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

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通用10篇）

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 篇1

初二《思想政治》下册教材（以下简称“教材”）在讲述资本主义三次科技革命发生的内容、影响等方面比较周全、详细，但在提及三次科技革命各自发生的原因方面则有点零散、欠缺。这无疑需要广大政治教师去着意发掘该教材中这方面的潜在含义并使之完整化、线条化。

一、英国是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的开创国的原因这次科技革命兴起的时间是１８世纪中期到１９世纪，教材在第五课第一节中指出：“惟利是图、贪得无厌是资本家的本性。”我们可以认为这也是其他两次科技革命发生的根本原因。但具体到为什么第一次科技革命（或称产业革命、“蒸气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初二《思想政治》（上册）教材告诉我们，英国继荷兰之后发生了战胜封建主义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此前后开展的著名的圈地运动，又使其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劳动力及原材料，直接和间接地为这次科技革命在英国发生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教材在第１６页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就工人而言，他们获得了人身自由，“只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提高劳动的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就能拿到较多的工资”。就资本家而言，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为了在相互竞争中取得胜利，他们必然要注重培养起工人在文化技术方面的素质，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可以说，有着超过奴隶、农民劳动积极性的高素质的工人们与这次科技革命在英国的兴起是直接分不开的，以英国产业革命从发明和使用机器开始的棉纺织业部门为例，发明者的“职称”是机械工、织工兼木匠、工匠，最高的不过为工程师、机械师。由此可见，英国是从本国内部首先开始的这次科技革命，大约是其“人和”吧！

二、美国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的主导国的原因这次科技革命发生的时间是１９世纪最后几十年。教材没有直接回答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的原因，也没有直接回答为什么美国是这次科技革命发生的主导国的原因。但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为什么这次科技革命没有首先发生在英国？众所周知，英国正是得益于率先完成了以机器制造机器为成功标志的产业革命。它使其变成了“世界工厂”，并取得了世界工业霸权的地位，英国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因而更具备了“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关系”的有利条件，逐渐地竟于１９１４年拥有殖民地面积达３５００万平方公里。教材尤其指出殖民地英帝国霸权的重要性，它是其最有利的投资场所，１９１１年，英国的国外投资收入为１９４００万英镑，而该年英国国内的工业收入仅为５０００万英镑；它是其最有利的商品销售市常．

而美国则不同，尽管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结束了该国国内的纠纷并最终为其开辟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为时已晚（这个时期就是当时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已被欧洲列强基本上划分完毕），不得已，在中国提出了个“门户开放”政策，在非洲大陆竟把当时还是名义上独立的利比里亚（非洲西南角海的一个小国）划分为自己的殖民地。没有太多的殖民地的美国资产阶级为了保证高额利润的实现转而在很大程度上注重于本国生产的提高、技术的进步和机器的改良上，也因此就出现了几个教材中都提到的美国的爱迪生、莱特兄弟式的人物。虽然法、德等欧洲列强也对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忙于欧洲战事及亦有如英国“海外投资饥渴症”的存在，使其难以成为这次科技革命的主导国，这不能不说是“天时”、“地利”及“人不和”所然。

三、美国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发生的起源国的原因这次科技革命发生的时间是从本世纪４０年代末开始的。我们同样要问，为什么这次科技革命没有在英、法、德等国发生而是在美国首先发生的？教材中没有讲。我们知道，“二战”使欧洲列强锐气尽失，国力大为减弱，尤其是英国的损失最严重：它的广大殖民地相继独立，其海外的巨额投资成为泡影。因而，这些国家在战后初期无一例外地忙于弥补战争创伤的重建工作，也就无暇进行科技革命的创新。

而同一时期的美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大发战争财，又战事远离本土，故而一举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哥大”，其工农业总产值、世界贸易额及黄金储备量均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居绝对的优势。但此时的“天时”已大不同于英帝国的“天时”，殖民地民族解放独立运动高涨，昔日列强们为瓜分殖民地而任意的“刀光剑影”已成为历史。同时，战后的美国自诩负有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义务”，而大力地去扶植被战争破坏的英、法、德、日等国。故而“人和”还是主要的，即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政府相结合产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强化了对经济的介入，重视并加强了对大型的重要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开发和运用，如教材第七课第一节讲到的，１９６２年美国首先制造出了第一个真正的工业机器人即是最好的明证。因为，这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可以保证美国战后的“霸权”地位，也使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获得源源不断的高额利润。故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国非美国莫属。

辛亥革命发生的原因 篇2

文化传统:儒家思想与“此世禁欲主义”

经历了人文主义思潮和启蒙运动的英国,对自然的态度是积极、好奇而有信心的,他们相信:社会是进步的,人类可以成为自然的主宰。正如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描绘的那样,哪怕处于荒无人烟的小岛,仍旧可以征服自然、创造出文明。在这种信念支持下,才有了探险家对海外殖民地的探索,有了瓦特对蒸汽机的改造,有了达比对焦炭炼铁技术的痴迷。而在当时的中国,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思想。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直到康乾盛世时的程朱理学,儒家思想始终处于不可撼动的正统地位。其始祖孔子极力提倡“克己复礼”,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便是恢复“周礼”,实现上古时的“大同”与“小康”。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恪守“祖宗之法”,不敢轻言变革,改革往往被斥为大逆不道的行为。这种祖先崇拜的心理延续到清朝,已经发展成一种思维惰性:不到万不得已,不愿主动变革。而这种消极被动的态度正是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的大敌。

再者,儒家思想崇尚“家国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族观念重,将人生的最高追求定位在光宗耀祖和“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上,并不注重征服自然和变革社会。

另外,儒家思想的原则之一便是“中庸”,强调“过犹不及”,反对激进的变革,不愿越雷池一步。这个心理表现在科学上,就是好奇心不足,进取心不强,墨守成规,这是科技创新和社会变革的大忌。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时期的英国清教徒们在宗教教义的指引下,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和使命感。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称这种使命感为“此世禁欲主义”,即上帝需要他们在此世过简朴的生活,并将追求财富作为上帝托付的使命,为此,很多虔诚的教徒刻苦工作,无意于显赫的社会地位,而是让后一代一心敬神、读经,献身于家族事业。如,焦炭炼铁技术的发明者达比,同时也是一名教友派信徒,其妻子在一封信中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他总是谨遵上帝耶稣的教律,满怀着仁爱与善心,沉醉于自己的制铁事业中,对自己严加约束。”

政治体制:民主与专制

1689年,英国完成光荣革命,通过《权利法案》,建立了君主立宪制,限制国王权力,使英国国王基本上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通过议会有效地保证了决策的民主。而同时期的中国,君主专制则达到顶峰,乾隆时期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收归军机处,清朝皇帝基本处于“礼乐征伐自一人出”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个人的错误决策往往会埋没一个王朝。

康熙末年,由于礼仪之争,罗马教廷与清朝的关系破裂,康熙于是决定闭关锁国,阻塞了吸收异质文化、平等交流的道路;而乾隆帝则在给英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表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独裁者的骄矜自大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固步自封,一道锁国令让古老的中国彻底失去了新鲜的血液,也关上了中国看世界的窗户。

另外,由于清朝领土广大,自然经济可以使其自给自足,清朝便将对外贸易目的放在怀柔远人,宣扬国威上。与外国使节的交流,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发展贸易和商业的需要,这就使对外贸易缺乏经济利益的刺激,显得可有可无;而同时代的英国,在七年战争后,便成为世界第一殖民大国,广袤的殖民地是其开展工业革命的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的市场,因而对外贸易是其生存的“必需品”。

由于主观客观的原因,清朝轻视了对外交往和贸易,也造成了“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的局面。本身难以产生近代科学体系,又拒绝学习外来的先进科学知识,这使当时的中国注定无法开展工业革命。

商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天堂与地狱

1624年,英国出台了《独占法》,保护专利,鼓励创新;为促进商业的发展,又实行了很多保护工商业的法律。如保护主义的关税政策、航海法、谷物法、对进口印度绸和印花布课以重税、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对私人企业的优惠贷款政策等。亚拉伯罕·达比的妻子在前述的信中提到,曾有人在运送铁矿石的路上收取买路钱,地主和官员的横征暴敛也一度让事业濒于崩溃,所幸,法律为他们提供了保障。这些制度都有利于为工业革命积累资本。

然而在中国,商业则是一项卑微的行业。从汉代起中国就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后被历朝帝王所沿用。在“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中,商人总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与英国同期的清朝,工商业虽有发展,甚至在苏杭等丝织业发达的地方出现了“机户”雇用“机工”的生产方式,但仍是“末业”,清政府对工商业控制、压抑,认为其既不合祖宗成法,又对国家无益。雍正帝曾说过:“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疑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小民含轻利而逐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 故而社会上少数的商人,在获利之后,也倾向于买房置地,做一个更有社会地位的地主,而不是将利润转化成投资,以扩大再生产。这便阻碍了资本的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对于工艺技术,清政府采取了相似的态度:一律斥为“奇技淫巧”。康熙帝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宫中聚集了许多通晓天文地理的耶稣教士,如洪若翰、南怀仁等,但是,这些科学技术没有跨出宫廷一步,只是皇帝个人茶余饭后把玩的玩物。对工艺技术的鄙薄,使中国丧失了工业革命的技术动力。

同时,当时的中国还停留在古代经验科学阶段,大大滞后于英国的实验科学。从唐代起,中国便确立了科举制度,着重考察文章诗赋等艺术性的内容。由于“学而优则仕”的诱惑,无数士子趋之若鹜,为赚取功名,纷纷埋头诗赋文章,琴棋书画,使自然科学的研究停滞不前。虽有四大发明,但毕竟出于匠人之手,欠缺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持。因而科学技术长期停留在肩挑手提、老牛拉车的阶段;反而是四大发明传到西方,让英国人发扬光大,指南针引领着英国探险家,飘洋过海,开拓殖民地与海外市场。

英国工业革命时,正值清朝乾隆到嘉庆年间,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八股取士”走进死胡同,再加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大兴文字狱,导致人人自危,“万马齐喑”,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创造力自然随之枯竭。——此时的中国正如日薄西山的夕阳,虽然看起来无限宏大辉煌,但终究是前途暗淡。由于种种主观客观的原因,虽然处在前无古人的康乾盛世下,此时的中国也终究与工业革命无缘。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于晓,陈维纲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中国本土的科学革命已经发生 篇3

世界上一切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都经由过自己的科学革命，英国经过，法国经过，美国、德国、日本、俄国都发生过源于本土科学家内部的科学革命，也都发生了基于本土科学革命基础上的产业革命，这样，才使他们成为了现代化的国家。

而我们中国，是被西方列强逼上现代化道路的，迄今为止，仍未发生源于本土内部的科学革命。

自1840年以来，我国所有的科学家其实都算不上科学家，只能算是合格的学生，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把别的国家已经证明成功了的理论原理、实践手段乃至工业体系引入中国而已。卫星、核弹、导弹、深潜艇、生物工程……哪一样不是别人先有，我们在后而蹒跚跟进的（参见笔者发表于《休闲读品·天下》2012年第一期的文章《科学的灵魂是自由》）。

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发现，目前这个研究石油无机成因论的科学家群体，是一个近代中国以来从没有出现过的全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完全从探索未知世界的基本原理出发，而不是从某个具体的实用目的出发，这才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那些大科学家，如哥白尼、笛卡尔、培根、牛顿、爱因斯坦等人，有了共同的思维特征。这些科学家的初始目的不是为了解决找油这个具体应用的问题，而是对于地球内部运动原因和油气形成原因这些远离实用领域的问题发生兴趣才开始他们的研究的。从本刊所转引的他们的文章中，读者已经看到了他们不受任何成见和任何学科藩篱束缚，天马行空、自由思想的精神风貌。

第二、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学术自信。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位学者，都不会再发出“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科学技术”这类的“学生腔”了，他们并不封闭保守，都是学术视野开阔的人，能熟练阅读英文、俄文文献，与国外同行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他们能客观地看待西方科学的长处与短处，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原创性研究的力量。杜乐天先生说：“我们的科学思想要有大的发展，症结并不是经费、人力、设备上的不足，而是头脑中的贾桂习性甚深……在我国科学界长期存在着一种老是直不起腰来的婢觉和拘谨”；张景廉先生说：“不能老是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李扬鉴先生说：“在今天思想最为活跃的学术界，也依然严重地存在着‘洋人说的准没错’的思维定势。‘崇洋’是‘崇上’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的变种。在这种奴才思想束缚下，生机勃勃的自主创新精神被窒息了，从而导致思想和理论的贫困。其实，我们应该好好地总结—下，盲目追随西方板块构造学说30年来，耽误了两三代人的宝贵年华，浪费国家大量财力物力的经验教训是什么，今后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科研道路，是自主创新呢，还是继续‘仿造’下去。中国地质科学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一定是西方化。”他们的学说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原创学说，在他们身上，已看不到任何奴颜婢膝的痕迹了！一百多年来，我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一直是持跪着的、顶礼膜拜姿态的，如今，我们终于看到了一个真正站起来的中国科学家群体了！站起来了，就是革命！

第三、他们继承了伟大的中国智慧传统。无论这些学者们是否意识到，他们的思维方式有和西方科学家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这不一样的地方来自浸润于中国文明深处的思维习惯。比如杜乐天先生，就自觉地运用着道家与佛学的思维方式：删繁就简，直击本质。在批判西方科学分科化的弊端时，引出老子的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他那篇论文的结尾是：“草丛漫山野，要的是奶；花粉亿万粒，要的是蜜！”这不是典型的禅语吗？就连张景廉先生那让一些人不好接受的评价“荒诞不经”“忽悠”，难道不也正是禅宗的当头棒喝吗！

他们已经撕开了一个口子，沿着这个口子，会不断地扩大阵地的，后人会源源不断地进入这个口子，进一步撕开更多的突破口。在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内，不仅与石油有关的地质学、地球科学会发生重大的变革，而且，必将牵连到基础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也必然会催生出真正的中国现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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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我们刊出了三位重量级的科学家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我们经过深入研究，在他们的全部文章中精选出来的，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主要学术思想。

首先，我们要隆重推荐的是杜乐天先生。在2013年第四期和2014年第二期中，我们曾刊载了他的部分文章与专访，但是，那几篇文章侧重的是油气成因和地震、雾霾成因等具体应用问题，没能全面反应出其学说本质。本期刊出的这八篇文章，基本上勾勒出了先生的学说体系，展示出了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我们认为，杜乐天先生是和哥白尼、笛卡尔一样伟大的科学家，他创造性的发现，将促使整个当代地球科学（不只是中国的地球科学，而且是全世界的地球科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他的出现，是中国本土科学革命的重要标志。

我们推荐的第二位科学家是曾雄飞先生，这位涉猎甚广的学者，在炸药、兽药、能源、物理波等诸领域都有创建，提出了新原子论等重大学说。我们现在尚无力预测其学说的实践结果，但可以明确的是，那些充满创造活力的思想，提出了极有价值的探索空间。

我们推荐的第三位学者是地质学家杨树庄先生。杨先生有数十年一线地质工作经验，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以苏格拉底式的执着精神对现代地质学最重要的基础理论（如地质力学）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不懈追问，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曾被视为“经典”的地质学理论的成败得失，建设性地提出了他对于大冰期、黄土高原成因、矿床成因等问题的独到见解。多年以来，中国学界的主流风气是追逐时髦，一旦出现了某种新的时髦理论便会完全抛弃原有的理论（哪怕这种理论也曾是风云一时的“先进理论”），不加批判地全盘追随，以为求新就是求真，这其实是缺少独立思考能力的表现。杨先生的学问，看似是对旧学的执着与迷恋，其实是在辨证的批判与继承中完成了新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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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第四期起，我们已累计推出了十多位与地球科学相关的学者的文章，如张景廉先生、王先彬先生、张之一先生、肖序常院士、李庆忠院士、金之钧院士、戴金星院士、郭占谦先生、强祖基先生、郭增建先生、袁学诚先生、崔永强先生、周可兴先生、张恩学先生等。今年的第二期杂志，我们还将推出李扬鉴先生、陈荫祥先生、罗志立先生、李德威先生等人的系列文章。这些学者已形成初具规模的团队，共同推动着中国科学革命的发生。

固然，和国内目前主流学术群体相比，这个团队还显得那么弱小：人数少，观点超前，少有人接受。但是，这也正是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在科学上，最伟大的认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在他们还没有被广泛认可时，他们总是非主流的。

在这个团队中，观点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关于深部流体成矿问题，他们之间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且以理性的态度交流讨论，这是科学革命的又一个特征。这意味着思想的活跃，解决问题思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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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凭这十几位非主流学者的理论创造，便判断中国科学革命的发生，是不是有些轻率？”

有朋友如此提问。

不轻率！我可以肯定地回答，而且相信任何一位读者，如果认真通读这些学者的文章，都会同意笔者的观点。他们的逻辑已经足够严密，证据已经足够充分，其应用远景已经足够明朗。

当然，要在技术上完全获得证实（比如按无机成油论找到石油，按氢地球化学原理制造出新型钻机）尚待时日，但这并不要紧。要知道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等人完成科学革命将近200年以后，才获得技术上和工业上的证实的（即英国的工业革命），在此之前，大多数实用技术领域和工业界的人士，只将那些伟大学者的学说当作是一种与己无关的“天上玄说”而已。

杜乐天、张景廉、郭占谦、李扬鉴、强祖基等诸位先生面临的形势可能要比哥白尼、牛顿等人乐观多了，也许用不了—二十年，他们的学说便会获得技术上和工业上的证实，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及教训 篇4

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扩大。为对外支付巨额赔款，腐朽的清政府加剧了对人民的盘剥，致使民怨沸腾，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在中外反动派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各阶层人民的斗争遍及全国，资产阶级开始成为主要的角色。

清末“新政”的破产是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原因。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先后宣布实行“新政”和预备立宪。由于其根本目的在于延续其反动统治，清政府不断借改革之名加强皇权，最终使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没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统治危机。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原因有 篇5

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加和大力支持

反革命势力的分化瓦解

国际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援助

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首先，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她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其次，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时刻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的先进政党的坚强领导。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任何反动势力也没有可能战胜的伟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尽管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经历过重 重的挫折，走了许多弯路，但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再次，建立一个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这一点，并且坚持了在革命统一战线中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从而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把全国各族和各阶层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最终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饲料安全问题发生的原因浅析 篇6

1 饲料中天然有毒有害物质

饲料原料中常含有一种或多种天然有毒有害物质, 如植物性饲料中的生物碱、生氰糖苷、棉酚、单宁、蛋白酶抑制剂、植酸以及有毒硝基化合物等。动物性饲料中的组氨、抗硫氨素及抗生物素等, 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可对动物体造成多种危害和影响, 轻者降低饲料的营养价值, 影响动物的生产性能;重者引起动物急性或亚急性中毒, 诱发癌肿, 甚至死亡。

2 饲料的生物污染

饲料 (原料) 在储存、加工和运输过程中可能造成饲料霉变和污染, 如饲料中的细菌、霉菌、病毒、弓形体等致病菌可直接进入消化道, 引起消化道感染, 而发生感染型中毒性疾病, 如沙门氏菌感染等。某些细菌在饲料中繁殖并产生细菌毒素, 会通过相应的发病机制引起细菌毒素型中毒, 如由肉毒梭菌毒素等引起的细菌外毒素中毒。霉变过程产生的霉菌和霉菌毒素等代谢产物可使饲料感官性状恶化, 如产生刺激性气味、使饲料颜色异常、粘稠、结块等, 结果引起产品适口性下降。动物摄入受霉菌污染的饲料后, 在肝、肾、肌肉、乳汁以及禽蛋中可以检出霉菌毒素以及其代谢产物, 导致动物性食品污染。

3 饲料非生物性污染

多种化学物质如有毒重金属和非金属, 某些有机或无机化合物均可以污染饲料, 严重影响饲料的安全性。如过度使用含氯化物的农药, 纸浆漂白、工业冶炼过程中使用含氯清洁剂及汽车尾气, 都可产生二英, 二英粒子会污染农作物进而累积于饲料中。大部分药物添加剂本身具有较强的毒性作用, 正可谓“是药三分毒”。如青霉素钾、头孢菌素类等大量使用会诱发体内产生β-内酰胺酶, 使青霉素内酰胺结构破坏而失去活性, 导致青霉素、头孢菌素耐药性增高;痢特灵、卡那霉素等药物对动物机体B淋巴细胞的增殖有抑制作用, 会影响疫苗的免疫效果;磺胺类药也损害肾功能和造血系统。

4 饲料金属元素的超量使用

高铜制剂在猪饲料中广泛使用, 它不仅对猪生长有促进作用, 还可使粪便发黑, 增加猪饲料的商业性状。有的厂家不仅在仔猪、生长猪饲料中添加高铜, 而且在肥育猪、肉鸡等饲料中也使用高铜制剂, 但并不能明显提高生产性能。通常情况下育肥猪饲料中含有4mg/kg铜就能满足需要。铜含量过高时, 还必须注意铁和锌的补充。有资料显示, 当铜含量高达250mg/kg时, 可使猪的脂肪变软, 影响酮体的形状。国际上, 美国不希望饲料中使用高铜制剂, 英国将铜限制在160mg/kg以内。我国虽未禁止, 但无公害食品-生猪饲料饲养使用准则中明确要求30kg体重以下猪的配合饲料中铜的含量不高于250mg/kg;30~60kg体重猪的不高于150mg/kg;60kg体重以上猪的不高于25mg/kg。由于养殖户对猪饲料粪便发黑的特殊商业要求, 普通养殖户不使用高铜有难度, 但对大的养猪场可推广育肥猪饲料中不使用高铜制剂。猪饲料中添加血粉同样可使猪粪便发黑, 减少铜含量。有不少厂家在乳猪饲料中使用高锌制剂 (锌大于3000~1000mg/kg) , 这样大量的锌将随粪便排除出体外, 造成环境污染。

5 使用违禁药物与淘汰药物

盐酸克伦特罗商品名为克喘素、安喘素、瘦肉精等, 它是一种β-肾上腺素能激动剂或营养重分配剂, 其作用是增加瘦肉率, 减少脂肪沉积。我国虽已禁止使用, 但是盐酸克伦特罗中毒事件时有报道。在牛饲料中添加激素作为促生长剂已有多年历史, 但近年来, 欧盟认为食用激素牛肉可能会导致人发生癌症或其它严重疾病, 这类牛肉中含有雌烯二醇、黄体酮、睾酮等多种激素, 可扰乱人体内分泌, 引起癌变、畸变。

6 不合理使用与违法滥用抗生素

不按规定执行应有的停药期。屠宰前或出售前停药不仅针对兽药也适用于药物添加剂, 而相当一部分养殖场 (户) 使用含药物添加剂的饲料很少按规定落实停药期, 通常规定的4~7d停药期如同虚设。

随意加大药物用量。由于细菌耐药性存在, 不加大用药量, 效果就不明显;若提高药物剂量, 则可增强效果, 故普遍超量添加, 有时甚至把治疗量当成长期的添加量。屡见不鲜的喹已醇中毒即是例子。又如土霉素用作治疗疾病时, 只在饲料中添加0.1%, 但一般3~5d;而用作饲料添加剂时则为10~15g/t, 可用户往往加大药量, 长期添加。

低水平用药, 该用的不用, 不该用的乱用。例如消毒剂、驱虫剂等的使用, 还停留在很原始的状态, 不到发病时不用。而当发病时, 又滥用抗生素, 什么高档用什么;不仅任意加大剂量, 而且任意搞复方制剂, 还大量使用人药。

7 转基因饲料

转基因饲料可能存在的潜在危险: (1) 基因是否会转移到植物或细菌上; (2) 转基因饲料对人类乃至动物的直接抗营养作用, 例如, 有试验表明, 小麦中抗凝集素 (昆虫的抗营养因子) 可对大鼠产生抗营养作用。

8 管理落后, 检测、监控体系不健全

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篇7

大革命前夕，国家、社会、人民都处于极度的混乱之中：行政集权与“非正规的、病态的”自由精神并存。以国王为首的中央权力统揽一切，地方自治消失殆尽；另一方面，贵族保留着其自由传统，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保留着独立精神，法官从不向王权屈服，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连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这种自由，尽管范围狭小、形式改变，仍富有生命力”。公民们四分五裂，闭关自守，王权四处扩展，强大有力。

一、旧制度：中央集权制下的法国

中央集权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首因，托克维尔是这么说的：“看来，今天人们已相当一致地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四十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我无需费力便将使大家看到，旧君主制突然之间猛烈毁灭，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因之一。”其实，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中央集权制，巴黎的至高无上不过是行政集权的表现，而且以经济学派为代表的理论认可了行政权力无限扩张。

但中央集权制并非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它在革命之前早已有之”。问题并不在于中央集权，而是集权以及体制转换导致的各阶层地位失衡、法治无效、行政混乱、社会分歧与冷漠。

革命前夕权力高度集中。托克维尔观察到：在十八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干涉家家户户，以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一些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整个行政设置由御前会议、总督（省长）、总督代理（省长代理）构成。御前会议作用重大，它直接听命于王权，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中央政府在巴黎其实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同样，在各省，它也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十八世纪还能看到一些大领主带有省长头衔。这是封建王权的旧代表，他常常是世袭的。他们还享有荣誉，但是却没有了权力），他叫作省长（intendent），拥有权力。如同御前会议一样，他也有两项权威：行政权和司法权。他与所有大臣保持一致，他是政府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在他手下，并由他任命的，是设置在各地县里的、他可任意撤换的行政官员——省长代理（sub-delegate）。

在权力隶属关系上，国王高高在上，他控制了御前会议；御前会议控制了各省省长（即总监），各省省长又控制了各省长代理。“国家的整个行政均由一个统一机构领导，同样，内部事务的几乎全部管理都委托给单独一位官员，即总监。”中央政府依靠其代理人单独负责维持各省治安。

“在欧洲，没有哪一国的普通法庭较之法国的普通法庭更独立于政府；但是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经常使用特别法庭。这两方面结合之紧密，出乎人们想象之外。”于是，“一方面，旧制度下的司法权不断超出其权力的自然范围，另一方面，司法权从未全面履行其职权”，即，我们已将司法权逐出行政领域，旧制度将它留在这个领域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与此同时，正如人们所见，政府不断介入司法的天然领域，而我们听之任之：其实权力的混乱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危险，甚至后者更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但司法机构还是不断地受到侵犯。

中央集权导致巴黎成为法国本身，托克维尔说：“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其地理位置，亦非由于其宏伟，更非由于其富庶，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巴黎的重要地位远比它的城墙扩张得更快，结果“巴黎已经吞噬了外省”，巴黎成为法国，这种现象具有极其危险的后果，因为所有的人都看着巴黎在干什么，“外省民情激动，一触即发，只是尚未采取行动；公民们即便有时集会，也是为了听取巴黎传来的消息”。“与此同时，地方的自由权利到处都在不断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在各地停止出现；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征逐渐混淆，旧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被磨去。可是，国家并未衰弱，相反，处处都在运动；只不过原动力集中于巴黎。”

另一方面，农村被抛弃，所有的人都挤往城市，“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有钱的贵族首先抛弃了农村；农村里几乎只剩下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贵族。他们留恋自己的贵族身份，与农民老死不相往来，形成了心灵上的地主制。随着贵族彻底失去政治权利和地方自由的消失，贵族的迁移增多了，人们无须再去引诱他们出走，他们已无心留下：田园生活对他们已变得兴趣索然。而农民也形成了奇怪的逻辑：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

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向巴黎集中，而一切都集中到了国王手里，行政改革并没有根除旧政权下的官僚弊端，反而增加了混乱，这就是大革命前夕的政治。

革命前夕，“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其结果只是唤起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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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权利更难以得到保证，他们的人身权利时常受到侵害。“穷人在抵御比他更有钱有势的公民的侵害方面，远比人们想象的更有保障，但是当穷人和国家打交道时，正如我在别处已指出的那样，他们就只能找到特别法庭、有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假的诉讼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假执行判决。”于是就有了“骑警队连夜包围可疑的村庄，乘天亮前闯入民宅，不需任何凭证，便逮捕了被指定的农民”的现象。托克维尔认为“刑事法庭在涉及人民时所依据的某些形式是最有害的教育”。

由于土地已经非常分散，受损害的小所有者人数众多。于是，所有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这也让人民懂得了一个道理：法律只适用于穷人。波旁王朝任意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对所欠私人借款拖延抵赖，在饥荒时期强行实施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和最高限价等措施，对穷人实行严酷而不公平的司法措施等等，政府现身说法，教育了民众。

中央集权制破坏了贵族和教会主导的地方自治。以往地方社会的治理一直是由教会和领主来主导的，他们的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托克维尔写道：在旧的封建社会，如果说领主拥有极大权利，他也负有重大责任。他的领地内的穷人，须由他来赈济，“领主应监督穷苦农民受教育。他应在可能范围内，使其附庸中无土地者获得生存手段。如果他们当中有人陷于贫困，领主有义务来救助”。但领主的旧权力已被剥夺，因此也摆脱了旧义务，“没有任何地方政权、议会、省或教区联合会取代领主的位置。法律不再赋予任何人以照管乡村穷人的义务”。改革破坏了旧体制，却没有建立相应的新体制；没有建立国家权力的扩张所必备的国家官僚机构，中央集权埋葬了地方自治，它却无力填补留下的空缺。

大革命前夕的几个世纪，各阶层的地位变化剧烈，他们的相互关系失衡；作为个体，他们非常相似，作为阶级，他们之间非常区隔。

在旧政权下，各级官员享有特权。“在六十年来法国永久确立的九部或十部宪法中，有一部明文规定，任何政府官员，未经事先批准，不得由普通法庭起诉。”

在旧制度下，贵族很久以来就不再接触国家行政，他们地位下降了，但特权依旧，甚至倍增；而且他们享有的司法权也逐渐变为一种特权。但那些仍然行使司法权的领主便不再把它视为一种权力，而视为一项收入。对于贵族而言，他们的政治部分已经消失，只有金钱部分保留下来，而且有时还激增。结果人们难以忍受贵族的特权。

教会领主地位也下降了，但也享受同样的好处，因为教会最终却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随着尘世君王的权力加强，教会的势力随之削弱。教会地位几经变迁，最后沦落为君王庇护的对象；在君主与教会之间，达成一宗交易：君主向教会提供物质力量，教会向君主提供道义权力；君主令臣民信守教规，教会使信徒服从君主意志。当革命时代临近时，这是危险的交易，对于一个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建立在强制之上的势力，这样做永远是不利的。

农民变成了土地所有者，但他们的地位却下降了，他们的个人权利和土地所有权都得不到法律的保证，甚至整个国家都压迫他们。

还有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第三等级，他们是新贵阶层，却苦于没有政治权力，无法享有政治权利，他们也不满旧政权。

民主社会的表现之一就是一个个独立的公民个体，托克维尔认为大革命前的法国民众“作为个体彼此非常相似……但作为阶级，他们之间彼此区隔，老死不相往来”。法国公民成为一个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彼此相似，而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最容易被摧毁。

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法国社会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

后果就是，他们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顷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二、怪异的文化现象：文人议政

启蒙思想为大革命做了准备，托克维尔发现，启蒙思想渗透着“抽象的文学政治”，主张“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文学化政治思维之所以形成和传播，是因为法国缺乏政治自由。与英国不同，法国作家们没有参加社会实践，因此他们只会高谈阔论。热衷普遍性的理论，对于文人来说可能是美德，但对于政治家来说则很危险。

托克维尔是这样描述法国的文人的：“文人在法国从来没有展现像他们在十八世纪中叶前后所展现的精神，从来没有占据他们在那时所取得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法国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生过。”不同于英国的作家们，法国作家不参与公共事务（根据英译本），他们也从未如此超脱过；而且他们不担任公职。但是，他们也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他们不断关心政府事务（根据英译本），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的确，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把这些重大问题作为进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对象。

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于是作家“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在缺乏自由政治制度的国度里，普通人身受旧制度种种弊端之苦，但看不到医治具体社会病的药方，因此很容易形成非此即彼的思维：“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贵族、资产阶级因长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缺乏政治经验，因此对于那种文学化政治理论的危险性毫无所知。贵族甚至把那些文人待为座上宾。国家高级官员也只精通行政事务，而不懂得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则，不能理解和预见社会潮流的动向及后果，因此也盲目地接受时髦的政治言辞。结果，全体法国人都“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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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旧建制下，国王不受法律限制，而且他可以改变司法；行政改革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政府直面民众却无法满足民众之需；贵族和教士享有各种特权，却消失了责任和权利；法律庇护官员，却不保护穷人；社会形成原子化的个体和区隔化的阶级；社会分歧不断加深，各阶级相互敌视，彼此封闭；农村空心化、城市学巴黎——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破坏了旧秩序，却没有及时填补旧秩序消除之后留下的空白；它以自己不守信不守法的实际行动教育人民，法律不帮穷人；它人为地制造了不公平，引起了各阶级的相互区隔，加深了社会的分裂，旧政权是自己走向灭亡的。

三、国家建设的两难

旧制度减少了奴役与依附，它是向“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很少有人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来理解这场革命，我们在集权过程中看到了现代国家的影子：集权的政府、统一的官僚、统一的税收体系。当时的经济学家对这个新政权的设想：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传统丝毫无关；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产，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从国王到国家——国家的这种变化是整个政治秩序的转换。

暴力终止了旧制度，但是却没有建立起新秩序。因为与新体制不相适应的旧秩序依然存在，而且十分强大：国王专政、特权严重、司法不独立、法律不公、阶层对立。破坏旧秩序并不能保证新秩序的确立；王权和国民的直接相对既是现代国家的要素，也隐含了巨大的风险；政府备受责备，忍受各种煎熬。“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旧制度当然会消失，大革命只不过把这个过程大大缩短了。

法国大革命告诉我们的是：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政府必须平衡各阶层利益，明确各自权责；政府必须带头遵守法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必须保卫弱者，因为，相较于强者，他们更容易受到伤害；政府必须取消各种特权现象；政府必须致力于消弭各种社会的分歧。否则，看似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最脆弱的，因为它无力可借，它只能摧毁社会本身。换言之，王权所做的正是现代国家所需要的，但它与旧秩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联系，这种旧制度，却无法适应新秩序。现代国家的建设十分艰难：它需要破坏，更需要建设。杜赞奇曾将其比作一场事关政权生死的竞赛，即旧秩序被破坏之前，新的秩序已经建立。很显然，十八世纪的王权没能胜任这一重任。托克维尔讲的很明白：在十八世纪，法国中央政权尚未具有它后来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体；然而，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从这个角度看，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就好理解了。

法国革命是法国的，也是世界的，诚如《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译者所言：“这是一部比较历史社会学著作，……没有陈旧过时，哪怕我们的历史学或社会学方法已变得更为专门化。”托克维尔对革命爆发前的法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复杂分析，具有普遍意义，值得任何改革中的当政者关注。

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 篇8

一、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个别企业的生产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但整个社会生产却处于无政府状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比例失调；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一方面盲目扩大生产，另一方面拼命剥削工人，造成生产巨大增长的趋势同劳动群众有限购买力之间的矛盾。

二、直接原因：生产和销售的矛盾

上述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过剩，而是一种相对的过剩，不是说生产出来的东西超过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实际需要，而是同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相比，超过了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如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但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且工人收入增长水平远远赶不上经济发展的水平，劳动人民日益相对贫困。这必然限制了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造成市场的相对狭小，并由此导致建筑业、钢铁业、汽车业等许多部门的生产先后出现相对过剩，导致供需矛盾扩大。

三、具体原因：信贷消费过度、疯狂的股票投机

20年代后半期，美国市场日益盛行分期付款即“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以此来刺激消费，造成市场的虚假繁荣。如华盛顿街头私人汽车排成了长龙，这里的汽车70%以上是贷款来的。这种繁荣不是社会实际消费能力的增长，而是一种提前消费的形式。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消费的疲软。而资本家为眼前利润所驱使，盲目扩大生产，使得生产和销售的矛盾日益尖锐。

学生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 篇9

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设备不符合国家安全标准而导致学生受伤。如10月，某校学生胡某，在回寝室途中，推开男生公寓玻璃门时，玻璃门突然破裂，导致胡某右手四指受伤。学校男生公寓大门采用玻璃结构，危险系数较高，但学校并没有对易碎的玻璃门进行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从而导致胡某被玻璃门划伤。一些体育设施年久失修，安全隐患很大，易发安全事故。如某校一学生在校内健身器材场地“荡千秋”，突然绳子断折，致使学生跌落脚部骨折。一些破损的教学仪器或过期的化学实验品等也很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二)学校组织教育教学活动管理不力而引发

学校开展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如果组织不够严密，教师思想上麻痹大意，未对学生进行相应的安全教育，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也未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那么偶发伤害事件很容易发生。如月，某校学生余某在实验课上做实验时，同班另一同学的手从他的酒精灯上划过，不慎将正在燃烧的酒精灯碰到，随即酒精灯爆裂，挥洒出来的酒精喷射到余某脸部，导致余某脸部起火，造成面部小面积烧伤。又如某一学校组织近50位志愿者，前往该校文明共建单位进行文明共建活动，帮助其打扫大楼的公共卫生。而组织活动的老师在活动过程中没有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在打扫过程中，该校女生曹某误将顶层的三角透明窗户当成厚层塑料，将手按压在上面时，玻璃破碎，从大楼二楼跌落，造成手臂和脊柱骨骨折。类似学校组织的各种课内外活动中，因教育管理不到位而引发的学生伤害事故屡见不鲜。

(三)儿童自身原因所致

由于儿童处于生长发育过程中，儿童在活动中往往很难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有效控制，即便各种教育管理措施都已到位，有许多时候也不可避免的发生活动时“不小心绊倒”，以及相互之间的碰撞，导致摔伤头、磕掉牙、骨折等伤害事故。这是因为儿童安全知识存在空白区，缺乏一定的防范能力。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在低龄儿童中有近一半的孩子没有一定的安全意识，有一成多的孩子安全意识极其淡薄，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危险缺少应有的防范，不知道躲避危险。瑞典和日本的有关专家研究表明：儿童对迎面而来的汽车常常不知道躲闪，过马路只注意一个方向的车辆而不顾另外一个方向，对汽车车速的快慢缺乏正确的判断力，误认为噪音小的汽车没有危险等等。

(四)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引起

现在学校涉及安全方面的管理制度非常多，可谓“制度健全”，但真正落实到位的却很少，以致发生事故后悔莫及。如学校制订的各种安全应急预案束之高阁，既不组织师生学习，也不演练，导致事故发生时措手不及。在“5.12”大地震中，平时经常组织紧急安全疏散演练的四川安县桑枣中学等校，在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快速有序的组织师生紧急疏散，师生无一伤亡，但许多学校却未能在第一时间作出有效反应，付出了许多生命的代价。虽然在这种严重自然灾害下导致的非正常伤亡，社会和家长不会追究学校和教师的责任，但留给了我们教育工作者深深的思考。

(五)监护人没有履行好责任所致

大学图书馆即将发生第三次革命 篇10

“厕所不臭、手纸管够”也是反映一所大学图书馆品质的指标。

好图书馆独到之处

以去全国各地各高校图书馆的经验，我的结论是：不一定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就样样好，一些不太著名大学的图书馆也多有独到之处。

如泰山医学院图书馆，全力打造阅读疗法，将阅读疗法理念贯彻到各个业务流程。大厅环列的展板张贴着“大学生常见心理问题书方、解惑电影推荐、疗伤电影推荐”等，期刊阅览室门口摆放着写着“精神快餐部”的小立架，推荐心理学刊物。阅读疗法研究室是该馆实施阅读疗法的独立部门，面积很大，堪称馆中馆。学校将学生活动中心安排在阅读疗法研究室隔壁，取名“舞悦厅”，门口介绍音乐疗法知识，以期和阅读疗法相辅相成。

泰山医学院大厅里摆放的“规章制度大转轮”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它的样子就像各个小区常见的轮状健身器材，但轮子横梁上悬挂的都是单页塑封的图书馆规章，正反面一样，站在轮子前后都可以看，同学们会因为对这个轮子的好奇而走进它、转动它，非常自然地就了解了利用图书馆的注意事项。

有些高职高专图书馆的做法也很有创意，如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开发的借书系统，将读者分为童生、秀才、举人、贡士、进士、探花、榜眼、状元等六个级别。刚入校的新生都是童生，一次可借6册书，如果经常参加图书馆举办的活动，每学期借书很多且专业书占较大比例，在系统中的积分就会逐渐累加，慢慢升为秀才、举人……直到状元，状元可借图书13册。如果下个学期借书少、懒得参加活动，级别还会逐渐下降。

据我所知，还有的图书馆以罚玩通关游戏替代还书过期罚款。通关游戏实际上是卡通式的关于图书馆规章制度的多选题，谁不想交罚款，就在电脑上做题，做完且做对了就可以免罚款。这个办法既减轻同学们负担，又不伤害读者对图书馆的感情。

苹果风波本末

就像大学的优劣不能看校门大不大一样，图书馆的优劣也不能只看楼高不高、设备先进不先讲，而是要看它是否人性化，是否处处为读者着想。

内举不避亲，我就以自己工作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北大图书馆一致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图书馆，建筑雄伟、馆藏丰富固然重要，但“厕所不臭、手纸管够”也是反映一所大学图书馆品质的指标。一家再有名的图书馆，各方面再优秀，如果一进门，气味不堪恭维，处之无法久留，也谈不上是一流的图书馆。

为了使图书馆保持气味清新，也为了使做事马虎、不拘小节的年轻人在图书馆免受内急无纸之灾。北大图书馆从2011年开始，在全馆所有厕所提供免费手纸和烘手机。刚享受这个待遇时，很多同学多拿多占，手纸一撕就是一丈多长，图书馆不停上纸，花费巨大，感觉真是一个无底洞。但到了下半年，同学们看见手纸供应及时，随到随有，也就不再霸纸存纸，手纸供应量逐渐趋于稳定。

为方便同学们，图书馆员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思考同学们需要什么，该怎么改造传统服务、推出新服务，但有时候好心好意策划的项目，却受到社会和同学们的不理解，不得不忍受巨大的委屈。

比如图书馆意识到，随着电子书阅读器和平板电脑的普及，移动服务和数字阅读是个大趋势，所以在全国图书馆首个上马了移动图书馆平台。又考虑到苹果公司的iPhone和iPad深受80后和90后追捧，而学校里有些学生没有条件接触这样的产品，故而兴致勃勃地策划了一个方案，划出了一块区域，作为苹果产品体验区，以提高同学们对苹果产品和图书馆移动平台的感性认识。

当然，图书馆和苹果的合约上是严格杜绝从事任何经营活动的。但由于“北大无小事”，结果体验区刚刚摆上设备，记者闻讯而至，在根本不深入了解图书馆的初衷前提下，就给我们扣上了“公益机构商业侵入”的大帽子。图书馆Hold不住舆论汹汹，只好暂停了推出体验区的进程。

北大图书馆设置体验区是2011年9月的事，未遂，到了12月，上海图书馆的数码体验区成功开放，大受读者欢迎。

北大图书馆之外，我欣赏的图书馆很多。比如清华大学图书馆，追赶信息技术潮流非常之快，该馆网站上有一个“体验实验室”栏目，里边有聊天机器人、社交网络、图书馆工具条、RSS订阅等，特别是聊天机器人——小图，可以和你自动对话，帮你了解图书馆和查资料。我7岁的儿子放学后，就经常逗小图，教它回答：“我是不男不女。”但小圖很狡猾，故意学不会，总是回答：“我是外星人。”

清华大学图书馆有很多系统，如“失物招领系统”、“读者建议系统”、“图书捐赠系统”，好像图书馆的事没有什么不能做成系统。这些系统大大规范了各项工作的程序，减轻了图书馆员繁重的事务，提高了工作效率，也充分体现了以技术见长的清华大学的特色。

最近清华大学图书馆发动学生拍摄的短剧《爱上图书馆》在微博上颇爱欢迎。《爱上图书馆》用章回体叙事，每集选取图书馆服务的一项小内容作柔性介绍，而且剧情编得很诱人。这种形式开创了图书馆宣传推广的新范式，不仅学生喜欢，我们同行中也是有口皆碑。

第三次革命：数字资源的科技和艺术体验

常言道，细节决定成败，评价一座图书馆的“成与败”不必看它藏书量多少，占地面积多大……只要留心看几个细节即可。

走进图书馆时要留意下，有没有专为方便残疾人而设计的无障碍通道，电梯内有没有方便坐轮椅者看楼层号的反光镜，厕所内有没有供残疾人专用的坐厕、专用坐厕的干净程度等。

其次就是看没有校内证件、带身份证和工作证能否进馆。好的大学图书馆都可以办临时阅览证，或有其他制度保证身份清晰的社会读者进馆。倘出示了两证，好说歹说，仍不能进馆，说明这座图书馆缺乏服务社会的理念，是座“小气”的图书馆。连带着这所大学恐怕对公众也不是太友善，恐怕也没有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

看读者带着书包能否进阅览室也是很重要的细节。如果允许带包进，那么说明这座图书馆的门禁系统、自动化系统比较先进。

还有个更容易的办法，那就是去厕所看看，看看有没有手纸，有没有烘手机，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wifi信号，信号强不强。如果以上这些细节都做到了，这座图书馆绝对错不了。

越来越人性化是大学生图书馆发展的趋势，近20年来大学图书馆发生有两次革命性的变化：第一次是在1990年代，基本实现了由“闭架式”转为“开架式”——上世纪80年代借书，读者需先在目录盒里查书，然后在条子上写书名，交给图书馆员，由馆员找书发书。上世纪90年代变成了目前的超市式，读者直接在书架间找书挑书。第二次是在新世纪头10年，基本上都建设了数字图书馆。

种种迹象表明，在新世纪第二个10年，大学图书馆将发生第三次革命，逐渐进入到“数字资源的科技和艺术体验”的新阶段。其特征是：书架将大量地退回到密集书库，留下更多的空间供学生使用家俱、电子设备，完成学习、研究和小组讨论。图书馆的采购眼光（包括文献采购的眼光和其他设备采购的眼光）和设计眼光将极大地决定一个图书馆的品位和读者的满意度。

换句更通俗的话说，我认为不久后的图书馆将是一切为了教学科研的“变形金刚”：大学生图书馆=海量的数字资源+精装修样板间+创意无限的可移动家俱+数码体验中心+艺术展览馆+迷你研究厢集群+大中小型讨论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