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精选4篇）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篇1

广东省梅州市作为一个交通、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 却有着一百多年的足球历史。这里曾涌现出许多高水平球队, 培养出许多著名球员, 被冠以“足球之乡”的美誉[1]52。解放前, 梅县足球队多次获得省运会冠军, 并曾代表广东省参赛, 多次战胜外籍球队。1951年10月, 梅县队代表广东参加南方六省二市足球选拔赛, 领队叶家烈甚至发现其中六支球队都有梅县籍球员[2]142。截至1990年底, 梅州市各级各类足球队共计获得冠军41次, 亚军31次;培养出的省队以上球员、教练员达270多人, 其中国家级队员35名[3]1670。值得一提的是, 仅梅县一地就先后走出了省级以上教练员18人、国家级裁判员11人[4]1007。

这些成就的取得, 除了受客家传统文化影响外, 也与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的关注与支持密不可分。梅州是著名侨乡, 截至1988年, 梅州籍华侨华人就达175万人, 梅州籍港澳同胞亦有30多万人[3]1779。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具有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 较早开始关注侨乡的文化、教育、体育建设。在梅州足球运动的传入、普及与发展繁荣中, 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传入与普及的重要媒介

近代足球运动最早传入梅州的确切时间仍需考证。从地方志来看, 早在1901年, 五华县长布乡已有传教士在元坑中书馆的操场上教学生踢足球[3]1665;1914年, 瑞士传教士万保全在梅县乐育中学建立起足球队[4]996。这些记载凸显了传教士在足球传入中的作用。而事实上, 除传教士外, 近代华侨的媒介作用同样重要。

近代梅州籍华侨多分布在作为英、法、荷殖民地的东南亚地区。这些地区也较早地出现了近代足球运动。因此, 当地华侨较早接触足球运动, 回国时也将这一运动带回家乡, “逐步传开, 乃至穷乡僻壤[5]164。”逐渐地, 踢足球的风气在梅州兴起, 甚至有“远在清末梅县的男孩子几乎人人都会踢足球”的说法[2]142。在1907年由爱国华侨谢逸桥、谢良牧、温靖侯等人创办的梅县松口体育传习所中, 足球被列为学员训练项目之一。在学员结业时的运动会上, 足球与会操、射击等项目共同出现, 吸引了很多人观看[6]33。

随着各足球队相继建立并开展足球比赛, 足球运动得到了进一步普及。这一过程中, 归侨发挥了重要作用。1913年梅县东山中学成立后不久, 东南亚归侨、英文教员卢柏廷提倡、组织起东山中学足球队[7]12。此后, 梅县的其他三所中学也相继成立足球队, 其中梅州中学足球队聘请归侨邓少梅、余克辉为体育教员[2]144。1917年, 梅县四所中学举行了首届足球比赛。此后, 几支足球队自发组织“中学足球联合会”, 约定每年冬季举行足球循环赛, 归侨余克辉等人被聘为裁判员。

在归侨参与和支持下, 梅县各中学间的足球友谊赛经常进行, 社会上也逐渐出现足球队。梅州中学毕业生杨向梓组织了岭东足球队, “由杨向梓、张荣昌、张资颂、陈定荣、魏震民、何曹基、陈耀模等为骨干, 实力雄厚[8]28。”1928年, 梅县出现了一支由印刷图章工会工人及店员组成的球队。球队于1929年正式取名“梅县强民足球队”, 寓意“强民始能强国、强国必先强民”。归侨杨友森、曾光锡、温集祥等人成为球队的重要力量, 印尼归侨温集祥更是凭借超强的实力被推选为队长[7]12。随着归侨的加入, 原本实力一般的强民足球队迅速成为梅县足球劲旅。

二、实力壮大的关键力量

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作为较早接触近代足球运动的群体, 在眼界与技术上自然更胜一筹。因此, 他们在提升球队实力、促进球队交流、营造家乡氛围上也作出了贡献, 成为梅州足球实力壮大的关键力量。

1.归侨对球队实力的提升。在学校中, 归侨的训练使球队实力大幅提升。在归侨卢柏廷的指导下, 勤学苦练后的东山中学队实力大增, 很快战胜了曾击败过自己的乐育中学队;自聘请归侨邓少梅、余克辉集中训练后, 原本实力很弱的梅州中学队一度力克梅县各校足球劲旅, 并远赴汕头战胜了一支素有盛名的美国教会中学队[2]144。

在社会上, 归侨的直接加入也使球队实力大为增强。强民足球队正是在吸收了几名归侨后实力大增, 于1931年在梅县第一次足球锦标赛上一举夺冠。在参赛的十多支球队中, 强民队连胜11场, 战胜了乐育中学队、梅州中学队、东山中学队、岭东队、第三军大炮队等诸多强队, 一举成名[8]29。此后, 随着归侨管新泰、丘振基、张琼良等人的加入, 球队实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7]24。

2.港澳同胞对球队交流的促进。梅州足球兴起之初, 旅居港澳的同胞发挥桥梁作用, 主动为梅州球队与港澳球队交流搭建平台。在1935年和1937年的广东省运动会上, 以强民足球队为主力的梅县队连续获得冠军, 从而引起梅州旅港同胞关注。香港嘉属商会会长林翊球等人设宴招待队员, 并邀请球队到香港与南华足球队举行表演赛, 称:“一来可以见见大世面, 增长知识从而提高球技水平, 二来可以多接触同胞, 欢叙友谊之情。”[8]30

当时香港南华体育会会长是有“亚洲球王”之称的五华县人李惠堂。梅县足球队抵达香港后, 得到李惠堂和香港嘉属商会的热情招待。在比赛时, 南华队先在上半场派出乙组队员, 结果被梅县队2比2逼平;南华队于是下半场改派甲组队员上场, 结果以7比2大胜梅县队[8]31。南华队的高超球技使梅县队队员大为震惊。赛后守门员黄勇胜说:“南华队打入的7个球, 都不是死踢硬射的, 而是打角度。我去接球, 就好像在塘里摸鱼一样, 只是手指尾触到一点, 球就溜进大门里去了[8]32。”梅县足球队虽败给南华队, 但的确领教了对手的精湛球艺, 在交流中提高了自身水平。在随后与驻港英国海军足球队举行的比赛中, 梅县队以2比1获胜, 因而士气大增[2]149。

交流是足球运动发展的生命力。在林翊球和李惠堂等旅港同胞促成下, 梅县足球队有机会访问香港, 从而拉开梅州与港澳球队交流的序幕。1958年5月, 澳门足球队曾到访梅县, 与梅县工联队进行交流[3]1668。1980年及1984年春, 强民体育会举行庆祝会期间, 香港嘉属商会都率愉园足球队到访梅州[8]40。

3.李惠堂对家乡足球运动的带动。在中国足球发展史上, “亚洲球王”李惠堂堪称传奇人物。1976年, 他同贝利等人被德国权威足球杂志评为世界足球史上最久负盛名的“世界五大球王”[9]189。李惠堂于1905年出生在香港, 祖籍五华县。儿时在老家读私塾期间, 他经常和周围的小朋友们踢足球, 返回香港后仍酷爱足球, 并于1922年进入南华体育会踢球。此后, 他多次代表中国出征远东运动会, 并赴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地进行交流, 凭借出色实力和良好的品德赢得世界瞩目9]187。作为梅州人, 李惠堂也带动了家乡足球运动的开展。除了热情接待到港交流的梅县足球队外, 他还在家乡组建球队、组织比赛。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 李惠堂辗转回到五华县。1942年秋, 他建立起“锡江足球队”, 到各乡镇比赛;1943年他组织“航建”足球队, 到兴宁、梅县等地举行比赛;同年他又与兴宁的文化教育界人士组织“老柴”足球队, 与“华光”、“就成”等球队比赛交流[3]1666。这期间, 李惠堂两次带队到梅县与强民队举行比赛。第一次比赛, 强民队以3比1获胜;第二次比赛, 李惠堂带领的“航建队”终于获胜[7]26。两场比赛营造了良好氛围, 梅州附近地区的人们纷纷前来目睹“球王”的风采, 梅县的报纸更以“五华礼让强民”为标题称道比赛结果[8]34。

三、发展繁荣的有力保障

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还分别在不同时期资助梅州足球事业, 为足球运动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民国时期, 强民体育会会长温集祥于1946年到访东南亚地区, 倡议成立基金筹募委员会发展家乡体育事业, 侨胞刘宜应、刘家琪、李恩绅、徐育梅、李友兰、刘羡华、刘桃元等慷慨捐款1万元港币支持强民足球队的发展;印尼华侨丘陶荣、丘佐荣兄弟于1948年捐款1万美金修建梅县体育馆[8]36。解放后初期, 侨胞徐育梅、林戴诚等向梅县足球队捐赠了足球300只、球衣300件、球鞋袜各200双;香港嘉属商会会长孙城曾、刘淼庆也先后捐赠了学校比赛用的足球100只和大小银杯20余座[1]52。

改革开放后, 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支持梅州足球发展的热情空前高涨。首先, 在香港嘉属商会的支持下, 一度中断的强民体育会得到恢复和发展。1980年1月, 强民体育会举行成立51周年庆祝大会, 香港嘉属商会率领足球队举行表演赛, 商会会员和霍英东先生等人资助兴建了办公楼与溜冰场[4]718。1984年强民体育会举行成立55周年庆祝大会, 香港嘉属商会刘锦庆、曾宪梓等同样到场祝贺, 并资助庆典活动经费、组织足球友谊赛[8]40。

其次, 在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的支持下, 梅州的足球设施得到改善。从1984年开始, 曾宪梓、罗焕昌、刘宇新等先后发动港澳同胞捐资港币300余万元、人民币100余万元, 建成了可容纳万余人的梅县、兴宁、五华三处体育场[10]754。梅州足球设施大为改善, 并于1987年成功举办第六届全运会男子足球预赛。罗焕昌、刘宇新还于1988年各捐建一幢大楼, 兴建梅州市足球运动中心, 成立足球运动学校。此外, 在香港同胞田家炳、曾宪梓、何冬青、徐影三及泰国侨胞徐历顺、徐锦领等人资助下, 平远县足球场、蕉岭县体育场、大埔县体育场及丰顺县东海中学足球场得以建成, 都不同程度地改善了当地的足球设施[3]1680。

此外, 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还大力资助各级各类足球比赛。由曾宪梓、刘锦庆、罗焕昌、刘宇新、熊德龙、李贤源人捐款, 梅县、兴宁、五华等地举办了“宪梓杯”、“焕昌杯”、“宇新杯”、“强民杯”、“宝宝杯”等足球比赛。此外, 还有众多侨胞支持“三杯” (萌芽杯、幼苗杯、希望杯) 足球运动的开展, 有力地保证了梅州球队的成绩[11]。

总之, 在梅州足球传入、普及、发展及繁荣的整个过程中, 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都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成为梅州足球能够长期保持全国领先的有力保障。遗憾的是, 上世纪90年代足球职业化以来, 梅州足球逐渐失去了原有的辉煌, 如今国家级球队中已经非常少见梅州球员的身影[12]38。

无疑, 充足的经费、灵活多元的体育机制及良好的足球氛围都是振兴梅州足球不可或缺的因素。而重新审视和重视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对梅州足球的贡献, 进一步密切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与家乡的联系, 仍具有重要意义。依托侨乡优势, 进一步调动华侨华人及港澳同胞的积极性, 为足球运动的普及与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梅州足球或许能够走出一条中国足球发展的特色之路。

浅析冯白驹对琼崖革命的历史贡献 篇2

一、召开内洞山会议, 成功接过红旗

内洞山会议是在琼崖革命斗争处于危险形势下召开的, 1929 年特委机关在海口被国民党破坏, 冯白驹提议召开各县委书记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及时地重建了琼崖特委的核心力量, 制定了革命工作总路线: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这给琼崖革命事业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机, 被称作海南的“遵义会议”。通过这次会议, 将冯白驹作为党的法定接班人, 并确定了以冯白驹为首的坚强领导核心, 开创了琼崖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二、坚持母瑞山艰苦岁月

1930 年初, 冯白驹接任特委书记并赴香港向周恩来汇报琼崖斗争情况, 周恩来对琼崖革命斗争精神给予高度评价, 指出:“琼崖党组织制定的革命总路线是对的——坚持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 只要今后继续坚持依靠群众, 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 一定能够取得胜利。1930年4 月, 根据中央的指示, 冯白驹在母瑞山根据地召开了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随后的武装斗争取得连连胜利, 截止1931 年底, 琼崖革命红军已有2000 多人。

1932 年, 国民党军阀陈济棠派遣3000 多人进行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由于敌强我弱, 反“围剿”失败, 革命形势转入低潮。随后冯白驹带领仅存的百名军民被迫转移母瑞山。由于地处穷山峻岭, 战士们不仅要与敌人周旋, 还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冯白驹鼓励大家说:“虽然我们目前身处逆境, 但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没有粮食和衣物, 战士们以野菜充饥、树皮遮体, 天冷了, 他们就学着祖先燧人氏钻木取火……就这样, 冯白驹带领红军战士们在母瑞山度过了八个多月的艰难岁月。由于环境恶劣, 很多战士不幸牺牲, 1933 年4 月, 冯白驹带着仅存的25 名革命战士冲出敌人封锁, 回到琼山革命老区。随后经过4 年游击战争, 逐步恢复和重建了各级党委班子, 为成功转入抗日战争准备了条件, 重新打开了革命新局面。

三、山不藏人人藏人, 坚持不懈地走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 同样也是琼崖革命最终取得解放胜利的必要武器, 冯白驹曾经说过“山不藏人人藏人”, 这句质朴的话真实总结了琼崖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海南岛孤悬海外, 孤军奋战, 可想当时作战的艰辛。如果离开了海南民众的支持, 琼崖党组织不但不可能坚持二十余年, 甚至不能存活。在1951 年为纪念党成立30周年之际, 冯白驹在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在海南岛上》一书中指出:“依靠群众, 联系群众, 群众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长达20 多年的革命斗争过程中, 经历过多次失败和艰苦困难时期, 其中有:1928 年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失利, 王文明带领残余战士建立母瑞山革命根据地;1932 年红军第二次受到“围剿, 主力几近摧毁;1942年日寇的大规模扫荡等, 其中最严重的是1933 年在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 冯白驹率领部队在母瑞山坚持8 个多月斗争, 最终冲出敌人封锁, 革命力量仅存25 人。然而以冯白驹为代表的琼崖优秀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到最后, 保存了革命斗争的火种, 靠的是人民群众的不懈支持。

四、团结各族人民群众, 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

早在抗战之初, 党中央曾明确指示, 可利用五指山特殊的地理优势, 建立中心革命根据地, 但由于国民党在其驻扎着大量装备优良的武装部队, 在五指山建立根据地迟迟未能实现。1943 年8 月, 黎族首领王国兴因 “白沙起义”失败后, 带领黎苗族同胞主动联系我党, 这为我党在五指山创建革命根据地创造了可能, 以冯白驹为核心的琼崖特委支持并帮助王国兴等黎族首领建立起抗日民主政府, 最终于1947 年4月, 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初步建成。从此琼崖革命武装有了坚定的后方根据地, 这为海南岛的最终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之, 琼崖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千千万万优秀琼崖共产党人的热血奋战, 也离不开当地民众的支持, 同时也正是在冯白驹同志的领导下, 带领琼崖军民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成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创立了琼崖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业绩。

参考文献

[1]邢诒孔.“23年红旗不倒”: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J].新东方, 2010.

[2]赵康太.中共琼崖地方党组织的执政经验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J].新东方, 2011.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篇3

关键词：聂耳,中国革命,新音乐

聂耳是中国伟大的人民音乐家, 中国革命新音乐的旗帜。聂耳 (1912--1935) , 原名聂守信, 1912年2月15日出生于云南玉溪一个贫寒的中医家庭。他自幼喜爱花灯、滇剧等民间音乐, 并能演奏多种民族乐器。在中学时就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等活动, 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

“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是冼星海给予聂耳对中国近代音乐做出卓越贡献的高度赞赏。当中华民族面临内外交困, 中国人民备受凌辱和压迫的时候, 如何推进中国音乐的进程, 中国音乐如何绝处逢生?这显然是当时热爱音乐和从事音乐工作者所需要接受的巨大挑战, 也是一份社会责任。聂耳在关键时刻发起了“新兴音乐运动”, 他用音乐所传达的激情鼓舞人民直面压迫, 奋起反抗, 激励中华民族与黑暗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

一、开创了新的“大众化”的创作作风和“自由”的创作方法。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 在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前, 以反映劳苦大众现实生活的“左翼”音乐运动在“左联”等文化组织的影响下, 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音乐舞台上。“左翼”音乐运动的参与者几乎都是在国内接受音乐教育, 他们既有才华横溢, 又精力充沛, 特别是大多出身于社会底层, 了解民间疾苦, 与上一辈作曲家相比, 具有更为明确的反映无产阶级救亡与要求的意愿, 聂耳就是这一批音乐家中的杰出代表。面对现实, 聂耳开始思索怎样用音乐表现无产阶级革命内容的问题。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 聂耳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路歌》、《卖报歌》、《义勇军进行曲》等36首歌曲作品, 开辟了“大众化”歌曲创作的“新音乐”方向, 也正是由于其作品极具现实意义, 不少作品迅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聂耳也如许多有志之士一样, 接收命运带给生命的短暂, 他一生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技能训练, 音乐创作也因此多了些自由少了些束缚, 因而他的创作能在不需矫揉造作的艺术舞台自由驰骋;聂耳或许没有根深蒂固的民族音乐底蕴, 这对他来说, 更能自然的融合新音乐所带来的清新脱俗, 享受自由的创作, 将他卓尔不群的创造力发挥到极致, 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遐迩一体, 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

二、塑造了众多富有活力的音乐艺术形象, 形成了独有的艺术风格。

歌曲是聂耳在音乐创作中最主要的部分, 他对歌曲音乐的艺术体裁和风格方面进行了极大的扩大, 如在劳动歌曲、进行曲的《码头工人》、《开矿歌》、《前进歌》、《开路先锋》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他的抒情歌曲更为突出, 如《铁蹄下的歌女》、《塞外妇女》、《飞花歌》都赋予了内心最真挚的情感。聂耳以单纯简单而又极富力量的感情描绘了阶级底层的人民和他们那颗赤诚的心, 深入人心的刻画着一个真实窘迫的世界。聂耳歌颂爱情, 赞美劳动人民之间简单纯朴、相濡以沫的爱情, 《采菱歌》、《茶山情歌》等唱出了青年男女的心声。《慰劳歌》充分体现他对叙事体吟诵调写法的探索, 也试图在《扬子江暴风雨》中寻求新型歌剧音乐的创作。

1934年, 影片《新女性》主题歌《新的女性》是聂耳当时首屈一指的创作。身为“新兴音乐运动”的先驱人物, 聂耳自由洒脱的创作赋有创新意识, 他用新的节奏、新的旋律歌颂了新的阶级, 即拥有新品质新思想新内涵的工人阶级。聂耳精心描绘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新一代女性人物, 他创造性的新曲调、新节奏从不乏平易近人的亲切之感。节拍分明, 每一个字都扎实的融入一个拍, 拍拍震撼, 使每一个字都唱的精准, “女性大众”四个字便是心底的怒号, 一字一拍, 停在弱拍, 其后的强迫作休止, 反应女性在前进道路上步步艰辛而又坚贞不屈的决心, 用这样的风格歌颂伟大劳动人民的聂耳不愧为第一人。

三、整理改编民乐合奏作品谱写了中国民族合奏音乐的新篇章。

聂耳创作的器乐作品很少, 而它改编的新民乐合奏曲至今仍是一些民族乐团的保留曲目, 对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起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翠湖春晓》聂耳根据云南昆明洞经音乐改编。以聂耳幼年时在昆明三丰湾听过的一首名为《宏仁卦》的曲牌旋律为素材, 采用不同的节拍、节奏、调式、速度、配器的变化对比, 发展成三个段落:首段抒情明朗, 中段柔婉悠扬, 尾段欢快热情, 生动地表现了月映湖面, 银波荡漾, 箫声幽雅, 回音四起的美丽情景, 抒发了游人欢畅愉悦的心情。

1934年, 聂耳以民间器乐曲《倒八板》为题材, 经过修改编制成为新的民族管弦乐——《金蛇狂舞》, 并加入到制作唱片的指挥中, 所以说民族管弦乐《金蛇狂舞》是基于《倒八板》创作的。《金蛇狂舞》运用循环体结构, 锣鼓中节奏激昂, 洋溢着热情与激情, 继而又被改为琵琶独奏, 殷飚改编为吉它曲。《倒八板》来源于民间广为流传的民间器乐曲《老六板》, 之所以称为《倒八板》, 是因为乐曲的开始则是由尾部变化发展而来。《倒八板》又称为《凡忘工》或《绝工板》, 由于第二段转入上四度宫调系统, 将原曲中的“工” (即3) 更换成“凡” (即4) , 情绪铿锵有力。第三段为全曲高潮, 采用了“螺蛳结顶”旅法, 上下句对仗呼应, 句幅由强减弱, 情绪由弱增强。整首曲子慷慨激昂, 伴有锣鼓声渲染的热烈氛围。

聂耳倾其一生为了革命事业而努力, 作为新一代音乐的开创者与领导者, 他艰苦卓绝的学习, 不断提升自己的音乐造诣, 探索着眼于未来而落实于人民群众的新型风格, 他的自由洒脱正是劳动人民内心的真实写照, 他的付出奠定了他日后在中国近代史上坚实的地位, 他音乐中颂扬的出发点和回归点都是出于心系国家心念人民的高尚情怀。作为无产阶级音乐家的聂耳, 音乐是他忠于祖国人民锋利的武器, 因为音乐不朽, 聂耳不倒, 他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坚力量。

参考文献

[1]冯步龄.中外音乐欣赏[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4.

[2]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

[3]蒲亨建.聂耳歌曲创作成功之道初探[J].中国音乐学出版2003

华侨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篇4

一、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丰富发展

早在1913年底至1914年初, 列宁集中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四卷本) , 认为“全部通信集的焦点”就是“辩证法”。1914年, 列宁又写了《卡尔·马克思》一文, 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来源、基本思想、主要特点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堕落成了社会沙文主义, 他们以市侩折衷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以诡辩术反对辩证法, 以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了揭露第二国际破产的思想理论根源, 为革命实践锻造认识论武器, 同时也为了实现马克思写作辩证法专著的夙愿, 列宁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辩证法。他考察了从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到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思想的发展, 特别是较为深入地研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 写了大量读书笔记、札记、论文和短评, 后来汇编成《哲学笔记》一书, 这部著作是对辩证法史的全面总结, 是唯物辩证法的百科全书, 不但丰富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 而且极大地推动了辩证法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和普及。

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深入考察和分析了人类思想史, 明确把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概括为两种根本对立的发展观, 并分析了他们的实质和特点, 同时对诡辩论进行分析批判, 划清了辩证法与诡辩论的原则界限。列宁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 他说:“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地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1]列宁吸收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一致的观点并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 提出了三者统一的概念, 阐述了三者统一理论的基本内容, 他说:“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 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地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 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的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2]这表明逻辑学的内容同唯物辩证法的内容一致, 也同认识论的内容一致。在对三者的关系作了上述考察之后, 列宁又来钻研《资本论》, 他认为:“在《资本论》中, 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2]此外, 列宁还分析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抽象性、相对性和直线性。

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论述

19世纪末20世纪初,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 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和论文, 如《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 (1895) 、《对华战争》 (1900)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1908) 和《资本主义财富的增长》、《资产阶级实业财政家和政治家》 (1913) , 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初步得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但是, 这一时期, 列宁只是从某个侧面分析了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一些新变化, 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

一战的爆发促使列宁加紧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新变化进行系统研究。他吸收了约·阿·霍布森、鲁·希法亨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合理部分, 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竞争垄断、股份公司、资本积累等思想, 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些思想进行发挥, 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列宁主要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分析:第一, 分析了垄断的产生和发展, 列宁认为, 垄断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1], 并分析了垄断在资本主义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几种表现形式;第二, 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和统治, 生产的集中以及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第三, 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5], 金融资本通过“参与制”和与政府实行“个人联合”来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最后, 分析了资本输出的特殊意义和时代新变化的基本趋势———寄生性和腐朽性。

列宁对资本主义时代新变化的分析, 是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运用, 其科学性已经被后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所证明。

三、列宁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索

十月革命前后, 列宁根据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变化和俄国的实际情况, 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道路问题进行了探索。1915年, 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批判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建立“欧洲联邦”的口号, 他认为, 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 各经济部门和各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1916年9月, 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军事纲领》一文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 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 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1]由此可见, 列宁的“一国胜利论”不仅仅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获得胜利, 而且还包含着另一层涵义, 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有待于世界革命的完成。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 列宁明确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像俄国这样落后国家取得胜利的可能性,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加剧了, 帝国主义内部矛盾冲突加剧, 造成资本主义统治链条中出现了薄弱环节;第二, 帝国主义战争的严重破坏, 致使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矛盾尖锐化, 这些国家的人民除了起来革命别无选择;第三, 由于不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 造成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他们不可能担负起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第四, 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人数虽少, 却具有极强的革命性, 有农民为同盟军, 有久经锻炼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如果这些条件汇集起来, 可以形成一种直接的革命形势。“一国胜利论”的提出是列宁冷静清醒分析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 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共同胜利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 也是列宁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前夜, 列宁总结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与教训, 阐释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革命学说, 这一成果具体体现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首先, 列宁论述了国家的实质,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 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 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1]其次, 提出了无产阶级国家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论断,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 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 即任何国家的消灭, 只能通过‘自行消亡’。”[1]最后, 列宁提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 他认为,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 其间必然会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 但本质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另外, 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1916)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1916)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1920)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 (1922) 等著作中, 根据帝国主义时期的新条件、新情况, 把民族问题同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 考察并论述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问题。

科学的理论来源于伟大的实践, 而科学的理论又用于指导伟大的实践。列宁将自己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不发达国家首先胜利的理论、帝国主义理论、民族解放理论应用于俄国实践, 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继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到失败后, 1917年2月又爆发了第二次民主革命, 终于推翻了沙皇专制政府, 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在进行着世界大战, 屡遭失败, 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当时在国际范围内, 两大军事集团正忙于世界大战, 国内和国际形势使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列宁决定将帝国主义大战转变为国内革命战争, 将俄国的革命进行到底, 他以帝国主义论、一国胜利论为指导, 凭借非凡的智慧和气概, 抓住时机, 领导布尔什维克党人成功发动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形成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理论版本和实践版本。

摘要：十月革命前, 列宁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进行了全面系统地研究, 并运用辩证法分析帝国主义时代的矛盾和特点, 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 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的著名论断, 直接指导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列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 大大推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十月革命,列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114-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