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

2024-10-02

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共8篇）

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篇1

发生在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们发动的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辛亥革命不仅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得清王朝土崩瓦解，而且使中国成为全亚洲几十个国家当中第一个打掉皇冠，建立起民主共和的现代国家。因此，今年全国都将有隆重的纪念活动。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当年的辛亥革命是以“三二九”广州起义（又称黄花岗起义）打响的第一枪作为发端，以10月10日武昌起义获得成功作为标志的。发生于1911年农历3月29日的广州起义，是一场惊天地、泣鬼神，值得后人大书特书的壮烈战斗。当天，16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和出国留学生的壮士为实现民主共和而舍身取义，今天能查实有名有姓者就有86人，当时收得全尸的72人，这是何等令人震撼的一幕！随着年代远去，有关这场革命对唤醒中华民族，推动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历史作用，相信后人一定会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今天，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一百年前的“三..二九”广州起义，缅怀革命先烈，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对于激发广东人民的自豪感，发扬广州这座英雄城市“勇于解放思想，敢为天下先”的优良传统，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根据广东省委审批同意的《广东省举办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的安排意见》，广东省和广州市今年举行的一系列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活动，其中主要有四项重要内容：

一、3月28日上午，举行广东省、广州市纪念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100周年座谈会。

座谈会定于3月28日(星期一)上午在广东咨议局旧址大厅（广州起义烈士陵园内）举行，上午9时开始，11时30分结束。座谈会邀请了16位辛亥革命后人（包括孙中山、黄兴、陈少白的后人和6位黄花岗72烈士的后人等），12位全国和省内有关辛亥革命史的著名专家学者。还有各党派、团体、界别的代表，共90多人参加。正如当年“三二九”广州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那样，我们希望这次座谈会也作为今年全国纪念辛亥革命重大活动的一个序幕。

座谈会由市政协林元和主席主持，省政协黄龙云主席致辞。辛亥革命史专家学者和辛亥革命后人代表分别发言。发言内容：回顾辛亥革命历史，重点阐述“三?二九”广州起义在辛亥革命中的前奏意义，畅谈发扬辛亥革命精神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的重要作用。广州电视台将对座谈会实况进行录播；广东卫视将拍摄电视专题片。座谈会举行当天，《广州日报》刊发林元和同志纪念辛亥“三.二九”广州起义的署名文章。..

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篇2

1 山科学,云科学:工业时代的科学与信息时代的科学

小科学与大科学是我们至今为止谈论最多的科学类型,虽然它们有种种不同,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但是笔者认为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工业时代的科学,笔者称之为“山科学”,这不仅是为了与“云科学”对应,更主要的是山的特点确实也与工业时代科学的特点相近。无论属于小科学还是大科学,迄今为止的科学家的处境有五个特点:一是在比较固定的科研组织任职,其学术地位、名气与所在机构密切相关;二是晋升按部就班,因成果获得承认往往需要较长时间;三是流动性不强;四是难以自行创业,不能自由创办可参与平等竞争的科研机构,新办研究机构也难以成长壮大;五是研究经费的获取费时、费力。即科学家处在相对固定、缺乏灵活性、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型的组织中和学术社区中,可用“山科学”喻之。山科学的组织成本高、官僚成本高、后来居上的成本高,组织之间常有利益之争,类似“山头”之间的争权夺利。随着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现在已经到了将工业时代的科学全面推进到信息时代的科学的时候了,即从“山科学”发展到“云科学”。减少中间环节及其成本是信息时代的大趋势和重要特征,云科学将大幅减少科研经费从国家到科学家手中的中间环节和科研成本。“小科学”与“大科学”的区别首先表现在规模上,“山科学”与“云科学”的区别首先表现在结构上,“小科学”与“大科学”之间的矛盾,可以在云科学中得到妥善的协调和解决。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只是云科学出现的必要条件,还需要在认识、理念、规则、标准、方法、理论上进行一系列变革与创新才能创建云科学,才能解决科研资源配置与利用的低效、优秀人才不能及时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在云科学中,人才识别和评估是关键中的关键。

2 关于优秀人才及时胜出并充分发挥作用的新认识、新规则、新标准与新方法

2.1 关于优秀人才及时胜出并充分发挥作用的新认识与新理念

笔者提出“学术研究是全世界研究者在同一规范和流程的约束下的知识生产”、“研究能力就是约束条件下的竞争性创新(创意)能力”、“有条理地提出新观点就是战胜或局部战胜或暂时战胜了全世界的同题研究者;问题越重要、参与竞争的优秀学者越多或水平越高,就越不容易提出新观点、做出新推进,如果还能够有条理地提出新创见就说明该学者的研究能力强”(刘益东,2008a,2008b),发现了“规范化竞争性创新壁垒”(刘益东,2007),从而发现了提出新颖重要的学术创见为何极为困难的奥秘,确立了提出重要的新观点、新创见与学者研究能力强、学术水平高之间的高度关联性。据此,笔者提出相应的新规则、新标准和新方法,以及配套的信息技术支持系统。

2.2 关于优秀人才及时胜出并充分发挥作用的新规则与新标准

以成果论英雄是最合理的人才评价原则,但成果水平的高低要由同行评议和承认,至今人们信奉的“同行承认是硬通货”这一金科玉律在笔者看来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考虑时效性,长时间尺度看如此,短时间看则见仁见智,不少创新性成果不能得到及时承认、优秀人才不能及时胜出。为此笔者提出两项新规则用于对成果问世时间不长的成果评价与人才评价:一是“用规范确认取代普遍承认”,二是“确立创新力度是评价学术成果的首要标准”。

2.2.1 规则1:用规范确认取代普遍承认

笔者认为创新是集体行为,创意是个人行为,个人的创造力是通过创意体现出来的,或者说,创意是个人创造力的集中体现,诺贝尔科学奖奖励的就是成功地发展成为原始创新的原始创意。但迄今为止,学者提出新创见并不能很快得到承认或重视,而往往会遭遇四个不利问题:它是不是新颖的,世界上那么多学者怎么就轮到你最先提出来呢?即使是新颖的,那是不是正确的?即使是正确的,又有多大学术价值?国际上有多少学者承认你呢?所以即使你提出了重要而正确的学术创见,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承认,胜出效率很低。规则1可解决此难题,它是用对研究成果的创新点的规范确认取代对创新点的普遍承认。创新点是能得到学术优先权的知识贡献,创新点由新颖性、规范性、重要性三个要素组成。规范性主要是符合逻辑,与事实相符,没有颠覆性错误,能自圆其说。笔者将对研究成果的创新点三要素的确认称之为规范确认,包括查新、挑颠覆性错误和定级定位,是规范化、程序化的操作。查新按科技查新规则进行,在目前尚无学术观点数据库的情况下,用智能检索、数字参考服务和向同行专家咨询的方式解决,着重考察研究思路的新颖性;由同行专家挑颠覆性错误,让其做“有”“无”判断,如“有”则要具体说明,并给成果持有人答辩和修补的机会;重要性可根据研究文献回顾类比和研究意义阐述来大致确定,也可根据科研进展图谱进行定位。重要性是指创新点的重要性,而非研究课题和问题的重要性。与遭遇上述四个不利问题相比,规范确认对创新成果的及时胜出极为有利。规范确认还可用于确定学术优先权,便于创建学术优先权制度。将规范确认用于盘点,就形成“规范盘点”,对前沿成果进行扫描盘点,极利于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及时胜出。

2.2.2 规则2:确立以创新力度作为评价学术成果的首要标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想当然地以“学术水平”作为评价学术成果的首要标准,存在种种弊端,因此笔者提出用创新力度作为评价学术成果的首要标准和划分创新力度等级的象限模型。强调不比学术水平,只比创新力度。当然这个原则适用较短时间尺度,而职业学者最关心的四大需要恰恰都主要集中在较短时间尺度内。详见拙文“创新力度:评价学术成果的首要标准”(刘益东,2009b)。

2.3 关于优秀人才及时胜出并充分发挥作用的新方法

笔者通过分析优秀学者的能力、行为、心理、素质等特征和学术研究及竞争的流程与规律以及历史经验和现实观察,提出一组学术评价和人才识别的新方法,包括“程序型学术评估法”、“创新点分项展示评估法/盘点法”、“创新点定位展示评估法”、“创新点清单分项展示评估法/盘点法”、“创新点清单展示型成果规范盘点法”、“DICSS知识英才特征识别法”、“专著代表作展示制度”、“个人创意指数和个人创意峰值自评法”、“知识英才三问识别法”等(刘益东,2007,2008a,2008b),这里简要介绍后者。

知识英才三问识别法,或称为拔尖创新人才三问识别法。一问是否做出了自认为重要的学术发现/重要的学术突破/重要的技术发明/重要的技术突破?为什么认为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其研究思路及其独特新颖之处是什么?二问是否围绕着这一新发现、新发明或新突破发表了论文、申请了专利、出版了学术专著?要求社科学者出版学术专著。(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创新性的知识增长点?有没有自己的“一套”?)三问是否愿意在网上或一定范围内公开展示自己这些创见、新颖的研究思路及其意义阐述?是否愿意接受规范确认和可行性分析?拔尖创新人才最根本的特征就是自认为有重要的学术发现、学术突破,或自认为有重要的技术发明、技术突破。对于绝大多数拔尖创新人才或高层次创新人才来说,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也是自我评估的一个有效方法。三组问题层层加码、相辅相成,互相印证,缺一不可。当然,回答“否”或不接受询问的专家学者不一定不优秀,可能这样的成果正在撰写或正在申请专利,或者出于商业考虑而刻意低调,或者是与世无争。“三问识别法”特别适合理论界和社科界,也适合于自荐,可称为“知识英才三问自答自荐法”。

3 以规范确认学术优先权为绩效考核与竞争优胜的依据:科研经费与资源配置的新方案

学术优先权之于学者犹如专利权之于发明家,即使是政策和战略研究,创意、创新都是关键,战略研究是要提供“可行的创造性解决方案”,有效的解决方案一定有它新颖之处。

3.1 规范确认学术优先权:科研绩效考核与竞争优胜的关键依据

笔者提出学术优先权是“科研的有效产出”,以此作为科研人员绩效考核的关键依据,以此克服以论文数量、发表刊物的等级和引用率为考核依据的弊端。以规范确认学术优先权为绩效考核主要依据对优秀学者、科研经费提供者和公众都极为有利一举三得:能够在重要的研究领域有条理地提出学术创见并通过规范确认绝非易事,通常只有优秀学者才能做到;经费提供者通过审视学术优先权可方便地评价投入产出率,评估资助对象的能力,这远比面对几篇论文容易做出判断;公众和学术界通过扫描和盘点学者的学术优先权清单可方便地了解其知识贡献、学术水平和科研状态,并据此确定其学术声望。这种新考核方式能够有效提高经费利用率、有效治理学术腐败。

3.2 同研究领域学术优先权优多者胜出:经费配置的新规则

笔者提出“同主题或同研究领域创新点(学术优先权)优多者胜出”、“预研究创新点(学术优先权)优多者胜出”的课题公开竞标制度和“课题验收公开展示成果创新点(学术优先权)”制度(刘益东,2007),对优秀学者最为有利,同时使滥竽充数者望而却步,从而真正实现“公开、公正、公平”。它也适合以一个团队或机构的业绩为依据进行财政拨款,予以稳定支持。(刘益东,2008a2008b,2009c)。

3.3 科研成本理论:分析科技体制改革与优化的基本框架

笔者提出“科研成本理论”,作为系统分析科技体制改革与优化的基本框架。科研成本理论围绕节约科研成本、提高科技资源利用率这一中心,以科研成本为分析单位,讨论科技体制与科研成本的关系,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科技战略、政策、制度安排和组织建设与管理,制定科技体制改革的方案。科研成本包括人员成本、条件成本(研究经费、实验设备、办公费用等)、分配和申请经费的成本(耗时相当的成本、申请费等)、决策与执行协调的成本等。拔尖人才的及时识别与充分发挥作用是“科研成本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实现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的突破口。

4 云科学体制的创建:高效满足知识创造者和经费提供者需要的科技体制大变革

云科学以新型人才体制为核心,通过新型的拔尖创新人才识别方法和高效的集思广益机制,选择最优秀的智库学者和科学家,组成国家科技决策系统;通过发达的网络支持与云合作实现高效的宏观管理及协调;在公共研发平台与合作交流平台之上,通过研究共同体和兴趣共同体的网络组织化,形成高水平的科研组织,实现科学家之间的自由互动、自主合作与自组织,产生比以往依靠大型研究机构人为安排的多学科布局所促成的互动合作更为有效的“协同效应”,乃至产生“大规模协作效应”。强调个人品牌和自由组建研究团队、研究机构,与志同道合者组成“意愿共同体网络组织”,是云科学的一大特点。云科学能够同时高效合理地满足职业学者的四大需要(见上文)和研究经费提供者(政府、企业、基金会、非营利机构等)的四大需要(目标性、效率性、易布局、易考核)以及公众理解科学、公众监督科学的需要。运用经费引导的方式能够解决科研为国家目标服务、为社会进步服务的问题(如美国的成功模式),在此前提下,科技体制和人才体制应该设计成拔尖人才最喜欢、最能发挥作用的形态,云科学正是如此。可以说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继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人才体制之后的第二个最成功的人才体制,让高层次创新人才获得空前的解放。科学本身所具有的合作特性将得到更充分的实现,学者的声望、地位不再依赖所供职的机构,而是直接取决于云科学网络。自主性和自由性很强的“科学家工作室/研究团队+平台式园区”将成为主要的或最有活力的科研组织形式,正如贝尔实验室1980年代的研究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彭齐亚斯所说:“我发现管理成功的科学研究,更多地取决于确保个人之间想法的交流,而不是来自上面的固执领导。”在云科学平台支持下,工作室/研究团队可以方便地进行联合,扩展研究能力,承担大课题,克服单一的PI制的不足。云科学平台支持下的工作室/研究团队及其合作制,既保持科学家的自主、自治、自由和自组织性,又可以在经费引导下完成服务国家目标、服务经济社会的研究课题。云科学是对网络时代的科研机构的再建制,促使科研机构组织扁平化、网络化。云科学的核心是让优秀人才及时胜出并充分发挥作用的云机制,它是借助信息技术和有关新的规则、标准、方法,实现学术竞争与合作的高效机制。云机制还适合市场竞争、政治竞争等,是比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更深刻的机制。激励均衡与分配革命是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办法,云机制可以解决激励均衡问题(有另文详述)。“云研发”体制化地实现了“全球人才为我所用”(而无需为我所有)。尊重和善待高层次创新人才是创新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关键。

科学革命分知识体系变革和科技体制变革两类,云科学革命首先体现为后者,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也将在研究方法、研究环境和复杂性科学研究等方面引发空前的变革,因此云科学革命将包括两类科学革命。此外,云科学对人才培养同样有突破性意义,笔者认为培养拔尖人才最好的方式是建立让拔尖人才及时胜出的体制。“云教育”也将兴起,通过云科学革命和云教育革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云科学”与“云教育”相结合形成的“云科教”将成为信息时代我国科教兴国的新战略(有另文详述)。

云科学革命即将发生,驱动这场科学革命发生的五大力量或因素是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政府迫切要求尽快实现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科技竞争和人才争夺日益激烈、拔尖/高层次创新人才渴望及时胜出并充分发挥作用以及有关认识、理念、规则、标准和方法的一系列创新。科学2.0、维基工作站、创意集市(唐·泰普斯科特,2007)等提供了一些意向和雏形,但是其核心要素还需要更新为本文提出的有关内容才能够真正进入云科学时代。显然,我国在率先发动云科学革命方面有着更迫切的需要和更大的可能性,通过实行“规范确认”来创建信息时代的学术优先权制度和基于学术优先权的业绩考核制度、创建“拔尖/高层次创新人才特区”等对崇尚公平竞争的优秀学者极富吸引力,率先发动云科学革命的地方或机构将立刻成为拔尖/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汇集区,迅速确立起竞争优势,创新回报极高,“高投入、低产出”问题迎刃而解。详见拙文“电子学务革命与创新人才特区的创建”(刘益东,2009a)。

摘要：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相关的认识、理念、规则、标准、方法、理论的一系列创新,形成了云科学。它改进、更新、提升了支配学术活动和科技运行的核心要素,使科研经费和科研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配置与高效利用,使得优秀人才能够及时胜出并充分发挥作用,学术活动和科技运行的效率及品质得到大幅提升,科技体制由此发生巨大变革,科学事业从工业时代全面进入信息时代。这是一场科学革命与人才革命,可称之为云科学革命。创建高层次创新人才特区是这场云科学革命的启动方案。

关键词：云科学,云科学革命,云研发,云机制,山科学,电子学务,科技体制,云教育,云科教

参考文献

[1]刘益东.智业革命——致毁知识不可逆增长逼迫下的科技转型、产业转型与社会转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2]刘益东.电子学务:下一次科学革命[J].跨世纪,2008(3).

[3]刘益东.伽利略式的革命:创新点展示评估法与查新识人才引发的人才革命和科学革命[J].时代教育,2008(5).

[4]刘益东.电子学务革命与创新人才特区的创建:人才革命是解决金融危机和自主创新问题的突破口[J].跨世纪,2009(5).

[5]刘益东.创新力度:评价学术成果的首要标准[J].科技创新导报,2009,36.

[6]刘益东.通过电子学务革命迅速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J].科技创新导报,2009,27.

中国本土的科学革命已经发生篇3

世界上一切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经由过自己的科学革命，英国经过，法国经过，美国、德国、日本、俄国都发生过源于本土科学家内部的科学革命，也都发生了基于本土科学革命基础上的产业革命，这样，才使他们成为了现代化的国家。

而我们中国，是被西方列强逼上现代化道路的，迄今为止，仍未发生源于本土内部的科学革命。

自1840年以来，我国所有的科学家其实都算不上科学家，只能算是合格的学生，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别的国家已经证明成功了的理论原理、实践手段乃至工业体系引入中国而已。卫星、核弹、导弹、深潜艇、生物工程……哪一样不是别人先有，我们在后而蹒跚跟进的（参见笔者发表于《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一期的文章《科学的灵魂是自由》）。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发现，目前这个研究石油无机成因论的科学家群体，是一个近代中国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全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完全从探索未知世界的基本原理出发，而不是从某个具体的实用目的出发，这才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那些大科学家，如哥白尼、笛卡尔、培根、牛顿、爱因斯坦等人，有了共同的思维特征。这些科学家的初始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找油这个具体应用的问题，而是对于地球内部运动原因和油气形成原因这些远离实用领域的问题发生兴趣才开始他们的研究的。从本刊所转引的他们的文章中，读者已经看到了他们不受任何成见和任何学科藩篱束缚，天马行空、自由思想的精神风貌。

第二、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信。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位学者，都不会再发出“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这类的“学生腔”了，他们并不封闭保守，都是学术视野开阔的人，能熟练阅读英文、俄文文献，与国外同行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他们能客观地看待西方科学的长处与短处，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原创性研究的力量。杜乐天先生说：“我们的科学思想要有大的发展，症结并不是经费、人力、设备上的不足，而是头脑中的贾桂习性甚深……在我国科学界长期存在着一种老是直不起腰来的婢觉和拘谨”；张景廉先生说：“不能老是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李扬鉴先生说：“在今天思想最为活跃的学术界，也依然严重地存在着‘洋人说的准没错’的思维定势。‘崇洋’是‘崇上’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的变种。在这种奴才思想束缚下，生机勃勃的自主创新精神被窒息了，从而导致思想和理论的贫困。其实，我们应该好好地总结—下，盲目追随西方板块构造学说30年来，耽误了两三代人的宝贵年华，浪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今后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科研道路，是自主创新呢，还是继续‘仿造’下去。中国地质科学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西方化。”他们的学说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原创学说，在他们身上，已看不到任何奴颜婢膝的痕迹了！一百多年来，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一直是持跪着的、顶礼膜拜姿态的，如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真正站起来的中国科学家群体了！站起来了，就是革命！

第三、他们继承了伟大的中国智慧传统。无论这些学者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和西方科学家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不一样的地方来自浸润于中国文明深处的思维习惯。比如杜乐天先生，就自觉地运用着道家与佛学的思维方式：删繁就简，直击本质。在批判西方科学分科化的弊端时，引出老子的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他那篇论文的结尾是：“草丛漫山野，要的是奶；花粉亿万粒，要的是蜜！”这不是典型的禅语吗？就连张景廉先生那让一些人不好接受的评价“荒诞不经”“忽悠”，难道不也正是禅宗的当头棒喝吗！

他们已经撕开了一个口子，沿着这个口子，会不断地扩大阵地的，后人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个口子，进一步撕开更多的突破口。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不仅与石油有关的地质学、地球科学会发生重大的变革，而且，必将牵连到基础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也必然会催生出真正的中国现代科学。

本期，我们刊出了三位重量级的科学家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我们经过深入研究，在他们的全部文章中精选出来的，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主要学术思想。

首先，我们要隆重推荐的是杜乐天先生。在2013年第四期和2014年第二期中，我们曾刊载了他的部分文章与专访，但是，那几篇文章侧重的是油气成因和地震、雾霾成因等具体应用问题，没能全面反应出其学说本质。本期刊出的这八篇文章，基本上勾勒出了先生的学说体系，展示出了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们认为，杜乐天先生是和哥白尼、笛卡尔一样伟大的科学家，他创造性的发现，将促使整个当代地球科学（不只是中国的地球科学，而且是全世界的地球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他的出现，是中国本土科学革命的重要标志。

我们推荐的第二位科学家是曾雄飞先生，这位涉猎甚广的学者，在炸药、兽药、能源、物理波等诸领域都有创建，提出了新原子论等重大学说。我们现在尚无力预测其学说的实践结果，但可以明确的是，那些充满创造活力的思想，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空间。

我们推荐的第三位学者是地质学家杨树庄先生。杨先生有数十年一线地质工作经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以苏格拉底式的执着精神对现代地质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如地质力学）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不懈追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曾被视为“经典”的地质学理论的成败得失，建设性地提出了他对于大冰期、黄土高原成因、矿床成因等问题的独到见解。多年以来，中国学界的主流风气是追逐时髦，一旦出现了某种新的时髦理论便会完全抛弃原有的理论（哪怕这种理论也曾是风云一时的“先进理论”），不加批判地全盘追随，以为求新就是求真，这其实是缺少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杨先生的学问，看似是对旧学的执着与迷恋，其实是在辨证的批判与继承中完成了新的创造。

从2013年第四期起，我们已累计推出了十多位与地球科学相关的学者的文章，如张景廉先生、王先彬先生、张之一先生、肖序常院士、李庆忠院士、金之钧院士、戴金星院士、郭占谦先生、强祖基先生、郭增建先生、袁学诚先生、崔永强先生、周可兴先生、张恩学先生等。今年的第二期杂志，我们还将推出李扬鉴先生、陈荫祥先生、罗志立先生、李德威先生等人的系列文章。这些学者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团队，共同推动着中国科学革命的发生。

固然，和国内目前主流学术群体相比，这个团队还显得那么弱小：人数少，观点超前，少有人接受。但是，这也正是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科学上，最伟大的认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他们还没有被广泛认可时，他们总是非主流的。

在这个团队中，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关于深部流体成矿问题，他们之间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且以理性的态度交流讨论，这是科学革命的又一个特征。这意味着思想的活跃，解决问题思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仅凭这十几位非主流学者的理论创造，便判断中国科学革命的发生，是不是有些轻率？”

有朋友如此提问。

不轻率！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而且相信任何一位读者，如果认真通读这些学者的文章，都会同意笔者的观点。他们的逻辑已经足够严密，证据已经足够充分，其应用远景已经足够明朗。

当然，要在技术上完全获得证实（比如按无机成油论找到石油，按氢地球化学原理制造出新型钻机）尚待时日，但这并不要紧。要知道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人完成科学革命将近200年以后，才获得技术上和工业上的证实的（即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此之前，大多数实用技术领域和工业界的人士，只将那些伟大学者的学说当作是一种与己无关的“天上玄说”而已。

杜乐天、张景廉、郭占谦、李扬鉴、强祖基等诸位先生面临的形势可能要比哥白尼、牛顿等人乐观多了，也许用不了—二十年，他们的学说便会获得技术上和工业上的证实，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2000字篇4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有人说，辛亥革命功了；也有人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我认为辛亥革命又成功，又没有成功，是1／2成功，1／2 的失败。

首先，辛亥革命是成功的革命。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更具有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中国人民“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

由于资产阶级和同盟会的组织和领导，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在广大工农和其他劳动群众多种方式反抗斗争所汇成的革命怒潮中，赶跑了狗皇帝，推翻了清王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专制统治，从而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产生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

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潮流已不可抗拒，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洪宪帝制，张勋的复辟帝制，都是昙花一现，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辛亥革命也为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作了思想准备。

辛亥革命打落了亚洲第一个皇冠，具有国际意义。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推翻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

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为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

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专制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反革命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但革命也是在与时俱进的。辛亥革命最大的功绩应是它对后来历次革命的影响，它的成功同时也是失败的种种原因一直为后来的革命者所借鉴。大胆地说，正是有了辛亥革命开历史之先河，才会有新中国的建立，民主革命的胜利。

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条件篇5

作者：步平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4期点击数： 131 更新时间：2011年08月25日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一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固然是短暂的，但是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辛亥革命以来的百年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段时期。这也就是人们重视辛亥百年的纪念，思想界、学术界对此进行活跃讨论的原因。我对辛亥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身并未进行过实证性的学术研究，但是作为近代历史的研究者，作为身处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体验者，在辛亥革命百年到来的时候，感到对辛亥革命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向进行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把辛亥革命放在长远的历史进程中

对于辛亥革命得失成败的考察，其实从辛亥革命结束后就开始了。辛亥革命亲历者们的回忆，虽然还不能作为对革命的全面完整的总结，但是当事人的叙述，无论如何也给后人提供了观察当时中国社会背景的最值得重视的资料，可以说首开反思革命之先河。而从1961年即辛亥革命50周年起，历经70周年、80周年和90周年的纪念活动，人们对于这一场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成败得失，对于其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进行了辩证的、系统的和深入的研究。去年，在对辛亥百年纪念进行“预热”的时候，我曾在武汉市举办的会议上聆听了章开沅先生的三个一百年的思考。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术界越来越从更长的时段对辛亥革命进行考察。

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思，存在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或者认为革命的设计“超越了中国的国情”，“搞君主立宪会更好些，政治局面会更稳定持久”，而“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想的产物”，还是避免为好。有的则套用现代化的理论，认为“后发外生型”的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的高度权威却在辛亥革命中被打倒，革命后又没有建立起新的权威，所以无法进行高度的社会动员，以致近代化进程中断。这些都是针对辛亥革命当时及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走向提出的问题，时至今日仍然有各种不同的认识。

无需讳言，长期以来，对于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革命，往往被认为是捣毁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不二法门，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确实没有彻底告别旧制度，这也是引起人们对辛亥革命加以反思的原因。从这一角度对辛亥革命的反思在学术上确实有启发，但作为历史学者，也不能不提出警惕“反历史”的逻辑推理的危险性。如果我们把考察视野扩展到中国历史的长时段中，是否会有些新的启示呢?

近代前的中国曾经是大国、强国，但是近代以来，由于政治的腐朽与经济的衰退，无法扼止西方列强的侵略与压迫，在列强的一次次进攻面前败下阵来。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都是中国被迫割地赔款，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而引起列强的瓜分狂潮，直至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并强迫签订《辛丑条约》，迫使中国“将大沽炮台及有碍京师至海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即解除防务，而外国军队则驻扎于中国京畿周围的要地，实行永久军事占领。当中国在西方殖民主义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束缚下一步一步地“沉沦”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的时候，当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的时候，清王朝考虑的是什么?那个政权是否还能够依靠?当年辛亥革命亲历者们的体验是最直接的。

对辛亥革命时代革命者的人生经历整体考察后即可看出，他们并非从一开始就醉心于以激进手段改变中国落后局面，但是在经历了一再的失败与挫折，意识到清王朝决不可能真心实意地退出权力的中心而实施“立宪”，而当时的政治环境也并没有开明到可以用和平请愿的手段推动立宪的时候，他们才选择了被认为是“激进”的革命道路，这其实是当时条件下应当做出的正确选择。早在1960年，作为辛亥革命参加者的吴玉章就曾对立宪派与立宪运动有过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当时各省成立的谘议局具有双重作用：一是起了提高民主主义觉悟的作用，“谘议局的议员们虽然大多数只是一些改良主义者，并不赞成革命，可是他们还是做了革命的不自觉的工具”；二是“起了消磨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加强它的妥协性的作用”。可见，当时的革命者也并未全面否定立宪派的作用，但是他们也深知不可能把立宪道路作为改革的理想模式，更不认为立宪道路较革命道路更为优越，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因为连“谘议局的议员们也有很多人因为清朝统治者缺乏进行改革的诚意而失望”。①如今，辛亥革命亲历者们已基本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尽管这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象，但在看到那些完全不顾当时历史环境的议论的时候，我们还是对作为辛亥革命亲历者的前辈们的离去而感到遗憾。

中国衰落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了侵略，与封建主义共同构成了中国进步的巨大阻力与障碍，所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反帝反封建，辛亥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在于迈出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一步。我们不能忽视具体的历史环境，不能模糊对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必须变革的关键点的认识，当然也不能不承认启蒙的逻辑发展和必然趋势就是救亡。

在评价辛亥革命的成果、分析辛亥革命的成败的时候，人们往往注意到了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的局限，但是，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的功绩，则有时被淡化或忽略了。

我们都知道，在帝国主义列强以血与火的野蛮行径入侵具有悠久历史文明传承的中国的时候，在腐朽无能的封建统治者无力抵御列强的侵略，导致中国的民族独立受到侵害、国家主权不断丧失的时候，不甘心忍受奴役和压迫的中国人民奋力而起，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抗和斗争。孙中山先生是全身心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革命事业，奔走于海内外，联合各方力量，建立革命团体，从事宣传鼓动，发动武装起义的最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领导人。他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纲领路线，高举实现国家与民族的独立自由及民主革命的旗帜，形成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孙中山先生的组织领导和革命精神感召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最终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从而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有人认为辛亥革命只是反对帝制和反对封建制度，并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因此失败了。其实，这种观点只是就同盟会的纲领来分析辛亥革命，认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是强调国内民族矛盾和反封建，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没有强调中国与外国侵略者民族矛盾的一面。但是，只要我们对当时革命派的宣传进行深入研究，就可以看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都用明白警醒的语言，指出革命首先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刺激，革命是要挽救民族危亡，使中国不至被帝国主义最后鲸吞瓜分。他们对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对中国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都有明确的阐述。他们并没有以反满为唯一目标，相反，他们以为革命最终要解决的任务，是挽救民族危亡，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是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全民族的要求。

也有人在强调五四时期提出“民主与科学”的政治诉求的同时，忽视了辛亥革命时期同样提出了民主要求的事实，这也是比较遗憾的。事实上，政治上，辛亥革命扫除了两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打破了君主世代相袭的观念。此后发生过两次帝制复辟的活动，但都不能成功，说明民主共和的观念深人人心。列宁曾就中国的辛亥革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没有真实的民主主义高潮，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潮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潮。”2正因为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所以，孙中山先生也被认为是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

二、把辛亥革命放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

从近代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半岛等东亚国家在近代前处于基本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19世纪中期开始，在共同面对西方列强的压力的背景下，分别思考并选择改革与向近代发展的道路，可以中国的洋务运动甚至包括后来的戊戌变法等、日本的明治维新、朝鲜的开化运动为代表。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只有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成功，而日本也以亚洲唯一强国的身份跻身列强之一，中国则沦为半殖民地，朝鲜甚至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东亚各国在向近代化发展的道路上拉开了距离。

然而，虽然从国家近代化发展的角度看，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但是，一方面，日本以西方列强对待东方国家的方式对待中国与朝鲜，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其迅速发展建立在掠夺、牺牲亚洲邻国主权利益的基础上；而另一方面，明治维新后保留的封建残余使日本社会具有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属性。由于天皇的绝对权威在政治上被神化，所以近代天皇制其实是以所谓君主立宪的名义存在的专制制度，给日本军人以发挥其影响的极大空间，导致军部干预政权，把日本一步一步地推向战争的道路。而战败的结果导致日本近代化的成果毁于一旦，不得不从战后开始新的起步。日本战前的教训证明：“君主立宪”并没有导致政治的稳定和民主社会的建立。

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世界上最长的，所以从根本上铲除封建主义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中国废除专制制度的进程却令世界刮目相看。辛亥革命之际，东亚的日本和欧洲的英、德、俄、意都还有君主在位，尽管废除帝制并不等于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中国首先推翻帝制，不仅走在亚洲的前列，就是在欧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将给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3列宁把辛亥革命看作是亚洲人民觉醒的重要标志，同年11月，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新生的中国》一文，指出：“四亿落后的亚洲人争得了自由，觉醒了起来，参加了政治生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从酣睡中清醒，走向光明、运动和斗争了。”4

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起了推动作用。在辛亥革命的直接影响下，1912年，旅居中国的越南侨民组织了越南独立党，提出了民族解放和建立独立共和国的主张。1913年，受到辛亥革命的鼓舞，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地的侨民建立了民族协会和群众大会。朝鲜、菲律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

辛亥革命不仅对中国周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在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多的国际力量的加入，如作为孙中山朋友的日本人的参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的多样化和作为其指导思想的“大亚洲主义”的复杂性，也告诉我们研究辛亥革命需要有广阔的国际视野。

日本明治维新后，“亚洲同盟”、“日中提携”的议论便不绝于耳，以至发展为“大亚洲主义”。坚持大陆扩张政策的右翼活动家将“日本文化优越论”发展为“只有日本有资格领导亚洲”的主张，即“日本责任论”、“解放亚洲论”，为后来的一系列侵略中国及东亚地区的活动提供了思想来源，也亵渎了本来应当作为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压迫的亚洲各民族共同奋斗的思想武器的“亚洲精神”。

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关于“大亚洲主义”的讲演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鹰犬，还是做东方王道的王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5戴季陶认为孙中山关于“大亚洲主义”的讲演反映了他的中心思想，因为他“心目中的亚洲并不是亚洲这一块土，在事实上是亚洲八万万被迫民族可怜的痛苦事实，在思想上是对中国古来仁民爱物的道德文化的憧憬，而统一这许多事实和思想的中心，就是先生自身以一诚贯知仁勇三德的全人格”。6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不是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主义”，而是以“亚洲精神”联合各国与各民族，恢复亚洲在国际社会地位的主张。其实，所谓“大亚洲主义”的讲演题目，亦非孙中山本人命名，而是由策划讲演的神户商业会议所给孙中山拟定的讲题。7由于许多人对“大亚洲主义”概念的理解基本上是由孙中山的讲演而来，不能不说一直背着日本“大亚洲主义”的负面的影响。

在亚洲的多数国家，特别是中国尚处于受列强任意宰割的时代，提倡“亚洲主义”，号召亚洲民族的联合，确实有一些理想化的倾向，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冲击世界的今天，在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推动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时候，把辛亥革命放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中加以考察，我们会发现孙中山所主张的“亚洲精神”其实是值得发扬的正面财富。

正是在纪念辛亥百年之际，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幕式上提出了“亚洲精神”，认为弘扬亚洲精神及价值观的意义，在于打破以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一统天下的单极化格局。他还特别指出了亚洲人民历来具有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开放包容的学习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博鳌亚洲论坛作为向全球发出亚洲声音的平台，将提升亚洲在全球的代表性与开放性。可以说，辛亥革命的目标在百年后正在真正获得实现。

读辛亥革命感悟历史篇6

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理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辛亥革命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这次革命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赶走外国侵略者，废除不平等条约，革命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并未改变。而且，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篡夺，清朝皇室继续保留。这些都说明辛亥革命失败了。

认为辛亥革命胜利的理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但革命是一个漫长过程，各个阶段有不同的任务，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共和国。辛亥革命的结果是，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了，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与此同时，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革除了一些封建旧俗恶习，社会风气发生巨大变化，有助于社会生活近代化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发展。因此，辛亥革命不仅完成了提出的任务，而且有深远的积极影响。所以说辛亥革命胜利了。

认为辛亥革命既有它胜利的地方，又有它失败的地方的理由是：辛亥革命从推翻清王朝，结束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和自由的权利等方面看取得一定的胜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从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没有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等方面看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

观辛亥革命有感

观看主旋律影片，很多人都是抱着“数星星”的态度去的。我不敢说自己没有这样的心态，但至少我在影片中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每个人对于革命的那种坚定的信念以及他们为了各自的信仰抛头颅洒热血的无畏精神。

纵观革命历史，为了战争，为了正义，为了胜利，被逼死，被迫害死，为了守口如瓶被就地杀害的英雄人物有千千万，还有那数不清的无名烈士。一次辛亥革命就能如此震撼我，更别说那8年多的抗日战争了。

有时候我经常在想，那时候的他们胸腔内到底活跃着怎样的一颗跳动的心，何以让他们如此激情澎湃，斗志昂扬，无惧无畏。那鞭子底下抽的，枪口对准的，刀子劈下去的可是活生生的肉体啊!他们面对这疼痛，这死亡为何能如此淡然?他们都风华正茂啊!

是信任，信念，还是信仰?我相信这是对孙中山的信任，对黄兴的信任，更是对奋战在沙场上的无数名革命人的信任;是坚定的信念让他们选择守口如瓶，选择坚持革命，选择放弃生命来扞卫自己的信仰。

无论是当初即将要做父亲的林觉民，还是义气凛然的秋瑾，还是那长眠于黄花岗的烈士们，包括那使节之女唐曼柔都选择坚持自己的信仰，尽管他们知道前方的路到处是枪眼，是炮弹，但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

我相信他们曾经一定也挣扎过，畏惧过，但是最终他们选择了前进，选择了牺牲，选择无愧于心。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对于生在这样一个和平年代的我们来说，做这样的选择更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此时我们身陷战乱之中，是选择保命逃避﹑舍家弃国，还是挺身而出保家卫国?如果此刻枪口对准着我们，是将组织的机密合盘托出，还是紧闭双唇誓死不言?我不知道，也不敢说。

当今社会是安定的﹑和谐的，但有时候也是让人心寒的。温州动车事件，政府让人心寒;广州小悦悦事件，路人让人心寒。是国家不够强大，政府太腐败，还是很多人内心的本质已经开始被腐蚀?个人的利益真的已经超过了内心的良知了吗?__年前的他们为了国为了家可以战死在杀场，而现在呢?是可以为了尽早通车而无视鲜活的生命，还是可以眼看着车轮一次次轧过一个小生命而无动于衷?

《辛亥革命》中，一位华侨卖了祖屋，集资给孙中山用于革命，他说：“家都没有了，还要什么祖屋!”那么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联最基本的尊重生命﹑保护生命都做不到，那还如何发展经济，创建和谐，将如何得到人民的信任?如果作为这个社会的一份子，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那还如何保卫国家，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有一个安稳的立足之地?

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历史分析篇7

一、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思想形成

自中国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的很多贤臣之士都加入了维新派, 维新派的形成敲醒了很大一批中国人, 包括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很多贤臣之士, 他们是维新思想的首创者, 他们首先提出了改变中国的现状, 奋力抵抗外寇、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主张。在早期的维新思想中的代表人物都是一些封建士大夫和洋务集团分化出来的, 这代表了初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把维新思想发展成熟的时期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时期, 他们运用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在我国形成了资产阶级政治理论与思想, 用来指导维新变法。在1890年,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本书籍, 《新学伪经考》严厉地抨击了封建正统思想; 用《孔子改制考》一书对自身的整治思想进行宣传。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思想和维新思想形成于同一时期, 两种思想经过不断的斗争, 最终革命派思想取得了上风。孙中山接受的主要是西方教育, 开阔了自身的眼界, 他向往西方文明, 对清政府的腐败非常不满。在1894年, 孙中山对李鸿章提出自己的改革思想, 但是李鸿章没有接受他的思想, 自此起孙中山决定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维新派和革命派分别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左右翼两派的代表派别。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很多成员都出身大地主和官僚世家, 他们受过儒家传统思想教育, 和满清权贵有很大的联系。维新派融合了经世之学和西学思想对维新进行大力的宣传, 希望能够建立起西学的政治体制, 但是他们不能反对君主专制, 因此, 在很多程度上受到了封建伦理的限制, 虽然如此, 他们宣称尊君行为, 目的是借助皇帝的权利来取得变法的伟大胜利。革命派很多都是出身于中小层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家庭, 没有和上层权贵联系的机会,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思想开阔, 反清政革命的态度非常坚定。两者在思想上是相互影响, 在论战的前期, 维新派思想占有主导地位, 但是到了后期, 革命派思想主导了整个全局。

二、维新运动与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

( 一) 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分析

维新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运动的失败主要原因是维新派首领完全依靠一个手中并没有实际大权的皇帝, 当时的皇帝是光绪皇帝。维新派主观意识的幻想, 统治阶层能够靠自身的自觉性来实现全局的改革。在变法进行的初期,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形式上对变法非常支持, 但是如果变法对他们有危机, 就会采取一些极端的对抗措施, 对维新派进行肆无忌惮的杀戮。在这种情况下, 虽然, 皇帝有维新派想要的权利, 但是由于顽固派的阻碍, 变法的胜利还不是非常明朗。另外, 整个统治集团有旧体制进行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变法触碰了他们的利益, 便会对变法进行破坏。运动最终失败, 主要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没有对清政府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对革新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认识, 他们没有认识到改革是需要对利益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 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领导团体和环境是不能取得运动成功的。

( 二)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分析

革命派在对清政府的认识上根本不需要认识, 因为他们已经不对清政府抱任何的幻想。完全没有忠君这种观念, 就在维新派首领利用“公车上书”之见和清政府进行和平方式改革时, 革命派首领组织了“兴中会”, 会议坚决进行革命, 坚决推翻清政府的独裁专制。革命派依靠资产阶级左派和民众对他们的支持, 整编了自己的革命队伍, 开始了和清政府的斗争。革命派在斗争的过程中非常关注百姓的苦楚, 革命活动已经进行时, 参考民众的意见和争取支持。所以, 这在很大程度上比维新派有更好的民众基础, 这也是革命派能够推翻清政府统治的一个原因。虽然革命派发起的革命推翻了清政府, 但是后来革命派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国家, 愿望最终没有得到实现。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非常强大, 最终革命失败。

两种运动的失败原因从客观原因分析不难看出, 他们之所以失败都有一个致命伤, 就是都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论和长久的思想启蒙, 当时的形势非常严峻, 在他们还没有让全国人民缓过神来, 就已经失败了。

三、结束语

在很大程度上维新运动中政策和思想的宣传都给后来的辛亥革命奠定了很大的思想基础, 提供了非常大的经验, 这才使辛亥革命有了很好的发展势头; 辛亥革命举着民主共和的大旗, 虽然失败, 但是它加快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 时代的不断变迁,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给后人留下的永远是一个非常神秘而错综复杂的历史。这些伟大而神秘的历史真相成了后人进行研究的探讨的对象, 是历史研究学家不可忽视的一项任务。我国历史研究学家对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研究成果中总结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在一些方面仍然有研究的价值, 需要更深一层的进行挖掘。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些高的要求。本文主要阐述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历史。

关键词：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历史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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