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与文化的关系

中国建筑与文化的关系（精选10篇）

中国建筑与文化的关系 篇1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较大, 其在建筑设计中能够体现较大的利用价值。本文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进行介绍, 然后对其在建筑设计的影响进行分析, 并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方式进行详细探究, 以期促进建筑设计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 建筑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 传承;

1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沉淀, 现如今, 我国依然保留着具有丰富传统文化的建筑工程, 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随着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和应用受到较大阻碍, 只有将传统文化融入当前的建筑设计中, 才能够体现中国文化魅力, 同时提升建筑设计水平。因此, 对中国传统文化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和应用进行深入研究迫在眉睫。

中国建筑与文化的关系 篇2

文化之与建筑既遥远又触手可及,文化不是经济搭台唱戏的垫板,不是官员演出业绩的道具,不是学者炫酷的词句,不是建筑师艰涩难懂的作品的解说词。文化是能感动大众内心的力量,它自然而然会扩散出来,会打开人的心灵。文化的议题为建筑的创新发展开辟了更大的可能性。

在地球村的时代,文化也已被纳入全球化的视野,文化的冲撞、交融以至某种文化的消亡不可避免,今天东西方文化的冲撞是近两百年来的西学东渐过程的继续,不同的只是人类的良知已经认识到,保护好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无论是对于该种文化还是对于全人类都是有裨益的,跨文化对话无论对于认识自己还是认识他人都是一种必要的和可以防止极端片面的方法。

有效跨文化对话的基础与前提是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觉,自信和自觉的前提是自知。华夏文化的深层积淀远比表层积淀深沉得多,生命力和包容性强得多,面对着环境、生态和人自身的文化和其他种种危机,华夏文化深层中的基本范畴、概念和方法正显示着历久弥新的价值。在周易中体现了的将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统一与整合的思想与整体性思维,将为人类继续前行提供武器,也为走向世界的中国建筑界构建当代的全面的建筑知识体系提供元理论。

建筑文化不是靠“风格的概念化”和“细部的敏感化”(王镇华语)来展开,建筑师需要做的,是在驾驭建筑本体相关矛盾后,将自己对此时此地的文化的感悟通过一层层的转换性的创造,用价值主体可以领悟的建筑各种要素的空间和物质形式表达出来。在建筑设计的每一个必要的切入点和环节中都可以完成有文化意味的创造。

中国建筑与文化的关系 篇3

建筑装饰，它拥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这一行业在很早前就已久存在。人们的物质生活逐渐得到满足后，开始追求生活的品质，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兴起，建筑装饰业也蓬勃地发展起来。一种典型的新兴设计风格形式，通常是和当地的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密切结合所形成的，建筑装饰设计的特点体现在建筑装饰独特的风格上。因此，我们在探讨建筑装饰特点和建筑文化的关系的时候可以从建筑的风格出发，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建筑装饰设计和建筑文化的概述

纵观古今，建筑装饰设计具有悠久的历史。就建筑本身而言，它体现的是一种时代地域背景下的文化，建筑作为人类劳动结晶的一部分，可以说建筑体现了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筑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建筑装饰设计中增加一些具有特色的文化元素，可以更加提升了建筑的文化品位。设计师们将自己的创意和对文化的理解，增加到建筑装饰的设计中，让建筑变成一个充满艺术文化气息的空间。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对建筑进行装饰设计也是一种人类本性中追求舒适美感的表现，体现的是人们对于空间合理利用、美观舒适的要求。

建筑文化是指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所属地区的地域特征等在群体或个体建成环境的反映，建筑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在不断前进、不断更新。建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一是靠“内核”的裂变或聚变而产生巨大能量推动自生的更新变化， 内核可以理解为长期形成的古老文化，由于其动力来自于内核本质结构之中，因此其变化是主动的、有秩序的， 它与自生文化的关系也是一致的、和谐的。另一种途径是靠“外缘”文化的影响，所谓外缘可以看成是从外来文化中吸收形成的年轻文化，“外缘”文化的作用一开始可能是生硬的、被动的、无秩序的， 但通过长期对内核文化的冲撞和渗透， 推动“内核”文化发生相适应的转化。两条途径往往同时存在， 共同推动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进步以及实现实质性的升华。

新时期下建筑装饰设计的特点

当今社会物质生活高度发展，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在日渐加强。如今是要发展“五位一体”的新型社会，习总书记一上台，就提出了“中国梦”的新概念。从时代的要求来看，“绿色”将成为建筑装饰设计新的设计风格导向。我国城市住宅建设速度在迅速加快，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也越来越关注居住环境的质量。响应时代的要求，发展绿色建筑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生态文明建设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过程。绿色是大自然的本色，发展绿色建筑装饰其目的和作用在于实现和促进人、建筑和自然三者之间高度的和谐统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之间充分的协调一致；国民经济、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绿色”和我们息息相关，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营造绿色建筑、健康住宅正成为新时期下的主要目标。低碳、环保的设计理念是当今社会追崇的热门话题，人们已不仅仅只是注重单体建筑的质量，更加关注周围的环境；不仅仅只注重结构安全，还要关注室内空气的质量和材料消耗对环境和能源的影响。总之，新时期下建筑装饰要环保、健康，“绿色”是其主要的特点。

建筑装饰设计与建筑文化的关系

建筑装饰的特点体现在独特的风格上，一种典型风格的形式， 通常是和当地的人文因素和自然条件密切相关， 当然也离不开创作者的构思和造型。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 不管是物质技术的， 还是精神文化的， 都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当我们沿着历史的长廊回顾，追踪时代和尊重历史，就会发现建筑装饰在发展的过程中与建筑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风格具有艺术、文化、社会发展等深刻内涵，装饰设计的风格往往是和建筑以至家具的风格流派的紧密结合的， 有时也以相应时期的绘画、造型艺术、甚至文学、音乐等的风格流派为其渊源和相互影响。在一种风格或流派一旦形成后， 它又能积极或消极地转而影响文化，艺术以及诸多的社会因素， 并不仅仅局限于作为一种形式表现和视觉上的感受。建筑装饰以及建筑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本质是有机统一的，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当然建筑装饰的发展与建筑文化也是分不开的。近年来， 建筑设计在总体上呈多元化、兼收并蓄的状况，既吸取传统特征，又在装潢与陈设中溶古今中西为一体，人们更注重环境氛围、文化内涵、艺术质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讲究建筑艺术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发展。

结 语

建筑装饰设计中只有注入了文化的新鲜血液，建筑本身才能更加具有生命力。建筑装饰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人类希望通过“设计”来改造世界、改善环境，提高人类生存的生活质量。现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社会面貌不断更新，建筑装饰要不断创新，走在时代的前列并为时代服务。

中国画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篇4

传统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构成体系,而中国画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和文化演进而逐渐形成的，有其几千年的文明脉络和人文认知，其所蕴藏的文化内涵已成为中国人文化基因的一个组成部分，并深入到每个中国人的内心。

国画（宣画）是用颜料在宣纸、宣绢上的绘画，是东方艺术的主要形式，它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审美情趣，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强调骨法用笔、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

中国画有着完整审美体系并具独特的审美内涵，它的艺术特征除了有“视觉艺术”的共性外，还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品格。只有坚持这种认识并指导艺术实践，我们的中国画创作才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文化精神是中国画的支柱，中国文化中有一条未形成理论文字的精神文脉,蕴含于大量存在的远古艺术,民间艺术等作品中,中国画的墨，包涵着中国文化的特殊精神，体现了儒、释道、三家的哲学理念，以墨色为易象达到静境，这是儒、释、道皆倡导的境界。道家提倡恬淡的修养，由彩色的绚烂之极归于墨色的平淡，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儒家的阴阳交替为宇宙的根本规律，黑为阴，白为阳，墨色的两极正合自然之性。中国画由汉唐发展至宋元，文人画的形成使得笔墨达到极高之境界。文人画之高妙正在于此，笔墨的高妙全在善用画中之虚白处，画面空灵境界的营造，又全在于精湛的笔墨运用。

中国画是意象艺术，是用不是写实也不是抽象的“似与不似”、“不似之似”高度的内涵和丰富的笔墨结构塑造出来的。过去，对中国画笔墨传统的认识主要是从笔墨形态要服从表现对象的刻画，笔法用于体现对象的形廓、质感、定向感或笔墨的形态具有审美价值，而对强烈反映主体审美意识的笔墨结构缺乏深入的认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意境”和“气韵”是主体审美意识的高级形态，它们的形成和创造有赖于笔墨结构和形态的运用和创造。唐代王昌龄首先提出“意境”的概念。其后“意境”成了中国艺术审美特征的高度概括，成了中国美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

中国建筑与文化的关系 篇5

摘要：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古代爱情悲剧最引人入胜，因为中国式的爱情悲剧在最后总会有个大团圆的结局，无论是经典的梁祝最后双双化蝶还是孔雀东南飞里面的兰芝仲卿最后合葬，总是寄托了一个美好的理想或者说愿望在里面。本文以《孔雀东南飞》为例，探讨中国古代爱情悲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爱情 悲剧 传统 文化

中国古代爱情悲剧的形式可谓多种多样，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孔雀东南飞》，这首长篇叙述诗与《木兰辞》都是我国古代最早、最优秀的长篇民间叙事诗，并称“乐府双壁” 及“叙事诗双璧”，后又把《孔雀东南飞》、《木兰诗》与唐代韦庄的《秦妇吟》并称为“乐府三绝”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治舒县，汉末迁皖县，均在今安徽境内）的一桩婚姻悲剧。《孔雀东南飞》还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沈归愚称为“古今第一首长诗”，因此它也被称为我国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光辉诗篇之一。

一、中心思想及其写作特点

1、中心思想：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

2、写作特色：

（一）、情节波澜曲折，跌宕起伏。作者在故事的开头设置了尖锐的矛盾冲突，在种种冲突的折磨下二人双双殉情，最后两家求得合葬，葬后两人双双化鸟，告诫世人。

（二）、叙事双线交替，缜密紧凑。采用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第一条线索围绕刘焦两家的家庭矛盾冲突展开。演绎得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第二条线索是围绕兰芝与仲卿矢志不渝的爱情铺展的。这条线索建立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另外，结构上呼应映衬。如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又如兰芝分别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在诗中也暗伏、照应，显示了结构的缜密。

（三）、主题钩深致远，蕴藉宽广。从兰芝和仲卿两人的角度看，这是性格的悲剧。从焦母和刘兄两人的角度看，这是社会的悲剧。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儒家经义中的“孝”充当着捍卫封建礼教，维护封建家长权威的坚实堤坝。所以焦母能用高压政策对待儿媳，刘兄能用威逼手段胁迫兰芝，将他们双双推向了婚姻的坟墓。从这个角度看，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实质充当了杀害他们的刽子手，它们不仅摧残了美满幸福的婚姻，更是扼杀了善良纯朴的天性。从兰芝和仲卿死后双双化鸟的这一角度看，故事带有神话色彩，它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生活幸福美好的强烈愿望。

关键词：写作 特色 情节 线索

二、其思想价值

《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葩，也是历史的镜子。

《孔雀东南飞》被称作“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的反封建礼教的优秀诗篇。然而，仔细推敲，却发现此说有误，造成这次爱情悲剧的，不是封建礼教，而是家族利益，是家族政治利益碾碎了他们的爱情婚姻。

1、刘兰芝、焦仲卿的家庭背景：

焦仲卿是庐江府小吏，年纪轻轻就是地级官府的公务员，因此他的家庭背景是士大夫，刘兰芝也一样，“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之后更是“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来求婚的地位一个比一个高。因此刘兰芝也是士族家庭无疑。既是士族家庭，那么家庭政治利益第一其他必须服务于家庭政治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了。

2、婚姻存续的时间：

诗中有“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之句。那么，二三年是现在的二三年吗？古人的二三泛指很多，孔子常说的二三子就是很多学生，而不是二三个学生。再看后面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从“小姑始扶床”到“小姑如我长”是多长时间，没有十年也有七八年。小姑始扶床并不是“刚能扶着床学走路”，而是绕者床来回跑，宋朝诗人贺铸《生楂子》中有“何物系君心，三岁扶床女”之句，床是一种可座可卧的家具，也不是现在的床。可见“小姑始扶床”的小姑应该是一个三岁左右正磨人的小孩子。而“小姑如我长”时至小也应该十岁以上了吧。那么，这中间的许多年为什么婆媳相安无事，而突然有一天一定要把刘兰芝赶走？而且几乎是毫无理由的赶走？关于小姑的描述,应该是运用的夸张手法,如果兰芝被修时已经二十好几了,那么也不会有这么多高官来求亲了。

关键词： 价值背景

三、兰芝被休原因

刘兰芝、焦仲卿婚姻爱情悲剧的根源，揭示封建社会里的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在封建家长制度下，专制家长的绝对专制使得男女青年婚姻不能自主，青年男女陷入深重的痛苦，尤其是妇女受到最为惨重的迫害，从而再现刘兰芝刚强不阿，理性抗争的正义形象。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

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七出”既是

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淫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淫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

关键词：无礼 社会 制度 根源

四、刘兰芝与《氓》诗女主人公的爱情都是悲剧，然而她们在悲剧中的态度

刘兰芝与《氓》诗的女主人公对爱情悲剧的态度是不同的，具体表现在：

1、刘兰芝被婆婆休弃回娘家后，仍然忠于爱情，她与仲卿“结誓不别离”；当县令遣媒说亲时，她以“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而绝回；后来阿兄逼其改嫁，她与仲卿相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到了成亲之日，她以“举身赴清池”的殉情行动，表达了对爱情的忠贞，对封建家长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而《氓》诗的女主人公被负心郎遗弃回到娘家，遭到兄弟的讥笑，“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她静下心来思考，“躬自悼矣”，独自伤心；她对负心郎不报任何幻想，决然了断这场令其心碎的婚姻，“及尔偕老，老使我怨”；“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2、总的来说，刘兰芝温柔多情，在遭到爱情悲剧的打击后，以死殉情。而《氓》诗的女主人公性格刚烈，在遭到负心郎的遗弃后，与负心郎断然决绝。

关键词：刘兰芝 《氓》女主人公 态度

五、总结：

《孔雀东南飞》通过叙述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赞扬了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人对爱情的执着、忠贞和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全诗语言活泼自由，有浓厚的民歌风格。它不仅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诗。

虽然在我们学习《孔雀东南飞》时不难看出焦母对兰芝的刁难，但是兰芝并没有就这样屈服，反而更加坚强。每次读《孔雀东南飞》，常读常新，常新常想：刘兰芝那么知书识礼，聪明美丽，勤劳能干，温顺贤慧，简直是一个至纯至孝、十全十美的“淑女”形象，丈夫又与她情深似海，可她的婆婆为什么不喜欢这样的儿媳，为何非休她不可？面对着这么多的不公，兰芝最后与他丈夫双双殉情。这结局正正体现出了这一爱情悲剧的特点，控诉了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赞扬了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人对爱情的执着、忠贞和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

参考文献：

1、百度百科

2、《文言文 全解》 粤教版 高中新课标

3、高中必修一语文书

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 篇6

在中国佛教史上，禅宗是中国禅师依据中国思想文化，吸取并改造印度教思想而形成的颇具创造性的成果，在东亚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为什么能和中国本土文化很好融合，并产生出极有生命力的宗派—禅宗。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讲清楚禅宗的思想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一、禅宗的思想

（一）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佛教其他各派都重视心性修持和经典教化在由凡转圣中的作用，禅宗却有所不同，它在心性修持上提倡单刀直入，径直指向当下现实的人心，体验清净本性，见性成佛。不重视经典和言教，废除坐禅，排斥繁琐名相辨析，否定绝对权威，反对偶像崇拜。这种简易明快的禅修道路和方法是禅宗思想的根本特点。

（二）成就理想，不离现实。其他佛教派别普遍地排斥现实生活，而禅宗却肯定现实生活的合理性，认为人们的日常活动是人的自然本性的表露，洋溢着禅意，人们要在平平常常的感性生活中去发现清净本性，体验禅境实现精神超越，这种寓理想于现实中 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的主张使禅修具有最为接近世俗生活的优长具有十分明显的活用实用价值。

（三）继承传统，不断创新。禅宗除继承佛教外，最终是结合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是最典型的中国话佛教宗派。如它继承道家的道、无、自然、无为无不为等范畴、命题和思想，也和道家一样具有鲜明的超越差异、对立、矛盾的意识。同时，禅宗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现实超越方法、而且又否定了道家“游于尘垢之后”的脱离现实生活的超越道路。如上所述，禅宗主张在现实感性生活中实现心里、观念、精神的超越、禅宗是继承道家，又超越道家，这也是它的影响作用在唐末以来一时超越道家的原因所在。

二、禅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禅宗，不同于佛教的禅法。禅法是佛教的基本训练的一门学问，从小乘“安般守意”到大乘禅法，有它的体系。本文所讲的“禅宗”，特指隋唐时期佛教的一个宗派。禅宗在中国佛教史上独树一帜，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禅宗的兴盛，是佛教其他宗派衰落后的产物。隋唐盛世，佛教经学(佛教经学与儒教经学、道教经学，三教鼎立)曾协和王化，是维护中央政权，传播封建纲常名教的思想工具之一。唐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全国的绝对权力，地方势力日趋独立，分散割据的形势越来越发展，直到唐王朝灭亡。佛教寺院经济遭到破坏，国家财政支绌，收入减少，推行两税法以后，寺院也要纳租税，出家人不再享有免役逃税的特权。僧众人口大大减少。(北朝时，北魏僧尼二百万，北齐三百万，北周也达二百万。唐武宗灭佛，僧尼还俗为二十六万。唐代户口比北魏多，而僧人少，原因之一是推行寺院纳税政策的结果。参见《魏书．释老志》 及《佛祖统纪》卷三十八。)唐中期以后，寺院经济衰落，其他宗派，讲章句之学的都衰落了，只有禅宗得到发展。据记载，禅宗为了自身的发展，制定了自给自足的僧规，不再依靠寺院庄园剥削收入，争取到生存的主动权。禅宗名僧怀海(749—814)制定《百丈清规》，改制详情已不能完全考见，从北宋杨亿为重修《百丈清规》(《古清规》)作的《序》中还可以略窥禅宗改革寺院制度的一些措施。禅宗僧徒靠劳作过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它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到僧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这一变革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构得到进一步的协调，从而获得生命力。

中国建筑与文化的关系 篇7

“为何在一个拥有悠久建筑传统的国家, 人们会花上好几亿搞出一个山寨版的‘凡尔赛宫’?”一位美国记者, 博斯克 (Bianca Bosker) 的疑惑。她的一本《原本复制》 (Original copies) 试图为人们包括她自己解惑, 此亦引起国内外对中国山寨建筑的再一次关注。笔者有意试用纵观中国历史的出发点对某些中国的山寨建筑“传统”加以诠释。

在近些年来, “山寨建筑”已经成为在建筑领域之内非常热门而被人们广泛讨论的一个词。如果我们暂且抛开“山寨”一词在当前的特殊含义不言而思考一个问题, 也就是在出现“山寨建筑”这个词语之前是否在客观上存在山寨建筑这么一种建筑?目前所流行的山寨建筑有着历史上的脉络否?

综观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 至少在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伊始便有了山寨建筑的影子。《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秦每破诸侯, 写放其宫室, 作之咸阳北阪上, 南临渭, 自雍门以东至泾、渭, 殿屋复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 以充入之”。据此, 我们可以得知秦始皇时代已经有了在咸阳“山寨”被灭诸侯的宫殿的山寨建筑。

而后的汉帝国初, 高祖刘邦也曾在汉都长安造“山寨故乡”之事。依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太上皇 (刘邦之父) 徙长安, 居深宫, 凄怆不乐。汉高祖 (即刘邦) 窃因左右问其故, 以平生所好, 皆屠贩少年, 酤酒卖饼, 斗鸡蹴鞠, 以此为欢, 今皆无此, 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 移诸故人实之, 太上皇乃悦。既作新丰, 并移旧社, 衢巷栋宇, 物色惟旧, 士女老幼, 相携路首, 各知其室, 放犬羊鸡鸭于通途, 亦竞识其家。

再者, 盛唐武则天当政时期, 从长安迁都洛阳, 洛阳便大有复制长安规制的态势;至清朝修筑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 不也复制“山寨”了许多中国山水名胜在其中吗?

二、建国以来我国“山寨建筑”的发展历史有着清晰的脉络

如果我们对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以来的城市发展历史、建筑发展历史进行纵向的观察考量便不难发现, 新中国诞生以来的建筑历史和城市发展历史是有着十分清晰的脉络的, 而这也正是中国山寨建筑发展的历史脉络之所在, 此脉络就是:建国初期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建筑风格是向苏联学习借鉴乃至是照抄照搬的, 而后来全国各地的建筑又向北京的建筑风格学习借鉴;到了20世纪末期之后一直到当前, 西方的建筑中体现出的夸张和形容的特色被中国建筑所模仿。

山寨建筑的传统尤其于新中国成立至今从来没有中断过, 让我们回望这段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所走过的历史道路。1950年代之时, 当时正是中国包括建筑在内的各行各业均向苏联学习借鉴的高潮时期, 因而, 我国当时所建造的建筑大部分均为具有显著苏联风格的建筑, 苏联式的建筑物目前所留下的均大部分建造于1950年代。该时期在中国大地上建造而成的苏式建筑大部分直接就是出于苏联专家之手, 除此之外就是中国人向苏联学习借鉴模仿而建成的苏式“山寨”建筑。在我国的“一五”时期, 按照中国和苏联所签订的协议条约, 苏联共援建了我国156个工业方面的项目。在该时期特殊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背景之下, 加之我国许多地区的标志性建筑物为苏联专家设计乃至直接建造而成, 苏联风格占据了主流的建筑风格。在歌曲《2002年的第一场雪》中所唱的“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 此处所谓“八楼”也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昆仑宾馆, 该宾馆由于共有8层而被当地称之为“八楼”以凸显其楼层之高和雄伟, 而苏联专家所设计的“八楼”也就成为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再比如, 清华大学的主楼, 当时就是模仿借鉴莫斯科大学而建造出来的。

建筑物是活的历史, 从建筑物的风格特征中可探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现而今我们在考察许多大城市的建筑物之时就会发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在建筑物上烙下了深刻的痕迹。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过程中, 全国各地的苏式建筑拔地而起, 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到处可以见到苏联风格的建筑物, 可谓具有一定的“山寨”味。这或许掺杂着民族主义在其中, 那时候社会主义阵营中, 皆以兄弟相称, 一个阵营中, 皆以一种表达方式体现在建筑上, 符合当时的世界观。可以说, 这时候的山寨建筑除了山寨外表, 更复制了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内涵。与现在中国大地出现的山寨建筑应该有所区别。

后来, 一边倒的风向开始转了, 并多了一股向北京看齐的北风。作为一种山寨倾向, 它在外在的形态上就体现出一种对于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顶礼膜拜的思想, 因为北京就是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 因而其在本质上属于“向权力看齐”的一种外在的表现, 而且此种表现可谓十分变态, 因为建筑物的功能需求和权力之间并无直接的联系, 模仿北京建筑物在全国各地建造北京风格的建筑物, 由于各地的地域特征和北京差异极大, 因而在其功能需求方面难以实现真正的满足, 建筑物不考虑当地的具体功能需求而向权力中心北京建筑风格学习, 可谓我国当代建筑史上尤其是当代建筑艺术史上的典型“败笔”, 这些建筑物也可谓“山寨”味十足。而此种山寨味的建筑物至今也没有完全得到杜绝, 比如各城市“千城一律”的追求高、大、广的建筑物就是一种山寨的表现, 其建造过程中根本不考虑是否实用、是否符合实际等问题。

1950年代可谓苏式建筑风格风靡一时, 至今全国各地的许多城市中依然可见当时苏式建筑群落, 而当时的各类建筑可谓苏联建筑的“山寨”。除此之外, 之后全国各地模仿北京建筑物“跟风”建造而成的建筑物又成为又一次的“山寨建筑”跟风热潮。当时的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向苏联学习其建筑风格, 而除了北京之外的其他许多城市虽然欠缺直接借鉴“苏联老大哥”的条件, 但是均可向北京学习。所以, 在建筑领域内一直存在的“向北京学习和看齐”的潮流一直影响到今天。

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南国开始吹拂然后惠及全国, 中国人民越来越富足, 在建筑的风格上转向那些具有多种可能性的具有“山寨”风格的方向发展, 这除了体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就之外, 也体现出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状况。

三、当前我国的“山寨建筑”和历史传统相关

当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推进, 我国在全球政治上的地位逐步凸显, 与此同时还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参与者, 而且目前已经逐步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因而, 在当前的环境下, 在国家发展的各项综合指标体系之中的经济建设已经成为主旋律性质的事关我国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 这些情况同时也通过城市形态的变迁逐步体现出来。但是, 许多建筑物所体现出来的是官方的审美标准而非普通老百姓的审美标准。

于是, 我国建筑风格的发展尤其是“山寨”建筑风格的发展呈现出十分显著的历史脉络, 首先是大城市尤其是作为中国权力中心的北京市向苏联建筑风格学习, 其次是中国全国各地的建筑风格向北京学习。例如, 宁夏自治区的“南城楼”就是模仿首都天安门而建成的。又比如, 山西临汾市也曾经模仿北京的天安门建造“天安门”城楼, 而在山西省临汾市的“天安门”, 类似于首都天安门, 华表、城楼和金水桥一应俱全。当然, 全国各地不仅模仿北京的“天安门”建筑风格, 而且还模仿北京的其他建筑物的风格, 在全国各地均十分常见。

有两个重要的节点不得不提, 我国著名的建筑师梁思成从苏联访学回到我国, 梁思成是著名的“民族形式”的倡导者。按照梁思成先生的观点主张, 一个建筑是否包含了本民族的民族性的事情关系到阶级立场。因而, 一个国家的建筑物必须是能够体现出相应的民族形式的, 对于我国的建筑物而言必须和资产阶级的玻璃方匣子展开坚决的斗争, 通过建造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建筑物对国人进行民族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也就是通过建造具有民族形势建筑物的方式教育群众和帮助群众不断更新思想观念、促进群众的进步。在梁思成等人的倡导下, 全国各地掀起了建造民族建筑物的热潮。位于北京的火车西站那个奇怪的亭台楼阁正是这个观念下催生出的典型范例。

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逝世之后, 在首都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建成了纪念堂, 也就是毛主席纪念堂, 其在平面的布局之上显得十分严谨而且体现出对称性。毛主席纪念堂底部所使用的台阶是红色的花岗岩,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之一红军曾途经的石棉县最为著名的石头种类。以此石作为毛主席纪念堂的底部台阶, 也就具有了十分特别的象征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国逐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征程, 而中国建筑的真正时代也就此得到了开启。全国各地的建筑物中富有特色的不少, 不少建筑物模仿北京的建筑建造而成。除了模仿北京建筑物之外, 我国各地的不少建筑物系模仿国外著名建筑物、政府办公大楼建造而成。比如, 部分地区模仿美国总统府“白宫”、法国埃菲尔铁塔等建造而成的中国建筑物在许多地区曾经出现过, 而实际上, 这并非是建筑物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的需要而建成的, 存在一种“跟风”或者对权力的崇拜心理状态, 因而其具有十分显著的“山寨”特点。

当前, 正是我国的山寨建筑继续“繁荣昌盛”的时代, 山寨建筑在我国各地的拔地而起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十分令人惊叹的图景, 之所以出现此种状态也是对于“全球化”的一种“跟风”或者盲目的模仿, 这些现象的存在值得我们认真探讨。我们为何模仿苏式建筑呢, 全国各地为何模仿北京建筑呢, 体现出的一种对于权力表达的诉求。比如, 我们为何模仿白宫的建筑呢?原因是否是美国白宫的主人更加霸气呢?我们不掩饰对强者的敬仰, 但只是复制又如何能够使自己也不断变强呢?

中国建筑与文化的关系 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它既以汉族文化为主体，但同时又包含众多少数民族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之后中华民族所共有的文化；它既以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础，同时又涵盖了儒家以外其他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是各种文化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在华夏大地创造并发展的，具有中华民族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既能够传承和发展其特有的优秀文化精髓又能够积极地吸收当代和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成为中华民族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民族长期奋斗结成的文化硕果，同时又推动中华民族继续奋斗，它包含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辩的道德观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愿景等等，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爱国主义、立志为国等优秀精神品质为核心的文化，千年以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所具有的韧性使得我们中华民族虽然饱经忧患但仍能自立自强。因而，它的对于我们整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概括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的悠久历史、中国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中得到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并由具体到抽象的提炼出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进一步发展的科学理论。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通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性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哲学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方面的相通性。

二是以人为本方面。儒家学说视人为万物的中心，人的存在具有他物不可比拟和取代的地位和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精神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社会的主人、自身的主人。

三是注重实践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特别重视实践的，把实践看成是理论的来源和检验理论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一点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不谋而合的。实践观念在中国古代表现在对知行观及其关系的认识理解上。

四是社会理想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从民间到学术界，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即在中国建立一个大同世界。这种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本质上虽不是等同意义的社会，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和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

正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内在精神上存在着这些相通性，从而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为两种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内在依据。

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中形成的民族性格、民族特色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在21世纪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整合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需要一种积极的和理性的文化自觉。但是这种自觉必须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并且这种理性的文化自觉需要准确的把握在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们要积极地将带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中华民族文化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地方了解中华民族文化。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时俱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源泉、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126页

[2]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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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建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2

[5]程宜山，张岱年.中国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26

[6]孙勇胜.试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青海社会科学，2002（1）：19

中国建筑与文化的关系 篇9

礼县盐官上海航天希望小学

刘璐

中国传统剪纸艺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一样，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创作者不仅在她的作品内容上喜欢选用中国传统题材，而且在作品的创作理念、艺术表达形式以及剪刻技法上也自然地流露出传统文化的特征。这种流露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剪纸中的感情表达方式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中“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方法论中的“五行运化”理论也是顺理成章的。

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故而可以达到统一。这种思想熔铸了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融入在剪纸艺术品中，就是剪纸的“心里想的”，注重表现抒发情感和理想的意念。“天人合一”论中强调了天与人的统一。也就是天地、自然界是大天地，小天地是个体的人，大天地与小天地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人体中感情的发生表达，以及它的走向和互相作用的规律，都是与天地相互统一的，即人的情感世界，也遵循自然界中物质运化的规律。

人的感情是丰富多彩的。交流喜悦之事，倾诉悲愤之情，抒发哀怨之思等，都是人体自身经常需要的，但这些

情感历来都是受到伦理制约的，绝不是动物性情感的自然宣泄。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看艺术所具有的协调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价值，高度重视并利用艺术具有的陶冶人的情操、稳定社会秩序的独特作用，用以加强其精神统治。所以，“天人合一”论，既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又是艺术扩展自身，把对周围事物深刻的了解和体验高度升华到意念，注入艺术自我情感，表现大自然、大天地的需要。在精神领域里让人与山水、自然界的动植物产生某种情感的交流，也就是让人在欣赏自然时得到启示，从而精神得到升华与净化。这种人和自然的情感交流在剪纸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承认人的现实存在，同时也承认在进入精神绝对自由境界可能性的生命存在。在不受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了伦理规范制约的意境中，民间剪纸艺人把自己的感情大胆地宣泄到了他们思念向往的形象中，把不曾见过的天堂仙境抽象成月宫瑶池等，把不存在的龙凤、鬼神兑现为神奇可视的艺术形象。这一切都带着明显的心理体验特征。在人与周围环境的现实关系中，一旦摆脱了“外物”的桎梏，就能在精神世界中更体会到自由人的“小天地”的存在。民间剪纸往往都是从当前利益得失的观念中超脱出后，就创造出无数描述自由、美丽的“小天地”的艺术作品，并且是带着个体的

强烈的情况，使艺术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并且释放出艺术的光辉。

缺乏感情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但所带的感情应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强行加入的感情，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每位艺术承受者会欣赏、了解艺术中的感情。人的情感基本可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这七种情感可归结为五大类：

喜，包括快乐、舒畅；怒，包括愤怒、威严、至尊至上；忧思，包括忧愁、思虑、远见卓识、思想；悲，包括悲痛、伤心，没落；惊恐，包括惊吓、恐惧、害怕、畏缩。

这七种（五类）情感的表达在剪纸制作中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五行运化理论，从客观上解释了自然界和人体中生克制化的关系。在剪纸艺术的情感表达上也同样适用。

五行运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上的物质分为五种，即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的分类是根据客观上的物质、物体或生命体的所有属性综合起来分类的。

在情感上，以上五类情感也可分属五行，如喜属火，怒属木，忧思属土，悲属金，惊恐属水。下面分别加以阐释：

喜：喜属火。在五行运化理论中火的性质就是向外发散。

在图形占有面积上，向外发散占有的最大空间是圆形。在数学中，当周长一定时，面积最大的是圆；在四边形中，面积最大的是正方形。所以人们不自觉地常用圆形和正方形，以及向外发散的线条造型来充分地表达喜悦之情，总造型是圆形或正方形。要使剪纸作品表现出喜气洋洋，应尽量使之发散，不加边框。比如经典作品《老鼠娶亲》，在创作时样稿几次改变，最终把花轿放在正中间，四周二十个老鼠，不论是放炮的、吹唢呐的，还是送礼的、献花的，都显得喜气洋洋。由于周边不加限制，似乎炮响一直继续，欢庆的气氛在不断扩展，使作品中“喜”的情感得到充分表达。

怒：怒属木，木性升发，其气机向上。自然界中树木向上长，有向阳、向上的趋向。五行理论中木代表生发力量的性能，标示宇宙万物具有生生不息的功能。古人对怒有“怒发冲冠”的形容。如作品《钟馗捉鬼》中的钟馗，怒发冲冠、眉毛向上，其威严的神态将小鬼震吓得匍匍倒地、瑟瑟发抖。剪纸《包公》也是用一种凛然的气势来剪成的，不仅官帽向上，而且官袍上的火焰也向上，衬托出包公嫉恶如仇、为民除害的一身正气。在具体剪的过程中，作品为表达怒的情绪常突出向上的尖锐的直线条。

忧思：忧与思属土。土的属性是集结收敛。同时，还具有土载四行为万物之田，承载受纳的性能。在人体中它

主管气机的“气结”，即气体扭缠混绕在一起。因此，在剪纸中，凡扭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的线条或结构都是忧思的情感表达。爱情作品《相思鸟》就是用一圈鸟儿头顶上集结的许多缠绕在一起的云彩来表达鸟儿的相思情。而《沧桑岁月》是用许多蔓藤缠绕在两棵大松树上，同时用线条绕出了“沧桑岁月”四个字，体现了对岁月的思考，隐喻作者的思绪延伸到很远很远。凡是线条向内、向中心结集的趋势，均可以表现忧思的情感。如著名的雕塑作品《思想者》的主人公就是半蹲半屈，全身各个关节呈曲状，向中心集结。即使可以不看主人公的面部表情，仅仅从他的姿态就能明白，他正在思索或正处于忧虑状态。

悲：悲属金。在人体的脏器里，肺属金，中医的基础理论中阐述了肺的客观属性是主哭，主一身之气。肺藏魄，即魄力、气慨。金也有服从、顺从、收敛之意。如果悲伤过度，自然就失去了魄力，没有了气概。哭的太甚，也会软弱无力，重则晕倒甚至休克。肺主的是一身之气，悲情过度，一身之气不足，就会正气消耗、咳嗽上逆，气短乏力，伤风自汗，弯腰驼背。所以中医明确提出“悲则气消”。

使正气消耗的“悲”的情绪在剪纸的表现上是一派无力、萧条的景象。要剪悲情的人物，此人一定瘦弱无力，风吹欲倒。如果弯腰驼背有碍于美，在作品中只有使其削肩、细腰、低头、内视等。悲情的动物一般表现为低头、皮毛不乍起而顺之下滑，并瘦弱无力。悲情的植物一般表现为枝条软弱，叶茎细小并下垂，随风摆动。惊恐：惊与恐属水。水向低处流，水具有滋润、顺下、闭藏的特性。

“惊恐”中的“惊”会造成逆乱。传统剪纸《钟馗捉鬼》

中的那些形态各异的小鬼因为害怕钟馗，跪趴在钟馗的脚下，个个形态惊乱。若要表现剪纸中的小动物受惊，要把小动物所处的环境剪成逆乱的线条。如表现小鸟受惊，只要把小鸟周围的树枝剪成摆动的混乱状态，美丽的小鸟儿就变成了受惊之鸟。

用剪纸表现不同的情感。除了有上述总体造型上的规律外，在剪纸的具体制作上，各种情绪之间的剪法也有较明显的区别。不同剪法剪出来的线条所表达的情感内涵是有区别的。

例如，剪“喜”的感情时，走剪的速度均匀、流畅、光滑、圆润。即使需要跳跃，也如欢乐的小溪一样柔顺，向外自然发散。

“怒”的剪法，直接迅速，笔直向上，拐弯处硬而不流畅，剪出的线条横来直去，干脆利索。

“忧思”的线条，由于是缠绕扭结在一民的，因此剪时最不流畅，很少有一剪子剪到底的线条，其线条多细长、柔软。

如作品《小鹿梅花》中既有表达思虑的线条扭结，又有流畅、圆润之感，所以表现了小鹿正沉浸在一件美好幸福的心境之中。一般地说，表现忧愁的线条要细些；表现思考的线条要粗些。思考中含有愉快情结盟的线条光滑粗大一些；含愤怒情绪的线条粗壮笔直向上；含悲哀情绪的线条则细弱垂下。

“惊”的情感是逆乱，剪此种情感的线条，一般为短小刚硬，互不连接。其中，杂乱、重复、折叠的线条出现频多。一般不用连续对称的图案。

“悲”的情感是消耗正气，软弱无力。走剪时，剪速相对慢，从小向下，越剪线条越细，常常将极细的线条靠在一个参照物上。此线条虽柔弱，但并不中断；虽无力，但不会随风起动。因为“天人合一”论说明，“悲”的环境宜用无力之风、柔弱之水来表示。

“恐”的剪法也是向下，走剪时线条相对有力，好像是哆哆嗦嗦地向下行。在下行中不断地有各种小弯曲，这些小弯曲无规律、不连续、不对称。例如，表现人被吓得两腿发抖，两腿就不能像跳霹雳舞那样有节律、有力度。

值得提出的是，剪纸这门艺术几千年来主要出自农家妇女之手，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广大的妇女被禁锢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天地里。旧时的妇女，命运大多数是不幸运的。婚姻靠媒妁之言，婚后伺候公婆，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没有地位，任人摆布，挨打受骂是常事，她们潜藏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但在封建伦理和“三从四德”的重重约束下，又不得不屈服，艰难地苦度着岁月。这种悲痛的心情，感受在五行中属金，金（悲）可以滋生水（惊恐），再滋生就是木（怒），就会起来反抗。反抗若无出路，金（悲）可以被火（喜）所相克，用喜庆、快乐的剪纸来克制、转移悲的剪纸来克制、转移悲的情绪，这也是她们排解不良情绪的一种手段。

正如她们自己所说：一拿起剪刀进入创作，仿佛进了仙境，心里美滋滋的，忘记了一切悲苦、烦闷。所以，她们剪出的喜庆剪纸占绝大多数，如《卖莲》、《农家乐》等。而现代城市女性自由、洒脱、心情愉快，属火（喜），火生土（忧思），也就是火（喜）滋生、助长促进土（忧思），所以，城市女性创作的剪纸自然就多一些忧思的情感，其哲理性、思想性和忧国忧民的成分就更多一些。

用“天人合一”论与“五行”学说来解读人的情感，诠释传统剪纸作品中蕴含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具有一些实用性和指导性，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超出朴素直观的范围，毕竟它们产生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分开的时代。因此，从剪纸的长远发展的角度上说，应站在现代最先进的认识水平上，从现代科学与哲学的最新成就中去寻找剪纸艺术与感情表达有联系的东西，让剪纸艺术在当代

中国建筑与文化的关系 篇10

专业班级：人力091学生姓名：赵泽东指导教师：陈晓暾

陕西

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21

摘要：我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史，在社会生产实践中，中华民族积淀了厚重的传统文化，贡献出了丰富的管理思想，对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与现代企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主要浅析企业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选人、用人、育人和留人的人才管理思想。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才管理

Analysi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lationship

ABSTRACT：China has five thousand years of splendi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 production, accumulation of heavy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ribute a wealth of management thinking, of our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has far-reaching impact, and 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In this paper, Analysis of enterprise in the modern enterprise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the selection, employment, education and talent management to keep people thinking.KEYWORDS：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正文】

1.中国传统文化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基本定型，其五大主流派别分别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农家，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先秦阶段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部分,它直接奠定中国两千年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其中以孔孟之儒学, 老庄之道学, 韩非之法学为主要内容，虽然不是儒、法、道三家思想就可以涵括的, 但这三家思想却是中国传统思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2.1鸟瞰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

众所周知，我国有着五千年璀璨的文明史，化底蕴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不乏一些优秀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这些思想在时与空的大浪淘沙中，仍闪耀智慧的光芒。以史为鉴，知史明智，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中，中华民族总结出了为之丰富的管理思想，这其中包括一些对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借鉴意义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本文主要浅析企业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选人、用人、育人和留人的人才管理思想。

2.1.1 任人唯贤，不拘一格选人之道

如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它直接关系着事业的成败。古代的统治者们特别-1-

注重招贤纳士，而任人唯贤是贯穿古代选人思想的重要原则。首先是“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曹操在《求贤令》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理论观点，体现了他对人才的无比渴求和在选人方面的无畏胆略。在实践上，曹操大胆起用陈琳、贾诩等敌营降将，成为了“唯才是举”的典范。其次是任人不避亲，不避仇。韩非子说：“举贤不避雠，废不肖不阿亲近”，即举贤荐能不能回避自己的仇人，罢免不称职者，不能偏袒亲近自己的人。唐太宗曾说：“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仇嫌，不得不举”。后来唐太宗起用仇敌魏征和亲信长孙无忌就很好的诠释了这一观点，被后世传为千古佳话。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充分说明了历代统治者对任人唯贤原则的推崇。

2.1.2 知人善任，扬长避短用人之道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深谙用人之道，其中知人善任是贯穿其中的核心。知人善任，首先要做到知人。诸葛亮在《将苑·知人性》中说“有温良而伪诈者，有外恭而内欺者，有外勇而内怯者，有尽力而不忠者。”可见知人并非易事。但《六韬龙韬贩选将》中列举的八种知人方法：“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详，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察其变，三曰与之间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知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对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其次要做到善任。屈原在《卜居》中指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汉代东方朔也说过：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都意指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应扬长避短，用人所长。宋代政治家欧阳修则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揭示了用人不疑与疑人不用的重要性。

2.1.3 百年树人，高瞻远瞩育人之道

我国向有礼仪之邦的美誉，重视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仁人志士也就如何培育人才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苏绰的“良玉未剖与瓦石相类，名骥未驰与驽马相杂”指出只有“剖而莹之，驰而试之”，才能发现良玉和千里马，揭示了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古人早就认识到树人是一个长期艰苦的战略过程，王安石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提到“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将其分为教、养、取、任四个环节。

2.1.4 赏罚分明，刚柔相济留人之道

古代学者就如何留住人才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赏罚分明、刚柔相济是留人的重要手段。首先是赏罚分明。奖赏和惩罚作为有效的管理手段很早就被古代学者所重视，而且赏罚应该以全面的绩效考核为基础。关于绩效考核，管仲认为：“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即对于人才不经过绩效考核就不加任用，不经过使用就不能作为人才储备。考核的结果将作为激励的依据，激励必须做到奖罚分明，做到“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近爱必诛”（韩非子）。从这些真知灼见中我们已经可以捕捉到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有关正负激励理论的影子。其次是刚柔相济。孔子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孙子行军篇》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孔孙之言都揭示了一个道理：应主张道德感化和制度约束两手并用，刚柔并济。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毕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遗产，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具有深远的影响，与现代企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者要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将其运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之中，促进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合理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