机会。他们对自己的境况困住，又对它一无所知。他们的学识、认知都不足以使他们产生革命的念头。不可忽略的是，各阶级相互分离的趋势，使得他们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抑制革命发生的作用。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

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且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然而，若究其突发性所依赖的必然性基础，这些基础或许恰恰是阻碍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旧制度下的政治、社会形态。这些，造就了稳定又不无生命力的阶级。

革命之所以反复，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国人民选择了平等，而放弃了自由。正如托克维

尔认为，只有自由的制度才能杜绝专制集权统治。法国人民由着对平等的执着发起的革命最终结果却再次回到旧制度的框架和束缚中，所实现的平等不过是平等的被领导甚至奴役，因此这必定不会成为革命的结束。同时，人民也绝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平等。托克维尔这样有些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

革命之所以矛盾甚至对立，首先体现在旧制度的摧毁和重建。无论是宗教还是旧的政治体系、行政体系，虽然在彻底革命的要求下被暂时摧毁和抵制，但在革命后重新不可避免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继续领导、管理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中。而产生这一结果，一方面在于革命抱负的理想化，而没有具体的实践指南；另一方面便在于旧制度的许多不是非摧毁不可，人民甚至对于其中诸多的暂时消失而抱憾。与此同时，社会的进步与其对革命的催化作用也是矛盾的。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政治更加开明，压迫和特权不再死死压制人们，人民逐渐产生了对自身境况的认知和不公感，加之国王、贵族和善良的资产阶级的鼓舞，正是他们给了农民产生相对剥夺感的资格，从而激怒了他们进行对他们的反抗。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在历史与体制上法国与中国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有人说，中国和法国在传统上是极为相似的两个国家。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书中所谈及的种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因此，该书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托翁抱怨短暂的王权专制统治给法国社会风尚带来的创伤，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上与托翁所提出的问题类似。托翁对充满暴力的大革命没有好感，认为它反而加剧了专制制度。他说：“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这就让我想起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不管立场如何，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样的。托翁的一大主张是反对超越社会风尚现实去谈论社会的改造。他认为，法国人法律观念的淡薄应该归咎于旧制度对风尚的塑造：“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而今天，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法治化，托翁的观点也许能够给我们以警示：在法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风尚，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促进风尚的改变呢？

托翁说，中央集权制导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里它的力量。”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都是有益的。

另外，我感觉，中国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与当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有一点类似之处。

这两者都是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出身论。从前，人们根据某些需要制定了它们，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在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看来，户口这个东西，正如从前法国农民眼中的贵族特权一样，将会变得毫无必要而且罪恶万分。托克维尔还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首都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凋敝：“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对应中国三农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惊人的相像。

此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发有那些呢？

托翁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我们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以及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甚至有的因为矛盾较为尖锐导致流产，或者就是所说的暂停执行等等，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敏感，引起我们的思考。因此，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同时，更应该坚持的是，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适应新形势，改革不能停止，改革应该坚定不移，不畏艰难。

国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一切“民主公开”。一方面国家号召让人民体面地劳动、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诸如富土康的员工跳楼、官二代和富二代撞人、救母卖肾的事件不断发生，房价，油价，物价持续上涨，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官员、学者、网络上的言论不停地换起对穷人的同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些无不重蹈着法国的覆辙：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在互联网时代，压制社会各界对穷人的同情几乎不可能。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出发，关注和同情穷人都是正确的。但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使得穷人的欲望和怒火被点燃，而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一夜转型，实现政通人和。农民上访，工人罢工，张力正在加剧，危机正在迫近。中华民族实现稳定转型，更需要的是坚定不移的改革，破解难题。

经济繁荣也会加速革命的到来。托翁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

所以，托翁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我们的现实中，类似的现象或者是情况不容忽视的，只不过是没有更深切的关注。现在看起来虽不会发生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但现实中也有类似的“悲剧”的发生。我们的经济增长计划、我们环境保护要求、我们的调控措施、我们引导和鼓励资本投资、我们的人事制度等等，既调动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带来了较好的发展和繁荣，也引起了不满、矛盾纠纷，甚至是群体性事件，更为甚者，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公众的普遍不安，这是十分危险的。总面言之，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面对危机，需要智慧、勇气和胆略。

对于繁荣何以加速革命的到来，其实孔子早有判断，他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繁荣未必保证社会不会动荡，还可以从唐朝安史之乱中得到印证。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繁荣到了顶峰，国家仓库和农户家中存有大量粮食，而这不妨碍动荡和拐点的到来。就中国现状来说，一方面大量的私产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产被私有化，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密混合。国家管理措施不再只涉及公共领域，而是直接涉及亿万人的私人财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股市的**关联着万家的喜乐。长期调控仍走高的房价、过山车式的股价，挑动着亿万人神经。政府措施不当，诱发人民聚集起来向政府发泄不满。此前对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变得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国 篇7

新准则中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概念更注重流动性和变现能力, 并力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分类保持一致。旧准则中短期投资则是根据企业本身, 即管理当局的持有意图和准备持有的期限划分出来并进行定义的。本文将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新制度下的交易性金融资产与旧制度下的短期投资的不同之处。

一、两者确认条件的不同

1. 短期投资的确认条件。

在旧会计准则下, 短期投资应该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能够在公开市场交易并有明确的市价, 否则, 无法维持其“易变现”的特点。二是持有投资作为剩余资金的存放形式, 并保持短期投资的流动性和获利性。

2.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确认条件。

在新会计准则的规定下, 交易性金融资金产的确认条件为:一是取得该金融资产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二是属于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辨认金融工具组合的一部分, 且有客观证据表明企业近期采用短期获利方式对该组合进行管理。三是属于衍生工具。主要指期权和期货。满足以上条件之一的金融资产, 应当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如果一项金融资产被划作交易性金融资产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 (1) 企业取得该金融资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近期内出售, 获取差价, 而且企业初次确认时即确定其持有该项金融资产的目的是短期获利。所以, 旧准则下的仅仅是为了出售获利而进行的短期投资, 应当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2) 该项金融资产必须存在活跃的交易市场, 在市场上有报价, 从而其公允价值能够通过活跃市场取得或者说其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该项资产还可以随时变现。 (3) 该项金融资产可以是股票、债券、基金单位, 也可以是以股票或其他金融工具为标的的衍生金融工具, 但其必须是以公允价值计量并将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

二、取得时初始成本的确认与计量之间的区别

1. 短期投资的取得成本的确认与计量。

企业的短期投资应在取得时按投资成本入账。投资成本是指企业取得和各种股票、债券、基金时实际支付的的价款或者是放弃非现金资产的账面价值以及企业在购入各种债券、股票、基金时所支付的税金、手续费、经纪人佣金等一起购成短期投资成本。账务处理如下:

借:短期投资 (买价+税金及手续费等投资成本)

贷:银行存款或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2. 交易性金融资产取得成本的确认与计量。

企业取得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取得时的公允价值为初始成本, 其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就是指直接归属于购买、发行或者处置金融工具新增的外部费用, 应当在发生时计入投资收益, 不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成本入账。账务处理如下: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公允价值)

投资收益 (发生的相关交易费用)

贷:银行存款或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3. 分析二者的不同。

新准则规定, 交易性金融资产按其取得公允价值计量, 相关交易费用应该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即“投资收益”账户。旧准则规定, 将交易成本计入短期投资的初始成本中。因此, 旧的准则并不能真实地反映短期投资公允价值的变动对企业当期损益的影响, 新准则加强了对公允价值的考核。

三、账户的设置不同

1. 新准则规定, 交易性金融资产设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账户, 并且设置“成本”与“公允价值变动”两个明细科目账户, 用于反映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初始投资成本和其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还要设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其“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用于反映其公允价值变动的收益或损失。

2. 旧准则规定, 短期投资的会计处理需要设置“短期投资”账户, 用于反映短期投资的投资成本。

四、持有期间获得现金股利和利息的确认与计量的不同

(一) 交易性金融资产持有期间获得的现金股利和利息的确认和计量

股票投资的持有期间应在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现金股利应确认为投资收益;其在资产负债表日分期付息一次还本的债券投资在已到付息期时确认投资收益, 而不是冲减初始投资成本。一次性还本付息的债券投资应遵循重要性原则, 为简化核算期间, 可以不确认持有期间的投资收益。其基本账务处理如下所示:

1. 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或者发放债券利息时:

借:应收股利 (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持股比例)

应收利息 (资产负债表日按票面利率计算其应收利息) 贷:投资收益

2. 收到现金股票或者利息时: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股利 (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的现金股利*持

股比例)

应收利息 (资产负债表日按票面利率计算其应收利息) (二) 短期投资持有期间获得现金股利和利息的确认和计量短期投资持有期间获得的现金股利或者利息应在实际收到时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 冲减短期投资的价值 (但原初始计入“应收股利”或者“应收利息”的现金股利或者利息的除外, 应该冲减“应收股种”或者“应收利息”, 即对于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开始计息时, 投资单位不做处理, 持实际收到的现金股利或者利息时才进行账务处理并且作为投资成本的收回, 而不确认投资收益。

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股利 (初始取得时已计入应收项目的已宣告

发放但尚未领取的现金股利)

应收利息 (初始取得时已计入应收项目的已到付

息期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短期投资 (实际收到现金股利或者债券利息)

五、期末计价方法的不同

1. 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期末计价。

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在资产负债表日, 企业对其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而不是按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若账面余额与期末公允价值的不符, 则应调整该资产的价值, 同时将其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即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若公允价值高于账面余额, 则应按其差额: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若其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余额, 做相反会计分录, 则处理为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2. 短期投资的期末计价。

为了体现谨慎性原则, 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企业持有的短期投资, 应在期末或者至少在年度终了时以成本与市价孰低法计量。企业根据具体情况, 可以分别采用按投资总体、投资类别或单项投资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若市价低于成本, 按其差额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借:投资收益———计提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贷: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当已计提跌价准备的短期投资的市价又得以恢复时, 则应价按恢复的金额冲销已计提的跌价准备。若已计提跌价准备的短期投资市价高于成本, 则应将已计提的跌价准备全部冲回, 作相反的会计分录。

借: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贷:投资收益———计提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3. 二者之间的区别。

新准则规定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因公允价值变动引起公允价与账面余额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旧准则中, 短期投资期末按成本与市价孰低计量, 市价低于成本的应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计入当期的损益。

六、处置时的会计账务处理的不同

1. 交易性金融资产出售时的会计处理。

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企业在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时, 会发生交易费用, 将出售交易性金融资产实际收到的金额 (即出售价格减去交易费用的出售净收入)

借:银行存款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原账面余额) 借或贷: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借或贷:投资收益 (差额)

同时将原计入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反向转入“投资收益”账户, 其基本账务处理为: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贷:投资收益

或者是借:投资收益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2. 短期投资处置时的会计处理。

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已计提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冲销, 将获得的处置收入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 (短期投资的账面余额减去已计提的跌价准备的差额确认为投资损益。其处理为:

借:银行存款 (实际收到的处置收入)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已计提的跌价准备) 贷:短期投资 (余额)

借或贷:投资收益 (差额)

当有价证券的市价低于成本时, 按其差额借记“投资收益”账户, 贷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账户;若已提跌价准备的短期投资的市价以后又回升, 按回升增加的数额借记“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账户, 贷记“投资收益”账户。

摘要：新准则对旧准则下投资的内容作了较大变动。新准则的颁发使国内企业在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 使国内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更加适应国际化发展需求。其中, 新旧会计准则下交易性金融资产和短期投资在账户设置、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现金股利或利息的处理、期末计价方法以及处置时的会计处理等方面都有较大的不同。我们应该深入理解其区别, 以更好地实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

关键词：企业会计准则,交易性金融资产,短期投资

参考文献

[1]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核算解析[J].商业会计, 2007, (14) .

[2]孙玉芹.分析新旧准则下交易性金融资产与短期投资会计处理的区别[J].教育学院报, 2007, (4) .

[3]杨有红, 林纲.短期投资概念及相关账务处理[J].北京工商大学, 2000, (2) .

[4]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交易性金融资产的概念及处置[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1.

[5]刘冬荣.旧会计制度下的短期投资相关处理[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5:3.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国 篇8

作 者： [法] 托克维尔

译 者： 冯棠 / 桂裕芳 / 张芝联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12年

定 价： 48.00元

故事要从一则微博说起，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在几个月前发了一条微博：

“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他见的这个老领导就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只要在网上简单搜索，你就会发现王在各种场合对不同的人推荐此书。不仅是他，央行的副行长也在推荐此书。据说京城的高层前段时间都在热读该书，那么这本书到底有什么魔力呢？

看到《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名，总觉得非常眼熟，仔细想了想，这不就是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序言中所提到的那句名言：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的出处嘛。其实不仅追求自由是假，追求平等也是假的，霍姆斯说过：对于那种追求平等的热情，我毫无尊重之感，因为这种热情对我来说，只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妒忌而已。

我找来此书开始看起来，书并不厚，一天不到就能看完。书中提到的“大革命”就是指法国大革命，由于这场革命称得上是天翻地覆，因此相关的反思书籍不胜枚举，那本著名的《乌合之众》就是其中之一，不过托克维尔的视角略有不同。看完此书，我算是彻底明白了政府高层到底在担心什么，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社会状况，同现在的中国实在是太像了！

托克维尔出版此书的时间是1856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仅67年，原本他还准备写第二卷，可惜三年之后就因病去世。他出身贵族，短短的一生就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曾经是法国的外交部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后期就安心写作。托克维尔写完此书之后就被淹没于历史之中，国外掀起托克维尔的研究热潮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儿。

《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读者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嘛，老百姓活不下去了所以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远不是这么回事。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国家几乎全都是君主制和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这几乎颠覆了史学家的观点。革命并非从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而是从最轻的地方爆发，在压迫少的地方，人民反而最无法忍受。

以法国的近邻德意志为例，那时候的农民等同于农奴，农奴不得离开领主的庄园，如若敢私自离开，就要被通缉，抓回来之后还要受到惩罚。农奴的地位终身无法改变，职业也不得更改，能否结婚还要看主人的喜好，大部分时间要为领主服劳役。农奴的土地不能随意买卖，土地上种什么还要领主说了算，死后土地也不能全给儿子继承。

可是类似的情况在法国早就不存在了，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土地，农奴制早已经绝迹，农民不仅不是奴隶，而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农民拥有自己土地的比例几乎是全欧洲最高的。有一位法国评论家写过这么一段话：“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原因在于所有人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百姓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贷给别人还是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

看到这里你再想一想中国，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热衷于购买住房，住房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出售，目前中国的住房自有率已经是全球最高，调查显示，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远超世界60%左右的水平。在中国，下层老百姓的所有积蓄，基本上都是为了购买住房。虽然中国已经有了这么高的住房自有率，但是几乎每个人都在喊“买不起房子”。

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奴，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人这边会激发起更强烈的仇恨呢？作者给出了两个解释，第一是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第二是法国农民已经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试想，如果土地本就不是农民自己的，那么强加在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同他又有何干？德意志那边的农奴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虽然他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来个大革命，有这种大胆想法的只可能是自由民。

更加自由的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当时的法国国王）的财政总监说道：“原本可以用来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土地被平均分给5-6个孩子，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此后完全无法依靠土地生存。”这又变成了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更多的粮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却没有增加，大量没饭吃的年轻人最终要走上街头。

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路易十六也绝非人们印象中的残暴统治者。例如，国王的猎物在狩猎区边缘毁坏了农民的庄稼，国王还表示应该予以赔偿。并非是国王自己损毁了农田，而是国王在狩猎区饲养的野兽干的。

路易十六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公众舆论对国王的影响非常大，据说他自己实际上服从于公众舆论，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其表示敬畏。大多数外国人很难想象公众舆论在法国的权威地位，很难理解这股甚至能对国王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后来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法国正在进行飞速的改革，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护。

有趣的是，在这位开明、民主的国王统治下，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民众的仇恨情绪并非只针对国王，而是针对一切旧的制度。以至于有人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差，更有可能是：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法律压迫的人民，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其猛力地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权更好。在法国人看来，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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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谁？不是国王、不是大臣、不是贵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很吃惊？法国的知识分子同德国的完全不同，德国同行完全不问政治，只埋头于研究纯粹的哲学，但法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于公共事务，因此你完全可以称他们为法国的“公知”。

这些法国公知看到社会上特权泛滥，自然而然地觉得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并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思想。他们对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准备用新的蓝图重建整个社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从政的经历，一切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正因为他们脱离实际，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这套理论盲目相信，并充满热忱地加以传播。法国公知对于伴随着革命而来的破坏，连想都没想过。同样是因为愚昧，法国民众对于公知言听计从，衷心拥戴。

想想看，纳税人深受摊派之苦，听公知说人人均应平等，当然很是振奋；一个农民，种的庄稼被贵族养的马吃了，他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到谴责，自然是欢呼雀跃。就这样，每个老百姓都成了哲学家，政治被植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于是，公知控制了国家的舆论导向，摇身一变成了政治领袖，没人能够与公知争夺这个地位了。

公知不但获得了底层民众的认可，还获得了很多贵族的支持，不少贵族纷纷解囊资助公知的写作事业。这些贵族们完全忘掉了，一旦这些理论受到普遍承认，就不可避免的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最终要打破整个旧制度。于是你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幕，贵族们一边享受着缴税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一边又大力地抨击这些旧制度如何的荒谬，贵族们正在亲手埋葬他们自己。作者的评价是“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然这样盲目地促进自己的灭亡”，你是怎么也无法相信的。

最终大革命到来了，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没能预料到大革命的爆发，但是他们此前的所作所为，全都在促使革命更快的到来。革命之后，人们所期待的东西没有一个到来，来临的只是繁忙的砍头大戏。

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的“荣誉”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据勒庞描述，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断头台的效率惊人，21名吉伦特派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其中近代化学之父，著名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因为税务官的身份也被砍头。在临死前，他做了最后一项实验，他和刽子手约定，想知道头被砍下来之后，意识还能维持多久，他说脑袋掉下来他就眨眼睛，刽子手仔细数了数，一共眨了15下。不过这一说法不见于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