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革命书评（共7篇）
法律与革命书评 篇1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序言和导论
法学1001班宋高昂100401127 哈罗德·伯尔曼，世界知名的比较法学家、国际法学家、法史学家、社会主义法专家，法与宗教关系领域最著名的先驱人物。《法律与革命》是西方法律史的一部力作，生动、细腻地描述了作为西方法律传统背景的民俗法, 探讨了伴随着教皇革命而来的西方法律传统在欧洲大学中的起源、西方法律传统的神学渊源等问题。
伯尔曼界定了此书中的一些关键词，如“西方”、“西方法律传统”和“革命”。伯尔曼承认自己所采用的史料是渚领域中的专家们所熟知的。但是，作为整体，这段历史却会令专家们感到陌生。这是因为，他把西方文明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而非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来看待。这里的“西方”主要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首先是一个“具有强烈时间性的文化方面的词”。确切而言，是指“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法律”一词也不再是简单地指某种“规则体系”，而被界定为包括诉讼程序以及相关价值、概念、规范和思想方式的具有宗教的活生生的过程。而“西方法律传统”则包括法律的相对独立和自治，法律职业化，法律的科学性，法律的实体性，法律的发展观，法律的内在逻辑性，法律的至高无上和多元性等等。
伯尔曼坚决反对传统的西方历史分期法，即将西方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古典时代、罗马帝国的衰落和灭亡、中世纪以及近代(始
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伯尔曼认为这种谬误的分期法是试图根据构成西方文明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来观察近代：试图将中世纪贬低为只是作为近代得以涌现的背景，从而满足了一种夸大的民族主义心理的需要。这种民族主义欲望导致西方法律史似乎都是在追溯----个民族从部落和封建的起源到当代的荣耀和威严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法方法。这样，在西方文明内的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独特性都得到了强调，而共同特征却被低估了。其实，西方各国的法律体系都具有共同的起源——都有共同的历史根源，从这种共同的根源中它们不仅获得了共同的术语和共同的技术，而且获得了共同的概念，共同的原则和共同的价值。由于完全读完此书耗时很长，这里仅就《法律与革命》的序言和导论部分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伯尔曼在导论部分开宗明义地宣称，他要讲述的是一种称作“西方的”文明。这种文明发展出了独特的“法律的”制度、价值和概念, 并被有意识地世代相传了数个世纪，由此而开始形成一种“传统”；西方法律传统产生于一次“革命”，它在后来数个世纪的过程中被革命周期性地打破和改造。在20世纪，西方法律传统的革命危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大，某些人相信这种危机实质上导致了这种传统的终结。伯尔曼毕其大半生的心血和精力写作《法律与革命》，正是源于这种深切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希冀通过寻根溯源来探索摆脱危机的途径。
何谓“西方”包括西方文化，是伯尔曼在《法律与革命》一书中首先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他的结论是：西方不是指古希腊、古罗马和
以色列民族，而是指转而吸收古希腊、古罗马和希伯来典籍并以会使原作者感到惊异的方式对它们予以改造的西欧诸民族。至于西方文化，它的每一种古代成份都经受了与其他文化相融合的改造。令人惊异的是，这些对立的成份竟能结合在一起产生一种世界观。例如，希伯来文化、希腊哲学和罗马法原本不相容，但11世纪后期和12世纪前期的西方却将所有这三者结合在一起，并由此对其中的每一种成份进行了改造。
伯尔曼断言西方法律传统在其历史进程中已经由六次伟大的革命加以改变，其中三次分别是俄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虽然各自革命的含义不同，但都可以称为由参与革命的人们所进行的革命；第四次革命是英国的光荣革命，第五次是新教改革运动；第六次是1075~1122年的教皇革命，也就是《法律与革命》中的所谓的“革命”主题，这次革命称之为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改革。《法律与革命》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写起的，他认为整个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是由11 世纪末期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对神圣罗马皇帝亨利四世所发动的授职权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的全面政教冲突所触发。教皇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教会和世俗的变革正是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基本原因。伯尔曼认为宗教理念是西方法律传统形成的原动力，在12 世纪后期西方逐渐形成的教会法、商人法、王室法、城市法等都是由于教会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变革之一。对于法律的界定，伯尔曼指出：把法律概念界定得过于狭窄即把法律界定为规则体，不利于对西方法律传统的产生和西方历史上数次重大革命对这种法律传统的影响的理解以及对这种传
统现在所处的困境的理解。他呼吁，需要有一种广义的法律概念，并批评了那种“过于狭隘”的法律观点。
伯尔曼将西方法律传统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法律制度与其他类型制度之间有较为鲜明的区分。虽然法律受到宗教、政治、道德和习惯的强烈影响，但通过分析，可以将法律与它们区别开来；
2、与这种鲜明区分相关联的是以下事实：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的实施被委托给一群特别的人们，他们或多或少在专职的职业基础上从事法律活动；
3、法律职业者都在一种具有高级学问的独立的机构中接受专门的培训；
4、培训法律专家的法律学术机构与法律制度有着复杂的和辩证的关系。换言之，法律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等，而且还包括法律学者对法律制度、法律命令和法律判决所做的阐述；
5、在西方法律传统中，法律被设想成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一个融为一体的系统，一个实体，这个实体被设想为在时间上是经过了数代和数个世纪的发展；
6、法律实体或体系的概念，其活动取决于对法律不断发展特征即它的世世代代发展能力的信念，这是一种在西方所独有的信念。法律体系只因它包含一种有机变化的内在机制才能生存下来；
7、法律的发展被认为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变化不仅是旧对新的适应，而且也是一种变化型式的一部分。法律不仅仅是处在不断发
展中，它有其历史，它叙述着一个经历；
8、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相联系。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即便处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也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
9、西方法律传统最突出的特征可能是，在同一社会内部各种司法管辖权和各种法律体系的共存和竞争。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法律的最高权威性成为必要和变得可能。而法律的多元论则根源于基督教教会政治体和世俗政治体的区分；
10、西方法律传统思想于现实、能动性与稳定性以及越超性与内在性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导致了革命对法律体系周期性的剧烈冲击。不过，这种法律传统毕竟存活了下来，甚至由这些革命所更新，这种法律传统比作为它组成部分之一的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要大。不过，按照伯尔曼的说法，西方法律传统中的10个特征只有前四个仍然构成西方法律的基本特征。
关于前四个特征，伯尔曼指出，罗马法传统具有西方法律传统的上述特征，而当代许多非西方文化则不具有这些特征，11世纪前通行于西欧日耳曼民族中的法律秩序也没有表现出这些特征，他们为西方所独有。而属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后六个特征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在美国全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这也就是伯尔曼所担忧的危机，为此，伯尔曼大声疾呼：就目前危机已经达到了可与过去曾经打击西方法律传统的革命危机相提并论的程度而论，我们必须调动整个传统的应变
能力来克服这种危机。由此，伯尔曼提出：今天法的社会理论的首要任务在于摆脱关于法律及其因果关系的过分简单化的概念，应该把三个传统的法学流派即法律实证主义、自然法理论和历史法学派综合成一个一体化的法学。
法的社会理论的第二个任务是旨在采用一种适合于法律史的历史编纂法而不是主要采用来源于经济史、哲学史或其他史类的历史编纂法。法的社会理论的第三个任务是研究法律在革命变革时期的命运，即不仅要查验新法律对旧法律的迅速取代，而且还应考察在革命确立之后所采取的措施，考察这些措施是否为将来稳定和公正的法律秩序奠定了基础。最后，法的社会理论还必须研究非西方的法律体系和传统，研究西方法律与非西方法律的融合，研究人类共同法律语言的发展。惟其如此，方可求得摆脱20世纪后期西方法律传统所面临的危机之路。作为伯尔曼著作的中国读者，我们一旦新鲜而又好奇地读完《法律与革命》一书，肯定会有一种激情与忧患同在、启示与疑惑并存之感。除了被伯尔曼著作无与伦比的逻辑力量、渊博的学识、历史的洞察力所征服之外，我们大概还会有不少的启发；首先，伯尔曼在法的社会理论方面颇富创见。伯尔曼在书中显然流露了对马克思、韦伯以及一些人类学理论关于法律与社会发展的学说不满的情绪，他甚至提出了“超越马克思、超越韦伯”的口号。伯尔曼承认西方三大法学理论(实证法学、自然法学和历史法学)的部分真理性，但同时指出它们均是片面的、简单的、试
图解释一切社会与历史的决定论模式。伯尔曼坚决反对社会历史发展中“谁决定谁”的简单模式，而认为各种因素之间是共存、互动和因地的彼消此长的关系。确实，在伯尔曼重新解释西方法律史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立体的图面。
其次，伯尔曼批判了传统的历史分期法，重新挖掘了中世纪时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伯尔曼视教廷为近代第一个国家的雏形，也不乏深刻的创见。可以说，伯尔曼的学术贡献与创见使得西方法学界必须聆听其关于中世纪以及中世纪的教会(宗教)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产生的决定性影响的学说。传统是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混合。法律通常与可见的一面、与作品联系，但对西方历史的研究尤其是对其起源的研究，能揭示其在民众最深层信仰和情感中的根源。西方的法律传统的背后就有一种民族的意识作用——对炼狱的恐惧和对最后审判的希望——而这就是西方的历史意识——宗教意识。
最后，在伯尔曼的著作中，我们时时会感触到一种深刻的生存意识贯注其中。这样，伯尔曼“重新解说西方法律史的努力不但超越了现实，而且超越了历史。从而使得他能够摆脱流行的教条，扫除拘谨琐碎的工匠气，重新去把握作为活生生的人类经验之一部分的法律的脉动。”
大数据革命的商业与法律起源 篇2
[文章导读]“趋势”是本刊最新的栏目尝试。中国本土杂志，多设有“科技”板块，但要么是商业化的消费噱头，要么是猎奇性的国外动态。我们的目光集中于传统和当下，但缺少对于未来的严肃讨论。“趋势”不是科幻式的探讨，也不是神秘性的预测，而是对即将并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科技变动，作出冷静的观察、分析和批判。正如胡凌这篇文章展示的，不是要欢呼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而是反思在这过程中，谁将得到好处，谁又将丧失哪些东西，对个人、企业和国家，这又各自意味什么？我们将持续关注以下议题：3D打印与知识产权、虚拟物品的生产与监管、算法的政治学、电子书包与教育、比特币、无人驾驶汽车与机器人产品责任、移动医疗与隐私、数字遗产等。敬请各位读者关注与回应。
大数据伴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兴起，使得数据搜集更为便利和广泛。同时，数据分析业务开始成为互联网行业的特色和主营业务，它可以更为精准地分析和预测消费者与客户的行为，带来更多价值，从而迫使传统行业纷纷向互联网靠拢。大数据革命作为一种被投资人追捧、被媒体炒作的概念还将持续升温，但人们往往忽视大数据在中国成为现实的历史进程和诸多条件，特别是网络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力量如何借助成熟的商业模式和不完备的旧法律制度来开拓疆域。 笔者将简要讨论这些因素，试图帮助理解未来如何发生。首先，作为一个整体的互联网行业发现了免费模式，在吸引消费者的同时获得了大量数据资产，这一过程伴随着互联网平台和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变得更加明显。其次，新经济通过生产工具的变革重塑了互联网的架构，从更多的免费劳动力手中攫取有价值的生产资料。第三，无论是免费内容还是消费者数据，互联网都没有受到强大的法律约束。而商业模式、技术变迁和用户协议中体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原则为大数据时代铺平了道路。最后，互联网带来的由商品到服务的转变，进一步扩展了新经济对数据的占有和使用，并对保护旧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的传统法律提出挑战。 免费商业模式与数据资产 免费内容与服务基本上已成为互联网行业的标准模式，通过免费来吸引用户，赚取广告收入和增值收入。如果说最早的门户网站还秉持着传统媒体经营的思路，那么从电子邮件、即时通讯到安全软件、网络游戏等行业纷纷实行免费，都证明了这一逻辑的势不可挡。 免费商业模式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将传统垄断经济学上的“双边市场”理论推到极致，依托多个免费的产品市场吸引用户，而通过少数市场获取增值收入；因为可以向无数用户同时提供低成本的服务，只要有少数人付费即可获利。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互联网公司在提供一项主要服务以外，都逐渐扩展至各种服务。互联网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不仅仅局限在单项产品市场中，而是跨越多个市场的综合竞争（Evans， 2011）。这一点最近在腾讯垄断案中得到广东省高级法院的确认，拓展了人们对新经济本质的认识。 这些免费服务被一些互联网公司视为“基础服务”，与“增值服务”相对应。它们不靠一次性出售书籍、光碟、报纸、流量获利，因而是对传统文化产品、媒体和电信服务生产方式的反动。消费者享受了免费而便捷的基础服务之后，才有动力留在互联网上进一步消费。可以看到，基础服务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从信息内容逐渐扩展至金融、保险、医疗、教育和邮政领域。用户使用的基础服务越多，互联网企业对其偏好和信息的了解就越广泛，并通过大量用户类似行为进行相关性分析。（Sch?nberger & Cukier， 2013） 在这一过程中，数据本身对这类轻资产公司而言越来越重要，其价值可以得到二次或多次挖掘，逐渐成为一种宝贵资产。基础服务本身要求被免费提供，而基于数据分析提供的增值服务才是互联网价值链上最耀眼的一环。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并非传统媒体和文化行业的竞争者；它们需要把后者纳入其平台，承认自身的地位，并迫使其合作。互联网十余年来同音乐界、文学界、影视界和电信业的战争已经无数次说明了这一点。（Levine， 2012） 这也是为什么互联网内部的不正当竞争越来越围绕数据资产展开，例如大众点评网和爱帮网的诉讼，以及最近的360综合搜索与百度的纠纷。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开始通过技术手段保护自己的数据资产不被恶意复制和侵占，这些信息内容可以免费被消费者使用，却不能被其竞争对手轻易获取，防止反过来同自己展开竞争。为完美地实现这一点，互联网平台的兴起在所难免。通过对内容、服务、应用、操作系统、硬件终端甚至是管道的垂直整合，互联网公司可以排他地向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苹果公司的产品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也成为众多互联网公司效仿的榜样。1990年代中期，微软因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捆绑独家IE浏览器和媒体播放器而受到反垄断指控并受处罚，但十余年后终端捆绑现象无处不在，这说明了互联网架构从开放转向封闭已经深入人心。（Zittrain， 2008） 无处不在的计算、终端和劳动力 在发展过程中，互联网形象在人们心目中经历了不同的想象：从新媒体、信息服务到现在的数据分析业。前两者甚至决定了国家管理互联网的基本思路：归口和属地化管理。但数据分析业务将真正超越条块分割的现状，从各种渠道和方式获取价值。一旦互联网行业无法被封杀打压，在积累了海量数据的基础上，它们就会减少对纯粹吸引用户的基础服务的需求（可以同传统行业展开合作或者外包），减少对盗版内容的需求，从而向更加精细的大数据分析进发。 海量数据的获取离不开数据聚合处理的平台，以及生产数据资产的劳动力和工具。随着移动终端的大规模普及和背后云计算的支撑，个人电脑不再是用户接入互联网的唯一方式，甚至不再是主要方式。未来的眼镜、手表、汽车、各种可佩带物品均可成为人们相互沟通、获取信息的媒介和硬件。人们通过这些信息终端使用在线服务的时间和地点，将不像台式机时代那样固定。当人们可以在盈余时间中使用无处不在的互联网服务时，大量个人数据就可以更容易地得到深度记录和分析，生产工具的廉价和普及为大数据时代奠定了物质基础。（Shirky， 2010） 从数据生产的意义上讲，用户和互联网的关系不仅仅是消费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关系，或者反对传统利益和权力的同盟军的关系，而是可以被看成是免费劳动力和工厂的关系。互联网时代预示着人们不再是被动的文化产品消费者，他们通过创生性的终端同样可以成为文化的生产者和创造者。对新经济而言，用户不仅仅是他们自身文化的生产者，同时也在为互联网企业生产信息内容（Scholz， 2012； Boutang， 2012）。每时每刻都有大量的文字、图片、视频上传至网上，在用户之间分享。信息传播和流通的速度越来越快（可以比较下早期的BBS和当代“共时性”的微博），同信用货币一样，信息能够转化为更多的价值。同时，在一系列意识形态的鼓舞下（言论表达自由、信息自由流通、礼物经济、分享、合作、积极行动），用户对群体生产者的身份引以为傲，这进一步推动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如果说用户是初级生产资料（非结构化数据）的生产者，第三方应用开发者（或者参与QQ互联的网站）则是大数据时代新经济生态系统的次级生产者和初级挖掘者。他们从平台提供商那里获得开放API接口和不同目标用户的信息，开发各种应用服务，获得的收入与后者分成，反过来又增加了平台的整体价值。平台免除了中小开发者自己开办网站积累流量、从头搜集用户数据的不确定性，允许他们有条件地使用自己的海量数据。未来随着平台和终端可以扩展至对一切事物的控制，用户越来越难以转换到另一个竞争性的平台，从而成为某一割裂的互联网帝国的忠实属民。 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上述围绕数据展开的复杂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法律基础常常被忽视，这一基础可以归纳为法律学者耳熟能详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尽管很多学者还在探讨信息所有权的法律结构，现实已经清楚地表明：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所有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有权使用各种信息和数据，能够产生何种价值。 首先，如前所述，终端经历了从台式机到无处不在的信息设备的演化。当人们的文档、图片、音乐还能够储存在本地、通过本地计算使用的时候，很容易将其比拟成可以支配和控制的“财产”。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个人文档被鼓励上传至云端，能够通过移动终端随时访问时，它们将脱离拥有者的控制，并被云储存服务商进行使用和分析。通行的用户协议要求至少以分析的方式永久使用用户上传的个人文档，要求获得这种使用权，是大数据产生价值的必然要求。 其次，类似地，当人们通过磁盘或光盘安装某种软件或游戏的时候，对物理实体的认知容易将这类产品视为和鞋子一样的“财产”，因为可以自行掌控。然而当越来越多的软件、信息内容和游戏通过在线方式提供，并可以随时更新的时候，它们不再被看成产品，而是一种源源不断的服务。用户需要容忍它们的质量瑕疵，甚至无法获赔由此造成的损失。通过用户协议进行的这种约定，有利于向大规模用户同时提供服务，并将互联网公司自身的风险降至最低。它们不会授予用户所有权，而只是免费的无保障的使用权。类似的机制，还普遍体现在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和企业虚拟货币上面，它们迎合了人脑对金钱和实物财产的敏感和本能欲望，却绝不通过用户协议为用户创设财产权利，从而并不保护这类“虚拟”（illusionary）产权。 再次，像百度MP3或文库那样的利用盗版作品的服务模式一度促成了互联网的“非法”兴起。这可以部分归因为互联网公司从免费使用盗版作品获得的可能收益远远超过侵权损害赔偿数额，部分归因为各种官办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维权的低效。同时，由于存在“避风港”规则的庇护，作家或音乐人长期以来只能要求互联网公司被动地删除侵权作品，而不能强制其主动监控侵权内容。因而，在大量盗版作品被通知删除之前，互联网公司事实上通过使用而获得了非法收益。“避风港”规则意在平衡新旧利益，但实际上保护了作为一个整体的靠免费信息内容为生的互联网行业。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免费模式要求在生产方式上（opt-out）改变传统的授权模式（opt-in），这进一步凸显了使用权的重要性。（胡凌，2013） 第四，互联网还通过各种机制鼓励用户为其生产信息内容。这一生产活动的最终分配，通过用户协议明确约定：即用户仍然对其发表在某一互联网服务公开区域上的内容享有所有权，但同时要授予互联网公司享有永久和免费的使用权。这一条款能够确保互联网上永远有信息存在和不断流通，即使用户注销其账户，也无权要求从服务器上彻底删除全部个人活动和信息。这是两权分离带给互联网的最大好处。同时，关于用户隐私的约定，也仅限于那些能够直接识别出用户身份的基础信息，对于能够从用户网络行为中发掘出的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则无需用户同意即可使用，这就为大数据分析扫清了法律障碍。 最后，从平台提供商和第三方开发者的关系来看，也存在两权分离的广泛实践，即第三方中小开发者作为外包的劳动力，可以免费使用平台的API接口和某种特定类型的用户信息，由此产生出的价值再和平台提供商分成。《互联网周刊》主编姜奇平先生很早就看到了两权分离作为新经济模式的核心特征（姜奇平，2012）。然而，他始终强调的是这最后一点，却没有提及大量用户在所谓“分享型经济”中初级生产资料提供者的地位。再次回到前述观点，用户帮助互联网战胜了传统利益群体，同时，也将自己牢牢捆绑在新经济的机器上，通过集体行为像农民一样不断为领主生产食粮，或者更不恰当地，像蜜蜂一样不断为养蜂人生产蜂蜜。 大数据的法律障碍 至此可以看出，大数据革命的重要现实条件，是拥有海量数据的平台出现，围绕互联网平台及其封闭价值链，产生了一系列初級和次级的资产提供者。因此，围绕数据资产的争夺就成了互联网治理中重要的争论议题，我们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谷歌联合创始人会把苹果公司和facebook同中国与好莱坞放在一起批评，因为它们都阻碍了数据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通，从而阻止其从中获利（Katz， 2012）。我们同样也可以理解互联网公共领域的实质和局限，例如，尽管社交网络允许人们迅速发布传递消息和真相，挑战传统权力和媒体，但社交媒体的架构，仍然从属于商业化盈利的需求，进而影响甚至决定网络言论和表达的效果。 未来的大数据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约束数据和信息流通的障碍，而互联网巨头一直要求打破这些障碍，解放各种信息，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重组。中国目前和互联网相关的法律，仍然是以原子时代的思维方式，一味依靠政治逻辑进行治理，而没能够从商业逻辑角度思考互联网的本性，由此，不仅没能有效规制互联网产业的有序竞争，还影响了其他重要社会价值的实现。 在商业逻辑看来，约束个人信息流通的法律至为关键。隐私保护在中国的法律制度中一直处于灰色地带，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又处于从农业熟人社会向工商业陌生人社会的急剧转变当中，很难统一人们对隐私权的认识和实践。互联网第一次用实践强行统一了标准，即通过用户协议将互联网隐私界定为可以追溯和识别个人身份的基础信息。无论用户是否真正阅读，这都是一种进步，它适应了信息技术的现实，取消了传统的空间隐私权的地位，并承诺未经用户许可不向第三方出售或转让用户隐私。缺陷则在于，没有赋予用户对个人数据的控制权，加之大部分用户对个人数据安全的无谓心态，都直接造成了个人信息无序搜集、买卖和盗窃的泛滥。 巨头平台的兴起，对个人数据利用的混乱状态可能是一个纠偏，允许第三方开发者有效有序地开发，却默认了自身的合法性。如果中国未来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像欧盟一样严厉，那么很难设想现有的巨头还会继续存在。鉴于互联网经济的持续影响，基本上可以肯定中国不会效仿欧盟的实践，而很可能进一步区分属于人格权和基于空间形态的传统隐私与更加中立的个人数据，从而为新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消费者们也可能继续拥护这个二分法，允许互联网创新进一步发掘波兰尼意义上的默会知识和情境知识，从而更好地满足自身的需求（Weinberger， 2012）。而且，通过算法和机器对个人信息进行的分析与预测，似乎也不同于以往人为地侵犯个人尊严的行为，例如搜查和监视。 研究已经表明，即使经过匿名化处理的数据，仍然可以追溯至具体的个人，可见，以“是否能够直接识别”为标准不足以保护用户的隐私（Ohm， 2010）。更何况，用户完全失去了对个人数据的控制，并不能知晓这些数据在未来能够以何种方式被创造性地挖掘和利用。问题的实质，仍然在于用户的自主选择，在于他们是否有意愿自己掌控数据的流向与使用。对于掌握大数据的企业，同样有必要对其使用用户数据的行为进行监管，但无论如何，上述历史，反映了互联网企业如何通过用户协议和隐私法律的模糊，利用用户数据进行搜集和使用信息，而讨论任何未来的法律，都不会实质性地损害到新经济的根本。 版权法是阻碍大数据革命的另一个障碍。和隐私相似，如果版权法过于严格，则会影响依靠海量信息生存的互联网发展。中国互联网的历史已经基本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作为一个整体的互联网行业不会因为盗版的“原罪”而被摧毁，更何况它们正在努力漂白，不仅为自己的合法性宣传，也为拓展业务同旧利益群体开展合作，通过更新的生产方式而游说立法者，试图将法律体系按照它们的意愿重新塑造，例如网络广告、反垄断、在线交易征税、电子货币、投资结构等等。围绕信息网络传播权展开的大量诉讼，都表明法律最终没能解决盗版侵权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毋宁是新旧利益之间的密切合作，互联网产业真正做到了让自己成为旧法律的“例外者”。 新经济的一个更为长远的意图在于将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全部数字化，从而可以交由某一个先进的算法进行处理，当算法可资处理的数据足以反映人类社会最为基本的关系和行为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就诞生了。但这个过程并非田园诗般美妙，而是伴随着利益的争斗和权力关系的消长。大数据革命是我们过去的互联网时代的延续，而非某种“惊人的一跃”。塑造互联网过去发展的商业模式和法律制度，仍将继续影响未来大数据的实践。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互联网产业进一步破除阻碍信息流通的种种障碍，获取更多可分析的数据，并不断从传统法律保护的种种利益和价值中获利。笔者认为，必须将劳动重新引入法律分析，因为传统法律保护的利益在互联网时代全都可以转化为点滴的集体劳动，并可以成为赢利的资产，例如言论、隐私、版权和信息财产等，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用户在互联网崛起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讨论数据挖掘和预测的工具（“算法”）的历史及其社会效果，读者可以参考两本新近出版的著作进一步思考。（Sch?nberger & Cukier， 2013； Gitelman， 2013）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法律与革命读书笔记 篇3
西方法律的历史性与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相联系。自12世纪起，西方所有国家甚至在专制制度下，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渊源悠久的历史赋予其傲视短暂一时的政权领袖的自然威权。
西方法律传统在思想和现实、能动性与稳定性、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催生了法律的不断发展，而又流传不息。
法律制度的根本改变是一种自相矛盾的事情。法律的基本目的之一是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同时所有的法律都从它以外的某些东西获得权威性。如果一种法律制度经历了急剧的变化，那么关于法律权威渊源的合法性质疑就不可避免地随之出现。
法律传统性质中固有的矛盾在于它的目的既要维持秩序，又旨在实现正义。可以认为秩序本身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它需要变革又需要稳定。正义本身也存在一种辩证关系：它包含着个人权利与社会共同体福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正义一直被宣称为法律的救世主理想，所以重建作为实现正义的更基本的法律，为推翻维护既存秩序的法律提供了合理的根据。
任何人不能在没有对某种东西终级胜利的信仰的情况下生活。信仰人自身具有能够使世界获得重生的能力(实现正义的能力)和信仰人为了完成这一最终命运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为自觉地攻击当时既存秩序和自觉地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提供了一个基础，这样的信仰基础是无需也无力以人的智慧加以论证的，是先验前提。
书评之《文明与野蛮》 篇4
《文明与野蛮》这本书是由罗伯特·路威著，吕叔湘翻译的。罗伯特·路威（1883-1957），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曾对北美平原的印第安人做过广泛研究。他对克劳族印第安人的研究堪称典范，著有《克劳族印第安人》一书，还曾汇编了三册克劳语教科书。路威其它的重要著作有：《文化与民族学》、《初民社会》、《初民宗教》、《国家之起源》、《文明与野蛮》、《社会组织》等。
《文明与野蛮》这本书对人类文明文化史的描绘和阐述可谓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吕叔湘先生之称为“外行内行都能欣赏的科普读物”。它从人最日常的吃饭穿衣说到弹琴写字，从中亚土人一分钟捉89个虱子说到法国国王坐在马桶上见客，从马赛伊人拿太太敬客说到巴黎医院里活人和死人睡一床，可谓上下古今，无一不谈，又无谈不妙。但本书带给人的不只是有趣而已，读者还能由此认识到“所谓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认识到文明不是哪一个或哪几个民族的功劳，而是许多民族互相学习、共同创造的；认识到文化的宝贵遗产里搀杂了许多渣滓，要时时提高警惕。
书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要追究明白某种思想或风俗是天性呢还是习惯，只有一个办法，经验；所谓经验，并不单单指我们一成一洲或一国家的经验，也不单是整个西方文明里的经验，要行遍天下，到处考察过了，这才当得经验二字。我个人也是非常赞成这样的观点的，我们用筷子吃饭和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瞳孔会放大。用筷子吃饭是一
种经验的传递;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瞳孔放大是一种心理反应的天性。然而，用筷子吃饭放在西方是行不通的，可见，经验也是有地域差异的；西方人，几乎全球正常的人，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瞳孔都会放大，这就是人的天性。
人们的习惯、习俗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没有什么别的理由，只因为我们生活在若干社会群体里面，所以就有各式各样的经验，才会有多姿多彩的文化种类，文化多元化才会形成。把一个西方人放到中国，让他生长在中国，他一样会用筷子吃饭，一样不会习惯吃带着鲜血的牛肉。跟伙伴学，是人类的天性；就算是最最高等的猿类，也没有这样的本领。
书中还有这样一个观点，跟伙伴学，是人类的天性。黑猩猩会使用一些简单的工具，但是，他不能把这样的经验交给子孙后代，不能把这样的“技术”传给他的“邻居们”，所以黑猩猩至今也没能走上文化或者文明之路。人说猢狲是最会模仿的，其实不然，他们才不会管它的“主意”、“发明”是否传世。猢狲之所以为猢狲，所以老在文化的边界上徘徊而永远走不进去，就是这个原因。然而人类，是非常注意向周边的人学习经验的，我们学习前人种田的经验、与人相处的经验，学习治国的经验。还有读史使人明智的名言。为什么人如此在乎向前人学习经验？因为，这样可以使我们少走弯路，提高行动效率，这就是他的诱惑所在。学习经验对于我们认识这个世界史很有帮助的，但是它对于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个世界又是有阻碍的，限制我们的思想和创造力。所以，经验对于我们来说，真不呢不过说完全是
好还是坏。
书中有谈到，文化是怎样开始的？绝不会发轫于一个天才的灵感。文化，是以人类创造的语言符号系统作为载体的人类精神。人类创造了文化，不同地域创造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形成了文化间的差异，文化纷繁复杂。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和复杂的结构。可能过去因为文化差异的原因，不同地域间的交往会存在着严重的障碍，甚至是在想相互间的正常认识都是相当的困难。但是在当今的社会似乎让情况变得更加的复杂，更难以让人明白其中的关系。首先表现明显的就是西方文化对我们的同化，很难说这是好还是坏，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人性化的思想都是好的，有利于我们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让人民生活的有尊严，有利于思想的解放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但是其中有一些思想，是不符合我国的国情的，容易引起国民思想的混乱，比如有的人接受西方的性欲至上的观点，有的又比较传统，就容易引起社会思想的混乱，就形成判断是非的道德观存在着严重的差异，现在似乎看不出它的危害，时间长了，其实很不利于形成全社会人民共同信仰或者说是认同的道德观，引起社会思想的混乱。中东地区，会为了不同的宗教信仰而长年战争，这些说到底也是不同的文化不能共存，相互不能接受对方，这也是文化的复杂所在的原因之一了。现在国际社会倡导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文化观念，我也真的希望我们的社会能像这样的方向快速进步。或许是我过于悲观，我觉得这样的局面似乎不会出现，最后的局面不是同化别人就是被人同化。
似乎有关文化的东西说得太多了，自己又好像只了解个皮毛，不
好意思接着写了。
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初民想尽种种方法去打死一只熊或鲸鱼，然后很有礼貌似的向它赔罪。他在尸体旁边絮絮不休，求告那熊或鲸鱼的灵魂去告诉它的同类，说它在此颇受优待，庶几它们闻声而集，都来供他屠杀。”想要告诉我么什么呢？有些自认为是文明的人类，做着似乎很有礼貌的事情，看着挺文明的，其实都是表面现象，想要用这样的表像来掩盖罪恶的事实是行不通的。什么是真正的文明，什么又才叫野蛮呢？文明和野蛮是相对的，只要不侵占、剥夺别人的生存空间和权益都可以叫做文明吧，我想。反之，则是野蛮。还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样的礼貌不叫文明。抬手一耳光后再说对不起不叫文明，那是野蛮。也就是说，标榜的文明其实可能是真的野蛮。他认定人兽出于一源，比达尔文还要厉害。
书中有一章是讲服饰的，看了之后让我印象深刻。书中有一观点我是非常赞同的，认为衣服的发明可以看作是为利用而创造的，如果说是为遮羞而创造，那应该是后人强加的想法。衣服，可能是因被利用而创造，更可能的是因为美观而被创造。因为在大约距今两万年前的人们，就已经熟练的掌握了钻孔、抛光技术，做一些项链之类的装饰品，正式因为对美的欣赏。我相信，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会有对美的追求，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学者能否定这样的“野蛮”时代是存在着对美的追求的，所以服饰的产生最可能的原因是对美的欣赏，最不可能的原因就是用来遮羞的。为什么说不是用来遮羞的呢？想想西方的著名雕塑大家就会明白了，人类是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殖器
官是丑陋的。
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欧洲男性的愚蠢，亦复旗鼓相当，他们有他们的假发，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假发当然不很牢稳，所以网球之类的运动便不复得上流人的青眼。假发初起是阔人的标记，英国有一个时期据说要叫当大夫的不戴假发比叫他不收诊金还要难些。”这也算是一定时期，特定空间里的时尚和流行吧。不太同意作者的观点，时尚而已嘛，怎么能说是愚蠢呢？要说他们是假装文明，我还能勉强同意。如果说一定把一种流行偏激的看做是愚蠢啊，不可理喻啊什么的，那么评价这本身也是不够客观的，不够尊重人的选择的。就像在90后世界里流行的非主流一样，不懂得欣赏的，也不要给予批评，尊重别人的选择和审美。我自己是不喜欢的，但是，不批评，就当是别样的风景线吧。但是，也仅仅是这样的盲从，可以称作愚蠢。
总之，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收获还是挺多的，似乎也尝试着思考了一些问题，这样的游戏也是挺有趣的。文明或是野蛮，不能靠自己去贴标签，要放在我们大家的眼前，由事实来评说。
这本书也是值得大家去读的，文字、内容是很生活化的，也很有画面感，读来不会觉得枯燥。
10级历史教育：何静
法律与革命书评 篇5
当我们面对自卑时，该如何超越呢?该书作者奥地利的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人是社会的人，既然是社会的人，那就必须放到社会中去解决这些问题。给这种自卑赋予现实意义，并且把这种意义，建立在对他人有价值，对社会发展进步有益处中。在付诸行动中加强与他人合作配合，为了这个意义共同努力奋斗。这样，你才能超越自身的自卑情结，使得你的人生才有价值和意义。
作者总结了制约人生的三大问题：第一，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就必须适应地球环境，在地球的适应中生存。第二，我们与他人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我们必须学会与他人相处。第三，人类有两种性别，男女关系的和谐发展是人类延续、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所以，一个人如果可以将其人生意义定义为为他人和社会谋取利益，那他做任何事情都会先考虑他人。对他人对社会就不会冷漠，会更加感兴趣。这样，对职业、社会和婚姻中遇到的问题都会很好地处理好。并能够克服自卑，超越自我，战胜各种精神疾病，使人生光彩夺目。
当下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仅凭一个人单打独斗很难胜任一项工作的完成。这就需要团队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处处为他人着想，在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完成任务，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婚姻家庭中也是如此。男女之间要地位平等，相互忠诚、相互信赖，要有责任感。要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是最有价值的，是被需要的，是最好的伴侣和朋友。这种感觉，需要你要实际行动去证明。如果一个人只考虑自己如何获得幸福和快乐，而不愿意受约束于婚姻，更不愿意去为对方考虑。这样的婚姻终将会葬送在自己手中。
书评与书话 篇6
书评，可以望文生义，就是对图书的评论性文章。是对一本书独立而严谨的评论。从艺术性、思想性、文学性等不同角度进行深度解读。客观、公正是书评写作者必须秉承的写作姿态和基本要求。有一不说二，有暇不掩玉，这样写出的图书评论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才能把一本好书和孬书公诸与众，让购书者“依评索书”。所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央电视台都辟有书评专版、专栏，传递新书信息，引领阅读风向，对广大读者品书、鉴书，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古代金圣叹批注《水浒传》就是对图书的重新解构，亦可称书评。毛泽东喜欢在读书时作评点，如整理出版就是书评本。鲁讯、陈原先生同样是书评业的翘楚。出自他们笔下的图书评论文章让人深信不疑，影响文坛几十年。现在活跃在图书评论领域的雷达、安武林、马季等也深受读者喜爱。书评能引起爱书人的重视，尔后产生购买和阅读的冲动，笔者肤浅地认为，这便是一篇书评的成功。而读书评文章，往往是寡淡的，是就书论理，就人物说命运，就内容再链接到时代趋势。有些书评只是对图书内容作出简介，没有所谓的鲜明立场观念，读这类书评就要多一个心眼，进行初级的审视和判断，决定自己的取舍，这种状况，既取决于图书作者的影响力，同时也考量书评写作者在读者中的人气指数，书评的作用依然是能吸引读者眼球的。读书是天下第一等好事，既然是好事，书评理应为成就人们的好事尽一些努力。
而书话与书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书话不拘泥于一本书非要说出子丑寅卯，而是就着作者几十年成长轨迹，再就得一本新书，一直追溯到作者的生平、学养、成就，发散式地进行叙事论文，叙情论人。书话和书评比较，显得活泼不古板，耐读而有趣味。书话的写作要旨是能纵横捭阖，海阔天空，有时可带点絮语式的抒情，亦或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给人以知识，给人以艺术享受。加之文笔生动，充满趣味，让读者对书人书事或书市有立体的认知，这样的书话文章便能立得起来。比如唐弢、陈原先生都是我国现代书话大家。读他们的文章，就能窥见中国书业、书人的大致状况，让人有眼界洞开的感觉。
书评往往出自评论家之手，书话则多来自文化学者、作家乃至是大作家笔下，是他们研究和创作过程中的点点浪花，往往精辟而耀眼。因他们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朱自清先生曾说，世间没有不读书而善作文者，世间更没有不善读书而善作文者。如果我们转换一下话题，那便是善书话者一定是善读书者，善作文者。出自名家的书话文章，当然是充满意趣和睿智，常读便能浸润一个人的书卷气。
法律与革命书评 篇7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方法与实践》出版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是2006年9月，共335页。作者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吴旭东教授。此书的书号是
ISBN7-5446-0075-0/H0031。第一章首先将二语习得研究的性质定位为实证性研究，接着介绍了实证研究的主要阶段，指出了课题具体化对研究类型定位的重要意义，并将二语习得研究分成3种主要类型，最后分析了3类研究各自的特点在研究主要阶段中的表现形式。学习各类具体研究方法打下基础。其余3章分别通过实例详细介绍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和实验性研究的主要特征，意在使读者对研究过程的5个主要阶段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不同研究类型中的表现形式及特征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实践篇”是本书的重点，由七章组成。第一章建构了二语习得实证研究的评价机制。第二至第七章通过六篇实践性文章给读者具体演示了作者构建的评价机制在探索性（见第二章）、描述性（见第三、四、五章）和解释性（见第六、七章）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二、内容评价
吴旭东教授指出许多讲研究方法的教材，一般就是讲原理，然后就是技术性很强的统计方法的介绍，很少进行实例剖析。实践出真知，吴旭东教授的这本书弥补了这类书的这一缺陷，极少的篇幅清晰梳理了该领域的研究方法，然后是现身说法，实例评析，好像是在手把手地教学生如何进行实证研究，作者从研究目的切入，以分类研究为基础，建构了二语习得实证研究的评价机制，在探讨二语习得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因此这本书在这个方面是个创新，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1.方法篇
面对二语习得这一复杂的实践研究，作者批评性地吸收了前人研究的成果，把该领域的研究方法定位为实证方法；指出二语习得研究的分类相似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分类。所依据的标准来自于对三个互相关联的因素（研究现状、研究目的和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控制）的评估。这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现状决定研究目的，研究目的决定对研究过程的控制程度。根据研究目的，该领域的研究被分为探索性、描述性和实验性三类；这三类的研究过程均可分为七个主要阶段。它们依次是：（1）发现研究课题；（2）明确研究问题或假设；（3）设计研究方案；（4）实施调查；（5）分析数据并获得结果；（6）解释调查结果；（7）传播研究结果。
这三种类型的研究设计并不是绝对互相独立进行的。有些实验项目需要涉及一种以上研究类型的方案设计。如何将不同类型的方案相结合完全取决于实验问题的性质。选择方案设计的一般原则有如下几点：
（1）如果对实验问题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那么调查研究就要从探索性研究开始。下述的几种情况就需要首先进行探索性研究：如果要对实验问题作出更准确的定义；如果要确定备选的行动路线；如果要制定调查问答或理论假设；如果要将关键的变量分类成自变量或因变量。
（2）在整个研究方案设计的框架中，探索性研究是最初的步骤。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应继续进行描述性研究或因果关系研究。例如，通过探索性研究得到的假设应当利用描述性研究或因果关系研究的方法进行统计检验。
（3）并不是每一个方案设计都要从探索性研究开始。是否要用探索性研究取决于实验问题定义的准确程度，以及实验者对处理问题途径的把握程度。
2.实践篇
实践篇是这本新著的又一独到之处。作者点评了在中国环境下完成的6个项目报告，引导学做研究的读者感受、验证这套评价机制分别在探索性（见第二章）、描述性（见第三、四、五章）和解释性（见第六、七章）研究中的有效性。在实践篇的二至七章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和读者交流，缩短和读者的距离。此外，在讲解统计方法的选用时，作者制作了精细流畅的图表。譬如，统计方法选择总流程图，分数（等距）、顺序和稱名数据流程图。这些以表格和图表组织的信息方便读者查找、作对比分析。
在实践文章一中运用的错误分析的方法，错误分析理论是二语习得中的一大重要理论。在二语习得过程中，犯错是必然的。我们要正确对待错误，并且充分利用它们。实际上，我们纠正错误、减少错误的前提是找出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如果按照语音、词汇、语法、句法来分析，只能在表面上分析错误，过度的讲解规则并不能有效地减少错误。只有找到学生产生错误的根源，让学生从根本上区分、理解错误，他们才会进步。教师和学生都应该正确对待错误。
三、不足之处
数据分析是实证研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难点，在统计操作这一块，作者没有花一定的笔墨，不熟悉统计软件使用的读者会感到一些不便。本书更适合那些对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尤其是统计分析）已有初步了解，但希望进一步提高研究能力的读者。
四、结语
这本书凝聚着作者从事二语习得研究几十年的经验和成果，作者从研究目的切入，以分类研究为基础，建构了二语习得实证研究的评价机制，在探讨二语习得研究方法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全书用汉语写成，方法篇主要依据国外的文献，实践篇则依凭国内的研究，达到中西合璧的境界。本书以培养读者的研究能力为重心，帮助他们找到外语学习、理论和实施研究的结合面。我们要想提高研究能力，要在理论的基础上认真严谨地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