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精选8篇）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篇1

第一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一．基本条件

1.社会条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基本特点：① 政治：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侵占中国领土并扶植代理人，使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状态；② 经济：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并与地主、买办阶级勾结，剥削中国人民；③ 思想文化：列强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侵略。）

2.历史条件：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相继失败，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

3.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无产阶级壮大——共产党成立。

二．形成与发展过程

1.初步提出（一大—四大）；2.形成和发展（八七会议—中共七大）。

三．主要内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革命的动力是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前途是社会主义。）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1.政治纲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里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执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2.经济纲领：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3.文化纲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它是为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服务的）。

（三）发展道路

1.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探索（八七会议—井冈山 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①．原因：a.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基本性质；b.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c.中国革命的发展极不平衡。

②．条件：a当时中国是一个经济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地方性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统治阶级内部的长期分裂和战争；b.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是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的地方；c.全国革命形势时继续向前发展的；d.有相当的正式红军的存在；e.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其政策的正确性。

（注意：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关系：

①．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没有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无法有效进行，没有武装也不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②．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关系着农民的切身利益。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发动农民群众，调动农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才能为武装战争提供群众基础，才能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③．革命根据地是武装战争和土地革命的依托。）

（四）基本经验

1.内容：统一战线、武装战争、党的建设

2.关系：三者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只有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支柱，统一战线才能存在和发展；武装斗争以统一战线为基础，才能发展壮大；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党掌握的两个武器，只有在中共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党的建设是三大法宝的中心环节。

（五）历史地位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2.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指导思想。

第二章：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篇2

一、理论产生的背景及特征

西方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变化, 这种变化遍布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 以至于人们感觉到“确实生活在新时代里, 或更谨慎地说, 生活在一个断裂时期”。[1]一些更加激进的思想家则认为, 现代社会已经终结,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与现代社会彻底决裂的后现代社会。那些发生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可称为后现代转向, 它指向一种考察世纪、解释世界的新范式, 也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的新形态以及文化与技术的新格局。[2]

“后现代”并不是单纯的实践概念, 而是相对于“现代”和“前现代”而言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后现代主义”既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对, 也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 甚至是“现代主义”的极端化的产物。现代主义与启蒙运动是一体两面, 启蒙运动的社会思想主要是关于人性的统一性、线性演进、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的解放作用以及西方的优越性等, 启蒙运动的崇高思想实际上遮蔽和论证了一种支配的历史———西方对东方、理性对非理性、主体对客体、男性对女性之支配。但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的发展, 这一启蒙或现代文化许多方面已失去其可靠性, 人们日益深知科学之阴暗的一面:纳粹主义、种族大屠杀、精神病院以及科学在使同性恋者、黑人和女性成为病变种群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后现代主义理论正是抓住对启蒙文化关键性层面之幻想的日益破灭而兴起的, 在这个新的后现代时期, 最具重要意义的也许是占据西方人心灵两百年之久的现代性理念受到彻底质疑和抛弃。

“后现代主义”既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对, 也是对“现代主义”的超越, 美国学者伯恩斯坦 (R.Bernstein) 对后现代的特征曾做过概括:“所谓后现代性的特征是:否定、解构、怀疑和揭露的不断更新的游戏精神”。[3]简而言之, 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为:对主体主义传统的批判, 对工具理性主义的反驳, 对终极价值目标的存疑, 对僵硬的二元对立的消解。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源于欧美的重要思潮, 伴随着欧美社会发展的脉搏, 女性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的背景下产生的。

第一次浪潮发生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20年代, 此时欧美各主要国家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 自由、平等、民主的观点广泛深入人心;另一方面, 资产阶级政权仍然以拒绝给予革命时期曾与男性并肩战斗的女性以平等的社会、政治、经济权利, 分享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果实, 于是引发了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这一时期的女性主义运动深深的根置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之中, 相信女性的价值能够在社会公共领域得到充分的展现, 鼓励女性进入社会公共领域, 要求女性的自由平等权, 其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平等、政治平等和职业平等, 并为女性的选举权而斗争。

第二次浪潮发生于本世纪60年代, 在美国, 这一浪潮是与黑人解放运动、同性恋解放运动、学生运动相适应的新妇女解放运动, 在法国是和1968年的“五月风暴”联系一起的。这次浪潮源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从战场下来的男性又一次把女性挤出了战时亟需她们的工作岗位, 很多女性被迫回到家里。这引起了很多女性的不满, 她们提出了:“拒绝回家, 拒绝做母亲。”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是在女性已基本取得与男性一样的权利的前提下产生的, 这一时期的男性主义运动受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思想的影响, 强调差异和独特性, 矛头直指把女性置于劣势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 对话语、法律、伦理学和哲学方面的性别偏见提出挑战, 试图以女性主义来补充、修正和重构西方文化。

第三次浪潮, 人们说法不一, 一般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这时期的特点是女性主义内部呈现多样化发展, 如第三世纪的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女同性恋主义等。第三次浪潮强调差异性和多样性:一是性别之间的差异, 作为区别于男性的群体, 女性可以联合起来;二是女性内部由于种族、阶级、和性倾向等因素导致的不一致性, 强调性别内的研究。

伴随着女性主义的浪潮分化出众多的流派, 依据其政治主张和哲学基础, 可将这些流派划分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等派别。这些流派在理论建构、流变过程中对男性主义的起源、性质以及如何消除性属差异等问题的主张不尽相同, 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一致的, 即关注女性、解放女性、发展女性, 致力发展一个平等性别关系。

二、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异同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 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社会重要的理论派别。纵观理论的发展, 任何一种理论的起源和发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而是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 是对已有理论的借鉴和批判。探讨女性主义理论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异同将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的理解两者。

1、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共同点。后

现代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都以一种解构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化, 以谱系学分析生活现象。在去中心化、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反对二元对立、关注权力方面, 两者有着深刻的相似性。

首先, 放弃中心主义、本质主义, 也就放弃了普遍性和确定性。这些主题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包含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后现代主义者哈桑主张“不确定性原则”, 杰弗里·哈特曼断言, “当代批评的宗旨是不确定的阐释学”[4]。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的德里达论证了差异的重要性, “延异 (differance) 就是差异和差异之踪迹的游戏, 在语言系统中, 只有差异。”[5]容忍差异, 就避免垄断真理。

利奥塔德后现代主义论述的关键之处在于他有关叙事、尤其是宏大叙事的思想。利奥塔德批判了启蒙运动中以解放为主题的宏大叙事, 对他来讲, 现代性以卓越的、宏大的叙事为特征。然而随着这些宏大叙事的方案的失败, 利奥塔德觉得, 现在应该是向这些总体观点发起“战争”的时候了———对那些曾经控制、界定和解释世界上所有不同形式的话语活动的普遍指导性原则的怀疑。女性主义者发现女性被边缘化, 并试图破坏、瓦解男性中心主义, 探索和论述边缘空间, 同时女性主义意识到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普遍主义等现代理论是被边缘化、被排斥在中心之外的理论依据。因此在女性主义运动中不断完善的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对传统智慧的一种颠覆。“妇女拥有一个不能与男性世界相提并论的自己的世界”。[6]主流文化认为男女差别是自然的, 好的、正常的同男性与男性气质相联系, 将相反的含义赋予女性。女性的天然状态造就了劳动力的分工和男性权威的体制, 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由此延伸出男性的统治也是自然的。女权主义者颠覆传统男性中心秩序,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两性差异并非是与生俱来的生理因素决定的, 而是社会生活的产物。现实中人们所认同的、有社会所接受的有关男性或女性的观念、言语、行为等都是一个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范畴。如:朱利亚·科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认为, 女性的社会性别是“父权社会给起名和分类的象征化”[7]。为此, 各种相对立的女性主义流派力图通过多种根深蒂固的社会过程, 诸如男性至上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 深刻的揭露男性传统和权威对女性的压制, 强调女性对社会秩序来说并非是有价值的“陌生人”。这些思想在女性主义的相关著作中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 (Mary Wollstonecraft) 《女性辩护》、波伏娃 (Simone de Beauvior) 《第二性》、凯特·米利特 (Kate Millelt) 《性的政治》等。女性主义理论解释了一个组织清晰的性别等级制的根源, 同时进一步的反对认为性别关系是固定的和静止的观点, 相反, 相信性别关系是一个动态过程的结果, 因为相信性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康奈尔认为, 个人和群体的行动能够带来性别秩序的改变, [8]而且女性主义者强烈要求赋予女性权利, 拒绝社会将女性边缘化。例如: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提倡妇女在涉及到婚姻、家庭、职业、政治及教育等方面的选择权;激进女性主义者从生理学上提出“女性是优越的”口号, 她们肯定女性的本质, 赞美女性, 呼吁整个社会和男性重新评价和接受女性特征。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去中心化的特点表明:两者都力图消解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所制造的各种二元对立。两者在认识论上采取多元论立场, 认为不存在任何永久的、普遍的、稳定可靠的客观真理。

其次, 关注话语与权力。“话语”本来是一个现代语言学的概念, 指构成完整单位的、大于句子的语段。按照索绪尔的观点, 话语是言语活动的一部分, 是言语活动中由物质表现的那个部分。也就是说, 话语是一种语言实践。对话语的分析旨在说明话语如何影响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变化, 激发对话语的批判, 认识现存的话语惯例如何成为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结果, 揭示使这些惯例自然化的社会机制和历史机制 (即这些机制是如何让这些惯例显得如此自然以致成为“常识”的) 。对“话语”概念作突出强调的是福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将话语置于社会环境中来分析, 福柯认为话语是人类科学 (包括医学、经济学、语言学等) 的知识体系。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尼采说过, 知识是权力的一个工具, 是权力关系的固有之物。这种知识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福柯的话语权力分析。话语是福柯理解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空间各种机制的关键术语, 是福柯认识论所包含的三要素之一 (即经验、知识—权利和话语) 。福柯认为, 话语不仅仅是语言, 而是既包括可能性又具有强制性结构, 例如, 医学包括医学知识、实践和社会身份;医学话语定义了什么是健康, 什么是疾病;医学话语也决定了究竟谁有决定事物的权力。在福柯看来, 现代理性通过话语方式对个人实施统治, 通过建构系统的知识和话语体系来将一切个人经验和实践整合进社会秩序之中。现代世界的所谓“正统”知识和话语都是以科学客观的堂皇身份发展、传播和完善着权力技术。在这一权力运作制度中, 主体既可能由于统治或依赖关系而受治于他人, 也可能是由于良心或自我知识而受到自身认同的束缚。女性在话语中被定义和解释 (如被定义为母亲、妻子等) , 其他话语中被谈论或书写, 所谓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身份, 归根结底是话语实践的结果, 也在话语表述中得到强化, 从而也维护和加强了男性的统治。通过话语中的权力分析, 从侧面也反映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是与生俱来或静止不变的, 而是被建构出来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处于话语实践中, 亨尼西和英格汉姆 (Rosemary Hennessy and Chrys Ingraham) 在其所编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关于阶级、差异和妇女生活的读物》提出了意识形态的话语理论, 把话语理解为意识形态, 并把意识形态同物质基础相联系。亨尼西认为, 在话语问题上必须根据种族、阶级、性别等各种差异来理解女性的话语构成, 要求解释差异的话语构成与剥削的社会安排之间的联系;打破西方知识与剥削再生产的共谋。

2、后现代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的差异

女性主义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有很多共识, 但两者在很多方面的主张也不尽相同, 具体表现在:

第一、后现代主义对主体进行批判, 特别是对统一主体进行批判, 这一点是女性主义反对的。显然, 尽管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正在兴起, 但多数女性主义理论家仍然是将妇女看作一个统一主体的。后现代主义不遗余力地解构人的中心性、绝对性、超验性等一系列传统人道主义之后, 宣告了被传统人本主义奉为神明的“人”的死亡。而女性主义者还需策略性地建立主体性, 争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 利用本质主义女性的身份, 亦希望通过宏大叙事达到女性解放和自由的目标。

第二、后现代主义反对普遍、跨文化的范畴, 而女性主义理论家恰恰相反, 是赞成这一点的, 显然, 跨文化概念, 如性别和性别压迫等, 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

第三、虽然女性主义者总体上是赞同后现代主义对“没有立场的视角”的批判的, 但是后现代主义提出“立场无处不在的视角”来代替“没有立场的视角”, 女性主义者对此心存怀疑。如果过分关注差异, 将会使人们忽略压迫女性的那些超越历史的、集中性的源泉。女性主义理论是要在多元中把握统一, 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要丢掉统一, 强调多元。

第四、女性主义者通常都怀疑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是否能指导实际的政治批判行动。后现代主义倾向于关注有关女性的言论, 而不是关心女性的切身经历, 更重要的是, 他们并不关心如何解决实际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各自有不同的革命对象和目标,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思想理论发展的产物, 它的主要目标是颠覆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传统思想模式;而女性主义则是西方社会政治实践的产物, 它以改变现实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状况, 解放女性为目标。

第五、就在女性主义发展的同时, 与之同步发展的后现代主义开始质疑女性主义的基石———对主题的关注、真理和解放等等概念。这就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是另一种大男子主义, 它的存在将会使女性永远处于从属地位, 破坏新生的女性主义理论。

三、启示

去中心化、反对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反对二元对立, 对理论至少有两点的积极贡献。一方面, 它包括对所有现存理论的批判性分析、拆解和解构, 去中心化导致了对更加边缘的实体和趋向的关注。另一方面, 这种去中心化也可以被积极地认为是通过强烈的批判性甚至是来加强理论的一种努力。同样, 话语权力学说其矛头主要指向的是那些本质主义。话语与权力关系研究中, 为我们提供了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 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他们的方法。但是否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辩证的否定”, 反对任何假定的“大前提”、“绝对的基础”、“惟一的中心”、“单一的视角”, 否则就会陷入虚无主义。要在差异性、多元性、片断性、异质性和总体性、系统性、共识性、理性创造并创造一个有利于理论与实践共同发展的空间。

总之, 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仍然充满着分歧和疑义, 但对科学传统的批判和对发展新科学的努力是理论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科学知识为人类的美好未来服务是学者不可推卸的责任。

摘要：后现代理论与女性主义理论两者有交汇的地方, 也存在着差异。共同点表现在两者都去中心化、反对本质主义, 关注话语与权力。不同之处表现在女性主义理论是要在多元中把握统一, 而后现代主义则是要丢掉统一, 强调多元。从两者的比较中得出理论的发展要辩证的看待多元与主体的关系。

关键词：去中心,话语,权力

参考文献

[1]Barry Smart.后现代性[M].李衣云、林文凯、郭玉群译.台北:巨流出版社, 1997.9;

[2]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M].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3;

[3]R.Bernstein, Philosophical, New York1988, P.59;

[4]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252-257;

[5] (德) 尼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240;

[6][美]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 (下) , 邱泽奇译, 华夏出版社, 2001.262-262;

[7]苏红军、柏棣主编.西方后学语境中的女权主义[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221;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篇3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9-0018-04

政权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同样也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通过长期艰辛曲折的探索，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的中国化，逐步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和实践的基本认识。

一、建党初期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理论和实践的孕育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1921年成立之初便明确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的纲领和路线，在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明确规定：“（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1]随着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二大提出了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从而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进行了修正。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了党在当前阶段的奋斗目标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2]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不再把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直接奋斗目标，而是开始以民主革命为中心工作，这种转变为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政权进行理论探索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中国共产党对于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十分具体而明确，其主要内容为：民主共和国必须由民主派执掌国家政权；民主共和国实行国民会议制度；民主共和国的经济制度不再是“独厚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制度；民主共和国为联邦制共和国；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铲除军阀政治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前提条件；民主共和国应当是给予人民各项民主权利；民主共和国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国家形态。[3]

在这些具体的提法当中，有很多新的内容，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权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政权建设道路。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看来，这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其领导权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共产党只是属于其中的参加者，而非领导者，他们认为：“中国现存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的民主派。”[4]这实际上对国内革命形势的认识陷入了一个误区，因而在政权方面使自己陷于被动境地。

大革命后期，由于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因此，建立农民自己的地方组织和政权成为一种必然。毛泽东认为：“农民协会是革命时期乡村的过渡性政权组织，即农民协会不仅是乡村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还应该成为革命时期乡村的过渡性政权组织。”[5]在这一时期，各地也广泛建立了农会组织。1927年3月，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省的农会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6]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除了在农村进行政权探索外，还在有条件的城市里积极实践。这一时期，最为典范的政权模式就是上海市民政府的实践。1926 年10月到1927 年3 月，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连续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随后，上海各界代表召开了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市人民代表会议主席和执行委员，通过了《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组织条例》，组织了以工农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联合政府。上海市民政府成立后，于1927 年3月25日在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第三次常务会通过了《上海市民会议政府组织条例》，规定了“上海特别市以市民代表会议为全市最高权力机关”，明确了实行“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实践中，将巴黎公社政权建设中的议行合一原则融入到政权建设之中，初步勾画了一幅未来国家政权模式的草图，为政权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幼年阶段，虽然缺乏政权建设的经验，但是在政权理论和实践中也进行了艰辛曲折的探索，并获得了一些正确的认识，从而初步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基本看法，因此，党在建立之初的这些探索是具有开创性的。

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大革命的失败使得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设想告终。随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到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政权的认识和实践进入到一个新阶段。192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了秋收起义，毛泽东在领导起义的过程中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并提出，应当扩大宣传苏维埃政权，在暴动力量发展最大的地方，建立苏维埃，把一切权力归工农兵代表会议。同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党中央的名义提出了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在这一年的11月9日至10日，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7]苏维埃制度的形式是工农代表会议。在进行理论探索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积极进行了苏维埃政权的实践尝试。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劳动法、土地法等一系列法律文件，产生了苏维埃的政权组织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被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当选后明确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的政府，它实行工人与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对占人民中极少数的军阀、官僚、豪绅和资产阶级的专政”。[8]这充分表明了，中华苏维埃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模式的最初形式，其性质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这在中国共产党政权探索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得单纯的工农苏维埃政权远远不能适应抗日形势的发展了。于是，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及时调整了政权构想，初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将原来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政权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政权。会议指出：“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9]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并吸收一切愿意抗日的积极分子参加其中。与工农苏维埃政权不同的是，人民共和国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还包括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抗日的分子，使其阶级内涵更加广泛。

“人民共和国”口号提出后，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性抗日政权形式继续进行探索。为了进一步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考虑到“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不可能为国民党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用于代替“人民共和国”。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同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正式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

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转到“民主共和国”的呼声，清晰地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上进行了重大调整。民主共和国的政权主张是与当时国内主要矛盾发生改变的形式相适应的，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结成政权联盟，这对以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重要作用。

虽然这个统一的民主主义共和国由于国民党的强烈反对最终没能建立起来，但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的国家政权问题上，已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权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还提出过“国防政府”的主张。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因此，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具体组织形式的“国防政府”构想，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形成而提出。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国防政府”的主张。此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防政府主张的具体内容也不断的发展变化。不过，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国防政府”的口号不再使用。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借鉴、吸收和创新，最终超越了工农苏维埃模式，走上了通过立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提出符合国情的政权建设之路，一系列政权模式的新提法也标志着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的主要观点已经形成

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理论和实践的丰富

抗日战争开始之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努力开辟敌后根据地，放手发动群众，不断丰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建立了若干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

在政权建设方面最具成效的是以延安为首府的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实际上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延续和发展，在政权建设和政治框架上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做法。随着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7年9月20日在延安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模式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也逐渐向“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模式转变。在陕甘宁边区成立后，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晋察冀边区、晋绥、晋冀豫、冀热辽、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也都仿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纷纷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抗日民主政权实质上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指出的那样：“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性质，是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10]那么怎么样才能建立这样一个政权呢？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即统一战线的政权。共产党人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采取我党中央会议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占三分之二。”[11]在三三制政权中，为了确保共产党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2]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是一个关键节点，它正好是工农民主政权向人民民主政权转变的政权模式。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进行思考，另一方面，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进行了探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他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国，一定要是一个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其中占有一定地位起一定作用的民主共和国”，是“革命联盟的民主共和国”。[13]在这里虽然仍未正式使用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概念，但是已经包含有丰富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的思想，强调了政权的革命性质，这个政权是“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14]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在即，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大，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指出应立即宣布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15]中国现阶段历史将产生“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16]这里，他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的概念，并将“新民主主义国家”归属为一种“政权形态”，这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理论和实践的丰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意义。

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理论和实践的完善

随着抗战胜利，中日民族矛盾基本解决，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由民族矛盾向阶级矛盾转化。由于敌我矛盾和阶级关系的变化，原来的抗日民主政权在形式及内容上也相应调整。随之，解放区人民政权的性质也发生变化，为了适应政权性质的变化，1945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和政府决定先将乡参议会改为乡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乡政权的权力机关。随着全面内战危险爆发的加剧，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共有24条）在陕甘宁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该宪法原则规定边区县乡人民代表会议参议会是人民管理政权的机关，指出：“人民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各级代表，各级代表会选举政府人员。各级政府对各级代表会负责，各级代表对选举人负责。”[17]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还规定了人民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权利及实现这些权利的物质保障，随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在各解放区陆续推行，人民参政积极性空前高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48年，在解放战争的根本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下，党提出了“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并得到了全国各界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响应。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全会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民主人士，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会议重申了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民主专政含义及内容进行阐述，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全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18]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总结了中国人民近百年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19]《共同纲领》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意志和要求，在正式宪法未制定之前，它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基本的施政方略和行动指南，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理论和实践的最终完善化。

随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就政权建设的历史来说，这个伟大胜利也正式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和实践最终的完善和系统化，并成为进一步开启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新篇章。

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新中国成立，党的政权理论与实践也历经了28年的发展。它是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为今天我们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权建设的经验证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权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选择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唯一道路。

参考文献：

[1][2][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115.37.

[3]潘焕昭.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53-62.

[5]张俊国.毛泽东国家政权思想的历史演变[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6）.

[6]尹中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上）[J].人大研究，2004（9）.

[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 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459.

[8]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见：红色中华.1934.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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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1.

[11]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220.

[12][13][14]毛泽东选集（第 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42.648-649 .648.

[15][16]毛泽东选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6.1062.

[17]张晋藩等.中国宪法史略[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79.358-360.

[18]毛泽东选集（第 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5-1479.

[19]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4）[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731.

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理论 篇4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是建立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的。对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产生深远影响的有两个著名的心理学家，分别是是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

（A.Maslow）和罗杰斯（Carl R.Rogers,1902-1987）.。

人本主义主张，心理学应当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而不是将人的心理肢解为不完整的几个部分，应该研究正常的人，而且更应该关注人的高级心理活动，如热情、信念、生命、尊严等内容。人本主义的学习理论从全人教育的视角阐释了学习者整个人的成长历程，以发展人性；注重启发学习者的经验和创造潜能，引导其结合认知和经验，肯定自我，进而自我实现。人本主义学习理论重点研究如何为学习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其从自己的角度感知世界，发展出对世界的理解，达到自我实现的最高境界。

人本主义心理学是有别于精神分析与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界的“第三种力量”，主张从人的直接经验和内部感受来了解人的心理，强调人的本性、尊严、理想和兴趣，认为人的自我实现和为了实现目标而进行的创造才是人的行为的决定因素。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目标是要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完整的人进行全面描述。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行为主义将人类学习混同于一般动物学习，不能体现人类本身的特性，而认知心理学虽然重视人类认知结构，却忽视了人类情感、价值观、态度等最能体现人类特性的因素对学习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要理解人的行为，必须理解他所知觉的世界，即必须从行为者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要改变一个人的行为，首先必须改变其信念和知觉。人本主义者特别关注学习者的个人知觉、情感、信念和意图，认为它们是导致人与人的差异的“内部行为”，因此他们强调要以学生为中心来构建学习情景。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教案 篇5

本节课设计了两条线索，一条以学生熟悉的毛泽东诗词入手，以毛泽东诗词中的《沁园春·雪》中诗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为中心，通过学生欣赏和解读《沁园春·长沙》、《西江月·秋收起义》、《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来衔接国民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包括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长征(包括遵义会议)，解放战争等内容，从整体上对知识进行把握;另一条以中国共产党的成长路程为线索。通过线索一，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革命努力，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不断的进行革命探索，不断的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做出政策的调整，由此在学生面前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整个历程，从而使本课主题得到提升，从而很自然的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此外，在材料的处理上，除了运用学生熟悉的毛泽东诗词外，还运用了直观的图片，寓意深刻的漫画，帮助学生对问题的解读和理解，从而为主题服务。

二、教材分析

本课教学内容为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民版《历史》必修Ⅰ专题三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第三课《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教学容量上看，本节内容繁多，时间跨度大，涵盖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近30年的的历史;从课时上看，本节内容要用1节课完成，这对教师和学生都是一种挑战。毛泽东诗词是记录了中国革命的足迹，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历程，通过选取毛泽东的典型诗词来解读中国革命的典型事件，正好能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征程与基本脉络。

三、学情分析

通过初中及高中近半个学期的历史学习，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接触了大量革命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对中国革命及其相关具体事件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有不少学生对影视作品中的故事存在一定的疑问，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正好可以帮助其解决疑问，这样，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有了一定的基础。其次，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过毛泽东的多首诗词，如《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等，学生已经具备一定解读毛泽东诗词的能力。因此，将毛泽东诗词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符合学生的心理愿望和认知水平。

四、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通过欣赏和解读《沁园春·长沙》、《西江月·秋收起义》、《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使学生了解国民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包括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长征(包括遵义会议)，解放战争等史实，培养学生利用历史方法解读材料(毛泽东诗词)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通过对具体史料(毛泽东诗词及漫画、历史图片)的分析，使学生在阅读、欣赏、分析、比较中去探究问题，思考问题，通过自主探究与合作学习，让学生掌握自主性与探究性学习的方法，树立合作学习的意识，并能够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欣赏和解读毛泽东诗词，提高学生诗歌鉴赏水平，提升学生文化品位，丰富学生思想情感;同时，感受毛泽东诗词中的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感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伟大探索，使学生认识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五、教学重点难点

通过毛泽东诗词解读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历程

教学策略与手段

学生朗诵、欣赏、解读毛泽东诗词，教师引导学生从毛泽东诗词中汲取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信息，通过分析，归纳，概括，了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不懈探索，了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

六、课前准备

毛泽东诗词收集 课件制作

七、教学过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理论 篇6

1、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1）“两个先锋队”概念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一开始就重视在城市中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但是在如何从中国社会特点出发，处理好吸收工人之外的农民、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入党与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关系问题上，党内曾经存在严重分歧。党内那些只靠书本和外国党的经验来决定党的建设的领导人，单纯地从党员的社会成分构成来判断党的性质；片面地认为只要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中大量发展党员，就会改变党的性质，就有使党变为“小资产阶级农民党”的危险，结果使党犯了严重的关门主义错误。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决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但不是主要标准。“两个先锋队”概念的提出，纠正了在党的组织发展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从而迅速壮大了党的队伍，极大地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提高了党的社会影响力和凝聚力，使党充满生机和活力，成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2）“两个先锋队”提法的丰富和发展

进入21世纪，我们党重提“两个先锋队”，强调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将“两个先锋队”写入了党的“十六大”所修订的党章中，这是对党的性质做出的新概括，必将对党的建设产生重大影响。

2、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把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1）党的建设面临的不利条件

①从客观上看，农民占了绝大多数人口，中国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党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这些新党员所形成的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同时，中共长期在农村和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教育党员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还需要长期努力。②从主观上看，中共在成立时在思想理论上准备不足，缺乏长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同时共产国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甚至控制过中国共产党，它对中国共产党的不适当干预和党内教条主义倾向都给党的建设带来特殊困难。

（2）党的建设也有有利条件

①党从成立之日起 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具有良好的思想基础；②中国工人阶级身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具有最彻底的革命性，党有一个良好的阶级基础；③有一套好的党建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特色的党建理论。

3、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建设将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努力进行自身建设，继续进行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①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主要经验，也是毛泽东思想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特点。

②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组织原则。其基本要求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民主的结合。③注重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第一，理论联系实际。第二，密切联系群众。第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显著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④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开展党内斗争。其基本要求有，一是开展积极的思想、路线斗争；二是采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进行；三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四是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篇7

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研究与国外交流的日益频繁,许多国外教育理论和思潮相继进入我国,并迅速对我国的教育改革,乃至体育课程改革发生着重要影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是其中发展势头较迅猛的一支流派,它对我国当前体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笔者受《中国学校体育》编辑部之邀,就有关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我国体育课程改革的有关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与看法,与读者共同讨论,如有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缘起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可译作结构主义。建构主义的兴起虽然是近20年来的事情,但关于主体建构的思想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在谈到“建构”的起源时,新西兰学者诺拉指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是教育上最早的建构主义者。”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无疑是建构主义教学的成功范例。

近代建构主义最早的提出者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皮亚杰认为:学习是一种“自我建构”,个体思维的发生过程就是儿童在不断成熟的基础上,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个体经验与社会经验,从而使图式不断地协调、建构(即平衡)的过程。他还提出: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涉及两个基本过程,即“同化”与“顺应”。“同化”是指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儿童已有的认知结构(也称“图式”)中,即个体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有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儿童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即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理在儿童认知发展学说中可以说是构成了一个时代,他关于“建构”的思想是当代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

其后,在皮亚杰的认知理论的基础上,科尔伯格对认知结构的性质与认知结构的发展条件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斯腾伯格和卡茨等人对认知过程中如何发挥个体主动性的探索,维果茨基创立的强调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作用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理论,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等研究成果,为当代建构主义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另外,自然科学哲学家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科学哲学理论、科学社会学理论、后现代主义关于科学的观点,以及美国心理学家凯利的个人建构理论等,都对当代建构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当代建构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源泉。

尽管建构主义由来已久,但它真正的兴盛却始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自70年代以来,随着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学习心理学走出行为主义的理论框架,认知心理学成为90年代以前学习心理学的主要理论基础。该理论一方面吸收了信息加工理论的一些观点,但在研究方式上仍受到行为主义所采取的客观主义研究思路的影响;另一方面忽视了学习环境对学习的影响作用,与行为主义观点一样,视学习环境是静态的。因此,90年代的建构主义是伴随着对认知心理学的批判和发展而出现的,其核心是研究学习者知识建构的机制问题,它不仅关注知识表征和意义过程,同时还注意到构建学习环境以帮助学习者建构知识的意义。所以说,现代建构主义既是认知心理学的进一步完善,也是早期皮亚杰、维果茨基、布鲁纳等人的建构主义思想的发展。对此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斯拉维因(R.Slavin1994)评论道:“当代教育心理学正在发生一场革命,人们对它叫法不一,但更多地把它称为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学习理论。”

90年代末,建构主义进入我国,并在越来越多的文献中被称为“我国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然而,作为尚处于发展与完善之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其自身的观点还非常零碎和不成熟,并有待统整,我们急于将其作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否恰当,还需要理性和审慎的思考。

二、建构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基本观点

建构主义思想来源驳杂,流派纷呈。有人甚至说,有多少个建构主义者,就有多少种建构主义理论。关于建构主义的分类,由于方法和标准各异,所以分类也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较为公认的分类是1989年来自建构主义研究领域的11位国际著名学者在美国乔治亚大学教育学院关于“教育中的新认识论”的座谈会中所讨论出的结论,认为建构主义可概括为六种主要的类型:(1)激进建构主义(radical constructivism);(2)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3)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4)社会文化认知观点(social culture cognition)或称对待中介行为的社会文化观点(sociocultural approcaches to mediated action);(5)信息加工建构主义(information-processing constructivism);(6)控制系统论(cybernetic system)。

其中,激进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在我国的影响范围较广。激进建构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冯·格拉塞斯菲尔德(Vo n Glasersfeld),他的思想来源主要受到皮亚杰等人的影响,它与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客观主义认识论相对立。客观主义认为,实在(reality)具有一种内在的、独立于观察者的,因而是客观的结构。通过理性思维过程,人便能够获得“真实的”或客观的知识。激进建构主义对此不以为然。它提出,知识是由个体的心理建构而成,它不是对外在世界的某种真实的复制,而是个体的建构。知识的获得不是把“真理的金子”移交给个体,而是由个体自己去建构的。学习者不是被看成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

社会建构主义是在修正激进建构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前)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发展理论”是社会性建构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社会建构主义虽然也对知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提出怀疑,认为所有的认识都是有问题的,没有绝对优胜的观点,但它又比激进建构主义稍温和。它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对每个认识世界的个体来说是共通的。知识是在人类社会范围里建构起来的,又在不断地被改造。另外,它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建构自己的知识和理解的过程,但它更关心这一建构过程的社会的一面。因此,“协作”是社会建构主义所极力倡导的教学策略。

综观建构主义各家学派的观点,我们可将其基本观点归纳如下:

1. 建构主义的知识观:

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反对认知心理学所坚持的客观主义,认为知识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具体个体之外,知识只能由个体学习者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而建构起来,这取决于特定情境下的学习历程。所以说,外部信息在与学生的经验背景和原有知识联系以前,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意义是学习者通过新旧知识经验间反复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建构成的。

2. 建构主义的课程观:

强调教学要解决学生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因此课程内容要选择真实性任务,在课程设计上要呈现给学生整体性的任务,让学生尝试完整的问题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要自己发现完成整体任务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技能。所谓课本知识,虽然包含着真理,但并非终极答案。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理解新知识,而且要对新知识进行分析、检验和批判。

3. 建构主义的教学观:

理想的学习环境应包括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个要素。教学设计中必须创设有利于学习者对所学内容进行意义建构的情境;协作应该贯穿于整个学习活动中,主要指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协作;会话是协作过程中最基本的方式,是师生、学生之间人际关系的具体表现;意义建构是教学活动的终结,也是教学活动的目标。所要建构的意义是指: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学习过程中帮助学生建构意义就是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内容所反映的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

4. 建构主义的师生观:

既然教学不是知识的传递,而是学习者对知识的处理和转换,那么教师就不再是知识权威的象征。教学应在教师指导下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师的作用转变为学生学习的辅导者、伙伴和合作者。

三、对建构主义的批判性反思

反思之一:建构主义哲学立场的偏离

建构主义者为了标新立异,历来宣称自己的认识论纯粹是主观主义的。认知学习理论认为,人们的认识不单纯是外部刺激的产物,而是外部刺激与内部心理过程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内部心理过程是指认知主体的兴趣、爱好、态度、需要以及主体原有的认知结构。可见,认知主义的认识论是强调主观(内部心理过程)与客观(外部刺激)相统一的。而建构主义者为了将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认知主义学习理论划清界线,以便独树一帜,则明确宣称自己的认识论属于主观主义,从而在哲学上陷入了另一个怪圈,即极端的主观主义,或称之为主观经验主义。建构主义的一些主张,如离开人脑的“真实世界”是不存在的,知识是因人而异的纯主观的东西,它不可能通过教师传授得到,客观世界是认识主体大脑的产物等等,无疑是片面地夸大了主观的作用,难免走入唯心主义的歧途。

反思之二:建构主义学生观的极端化

90年代初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学习要“以学生为中心”,曾一度成为国际、国内教育界最为先进和引以为荣的理念。建构主义认为,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主体,“教”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教师应成为教学过程的组织者和指导者,学生学习的帮助者和促进者,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若从这个意义上说,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并没有错。但事实上,建构主义者的“以学生为中心”是建立在纯主观主义认识论基础之上的,由于这种主观主义认识论完全否认知识的客观性,否认知识的可传授性,因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教师的作用。本世纪之初,美国基础教育虽然大范围地实现了教育信息化,但其教育质量却没有呈现出预期的提升,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教育质量的滑坡。反思其原因,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其归咎于建构主义理论对教育的误导,认为正是建构主义过分削弱教师的地位与作用、过分渲染学生的主观知识建构导致了基础教育质量的下滑。

反思之三:建构主义应用范畴的局限性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中国革命道路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2-0036-02

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独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革命实践和理论创新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路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理论，是依据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依据对早期工人运动历史教训的总结、依据无产阶级革命发展变化的实际，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要想取得胜利，暴力革命是根本原则的理论。马克思曾说过：“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恩格斯也指出，工人阶级要解放自己，“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暴力革命”，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手段。由此可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社会环境下，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

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理论是在考量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中形成的。第一，考量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资产阶级政权是通过暴力革命产生的。第二，总结英国1836年至1848年间爆发的“宪章运动”失败的历史教训，由于幻想通过普选的、合法的、和平的途径，来实现工人阶级的革命目的，导致了“宪章运动”的失败。恩格斯由此总结出：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必须走暴力革命的途径。第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不断完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的几年里，致力于跟踪研究法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斗争实践，总结出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就是用暴力摧毁、打碎资产阶级军事官僚机器的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坚持暴力革命是大多数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的同时，根据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规划出在中心城市，由工人阶级发动武装起义，用暴力手段夺取革命胜利和全国政权的途径。

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成功实践

在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列宁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要想取得领导权，其实现途径只能是暴力革命。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运用于俄国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制定了正确的革命策略：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依靠工农联盟，通过武装起义推翻沙皇专制政权，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不失时机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1917年11月7日，革命的工人和士兵举行武装起义，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由無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原理，成功地在经济发展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领导工人士兵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列宁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俄国革命实践的结果，为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三、中国革命道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坚持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学说，把中国革命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又不照搬马列主义教条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创造了与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不同的道路，即：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

首先，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思想，这在坚持“暴力革命”学说的原则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

毛泽东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都是武装夺取政权。“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曾经这样做，而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但是由于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革命的条件不同，在实现“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上，不同的国家有着自身独特的表现形式。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党由于热衷群众运动，不重视武装斗争，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叛变革命，不能做出有力反击，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由此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1939年，毛泽东在回顾我党十八年经历时，深刻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特点，是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那些国家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由此决定了“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毛泽东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学说基本原则的同时，提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斗争形式，不能与俄国“十月革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先进行合法斗争，最后进行武装起义，而必须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从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

其次，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的思想，在实现“暴力革命”的途径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理论。

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毛泽东没有照搬以城市为中心的“十月革命”经验，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反动势力统治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逐步扩展，用“星星之火”积蓄革命力量，待到革命时机成熟时，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最后取得全国革命胜利。

在怎样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主要形式为武装斗争、中心内容为土地革命、战略阵地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准确把握了中国革命的时代脉搏，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以城市为中心，曾经领导了几次大的武装起义，最后都遭到失败或挫折。毛泽东总结起义的教训，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了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敌人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且异常强大，工人阶级人数少，农民占据人口的大多数，弱小的工人阶级不可能占领中心城市，因此必须深入农村，把农民作为最可靠的同盟军，充分发动依靠农民阶级的力量，建立农民武装和农村革命政权，开展土地革命，为夺取全国胜利，积蓄起革命力量的深厚基础。为了从理论上说明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一系列著作，详细分析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正如其所说：“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毛泽东基于国情阐发的独创性思想，否定了“城市中心论”，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新径，在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途径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6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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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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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7]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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