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辛亥革命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辛亥革命（共8篇）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辛亥革命 篇1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民主政治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要求，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

1911年，中国发生了比较完全意义上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

仅仅过了十年，1921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两个伟大的事件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循着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可以清楚、明确地看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现实，呼唤着新的阶级力量及其领导者、组织者的出现和担当；同时，辛亥革命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条件。

复杂社会矛盾赋予无产阶级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矛盾，呼唤着无产阶级及其领导者组织者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辛亥革命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至高无上的皇权都可以推翻，这一事实本身就大大地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大大地推进了人民大众的思想解放，为中国的先进分子寻求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道路拓宽了视野，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大环境。

但是，由于领导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的弱小和其固有的阶级局限性，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在实践上也没有完成这一当时中国社会最迫切的任务。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仍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之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一方面，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榨，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险境。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月5日政府宣布对外文告：“凡革命以前，所有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民国均认为有效，……”“革命之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凡革命以前满政府所让与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民国政府亦照旧尊重之。……”

这就是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领事裁判以及租界等等一概有效。临时政府以为用这样谦恭的态度能够换取帝国主义对自己的支持，甚或停止进一步的侵略。事态的发展证明，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仅仅过了三年，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为诱饵，于1915年5月9日强迫袁全部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个亡国条约规定了日本在我国的山东省、东三省的南、东部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规定“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合办某些地方的警察局、军械厂，把一些地区的铁路建造权、开发矿山投资优先权让与日本，等等。

段祺瑞控制北京中央政府时期，日本以“铁路借款”、“矿山借款”为由取得了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和所谓满蒙五铁路以及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的抵押。以“无线电台借款”、“有线电报借款”为由，控制了我国的电讯事业。通过“参战借款”、“军械军火借款”的名目取得了所谓中国参战军的指挥权。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与段政府以共同抗敌为口实，于1918年5月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由此日本取得了在我国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我国东北与蒙古的特权。

另一方面，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使苍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假冒拥护“共和”，骗取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任和妥协，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他政权一到手，就展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他一手导演了暗杀国民党著名活动家宋教仁的丑剧，不久又取缔解散国民党。他对民主共和的标志——国会，也嫌其掣肘，下令解散。他废除曾起过积极作用的孙中山先生参与制定的规定主权在民、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各种自由民主权利的南京临时约法，炮制了赋予他个人极大权力的宪法，为他当皇帝铺路。为了当皇上，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当了八十三天的洪宪皇帝，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唾弃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大系，同时各省还有不属于北洋系统的小军阀。中国出现了一个去掉一个清朝皇帝，接着又出现了袁世凯等一批大小军阀即大小皇帝的局面。这些大小军阀为了取得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在各自的洋主子的支持下，扩充实力，从而引起了无休止的争斗。战乱使苍生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们把先进分子、革命人士诬为乱党，对其捕杀不已。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的李大钊烈士，就是牺牲在奉系军阀的绞刑架下。他们豢养了那么多兵丁，兵丁要吃饭穿衣，就靠横征暴敛。这就使已无生路的苍生百姓除了反抗只有灭顶。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这种矛盾，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以各种形式抗争，力图解决。农民群众斗争了，但是失败了；资产阶级改良派斗争过，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斗争过，且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胜利，但在彻底解决这个基本矛盾问题上，也失败了。

客观存在的基本矛盾，呼唤着彻底解决。出路在哪里？依靠哪个阶级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历史作出了回答，只有依靠新的阶级即中国无产阶级，才能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企业的发展而产生、成长起来的。

中国工人阶级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外国在华企业中，随后又出现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的官办企业和70年代兴起的民族资本企业中。这就出现了一个很独特的情景，即中国的工人阶级比本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早一些，资格老一些，因而社会基础更广泛一些。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有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革命派掌握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不少商界人士也都参加了各地的军政机构，担任了要职。社会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其不仅获得了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某些发言权，而且可以通过所掌握的权力，制订若干有利于振兴实业的政策法令。如1912年12月5日，工商部颁布了《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1914年1月同时公布了《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1914年3～4月颁布了《矿业条例》和《审查矿商资格细则》；1915年公布《农商部奖章规则》，等等。

这些条例细则，虽然不够完善，有的公布后并未实行，但总体上看起到了积极作用，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废除了封建性的专制垄断等。这就开创了民国初年民族资本发展的有利局面。再加上当时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使得中华民族工业获得了一个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据统计，从1914年到1919年，民族资本共新设厂矿379家，平均每年63家，新投资本8580万元，平均每年1430万元，年平均设厂数和投资额均比此前19年间增长一培以上。民族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的比重，由1913年的16%增至1920年的22%。

随着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也在发展，据统计，辛亥革命前，中国的产业工人约10万人，到1914年增加到100万人以上，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已达200万人以上。

与产业工人同时存在的还有约4000万手工业工人、运输业的苦力、雇农等非产业工人。这些人与产业工人一样处于社会最有底层，靠出卖劳力活命。

中国的工人阶级除具备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共有的优点外，还具备自己的特点。这主要是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剥削，恶劣的劳动条件、食不果腹的生活条件，远超过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这自然会培育出中国工人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即培育出极强烈的革命性。中国工人阶级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少，但大多出身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了解和深切体会贫苦农民大众的生活艰辛和苦难。所以当斗争需要时，他们很容易发动和组织广大的贫苦农民参加斗争，形成极其广大的革命阵营，陷敌于孤立。所以，中国工人阶级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

随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中国的工人运动也在逐步开展。

辛亥革命时，许多地区的工人群众都参加了革命斗争，成为革命的重要动力之一。

辛亥革命后，工人的罢工斗争显著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由1870年到1911年的41年中，有记载的罢工斗争共有105次，而1912年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8年中，有记载的罢工就达到130次，罢工的规模也扩大了。这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916年天津人民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地区的斗争，法租界的工人罢工成为这次斗争的主力。罢工的威力，迫使法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放弃侵占老西开的打算。这显示着中国工人阶级爱国热忱和觉悟程度的提高，预示着中国工人阶级即将走上政治舞台。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时主要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在坚持斗争，这年6月5日起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时达到10万多人。上海工人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各地的罢工风潮，很快扩展到20多个省100多个城市。最终使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中国产业工人以如此大的规模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政治斗争，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革命的新的领导阶级。

当然，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必须取得先进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科学的思想，即马克思主义的武装，并在这一先进思想指导下，组成与旧式会党、行会完全不同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为司令部来领导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胜利地进行斗争。

社会民主政治逐步发展

民国初年民主建设的最大成就，是1912年3月11日公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规定国家主权在民的国家根本大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宣布：“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同时还规定了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等自由。

很快，民主共和的思想便普及起来，人人都讲平等，几乎成了口头禅，不许唤老爷，不许唤大人，不许坐轿子，废除了三拜九叩等封建习俗和礼节。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社会上出现了学习政法知识的热潮，组织政党的热潮，办报的热潮和竞选的热潮等。其中办政党的热潮尤其值得关注，因为这是民主政治一个很大的特点。

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的政党政治也十分关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黄兴、蔡元培等先后组织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已具有明显的政党性质。1905年孙中山先生领导成立的中国同盟会，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具有完整意义的政党。

辛亥革命后，在政治环境较前宽松的条件下，各种政治力量在“议会政治”的幻想下，纷纷组织政党，中国社会出现了有史以来未曾见过的政党政治蓬勃兴起的景象，一时成立的政党或类似政党的政治团体有三百多个。这中间包括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中国同盟会，立宪派组织的民主党，地主买办阶级组织的共和党和统一党。极端仇视民主政治包括政党政治的袁世凯，也被潮流推动，组织了自己的御用工具——公民党。

政党和专制从本质上说是对立的。专制的载体是个人或家庭，而政党的载体是组织。组织的重大事项，不是哪一个人的事，需要组织集体决定。因此它的实质是民主，而容不得专制。

当然，政党这种民主的本质决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充分体现，在某种情况下，如组织制度出现缺陷，政党也会重蹈专制的覆辙，袁世凯的公民党就是袁世凯一个人说了算，空有政党的外壳，毫无民主的实质。在个别情况下，使政党缺乏民主，连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都难完全避免。中山先生为了纠正辛亥革命后中国同盟会内出现的涣散状况，重振革命精神，以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于1914年7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确定“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条件”，并要求党员按捺指模对他宣誓效忠。由于这种做法带有过分浓厚的家长制及个人独裁色彩，遭到黄兴等重要领导人的反对，许多革命者拒绝加入，使中华革命党成为一个人数有限的密谋集团，而在以后不得不再行改组。这就说明，政党是民主政治条件下的产物，而政党本身只有体现出民主精神，才会有生命力，才能完成它的使命。

在这种政党兴起的环境中，当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以后，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的“南陈北李，相与建党”，包括毛泽东完全赞同的蔡和森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的应时出现，便已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在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寻找能够指导人们思想的正确的理论基础。19世纪中叶已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在中国先进分子的寻找视野之内。

辛亥革命前，据宋庆龄先生说，孙中山先生是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学说的。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吸收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1906年当时的革命派最左翼的朱执信先生，在《民报》第2期著文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特别介绍了马尔克（即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他还简略地介绍了《资本论》，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朱执信不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并且逐步表示赞同、接受马克思的观点。这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这些介绍总的来看，在辛亥革命前还是零碎不系统的。而在辛亥革命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而思想解放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会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寻找新的救中国的方案中，很快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正确区分了法国大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本质不同，指出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充分肯定了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地位，认为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这篇文章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表示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比较系统的阶段。

应该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最通俗、最形象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人们从俄国革命的实践中深切地体味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译文。这样集中介绍国外一种思想理论，在中国的报刊史上是罕见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仅是一个正面宣传和学习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充满论争和批判的过程。

这种论争和批判先是在赞同马克思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展开。这突出表现在“‘问题’和‘主义’之争”。这场论争是胡适挑起的，他反对人们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反对社会问题总的解决，而主张点滴的改良。李大钊著文批驳了胡适的论点，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这场论争对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推动人们研究怎样解决中国社会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这种论争还突出表现在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封建军阀的独裁统治，曾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无政府主义否定一切国家政权，反对一切权威，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则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既肯定了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积极性，又批判他们在国家问题上的糊涂观点，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经过论争，除少数仍坚持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外，大多数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青年抛弃了这种错误思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

在传播、学习、宣传、论争和批判的过程中，锻炼和涌现出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积极分子。其中除了著名的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以外，还有李达、邓中夏、蔡和森、杨匏安、高君宇、恽代英、瞿秋白、赵世炎、陈潭秋、何叔衡、俞秀松、向警予、何孟雄、李汉俊、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张闻天、罗亦农等都先后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批先进分子，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上与时俱进，抛弃旧的主张，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著名代表有吴玉章、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

这一批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涌现，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干部条件，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和建党初期的骨干力量。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的社会条件，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辛亥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发展，辛亥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切都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出了客观要求，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一旦这些条件基本具备之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完全是历史的必然。

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国际条件也有密切关系。最重要的是第三国际的帮助。1920年7月19日，列宁在彼得格勒领导召开了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强调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的首要的和紧要的任务是建立共产党。而在此前不久，1920年春，经第三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及翻译杨明斋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维经斯基经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在北京、上海先后与李大钊、陈独秀接触，除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情况外，对陈、李正在进行的筹建党的工作，给予了帮助，从而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

在第三国际二大之前不久和之后不久，亚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先后成立。如1920年印度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组织，1925年产生了中央委员会；1920年5月印尼共产党成立；1921年8月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1922年7月日本共产党成立；1924年叙利亚共产党成立，等等。这一切说明了在第三国际领导和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亚洲许多国家成立了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共产党，出现了一股建党潮流，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诞生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接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大旗，且把它发展为新民主主义，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的专制统治，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真正得到了解放。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辛亥革命 篇2

1从潜水器到水下机器人的技术创新

潜水器,亦称“深潜器”。具有水下观察和作业能力的深潜水装置,主要用于水下考察、海底勘探、海底开发及水下打捞、救生等,并可作为潜水员活动的水下作业基地[2]。潜水器分载人潜水器和无人潜水器两类。载人潜水器是一种可以在水面航行,也可以在水下潜航、工作,由驾驶员操纵的航行器。无人潜水器(无人遥控潜水器)也称为水下机器人。它是由水面通过脐带供给动力,并由水面操作人员实现控制,通过水下电视、声呐等仪器扫描进行观察,并通过机械手代替潜水员进行水下作业[3]。水下机器人目前包括有缆和无缆两大类。有缆水下机器人,即水下遥控运载体(RemotelyOperatedVehicle,简称ROV),通过电缆由母船向其提供动力,操作者可以在母船上通过电缆对其进行遥控;无缆水下机器人即水下自主式无人运载体(AutonomousUnderwaterVehicle,简称AUV)是一种既不载人、又没有脐带电缆的水下机器人,与工作母船没有机械上的联系,自带能源,工作时依靠自治能力来管理和控制自己,具有在三维空间里自由运动的能力,是目前水下机器人主要的发展方向。

世界上早期的潜水器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1932年,瑞士的A·皮卡尔教授研制出第一个潜水器“弗恩斯-1”号,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就是用绳缆吊放的简单潜水 球,无水中活 动能力,也无仪器 设备。1934年,美国研制出能够下潜934米的载人潜水器。1953年又制造出第一艘带有小型电力推进器的“特里斯特号”潜水器,并于1960年1月23日在太平洋马里 亚纳海沟 下潜到海 平面以下 近11公里处(10916米),创造了世界潜水最深记录。从60年代起,潜水器普遍安装了必要的仪器设备,改善了机动性能,提高了水下作业能力。20世纪70年代研制出的无人遥控潜水器,具有作业安全、使用方便等特点,使水下机器人技术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计算机、人工智能、微电子等技术的突飞猛进,自主式水下机器人得到大力发展。目前,水下机器人均装有多个推进器,可以完成朝不同方向运动的指令,除此之外,还装有罗经、深度计、障碍物探测声呐、高度深度声呐、方位探测器和各种水声通讯设备,以及供水下作业用的机械手、水下电视和照明装置等。当今世界如美国、日本、英国等都已开发出适用于多种需求的水下机器人,并且各自都有一定的技术优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SeaGrant'sAUV实验室开发的水下机器人OdysseyⅡ可以用于在海冰下标图,以此来理解北冰洋下的海冰机制,并且能检测中部大洋山脊处的火山喷发。美国海军研究生院(NavalPostgraduateSchool)的智能水下运载器研究中心研发的水下机器人“凤凰号(Phoenix)”可以完成具体的项目任务,包括使命规划的研究、导航、避碰、实时作业控制、再规划、目标识别、平台的动力运动控制和后使命数据分析等。在军事上,可用于水雷战,如浅水雷区标图与灭雷(引爆)[4]。其他国家如英国的海事技术中心(MarineTechnologyCenter),日本东京大学的机器人应用实验室(UnderwaterRoboticsApplicationLaboratory(URA))等均致力于研发更先进的水下机器人。水下机器人已经成为新时期水下观测、海底采样、水下摄影和录相以及水下打捞的重要工具,在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资源开发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2中国水下机器人的研发从申请到立案

机器人是人类进入20世纪具有代表性的高技术产物,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机器人技术发展的助推剂。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逐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制定《1956—1967年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其中对发展生产过程自动化作了具体要求,这一成效主要体现在军工企业中。在之后制定的《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生产过程自动化又一次被提及,这次重点强调工业生产自动化问题,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我国部分研究人员尝试着跟踪国际最新技术,在机器人领域开始新的探索,而对于水下机器人仅处于认知阶段。

2.1初创期艰难起步

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机器人的研发工作举步维艰,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蒋新松、吴继显、谈大龙等几名研究人员从国外的杂志上零星地了解到机器人技术的出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工智能技术、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称为20世纪的三大技术,国家提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从这一角度来看,将视野拓展到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方向,可以进一步与国际上其他国家发展高技术的趋势接轨。三个人联名给中国科学院起草了《关于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的研究申请报告,同时去北京调研开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的可能性[5]。尽管当时在科学院得到了支持,却依然遭到了其他人的质疑。甚至有人还在上海复旦大学所办的《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公开撰文,对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研究进行批判,认为这是“唯心主义的伪科学”[5]。在当时社会形势及负面声音的影响下,大部分人对这个新出现的“铁领工人”[6]并不接受,机器人的研发工作暂时被搁置了起来。

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到:“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国家从这一时期开始关注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打破常规,重视科技进步的战略观点,积极致力于追踪国际高技术发展态势。

2.2视野转移到水下机器人

1978年,中国科学院制定规划发展机器人。在《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 术发展规 划》实施的同时,国家制定了“第七个五年计划”(简称“七五”),“七五”期间,安排76项国家科技重点攻关项目,其中“工业机器人开发研究”(共分成了5个课题:工业机器人基础技术研究;工业机器人基础器件开发研究;搬运机器人开发研究;喷涂机器人开发研究;焊接机器人开发研究)就是其中之一。以此作为我国工业机器人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基础理论的研究及关键元器件的研制和配套的“主战场”[7]。为了避免与机械部研发工业机器人项目相冲突,1979年11月,科学院组织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与有关部门讨论其他方向机器人技术的研究如何立题。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讨论最后集中到研制一种人所不能及的环境中应用的机器人。考虑到研制这种机器人也许会容易得到社会的支持。属于这种情况的,在当时有两类:一类是核辐射下应用的机器人,另一类就是海洋机器人[8]。与会者都支持后一课题作为研究的目标,这一课题也初步得到中国科学院职能部门的认同。

其实早在1979年9月,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几名研究人员在副所长蒋新松的带领下,参加在日本东京举办的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议,这是人工智能领域中最主要的学术会议之一。会议后,他们在横滨参观了海洋技术研究中心,在小松制作所(KOMATSU)看到了还在研制中的八脚水下机器人[8],这种机器人将会代替人完成水下作业,大大减轻了人力。从当时的世界范围来看,自1964年以来,苏联科学院海洋学研究所就开始从事海底遥远人控系统的研发,第一个无人带电缆的受控器被称为“蟹”,它的机械手可以在0.4米以内拾取各种形状物体。美国方面研发的科沃(CURV)水下机器人在母船的遥控下,可以潜入750米以下水深处作业。1965年,“科沃一号”在西班牙海床成功打捞一枚氢弹;“科沃三号”在1973年打捞起一艘失事的“双鱼座”深潜艇。英国方面研制出一种无人遥控潜水器ANGUS(可导航通用海底探测器),设计理念与美国的“科沃三号”相似,能在水下330米大陆架上活动[9]。这种新型机器人在中国的研发尚处于空白状态。结合日本发展机器人技术时,采用技术开发与实际需求紧密结合的“实用型”模式,中国也可以结合当前国情,研发适用于本国的特种机器人。

1979年12月,中国科学院在沈阳主持召开了海洋机器人立题计划座谈会。到会的海洋研究所、海军等方面的代表在分析了课题的迫切性、必要性与可能性后,一致支持这一课题的研究。尽管会下有人对这一课题还是持有质疑态度,但会议决定于翌年组织这一课题可行性调研[8]。1980年4月初至5月中旬,由沈阳自动化研究所、长春光机研究所、青岛海洋研究所、南海海洋研究所联合组成调研组,开展了海洋机器人课题的可行性调研工作,在全国二十多个单位进行了调研,在调研中召开了海洋科学工作者、海军指战员、打捞人员、潜水员等各种类型座谈会十余次,调研人员深入工作一线,积极了解海上潜水作业中潜水员进行救捞的情况与海上石油开采平台的工作情况。潜水员进行水下作业时,20米以下很难看清目标,50米以下漆黑一团,每次潜水只能持续工作15~20分钟。潜水员容易患潜水减压病,导致脊髓部分的中枢神经损伤[10],进行深水域作业时会造成氧气及氮气中毒[11]。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在调研总结会上,参加调研的单位又一次重申:开展海洋机器人研究势在必行[8]。研发水下探测及作业装置———水下机器人的呼声越来越高。

2.3重要推动者

通过一系列的调研,研发水下机器人这一课题得到了大多数的人的支持,但在之后的落实过程中,又经历了困难与曲折。考虑到当时的科技水平,有人认为:工业机器人没搞好就搞水下机器人,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同时在经济上,还面临着缺乏经费的难题。是否能顺利进行这一课题的研发,还有很多困难要克服。

正在研究人员为这一课题能否继续进行而发愁时,得到时任中科院技术部主任、学部委员李薰的支持。李薰(1913—1983)早年通过湖南省试留学英国,在谢菲尔德大学(TheUniversityofSheffield)冶金学院深造,研究冷加工对钢的性能影响和氢在钢中的作用。回国后李薰负责筹建并主持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工作。国外的求学经历使他更容易接受新技术新方法的挑战,在工作中敢于创新,同时还号召高级研究人员一定要有自己的基础性研究工作,讲究实效,注重实际[12]。对我国现行的科技体制存在的很多弊端,多次提出批评和改革意见。20世纪50年代李薰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我国稀土资源利用的问题。后期为我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最先在国内研制出分离铀235的关键部件———甲种分离膜。这些成就与他对科研积极的态度密切相关。

1978年7月,中科院沈阳分院成立后,李薰任分院长。当时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正在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研究,但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认识不一致,工作进行难度较大。为了统一认识,排除干扰,尽快立题,李熏建议将题目改成“智能机器在海洋中应用研究”。1981年11月,在李薰主持下召开了智能机器人在海洋中的应用课题审议会,并组织了技术学部委员对这一课题进行评议。陶亨咸、杨家墀、常迥、张仲俊、张作梅等五位学部委员参加评议,并一致同意立题[8]。李薰对开发这门学科的必要性、现实性和应用前景提出了肯定性的意见,最终智能机器在海洋中应用研究被确定为中科院的重点课题。

2.4拍板定方案

关于水下机器人的研发这一课题历经几番波折终于正式确立,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与上海交通大学达成了合作研制本体的协议,并先后和国内许多单位签订了有关部门的研制协议。将研制中的海洋机器人被定名为“海人一号(HR-1)”。为了进一步明确“海人一号”的具体实际方案,1982年,中国科学院与有关部委在杭州莫干山又一次召开了“海人一号”方案设计审定会。

在莫干山会议纪要中,就海洋机器人课题有这样一段历史性的概括:“代表们一致认为,随着近年来我国海上石油开发、海洋调查、海洋工程和救捞事业的发展,当前研制的无人有缆深潜器是发展我国海洋事业迫切需要的工具,对四化和国防建设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应予积极支持。沈阳自动化所研究有远见地预见到这种发展趋势,能及时提出了该项研究课题,并主动与上海交大等单位合作,适应了国家的需要,对此与会代表一致充分肯定……”[8]。会上海军代表要求:新的水下机器人应能深潜到水下200米,并能将看到的东西拿上来。经委代表要求:不单要样机,还要产品,要打破过去科研项目只搞原型(功能机)样机的惯例,要拿出符合英国船级标准,能够在工程中使用的无人遥控深潜器来……所有这些都为水下机器人的研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83年这一课题正式列为中国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从此,有了必要全面开展研究工作的经费。中国科学院拨款115万(科研经费100万,试验费15万)以支持实际的科研工作[8]。从立题到正式批准,足足经过了四年时间。

海洋机器人的研制,是一个包括深潜技术、密封技术、自动控制、机器人技术、电视、声纳、信息传输、流体控制等技术的综合项目。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设计的“HR-1海人一号”,是我国的一个开创性项目,所以在莫干山会议上专家根据各方面的要求审议后,确认这一样机的主要设计要求应该是:最大工作水深:200米;工作半径:100米;工作海况:4级;重量:2000公斤(空气中)~17公斤(水中);前进和后退速度:2节;左移和右移速度:0.5节;上浮和下潜速度:0.5节;定深范围系统误差:0~200米≤2米;定向范围与精度:0~360°±2.5;定高范围与系统误差:2~10米≤0.5米;云台水平转动范围:±180°;云台俯仰转动范围:±90°;机械手:五自由度六功能,抓重5公斤(空气中)[8]。这些要求既适应工程实际需要,也具有同类产品的技术水平。根据这些要求,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海人一号”课题组完成了最后的设计方案。

3中国水下机器人制造从样机换代到投放企业的缓慢推进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研发的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于1985年12月在我国大连海域进行了海试,根据海试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大幅度的改进,将原来以模拟技术为主的控制、水上水下通信、主从机械手等子系统改进为以多微机组成的控制系统。改进后重量和体积分别减少了三分之二和二分之一,性能也有了明显提高[13]。1986年12月“海人一号”在我国南海再次进行了海试,取得成功。

“海人一号”原理样机(如图1)试验成功标志着我国在追踪高技术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成功突破,为下一步水下机器人的研发作了良好铺垫。尤其在机械手的控制、水下机器人的航行控制、水下磁耦合电机等方面有一定的创新[8]。“海人一号”的控制系统(如图2)由5个子系统组成:航行控制子系统、主从机械手子系统、信息交换子系统、观察子系统及传感器子系统。可以完成4个自由度的运动控制:进退速度控制、自动定深 控制、自动定 高控制、自动 定向控制。“海人一号”不设中继器,使用中性主缆传送动力和实现水下设备与水下设备之间的信息交换。水面操控设备和监视、显示设备除主手外均放在控制台上[14]。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在下一步研发水下机器人时,将研发工作与引进技术结合起来,以“突破中型,扩向两头”(指发展重型和轻型的水下机器人)的指导思想引进了中型水下机器人RECON-IV技术,以使我国这方面的技术在更高起点上发展。RECON-IV技术引进项目已经国家计委批准,并与1985年12月14日与美国沛瑞(PERRY)公司正式签字,合同有效期为15年,合同产品 为RECON-IV-300-SIA-X,通过这次技术引进,达到掌握和应用水下机器人方面的技术,生产出符合国际船级社标准的水下机器人。这项技术的引进,是以“在研究的基础上引进,在引进的基础上提高研究水平的原则”下进行的,它将为“七五”期间开发研制大、中、小型海洋水下机器人系列产品提供必要的技术条件,使我国这方面技术在更高的起点上发展。

在“海人一号”原 理样机试 验成功后,“金鱼一号”、“金鱼二号”、“金鱼三号”轻型水下机器人也相继研发成功。其中,“金鱼二号”在吉林省丰满水电站扩建时,用于观测进水口栏污栅锈蚀情况。中型海洋机器人就是在引进美国沛瑞公司制造技术的基础上,攻克关键技术后研制成的“无人遥控深潜器RECONIV-300-SIA-X”,这台机器人可以小批量生产,用于海底石油开发、海上军事试验、海底资源勘测等。

1986年国家实施《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863计划”,其中自动化领域纳入了智能机器人技术和计 算机集成 制造系统 (ComputerIntegratedManufacturingSystem,CIMS),同时对机 器人技术发展作了重要战略调整,从单纯的研发机器人技术向机器人技术与自动化工艺装备扩展,将中心任务定义为研究和开发面向先进制造的机器人制造单元及系统,自动化装备、特种机器人,促进传统机器人的智能化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提高我国自动化技术的整体水平。“863计划”实施之 前,包括“海人 一号”、“金鱼号”等系列水下机器人都属于有缆遥控式机器人,潜深只有数百米,能达到的海域非常有限。在新目标和新要求之下,水下机器人开始探索新的研发方向———无缆(自治)水下机器人。

4结论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将视野放到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角度,从各方面积极与国际发展形势接轨。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我国起步较晚,在“七五”计划及其他科技政策的推动下,通过跟踪国外先进技术,结合当时中国国情,创新性地研发出适用于我国生产环境中使用的机器人,“海人一号”的成功研发,打破了其他国家在这一方面的技术垄断,为我国下一步开发更先进的水下机器人打下坚实基础。“海人一号”是原理样机,距离实用还有很大距离。尽管经过后期技术不断改进,有多种适用于不同工作环境的水下机器人研发成功,但均未走上大规模产业化发展阶段,很长一段时间国内的应用客户大多是购买或租借国外现有产品。

管理革命：经理式资本主义的诞生 篇3

考察企业的成长，人们通常比较关注的是社会变迁、技术革命、消费浪潮等等现象，而相对忽略管理方式的变革因素。其实，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生产和分配过程不断变化。由单一专业的企业到大型跨国联合体，由支薪经理所形成的管理阶层，起到了一只强力推手的作用。美国商业史教授小艾尔弗雷德所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详尽论证了这一作用。

人类最早的企业都是独立运行的，即便是我们今天看来由于本身的特性应该组建大型联运集团运行的企业，如铁路公司，在最早依然是独立运行的，但由于其组织运行的特性，如沿线的铁轨、共同拥有的通行权等等，使其成为美国最早的现代工商业，而这里现代的主要标志，就是大量雇用专职经理人员来协调、管理和评估于分散在各地的营业单位。这里有着双重意义的革命。

一是铁路拥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此前“两权”合二为一。19世纪中叶，由于资本家直接调度机车导致美国铁路营运史上的一个大灾难，引发了“两权分离”。二是直接产生了没有资本所有权的经理层，专门从事管理营运，由此揭开了管理作为独立活动走上历史舞台的序幕。由于管理人员的统筹协调，使生产和分配过程中的信息、物资流快捷、成本低，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这是市场难以办到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建立庞大企业系统的经理阶层本身，也是一个崭新的系统结构。在销售环节，传统的销售公司被现代的营销企业取代，直接进行大规模的产品营销和分配，逐渐创造了大型零售、邮购、连锁以及现代批发市场;在资金供应环节，由于期货交易的出现，发货人可以从当地银行拿到低利率的短期期票，既大大降低风险，又降低融资成本，这种金融革命之重要意义，纽约市议会在1860年的一份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以前那种不确定的，但却不得不如此的商业经营方式，财产会被套住，被套在某些当事人的信贷上;现在是以现金代替信贷，是以实际正确的商业现实经营取代了旧式制度的缓慢和不确定性的经营。”此外，在企业经营所经历的每个环节，管理这支“有形的手”都能恰当地设计出各种有效的功能来推动生产力。这样，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各级管理者以其独具的管理才能协调配置了各种要素、资源，甚至各种利益的平衡，推动企业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

美国企业19世纪下半叶期间，企业管理层发挥了比市场机制更有效率的控制和协调经济活动时，新的管理机构不断出现，越来越多的职业经理阶层能够被充分地雇佣，上演一场伟大的管理革命。

但我们需要永远记住，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始终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管理必须适应这一基本的法则，去促使全社会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

《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

作者：[美] 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  出版：商务印书馆

定价：52元

《论历史》

作者：[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出版：中信出版社

定价：48元

作者将对历史的思考与感悟融入书中，他关心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历史学家的责任;讨论历史对当代社会的作用，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的价值等问题。

《慕课：人人可以上大学》

作者：[美]  乔纳森·哈伯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定价：39元

MOOCs，是“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的英文缩写，中文译为“慕课”。在作者看来，慕课为缓解教育资源匮乏和教育水平不均衡问题带来了希望。

《感怀上海》

作者：邹仲之

出版：三联书店

定价：29元

收录了42 位作家关于上海的47篇文字。五光十色的上海，文化地位上和北京并驾齐驱，它们的故事可谓是近现代中国的“双城记”。

《不朽的大提琴家》

作者：[英]  玛格丽特·坎贝尔

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

定价：68元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辛亥革命 篇4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个时代终结和时代开始的标志，那么产生这一标志并不是突然的，它是一个时间上空间上逐渐积累的过程；它所表现的方面也是很多很广的。但有一点是可以精确地确定的：那就是模仿西方的各项制度，包括文化，政治，道德，科学等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标准则是：广泛地采纳使用，以极大的包容和勇气接受西方的事物（对于实际的考虑有时少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社会运动呈现出一种有自身时代特点和民族特点的性质，就像本文将要论述的妇女参政运动一样。

二/本文目的和结构

辛亥革命带来的是一种现代化的气息。换言之，让中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的进程真正得到了启动。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对于现代文明的接受，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彻底性的，重塑性的。而其中的表现，在本文中将从妇女问题入手来阐释这个问题。

三/积累

【自戊戌维新运动以来, 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及知识妇女群的出现, 为参政运动提

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世纪末, 资产阶级维新派曾领导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妇女解 放运动, 他们在“ 天赋人权”的思想下, 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 兴女学, 争女权, 把改变妇女非人的地位, 争取妇女人权作为他们反封建的一面旗帜, 从而打开了探索妇女解放问题的大门】——《论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

我们可以看到，妇女运动，在这里和别的社会方面的运动一样，是这样的一种过程： 1/接受西方的思想

2/比较中国当时的情形

3/面对差异，考虑发展方向；

4/得出在此方面向西方学习的结论；

5/实践！

A/由于不是自发/草根性质的一种社会运动，这样的社会运动的成功将会是一种很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妇女在参政上真正做到当家作主要到解放后的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后的事情，当然不能否认辛亥革命的强大作用，譬如说在缠足/婚嫁方面的巨大进步。

B/上面所说的是一个不利的方面；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由于当时国家的内忧外患是一种全民意识（程度当然不是很深，比如鲁迅笔下的阿Q），所以一旦某一项社会运动拉起了改良社会，振兴国家的大纛，那么这一社会运动的影响将是范围很广的。哪怕妇女的解放与“强国”“富民”没有直接的联系。

由A/B两方面的分析辩证地看到，妇女运动的兴起是不能不与当时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看待的；而这一运动的轰轰烈烈和逐步的成功也是当时辛亥革命前的各项社会运动的发展情况的一种典型，即“为了现代化而现代化”。

顺便可以提及别的例子：

【张展云编辑《北京女报》,秋瑾创办了《中国女报》等等。这些书刊, 主要提出了四方面的内容：妇女与男子共担救国之任。“ 天下兴亡, 吾二万万同胞安能漠视哉覆巢之下, 薪火 之上, 宁有幸软”。她们理直气壮地认为妇女只有自觉地承担救国义务, 才能与男子得到平等的权利。主张“ 女子家庭革命”, 提倡男女平等。把家庭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基础, 以及“ 政洽之革命, 以争国民全体之自由, 家庭之革命, 以争国民个人之自由, 其目的同政治之革命,由君主之法律, 直接压制而起”。】——《谈谈关于中国的妇女问题进程》1996

至少在文字上，可以看见，这些运动发起人都将社会运动目标和“救国”“社会革命”紧密结合。（字数限制，不再赘述）

四/里程碑和对未来的深远影响

【辛亥革命一爆发, “ 女界为革命潮流所鼓荡, 风气渐开, 又以参加种种军

事、救济、募晌等实际革命工作, 益复认识国民身份与责任之所在, 一若迷梦顿醒”。在革命中涌现出来的著名女士如唐群英、林宗素、张汉英、沈佩贞等, 便纷纷联络同志, 组织各种妇女团体, 发宣言、办报纸, 将妇女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争取妇女参政权的斗争上, 掀起了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第一个高潮。】——《_揖美追欧_旧邦新造_辛亥革命与王朝时代的终结》 在辛亥革命之后，社会运动可以说进入了正规时期。诚然，问题还是那么的严重：缠足等问题在中国广大的内陆地区广泛的存在；在社会政治制度的更新没有跟上的情况下大谈妇女解放妇女参政舆论顶多只能做到对于大声呼吁的同意/同情，而不能够有什么真正大的动作。然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当一列火车开上了正规（虽然它的沉重的质量和庞大的体积让入轨的过程变得极其艰难和漫长），它很难再停下来了。

横向地看，当时社会对于科学的提倡，对于民主的提倡，对于技术的提倡，就像对于解放妇女/呼吁男女平等一样，一直未曾停止或削减过，乃至到了现在。

【女子同盟会, 是同盟会女会员吴木兰在上海发起组织的, 成立于1912年, 后迁至

南京。该会“ 以助民国促进共和, 发达女权, 参预政事为宗旨。女国民会, 则是由同盟会员王昌国等在湖南长沙发起, 初以主张男女教育平等为宗旨, 后觉“ 以此事范围太狭”, 表示与护、宁妇女界采取一致行动。女子后援会和女子尚武会, 分别由同盟会的唐群英、沈佩贞等在上海组织筹晌和军事团体, 后转化为参政团体。】——网上的资料

在这里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政治力量就不能大量的介入，那么运动将不可能达到像文中所提到的那种成为“负责筹饷和参政”性质的团体。

前面已经提到，没有政治制度相应的更新，妇女的真正解放时达不到做不到也不能想到的。但是就仅仅这些团体的成立和运转而言，这些后来成为推动社会男女平等的巨大动力来源；这是不能受到怀疑的。

五/结语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辛亥革命 篇5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二大明确提出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此后，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的教训也使党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党的三大提出了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思想，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随着大革命的兴起和发展，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激化。到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的思想。1926年前后，党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对党成立以来的经验，尤其是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对中国革命的新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论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其条件；总结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提出中国革命应当先占乡村、后取城市的战略，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理论。

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经过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失败，也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时期的锻炼，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逐步成熟。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得到展开，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达到成熟。

抗日战争胜利后，代表中国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同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的共产党展开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战略决战。党和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尤其是解放战争以来新的经验，完整地表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指出

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革命的主要经验和主要纲领，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篇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绝非偶然，它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和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两大革命任务，这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到辛亥革命，虽然帝国主义未能完全吞并中国，但中国人民却始终未能摆脱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旧民主主义革命屡遭失败的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 都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历史呼唤新的领导阶级来领导中国革命。

（2）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①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建党提供了阶级基础；

②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建党提供了思想条件； ③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④共产国际的帮助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上4点须详细解释）

（3）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科学的理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了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国民党合作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在大革命失败后，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壮大了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积极倡导、组织、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国民党破坏和平，挑起内战时，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完成，为进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之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必然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辛亥革命 篇7

一、革命前黑暗的新疆

1. 早年的曹达诺夫·扎依尔。

曹达诺夫·扎依尔出生在中国新疆的伊宁地区, 父亲是一名商人, 但由于受到国民党政府在少数民族边区的压迫, 年幼的曹达诺夫家境也衰败了。当时曹达诺夫家中有四个兄长, 而他年龄最小, 但年少的曹达诺夫用功读书, 早年便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熏陶, 从小就萌发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想法。那时共产主义的火种已经在新疆地区点燃。据文献记载:“那时正是驻迪化八路军办事处在新疆播撒革命火种的时期, 也是苏联援助建立新疆陆军军官学院的时期。”[1]22年少长成的曹达诺夫在参加革命前便从事畜牧业。生在新疆, 有着维吾尔族血统的他天生就是一位骑术高手, 据记载:“六十高龄, 常偕夫人骑马散步, 越野上山, 单手挽缰, 双马并辔, 飞奔如履平地, 路人皆驻足相看。”[2]23同时也非常善于相马, 据记载:1959年春, 将军至阿尔泰骑兵团下连当兵。团领导请将军选马, 将军至马厩转一圈, 指一铁青马, 曰:“就要它。”团领导惊曰:“首长好眼力!此马原为乌斯满土匪之子谢里曼之坐骑, 尤善爬山, 绝不打前失。”团领导问将军:“这是阿尔泰本地马, 不是良种马, 为何选它?”将军指之, 曰:“你看它, 胸部宽, 鼻孔大。胸部宽则肺活量大, 鼻孔大则呼吸畅快。因此向高处走不存在氧气不足之困难。”[2]24可见曹达诺夫天生就有着驾驭战马的潜力, 这也为他今后参加革命担任民族军骑兵营参谋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新疆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社会黑暗无比, 政府腐败, 赋税沉重, 通货膨胀, 生灵涂炭。

新疆地区的统治阶层头目盛世才与苏联决裂, 投入国民党反动派的怀抱, 对当地实施法西斯统治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 不给少数民族自由, 不给少数民族和平安宁的生存环境, 甚至不承认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盛世才利用警察以及特务大肆逮捕杀害新疆工作的民主主义以及民族主义进步爱国人士。相关文献记载:“1943年3月, 盛世才亲自来到学校 (他是兼校长) , 召开大会, 他一反常态, 大讲特讲反苏反共, 并宣布两条命令:一是学校所有教职员工, 从即日起集体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员;第二是立即停止使用所有苏联教材, 改用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教材操典, 并把学校名称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黄埔军校新疆第九分校。”[1]44可见当时盛世才在新疆地区对少数民族的思想禁锢之深令人发指。

二、中国新疆三区革命

1. 投身革命, 燃起革命的火种。

由于盛世才大搞“献马运动”, 彻底激发民变, 使一些受过马列主义教育和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首先行动起来, 陆续在全疆各地成立了革命地下组织, 宣传革命, 号召各族人民拿起武器, 武装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1943年至1944年上半年, 伊犁、阿山、哈密、蒲犁 (今塔什库尔干县) 等地都出现了地下组织和游击队。就连国民党新疆省的首府迪化 (今乌鲁木齐) 也有地下进步组织的活动[3]36。如1944年4月成立的伊犁“解放社”就在领导伊犁地区的暴动中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夏尼勒克地区组织起了一百多人的游击队, 曹达诺夫·扎依尔在该游击队中任文书, 同时也拿起枪杆在所属的游击队与国民政府小规模对抗, 击毙国民党军警数十人, 并多次阻击国民党军的围剿, 为今后的伊利暴动作了铺垫。

2. 伊宁暴动。

在尼勒克游击队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后, 曹达诺夫·扎依尔因作战有功受到游击队组织上的表扬, 并将执行一项更艰巨的任务。他的任务就是组织队员一同攻占国民党军的飞机场, 切断反动派的制空系统。任务开始, 除一小部分游击队员留守战斗外。其余游击队员成立的“解放社”已经向伊宁地区渗透, 开始对伊宁地区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民族工商业者进行宣传, 鼓动组织各族人民团结一致与伊宁地区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此时, 驻伊宁国民党军队主力已调往尼勒克围剿游击队, 据载:“城内只有128师383团, 保安4团之一部, 航空大队, 教导营及警察, 总共不超过1500人, 其中不少系非战斗人员, 且分散驻守在艾林巴克兵营, 梁乡庙, 飞机场, 警察局, 发电站等地。伊宁防卫空虚。”[3]38“解放社”抓住这一有利时机, 决定于1944年11月7日举行伊宁暴动。“伊宁暴动”中, 曹达诺夫将军奉命攻打飞机场。在这次战斗中曹达诺夫将军也身负重伤, 但为游击队员赢取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在短时间内暴动队伍抓住时间打击国民党回援伊宁的军队, 使得伊宁暴动成功。

3. 民族军的建立。

伊犁专区的解放, 标志着革命的初步胜利。但由于新形势的需要, 把武装斗争扩展到塔城, 阿勒泰以至迪化方向, 必须组建一个正规化武装力量, 这样才能将革命斗争进行到底。1945年1月5日, 临时政府决议:为了维护革命的成果, 保卫和平, 吸收各民族人民组成一支正规军队。1月12日, 临时政府确定了民族军的军衔及服装式样。2月2日, 临时政府通过的《兵役法》。《兵役法》规定, 据载:“凡年满18—22岁的公民, 不分阶级, 民族, 都应该征集服役3年, 根据公民家庭劳动力状况。可应征或免征。在总动员时期, 除了向适龄青年征集外, 23—45岁的公民均有服兵役的义务;服役人员实行薪金制度。”[3]40此时曹达诺夫由于在伊宁暴动中有过卓越的战功, 而被任命为民族军骑兵营参谋长, 步兵第四团营参谋长。同时, 临时政府还决定在一些重要的县, 市设立兵役局, 负责日常的征兵, 战时动员等工作。

三、中国新疆解放后

1. 从民族军到五军, 成为革命的标杆。

1949年春,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全线反攻, 全国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7月上旬,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自陕西起向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进军。喜讯传来, 三区人民和民族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这时, 新疆政局也发生了变化, 国民党中央政府迫于人民压力于1949年初撤换了麦斯武德, 任命包尔汉为省府主席, 宋希濂也早于1948年下半年被调离新疆, 由陶峙岳将军兼任省警备司令。同时甘宁青的地方军阀马步芳秘与新疆反动分子马呈祥、伊敏等会合, 企图阻挠人民解放军入疆, 分裂祖国统一。为了稳定局势, 迎来新疆的早日和平解放, 三区人民及民族军一面继续坚持与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进行斗争, 一面为了稳定内部, 团结各族人民, 配合人民解放军入疆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新疆的和平解放, 使全疆人民以及民族军全体指战员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1949年10月底, 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新疆代表归来。11月5日, 赛福鼎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 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新疆及三区各族人民的亲切慰问, 并向三区人民和民族军指战员传达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的精神, 以及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据载:“根据《共同纲领》中有关规定,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49年12月20日发布命令, 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番号。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 任命列斯肯为军长, 曹达诺夫·扎依尔为军副政治委员。”[4]52

2. 官拜少将, 维护和平新疆。

1955年9月, 曹达诺夫将军进京参加总参动员部兵役动员会议。9月30日, 曹达诺夫将军接总干部部通知:下午四点钟至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下午三点半, 将军被一辆面包车送至怀仁堂。是日, 曹达诺夫参加了我军最高规格的授衔仪式。

1962年4月至5月, 中苏交恶。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的指示一手策划、指挥实施了新疆“伊犁事件”。该事件据载:因苏联驻伊犁领事馆故意挑唆, 使得上万边民聚众闹事, 并纷纷外逃, 其势汹汹不可挡。曹达诺夫将军奉命率工作组星夜赴伊宁, 有人建议出兵弹压, 将军则曰:“此为下策。”[5]57于是曹达诺夫将军亲临现场, 召集少数民族头领、统战人员、宗教人士言明事件性质、利害和后果, 民众便信服了, 纷纷回乡说服边民, “伊犁事件”最终得以平息。事后, 伊宁边区一直安详宁静, 鲜有边民叛逃事件发生。曹达诺夫为和平平息这次事件起了带头作用, 也为少数民族干部今后如何做好维护新疆和平稳定的工作作出了榜样。1985年, 曹达诺夫将军离开军队领导岗位后, 曾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四、五届人大副主任, 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从50年代开始, 将军兼任新疆自治区体委主任二十余年, 军政工作之余, 热情投入, 狠抓不懈, 任内新疆体育运动成就斐然。

纵观以上历程, 曹达诺夫将军是新疆地区早期与共产党合作的民族组织筹建者之一, 是共和国第一批维吾尔族将军。虽然他只在中国边疆地区反对国民党的统治, 但是他所组织的民族军也在解放战争中牵制住了国民党数十万精锐, 使得蒋家王朝腹背受敌, 为全国人民的解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王永庆.历史的回声——格尔夏回忆录[M].新疆生产建设出版社, 2008.

[2]曹达诺夫2002年8月9日乌鲁木齐采访笔记.

[3]曹达诺夫·扎依尔.五军的革命历程[M].解放军出版社, 1989.

[4]袁伟.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野战部队发展史略[M].解放军出版社, 1987.

程春虎与中国第一旷世家谱的诞生 篇8

新中国成立后，受“左”的政治影响，民间家谱、宗亲、家规等一度被看成是“封建余孽”，受到贬斥和遏制，“文革”中更被视为“四旧”，致使无数民间姓氏家谱惨遭扫荡和焚毁。直到新时期，随着国际华人寻根热的兴起，民间修谱活动才又逐渐恢复和兴旺起来。由程春虎主持重修的《武乡程氏家谱》就在这种大气候下应运而生。

追源溯流，程春虎决心重修家谱

武乡程氏的先祖，是宋朝大理学工程中的程颐。元末大乱，程颐的15世裔孙程思德(后改名程敏)、程思贤、程思让三兄弟由河南迁到山西。程敏侨居武乡县铜城，后改名为信义，所以，这支程氏，都叫信义程氏，至今已经繁衍27世，上万人，分布在全县70多个村庄及全国各地。

《武乡程氏家谱》的源头为武乡《信义程姓家谱》，是于明万历时期(公元1615年)，由明代武乡县信义村11世祖、工部尚书程启南创建编撰。此后，到清雍正(公元1729年)时期，由14世祖程定第二次续修；至清道光(公元1834年)年间，由1 8世祖程文成第三次重修，上谱族人至2l世。1945年抗战时期，武乡南沟据点日军强迫信义村民拆毁程氏祠堂，将木料送给南沟据点日军当燃料用。时任故城镇武委会主任、南岭坡底村程氏22世孙程虎春，在被拆毁的程氏祠堂废墟里，悄然将历史上第二次创修的《信义程姓家谱》残本收藏起来，从此密不示人。由此该家谱躲过了战乱和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妥善保管60年，临终时交给其子程应堂保存至今，成为珍贵的孤本。

同为程门子孙的程春虎，1934年出生于武乡东良侯村，曾历任中共武乡县委农村工作部、政策研究室科长、主任、党委成员等职。程春虎爱好写作，从政50年笔耕不辍，正是这一爱好，他很早就萌生了续修武乡程氏家谱的念头。早在1958年，他在故城公社任职时，就通读了《武乡县志》乾隆版、民国版共二套八本，发现信义村载人县志的程家名人轶事、文官武将、文儒乡贤竟有300多人，社会功德也各有千秋，这令他感到自豪。从那时起即随时注意搜集有关资料。

俗话说，盛世修志修谱。1996年，程春虎退休了，他决心在他有生之年，完成武乡程氏家谱的四修工作。因此，从1998年开始，程春虎便逐步将四修武乡程氏家谱列入自己工作的日程。

续修信义程氏家谱，首先就得找到老家谱资料。

武乡信义村，是武乡程姓的根祖之地。程舂虎小时候就知道，每到清明节，父亲常带他去信义村扫墓祭祖，父亲还是当时东良侯村程氏族亲扫墓祭祖的总管。但是，信义村有没有老家谱?即便有，人家又肯不肯拿出来?费尽周折，终于打听到本家程应堂家里，也就是前说冒死保存下来的那本孤残本还在。果不其然，当程春虎上门求看程氏家谱时，对方把他当成了收古董的文物贩子，一再回绝说没有家谱，不愿拿出来。几经耐心解释，才逐渐消除了疑虑，答应出借家谱，但提出一个条件，只借三天。程春虎也恪守信用，当天将家谱翻阅了一天，然后自费到县城一家私人开的复印门市部全本复印，第三天，便驱车将家谱归还原主。

有了老家谱，只是为续修家谱提供了基础。续修信义程氏家谱涉及到的武乡县内的乡镇就有几十个，需要一一寻访联络；在外工作的本家也有成千上万，需要一一书信联系。程春虎感到，千头万绪，光靠自己一个人力不从心，需要组织一个由程氏本家参与的、精明强干、有同心协力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的编委会，以团队作业，共同来承担这一艰巨的任务。然而，组织编委会的设想筹划操办了数次，均告失败。由于人们脑筋还转不过弯来，认为家谱是“封资修”的东西，在新社会修什么谱，是不是要搞“复辟”啊?后来，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了，认识到家谱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对程氏家族，对全社会也是有益的，逐渐取得了共识，可又有些人认为修谱又没钱可赚，还要白搭精力和功夫，直到2001年，程春虎终于再次邀集一批志同道合者，向全族人在祖先像前保证——不怕苦、不怕麻烦、不怕社会偏见、不计报酬等，一定要修完。如此，四修武乡程氏家谱这一宏伟规划，算是艰难地启动了。

锲而不舍，在崎岖坎坷的路上前进

2001年3月，程春虎将自己重修程氏家谱的设想，通过书信征求武乡在外地德高望重的本家“三老”(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同时，积极为重修程氏家谱作舆论宣传工作，撰写《信义程氏之始及其发育》的文章，广为散发，引起了全国各地武乡籍信义程氏族系人士的共识，认为重修程氏家谱势在必行，纷纷来信来电，要求尽快组建人员，制定方案，立马实施。武乡夏家沟村程氏21世孙、军队副师职离休干部程步鳌由太原来信，积极支持修谱工作，并于年底寄回1000元作为重修程氏家谱的起步资金。这是武乡程氏本家捐款的第一人，对修谱工作的开启是一个很大促进。

同年7月15日，编委会召开了重修程氏家谱第一次会议，会议商定了重修程氏家谱起步的有关事宜：如起草编写大纲，有关文件材料，编制各种统计表格，并确定了主编、工作人员、办公室、使用电话等事项，修谱工作正式启动。同年8月，主编程春虎将编写大纲、文件信函、历史名人典型材料、各种统计表等全部拟出草稿。

程舂虎拿出了愚公移山的精神，他不顾年大体弱，高血压等病痛缠身，根据古县志上的有关记载，一一整理出程氏历代名人的传略及家规、家训等资料；多次亲赴武乡祖宗发祥地——信义村，对有关程氏家族文化的碑刻一一拓印，对有关文物、景点一一摄影留存资料……

百折不挠建团队，殚精竭虑修家谱。那些日子里，程春虎家里既是修谱的办公室，又是接待站，外地帮忙修谱的程氏族人住在他家，最长住过半个月。

程舂虎对编撰程氏家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有时睡梦中想到了一个问题，唯恐第二天忘了，半夜3点钟也照样爬起来干。从烈日炎炎的盛夏，到寒风凛冽的严冬，程春虎超负荷工作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青灯黄卷，终于换来成功喜悦

重修《武乡程氏家谱》；从2001年春开启，至2005年秋杀青，2006年充实完善，2007年筹资出版，历时7年，备尝艰辛。终于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于2007年10月正式问世了。

《武乡程氏家谱》为大16开精装本，内容涵盖上自元代始祖程思德(宋代理学大儒程颐第15世孙)，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支系孙共计27世，包括元、明、清、民国、共和国等5个朝代。上谱的程氏本家人员涉及武乡县14个乡镇、70多个村庄，约有1.5万余人，辐射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含台湾省)和5个国家，共计160余万字，厚达7厘米，重达3公斤。是目前山西省最厚重的姓氏家谱，也是全国罕见的一脉相承、支脉有序的望族姓氏家谱。

2007年12月8日，第四修《武乡程氏家谱》一书，在山西武乡县举行了首发仪式。程氏家谱编委会的全体成员，各乡、镇。村的程氏本家代表，以及北京。太原等地远道而来的程氏本家代表200余人。原中国碟谱学会会长、中国家谱牒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李吉先生，以及一些海内外的程氏本家团体和代表也先后发来了贺电，热烈祝贺《武乡程氏家谱》首发仪式大会的圆满成功。

已过古稀之年的程春虎抱病在大会上发言，他回顾了10年操谋、7年编修的艰辛历程，对重修《武乡程氏家谱》的动因、书名、时空跨度、内容和版式装帧特点，以及所克服的种种困难等问题一一作了介绍。《武乡程氏家谱》上谱的约有1.5万余人，其中有历史人物336人，现代、当代人物265人，残废退伍军人73人，革命烈士49人……此外，还收录历代大事记113条，文章、作品和诗歌118篇，记述了工、农、兵、学、商、党、政、财、文、忠、孝、诚、信、物产、民俗等方方面面的人文事迹和文化趣闻，成为家史、村史、县史、乃至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史料还填补了官版史志文献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