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革命与改革的理解

对革命与改革的理解（共9篇）

对革命与改革的理解 篇1

如何理解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它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它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表明，通过这场伟大革命的洗礼，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前进潮流，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我们党昂首阔步走在了时代前列。

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维护金融稳定。

对革命与改革的理解 篇2

作为课程改革试点学校, 带着对《指导意见》的理解和本校课改的思考, 笔者于2015 年5 月赴北京四所课改名校观摩课程建设。一路行来一路漫思, 本文从一名学校管理者的角度, 结合本次考察调研情况, 谈谈对学校课程改革工作的理解与思考。

一、破而后立, 基础课程整合化

《指导意见》提出, 一至六年级每学年拓展性课程课时占总课时的15%左右, 每周约4.5 课时。要增加一定量的课程, 但又要保证总课时不变, 这就需要学校做好顶层设计, 打破原有课程固有结构, 整合出新的课程体系。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胜利实验学校首先试水:我们发现, 《品德》《人与自然》《我与杭州》这三门课程有不少重叠的内容, 故将这三门课程作了整合, 将其中重复的内容打包在一起, 推出一个主题, 然后分几个课时将它消化。

整合是一种办法, 但如何整合, 怎样整合, 才符合学生人格的发展与教育?《指导意见》的建议是:保护和培养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兴趣, 充分调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开发和培育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潜能和特长, 让每一位学生愉快学习、幸福成长。我们从三维目标儿童成长树上得到启发。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非智力因素是儿童成长的根和土壤;学习过程体验与方法, 是儿童成长营养的输送器官茎;知识与能力突出, 人生明耀, 是儿童成长的果与叶。低段课程缓起步, 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 人文性、规范性、教育性课程占大头, 注意挖掘课程里的情感教育与对学校教育的认同衔接。中段课程重体验, 强调过程性体验与方法指导, 探索性、实践性、技能性课程比重放大。高段课程强应用, 重视能力的提升与知识的概括, 如阅读写作能力与逻辑推算能力等。

二、围绕主题, 拓展性课程趣味化

《指导意见》指出:各地各校要积极探索拓展性课程的开发、实施、评价和共享机制, 体现地域和学校特色, 突出拓展性课程的兴趣性、活动性、层次性和选择性, 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笔者所在学校基于选择性思想背景下的“STS”拓展性课程开展已有两年。“STS”课程秉承“让树上的每片叶子都能争取阳光”的理念, 希望能给每一片树叶选择一个阳光发展的机会。“STS”特色课程实施采用分层推进、专题实施的课程项目化策略。我们首先推进校级社团的课程化活动, 物化课程计划、纲要与内容, 显化课程活动成果。如戏剧课程, 每学期完成一个戏剧的排演, 或课本剧、或教育情景剧、或生活剧, 30 课时左右。从文本研读—剧本编制—角色分析—舞台美术设计—道具服装制作—选角—排练—公演, 实施过程中故事冲突跌宕起伏, 尝遍酸甜苦辣, 丝毫不亚于电影大片, 从中学生的德商、情商、智商, 创新能力、交际能力、表现能力都得到了培养。

这样的专题课程我们共开设了40 多门, 有一些课程已实现物化, 还有一些尚在积累经验。这些课程的开设, 强化选择性教育思想, 推进差异化、个性化教育、满足人格教育需求。

三、彰显特色, 校园建设品牌化

《指导意见》中对基础性课程、拓展性课程、综合实践课程的阐述, 都体现了个性化、品牌化思想, 要求各校在顶层设计各项课程时, 要制订有特色的学校课程规划, 统筹利用校内外课程资源, 科学设计与安排课内外、校内外活动。

一所品牌老校, 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 那些鲜明的办学特色刻骨铭心在每个教师与学生身上, 对外显化为广场文化、走廊文化、办学理念、校风、学风等。北京亦庄实验小学曾让童话大王郑渊洁先生赞不绝口!赞不绝口的不仅仅是那恢宏的建筑环境和“56 号教室”的先进教育设施, 更是“全课程”实验与基于实验显化而外的课程特色。该校万物启蒙课程团队创设的“中国历史步道”, 在G4 长廊的地面上做一条中国历史步道, 让学生每天走在大道上, 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前世今生……团队负责人钱峰老师如是说:“我只是朴素地想做这样一件事:有一门课程, 画满地图, 有各种家乡的街道、公园、菜市场, 然后逐步从亦庄到大兴, 从大兴到北京, 从北京到中国, 从中国到世界。地图越来越大, 世界越来越大。不管今后他们走到哪里, 有一点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那就是他最早看到的这张地图, 那是启蒙他的故乡, 那是他出发的所在, 也是最终要去的地方。”

做一条历史步道花不了多少成本, 但历史步道能成为亦庄学校的品牌, 这是钱峰老师和他的团队给历史步道“戴”上了课程和文化的“魔环”。

四、集聚课程, 教育活动核心化

课程改革是一项浩大工程, 反观学校的每周工作, 有科技节、艺术节、体育节、读书节、创艺节;有教师例会、安全演练、常规教研、课题研讨;当然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但又必须参与的社会活动……教师哪里还有时间去搞课程?

我们是否可以将各项活动都集聚在课程领域, 这些课程包含安全课程、体艺课程、生活技艺课程、德育课程、实践课程等。学校在顶层设计时, 将这些活动集聚在“课程”核心中, 用课程串起校内外的各项活动, 各部门、教研组、年级组围绕核心开展活动的设计、计划、实施与评价实验。

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将基础课程、拓展课程全都融合到“七彩课程”体系中 (见图1) , 在这里, 教育与教学开始模糊, 碎片化的活动变为整合式的课程教育, 让每一个生命都独特绽放。

“七彩课程”体系分七彩环境、七彩德育、七彩课程、七彩社团、七彩节日、七彩评价、七彩教师七个模块, 学校各层次、各部门共同为成长为有特质的人、可爱的人、了不起的人奠基, 成就每一个附小学生的七彩梦。七彩课程始于2007 年, 历经八年, 已相当丰富与完整。在评价中, 有闯关考试、期末免考、七彩德育证章、七彩课程小护照、七彩成长手册、七彩附小币, 这些评价方式的变化有力支撑了七彩活动课程的开展。

五、对建机制, 课程建管体系化

为保障新课程改革的深化推动, 《指导意见》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也提出了要求:进一步落实学校在课程开发、课时安排、课堂教学、教学评价等方面的自主权。学校要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深化课程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做好顶层设计, 明确各方职责, 确保课改有序进行。而溯源最早学校的教育管理体系, 并没有将课程的建设开发与管理纳入到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中, 而课程的建设与管理也不是建立一个领导小组或某一个教学或教研部门就能独立挑起的。学校需要对现有的行政教学职责体系进行重构与设计 (见图2) , 校长室、课程研究中心统筹规划全校的课程建设工作, 宏观调控指导监控和全面研究、实施基础性课程与拓展性课程整合活动。基础课程研究中心 (原教学科研部) 在学校课程研究中心指导下负责对国家和地方课程标准的统一学习内容进行开发、实施、评价与整合研究, 指导各基础性学科和知识拓展类研究组的课程开发、实施、评价工作。拓展课程研究中心 (德安处) 负责对德育课程、体艺类和实践活动类课程进行开发、实施、评价与整合研究, 指导这三类课程研究组的课程开发、实施、评价工作。课程环境建设中心 (德安处、总务处) 负责绿色校园、平安校园、人文校园、书香校园建设。课程资源中心 (信息中心) 负责课程数字资源平台的开发与支持, 承担数字校园相关工作。课程建管体系化, 将目前课程建管的部门行为转变为学校行为, 最大限度地挖掘利用学校的各项课程资源, 有效推进课程改革。

六、指向评价, 方向明晰多元化

《指导意见》中对学生的学业评价也提出了建议:推广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 探索形成多形式、人本化的学生发展评价机制, 建立和实施九年一贯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教育部门对学校的年度考核是学校办学的方向标与指挥棒。试点学校实施的课程不同于其他学校, 它是个性化后的“独家”课程, 对于这样的“另类”学校与学科, 教育部门也需要给予更多的“另类”关注、扶持与指导。与此相对应的, 学校对教师的考核也要变化, 从往年的教师年度岗位考核上看, 教师教学教研能力考核并不包含课程开发与实施效果, 而课程开发的质量与实施的效果又很难用一个量化数字去界定。如果采用等级制去定性教师的课程开发实施, 是很难达到鼓励先进的考核目的。所以, 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内涵要扩展, 手段要多样, 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 侧重考核课程设计能力, 课程教学的特色与个性, 关注学生某一方面的知识或技能是否取得进步, 兴趣爱好是否得到培养, 学习态度、意志品质、团队合作意识、实践创新能力是否得以养成。

七、跨界定位, 教师岗位课程化

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 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课程设计水平及实施能力, 改进课堂教学方法, 改革教学组织形式, 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 推广分层作业、个性化作业和实践化作业。这些都需要学校从课程这个基点出发去定位和评价教师工作。

如今的校内课程, 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国家课程, 如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品德与健康课程, 就包含了体育与健康、品德、主题班队课、主题教育活动等多个学科;科学与技术课程包含了数学、科学、综合实践、创新实践四门课程。既然这样, 学校和教师在组织实施课程学习过程与评价中就要打破学科壁垒, 探索定位课程的教师评价, 模糊教师的学科岗位, 明晰课程岗位。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开展的月度人物, 人大附小的七彩教师评选, 还有笔者所在学校的“345”课程评价体系, 都是基于课程教师评价的有效尝试。

八、技术进入, 教学方式信息化

对深化课程改革的理解与思考 篇3

作为课程改革试点学校，带着对《指导意见》的理解和本校课改的思考，笔者于2015年5月赴北京四所课改名校观摩课程建设。一路行来一路漫思，本文从一名学校管理者的角度，结合本次考察调研情况，谈谈对学校课程改革工作的理解与思考。

一、破而后立，基础课程整合化

《指导意见》提出，一至六年级每学年拓展性课程课时占总课时的15%左右，每周约4.5课时。要增加一定量的课程，但又要保证总课时不变，这就需要学校做好顶层设计，打破原有课程固有结构，整合出新的课程体系。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胜利实验学校首先试水：我们发现，《品德》《人与自然》《我与杭州》这三门课程有不少重叠的内容，故将这三门课程作了整合，将其中重复的内容打包在一起，推出一个主题，然后分几个课时将它消化。

整合是一种办法，但如何整合，怎样整合，才符合学生人格的发展与教育？《指导意见》的建议是：保护和培养每一位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调动每一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开发和培育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潜能和特长，让每一位学生愉快学习、幸福成长。我们从三维目标儿童成长树上得到启发。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非智力因素是儿童成长的根和土壤；学习过程体验与方法，是儿童成长营养的输送器官茎；知识与能力突出，人生明耀，是儿童成长的果与叶。低段课程缓起步，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人文性、规范性、教育性课程占大头，注意挖掘课程里的情感教育与对学校教育的认同衔接。中段课程重体验，强调过程性体验与方法指导，探索性、实践性、技能性课程比重放大。高段课程强应用，重视能力的提升与知识的概括，如阅读写作能力与逻辑推算能力等。

二、围绕主题，拓展性课程趣味化

《指导意见》指出：各地各校要积极探索拓展性课程的开发、实施、评价和共享机制，体现地域和学校特色，突出拓展性课程的兴趣性、活动性、层次性和选择性，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笔者所在学校基于选择性思想背景下的“STS”拓展性课程开展已有两年。“STS”课程秉承“让树上的每片叶子都能争取阳光”的理念，希望能给每一片树叶选择一个阳光发展的机会。“STS”特色课程实施采用分层推进、专题实施的课程项目化策略。我们首先推进校级社团的课程化活动，物化课程计划、纲要与内容，显化课程活动成果。如戏剧课程，每学期完成一个戏剧的排演，或课本剧、或教育情景剧、或生活剧，30课时左右。从文本研读—剧本编制—角色分析—舞台美术设计—道具服装制作—选角—排练—公演，实施过程中故事冲突跌宕起伏，尝遍酸甜苦辣，丝毫不亚于电影大片，从中学生的德商、情商、智商，创新能力、交际能力、表现能力都得到了培养。

这样的专题课程我们共开设了40多门，有一些课程已实现物化，还有一些尚在积累经验。这些课程的开设，强化选择性教育思想，推进差异化、个性化教育、满足人格教育需求。

三、彰显特色，校园建设品牌化

《指导意见》中对基础性课程、拓展性课程、综合实践课程的阐述，都体现了个性化、品牌化思想，要求各校在顶层设计各项课程时，要制订有特色的学校课程规划，统筹利用校内外课程资源，科学设计与安排课内外、校内外活动。

一所品牌老校，有着悠久的历史积淀，那些鲜明的办学特色刻骨铭心在每个教师与学生身上，对外显化为广场文化、走廊文化、办学理念、校风、学风等。北京亦庄实验小学曾让童话大王郑渊洁先生赞不绝口！赞不绝口的不仅仅是那恢宏的建筑环境和“56号教室”的先进教育设施，更是“全课程”实验与基于实验显化而外的课程特色。该校万物启蒙课程团队创设的“中国历史步道”，在G4长廊的地面上做一条中国历史步道，让学生每天走在大道上，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前世今生……团队负责人钱峰老师如是说：“我只是朴素地想做这样一件事：有一门课程，画满地图，有各种家乡的街道、公园、菜市场，然后逐步从亦庄到大兴，从大兴到北京，从北京到中国，从中国到世界。地图越来越大，世界越来越大。不管今后他们走到哪里，有一点是永远不能忘记的，那就是他最早看到的这张地图，那是启蒙他的故乡，那是他出发的所在，也是最终要去的地方。”

做一条历史步道花不了多少成本，但历史步道能成为亦庄学校的品牌，这是钱峰老师和他的团队给历史步道“戴”上了课程和文化的“魔环”。

四、集聚课程，教育活动核心化

课程改革是一项浩大工程，反观学校的每周工作，有科技节、艺术节、体育节、读书节、创艺节；有教师例会、安全演练、常规教研、课题研讨；当然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但又必须参与的社会活动……教师哪里还有时间去搞课程？

我们是否可以将各项活动都集聚在课程领域，这些课程包含安全课程、体艺课程、生活技艺课程、德育课程、实践课程等。学校在顶层设计时，将这些活动集聚在“课程”核心中，用课程串起校内外的各项活动，各部门、教研组、年级组围绕核心开展活动的设计、计划、实施与评价实验。

如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将基础课程、拓展课程全都融合到“七彩课程”体系中（见图1），在这里，教育与教学开始模糊，碎片化的活动变为整合式的课程教育，让每一个生命都独特绽放。

“七彩课程”体系分七彩环境、七彩德育、七彩课程、七彩社团、七彩节日、七彩评价、七彩教师七个模块，学校各层次、各部门共同为成长为有特质的人、可爱的人、了不起的人奠基，成就每一个附小学生的七彩梦。七彩课程始于2007年，历经八年，已相当丰富与完整。在评价中，有闯关考试、期末免考、七彩德育证章、七彩课程小护照、七彩成长手册、七彩附小币，这些评价方式的变化有力支撑了七彩活动课程的开展。

五、对建机制，课程建管体系化

为保障新课程改革的深化推动，《指导意见》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也提出了要求：进一步落实学校在课程开发、课时安排、课堂教学、教学评价等方面的自主权。学校要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的深化课程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各方职责，确保课改有序进行。而溯源最早学校的教育管理体系，并没有将课程的建设开发与管理纳入到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中，而课程的建设与管理也不是建立一个领导小组或某一个教学或教研部门就能独立挑起的。学校需要对现有的行政教学职责体系进行重构与设计（见图2），校长室、课程研究中心统筹规划全校的课程建设工作，宏观调控指导监控和全面研究、实施基础性课程与拓展性课程整合活动。基础课程研究中心（原教学科研部）在学校课程研究中心指导下负责对国家和地方课程标准的统一学习内容进行开发、实施、评价与整合研究，指导各基础性学科和知识拓展类研究组的课程开发、实施、评价工作。拓展课程研究中心（德安处）负责对德育课程、体艺类和实践活动类课程进行开发、实施、评价与整合研究，指导这三类课程研究组的课程开发、实施、评价工作。课程环境建设中心（德安处、总务处）负责绿色校园、平安校园、人文校园、书香校园建设。课程资源中心（信息中心）负责课程数字资源平台的开发与支持，承担数字校园相关工作。课程建管体系化，将目前课程建管的部门行为转变为学校行为，最大限度地挖掘利用学校的各项课程资源，有效推进课程改革。

六、指向评价，方向明晰多元化

《指导意见》中对学生的学业评价也提出了建议：推广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探索形成多形式、人本化的学生发展评价机制，建立和实施九年一贯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教育部门对学校的年度考核是学校办学的方向标与指挥棒。试点学校实施的课程不同于其他学校，它是个性化后的“独家”课程，对于这样的“另类”学校与学科，教育部门也需要给予更多的“另类”关注、扶持与指导。与此相对应的，学校对教师的考核也要变化，从往年的教师年度岗位考核上看，教师教学教研能力考核并不包含课程开发与实施效果，而课程开发的质量与实施的效果又很难用一个量化数字去界定。如果采用等级制去定性教师的课程开发实施，是很难达到鼓励先进的考核目的。所以，学校对教师的考核内涵要扩展，手段要多样，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侧重考核课程设计能力，课程教学的特色与个性，关注学生某一方面的知识或技能是否取得进步，兴趣爱好是否得到培养，学习态度、意志品质、团队合作意识、实践创新能力是否得以养成。

七、跨界定位，教师岗位课程化

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需要教师具备较高的课程设计水平及实施能力，改进课堂教学方法，改革教学组织形式，加强信息技术的应用，推广分层作业、个性化作业和实践化作业。这些都需要学校从课程这个基点出发去定位和评价教师工作。

如今的校内课程，已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国家课程，如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的品德与健康课程，就包含了体育与健康、品德、主题班队课、主题教育活动等多个学科；科学与技术课程包含了数学、科学、综合实践、创新实践四门课程。既然这样，学校和教师在组织实施课程学习过程与评价中就要打破学科壁垒，探索定位课程的教师评价，模糊教师的学科岗位，明晰课程岗位。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开展的月度人物，人大附小的七彩教师评选，还有笔者所在学校的“345”课程评价体系，都是基于课程教师评价的有效尝试。

八、技术进入，教学方式信息化

在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学习圈、微课程、大数据评价等信息技术深度融入教师的学习生活中，更新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手段，不但开阔了教师的视野，提高了教师的研修欲求，更以全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策略和教学组织形式的变化。信息技术的介入，使个性化学习、开放性学习环境成为可能。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已成了课程改革深入推进最有力的技术保障。

对改革开放的理解 篇4

对改革开放的理解

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改革经济政策、对外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内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拉开了我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强国之路，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即对内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开放，即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内在统一。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动力，对外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邓小平在1991年8月20日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他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进一步告诫大家，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把改革开放贯穿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就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万学金路公务员李祖华指出，当我国的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时，我们必须顺应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以及党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情况，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方向，完善改革举措。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和根本动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供给侧改革的理解与思考 篇5

关于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实际上是经济学中两大思想的分野。

需求侧管理来源于凯恩斯主义，Y=C+I+G+NX，其认为价格存在短期刚性市场无法出清需要刺激政策使得总产出达到潜在产出，比如货币政策降低利率 r 刺激投资 I，或者财政政策直接增加 G。

供给侧管理来源与新古典主义，Y=F(A,K,L)，其认为市场能够出清不需要刺激政策。产出 Y 的提高可以通过增加要素投入 K、L（所谓的“要素投入驱动”），以及提高 A 实现。不过增加 L 不会提高人均产出（除非人口结构变化），资本投入 K 达到稳态均衡后便对经济增速没有贡献，因此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就是要想办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A。

我国的形势是：

从需求侧看：增长主要动力源于投资和净出口。但从2010年开始，进出口贸易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连续下降，显示投资和净出口对经济的拉动的边际效益已经在递减。在消费方面国家先后出台了多项举措，但消费需求依然不振，无论是居民消费率还是政府消费支出率都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对应的就是高达 50%以上的储蓄率及 40%以上的资本形成总额占比。消费率过低造成储蓄率过高，加上资本市场资产定价的失真，进而又促使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这显示出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传统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高端消费品本土供给又不足。通过刺激政策可以平滑经济的周期，但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凯恩斯主义似乎办法不多。

从供给侧看：以前中国的高速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特别是廉价要素投入，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自然资源等。但在这些廉价要素似乎已经不再“廉价”，所以只能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A，这也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其中技术是A中一个重要因素，长期来看技术发明提高了资本生产率，否定了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但提高科技能力或者新技术的出现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而提高制度效率是一个可控的方向，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等。

供给侧管理有两个著名的例子“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图来自海通证券）

从整体来看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永远是一致的。供给侧管理更加强调长期的潜在增长水平，需求侧管理更加关注短期的实际增长水平。当实际经济增速高于潜在水平时，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供给侧管理；当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水平时，我们应该更加关注需求侧管理。从目前来看，严重的产能过剩以及结构性问题调整，转向供给侧管理应该说有一定道理。

实际上供给侧管理从新一届政府上台就开始了。

但存在两个重要的现实阻碍。

1.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产业结构进行由“重”到“轻”的转变——产能过剩的重化工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太强，过快出清容易导致经济增长断崖式下滑，这和短期的“保增长”政策是矛盾的

2.“供给侧改革”的精髓是减税，但一方面减税将导致财政压力，而一旦对财政的掌控力下降，反而可能制约其他改革措施的推进。另外减税的背后是财政赤字的大幅增加——解决办法是大规模发行国债，但这需要相当大的债券市场容纳空间才行，须配合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家实力的提升。（来自广发证券：“供给侧改革”和“保增长”，也许只能二选一）

相较于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撒钱”，供给侧更多是解决经济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不过新一届在威望塑造上的强势为操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供给侧改革”是否确定？

十一月初，北京开始热议中央政府新推出的“供给侧改革”，学界给出的总判断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已经开始应用经济学当中的一个古典流派——供应学派的思想，来推动当下比较困难的经济改革。

在成为热议焦点之后，到十一月底，决策层以政治局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式向外界表明，当前推出的这一改革，是从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有经验的管理者会明白，这是“供给侧改革”经过热议之 后已经成为决策层改革新思路的标志。

那么“供给侧改革”将会给国内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

首先，“供给侧改革”这一总思路，其对立面是经济学当中的凯恩斯学派。凯恩斯认为，经济不振，政府的对策就需要剌激投资、消费、出口这三需求。

我们在九十年代之后的政府改革总思路当中，可以看到很多凯恩斯学派的影子。比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国内经济不振，当时的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对医疗、教育、住房三大领域进行市场化，同时推动中国入世，提振出口需求，在此之后，国内经济的增长率快速上升；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政府推出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同样也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得到了相当时间的提振。

不过，这种提振在国内留下的问题是通胀，这使得普通大众成为改革的普遍受损者。通胀使得老实花钱，尤其是存款较多的人财富缩水，而使得有大笔贷款和提前消费的人债务压力减轻，成为受益者。

而“供给侧改革”强调的是从生产结构方面进行改革，供给学派认为，如果不对市场加以剌激，市场当中的供求和需求会自动形成匹配，形成市场的平衡，政府无需大规模剌激经济，那只会带来市场的不平衡。

在老郑看来，这就是“供给侧改革”与以往政府决策的关键差异。一旦中央政府已经决定以“供给侧改革”为总思路，那就意味着很难有大规模的经济剌激政策出台，也很难指望消费者会因为货币贬值因素而在短期内提升购买力。从中央政府随“供给侧改革”的一系列表态来看，决策层的思路是希望企业去抓住中产阶层在国外品牌上的消费，以及新生代人群在互联网上的新消费，以此为未来经济的核心增长点。

当然，决策层的表态当中，也给自己留下了余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媒体公开的原话是：“适度扩大需求总量”，这意味着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快，政府还会对经济进行微剌激。不过大规模剌激经济的政策，似乎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以前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的“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放在第一位的“稳增长”很可能退出了历史舞台。

非常显著的是，中央政府的这个思路，得到了经济学家吴敬琏强有力的支持。

“供给侧改革”的三个着力点

以新的“供给侧改革”思路而言，在月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表态当中，有三个当下急迫的问题是被高度关注的。它们分别是地产库存，过剩产能和金融领域。

我们可以听听决策层的表态原话：其中关于过剩产能，他提出的是“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而对地产，则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

同时，针对金融业，他提出的是“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

先说地产

当下国内普遍引用的一个数据是，国内已经累积了6.86亿平方米的地产库存，按目前销售速度，要用8年才能把现有房子卖完，这个数字足够上千万人口居住。

有了这么大的库存数据，构成了经济发展当中的两大问题： 一方面，地产商手里库存因为成本居高不下而不得不维持高价格，大部分消费者无法得到住房，挡住了国内城市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而另一方面，由于存在这么大数量的地产库存卖不掉，地产商对新房的新增投资也在下降，这使得国内与地产相关的很多制造业产能也无法释放。

这就是决策层提出的“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的市场背景——用最简单的话说，现在市面上已经有了够卖八年的房子了，销量也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再要地产商像前几年那样冒风险先盖房再卖，已经很难了。

再看过剩产能

现在产业内用得比较多的数字是钢铁，国内对于钢材的总需求量是7.1到7.2亿吨，但统计范围内的粗钢产能就达到了8.2亿吨，钢材产能则达到了12亿吨左右。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45%，造成大批钢厂亏损，中小的钢材批发商倒闭。

其实何止是钢铁，三十年改革开放，尤其是2000年中国入世之后的出口战略，在利用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进军全世界之后，所有的企业都在投资产能。而到现在，由于出口战略受到阻碍，几乎所有的这些行业都形成了产能过剩。这其中的数字很多听起来就非常吓人，比如说服装行业，现在登记在册的企业有十万余家；而仅仅一个白酒产业，就有一万家以上的企业在生产。

如果同样也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那就是中国生产所有商品的能力，都在过剩。相当一批企业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社会已经不需要了。

这样的局面，最后其实都形成了金融风险。因为无论是地产的库存还是各行各业的产能投资，很大一部分都是借用了银行贷款形成的，所以金融监管顺理成章地成为第三个决策层核心关注的领域。未来这一领域的改革，同时要考虑收放两个方面，既不能收得太紧，使得地产库存和过剩产能风险骤然释放造成金融**，当然也不可能放得很松，使得改革流于形式。

因此，十一月初我们看到决策层在金融领域开始了动作：证监会包括副主席姚刚在内的一系列大员被组织调查；另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官员提出，包括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在内的“一行三会”分业管理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下金融发展需求，建议合并成立中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是隶属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实现金融业的统一综合监管。

在老郑看来，决策层对这三大领域的关注，提示企业管理者和创业者的是风险：未来在客户和合作伙伴的选择方面，要高度重视对方在产业领域的地位。未来国内可能将会有一批企业处于无法持续运营的状态。与这些企业合作，要高度重视风险。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未来产业格局

在老郑看来，国内前三十年经济改革，政府还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供给侧改革”更为深层的含义是，政府将会更进一步地从直接干预者的角色，退出到宏观调控者的角色当中去。

这一变化，将会使市场更为正常化。因此管理者和创业者要研究的是，在一个正常化的行业市场当中，不同类型的企业要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在这里，我们只以电商行业为例，做一个简单的结构分析：

之所以用电商领域做比方，一是因为这一领域的政府干预很少，基本是自由竞争的。其次是它现在的发育状态，非常近似于一个正常市场当中的角色分布。

我们看到，在电商领域存在一个很明显领导者企业，它的客户几乎在国内形成全覆盖，而且无论在移动还是PC领域都是领导者，同时在电商的信用、支付、物流等功能上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个公司是阿里巴巴；

但同时，电商领域还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挑战者，它有自己非常有力的特征——标榜自己全部是真货，同时有非常强有力的物流解决方案，在市场内获得很多顾客的认同，以高增长威胁着阿里巴巴的地位，这个公司是京东；

另外，电商领域还存在着一系列专家型公司：比如以卖书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当当，以卖电器为核心的苏宁电商，以奢侈品专卖为核心的唯品会，等等。

以上三类企业，构成了电商领域已经比较稳定的公司，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很多消费者的心智。在未来的“供应侧改革”的格局当中，它们很可能得到政府的支持，会得到发展。

实际上，各行各业当中，其实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这样的格局。不过，更多已经成熟的行业当中，则更存在着我们看到的第四类企业，所谓的“跟风者企业”，在电商领域，他们或者较晚进入，或者因为经营上的失误失去了消费者青睐。虽然电商还在发展，他们也可以生存，但在更多传统行业当中，这种被定义为跟风者企业的日子，就更难过。很可能处于被淘汰的行列当中。

因此无论是在传统总体增长放慢的行业，还是在新兴增长很快的行业当中，“供给侧改革”时代出现，意味着管理者和创业者都必须思考的是，我们现在处于市场供应结构当中的什么位置，我们未来可能的目标是什么位置。

对革命与改革的理解 篇6

说明：试题及答案适用于国开电大专科所有专业学员《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的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之大作业。

答：毛泽东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被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原因如下：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领导阶级不同。五四运动以前，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这时，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革命的。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已经不属于中国的资产阶级，而属于无产阶级了。中国的无产阶级由于自身的成长和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迅速地成长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登上了历史舞台，随后组建了自己的政党，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纲领，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

第二，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在十月革命之后，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毛泽东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范畴。

第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的革命、改良或其他形式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指导思想均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事实证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导不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获得胜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找到了新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方法论，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理论武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一般来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应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几次失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也不是立即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此外，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毛泽东还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两者之间是上篇和下篇的关系。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必然趋势。在两者的关系上，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即把中国革命进程中的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只看到两个阶段的区别，没看到两个阶段的联系，要在两个阶段之间硬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二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主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企图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阶段并作一步走，一举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种观点只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

论改革与革命的区别 篇7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与改革区别的论述首先体现在对两者产生原因的论述上。马克思主义认为,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 其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 改革和革命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对于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产生的这种“桎梏”, 可以有改革和革命两种情况出现, 两者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有着根本区别的。改革是通过统治阶级做出一定的让步, 使得被统治阶级受压迫的程度得到减轻,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种矛盾。而革命则是通过被统治阶级的力量, 从根本上推翻统治阶级原有的压迫制度, 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 实现社会性质的转变和发展, 因此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由于革命是对原有社会制度进行的根本变革, 对原有社会形态中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会造成根本上的损害, 这就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给革命带来巨大的阻力, 因而革命一般必须通过暴力的方式进行。恩格斯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 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革命之所以采用暴力方式进行, 并非是革命者自己愿意使用暴力或革命必须使用暴力, 而是在面对顽固势力的拼死阻挠的情况下、为取得革命的胜利而不得不采取的手段, 正如列宁所说:“反动阶级通常都是自己首先使用暴力, 发动内战, ‘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革命暴力形式的同时, 并没有否认通过和平手段取得革命胜利的可能性, 正如恩格斯所言:“阶级之间战争的进行, 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 它并不是永远都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当革命力量占有极大优势、和平手段也可以实现社会性质转变的情况下, 革命者是愿意采用和平手段的。

改革是对现有体制的部分的改变, 是社会性质的量变, 改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被统治阶级的利益, 是有利于缓和阶级矛盾的。但是改革是在现有体制框架内的部分的改进, 它的措施不会超出现有的社会性质, 因此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被统治阶级受压迫的社会地位, 是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对改革局限性的认识并不是否定改革的作用, 相反, 马克思主义认为, 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政治改革是“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

从马克思主义者对改革和革命的经典论述中可以总结出:马克思主义区别改革和革命的唯一标准是看这场运动是否改变了原有的社会性质, 即改革是在原有社会性质下进行的社会制度的改进和完善, 革命则是从根本上推翻以前的社会制度, 顺应历史发展的脚步, 建立一个新的进步的社会制度, 完成国家历史类型的转变, 如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以及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等。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手段只是外在表现形式, 它不是区别改革和革命的标准。革命可以是暴力的, 也可以是非暴力的, 手段的差异是根据当时阶级力量的悬殊和形势的不同而灵活选择的, 采取何种方式是次要的, 运动的目的和结果才是区分革命和改革的唯一标准。

二、当前我国部分学者对改革与革命的阐述上的矛盾

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原理》一书中, 改革和革命的区别有两套评判体系。该书“国家历史类型及其更替”一章中, 在论述改革与革命区别时一方面强调革命对社会性质的根本上的改变, 另一方面又坚持认为革命必须采用暴力手段。而在该书的第十三章———政治发展中不再强调手段上的暴力与非暴力, 而采用了另外两条判断标准。第一, 政治革命是对旧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 是政治发展过程中“质的飞跃”, 政治改革是原有制度的部分调整, 是“量”的变化或部分“质变”;第二, 从改革的实施主体来看, 政治改革和政治改良是由“统治阶级的政治领导集团”所实施的, 而革命的主体是“阶级”, 一般是被统治阶级, 但是也可以是统治阶级。这实际上是将改革与革命的区分标准与改革和革命的特征混淆了。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基础》一书中, 将政治革命定义为“在社会矛盾对抗的基础上, 社会政治力量为变更政权和社会利益关系而反抗既有的政治权力和政治统治的激烈的活动。”从定义上看,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但是该书随后又将传统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列入了革命的四种类型当中, 这就又走向了我国的传统定义。因为历史上的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 都没有能够在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社会性质, 而只是进行改朝换代, 对原有体制进行有限的修正和完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于归属于改革范畴。该书一方面指出“由于奴隶阶级本身不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 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又将其划归到革命范畴, 显然是受到了传统定义中以外在表现形式为评判标准的影响。在这种观念影响下, 该书还将我国的商鞅变法列入政治改革的范畴。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商鞅变法只能归属于政治革命范畴, 因为商鞅变法在政治上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 推行早期的文官制度和郡县制度;经济上废除奴隶社会的井田制, 开阡陌。这些措施都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 加强了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 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因此, 在本质上它是一场“地主阶级的政治革命”, 毫无疑问应归属于革命范畴。

另外, 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政治学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的《政治学原理》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政治学新编》等教材中, 都延续了《政治学基础》中的问题, 将改革和革命的区分标准多重化。

三、结语

以《政治学基础》为代表的各种教材, 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与中国传统定义“混合”使用, 这样做可以与当代英美国家对革命和改革的定义接轨, 同时也符合我国传统上的表达习惯,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但是这种“和稀泥”式的做法在要求严谨的学术上是不妥的, 在面对广大青年学生的教材中危害更大。

笔者认为, 在对待改革与革命区别问题上, 我们不仅要在形式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更要在具体实践中运用这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本质, 而不仅仅是只在现象层面分析问题。另外, 在处理马克思主义定义和传统定义以及西方当代定义的矛盾问题上, 我们是可以避开这种矛盾的。下表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

如上表所示, 首先根据是否改变社会性质将政治运动在本质上划分为改革和革命两部分, 在每一个部分, 再根据手段的不同划分为两种具体情况。如果一场政治运动改变了社会性质, 那么它就归属于革命范畴。在革命范畴内部, 就具体手段上的不同, 将使用暴力的自下而上的革命称为“典型革命”, 而把采用非暴力手段、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改变社会性质的革命称为“改革型革命”。同样, 把通过和平手段自上而下的、未改变社会性质的政治运动称为“典型改革”, 把通过暴力手段自下而上的、未改变社会性质的政治运动称为“革命型改革”。

改革和革命作为政治发展的两个基本途经,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意义。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 认清马克思主义定义与传统定义和西方定义的差异, 从本质上辨别改革和革命的不同, 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当下尤为重要。

摘要：改革和革命作为政治发展的两个基本途经,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重要意义。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 辨析马克思主义对改革和革命的定义与传统定义和西方定义的差异, 从本质上区别改革和革命的不同, 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日益繁荣的当下尤为重要。

关键词：革命,改革,社会形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1.

[3]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4]汉娜.阿伦特.论革命[M].北京:译林出版社, 2011.

[5]王惠岩.政治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对革命与改革的理解 篇8

有人把应试教育形象地比喻为：教师教学如送货，学生就是理货员，考试犹如提货单，如果成绩考不好，就怪老师货不全。学生刚从高考的考场出来，老师就急切地去问：“考得怎么样？”“不怎么样,有两道题从未照过面。”这时老师的脸刷的就红了，半天不敢抬头。由于教学紧紧围绕高考指挥棒，学生学得辛苦，老师教的无奈。因此新课程改革的提出绝大多数老师和学生是赞成和欢迎的。但相当一部分老师在经过新课程培训后，都能感受到新课改在知识教育上，虽不能说“轻视”，但“淡化”了许多。另外还有些老师在培训中感觉到，本次课程改革仿佛是杜威“现代教育”在中国的嫁接。当学生在书本知识跋涉的时候，他面对的是一个个关于“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性”领域，这是一个无法直接感受到的浓缩了的、离开了自己生活现实的世界。因此，学生要真正理解这些真理和建构起“意义”，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实际阅历。试想，给一个没有见过剧毒品对生命荼毒所产生的悲惨状态有所经历体验的幼儿来讲：氰化钠是剧毒品，不能吃。说不定，你一转背，小宝宝就把可爱的小手伸向那可怕的白色粉末，因为在小宝宝的生活世界里还没有“剧毒品”这个概念，更不能联想到吃下它后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了……

日常教学中，一方面有中考和高考的应试，另一方面有新课程的“洗脑”，教师们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般采用两者兼顾的方法：改变过去的“硬灌”，有意识的培养学习方法，有过去的“步调一致”识记材料，转变成“殊途同归”掌握知识，课堂内容不打折。因为老师们相信：不仅考试需要知识贮存，想像创造的基础同样需要知识贮存。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无论是教学目标的实现，教学内容的完成，还是新的教学方法的运用和推广都离不开一线教师。课程改革的设计者所设置的课程仿佛是一幢建筑物的图纸，而教师则是具体的施工者；课程改革方案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乐谱，而教师则是这部作品的演奏者。纵观国内外教育改革，可以说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教师科学文化水平和教学理论修养。本次课改中，存在着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相当一部分教师由于科学文化水平的限制，不能把握教材的实质，无法把握编者意图，或者由于缺乏教育科学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事与愿违，背离新课改。记得笔者曾与部分实验教师到无锡观摩新课改的第一节实验课——小学语文《小小的船》，只见那位执教教师一会儿深情吟颂，一会儿抚琴高歌，一会儿翩翩起舞，一会儿挥毫泼墨，一节课下来，热热闹闹，目不暇接。“专家”评价：这就是新课改，这就是综合。同行的观摩者惊叹：“打死我也没那本事，看来我得被新课改淘汰了。”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先立后破”、“先实验，后推广”，要求教师“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设计者们的意图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教师培训采用一窝蜂式的集中培训三五天就算完事。对新课程的理念尚未解透彻就搞起了新课改。不少学校为了迎合上级的急功近利，派部分教师到实验区学习几天，不出一个月就举办了“校本课程开发与展示”。难怪有人戏称这种现象为“大跃进式的插花艺术展示会”——只是图一时好看，缺乏生长的根基。

对亲子关系的理解与感想 篇9

我们为什么要对亲子关系这么重视呢？或者说它为什么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重点呢？

首先，从亲子关系的重要性来讲。亲子关系对于青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是极为重要的，良好的亲子关系有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试想一下，生活在一个阳光环境家庭中的孩子与一个处于不良家庭环境中的孩子相比，其利其弊立刻就显现出来了。一项科学实践证明，亲子关系对婴儿的态度及其行为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心理学家发现，如果婴幼期的孩子被剥夺了母爱，比如说父母双亡或者是没有能力抚养孩子，这些孩童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智力低下，甚至出现严重的精神困扰等问题的概率会大大增加。相反，倘若婴幼孩童与父母分离时间不超过三个月，患上心理方面、精神方面障碍疾病的概率就会相对较低。婴孩与父母分离5个月以上的话，亲子关系的建立会受到很大阻碍，与同龄幼儿比较，与父母分离的幼儿，他们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有继续衰退的倾向。而那些可以一直跟父母待在一起且有条件感受到父母亲的爱与鼓励，或者说是被关怀的孩童，亲子关系就更加容易建立。此外，相对而言，受父母更多关爱的婴儿的发展比较好，成长过程中的智力、心理等方面也都发展地更加健康与完善。可见，亲子关系在婴儿期的亲子互动过程中已奠定下基础，特别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的发展、人格的形成与社会人际关系等方面将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其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家庭关系的正确处理似乎越来越重要，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交流似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越来越难以逾越的隔阂，而这些隔阂又反过来成为阻止良好亲子关系建立的障碍。从我们小组的实践调查回收来的1062份有效数据和672份网络数据来看，和父母一起度过周末的共有734人，大约占42%。总体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大约占了58%，和父母一起度过周末的这部分人中，与父母关系较好的大约占了总人数的39%，而和父母相处时间较短的家庭中，亲子关系较好的仅有19%。由此可见，和父母一起度过周末的家庭，即家长和孩子相处时间较长的沟通情况较那些较短时间的要相对好一点。以小见大，从是否经常共度周末中，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出当前社会上部分家长与孩子的交流可能是或缺的。这种或缺可能是由于家长的无心、忙碌，抑或是孩子的叛逆心理，致使这种双方“冷冻”的局面难以打破。另外，从孩子的学习生活方面来讲，某些家长可能对孩子的要求过高，致使孩子感到厌烦，两方都缺少妥协，亲子关系紧张程度加剧。从我们小组的调查结果来看，这种现象更是显而易见。在1000多份的问卷反馈中，至少有982份的反馈表明家长和孩子在学习上存在矛盾，有634份表明他们在生活上存在矛盾。可见，亲子关系的矛盾已经愈演愈烈，甚至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是我们都不愿意见到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面对与处理亲子关系呢？

首先，交流沟通是最重要的。倘若父母与孩子之间少了交流，互不吐露心声，互不理解与信任，那么恐怕那个家庭里充满的都是抑郁吧。试想一下，大家回到家之后都各不作声，闷声吃饭，默默看电视或是看书，只有冷漠的一声招呼，我想即便是一个热情的人也会感到难过的。当然，有的家庭在沟通方面做得比较好。还有一个要提的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沟通方面出现的问题是有阶段性的。比如说中学生正处于叛逆期，沟通问题可能相对多一些，而大学生可能会意识到这一点，主动与父母交流，沟通状况就相对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