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精选4篇）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 篇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知识点9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中国近代国情和革命时代特征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重点，反映党的领导集体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本期主要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近代国情和中国革命时代特征。

◆近代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近代中国，已经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这是最基本的国情。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时代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标志着人类历史由资本主义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进程。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近代中国革命以五四运动为开端，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2006年单项选择题：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再加上土地广大，其结果是

A．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成为统治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B．封建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

C．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D．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解读】本题考查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国情与特点问题。毛泽东这句话要表达的是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答案是C选项。

2002年多项选择题：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规定了

A．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B．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C．中国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D．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E．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解读】本题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与主要对象、革命性质、动力、前途、所属范畴的关系问题，有较大难度。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即特殊国情，决定着革命对象、性质、动力等一系列问题，故选A、B、C项。但D项中国革命的前途是由领导阶级所决定的，E项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所致。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 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教学改革,“概论”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发展的科学, 它的科学精神集中反映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之中。事实上, 思想政治理论课宣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就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解决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路径和重要手段, 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作为高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向大学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 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目的就是要“使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千千万万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1]为此, 必须不断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完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针对性, 提高教学有效性, 以强化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为核心, 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功能, 推动马克思主义在高校中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本文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改革为视角, 提出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际教学中要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教学、课程与问题相结合的课堂专题讨论, 以及校内、校外相结合的实践教学六大教学模块为一体的课程教学改革方案, 来探索如何激活“概论”课程教学的实效性。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为“概论”课教学改革“点亮灯塔”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在总结运用和丰富发展执政党建设基本经验时, 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重要的经验之一;并对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决定》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概念, 指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2]可见, 我们党将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到了一个全新的战略高度。

所谓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今时代的发展主题、时代特征和具体实践相结合, 敏锐体现时代精神, 准确反映时代规律,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也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说“新话”、“实话”, 紧跟时代步伐, 引领时代潮流, 回答时代问题, 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说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话”, 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大众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事实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关系, 三者之间是一种整体关联性。中国化决定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品质;时代化赋予中国化大众化以进步意义;大众化则是中国化时代化之最终目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就是要从中国和时代的实际出发, 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为群众所掌握。而“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 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3]。

2005年1月17日胡锦涛同志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 “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丰富知识和扎实本领的优秀人才, 使大学生们能够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齐奋斗”, 对于“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 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 确立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 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思想道德建设的奋斗目标。所以, 高等院校要为国家培养的人才, 应当是“一个全面的人, 是一个爱国者, 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 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 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4]。为此,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认真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成果, 认真学习这个“在国内认同程度高、国际影响范围广、经过实际运用和实践检验的理论”;以及它所取得的实践成果———“快速、持续地发展, 是惠及全国各族人民的宝贵财富”[5]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把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作为学校德育的中心工作, 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方法, 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模式, 强化实践环节, 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湘南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教学改革探索, 并取得了一定的教改成效。

二、“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摸着石头过河”

针对上述“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精神, 笔者认为“概论”课的理论教学应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格局视角下整合教材体系, 在全面融会贯通“概论”教材基础上, 精选、提炼、提升“思想的历史”。为此, 笔者对“概论”教材十章的理论框架按照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原则, 重新整合新的理论教学体系, 经过精炼的选择, 重新整合为四个大的理论教学专题, 主要分为五讲:

理论专题一:学习西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救国梦”的探索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讲座主要使学生从近代中国一系列中国救亡探索的挫折中, 如何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找到了指导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理论武器。知晓“天国梦”的幻灭、“自强梦”的破灭、“立宪梦”的流产、“共和梦”的破产的历史必然性。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许许多多的先进知识分子不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可谓前赴后继, 百折不挠。他们把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思想主义都拿来试过, 却无一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来观察中国的前途命运, 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 从而引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这100多年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 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个客观事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和我们的民族就有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理论专题二:雄关漫道真如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了新的革命道路, 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第一次相结合。这一理论专题主要给学生讲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为中国的救亡找到一条特色的革命道路。20世纪初,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 先进的中国人在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潮中逐渐选择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传入中国, 它就必然要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当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程并不是平坦的, 更不是一帆风顺的。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 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 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在同这种错误倾向斗争的过程中, 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 有更多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 仅有马克思主义主义还不行, 还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这一独创性理论, 成功开辟出一条新的中国革命道路。

理论专题三:人间正道是沧桑———复兴中国的中国力量。这一理论专题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而展开, 阐释复兴中国的力量。详细介绍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具体构成, 着重分析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具体对策, 全面探讨了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各种有效途径, 从而有效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应该依靠谁、团结谁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形成的, 是历史的必然, 是人民的选择。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 要把思想统一起来, 力量凝聚起来, 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党的领导, 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 要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必须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先进性建设为重点,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学生认识到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这一正确的历史选择, 使得复兴中国有了坚强的中国力量。

理论专题四:而今迈步从头越———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第二次相结合。这一理论专题主要讲授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 毅然迈步从头越, 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这一专题的理论讲授主要使学生深刻认识到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之所以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是因为这条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从而使他们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理论专题五:五位一体———选择改革开放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理论专题通过讲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向的伟大的改革开放, 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并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和辉煌的现代化建设成就。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我们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从最初的“两手抓”、“两手硬”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 再到“五位一体”, 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丰富、日趋完善的生动历程, 标志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通过学习, 使学生能够切实懂得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了解中国共产党作出改革开放历史性抉择的国内国际背景, 搞清楚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 搞清楚党提出改革开放决策的理论基础, 正确理解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深入理解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掌握评价和判断改革成败与是非得失的标准, 正确认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使学生深刻理解改革开放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体系, 那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就一定“长风破浪会有时”。

理论专题六:两岸携手, 复兴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历史坐标上的“强国梦”。这一主题主要是告诉学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建立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上的,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必须由两岸人民携手完成。为了实现祖国统一, 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探索和努力, 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艰辛的探索,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从“一纲四目”到“一国两制”, 国家统一才会有民族的伟大复兴。通过本专题的教学, 使学生对我们党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立场、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和基本了解, 坚定对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念和决心。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 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代特色;基本特征

党的十七大把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理论的内容和形式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和气质表现为理论的基本特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民的新期待,具有坚定的人民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民性源于其理论渊源的人民性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的人民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把人当作主体,依靠人,把人当作目的,为了人,把人当作尺度,尊重人。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具有显著的人民性特征。“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观点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从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一切事业根本标准的重要思想,到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到胡锦涛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主线,这就是: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始终不脱离、始终不动摇这个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的人民性的充分体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的人民性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是科学也是价值,是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表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生活得更有尊严,这既合乎客观规律,又合乎人类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人民性拓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视野,回应了当代中国人民的新期待,使社会主义重新回归理性。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把握时代本质、特点和发展趋势,向来是无产阶级政党制订其战略和策略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壮大,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逐步向“和平与发展”转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进行了准确的分析,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的科学判断,使党的认识与已经变化了的国际环境相统一。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该怎样继续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重大的抉择。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综合国力还处于劣势,但时代主题的转变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为中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提供了客观依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革命输出,不以意识形态划线,谋和平、求发展,把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主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挫折的国际背景下,在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的形势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在新世纪新阶段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背景下,我们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矛盾的情况下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方针。理论是为解决时代问题而产生的,理论与时代同进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中国发展的实际和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性

《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为《宣言》写的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 (P.248-249)毛泽东同志针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鲜明地提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2] (P.707)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从理论转化为运动和社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各个国家的实际相结合,必须充分考虑现实国情需要,只有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浓郁的民族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我国发展实际和中华传统文化形成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首先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我们的民族特点相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高度重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与之相契合的理论成果,以解决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邓小平同志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围绕着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展开,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重要理论,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着党的建设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两个先锋队”等科学理论,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围绕着发展这一新世纪新时期的根本问题探索,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系统观点,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完善到发展,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理论发展的每一历程都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立足于中国国情,着眼于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做中国自己的事情,走中国自己的路,为中国人谋幸福,从而使之具有了鲜明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产生于西方,其思想观念、价值理念、行为标准与中华民族传统习俗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有效契合,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遵循,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族性还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中华传统文化为背景,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来充实发展自己。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理念,具有强烈的创新性

我党历来高度重视、突出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善于进行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了不同于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而是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伟大历程也表明,党和国家的事业要发展,理论创新就不能停顿。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发现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之后,提出了“以苏为鉴”、“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3] (P.109)的新思想,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4] (P.258)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又要说出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江泽民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5] (P.2)胡锦涛指出:“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6] (P.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项开创性工程,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供借鉴,只有通过实践探索开辟一条崭新的道路,这就客观上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都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时期和阶段而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共同勾勒出清晰的、鲜明的理论创新痕迹,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更新了社会主义的旧观念,唤醒了执政党的新意识,倡导了社会发展的新理念。这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表明我党一贯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坚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烈的创新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求实精神。求实就是讲求实际,不唯书,不唯上,只求实。改革开放30多年,在党的基本路线形成和发展中,在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决策中,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作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2-06-01(2).

[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73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 篇4

媒体管理一般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政府、行业对媒介整体性、全局性的宏观管理,主要经由媒介产业制度所体现,即规范和管理媒介及媒体发展的法律法规和体制政策;另一个层面是指不同媒体机构的自身管理,既要符合宏观管理制度,又要立足于市场发展需求。无论整个产业还是各媒体组织的管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再成熟的管理也需要结合市场和产业的新情况不断修正、调试和完善,而当前媒体管理的体制、理念、手段与重心,虽然与市场发展的步伐相匹配,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仍然呈现出很强的“封建主义”特征。

一、媒体管理基础的四个变化

从制度演化的逻辑来看,“一项新的制度得以设计和安排,是因为旧制度的支持性基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由生产力所主导)在多个层面上都发生了改变”[1]。换言之,如果制度的基础已经改变,管理的理念和手段等就应该以变应变。

先进的管理可以带动产业的健康发展,而落后的管理只能阻碍产业的进步与繁荣。媒介产业的基础不变,制度变迁就是无根之草,无源之水;反之,“如果产业和市场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媒介制度却仍然一成不变,那么媒介制度不是有名无实的‘僵尸’制度,就是有害无益的‘腐尸’制度”[2]。

产业和市场既是制度管理的对象,也是其存在和演进的基础。笔者提出“管理的封建主义”正是基于当下媒介产业与市场正在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从媒介向媒体的功能转变

媒介是传播和承载信息的载体,媒体则是经营媒介的专业的机构组织,二者曾经有着清晰和明确的界限。报纸是媒介,报社则是媒体;杂志是媒介,杂志社是媒体;电视是媒介,电视台则是媒体;收音机是媒介,广播电台则是媒体;门户网站是媒介,互联网企业则可被视为媒体。然而,在技术的推动下出现的新媒体,改变了这一事实。媒介的功能获得延伸,具备了“媒体”的功能,二者的界限正在被打破。

作为新媒体的典型代表,智能手机则同时扮演媒介与媒体的角色。用户不仅能够用手机随时随地观看电视剧、收听广播节目、阅读电子杂志与全球新闻,更具想象空间的是:一旦接入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就同时具备采、编、存、传、播、放的功能。手机媒介不再是单纯的信息传播中介,而是集生产、传播与组织于一身的媒体。

荔枝FM是一款专门的手机网络电台应用,也是将手机从媒介延伸为媒体的真正实践者之一。注册并通过审核,用户即可在手机上创建广播电台,随时随地录制和上传自己的节目,再经该平台或其他分享网站把节目传播给任何人。这一应用向所有人开放。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月,荔枝FM拥有8000万用户,150万播客,2000万期原创音频节目。[3]这意味着,一个拥有了智能手机的人,也同时拥有了一家电台。以此类推,一部智能手机,也可以成为一家报社、一个网站甚至是一家个人电视台。这种状况在传统媒体时代是难以想象的。

与传统媒体不同,新媒体有着更低的进入门槛与投资成本,有些“媒体组织”的形成甚至无须官方批准或仅是简单审核。截至2015年12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亿[4],潜在媒体的规模之庞大可以想象。媒介与媒体功能的合而为一为媒体产业开辟出新的市场,无疑也对媒体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

(二)从国有向私有的产权转变

媒体,在中国的政治、社会中有着较为特殊的地位。长久以来,媒体的产权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话题。最初,媒体产权明确归国家所有,后几经改革,国有控股、中外合资、政府主导股份制改造等形式纷纷出现。这些改革基本都是自上而下由国家主导进行的。

但是,随着新媒介向新媒体的延伸,媒体的产权也被触动。具体来说,过去,媒介本身作为个人财产是归公民个人所有的,而媒体组织作为公有财产则归国家所有;现在,新的媒介本身,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由新媒介衍生而来的部分新媒体也是归公民个人而非国家所有。媒介产权正在发生部分转变,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由市场主导的产权转移过程,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静悄悄的媒介产权革命。

比如上文提到的手机电台,用户不仅拥有承载电台的手机,也同时拥有自己所建电台的产权,包括物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由此,基于传统的国有化媒体制定和实施的法律法规及政策制度,在管理这类产权私有化的新媒体时则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这种无力感表现为,既有的管理目标、方向和标准在管理新媒体时难以奏效,甚至出现反弹,而新的管理手段、方式与制度又难以快速形成。因此,毋庸置疑,媒体管理机构对当今媒体的整体管理能力正在下降。

(三)从专业化向社会化的转变

媒介资源匮乏的时代,生产和传播各类媒介信息基本是由专业的媒体机构承担并完成,专业化体现在内容制作流程、传输设备、从业人员的资质以及整条产业链运作的方方面面。而新媒介的出现大大丰富了媒介资源,受众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广泛地参与到传播活动的不同环节,媒介社会化成大势所趋。

媒体从专业化向社会化的转变,可以分解为两个层面:其一,越来越多的公众,不再受限于技术、设备或资质,利用新媒体可以轻松地生产信息、占有传播渠道、从事传播活动。其二,由公民主动发起或从事的传播活动,对媒介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日益显著,媒体的专业性受到大面积、深层次撼动。

美国《连线》杂志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定义新媒体,它形象地表明在新媒介成为新媒体的过程中,受众在媒介环境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受益于微博、微信等社会化媒体的迅速崛起,人人皆媒体不再是神话。以微信为例,根据腾讯官方发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3月底,微信月活跃用户数达到5.49亿,微信公众号总数超过800万个。(1)微信作为公众所占有的一种传播渠道,每一个用户在朋友圈发布任意一条信息就意味着主动进行了一次传播活动。微信公众号则具有更强的媒体属性,数据显示,29.1%的用户关注“自媒体”,这些自媒体中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公民个人创建并运营的公众号。

自媒体(2)不是一个新概念,微信公众号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博客、微博、贴吧、论坛、视频网站等也曾催生出大量的大V、网红、公民记者等,这些都被广泛地认为是自媒体。当下炙手可热的“网红”(即网络红人)走俏,即可窥见自媒体在媒介产业中的价值与潜力之一二。网红曾一直被认为低俗,但是2015年10月以来,中戏导演系研究生papi酱用“干净的文案、流畅的剪辑以及利落的表演”风靡网络,获得“2016年第一网红”称号,2016年3月又获得了1200万元投资。显然,嗅到自媒体魅力的不只是papi酱。2016年4月,数位知名媒体人、网红、影视公司负责人等联合发起成立了“芒果网红商学院”,以期整合湖南“网红”资源,挖掘自媒体的经济效益。

这些社会化的自媒体为媒介产业营造了新的增长空间,也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民意表达机会,但不可否认,这对专业性媒体来说是一种竞争和冲击。另外,自媒体的发展并非没有问题,需要必要的管理和引导。

(四)从单一媒体向融合媒体的拓展

多元业务经营是媒体组织拓宽经营范围,增加盈利的惯用手段。但是,尽管同时经营多种媒介,如电视、报纸、广播等,传媒集团内的各传统媒体间还是泾渭分明,管理上则是各有分工,简单明了。但是,随着新媒体的壮大和崛起,媒介融合的浪潮愈掀愈大,单一媒体的经营必将逐渐式微。

“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I.浦尔(I.Pool)提出,它揭示的是各种媒介呈现出的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最早的实践,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在1996年出台《1996年电信法》,彻底打破了美国信息产业混业经营的限制,媒介融合以电信网与广电网的网络融合为序幕。事实上,在网络融合之后,内容融合、功能融合、产品融合以及业务融合等相继展开并逐步深入,媒介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逐渐形成所谓的融合媒体或称融媒体。

结合当前媒介产业实际来看,融合媒体有两种形态,其一是在内容或功能上,集多种媒介内容或功能于一体,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其二,则是在经营业务上,集多种媒介业务于一体,但与以往的多元业务经营不同,业务间不再“各自为政”,而是试图全方位融合贯通。2016年4月,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上线了“南方”2.0客户端,则是功能与内容上的融媒体。而南方日报社也已形成“一报、一网、一端、两微、两屏”的融媒体矩阵,在业务层面形成融合媒体。

与南方报业集团相似,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SMG)、湖南广播影视集团(GBS)、凤凰卫视等,都不再只是单一媒体,而是同时拥有平面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户外媒体、移动媒体等多种媒体的“融合媒体”集团。很显然,以往管理单一媒体的法规制度将难以为继。

二、媒体管理的“封建主义”特征及影响

基于当前媒介产业的发展状态反观我国的媒体管理,可以清晰地发现,现有的管理理念、体制、手段等多数已不合时宜,其中最明显的就是管理中表现出的浓厚的“封建主义”特征。

(一)特征一:分散、封闭的管理体制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封建、封建主义、封建社会的定义与解释不尽相同,但封建的含义首先包含着“封土建制”“封邦建国”的意思。简言之,中国的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5]例如周朝时期,周王将土地分给王族的亲戚、子弟并封其为诸侯,各诸侯在封地内建立武装,并拥有世袭的统治权,同时作为“小宗”向周朝定期朝贡、提供兵役、服从命令,分封制由此确立。

由此可见,“封”实则意味着“分”。我国自传统媒体时代建立起来的“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双重领导、分级管理”的媒体管理体制,正好呈现出分散且封闭的状态。按照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级别、行政区划进行纵向的“条状”分级管理,同时各媒体还受到所属地方党政机关的横向“块”状管理。在这一管理体制下,形成了中央、省、市、县“四级办台”(包括广播、电视台)和中央、省、市“三级办报”的媒介市场格局。此外,我国媒介体制还实行分业务管理,即不同媒体形态由不同管理机构进行监管。过去,平面媒体由新闻出版总署及地方各级新闻出版局管理,而电子媒介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及地方各级广播电影电视局管理;2013年,国务院将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的职责整合,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但是,实际上仍然是名合实分,而且,新媒体监管仍未完全纳入同一体系。

整个媒介市场被人为地按照行政区划、媒体业务类型切分为无数个小市场,市场的运行和管理都很分散。在分散管理体制下,也形成了高度封闭性。对内,基于分业种、分地区、分层级的管理制度,跨业态、跨地域、跨层级、跨所有制之间有着明确的壁垒。即使一些媒体借助政策或技术手段(如卫星传播)具备了跨地域经营的能力,但是,纵向上不同媒体间缺乏领属关系与自然的资本联系,仍然难以实现资源和市场的全面优化配置和管理。

对外,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资质审批机制以及“形同虚设”的退出机制壁垒高耸,形成产业和市场的高度垄断性特征。我国的媒介市场中,有一部分传统媒体“只生不死”,浪费了大量资源。在市场化媒体遭遇经济发展之困与技术革新压力的大背景下,这类媒体躲进“体制”成一统,背靠体制获得了大量财政补贴,管它市场春夏与秋冬。横向割据、纵向封闭的媒体管理体制,束缚了媒介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在面对新媒体冲击时,难以做出快捷、有效的市场反应。

(二)特征二:红头文件为主的管理手段

“封建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人治严重。一剧两星、一晚两集、限娱令、限真令、限外令、限童令……有好事者做过统计,2000年至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禁令3条,2007年猛增到11条,2014年达到13条。(3)平心而论,上述各种限令有不少是必要的,对规范和促进电视节目的规范化、健康化制作和播出是有益的。但是,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红头文件仍然是我国媒体管理最常用、惯用和善用的手段。从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要求来看,这种依靠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正是我国媒介产业和市场发展不成熟、法制化程度低的显著标志。

不可否认,一些被视为党政“喉舌”的媒体存在高度的行政依附性,尽管有时被行政管理束住手脚,但仍能从中受益或受到行政保护。比如,限外令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一些以引进海外剧集为优势的网络视频媒体,可以说,是通过行政手段减少了广电行业的竞争压力。再如,广电总局于2014年7月加强对互联网电视的监管,停止发放互联网电视集成服务牌照,内容服务牌照鼓励省级以上广电机构进行申请。牌照是互联网电视发展的一个重要门槛,而拥有互联网电视集成业务牌照的7家机构分别是央视国际、百视通、杭州华数、南方传媒、湖南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它们均是广电总局可管可控的机构。

在传统媒体时代,这种行政命令无疑是有效的甚至是高效的,但是,在以高新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体、融媒体和自媒体时代,这种行政命令的人治化管理方式无疑是落后和低效甚至是无效的。行政命令或许管得了全国的1000多家报纸、9000多家杂志、2000多个广播电视台,但是,别忘了,还有3.3亿个网站、2.2亿博客和6亿多可以自制、自编、自播、自传、自用的社交媒体视频用户呢。人治化特征浓厚的行政命令只能对体制内媒体起作用,对以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新媒体,基本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特征三:缺乏开放思维的管理理念

“封建主义”的又一显著特征是保守和缺乏进取精神。广电行业乃至整个媒体行业自恃有行政保护、行业保护和地域保护三道大堤的保护,再加上各级党政管理部门不断强调“守土有责”,于是,条块分割体制下媒体产业各级管理者普遍养成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管理观念。这种“封而不建”的理念,一方面削弱了各级媒体的活力,另一方面严重阻碍了整个行业的创新进程。即便是看上去热热闹闹、貌似繁荣的电视娱乐节目领域,那些不断翻新求异的节目花样也基本上都是舶来之物,充其量只是节目引进的成功,而非节目创新的成功。与其说这是电视媒体的节目争霸赛,毋宁说是鼠目寸光的电视诸侯的一场“封建”争霸赛。在媒体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试点单位曾一度被允许尝试跨地域、跨行业的创新经营管理模式,但是一旦出现问题立即退回原处。对待传统媒体所开拓的新媒体业务,管理者同样强调所谓可管可控,而这又明显与互联网等新媒体开放、自由的属性相违背。这也是很多传统媒体对新媒体欲迎还拒、欲拒还迎的矛盾态度之所在。

与此同时,“以块为主,双重领导,分级管理”的体制内,管理者又会不自觉地产生和不断强化等级观念、特权观念。这是“封建主义”的又一重要特征。思想和行为保守,再加上等级和特权观念的盛行,使得中国的官办媒体或者自封的主流媒体彻底丧失了竞争和创新的内外动力。这种不作为在某种程度上更突出了新媒体的进取和创新精神。

更加致命的是,家长式的“封建主义”管理方式使得官方媒体与社会现实日益脱节。最明显的例证是对魏泽西事件和雷洋事件的反应迟钝和谨慎。事实上,官方媒体的鸵鸟心态已经使自己沦为这两起轰动全国的热门新闻的旁观者。笔者做过十几年记者,深知官方媒体的这种态度和表现不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本意,而是行政干预和被管被控的结果,但是,长此以往,必然为渊驱鱼,会把更多的观众推向新媒体和自媒体。截至2015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88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3951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50.3%,较2014年底提升了2.4个百分点。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的占比由2014年的85.8%提升至90.1%。[6]《90后媒介使用习惯研究报告》显示,手机是90后最常使用的媒介,其次是笔记本电脑。(4)这就意味着,封建主义的管理方式只能管理技术落后、观众老化、逐渐被市场边缘化的传统媒体,对新媒体和社交性的自媒体基本无效。

三、媒体管理创新的四个方向

媒体管理的“封建主义”沉疴并非朝夕生成,在媒介市场和产业发生上述四大变化的当下,虽然不合时宜,但亦非朝夕可改。然而,目前的媒体管理方式不改必衰,不改必死。但是,怎么改呢?笔者这里不妨“为肉食者谋之”,为媒介管理的改革提出几个参考的方向。

(一)管理范围拓展:从单一媒体管理到融合媒体管理

媒介融合的进程伴随着主体的变更,谁来管理?怎么管理?一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具备多种媒介功能的融媒体和集多种媒体业务于一身的融合型媒体集团,主体变了,业务变了,经营模式也必将随之改变,原来那套针对单一媒体、单一业务的管理制度和规章已经基本不能适应。其实,媒体管理部门也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变化。2015年6月10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修订稿),明确了“网络广播电视服务”的监管主体:全国网络广播电视服务监管工作,由国务院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负责,各行政区域内的网络广播电视服务的监督管理工作,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负责。这个《办法》的发布主体和授权主体都是同一个机构,从法理上说,自我赋权是不合适的,应该有更高一级的行政管理机构(如国务院)或权力机构(如全国人大)赋权更合适、更权威。管理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与否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笔者关心的是上述这个《办法》是否灵便?因为新媒体不只网络广播电视,智能手机等新媒体的监管主体仍然存在语焉不详、权责不明、重叠交叉等问题。此外,如果对融合媒体的现状和规律以及发展趋势了解不深不透,能否制定出一套合适的法规也是个问题。

(二)管理方式革新:从行业性管理到社会化管理

跨界、融合是信息产业常见的发展业态。融合的历程,就是打破界限或界限被打破的过程。正如上文提到的,当前媒介管理体制中仍保留了分行业的管理体系,行业性的管理模式已经落后于市场发展的速度与现状。

随着不同媒介业态间的融合、媒介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以及越来越多社会化的自媒体参与到产业链条中,媒体的管理方式需要更加开放、兼容。专业的、行业的管理模式在星罗棋布、数以亿计的社会化自媒体和集群化的多媒体、融媒体面前,就像要把一条毛巾当成一条被子,无论怎么努力,也无法覆盖和温暖全身。因此,把受众、用户参与管理甚至变成管理的社会主体,实现媒介产业管理从专业化、行业化到社会化、自律化的管理,将是管理机构和管理模式变革的主要方向之一。毕竟,管理的价值不在“管”,而在于推动整个产业的进步。

(三)管理重心转移:从行政管理到技术管理演进

媒介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有赖于技术,且技术进步的时间不断缩短、成本逐渐降低,传统的主观管理模式自然也应当向客观管理和技术管理模式演进。

以内容管理为例,无论是传统的报刊,还是广播电视媒体,都一直采用“先审后传、先审后播”的方式,管理机构通过行政手段几乎可以“万无一失”地管控播出的内容。而如今,智能终端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让每一个信息和内容的使用者,都可以成为信息和内容的制作者、传播者。如果先审后播,不但费时费力,而且了无效果,甚至根本不可能。因此,加大管理的技术赋权,配合社会化管理和事后追惩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对新媒体和融媒体的有效管理。这就需要部分管理人员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和素养。当然,技术管理手段固然不能完全取代行政管理和法律管理手段,但没有一定的技术手段,行政管理和法律管理可能会失去方向和降低效力。

(四)管理理念提升:从中国特色管理到国际化管理

中国的媒体管理体系,是在中国特殊的政体制度框架下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暂且不论中国特色的媒体管理体制的优劣得失,如果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优质主流媒体,就不能局限于国内的视野和部分集团的利益。存在固然影响意识,但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不同的理念、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管理方式,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存在和产业现实。因此,中国要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有国际竞争能力和影响力的媒体集团,首先必须要建设一套具有国际视野、遵循国际惯例和媒体产业发展规律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而封闭的、落后的、缺乏活力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模式是能够产生先进的、强大的、开放的、不断创新的媒体的。

自由、开放和创新是媒体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源头活水。未来全球的媒体格局中,传播主体将更加多元、产权结构将更加丰富、市场将更加开放。除非不想走向世界、走向成熟、走向繁荣、走向未来,否则,中国特色的媒体管理理念、制度和模式就应该更多地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同步,与人类同行。

参考文献

[1]Andrew Schotter.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2-13.

[2]陆地,吕佳宁.媒介制度变迁的基础和方向[J].南方电视论坛,2015(6).

[3][EB/OL].]http://www.lizhi.fm/about/about Us.html.

[4]CNNIC:2015年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民规模与结构(七)[EB/OL].http://www.199it.com/archives/432626.html.

[5]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