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对社会的影响

辛亥革命对社会的影响（通用8篇）

辛亥革命对社会的影响 篇1

佛教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 来源：中华佛光文化网 | 发布日期：2011-05-15 侯坤宏

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 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

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被称为“革命和尚”，他除了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佛教改革事业上。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革命运动，对近代佛教发展曾产生过极深远的影响。

佛教提供革命理论

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中人会参与革命活动？佛法倡导赞叹和乐共存的道德，对斗争确乎不敢提倡，从没有把战争描 写为光明与美丽，但它是世间相的一角，释尊并不一概抹煞它。佛教理想中的轮王政治，在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轮王必有一“主兵臣”，这等于说：离了为正义与 自由的武装，就无从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战斗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推行仁政的领袖，要具备种种的条件，首先是“军众净洁”。军众，不但是第一，并且还需要 纯一不杂，具有崇高理想的净洁的军众。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武装，才能确保无诤的和乐共存。可见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总之：就佛教教义而言，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而言，也有武装的事例。掌握了此点，当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与佛教关系的了解。

若从宗教角度看，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较，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 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被燃起而最后才熄灭的是反宗教情绪。反观中国的辛亥革命，在进行过程中，并未含有反宗教情绪，反而出现宗教界支持 或亲自参与革命的行动，中国境内的反宗教情绪，要等到稍后的“五四运动”才出现。

清末思想界曾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当时一些思想家，非常注意佛学研究，并把它用作为改革、变法维新或者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近代早期改革思 想的代表人物，如龚自珍、魏源均笃信佛学，戊戌时期的维新派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也吸收佛学为其精神养分；同样地，辛亥革命党人中，也有不少信 佛之士，如章太炎、黄宗仰、苏曼殊等人。这种现象，就如同梁启超所说的：佛学是晚清思想家的“伏流”，其时所谓“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也。

《革命逸史》作者冯自由说：“晚清壬寅癸卯年（1903-1904）间，上海维新志士有乌目山僧者，章太炎着之《驳康有为政见书》，及邹容着之 《革命军》，书面均署其名。时人只知山僧为方外人，而不知即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也。”冯自由提到的黄宗仰、章太炎、邹容，是志同道合的革命者。汪荣祖认 为，20世纪的中国，是革命中国，革命中国最有学问的革命家是章太炎。当我们要探讨佛教对革命理论的影响时，章太炎是个很好的例子。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者。1898年春，入张之洞幕，以言论过激，与两 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不和而离开。戊戌政变后，章因新党嫌疑，避居台湾，一度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9年，应梁启超之约，东渡日本。时梁启超方倾向革 命，与孙文、陈少白相得，章得与闻革命运动，乃著《訄书》，宣传革命排满。1901年，执教于苏州东吴大学，木刻《訄书》行世。1902年，再度赴日，与 秦鼎彝（力三）等发起“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手撰宣言，轰动一时。1903年，蔡元培组爱国学社，聘章为教员。邹容着《革命军》，章为作序，时 康有为发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主立宪，拥清廷，章太炎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以驳之，传诵一时。不久，“苏报案”发生，邹容与章太炎都被清政府要求 上海公共租界当局通缉，后章太炎被租界当局判处3年有期徒刑，邹容2年，邹在关押近2年后病死狱中。

值得留意的是，章太炎刑期较邹容长，年纪较邹容大，但邹容却病死狱中。此中关键在：章太炎在狱中读了佛经，邹容“不能读，年少剽急，卒以致 病”。章太炎接触佛教，有其家庭与修学背景，当他在青少年时，就因其父亲章浚“中年颇好禅学”，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茹素念佛”，这对青少年时期的章太炎有 一定的影响。又，章太炎从“少知经”，到“始知佛藏”，进而“观《涅盘》诸经”，到“渐进玄门”，与宋恕（平子）的“开导与引路”极有关系。苏报案章太炎 被捕入狱，促使他向佛学领域迈出关键性的一步。在狱中每天“役毕，晨夜研诵”，终“乃悟大乘法义”。章太炎在狱中所读的，是《瑜伽师地论》、《因明入正理 论》、《成唯识论》，属于因明、唯识学的论典。据章太炎自述，他视“佛法不事天神，不当命为宗教，于密宗亦不能信”。章太炎对佛教的态度并不迷信，是经过 一番理智抉择的。章太炎虽谈佛学，却重视自己的思想，佛教经论的广大内容，刚好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现成思想数据与语言。

1906年5月，章太炎刑满出狱，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翌年初，苏曼殊与刘师培、何震夫妇赴日，与章太炎同寓，章太炎曾为苏 曼殊《梵文典》一书题序，为何震辑《曼殊画谱》题跋，可见章、苏交情不恶。此时，佛学成为章太炎鼓吹革命的精神力量，他主张“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 道德”，孔教、基督教皆不合用，只有佛教最可用。他鼓吹用佛教的平等说进行反清排满革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实行民权，因为“佛教最重平等，所以妨碍平等 的东西，必要除去。满清政府待我汉人种种不平，岂不应该攘逐？”“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都说：国王暴虐，菩萨有权，应当废黜；又说：杀了一人，能救众 人，这就是菩萨行。”其后，章太炎又在《民报》发表《建立宗教论》，认为：“宗教之高下胜劣，不容先论，要以上不失真，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为其准的。”要 做到下有益于生民之道德，章太炎以为，佛教最足以担当此重任，因“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程、朱以下，尤不足论”也。章太炎在革命党宣传刊物大 谈佛学，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有人害怕《民报》会变成佛教刊物。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的文章，主要特征是“以佛学易天下”，鼓吹排满与他所理解的佛法。但 章太炎发表的文章并不限于佛教，佛教只是他的思想根底之一。章太炎在《民报》谈佛，绝不是消极，而是要积极地建立一种革命人格观。

早在苏报案发生前，章太炎就有“想披起袈裟做个和尚”的念头，他在1907年，曾宣布要在来年“披剃入山”，并约苏曼殊一起“南入印度”，为自 己取了一个“震旦优婆塞”的别名。为谋赴印，请了一个印度人教他梵文。为筹措费用，通过刘师培夫妇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引致革命党人之不满。1908年4 月27日的广州《国民报》批评章太炎“理乱不闻，兴亡不顾，抛却了平生抱负”。章太炎对此事并未隐藏，曾在《越锋日报》发表一公开信，以说明真相。1916年3月，章太炎再兴出游印度之意，想“以维摩居士之身，效慈恩法师之事”，“寻释迦大师遗绪”，以遂夙愿，为此曾写信给他的学生许寿裳，请他帮忙 筹措旅费，可惜还是没有结果。

就宣扬革命而言，孙文与黄兴都不及章太炎，而章太炎在革命理论宣传上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与佛教思想对他所产生的影响极有关系。

僧人参与辛亥革命

据郑逸梅《南社丛谈》说，南社有4个和尚：即半路出家的李叔同、酒肉和尚铁禅、半僧半俗的乌目山僧黄宗仰、出家还俗的革命和尚苏曼殊。南社是中国近代文学 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成立于民国纪元前3年，其宗旨是反抗满清，名为“南社”，有“反对北庭”的意味。但黄宗仰并没加入南社，比较确定的是李叔同与苏 曼殊，所以陈星说他们是“南社二僧”。诗人柳亚子曾创办并主持南社，他称，“苏曼殊为逃禅归儒，李叔同为逃儒归禅”，将二人并称。

从僧人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来看，黄宗仰、苏曼殊、铁禅都是值得一提的人物，李叔同反而与革命较无直接关系。以下就黄宗仰、苏曼殊等人参与革命之情形，一一加以叙述。黄宗仰（1861-1921），江苏常熟人，16岁时到三峰寺出家，法名印楞。5年后，受具戒于金山江天寺显谛法师，师赐名“宗仰”，他则自署“乌目山 僧”。光绪十八年（1892），应上海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延请，前往主持讲座。戊戌政变后，宗仰目睹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与章太炎、蔡元培、吴敬恒 等人交游。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叶瀚、黄宗仰等人，鉴于清廷“丧师辱国，非先从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网严密，革命二字，士人不敢出诸口，从事 进行，更难着手”，于是，发起创建中国教育会，暗中鼓吹革命。

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蔡元培、吴敬恒等人先后逃亡，宗仰先留在上海，后赴日本暂避。在日期间，得识孙文，孙文欲赴檀香山，绌于川资，宗仰倾囊相助，始得成行。其时，在东京出版之《江苏杂志》，因经济问题，即将停刊，宗仰致函上海友人共集资相助，该刊赖以继续出版。武昌革命兴，上海陈其美、李燮和所 部，各欲推戴其主为沪军都督，相持不下，经宗仰调解，燮和退让，宗仰并向哈同募得捐金3万版以助之。11月初，孙文自欧返国，宗仰亲迎至哈同爱俪园。民国 成立，宗仰“廓然归山，谢绝交际”。沈潜评价黄宗仰说，他“堪称辛亥革命前后一位爱国爱教的佛门先觉，一位集诗僧、画僧于一身的革命志士”。

苏曼殊（1884－1918），其父苏贾森，为日本横滨万隆茶行买办，与某日本妇女交往而生曼殊。1898年（15岁），曼殊随表兄再赴日本，就读横滨华 侨设立的大同学校。1902年冬，加盟具有革命性质之“青年会”，与陈独秀、秦毓鎏、叶澜等相交甚契。1903年，俄侵东三省，留日学生发起“拒俄义勇 队”，旋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曼殊咸与其事。“拒俄义勇队”与“军国民教育会”性质不同，前者属于“拒俄御侮”，后前者属于“革命排满”，是一个反清 的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部分担任运动员，回国建立分会，并组有暗杀团。

法国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是世界文学的杰作，1903年，苏曼殊翻译为《惨社会》，1904年，陈独秀将它修改、加工为《惨世界》。苏、陈二人的译 作，非严格翻译，其中有译有作，是翻译和创作的混合，借由“批判清朝统治，号召武装革命”，从改变下层人民的地位出发，提出革命议题，此译本在中国近代革 命史和思想史上有其一定地位。

1903年11月，苏曼殊在惠州某寺庙出家，法号曼殊。1904年，因保皇党势力猖獗，曼殊倾心革命，曾想用手枪杀康有为，陈少白力阻之，遂不果。据柳亚 子观察，从外貌看，苏曼殊对于政治、社会等问题好像很冷淡，其实骨子里非常热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时，他没有入会，但当辛亥革命发生，陈其美在上海起义的 消息传到南洋时，他忽然热烈起来。当时他是在那里教书，为筹回国旅费，就把书籍、衣物卖掉，未回国之前，曾写信给柳亚子，其中有如今两句诗：“壮士横刀看 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苏曼殊对革命是充满了热情。

1914年，苏曼殊（31岁）在日本发表《天涯红泪记》及《燕子龛随笔》于中华革命党机关刊物《民国杂志》，时与孙文、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 彦、戴传贤等人相往来。1915年，苏曼殊曾为冯自由《三次革命军》题词。1915年，在上海，曾住环龙路孙文寓所；1916年，仍居上海，曾与陈果夫、蒋介石同寓；1907年5月2日，圆寂于上海广慈医院；丧事由汪兆铭负责经办。可见苏曼殊与革命党人关系之密切！

智亮、意周师徒：浙江主要革命秘密机关有三处：绍兴大通学堂、嘉兴温台处会馆及西湖白云庵，为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秘聚之处。白云庵有智亮、意周师 徒二人，智亮俗姓吕，传为吕留良之后，意周姓李，据说是太平天国名将后裔，愤满人之统治而出家。师徒好侠尚义，曾在嵩山少林寺习武，对革命党人深表同情，徐锡麟、陶成章初游是庵，即深相结纳。蔡元培、章太炎、褚辅成、秋瑾等，也常到此密商光复大计。徐锡麟赴皖经杭州，曾住此庵多日；秋瑾、马宗汉、陈伯平、吕公望等来庵集议，商浙、皖同时起义事；同盟会黄郛、陈英士亦曾三次来庵秘密传达同盟会东京总部的指示与密约。光复后，孙文、蔡松坡亦曾游此庵并题匾额楹 联。

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据冯自由《毕永年削发记》，毕永年，湖南长沙人，少读王船山遗书，隐然有兴汉灭满之志。及弱冠，与谭嗣同、唐才常相善。谭后 在京任军机章京，毕永年始终坚持“非我种类，其心必异”之说，往来于汉口、岳州、长沙间，与哥老会诸首领谋匡复事业。毕永年赴日后，求谒孙文于横滨，加入 兴中会。因唐才常在上海力主保皇，原支持革命之会党（杨鸿钧、李云彪、辜天佑、辜鸿恩、张尧卿等）得到保皇党经费，纷纷改变立场。毕永年劝唐才常与康有为 断绝关系，唐坚不从。“永年受种种刺激，且以会党诸友见利忘义，不足共事，遂愤然削发，自投普陀山为僧”，毕永年出家后，法名“悟玄”，曾贻书平山周，有云：“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意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第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 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利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据冯自由说，毕永年“其后不知所终”。但经杨 天石考证，毕永年之出家，因受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之影响，但他“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唐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被推 为副龙头，积极联络在湖南举事，并曾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紫林和尚原为革命志士，因躲避清廷追捕遁入佛门，但仍与哥老会头目有联系，支持毕永年之活 动。惠州起义失败后，毕永年回广州，卖掉西服，着上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到白云山隐居。1902年1月，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享年32。

铁禅（1894－1945）：番禺下茅人，善拳技，能诗、能书、能画，清光绪10年曾在黑旗军刘永福部下做过幕僚。回粤后，家居赋闲，以书画自 娱。因遭甲午大疫，妻、子相继死亡，遂入六榕寺削发为僧。辛亥革命前，铁禅结识孙文，同情并支持革命。六榕寺在戊申广州之役时，是策划革命活动总机关底下8个分机关之一，孙文曾在六榕寺内召开秘密会议，铁禅因而 与胡汉民、汪精卫、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相识并有交往。中华民国成立后，铁禅在广州组建广东省佛教总会，任会长。孙文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南返广州时，铁禅迎 孙文至六榕寺，得孙文赠予《平等自由博爱》和《阐扬佛教》两匾。另白云山双溪寺主持蟠溪和尚，铁禅独与之友，因他能协助埋葬七十二烈士遗体，对革命亦有 功。

除了上述几个例子，辛亥革命时有些寺院是革命党人的后勤中心，有些寺院还组成僧军，实际参与革命活动，如武昌首义时汉阳归元禅寺。归元禅寺位居战略要地，一度是民军战时总司令部和粮台、后勤机关所在地。

1911年11月3日，黄兴在武昌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当晚率总司令部人员进驻汉阳西门外昭忠祠，昭忠祠在归元禅寺南侧，属禅寺范 围。革命党人在寺内设粮台，以王安澜为总办，掌军粮发放，胡祖舜负责军资弹药，也驻扎在寺内。在归元禅寺后勤行动中，按炮弹、枪弹、粮食、器材编为四个大 队，每对有辎重兵三五十人，从寺本部至琴断口沿线，每隔半里至1里间，设一兵站。后民军兵败，来不及撤退存放在归元禅寺的粮食和军需品，放火焚之，此为该 寺遭辛亥兵燹之内幕。

据1911年11月12日上海《民立报》所登短讯一则云：湖北军政府“军务部有某志士，见武汉和尚甚多，特组织和尚队一营，现在报名，投效者实 繁有徒，将来必有特别妙用也。”归元禅寺僧众中，有不少人脱掉僧衣，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民军队伍里，为创建共和浴血奋战。除武汉地区，革命蔓延到上海、宁 波，各地僧众亦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者。上海的一支，且曾实际参加攻南京的联军，率领者为灵隐的玉皇方丈（却非）。绍兴亦编成数百人，以谛闲法师为统领，开元寺僧铁岩副之。另在上海，平桥路清凉寺住持释清海、大南门海潮寺住持释应干，鉴于民军饷项不足，特发起普利水陆筹饷善会，建水陆道场49昼夜，香火所 得，悉充军饷。

“革命和尚”释太虚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除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外，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他一生所戮力的佛教改革事业上。据他自 述：“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提出了教理（学理）革命，僧制（组织）革命，寺产（财产）革命的口号。”

早在1908-1909年间，释太虚因读到华山所携康有为《大同书》，谭嗣同《仁学》，严复《天演论》、《群学肆言》，章太炎之《告佛子书》和 《告白衣书》，及吴稚晖、张继等在巴黎所出《新世纪》上介绍有关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之学说等影响，而有以“佛学救世之宏愿”，“一转先之超俗入真而为回 真向俗”。

1910年正月，太虚应栖云之邀到广州，栖云与革命党人往还，谈革命殊为激烈。太虚一方面住居僧寺，以宣扬佛学及发表诗文，与官绅学界士大夫交 游；又因栖云移寓省城浮印寺，所交党人粗豪放浪、横蛮诡怪者无所不有，太虚与之往返甚密，常参预各种秘密集会，太虚自己说：“令我煅炼敢以入魔，敢以入险 的勇气豪胆者，亦由于此。”可见革命同志对他的性格，是有所影响的。太虚在广州，交由潘达微、莫纪彭、梁尚同等，大抵都是新闻记者，他们的思想，比较倾向 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常常提供托尔斯泰、巴枯宁、蒲鲁东、克鲁泡特金、马克斯等人的译作给太虚。其间，太虚又读到章太炎《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等，太虚乃有“由君宪而国民革命，而社会革命，而无政府主义”政治思想之产生。

1911年3月29日，广州之役，党人殉者，丛葬于黄花岗。太虚哀之，作《吊黄花岗》七古，其初四句云：“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惊天地！为 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4月，太虚以广州革命失败，急退双溪寺住持，时官厅侦查党人甚急。后来栖云为官方所捕，于栖云处得太虚吊黄花岗诗，官方 以为太虚还担任双溪寺住持，发兵围白云山，时太虚匿居潘达微之平民报馆。太虚吊黄花岗七古，曾刊载于粤、港、沪各报，有以“阿弥陀佛的革命”标题者。太虚 因只有一首诗之嫌，别无其他物证。清乡督办江孔殷曾与太虚以诗相契，大力为向粤督张鸣岐开脱，加上汪萃伯、盛季莹等官绅为之疏解，太虚得以从容离粤返沪。

此时，太虚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随着革命情势，逐渐地留意到：怎样根据佛教真理，以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太虚在上海 时，江亢虎宣布中国社会党党纲，太虚应之。民国元年，太虚与仁山等，在镇江金山寺召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有“大闹金山”事件，震动佛教界。释印顺说：“金 山兴学，固出自仁山主谋；而大师（指太虚）当时，实以革命手段出之者。”这也难怪时人会将他和章太炎，合称为革命党的“二太”。

当时佛教界，有太虚领导的佛教协进会及寄禅（八指头陀）领导的中华佛教总会，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甚盛，道阶为北京法源寺住持，文希也在北京，邀寄 禅赴北京。值内政部有提拨寺产之议，寄禅力争，回法源寺而殁。上海各界在静安寺召开八指头陀追悼会，太虚在会上宣说佛教协进会要旨，演说佛教的学理革命、财产革命与组织革命，以抒悲愤。《佛学丛报》为文抨击，太虚作《敢问佛学丛报》以驳难，亦为辛亥革命中佛教波澜的尾声。

他对中国传统佛教有不满的宣示，这和他曾经从事革命活动的经历大有关系。太虚提出佛教三种革命：

一、教理革命，太虚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 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

二、教制革命，关于佛教组织，应改善僧制。

三、教产革命，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 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太虚所提佛教三种革命是近代佛教史上的一项创举，对往后佛教发展极具开创意义。

太虚在近代中国与中国佛教中，确乎是有过一番的革命言论与行动的，所以一般人常称他为“革命和尚”。民国3年9月，太虚到普陀山闭关。从政治革 命的立场说，是离开了革命；但从他自己的立场说，他并不稍移其“以佛法救世的立场，只觉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佛教也需经过革命而已”。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 在太虚，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

由于“革命和尚”释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影响，以及在日后革命风潮的激励，许多佛教刊物也加入宣扬革命的行列，如出版于民国15年2月的《楞严特 刊》第2期，在封面页上就有如下口号：“革命是佛的素志！”“自由平等是佛的主义！”“扫除恶魔是佛的宗旨！”第12期的口号为：“打倒反对佛非宗教 者！”“扫除佛的宗教贼！”“颠覆宗教式的组合！”第13期注销《武汉解放被压僧尼运动执行委员会宣言》中强调，僧尼处现今时代，要是完全不耕而食，不织 而衣，不工而居，不学而得安乐，“不革命而享幸福”，无论神通如何广大，佛法如何妙好，总是难使人信仰。并标列口号云：“解放被压迫僧尼即是打破地狱饿鬼 畜生！”另《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对于中国佛教革新宣言》中也说：“现在20世纪，是大革命的时代，宗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而佛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如何革法 呢？就是要推翻三千年的帝国式、宗教式、偶像式、迷信式，虚伪粉饰的旧佛教，而开大乘方便的新佛化！推翻三千年帮助皇帝、王公大臣、军阀、贵族、资本阶 级，宣扬公德的旧佛教；而开平民社会作工作农和合无争，统理大众，一切无碍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旧时为帝王利用鬼术神权，迷惑妇女，麻醉人民的旧佛教； 而开为人类，说人话，做人事的大乘方便新佛化！推翻被强权愚弄、收买、虚伪的腐败催眠的佛教，间接吃人，非人道奴隶的佛教！”

北伐期间，革命风潮盛行，尤其在民国16年，国共分裂后，革命空气仍极浓厚，大有不革命不能生存之概，所以僧众也觉得有革命的需要，曾受过僧教育的僧众都以为：佛教不革命就不能适存，非来个佛教革命不可。可是只有空论而无系统的组织行动，甚至有离开了佛教立场，成为俗化以革掉佛教整个生命的；也 有以佛教没有办法，随着旧势力而意志消沉的。当时太虚曾写了一篇革命僧的训辞，认为：“中国的佛教革命，决不能抛弃有二千年历史为背景的僧寺，若抛弃了僧 寺以言广泛的学术化、社会化的佛教革命，则如抛弃了民族主义而言世界革命一样危险。”太虚还举出其中弊病及佛教革命俗化的危险，并指出一个佛教革命的根本 办法。太虚说：“在民国十六七年间，全国都充满了国民革命的朝气，我们僧众也有起来作佛教革命行动的。”

结论

表面上看来，革命与佛教，似乎应该是水火不兼容，但实际情况却是，有些革命党人在进行革命行动时，吸收了不少佛教教义，作为思想武器；有些革命 党人非常重视对佛教人士的联络，争取他们支持革命；某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佛教不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生死的狭隘修行者，只重视来世的理想主义者，出世不离世，重视现实关怀，才是佛教之所以能立足于世的根本。这可由本文所叙佛教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中可以看出。

伴随着20世纪初政治革命的萌动，在儒释道三教中，儒（家）教成为被革命的对象，道教则处于衰败之中，无法受到社会关注，具有革命资格的是佛 教，佛教与近现代政治革命风潮结下不解之缘，也因此呈现出它在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过程中应有的现代性问题。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就中、外佛教史来看，也曾出现过“僧兵”，中国之嵩山少林寺及日本安平后期之净土真宗与日莲宗可为例。少林寺僧兵始于隋末，有以昙宗等13武僧 为首的僧兵助李世民生擒王世充侄王仁则之事；宋徽宗时，河南尹范致虚任僧人宗印为宣抚司参议官并节度军马，宗印把武僧组成一支名为“尊胜队”之军队去抗击 金兵；元朝建立，少林寺是元廷的忠实卫士，元朝末年，少林寺曾组僧兵反击红巾军；明嘉靖年间，少林寺僧兵曾参与对抗倭寇的战斗。至于日本史上的僧兵，由于 日本佛教拥有鲜明的宗派意识，从安平后期到江户时代之前，一些较大的宗派还拥有武装，如：净土真宗之“一向一揆”，本愿寺是各地真宗本愿寺教团系统武装斗 争的指挥中心；日莲宗之“法华一揆”，在京都之日莲宗，根据日莲的为了“护法”可持兵杖的教义，在寺院中备有用以自卫和向“他宗”强力“折服”的武器。战 国时期，京都内日莲宗各寺院为了防备农民起义队伍和其它宗派的武装侵袭，也有僧俗一体的武装团体。

20世纪中国史中，革命是其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辛亥革命不仅是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且是社会革命。尽管辛亥革命被认为是不彻底甚至是失败的革 命，但其一举推翻统制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加速社会的发展，提供后人许多经验与教训，这段革命史还是很值得我们再研究与评估。

辛亥革命对社会的影响 篇2

一、印刷机的发明

机器印刷兴起于15世纪的欧洲, 此时, 书籍的生产逐渐由手抄书的案头上转到了印刷商的作坊里。所谓印刷术出现的时期指的是印刷机在莱茵河之外的地区已然扎根的时期, 从15世纪60年代开始, 大致与初期机印本时期同时。[2]印刷时代的到来, 形成了一种新型制造业产业结构, 大量的小册子和书籍以快速、高效、便宜的方式出现, 从手抄书到印刷品的转变, 是书籍生产工业化的必经之路。印刷技术使书籍生产达到工业化, 主要得益于蒸汽动力的引入和机器排版的发展。同时, 印刷机也成为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社会和思想运动的“变革动因”。“变革动因”因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而广为流传, 这是对伟大社会和思想运动技术变革因素正统的阐述。

二、印刷技术发明带来的重大变革

作为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 印刷机的出现被认为是“书籍革命”和“媒介革命”, 美国著名哲学家威尔·杜兰特称之为“印刷革命”。如今看来, “传播革命”似乎更符合这次变革的宗旨, 媒介变革所带来的传播革命正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历史向度。

1. 书籍产量增多和人们阅读的变化

在印刷术出现后的一个世纪里, 生产书籍所需的工时减少, 书籍产量稳步增长。一方面, 由于一版书的印数更多了, 书籍分散传播的范围也变得更广阔;另一方面, 由于技术进步, 印刷商为读书人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图书, 这是手抄书时代无法比拟的。印刷技术的发明加速和扩展了阅读的传播, 不同的见解和观点也更加易于盛行和传播。“书籍互相参证的新时代”也由此开启。

2. 印刷技术的复制保存功能和固化作用

印刷技术具有强大的复制力, 印刷复制体现了其保存的威力, 延长了文献再生的过程, 使书籍内容固化累积, 进而有效地抑制了语言的偏离, 为其统一化和印刷标准化铺平了道路。印刷术的保存功能是改变了一切遗存与复兴形式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 印刷术的固化功能在许多领域都更加凸显。1970年代末, 关于近代早期印刷文化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中, 作者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得出了“印刷的固化作用”的有力论断, 说明了印刷技术在增强社会生产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使书面文字以印刷的方式被固定和传播。印刷机的出现不可避免地转变了西欧社会的传播模式, 书籍用标准的工具和技术被原样复制, 当其被生产、使用和传播时, 体现了印刷技术的标准化、固定性和传播性。

3. 分工合作的重大突破和对思维模式的影响

印刷技术促进各个环节各种形式的联合行动, 既有社交性质的活动也有思想性质的活动, 这就改变了学者的关系和思想体系。麦克卢汉认为, 印刷文字会影响人的思维模式。印刷版面的安排和表现形式会对读者的思维产生一定的影响, 读者的思想往往受到内容安排和表现方式的指导和牵引。由此, 书籍形式发生根本变化对人类思维模式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4. 印刷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印刷术深刻地改变了书籍的生产方式和面貌, 也改变了人们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环境, 与此同时, 它带来的变化可能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我们日益依靠讲规律的书, 而不是凭经验办事;我们靠阅读学习, 其代价是通过讲解和实干的学习受到削弱。然而, 你又必须考虑:印刷术促使我们反对在死抄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死读书, 而且促使许多观察者用普遍接受的规律去检验新鲜的记录数据。与此相似, 许多人觉得, 越来越多的印刷词逐渐使口语词失声, 人们越来越忽略听力、喜欢视觉——对此你必须要取审慎的态度。[3]印刷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焦虑感和危机感, 就像现在, 我们被电子、网络世界所包围, 看似联系更加频繁便捷, 而实际上我们却是越来越远, 新媒介的干扰效应越来越凸显, 技术在带给我们先进和便利的同时, 对精神世界的影响将更为深远, 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或早或晚都会感受到技术的影响。

三、印刷技术的出现对当时欧洲社会的影响

1. 印刷技术为宗教改革重新布置舞台

在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 一场围绕教义、《圣经》和礼拜方式等各方面的新教改革运动爆发, 印刷品的出现导致公共辩论, 为这场欧洲宗教思想的斗争提供了舞台。爱森斯坦也在其经典著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中认为, 印刷术“煽起了宗教争论的烈火”。在书籍生产中, 宗教类的书籍一直是最核心的势力, 书籍在改革思想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改革者清醒地认识到要达到既定目标, 印刷至关重要。书籍产量急剧增加, 通过这些印刷品, 改革者们可以将对教会弊端的抨击广泛表达和传播, 还能为培育新教会有利的环境提供阅读材料。路德曾描述印刷机是“上帝最大、最极致的仁慈, 通过它, 福音事业被推向前行”。受印刷机的推动, 大量印刷品有力地传播了新教思想, 不同的著述文化激励和推动着宗教实践。

2. 印刷技术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影响

印刷技术推动了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也促进了印刷技术的传播。印刷术突破了原有作品的保存媒介, 人们对于语言、文字和文化的认识也更加明确, 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学说就是在印刷技术问世后才得以传遍欧洲。新技术带来价值观的新变化, 印刷术的发明将文艺复兴和中世纪的事件分割开来。萨尔顿指出印刷术“矛盾的”影响:“既促成了新思想的诞生与传播, 又给旧思想的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16世纪和17世纪, 印刷业成为为宗教利益和思想传播的工具。启蒙运动在18世纪到达顶峰。当印刷文化到来, 书籍走进人们的生活, 一个思想强烈躁动的时期随之而来。思想启蒙运动启发了理性主义和科学探究精神, 进而推动了新技术的采用, 对后来的以机器取代人力的工业革命影响深远。

3. 印刷技术对工业革命的影响

从18世纪末开始, 人类进入了工业化时代, 这是一个物质和信息交流快速进步的时期, 对印刷品的需求产生了影响。生活的进步和社会面貌改变为印刷品提供了新市场, 对新的印刷品种类和数量的需求不断增长。与此相适应, 印刷业完成自谷登堡之后的另一次生产方式的重大改进, 即利用蒸汽动力等技术实现了印刷机械化, 印刷的机械化最初应用于报纸领域, 如伦敦的《泰晤士报》是其重要的推动者之一, 印刷文化也是从报纸开始发展起来的。印刷工业化推动信息的快速传播, 媒介作用更加凸显, 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弗朗西斯·培根认为印刷术改变了“这个世界的外貌和状况”, 并提出的忠告:“要注意其威力、效应和后果”。兴起于15世纪中叶的印刷技术革命对欧洲宗教改革、工业革命等带来的深远影响验证了这句话的重要意义。

结语

我们正在经历着网络革命和数字变革, 技术发展和社会实践的关系密切, 使人注意媒介对社会实践的影响。从口头、文字到印刷形式, 再到今天的基于屏幕为载体的网络技术变迁, 如今的媒介环境更加复杂多元, 而媒介环境学是重视人文关怀的, 它关注媒介对人类的生存、生活现状和人的心理的长效影响, 让我们在闲暇时能够重新审视那些和技术有关的社会变革的价值和意义。技术的影响直接而迅速, 带来质量和数量的双重进步。但我们不能囿于技术本身, 隐藏在技术背后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因。印刷机掀起了传播革命, 对近现代的文化史、技术史、思想史和媒介环境学等学科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印刷史是人类文明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研究的正确对象是人, 研究印刷革命的社会意义, 就是研究整个社会信息传播和交流过程, 进而对未知世界形成一定的预见。

参考文献

[1]St.John, book revie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p.255.

[2][美]伊丽莎白.爱森斯坦著, 何道宽译: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一版, 第27页。

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篇3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孙中山在十几年前就为这场革命规定了明晰的任务，那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将中国引向一个现代化的轨道。孙中山之所以这样想这样说，是因为他认定满洲人入主中原创建的清朝，是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在那时的孙中山看来，满洲人并不属于中国人，他们只是中国周边的一个族群，像中国历史上周边的异族入主中原一样，这样的周边族群对中原的统治都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因而都在被推翻之列。晚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实事求是地说，就是这样的内容。

从今天的眼光看，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或许显得有点政治短视，但从清朝的历史来说，汉人生发这样的想法确实很正常。因为正像中国历史上几次异族入主中原一样，文化上的落差总是使这些周边族群感到自卑，克服自卑的办法就是蓄意贬抑汉人，就像蒙古人入主中原时所做的那样，有意识地将人群按照出身进行等级划分，有意无意地羞辱汉人。这是一切具有文化落差的周边族群都难以避免的文化选择。所以到了清末，当中国政治外交不断出现危机，社会动荡不断发生时，汉人久已沉没的反满情绪不期然又重新出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觉醒就是立足于这样一个背景。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觉醒是对的，这对于唤醒民众起来革命，甚至对于清廷本身走向改良都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假如没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呼唤，没有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排满革命，清廷即便会发生“自改革”，但可以相信依然是糊弄，就像他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已经做过的那样。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压力促使清廷往前走，清廷在最后十年确实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即便在满汉不平等方面，清廷至少在1906年之后，也接受了中枢大臣袁世凯等人的建议，慎重考虑怎样化解满汉分歧，消弭满汉畛域。更重要的是，当君主立宪成为一个必须追求的政治目标后，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有人群均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成了政治变革的应有之义，由此才会发生皇族内阁那样的事情。

按照清廷的解释，皇族内阁绝对不是清廷不愿分享权力，因为根据钦定宪法，各族群一律平等了，皇族既不存在了，哪里还有皇族内阁呢?清廷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新内阁中那几个人的身份毕竟是皇族，这是无法辩解的，于是清廷的这个错误决定引发立宪党人坚决反对，这至少在关键时刻证明了孙中山十几年来批评清廷缺乏改革诚意是对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或许真的无法引领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立宪党人和汉人高官的不满，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终于酿成了武昌起义。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全国大局的考虑，最终放弃了将满洲人驱逐出去的初衷，放弃或者说不再提“驱逐鞑虏”的口号。

革命党人放弃了驱逐鞑虏的口号，当然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其实这恰是辛亥革命最成功的地方。先前许多人都悲观估计革命必将导致中国社会严重分裂，血流成河；满汉不两立，也必然会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残殺。现在革命党人后退一步，不仅没有重演明初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往大漠以北的旧戏码，而且以宽广的胸怀将先前的种族冲突转化为“五族共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度的政治妥协并没有使革命党人的声誉受损，革命党人的另一个政治目标也没有因为这个妥协受到影响。革命党人从一开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底线就是推翻帝制，这才是辛亥革命的主题和真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不论清廷作出多大让步或妥协，革命党人在这一点上是寸步不让、分毫必争，即便后来愿意对清王室给予优待，但清廷必须退出“大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必须坚持到底的。从这个层面说，辛亥革命不存在失败，而是一场完胜，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政治大变革。

在什么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辛亥革命是完胜，这是两千年中国巨大的政治变动，君主专制毕竟在这个时候终结了，此后谁再想当皇帝都注定要失败，没有丝毫可能性，民主共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即便是手中握有强大军事权力的军阀，也往往不得不屈从于民意。

当然，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立场说，辛亥革命确实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年，具体地说就是到1928年重建统一前，孙中山的政治理想没有转化为中国人的政治实践。所谓的民国，其前半程根本就不是孙中山的理想，而是清朝政治的延续。用鲁迅的话说，所谓中华民国，除了一幅空招牌，什么都没有变，奴隶还是奴隶，而且更为悲催的是，许多人在许多时候成了奴隶的奴隶。用毛泽东的话说，辛亥革命缺少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底层尤其是广大农民阶层依然处在蒙昧状态。所以，孙中山在经历了民国元年、二年短暂的胜利之后，很快就意识到革命并未成功。

孙中山的意思是对的，毛泽东的分析也是对的，鲁迅的牢骚也不错。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解读这些问题呢?

我们知道，孙中山的政治理念是民主共和，是要创建一个美利坚式的合众国。在政治步骤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很早的时候也有具体设计，即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至于这三段的具体时间长度，以及怎样过渡，孙中山当然就不知道了，因为设想毕竟是设想。

我们不能说孙中山的政治设想是空想，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自从1894年踏上排满革命的道路后，就没有回过国，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多月。在这长达17年的时间里，国内的政治民主究竟是什么样子，从国内政治家和一般知识分子的立场看，究竟什么样的民主最合乎中国国情，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疑不是很清楚；他们即便知道国内自1901年的新政改革，知道1906年之后的预备立宪，但由于他们一直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清廷，看待新政和预备立宪，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始终没有对国内的政治进展建立一个起码的理解和同情。他们一直认为清廷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骗人的把戏，其目的都是为了拖延时间、消弭革命。

一百年后反观清末十年的历史，我们应该很容易地看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国内政治进程的看法，主观猜测多于客观评估，义愤、激情替代了平和与理性。清廷的新政和后来的预备立宪有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完全否定清廷政治改革的企图与努力。

清廷宫廷政治改革的诚意我们暂且可以不去讨论，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清廷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后来的预备立宪所规划的路线图和最终目标究竟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目标有多远，差距何在?

假如我们说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规划的政治民主路线图是一种全民政治的话，那么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所要走的路，所

要实现的目标其实就是精英政治，是将政治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去做。所以我们看到在预备立宪启动之后，在各省咨议局开局之后，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咨议局本身的运转，以及资政院的开院及其运行，其实都是按照精英政治的路数，都是尽量按照不扰民不惊动地方为民主政治运行规则。我们无法说这种精英政治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全民政治谁好谁坏，谁的进步更大些，我们只能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设计，是两种政治样式。

在某种程度上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在相当层面其实就是在尝试孙中山的那一套设计，只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时间太短了，根本无法看到孙中山全民政治的优点或问题。

南北妥协，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我们现在反观袁世凯政府的政治设施、政治举措，不难感觉到民国初年的政治架构、政治举动，其实都是沿着晚清新政——预备立宪这条精英政治的路线往前走。中央层面的资政院变成了国会，省级的咨议局变成了省议会，巡抚先是变成都督，稍后正式定名为省长。这一切其实就是预备立宪的延续，只是剔除了革命党人坚决反对的君主而已。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响与启迪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没有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政治设想往前走，这当然使革命党人心中不爽，特别是到了“二次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心中的愤怒更暴烈。此后，孙中山心中最大的别扭就是那个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虽说为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新纪元，但这个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竟然没有丝毫地位。袁世凯和他的政治继承人不断暗示他们的权利来源和合法性并不是革命党人和南京临时政府给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清廷的禅让，这在清帝退位诏书等文献中都有相当明显的流露。

民国法统在今天看来已经可有可无，但在当年，不论对孙中山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以下的北方政治家，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后来的护国、护法，以及到了1920年代各方军阀的火并与重新组合，其实都是在争夺民国的法统，争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是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政治生活最直接的影响。

按照孙中山构建的民国法统，民国政治当然就是全民政治，当然就是一种先知先觉对后知后觉的启蒙运动，就要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这是一个完整的政治链条，所以到了袁世凯之后，当孙中山有机会利用军阀的矛盾在南方创建分立政府时，南方政府的基本特征一定与北方有别，大致思路就是重回孙中山的政治设计：全民政治，三民主义，尝试着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可能性。

与南方孙中山的几次尝试很不一样，北部中国，其实应该说是中国的主体部分，其主流政治形态是沿着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路数往下走。从袁世凯开始至段祺瑞、张作霖结束，中国主流政治模式虽然也是一种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南方孙中山的全民政治，而是代议制，是间接民主。这里没有军管，没有军政，也没有训政，而是直接进入一种宪政状态。这是民国前半程的政治主流，也是前半程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我们无法从价值层面去说哪一种形态好，我们只能说这两种基本形态都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世中国的政治遗产，都值得珍视和分析。

中华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或许并没有处理好，在民主初期的时候也确实难免一些幼稚甚至令人难堪的问题。然而不管怎么说，民国前半程的民主政治实践，不论是主流中国的代议制、精英政治，还是局部的全民政治、军政一训政一宪政的三阶段论，其实都是中国人的民主政治遗产，都有值得汲取的经验或教训。不过当我们百年之后回首这段往事时，其实我们依然应该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因为即便在1920年代军阀纷争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军阀并没有因为民主的艰难而放弃民主的实践和尝试。

在讨论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響和启迪时，还有一个现象最值得今天检讨和汲取。我们过去习惯说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指责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没有像后来那样痛打落水狗，一战到底，而是对包括清廷在内的旧势力妥协退让，将到手的革命果实丢失。现在想想，这些后见之明的指责可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不要说革命党人的实力能否做到北伐，能否直捣龙亭，即便革命党人那时真有这种力量，这样不顾一切往前冲究竟有多大价值多大意义，可能也值得检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其实都是一种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解决，军事只是政治的延伸，或者是政治的助力，没有政治上的谈判与妥协而一味用兵、一味往前冲，即便获得一时成功，也很难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政治变革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死我活，政治变革的最好结果，就是我赢你也不输，或者输的不是太多，不是不可接受。由此反观1911年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妥协，我们不得不由衷感念那一代政治家宽广的政治胸襟：革命党人的政治妥协，中止了“驱逐鞑虏”的口号，为中华民族迎来了“五族共和”的结果，构建了一个至今都令中国人自豪的现代民族国家；革命党人接受妥协，同意以民国的名义优待皇室，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为人类和平化解此类政治危机提供一个成功范例，而且为中华民族轻松解决东三省问题提供了历史性的依据。试想，假如当年革命党人不知妥协，执意驱逐鞑虏，将满洲人赶出中原，赶回关外，那么我们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外部问题可能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退一步海阔天空，革命党人的妥协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

革命党人有力量继续僵持打下去，清廷也有继续打的资本和机会。就像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以及后来的宗社党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只要坚持打三个月打半年，他们就会打出一个新天地，就会重现半个世纪之前洪秀全太平天国时的局面，就能等来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勤王之师，就能扭转被动挨打局面。即便这些都等不来，清廷也有焦土抵抗、玉石俱焚的资本和机会，但清廷最终放弃了这些选择，接受妥协，退出“大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一退让，其实也为大清王朝赢得了最后一点尊严，依然值得后人感念。

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篇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业和贫穷通常是发展中国家的两大灾难，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的到来，西欧和北美这些发达国家的千百万人也深受这两大灾难之苦。

造成全球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是什么？应该说，有许多力量在起作用，但可能最基本的力量就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尽管第一次工业革命无论对欧洲地区还是对非欧洲地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但普遍认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要比第一次深刻得多，迅速得多。

在这里，通过了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源，可以进而发现它对全球各国经济造成的深刻影响。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引发了多项技术革命，其意义如此重大、如此深远，因此将它们归类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1、核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原子弹的爆炸标志了人类对核动力的利用。今天，核动力除了应用于军事目的外，已被应用于其它许多目的，如核动力船、生物医学研究、医学诊断和治疗、核动力工厂。

2、计算机和机器人的应用。在二战时期，英国使用的高射炮台里，装满了计算机，用来替代劳力的使用。计算机现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的支柱，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计算机是机器人的“大脑”，机器人也逐步代替人，开始被用于从事焊接、油漆、搬运等工作。

3、航天科学。当德国人用他们的V-2型火箭轰炸伦敦时，就标志着航天时代的来临。由于在宇宙空间中具有多种独特的性质：失重、真空、超高温和超低温，这为在特定环境下生产和实验提供了许多有利条件。

4、基因工程。1953年，科学家发现：DNA是携带各种生物遗传密码的化学物质结构。经过持续不断的研究，科学家如今能够阅读基因密码，修改基因密码，并创造出新的基因密码。这种基因工程为新的农业革命提供了种种可能性。在医学领域，基因工程已创造出胰岛素、生长激素以及若干种新的疫苗。

5、信息革命。这场革命包括两部分——积累信息和传播信息。今天，积累知识的速度是空前的、爆炸性的。同样，用计算机储存和检索信息的速度也是空前的、爆炸性的。特别是通讯卫星的应用，向全世界发送信息的速度与以前相比，也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

6、新的农业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百业凋零，因此对农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增长，农产品的价格急剧上升，这是引起新农业革命的主要原因。农业革命的主要成果，是谷类的新的杂交品种的产生，以及连同灌溉、肥料和农药一起发挥作用，大大增加了农作物的产量。

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繁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十多年，是一些发达国家（主要指西欧和美国）的黄金时代，在这些年中，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分别以5.6%和7.3%的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这一长期的繁荣是由若干因素引起的，其中包括：

 补偿战时损失的需要

   大战期间遭忽视的商品需求

大战期间被抑制的巨大劳务需求

对电子学、喷气式飞机运输等军事技术的民用转化 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以及冷战时代中的巨大军事购买力

在这段繁荣时期，一些跨国公司充当了全球经济扩张的先锋。它们首次获得全球性运作所需的技术，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革新，其中包括集装箱运输、卫星通讯和计算机管理系统等新技术的应用，使中等规模水平的跨国公司就有在不同的国家生产同时生产多种种产品的能力。

跨国公司不仅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制成品，而且还输出工厂；在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每日工资常常并不比跨国公司本国工人的每小时工资高。因此，在这四分之一世纪的繁荣时期，跨国公司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而非跨国公司仅有4%。

这一全球性的繁荣渗透到发达国家的工人阶层，他们实际收入大幅提升，为周末短途旅行、一年一度的假期旅游以及私人住宅、轿车等消费品的赊帐购置提供了足够的钱。这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他们制定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创造了必须的购买力，可以避免过去的繁荣——衰退的经济周期。

但情况是否如他们所想的那么乐观呢？

第二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经济衰退

事实证明，这种乐观的态度是没有根据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繁荣没有得到持续，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发生了，形势令人窘迫。

发展到这个时期，大战时的损失已得到弥补，大战期间被推迟的消费者需求已得到满足。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工业生产力得到又一次飞速发展，而这种发展中的工业生产力最终引起生产能力过剩，这种生产能力过剩导致出现剩余物质。但是令人尴尬的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并没有充分享受到繁荣时期带来的巨大好处，因为跨国公司的工厂支付给当地员工的低工资限制了当地的购买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结构弱点，这一繁荣依靠的是一体化全球生产，但却缺乏全球消费。

这种不平衡是由于两大原因造成的：

  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其价格的不成比例的下降 发展中国家所负担的沉重外债

这种不平衡由于这两大原因而不断趋于严重。到1986年时，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已接近1万亿美元，债务的利息付款占去了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的四分之一至一半。为了应付利息付款，发展中各国政府减少了它们的社会支出和进口额。

但是，所有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的出口都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所以发展中国家进口额的减少迅速增加了发达国家的失业人数。

这些经济攻击驱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信心和愉快感。过去经济学家认为终于摆脱了繁荣与不景气这一循环，但如今表示出困惑和担心。

第二次工业革命造成了二战后经济的繁荣，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也引发了经济的衰退，这种衰退开始影响到经济的各个方面。

经济衰退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上的衰退，对于许多已开始习惯富裕生活的发达国家的人们来说，是具有破坏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

当时，美国政府为了抵消日渐上升的贸易逆差，鼓励农民增加对海外市场出口的农产品的生产，农民热情响应，新的农业革命使新的农业技术在农场得到了广泛使用，极大提高了农场的生产力，因此，农业出口额从1971年的80亿美元猛增到1981年的438亿美元。

后来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华盛顿禁止农产品对苏联出口；美元定价又过高，同时财政上受束缚的发展中国家减少了各种农产品的进口，这些情况使美国的国外市场突然减小。1981年至1983年间，美国农业出口产品的物价水平下降了21%，出口量下降了20%。

美国农民发现自己一下子处于经济拮据的状态中，尤其是那些为了扩大生产，扩大规模的农民，他们以高利率大量借款，用来购买更多的土地和设备，国外市场的突然减少使他们血本无归而破产。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家庭式农场的数目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680万这一高峰下降到1980年的280万，进而下降到1994年的190万。

美国人口调查局发现，生活在农场的人，贫困率为24%，而非农场居民的贫困率为15%。由此产生的情绪与社会的混乱反映在自杀率中，1984年，衣阿华州诸农业县的自杀率比全国平均自杀率高一倍。

经济衰退对工业城市的影响

由于工人的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混乱在工业城市也表现得同样明显。虽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失业率远低于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但许多工人仍认为自己现在更贫困。

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失业被认为通常是周期性的，因此，一定会随着由不景气到繁荣的过渡而告终。今天，人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做这种推测，因为有以下几个理由：

 随着工厂由人工昂贵的国家迁移到人工低廉的国家，西方工人不再能要求和得到他 们已开始习以为常的高工资；

自动装置和机器人的逐渐普及正在取代办公室里的“白领工人”以及工厂里的“蓝领工人”。

因此，整个西方世界的失业人数已从1970年1月的1000万上升到1983年1月的3100万。

虽然工厂工作正在减少，但服务性工作正在迅速增加。但是当时服务性行业的工资大大低于制造业中的工资，因此无法马上使经济得到振兴。

在一些统计调查报告中阐述得很清楚，这个调查除了采访那些挨饿的人外，还采访了州长、教师、部长和社会工作者等各方面人士。这些报告断定大约有2000万美国贫民正在挨饿，其具体的含义就是，他们无法购买足够的日常食物，定期的]地完全耗尽食物。这说明，在当时，饥饿和营养不良在美国各地都是严重的问题。

连发达国家的状况尚且如此令人窘迫，那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更是严重。

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是政治上的胜利与经济上的彻底失败相结合。政治上的胜利在摧毁殖民地帝国后，并在帝国废墟上创立新的独立国家。但是，伴随而来的经济上的彻底失败使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下降到极点。经济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对发展中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影响。

在农业方面，绿色革命的新种子和新技术发挥了更大的生产力。但是这并没有使大多数农民得到好处，他们缺乏购买杂交种子、肥料和灌溉设备所需要的资金。只有拥有中大型农场的农场主才能享受绿色革命带来的利益，他们往往不种国内的主要粮食作物，而改种更有利可图的出口作物。而且，他们可能还会采用节省劳力的机器；这类机器迫使已经就业不足的农民逃亡到城市贫民区。

这一模式在墨西哥显现得很清楚，在那里，效率最高的农场正在为美国市场生产可储藏过冬的水果和蔬菜，而玉米和豆类这种主要农产品却是从美国进口，这种状况导致许许多多农民背井离乡，他们流浪到都市谋生。随着这种情况的加剧，首都墨西哥城的人口到1980年已增长到几乎失控的地步，达到1400万，而且还在继续增长。

发展迅猛的都市化正在发展中的国家进行，尽管如此，这些发展起来的大都市至今却尚未出现伴随而来的工业化。因此，新到这些城市的人不得不去做那种收入仅敷支出的工作，他们靠像做沿街叫卖货物、擦鞋、瞪人力车这样的工作糊口度日，那种工作使他们免予绝对挨饿，但对国民经济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

几十年后的今天，又一轮经济危机降临，尽管时间不同，有一些性质还是相同的，而且，中国也感到它的冲击。

新一轮经济危机对中国影响

20世纪70年代，还处于冷战时代，中国经济基本上保持的是自给自足的方式，与国际经济的相互关系不大。

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已开始融入到全球经济中。自2008年以来，全球受到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但这与20世纪70年代的状况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首先都是由于国外需求减少，造成中国外贸企业的产能过剩，这样直接导致外贸企业面临生存危机，这是相似之处；但是，中国国内储蓄率一直很高，百姓因为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而不敢消费，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低以及国家背负沉重债务的情况还是有根本区别的。

福利社会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篇5

福利社会制度,是指通过对国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进行干预或调整，缩小二极分化，提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并使之达到当代应有的水平。福利社会制度是按人的低层次需求（生理和安全需求）

社会福利是指为了促进个人的功能发挥和使之获得最低的生活水平而提供一系列项目、好处和服务。福利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平抑经济周期性波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广义上，社会福利包括四个因素：收入补贴计划、健康、教育和福利服务。大多数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建成了“福利国家”，如西欧、北欧各国。各个国家的实际做法不尽相同，福利国家一般是指私人企业生产物质产品，而政府则提供旨在提高文明和文化水准所必不可少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险、卫生保健、住房建筑、教育、文化活动等内容的国家。建立“福利国家”的目的是有意识地运用政治权力和组织管理的力量，主要是在分配领域，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通过税收和福利补助调整不同阶层的收入，缩小二极分化，缓解不同阶层的矛盾，使社会获得稳定。如在英国保守党执政的1994—1995年，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是40330英镑/年，与最下层20%家庭年收入2024英镑/年相比，二者收入差距是19.9倍；在考虑货币福利、实物福利和税收后，最终收入分别变为28640英镑/年和7720英镑/年，二者相比为3.7倍。在这些高福利的国家中，瑞典的经济成就尤为引人注目：它创造了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渴望得到的经济奇迹。瑞典是福利国家的“窗口”，所以瑞典社会福利制度运行的效果如何对所有实行社会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具有重要意义。

宗教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篇6

摘要：宗教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它曾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为重要而广泛的影响，渗透进人类的各个方面，而且在今天的文化活动、国际事务、和日常生活中仍有一定影响。自古以来，人类就对传说中的仙佛有着各种各样的描述，人类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长生、天堂、飞升等的追求。人类对神明的崇拜，是宗教文化产生的原因，“宗教”一词也因此披上了神秘的面纱。但宗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宗教对我们的社会文化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现在我就从宗教的定义、宗教的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宗教文化存在的重要性、宗教对人类的社会文化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浅谈一下宗教文化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字：宗教；文化；文化传承与交流；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宗教的重要性

一、宗教的含义

（一）定义：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特点为，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该神秘统摄万物而拥有绝对权威、主宰自然进化、决定人世命运，从而使人对这一神秘产生敬畏及崇拜，并从而引申出信仰认知及仪式活动。在人类早期一些社会中，宗教承担了对世界的解释、司法审判、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等功能。现代社会中，科学和司法已经从有些宗教分离出来，但是道德培养和心理安慰的功能还继续存在。宗教所构成的信仰体系和社会群组是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包含元素：一个宗教之所以成为宗教，是因为它包括三个层面，其一为宗教的思想观念及感情体验（教义），二为宗教的创始人以及膜拜对象（教主），三为宗教的教职制度及社会组织（教团）。

（三）本质：宗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其本质就是用主观的、虚假的形式来反映客观的、真实的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用唯心的外壳来包装唯物的内核。例如，“生死轮回”理论反映了社会发展连续性的客观要求；“因果报应”理论反映了人际交往的等价性规律。

二、宗教的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

1、古代人类对自然现象的敬畏——神明的产生

2、人类对征服自然的渴望——大禹治水、嫦娥奔月等

3、后人对古代贤者的神话——黄帝、老子等

4、人类对长生、逍遥的追求——修道、修仙等

5、在暴政下人民的精神寄托——基督教等

只要人类存在，人们就需要有精神依托；人们只要有精神依托，具有信仰意义的宗教就会存在。

三、宗教文化存在的重要性

1、对个人：对于个人来讲，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是一个人的个人信仰、对个人的道

德培养有积极地导向作用，另外，宗教大都劝人向善，有利于个人行为品德的规范与引导

2、对集体：宗教强调以和为贵、体现教徒间的团结互助，有利于统一社会意志，对增强社会凝聚力，协调社会关系，降低社会内耗及稳定社会秩序等产生积极地作用。

3、对民族：作为一种文化信仰，宗教对于增强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和凝结力、产生丰富的民族文化等具有重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世界上的宗教

1、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

2、其他宗教：道教、天主教、印度教、犹太教

五、宗教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

宗教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占有重要的社会地位。这种地位的重要性不在政治权力下，有时甚至超过政治权利，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就像布兰顿在《比较宗教学辞典》中对宗教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作用的评价“人们已经认识到，要在今天对我们共同的人性及其问题得到明智的理解，就必须了解人类的宗教，正如了解它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了解它的科学与文化成就一样，因为不论人们对宗教的形而上学方面评价如何，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重要意义总是最基本的”①日本当代宗教学家铃木范久提出：“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说，只是基于对处于各自国家文化核心地位的宗教的理解，才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交流。”②

宗教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此，笔者主要从宗教与文化传承、文化交流，宗教与社会变革等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宗教与文化传承

宗教在人类文化传承上具有特殊的作用，现代宗教学家道森曾指出：“世界各大宗教好像是神圣传统的大河，它流过各个时代，流过他们浇灌和哺育的变化着的历史场景。”③

1、宗教不仅借助其神圣的光环保护了许多文化遗产，而且在其发展和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如：哲学、逻辑学、文学艺术乃至医学、数学、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所以，历史上的宗教对于保护、传播、发扬渗透和融合在宗教之中的其他文化成果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比如，我国宗教对我国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作用就是十分重要的，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及大量与佛教有关的建筑、文化艺术等，多得益于宗教而幸存至今，成为我国研究历史的重要资料。西方的许多文化得以传承至今更是受益于宗教的存在。

2、宗教以其特有的组织方式向信徒和其他社会成员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机会。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宗教组织曾垄断宗教及其他文化教育。如西方中世纪修道院的教学内容不但包括宗教教义，也包括书法、绘画、音乐和拉丁文的读写，以及历史及立法知识等内容；文化成果以修道院为核心，并通过教育和宗教影响渗透到广大信徒的生活中。

（二）宗教与文化交流

宗教对于文化的交流的作用同样非常明显。从历史上看，有许多地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史通过宗教的形式或以宗教交流为契机的。最为突出的是中印、中日之间的佛教交往，以及西方的四次十字军东征，客观上都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具有积极地作用。④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印之间关于宗教的交流便日益频繁起来，这也促进了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为中国的佛教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佛教中所蕴含的积极地向善思想，宽恕思想及哲学道理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五千年的文虎更加的博大精深。而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更是受益于佛教文化的交流，隋唐以后，日本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于是派遣了大批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很大部分是为求佛法而来的学问僧。这些学问僧在学习佛法的同时，也学习了其他文化，回国时常常带回大量的经典、碑帖和诗文集。与此同时，中国僧人、禅师和造像工等也东渡日本，不仅带去了大量的汉文佛经、经论，还带去了佛像、壁画等艺术及医学、建筑等技术。

六、宗教与文化的关系

1、文化孕育生活，宗教关照文化。属于精神生活层面的宗教，长期来统治者人们的思想，一旦渗入到多样化的文化形态。受其影响的而文化形态就更具顽强的生命力和持续的观照力。历经千年不衰的《圣经》，《古兰经》、《大藏经》、《道藏》等宗教经典，始终是世界文化宝库的瑰宝。宗教经典中脍炙人口的譬喻、故事、格言、传记、游记等，观照了后世的创作，如但丁的长诗《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歌德的《浮士德》以及唐宋时期我国著名诗人陶渊明、王维、白居易、王安石、苏轼等的诗歌作品等。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是在主题思想、情节构思、表现手法等方面，都不同程度的受到宗教经典的影响。

2、文化反映生活，宗教辉映生活。宗教的神学之光与文化创作的审美旨趣有机结合，是的文化作品更具表现力和想象力。在绘画雕塑方面，米开朗基罗的《创世纪》、《大卫》，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国的敦煌石窟、龙门云冈石窟的石刻，伊斯兰风格的图案画等，都是世界上精美绝困得文化精品。在建筑方面，基督教的拜占庭式、罗马式和哥德式建筑，佛教的柬埔寨吴哥石窟、缅甸的大金塔，印度的泰姬陵，中国的木塔、是他、琉璃塔等等，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辉煌。在音乐方面，西方许多音乐作品四化都和基督教有关，如贝多芬的《感恩圣歌》、《橄榄山上的基督》，门德尔松的《圣保罗》以及至今在教堂中所广为流传的《平安夜》等，都是从基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激发了创作激情。

3、文化体现生活，宗教启迪文化。社会伦理道德是文化内核。宗教的伦理道德虽脱胎于社会的伦理道德，但实际上是被神学伦理升华的伦理道德，它将世俗伦理道德进行神化和宗教化，并纳入了宗教理论道德的范畴，既真善美的社会伦理道德的特征，又具有宗教的人生终极关怀的补偿属性，不仅坚定了信徒的信仰操守和自我约束，又启迪了人类的思想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设。⑤如，天主教倡导的“天主的诫命”基督教倡导的“荣神益人”佛教倡导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道教倡导的“慈爱合同、济世度人”伊斯兰教倡导的“两世吉庆”等，蕴含了宗教教义中的积极因素，所提倡提倡的“慈善喜拾、宽容理解、明礼诚信、3

守法自律、爱心奉献”的精神，对当代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理想追求仍然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宗教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宗教与文化史人尅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标志。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人类宗教的发展与人类文化的发展交织、连接在一起的。宗教不可能离开人类的文化和历史，因为宗教本来就是人类思想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保留着丰富的人类思想文化内容。宗教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着其他形态的文化，与哲学、道德、法律、科学、文学、艺术、民俗等有着密切的关系，互相包容，互相渗透。

宗教文化与精神文化现象之一与人类世界史紧密相联的。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到文化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伦理道德到律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还是个人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而后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宗教教义教理中的积极因素，丰富了文化的内涵，厚重了文化的积淀，是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财富，促进了世界闻名的发展。

参考文献：

辛亥革命对社会的影响 篇7

(一) 科技革命的界定

科学是建立在事实检验基础上, 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的客观规律分科的知识体系。技术则是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手段和方法。

科技革命包括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其中, 科学革命是指科学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 对自然和社会客观规律的重大发现和认识上的质的飞跃;技术革命则是指人类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手段、方法方面的重大发现和突破, 即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上质的飞跃, 是全社会范围内技术的根本变革。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在时间上, 往往是交错展开的, 社会发展中产生技术突破的需要, 人们便会利用已有的科学知识进行技术创新, 而技术创新和实践活动又能极大地推进科学的发展。二者的互动关系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日益明显。

(二) 历史上的几次科技革命

1、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第一次科技革命。1543年, 哥白尼发表的巨著《天体运行论》, 提出太阳中心说, 从此拉开了科学技术革命的序幕。后来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确立了经典力学, 并在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 实现了科学的第一次革命。18世纪中叶, 以第一次科学革命中的相关科学为背景, 纺织机械革新为起点, 蒸气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为标志, 工业生产实现了从手工工具到机械化转变的第一次技术革命, 从此改变了整个工业的面貌

2、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由于第一次科技革命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全面发展, 引发了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科学革命。这次科学革命以电磁理论、化学原子论和生物进化论的提出为主要内容, 以电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由于这次科学革命是以物理学为先导, 以现代宇宙学、分子生物学、系统科学、软科学的产生为主要内容, 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相互渗透形成交叉学科为特征的一次新的科学革命, 因此, 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应用, 极大地推动了化工技术、钢铁技术、内燃机技术等其他技术的全面发展, 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

3、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现代科技革命。第二次技术革命导致了人类活动更加依赖于科学来指导, 从而诱发了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主要标志的现代科学革命, 它正以迅猛的速度向前发展着。现代技术革命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 它的主要标志是原子能、空间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现代科技革命的强大浪潮, 正冲击着当今社会的各个层面, 对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二、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社会发展

历次科技革命都创造出空前巨大的生产力, 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 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在于顾客需求的天然存在及发展。

(一) 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

“科技革命经物质、体制和精神三个层面推动社会转型, 两次科学革命及相应的技术革命分别促成两次社会转型。” (吕乃基, 1988) 这就昭示了科技革命与社会转型、经济发展具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密切关系。科技革命促使科技成果在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必然导致产业革命, 进而影响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 由此带来社会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变革。

(二) 社会变革与生产力

如果说第一次科技革命是“生产-技术-科学”的序列, 则第二次科技革命就是“科学-技术-生产”的序列, 那么, 第三次科技革命就是科学、技术、生产的重叠。科技革命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效率;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改造, 由制造性的第二产业向服务性的第三产业转移;并触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 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移;也引起劳动方式的变革等。

(三) 生产力与顾客需求

顾客是社会中的一员, 其需求的变化既是科技革命的动力, 也是结果, 两者之间经过宏观社会环境的联结和集成, 呈现出耦合关系。

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人类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 经济提供物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它来源于科技革命的成果, 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由低价值的提供物向更高价值的提供物逐步过渡。“到目前为止总共依次出现了产品 (原作者指用于自己消费, 自给自足) 、商品、服务和体验四种经济提供物” (约瑟夫·派恩二世和詹姆斯·吉尔摩, 1999) 。如图1所示。

三、顾客需求沿革及营销战略选择

二战后, 第二次、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潜力得到充分释放, 而且4P’s (产品Product、价格Price、渠道Place、促销Promotion) 营销理论成为经典, 然而其对顾客需求的影响机理分析不清楚。

(一) 顾客四维需求

作为盈利性的企业, 其一切行为都源于市场的需求, 以此实现销售收入的增长、利润的增长, 实现企业成长的愿望。作者认为消费者的需求有四个维度, 分别是:质、量、满意和体验, 如图2所示。

它们在商品经济下, 不同的社会阶段、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文环境, 侧重点不同 (即:在虚线组成的四面体中的位置不同) , 但都存在于人的自身、消费者的自身。

第一维需求:质。这需要从两个层次来界定、理解: (1) 不同的商品, 有不同的质。这需要企业给予科技进步情况, 进行市场调研, 对顾客、需求进行细分, 并运用科技的成果, 向市场提供能满足不同需要、欲望、需求的商品, 以求得顾客的消费, 获取现金。 (2) 既有相同的产品, 在满足同一种需求方面必有差别, 也就存在“质量”, 即:有劣质与优质之分, 因此, 企业要追随顾客的需求变化, 尤其是分析科技进步对顾客的影响, 提供优质商品。

第二维需求:量。物品不仅有质的区别, 还有量的区别。量反映商品在消费者数量、规模上的变化, 具体的反映就是, 不同的社会、人生阶段、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消费环境, 消费者的需求量不同。而正是消费者对量的需求, 才有了企业做大的梦想和永续经营的良好愿望。

第三维需求:满意。顾客满意是一种心理活动, 是顾客的质、量被满足后的愉快感, 它来源于消费者自身的内在需求, 也是顾客消费的原动力。理解满意, 不能仅限于“满意是指一个人通过对一个产品或服务的可感知的效果与他的期望值相比较后所形成的感觉状态” (Philip?Kotler, 1990) , 更应看到, 正是顾客追求对某一产品或服务消费的满意, 它才去购买。

第四维需求:体验。消费者不仅在消费的同时, 追求质、量、满意, 仍然追求个人的被认可、被尊重, 要参与到消费过程中来, 以获得过程性的满足, 这就是体验的第一层内涵 (过程性体验) , 它需要产品的生产者、服务的提供者与消费者完成互动, 以创造消费的体验;第二个层次是结果性的体验, 现今已没有一个顾客情愿不分青红皂白, 一手交钱, 一手拿货, 经常是想弄个究竟。也正是消费者有体验的需求, 才推动商品经济继续向前发展。如能在消费者中开发、满足体验的需求, 则能带来成功, 也能领导趋势和潮流。

(二) 营销战略

经济的不断发展, 把人类带入一个新的纪元。随之, 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企业, 其生存、营销模式也必须随经济的发展而变化。“营销活动作为行事方式不是最重要的, 营销作为一个扩大的企业追求, 提高顾客和企业价值的意识才是最重要的。” (彼得·杜拉克, 1986)

1、界定需求

企业的一切行为都源于顾客、市场的需求。一方面, 各个维度不同的取值, 才是市场不断细分的依据, 而细分为企业带来了不断的商机;另一方面, 消费者需求变化之快, 每一个新需求的诞生, 就会带来新价值的增长点。作为企业的经营者, 应在四维模型中, 针对消费者的独特价值找准位置, 即“卖点”。

西方名企大体上可分为高端和大众化两类。走高端路线的, 如:法国干邑葡萄酒, 它一直以原创性和高品质闻名世界, 成为现代豪华风尚不可或缺的元素, 其特征是, 为少数人服务, 质量顶尖的产品, 量不求大, 但确保质够, 一定要代表时代潮流 (结果性体验) 。走大众化路线的, 如:麦当劳、巴西烤肉等, 就得保质、量足, 同时注重扩大规模, 采用连锁、加盟或特许等经营方式占领市场。

2、卖点的提炼与招牌打造

卖点又称独特的销售主张, 包含三方面的含义: (1) 任何产品应该向消费者传播一种主张、一种忠告、一种承诺, 告诉消费者购买产品会得到什么好处; (2) 这种主张是竞争对手无法提出或未曾提出的, 应该独具特色; (3) 应该以消费者为中心易于理解或传播, 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当企业所处的整个行业处于市场教育期的时候, 产品核心卖点提炼与营销沟通须关注以下问题:消费者对产品的核心利益不清晰, 产品的诉求应围绕其功能展开, 明确地告诉消费者所能给他带来的基本利益, 如何进行功效的取舍十分关键。此时, 功效的宣教要有一定涵盖性;在媒体组合上, 要有一定的强度, 特别要注重软文的运用, 潜移默化地教育、引导消费者;同时, 注意相关行业有没有可以搭乘的便车;还应突出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确立行业领先者的地位, 为竞争者进入制造壁垒。

在核心卖点的提炼上, 要结合、关注、遴选自己独特的优势资源, 进而再提炼出卖点, 尽力做到其所诉求的特性是竞争者不具备的。

3、做大与做强的选择

“我国目前处在一个类似于西方国家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增长模式转变为第二次产业革命增长模式的过程中。” (吴敬琏, 2005) 但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 管理者应具有前瞻性的眼光。

(1) 做大。在科技不发达、商品经济不发达、购买力较低的年代消费者更关注质与量, 这就要求经营者必须充分理解所售商品自身的效用及商品所能给予消费者的效用满足。而保质保量,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年代是企业增长的原点, 也是企业做大的必然选择, 如图3所示。

象限1。企业一般定位在大众化, 向顾客提供优质、量足的商品, 童叟无欺, 如“狗不理”招牌。

象限2。向顾客提供优质、量亏 (少量) 的商品, 这只有在“体验经济”时代才会出现, 但这需要强大品牌的支撑和有效、严密的无形资产管理, 如星巴克咖啡。

象限3。向顾客提供低质、量亏的商品, 企业不可能生存, 更勿论发展、成长壮大。

象限4。向顾客提供低质、量足的商品, 一方面, 是缘于需求极其强烈;另一方面, 是企业欺骗消费者。前者, 与丰富的商品经济事实不符;后者, 是死路一条。

(2) 做强。这就需要首先满足消费者的质与量的需求, 强化满意和体验的营销价值, 以品牌和无形资产为纽带, 进行扩展, 走在前列的还可以制定市场竞争的规则、书写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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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对社会的影响 篇8

关键词：辛亥革命；乡村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影响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巨大的历史事件，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近代依旧是以农业为主导，乡村变化可以说直接关系到社会未来发展的走向。辛亥革命后，乡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跟乡村的变化是分不开的。

相较于城市而言，乡村变化的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表现在土地关系方面。这一时期土地买卖相对比较自由，封建土地的束缚逐渐松弛，土地占有出现了集中趋势。与此同时，出现了军阀地主，这是这段时期农村土地占有关系变化的一个明显特征。很多军阀利用职权强占土地，变成新兴的地主。如袁世凯在河南彰德、汲縣、辉县等地占有田产400顷，其田产占彰德所有耕地的1/3以上。段祺瑞在东北边境圈占荒地20万顷。一方面，土地逐渐的集中，使得农民负担加重，再加上这段时期战乱不断，使得农村社会民众经常会掀起起义，另一方面受到政府政策的刺激，一些地主和富农把眼光转向经商致富，农业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兴起，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如浙江省定海县，1912年前后全县人口约13万人，从事盐业者占7%，渔业者占18%，农业者占26%，工业者占9%。商业者占15%，其他占25%。这时期农村社会的动荡，农民生活困苦，人们对现实普遍不满，人民迫切希望能够改变当前的社会现状，这为西方新的政治学说传入农村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此外，农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经济交流逐渐密切，有利于城市近代文化对农村的渗入，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最初主要在城市，尤其是东南地区，由于城乡经济交流逐渐密切，再加上许多推崇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故乡都在乡村，马克思主义通过这些知识分子自然地传入他们的故乡。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城市逐渐传播之后，渗透到农村成为一种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