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共3篇）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 篇1

读《1911年中国大革命》有感

1911年，一个响遍全世界的年号。在昏沉与革命的年代，人们使用不同的武器或保卫尊严，或长自己威风，或用生命的一滴一滴血唤醒沉睡的母亲，他们用最深沉的声音呼唤着华夏子民：革命吧，兄弟姐妹们！

革命的意义是什么？秋瑾同志在踏上死刑台的那一刻用最朴实的心声呼喊：革命是舍弃自己的孩子，为了天下的孩子。她血和泪的教诲刺痛了我的心。这是一位多伟大的母亲，她用生命回答了革命的意义。孙中山同志的话激起人民的战斗之心：我们要革命，用武装夺取清王朝的气息，撕毁那些卖国求荣的条约，用中华儿女的身躯抵挡外国侵略的野心。

这本书里，无一不透漏革命的胜利与代价。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的意义是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建立了共和，是全面现代化的起点，是现代民族国家重建的开始。

辛亥革命以建立模仿美利坚合众国为目标，建立美国式的政治架构；这也许是那时人们探索的唯一出路。辛亥革命采用一百二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手段，是要以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用武装起义建设一个新中国。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法国大革命的剧本在演出，孙中山等先行者经过十几年艰辛奋斗，终于将“一个人的革命”演化成全民族觉醒，用全民族的力量对抗清政府与外来侵略的勾当，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政府临危阵前换将，启用袁世凯职掌朝政，南北对峙一下子由满汉之间的种族冲突变成了汉人之间的对决，慈禧太后悠悠的哭声中蕴含了清王朝走向灭亡的轨迹。辛亥革命后半场放弃了法国大革命的老套，在经过短暂和谈后，孙中山用最宽大的胸怀让位于袁世凯，南北握手言欢，清帝退位，五族共和，改变了中国的昏沉，唤起人们保卫家园的热忱。

对于辛亥革命这个结果，众说纷纭，许多人觉得这场革命由于列强和资产阶级的介入，这场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革命归于失败。但是，从整体上讲，辛亥革命超越了法国大革命，他不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避免了一场血腥，这无疑不是一种智慧。在当时人们对和平需求的氛围下，握手言欢，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同时也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 篇2

1759年,乾隆皇帝几乎将整个中亚细亚置于他的统治之内;1867年,阿古柏闯到喀什,在短时期内统治了新疆;1876年4月,左宗棠率军进入新疆,同年10月,左宗棠收复了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新疆又归属于中国;1911年,中国建立共和制后不久,云南人杨增新被任命为新疆的省长,且平定了省内叛乱,为中国保全了新疆;1928年7月7日杨增新遇刺,他的继承人金树仁由于苛政、贪婪和压迫,激起了多次叛乱和内乱,自此新疆经历了长期的混乱局面;内战、外患、灾荒始终伴随盛世才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直到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成为了新疆历史的转折点。

辛亥革命将中国社会带入到社会大变革之中,新闻事业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短期的办报高潮;与此同时,在新疆,统治者的治疆政策,旨在维护自己在新疆的最高统治地位。这些思想、政策的共同影响,孕育了新疆新闻事业的产生。

新疆新闻事业开始时间较晚,其发展具有单一性,主要以报纸的发展为主。社会的发展和变迁促进了新疆新闻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同时新疆新闻事业也真实的反映了1911-1978年间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局面。随着新疆政局的变化,媒介在统治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日益凸显。这一时期,新疆新闻事业便得到了缓慢的发展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报纸种类日渐多样化;新闻时效性不断增强。

一、报纸种类多样化

1911-1978年,报纸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形成了报纸数量由少至多,报纸种类多样的特点。

1. 自辛亥革命爆发开始直到盛世才统治初年

辛亥革命的爆发,新思想的传播影响着中国的各个区域。而在中国西北边陲,在杨增新、金树仁这些封建军阀的统治下,他们极力反对新思想在新疆的传播;同时,杨增新对新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血腥镇压革命势力、牵制与羁绊,实行“愚民政策”;随后,在金树仁统治时期,他延续了杨增新时期政策的弊端,财政危机加剧,欺压百姓致使民不聊生。

这样封闭的统治政策和对传播活动的限制使得新疆的社会文化事业异常落后,文化教育水平低下,所以这一时期采取的各类压制政策,使新疆新闻事业在这一时期发展十分缓慢,新疆新闻事业仍处于非常落后的阶段。乌鲁木齐官方报纸《天山日报》,就是当时城中唯一的一份正式报纸。而这一时期,像喀什噶尔等地并未出现报纸,更没有印刷书籍;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报纸数量极少、种类单一。

2. 从盛世才统治时期起直到新中国的成立

这期间新疆新闻事业的发展经历了一段复杂的历史时期,报刊数量有所增加,使这一时期的新闻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盛世才统治时期,他标榜亲苏。在苏联的支持下,盛世才开始恢复新疆的经济,并推广教育、文化事业。他注重教育,尤其是少数民族教育,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的学校、少数民族文字的报纸都相继在各地出现”②。至此,新疆才开始对教育、文化方面加以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新疆新闻报纸数量增多,推动了少数民族报业的发展。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新疆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反动势力与新疆和平进步的力量之间展开了激烈斗争。在此期间,三区中的进步势力对新疆新闻事业的发展做了巨大贡献,他们深刻认识到新闻传播在革命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并开创了各地报纸、杂志,无论在报刊数量还是在报纸种类方面都推动了新疆新闻业的发展。

这一阶段出现的报纸数量多,种类多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临时政府建立的用维吾尔、哈萨克、俄、汉四种文字出版的临时政府机关报,该报成为三区革命在伊犁的喉舌,随后发展成《前进报》;阿合买提江于1947年2月在迪化创办的《觉醒报》,该报的创办旨在揭露国民党当局日益加剧的暴行,《觉醒报》成为三区革命在迪化的喉舌。“联合政府”破裂,“新盟”成立后,《觉醒报》由迪化带回伊宁,交给伊宁“七区民主联盟”作为他们的机关报出版发行;这一时期出现的报纸还有《人民之声报》、《民主报》等,这些报刊主要刊载三区革命相关新闻。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原《天山日报》更名而发展的《新疆日报》、《真理之路》、《喀什日报》(该报的出现改变了上一阶段喀什无报的情况)、《雅勒肯》报,同时还有促进思想进步,鼓舞青年士气的《福星》报;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新疆还出现了很多种类的杂志,包括《阿勒泰》、《奥尔乃克》、《新盟》、《曙光》等,还首创以妇女为研究对象的《妇女之声》杂志。这些众多报刊、杂志的出现,无疑推动了新疆新闻事业的发展,使报纸出现了种类多样的特点。

3. 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间

1949年后,新疆进入和平时期,各族人民都积极地投入到生产建设中。此时新闻事业的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新的报刊,主要有出现在喀什噶尔的《喀什报》、《民族画报》等。这些报纸的出现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产物,是丰富报纸类型的主要方面。

纵观三个历史阶段,1911-1978年间,新疆新闻事业形成了报纸数量由少至多,报纸种类多样等特点。它的发展变化是在新疆不同统治者政策之下进行,政策的不断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报业的发展。

二、新闻时效性增强

对上述三个时期出现的报纸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疆新闻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新闻时效性不断增强。这种变化源于人们对新闻价值的不断追求,同时这种变化仍受制于统治者的政策方针。

杨增新、金树仁统治时期,他们极力封闭新疆,不允许国民政府的力量渗透到新疆。凡是从内地来的人不经批准,不得入境,他们还执行着严格检查邮电的政策。他们试图阻止新疆与外界的联系,不希望新疆与中央有直接的关联,同时也不希望新疆了解外界新闻。因此在30年代乌鲁木齐唯一官方报纸“《天山日报》大小事情无所不登。报纸上有半年前就已在北京和南京见到的‘新闻’。只有那些被认为是适合当地居民的或无碍治安的消息才能见诸报端,很少有什么真话”。③这一时期的报纸最大特点是根本不重视新闻的时效性,更多的是关注报纸上要刊登的新闻是否有益于统治者自身利益。

盛世才统治之后,随着政策转变,报纸种类、数量上的增多,使统治者对新闻传播的依赖性增强。尤其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党反动势力与新疆和平进步的力量之间斗争的日渐激烈,新闻传播成为让人们了解社会状况的最好途径。这一时期,以阿合买提江为首的临时政府代表,极为注重新闻的传播效果,不仅通过新闻让人们了解社会状态,同时也通过报纸媒介宣传其和平民主思想。

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报纸中,大量刊载的新闻都是新近发生的客观事实。以《新疆日报》为例,这一时期,《新疆日报》成为了国民党的耳目喉舌,在张治中与新疆“三区”代表进行和平谈判期间,《新疆日报》开始成为了这一时期迪化舆论的主战场,国民党和三区代表都利用《新疆日报》表达自己的心声,进行政治、思想宣传,并且引导舆论。《新疆日报》中会及时的刊载这一时期相关会议的通知、会议讲话全文刊载、会议申明等内容,同时还包括一些指导性文章、社论、专题讲话、时事新闻等内容。这些内容都讲求新闻时效性,将新疆政治局势发展的真实状况如实的反映在报纸上。

新闻时效性的增强,是1911-1978年间新疆新闻事业发展过程中的另一特点,新疆的报纸、刊物及时的报道政局报告、会议消息,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充分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

结论

1911-1978年间,新疆政治环境的变迁,统治者政策的改变,使新疆经济、文化、教育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在政治大变革中,新疆新闻事业开始兴起,经过缓慢发展,最终走向了新的发展。新疆新闻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报纸的种类不断增多,新闻时效性不断增强。新疆新闻事业这样的变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疆各民族团结、民族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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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储安平浦熙修/著,杨镰张颐青/整理,《新疆新观察》[M],新疆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5]包尔汉/著,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3月北京第1版

1911:一个县城的辛亥革命 篇3

一夜之间，革命了。

1911年10月10日夜，湖北新军在武昌城内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各地纷纷响应，宣告独立。

这一天来得必然又突然。甲午战败后，维新派、革命党轮番登场，这是中国人，尤其是官僚士绅最为惶恐不安的时期。大家都知道中国必须变，但不知道怎么变，尤不知道变了后自己会怎样。武昌起义后席卷全国的“独立”浪潮，则把这种惶恐不安推到了顶点。

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描述了这种惶恐不安和与之相随的混乱在地方、民间的情形；沈从文《辛亥革命的一课》对辛亥革命时的湘西凤凰也做了追述：那时他还小，“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革命后地方不同了一点，绿营制度没有改变多少，屯田制度也没有改变多少……”

这段时期在福建省《上杭县志》上的记述是：“上杭知县龚时富被迫于11月19日伪称响应。至12月18日，暗地指使团防局民团等千余人围攻民军（一称革命军）驻地百获堂，致民军殉难48人（本籍42人，外籍6人）。”事后，辛亥革命起义军王挺（管带）入城调解，“判县赔琴冈小学银元8000元，建烈士祠、墓及抚恤费银元7000元。”

辛亥革命光复烈士祠位于上杭县城东的汀江岸边，1939年冬集资重修，后因水患火灾，现仅存残墙断壁。

单单通过县志的粗线条记述，我们无法知晓这场革命在上杭城里的具体细节，宏大的历史也不会给予一个小县里发生的事情过多关注，但是通过时人的追忆和学者们的研究，当时上杭城里不安、混乱的情形就会来到我们眼前。很多事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是“闹剧”，但是当事之人都是认真地去做的——当涉及身家性命时，没有人敢去马虎。

革命前夜

汀江自北向南流过闽西，在广东省大埔县境内与发源于粤东的梅江汇合后称韩江，向南经潮州注入南海，流域内居民多是客家人。上杭就在汀江岸边，地处闽赣粤三省交界处。

时人吴梅林（上杭县临江镇人，曾任上杭县政协委员，琴冈诗社首任社长）曾追忆，当时的上杭是三省货流积聚之地，赣南的米、豆，闽西各县的纸、木、烟丝，都经汀江运到上杭的峰市镇，然后再顺流而下，经韩江运至潮州、汕头；从潮汕来的百货要运到汀属各县，或者赣南，也都要经过上杭。当时“杭城自东至西有大街，其两端延伸至东西两城门外，长约五里，有店铺七百余间，左右相对，鳞次栉比，市况繁荣，城中多故家大族，祠堂庙宇以及富贵人家之巨宅广厦，建造多类宫殿……虽偏处山隅，实一商业城市，亦有名之封建堡垒也。”

虽说是“封建堡垒”，上杭的革命势力数年来也在悄悄滋长。1905年，爱国诗人、时任两广学务处议绅的丘逢甲就与上杭本地举人丘复（南社成员，与柳亚子交好）在县城创办师范传习所（时称民立师范），招收学员60多人。1906年春天，上杭县衙为推行“新政”，开办了县立琴冈高等小学堂，接着又开办了崇正、务本、联珠、东溪、立本、崇德、敦睦等8所小学堂。上杭县城还设有工艺传习所。如同辛亥革命的第一枪由清政府创办的新军打响一样，这些新式学堂也成了传播革命思潮的地方。当时还有革命党人李宗尧在上杭稔溪开体育社，暗中组织民军（革命军），与各处革命党人联系。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和维新派各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展开了大辩论。《民报》宣传同盟会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新民丛报》倡导改良。吴梅林记述，以上两种不同思想同时在上杭知识界传播，“同盟会宗旨为爱国青年所欢迎，吸引部分前进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保皇会主张，符合一般地主绅士与部分大商人之愿望。然绅士中也有进步分子，如兰溪丘复与镇平丘逢甲。”

与上杭邻近的广东省大埔县是当时汀江流域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广州黄花冈起义失败后，客家籍同盟会员在大埔一带联络当地会党三点会，谋求在汀江韩江流域再度起事。大埔又是侨乡，华侨们将兴中会、同盟会的书报不断带回家乡，对青年学生的震动尤大。

在上杭县境，师范传习所的学生多是上杭县兰稔乡人，“既接受革命思潮于前，又与宗尧体育社接触于后，遂由思想而行动，而加入民军。”

上杭“光复”

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时，福建省上杭县蛟洋乡人傅柏翠刚满15周岁，已从县城琴冈高等小学堂毕业。其时他“仍回原校从师自修”。

少年意气的他参加了这场革命，并在日后留下了《辛亥革命上杭光复亲历记》一文，对自身经历的革命片段进行了追忆。

武昌起义打响一个月后，1911年11月9日，福建革命党人光复福州，随后成立中华民国福建都督府，推荐原是清政府福建提督的孙道仁任都督，宣告福建独立。

福建多山，位于闽赣粤三省交界处的汀州府（今长汀）又是省内距离福州最远的区域，省城光复的消息十天后，即11月19日才传到汀州，同时也传到汀州府下属的上杭县。

一直以来，人人都觉得要发生一点什么，如今这一天来了。武昌起义和福建光复的消息传到上杭，革命党、官僚、士绅、会党乃至地痞流氓都在第一时间忙起来了，人人都要做点什么，为了革命，为了趁机渔利，或者至少为了保住自己。

据当时的报纸《通问报》和《民立报》报道，当时整个汀江流域“各处人心惶惶”，汀州府城内“风声日迫，城内居民纷纷搬迁”。

11月15、16日，已有当地革命党人在上杭城内设立了民军报名处，鼓动起义，积极准备光复上杭。傅柏翠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了同盟会。“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便在一位从峰市前来串联的同盟会员介绍下，一起申请加入同盟会，每人交了一元大洋的会费，诵读了一遍同盟会的纲领，就成为同盟会会员了。我还为此而取名傅汉恢（据要以‘汉’字为名）”。他后来撰文回忆说。

大局变动，未来不知，人人都存在一个站队的问题，兹事体大，站不好不但保不住已有的东西，甚至还可能有身家性命之虞。上杭城的一群地方士绅和立宪党人也都在第一时间聚首商讨对策。他们行动一样迅速，就在11月19日福建光复消息传到上杭的当天晚上10时，上杭宣布“光复”。县衙外竖起了“恭祝中华民国独立”八字大旗，沿街的店铺也都挂上了书有“新汉万年”四字的白旗，并放鞭炮以示庆祝。

上杭宣布光复后，又过一段时间，福建都督府的文告到县，上杭旧知县龚时富“仍旧供职”。

光复后的上杭情况也正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所说：“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

对换汤不换药的上杭光复，吴梅林对此的记述是“然地方官绅，阴顺阳违，政权武装，仍旧不动。民军方面仅有六轮手枪及自制炸弹，实力不厚，无可作为。”对于原因，他的解释是“时局急剧转变，地方官绅……如投靠新军，则恐清朝复辟，有株夷九族之虞；反对独立，则恐新军得势，不能分享成功之果。”

接下来的事情之一是剪辫子。傅柏翠等“加入同盟会后，首要一事是剪辫子，以示与清王朝决裂……我们还各买了一件对襟的卫生衣为‘制服’，将它作为革命的象征。”

傅柏翠等剪辫后回乡，“庙会上看戏的群众见我们头上没有辫子，很感奇怪，纷纷把视线从戏台转移到我们身上来”。除了诧异，还有人见了没辫子的革命党的感觉是“惶恐”，“我们返回县城后，某次，几个人一起走到江边，看到江中正驶着一艘船，我们怕它夹带旗人逃走，就招手呼喊：‘船上是些什么人？’船上人见呼喊的人是没留辫子的‘革命党’，十分惶恐，急忙回答‘船上并无满洲子’，边说还便打躬作揖。”

时人廖荻甫也写到当时人民对“光复”的不同反映：“老成人以为满清的江山就会一旦之间被哪些革命党推翻掉吗？光复，光复，决没有这样容易的事情。那些干革命的人，将来一定会遭受丧身破家的大祸；有的人认为干这些把戏的，大多是有神经病的知识分子和流氓婪子。从今后，家无主，国无王，世界恐怕不堪设想了。惟有青年知识分子则感到恶劣的专制政权推翻了，我们汉族翻了身，抬了头了，莫不痛快雀跃。”

樊彪来了

革命党既然被“老成人”认定为“有神经病的知识分子”，接着，“流氓婪子”也真的来了。

“光复后不久，旧营游勇头目樊彪便乘虚冒充‘革命军’，纠集武装进城敲诈勒索，搞得人心惶惶”，傅柏翠写道。

对此，吴梅林的记述是“在此大局动荡之际，桀黠者乃乘机窃发，肆行掠夺。”

樊彪是湖南人，本是满清绿营兵，却开了小差，辛亥革命前他一直在潮汕一带娼家搞生活。革命旗号既然旧官僚打得，樊彪打起这个旗号来也很顺手。11月21日，樊彪带着十多个人一进上杭城，就也像革命党一样到处张贴告示，自称是“新汉民军统领兼理粮饷”。

打头的“新汉民军统领”是假，“兼理粮饷”才是真。进城当晚樊彪就到县衙和厘金局要粮饷。旧知县龚时富搞不过他，“以‘龙边（光洋）’二百元与之”。

樊彪进城时，上杭城内清军有福(金队)营一哨40人，毛瑟枪40支——指望他们去赶跑樊彪是指望不上的，他们都是樊彪的湖南同乡，并且经樊彪一番诱导，福(金队)营还有12条人枪跟了樊彪。真正属于地方官绅地方的武装力量——团防局的团勇（有十多个）、民团和商团，民团和商团平时在家在店，有事就集中起来。他们只有一些土铳、大刀、长矛等武器，此时尚无力制约樊彪。

跟樊彪混在一起的还有一些会党。搞到光洋二百元后，樊彪依旧出入娼馆。“杭人以其出身不正，必为盗匪，人心惶惶，团勇、民团及商团，彻夜巡守，为之戒备。”

所幸樊彪还有更多事要干。在上杭城里过了一夜，他就带着人马一路开往汀州府去了。那里的清军巡防营也是他的同乡，他要去做光复后的汀州都督。

真假民军

樊彪来到上杭城时，上杭的革命党人首领李宗尧正在广东大埔，在那里他组织了民军，并任民军司令。

樊彪到来时，上杭城内的革命党人力量既不足以赶跑樊彪，也不足以安定地方，就驰书大埔民军，请其速派队伍来上杭协助。

11月24日，樊彪离开上杭后两天，李宗尧派革命党童国珍率40人的民军抵上杭。“通街鸣炮欢迎。”

进城后，童国珍即与城中军民官绅在团防局开会，会上推举童国珍为军政长，地方绅士分别为民政长和财政长。

上杭城内的力量对比再次发生变化。民军控制局面后宣布了革命纪律：“一、违背宗旨者，二、泄露机关者，三、毁坏学堂者，四、焚毁教堂者，五、杀害洋人者，六、抢劫商店者，七、强买强卖者，八、奸淫妇女者，九，扰乱治安者。有一于此，杀无赦。”

接下来，又有“革命党”来上杭了。童国珍部民军到上杭后才一天，“又有一支自称民军的队伍由杨伯震、温开元率领进城”，这队人马进城后的动静一点都不小，“队伍进城后，当晚就在琴冈小学召开大会，传集全城官绅和各界人士都来参加，上杭知县龚时富和前琴冈小学校长陈紫垣（举人）也到了会，杨伯震是个粗人，在会上耀武扬威”，当天晚上，上杭城内的政权班子也重新推举，杨伯震取代童国珍成为军政长。

知县龚时富的辫子这次差点被剪，并且他遇上“清算财赋”的麻烦。当上军政长后，杨伯震去了县衙，向龚索取饷银二千元，龚拿了五百元出来。要到钱后，杨伯震、温开元就去抽大烟了。

接下来的事情让傅柏翠大吃一惊，“我和新加入同盟会的几位同学闻悉队伍要开赴前方去光复汀州府治长汀县，就马上报名参加，并兴致勃勃地备好服装，打算当晚离开学校到部队集合宿营，以便第二天清早随同出发。不巧天下大雨，出不得门，乃决定推迟到第二天清早再赶去。但第二天天亮却听说大埔民军部队首领李宗尧亲率部队赶来上杭，进驻阳明祠，当晚与童国珍等人率带武装突入县衙，击杀温、杨等为首分子，并砍下他们的脑袋示众。当我看到阳明祠的门口果然摆着六个人头时，不禁大吃一惊，侥幸自己昨晚没有前去和他们混在一块。”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范启龙后来在《辛亥革命在汀江流域》一文中写到，民军之所以除掉杨伯震、温开元，乃是因为他们是“三点会为首分子”，“冒充民军进行勒索捣乱”。傅柏翠的记述是“温开元是杨伯震的师傅，是‘三点会’的首领，称做‘大伯’”。

“罪魁”郑传书

温开元、杨伯震的势力被消灭后，童国珍的武装留驻上杭，李宗尧则带部队向长汀进发，到长汀后就与当地同盟会会员和巡防营取得联系，协商汀州都督人选问题。

这时，樊彪也经武平到长汀了。据《长汀人民革命革命史》记载，樊彪这个“革命党首领”是打着来汀安抚的口号来的。一到长汀，樊彪就去找巡防营的湖南同乡们，同时散布“民军来汀是要缴巡防营的武装”等传言。冲突发生了，樊彪与巡防营包围了民军驻地永定公所。双方激战四昼夜，樊彪未能攻破民军。

樊彪到监狱找到两名“狠角”。此二人是死囚，樊彪告诉他们，带煤油爬上永定公所放火烧屋，事成可将二人无罪释放。二死囚冒死放火，永定公所成一片火海，民军战败，李宗尧仅带少数人员突围而出，其余几十人牺牲。

此时在上杭，地方官绅与民军的矛盾也在加深。民军屡屡催促龚时富清算财税，销毁满印，龚迟迟不办。民军需要吃粮，龚时富答应以义仓储谷给民军当军饷。这义仓本是上杭居民用来备荒的，有乡绅就散布危言，“谓义仓储谷拨充军饷，明年春荒，何以接济。居民问讯，咸起反对，敌视民军……是固龚时富金蝉脱壳之计，以义仓储谷馅民军，以缓财赋之清算，又借此离间民军，使成敌国，计亦毒矣。”吴梅林写道。而且，民军在长汀大败给樊彪后，“杭人益轻视民军”。

因情势急剧转变，上杭民军请求大埔民军增援。12月18日，大埔民军十余人到达上杭。地方力量恐民军后续部队继续前来，决定先发制人，组成民团一千多人围攻民军驻地百获堂。围攻中，有“巨盗”、“惯匪”之称的郑传书身背煤油罐，登上百获堂屋顶纵火，民军大败。中国史学会所编的《辛亥革命（七）》一书对此的记载是：“在杭民军，遂全覆没。”

听到上杭变故后，樊彪又想来捞一票，带人乘了4艘船顺汀江而下，但被上杭民团击退，逃跑中的樊彪又被武平民团拿获。樊彪终被押到长汀，在西门外被杀。这时“狠角”郑传书又来了，他将死去的樊彪“剖其胸，取其心而烹食之”。

在上杭这边，12月18日事变后，知县龚时富出街安民，他逮捕并杀害了民立师范毕业生丘子溪等人。据民国《上杭县志》载：“子溪本非民军，因民军促时富算交财政，子溪甫自漳州归，参与其间，致触其怒。”

上杭民军被陷时，南社成员、倡办民立师范的上杭本地举人丘复正在上海，他便设法就此事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电令闽督孙道仁处理。

1912年1月18日，受孙道仁委派的管带王挺率所部400人抵达上杭。入城后，王挺主张和解，召集士绅商议解决纠纷。2月15日，决议责成城内赔偿银元15000元，其中赔修民团与民军接战时被毁坏的县立小学8000元，建烈士祠及抚恤费用7000元。

民军死难者多是是上杭兰稔乡人。根据吴梅林的记述，事变后上杭城内与兰稔乡人积怨甚深。城内人为了防备民军和兰稔乡人报复，前后戒严一个多月。期间郑传书“自伐其功，益骄纵，人皆侧目”，但在惧怕乡民报复时，城内人仍将郑传书“倚为护符，不敢撄其锋”。如今矛盾要和解，郑传书被公认为“肇事罪魁”，王挺将之诱捕，即日正法。“樊彪亲人某在军中，亦将郑剖取其心而烹食，为彪报仇。”