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共8篇）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 篇1

试论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族政策

庞丽春

桑植县官地坪镇中学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统一体，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代表。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我国的民族问题，并把它作为中国革命总问题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全心全意地为中国各民族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率领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干部，深入内蒙古、广西、云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党的组织，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和领导蒙古、苗、彝、壮、回等少数民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但是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点还在汉族地区，民族工作除个别省区外，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上。1927年“七·一五”政变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结束，国民革命失败，中国革命暂时转入低潮，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把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一直延续到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这一时期在中国革命史上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称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广泛转入农村，特别是红军长征时期，途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故民族工作提上了党的重要议事日程，通过和少数民族的接触，提高了对少数民族的认识，为党和红军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在处理解决所面临的复杂而紧迫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条件，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内容。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马列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贯主张。土地革命时期，针对国家党推行民族压迫和剥削政策，少数民族备受歧视和欺凌的现实，共产党和红军坚决主张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强调“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是平等的”。1931中 1 华苏维埃“一大”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国家。长征中，红军一再向少数民族宣传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1934年中央红军发布的《关于苗族人民的口号》就强调：“共产党是主张民族平等、民族自治、解放弱小民族的”。在贵州省镇宁县红军曾郑重宣告：“不论汉族、苗族、布依族；不论各民族人口多少都一律平等”，“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回合后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也严正声明：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成立真正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中华苏维埃。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仅大力宣传当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而且积极实践，身体力行。1935年，红军向大渡河挺进，但通道中隔着大凉山彝民区，由历史原因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影响，彝民对汉人怀着极深的猜忌和仇恨的心理，这对红军极为不利。红军严格遵守党的民族政策，向彝族人民宣传和解释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主张。红军的宣传和实际行动，打消了他们的疑虑，愿意结盟修好。于是，红军先谴队总司令刘伯承与彝民首领小叶丹杀鸡饮血，结拜为兄弟。结盟后，红军在彝族同胞的护送下顺利过境，这不仅粉碎了敌人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的阴谋，而且增进了民族团结，被传为历史的佳话。贺龙同志曾热情接待彝族同胞，亲临云南中甸喇嘛寺，宣传当地民族政策，并题赠一幅“兴盛番族”的红布横匾，使受尽民族歧视和压迫的藏族同胞深受感动。中央红军解放四川越西县时，曾打开监狱，释放了数百名长期被当作人质而监禁起来的彝族各家支大小头人，并宣布废除反动统治阶级推行的“挨班坐质”制。党和红军的这一系列行为具体体现了民族平等和睦团结的政策。

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族间的隔阂，增进了民族团结，使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道逐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二、主张民族自治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反复重申民族自治的政治主张。1928年党的六大提出了“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的民族纲领。1932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宪法大纲，主张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自治区域”。长征途径贵州，党提出“帮助苗族建立苏维埃制度的自治区域”。在彝民区，红军布告“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2 在藏民区党提出“组织番民游击队，发动番民斗争，建立番民政府”。在这期间，还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治的政权。在康北藏区，红军曾建立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博巴”意即“藏族人民”。博巴政府的组织系统比较完善，而且富有民族特色。有中央一级机构，也有县、区、乡基层政权。该政府在施政纲领中根据党的民族政策，提出一系列有关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除博巴政府以外还建立了冕宁县革命委员会，豫海县回民政府自治机构。有些自治政府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给苦难中挣扎的各民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提出了“自决”和“联帮制”的主张，来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经过实践证明，这不适合我国国情。党在早期提出这一主张，是有其根本原因的。党处在幼年时期，理论不成熟，认识不充分，不加选择的照搬本本和苏联的经验，随着革命的变化和发展，长征开始后，党逐步把各民族的团结统一和让少数民族在统一国家中实行区域自治的主张放到首位。但同时仍然承认民族自决权，主张实行联帮制，经过反复实践，到1941年党中内发布的《陕甘宁边区实行纲领》中，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了首次纲领性的规定，一个完全符合中国各民族实际的民族政策纲领才最终诞生，到1949年9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正式确立，成为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

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认真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是该民族特征的主要组成部分，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有着密切联系，正确执行党的宗教政策对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这都是我党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

红军在各民族地区，都十分尊重其风俗习惯。曾大力宣传“尊重彝人风俗”，切实尊重苗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反对伤害回、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的主张。红军每到一地，都认真调查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令战士严格执行。中央红军刘伯承与小叶丹饮血结盟，是红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一个范例。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回民区域，党要求红军指战员每到一地，除非得到回民同意才准进入回民村庄宿营，否则应露营。在回民区不得吃猪肉和猪制品，红一方面军从甘肃静宁县向宁区西吉县回民区出发的前一天，毛泽东叫陈昌奉把为他准备的一口袋猪油炸的干粮全部送给了当地的老乡。为红军树立了榜样。党的这一政策为 3 消除民族隔阂，加强民族团结起了积极作用。

在语言文字方面，党多次提出少数民族有使用自己语言的自由。1931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苏维埃政权要在这些民族中发展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同时大会指出苏维埃共和国必须特别注意民族共和国与自治区域内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提高，必须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与印刷馆，允许在一切政府的机关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文件选集》）红军在长征中，十分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不仅提倡汉族“学番民语言”和各少数民族的语言，优待遒司（翻译）。而且把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编成歌谣来唱。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布文告时，除了使用汉文外，还使用藏文和回文。据记载，国民党政府西康宣慰使诺那**，在康北被俘，送交红军总部，在当地民族政策的感召下，由敌视、诋毁转而志愿教红军学习藏语藏文和藏族歌谣。红军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与国民党反动派咒骂少数民族语言是什么“蛮语黑话”、“兽言鸟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政策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沟通了民族间的感情，增进了民族团结。

党和红军在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上特别慎重。长征进入宗教信仰特别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后，认真执行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使党的宗教政策也进一步完善。党明确宣布：“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准许人民信仰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允许还俗”，“反对侮辱回教，清真寺财产由回民选人管理”等。严禁规定保护寺庙。红二、六军团进入藏区后，用藏文书写了保护寺庙的布告规定：“严禁经营与毁坏经典、神像及祭仪”。李先念率领三十军在甘孜藏区曾颁布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人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另外，党和红军对**、喇嘛直接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在云南时，贺龙亲自向喇嘛寺赠送“兴盛番族”的横副，在四川乡城县时，王震、肖克给桑披喇嘛寺纳瓜**赠送了锦旗。朱德在云南和甘南曾多次亲临清真寺教堂与其教民首领谈话，使他们对党和红军的宗旨和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感召下，白利寺的格达**及其他许多信教爱国者，作为虔诚的宗教徒，曾勇敢地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积极支援红军。有的还为民族解放贡献了鲜血和生命。

在长征以前，党的文献中涉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认真执行 4 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政策的内容很少，特别是关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这一内容几乎没有。这一民族政策可以说是党和红军在长征中遇到一些实际问题，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的一些解放这些问题的方法与口号上升而来。关于语言文字方面所提出的一些主张具有超前性。因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无法按这一政策和主张去办。比如上面谈到的“为国内少数民族设立完全应用民族语言文字的学校、编辑馆、印刷馆”，由于当时正处在战乱时期，面临的是如何消灭强大的敌人，因此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办那样的学校、编辑馆、印刷馆。不过，待革命胜利后这就会变成现实。

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大胆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并开始注重培养。在1931年中华苏维埃“一大”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尽量引进当地民族干部担任国家的管理工作”，强调“注意当地干部的培养与提高，消灭民族间的仇视和成见”。长征以后，党对这一问题更加重视，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在少数民族地区，使用本民族干部，比汉族干部易开展工作，易取得成效。因为民族干部来自本民族人民群众，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和天然的感情，熟悉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和现状，通晓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懂得本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同本民族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要求。民族干部的这些长处和特有的作用是外来干部难以代替的。所以，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决议指出，当前的工作中心之一是“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的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文件选集》第十册）在军队中当某个民族的人数较多的时候就成立该民族的单独的连队，从中选拔和培养他们的自己的干部。

长征前，党在广西壮族和瑶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在海南岛黎族和苗族地区，在湖南湖北两省地土家族地区，在浙南和闽东地畲族地区都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干部。长征时又通过各种途径，吸收和培养一批少数民族干部。如在四川甘孜办藏族干部学校，培养从事翻译、宣传、后勤和群众工作的藏族干部；在回族地区，组织短期训练班，培养干部，以充分发挥少数民族干部的作用，沟通同少数民族的联系。红二十一师师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韦拔群，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经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黄治锋，红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明春等都是壮族还有土家族的李勋、陈宗瑜，苗族的黄冕昌，彝族的罗炳辉等 5 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在土地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民族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培养、提拔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为当时形势所需，主要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培养，而且只是根据革命的需要在小范围内进行的。

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处在探索时期，还不够成熟和完善。但是，它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民族政策的实行，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民族地区，实现前所未有的大转移。1934—1936，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征中，途径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下，如果没有少数民族的帮助，战略转移是难以完成。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复杂、民族隔阂深，当红军进入这些地区后，蒋介石就妄图借助民族地区的险阻和挑起民族仇杀，然后一举歼灭红军。但是我党和红军凭借正确的民族政策，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长征期间，党和红军坚持党的民族工作的方针，努力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教育红军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维护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党的民族政策的鼓舞和号召下，在红军的模范行动深刻的教育下，各少数民族人民踊跃参军，自觉为红军当向导、送粮草、救护伤病员，并协同红军作战，为红军北上抗日提供可靠的帮助和方便。少数民族人民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行，推动了民族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红军长征途中，经过了苗、瑶、侗、布依、纳西、彝、藏等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红军进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援，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并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推动其革命斗争。在党和红军的帮助下，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一批红色政权，这些自治政权在领导各族人民实现民族平等、团结，进行了土地革命，扩红支前等方面，起了积极了作用。另外，还帮助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武装。如冕宁的抗日军，帮助彝族成立“中国彝民红军沽鸿支队”等，这些民族武装在配合红军打仗，保卫胜利果实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总之，在土地革命时，共产党领导瑶、土家、苗、黎等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起建立了左右江市湘鄂西、海南岛等根据地，并建立了少数民族人民和汉族人民联合的革命政权，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并肩战斗，共同管理，当地和各民族内部事务，表现了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关系，为土地革命斗争做出贡 6 献。

在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行，为今后制定更成熟的民族政策提供了经验。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华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是制定正确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建党初期，党在理论上不成熟，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即“自由分离权”的口号，照搬苏联经验，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到了遵义会议以后，才走上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此后，在民族问题上，党一方面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方法，另一方面强调要调查我国民族的实际问题，把二者结合起来，以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求是地调整方针、政策，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重要环节。在土地革命时期，党通过对少数民族的感性认识和实践经验的增长，来逐步调整方针、政策。在毛儿盖会议以前，党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建立的是苏维埃政权，毛儿盖会议开始认识到：我们不能用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一般的组织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是不适当的，继而转向成立民族的自治政权。从1936年5月起，但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设想。这就使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日益趋于完善。

经过调查研究，加深对民族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是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的前提。党和红军长征时每到一个地方都派专人对该地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并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发布切合该民族具体情况的宣传品、布告、传单、图画、标语等，这样减少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把党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可靠根据的基础上。

结束语

土地革命时期，我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民族政策还不够完善，实行中难免有失误，但是它却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才能正确的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才能消除民族的对立和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 篇2

一、标语概述

(一) 标语的起源

标语作为一种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文字, 简短、醒目, 并带有明确的说服目的, 在我国古已有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贵贱, 均贫富”等都可视为标语口号的雏形。可见, 在古代, 虽然没有出现“标语”这个词, 但实质上秦汉时期我国就产生了标语。[1]

(二) 标语的特点和分类

标语通常以一种简单易懂的语言, 在某一场合或某一时间清晰而又准确的表达一项内容, 具有通俗、简约、明确、生动、时效性强等特点。标语一般是用特大号字体书写、制成横幅悬挂, 或者在道路两边、建筑物上直接粉刷的大字。按照不同的标准, 标语分为不同的类型。按照标语内容的不同, 标语分为政治性或政策性标语、经济性标语、文化类标语。按照标语张贴的地域不同, 标语分为城市标语、农村标语和社区标语等。按照标语的形式和材料不同, 可分为墙上标语、纸上标语、条幅标语和网络标语等。[2]按照标语时效的不同, 标语可分为临时性的和长期性的标语两类。

(三) 标语的来源

标语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内容十分广泛, 大到国家的方针政策, 小到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可以通过标语加以反映。标语的张贴一般是在公共场所, 而公共场所空间的利用必须经过公共权力的允许。从某种程度上说, 标语更多的是一种公共权力的体现。在中国, 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标语口号的来源渠道是特定的, 主要来自于三方面, 权威人士、重要会议 (机构、组织等) 及特定人物。[3]

(四) 标语与口号的关系

《现代汉语辞海》中对口号的解释为“供人呼喊的具有鼓动性或煽动性的词、短语或短句。”标语和口号有很多相通之处, 二者都是使用具有鼓动性质的简短文字来达到某种目的, 可以相互转化, 口头呼喊则为口号, 张贴出来则为标语。再有, 二者的英文解释都是slogan。二者的相异之处在于, 和口号相比, 标语更加书面化, 更加规范;口号是动态的有声的, 标语则是静态的无声的。然而,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 标语和口号正逐渐融为一体, 难以区分。很多时候, 政府机关部门或一个活动的组织者, 往往集中提出一些宣传口号, 却通过电视、报纸、网络、文电、标语等形式, 以文字方式展示出来, 而并非仅仅局限于口头传播。可见,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行为方式的变化, 即使是“口号”也越来越趋向于通过文字方式来加以表达。那种传统意义上的, 仅仅通过集会、游行去口头呼喊而表达的口号已越来越少。[4]

二、土地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标语的历史变迁

标语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宣传工作的一条重要途径, 不同时期的时代要求决定了不同时期标语的差异。同时, 标语的变化也受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物质条件的影响, 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标语的表现形式、制作材料和内容表达。

(一) 土地革命以来标语表现形式的演变

土地革命时期, 为了更好地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和纲领文件, 广大苏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靠集体智慧, 发挥聪明才智, 发明了多种多样的标语形式。以中央苏区红色标语为例, 从目前实物考证来看, 有碑刻标语、石壁标语、桥板标语、墙体标语、立柱标语、横幅标语、布告标语、渡船标语、车体标语、竹片标语等等十几大类。[5]其中石刻标语的形式有立刻、横刻, 字数有多有少, 字道有大有小, 字体有楷书、行书、隶书、宋体。[6]在现在看来, 这一时期的标语形式简单粗糙, 但在当时却灵活地创造出超强的革命舆论氛围, 对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 打击敌人, 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建国以后, 标语形式最多、最集中的时期就是“文革”时期。在那个可以被称为标语的海洋的时期, 标语主要有两种类型:红色标语和白色标语。红色标语就是做正面宣传用的;白色标语通常是用来批判“阶级敌人”, 它们不仅能书写在墙头, 甚至还能书写在人们喝水的杯子, 吃饭的饭盒, 穿的工作服, 洗脸的毛巾上, 产品使用说明书上, 书画作品上, 学校教科书上等。[7]各种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那个特殊的时代, 群众、组织可以自己随意制作、张贴标语, 经常出现标语过多, 墙体不够用的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 标语较之前相比, 大为减少。随着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的提升, 标语的形式也更加多样化、现代化和国际化。电视、广播、报纸、网络多种传播媒体综合作用, 特别是电子标语, 有的布置在高大的建筑物上, 有的矗立在特制的支撑架上, 体型巨大, 视野开阔, 以滚动的形式不间断地展示各种信息, 很好地适应了公共场所人员流动性大的特点。除了公共场所外, 一些企事业单位、学校也设置了这种电子屏。它们的文字书写、版面设置、内容更新都是通过电脑来完成, 此类标语直观形象、生动活泼、内容更新快、无污染, 同时图文结合、音像并茂, 受到人们的青睐, 必定会成为标语口号大家族的宠儿。如果使用得当, 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二) 土地革命以来标语制作材料的发展

土地革命时期,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墙头标语、石刻标语和纸质标语应用十分广泛。墙头标语一般是用石灰水、木炭等物质写在墙壁上的标语, 由于成本较小, 操作方便, 影响力又大, 故它是苏区使用得最多的一种标语宣传形式。石刻标语就是通过凿子等器具将宣传文字刻在石头上。这种标语不易被移动和铲除, 具有保存时间长, 花费资金少的特点。纸质标语就是把宣传内容写在纸上, 张贴在公共场所, 比如会场。但是成本高, 不易保存, 不便行军携带, 保留至今的已不多见, 其内容大多是与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相关联。[8]

建国以后, 随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 物质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 标语的制作材料也更加多样。例如“文革”时期, 不论是红色标语还是白色标语, 书写的大小尺寸繁多, 小到手挥的三角旗, 大到1米多见方一个字的巨幅标语;书写工具从用大小毛笔到各式排笔、刷子、扫帚;书写载体, 从纸张、各式质地的大小条幅、建筑物墙体, 到道路的地面, 甚至写在、贴在被批斗者的衣服上、身上等。[9]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标语的制作也大大改进, 越来越体现科技化、环保化、国际化。传统的纸质标语仅仅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或城乡结合部出现。在城市和发达地区, 标语的质量非常考究, 一般为质地很好的布料制成的面积大小各异、长短不一的横幅, 运用现代声光电制作的霓虹灯也不鲜见。[10]标语的制作材料实现了更新换代, 传播效果也大大增强。

(三) 土地革命以来标语内容表达的变化

土地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标语的内容主要是宣传当时的方针政策以及经济文化主张, 启发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 这一时期的标语大到3000字的《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劳动法令 (草案) 》, 小到短小精悍的口号、对联。例如:“斧头劈开新世界, 镰刀割断旧乾坤”、“革命修谈封建化, 青年续读列宁书”, [11]读起来朗朗上口, 引人思考。“九一八”事件后, 民族矛盾激化, “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 “把鬼子赶回老家去”等激情的抗日救亡口号相继出现, 这些口号很快成为了时代呐喊的最强音。

建国以后, 以1957年大跃进为界, 分为两个时期。建国初期, 举国沉浸在喜悦之中, 这一时期的标语多是领袖语录和社论标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为人民服务”、“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等。从大跃进开始到“文革”, 政治运动频繁, 标语也充满了政治色彩,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文革时期, 除了那些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口号之外, 大量的口号都带有批斗性和攻击性, 并出现了“大字报”这种独特的标语载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文攻武卫, 针锋相对”等。这些在人们集体无理性的状态下出现的标语充分地映射了当时那个充斥着“阶级斗争”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后, 标语口号的政治宣传类内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而倡导社会公德、文明素养等的公益类内容越来越多, 这与整个社会的进步是紧密相关的。标语内容主要以经济为主, 逐步过渡到关注社会生活, 还出现了一些公益标语、商业标语、环保标语等。在语言表达上也更加人性化、国际化。代表性的标语例如:“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打工远离家乡, 亲人牵挂安全”、“阿爸, 我也在过马路”、钟表店的“一表人才, 一见钟情”和“地球资源有限, 尽量不要使用一次性消耗品” (配有英语翻译) 等。丰富多彩的车贴也很有个性, 如:“我是面瓜, 请多关照”、“女司机+磨合期+头一次=女魔头”。近年来又出现了文字画式的标语和卡通式的标语, 更能吸引读者的注意, 从而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

三、土地革命以来标语的变迁对今后标语发展的参考价值

建党90周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文化水平不断提升, 党员结构逐步年轻化、精英化, 这为新标语的创造准备了大量人才。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各种新的传播手段的普及为新标语的产生提供了技术准备。结合土地革命以来标语的历史变迁过程和标语的现状, 今后标语发展还应注意坚持以下原则:

(一) 标语的传播要坚持方向原则和层次原则相结合, 既要有明确的政治方向, 又要讲究标语的灵活性和科学性

方向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要有明确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 要与共产党的纲领和宗旨相一致。标语作为共产党的重要传播手段, 也要体现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 这是其根本原则, 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邓小平说:“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 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 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12]标语的制定者要加强自身修养, 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标语制定者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群众对标语的态度。标语的宣传要讲究层次, 要根据不同群众的思想层次特点, 综合其他因素, 灵活选择标语的内容和数量, 注意科学有效。在宣传方法上, 标语是列宁灌输理论的一种方法论体现。从历史上看, 任何东西都经不起无节制的滥用, 标语也是如此。标语口号是一种精神感召, 存在“边际效应递减”问题, 过多过滥的标语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 使人们视觉麻木, 更是一种劳民伤财的行为, 是一种形式主义。标语数量的多少应该视情况而定, 关键在于标语口号的宣传效果, 要讲究科学。

(二) 标语的传播要坚持求实原则和创新原则相结合, 既要实事求是地宣传标语, 又要在传播媒介上与时俱进、大胆创新

求是原则也就是实事求是原则, 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根本原则。标语的内容拟定要在长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 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不行的, 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不能弄虚作假, 不能浮夸。在标语的传播形式和方法上, 与之前相比当今的标语已经进步很大, 但仍对现有媒介资源运用不足, 对新媒体的开发不够。大部分的宣传形式还局限于纸质媒介、广告牌、墙体等, 缺乏对新媒体 (如网络媒体、电子公告牌) 的利用。21世纪的今天, 社会步入数字化时代, 如果再以单调呆板的 (例如横幅) 标语形式来达到某种社会目的就好像是拿过时的步枪参加数字化战争、用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来与方正谷歌竞争, 就不仅仅是形式主义的问题了, 更多已经成为一种生产力、创新力的问题了。当然,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我们也可以吸收到标语的传播中。例如民间艺术剪纸之乡福建柘荣县采用民间剪纸的方式制作人口和计划生育标语口号;四川成都还出现了水墨画形式的标语, 这些都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在标语传播媒介的选择上,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三) 标语的宣传要坚持民主原则和主体原则相结合, 既要对群众思想进行疏通和引导, 又要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 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从本质上说, 民主原则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疏导原则。让群众对他们关心的问题畅所欲言, 把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充分表达出来, 教育者针对其思想症结, 加以正确和积极地教育引导, 就是疏导。在此过程中, 要充分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 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时下, 大部分的标语都是自官方或官方控制管理, 这些标语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自上而下的宣讲、动员。只有官员对民众的要求, 强势对弱势的呵斥。例如, 在大街上经常看到“坚决打击犯罪分子”, 却从来没有“警察必须公正执法”。[13]这说明, 我国政府的官本位思想还没有改变。此外, 标语的出台要充分吸纳民意, 体现群众利益。此外, 这是一个信息时代, 网民的力量不可小觑, 标语的出台也应适当参考网民的意见。最近, 很多网络流行语开始变成标语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骑电动车的人, 你妈妈叫你不要骑太快, 等你回家才吃饭”、“喝酒别开车, 打的吧, 咱不差钱!”。这对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化”标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其在制度设计和政府决策之后, 通过标语来宣传和告知, 不如在立法和行政程序中充分吸纳民意, 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这样既有利于制度的推行, 又有利于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标语虽小, 其本身是社会存在的一种反映, 背后折射着政府的执政理念、社会的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诸多矛盾等。今天我们研究标语的变迁过程不但为今后标语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和建议, 也是为中国未来传媒事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参考文献

[1]曹丽环.建国以来我国标语的衍化[J].边疆经济与文化, 2008 (11) :70.

[2]杜创国, 张盛华.标语与公共治理问题研究引论[J].公共行政, 2009:2.

[3]韩承鹏.标语口号文化透视[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0:46.

[4]王志强.中国的标语口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5.

[5][8]杨宇光.中央苏区红色标语的历史考察与当代价值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 2010:20.

[6][10][11]韩承鹏.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D].上海:复旦大学, 2007:55-57.

[7][9]缑晓毅.建国以来口号宣传研究[D].西安:长安大学, 2008:29.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10.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 篇3

[关键词]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教育；举措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民阶级的教育工作进行了许多积极且有意义的探索，集中表现为充分保障工农群众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改革教育体制与内容、推动教育与生产的结合、发动群众兴办学校等方面。

一、保障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优先受教育的权利

1934年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的第十二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首先应在青年劳动群众中施行，并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切权利，积极的引导他们参加政治和文化的革命生活，以发展新的社会力量。”[1]

值得注意的是，苏区的教育不仅以保障工农劳苦大众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而且把工农劳苦大众的教育权利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1934年2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中规定：小学教育的目的，要对于一切儿童，不分性别和成分差别，皆施以免费的义务教育。但目前国内的战争环境中首先应该保证劳动工农的子弟得受免费的义务教育。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深刻意识到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并且在方针和政策上规定并保障这个作为革命主力军——工农群众的受教育的权利，这大大提高了工农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政治水平，同时也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为整个革命战争的顺利推进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

二、改革旧的文化教育

党和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废除旧文化，建设苏维埃新文化的工作，领导广大干部和工农民众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对旧教育进行改革，努力创造新的能适合苏区需要的苏维埃教育。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深刻剖析了国民党的教育政策，指出：“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装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实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造成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中的革命分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狱，这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2]因此，苏维埃地区必须改革国民党旧的、消极的、落后的教育政策。为了搞好教育改革，党和苏维埃政府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一，苏维埃教育事业权“归苏维埃掌管”。第二，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废除奴化教育。第三，进行反封建的教育。“坚持反对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伦理纲常等封建礼教，破除封建迷信，宣传和教育群众不信神，不信鬼，不遵守旧礼教、旧道德，提倡科学教育，用唯物的科学的理论解说来肃清唯心的非科学的主张。”第四，肃清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遗毒。“坚持反对国民党三民主义，尽量揭破国民党的一切欺骗改良政策。”“在苏区的赤色学校禁止采用国民党党化书籍。”第五，强调要以共产主义的思想作为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贯彻执行苏维埃的教育方针政策，努力完成苏维埃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教育[3]。在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苏区的歌谣、戏剧、文艺创作、新闻出版、体育卫生等文化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区的文艺，初期以红色歌谣为主。人民群众用山歌歌唱党、歌唱红军、歌唱翻身当家作主后的新生活，出现了“苏区遍地刮春风，红色歌谣满上垄”的喜人景象。苏维埃政府在废除国民觉统治时期的教育制度之后，立即在各地进行教育制度改革试验。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适合苏区需要的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1933年10月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大会通过的《苏维埃学校建设决议案》和1934年2月中央政府颁布的《小学制度暂行条例》是苏区教育制度建设的重要文件。文件指出苏维埃是统一的学校制度，对于全体人民应施以平等的教育。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在苏区建立了四种类型的学校。第一类学校有夜学校和星期日学校，短期的职业学校、政治学校、教员训练班等学校，属于青年和成年的教育，主要是识字扫盲，同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政治水平。第二类学校是小学校。苏区实行五年的义务教育，分前后两期，前期3年，后期2年，以8岁至12岁为学龄。对失学儿童在15岁以前仍施以学龄儿童教育。对因故能提前完成或不能按时完成规定课程的儿童，修业年限可适当缩短或增加。第三类学校有列宁师范学校、职业学校、政治学校、戏剧学校等，属中学和大学中间的学校，其任务是培养各行各业的中等人才。第四类学校是大学，如苏维埃大学、红军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等，其任务是培养高等专门人才。这种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教育制度。都是根据当时进行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实际需要而建立的，虽然还不够完备，但基本上能适应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需要。

在教学方法改革方面，注重废除旧学校的注入式教学法，采用启发式进行教学。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了著名的“十项教授法”。他要求教员用启发式，废除注入式，采取由近及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方法，要求教员以姿势助说话，使教学内容生动化，说话要明白易懂，通俗有趣。毛泽东提出的“十项教授法”和中央教育部制定的《小学课程教则大纲》中提出的小学教育与政治斗争联系，小学教育与生产劳动联系，小学教育与儿童创造性发展联系等三大教授法原则，有力地指导苏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方法的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为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领导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三、推动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

旧中国的封建教育的根本缺陷，就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教育工作者鄙视生产劳动。苏区教育从开始产生就把教育和生产劳动联系起来，提出生产劳动是进行教育的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此就结束了旧中国教育长期和生产劳动对立的历史。

1931年7月，鄂豫皖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教育政策》中指出要统一教材内容，审查各种教材，由苏维埃文化委员会编订各种课本供学校使用，还将生产劳动纳入教学计划，要求实行生产训练，每个学生都要参加生产训练，每个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实行生产化的教育。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第1号训令强调教育与工业生活农业生活相结合，即劳动与教育结合，劳心与劳力结合，理论与实际结合，以达到消灭精神劳动与肉体劳动对立的目的。

在苏区，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子弟既是生产劳动的主体，又是享受文化教育的主体。任何人都有生产劳动的权利，也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不过，由于个人所处的工作岗位不同，年龄大小不同等等，所受教育的内容与形式都是不一样的。成年人是各个生产、战斗以及各项业务工作的主要承担者，结合他们的工作和生产，曾经组织了各种各样的识字班、识字组、夜校、半日校、俱乐部、训练班等等，在这些学习组织里，不仅学习认字，而且还学习了政治知识与理论知识，使其明白了为什么要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与革命战争的关系等等。

苏区的儿童在经过分田运动以后，许多儿童不为生活所苦，入学人数大大增加。不仅如此，政府还为这些儿童的入学创造了种种的条件，提供了种种的方便。诸如免收学费，提供文具纸张以及各种的补贴等等。在苏区的学校里，无论是初小、高小或者是干部学校，都是把生产劳动作为教育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随着学校性质的不同，学生对象的不同，学习时间长短的不同，安排生产劳动课程的比例是不一样的。经过生产劳动，学生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逐步养成了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

四、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兴办学校

苏区兴办教育的主要困难是教师缺乏。苏维埃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发挥教师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在各个根据地里除了举办列宁师范和短期教师训练班，加紧培训教师外，主要是依靠群众，能者为师，一师多用。尤其是小学教师，不仅要在一所小学教，还要到附近的一些小学巡回教；不仅要教小学，晚上还要教农民夜校、识字班或者识字组，积极协助开展扫盲工作。

苏维埃政府为强调依靠群众办学，吸收群众团体的代表参与学校的领导管理工作。临时中央政府批准颁布的各省，县、区教育部及《各级教育委员会的暂行组织纲要》中指出各级教育委员会都要有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及各种文化团体的代表参加。教育委员会的任务是讨论、计划、建议并检查该管理区关于发展文化教育运动的一切问题。

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各地的教育经费由各地方苏维埃政府在地方财政中拨出一定比例，主要解决教员的生活费、校舍设备及办学经费，不足部分，发动群众解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革命根据地的局势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教育经费实行中央、省、县分级负担，普通教育经费、教员的生活费由中央教育经费支付，办公费等费用由群众负担。但到1934年以后，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经济困难，中央教育经费紧缺，各地为了继续发展教育事业，提出“我们要创办很多学校，而且还要自给”的口号，发动和依靠群众想方设法自愿筹集教育经费，使革命根据地的教育事业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但能够维持，而且还得到继续发展。

苏区的文化教育事业是广大群众的事业。因此，党和临时中央政府制定和实行依靠群众办文化教育，依靠群众管理文化教育的政策。苏区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经济十分困难。为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中央政府提出要实行国家办文化教育事业与依靠群众办文化教育事业相结合的政策。各个革命根据地都面临着战争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但教师和学生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条件所压倒、所屈服，而是振作革命精神，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例如，中国工农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等校舍，都是由干部和学生用劳动的双手建造起来的。小学的校舍，不少是利用破旧的祠堂、庙宇，甚至在农家院子里上课。没有上课桌凳，学生从自己家里带来。没有黑板，就在墙壁上涂上黑锅烟灰写字。没有粉笔，就用红土或黄土造。没有纸和笔，用沙盘为纸，或者在地上写字，用树枝当笔。没有体育设备，就自己动手挖沙坑，砍树枝做跳高架，用大树杆做秋千。

除国家拨出一定经费举办文化教育事业外，苏区政府还鼓励和支持各机关单位、工会、合作社等群众团体和私人举办文化教育事业。在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共青团、工会、少先队，工农剧社、赤色体育会、红色教师联合会、学生联合会都尽了最大的努力。1933年10月，共青团中央发起团对教育部工作的协助运动，发动各级共青团组织和团员积极协助各级教育部的工作，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作贡献。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中央苏区广大群众主动献计献策，出钱出力。办学没有校舍，群众就利用没收地主的房子或祠堂庙宇和修理废旧房屋等方法来解决。办学经费不足，办夜校、列宁室、俱乐部所需的工作人员及各种设备，就由教育部负责。领导各群众团体定期募集地方教育基金，发动群众自愿捐助和组织学校师生勤工俭学、勤俭办学来解决。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围剿”，中央苏区的经济更加困难，文化教育经费日趋紧缺。为解决困难，1934年初，苏区各地开展了不要中央教育经费、实行教育经费自给运动，提出了我们“要创办很多学校，而且还要自给”的口号。江西省各县纷纷订立了竞赛条约，开展教育经费自给的竞赛。瑞金县是教育经费自给的先进典型，采取多种办法集资，1934年4月便实现了教育经费自给。正是由于依靠群众办学，苏区的教育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但能够维持，而且还得到继续发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苏区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教育举措为农民教育的展开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制度保障，可以说，这为中国共产党从情感上、理想信念上、阶级精神上赢得广大农民群众的信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教育进行了可贵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当前探索推进教育改革、实现教育公平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林卫里,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古田会议纪念馆合编.闽西苏区法制史料汇编[M].20.

[2]天津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论教育革命[M].1976.64.

[3]黄定元,张希仁,江西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教育志[M].北京市:方志出版社,1996.48.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国的厕所革命 篇4

中国的厕所革命

From the outside it looks like an art gallery.But this is a gallery of toilets, brought to the residents of Shanghai by Roca, the Spanish bathroom people.It has loos disguised as stacks of books and conveniences that flush with grey water from the sink.The best seller is a sleek commode designed by a former Audi stylist, with a leather seat made by the people who supply BMW with motorcycle perches.从外面看上去，这像是场艺术展，但实际上它是西班牙卫浴品牌乐家(Roca)为上海市民带来的一场卫浴展。其中有外形像一堆叠在一起的书本的马桶，还有用洗手池中的污水冲水的一体式马桶。最畅销的是一款奢华时尚的马桶，设计者为前奥迪(Audi)设计师，它的真皮垫圈由宝马(BMW)摩托车座椅供应商打造。

The best-selling colours? A striking deep red, viewed as lucky, and a deliciously understated champagne gold known as tuhaojin, or “nouveau riche gold”.Roca‟s China manager says the tuhaojin toilet became popular after Apple launched a golden iPhone in China last year.“People apparently wanted a toilet like their iPhone,” he says.最畅销的颜色呢?是醒目的深红色(象征幸运)，以及一种低调而悦目的香槟金色(即所谓的“土豪金”)。乐家中国的管理人员表示，苹果(Apple)去年在华发布金色iPhone后，土豪金马桶就开始走红了。他说：“看样子人们想要一个跟他们的iPhone颜色一样的马桶。”

Nothing would be easier than to caricature China‟s golden water closets as symbols of a civilisation in decline.But that‟s not what I see in them.Because development is always, when it comes right down to it, about just such everyday intimacies: is the loo half a football field away or right next to the bedroom? Does it reek or sit there quietly conserving water? Does it open automatically, play music and let you trade stocks from the comfort of its heated surface? Proper pundits mutter darkly about rule of law and universal suffrage, shadow banking and debt defaults.But I prefer to tell a tale of toilets.将中国的金色抽水马桶讥讽为文明衰落之象征，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但我却不这么看。因为真正说起来，发展总是要落实到这类日常生活的舒适感受上：厕所是离卧室有半个足球场那么远，还是紧挨着卧室?是臭气熏天，还是静音又节水?能否自动翻盖，播放音乐，让你舒服地坐在加热马桶垫圈上炒股?真正的专家们严肃地讨论着法治和普选、影子银行和债务违约，我却宁愿讲一个关于马桶的故事。

When I first came to live in China in 2008, mainland loos said “developing country” loud and clear.On our first train journey, to the home town of my then eight-year-old adopted Chinese daughter Grace, the rail car‟s potty ponged so much that we could not stomach our picnic.2008年，我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生活时，内地的厕所响亮而清楚地宣告着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我们第一次乘火车去我的中国养女(当时8岁)格雷丝(Grace)的老家时，列车上的厕所臭到我们连盒饭都吃不下去。

But very soon all that began to change.The train loos stopped stinking.Prefabricated stainless steel commodes showed up on all newer rolling stock, complete with staff to sluice them down at regular intervals.The only odour on Chinese trains these days is freshly brewed coffee from the dining car.但这一切很快就发生了改变。火车上的厕所不再臭气熏天，所有比较新的列车上都装了带盥洗台的预制不锈钢马桶，列车员会定期冲刷。如今在中国的火车上，唯一的气味就是餐车飘来的现煮咖啡味。

Closer to home, there was “Pipi Road”, the nickname we gave to the lane just next to our house, where dozens of Shanghai taxi drivers would every day choose to relieve themselves, after dining at one of the neighbourhood dumpling emporia.The stench nearly put me off moving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In winter the wet patches froze and in summer they steamed.我家附近有条“尿尿路”，这是我们给紧挨着我家的那条小巷起的绰号。每天都有几十个上海出租车司机在附近饺子馆用过餐后，到这条小巷里解手。臭气让我一开始差点不想搬到那儿。冬天尿液在地上冻成一块一块，夏天空气里散发着尿骚味。

And then one morning, a spanking new government porta-potty turned up on Pipi Road.It was staffed from 5am to 10pm every day by a government sanitation worker charged with keeping it smelling like a Swiss meadow.Who said you need democracy to have responsive government? I can‟t think of anything more responsive than putting a public convenience where it‟s needed.Pipi Road has had to be rechristened.后来在一天早晨，“尿尿路”上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移动公厕。它配有专人打扫，每天从凌晨5点到晚上10点，一名环卫工人负责让它闻起来总是像瑞士的草坪一样芬芳。谁说要有民主才能有积极响应民众需求的政府?我想不出有什么比在民众需要的地方设立公厕，更能体现出政府积极响应民众需求的了。“尿尿路”现在必须得改名了。

Even motorway service areas have done their bit for the toilet uprising.On a long bus journey back in 2011 I withdrew to a loo on one of eastern China‟s newest superhighways, to find a room with one long ceramic trough for use by all females in need.But on a family road trip on the same motorway last month I found stalls with doors, and even loo roll.Travelling in China just isn‟t what it used to be.就连高速路服务区都完成了自己的厕所革命。2011年我经历过一次长途汽车旅行，在中国东部的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我下车去方便，结果发现厕所里有一条长长的陶瓷槽，所有需要方便的女性都在那里解决。但上个月我们全家自驾出行，就在同一条高速公路上，我发现服务区的厕所不但是单间，有门，甚至还有卫生纸。在中国出行已经跟过去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了。

Back at the Roca bathroom gallery, the marketing manager Guillem Pages Giralt says he‟s seen big changes in how private customers buy water closets too: “Five years ago a customer would just come in and say „which is your most expensive toilet‟.” That doesn‟t happen any more, he says, though Chinese shoppers do like to lie down in Roca‟s bathtubs or sit on its commodes for 20 minutes or so before buying, “to make sure it doesn‟t hurt the back of their legs”.But the sheer fact that they have 20 minutes(and up to Rmb30,000, or $4,900)to spend making a loo purchase is good news in itself, surely.Only those who no longer worry about the necessities of life can take the time to worry about buying golden ones.再回到乐家卫浴展的话题上，营销经理吉列姆•帕赫斯•希拉尔特(Guillem Pages Giralt)表示，他也见证了个人客户购买抽水马桶的巨大变化：“五年前顾客只会走进来问，„你们最贵的马桶是哪个‟。”他说，如今再也见不到这种事了，现在中国消费者倒是挺喜欢在购买之前，先在浴缸里躺上个20分钟，或者在马桶上坐上个20分钟之类的(“以确定他们的腿后面会不会硌到”)。当然，他们能腾出20分钟(也能拿出最多3万元人民币，合4900元美金的钱)来购买马桶，本身就是个好消息。只有那些无须再为生活必需品操心的人，才会花时间去操心购买金色马桶的事。

中国的土地串联词 篇5

（1）不朽诗篇，写下了华夏民族五千年的文明； 悠悠岁月，见证了新中国56年的发展历程。

穿越历史时空，有一种光芒永远在祖国大地上闪亮

那来自于华夏儿女不老的爱国衷肠。当我们举杯祝愿，沉浸在无限的激动和喜悦中时，我们却不禁想起了祖国 曾经历过的重重苦难。让我们一起走进晚会

（2）对黄土的情怀，我找不到任何的语言来描述，在黄土地上写诗，我渴望麦子和诗在如诉如泣中成熟。我有一个愿望，将来让化作一把黄灿灿如金一般的黄土，与石同生，与海共存。

（3）面对着黄天厚土的凝重，倾听着炎黄始祖的遗音，我的内心满怀着一种感念和恩情。手抓一把黄土，我紧紧地贴在胸口，只听见热血在体内激荡，黄河在生命的深处奔流。

（4）在我凝望着黄土高坡的时候，岁月正凝望着我。在我凝望着岁月的时候，黄土高坡已和我的肉体相融合。

无论过去了千百年，还是一万年，大风依然会从我的头顶上刮过。无论过去了千百年，还是一万年，我们祖祖辈辈总是哼唱着那首歌。

曾经的梦依然紧裹着情、曾经的爱依然温暖着心、曾经的我依然在歌吟中……

01.中国你每个音符都流动着滚烫的血脉，中国你你每个音符都燃烧着纯净的灵魂，你俯卧于山河之上，你高耸于星云之间。这是一种期待，也是一种象征，具有英雄气质的民族，才会诞生真正的生命之歌。

这就是我们的大中国，这就是我们伟大中国的一片热土。

02.这里有勤劳的人们；这里有肥沃的土地； 这里的长江最长；这里的黄河最美；

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用生命和心血守侯着你。我爱你，中国。

03.是谁，用鲜血把你染红；让你如此美丽。

是谁，用生命呵护你，让你如此飘扬在世界的东方。五星红旗，我爱你；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是你染红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是你激励着天地间的每一个炎黄子孙。04.您喧嚣繁华好比沸腾的长河，我好比鱼儿在河水中欢腾。若把您的原野大地比做花坛，我即是玫瑰花丛欢唱的夜莺。黄河长江里流淌着琼浆，我好似露珠滴在它的水中。祖国，你早。祖国，你好。

05.那一天，欢呼声海涛般地掠过天安门广场，那一天，多少代期盼的泪水突然变得滚烫； 那一天，亿万双手托起的旗帜划破漫漫长夜，啊，升起来了！国旗升起来了！

―伴着旭日，一个自尊的民族屹立在东方！

06.祖国的大地是沉默的火焰，愤怒时候能卷起铺天盖地的风暴。

祖国大山用阳光和黄金浇注，用珊瑚和墨玉垒成，每一块石头都有金属的质感。然而，他们的每个细胞都快乐而浪漫，充满了智慧和幽默感。庄严和风趣、凝重和轻松、和谐而统一。

07.我的祖国在东方的脊梁上，我的祖国美丽而又富饶。

我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这里有长江和黄河。这里有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

08.碧水云间春荡漾，绿野翠谷歌声扬，潋滟波光映笑颜，披星戴月放声唱，多情激昂难平覆，强忍澎湃息风浪，曾经大地暗自伤，青山脉脉送凄凉。美丽的江河，你写就了多少凄美委婉的传说。

09.每个春天，春雷声声喊黄河，她用容纳百川的胸怀, 留给我们一样的情操一样的智慧。每个秋天，秋雨阵阵喊黄河，她用金色的血脉留给我们永远的幸福永远的希望。

10.你无法如那千年驿站沉默苍凉，你用奔腾不息的江河告诉我，我属于中国。你理解我的冷漠长长的离散，你懂得我的珍贵百年的沧桑。我漂泊是你屈辱的记忆；你思念是你品尝的苦果。

你用千秋不老的的历史告诉我，你用每天升起的旗帜告诉我，我属于你中国。

11.我满怀着希望走来，我满怀激情走来，春天是个绿意蓬勃的季节，春天是个鲜花盛开的季节。

我们走进春天，我们走向未来。中国的大地，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12.戈壁滩的怀抱也是海的怀抱，无限广阔的地域里 铸造着多少，极平凡的也极有个性的大胆人生。新疆这个地方呦，也许并不是白头偕老的妻子 却是终生难忘的情人，绚烂的鲜花和浪漫的歌舞，织成五彩缤纷的云霞。

13.我们唱着东方红走进新时代，我们踏着长江黄河的步伐走进春天，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共同建设幸福的家园，用勤劳和智慧描绘出五彩缤纷的时代画卷。描绘春天的故事。

14.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那就是我和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和我像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每当大海在微笑我就是笑的涡。

15.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16.走过岁月的长河，走过历史的足迹，我们穿越烽火的隧道，摆脱奴隶的桎栲，洗脱东亚病夫的耻辱，以崭新的面目走在世界的前列。祖国，我为你自豪。祖国，我为你骄傲。

读《伟大的中国革命》有感 篇6

或许是处于一个文科生对历史熟悉的感觉，让我选择了这部书。学了很多年的历史，却没有真正的读完过一部关于研究历史的书籍，于是，拿起这本书，想要发现一些不同于我们背烂了的教科书上的东西。

历史首先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是上一阶段的延续，而决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费正清先生正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入手去溯本求源，以求深入了解中国革命进程中的种种内外因素。费先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专制历史非常悠久，专制意识根深蒂固，专制文化相当发达的封建国家，它既有着长期“天朝上国”雄视四夷的文化优越感，又有一整套错综复杂，而且自行运作的宗法制官僚的惰性体系，这种文化体现为一种内敛式的“内在爆炸”，“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它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也正是这样一种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制约了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所以中国革命注定了不会是一个固定的概念，而只能是一个传统文化分崩离析、西方先进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逐渐渗透的渐变过程。

费正清先生把中国革命的进程分作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晚期的中华帝国：成长和蜕变(1800年-1895年)”，这是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革命的萌芽和发展时期。

中国自古即自命为“天下之中”的“天朝大国”，中华帝国本来就没有真正的外交关系，所谓的对外关系也只是为了“宣我圣教”“布我威德”，乃是“柔远”“怀柔”之术，是对于野蛮民族的教化过程，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对等，公平的外交意识。中华帝国在伊始也正是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不请自来的西方列强的，但是鸦片战争的炮火很快就击碎了满清政府“天朝大国”的帝国美梦，到甲午战争结束，中国近代革命的历史已经到了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时刻，人们已不得不去痛苦地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任何对于传统文化所报有的幻想都显得那么不切实际，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之争，到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终于得出一个结论：旧瓶不能装新酒，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自己，才有可能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的革命已在酝酿之中。

费正清先生对于鸦片战争的解释曾经遭到了华裔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的激烈批评，对于鸦片战争，《伟大的中国革命》表示了以下观点：“鸦片战争的发生意味着中国拒绝在外交平等和对等贸易的基础上参加国际大家庭，结果导致英国使用武力。”其观点就是鸦片战争的根源并不在鸦片。在此唐德刚教授反问，如果拿鸦片同美国搞“对等贸易”，美国会同意吗？或许有人认为这无疑是本书的败笔之处。虽然对西方列强的野蛮行径感到忿恨，但我不得不想到，倘若像唐代一样，我们自始至终都用一个开放的姿态去面对世界，又会出现一个怎样的局面。在当今国际贸易中，我们同样强调国际收支的平衡，同样，在当时，面对中国长期在国际贸易中的出超地位各国必然不会无动于衷，只是他们选择了一条野蛮而血腥的道路，或许是本性使然，可这的的确确不能排除我们自身的因素。这场貌似是由鸦片引起的战争可能真的被冠以了一个不恰当的名字。当然，历史无法假设。

对于李鸿章，我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多数评价都对其给予肯定的态度。可是，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对他总是隐隐约约流露出一种卖国贼的恨意。的确，他只是一个人，会有功和过，现在，他同样也是一段历史，总会被后人掺杂上不同的主观因素。个人认为，即使众多屈辱的条约有他的经手，即使他也犯了一些战略上的错误，即使他参与的运动或改革没有发挥明显的成效，我们无法抹杀他对于自己国家的感情，无法忽视他对这个国家做过的努力，无法摆脱他领导的运动对历史产生的持续的影响。

《伟大的中国革命》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为“晚清帝国秩序的变革(1895年-1911年)”，“中华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

前者叙述了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与满清帝国的最终灭亡，以及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后者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革命的进程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剖析。中国现代革命的发端有着两个平行的过程，即政治上的军阀混战、国共之争与文化上的以“五四”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在此费正清高度赞扬了白话文的普及，他认为白话文标志着文化的平民化，标志着愚民政策所设置的最大屏障已经被拆除，对于传统文化的改造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一个宗法专制的社会形态之中，自古就缺少自由主义传统，西方的民主传统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未免有些遥不可及，以中国的社会土壤所疾需的并不是美国式的民主，而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或许也揭示了为什么中国无法走资产阶级改良的道路。倒是“俄国和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落后状况，使两国间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于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中国革命的现实参照物。

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充满了传统文化智慧的农民领袖，他目光远大，对中国的社会形态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受到欧风美雨的熏陶，他更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效果，毛泽东敏锐地看到在中国这个农村大国，只有农民才是最义无返顾的革命者这个基本的国情，所以“群众路线”就成为毛泽东实践上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政治权变。事实上，毛泽东眼中的所谓“民主”，不过是民粹式的，多数农民的民主，这种民主的实质与传统社会“实其腹，虚其心”的愚民政策亦不过一步之遥而已，毛泽东的组织原则也仍未脱封建社家长制的运作方法，但他的单纯的组织与热情，也最容易唤起农民对于“乌托邦”社会的狂热向往，那种农民式的平均主义理想，最终在毛泽东的手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相比之下，国民党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大拼盘，其内部腐朽不堪，一团烂污，蒋介石本人亦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既没有胆量去独裁，又没有肚量去民主，更重要的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国民党的最后败落又岂是偶然？所谓时势造英雄，毛泽东正是以他独具的个人魅力和超人的政治魄力成为中国现代历史最为现实的选择。

《伟大的中国革命》最后一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985年)”。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当代的这一段历史进行了审慎的清理和颇具私人意味的解读。“中国革命中发生的一切，无非是回到旧帝国的结构中去，只不过有了现代化的技术和群众的爱国主义而已。”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毛泽东所需要的“新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思想统一之后的一种社会工具，其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可言，也正是在“中国最精贵稀少的人才丧失了活力”之后，“在这样的谴责和反知识主义气氛中”，人治的弱点已经逐渐暴露无遗。“大跃进”和“十年文革”正是个人极权的必然结果，它们从各个方面暴露出中国仍然只是一个包着现代化外衣的传统帝国，同时也说明对于文化的改造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

费正清先生对中国目前的现状是理解的，对中国的将来则是乐观的，“中国人口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通过一个中央权威保持统一，仍然是必要的；管理这么多的人民只能依靠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仰制度，政府机构必须由受过训练的精英组成，地方当局在农村代表着国家。”费正清先生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各项令人瞩目的成就，正在把这个古老的国家导向一个自由的国度，这正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的时代趋势。

中国的政治历史从来都是“成王败寇”的政治历史，每一次政治上的改朝换代，也是历史上的又一次另起炉灶，从来都把前朝的政绩一笔抹杀，而不是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扬弃，这种对意识形态的专制手段是非常可怕的，其危害也是难以估量的。费正清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探讨，首先是站在了一个公允的立场上，对中国各个阶段的革命历程进行了不偏不倚的解读。他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以西方惯有的价值标准为取舍来衡量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而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据，并设身处地地考虑到中国长期所处的国情，对中国革命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深刻反思，做为一个美国的历史学者，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正如费正清先生所说的那样：“任何一种新的中国的世界观，必然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世界观，而不是地区性的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历史的作用也是这样，中国革命的历史也决不仅仅属于中国，而是世界文明史的一面镜子，是全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

土地制度与中国的发展 篇7

可是, 中国土地是国家所有, 政府对于土地的拥有毕竟不同于地主对于土地的拥有。由于土地名义所有权和实际所有权相分离, “过度利用”、“过度投资”将不可避免。问题是:假如土地真的被“过度利用”和“过度投资”的话, 又怎么可能和经济长期增长相兼容呢?应该说, 中国经济呈现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双顺差这样的增长结构, 与此是有关系的。一个有“缺陷”的制度安排, 到底与怎样的约束条件相匹配成就了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未来还会继续支撑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吗?为此需要进行怎样的改革和调整?

土地国有, 过去是福不是祸

中国社会不仅仅是人口众多, 整个社会还呈现典型的青壮年特征。中国的人口是在政府鼓励生育, 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生育高峰, 70年代又强制推行计划生育, 到了80年代, 6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谈婚论嫁生儿育女, 再次出现一个人口高峰, 从而形成的一个特殊人口结构。像我这样60年代出生的人, 我们的孩子, 未来他们头上少说有四到六个老人, 多说有六到八个, 我们可能指望他们养老吗?不可能。能够今年春节这家过, 明年春节那家过, 就不错了。这决定了我们不能不储蓄, 也决定了中国社会必然整体上呈现储蓄大于投资的局面。作为国家整体, 储蓄大于投资就要表现为贸易顺差, 否则, 经济的均衡增长就不能实现。

逻辑上, 一个国家经常项目顺差, 那么资本项目就会逆差。但是, 中国在过去却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双顺差。应该说, 在贸易顺差的情况下, 土地优惠、税收减免, 大量的对于外资的优惠政策是资本项目同时顺差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 双顺差意味着我们一边高价向人借钱, 一边又把钱低价借给别人。不可否认, 土地国有, “过度利用”和“过度投资”便不可避免。但是, 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扭曲”在过去是有积极作用的, 作用在于通过外资的流入让国外的技术、管理、生产和市场的知识与我们众多的人口相结合, 形成了现实的生产力。

让13亿人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源有效结合, 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县政府依靠土地、税收所做的招商引资, 虽然存在着“过度利用”和“过度投资”, 但是这种“过度利用”和“过度投资”正好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人口红利, 是一个有效手段。

人不仅仅是要有活干, 还要获得收入, 否则社会就会不稳定, 人口就会变成负资产;而且人力也不能储藏, 这一重要特性决定了人力能用要尽可能地用尽用完;人还是主动资产, 可以通过干中学, 积累人力资本。所以, “扭曲”背后其实是暗藏巨大收益的。

土地国有、“过度投资”、双顺差, 所有这些都不是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增长的障碍, 而是原因。如果没有潜在的巨大收益, 一个扭曲政策下的经济怎么可能高速增长三十年?当然, 我们得承认, 这种扭曲政策存在很大的负面效应, 表现为资源过度利用, 环境遭到破坏, 国民的收入没能随经济增长同步增长, 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承担着越来越高的风险。我们还得清楚, 上述现象收益超过成本, 不仅要以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前提, 而且需要有利的外部条件。所谓有利的外部条件, 核心是我们形成的巨大产能要能够被外部世界有效吸收。这两个条件, 在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劳动市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或者有利外部条件的变化, 上述成本收益计算就会发生逆转。道理很简单, 当劳动市场上刘易斯拐点到来后, 增加就业的好处就减少或者消失了, 但是扭曲和过度投资的代价却仍然在那里, 而当外部吸收降下来, 不能有效吸收我们因扭曲和过度投资而形成的巨大产能的时候, 那么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双顺差这样的增长结构, 以及与这样的增长结构相伴随的高增长就不能维持了。

土地国有, 未来是祸不是福

未来10到15年, 虽然人口红利还在, 但是到目前为止剩余劳动力显然已经用完。这意味着曾经的依靠扭曲土地等重要要素投入来实现高增长的发展模式, 其潜在收益是下降了。

过去, 中国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 经济可以实现高增长, 因为美国高消费、低储蓄。美国长期是一个负储蓄国家, 中国的过剩产能可以被美国有效吸收。可以这么讲, 正是因为中美两个国家一阴一阳、一男一女美丽的双人舞, 才成就了世界经济过去的均衡高增长。

可是金融危机后, 美国的储蓄率开始上升, 这决定了中国必须从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共同拉动, 特别是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轨道上来。然而消费的背后是收入:没有收入, 叫人消费那是笑话;有了收入, 不让人消费那也不可能。

收入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劳动收入, 另一个是资产性收入。在当今中国, 由于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归国家所有, 百姓获取收入的另一来源就被人为折断了。这决定了百姓的收入不可能有效增长。今年, GDP增长9.1%, 而政府财政收入增长30%, 毫无疑问, 百姓收入增长是低于GDP增长的。这是有重要制度原因的。经验上, 我们没有观察到有一个国家, 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是国家所有, 而老百姓收入增长快, 是富裕的, 国内消费需求是旺盛的。

其实, 增加百姓收入并不难。一块土地, 假如百姓只是拥有使用权、收益权, 没有转让权, 那么该土地的市场价值就要大打折扣。而如果还同时拥有转让权, 那么该土地的市场价值就会大幅上升。这是说, 只需把产权界定完整, 土地市值就会大幅上升, 百姓的资产性收入就会大增。从而有效增加百姓收入, 刺激国内消费。

说到将土地产权界定给个人, 一些人就会搬出粮食安全的寓言来, 要保什么18亿亩耕地红线。可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讲, 离开价格我们不知数量为何物。假如你愿意出100块钱买一斤大米, 那么我敢保证家家户户阳台上一定种满了水稻, 粮食会多得吃不完。实际上, 只需出到汽油的价格, 粮食就会多得吃不完。不说美国在大规模地用粮食制造生物柴油, 单说东北的汽油里, 就含20%的乙醇。所以夏天汽车开过, 会滴下一路水滴来;冬天汽车开过, 排气管会一路冒蒸汽。世人可不是因为粮食少而挨饿的, 而是因为贫穷出不起价才挨饿的。世间见过富人挨饿的吗?发达国家不主产粮食, 但是发达国家的人民挨饿了吗?发展中国家多数农业是主产业, 可是饥饿偏偏发生在这些以农业为主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工业用地收益是农业用地的十几倍、几十倍, 为什么要限制农业用地转做工业用地?是怕别人粮食封锁?但没有人封锁自己的财神爷。再说, 延安时期不生产药, 国民党蒋介石封锁住药品了吗?

中国土地变革的症结 篇8

但每一步改革，都正面对难以解开的症结，能否对症下药？

近日，国土资源部对黑龙江省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情况进行了调研。在“稳增长”再次被强调的大背景下，此番调研预示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可能会加速推进。那么，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从三个着力点来看。

农村建设用地的症结

可能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农村的建设用地。主流观点是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市场流通，即允许农村非农建设用地直接入市。这一顶层设计一方面给农民大幅增加财产性收入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给未来的城市房地产拓展，甚至是农村房地产市场的启动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

典型案例是2013年12月20日，深圳市敲响了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的第一槌，一块1.45万平方米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1.16亿元的挂牌底价成功转化为工业用地。虽然此举被誉为是继1987年深圳首创国有土地拍卖后的又一次历史性改革破冰之举，但距离大家预想中的农地“直接入市”、“同地同价”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第一，“直接入市”的仅限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也就是早先的乡镇企业用地，宅基地和农村其他非农土地并不包括在内；第二，“入市”后仅转化为工业用地，想一步到位直接转为商业或住宅用地基本没有可能；第三，“涨价要归公”，收益的70%归政府，仅有30%归村集体。因此，从短期来看此举仍会只停留在个案层面。

宅基地症结

农村宅基地的最大问题是土地浪费，比如“建新不拆旧”问题、农村老旧住房闲置引发的“空心村”问题。其改革重点应该是保障农户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的抵押、担保和转让。但现实的困境是，其住房和宅基地都不能转让给城镇居民，甚至不能转让给外村村民，这就使得农村宅基地缺乏有效的价格形成机制。

解决这一问题的政府思路是宅基地置换，将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的闲置宅基地货币化。但是，这很容易带来一个新问题，就是在“土地财政”的压力下，面对日渐枯竭的城市用地建设指标，各地方政府明里暗里与民争利，导致很多农村“被转移”、“被集中”，城镇化有了保障，而农民的利益却受到侵害。

农用地流转症结

政府最关心的还是农用地的流转问题，希望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土地确权赋能，给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和担保权能。这样，承包制就演化为了永佃制，而且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三权分离，使得土地流转成为可能。政府希望通过土地流转把耕地向龙头企业、种粮大户、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以提高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和农业种植的技术投入。

但是，在实践中却出现了如下四个问题：第一，我国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出于政绩的需要，政府部门和少数村干部往往就代表了集体；第二，当前把农地集中起来搞种植业、养殖业，甚至是旅游农业的现象也很普遍，直接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第三，从世界经验看，未来应该还是以家庭农场为主，而资本下乡组建的专业公司动不动就集中几千甚至上万亩的土地，其经济合理性和社会合理性还有待验证；第四，进城农民工缺乏有效的农地“退出权”和合理的退出补偿机制，想种地的真农民只能从“假农民”手中高价租用土地。

与此同时，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讨论更多只停留在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之间，其改革的最大利益相关者却没有给予太多的重视和发言权，这是土地制度改革当中最不应该忽视的问题。

土地问题，既涉及效率，又涉及公平。土地问题解决不好，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就解决不好。中国，仍然在艰难摸索的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