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精选8篇）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篇1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与时代意义

辛亥革命是1911年清政府出卖铁路修筑权，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四川等地爆发保路运动。1911年10月10日，武汉地区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武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因为1911年为旧历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作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对中国国内的民族关系及同时期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仅结束了此前立宪派实行君主立宪的努力，而且对此后中国宪政与法治发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等都起到了关键的影响

变革之道：从洋务运动到君主立宪

1840年发生的鸦片战争，一般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起点。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终于被迫划上句号。国内部分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明白，不变革便不足以应对中国所面临的千载未逢的挑战。1860年代至1890年代(同治至光绪初年)的洋务运动，是一场由清室自发的改革。其重点为改良生产技术，透过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试图以兴办工商业来加强中国的国力。然而中国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再败于日本，显示只限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并未能根本改变中国自北宋以来重文轻武的观念，19世纪后期迅速强大的德国与日本在社会上却充斥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养成做事一板一眼的风气习惯。

自1895年的公车上书，在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要求更深层的改革。当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成为维新派，主张在体制内的改良，提倡效法日本及俄国，在皇权之下大幅改变政治及社会制度。维新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而得以在1898年开展戊戌变法。但是进行103天以后，因清室内保守势力发动政变而告流产。部分维新人物流亡海外后，主张继续维持皇室；实行类似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将政治实权逐渐交出至民选政府，主张这种变革方法的当时被称为“保皇党”或“立宪派”。

立宪运动是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

（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目的在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清政府废除军机处，发布内阁官制与任命总理、诸大臣。成员名单中过半数为清宗室（皇族）与满人，被讥嘲为「皇族内阁」。立宪派、舆论对此多感失望，甚至引起不满，认为清政府实无诚意推行宪政，乃逐渐同情、倾向革命。清政府遂于是年（1912年）垮台，中华民国就此诞生。在推翻清朝的斗争中，革命党人曾经先后发动十次武装起义，屡次失败，而又能屡次重起，海外华侨的大量经济支援，实在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对于海外华侨在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孙中山曾经用这样一句言语表达：华侨是革命之母。

文化形势：排满思潮与民族国家

满汉种族问题，在清初的文字狱和剃发易服制度的压制影响之下，到了清中叶的思想中，已经几乎不成问题。绝大多数的汉人对于统治者为满人一事已不甚在意。但随著清朝统治的日渐衰弱，首先在太平天国革命中，汉满问题开始再度抬头。到了1890年代以后，排满思想更是再度大兴。明末遗老的著作成为当时人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原本并不著名的王夫之的著作在清末重新被发现，成为当时知识分子们的重要读物。许多革命人士更是藉反清复明思潮来鼓吹革命，最著名的反清宣传著作有邹容的《革命军》等，对于年轻的革命参与者们造成很大的影响。虽然一些革命家如孙中山在种族革命之外，所强调的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但清末革命最主要源动力仍是排满反满的思潮。推翻满清后，口号也迅速地从「打倒鞑虏」改为「五族共和」，以求统一分崩离析的中国。

西学东渐是指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作为史学术语，通常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1900年中国因爆发义和团事件，导致八国联军入侵，朝廷内部顽固保守势力也受到严重打击，在改革势力的呼吁下，慈禧同意开始推行康梁在戊戌变法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为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最大的政策，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了延续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到辛亥革命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所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后，大量以参加科举谋求官职的传统文人失去了出路。

此外，清政府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仿行宪政」，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即立宪运动。其后各省选出了以地方士绅为主要成分的谘议局代表，这些各省的实权人物，要求清政府加速推行制宪，成立责任内阁，但屡为清政府所阻。

清朝末年，以八旗、汉人绿营为主的旧式军队已失去战斗力。平定太平天国时倚靠的主要是地方团练武装。甲午战争后，因旧式军队已落伍，加上为免兵权旁落，清政府于1901年起决定对陆军进行全面改革，计划在全国练新式陆军36镇，以取代八旗、绿营及地方的防营。当中北洋新军6镇直属朝廷，由袁世凯所编练的“武卫右军”扩编。其馀各省亦由地方巡抚、总督负责编练新军。为了培养新军的军官，各地开办了许多新军学堂。部分地方的新军(如张之洞主持的湖北和湖南地区)大量起用留学生为军官；相反，北洋新军中留学生却极少。到辛亥革命前夕，组编好的部队已达整编16镇和10余个协、营。

从1895年至1911年间，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先后发动了十次的起义，而其他革命组织自立军、光复会等亦发动多次起义。这十多次的起义虽仅昙花一现，但却在全中国种下了革命的种子。

1895年-1900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及同时期其他起义

第一次广州起义 1895年春天，中日甲午战争中方战败，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举国悲痛。10月以香港为中心的兴中会策划第一次广州起义，由陆皓东绘制青天白日旗。10月26日，杨衢云坐镇香港，孙中山率领郑士良、陆皓东到广州，准备一举而袭取广州。但是事机泄漏，清政府展开大搜捕，陆皓东在这次起义中被捕，不幸身亡。「第一次广州起义」因此宣告失败。孙中山及杨衢云则被清廷通缉。香港当局在清政府压力下亦下令禁止二人于五年内再次入境。孙中山开始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国、伦敦等地宣传革命及筹措经费。

自立军起义 1900年，中国北方发生义和拳之乱，陷于无政府状态。1900年7月，谭嗣同的挚友唐才常组织自立军，拟在长江沿岸五地同时发动勤王起义。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

惠州起义 同年，孙中山决定准备军事起义。6月，孙中山与郑士良、陈少白、杨衢云、英国退伍兵摩根及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内田良平等从横滨抵达香港，但被英国当局拒绝入境。9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黑龙会的帮助下，经马关赴台湾。会见日本民政长官之后，得到日本台湾总督府官员承诺支持在广东举事。孙中山于是在台北建立起义指挥中心。10月8日，孙中山命郑士良等人于惠州三洲田(今深圳三洲田)发动起义，也称惠州起义、庚子革命、庚子首义、三洲田首义等。起义军在三多祝发展至2万人。10月19日日本政局变化，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下令台湾总督府不得接济起义军。起义军因粮绝弹尽而解散，不久在清政府镇压下宣告失败，史坚如、山田良政等被杀。孙中山被台湾日本当局送离境，回到日本。

1900年-1907年：萍浏醴起义和其他起义

萍浏醴起义 黄冈起义 七女湖起义 安庆起义 钦州起义 镇南关起义 钦廉上思起义 河口起义 马炮营起义 庚戌新军起义。

1910年-1911年：第二次广州起义(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集赵声、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同盟会重要骨干会议。以之前用会党为主力在边区的起义皆未能成功，革命正陷入低潮，议决集同盟会精英，在广州起义，和清政府决一死战。

1911年4月27日，赵声、黄兴等人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队伍与清军展开激烈巷战，但最终因力量不敌而失败。后收殓到72具烈士遗骸，合葬于黄花岗，由此建成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而此次起义中牺牲的起义军则不止此数。牺牲者多为同盟会精英，当中包括有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人。

港澳和海外革命活动

香港和澳门的革命活动，东南亚的革命活动，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

在马来亚地区的革命活动指的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发生的有关辛亥革命的活动。由于当时马来亚地区是中国以外，华人人口最多和最密集的地方以及拥有较雄厚的财力，孙中山多次到该地区并号召当地华人响应革命，而当地华人也大力支持，故马来亚地区成了当时革命活动的主要中心之一。

孙中山以及同盟会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所展开的革命活动并非一帆风顺。从国家关系上来看，英国殖民政府和清政府保持外交关系，清朝在新加坡和槟城所设立的领事馆成为了革命活动的阻力。另一方面，清政府也派外交官和特使到访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进行访问，而这些清政府的官员也一样受到当地华人的欢迎。这些官员到来的目的主要是呼吁当地华人对清政府效忠，也有售卖官衔以拉拢当地华人。当时胡汉民曾这样讲述南洋华侨，“只要在满洲人底下作过小官儿的到南洋去吹，说道：„我们家里三代都是一品大官，我也是身为显官，有阔气的顶戴的！‟，这样一吹马上可以哄动华侨来崇拜你。”从胡汉民这样的叙述，可以看得出当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的保守思想。这样的保守思想，也使得在该地区活动的保皇党康有为得到了当地华人的响应。

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由于在建立新的申汇制度构想上差距甚大，因此当这两派的在南洋汇合时引发了一番唇枪舌剑的大论战。保皇党和革命党都创办自己的报纸，在报上围绕着君主立宪与民主革命的课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在这一场论战中，当地华人社会的上层阶级是保皇党的支持者，他们为了自己的财产不受影响，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利益而拥护保皇党。而中下阶层如店员，小商人，文教人士，矿工，胶工，贩夫走卒等平民百姓则是革命党的支持者。笔战最先在新加坡开始，支持保皇派的报纸有《叻报》、《星报》和《天南新报》。而革命派方面则有《中兴日报》和《总汇新报》的支持。当时《叻报》和《中兴日报》与《总汇新报》的笔战成了南洋华文报纸的第一次笔战。在马来亚方面，1906年，黄金庆创立《槟城日报》，该报成了革命党在槟城的第一份报纸。1910年12月10日，孙中山，陈新政，庄银安等人，在槟城创办《光华日报》。《光华日报》不但是个革命党人在马来亚最重要的机关报，也是马来西亚新闻史上以及世界华文报业新闻史上发行历史最久的华文日报。“光华”二字意味着光复华夏，是孙中山手定的。

在武昌起义成功之后，清政府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攻击武汉三镇的江北汉口(夏口)和汉阳，随后启用了早先被罢黜的原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以稳定北洋新军。革命军开展阳夏保卫战，最终战败，11月27日退守江南武昌。在47天的作战中伤亡约万馀人，但仍能隔江坚守武昌。也因此在这的七个星期之内，中国15个省陆续宣布脱离清室独立。关内十八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三省效忠大清朝廷。独立各省主要以各省的谘议局成员为主要领导，少数地区由革命党主导。

10月22日，湖南共进会会员焦达峰、陈作新，按照早先与湖北共进会立下的相互响应起义的约定，率领以会党和新军组成的队伍在长沙发动起义。湖南巡抚余格诚逃走，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斩首。起义军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并发布《讨满清檄文》。

10月22日，陕西同盟会会员井勿幕、钱鼎、景定成等人同陕西哥老会联合，发动会党和新军的革命分子同时起义，经两天激战控制西安，护理巡抚钱能训逃走，西安将军文瑞投井自杀。起义军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推举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张凤翙被为都督。

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林森、蒋群、蔡蕙等人策动九江的新军举行起义，胜利后即宣告独立，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举第二十七混成协第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为九江军政分府都督。

10月29日，山西同盟会会员、新军标统阎锡山联合姚以阶、黄国梁、温寿泉、赵戴文、南桂馨、乔熙等人发动新军在太原起义，杀死山西巡抚陆钟琦，宣布成立山西军政府，推选阎锡山为都督。12月12日革命军因抵抗不住清军曹锟部进攻，撤离太原。

10月29日，直隶发生滦州兵谏。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三十九协协统伍祥祯、四十协协统潘榘楹、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三镇第五协协统卢永祥等，在直隶滦州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最后通牒的十二条，要求在本年内召集国会，由国会起草宪法，选举责任内阁，并规定皇族不得充当国务大臣。

10月30日，云南同盟会会员李根源联合新军标统蔡锷、罗佩金及管带唐继尧等人率领新军发动重九起义，次日占领昆明，成立云南军政府，将云贵总督李经羲礼送出境，推举蔡锷为都督。

10月31日，南昌同盟会会员蔡公时等人率领新军发动起义并获成功，建立江西军政府，推举李烈钧为都督。

11月3日，上海同盟会、光复会、上海商团的陈其美、张承槱、李平书、李英石、李燮和等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主要力量有张承槱、刘福标等人组织的青帮洪帮敢死队，李平书和李英石的上海商团武装，李燮和联络的吴淞地区起义军警，朱家骅、徐霁生等人组织的中国敬死团。4日，最后攻占江南制造局，上海光复；8日，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府，推举陈其美为都督。贵州辛亥革命11月4日，贵州革命党人张百麟等的领导和发动新军和陆军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随即攻占贵阳，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推举贵州新军第一标教官兼讲武堂堂长及陆军小学堂总办杨荩诚为都督，赵德全为副都督。

11月4日，浙江光复会会员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标统朱瑞，同盟会会员新军八十二标周承菼部军官吴思豫、吕公望、蒋百里、蒋百器、杨廷栋、吴肇基人等，及光复会王文庆率领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发动起义，从笕桥、南星桥出发进攻省城杭州。朱瑞、吴思豫、吕公望等率八十一标及光复会王金发敢死队攻占军械局。周承菼统八十二标和同盟会蒋介石、光复会尹锐志(女)所属敢死队攻占抚台衙门。杨廷栋率兵包围了巡抚府，巡抚增韫被俘，5日，杭州光复。浙江谘议局议长陈絅宸、副议长沈钧儒及马叙伦等人，推举立宪派、前谘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

11月5日，江苏的立宪派及绅商怂恿江苏巡抚程德全在省城苏州宣布独立，成立江苏革命军政府，程德全自任都督。

11月5日，安徽同盟会会员吴旸谷等率标炮营等也在当日起义，并向省城安庆进攻。立宪派则劝说安徽巡抚朱家宝独立，11月8日，安徽谘议局出面宣布独立，推举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

11月6日，广西谘议局在省城桂林作出决定，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宣布广西独立，原清朝广西巡抚沈秉堃担任都督，几天后清军提督陆荣廷发动兵变夺取了都督之位。

11月9日，福建同盟会会员郑祖荫、彭寿松、许崇智、新军第十镇统制孙道仁率领所部在福州起义，向清军发起进攻，清总督松寿自杀，11月11日，福建宣告光复，福建军政府成立，推举孙道仁为都督。

10月底，广东同盟会会员陈炯明，邓铿和彭瑞海等人在广东化州、南海、顺德、三水等地组织民军起义。11月8日 在胡汉民的劝说下，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和新军第二十五镇统制龙济光同意反正，民军声势浩大，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召集各界代表在广东谘议局讨论广东独立问题，决定次日宣布广东独立。11月9日，陈炯明率部光复惠州，同日，广东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胡汉民为都督，陈炯明为副都督。

11月12日山东烟台同盟会栾钟尧、宫锡德等“十八豪杰”同盟会会员发动起义，占领烟台海防营，烟台道台徐世光闻变携家眷逃到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寻求保护。“十八豪杰”立即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烟台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府。

11月13日，在山东革命党人丁惟汾的劝说和新军第五镇统制部分贾宾卿等中下级军官的胁迫下，山东巡抚孙宝琦同意山东独立，推举孙宝琦为都督。11月24日，孙宝琦又取消独立。

11月17日宁夏同盟会支会发动宁夏会党起义，23日在银川成立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

11月21日，广安州组成大汉蜀北军政府。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

11月22日成都召开四川官绅代表大会，决定独立并派出蒲殿俊等11人与四川总督赵尔丰的代表在在成都圜通银行进行谈判，27日四川宣布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发表宣示四川自治文告，将权力交给新政府。立宪党人蒲殿俊担任都督，赵尔丰的嫡系部将朱庆澜任副都督。27日，进入四川的鄂军在资中反正，杀死前来上任代理四川总督的端方。

12月22日，河南开封同盟会会员张钟端领导的河南仁义会起义行动被破获，次日张钟端被杀害。

革命的后续发展11月8日，在同盟会会员策划和支持下，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于南京城外六十里之秣陵关宣布起义。徐绍桢与上海都督陈其美及苏浙起义军将领商定组建联军会攻南京，徐绍桢任总司令。11月11日，联军司令部在镇江成立。11月24日至12月1日，在总司令徐绍桢的统一指挥下，联军相继攻占乌龙山、幕府山、雨花台、天保城等据点。后黄兴赶来加入指挥。12月2日一举攻占南京城(南京之战)。至此，长江以南全部为革命军据有。

11月中旬，进攻武昌的清海军反正。海军提督萨镇冰，与黎元洪是师生，舰队参谋汤芗铭与汤化龙是昆仲，被劝反正。11月中旬，各舰自武昌下驶九江，萨镇冰称病离舰赴上海治病，黄钟瑛任舰队司令，经九江林森劝说，舰队归附革命军。

12月2日，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斡旋，武汉革命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议。

影响及意义

政治影响

辛亥革命被中国共产党称为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及中国实行二千余年的封建皇权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并试图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共和制。尽管后来民主共和的规则受到北洋军阀多次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一度有短暂帝制的复辟，但他们都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众望所归的共和国体。

当时成功的中国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确切的治国方案，遂按照美国宪法，美国政治体制，实行总统共和制。尽管因为现实社会条件的限制和统治者们对约法的蔑视，例如孙文为约制袁世凯而随意更改《民国约法》，袁世凯后来又因称帝而中止了约法，民国初年民主共和体制并未真正贯彻实施，但这毕竟是中国首次试图实行民主共和政体，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使民主共和的价值观得到了确立，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在辛亥革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二千余年的帝制、专制思想都没有在中国完全消除，而且还一度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尽管中国共产党声称在1949年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一些人则认为，在实际运作上，所谓“真正的民主共和”还从来没有得以在中国全面实行——无论是北洋政府、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思想影响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深入人心。自汉代董仲舒以来的中国思想中，君臣关系是“三纲五常”中三纲之首，皇帝不仅是政治上的权威，也是文化中诸多价值观念的重要依据与合法性的来源。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文化权威的消失，也造成这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前所未有的焦虑感，因此如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尤以具有明确进程的共产主义)等具有完整系统的新价值体系，成为了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信仰。

经济影响

此外，从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响应开始，中国进入长期的分裂混乱之中，除了袁世凯曾在二次革命之后曾短暂大致统一全国之外，其他中华民国的政权都未能直接统治整个中国(如号称统一的国民政府只能收到五个省的税收)，一直要到1950年代，才由中国共产党使中国大陆再度统一。长期的分裂及战乱，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

社会影响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如想像中来得大。辛亥革命虽然常被称作「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当时中国其实缺乏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参与革命者也并非以资产阶级为主，而革命的成功也未直接促成资产阶级的进一步发展。而在传统社会的改变上，辛亥革命只打倒了社会顶层的满人权贵，但中国传统地方社会居领导地位的各省士绅及汉人旧官僚，也大多在辛亥革命中转投向革命而获得地位，反而更加巩固他们的地位。

辛亥革命并没有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那样，重新建构社会结构。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

辛亥革命对于十八世纪后的人口剧增，清末的土地兼并以及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和经济侵略等问题，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生活文化影响

“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天足兴，纤足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跪拜礼灭……”

对海外华人的影响

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华人介入中国的革命活动是史无前例的，虽然革命活动主要在于挽救中国，但这一行动已对当地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影想大致可以分为：马新华人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马新华人团结力量的增长，新思想的涌现，政党政治的影响。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后，许多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中立派及保皇派分子转而支持孙中山。武昌起义后，马来亚和新加坡各地华人剪掉辫子，另一方面，在同盟会和孙中山的号召下，当地华人也积极捐款支持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启开的民族主义思潮，成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与中国维系关系的主要指导源泉。由于民族主义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数以千计的当地华人青年回到中国参加推翻清朝，并在各方面给于孙中山金钱上的援助革命。同时，这种思潮也带著反对外来殖民势力的意念，一直发展下去。

当孙中山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展开革命之前，当地华人是不团结的，常有帮派和籍贯的斗争。不团结阻碍了革命思想的传播，帮派斗争影响华人社会的经济成长并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团的合作。

1906年，孙中山在吉隆坡主持同盟会支会成立仪式时发出警告说：当地华人的不团结最终将导致整个华人社会的崩溃。因此同盟会展开各种宣传活动，如阅书报社、夜校、戏剧表演，使到不同方言的集团为孙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有机会学习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决共同的难题。通过不间断的联系，华人的团结精神和国民意识逐渐被加强和发展起来。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输团结思想的组织。

另一项最主要的发展便是在马来半岛和新加坡的学校传播标准华语，主要目的在于打破使用以往的方言教学。这使得不同籍贯的华人间有了共同的媒介语。

孙中山的革命思潮带为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鼓励设立女子学校，女人被允许加入社会活动和参加孙中山革命。

孙中山革命成功后，在1912年8月13日成立国民党。得到英国殖民政府的许可后，便在马来亚成立国民党马来亚支部。由于英国当局认为非与英殖民政府对抗，1912年12月18日，又许可在新加坡成立北京国民党星洲联络支部。国民党在马来亚继续作合法活动，直到1925年其注册被吊销，理由是未根据社团法令提供所需的资料。虽然如此，国民党的活动未停止，而是继续秘密地存在。而国民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活动，为日后的抗日战争、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政治运动等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对东南亚其他地区华人的影响对，美国华人的影响，对日本华人的影响，对欧洲华人的影响，对世界其他地区华人的影响。

历史意义

首先，辛亥革命给封建专制制度以致命的一击。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历史的前进。辛亥革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共和的权利，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想做皇帝，无论谁想复辟帝制，都在人民的反对下迅速垮台。

其次，辛亥革命推翻了“洋人的朝廷”也就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帝国主义不得不一再更换他们的在华代理人，但再也找不到能够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再也无力在中国建立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

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民国建立以后，国内实业集团纷纷成立，开工厂、设银行成为风气。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在短短的几年内就有了显著的增长，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

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亚洲的历史上也是一次伟大的转折。列宁把辛亥革命视为“亚洲的觉醒”。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

在民国前几年，知识分子们和革命的参与者尚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推翻满清而兴奋不已，对辛亥革命的成就有较高的评价。不过，由于共和民主并没有在辛亥革命后得到真正的实施，因而人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反思。孙中山在1921年给俄罗斯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提到“现在我的朋友们都承认：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孙中山在遗嘱内也嘱咐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政治革命不足以救中国，因此要进一步发动文化上的改革。

1920年代以后的国共两党，则对于辛亥革命有了较高的评价。国民党视孙中山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视辛亥革命为其所领导成功的革命，赋予辛亥革命有极高的评价，辛亥革命是现代中国史的起点，是中国能发展成民主及现代的国家最重要的关键。

而共产党虽然认为辛亥革命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只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没有建立共和体制，更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和深刻的社会革命，来达到平均地权的主张，而是在列强的压力下，与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妥协，把胜利果实拱手相让。但同时又认可辛亥革命是个具有阶段性成就的革命，为后来进一步革命奠定基础。

例如刘少奇认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周恩来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何香凝认为“辛亥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它摧毁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广大人民中传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促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新发展”。

这种以视辛亥革命为正面意义的想法，1950年代以后的海峡两岸，都是主流的观点。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篇2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统治后, 袁世凯窃取国家政权, 进行复辟帝制活动, 其后又发生张勋复辟闹剧。此期, 帝制余孽、封建遗老活跃异常, 尊孔复古声浪甚嚣尘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中国民族工业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 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力量都有较大增长。同时, 曾取得过极其光辉灿烂成就的封建文学也逐渐走向其尽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深受西方近代思潮影响、有志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 起而奔走呼号, 发起和倡导了新文化运动。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 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陈独秀、李大钊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 热情宣传民主和科学思想, 激烈批判封建纲常道德, 批驳遗老们欲把孔教定为国教列入宪法的荒谬主张。反对旧思想、旧道德, 提倡新思想新道德的思想革命深入开展, 必然要求文学革命。文以载道的观念, 使旧文学浸透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容, 僵化的语言和形式, 既影响思想革命的深入, 也阻碍着文学自身的发展。因此, 文学革命是适应思想革命的要求而发生的。

1917年1月, 《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这是介导文学改革、提出系统理论主张的第一篇文章。同年2月, 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胡、陈的发难, 得到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 于是在《新青年》上展开了文学革命的讨论。文学革命由此而兴起。

一、在思想上, 它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

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们认为, 国民性的改革归根结蒂是革除旧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 建立新的与共和制度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根本之点就在于“重人的价值”, 树立“独立人格”。为此目的, 他们提出三个响亮的口号:个性主义、科学、民主。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一篇阐述新文化运动宗旨的文章中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 ……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因此, 他向青年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项人生准则。这就是要青年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人生态度。从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 树立起科学民主意识, 于是就产生新的价值观念, 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与传统的以纲常名教为基础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是格格不入的。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 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 乃是一种“奴隶道德”, 它使为民者、为妻者、为子者都成为“附属品, 而无独立自主之格矣”。真正主张文学革命的陈独秀在1917年2月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 明确提出革命文学的“三大主义”作为反封建文学的响亮口号:“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 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 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 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他的“三大主义”不仅反对旧文学陈腐的形式, 而且着重反对了封建文学腐朽的思想内容。他还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从而“革新政治”的“利器”。总之, 陈独秀的文学主张, 触及到了文学革命的根本问题, 即文学的性质、服务对象和社会作用等问题, 公开地向封建文学宣战, 正面地提出建设新文学的建设和口号, 体现了激进民主派在文学革命上的革命要求。面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 他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义正辞严的宣称:“本志同本人本来无罪, 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 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 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 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 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在文学革命中, 文学先驱者对封建文学礼教都做了不同程度的批驳与打击。钱玄同在讨论中提出小说戏剧为文学正宗的主张, 要求改变旧文学轻视小说、戏剧的传统观念。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 描写非人的生活, 怀着悲哀或愤怒, 是人的文学;感着满足, 带着玩弄与挑拨, 是非人的文学。他以这种理论来反对违反人性的礼法制度和兽性的遗留, 把违反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旧文学作为“非人的文学”加以排斥。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对封建主义揭露批判所达到的高度及深度, 以及崭新的形式和富有表现力的白话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

二、在政治上, 文学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做了舆论准备, 同时它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

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 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现了改造中国的新道路。他们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李大钊。1918年, 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 论述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 欢呼社会主义的胜利。1919年5月, 《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专号”, 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学说。他的《物质变动和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基本原理, 把批判封建思想道德的斗争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

以《新青年》为核心, 新文化运动逐渐成为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统一战线文化革命运动, 指导思想也逐渐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向无产阶级文化思想转化。新文化运动在思想上为五四运动作了准备。文学革命对封建思想、封建文学的坚决彻底批判, 唤醒了许多人的觉醒,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准备上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做了舆论准备。

三、在文学本身上, 它宣告了漫长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 宣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 这是划时代的伟大转变

文学革命是文学观念、文学的思想内容, 文学的语言形式的大解放、大革命。文学革命批判“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旧文学观念, 宣传了现实主义文学思想。1917~1920年, 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思潮, 现实主义占主潮地位。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三大主义”中提出建设“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号召, 批评旧文学不反映“人生”、“社会”, 不能“赤裸裸的抒情写世”。胡适虽致力于文学的工具改革, 但文章涉及内容之处, 宣扬的主要也是现实主义思想。如《文学改良刍议》中认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 故能在真正文学”。在《易卜生主义》中, 他又着力介绍宣传易卜生的现实主义:“易卜生的人生观, 只是一个写实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等, 提倡的是为人生的以真为主的现实主义文学。以上举例是都说明文学革命倡导者在理论上宣传的都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为新文学开拓了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的光辉道路。

文学革命在创作上取得重大成就。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小说对封建主义揭露、批判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及其现代意识, 以及崭新的形式和富有表现力的白话, 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郭沫若的新诗, 体现了“五四”反抗叛逆、破旧创新的精神, 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 开一代诗风。《新青年》上胡适、刘半农等人的白话新诗, 《新潮》上叶绍钧、杨振声等的白话新小说, 康白情的新诗都是文学革命的最初实绩, 白话文运动取得胜利, 这些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

新文学浸透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等近代思想, 并具有社会主义思想因素, 出现了新的主题、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文学引起了话剧等新的文学体裁, 进行了新诗的创建和小说形式革新, 特别是以白话代替文言, 使白话文学立于正宗地位。新文学的诞生, 结束了古典文学, 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

四、在世界意义上, 它是十月革命后世界范围内出现的革命文学潮流的组成部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鼓舞了东方各地区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解放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一些国家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 新的历史格局的出现, 不仅推动了东方民族革命文学的发展, 而且形成无产阶级文学。我国也深受俄国革命的影响, 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并翻译了许多同时期的外国作品, 如译载了易卜生的《娜拉》、《国民公敌》等剧本, 刊登了胡适的长篇文章《易卜生主义》。当时, 介绍翻译较多的是现实主义文学, 如俄罗斯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 俄国文学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精神, 对中国的新文学影响很大。我们所进行的文学革命具备当时世界文学的特征。首先, 反帝反封建倾向成为各国文学的共同主题, 许多作家走出书斋, 以自己的创作天才为武器, 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进行口诛笔伐。他们描写现实世界, 展示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 号召民众行动起来, 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而斗争。其次, 无产阶级文学是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无产者为主人公, 描写他们的生活, 反映人们的厚望。再次, 一些主要国家产生了有组织的文学社团, 开展有组织的文学运动。最后, 在创作方法上, 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为主。由此可以看出五四文学革命的确是世界革命文学潮流的组成部分。它使中国文学从禁锢束缚状态走向自由开放, 从闭关锁国状态面向世界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崭新时代, 同时对世界文学革命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五、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完成了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历程的最后阶段

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历程是和中国近代经济、政治的变化以及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水平密切联系的, 它大体上经历了物质层面的文化变革、制度层面的文化变革和观念层面的文化变革三个阶段。当时, 这种阶段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它并不是说, 在某个阶段中只有某一特定层面文化的变革, 就完全没有其他层面文化的变革, 而是说在某个阶段中某种层面文化的变革居于主要地位。

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和传播, 冲击和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传统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 实现了物质层面的文化变革。辛亥革命后, 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这是一场制度革命的胜利, 以后, 虽然发生了袁世凯和张勋两次复辟, 但是都很快失败了, 这表明共和观念已深入人心。但是, 复辟的事实又从另一方面说明, 仅有制度层面的变革是不够的, 它不能巩固, “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是不会成功的。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使中国的文化变革进入观念层面近代化阶段, 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同时, 也为巩固共和制度在思想上、观念上的做出贡献。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折的历史条件下, 在西方近代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下发生的。作为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方面的文学革命, 也是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反封建文学的革命。文学革命以后, 中国文化在一个新的水平上迅速发展, 并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文化的兴起, 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近代新文化运动也从旧民主主义文化转为新民主主义文化, 因此, 文学革命具有划时代意义, 是中国近代文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摘要：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革命, 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的要求, 适应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要求而兴起的。中国历史上还未曾有过如此大规模的彻底反封建的革命, 因而, 这场运动有力地冲击和扫荡了封建思想, 对中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 对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 都有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历史必然性

参考文献

[1]吴宏聪, 范伯群.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2]金元浦, 孟昭毅, 张良村.外国文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篇3

辛亥革命的文化意义

辛亥革命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辛亥革命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破除迷信，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

尽管辛亥革命以武昌起义作为起点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革命的反帝反封建色彩却十分鲜明。在武汉三镇打响第一枪之後，各省纷纷响应，革命怒涛终於汇成冲天巨浪，一举冲垮了金銮殿上的皇帝宝座。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我国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神权、君权、父权、夫权成为压在民众头上的精神枷锁，禁锢了人们的灵魂。两千年的专制封建王朝一旦推翻，精神枷锁便失去依托，对三纲五常的迷信也就从此破除。民国初年，党禁、报禁、言禁大开，据1913年7月的统计资料，全国发行的报纸已超过500种，印数在4200万份以上，预示着中华全民族思想大解放的兴起。周恩来曾经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这一功绩：“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後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其次，辛亥革命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积极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经验。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是领导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留学外国或接触洋人、涉及外事的经历。他们在实践中觉察到西方世界先进的一面，也产生了接受外来文化、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愿望。世居澳门的我国近代杰出爱国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其传世之着《盛世危言》中有一篇“华人宜通西文说”。文中写道：“独是天地不能终古而不变，东西洋不能永远而不通，西人来华亦属循天理之自然。自通商以来，我中华人士见其国家富强，器械精利，天文、地舆、格致、制造、算学、矿学、化学等靡不考究精详，穷理深奥，不免欣羡。”这番感言道出了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知识份子的心声，他们在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也积极引进西方和日本等较发达国家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参考他们的先进经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风尚。

再次，辛亥革命倡导科学与民主观念，为新文化运动奠定思想基础。

辛亥革命在推翻封建王朝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社会变化。科举制度废除，新教育制度兴起，男人们剪去辫子，穿上西服，女子也不缠小足了。生活中也出现许多变化，城里建造楼房、铺设马路，乡下人学着识字读书，人们开始使用阳历，流行鞠躬握手礼等。科学逐渐进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人们过问国是的热情不断高涨，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律师行业和政法学校崛起，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就拿妇女问题来说，辛亥革命的成功也开启了女权解放的闸门，1912年时全国已有妇女刊物38种，当时《民立报》还刊登过“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口号，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变化。总之，“科学”、“民主”两个主题已经伴随辛亥革命的酝酿和成功在中华国土逐渐普及，为日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

最後，辛亥革命的精神养料武装了中国先进知识份子的头脑，为未来更深刻的社会革命培养骨干。

由於历史条件的限制，辛亥革命未能动员广大的劳苦大众一同参与，但是，一大批先进的知识份子充当了革命的主力军。他们在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也从革命的成果中获益匪浅。辛亥革命前後的思想大解放为当时世界上流行的多种思潮、学说、主义传入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这种形势下，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革命知识份子学习借鉴了外来的先进思想，又从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中总结了经验与教训，终於在实践中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者。辛亥革命以後发展起来的“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许多早期骨干，正是在吸收辛亥革命精神养料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澳门对辛亥革命文化意义

的历史贡献

在辛亥革命体现文化意义的过程中，澳门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文化特徵与社会条件，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发挥了以下四方面的作用：

第一， 门户与通道作用。

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壁垒森严的顽固堡垒，外来势力要想进入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明末清初以後，封建王朝实行海禁，闭关自守，几乎断绝了与世界交往的渠道。幸运的是澳门由於历史的机遇而得天独厚，从16世纪中期开始，在四百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成为中华帝国唯一对外开放的门户。作为一扇难能可贵的门户，澳门充当了外来文化进入华夏大地的有效通道。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後，帝国主义列强凭藉武力强行闯进中国，在许多地方构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澳门尤因长期置於葡萄牙人的统治之下，西方的物质财富、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等都得以稳固留存。因此，澳门成为西方文化在东方世界的典型样板。

与此同时，澳门也为向往进步、寻求救国之道的有志者提供了走向世界的通道。随着澳门的影响日渐扩大，越来越多周边地区的中国人乐意到澳门去开拓眼界，同时也寻找新的发展机遇。辛亥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便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年轻时到澳门做鞋匠、当裁缝，孙中山也因此从小有机会经常出入澳门，并且经由澳门踏上去檀香山或香港求学发展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也不愧為辛亥革命起步之门。

第二， 视窗与展示作用。

对於世界而言，澳门是外国人观察、了解中国的视窗，澳门为全世界各国人民有效地展示了中国。一方面，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在澳门积淀传承，无论是语言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等，都强烈地烙上中华民族的印记，外国人来到澳门，便能接触进而逐渐了解中国文化，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当年耶稣会士利玛窦、罗明坚等人想到中国传教，正是先到澳门学习中国礼仪习俗和语言，然後才逐步进入内地的。

另一方面，澳门这个视窗也为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宣传革命提供了有利条件。孙中山1892年7月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後，即到澳门镜湖医院行医，开创了中国领土上西医治疗的先例。1893年7月，中山先生与葡萄牙籍友人费尔南德斯在澳门创办《镜海丛报》（中文版），他亲任主笔与编辑，撰写大量饱含革命激情、充满革命言论的评论或文章，还刊登有关革命的消息新闻。1895年11月初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州武装起义失败，《镜海丛报》即刊登了有关电讯。由此可见，澳门这扇视窗也向国人和世界展示了革命党人的革命主张和精神风貌。

第三， 熔炉与催化作用。

澳门虽然面积不大，却是一个地灵人杰的风水宝地。对於辛亥革命而言，澳门还是一个大熔炉，发挥了培育革命者成长的催化作用。由於葡萄牙当局实施管理多年，澳门不像内地那样在封建王朝统治下戒备森严。居民的言行相对自由，开展革命活动也相对容易。孙中山在香港就学期间，时常利用周末和假期来到澳门，与志同道合的好友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等聚会谈心，议论国事，交流政见。四人对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恶痛绝，大胆提出“勿敬朝廷”的口号，在当地被人们比作“四大寇”。这些活动有效地孵化了革命思想，锻炼了革命青年的才干，为日後开展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当时主张改良维新的着名思想家郑观应正蛰居澳门老家，孙中山遂有机会拜访这位前辈并深受教益。郑观应编印《盛世危言》时，曾将孙中山撰写的《农功》一文润色後编入其中。1894年（光绪二十年），血气方刚的孙中山将自己的政见主张写成《上李鸿章书》，郑观应特地致函李鸿章的幕僚、洋务运动核心人物之一的盛宣怀，推荐孙与其相识，并请盛宣怀将孙转荐李鸿章。上书李鸿章的无效是促使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之一，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迈开了职业革命家生涯的第一步。这一切都同孙在澳门结识郑观应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澳门也是辛亥革命的催化助长因素。

第四， 屏障与保护作用。

澳门由於长期置於葡萄牙的实际管治之下，中国政府的势力相对薄弱。尤其到了清朝末年，更是日渐衰落，无力过问澳门事务。这样就像设置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保护了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志士开展反对本国政府的革命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辛亥革命的酝酿提供了方便。1905年，孙中山联络数个革命团体，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随即派人到包括澳门的多个地方筹建同盟会的分会。1909年冬，同盟会澳门分会成立，会址即在南湾街41号。澳门的同盟会会员们积极开展筹款和宣传活动，还秘密策划了反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在武昌首义成功的鼓舞下，1911年11月2日，澳门同盟分会组织了香山起义。3天后香山光复，对广东全省的革命党人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又3天后广州也宣告光复。香山与广东的起义与全国各地的起义遥相呼应，终於汇聚成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推翻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王朝。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篇4

说明：适用于国开(中央电大)本科所有专业学员基于网络的终结性考试。

试题：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是什么？

答：

1.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为尔后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二，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形成了“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帝制时，均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和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

第三，辛亥革命猛烈冲击了封建传统的潜篱，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自点以来，皇帝被看作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权威，如今连皇帝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辛亥革命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思想进步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便奔胸向前，不可阻挡了。

第四，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以振兴实业为目标，设立实业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在几年后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从而在客观上对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革命政府还大力整顿社会陋习、以扫除旧时代的“风俗之害”。例如，人们见面时用鞠躬、握手取代了封建时代的跪拜礼;男子以“先生”“君”的互称取代了代表封建等级的“老爷”等称呼;剪辫易俗之风迅速席卷全国，社会上出现了新风尚、新气象。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风气，也有助于人们的精神解放。

第五，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2.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从客观方面说，辛亥革命发生于帝国主义时代，而帝国主义是决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役对象和市场的。因此它们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财政等各种手段来破坏、干涉中国革命，扶植并支持它们的代理人袁世凯夺取政权。帝国主义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势力以及旧官僚、立宪派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

从主观方面来说，这场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领导者—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存在许多弱点和错误。主要是：

第一，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口号，甚至幻想以妥协退让来换取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和支持。只强调反满和建立共和政体，并没有认识到必须反对整个封建统治阶级，致使一些汉族旧官僚、旧军官也混入革命的营垒。受当时政治局势的左右和妥协退让思想的支配，革命党人最后甚至还把政权拱手让给了袁世凯。后来，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并总结有关教训时说过：“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之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第二，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由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他们不敢依靠反封建的主力军—农民。在革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也曾经联合新军(多数是穿起军装的农民和学生)和会党(以游民和破产农民为主体的秘密结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员了群众的力量，但在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他们便把群众抛弃了。他们不但不领导农民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反而指责农民“行为越轨”，并派兵加以镇压。正因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一农民没有被动员起来，这个革命的根基才显得相当单薄。正如毛泽东所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第三，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同盟会内部的组织比较松懈，派系纷杂，缺乏一个统一和稳定的领导核心。甚至有人主张“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有的还另建党派，自立山头。孙中山指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这些弱点、错误，根源于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却没能改变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的统治基础，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辛交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没有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为中国谋求新的出路。

尽管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但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的业绩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永远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经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们对革命的继续追求也绵延不绝。许多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后来也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

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篇5

作者：风雨如

文章提要：

一、理论宣传的重要性

二、群众斗争的自发性

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四、新旧军队的动摇性

五、改良主义的危害性

六、地主阶级的狡猾性

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今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纪念辛亥革命，我们应当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呢？最近，我读了几本有关辛亥革命的书，心有所得，写出以下几点粗浅的分析和认识。

一、理论宣传的重要性

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之前，革命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开展了理论宣传、舆论准备工作，没有一个例外。辛亥革命亦是如此。

1903年，在日本的留学生陈天华写了两本通俗小册子，《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本小册子在国内散播很广，影响很大。他说：列强“把我们十八省都画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隶一般，中国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马一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我们倘不把这个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虽说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抗，难道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抗么？”

也是在1903年，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他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与此同时，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著名文章。康有为说，“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所以他断定革命一定会造成混乱，不会有好结果。为驳斥这种论点，章太炎的文章说：“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由于《苏报》发表了《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抨击皇帝和清政府，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清政府便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罪名将章太炎、邹容逮捕。1904年5月，他们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1905年，邹容被折磨致死。1906年，章太炎刑满出狱。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也是清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国同盟会的根本政治要求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其机关刊物是《民报》，《民报》发刊词为孙中山所撰，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民报》驳斥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开明专制，反对土地国有等主张，一时成为革命斗争的号角。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所做的多年的艰苦的理论宣传、舆论准备工作，就不会有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是一条非常宝贵的历史经验。

二、群众斗争的自发性

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对内残酷压迫，对外屈膝投降，不仅引起了革命的人的不满，也引起了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的强烈不满。农民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也是无组织、无纪律、无纲领的。这是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对此，我们没有理由求全责备。但是，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正是这些农民的反抗斗争，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一书中写道：

在各地群众的自发斗争中，有两种斗争居于突出地位：一是饥饿的群众起来抢米抗漕；另一种是群众起来反抗清朝官方的所谓“新政”。这些斗争的锋芒都是针对着清朝统治者。有些地方的群众在进行这些斗争的同时，也打击洋人的势力。客观形势的发展使群众以低级的、自发的形式把反封建的斗争和反帝的斗争结合了起来。（第752页）

当时在各地办的“新政”，包括办学堂、办警察、修铁路，以至查户口、钉门牌等等。所有这些“新政”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反抗，因为群众所看到的是横征暴敛的加强，他们根据经验也绝不相信这个只知卖国的政府会做出对人民有利的好事来。（第755页）

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从这种斗争中看出群众的力量。孙中山在1907年发动钦州防城的起义时，对于当地农民反抗糖捐的自发斗争置之不顾，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事实上，这种到处蜂起的、自发的群众斗争，主要是农民群众的斗争，使清朝统治的基础发生严重的动摇，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客观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依靠这种力量才能够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一举而推翻清朝统治。他们不能自觉地组织和动员这种力量，又是他们虽然推翻清朝统治但并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的根本原因。（第758页）

广大的贫苦农民群众和城市贫民群众在辛亥革命中是重要的角色。他们的革命力量虽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但如果不存在这种力量，各省的“光复”不会这样迅速地实现。同时，因为这种力量并没有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各省在宣布共和胜利声中，革命的果实都落到善于随机应变的旧势力的手中。（第856-857页）

辛亥革命18年后，37岁的郭沫若在日本完成《反正前后》一书。书中在回忆当时成都的情形之后，对上述问题做了比较清醒的分析：

但是，朋友，你们且莫忙单作为滑稽的现象，而以一笑付之。我有意把这些滑稽的现象写出来，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修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

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这后于一九○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

以上史实告诉我们：第一，任何一次社会大变革的前夜，都会出现自发性的群众斗争。虽然这种斗争是盲目的，甚至是野蛮的，但是它又是合理的、正义的。因为这种反抗压迫的斗争，归根到底是被统治阶级逼出来的，这与《水浒传》里的英雄好汉们被逼上梁山是同一个道理。第二，当统治阶级处于末路的时候，它的任何“新政”都是对付群众斗争的骗局，都是为了苟延残喘，也都瞒不过群众的眼睛。第三，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他们的阶级和世界观的局限，不能正确认识、对待和引导群众的自发斗争，使自己处于孤立状态，使革命归于失败，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

三、革命爆发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为什么在武昌爆发呢？武昌起义者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就夺取了政权呢？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是由失去了领导的革命士兵们打响的，仅仅经过一夜的战斗，到了10月11日早晨，武昌的政权就掌握在革命士兵们的手中了。当时，同盟会的领袖们或在国外，或在上海、香港等地。发动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一些带头人都不在现场。孙中山曾说，他在辛亥革命前经历过“十次革命之失败”，也就是十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实际上不止十次）。他刻意组织、领导的以推翻清王朝为目的的起义一次也没有成功，而不是由他组织、领导的武昌起义却在一夜之间成功了。从这些现象上看，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确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任何偶然性的事物之中都包含着必然性。恩格斯说：“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所以，我们不能把武昌起义看作一种纯粹的偶然现象。

武昌起义的成功，是武昌的革命士兵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这个成功绝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是多年间全国各地无数次的由无数革命党人和农民群众抛头颅、洒热血的自觉斗争或自发斗争失败之后结出的胜利果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说，武昌起义前的种种斗争都是星星之火的话；那么，到了1911年，星星之火就形成了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这是历史的必然。

当全国都布满了干柴的时候，干柴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燃烧是一种偶然；但是，只要有干柴的地方，迟早要燃烧，这是一种必然。当火山进入苏醒期的时候，火山在什么时候喷发是一种偶然；但是，只要火山矗立着，它迟早要喷发，这是一种必然。事实上，当荡涤留在旧世界上的污泥浊水的怒潮已经隆隆可闻的时候，它从哪一条洪堤上倾泻下来，已经不再重要了。

四、新旧军队的动摇性

在辛亥革命中，发生了多起新旧军队的反戈事件。特别是新军的士兵们，纷纷倒向革命，调转枪口，指向反对阵营。

参加武昌起义的士兵，就是清王朝军事改革的产物——新军。武昌起义12天后，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新军起义。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上海，稍晚一点还有四川等地的新军起义。此外，清王朝的海军也倒戈到了革命方面。

而一向被视为可靠的旧军（巡防营），也有反叛的。湖南和陕西的旧军，几乎全数参加了起义。长沙城外的新军武装进城，守城的巡防营士兵不发一枪阻拦。贵州省城陆军小学堂的学生举行起义，巡抚衙门的卫队拒绝向起义者开枪。

这说明，当一个王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当它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时候，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具有讽刺性的是，清王朝苦心经营出来的新军，竟然成为埋葬它自己的一把铁锹。

五、改良主义的危害性

1905年同盟会成立，在日本出版机关刊物《民报》，比较有系统地宣传革命的主张。康梁的保皇党则随着清朝朝廷宣布“预备仿行立宪”而起劲地鼓吹君主立宪。这样，在1906年到1907年间，一方面以《民报》为主，一方面以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为主，展开了一场革命还是改良的大辩论。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这场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政府，建立一个民主共和的国家。

耐人寻味的是，在国内，主张改良的报刊能够公开出版发行，而革命派只能秘密传布他们的出版物。由此可见，改良派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的。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写道：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力量推翻清朝统治，也正是打击站在它背后的外国帝国主义。同盟会的成员们都对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的事实感到愤慨，热烈地企望革命能使得中国获得独立。有些同盟会员明确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称清朝为“洋人的朝廷”的陈天华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又例如在《民报》上撰文的汪东认为，“及今之世，而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其末由”（第710页）

为了担心会遭到清政府的禁止，梁启超在宣言书中特别声明：“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这种跪在专制统治者面前乞求立宪的丑态，足以说明梁启超同样是迫切企待从清朝的立宪中找寻政治出路。（第719页）

立宪派使自己站到了维护清朝统治的立场上，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革命派的猛烈的攻击。清朝政府已经极端腐朽，并且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已经成为中国前进中必须扫除的障碍。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状，也就充分暴露了立宪派的立场的反动性。（第723页）

立宪派提出来这些说法，没有把革命派吓倒。革命派用朴素的逻辑，根据驳不倒的事实回答了这些说法。“内乱”难道是革命造成而不是清朝的统治造成的吗？难道不正是腐朽而恶劣的清政府造成了到处民不聊生，民变蜂起的情势吗？（第727页）

从孙中山、黄兴到秋瑾、徐锡麟，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把革命看做是和武装斗争不可分的。他们蔑视清朝的所谓立宪，也绝不相信那种认为“政治革命”可以用劝告、请求的方法来进行的说法。他们继承了中国农民革命的优良传统。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有效地组织和进行武装斗争，这问题是他们所没有解决的。（第746页）

从以上史实中，我们可以看出，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实际上还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社会的主要矛盾究竟是民族矛盾呢，还是阶级矛盾？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水平，自然还没有达到从本质上区分社会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高度，他们也不明白“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但是，他们从斗争的实践中已经朴素地意识到：既然清王朝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就必须把解决清王朝的问题放在首位。

吴玉章在他所著《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中，在回忆革命派与改良派在1906年的一场斗争之后，写道：

但是，康梁等人并不甘心于失败。当清朝政府假意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他们欣喜若狂，积极组织立宪政党，准备回国去做清朝的立宪功臣。于是，革命派与立宪派（改良派）的斗争便由以理论为主而转为以行动为主了。（第87-88页）

事实正像他所说的，当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就从笔墨之争变为兵戎相见了。例如：湖北的汤化龙排挤年轻革命军人，阴谋窃取军政府的权力；贵州宪政会引进滇军唐继尧部，摧毁由自治学社掌握的军政府；山西谘议局长梁善济于附从革命后，又在清军攻太原时充当内应；张謇以章太炎倡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为口实，诱使革命党人解散同盟会；在建都问题上，改良派群起责难孙中山，迎合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愿望，实际上对袁世凯的窃国行为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对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危害作用加以分析。

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迷惑性。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在同改良派的笔战中取得了优势，使改良派威风扫地。但是，那都是在知识分子中进行的，广大底层民众知之甚少。辛亥革命的狂飙给改良派以一种机遇，使他们处于一种很有利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没有当权，很容易把自己说成是赞成革命的；一方面他们又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很容易拉拢一般年青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条件迷惑民众，从而在革命中或先发制人，充当革命的领导者；或后发制人，从革命派的手中攫取革命果实；甚或充当杀戮革命派的刽子手。

第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依附性。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时刻没有忘记争夺领导权。他们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他们是凭据自己力量做的吗？不是的。改良派身后站着封建地主阶级，他们不过是封建地主阶级用来篡夺革命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改良派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力量，它在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决裂时，就只能依靠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这些最反动的势力，充当他们的鹰犬。

值得一提的是：在领导权问题上，从辛亥革命的开始到结束，从革命的中心到各个省份，反而是革命派颇为被动和狼狈。他们既得不到上层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支持，又不愿意到下层发动农民阶级，身旁还有改良派的掣肘……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回味的。

第三，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的摇摆性。

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的《前言》中，作者对清末谴责小说作家的政治思想做了这样的分析：

在他们看来，现实生活是充满了黑暗和丑恶的，但他们不知道，那丑恶和黑暗的根源正是他们恋恋不能舍去的东西；而唯一能够从根铲除一切黑暗和丑恶的，是来自人民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对人民力量，却比对于任何黑暗和丑恶更为害怕。

这里所说的，是清末谴责小说作家的思想局限。同时，它也是自古以来一切摇摆于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局限，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局限。资产阶级改良派在革命中时而热情，时而消沉；时而激烈，时而绝望；时而首鼠两端，时而见风使舵……不就是摇摆性的体现吗？但是，所谓摇摆，只是暂时的，他们归根到底是必须选择的——或者光明，或者黑暗；或者人民，或者人民的反面。

列宁说：“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479页。）这是改良主义的本质。正是这个本质，决定了改良主义者，包括辛亥革命中的改良主义者的历史命运。

总之，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是极为不光彩的。他们的种种劣行，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辛亥革命的失败，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改良派，但是，形象地说，他们在革命中确乎起到了一种“绊马腿儿”、“别象眼”、“防火墙”、“落井下石”的危害作用。

六、地主阶级的狡猾性

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在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他们把这种政治经验发挥得淋漓尽致。

辛亥革命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这引起了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的极度恐慌，因为那个制度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他们必须站出来捍卫这个制度，同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们充分暴露了狡猾性、欺诈性、残暴性等等恶劣的阶级本性。当革命浪潮猛烈袭来的时候，他们就后退一步，保存实力，让资产阶级改良派暂时站到一线，充当他们的盾牌。当资产阶级改良派筋疲力尽地排挤了革命派，企图或已经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就以逸待劳地一脚把改良派踢开。当改良派也抵挡不住革命浪潮，就要失守阵地的时候，他们就拔出剑来，赤裸裸地杀向革命派……总之，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中，封建地主阶级始终玩阴谋，耍手段，从而使自己占据着有利的阵地，在战斗中得心应手。

代表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同资产阶级革命派作战的领军人物是封建军阀袁世凯。袁世凯的家族是几代的大地主，他在河南就有四万亩左右的土地。他对待资产阶级革命派采取了又打又拉的策略。可以收买的，他就收买，汪精卫等若干老同盟会的人不就是被他收买的吗？收买不了的，他就使用暗杀手段，宋教仁不就是死在他的手下吗？连孙中山这样身经百战的政治家，都曾一度踏入袁世凯的陷阱。

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够老道的了，他的身后还站着老谋深算的封建地主阶级，而封建地主阶级的身后又站着张牙舞爪的帝国主义列强。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是在同三种政治势力进行斗争。加之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被篡夺以及袁世凯上台后所表演的种种丑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七、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　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帝制），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是成功了。但是，它并没有结束中国的封建统治，“皇帝”的名称变为“总统”，形式变了，内容并没有变，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是失败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中国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梦想破灭了。毛泽东指出：

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青年运动的方向》）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辛亥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封建力量的强大，革命果实被封建军阀篡夺，失败的外部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控制，对军阀袁世凯的支持，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资产阶级革命派提不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表现妥协和寄予幻想；它没有形成坚强统一的政党，组织松散，派系复杂；它没有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主要是依靠少数人的孤军奋战……

鲁迅　先生在他的几篇小说中，以艺术的形式深刻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阿Q正传》中所描写的赵太爷、假洋鬼子等不准阿Q革命，不正撩开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身上的致命伤吗？《药》是写辛亥革命之前，通过华老栓给儿子买人血馒头的故事，展示了底层群众同革命和革命烈士之间的巨大隔膜。《**》是写辛亥革命之后，通过仇视革命的赵七爷和不习惯于革命的九斤老太等人物形象，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有时，我竟这样想：研究辛亥革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不读那些高头讲章，但是，不可不读先生的这些文章。

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行不通。辛亥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反帝反封建彻底胜利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这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结论。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辛亥革命前后那些热血如歌的烈士们：林觉民、秋瑾、徐锡麟、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还有像陈天华、姚洪业、任鸿年那样的悲壮青年。此刻，他们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我的眼睛湿润了……烈士们的鲜血不能白流啊！烈士们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革命事业，不能付诸东流啊！

——谨以此文献给辛亥革命烈士的在天之灵！

作者附识：

高中历史辛亥革命教案 篇6

1.知识与能力：知道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兴中会创立、中国同盟会及其纲领、“三民主义”、武昌首义、中华民国建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清帝退位、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等基础知识;概括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归纳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2.过程与方法：阅读教材，掌握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了解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以及革命党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斗的史实，树立刻苦学习、立志成才、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和与时俱进、追求真理、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

【教学要点】

重点：1.通过同盟会成立过程及其纲领，正确理解辛亥革命的性质;

2.掌握中华民国建立前前后后的斗争历程，正确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3. 掌握中华民国建立前前后后的斗争历程，正确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难点：正确理解 “三民主义”的含义;辛亥革命既然己“打倒”了皇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却为什么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辛亥革命既然己“打倒”了皇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却为什么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请学生说出生活中用“中山”命名的地名街道或物品。中山市、中山路、中山装、中山公园、中山大学……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孙中山以及他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

新课探究

一、革命先行者孙中山

1、孙中山简介 2、孙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动

3、孙中山早期创立的革命组织

名称 成立时间 地点 领导者 目标或纲领 刊物 性质或地位 兴中会 1894年 檀香山 孙中山 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同盟会 19 日本

东京 孙中山(总理) 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三民主义” 《民报》 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4、“三民主义”

内容：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就是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民权主义就是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的核心是“平均地权”。

评价：三民主义是当时中国最完整、最进步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是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指导思想。局限性：没有明确提出反帝任务。

二、辛亥革命

1、武昌首义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篇7

然而, 封建体制强调中央集权而限制地方实力发展的劣根性矛盾和满汉之间固有的国内民族矛盾, 使“洋务运动”湮灭在甲年海战战败的硝烟中。甲午战败, 老大封建帝国被刚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满三十年的东夷小国所败, 证明在封建体制内拯救国家危亡是行不通的, 对近代中国思想与政治变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救亡图存, 维新变法与立宪、革命, 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轴。

可是, 认识到社会变革之必要, 仍然经历了一个复杂而血腥的过程。1898年戊戌变法, 以六君子被杀害而告终。但是变法所引起的社会震动, 不仅在一般民众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对于封建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 其影响作用也是巨大的。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斗争, 也给封建最高统治者变法维新才得以“图存”的巨大压力。

义和团运动的发展, “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 不啻给慈禧太后及其势力以民心可用的讯号。由于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入侵, 满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 其直接后果是中国史上最大的一笔对外赔款和中国主权的进一步沦丧, 中国正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 正因为有恶劣的后果, 也带来了新的开端, 甚或说是有利于制度变迁的可喜变化, 满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开始认识到改变国体、发展资本主义新政改革的迫切性。1901年1月29日在西狩的归途中慈禧太后发布上谕, 将盲目排外之臣如载勋、载漪、载谰、英年、启秀、徐桐等或自尽、或赐死、或监禁、或正法、或革职等等, 于是曾在朝中享有强大权势的守旧力量几被“芟除殆尽”, “转为国家权力结构里奄奄一息的一方”, 其结果是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督抚大臣进一步走向权力中心, 出现了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更为重要的是朝中士大夫再无明目张胆反对政治改革者, 甚至出现“群臣争言新政”的局面。无论是出于自保、亦或是真诚地认识到变革的需要, 这种政治气氛显然是新政改革的必要基础。正如因慈禧太后西狩而得宠的岑春恒所言:“朝廷自庚子之变, 知内忧外患, 相迫日急, 非仅涂饰耳目, 所能支此危局。故于西狩途中, 首以自强为询……辛丑回銮, 即陆续举办各项新政。”清末立宪运动就此兴起。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 清末出现了资产阶级立宪派主导的宪政运动。

清末资产阶级立宪派主导的宪政运动, 得到了清末广泛存在的各种政治团体与政党支持, 包括清八旗组织在内的社会各阶级阶层人士都参与到了宪政运动之中, 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不幸的是, 倡导宪政运动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于1908年先后逝世。封建统治的继承者, 对不断发展的宪政运动持消极对抗的态度, 缺乏政治权威的统治集团无法及时将社会变化的情势和人民的意愿予以制度化, 加速立宪进程, 导自了三次大规模的开国会请愿活动。满请封建统治者在请愿活动中威信尽失, 最终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夺取了引导社会变革的主导权。“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 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

因此, 辛亥革命胜利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清末各种社会政 (下转327页) (上接263页) 治力量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 具有历史的客观必然性, 不存在“速胜”之虞。

同样, 纵观世界历史, 辛亥革命也不存在“速败”之说。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了, 不能因此认为辛亥革命“速败”了, 它只是按照自己的轨迹, 不断地延续着革命的使命。纵观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封建斗争, 没有一国的革命是一蹴而就的。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从独立战争开始, 直到南北战争解放黑人宣言的实施, 其反封建斗争才基本结果。英、法、德亦如此。英国资产阶级政体的确立, 始于1640开始的议会斗争, 其间经过内战、克伦威尔统治、斯图亚特王朝复辟, 到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发动光荣革命, 前后经历了四十四年。法国大革命从1789年巴黎起义攻占巴土底狱开始, 三年后废除君主立宪, 成立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经历吉伦特派、雅各宾派专制、热月党人统治, 到拿破仑帝国建立、波旁王朝复辟, 直至1848年欧洲革命, 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才基本结束。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启蒙阶段发育最充分, 外有英美法资产阶政革命的熏陶, 内有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古典思想家的启蒙, 资产阶级革命发端于欧洲革命, 在19世纪60年代经过三次王朝战争, 建立了普鲁士帝国, 经过铁血宰相俾斯麦统治, 严格地讲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其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才基本告一段落, 而希特特封建法西斯主义, 更是封建思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翻版。亚洲的日本, 虽然明治维新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 日本的社会实质是以封建武士为主体的封建法西斯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 日本现代资本主义政体的真正建立, 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自民党结束其长期执政才开始的。因此,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历程看, 中国的辛亥革命没有“速败”, 它只是按照自身的轨迹在不断地运行和发展。我们今天反对的一言堂、家长制等官僚主义作风, 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的延续。辛亥革命是伟大的, 其后一百年在辛亥革命精神的鼓舞下, 中华仁人志士不断探索, 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人民共和国。经过六十多年的奋斗, 在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 改革开放, 在第二、三、四代领导人的领导下, 在辛亥革命跨入第二个百年之前, 中国重新崛起, 迈入了世界第二大国的序列。展望末来, 虽然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仍然很底, 但我们有理由相信, 有辛亥革命伟大精神存在, 有辛亥革命后一百年不屈奋斗精神的鼓励, 在辛亥革命后第二个一百年中, 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 我们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能力和我们优秀文化传统与日月同辉, 光照世界。

摘要：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 中国的仁人志士就开始了在封建体制内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甲午中日战争宣告了此路不通。于是,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相继走上历史舞台, 在封建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倡导下, 清末出现了波澜壮阔的立宪运动。但是继任的封建统治者对不断发展的宪政运动持消极对抗的态度, 缺乏政治权威的统治集团无法及时将社会变化的情势和人民的意愿予以制度化, 加速立宪进程, 导自了三次大规模的开国会请愿活动。满清封建统治者在请愿活动中威信尽失, 最终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夺取了引导社会变革的主导权。“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起推”, 埋葬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 建立了中华民国。

关键词：封建体制内探索,清末立宪运动,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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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篇8

【关键词】赵端；辛亥革命；关河起义；川南革命军

辛亥年发端于云南的关河起义的史料，和卷帙浩繁的“重九”起义的史料相比，显得非常不协调。云南史料中列举同盟会在云南领导的起义，常常将重要的关河起义遗漏。从辛亥年九月初就从关河出发，在四川南部和清政府激烈较量的关河起义的史料，和四川省丰富的保路运动史料相比，也很不协调。全国性众多关于辛亥革命的史料集中，对辛亥年云南四川关河起义的纪录基本缺失。导致大家对关河起义知之甚少，遮蔽了云南四川交界地人民对辛亥革命的巨大贡献，同时，这一历史纪录的遗漏，也妨碍了人们全面地立体地了解和理解辛亥革命。

我们现主要根据关河起义的发动者赵端的回忆录《辛亥革命关河同志蜀战难记》，先来简要回顾关河起义的过程：

关河起义的重要组织者，是大关翠华镇人赵端（1882—1946），赵端字毅佛，号华杰，赵端年幼时在重庆天顺祥票号当学徒，后回家乡就读于昭通书院，时昭通书院掌教为李言龙，后赵端考入云南省高等学堂，不久后考送越南巴维学校学习，不久又留学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是中国同盟会初期会员。赵端在日本积极参与同盟会各种活动，1906年，同盟会云南支部正式成立，创办了同盟会云南支部的机关刊物《云南》杂志，赵端经常将《民报》《云南》《滇话报》三种报刊传递回家乡，以新思想影响了他过去的老师、同学和少年时的好友。

1908年，同盟会在云南策动的黄兴领导的河口起义，杨振鸿领导的保山起义先后失败，消息传至东京，同盟会同志极为愤恨，加之帝国主义对云南的侵略越来越盛，在日本的云南学生尤其愤怒，东京同盟会总部马上召开了留学生全体大会，组成了救亡机关国民会，决定马上分别遣派革命同志回国，继续在各省组织起义，云南依然被列入发动起义的重点省份。

1911年初，广州起义失败消息传到日本，赵端认为四川为长江上游，如果在四川首先起义，能够支持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力量，赵端主动要求担任入川组织起义的任务，他联络了在日本的云南四川同乡，在日本期间，赵端已经通过书信，密约了在滇川交界处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他在昭通书院学习时的老师李龙言，并通过李龙言，再联络了李龙醒、曾俊生、赵瑞卿、赵义泉、李华峰、李联乙、谭源等人，在云南、四川交界处秘密结社，进行起义宣传和准备活动。

1911年6月，赵端抵达武汉，他冒险在武汉谋刺端方，结果没有成功，幸得他本人得以逃离。随后，赵端到达重庆，与重庆同志会同志密谋，但认为此地会众“勇于争路，昧于远图”，和他是“道不同不相远谋”的，于是放弃在重庆组织起义，回到了家乡朱提江，朱提江在云南称为关河，在四川称呼为横江，赵端和事先已经联络好的李龙言、李龙醒、李华锋、谭渊增等人汇合密谋起义。

赵端认为关河横江是滇蜀交通要道，这里的绅士、商人、學生和民众对清朝统治者的反抗意识很浓厚，于是，赵端等人就以横江、关河为据点，成立了团练公所，创立了起义军筹备处，任李龙醒、李龙言、李华锋、谭渊等人为筹备员，分头到附近回龙场、淮头场、普洱、串丝、落雁等乡镇发动队伍，发动李午初、赵义泉、李敬亭、李绍白、李华峰、曾云阶、曾竹坞、冯肇周等人分别去筹备枪械。通过众人几个月的秘密活动，金沙江流域和朱提江流域各县的武装力量，都表示将支持起义，并约定了9月在横江汇聚队伍。

赵端本人则来到了昭通府，约见了昭通镇总兵苏抡元，和苏抡元总兵达成了两项协议，一是赵端等人起义之初，苏不发兵追击和阻击。二是待赵端的起义在四川进攻到一定时候，苏抡元发兵支援。赵端和苏抡元达成协议后，回到横江，得到百姓张灯结彩、燃放爆竹的欢迎。八月底，发动的各处人马都赶到串丝、滩头、横江、普洱等镇。关河一带起义者风起云涌。起义筹备处扎营在普洱渡，起义军白天训练枪法，夜晚集中讲授打仗布阵的战略战术，还在附近山地训练野战战术。

川南革命军9月1日正式宣布起义，革命军从盐津麻柳湾战斗开始，一路昭告天下，同申义举，一边战斗，一边宣传革命，一边接收前来参加起义的军队，集结了队伍一万多人与清军作战，从宜宾挥军直指成都。9月13日革命军在距犍为县十余里的幺姑沱的战斗尤为激烈。傍晚时分，革命军谍报来告：清军从正面三路向革命军扑来，同时，还以数百人进攻隔江李云亭、李云谢两将驻扎的阵地。赵端一面飞快命令隔江警戒，一面整顿军队从三路迎击来犯之敌。革命军奋力苦战，终于将正面敌人击退，击毙敌人二百余人。清军马上组织五百多精锐部队偷袭革命军驻扎的后山，准备合围革命军。赵端激励军士分三路杀出，到江边汇合，等待关河后援到达。这时，李云亭的阵地起了火，清军乘火势，攻陷了李云亭、李云谢两位将领驻扎的阵地，李午初率队救援。这时，驻扎在达苍岩前线的先锋司令曾雨亭也中弹牺牲，梯团长童金亭前去支援，被清军炮弹击中脑部，翻岩坠涧。随后，传来李敬亭、彭九皋、陈联升也牺牲的消息。此时李午初的增援队伍抵达岸边，立即登岸杀敌，李午初尽管腰部中弹，仍冲锋陷阵，踉跄迎战，杀死清军无数，终因体力不支，倒在魔芋田中敌我两方阵亡者的尸体上，傍晚时分，清军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李午初，残忍地割下他的首级回营邀功。其他的革命军一直拼杀到黄昏，山下尸横遍野。幺姑沱血战经几进几退，从早上一直打到晚上，革命军消灭了精锐装备的清军五百多人。战斗结束后，当地民众自发地将一百三十多位革命军烈士遗体归集在一起，合葬于幺姑沱边，并在李午初阵亡处立碑铭功，碑上镌刻“大汉国魂”四个大字，以表敬仰。

一、关河起义有广泛的群众反清基础

关河起义的策源地朱提江流域，人民历来富有反抗精神。1858年李永和、蓝大顺反清队伍最初的五六千人，就在距离关河起义的出发地不远的大关屯上整编出发的，李蓝义军挥师成都，转战滇、川、鄂、豫、陕、甘诸省，罗曾，坚持战斗十多年，产生的影响极大，李蓝起义军的部分后人，也参与了这次关河起义的积极准备工作，并联络大量族人加入了起义军，加上1911年5月，清政府与民争利，将商民筹资集股开办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强行收归“国有”，以路权为抵押向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借款，激起四川商民的强烈反对，四川省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四川各地相继成立了保路同志会、保路同志军，成为川南革命军的主要加入力量，而四川人民对清政府的反抗情绪，使得革命军深入四川后，得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

二、川南革命军得到了滇东北昭通后方和四川北部两部力量的策应和支持

川南革命军的顺利进军，和昭通府总兵苏抡元不闻不问，不追不阻，并已经和革命军达成协议，在适当的时候组织后援支持。同时，川南革命军能够势如破竹，还和留守在关河的革命军人士，不断组织后援跟上有关。

同时，川南革命军的顺利进攻，还和在江津任重庆警察厅提调的吴良桐有关，吴良桐和赵端同是大关县翠华镇人，虽然没有史料证明他们在起义前联络过，但是，吴良桐对江津保路运动和保路同志会活动持支持态度，成都惨案消息传来后，吴良桐立即召集下属和地方耆宿、各界代表集会，反对清政府丧权辱国，还派员与重庆和周边各县保路同志会联络，吴良桐也在九月初，就发表公告宣布江津独立，这对川南革命军起到了呼应的作用。

关河起义是辛亥革命重要组成部分，关河起义是武昌起义的先声，客观上起到了配合、支持和援助武昌起义的作用，关河起义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关河起义在昭通境内和四川南部起到了革命宣传作用，起义组织者在金沙江和朱提江流域展开了广泛的民主共和宣传，这次起义使得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以至于辛亥革命爆发20天后的10月30日，蔡锷、李根源利用云南陆军讲武堂官兵发动“重九起义”，大中华民国云南省军都督府总都督蔡锷将军派兵出师川、黔，队伍经过昭通，从朱提江大峡谷出川，又得到了关河人民大力支持，在蔡锷出师路上，受关河起义胜利的鼓舞，大量昭通青年参军，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龙云、卢汉等。

关河起义为什么长期不被提及？原因有：

一是起义的重要组织者死亡过多，仅就赵端的回忆，关河起义阵亡的司令有四人，阵亡的梯团长有二人，支队长三人，营、连、排长有十五人，起义的重要人物死亡过半。二是参与起义的人士后来在国民党政府中没有显贵，辛亥革命后所列辛亥元老，往往忽略关河起义人士。三是解放后一些史家对辛亥革命的考察和记录，往往狭义地理解辛亥革命就是武昌起义，慢慢地造成了辛亥年同盟会只是组织了武昌起义一次起义的印象。四是在四川省的众多史料中，将关河起义的战斗纪录在保路运动的史料中，将川南革命军混淆为保路同志军。

当然，关河起义被遮蔽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和赵端不愿意卷入军阀问的内杠有关，在得知武昌起义后，四川省已经光复，赵端认为主持四川已经有人，就将这支已经有近万人经过了战斗洗礼在人民群众中很有人望的川南革命军以资遣散，主动放弃了“枪杆子”。如果这支军队保留时间稍长一些，将会在随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发挥巨大作用，会参与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运动，如果这支队伍长期存在下去，对关河起义的纪录、褒奖和纪念，都将是另外一会事。

解放后，參加关河起义的人士和牺牲烈士的后裔的调查也没有进行，关河起义的遗址未保护，关于关河起义的传说在朱提江流域的民众中过去长期被以多种方言演绎，但是，随着参加关河起义人士后人的迁居，慢慢地在关河起义兵力集散地串丝、滩头、普洱等地，许多年轻人也不再了解这场在辛亥革命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